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教育的建议精选(十四篇)

篇1

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上来看，我国劳动立法体系滞后于我国劳动关系的现实需要。具体表现在：一、在立法思想上还停留在以户籍、编制等阶层化上，对劳动者进行人为划分的带有身份属性的制度性规定，待遇不一，与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同工同酬》公约规定不符。同时，行政法规较多，罚则条款不具体、不规范，造成执法过程中处罚手段难以真正实施。这导致劳资双方合同不规范，甚至存在用工歧视等问题，对侵犯劳动权的法律责任的追究还有待加强。二、监察执法现状不容乐观。各级劳动监察机构在面临范围大、工作重的劳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时，由于监察人员责任意识不到位，在执法程序与手段上只罚不纠，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效果。三、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还有待完善。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大幅增加，处理难度日益加大，我国劳动权司法保障突显出范围狭窄、救济缺失等问题，尚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对策与建议完善教育法律体系是实现教育法治化，维护教育公平的前提。

在教育立法方面，要按照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法定的立法权限，进一步推动教育法律体系的系统性。进一步提高教育立法的质量，增强教育立法的民主化与可操作性。要做好前期调研工作，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若干重要问题，做好拟制定有关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可行性论证，对教育投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等有关促进教育公平的诸多方面应给予重视并规范和管理。

尽快建立严格的教育执法制度，以保障立法的顺利实现。长期以来，教育法制建设深受“人治”和“权治”思想影响，没有充分体现被管理者的“权利”和“所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在观念上增强执法意识，尊重、落实和维护学校的自。同时，要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主体的职责，建立较为规范的执法机制，加强教育执法队伍的建设，明确行政执法程序，加大教育执法力度，依法规范教育秩序，纠正、处理、处罚教育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再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应加强教育执法监督的力度，并充分发挥教育督导作用，保证相关部门正确地履行职责，力拒教育腐败。同时，逐步建立和发挥社会舆论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建立一个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独立权威的教育法律监督体系。

努力加强教育司法建设。建议在《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行政受案范围中增加“受教育权受到侵犯”的情形，并将对受教育权形成侵犯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建立健全处理教师申诉、学生申诉的程序与机制，运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多种法律救济手段，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及时妥善地处理日益增多的教育纠纷，保证教育程序的正常进行和教师、学生、学校的合法权益。依靠法制建设保障食品安全，将成为食药总局组建后的重要任务。首先，要建立以《食品安全法》为根基的食品安全立法体系，尽快明确行业标准，注重食品的卫生、安全与营养，实现从养殖业、种植业的源头立法。加强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从刑事立法上旗帜鲜明地表达国家严厉打击这些犯罪的决心。

执法方面遏制多头执法，明确政府职能部门的分工，协调做到“无缝连接”，将“管理程序、规章制度和监管行为”融合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过程中，要把食品安全监管覆盖到生产全链条，改变食品安全领域“事前、事中执法真空，事后突击式执法”的现象。同时，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违法犯罪行为的追究力度，依法快速、高效的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并加大经济处罚力度，提高食品经营者违法犯罪的成本。

充分发挥司法检察作用，强化移送责任意识。增设行政机关对查处食品案件的专门移送条款及移送标准，对“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建立权责利相对应的倒查机制和惩治体系。对食品安全问题以及政府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各级人大应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启动监督程序，依法加强监督。对食品安全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的、以罚代刑、行为“入刑化”，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督促监管者公正尽责。构建劳动权保障的新型立法体系，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首先，加快劳动保障立法步伐，对劳动者予以平等保护，在制定劳动法律时，要充分考虑当前相关劳动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和漏洞，提高立法质量，既要兼顾劳资双方利益平衡，消除歧视，平等保护，又要向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适度倾斜，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进一步切实维护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强化同工同酬权。规范特殊工时管理，明确不定时工作制的岗位范围以及工资保护。规定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范围及其综合计算周期、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降低缴费比例，提高保险待遇，为在异地生育的女职工打开方便之门。解决工资支付问题，主要包括规范工资发放的方式、工资计算方式等内容。

加强劳动保障管理和监察力度，提高监察执法水平，以保证劳动法律的最终实现。完善评议考核制等工作制度，严格依照法定职责和程序开展巡视监察等执法工作，坚决查处和依法纠正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保障法律法规的严格实施，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减少劳动争议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

篇2

【关键词】民生 法治建设 立法 司法

民生，是国之发展所必需，自古就与“国计”相提并论。从法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最大的民生就是广大百姓的权利问题，包括对公民生存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等合法正当权益的维护。在一些民生需要的领域，如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方面，市场大多是失灵的，需要由政府来提供保障和供给，而法律是保障公民权益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

当前我国民生领域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法律法规尚不能满足保障教育公平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一、教育法规从数量上看已初具规模，但存在较多的制度漏洞，立法质量不高，缺乏具体明确的行为准则，法律规范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教育行政执法方面，依法行政、依法治校尚未成为教育行政部门、政府有关部门及学校的自觉行为，由于某些教育法律法规在具体执行中涉及多个部门，造成执法主体之间互相推诿，互不负责，对教育收费、办学秩序等群众意见采取的执法检查整改措施力度不大。三、教育法律实施监督时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监督主体没有独立的权威，人大的监督权没有与决定权、任免权结合起来，对逾期不改或置之不理的执法者，人大没有依法质询、询问，对违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责任人员，没有依法进行查处。四、在教育司法方面，现行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基本权利有直接司法效力，对包括教育行政在内的行政违法行为不设独立的行政仲裁机构，即在行政或司法过程中不能给予学生申诉有效的救济，在遭受侵犯时，行政救济无门，司法诉讼无路，特殊的情形也只是作为民事案件或行政案件处理，目前的现状使宪法和公民受教育权显得很尴尬。

食品安全问题影响着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具体表现在：一、立法方面，原有的以《食品卫生法》为中心的框架下建立的食品安全体系不够系统，立法的规范性还不够严密，不能完全适应我国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需求。针对食品产业链中的加工、储存、运输、持有等关键环节上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还存在立法空白，这就会导致实际中当查获持有或运输不安全食品时，违法者能够以既没有生产也没有销售为由轻易逃脱刑法制裁。二、我国当前采取“厉而不严”的政策，刑罚设置上表现为罚金刑，法律责任偏轻，与刑法之间没有很好地衔接，使得有毒食品生产者、食源性疾患的肇事者被查处后向司法机关的移送率较低，判刑的更少，不足以震慑食品制假行为。在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设置中对于情节加重犯规定“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种立法模式未能突出没收财产刑的作用，会使法官优先选择罚金刑，而忽视对没收财产刑的适用。三、部门管理混乱，存在“为利执法”现象。我国食品安全执法监管部门权限划分不明，分段立法为监督执法留下了空隙和隐患，尚没有设立明确的执法者责任追究制度。

劳动权益保障滞后于我国劳动关系日益多样的现实需要。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上来看，我国劳动立法体系滞后于我国劳动关系的现实需要。具体表现在：一、在立法思想上还停留在以户籍、编制等阶层化上，对劳动者进行人为划分的带有身份属性的制度性规定，待遇不一，与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同工同酬》公约规定不符。同时，行政法规较多，罚则条款不具体、不规范，造成执法过程中处罚手段难以真正实施。这导致劳资双方合同不规范，甚至存在用工歧视等问题，对侵犯劳动权的法律责任的追究还有待加强。二、监察执法现状不容乐观。各级劳动监察机构在面临范围大、工作重的劳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时，由于监察人员责任意识不到位，在执法程序与手段上只罚不纠，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效果。三、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还有待完善。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大幅增加，处理难度日益加大，我国劳动权司法保障突显出范围狭窄、救济缺失等问题，尚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要求。

对策与建议

完善教育法律体系是实现教育法治化，维护教育公平的前提。首先，在教育立法方面，要按照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法定的立法权限，进一步推动教育法律体系的系统性。进一步提高教育立法的质量，增强教育立法的民主化与可操作性。要做好前期调研工作，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若干重要问题，做好拟制定有关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可行性论证，对教育投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等有关促进教育公平的诸多方面应给予重视并规范和管理。

其次，尽快建立严格的教育执法制度，以保障立法的顺利实现。长期以来，教育法制建设深受“人治”和“权治”思想影响，没有充分体现被管理者的“权利”和“所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在观念上增强执法意识，尊重、落实和维护学校的自。同时，要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主体的职责，建立较为规范的执法机制，加强教育执法队伍的建设，明确行政执法程序，加大教育执法力度，依法规范教育秩序，纠正、处理、处罚教育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再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应加强教育执法监督的力度，并充分发挥教育督导作用，保证相关部门正确地履行职责，力拒教育腐败。同时，逐步建立和发挥社会舆论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建立一个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独立权威的教育法律监督体系。

最后，努力加强教育司法建设。建议在《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行政受案范围中增加“受教育权受到侵犯”的情形，并将对受教育权形成侵犯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建立健全处理教师申诉、学生申诉的程序与机制，运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多种法律救济手段，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及时妥善地处理日益增多的教育纠纷，保证教育程序的正常进行和教师、学生、学校的合法权益。

依靠法制建设保障食品安全，将成为食药总局组建后的重要任务。首先，要建立以《食品安全法》为根基的食品安全立法体系，尽快明确行业标准，注重食品的卫生、安全与营养，实现从养殖业、种植业的源头立法。加强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从刑事立法上旗帜鲜明地表达国家严厉打击这些犯罪的决心。

其次，执法方面遏制多头执法，明确政府职能部门的分工，协调做到“无缝连接”，将“管理程序、规章制度和监管行为”融合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过程中，要把食品安全监管覆盖到生产全链条，改变食品安全领域“事前、事中执法真空，事后突击式执法”的现象。同时，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违法犯罪行为的追究力度，依法快速、高效的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并加大经济处罚力度，提高食品经营者违法犯罪的成本。

再次，充分发挥司法检察作用，强化移送责任意识。增设行政机关对查处食品案件的专门移送条款及移送标准，对“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建立权责利相对应的倒查机制和惩治体系。对食品安全问题以及政府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各级人大应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启动监督程序，依法加强监督。对食品安全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的、以罚代刑、行为“入刑化”，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督促监管者公正尽责。

构建劳动权保障的新型立法体系，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首先，加快劳动保障立法步伐，对劳动者予以平等保护，在制定劳动法律时，要充分考虑当前相关劳动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和漏洞，提高立法质量，既要兼顾劳资双方利益平衡，消除歧视，平等保护，又要向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适度倾斜，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进一步切实维护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强化同工同酬权。规范特殊工时管理，明确不定时工作制的岗位范围以及工资保护。规定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范围及其综合计算周期、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降低缴费比例，提高保险待遇，为在异地生育的女职工打开方便之门。解决工资支付问题，主要包括规范工资发放的方式、工资计算方式等内容。

其次，加强劳动保障管理和监察力度，提高监察执法水平，以保证劳动法律的最终实现。完善评议考核制等工作制度，严格依照法定职责和程序开展巡视监察等执法工作，坚决查处和依法纠正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保障法律法规的严格实施，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减少劳动争议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

篇3

【论文摘要】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构建与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是高校科学发展的需要。《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明确了高校与教职工的聘用关系受劳动法律体系的规范与调整，开启了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新时代，也对政府有关部门、高校和工会组织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影响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和多方面不利因素，必须切实转变传统观念，加大内外部改革力度，加强宏微观科学管理，建立健全各相关机制，推进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与发展。

一、影响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影响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

（1）劳动关系多元化。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办学主体和办学形式多元化。办学主体多元化，如公办院校、民办院校、公办民助院校、股份制高校等；办学形式多元化，如普通高等教育、高职高专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网络教育，以及各类合作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使高校劳动关系多元化、复杂化。第二，用人形式多元化。在高校劳动人事制度改革进程中，出现了聘用制、合同制、人事、人才派遣及事实劳动关系、双重劳动关系、临时劳务关系等多种用人形式，导致人员管理多层次化、劳动关系复杂化。第三，职称结构多元化。不同职称系列之间由于聘任产生的纠纷较为常见，有时还很尖锐。第四，薪酬形式多元化。用人形式和职称结构多元化，加之个别劳动问题突出（如教师有明显不同的个体劳动特点），造成各类人员薪酬形式多样化和利益不均衡；各类人员相互攀比，更加剧了高校劳动关系的复杂性。

（2）法律关系复杂化。长期以来，高校内用人法律关系主要分为三种：教师和管理人员为人事关系，后勤工人为劳动关系，大量的编外人员则为雇佣关系，分别对应适用人事法规、劳动法律和民事法律。由于劳动关系多元化带来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法律关系复杂化必然带来法律调整方式更为复杂，给劳动关系协调带来一系列问题。

（3）劳动关系流动变化增强。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高校人员流动加快带来劳动关系的变化呈现增强趋势，给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带来许多新问题，产生了不少纠纷，涉及到聘用合同的履行、待遇，甚至罚款、退房等许多方面。

（4）劳动争议呈现增长趋势。近年来，高校劳动争议和纠纷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聘用纠纷、职务职称评定纠纷、劳动报酬纠纷等。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高校劳动人事制度改革，高校编外教职工普遍增加，且大量不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短期化，并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存在着歧视和不平等现象，随意辞退、侵犯职工合法劳动权益的事件增多，劳动争议呈上升之势。

2、影响高校和谐劳动关系问题的原因分析

（1）管理制度不健全。在高校内部，管理制度科学合理性不够，影响着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如，岗位设置不科学，工作量不均衡，待遇上不够公平；制度设计偏离既定目标（如缺乏明确的目标条款，导致个人行为与学校目标的背离），考核机制不够科学合理；合同内容不规范和部分有效性也影响其公正性；薪酬分配形式复杂，结构失衡，重身份、轻岗位、轻业绩；传统人事管理观念转变不彻底，管理方法粗糙，服务意识不强，工作随机性较大，长效管理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等，给管理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着劳动关系的协调与稳定。

（2）运行机制不完善。近年来，已推行聘用制的高校，许多也只是在人事关系前提下实施行政行为，模糊了学校与教职工之间的关系。工会维权存在现实困境：教育工会组织的非独立性和对工会工作内容的认识错位等，都不利于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造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滞后。同时，对可能导致劳动关系不和谐的因素控制乏力，预警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此外，我国高校等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制度不仅滞后，也很不完善，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多数高校基本没有推行，“能进能出”机制和聘用制度的全面推行遭遇到制度。

