政治经济学定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政治经济学定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男性不育症；锌；生殖激素

中图分类号：R698+.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5-0515（2013）6-217-02

男性不育症是人类生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生殖内分泌激素与男性的发育、发生及有着密切的关系。锌对性器官和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还影响前列腺结构和功能[1]。2009年9月～2012年9月，我们对210例男性不育症患者在常规体检和分析等检查的同时，进行精浆锌、血清及精浆生殖激素（FSH，LH，T，PRL）检测，旨在探讨精浆锌、血清及精浆生殖激素水平测定，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断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男性不育症患者210例，年龄24～40岁，平均28岁（不育组）。身体健康，性生活正常，均为婚后2年以上未育。均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经男性学及配偶妇科学常规检查，均排除生殖器官先天性异常、遗传、内分泌障碍，以及损伤、感染等引起的器质性的病变。同时，以80例健康男子作为对照，年龄23～35岁（对照组），近2年内均有生育史，常规检查正常，无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1.2 标本采集与处理

要求被测对象用方法采集一次射出的全部，并排入清洁、干燥的采样杯中。收集的标本立刻放入37℃水浴中，待完全液化后取混匀lml，离心分离精浆（3000rpm，15min）。去除及其他沉淀物，吸取精浆贮存于-20℃低温冰箱中待测。被测对象在收集的当天上午9时左右抽血，分离血清4～6℃贮存待测。

1.3检测方法

1.3.1常规分析（SemenAnalysis，SA）采用计算机辅助全自动分析仪，检查结果参照WHO的分析标准，以密度≥20×109/L、活动率≥50%、a+b级活动率≥50%为正常值。

1.3.2精浆锌测定 用北京普析MB5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对两组精浆进行测定；

1.3.3生殖激素检测 用德国Roche411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两组的血清、精浆生殖激素。

1.4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用X士SD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 33例无精症和87例少精症患者精浆锌含量为（105±5.71）mg/L，对照组为（139±87.10）mg/L，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浓度与血清生殖激素FSH、PRL、LH、T的相关性见表1。

表1显示，少精症、无精症患者FSH水平明显升高，与正常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通过分析精浆激素，血清和精浆激素比值（B/S）。初步得出以下结果，见表2。

表2显示：

2.3.1精浆中FsH含量比较恒定，但在少精症、无精症中FsH的B/s值增高（P

2.3.2精浆LH含量在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精浆LH和血浆与精浆LH比值（B/S），各组间无明显筹异。（P>0.05）

2.3.3精浆T含量 在存活率低下症和个月观察生精功能恢复者巾有明显增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3.2.4精浆PRL含量，在少精症、存活率低下症中有明显增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3.1 不孕症患者精浆锌测定的意义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的调节是人类生殖生理活动的关键，任何一个环节有异常都有可能导致男性不育。缺锌影响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可导致减退，数量减少，重者可使生成陷于停止。本实验结果显示，无症组的精浆锌含量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降低（P

3.2精浆锌对生殖激素水平的影响

精浆中微量元素锌可以通过干扰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降低性腺功能[2]，甚者影响生殖激素的分泌。我们分析了33例无精症患者的精浆睾酮，发现生精功能损害到不可逆的情况下，精浆睾酮可以降低或者不变；少精症、活率低下症，其精浆PRL浓度高于生育组，并有显著性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看出，精浆锌隆低，生精功能障碍，精浆中T、PRL增高。而当功能受损到不可逆程度时，精浆睾酮下降或者不变。因此，精浆锌和生殖激素的测定，在男性生殖生理的研究和评价生育力的方法上可作为一项辅助指标，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3.3精浆生殖激素与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关系

实验结果各组间精浆FSH含量无显著差异，而血清FSH与精浆FSH比值（B/S），在少精症、无精症组有明显增高，与生育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原发性少精症和无精症患者，当功能受到损害时，分泌的抑制素减少，反馈作用降低，垂体分泌FSH增加，使血液FSH浓度上升。

参考文献：

篇2

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整体性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在这场讨论中，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首先展开的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路向与理论兴趣:一是人学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学者是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马克思关于人或社会的三种形态理论的启发，即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才能到达人的最高发展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即由人的“类”本性决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类哲学”的思路。［1］二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思路。有许多学者基于对苏联理论体系的反思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他们在文本层面上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在理论层面上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来重新解释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概括哲学的特征本质，形成了一股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潮。三是哲学史的研究思路。从学理上讲，关于哲学本质的回答需要回到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因此，人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向之争便直接引发了哲学史研究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争。其争论焦点是，代表马克思成熟思想的经典著作，到底是人学韵味浓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更为强调现实实践逻辑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无意识地突破了人学与实践哲学的范式之争，十分敏锐地提出，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动向，也是哲学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问题;但在当时，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将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类学问题上，他当时提出马克思对社会人类学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思想发展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哲学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2］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类学问题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整个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学界未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人学与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哲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突破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哲学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当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并未同时取得与哲学一样的进展，因此单纯依靠哲学界的自我革新很难实现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在无法获得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学科支持的情况下，哲学单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从而使得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不能突破哲学的学科意识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理论天地。当前学界所热议的理论整体性问题以及“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理论整体性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学术分工体制的弊端提出的。［3］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的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化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建设意识的主导下，哲学研究呈现专门化与学术化的趋势，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但与此同时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从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打破经院哲学(即所谓的学院哲学)的束缚，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61。哲学学科意识的束缚以及理论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缺失，对于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研究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学、类哲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没能与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学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人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学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相连———它在19世纪的学科分工体系中被定位为对原始社会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人类学已突破异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义其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学学科除了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更为前提性的则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即涉关存在论———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来探讨人类发展的起源、人类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发展的规律、人类前进的方向等。［5］人的本质是什么，不仅是人学研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学派把人定义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动物。基督教神学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绝不可能是像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学回落到神学逻辑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为中心对抗基督教神学的以神为中心，它不仅重视人的自然本性，也关注人类的理性和意志，从而引发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大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进化学派观点把人看作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从而将自然主义人学推向了极端;作为自然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向运动，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则在对宗教神学的反思中发展出了理性主义人学思潮，这一基于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被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思”是人的本质特征，“我思”是人与动物的关键性区别。这种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某种理论上的极致。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把“我思”(观念)理解成人的本质，而且把它作为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从而建构起庞大的观念论思想体系，并最终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顶点。而在德国的观念论思想之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发现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动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因而提出了“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域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不断探索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感和历史哲学韵味的人类学思潮。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人类学思想路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历史科学。今天，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国外研究的深入，我们应当重新拾起一度中断的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并将这种反思推向一个自主性的理论建构。这是中国学界走向理论自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们重拾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提供了极好的学科背景。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类哲学)有效沟通起来，以打开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类学只是一个在学科意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称”———因为学科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行规。换言之，人类学这一提法只是一个“方便法门”，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一名称本身，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关于这个问题，涉及两个重要的理论:一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二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之所以无法把政治经济学与类哲学有效结合起来，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受限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在马恩经典著作中，他们所阐发的政治经济学跟苏联所编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有差异的，其重大差异我们可以用恩格斯的定义来解释一下。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广义层面，一个是狭义层面。狭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谈论的劳动价值论、资本、货币、商品等这些实际上是隶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马克思有一个宏大的理论构想，但并没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资本论》第1卷)。根据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设想，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有六大部分，分别为资本(这部分后来演化为《资本论》的整个体系)、国家、土地、国际市场、国际贸易，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问题。换言之，苏联学界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马克思本人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马克思生前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整个思想完整地建构出来。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历史科学，按照恩格斯的定义，它指的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规律的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更为广阔，它不仅仅包含资本主义社会，也包含前资本主义社会，另外还包含东方社会，这是一个更大的范畴。这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恰恰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相重合，而狭义政治经济学则与经济人类学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关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不得不提到他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此我们主要以康德和费尔巴哈为例来说明。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认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讲授‘人类学’课程讲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毕生的书斋生涯其实都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终都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仅仅从认识论上的‘批判哲学’来看待康德哲学已经显得过于狭隘，必须从人类学的立场来考察康德整个哲学体系”。［6］1－2从这一角度来看，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是将神学(宗教问题)人类学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思考路向显然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费尔巴哈作为直接影响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宗教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期恢复人在哲学中的地位，这使马克思豁然开朗。

篇3

关键词：财政理论 心理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现在研究心理学在交叉学科的应用的学者提出“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的观点。如果只从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分析，会发现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除凯恩斯的理论外，我们也可以从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证其财政理论与心理学的联系。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对财政政策的定义为：政府运用国家预算和税收等财政手段，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的一种经济政策 。主要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是税收，财政支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预算拨款。

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运用财政手段（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财政投资等）调节供求平衡，但其主要通过收入分配发挥作用，所以，接下来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在考虑收入分配方面主要关注效率与公平的抉择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这一矛盾的阐述是：发展社会生产，就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引入竞争机制，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联系我国国情即为：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要坚决依法惩处。要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调节过高收入。要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同时，要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论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心理学上的解释。1.激励效应，允许或鼓励一些人先富起来会通过激励效应让并不富裕的人产生强烈的愿望及动力，有利于带动微观经济主体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有所增长。这种激励效应在很多企业都有应用，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种激励效应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每个普通的中学生都经历过体育跑步考试，在考试的时候，教师往往会找个跑的相对较快的同学在前面领跑，以激励后面的学生。2.公平效应，控制在心理学上可以认为是对激励应用的控制或规范。我想从跑步的例子入手理解。跑步的时候教师会找个跑得相对较快的同学带跑，但是好的教师还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差距，使我们和我们前面一个同学的差距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我们会产生可以追上的认知，才会达到激励的目的；反之，如果差距过大，我们会更加没有力气甚至放弃。这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中的“合理”二字，结合中国国情所指定的具体措施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

