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含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大众传媒的含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孔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坡曰：“世间唯名实不可欺。”作为人类社会中用以识别个体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符号，姓名是最基本的人际称谓之一。不同的命名系统造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因此，姓名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符号，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和社会符号。姓名是日常交际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际更时时需要姓名的交换，这种交换需要借助姓名的翻译才能使“名”正言顺，真正达到人际交流的目的。

然而姓名翻译并非符号间的简单置换，正如林语堂先生说过的那样，名字翻译虽说是小道，但很难。本文结合若干NBA球员姓名翻译的实例，探讨了体育新闻媒介中NBA球员姓名的汉译原则与方法。

一、NBA球员姓名的汉译原则

NBA球员姓名的汉译规范比较复杂，存在的问题也较多。一般来说。NBA球员姓名的汉译主要应遵循以下原则。

遵循行业标准的原则。行业标准是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在全国某个行业内统一实行的标准。早在1961年，著名翻译家傅雷曾指出：“统一译名是一件长时期的艰巨任务，属于专门学术机构的业务范围，不仅需要集中相当数量精通各种外文发音的专家，也需要国语发音专家参加。”新华社译名室是中国唯一的综合性译名单位。为了避免北京奥运会时外国人名出现一名多译的现象，译名室承担了北京奥运人名翻译的工作。译名室为3.6万多位外国人翻译中文名，其中就包括梦8队12名NBA最著名球员的姓名。因此，NBA球员姓名汉译时，应当统一实行我国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写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及其附录“世界各国及地区语言、民族、宗教和人名翻译主要依据”等行业标准。另外，其他NBA球员姓名的汉译有工具书可查，我国出版的《新英汉词典》附录里有常见英美姓名表；近年出版的《辞海》后面附有“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此外，还有辛华编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可资参照。

遵循“名从主籍”的原则。“名从主籍”是各国翻译和转写外国人名所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人名的翻译一般采用音译法(transliteration)，这就要求对人名应以各自所在国家的官方或通用语言的标准语音为准音进行翻译。NBA球员大多数是美国本土球员，但随着NBA的全球化与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国际球员进入了NBA。据统计，2008至2009赛季在NBA400多位职业球员中，有20％是非美国本土球员，而这些球员来自世界各地，其人名的翻译也应当遵循“名从主籍”的原则。

以Michael为例，飞人Michael Jordan为美国本土球员，理应按照英语发音为准翻译成迈克尔・乔丹。但如果有球员来自德国，其名字Michael一词德语拼写与英语相同而读音不同，通常音译为“米歇尔”或“米切尔”。西班牙语则拼写略有区别，作“Miguel”，音译为“米格尔”。

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作为例外，“名从主籍”原则也有特别的情形需要适用约定俗成的原则。对于著名的NBA球星，尤其早已有沿袭的译名应遵从这一原则。约定俗成的译名通常不能随意更动，而有些即使属于误译也不再正名。以NBA另一名超级球星Kobe Bryant为例，其姓名通常翻译为科比・布莱思特。该译名乍看上去并无不妥，因为Kobe Bryant为美国出生的正宗美国人，而且其英文发音为[koubi]。但是事实上，Kobe的父亲在意大利打篮球联赛时经常在餐厅吃一种源自日本神户的牛排，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神户牛排，由于Kobe的父亲很喜欢吃这种不同风味的牛排，因此给他的儿子起名为Kobe。遵循其父亲的原意并且依据“名从主籍”原则，Kobe的译名应当按照日语的发音[kobei]译作科贝。事实上。新华社译名室在为北京奥运会翻译运动员姓名时，就曾经根据规则将Kobe翻译为科贝。但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则，并且“科比”这一译名已经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最终北京奥组委还是采纳了约定俗成的译名“科比”。该译名照顾到了广大传媒受众的心理感受，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同时从广义的理解上与“名从主籍”原则也并不冲突。

此外，还有如下球员姓名值得关注。如Joe Johnson通常被译为乔・约翰逊，而不是乔・强生或者乔・强森。由美国人Johnson创办的Johnson’s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医疗卫生保健品及消费者护理产品公司，该公司被翻译成强生公司，而不是约翰逊公司。这两种不同的译名都是约定俗成，并且符合各自所对应的特点。