（3）校园文化心理存在误区。如，由于对聘用制认识上存在偏差，宣传上力度不够，理论上准备不足，造成行为上存在重评审、轻聘用的倾向，要么“评聘不分”，要么“评聘完全分离”，一旦评上任职资格，职务工资进档案了就完事；观念上也存在着思维定势和误区，如“职务即职称”、“评上、聘上即终身”、“论资排辈”、“平均主义”等；学校及教职工的社会保险意识淡薄，心理上严重依赖受聘单位原有的福利体系，排斥社会保险，也阻碍了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形成。

（4）法律法规政策滞后。如，劳动人事法规内容陈旧、规定不明确，高校往往只是比照执行；教育法规建设缺乏操作性；改革中的许多政策有的仅是试点，各高校做法不尽相同，甚至与法规相抵触的也不少；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职工维权乏力，教育工会组织在维权时无所作为等等。面对复杂的劳动关系和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许多高校显得力不从心，工作上限于被动。显然，要构建与发展高校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不管对政府相关部门、高校还是工会组织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推进高校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与发展的对策思考

1、全面完善和推行聘用制，进一步规范高校劳动关系

第一，进一步完善高校聘用制度。高校聘用制度本质上属于劳动关系范畴，必须尽快转变观念，切实用《劳动合同法》调整高校劳动关系，并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要求，对高校聘用制作进一步的完善，依法保护教职工和学校双方的合法权益。第二，规范订立聘用合同。聘用合同是聘用制的核心，高校应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依照法定程序正式签订规范、完整、有效的合同，将双向选择结果以合法的契约形式加以确立。第三，抓好岗位设置管理办法的落实。所有教职工，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职员)和工勤技能人员，都要纳入岗位设置管理。通过科学合理设置岗位，明确不同岗位的职责、权利和任职条件标准，加快岗位聘用工作。第四，完善公开招聘和考试制度。在科学设岗和明确岗位职责的基础上，从制度上规范高校选人用人的程序和做法，通过完善公开招聘制度、平等竞争、择优聘用，做到人尽其才、人事相宜。第五，加强聘后管理。重点是完善与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相适应的考核制度，将过程考核与目标考核、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结合起来，使工作过程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第六，完善解聘与辞聘制度。通过疏通教职工出口渠道，增加用人制度的灵活性，解决人员能进能出的问题，使劳动关系在调整中实现和谐。

2、创新运行机制，健全符合高校特点的劳动关系管理制度

第一，建立科学合理、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逐步建立以岗定薪、业绩取酬，向关键和特殊岗位倾斜，重实绩、重贡献，科学合理、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一是进一步扩大高校内部分配自。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对有条件的高校，可试行工资总额包干制度，搞活内部分配。二是充分发挥工资政策的导向作用。对在特殊岗位工作的人员，继续在工资待遇上给予优惠政策；在制定内部分配办法如绩效工资时，对在关键和特殊岗位工作的人员，给予重点倾斜。三是积极探索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改革。允许有条件的高校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奖励项目完成人员和对产业化有贡献的人员；允许高校经批准高薪聘用个别拔尖人才，对有重大科技发明、贡献突出的人才实行重奖。四是建立与教职工贡献相适应的科学分配机制。第二，完善教职工利益诉求表达与沟通对话机制。高校内部应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为教职工建立健全畅通的诉求表达渠道和良好的沟通对话机制。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可积极探索协议薪酬或薪酬谈判制度等。第三，建立健全高校工会和教代会的维权机制。高校工会应当将维权作为头等大事，并以此作为考核工会工作的重要指标。可进行工会职业化、社会化、行业化改革，充分发挥工会在维权中的主体作用，加强对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高校内部劳动纠纷协商处理机制，及时、公正处理劳动合同争议。应积极探寻高校工会维权的有效途径，如，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对会员负责的工会组织负责人；在教育工会组织中普遍成立专业的教师维权委员会，等等。同时，要建立有效的教代会运行机制，充分发挥高校教代会的维权作用。第四，建立与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树立教职工职业生涯规划理念，建立与教职工职业生涯规划相呼应的培训、进修制度，将教职工的培养与聘用、考察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聘用制中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实现学校和教职工的共同发展和相互促进。第五，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形式的聘余人员安置机制。坚持以内部消化为主的原则，对聘余人员实施再培训计划；设置专门的指导机构，探索多种形式为妥善安置未聘人员提供信息、帮助指导、创造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使他们在新的领域发挥作用。

3、培育先进的校园文化，营造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良好氛围

第一，培育和确立尊重教职工价值、善待教职工的先进校园文化，这是稳定、和谐高校劳动关系的根本。第二，重视挖掘、整理和凝练学校发展过程中积淀并集中体现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以共同的理想为导向，因势利导，形成群体价值观和良好的校风，以增强教职工态度、行为方式和习惯的一致性。建立良好的校园人际关系氛围，增强向心力和吸引力，促进学校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第三，树立劳动关系的法制化、市场化观念，增强依法用工意识，自觉落实教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护弱势群体利益。通过打造规范的劳动制度文化，凝聚共识，将学校发展目标分解落实到每一个岗位，使学校事业发展成为全体教职工的共同意识，并把自己的前途与学校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教职工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第四，加强民主管理，建立教职工民主参与和共享的氛围。通过召开高校民主管理现场会等形式，增强教职工的监督意识和管理的透明度，及时了解教职工面对客观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取向和心理感受，积极吸纳合理意见和建议，努力营造教职工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和表现自我才能的气氛和空间。

4、完善和深化相关立法和宏观管理政策的配套改革

（1）加快劳动人事法制建设和立法进程，提高立法层次，突出立法重点，尽快填补政府奖励表彰、事业单位劳动管理、工资管理、职业资格管理、继续教育和人力资源市场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空白，抓紧研究制定以《事业单位聘用管理条例》、《高校教职工聘用制度》为基础的政策法规，建立健全与《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相配套、与高校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2）分类推进事业单位劳动制度的配套改革，改革和完善不同高校的分类管理制度。按照急需先建、单项突破的要求，抓紧出台单项政策法规，制定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暂行规定和处分暂行规定，并根据高校性质和特点，建立与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相适应的考核制度。

（3）按照《劳动合同法》精神，重新修订完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范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规定》，进一步规范聘用制度的实施。推行高校社会保险制度，作为完善聘用制、和谐劳动关系的必要保证。

（4）积极深化和推进职称改革，建立与高校聘用制度相适应、符合教师职业特点的教师职称制度。力争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以分类管理为基础，以构建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评价机制为核心，形成科学、分类、动态的职称体系；进一步扩大高校在教师职称评审过程中的自。

（5）改革高校领导人的委任和考核体制。在选拔任用中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直接聘任、招标聘任、推选聘任等多种任用形式；进一步建立健全领导人员任期目标责任制，加强对任期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并切实将考核结果与聘任、奖惩挂钩。

（6）探索和完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应规范平等协商程序，突出平等协商重点，强化履约监督，探索和完善适合高校实际的专项集体合同制度。在高校集中的地区，探索推行区域性的集体合同制度。

5、探索与完善高校劳动关系多方协调机制

高校劳动关系的主体除了高校与教职工外，还涉及集体劳动关系、劳动行政关系、劳动争议处理关系中的其他众多主体，如工会、劳动监察、仲裁、法院等。从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来看，高校的劳动关系也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涉及多方主体，牵扯多方利益。现实情况充分说明，仅仅依靠三方协商机制无法解决新形势下全部劳动关系问题，构建多层次的社会层面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显得极为必要。应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广覆盖的劳动关系多方协调机制，形成纵横交错、有机统一的劳动争议预防和处理网络。

第一，建立健全行业性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各地教育工会可从各高校调整充实劳动争议调解员队伍，依法建立行业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立健全调解人员培训制度，提高队伍素质；切实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规范化建设，提升行业内部调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使其成为解决行业劳动争议的有效途径。

第二，建立健全地方行政性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中应尽量扮演权威的居中调解人而非裁决人的角色，展开积极的斡旋工作，为当事人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争议的帮助，以实现劳动人事调解方式的行政化、区域化，充分发挥政府行政调解的能动作用。

第三，进一步完善仲裁工作，加大劳动争议裁处工作力度。特别要积极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开展劳动调解、仲裁工作，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确保劳动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及时受理和仲裁劳动争议案件，切实维护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司法介入要适度，应尽量做到劳动关系当事人更多地通过自主协商、调解或仲裁来化解矛盾，而非动辄对簿公堂，以利于高校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第四，加强各协调组织之间的合作。通过建立健全行业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相结合的劳动争议纠纷调解网络体系，加强教育工会、区域性行政调解组织、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之间的合作，来沟通信息、协调行动。如，由教育工会、劳动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高校联合成立“劳动关系协调多方联席会议”，以建立和完善劳动关系多方协调机制。

第五，充分发挥劳动监察部门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职能作用。应大力加强对高校贯彻实施劳动法律法规的监督与指导，将劳动合同签订和解除等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情况作为监察重点，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针对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中的突出问题及时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切实提高劳动争议处理效率；进一步强化劳动监察机构和队伍建设，强化对相关管理部门的问责制等，以维护高校劳动关系的和谐。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S].2007-6-29.

[2]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S].2002．

[3] 张鹏飞：聘用制条件下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2）.

篇4

（一）劳动法制教育实践活动缺失，学生对劳动法律知识的应用能力较差法律实践是提高法制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法律重在应用，学会法律知识不是开展法制教育的最终目的，学会应用法律知识，将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才是法制教育的目标。劳动法律知识实践性很强，学生只有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才能有效维护自身权益。目前劳动法律教育大都采用传统方式，注重课本知识的灌输，缺乏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课外又很少组织相关的实践活动，学生对劳动法律知识的应用能力较差，实践活动对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二）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及就业指导课程的任课教师大都是非法学专业出身，专业化水平不高。教师对劳动法律知识的研究和理解不够深入透彻，在知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教学方法的有效运用等方面还有许多局限性。有的教师上课时照本宣科，不能把劳动法律知识系统地、深刻地传授给学生；有的教师由于缺乏法律实践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于如何培养大学生劳动法律维权意识及能力更是无从着手，极大地影响了劳动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二、加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我国劳动法治进程的基本要求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企业发展、社会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证。我国目前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增加了劳资矛盾。《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为保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劳动者劳动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的欠缺，许多用人单位公然实施违法用工行为，甚至在有些领域成为一种常态，劳动法的立法宗旨在现实生活中未能真正实现。法律意识是决定法律制度能否得到有效运作的内在动因。在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之后，法治精神能不能得到弘扬，人的素质是最关键的。我国每年有几百万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大学生作为劳动者的主力军，应该成为实践法律的楷模。加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宣传劳动法律；通过大学生的劳动维权意识和行为，使违法的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既维护了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和扼制。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规范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保障，双方才可能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可见，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制教育直接影响我国劳动法治的进程。

（二）是培养学生法制观念和法律素养的重要切入点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使学生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学生能否在就业及工作过程中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是检验大学生在校期间法制教育效果的重要依据。高校法制教育可以从加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入手，引导学生提高法律认知水平，关注公民权利，强化法律意识，不断提升综合素质。

（三）是维护学生自身权益，提高综合就业能力的现实需要当前大学生普遍劳动法律知识匮乏，法律维权意识淡薄，主要表现为对平等就业权如何保障，创业优惠政策如何落实，订立劳动合同注意的问题，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劳动争议发生后如何处理等问题知之甚少。在法律实践中，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求职及履职过程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大学生劳动法制意识现状及劳动维权水平决定了必须加强在校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的实效性。通过劳动法制教育，使学生提高法律维权意识及能力，有效降低就业风险，避免权利侵害，以增强学生的综合就业能力。

三、加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实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教学内容，提高劳动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劳动法律教育只有反映最新的劳动法律规范的内容，才具有实践指导意义。2008年以来，我国陆续制定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等多部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并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制教育，应当加大劳动法制内容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就业指导课程中的比重，同时以劳动法律制度及劳动关系现状为依据，结合大学生的实际需要，优化教学内容。应保证劳动法制教育涵盖学生在校期间勤工助学、实习实践劳动权益保障、就业权益保障、劳动合同订立、履行中的权益保障及相应法律救济途径等内容，提高劳动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二）创新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满足实际需求劳动法制教育涉及的内容较多，与大学生在校期间及毕业后的劳动权益息息相关。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制教育，应该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全程指导。这就要求劳动法制教育教学模式不能仅限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就业指导两门公共课程的教学，应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可以开设大学生劳动维权、大学生创业讲堂、以案学法等以劳动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选修课程，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全面系统地进行劳动法制教育，弥补现有教学模式的不足。

（三）开展丰富的劳动法律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劳动维权意识劳动法制教育的目标及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都要求把实践活动作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的主要内容。开展劳动法制教育，应结合课程教学的需要，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如组织学生观摩、模拟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及法庭审理，开展劳动合同法实施状况的社会调查等活动。同时在课堂教学之余，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司法工作者、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等人员开展劳动法律知识讲座；组织劳动法律知识竞赛、征文、演讲等活动；指导学生成立劳动法制教育社团，邀请专业老师作指导教师，在学生中开展劳动法律咨询等活动。通过丰富的劳动法制教育实践活动，构建起课堂内外、校园内外一体化的劳动法制教育网络，引导学生认识劳动法制教育的重要意义，从而形成学习的内在动力，真正树立劳动维权意识，提高维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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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教师权益保护现状；问题；建议

教师是学校的灵魂，对于学校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教师权益保障问题直接关系着教师群体的工作积极性、工作条件、生活水平以及职业生涯规划，因此意义重大。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如何，关系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从而也关系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一、我国高职教师的权益保护现状

1.高职教师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推行事业单位聘用制以前，我国实施的是高职教师终身任用制，只要能担任高职教师工作，就不存在下岗、失业等问题。2000年6月，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在高等学校中全面推行聘任聘任制，学校和教职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签订聘用聘任合同，确立受法律保护的人事关系。聘用制旨在改变原来的行政管理关系，在学校与教师之间建立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能较好的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教师也有了与学校对话的机会和权利。

2.高职教师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于1994年1月1日就正式-实施。“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是《教师法》的立法宗旨。WWW.133229.COm其中第7条明确规定了教师享有的6项权利，1)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2)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3)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4)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的带薪休假；5)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ffg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6)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教师法》的各项待遇及保护教师政治及人身权利的法律措施等。