财政政策在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中的定义为：对税收和公共支出进行规划，以帮助抑制商业周期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就业率，避免过高的或剧烈的通货膨胀。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们主张政府的公共投资必须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较长时期的规划，并推行赤字运算；他们同意庇古关于税收的观点，将税收原则归纳为利益原则和牺牲原则，他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动稳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识的调节税率，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中跟我们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税收问题，也涉及到与心理学的联系。利益原则，即人们认为应当根据他们从政府活动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来纳税。牺牲原则，即腹水的安排应是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这两条原则都注意到税收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减少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并有助于尽量减轻这种影响。牺牲原则注重我们可支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利益原则注重我们对所付出的代价 （税收）得到回报的程度。只有我们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且我们的所得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在我们愿意接受范围内的相对不公平下的公平），我们才更愿意将我们所得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并更希望取得更多的收入，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凯恩斯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在各方面都有所异同，尤其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对个人收入分配（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宏观经济――对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影响。具体的异同可以从财政政策大体划分的税收、支出和预算三个方面分析，除此之外，这三种理论在财政方面区别联系细究起来甚至可从这三种学派最初对市场及参与者的假设开始分析。

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和我们生活的密切相关性，经济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进行，我们从中得到的效用对生活至关重要，也对我们的心理状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经济政策，只要影响我们的得到效用，就会引起心理的反应，从而得到心理学上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段海英，邓菊秋.《财政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2]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第十八版

[3]李杨.《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4]朱方明.《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5]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篇4

【关键词】 方法论;实证主义;规范主义;证伪主

一、方法论的定义与作用

在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与发展进行具体而详细的描述之前,必须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定义和作用有一个清晰的说明。方法论的定义也不不是一成不变,随着经济学理论的进展而改变,甚至有人说是经济学理论的变化与发展而导致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的发展与变化。其实,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二者的关系其实是相互促进的。按照马克・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定义:“方法论这个术语有时是用来指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这就完全成为方法的同义词。然而,这个术语更经常地是用来指对论证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在经济学领域中用来指导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

关于这个概念可以追索到拿骚・威廉・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就一直在关心上述问题。关于方法论的作用问题,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一文中写到:“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一切道德科学的分支中,先验方法是唯一确定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后验方法或具体经验法,作为一种达到真理的手段,对这些科学来说是不适用。但仍能证明,后者在道德科学种仍具有重要价值,它不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是检验真理的方法,将因干扰项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到了近代,按照丹尼尔・豪斯曼的提法,经济学方法论的作用如下:“经济学的方法论”理解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而科学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部分,科学哲学因而是认识论。

二、归纳与演绎方法之争

归纳与演绎是任何学科都要用到的两大方法,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也不例外,对于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应用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在该书中,斯密即引用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例来说明他的观点,也采用了演绎的方法来分析得出他的一些重要的结论。在那个时代,数学本身的发现所处的阶段以及它在经济学的应用并不普遍,斯密所采用的演绎方法都是比较简单。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遵循他的这一“二重法”路线,尤其是经过詹姆斯・穆勒与大卫・李嘉图之后,经济学方法基本抛弃了斯密的综合法,转到所谓的演绎-规则路线上去了。李嘉图无疑是这一方法的杰出代表。这后来则导致了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归纳与演绎的激烈争论最突出的两次争论:一次是发生在18 世纪马尔萨斯的归纳主义与李嘉图的演绎主义之争;另一次是19 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归纳主义与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的演绎主义之争。此后,争论并未结束。

古典归纳主义认为:“科学始于观察,观察是建立理论陈述的基础”。归纳法是建立科学理论的方法。如果满足归纳原理的条件,从有限单位观察的陈述中归纳出普遍性定律是合理,科学理论发展是真实知识的积累和递增。经验事实是真实,归纳法也是合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知识是不会错。运用归纳主义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历史资料进行详尽的研究,得出他的劳动分工一般原理,用的就是归纳的方法,又运用抽象演绎法分析经济问题,提倡归纳和演绎二重法。马尔萨斯强调归纳法,他根据其掌握的某些史实,运用绝对稀缺等概念,归纳出了“人口论”。

传统的演绎主义者李嘉图在他的著作中所运用的演绎方法带来了结果的确定性,使得李嘉图的继承者们看到了将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像牛顿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的希望;另一方面李嘉图把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式直接运用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偏好被熊彼特称之为“李嘉图恶习”。在李嘉图之后“边际革命”更是带来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的先兆。亚当?斯密主张二重法,是看到了归纳和演绎的各自作用,注重归纳法的倾向性在马尔萨斯那里得到了强化,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提倡用抽象的演绎方法来建立理论体系。穆勒也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归纳法失灵,强调演绎法是惟一适用的方法,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又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二重法。可见,从斯密到穆勒,中间尽管经历了归纳法与演绎法的论战,但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归。

三、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

经济学方法论第二个重大的争论是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这二者的区别在J.N.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得到了首次正式的区分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其实历史上经济学人很早就开始了经济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反思。归根结底,这体现的是方法论上的质疑,即经济学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实证经济分析和规范经济分析的论战,由来已久。这场争论以哲学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之争为基础,是科学哲学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延伸,其实质是科学哲学将命题分析方法渗透到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结果。

这场争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首次有意识地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和“艺术”的区分形式表达了令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视野。在此之前,萨伊曾将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相比拟,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一样,是实验科学的一部分,并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区分将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等逐出经济学领域,他并未有意识地做出实际意义上的实证与规范的区分。在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那里,主张将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区别为“科学”和“艺术”形式。“科学”是一系列现实经济的真理命题,指实证经济学;“艺术”则是一组规范性的经济准则,指规范经济学。

西尼尔则直接指出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应该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议。这种超科学的伦理价值导向会不可避免地援引价值判断,带上利益主体的主观偏好,影响理论的科学性。讨论实证与规范的区分,不能不提到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休谟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人们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此命题在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之间做了一刀切的逻辑区分,被称为“休谟的铡刀”。其意在表明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分。其后经济学一直围绕“二分法”进行争论。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对实证和规范分析做了更深入的区分,提出经济学“三分法”,即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他认为,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系统化知识体系;规范科学可定义为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一类问题的标准的系统知识体系;而“艺术”,目标是产生出准则,是实现给定目标的规则系统,是为达到目的而遵循的规则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论述中的“规范科学”沟通了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桥梁这一提法,为由来已久的实证与规范之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此后,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接受了源于西尼尔和约翰・穆勒的“实证―规范”二分法,凯恩斯的三分法并未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和接受。

四、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

经济学的发展到了20世纪,特别是随着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兴起,引起了经济学方法上的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真正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导入经济学的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一书。认为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应当是经验上可验证的命题,对于应当加以验证的是经济学命题的假定前提还是其预言,没有明确的态度,到了本世纪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有关方法论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在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得出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所谓的“有意义”是指在理想条件下做出的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可以想象这个假说能够遭到反驳。萨氏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后来他由操作主义转向描述主义就更加表明了他的这种偏好,不过经济学家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解释性的描述力。弗里德曼则代表了一种被称之为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认为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对于理论的预测已经放宽到不仅可以对尚未发生的现象,甚至可以对业已发生的现象做出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缪尔森的更加灵活、更具有实用性。弗氏甚至提出,对理论的假设前提的检验是不必要的。假设前提的虚假甚至不是它的缺点,是实证经济学的必要与优点,这类假设在某一特定领域是虚假的,在另一更广泛的场合则是可以加以验证。

他的这一看法也不乏批评者,认为弗里德曼关于假定的概念过于笼统,并区分假定的不同类型,甚至没有区分初始条件、辅助假说和边界条件这三种假定。萨缪尔森认为,精确的预言并不是理论之有效与否的唯一贴切检验,检验假定并不比检验预言来得困难,检验前者所需的证据并不一定难得,其检验结果也并不一定更为模糊。检验假定的意图有可能产生重要的领悟,有助于说明检验预言所产生的结果。萨缪尔森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称之为“弗氏扭曲”,这种方法论实际上认为一种理论的缺点越多,理论就越好。他认为这是科学的堕落,任何一种精确的科学决不会采用这种方法论。但是经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其实无论是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或描述主义,还是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二者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差异,二人实际上分享着共同的问题背景,都是以不同的方式

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对所谓的防御方法论加以改造,使之免受假定不真实的指责。

五、结论

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对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借鉴才刚刚起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鉴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别,需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发展真正适合自己的理论,这其中是离不开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与研究。

一方面要认真扎实地研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方法论争论,了解其演变的历史,弄清其何以产生的根由、转向和结果,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我们理论思维能力和准确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了解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借他山之石,促进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才有可能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经济学方法论上寻找突破口也许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篇5

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正确研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解析两者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既能科学地说明两者的本质关系,又能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提高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实效性。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作者：刘玥 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篇6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剥削；经济剥削；超经济剥削；狭义剥削；广义剥削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6－0009－06

一、引言

剥削是理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在解析它。当然，在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芸芸众生也依据自身的体验与感悟，用最素朴、最贴近生活的语言，直观地阐释评论着剥削(这种表述、评论以及相应的反抗行为每天都在上演着)。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为之深思。这里，首先需要辨析的一个问题是：应当如何科学地界定剥削?