二、NBA球员姓名的汉译方法及注意事项

音译法。外国人名的翻译主要是译音，NBA球员姓名的汉译更是如此。即便姓名中的字或词有其字面含义，我们通常不会在人名翻译中使用意译法。以现任NBA球员为例，如Cook(烹调)、Brown(褐色)、Bass(低音部)、Bell(钟)、Brand(品牌)、Green(绿色)、Head(头)等，都有其相对应的字面含义存在。但是遵从音译法，这些球员姓名应当分别翻译为Cook(库克)、Brown(布朗)、Bass(巴斯)、Bell(贝尔)、Brand(布兰德)、Green(格林)、Head(海德)。

有观点认为：“简单如音译法本身，由于时代的变化和社会语言的发展，更多的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与深入，也在经历着从归化音译到异化音译的变化。”从文化交流角度看外国人名翻译方法的变化。归化音译与异化音译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服务于目的语即汉语的文化传播为目标。而后者则以服务于源语的文化传播为目标。时至今日，异化音译似乎已经成了人名翻译的通行标准。不过，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并没有严格按照统一的异化音译法翻译，从而给广大的媒体受众带来了不少困扰和疑惑。具体表现举例如下：不同的译者有的将Kobe Bryant翻译为科比・布莱恩特，而有的译者则相反，译为布莱恩特・科比。即便是统一翻译为科比・布莱恩特，当与其他球星一起被同一个解说员评说时，该解说员可能一边说科比(名)而一边说另一个球星的(姓)詹姆斯。解说员将姓和名混同使用可能是出于约定俗成，也可能是受到体育新闻报道中节约篇幅的影响。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解说并不影响媒体受众对该球星的认同，但也有很大可能造成受众对NBA球员姓与名分不清的情形。因此，统一姓名的翻译方法并且统一翻译的顺序大有必要。

NBA琅员姓名的汉译注意事项。在统一NBA球员姓名的翻译方法并且统一翻译的顺序之外。还有一些翻译策略需要注意。

首先，译名不宜太长或太短。太长的译名不利于媒体的报道，而短到一个字一般也不符合中文习惯用法，尤其在姓与名中一个为多音节而另一个只有一个音节时尽骨将单音节词翻译成词组。

其次，若原名中有英文字母，该英文字母可直接出现在译文中。如：

最后，翻译时应当采用译音表中所规定的汉字，避免不恰当地使用一些容易引起不当联想的字词。以免造成尴尬或者误解。如Ben Wanace应当译为“本・华莱士”，而不译为“笨・华莱士”。又如BonziWells应当译为“邦奇・威尔斯”，而不译为“棒子・威尔斯”。当然，将“棒子”作为其昵称未尝不可，但在正式的译名中应当避免该称谓。

三、结语

如前所述，NBA的全球国际化传播已经在中国大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与此同时，NBA球员姓名的汉译在大众媒介中并不统一，甚至可用混乱来形容。此种现象恰好证明了人名翻译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如思果所说：“翻译有多难，由译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可以看出。没有一处可以掉以轻心，没有一处不需要学问。”

篇2

关键词：自媒体；中南医院；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11-0075-02

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颠覆了原有的大众传播模式，更带来了传播手段的变化。在这个人人都是传者与受者的“自媒体”时代下，作为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大型公立医院应该如何驾驭“自媒体”工具，为更多社会大众提供专业服务，成为公立医院重点关注的热点课题。

1 网络医院，构建“自媒体”服务平台

在信息社会下，我们不难看出，从基础的娱乐沟通、信息查询，到商务交易、网络金融，再到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信息化正在塑造了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潜移默化的改变着社会大众的日常行为。对此，为了更好地适应时展与社会大众的需求，中南医院在2013年提出打造“网络医院”的战略规划。“中南网络医院”以医院官网为基础核心，以网站wap版、微信全流程、微博社区为“双翼”，同时将中南联合体医院全部纳入，将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地市级医院，服务更多基层人民。如今经过3年多的搭建、整合与创新，中南医院“网络医院”已经完成搭建，中南“自媒体”平台也逐步从原有的单一内容推广，发展到集“健康服务”、“健康传播”、“形象塑造”为一体的互动双向传播。

2 网站改版，开启“自媒体”精确分众时代

中南医院此前网站已经建设多年，从对医院原有网站的总体评估来说，与国内众多医院一样都属于“大一统”模式：只重视在信息与形象展示功能建设，在“导诊就医”、“健康管理”、“形象推广”等其他方面的功能建设尚无，网站整体的实用性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