在《教师法》实施后，我国又陆续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保护教师权益。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3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保护教师的合~-,ig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对于高职教师合法权益的保障，第50条规定“国家保护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采取措施改善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2008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96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任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1995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法》是将教师与学校的关系排除在外的。《劳动合同法》作为劳动法的特别法，其在劳动合同方面的规定优先于《劳动法》适用，从而使高职院校教师的法律保障更加具备实质内容。

3.高职教师权益保护途经

教师权益受到侵犯时，我国法律上规定了如下几种维权途经：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工会投诉、提起民事诉讼、申请学校劳动争议调剂委员会的调解、向上级主管部门投诉。

二、教师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平等的民事主体实质并不平等

从法律规定来看，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但是，由于《劳动合同法》上的劳动者本来就是弱势的一方，同时双方存在一种行政隶属关系、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教师在工作中接受学校的安排，必须服从学校的规章制度的管理，因此，教师与学校之间是无法在现实中达到真正的平等。实行聘用制在法律意义上保证了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平等，教师与学校可以平等协商签订聘用合同，教师也可以提出聘用条件。但是，学校掌握了人事权，也掌握了是否同意签订聘用合同的决定权，也掌握了签订合同后是否续聘的决定权，在这种情形下，教师是无法与学校就劳动报酬、劳动条件平等协商的，聘用合同也无法真正体现教师的权益。

2.教师权益经常受到侵犯

高职行政人员的行政职能明显，基本不存在服务职能。学校对教师的干预太多，导致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自由经常受到影响，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自由度也比较有限。高职升学率不断提高，学生就业压力大，使教师在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时经常受到干扰。由于高职对教师的行政职能的强化，教师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的权利基本等同于空中楼阁。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工资水平的规定，在现实中更加无法实现。

3.教师权益救济途径不畅通

虽然在法律意义上规定了多种途经可以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但是，这些途经并不是条条畅通。如1995年原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提出的申诉，由其所在区域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受理。省、市、郊教育行政部门或主管部门应当确定相应的职能机构或者专人负责，依法办理教师申诉案件。行政机关对不属于其管辖范围的申诉案件，应当移交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办理，同时告知申诉人。

因申诉管辖发生争议的，由涉及管辖的行政机关协商确定，也可由他们所属的同一级人民政府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主管机关制定。”由上可知《意见》并没有规定具体接受申诉的教育行政部门；到底是由哪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来指派工作人员《意见》意见也没有指明；而且对于有管辖权争议的案件最后应该交给和人来处理，《意见》也没有落实，只是用了“相关机构”来指代，在这种模糊的条件下教师应该向何处去申诉自己的合法权益?又如目前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与本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依照本法执行。”《劳动合同法》也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但是，就是这个“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导致了教师有可能在某些权益上排除在《劳动合同法》之外。《劳动法》更是没有将教师纳入到其调整范围中来。这样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教师权益受到侵害时，教师可以依法申请仲裁，程序上的权利受到保护了，但是实体上则无法保障教师的权利，因为教师无法适用《劳动法》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无法适用《劳动合同法》，最为浅显的例证就是教师的待遇低于公务员待遇这种违法情形发生时，教师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又有谁能帮教师维护这个合法的权益呢?

三、建议

1.赋予高职教师公务员身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教师具有公务员身份，教师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终身任职，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地位平等，学校不具备直接聘用和解雇教师的权利，因此，在双方的关系上，教师具有平等争取自己权利的先天优势。因此，我国如果能赋予高职教师公务员身份，将教师纳入公务员体系管理，这样就能解决教师与学校之间地位不平等的难题，从根源上解决教师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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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教师权益保护现状；问题；建议 

 

教师是学校的灵魂，对于学校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教师权益保障问题直接关系着教师群体的工作积极性、工作条件、生活水平以及职业生涯规划，因此意义重大。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如何，关系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从而也关系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一、我国高职教师的权益保护现状 

 

1.高职教师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推行事业单位聘用制以前，我国实施的是高职教师终身任用制，只要能担任高职教师工作，就不存在下岗、失业等问题。2000年6月，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在高等学校中全面推行聘任聘任制，学校和教职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签订聘用聘任合同，确立受法律保护的人事关系。聘用制旨在改变原来的行政管理关系，在学校与教师之间建立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能较好的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教师也有了与学校对话的机会和权利。 

2.高职教师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于1994年1月1日就正式-实施。“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是《教师法》的立法宗旨。其中第7条明确规定了教师享有的6项权利，1)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2)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3)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4)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的带薪休假；5)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ffg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6)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教师法》的各项待遇及保护教师政治及人身权利的法律措施等。 

在《教师法》实施后，我国又陆续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保护教师权益。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3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保护教师的合~-,ig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对于高职教师合法权益的保障，第50条规定“国家保护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采取措施改善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2008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96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任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1995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法》是将教师与学校的关系排除在外的。《劳动合同法》作为劳动法的特别法，其在劳动合同方面的规定优先于《劳动法》适用，从而使高职院校教师的法律保障更加具备实质内容。 

3.高职教师权益保护途经 

教师权益受到侵犯时，我国法律上规定了如下几种维权途经：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工会投诉、提起民事诉讼、申请学校劳动争议调剂委员会的调解、向上级主管部门投诉。 

 

二、教师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平等的民事主体实质并不平等 

从法律规定来看，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但是，由于《劳动合同法》上的劳动者本来就是弱势的一方，同时双方存在一种行政隶属关系、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教师在工作中接受学校的安排，必须服从学校的规章制度的管理，因此，教师与学校之间是无法在现实中达到真正的平等。实行聘用制在法律意义上保证了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平等，教师与学校可以平等协商签订聘用合同，教师也可以提出聘用条件。但是，学校掌握了人事权，也掌握了是否同意签订聘用合同的决定权，也掌握了签订合同后是否续聘的决定权，在这种情形下，教师是无法与学校就劳动报酬、劳动条件平等协商的，聘用合同也无法真正体现教师的权益。 

2.教师权益经常受到侵犯 

高职行政人员的行政职能明显，基本不存在服务职能。学校对教师的干预太多，导致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自由经常受到影响，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自由度也比较有限。高职升学率不断提高，学生就业压力大，使教师在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时经常受到干扰。由于高职对教师的行政职能的强化，教师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的权利基本等同于空中楼阁。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工资水平的规定，在现实中更加无法实现。 

3.教师权益救济途径不畅通 

虽然在法律意义上规定了多种途经可以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但是，这些途经并不是条条畅通。如1995年原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提出的申诉，由其所在区域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受理。省、市、郊教育行政部门或主管部门应当确定相应的职能机构或者专人负责，依法办理教师申诉案件。行政机关对不属于其管辖范围的申诉案件，应当移交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办理，同时告知申诉人。

因申诉管辖发生争议的，由涉及管辖的行政机关协商确定，也可由他们所属的同一级人民政府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主管机关制定。”由上可知《意见》并没有规定具体接受申诉的教育行政部门；到底是由哪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来指派工作人员《意见》意见也没有指明；而且对于有管辖权争议的案件最后应该交给和人来处理，《意见》也没有落实，只是用了“相关机构”来指代，在这种模糊的条件下教师应该向何处去申诉自己的合法权益?又如目前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与本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依照本法执行。”《劳动合同法》也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但是，就是这个“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导致了教师有可能在某些权益上排除在《劳动合同法》之外。《劳动法》更是没有将教师纳入到其调整范围中来。这样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教师权益受到侵害时，教师可以依法申请仲裁，程序上的权利受到保护了，但是实体上则无法保障教师的权利，因为教师无法适用《劳动法》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无法适用《劳动合同法》，最为浅显的例证就是教师的待遇低于公务员待遇这种违法情形发生时，教师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又有谁能帮教师维护这个合法的权益呢? 

 

三、建议 

 

1.赋予高职教师公务员身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教师具有公务员身份，教师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终身任职，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地位平等，学校不具备直接聘用和解雇教师的权利，因此，在双方的关系上，教师具有平等争取自己权利的先天优势。因此，我国如果能赋予高职教师公务员身份，将教师纳入公务员体系管理，这样就能解决教师与学校之间地位不平等的难题，从根源上解决教师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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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协议为切入点，结合近年来本人在职业教育、法律执业领域的实践经验，略谈校企合作相关法律问题，期望对我国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建设和职业教育发展有所裨益。

一、当前校企合作协议的法律效果

校企合作协议是校企合作关系的法律外在表现形式。校企合作协议本应当是校企合作得以运行的法律保障。但现实中校企合作协议是否能达到保障校企合作运行的效果，根据笔者多年来的考察和调研情况，将校企合作协议的签订、履行和纠纷处理等情况总结如下：

（一）签署协议方面

通过对广东省内及国内部分高职院校的调研和考察，拟对当前校企合作协议作如下分类：（1）深度合作协议。在这种协议中，校企双方往往愿意把学生见习、实习、顶岗实训的各个环节的各类事项和各自的权责利等方方面面规定清楚。但实践中愿意签订这种深度合作协议的企业很少，主要见于诸如酒店管理、市场营销之类的技术含量较低又能提供给廉价劳动力的专业或工种；也偶见于职业院校能够提供技术服务的专业或工种。（2）简单协议。这种协议的内容比较简单，条款总共约10条，仅表明企业提供实习基地给学校实习，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据笔者初步统计，这类合作协议占多数，有些职业院校与企业签署的这类简单协议占协议总数的70％以上。（3）免责协议。企业只愿意签订免责协议，尽量免除企业方对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发生意外事故的责任。这类协议也占有相当一部分，有的职业院校与企业签署的这类免责协议约占协议总数的15％。（4）不签书面协议。有些企业同意为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提供实习岗位，但不签任何书面的合作协议，这类协议约占10％。（5）阴阳协议。一个是表面协议（即给院校应付检查和评估的协议），一个是实质协议（表明前项协议只是供学校用于应付检查和评估，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这种情况虽不多，但笔者也接触到几例。这些情况就反映了多数校企合作协议在签订时，签订主体就没把协议当作一个具有实际法律效果的文件看待。

（二）履行协议方面

基于自愿签署的深度合作协议，双方往往能够得到切实的履行，但其他几类合作协议，签署协议时双方就没把协议真正当回事，履行方面更是不尽人意。笔者所在院校的酒店管理专业在深度合作方面比较典型，这个专业还专门为本地的宾馆和酒店实行订单式培养，把课堂搬到酒店，实现了学生既做学生又做员工的“边工边读”培养模式。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学生从事的工种技术含量不高，学生难以学到管理经验，到了后期学生仅以打工者的身份在宾馆和酒店从事端盘子、擦桌子、洗碗筷之类的劳动，因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而非深度合作下的合作协议，几乎不涉及到履行问题。

（三）纠纷解决方面

在校企合作中，也偶尔会发生法律纠纷，主要是学生在实习期间因意外事故导致的纠纷。实践中，在实习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故有：交通事故、机器或厂房设备伤人事故、食物中毒事故、学生之间或学生与企业员工之间打架斗殴事故（多发于中等职业院校）、突发疾病死亡事故、特殊体质或疾病导致的事故、上下班途中遭抢受伤害事故等等。这些事故发生之后，当事人往往不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是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由于书面合作协议没有写清楚事故责任分担问题，往往是学校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甚至迫于各种压力承担了法律上不应当承担的责任。

另外，从2005年至今，笔者曾10多次随学校学习考察团到通过了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职业院校学习考察，发现各校之间在校企合作方面是有差距的，有的做得相对好些，有的做得相对差些，但从各校签订的合作协议以及他们展示的其他证明材料来看，整体上还是比较欠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程度，校企合作协议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法律效果；校企之间也基本没有形成良好的合作办学法律体制和机制。罗士俐：以协议为切入点，略论校企合作法律问题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2期 第25卷第2期

二、校企合作协议难以发挥法律效果的直接原因

（一）法律层面的原因

首先，是校企合作协议的法律性质不明。当前，有不少人把这类协议等同于狭义的民事合同。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恐怕有失妥当。从法律逻辑角度而言，协议是一个上位阶的法律概念，即协议包含合同。协议可包含财产协议、行政协议、劳动协议、身份协议等，而狭义的民事合同仅限于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1\]。校企合作协议涉及到多方利益和多种性质的事项，涉及到企业、学校、学生等主体的利益；如果再拓展一点，还涉及到政府、学生家长、行业协会等主体的利益，所以这种协议实质上并不是双边协议。这种协议也不能看作是横向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因为这种协议涉及的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有的是横向平等关系，而有的则是纵向管理关系。一个完善的校企合作协议也涉及多种性质的事项，如学生的生活管理、学习管理、工资待遇、意外风险、商业秘密、教育职责分工协调等等，涵盖劳动保障权、人身权、受教育权、政府部门监督职责等多个权责领域。这种协议是当前任何有明确名称的协议所不能包容的。根据现有的法律制度和一般法律理论，我们也无法将这种协议归类到前述某类性质的协议中，也就无法找到对应的法律部门，自然就难以找到处理这种协议的法律依据。

其次，是立法上欠缺法律规则。就实践需要而言，校企合作中主要的法律问题有：（1）学生意外伤害事故责任问题。教育部虽于2002年出台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这一部门规章，但该《办法》并不适用于校企合作过程中发生的事故。（2）学生实习报酬待遇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并未明确把学生纳入管辖范围，他们的劳动待遇难以获得劳动法的保障。（3）工伤待遇问题。根据现有立法，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受到伤害并不能算作工伤。1995年，劳动部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2003年（2010年修改）国务院通过的《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该规定将工伤保险的主体范围表述为“职工”和“雇工”，是否包括实习的学生，不得而知。修改前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一条尚且规定：“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工期限的劳动者。”但修改后这一条不见了。按理，学生在企业实习和劳动过程中获得的权益保护程度应当高于企业员工，但实际上却不如员工。另外，学生在企业实习，涉及到食宿生活问题和管理问题，以及企业与学校分担教育职责问题，这些问题在立法上都没有解决。

上述这些问题立法上皆未解决，意味着校企之间签署的协议以及校企合作面临着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和隐患，校企合作协议未能发挥其法律效能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是执法缺位、司法回避。从执法层面来看，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企业应当履行职业教育义务，积极参与职业教育。该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但如果企业不接纳学生实习，不与职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后果如何，不给实习报酬，谁去执法，该法都语焉不详。所以，由于立法空缺，根本谈不上执法。就司法层面来讲，司法上也是往往采取回避态度，尽量不受理这类纠纷案件。