二、对现有剥削定义的评析

(一)对正统政治经济学剥削定义的评析

我们知道，马克思穷40年心血撰写的鸿篇巨制《资本论》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及灭亡规律的，《资本论》的核心理论就是建筑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石之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的理论。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剥削作出明确定义。他们比较接近剥削定义的重要论述的有：

马克思说：“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

马克思还说：“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

恩格斯说：“剩余劳动和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的被别人占有，即超出工人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劳动和对劳动的剥削，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态的共同点。”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政治经济学辞典给出的明确的剥削定义，都是后人根据创始人的剥削观概括出来的，各种版本的表述大同小异，其比较规范的表述是：剥削“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剩余劳动，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

仔细审视正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政治经济学辞典关于剥削的定义，可以发现其中有三点不足：

1.这一定义只是概括了经济剥削，而没有反映超经济剥削。比如，依仗军事武力、行政权力、体制、政策等非经济因素，对社会个体或集团等的经济利益进行无偿占有。

2.即使将分析问题的范围严格限定在纯经济剥削领域内，定义将剥削限定为“凭借生产资料的垄断权而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也是十分狭隘不全面的。因为，历史与现实的纯经济剥削方式绝不仅有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具体来说，既有上述的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这是一种历史最久远、最普遍的剥削形式)，也有不同于此类形式的剥削。比如，生产资料所有者对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剥削表现为厂家对厂家的剥削，如拖欠货款、拒付欠款等；消费者对业主的剥削表现为欠费不交、损坏设施不赔偿等；劳动特别是高级劳动、复杂劳动对资本的剥削，如职业经理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并因此侵占资本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再有，国家对国家的剥削，如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等；当然，还有凭借流通资料所有权、垄断权对他人或社会集团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及其产品的剥削。如商业领域广泛存在的对非商业领域的剥削以及商业领域内部的剥削等。此外，还有凭借金融资本所有权、垄断权对他人或社会集团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及其产品的剥削。如金融领域广泛存在的对非金融领域的剥削以及金融领域内部的剥削等。

由上可知，正统政治经济学关于剥削的定义只能视为特定狭隘的剥削定义，它缺乏对这一范畴的抽象力和全面概括性。

3.这一定义明显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所提出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相悖。党的十五大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又强调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毋庸置疑，生产资料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按照公平原则，这一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作出了贡献，就应当获取相应的报酬。这一相应报酬虽然不是劳动所得，但绝不能认定100％都是剥削所得。这是正统政治经济学存在的明显不足。

当然，正统政治经济学上述定义之所以认定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垄断权获取的收益都是剥削收入，主要理由是：生产资料固然是生产要素，但不与劳动相结合的生产资料不过是死物一堆、毫无价值。

对此，可以这样反诘：“不与劳动相结合的生产资料不过是死物一堆、毫无价值”，但纯粹的不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空洞劳动”，难道就能创造财富和价值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实际上，财富和价值是由诸多要素的合力作用形成的。既然如此，将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得的收入定义为“剥削所得”，岂不是显得非常缺乏说服力吗?可见，合理的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得的收入，就是按要素贡献所获得的收入。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先退一步，姑且认定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取的收入100％都是“剥削所得”。那么，按照这一逻辑推理，这些生产资料所有者要是不剥削，他们又应当如何呢?显然，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将自己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厂房等统统拿出来让劳动者白白使用，而不能向其索要1分钱(索要1分钱就是剥削)。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纯粹的劳动者白白使用别人的生产资料而不付1分钱的代价，这岂不是“无偿占有”吗?无偿占有不就是剥削吗?!

分析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所获取的收益固然不能称为劳动收入，但绝不能将其完全视为剥削所得。

对于上述正统政治经济学剥削定义的缺失，还可以采取归谬论证的方法分析。按照以上单纯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取的收入都是剥削收入的观点推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划出大片国土兴办特区对外招商，由此收取的土地使用费就是剥削收入了?进而，我们

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剥削他国国民的剥削国家了?再有，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将大批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转给民营企业或私人经营并收取承包、租赁费，那也是对这些承包、租赁者的剥削了?还有，我国绝大多数的城乡居民在银行都有存款，以及还有数量极为可观的投资人在股票市场投资，他们因此而获取的利息及红利收入(财产性收入)也是剥削收入了?也就是说，我国几乎全体国民都是剥削者了?……显然，正统政治经济学的剥削定义是经不起实践的严格检验的。

但是，我们又必须正视，自从人类私有制产生以来，绝大部分的剥削现象，又确是建立在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以及垄断基础之上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因此，我们需要在前人理论贡献的基础上，对剥削范畴作出客观、全面、科学的概括。

(二)对《辞海》关于剥削定义的评析

僻海》对剥削的定义有二：“一是压榨、侵夺；二是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

这一定义可称道之处在于，揭示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势能差”特征：剥削者总是强势者，而被剥削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剥削”表现为“压榨、侵夺”，而“压榨、侵夺者”总处于强势地位。这一揭示与人类的剥削史完全吻合。

然而，这一定义存在两点缺憾：

1.定义过于宽泛。须知，剥削乃经济学范畴，而“压榨、侵夺”除了可以表示经济行为外，还可以表示非经济行为。比如，政治压榨、军事侵夺以及对社会成员的政治、宗教、文化等权利的侵夺等。这就是说，上述定义没有明确的特指性。

2.上述定义又将剥削表述为“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显然，这一表述比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剥削“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剩余劳动，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更为偏颇。因为，按照《辞海》的表述推论，不仅笔者以上指出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所忽略的剥削不能认定为剥削，而且公有制经济内也断然没有剥削，进而凭借公有财产支配权为个人捞取不当得益的行为就不叫剥削，混吃“大锅饭”、少劳不劳者对多劳者的财富占有也就不叫剥削，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三)对“通过抢夺、盗窃、欺骗和贪污来侵犯公、私利益而获得价值的行为是剥削”定义的评析。

这一定义也存在两点漏洞：

1.它只表述了超经济剥削的部分外延现象，而没有明确界定它的内涵。同时，它完全没有涉及经济剥削的内涵和外延。

2.将剥削所得仅仅界定为“获得价值”也是明显片面的，因为它排除了对活劳动、物化劳动、自然物的剥削占有，从而排除了非商品经济社会的剥削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诸多剥削。

总之，如上定义是一个粗陋的、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剥削定义。

(四)对“非法收入就是剥削”观点的评析

学者石康认为：“区分是否属于剥削的标准不应是收入所得的主体是什么人、是否拥有资产、是否雇用了工人，而应是通过什么手段取得收入，应通过对收入主体获得收入的行为进行分析来判断是否属于剥削。而对行为合理性的判断只能依据法律。获得收入的行为是合法行为，就不是剥削，非法收入就是剥削。”

笔者认为，以上立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法”作为上层建筑，具有再明显不过的阶级性。换言之，“法”都是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比如，奴隶社会“法”的本质就是维护奴隶主剥削压迫奴隶的种种利益。在这一原则取向下，剥削本身就是合法的，我们怎能将其因“合法”而界定为“不是剥削”呢?同理，封建社会“法”的本质就是维护封建主剥削压迫农民的利益。在这一原则取向下，剥削本身得到立法的保护，我们怎能将其因“合法”而界定为“不是剥削”呢?如此等等。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合法收入都是非剥削收入、一切非法收入都是剥削收入呢?诚然，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因而其立法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我们也不能基于此就认同如上的观点。理由如下：

1.社会主义有不同的模式，即便是同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也有其不同的发展时期。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所有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不同发展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都能够科学正确地阐释剥削，并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而通过执法正确地裁定和处置剥削问题。比如，就我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合作化化时期、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对剥削的认识和相关法律规定就有很大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怎能笼统地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合法收入都是非剥削收入、一切非法收入都是剥削收入”呢?须知，不同模式、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是会“打架”的1

2.从实证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以地方法规为依据，允许以象征性的超低地价甚至“零地价”向外商转让土地使用权。试问，外商由此“合法”获取的土地收益应不应当界定为剥削所得?再比如，在我国周边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认定“开赌场”是“合法”的。试问，赌场的“合法”收益是不是剥削所得?!

总之，认定“合法收入不是剥削、非法收入才是剥削”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五)对“垄断即剥削”观点的评析

英国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提出的剥削概念是基于垄断理论的剥削概念。与马克思所揭示的剥削只发生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通行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劳资双方“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观点根本不同。她认为，剥削恰恰发生在“自由和平等”的劳动市场上，即在劳动市场买方垄断的情况下，资本家完全可以借助不完全竞争的优势，压低劳动报酬，使之低于劳动对生产的贡献――劳动边际产量。罗宾逊夫人说： “如果一群工人的工资水平小于他们生产的边际物质产品按出售价格所估计的价值，我们就说，他们遭受了剥削。”

罗宾逊夫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垄断即剥削”。依照她的观点，在商品经济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除了完全竞争状态外，其余各种市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剥削现象。笔者认为，罗宾逊夫人的剥削观是不完善的。理南是：

1.罗宾逊夫人将剥削仅仅界定在商品经济社会，仅仅表现为“价值剥削”，这是非常偏颇的。按照罗宾逊夫人的定义推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纯粹计划经济社会岂不是不存在“剥削”现象了?这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2.对于垄断高额利润绝不可一概视为剥削所得。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凭借垄断的强势地位，垄断者可以获得超出平均利润以上的高额利润，甚至获得惊人利润，而与他们高额和惊人收益相对应的“劳动”支出却不是“超额”的，“管理”也不是出类拔萃“优化”的。对于这类垄断利润，我们将其

归为剥削所得无可厚非。事实上，许多国家出台饭垄断法》的主旨之一，就是要剥夺这些剥夺者的剥削收入。然而，对于技术专利发明者凭借独一无二的专利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我们就不宜将其归为剥削收入。因为，与这种垄断利润相对应的是技术专利发明者创造性的复杂劳动支出，以及谁也无法估算的风险成本和时间成本等。而技术专利发明带给人类的则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经济生活不断升级的质变。比照这种“投入一产出”，技术专利发明者理应获得高额回报、得到高额利润，我们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将其斥为剥削收入呢?!更何况，任何国家的《专利法》都规定有专利的保护期，过了保护期，专利技术就成了公知公用技术，专利发明人也就没有了基于垄断技术因素的超额利润。这就是说，专利发明人的成本支出是有限度的，由此获取的产出回报也是有限度而不是无限度的。

(六)对“无偿占有就是剥削”观点的评析

上述五种关于剥削的定义各有缺陷，要么是从剥削产生的原因方面解读剥削(剥削源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源于私有财产，源于垄断)，要么是从剥削的具体形态方面解读剥削(剥削通过“压榨、侵夺”的方式进行，通过“抢夺、盗窃、欺骗和贪污”的方式进行，通过不合法行为进行)。而历史和现实中，剥削的产生原因和形式多种多样且在不断变化，当如上的剥削定义不能彻底包罗剥削的所有原因和形式时，其定义以偏概全的弊端便出现了。这种现象提示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从新的视角阐释剥削定义。

那么，是否可以从剥削的本质属性出发，将剥削一般定义为“无偿占有”呢?即剥削就是无偿占有。

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有一定的进步。因为，将所有剥削的外延都悉数囊括在内，从而消除了以E五种定义外延不周的弊端，但也由此产生了新的缺陷，即外延失之过宽。试想，在现实中，那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遭灾的灾民、没有劳动能力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幼病残者等，他们得到政府、民间团体以及慈善人士的爱心捐助，这是毋庸置疑的“无偿占有”。对此，我们怎能将他们界定为剥削者呢?! 须知，剥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强凌弱”，另一个特征是“无道德”。这两者在以上的社会弱势群体中都不存在。因为，他们是“弱者”；因为，他们的“无偿占有”完全不取决于他们自己，而取决于“他人”的意志，取决于“他人”的仁慈心。而且，即便某些社会弱者在遭难时主动向“他人”索要，也不能将其行为界定为“无道德”。比如，海洋上的遇难者向其他船只发出“SOS”求救信号的行为就不能界定为“无道德”。因为，生存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维护人们的底线权利且在救助者“乐意”的前提下得到他人的施舍，其行为性质不能归为“无道德”。如果某些人非要将其行为斥为“无道德”，那么，试问：面对别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冷面相对，甚至见死不救的人就有“道德”吗?!