根据医院的战略定位，结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特征，中南医院对现有网站进行彻底地改版。改版围绕“实用化”、“人性化”展开。

根据受众细分与功能诉求，新网站分为“就医导诊版”与“医护专业版”。“就医导诊版”以满足患者需求为主体，重点打造“导诊预约”、“信息查询”、“健康管理”、“健康宣教”等为主体功能的“在线医院”系统；新网站“医护专业版”将以医护人群主体，重点建设“教学”、“科研”、“办公”三大主体内容。

为了更好地适应“移动互联网”的运行特点，构建“自媒体”传播互动平台，网站联通了微信、手机AAP等移动客户端。在网站的首页放着医院官方微信“二维码”，通过扫码，受众可以直接通过连接微信关注医院相关服务资讯，同时在微信中，受众也可点击“更多详细”浏览医院官网。

在传播受众上，开启“精确分众”时代后，新官网还加强了内容的细分建设。在导诊版，不仅增加了详细的就诊信息与就诊流程，还在用户体验下进行了极大的提升。

一是开通网络支付功能，患者从预约挂号到诊间缴费，再到住院缴费通通可以在官网操作完成，极大减少了患者排队等待的麻烦。即便没有PC终端的情况，手机等移动终端一样可以轻松完成。

二是增加信息查询服务功能，新网站接入医院HIS系统外联平台，患者凭借就诊识别号可以轻松查询相关检查结果；

三是增加了健康资讯服务。新网站健康资讯按内科、外科、妇产科、神经科等相关专业进行细分建设，受众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准确浏览所需信息。同时增加视频专版，将医院专家的健康讲座、健康访谈上传网站供网友下载播放。

四是增加个人健康档案。个人健康档案针对社会个人，网友只需在医院官网上注册登录便可以享受中南个人健康档案管理。开通个人健康档案管理后，此后网友在中南就诊的病历资料，可以通过个人身份信息与医院HIS系统匹配自动保存至健康数据库中。未来网友就诊可以轻松调阅自身病史情况，为医生诊断提供了极大的便捷，也为个人健康保健预防提供相应的辅助。

五是建立医生个人主页，用户可以直接通过“站内搜索”直接找到所需医生，在医生个人主页中完成预约、咨询、回访等相关业务。

3 微信升级，提升“自媒体”的实用性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移动客户端让自媒体的传播更具及时性、广泛性与实用性。针对微信的这一特点，中南医院通过全流程设计完成对微信公众号的全面升级改造。

3.1 强调功能诉求，提升公众号实用性

在医院微信公众号上开发“微官网”，“微官网”以医院网站为基础，实现了微信-网站的互联互通。在患者服务上，目前已实现预约挂号、分时诊疗、费用支付、检查查询、地图导航、诊后随访等功能。

为了更好的实现“医疗云智慧”，当前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已与科室微信公众号实现对接，患者可以通过医院微信公众号进入科室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健康资讯服务，譬如诊后随访，医患交流等等。未来医院微信公众号还将链接医生个人微信号将诊疗服务更加便捷化。

3.2 突出宣传策划，提升朋友圈传播率

紧紧围绕“有价值才有分享，有分享才有传播”的传播特点。中南医院在微信内容传播上，一方面重视内容传播策划，另一方面重视形式传播策划，短短两年的时间内，迅速增加粉丝5万多名。在内容传播上，医院官方公众号除了一如既往地重视健康资讯传播外，还重视与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传播，让医院“自媒体”更具传播力。2015年2月中南医院官方微信联合腾讯公益频道推出“史上让人最心酸的小苹果”，讲诉8岁在院截肢患者小海峰的故事，随后更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一时间“中南小苹果”刷爆朋友圈。这一策划，不仅为小海峰募集到慈善捐款，也让更多人参与到社会公益服务中。无独有偶，2015年7月，一位患者就诊时因急事未等医院CT报告出来直接回家，由于病情紧急，又无法手机联系到患者的情况下，医院官方微信推出“xxx，中南医院喊你回来就诊”微信内容。短短的30分钟，该微信就备注转发10万余次，患者本人也是看到微信朋友圈转发随即回医院及时就诊，避免了生命危险。此外，医院还将医院的趣闻故事编成微信传播内容，也赢得“朋友圈”较高的关注与转发率，例如2015年护士节宣传部在微信上推出“嘿，护士”系列幽默网剧，获得网友的一致好评。