（二）合作动力方面的原因

任何合作都需要有动力，合作的基本动力往往是合作双方能各取所需。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能否做到各取所需呢？就目前来看尚做不到，有人建议应该从共同参与、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相对稳定、共守协议等五个方面注意处理好与企业的利益分享与合作关系\[2\]3133。有人建议利用智力成果来换得企业的资源，这没有现实基础，不可能从整体和根本上解决问题。

虽然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初衷来看，校企合作的目的是共同培养职业技术人才；从宏观和长远来看，整个企业界是获益的；但站在单个企业利益角度来看，它没有动力去培养人才，因为很有可能某个企业付出了很高的成本去培养人才，而这些人才最终却可能流向其他企业。此外，职业院校的动力也不是很强。因为在现有法律机制和职业教育体制下，深度校企合作往往会给学校带来很多额外的麻烦和纠纷。

另外，我国也没有像有些发达国家那样，通过给予企业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来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分担职业教育职责。

（三）教育体制和观念的原因

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教育体制并无很大差别，职业院校独立国家完成职业教育职责。有些学校宣称自己在职业教育上有某种特殊模式，例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中国高教学会产学研合作教育分会合编的《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操作指南》共列举了9种模式。这些学校在自称的模式上确实做得相对好一些，不过并未改变学校包揽职业教育职责的基本面貌，企业起的作用极为有限，且很多学校所谓的某种模式仅仅限于其所办个别特色专业\[2\]1115。当前我国“一元制”的职业教育体制与企业几乎没有任何法律关联，所以让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签订有法律约束力的校企合作协议，在教育体制上有障碍。

另外，由于国家在发展职业教育一开始制定教育体制就与普通教育别无二致，所以社会各界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错误观念：职业教育责任是学校的责任，不是企业的责任。在这种社会观念下，要想签订能够发挥法律实效的校企合作协议也不太现实。

三、校企合作协议难以发挥法律效果的根源

如前文所述，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难以找到深度合作的内在动力。这就需要人们跳离两者之间的内在动力这个视域，从外部压力角度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笔者认为，解决校企合作及其法律外在表现形式（合作协议）的效果不佳的难题，还要从职业教育存在和发展的本源说起。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同，普通教育存在和发展具有更为宽泛的基础和原因，但职业教育的存在和发展，主要的目的在于解决企业发展中技术人才欠缺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找到了让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企业发展，都需要大批技术人才。但是，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企业，他们都不会自觉去培养技术人才。因为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现代社会，自己花费了大量成本培养的人才，很有可能一旦成才就被其他企业挖走了，自然就没有企业愿意培养技术人才。企业需要技术人才，本应当自己想办法培养，但由于企业家的自私自利，靠他们自己没法解决此问题。但如果此问题没有解决，又会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因此，国家不得不对技术人才培养问题进行干预。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干预时，不同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干预方式和手段，形成了不同的职业教育模式，比较典型的有：美国形成了“合作教育”模式，日本仿效美国而形成了有别于“合作教育”模式的“产学合作”模式，英国形成了“三明治”教育模式\[3\]，德国形成了“双元制”模式等等。世界上比较成功的职业教育体制或模式都没有像我国那样采取与普通教育差别不大的教育体制和模式。

对德国职业教育体制建立的逻辑进行考察，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德国的职业教育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职业教育的担子全部承担过来，再把这个担子全部转移给学校。根据德国职业教育发展史和德国《职业教育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建立“双元制”职业教育体制的历史逻辑。德国最早规范职业教育事业的法律为1869年颁布的《工业法》，为了促进德国工业发展，该法规定：企业有培训学徒的义务，有将学徒送到“继续培训学校”接受教育的义务。这部法律及其修正案成为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基础。1920年德国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决定把“继续培训学校”改名为“职业学校”，职业学校在职业教育中负责承担理论和文化教育。1969年德国制定了《联邦职业教育法》，正式确立了技术培训由企业承担，理论和文化课由学校承担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制\[4\]。德国这种职业教育体制背后的逻辑就是：既然企业需要技术人才，就应当自己解决问题；自己确实解决不了的问题，国家或社会再设立职业学校来帮助企业解决。德国职业教育发展史和德国《职业教育法》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不是外界强加给它的义务，而是本来就是它自己该承担的天然职责。

既然承担职业教育责任是企业的天然职责，而如今企业又不愿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职业教育责任，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就有必要通过法律这种外部压力促使或激励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由于我国现有职业教育体制存有缺陷，校企合作法律机制基本空白，要改变职业教育以及校企合作的基本面貌，从长远和根本的办法就是要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

四、校企合作立法建议

综上所述，要想使校企合作及其协议获得实效，必须从立法上做文章，各层级立法应当逐步明确企业的职业教育义务。

1.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宜规定为一项宪法义务。我国《宪法》只规定了国家和公民的教育责任和义务，并没有规定企业等其他社会主体的教育责任。在现代社会，企业等其他社会主体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企业等其他社会主体作为一类社会主体享受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权利，因此也应当承担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故而从长远来看，《宪法》宜规定企业等其他社会主体的教育责任。如低位阶的法律《教育法》规定企业等其他社会主体承担教育责任、《职业教育法》规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未来的《校企合作法》或《校企合作条例》进一步规定校企合作的具体规则。

2.教育基本法宜明确规定企业承担职业教育是其法定义务。企业通过校企合作承担职业教育责任，在基本法上也缺乏明确规定。作为教育领域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九、四十、四十六、四十七条就企业等社会主体的教育职责作了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太过原则，违反这些规定也不用承担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所以，从基本法的角度来看，《教育法》并没有明确的有关企业应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法律条文。在教育基本法层面，应当明确规定企业承担职业教育是其法定义务。例如可以对现行《教育法》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七条作相应修改。

3.职业教育单行法宜明确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具体规则。《职业教育法》是调整职业教育法律关系的单行法，职业教育要实现高效率的校企合作模式，必须对现有职业教育体制有大幅度、甚至是彻底的修改，这种大幅度的改变必然带来职业教育各个方面的改变，特别应该对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明确的相关规定：第一，要明确规定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具体职责；第二，要明确规定校企合作及其协议的法律地位和性质；第三，要明确规定相关行政监管部门的职责。

4.国务院宜尽早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条例》，明确规定校企合作利益相关方的责权利。由于我国职业教育在产生初期走了一条学校包办所有职责的路径，企图短期内建立像德国那样以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双元制”模式是不可能的。国务院宜根据现有国情，尽早出台体现“政府主导、行业指导、学校为主、企业参与、学校与企业分工合作，共同承担职业教育职责”精神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条例》，以明确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职业院校、企业、学生等各利益相关方的责权利，以明确校企合作过程中学生学习、生活、工作、管理等环节中各相关方的职责。

5.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配套修缮。除了上述教育法律外，校企合作涉及到其他多个部门的法律，比如企业法、劳动保障法、税法等等。正如德国的“双元制”是一个由多个法律部门的配套而成的综合体制一样，要形成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制，必须对其他部门的法律法规加以配套修缮，此外，司法实践上也要作配套的解释。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虽然规定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但并不包含职业教育责任，因此，在司法解释上应当作确认：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职业教育责任。根据现在的司法倾向，学生的权益并不能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及其他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保障，因此一方面建议立法者要对这些法律法规作相应修改，另一方面建议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应作有利于保障学生合理权益的解释，将这些法律的适用主体范围扩大到学生群体。另外，通过税收杠杆来督促和鼓励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因此建议税收法律也应作相应的修改。

五、结语

总理曾指出：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在教育和科技，中国的振兴不单在经济总量，根本在人才和科技术进步；要建立和完善鼓励科技进步和人才成长的机制，通过改革促进产学研的结合。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一个瓶颈是：技术应用型人才稀缺。国家创办职业教育的初衷就是要解决技术应用型人才稀缺的问题，但现有的职业教育法律机制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国家应因势利导，及时大胆改革和创新职业教育体制，从立法层面建立体现“政府主导、行业指导、学校为主、企业参与、学校与企业分工合作，共同承担职业教育职责”精神的校企合作法律机制。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高教学会产学研合作教育分会.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操作指南\[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 中国驻日本使馆教育组.日本大学的产学研合作\[M\] .北京: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3.

\[4\] 吴雪萍.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历史演变\[M\]//外国教师教育史、职业与成人教育史研究，2009:18621863.

On the Issu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 from the Point of Contract

LUO Shili

(Heyuan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Heyuan 517000, China)

Abstract:Upon investigation,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contrac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 does not play the role to realize the legal effect of cooperation. The reasons are the following: the law, inner impetus and the existing education system and belief. It is the natural liability for enterprise to bear the burden of vocation education. So it is suggested that a set of perfect legal system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 should be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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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展劳动法教育的原因

我国劳动法教育现状目前，我国高校对学生的法制教育主要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完成（一般安排在大学二年级 ），但该课程对法律知识的介绍仅限于表面，内容主要是传统的宪法、民法、刑法等显要部门法，而对劳动法仅是蜻蜓点水式的介绍，很难让学生对劳动法有深入的了解与掌握。 此外，虽然高校已开设就业指导课，但绝大多数老师都只是围绕就业形势、就业政策 、简历制作 、面试技巧等内容展开 ，而鲜有涉及劳动法的内容，造成劳动法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缺失，导致大学生劳动权利保护意识淡薄，劳动维权能力低下。与劳动法教育缺失相对应的是大学生们在兼职或就业过程中遭遇的种种侵害。 如：学生因求兼职心切而遭遇黑中介，打工发生纠纷但因无书面协议而举证无门 ，被变相加班剥削或克扣工资而沦为廉价劳动力，人身权利被侵害而维权乏力，劳动合同暗含陷阱而学生浑然不知等。

高校开展劳动法教育的必要性1．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各界对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已取得长足进步，全社会的法治意识空前提高。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法制素质已成为衡量人力资源质量的重要指标。 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他们开展劳动法教育，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可持续发展。2．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及大学生就业方式转变的需要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国家对高等教育人才的招收与分配作出了重大调整，实现了从“双包”到“双自”的历史性转变，使高等教育逐步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大学生业由“天之骄子”变成“普通劳动者 ”，就业问题成了横亘在大学生与高校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 聚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的无收入或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被人们称为“蚁族”，成为下岗工人、农民工之后又一个弱势群体。 据统计，2011 年，全国在校大学生总人数超过 3000 万；2012 年，全国大学毕业生将达680 万。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 ，在激烈的就业竞争和劳动力买方市场中，大学毕业生的权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劳动者权利被侵犯，劳动争议案件逐年递增。 而一个通晓劳动法基本知识、懂得如何在劳资双方博弈中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大学生，无疑在职场中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竞争力。 因此，开展劳动法教育，让学生掌握必要的劳动法知识，可以消除学生面对劳动争议时的茫然和恐惧， 有利于提高他们在职场上自我保护的能力，促进他们毕业后的可持续发展。3．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需要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者 ）与劳动力的使用者（用人单位）之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从用人单位领取报酬和受劳动法保护等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 有关研究表明，2012 年，我国有效劳动力（25～54 岁黄金年龄阶段劳动力群体）将达到 6．1 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45％。 2006年10 月，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定。 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劳资矛盾突出的现实背景下，劳动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近几年劳动领域此起彼伏的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和谐的劳动关系，就不会有和谐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难以实现。我国每年新增的几百万大学生劳动力是我国庞大劳动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劳动力中的精英分子。对他们开展劳动法教育，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4．完善就业指导课程体系的需要2009 年 1 月 ，国务院办公厅了 《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要求高校强化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将就业指导课作为必修课。 就业指导课的开设在改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念、提高大学生的求职技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大学毕业生法律知识尤其是劳动法知识的匮乏、维权能力低下、社会经验欠缺，在求职、就业过程中经常遭遇侵权困局。要解决这个难题，有必要进一步改革就业指导课程体系，而充实完善课程内容便是其中一个重要步骤。从内容上讲，就业指导应包含与大学生就业密切相关的各学科知识，不仅要讲形势、讲政策、讲技巧，还要讲必要的劳动法知识。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形势的变化，劳动法教育越来越成为就业指导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发展的客观需要，受到了越来越多学生的关注与欢迎。 教育部办公厅在 2007 年印发的《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中明确将就业权益保护列为就业指导课程内容。 因此 ，不包含劳动法的就业指导课是不完整的。

高校开展劳动法教育的方法与策略

劳动法教育的目标是让大学生掌握与勤工俭学、求职、就业等过程有关的劳动法知识，具备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通过法律武器增强履行劳动义务的自觉性和维护自己劳动权益的能力，促进大学毕业生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 劳动法教育有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两种形式，二者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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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就业协议书 劳动合同 就业管理 就业服务

《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以下简称就业协议书)是由高校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三方签订的，以此来明确三方在就业择业过程中权利义务关系，俗称三方协议。就业协议书一般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各省、市、自治区就业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在我国当前的就业体制下，就业协议书是教育部门制定就业计划的依据，是进行毕业生派遣的根据，是确认就业意向和劳动需求的凭证，也是进行就业率统计的重要依据。而在实践中，就业协议书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使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间产生了许多矛盾和纠纷。因此，对就业协议书的性质、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寻求完善之策，成为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内容。

一、就业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就业制度经历了“完全计划型就业阶段—计划为主导，市场为辅阶段—以市场为主导，但仍留有计划经济痕迹”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国家提出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要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自主择业”。而按照现行规定，在校生是不能建立劳动关系的，只有毕业后才有资格签订劳动合同。但找工作必须在毕业前进行，若毕业时无单位接收，毕业生就无法得到派遣(主要涉及学生户口、档案的接收)，于是在从指令分配向双向选择转变的过程中，教育部门定制了一种书面协议，产生了介于国家分(派遣)和市场寻找(劳动合同)之间的就业协议书，用以解决时间差的问题。由此可见，就业协议书是基于制度上的需求而产生的。但就该协议本身的性质而言，却是众说纷纭，目前国内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劳动合同说，二是民事合同说。

(一)劳动合同说

1.狭义劳动合同。持此观点者认为，就业协议书应当适用劳动合同，其依据在于:(1)合同性质一致。从实质上说，就业协议书确定了一种劳动关系。就业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几乎等同于签订劳动合同。(2)主体意思表示一致。毕业生就业市场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这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签订劳动合同时，双方的主观意思表达所处的状态完全一致。(3)法律依据一致。由于就业协议书是确立劳动关系的协议，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录用、接收之后，要有试用期、最低劳动年限的规定，与劳动合同的要求相一致，因此就业协议书应当遵循《劳动法》。在发生争议时，也应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依法处理。