由此可得出结论：“剥削就是无偿占有”也不是准确到位的剥削定义。当然，这个定义有漏洞，并不是我们选错了分析问题的视角。从本质属性上阐释剥削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没有准确把握剥削的本质属性。

三、狭义剥削定义和广义剥削定义

为了科学地定义剥削，需要将剥削划分为狭义剥削和广义剥削两大类。其中，经济剥削、超经济剥削(或称超经济强制)构成狭义剥削的两个子概念；而经济剥削+超经济剥削构成广义剥削范畴。

下面先来探讨狭义剥削。本文认为，狭义剥削中的子概念经济剥削应当这样定义：经济剥削就是社会上的强势者出自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依仗利用经济条件或经济手段对弱势者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

这个定义有以下四个特征：

1.指出经济剥削是对被剥削者“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因而可以涵盖对“劳动”、“劳动产品”以及“自然物”、“价值”等一切经济财富形式的“无偿占有”，由此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从而避免传统政治经济学将“无偿占有”的对象仅仅归为“剩余劳动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以及第三种定义和罗宾逊夫人仅将剥削界定为“价值剥削”的偏颇。

2.这个定义指出剥削表现为“以强凌弱”，而且是出自“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这就将社会弱势群体出自维持生存的底线目的而“无偿占有”的行为排除在剥削之外。

3.这个定义指出了剥削途径是“依仗利用经济条件或经济手段”，这就将依仗利用政治权利、军事武力以及通过盗窃、敲诈勒索和贪污等触犯刑法行径的“无偿占有”排除在经济剥削之外。

4.这个定义还指出了剥削者的“身份”是“强势者”，而强势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团”或“国家”等。这就避免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仅将“剥削者”归为“一部分人或集团”，从而否定“国家剥削”等的偏颇现象。

下面再分析狭义剥削的另一子概念――超经济剥削。正统政治经济学的超经济剥削概念是与超经济强制相联系的概念。如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上)认为，超经济强制“指在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施于农民的一种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经济之外的强制形式。它是封建地主阶级借以维持和加强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经济外的条件。”

由此看来，超经济强制是产生超经济剥削的条件或原因。本文认为，超经济剥削不必局限于封建社会的人身关系，它的局域应当扩大。本文将超经济剥削作如下定义：超经济剥削是指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或集团及其他社会组织出自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依仗利用非经济条件或手段，借助政治权利、军事武力、宗教或家族势力，以及通过抢劫、盗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手段，对他方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

这个定义有如下两个特征：

1.强调对他方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是“依仗利用非经济条件或手段”进行的。这一点是区别超经济剥削和经济剥削的“分水岭”。

2.强调超经济剥削者也是出于“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不强调这一点，那么，所有制度下的国家财政收支活动就都成为超经济剥削行为了。

在上述定义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研讨，即应当如何界定“通过抢劫、盗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手段对他方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行为的性质?这些行为是属于超经济剥削还是经济剥削?

本文认为，“抢劫”依仗的是“暴力”，其性质当然属于超经济剥削。“盗窃”虽与“抢劫”不同，在其行为过程中不存在“暴力”行为(如若存在，性质就演化为“抢劫”了)，但性质也绝不是依仗利用“经济条件或手段”(如利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优势等)，而是窃贼依仗利用自身的观察力、敏捷性和“技巧”得逞的。从这点来说，将“盗窃”归为超经济剥削较为妥当。再来看“敲诈勒索”。在“敲诈勒索”中，含有依靠“暴力威胁”或“精神威胁”(如以泄露对方隐私相威胁，向对方勒索钱财等)的成分，因而属于超经济剥削。而在“敲诈勒索”中，如果是单纯的“诈骗”，其性质也宜界定为超经济剥削。因为，“诈骗”

依仗的是编织谎言、制造假相来蒙骗占有被骗者财富的，而“编织谎言、制造假相”绝不能称之为规范意义上的“经济条件或手段”。而且，在历史与现实中，经济剥削可以法律认可的方式出现，但“诈骗”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的国家都是“非法”行为。同时，经济剥削可以在多种社会制度的框架下长期进行下去，而“诈骗”通常只是“一锤子买卖”。以上分析说明，“诈骗”与经济剥削有着明显差异，因而将“诈骗”归为超经济剥削是妥当的。最后，再分析“贪污、受贿”。虽然“贪污、受贿”在表象上也以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手段”为前提，如贪污、受贿者掌管有生产经营权或资源的分配调度权以及投资决策权等，但这绝对是异化的、见不得光的对“经济条件和手段”的“运用”。再者，“经济剥削”可以法律认可的方式出现，而“贪污、受贿”在任何制度下的国家里都是非法的。总之，抢劫、盗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与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剥削”有着明显差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是将它们与约定俗成的剥削概念相区分的。特别是，在各国的法律上，均有对“抢劫、盗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定义及惩治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将以上五种现象界定为超经济剥削为好。

下面，再对广义剥削的概念进行研讨。如上所述，广义剥削=经济剥削+超经济剥削。在这个基本框架下，学者许成安对广义剥削的概念作了更为具体的定义。他撰文指出：“广义的剥削概念是指经济领域中一切以损人利己为目的的侵占他人利益的行为。具体来说，就是指一部分人或集团运用经济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行政上的特殊权利，采用暴力或非暴力的、强制的或非强制的、公开的或隐蔽的等方式来侵占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利益的行为。”

本文认为，许成安同志的定义有可取之处，但也有如下两点弊端：

1.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仅仅界定为“一部分人或集团”，而排除了国家以及国家组织等也可能成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也就是说，其定义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外延不周的缺憾。

2.将剥削的原因仅仅归结为“运用经济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行政上的特殊权利”，也存在外延不周的缺憾。

有鉴于此，本文将广义剥削的定义作如下表述：广义剥削是指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或集团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出自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依仗利用经济的或者非经济的条件、手段，对其他一部分人或集团及社会组织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广义剥削是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的集合。

四、简要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学界关于剥削的种种定义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其特点和不足。然后，从剥削的本质入手，依照外延的不同，对剥削作了狭义分类并提炼出作为狭义剥削集合的广义剥削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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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消费；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43-03

消费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在消费经济学说中，生产与消费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总体。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整体，“生产与消费”一直都被经济学家们研究与讨论。学术界对于消费结构研究的定义有所不统一，但其中有代表性的言论是消费结构是指居民在消费时所使用的消费类型之间的比例关系。在许多的学术定义中，则过多的是将消费结构看做是一种比例关系的变化与函数关系，对于其中内涵的阐述则较少。

对于西方经济学家而言，分析消费结构，对于了解消费者行为，研究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以及研究社会消费水平、社会消费趋势和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很有帮助的。他们认为，对消费结构的研究是当代西方消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消费结构的分析方面则大多是从家庭消费结构、恩格尔定律、影响消费结构变化的因素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其中，很多观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威廉?配第的消费思想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向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源头，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时代中，资本积累的时代特征导致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便是主张资本的大量积累，注重商业的发展。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思想当中自然也秉承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他主张在消费上“少消费多积累”，重商主义观念较为突出，主张消费过多会使人们变得懒惰。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个人消费只不过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只要能使食物消费维持工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那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就可以持续进行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消费观。他把资金的支出按照是否有利于生产的程度分为五个等级：大吃大喝、购买衣料、家具、建筑房屋、改良土地、开矿和捕鱼、经营从国外运回金银的事业。他主张用赋税改变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提倡政府充分利用赋税的作用调节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威廉?配第对各种消费支出的认识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一切为了积累”的时代特征。

二、亚当?斯密的消费观

主张对消费的节制，主张将资本的积累放在首位是亚当?斯密的消费观念。与威廉?配第所不同的是，亚当?斯密首次提到：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消费，收入所能取得的一定量的消费品价值是消费力的实质是，而不是货币或金块本身。

亚当?斯密对人们的消费思想进行了分析，对倾向奢侈品的消费行为与节俭的消费态度之间进行了比较与讨论，主张有利于国民财富增加的节俭消费行为或者是干脆节制消费，不主张奢侈性消费，认为奢侈性消费不利于国民财富的增加。有些问题涉及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考察的消费习惯持久性问题。第一次真正地认识到消费的作用和地位是亚当?斯密对消费思想的突出贡献。

三、萨伊“萨伊定律”和马尔萨斯“有效消费”

让?巴蒂斯特?萨伊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是与李嘉图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部分进行的发展，被学术界称为早期庸俗经济学说的代表人物。

让?巴蒂斯特?萨伊在消费理论中的突出奉献在于他将“消费”正是纳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人”，萨伊的观点中，消费即效用的消灭，不会损失价值的东西不能消费，而房屋失火也是消费，因为效用被消失了。在萨伊的消费思想中，“消费行为本身所产生的满足的程度”才是消费的真正且唯一的目的，他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生产能创造自身的需求，不会出现需求不足。”萨伊定律的在凯恩斯革命前一直为西方的经济学主流所接受，当时在当时则是被马尔萨斯、西斯蒙第和马克思等人反对与批判。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消费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有效消费”概念的提出，他第一次提出了“有效消费”这样的一个概念：人们能够而且愿意支付这样一种价格来购买产品的消费，这种价格会引起产品的继续供给而利润不至于降低，保护产品与消费的平衡是非生产性消费者的特殊作用，这种平衡使得财富增长、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获得最大的交换价值。地主的消费对于经济停滞是至关重要的，而经济停滞是由市场供给过剩所造成的，他反对对贫民的转移支付以增加消费需求导致人口增加的行为，反对政府对过多的非生产性消费提供资金。