2.附条件的劳动合同。这种观点主要指协议的生效与否，取决于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与否以及用人单位是否如期接收毕业生。如果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协议生效;如果毕业生不到用人单位报到或者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对毕业生不予接收，协议不生效。一方或双方因此而承担的责任应按照双方的约定及《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3.录用合同。有学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协议书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合同，即录用合同。所谓录用合同，是指以职工录用(雇佣)为目的，由用人单位在招收社会劳动力为新职工时与被录用者依法签订的，缔结劳动关系并约定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合同。录用合同与一般劳动合同相比，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目的的特殊性。录用合同虽然也是劳动合同，但其主要目的在于确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录用，是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职工的前提。第二，时间的特殊性。录用合同是在劳动者正式成为用人单位的职工之前签订的合同。第三，主体的特定性。录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用人单位，而另一方是作为社会劳动力的被录用者。第四，内容上的意向性。双方的约定多为意向性的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需要在被录用者到用人单位报到之后以劳动合同进行最终确认。

(二)民事合同说

1.预约合同。对于预约，我国合同实务中屡有应用，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没有就其作出规定。关于预约的含义，民法理论通常认为是指将来订立一定契约的契约。预约的目的是订立本合同。就业协议书是明确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在毕业生就业过程中权利与义务的书面协议。就业协议书一经签订，对三方都具有约束力。因此有学者认为，就业协议书是毕业生将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依据，尤其是在就业协议书备注中就服务期、违约金等涉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的内容应在日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中予以认可。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是典型的预约合同，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则属于本合同。

2.狭义合同。持此观点者认为就业协议书的法律性质是一种民事合同。其一，高等教育性质发生了变化。高等教育性质的变化导致了高校教育功能及其在社会关系中地位的变化。在就业协议书的法律关系中，学校作为管理者的地位已经弱化，只是充当服务者或监督者的角色。其二，就业协议书是毕业生、用人单位双方在平等基础上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有双方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才能成立就业协议书，否则不能成立。其三，就业协议书是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双方当事人设立各自权利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就业协议书，毕业生享有到用人单位工作的权利，而用人单位则享有对毕业生的人事管理权。这种不具有任何公益性质而仅仅是保护私权的就业协议书理应归于民事合同。

二、就业协议书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作为一方主体的地位尴尬

根据《宪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就业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自主、自愿行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其他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应该进行干涉与限制。而《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经供需见面和双向选择后，毕业生、用人单位和高等学校应当签订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作为制定就业计划和派遣的依据。未经学校同意，毕业生擅自签订的协议无效。简言之，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能否签订协议，还要依赖于学校的态度。就业协议书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现阶段却与公民的就业权和劳动权格格不入。同时，依然将大学生的就业与其他主体区别对待，似有“身份歧视”之嫌，与我国就业促进法大力规制就业歧视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而学校方虽然被赋予了作为就业协议书主体方的权利，但在实际过程中，学校却只是例行公事的一方，对于毕业生的择业权并无真正的干预权力。2007年6月，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面对全国20余所重点高校就业部门和国内外百家用人单位进行了《就业协议书》相关问题的调研，结果表明:半数以上的高校认为只要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在就业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协议即已生效。虽然有75.3%的用人单位认为协议需要三方均签字盖章才生效，但61.1%的用人单位表示签订就业协议书过程中学校的角色是见证方和担保方，只有23.4%的用人单位认为学校属于协议方。可见，实际操作过程中，学校作为一方主体已经形同虚设，欠缺主体的权利，甚至连违约的可能性都没有。

(二)违反协议的责任性质难以界定

由于就业协议书是毕业生、用人单位、学校三方的协议，往往在法律定性上比较复杂，司法介入很难准确严谨。尤其是在毕业生或用人单位不履行就业协议书的责任定性上，还存在着法律盲点。如前文所述，理论界对于就业协议书的性质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说和民事合同说上，但对于就业协议书与劳动合同之间的关系，看法却相对一致，即虽然两者有一定的密切性和关联性，但是在协议主体、内容、形式、时间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就业协议书不等同于劳动合同。在实践中，劳动合同由《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调整，而因就业协议书产生的纠纷(主要指用人单位和毕业生违反就业协议书的情况)一般是比照《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进行处理。但是由于对就业协议书的性质有不同理解，对于违约责任的认定的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直接适用合同违约责任，有的建议应为缔约过失责任。随着高校就业协议书违约情况的日益增多，准确界定违约责任也愈发紧迫。 转贴于

(三)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衔接脱节

就业协议的内容只是表明双方自愿达成的毕业生到用人单位工作的意思表示，不涉及劳动合同的期限、劳动报酬、工作条件等内容。尽管三方协议中允许将这些事项在备注部分讲明，但事实上，几乎没有毕业生有勇气和用人单位商讨这类事项并约定用白纸黑字写明。再加上由于就业协议在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后便失效，必须由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来予以最终确定。而劳动合同与就业协议在内容上存在着许多差异，从而导致矛盾的产生。例如，劳动合同中可以规定试用期。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在试用期内，劳动者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劳动合同而无须承担违约责任。而就业协议中一般会有服务期的规定和违反就业协议的违约金约定，现实中已发生毕业生报到后在试用期辞职的案例，而用人单位认为劳动合同产生的基础是就业协议，要想解除劳动合同就要先解除就业协议，因而产生了是按照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来解决还是按照就业协议的约定来解决的纠纷。同时，由于就业协议对于毕业生的未来工作岗位和内容鲜有格式约定，一旦毕业生在入职后签订劳动合同时发现条款与之前的口头约定不符，也同样会产生争议。

三、针对就业协议诸多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一)学校退出就业协议的主体方地位

“学校在就业协议中的地位，应由当事人之一转变成协议的审批者或监督者。”就业协议的签订、生效、履行和违约等事宜都只能取决于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主观意愿，而不能取决于学校。“学校退出三方就业协议，是其主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需要。”目前，上海、广州、西安、武汉部分高校已开始试行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合二为一的做法，即在就业协议中增加劳动合同的格式内容，学校方也退而成为“鉴证方”，不再作为一方主体。

就业协议书存在的社会环境基础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有的三方协议也进行相应的改革。现在的就业协议书在性质上是关系混乱的，在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这两方平等主体之间又存在了学校主体，以最初学校作为一方主体的作用来看，学校主要履行着行政管理职能，一份协议中既有平等主体的民事法律关系又有特别行政关系，的确是不合适的。而如果学校以民事法律主体的角色出现，则又无法解释其在协议中所承担的责任。因而，改变其主体地位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在部分省市，学校成为“鉴证方”，即学校退而成为审核方，对此笔者持谨慎态度，学校有权审核学生的资格，但对于用人单位，在无法律法规明确赋权的前提下，学校很难做到实质性的审核，如果仅为形式审查，意义不大，因此用“见证方”一词更为准确和妥当。2009年10月，笔者作为高校代表参加了教育部有关就业协议书修订的研讨会，会议明确对就业协议书进行了定位，提出:就业协议书是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在正式确立劳动人事关系前，经双向选择，在规定期限内就确立就业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而达成的书面协议;是用人单位确认毕业生相关信息真实可靠以及接收毕业生的重要凭据;是高校进行毕业生就业管理、编制就业方案以及毕业生办理就业落户手续等有关事项的重要依据。这是近年来教育部首次对就业协议书的内涵进行较为细致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就业协议书的主体究竟是两方还是三方并未明确说明，但指出了就业协议书对于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是非常重要的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而对于学校而言，则主要是进行就业管理的依据，至于协议书的格式版本制作权则下放至各地，教育部不做统一要求，也就是对目前的两方协议实践采取了默认态度，可以说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二)使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实现无缝连接

为了避免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因内容矛盾而产生纠纷，应该使两者的内容相衔接、相一致。协议条款是规定双方权利与义务，追究违约责任的依据，条款应具体、明确、清楚，便于执行。因此，在就业协议中应设定与劳动合同的条款相一致的格式条款，而且备注中另行约定的内容也必须符合《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这样，在就业协议一方主体出现违约时，就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不至于陷入无所适从的状况。前文所述的就业协议调研也表明，在目前就业协议中没有劳动合同相关内容的格式规定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用人单位都不会将劳动合同的实质内容以及单位违反就业协议的责任在约定栏中明示，但却愿意将毕业生违约的责任予以说明。如果将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内容相衔接，必然能够更好地保护毕业生的就业权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毕业生的就业协议违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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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定期交流，聘用制，法律思考

一、教师定期交流制度与聘用制的法律冲突

（一）制度理念不同。聘用制是劳动关系市场化的产物，聘用制的实施主要是为了改变计划经济下僵化的用人机制，打破教师的“铁饭碗”，激发其竞争向上的意识，给整个教师队伍注入活力。早在2003年，原国家人事部、教育部出台的《关于深化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就对教师聘用制进行了专门的规定：指出教师聘用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因此聘用制在理念上强调竞争和效率，劳动者自由竞争上位，进而与学校通过聘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在工作过程中也是通过竞争获得理想中的岗位。而定期交流制度是为了实现教育公平而设置的，在价值理念上追求首先是公平，让城镇和农村的学生都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消除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化”体制下形成的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均衡现象。为了实现公平，“强制性”的要求教师必须流动。

（二）管理机制的不同。从管理主体分析，聘用制强调教师与学校间的关系，突出学校对教师的管理权，教师是“学校人”，学校对教师进行全面管理，包括日常管理以及对教师任用、续聘和解聘等等。而教师定期交流制度则允许教育行政部门直接对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工作关系进行干预和改变，事实上构建了“政府―教师”的法律关系，教师是“系统人”。从实施过程来看，聘用制主要体现的是市场调节，劳动者自由流动；而教师定期交流则主要体现的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对教师进行“强制性”流动。从某种程度来说限制了教师的自主择业权。

（三）纠纷解决机制不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发生人事争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有关规定处理”，结合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可以看到聘用制下用人单位和职工的纠纷解决机制越来越趋向于企业的劳动争议解决的模式，仲裁的作用日益凸显。但我国的仲裁机构从设立以来一直处理企业和劳动者、个体经济组织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纠纷。事业单位的劳动纠纷，由《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由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解决，劳动仲裁委员会对事业单位劳动纠纷的特征并不熟悉，再加上教师交流制度本身带有一种行政干预色彩。因此对于此类纠纷，一些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为了回避风险多半是拒绝受理，这使得教师交流机制中的纠纷进行仲裁缺少法律依据。

二、教师定期交流制度自身的缺陷

（一）定期交流制度法律关系的缺失。定期交流制度除了《义务教育法》三十二条的规定外，全国统一的法律层面再无任何规定，其实施主要是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台的“计划”、“意见”、“通知”“办法”等所谓的“红头文件”中，执行方式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法律效力明显不足。定期教师交流制度因为立法的模糊性给制度的实施带来很大的盲目性甚至出现了歪曲教师交流实质的行为，如有的学校将教师交流作为清理门户的工具，把教师的正常调动作为交流行为敷衍上级等。

（二）定期交流制度缺乏程序性规定。合法完善的程序是定期交流制度中各方权利实现和义务履行的保障。2014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 “合理确定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人员范围”，但是该《意见》仍有许多模糊的地方：首先，对于教师任教的年限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只规定“对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任教年限的规定，应与中小学学制学段相衔接”，《意见》第一次提出教师在农村学校、薄弱学校连续任教时间可根据工作需要予以延长，但是哪些情况下需要延长没有具体规定；其次，《意见》中提到了“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对于什么是“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没有明确的界定；第三，《意见》中规定了教师流动的比例，但是这些需要交流的教师如何选定则没有章程可循。这就导致地方各省、市、县多级逐步去推行中央提出的交流制度，各自提出自己的适用办法、实施细则。

（三）教师交流缺乏科学的考评机制。很多地方出台的教师交流实施办法对于教师的交流的评价规定大都是简单而粗暴，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规定的内容动辄就剥夺教师评职称、评优秀的权利，甚至强行交流，使教师失去基本的自由和自尊。《贵池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师交流管理办法》第八项规定“不服从交流安排或未完成交流任务的，当年考核定为不合格等次，三年内不得评先、评优、晋升职务。第二学年度由学校直接定为交流对象。”“参加交流的教师在任教学校要服从工作安排，认真履行教师职责，严格遵守请假、销假制度，完成学校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并接受考核”，“交流期间表现突出的教师，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予以表彰、奖励，在评优、晋职晋级同等条件下优先”。上述内容中确实列出了考核内容和要求，但是没有具体的操作性细则，如“不服从安排”是否需要区分情况，还是所有对安排提出异议的教师考核都不合格。显然不应该是后者，但是前者有没有细化的内容。还有“交流期间表现突出”，何为“表现突出”，都没有明确规定。

三、完善教师定期交流制度的法律对策

（一）聘用制与定期交流制度的衔接机制的构建

1、实施“ 县聘校管”的模式。2014年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的《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对教师的人事管理体制提出“县管校聘”的改革路线：“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县（区）域内教师岗位结构比例标准、公开招聘和聘用管理办法、培养培训计划、业绩考核和工资待遇方案，规范人事档案管理和退休管理服务。学校依法与教师签订聘用合同，负责教师的使用和日常管理。教师交流轮岗经历纳入其人事档案管理”。根据这一指导方针，我国的教师定期交流制度本着“以地区需求为本，市场开放为前提、政府引导为保障、教师自主为核心的公正与公平原则”，建议教师的录用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考试。录用进来的教师的配置，遵循聘用制双向选择的原则，达成工作意向后，双方签订聘用制合同。对于难以聘用到教师的偏远薄弱学校，县级行政部门应当采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拨。但是教师无论选择哪一所学校，都属于教育行政系统的公务人员，将教师由“学校人”变为“系统人”。

2、设立教育仲裁委员会。鉴于教育纠纷的特殊性，建议在劳动仲裁委员会之外设立教育仲裁委员会，专门受理教育纠纷。教育仲裁委员会的设立既符合聘用制下仲裁优先的原则，又能弥补劳动仲裁的不足。教育仲裁委员会应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适应实际需要的原则设立，直辖市、设区的市也可以设立一个或者若干个教育仲裁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教育争议仲裁工作进行指导。教育争议仲裁应实行免费，教育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经费由财政予以统筹保障。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应包括，政府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学校，老师代表按照不同的比例共同组成。由于教育仲裁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所以教育仲裁人员必须有相应的专业特长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应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社会正义感和虔诚的敬业精神。仲裁人员中应有教育专家、法学专家和教育管理专家等担任仲裁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育仲裁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二）教师定期交流制度的自身的完善

1、明确参加交流的主体资格。首先《义务教育法》中应当规定交流教师的资格，从教龄、业务能力、年龄、身体健康、家庭情况综合考虑。可以参考日本东京都《实施纲要》的规定，具备下列情况的教师可以交流：（1）在同一学校任教达到一定时间，教师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和知识积累。参与交流既可以支援弱校教学，同时对教师本人也是一种新的挑战与刺激。（2）出于生活方面的原因，主动申请交流的，出于以人为本的考虑，只要其业务素质合格，应当批准。（3）为了解决超编或教师队伍不合理而进行针对性的流动。（4）有上进心、教学潜力大的农村教师选派的城市学校进行学习。另外，立法也应对不能进行交流的教师进行相应规定，如业务能力差、身体状况不适合交流，家中有老人和未成年人无人照料的教师，夫妻双方都是教师且有一方已经参与交流的，不应纳入交流的范畴。对参加交流的学校范围、资格也应明确规定，原则上在县域范围内流动，交流学校水平上应当有明显差距。因此立法中应当对优势学校、薄弱学校、偏远地学校进行解释，详细的分类制度增加了学校教师的选择度，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的组合，也赋予的教师一定的选择权。

2、规定教师定期交流的程序。首先应该保证交流教师的知情权。在确定教师交流之前，将这一周期内，交流的规划发送至每个教师手中，教师根据规划，提出自己的建议，并报名参加自己感兴趣的学校。学校根据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及教师本人愿意，确定本校教师流动的对象，上报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教育行政部门综合审核各校上报的交流人员名单，确定参加当年度教师流动的具体对象，并在暑期时办理有关调动手续，学校与教师签订聘用合同。如果教师对是否应当交流或者交流地域提出异议，所在学校必须充分考虑并予以答复，不能及时解决的，要上报的教育行政部门。人员确定后，通知派出学校要为教师办理派出手续，并通知教师上岗时间。

3、建立多元化教师交流评价机制。教师的交流不应只限于流动的形式与数量，还要注重教师交流的质量与效果。交流方式不同、交流环境不同，考评主体和考评标准也不同。对于交流时间在一年以上的教师，可以将交流教师的考核与评价权交给交流学校。如果不超过一年，交流工作由所在学校、交流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共同组织考核和评价。考核标准的制定也应该由教育行政部门、交流学校和交流教师共同协商制定统一的标准，避免来自不同的学校的交流教师因采用不同学校的评价标准对同样的工作做出各自不同的评价。学生和同事对教师考核的内容包括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师品德等；学校和教评委对教师考核的内容包括教师出勤率、教学工作量和完成情况、教学效果、教学研究与改革等。

参考文献：

[1]田汉族.刚性教师交流制的实践困境与法律思考 [J].教师教育研究，2011（1）：47

[2]贵池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师交流管理办法（试行）[EB/OL].（ 2014-3-31） http：///Item/1503.aspx

[3]李玲，韩玉梅.西方国家中小学教师流动的经验与启示 [J].比较教育研究，2011（11）：4

[4]岳伟，高树平.中西部农村代课教师权益保护路径研究 [J].民族教育研究，2013（5）：80

篇11

关键词：戒毒模式 强制隔离脱瘾戒毒劳教戒毒

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社会痼疾,是全球性的一大公害。我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一样,对采取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四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充分运用强制戒毒、劳教戒毒等多种戒毒教育模式,采取形式多样的戒毒治疗措施，使一大批吸毒人员戒除了毒瘾，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在我国的泛滥。但我国的禁吸戒毒工作,特别是当前的现状,迫使人们对当前戒毒教育模式进行比较，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一、常规教育大队强制隔离戒毒脱瘾教育现状

强制隔离戒毒所名义上是由公安机关开办，但实际上是与企事业单位、武警、军队、地方医院甚至个人合资开办；一些地方的强制戒毒所条件较差，与看守所、治安拘留所、收容教养所合设；有些强制隔离戒毒所以赢利为目的，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收费混乱,甚至只要交钱即可走人，社会影响很坏；有些强制戒毒所管理教育混乱，甚至不能控制的流入,出现所内吸毒的严重问题；有些强制戒毒所仓促上马，条件简陋，不具备必要的医疗设备和专业戒毒医护人员；甚至存在严重的打骂、虐待戒毒人员现象。管理方面，绝大多数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教育模式较为统一，也较为单一，军事化的训练和劳动锻炼乎是康复的惟一手段。降低危害教育已经开展，但不够深入，治疗社区在某些戒毒所也有过一些尝试，但效果并不是很好。

二、强制隔离戒毒脱瘾教育模式与劳教戒毒教育模式之比较

（一）强制隔离戒毒脱瘾教育模式的好处

强制隔离戒毒所作为公安机关依法对吸食、注射成瘾人员进行生理脱毒、心理矫治、适度劳动、身体康复和法律、道德教育的行政强制措施执行场所,在提高戒毒效果、降低复吸率、帮助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其主要优势在于: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收戒量，减少了社区需求、遏制了黑市交易。强制隔离戒毒脱瘾过程中,吸毒人员的人身自由，客观上被限制在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内，除了接受治疗、教育、劳动康复外，也断绝了消费，实际上减少了所在社区的需求。如某所2005年日均在所戒毒200人，全年统计入所前每人每天平均消耗海洛因0.2 g，即:0.2 g×200人×365天=14600 g,该所2005年为当地减少海洛因需求14.6 kg。同时也说明，收戒的吸毒人员越多、在所戒毒时间越长，减少需求的量也就越大。如果某地的强制隔离戒毒所能够长期、最大限度地把当地的吸毒人员收入强制隔离戒毒脱瘾，也就萎缩了当地的地下消费市场，遏制了黑市交易。

（二）劳教戒毒教育模式的好处

多年的实践和研究证明，劳教戒毒具有特定的优势:1、劳动教养的期限比较适合科学戒毒的规律。吸毒者摆脱毒瘾包括生理脱毒、康复训练、社会帮教三个阶段,急性脱毒一般7-15天即可完成,稽延性症状可以在3-6个月内消除,行为矫正、摆脱心理依赖则需要较长时间,国际上公认在3年以上。劳教戒毒的期限适合劳教戒毒人员在生理和心理上获得较好的康复。同时,在相对较长的期限内有利于对劳教戒毒人员进行综合教育改造和心理治疗。2、劳教场所具有封闭的环境,使戒毒者与隔绝,能够创造有利的戒毒环境。3、劳教场所具有严格和较完善的管理教育制度,具有比较完备的管理教育和生活设施,有利于戒毒者的改造、治疗和康复；

三、进一步完善两种教育模式的建议

（一）常规教育大队强制隔离戒毒脱瘾教育模式的建议

对吸毒者一律要由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脱瘾,是我国对待吸毒的基本态度,也是我国强制隔离戒毒脱瘾教育模式的主体部分, 强制隔离戒毒脱瘾在我国的常规教育大队禁吸戒毒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严重不足,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1、明确目的、加强领导。要统一对强制戒毒目的的认识,基于强制隔离戒毒脱瘾的特殊地位, 强制隔离戒毒脱瘾的目的应该这样表述:教育、警示吸毒高危人群；打击初吸、偶吸人员,展示国家禁毒的决心；为成瘾初期的吸毒者的防复吸提供一定的技能；为戒毒学员提供完整的降低危害教育,以减少其社会危害性；为吸毒人员进入治疗集体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打下基础。同时,各级公安机关应该充分认识到强制戒毒所在禁毒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经常研究戒毒所工作,把戒毒所工作放到重要位置来抓。禁毒业务部门要经常检查、指导戒毒所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加强强制戒毒所队伍建设。首先，应重视戒毒所的领导班子建设,配备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有较强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优秀民警担任戒毒所的领导；其次，上级公安机关应按要求的比例配齐戒毒所民警与医护人员；第三,采取多种形式，提高戒毒所民警素质。政治素质方面,要加强戒毒所民警的政治理论教育和学习；业务素质方面,要采取岗位培训、自学和综合素质培训相结合的方法，提高民警的戒毒业务水平、管理水平和综合素质。

（二）对劳教戒毒教育模式的建议

劳教戒毒在戒毒期限上相对较为科学，戒毒环境也是其他戒毒场所无可比拟的。据调查，在强制隔离戒毒脱瘾、劳教戒毒的教育方式中,劳教戒毒的复吸率最低。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制隔离戒毒脱瘾的高复吸率会导致劳教戒毒人数的不断增加,比重越来越大的复吸人员需要由劳教戒毒去解决。因此，劳教戒毒必然也应该成为我国戒毒体制的主体。基于以上理由，参考国外戒毒工作经验,我们建议:1、在法律依据方面,如前所述,可以修改《关于禁毒的决定》第八条,改“强制隔离戒毒脱瘾后复吸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为“应该”,同时由国务院出台《劳教戒毒办法》,从而形成自愿、强制、劳教三位一体的戒毒法律体系；2、建议设立专门的、大型的戒毒劳教所,集中戒毒医疗、管理、设备的优势,对吸毒劳教人员进行全方位的矫治；

通过以上对在常规教育大队开展强制隔离戒毒脱瘾教育模式与劳教戒毒的教育模式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戒毒工作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完成,也不可能由某个单一的模式来完成。戒毒教育模式的管理对象、管理手段不同,两者之间互有利弊，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缺一不可，戒毒教育模式共同构成了我国戒毒体系的主体。但由于这两种戒毒教育模式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所以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其为我国的禁吸戒毒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林贤浩.禁毒工作的经济学思考[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02).

[2]齐磊.“无毒中国”缘何不再? [J].甘肃社会科学,2005,(06).

篇12

所谓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劳动教育只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制度而存在，它与行政处罚共同构成一个严密的法律责任体系，行政处罚和刑罚针对“非常犯罪”，立足于行为人的行为后果，劳动教养则是针对“常犯罪”，是行政处罚和刑罚的补充，它奠基于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

劳动教养具有矫正违法犯罪和防卫社会的双重功能。至此，可将劳动教养界定为：对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人，在依法确定其应负的法律责任后，人民法院再对其宣告矫正处分，限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劳动，以消除其再犯可能性的预防性法律责任制度。

劳动教养是我国创设的一种旨在预防犯罪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变革与法制进步，劳动教养制度的当代命运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为了顺应依法治国的社会进步潮流，推动劳动教养制度全面创新的法制建设进程，就劳动教养的法制化研究作几点探讨。

劳动教养制度创立阶段法制建设的特点及其局限；

劳动教养制度发展阶段法制建设的成就及其问题；

劳动教养制度新一轮立法完善过程的理性思考。

相关法律、法规的施行，从劳动教养的调整对象、行政赔偿、警务管理和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对劳动教养制度作了若干重大重要的补充。

在劳动教养法制建设历程中，由于适用程序的不完善弊端很多，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的法制形象。

劳动教养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比较；

劳动教养与治安管理处罚的比较；

劳动教养与收容教养强制戒毒，收容教育等行政措施的区别；

监狱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的执行过程，实质上是行政管理的过程。

劳动教养的根本任务应该是也只能是使违法犯罪的劳教人员转变原有的思想观念，矫正恶习，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但是劳动教育目前任务太多，很难保证重点和根本任务的完成。

（引言）在市场条件下，在当今法制日益完善的今天，遇到一些问题，如何使劳动教养执行程序法制化？提高劳动教养改造质量，为维护社会持续稳定作出贡献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劳动教养法制发展方向探讨

所谓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劳动教养只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制度而存在，它与行政处罚和刑罚共同构成一个严密的法律责任体系，行政处罚和刑罚针对“非常习犯”，立足于行为人的行为后果，劳动教养则是针对“常习犯”，是行政处罚和刑罚的补充，它奠基于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

劳动教养具有矫正违法犯罪和防卫社会的双重功能。至此，可将劳动教养界定为：对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人，在依法确定其应负的法律责任后，人民法院再对其宣告保安矫正处分，限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劳动，以消除其再犯可能性的预防性法律责任制度。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将劳动教养易名为保安矫正处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安矫正法》，对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作如下改革：

1、适用对象为两次以上违法犯罪行为实施者，排除对初犯适用保安矫正处分，可防止任意扩大保安矫正处分的适用对象。

2、适应机关为法院。可使“一个公民未经审判就可被剥夺人身自由达3年之久”的指责不攻自破。

3、适用程序为简易诉讼程序。既可以保障人权公正，又不至于导致案件积压，影响效率。

4、期限为1-5年。延长期限有助于对“多进宫”者的矫正，矫正期间，如果表现好，无再犯可能性，可提前解除。

劳动教养是我国创设的一种旨在预防犯罪的法律制度，自产生以来的发展过程中，以其特有的功能及其法制建设成就证明，这一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预防犯罪，积极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其法制水平的提高，这一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中几经演变，但始终未能克服其固有的缺陷。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变革与法制进步，劳动教养制度的当代命运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为了顺应依法治国的社会进步潮流，推动劳动教养制度全面创新的法制建设进程，本文试就劳动教养的法制化研究作几点探讨。

a、对劳动教养法制建设过程的反思

劳动教养法制建设过程，大致历经了三个主要发展过程：

（一） 劳动教养制度创立阶段法制建设的特点及其局限

劳动教养制度在50年代中期的"肃反运动"中作为刑事政策的半生物得到了初步尝试。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8月3日由国务院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被正式确立为一项法律制度。当时的劳动者教养制度有4个基本特征，即：第一，劳动教养权力依据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公民义务的规定，将扰乱社会秩序，违反社会公德等禁止性、命令性公民义务的法律责任作为劳动教养权力的存在前提和基础，并通过行政措施的宪法规制，赋于政府及其所属有关行政机关以追究这种法律责任的“特别行政权”；第二，在法令的立法规范中，以概括性的列举方式，将几类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人确定为劳动教养这一“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的适用对象；第三，确定了劳动教养既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也是一种安置就业方法的法律属性；第四，提出劳动教养的宗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因而，采取在强制收容条件下，用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作为基本改造手段。上述特征大致反映出劳动教养在五六十年代的法制建设水平。从根本上说，导致这一立法形态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法制基础是逐渐单一化社会结构下的高度整合的行政管理体制；立法及法制实践所体现的价值标准是社会本位的犯罪预防和控制理念。由于劳动教养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及立法体系制等方面的原因，这一制度存在着许多法理上的先天缺陷。如：在实体性规范方面当时对这一制度法律地位界定并不清晰，加之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因而与相关法律在调整范围上既交叉又有重叠，存在一定的矛盾与紊乱；在规定适用对象的立法技术上，对本应作出明确规范的问题也规定得过于粗疏。在程序规范方面，以劳动教养行政权的设定为基本立法形式，所体现的只有单方面性的劳动教养机关职权或劳动教养人员义务规范，行政管理的色彩较浓，体现诉权保障和监督等必要和正当的程序均未涉及，上述立法的缺陷使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基础十分薄弱，在发生指导思想失误及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盛行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导致法律虚无主义，重复体制及执行模式与监狱混同错误。