四、西斯蒙地的消费观

西斯蒙地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值得重视的，将消费界定为人的需要，在消费方面应是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全然建立在人的需要之上，即消费应是第一位，有优先位置。在所研究的经济关系中，人才是其研究对象，财富则不然。他以人们全部都能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才是各国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应达到的目的为主张，主张精神消费，不仅仅是物质上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也应当包括精神上利益的满足，人们不应该过于重视物质的财富。西斯蒙地在消费观赏的贡献是较为丰富与科学的，他的学说奠定了消费优先的地位，值得肯定。与此同时，西斯蒙地也指出：“积累国家的财富决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正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财富所代表的物质生活所带来的快乐。”西斯蒙地对萨伊定律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成产决定消费，首次提到了“消费不足说”与“经济危机说”，认为：可能导致消费不足的原因无非是资本主义财产过于集中，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后必然会导致消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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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目标　横向的制度安排　纵向的制度安排　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66―06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中国实践的理论意义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方案。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关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热潮继续升温。在这些研究之中，外国观察家关于“北京共识”的研究由于将中国的经验赋予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地位而备受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论述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差别。首先，两者都将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视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将转型路径而不是转型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转型路径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指过渡完成之后出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对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之中却基本不存在对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传统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等两组因素来突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只能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之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地，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也仍有疑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有下降的危险。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才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学术界无意亦无力分析转型目标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转型路径研究。客观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与走向何种市场经济即本文所说的转型目标问题相比，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这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在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但是，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显在的，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全部内容。

二、交易形态与创新活动：市场经济的类型学分析基础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取得的进展，集中地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关于美日经济体系和美日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之中。相对而言，典型的美国企业(A企业)在劳动市场、制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流动的；而典型的日本企业(J企业)在上述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长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青木昌彦指出企业在上述三种市场中形成的交易惯例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对这些“风格化事实”进行整理。他认为A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彦证明两种信息结构都可能达到最优。图1所示的这一分析视角为市场经济的类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管理学家持续地对典型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行为进行比较。以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通过将产品建构的概念一产品结构(或工序)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引入组织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建构具 有模块型特征的产业(IT、软件、生物制药、金融等)之中，模块型的组织原则更易于促进竞争力的形成，而在产品建构具有集成型特征的产业(汽车、摩托、高级家电等)之中，集成型的组织原则有助于竞争力的形成。换言之，如表1所示，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集成型和模块型的组织原则高度接近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所说的理念型意义上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分析获得了具有实证基础的支持。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理念型意义上的美日企业的实践更接近模块型和集成型的组织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日企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已经达到极致而无法赶超。

欧美学者从制度互补性角度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豪尔和索斯吉斯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两种，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习前者的特点是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协调，而后者的特点是由制度对经济进行协调。类似地，阿玛布从产品市场的竞争形态、劳资关系、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五个制度领域出发，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将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基础型、亚洲型、欧陆型、社会民主主义型和地中海型五类，其中的市场基础型和亚洲型的代表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尔和索斯吉斯的研究尽管属于政治学领域，但是其研究团队将企业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区别在于德国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产业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企业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为通用的术语来表述，那么可以认为德国是法团主义，而日本则是企业层面的法团主义。类似地，阿玛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认青木昌彦的研究对其有重要影响而且将科技与产业特征这一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因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领域的这两项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补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业)方面与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其对市场经济所进行的类型化也基本上是对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美日比较的扩充和细化，没有明显超出前者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以比较制度分析和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类型学仍然是我们思考我国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时最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类型学最终指向是企业层面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形态和性质正在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核心变量。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从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出发，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体系化的整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现实选择

在第二节的语境之下，分析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时，我们将遇到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逻辑上不同于美国型和日本型市场经济；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的部分，是否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和第二节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节提及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将所有的交易形式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之内。近年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包括比较制度分析在内的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均将交易视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思路明显来自旧制度经济学。但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不是旧制度经济学家所列举的交易形态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认为交易可以分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给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产品市场中的买卖行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而配给型交易的典型则是判决和政策。另外，新旧制度派学都没有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市场纳入分析框架。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这些研究者将交易形态的形成视为自发的，忽视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康芒斯对交易的定义出发，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配给型交易必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业之间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

将康芒斯提示的交易类型和资源、土地市场中的交易统合进第二讨论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可以获得如图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从图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在以下方面获得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交易形态主要是市场进化的结果。而在我国，交易形态的形成可能是市场进化和政府介入双重影响的结果。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可能存在于资源和土地市场的交易之中。在我国，由于资源和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导这一市场之中的交易形态并影响交易所产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对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施加影响来获得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或实现对所得分配的调整。第四，依据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群之中，更有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各有不同。不同的先进工业国中往往存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往往只在同一类产业中发展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地域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有可能分别在集成型产业和模块型产业中都发展出与之匹配的组织惯例和交易形态并在这两类产业中都形成竞争力。第五，不同的产业群要求不同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与该产业的技术特征相匹配，而我国有可能形成国有经济致力于发展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交易环境的集成型产业，而民营经济在模块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格局。随着民营经济向集成型产业扩展，有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在研发人员的雇佣形态和某些关键性企业间关系方面引进国有企业的比较长期而稳定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换言之，在长期内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在特定领域向民营经济输出组织原则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从生产和分配、横向制度安排和纵向制度安排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分类。本文对横向的和纵向的制度安排的定义借鉴了康芒斯对交易形态的区分。所谓纵向制度安排指与配给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其典型是政府通过法律或政策自上而下的主导的制度安排，而横向制度安排指与交涉型交易和管理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

篇9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着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着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着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着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着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着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着:“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篇10

近几年，围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从未停歇，话题不断更新，层次逐渐深入，气氛愈加热烈。这是一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念碰撞，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众说纷纭，或针锋相对，种种纠缠不清的争论，多因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概念语言不通的缘故。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还乱，无果而终。只有站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看清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从而理清思路，得到有价值的成果。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5]董德刚《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前线》，2002年第2期第13页。

篇11

纵观中国房价国情，高房价的问题已经日趋在几乎每个人心中留下了根深蒂固地观念。针对于此现状，不少猜疑接踵而至，但是，不管原因如何，归根结底，政府应该为此买单。诸如，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的腐败不作为；从房产商层面来说，无疑是房产商老总的巧取豪夺；从国际层面来看，国外人士利用在中国发行外汇、股票等一系列衍生产品，借机寻找盈利机会；看似除了政府监管这一层面之外，还有别的其他原因，仔细分析，政府层面的责任不得不说是最主要的，同时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我们的政府在房地产价格的涨幅问题上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或许，我们每位国人都应该熟知，政府利用一些宏观调控的手段，比如说，严格控制有关部门针对于房产商需要的土地这一固定资本，也可以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有效地使银行的贷款利率降低，使得房产商的投资成本下降，从而起到房价有所缓和的状态。当然，以上的分析，只是一些\显的知识概述。本文主要是要从政治经济学这一角度，来对房价持续走高的问题进行剖析。

中国房价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作为既是商品，又是生活必需品的住房，当前过高的房价问题，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日益加大的。这种现象，带有严重不健康的经济运行态势，而且还会使得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拉大，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国家社会发展不安定、不和谐。那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中国房价的一直上涨问题，究竟有什么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呢，本文将针对此展开相关的论述。

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学，它主要是站在阶级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脉络。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理论分为三大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与高价房产紧密联系的，利润率、地租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理论都在政治经济学当中有所体现。

房地产企业既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那么不得不考虑的就是企业的成本，其中包括有成本价格理论、地租理论、以及利润率理论。通过分析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房价问题。从成本理论来看，在房地产构建中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折旧以及土地成本这些均作为不变资本，成为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然，除了不变资本，还有流动资本，包括沙土、钢筋等。因为当前煤、电、油等能源价格的提升，相继带来的连锁反应，使得原材料价格、运输成本的增加进而带来的建筑材料价格的提升。属于固定资产范畴的建筑设备折旧，在房地产价格中所占的比重不高甚至是下降。这个趋势，同样适用于前面所讲到的建筑材料这一成本所表现出来的趋势，随着中国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建筑材料成本依然是下滑趋势，印证了马克思曾说的：“随着劳动力水平的上升，带来的是与之相关的生产部门产品的价值降低，进而，生产费用减少。”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折旧都不是中国房价上涨的原因。

此外，成本学说还体现在可变资本中。房地产的价值是由建筑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期间，众所周知，我们国家为人口大国，所以不缺乏的就是我国的劳动力。现阶段，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农村地区，还留有大量的农民（作为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看似没有直接在房产生产资料上做贡献的，其实这部分人也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建筑工人的劳动、设计人员的劳动，根据当前现实情况的分析，两者所占的比例在房地产价格中只降不升，在总体房价价格比重中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所以由此可以得出，可变资本中的建筑劳动和设计人员的生产劳动也不是构成我国房价上涨的本质原因。

对于地租理论，土地成本费用要和建筑物机器折旧费连在一起进行计算考量的。而非是计算入无形资产，这样会破坏产权人在土地试用到期之日的重新购置。在中国，国家的土地所有者是国家。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定义为：房产商以一定的资金形式向土地的所有者一一国家，交付一定的租金，来获取土地的使用权。并且土地使用权在房地产生产中被一次性使用完，所以也是一种固定资本的表现形式。然而，土地所在的城市、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用途等方方面面的条件决定了土地的地价款。换句话来理解，即为在不考虑房屋本身构造的前提下，土地价格的高低与所处位置的是否发达程度以及距离市中心的远近程度呈正相关的。由此，我们可以考虑到政治经济学中提到的级差地租这一概念，涉及与此的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这一概念的涵义就说到了它是针对于绝对地租而言的一种相对概念。其中，中优等地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和劣等地农产品的社会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了超额利润。

从利润率角度来看，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利润率是资本主义企业，或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投资项目的相对收益。这一概念正是体现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利润率公式。利润率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利润水平的相对指标。研究分析利润率这一概念，对于明确企业的收支状况以及企业间的横向比较都具有不可多得的作用。回到房地产问题而言，作为一项特殊的商品，房产，开发商在投资房产时候，要求企业有更高的利润率。显然，利润率成为房产商衡量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本身房产商有着房价的价格权，当风险来袭，那么，自然而然房产商对于利润率的要求程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一般来说，房产商销售土地到下次再次进行土地购买生产都需要四至五年的周期。对此，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的是，任何企业只要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都是具备一定风险的，但是房产商往往每次都能顺利度过难关。其实，这正是周期的秘密。蕴含了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也是房产商进行投资的一系列周期与房产商实际运营操作之间的关系。

中国房价引发的相关问题

列宁说：“奴隶就是劳动工人把劳动果实交给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本身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充分说明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意义，那么，经济无论对于国家而言，还是对于我们居民个人而言，都是必不可获缺的物质保障。此外，经济给国家、个人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如何协调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各个民族演进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国家政治保护制度和官僚集团进一步瓜分人民财产利益的再分配政策，国家的这种强盗行为若换成私人，则称为“偷盗”，是违法乱纪的行为，要受法律处置的；人民被政府所管辖，我国政府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高房价还需要政府这个强有力的主体及时进行调控、管辖，否则不仅对国家经济发展还是人民带去的只能是愈演愈烈的灾难。

篇12

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哲学；经济思想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一个关键、核心的

概念。“范式”理论在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回应。文章将利用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将西方经济思想的转换，从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库恩“范式”理论概述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著作中，库恩定义“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这一定义得到其他学者们的认同，并且在归纳了库恩在不同场合关于“范式”的多元解释的基础上，重新将“范式”定义进行了整合，给出了更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科学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

库恩认为：在前科学时期，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没有达成一致，各种学说争论不休。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争，在该科学领域逐渐有一种学说得到公认，这时便形成了该学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该学科已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标志着该学科进入了常规、稳定、持续的发展时期。在学科的发展时期，学者们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一般不存在怀疑和争论，而只是争论和修正自己对范式的理解。在学科发展的后期，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实践的发展、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变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可供研究者调整自己观点的余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原有范式已很难解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人们开始对原有范式丧失信心，这时便出现了范式危机。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常规经济学过程的持续和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又很难获得合理解释，使原有范式理论的解释力下降，从而出现了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范式危机的出现蕴涵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在危机到来之时，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寻求建立新的科学逻辑系统。也就是说科学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个动态的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库恩认为：整个科学发展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动态模式的周期运动规律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科学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必然有其自身产生、积累、发展、消亡的过程，即科学革命。简言之，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转换”，即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库恩的范式理论，尤其是“范式转换”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状态和内在发展规律，对人们理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都有启发作用。

二、从范式转换看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西方经济思想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然而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却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从这个角度考察，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年轻学科是有根据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经济理论革命，分别由亚当斯密（1776年）、大卫李嘉图（1817年）、约翰穆勒（1848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和凯恩斯（1936年）发起。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主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体现了库恩的范式转换思想，从而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分为了三个经济学范式：前古典经济学范式、古典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范式。

（一）前古典经济学范式

前古典经济学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古希腊是西方经济思想的源头，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探讨商品、货币、贸易和生息资本等问题。而古罗马则将希腊人的经济思想发展成为一些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于财富或有价值的东西有一些直觉的观点和经验的论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经济学含义的价值形成问题。形成于这个时期末的重商主义学派把货币看作是唯一的财富，但这种定性的规范是以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为根据的。他们认为经济体系中只有农业生产才会创造和产生财富，而其他部门都不会创造或形成价值，因此重农学派主张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此种经济范式在欧洲历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统治时代非常兴盛。这个时代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对逐渐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加以规范。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

1、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不认同重农学派的价值观。他认为重农学派的观点太过狭窄，不应该将当时已日益重要的工业生产排除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农学派的观点，用比农业生产宽阔得多的逻辑外延来界定“劳动”概念并分析经济体系的价值形成。亚当斯密认为，凡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都会形成价值，所以财富的产生不单单局限于农业生产，而且也不局限于工业生产，甚至不局限于经济体系的生产过程。他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把人的本性视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时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创建了经济学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围绕斯密自由主义范式继续发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成熟，大卫李嘉图把经济学抽象为一种工具，既发展了亚当斯密的体系，同时也走向了只注重逻辑推理的极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体系中的庸俗成分也获得了发展，并逐渐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亚当斯密范式不断面临来自现实的诘难。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历史学派都先后对斯密的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大卫李嘉图最早采用了理性逻辑演绎法，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逻辑演绎就是利用一个抽象的理论结构，揭示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他吸收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合理成份，抛弃了亚当斯密把消耗的劳动与购买的劳动混为一谈的二元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他创造性地解决了商品的价值构成问题，从而破除了“斯密教条”，此外他还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以之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又通过分配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劳动价值理论，使之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

（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也称为现代经济学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穆勒、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凯恩斯。

约翰穆勒代表的经济学范式。从1820年到1830年间，英国的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拥护和反对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他的价值论是否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特别是能否以它为基础解释资本利润的存在及其合法性。争论的结果导致了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及其学派的解体。大卫李嘉图学派解体后，西欧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若干新动向。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虽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论的基础即劳动价值论已经遭到置疑，从中得出的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结论，已经遭到批判和抛弃。形势的发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对策，西尼尔、巴师夏和约翰穆勒经济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并逐渐转向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约翰穆勒坚持，经济理论要成为科学，不但要有对经济世界中基本范畴的抽象，更要确定各范畴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产生混乱。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亚当斯密提出的但却缺乏系统论证的观点，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并用生产、交换、分配等范畴对经济活动进行划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备，论理更加充分。

（四）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范式

继约翰穆勒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完全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对边际革命以后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个最为全面的总结和综合，开创了当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河。他强调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发展是连续的。在此基础上，马歇尔综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调和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把经济学理论重新整合到“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完成了经济学向新古典主义的过渡，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他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在实际上从经济学中取消了价值论。此后，西方古典经济学就沿着马歇尔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发展。直到美国制度学派开创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凯恩斯经济学范式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以“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平衡”为理论支柱的传统经济学面对如此严重的“反常”一筹莫展，由于“反常”反复出现而又未能被消化，终于使旧范式穷于应付而陷入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经济理论范式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曾经的范式，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第二，工资刚性。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第三，市场无法自动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

从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经济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的，着重考察总体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注重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它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取代了旧的经济范式。

三、经济学中新经济范式替代旧范式的条件

范式危机的出现预示着经济学的范式转换革命即将到来。考察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在理论林立、观点纷争的经济学范式转换时期，能够脱颖而出最终上升为新范式的理论观点大都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新的经济范式取代旧的经济范式必须能够为经济学新的常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并更加优越，使经济学的发展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常规发展时期。

第二，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对现实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只有能够有力地解释经济现实，并据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第三，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更好地对经济实践进行总结，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对现实经济活动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知识形态和思想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一定历史时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相适应，这是因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发生在经济学思想的开放性逻辑层次上的。

从经济学发展演变历程看，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随着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性进展，通过对经济命题的完整阐述和科学推理，证明经济学发展的客观逻辑性，使之符合逻辑发展进程。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必将面临更大挑战，唯有通过加强以范式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经济哲学的研究，才能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促进经济哲学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九海.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探析[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2).

篇13

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就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和影响及其与发展中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琼•斯佩罗（JoanE．Spero）认为，就像经济因素产生政治结果一样，政治因素也会导致经济结果的产生。从内涵的外延化来看，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因为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样，都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迫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对财富和利益的追求会导致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是围绕对市场的争夺，对原料和生产手段的控制而展开的。①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它们以牺牲南方国家为代价，加强了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和经济力量。跨国公司不仅通过贸易与投资的方式向全球扩展，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国政府、发展中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政治决策，从而追逐最大化的利润。②因此，只有将政治与经济关系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现实和本质。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首先应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总和及其互动关系。“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需要更重视其他角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③对跨国公司之间的“跨国关系分析应包含在任何完整的世界政治分析之中”，把跨国关系定义为“跨越国界不受中央政府外交机构控制的联系、结合和互动。”④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关于跨国公司的理论可以被分为三大模式，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依附论，三者对于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各有不同的解释。⑤但学术史上的各种所谓流派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学者们的观点往往彼此影响，相互渗透。⑥

（一）现实主义

1975年，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霸权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1975）一书中提出一个新的观念，即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富与权力的关系。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的概念。更有意义的是，这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恰好是一部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著作。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跨国公司是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催生出的一对孪生子。吉尔平在后来出版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TheChallengeofGlobalCapitalism）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尽管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举足轻重，但民族国家依旧在唱主角”，“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政权的斗争中，优势仍在民族国家那边”。⑦吉尔平在他的另一本书《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GlobalPoliticalEconomy：Understanding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的第十一章中深入讨论了“国家与跨国公司”，论及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问题。⑧他在自己的另一本著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美国与西欧之间在防务上的联系，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为这些经济活动以及其他跨国活动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⑨现实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N．Waltz）也指出：“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政治学者都把体系简化到部分之间的互动上，或者是行为角色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注重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只局限于单位，没有认识到体系因素的作用，因此，只有在单位层次上又在体系层次上才能解决问题，才能说明国际体系的行为。”华尔兹的这个观点对研究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可以将建立国际体系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模型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现实主义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的主要贡献在于引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概念。例如，他将经济学中“成本”、“公共产品”等概念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金德尔伯格的主要代表作是《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①他认为，传统的厂商理论把分析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之上，而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是建立在市场不完全性之上的。根据早期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观点，市场不完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紧密的联系，“直接投资的兴旺必定是存在着产品或要素市场分割的政府或企业对竞争的某些干预。”②这就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跨国公司与母国或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各种博弈关系。