（二）劳动教养制度发展阶段法制建设的成就及其问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79年11月29日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批准12月5日由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重新肯定了劳动的教养制度的法制建设意义，并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劳动教养制度作了若干重大补充。这些新补充的内容包括：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所辖区域内的劳动教养工作，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规定了劳动教养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可延长1 年；确定了劳动教养的收容范围是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明确规定了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上学不受歧视，家属子女不受歧视等权益保障问题，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等。随后，劳动教养法制建设有了新的发展。1980年2月2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劳动教养的通知》；1981年4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将劳动教养场所列为特殊事业单位的通知》；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作出《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规定》；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上述法制建设成就进一步从实体规范、程序规范和组织规范等方面完善了劳动教养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发展与变革的实际状况。但是，上述法制建设是在原有的立法规范基础上通过制定一些相应的行政法规或法规性文件的形式所作的修补性努力，并未解决劳动教养法制建设的基础，尤其是劳动教养制度与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现实矛盾，冲突和不适应等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劳动教养收容对象、范围的变化及相关政策的调整，特别是1982年《劳动教养实行办法》和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相应规定，使劳动教养由原来带有安置就业职能的行政措施，演变成为一种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这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必然引起劳动教养立法调整对象与我国《刑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由于劳动教养单一的1至3年的限制自由期限与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分类分级的制裁形式的矛盾有冲突，造成建立在客观社会危害性基础上的归责理论体系严重紊乱，第二，劳动教养法的规格及效力存在的疑点，层次较低的行政性规范能否单独作为对劳动教养对象确定违法犯罪程度的法律准则和适用依据等问题，引起法学理论界对劳动教养是否合法的争论。加之劳动教养法规现行规范中的立法技术粗疏，许多条文规定的含义模糊不清，如：《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有“反社会主义反动分子”、“屡教不改”等规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中有“轻微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违法犯罪行为及屡教不改”等规定，均属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法定条件，因其出入较大，势必造成执法中的随意性，影响劳动教养的法制形象，第三，劳动教养的适用程序中行政权属于主导地位，由政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控制这一权力，鉴于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这种非常设性，因此，面对经常大量发生劳动教养审批与执行的管理实务，只好委托给相应的行政机关办理，这种状况弊端很多，不仅造成权力真空，主管行政机关各自为政，而且，极易造成劳动教养适用与执行这一事关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法律行为的非程序性与不均性，所造成的冤假错案也很难纠正。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进程。近年来，劳动教养程序因其缺乏人权保障机制而屡遭非议。并且，这一状况已成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最大障碍。

（三）劳动教养制度新一轮立法完善过程的理性思考

1987年4月1日，国务院批准将《劳动教养法》列入国家“七五”立法规划。据此，司法部组成了劳动教养立法领导小组草案起草工作班子，经过4年多的紧张艰苦的调研论证、起草、修订工作，1991年11月5日，司法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法}送审稿及说明报请国务院审议。该“法案”在国务院随后组织的讨论中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第一，该“法案”中表述的劳动教养性质为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然而，对这种治安行政处罚的适用对象却未作出严格而又清晰的界定，只得援引相关法律的概念加以说明。对此，学术界认为劳动教养立法的客观性依据不足，法律地位不明确。第二，该“法案”中规定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由国家治安行政机关负责，管理执行工作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这一规定只是肯定了劳动教养审批与执行制度的现状，并未在劳动教养适用程序法治化进程中有大的突破。因此，在随后的诸多评述、论著中屡遭程序规制的轻率、随意、缺乏人权保障机制等非议。第三，该“法案”对劳动教养期限下限与上限规定调整为6个月至2 年，但由于其单一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执行模式，所以仍为摆脱与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相比较陷入的“不公平”尴尬境地。第四，由于当时处于刑法等相关法律修改的论证准备阶段，因此，专家及学者建议在修订刑法过程中，通过保安处分的规制解决劳动教养问题。也有学者评击劳动教养弊多利少，易遭垢病，主张废止这一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五日国务院法制局复函司法部，提出鉴于在一些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重要问题，各方面意见都很不一致，因此，要求对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作出进一步研究。

迄今为止，虽然劳动教养制度未能尽如人愿完成它法典化的自我完善过程。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劳动教养法制建设仍在许多方面有了进一步的长足发展。

b、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公布，次年十月一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随后制定并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行政复议条例》，确立了劳动教养适用程序中的内部行政复议和外部司法审查监督的新体制，都标志着我国的劳动教养法制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决定》，一九九一年九月四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二日公布、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及国务院于一九九五年二月八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行，从劳动教养的调整对象、行政赔偿、警务管理和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对劳动教养制度作了若干重大重要的补充。

所以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一个很复杂的法制建设问题。主要涉及到我国立法指导思想及以原则的确立，调整对象与范围的严格界定，适用程序与方法、手段的规制，执行模式与管理体制的规划等，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明确了立法的方向和目标，进行正确的社会价值定位以及对所采用的手段、方法的实证性考察与科学评估是其中重要的环节。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认为，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完善决不是简单的继承、改造与发展的问题，而应该是通过对构成劳动教养制度法理基础的理想主义的犯罪预防观、社会防卫为主的法律价值观和工具主义的社会实践观进行反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经纬中，确立劳动教养合法立法方向目标和价值定位，并以此为基础，致力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二、劳动教养执行程序的价值定位

在劳动教养法制建设历程中，由于适用程序的不完善弊端很多，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的法制形象。

如：从立案到审查批准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秘密审理状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管理体制，既造成行政权扩张，也导致了这一权力被滥用，行政机关之间既缺乏监督与制约的程序，又未形成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当事人公民权在很大范围内上受到限制，在整个适用阶段，无从享有听证与辩护，请求法律援助，特别是聘请律师申诉等程序上的保障，更缺乏基本生活需要及各种处遇标准的规定。因此，在实际适用中，必然难免处理不公正、待遇不公正等一些问题，影响到公民权益的法制保障，在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完善过程中，应致力于建立一整套符合法制要求的适用程序。可包括：第一，分设的提请权、审批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对分享的这些权力的各机关之间建立有限责任和相互制约机制。第二，建立案件的立案、调查、回避、监督制度。提请建议应当由县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提出，由该级公安机关负责人作出决定，建立办案责任制及错案追究制。第三，规定立案调查的时限，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证据不充分的，公安机关负责人和检察机关有权撤销案件。第四，确有采取审前强制措施必要的，可采取先行拘留，但应在规定的时限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所在单位，同时并规定被拘留人可以委托律师进行申诉。第五，取消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设置，案件的审批权由人民法院行使，适用审判的简易程序，由人民法院聘请有技术专长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除未成年人及隐私性案件外，一般应公开审理。适用二审终审制。第六，确定听证、质证程序，公安机关作为监控一方，负有举证责任，所有证据都必须当庭出示。第七，决定应由合议庭合议后作出，对当事人请求复议的，确定是否对决定暂缓执行制度。第八，确定人民检察院对提请、审批、执行的法律监督程序等。行政性作为劳动教养的立法基础，是由劳动教养调整对象的社会矛盾性质和劳动教养法律关系本质所决定的。首先，劳动教养调整对象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可以而且应当被界定为违反特定的社会秩序，并且触犯了相应行政法律规范和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的行为者。这类人处于受其主观恶性驱动的连续或愈演愈烈的违法状态。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用非刑法性非刑罚性的行政法措施，对其进行控制与治理显然是必要的。其二，我国实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违法犯罪社会控制方略，通过行政性手段进行积极治理和有效预防，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经验的。在这一领域，通过设施内的和设施外的，教育性的和行政干预性的治理形式，采取教育行政、治安行政、司法行政、医疗行政等等措施，有效控制和预防了处于危险状态的几类违法犯罪群体的形式和发展，扼制了犯罪消极因素的滋生，并且成功地消除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主观恶习，将其培养教育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守法公民，这是任何一般的法律制裁形式都不能相提并论的。再次，模仿和照搬资本主义国家保安处分现制在我国是行不通，也是站不住脚步的，我国刑法中刑罚的种类多元化设定已经较好体现了均衡性、针对性和经济性的法则，无需再加以补充或变通，当今无论是刑罚与保安处分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还是采取折衷主义的立法方法，都显露出对刑事法或刑事政策的功效的迷恋，这种倾向，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致命的缺陷。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中国法制化，不应因循别人走过的老路。实际上通过行政性立法规制，劳动教养这类措施将预防犯罪的目的与教育保护的需要统一起来，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恰当的选择。当然，坚持行政性立法方向并不是说要维系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法制格局及其价值标准，而应该在追求行政法治的前提下，来改变行政权的不确定、不规范和不受制约的扩张趋势，严格限定权力范围，科学设定权力的适用标准及程序加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防止昔日劳动教养机关滥用这种行政权侵害公民的自由权的情况、现象再度出现和发生，另外，综合性也是劳动教养的立法一个重要法制特征，这种立法的综合性，一是指将我国旨在预防犯罪、教育、改造和保护违法行为人的各类行政强制处分措施统一于法典中，防止政出多门，体制过滥等弊端。二是指将法典的结构设计为总则性规范实体法规范、程序法规范、组织法规范等几个部分，体现出法律的系统性和统一性。当然，劳动教养立法还应当处理好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系，并接受行政法体系中基本法的制约，不致因此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总的协调。

三、劳动教养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差异

劳动教养制度与《刑法》、《条例》等法律制度藕断丝连，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合理地理顺劳动教养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对于改革和完善劳动教养制度，加快劳动教养立法步伐具在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和历史意义。

1、劳动教养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比较

a犯罪行为的轻重程度不同；b处罚性质不同；c法律依据不同；d法律程序不同；e执行的方针不同；f实施的管理制度不同。

劳动教养的方针是“教育、感化、挽救”，重在教育，着眼于挽救。它的基本精神是从挽救出发，对劳动教养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文化、技术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转化思想，弃旧图新，改邪归正，使其成为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

2、劳动教养与治安管理处罚的比较

劳动教养与治安管理处罚同属于行政法调整的范畴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对违法行为的界定上。

3、劳动教养与收容教养强制戒毒，收容教育等行政措施的区别。

在劳教立法过程中应将收容教养人员、卖淫和吸毒人员等统一由某个部门收容矫治，这样既有利于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又有利于统一规范执法工作，保证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也可以避免重复建设，为国家节约人力、物力、财力。

4、监狱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的执行过程，实质上是行政管理的过程。

二者都应该依法优化管理目标，遵循管理规律，改革管理体制，以最佳的行政管理手段达到理想的教育改造效果。因此，现行的有关劳动教养管理、教育、生活卫生、劳动生产等执行制度，都应当体现劳动教养工作的自身特点和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都是保证教育改造劳动教养人员所不可或缺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重大改革、劳动教养对象的重新确定，劳动教养系统要在现行教育改造"几进宫"劳动教养人员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与制定具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矫正的操作模式，并依据劳动教养对象、“累犯”、“贯犯”的性质以及他们的心理、生理特点，运用科学的管理原理与技术，采用更有针对性、人道性和更加多样化的教育矫治方法与手段。

另外，劳动教养与刑罚执行制度也是有区别的，监狱执行处遇要比劳动教养的处遇来历得多，与监狱相比劳动教养的场所是特殊的设施，优于监狱的处遇是人身自由的处遇。

而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或者是一种特设机构，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历来有争议的问题，也是目前困扰劳动教养立法最为突出的难题之一，也是中外法律传统观念的最大冲击点。

综上所述，有鉴于此

劳动教养的根本任务应该是也只能是使违法犯罪的劳教人员转变原有的思想观念，矫正恶习，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但是劳动教育目前任务太多，很难保证重点和根本任务的完成，更重要的是，劳教人员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意识、心理定势、价值趋向、行为习惯转变过来已属不容易，怎么能将众多的其它任务加进来？劳教教育的任务应该与劳教执行机关的任务是一致的，劳教执机关是对违法犯罪，劳教人员执行劳动教养处罚的机关，在执行处罚行基础上对劳教人员进行教育改造，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使他们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实施处罚与教育改造是劳教执行机关紧密相连的两大任务，劳教执行不应当承担超越性质和任务的负担，教育任务繁杂，必然模糊劳教执行机关性质，给干警造成新的困惑，是学校还是执行机关？

另外，劳动教养作为一项法律责任制度，对于劳动教养人员而言，他们最关心的是它的严历程度。是财产罚还是人身罚？如果是失去人身自由，期限是多久？至于这一制度的适用机关是谁？是行政机关还是法院？适用何种程序？处遇如何？是武装看押，有无选举权，允许家属探望次数劳动有无报酬及报酬的多寡等，对劳动教养人员来说都是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

法制内容的合理性，是指在行政法制领域通过行政强制手段对违反秩序的违法行为人进行调控，这种调控应以其矫治、教育、改善、恢复为目的，强制的范围及程度以可能达到上述目的为条件，同时，不能超过行政法制所能允许的、保障人权原则所要求的必要限度，在这一点上，劳动教养法制建设的内容应谋求预防犯罪的宗旨和致力于劳动教养人员重返社会目的的统一，保卫社会的功利原则与保障人权的法治原则的统一，从这一方面看，劳动教养期限的设定与调整是一个核心环节，因为，劳动教养期限直接涉及限制劳动教养人员人身自由的范围和程度。所以，期限的法定标准和调控要求就应体现上述目的及价值标准，这就是说，期限价值标准定位不是回顾，而是展望，不是已然违法行为责任的代价，而是上述双重目的要求与价值标准的体现。因而，期限应当是法定的、弹性的，劳动教养机关和劳动教养人员双方均有一定的控制权，在具体操作上，可通过立法设定期限的最低和最高限度，期限的实际调控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实现。为了体现保障人权的价值要求，应当明确界定劳动教养人员的法律地位，明确规定限制劳动教养人员人身自由的实际范围及程度，并对劳动教养机关确定管理处遇等级，加强管束或解除劳动教养等程序应当规定复议环节，对那些确有争议的劳教人员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对劳动教养机关违法而造成权益损害的，受害的劳动教养人员亦有权请求赔偿义务机关给予一定的物质、精神、行政诸方面的行政赔偿。