戴维•麦克格鲁（DavidMcGrew）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③一书则考察了在主导公众和学术论争的所有重大领域中趋向和反对全球化的所有情形：国家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命运、世界经济的本质、全球治理的角色、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以及政治团体和全球秩序的伦理基础等问题。关于跨国公司的角色，他指出：“人们都同意，在几乎实时通信的世界里，公司资本甚至是小笔业务也许都具有选择上的巨大灵活性。但公司无论大小，其命运依然主要取决于地方和国家的竞争优势及其经济环境。甚至在巨大的跨国公司中，竞争优势也主要是其各自国家的革新体系的产物，而生产和销售则倾向于强烈的地区性集中，实际上，跨国公司和‘具有国际协作的国家公司’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们的总部是其继续成功和认同的至关重要的基础。财富500强所列举的世界大型集团公司，其总部几乎没有设立在美国、英联邦、德国和日本之外的。

因此，公司并没有统治世界，国家在极大程度上依然是世界经济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力量。”④例如，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效率主要依赖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质量。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活动基本不需要任何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美国在贸易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等领域所具有的优势。对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对跨国公司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涉及该领域的主要是一些案例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罗伯特•吉尔平的《美国的实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对美国跨国公司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⑤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的《捍卫国家利益：原材料投资与美国的外交政策》（DefendingtheNationalInterest：RawMaterialsinvestmentsandU．S．ForeignPolicy）则是对美国能源政策的分析。⑥例如在2000年的《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中，把“保证全球主要体系（贸易、投资、金融市场和能源供应）的活力和稳定”视为对美国最重要的“生死攸关”（Vital）利益之一。⑦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力图保持在制定新的国际投资规则中的主导权。二战后美国多次修订《对外援助法》。历次法案规定，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优惠贷款时，要求受援国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或“双边投资保证协议”。缔结“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旨在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商创造良好的投资气候，要求发展中国家给美国子公司以“国民待遇”，取消或放宽投资限制，允许美资企业自由汇出资本和利润，保证在实行国有化等措施时给予“及时和足够的赔偿”等。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议”，旨在保证海外美资的法律保护得以切实贯彻实现，为美资提供双重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开始致力于同发展中国家谈判和签订双边性“投资保护条约”。新条约模式把注意力集中于有关保护海外投资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如投资的入境兴业手续问题、投资兴业的待遇问题（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等）、投资企业的征用问题、资本和利润向境外转移汇出问题、投资纠纷处理问题等。⑧

（二）新自由主义

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她在《国家与市场》（StatesandMarkets）一书中提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问题。斯特兰奇用四个基本结构以及四个从属结构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主要适应于为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不平衡地而又显然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适应于为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许多作者全神贯注于跨国公司的兴起，同时谋求找到一个关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组织机构性质变化的解释。”①在《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一书中，斯特兰奇认为跨国公司掌握了生产结构中的三个关键因素，即技术、资本和销售网络，“意味着跨国企业可以与国家一道对民族和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发号施令”②。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大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一书中的第三部分“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系统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贸易和石油领域中的机制演变，提供了从“国际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视角。③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JosephS．Nye）1977年合著的《权利与相互依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之一，④他们摈弃了“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主张，认为战后国际社会中国家间（interstate）和跨国（transnational）关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国际层次的诸行为者的研究，重视对超越国界的相互联系、结盟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

基欧汉和奈申明其目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式，提出新的研究纲领的构想，包含如下核心内容：其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讯联系）；跨国组织（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其二，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它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其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作者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非常符合某些全球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的状况，也接近于勾勒出国家之间全部关系的特征；他们并不认为复合相互依赖完全忠实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现实，恰恰相反的是，复合相互依赖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一样，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数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过，复合相互依赖正越来越反映出世界许多地区的现实。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跨国公司在与母国和东道国的角逐中无疑占了上风。跨国公司要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舞台，以经济要素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因此，它们要竭力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这个观点就反映在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⑤。威廉•内斯特（WilliamNester）的《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InternationalRelations：PoliticsandEconomicsinthe21stCentury）也是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前言中指出：“国家自身日益弱化，虽然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角色仍将继续，但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强大力量的挑战，这些力量包括：跨国公司、国际法、国际道德、政府间国际组织、私人国际组织，以及日益稠密的地缘经济相互依赖或全球化的复杂网络。”⑥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约瑟夫•A•凯米莱里（JosephA．Camilleri）和吉米•福尔克（JimFalk）的《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⑦和詹姆斯•德•代元（JamesDerDerian）主编的论文集《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提供了对问题的一些新的研究视角。⑧凯米莱里与福尔克合著的《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一书的第五章指出：“像高压统治技术一样，监控技术在国家和国际非国家行为者中广泛扩散。它们不仅被国家利用，也被商业企业甚至公民个人使用。商业信贷组织可以在世界范围跟随公民的迁移、喜好和信贷记录。银行、信贷、职业及其他商业机构可以购买同样的数据库。广告机构经常活动于许多国家，它们也可以使用国际数据库来获取有关共同体的信息并形成某些见解。大集团为了获取利润控制和发展通讯媒体，使它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国家边界，国家利用通讯媒体来巩固共同体对其政策的支持，但非国家组织，包括媒体集团，也可以利用它们来重新塑造或破坏国家的现行政策和结构。全球经济和通讯系统的结合开创了全球互动关系系统，在这一系统内，家只是其他行为者中的一员，国家边界的重要性日趋削弱。”①

（三）新依附论

新依附论是从战后“新”理论体系中孕育而来的。依附论者虽然也大量使用“阶级”、“剥削”和“社会主义革命”等词语，但其理论思维不完全与“新”一致，而且只局限于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②作为现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附理论认为现今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政治、经济、金融和技术的垄断，进而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经济和社会上的扩张和渗透，促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依附；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即由于依附于发达国家发展本国的经济，或由于依附于跨国公司而变得落后和贫穷。③依附论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视为“当代帝国主义的细胞”，认为其发展将造成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剥削和控制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该理论认为，由于跨国公司的介入，形成了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即所谓的“新依附”。新依附的特征是：（1）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出口产业，因为出口能赚取外汇来购买资本货物。这种依附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需要保持传统的出口产业，这在经济上由于保持落后的生产关系因而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在政治上就会通过那些颓废的统治者维持权力。（2）工业发展为国际收支的波动所左右，这往往导致附属国在国际收支上出现赤字。这主要是因为在高度垄断化的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也因为外国利润的汇出，同时还因为需要依靠外资的援助。（3）工业发展受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技术垄断所左右。这种基于跨国公司的新依附使得附属国的生产结构出现如下的状况：首先，由于需要保护农业或矿业出口结构，从较落后部门榨取剩余价值的比较先进的经济中心之间就出现了联系，国内“宗主”中心与国内互相依存的“殖民地”中心之间也出现了联系。国际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等和联合的性质在国内精确地重演了。其次，工业与技术结构更紧密地响应跨国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响应国内发展的需要。再次，霸权经济社会中同样的技术与财富积聚不加多大改动就转移到大相径庭的经济社会中去，造成了生产结构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高度集中、生产设备的开工不足、对于集中于大城市的现有市场的加紧利用。因此，在这种新依附中，如果附属国内部结构以及与统治国的外部关系不变的话，附属国与统治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就不会改变。随着附属国的国内和国际结构受跨国公司、国际商品以及资本市场影响性的加强，依附性的结构就会加深，附属国就仍然处于不发达的状况。④例如，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DosSantos）在其《帝国主义与依附》（Imperialismoydependencia）⑤一书中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依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跨国公司从技术—工业统治转向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工业部门投资。”⑥在技术—工业的依附模式下，依附国的工业发展将受到三方面的限制：第一，依附国的生产体制为跨国公司利益所决定，从而产生一种畸形的生产结构；第二，依附国必须从国外购买机器和材料，必将深深受制于帝国主义中心的技术和金融的控制；第三，由于依附性生产体制造成的高度剥削、限制就业机会并抽走部分国内盈余，将削弱依附国国内的购买力、资本积累力，最终制约其国内市场的发展。⑦帝国主义霸权中心的大资本统治通过在附属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中的投资进行扩张，以满足霸权中心的消费需求，在附属国形成面向出口或外向型生产结构，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工业部门投资。⑧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形成对地区的支配，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依附归结为生产要素即生产力发展的依附。⑨即落后国家在技术、资本、出口等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其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完全取决于中心地区跨国公司的辐射程度和主观意愿。

与多斯桑托斯持类似观点的有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R．Prebisch）。他在其《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CapitalismoPeriferico：CrisisyTransforma－cion）一书中认为，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初级产品与制造品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在他看来，世界“经济星座”中存在着“中心”和“”的格局。“中心”指富裕的发达国家，它们组织起来并主导着国际经济体系，使其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指通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与“中心”发生联系的各种各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而有利于发达国家，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事实上起着把收入从吸引到中心的作用。①托马斯•劳尔森（ThomasD．Lairson）和大卫•斯基德莫尔（DavidSkidmore）在他们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TheStruggleforPowerandWealth）一书中也涉及类似观点，例如，如何理解南方和北方国家在对外投资或借贷领域的相对讨价还价力量？此书与其他类似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南北关系、南南合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讨论也采取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正统理论，也不同于激进派学者的独特视角。他们的观点和约翰•罗尔克（JohnT．Rourke）有类似之处，即“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最强的500多家跨国公司中，大约有95％以北方国家为母国，仅仅只有少数大公司建立于欠发达国家”②。

二、评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理论体系发轫于三大知识传统，或者说受到三大意识形态的浸润，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被肯尼思•汤普森称为“国际思想之父”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如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18世纪的亚当•斯密和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正是这三大知识传统或意识形态的创始人。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力量与跨国公司》一书中，把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概念”③。后来，他又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上述说法加以修正，用“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一词来描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思想分野，而弃用“理论”或“流派”。“因为每个观点都蕴涵着一个有关人类社会的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因而类似于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所说的范式。”④所谓“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主要是指深嵌于理论知识体系之中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三大基本范式（或意识形态），它们在核心假定、价值观念和经济政策等方面都是方枘圆凿、不相通约的。尽管研究者为诠释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发展了各种观点，但这三大意识形态各成体系，各自形成了独立的话语符号系统，以及影响广泛的理论成果，“几乎每个人都会落入这三种竞争性的观点、意识形态或思想流派之一”。因此，“通过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强弱变化来解读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是可能的”⑤。