参考文献：

（1）黄自得《劳教教育工作的困惑与出路》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8年11月刊。

（2）高莹《论劳动教养的法制发展方向及其价值定位》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年10月刊。

（3）《刑法学》，主编：高铭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

篇13

 

关键词： 中小学教师　法律地位　问题　法理分析　立法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立法的盲点和实践的混论 

 

（一）立法的盲点。 

中小学教师的法律地位是近些年来逐渐引起我国教育法学研究兴趣的一个问题，这主要是源于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颁布之后，教师的国家干部身份逐渐取消，教师处于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主要体现在： 

首先，教师从国家干部队伍中分离出来，但没有纳入到国家公务员系统中。1993年通过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公务员是指在国家行政机关中工作的除工勤外的工作人员。”该规定显然把教师排除在公务员范围之外。其次，教师也不是与学校结成劳动合同关系的雇佣劳动者，《教师法》及其他教育法律对于教师与学校之间是否以劳动合同形式结成劳动法律关系并没有明确规定，另外，教师也不是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合同对象。再次，“专业人员”构不成对教师法律身份的完整表述。教师的身份是多重的，“专业人员”的定位并不能解决实践中的各种聘任法律纠纷，也无法明确教师在各种教育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和责任。

（二）当前我国教师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在实践中引起的诸多问题。

1.影响到教师法律实体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落实。 

我国法律规定的教师权利的完善程度并不弱于西方国家，但实际上教师权益的实现程度却远远落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师的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导致教师适用程序法上的困难。 

2.教育行政机关、学校和教师自身的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出现了各类侵权现象。 

由于中小学教师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教师管理权限和责任就无法明确划分，用人与治事的关系难以理顺，导致聘任制改革中出现校方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各种理由解聘教师和五花八门的聘任形式等问题，严重侵害了教师的聘任权益；同时，教师对自己与其他教育主体的法律关系和自己应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责任不清楚，在履行职务中也容易出现侵犯学校和学生权益的行为。 

3.教师权益的法律救济渠道不充分。 

中小学教师法律地位的不确定，致使教师能否与学校对簿公堂，提起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是否适用其他行政法律救济方式等都不明确。现行法律框架下唯一的救济渠道就是教师申诉制度，其在保障教师权益方面显然不够充分，导致实践中出现教师权益受到损害却投诉无门的现象。 

 

二、法理分析：我国教师聘任制的公法性质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领域发起了一场深及制度层面的变革——教师聘任制的实施，其法律性质主要体现在如何理解聘任合同的法律性质。聘任合同是教师与聘任主体之间发生法律关系的基础，在这里主要从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两方面分析聘任合同的性质。 

（一）形式标准：也就是从签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来看。 

聘任主体不仅反映了教师管理权限和责任在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之间的划分，而且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如果由教育行政机关来聘任教师，教师就是作为政府雇员从事教育公务活动，教师在教育性活动中与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结成公法关系，教师处于公法地位。如果由学校来聘任教师，由于学校不是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的派出机构，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那么学校作为雇主就与教师结成私法雇佣关系，受劳动法调整。在我国，从1993年的《教师法》、1999年的《教育法》到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都多次明确了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履行中小学教师的资格认定、招聘录用、职务评聘、培养培训和考核等管理职能。从法理上看，教育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聘任教师，这说明教师是受政府雇佣从事教育活动而非劳动合同用工，国家保障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社会保险等，只是和以往相比，国家在管理教师的方式上弱化了行政命令色彩，增加了合同固有的合意成分。 

（二）实质标准：也就是从合同的基础事实内容和合同所追求的目的来看。 

教师聘用合同与国家的教育公务有关，虽然包含实现教师个人的财产利益，但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教育教学工作，是以教育行政机关与教师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为内容达成合意的。教师是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执行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并非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国家公职人员是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国家公务而不是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而国家职权不能作为合同的对象。就我国教师聘任合同的内容而言，除了国家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外，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职称聘定等也不属于合同约定而由国家法律规定，这就不符合劳动合同的性质。 

可见，我国教师与教育行政机关签定的聘用合同从法理上也纳入到公法框架之内，中小学教师属于国家公职人员系列，而非许多人所理解的劳动合同用工。通过对教师聘任制进行法理分析，我们明确了教师虽然不再享有“国家干部”身份，但仍然是国家公职人员，而不应该被视为《劳动法》调整下的劳动合同用工。 

 

三、立法建议：教师专项法律体系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明确教师特殊国家公职人员身份的关键是建设我国教师的专项法律体系，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需要特别强调的问题来谈： 

（一）加强有关中小学教师权益救济的法律条文规定。 

目前在我国教师权利的救济还处于相当薄弱的状态，没有专门的教师救济途径。所以，未来教师立法中必须进一步拓宽教师法律救济途径，包括行政途径和司法途径。要尽快出台《教师申诉办法》，同时，按照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要做好事业单位人事争议的处理工作。要推进人事争议立法，积极开展人事仲裁工作。要建立健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及时受理和仲裁人事争议案件，切实维护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的合法权益”。结合《意见》，我们还要加快教育部门人事仲裁制度建设，利用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的优势，解决教师与学校之间的人事争议。

篇14

【关键词】顶岗实习；协议；保险

顶岗实习是学校安排在校学生实习的一种方式，非基础教育学校学生毕业前通常会安排学生进行实习，方式有集中实习、分散实习、顶岗实习等。《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的“2+1”教育模式，即在校学习2年，第3年到专业相应对口的指定企业，带薪实习12个月，然后由学校统一安排就业。随着顶岗实习人数的增多，实习学生人身伤害赔偿、报酬等纠纷也渐成频发态势，势必影响实习学生实践教育效果，影响实习单位接收实习学生的积极性，影响学校的教学改革推进步伐。在当前法律规定尚未明确的情况下，通过协议明确双方的把三方权利义务协议化，把协议规范化自然是最有力的保障路径。

一、顶岗实习的法律关系

顶岗实习的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调整顶岗活动过程所形成的学生、学校以及实习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该法律关系包括实习学生、实习单位、和学校三个法律关系主体，以及三个顶岗实习法律关系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明确顶岗实习法律关系是探讨顶岗实习法律风险的前提，也是防范和化解顶岗实习法律风险的必要步骤。

1.实习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

学生与学校之间存在着多种的法律关系，既有行政法律关系，又有民事法律关系。单就顶岗实习来说，学生与学校之间主要是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主要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而学生则通过缴纳学费享有教育服务，二者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教育服务合同。只不过教育服务合同是一种受国家行政管理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也就是其中还包含有“管理”的成分的原因，这种管理主要是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也是为了保证教育服务合同的实现。学生应该按照学校的要求进行相关的顶岗实习工作，学校管理规范学生实习中的行为。同时，在顶岗实习模式下，学校和学生存在组织者和组织成员的关系，学校对于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受损利益承担替代责任。在实习过程中，如果发生克扣工资、意外事故等利益受损情形，学生应当先向实习企业请求赔偿，如果无法得到合理救济，则可以要求学校承担相应责任。

2.学校与实习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

实习学生的实际身份是受教育对象，实习也只是学校教学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学校和实习单位之间是合同关系。学校与实习单位之间的“实习协议”其实就是一个委托合同，即学校作为委托人将本应属于自己的实践教学任务委托给作为受托人的实习单位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学校一个重要教学环节的学生实习，只不过是整个教育活动中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实习主体的学生与在校学习的学生实质上是一样的。双方一般是根据需要和互惠互利的原则，通过协议的方式把学生派往用人单位实习，双方建立的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3.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

正因为实习单位与学校之间的委托关系，实习单位只是学校对于实习学生权利义务的承接或是分享，也就是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的关系应包含在学校与实习单位之间的关系里。但是，实习学生毕竟不是学校生产的“产品”，其人身利益尤其是生命健康利益并不能由学校及实习单位越俎代庖、一手包办。实习单位是受学校委托对学生进行教育，并附有一定管理责任的被学校包容的民事主体，如果实习单位超出了学校的委托授权，或是违法使用实习学生，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顶岗实习法律风险的根源

1.顶岗实习法律规范模糊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调整顶岗实习的法律法规，《教育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并未明确顶岗实习的法律属性，对于顶岗实习矛盾纠纷的法律解决，主要依据民事而不是劳动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但是此条的规定过于抽象概括，仅仅是纲领性规定，无详细具体的实质性内容。1995年劳动部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 “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这中抽象、模糊的法律规定，直接导致顶岗实习学生的身份界定模糊、顶岗实习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范围与归责原则不明确。顶岗实习生究竟是学生还是劳动者，是适用一般侵权的民事法律还是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是适用“谁主张谁举证”还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这一系列问题让顶岗实习法律风险在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以及事后救济无所适从。

2.顶岗实习法律关系复杂

学生在顶岗实习过程中扮演受教育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而一旦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发生纠纷，就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实习单位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不宜建立劳动关系，实习是学校教学活动的组成部分，参加实习并不等于就业，故实习单位与实习学生之间不存在之间的劳动或是劳务关系，不应承担包括休息时间、工伤赔偿、签订劳动合同等用工单位的责任，实习学生不应向实习单位主张任何权益。

学校认为，校方只需履行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如果发生顶岗实习期间学生遭受权益损害等事件，应由实习单位，或者其他侵权主体承担责任。学校不应承担除教育管理失职之外的责任。且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对学生实习期间受到意外伤害如何处理并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学校只有在有教育管理过错的前提下才承担相应的责任。

学生认为，顶岗实习单位为自己安排的实习岗位往往就是毕业后的工作岗位，实习单位应当履行作为用工单位的责任，学校也应负连带责任。

三、如何规避顶岗实习的法律风险

1.重视契约保权利

当前的法律把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的关系定位于劳务关系，为了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应在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间寻找平衡点，建立准劳动法律关系，那就是建立规范三方实习协议。通过实习协议绕开非劳动关系即难以得到保障的障碍，提升实习学生在顶岗实习过程中的保障。

由相关部门出台指导性的意见，提供标准格式的顶岗实习协议指南，明确实习期间实习学生、实习单位和学校三方的权利义务，例如：报酬计算方式、工作时间、纪律制定、保险保障、劳动保护和权利救济、纠纷解决方式等。规定实习单位应承担的管理职责，包括配合学校做好实习学生的管理，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加强对学生上岗前的安全防护知识、岗位操作规程的教育等。规定学校应承担的管理职责，包括对参加实习的学生制定详细的实习计划，委派专人管理学生的实习等。通过明确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三方在顶岗实习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主要是学校和实习单位之间的管理责任分担比例和分担方式，保护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的合法权益的作用，以防患于未然。将学生与劳动者区分开来，目的是为了保护学生，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

2.加强管理保安全

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应增加必要的安全生产、自我安全防范等自我保护的相关课程内容。学校应当对学生顶岗实习的单位、岗位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内容应包括：学生实习岗位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以及健康、安全防护等方面。学校应派教师定期到实习单位对实习学生的思想、心理、实习表现等情况调查了解，有条件的学校可派专人常驻实习单位指导、管理实习学生，这样更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在实习过程中，如果发生克扣报酬、意外事故等损害实习学生权益的情形，学校应协助实习学生向实习单位主张权利。

实习单位应当根据接收学生实习的需要，要参照《劳动法》的相关要求，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为实习场所配备必要的安全保障器材。为顶岗实习学生提供合适的实习岗位、必要的实习条件和安全健康的实习环境，确保学生顶岗实习的顺利进行，要应选派技术、技能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员工做指导教师。

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国家、行业的劳动安全规程和标准执行情况的监察，建立顶岗实习学生权利专项检查制度，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随意侵犯顶岗实习学生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及时纠正，并对相关用人单位及责任人予以严惩。

3.完善救济保平安

风险的发生虽然是偶然的，但是对个体的影响又是巨大的。近年来面对频发的顶岗实习诉讼与纠纷，学校与实习单位疲于应付，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生产和工作秩序，同时由于学校和实习单位的赔偿能力有限，许多受伤害学生根本得不到充足数额的赔偿金。在此背景下，建立健全实习责任保险制度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责任保险制度有助于填补受害人损失，分散风险，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

针对保障学生顶岗实习中的合法权益问题，2009年底，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决定在职业院校推行学生实习保险。2012年初，教育启动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示范项目。该项目已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成果由最初的9个省份推广到25个省份2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安全保险的性质与作用是学校办理，全国统保，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政府推动的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因此各省市也可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联合保险公司，开发既符合各地实际，又有利于实习学生保障的保险产品。

学校应该在学生实习前做好工作，选择购买有利于保障实习学生的保险，强化对实习学生的保障，事后积极协助办理理赔，使学生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受到意外伤害时能及时得到救济，降低学生家庭、学校的经济负担。

政府应建立相应的基金，并从顶岗实习的所产生的效益，提取一定比例的报酬，列入保障基金。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到顶岗实习的保障机制中，鼓励社团组织和个人捐助，发挥顶岗实习保障基金类似于工伤保险基金的作用。

实践表明，唯有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规范的三方实习协议明确顶岗实习法律关系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加强顶岗实习前的教育，实习过程中的控制管理，以及建立完善的事后的救济机制，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顶岗实习的风险。

参考文献：

[1]曹多富.学生校外实习“因工受伤”的法律适用.法制与社会[J]2008（32）

[2]莫小梅，赵洪.学生在企业顶岗实习中校方责任风险与规避.职业教育研究[J]2012（10）

[3]王鑫，王先兴.顶岗实习中法律关系的应然分析.中国城市经济[J]2011（11）

[4]韩旭，刘俊丽.高职学生顶岗实习中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教育探索[J]2012（6）

[5]徐芳宁.浅析顶岗实习学生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J] 2008（3）

作者简介：

李子君（1985.05～）女，江西丰城人，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基础部讲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