据此，可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跨国公司理论划分为三种范式（paradigm），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与自由主义模式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有益的合作的模式不同，也与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帝国主义的不等价合作的模式不同。现实主义模式强调的是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这种模式将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看成是世界经济的首要的因素。⑥具体到投资领域，就是国家想方设法扶持本国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很相似，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经历了数次变革。从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阶级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直至今天的新保护主义等，其名称在不断改变着。”⑦他在自己所著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书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⑧因此，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首先，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利于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其次，跨国石油巨头在中东以及其他产油国的开发和经营保障了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能源供应。再次，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吉尔平在结论中写道：“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⑨与上述现实主义模式不同，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影响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诸多关系的重要因素。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开始建立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国际关系的演变内容经常表现为以经济为中心，而国际关系的变革同样以经济关系的变革为基础。在当今时代，经济优先已成为各国的选择，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旋律；第二，经济利益的追逐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三，经济手段的运用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第四，经济安全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课题。因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跨国公司才得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

新的依附理论模式（thedependenciamodel）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对世界市场的总体性研究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的，新的依附理论模式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范围的再生产，这一点与商品输出和货币资本输出有明显不同。后者虽是资本输出，也体现一定的国际生产关系，但不会直接输出生产关系。当对外直接投资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时，由于不存在所有制形式的差别，投资国产业资本的跨国界扩张与东道国经济能够自由融合，不存在制度上的兼容问题。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成为促进宗法或封建社会制度逐步瓦解的催化剂，相对商品输出或货币资本的输出来说，能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化。①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比较和吸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思想的基础上，将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划分为世界性帝国和世界性经济两大类，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历史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跨国公司理论中的依附论（dependencytheory）视角是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扩展和延伸，认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它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有些国家（统治国）只能以此作为扩张的反映时，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跨国公司在依附论中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正是由于跨国公司组织体系的扩张才形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强权地位。②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战后殖民体系日趋瓦解，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海外利益，迫切需要通过以上的跨国垄断组织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保持原有的销售市场、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从而继续控制和剥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方面来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这些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以后，一般都缺乏发展民族经济的必要资金，这使得它们的贫困程度和对北方国家的依赖有增无减。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诸如掠夺燃料和原材料，推销陈旧设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打击甚至挤垮民族工业，促使外贸条件恶化，进行重利盘剥，导致人才外流以及扩大两极分等。例如，197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为37．49亿美元，但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利润却高达127亿多美元。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剥削活动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有时，一些跨国公司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和维护其在某些国家的特殊权益，恣意干预这些国家的内外政策，甚至不择手段搞政治颠覆和军事。③

篇14

不过，说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是经济学的时代，并不准确。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思考方式就是经济学的，虽然那是另外一种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内外，迄今仍能听到两个名词：“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1990年代后盛行的是后者，并在学术界大体上替代了前者，但前者在学术圈之外仍拥有自己广泛的世界。因此，中国早就处于经济学时代，且保持着连续性。

哪种经济学?

1950年代以来，中国建立了集中经济体制，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府成为经济性活动之直接控制与经营者。这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通常是国有制，即政府占有资源，占有生产资料，开办工厂，开办商业、金融等企业。第二，这些企业也是国营的，也即政府直接经营这些工厂、企业，企业负责人由政府任命，其身份是国家干部，员工则是国家的雇员。第三，这些工厂、企业全部按照政府自上而下的全面计划，组织生产、商业活动。

这样的体制是按照当时的官方经济学中的制度蓝图建立起来的。因此，那个时代就已经是一个经济学的时代。每个人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反复接受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教育――迄今依然如此。因此，当时思考问题的主流方式基本上是经济学的。那个时代也自然形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历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几乎全部与经济有关；即便在文学评论领域，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当然，那个时代是比较特别的。从一个侧面看，那是一个政治的时代，但彼时的政治却是使用经济学的术语进行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政治的背后是经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则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官方经济学正是以此为建立和维持国有、国营、计划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彼时的政府就是一个庞大的公司：政府像公司管理层一样统一指挥人们进行生产、消费、积累等经济性活动。

因为官方经济学在公众、在政府、在教育体系中有那么深厚的基础，所以，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经济学热，也就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早就已经熟悉了经济学的术语，也熟悉了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当然，此时流行的是西方经济学，因而，影响公众的经济学的内容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这个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19世纪后期形成、在20世纪积累了深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罗宾斯曾经给这个经济学下过一个经典而简短的定义：经济学家研究如何有效率地配置稀缺手段。1950年代后盛行的官方经济学是论证政府控制、管理经济活动服务的信仰与知识体系，其理论框架中的经济活动主体是国家，或更准确地说是政府。西方经济学则实现了个人主义转向，将个体视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此个体透过理性选择实现其收益之最大化。这样的经济学或可称之为商人的经济学。在这个经济学理论体系里，只有相互竞争的个人，而没有政府，这一点与官方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强烈对比。也因此，两种经济学体系之间曾经发生过不少观念、理论、政策建议上的冲突。

不过，在政府官员、公众的心智中，这两种经济学是混杂在一起的。官员、一般民众在学校学习的是官方经济学。在校外，比如在大众媒体上、在财经作者的著述中，接触的则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如果说1990年代确实是经济学的时代，那也是两种经济学体系的混合。只不过在不同的人那里，两种体系的搭配比例不同而已。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依据不同的需要而交错运用不同的经济学概念体系与思考方式，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有意识的。

一个基本的搭配结构是这样的：人们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处理私人事务，在公共事务领域则运用官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在1990年代流行的最大社会后果，也许是对“私利”的启蒙：它对斯密的体系进行了割裂，以一种过分简单化的逻辑论证了：私人利益并不可耻，增进私人利益反而是光荣的。经过经济学的这一启蒙，人们开始光明正大地普遍信奉收益最大化的信条。人其实总有自利之心，但在以前，人们对此还是遮遮掩掩的。通俗作家笔下的经济学则说：自利就是美德。于是，实现自己收益最大化，就被人们普遍作为人生的道德指南。这一点，商人自不用说，普通民众、官员亦然。

民众可能会用官方经济学的话语来批评自己不满意的社会现象，比如，人们会依据官方经济学来批评政府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官员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更是本能地坚持官方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比如，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深入控制。今天人们看到的政府的公司化、商业化，不过是原有的政府直接控制资源、经营企业的体制的延续，而官方经济学对此是可以提供论证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理解当下中国民众、尤其是各级政府官员的心智。毫无疑问，如果进行一番国际对比当会发现，当代中国人的心智之经济学色彩可能是最浓厚的。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小就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教育。这其中，官员的心智又是所有社会群体中最有经济学色彩的。他们自如地在两个经济学体系之间转换，让不同的知识为我所用。而中国当代社会的诸多严重问题，也恰恰渊源于此。

回归秩序的经济学

上述两种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气质：物质主义。两者都强调对于物质利益的获取、占有、支配，并享有其好处。只不过，官方经济学里的主体是政府，强调政府对于资源、财产及其收益的占有，以增强国家的力量；西方经济学里的主体是所有的个人，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至少中国人是如此理解的。前者以政府为商人，后者则以个人为商人。

这样的观念体系，当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人不是商人，或者说，正常的人不应当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计算机器。当经济学成为一种盛行的迷信，当利益最大化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信条，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非经济性因素，就会被人们当作商业性质的问题来处理。比如，很多经济学通俗作家曾经用经济学分析爱情、婚姻、友情、孝道等等。此时，社会秩序必然趋向松动、扭曲以至解体。

同样，一个正常的政府也不能是商人。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说过：“论气质之不相容，无过于商人与君主。”商人可以以最大化收益、最大化财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按照斯密的说法，在恰当的制度框架下，商人的这种努力将有助于公共利益。然而，政府如果也以最大化即时的收益和最大化资源占有、财富积累为目标，则必然使整个经济体系扭曲。或者是政府既为裁判员又

为运动员，而置非政府的商人以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给予某些商人以特权，让其他商人处于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让投资者、经营者作为一个整体处于特权地位，而令其他社会群体如劳工、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简而言之，一个按照经济学的逻辑行动的政府，一个物质主义的政府，极有可能让自己成为特殊利益群体，或者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制造权利的不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却面临种种问题，即是因为这种不平等。

当然，在现代工商社会，在政府必须承担大量公共品供应、因而需要充沛税源的社会，政府无法抛弃经济学。但是，明智的政府会远离形形的物质主义的经济学、商人的经济学，而坚守斯密所讨论的“治国者之经济学”。

斯密写作《国富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把政府从商人变回政府。斯密集中批评之对象是重商主义体系，这个经济学体系就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经济学体系，它指导君主为了积累国家财富而对工商业进行控制、管制。斯密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则是反物质主义的。他在第四卷《论政治经济学之诸体系》卷首写道：“被当作国务活动家或立法者之科学之一分支的政治经济学，为两个不同的目标而运思：第一，为人们提供丰厚的收入或必需品，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他们能够自己向自己提供那样的收入或必需品；其次，向国家或共同体提供足够公共服务之需的收入。政治经济学为使人民和国家同时富裕而运思。”

也就是说，治国者也是需要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乃是治国者所应当掌握的一门学科。这门经济学确实关注“国民财富之性质和源泉”，但斯密告诉治国者：创造财富是国民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向自己提供收入或必需品。因而，斯密眼里政府的三大职能，不包括资源之直接占有与财富之直接创造，仅限于提供公共品，维持秩序。换言之，斯密所设想的作为治国者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财富无关，而与秩序有关，与正义有关，它是一种秩序或正义的经济学。它讨论的主题是：政府如何维系社会创造财富的秩序，此秩序本身是国民基于分散的知识自发地合作、交换而形成的。

斯密的治国者之经济学原理让我们联想到儒家的教诲。儒家关注财富问题，它提出政府要“富民、养民、教民”。但孔子又明确地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样的教诲曾遭到西方经济学的中国信徒的广泛讥讽。然而在当下，这一教诲的价值已然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