4 微博矩阵，刷新“自媒体”影响力

以医院官方微博为核心，53个临床科室微博为辐射，2 000多名医护工作者个人微博为链接组成微博矩阵。通过矩阵间微博的互动传播，普及健康教育、提供医疗服务、增强医患互动、推广医疗新技术、提升医院形象，让微博这个“自媒体”平台不仅成为宣传的工具，同时也成为服务的平台。为了增加微博的影响力，医院还要新浪合作对院内个人微博提请加“V”认证服务，让医院个人微博更具公信力。刷微博反映问题、刷微博求助，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已成为“手机党”的日常行为，通过微博“@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功能进行医院舆情收集，为持续改进医院服务提供信息来源。

2014年底，一则“@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寻找我的救命护士”的微博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短短半天内就转发超6万条。最终在网友与医院的热心寻找下，我院救人护士覃慧敏被大家找出来，而她的救人事迹也经微博被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在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环境下，极大地弘扬了医护“治病救人”的正能量，也传播中南医院“大医精诚、敬畏生命”的精神。

2015年“东方之星沉船救援”事件，中南医院通过官方微博、微信直播沉船救援信息，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医疗队集结出发的信息，获得了几十万人次的曝光量；ICU医生甘泉连续熬夜陪护的场面被值班护士用手机拍下并通过微博，通过医院微博矩阵的转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几百万人次的曝光量，国内各大等主流媒体均跟踪报道了此事。

2015年4月，普外科一名实习医生被有着黑社会背景的患者家属殴打，随后一条医生的个人微博“严惩打人者，学生都挨打，还有人在去学医救人吗”的微博引起医院注意。随后医院官网微博转发，瞬间该微博转发量达到10万多，越来越多的网友谴责打医行为，并要求严惩打医者。

通过“中南微博矩阵”的互动，2013～2015年，中南医院新浪与腾讯官方微博粉丝数增加了15万，粉丝数量达到了18万；转发评论共计644 132条次。

5 整合传播，形成“自媒体”矩阵动力

以医院官方网站、官网微博、官网微信为核心，辐射链接全院54个临床科室官方网站、30多个科室官网微博、20多个科室官方微信、2 000多名医护个人微博、朋友圈组成“中南自媒体”传播矩阵，最终形成每年数以百万的点击率、转载率、传播率。如此整合传播，仅仅依靠医院宣传部是不够的。作为以医疗服务为主业的医院，中南是如何造就这样一支自媒体传播队伍的呢？医院宣教的触角又是如何深入到临床一线的？中南医院经过近多年的磨合与渗透，一支由临床一线医生、护士组成的宣传联络员队伍担当起了从科室、员工到医院的信息桥梁作用。宣传联络员虽是兼职，却关系着科室“内教、外宣”以及院、科之间信息传递的重任。为了保证宣传联络员不断与时俱进，培养宣传联络员的新闻敏感性，宣传部定期举行宣传联络员培训。同时为了调动宣传联络员的积极性，保证传播矩阵产生更大动力，宣传部每年都会优秀联络员进行奖励。

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减少信息交换成本，营造信息优势，不断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更好地展示医院形象，扩大医院影响力，提升医院软实力，将是中南医院今后需要不断思考的课题。未来中南医院将结合“移动互联网”，打造以医院官网为核心，“微博、微信”为“双翼”的“医院健康宣教服务自媒体平台”，利用自媒体平台的聚集效应，打通更多的院内业务系统，打破各类渠道限制，整合包括网站、微信、微博、APP等新媒体的应用，构建起一个聚智、交流、传播、服务于一体的自媒体中心。最终，更好地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先进；文化；大众传媒；运用；创新

引言

语言创新是指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在语音、语意或者语法等方面用一种的新的思维方法来表现当前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色彩。语言作为一种交际手段自然而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我国从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西方文化不断交流，社会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吸收了很多先进文化，反应在各个领域的新观念、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大众传媒语言方面，大量的新词语的涌现，在外来语、行业语最为突出，大众传媒中的语言是也受到了先进文化的很多冲击，大众传媒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外语言文化的频繁交流，大众传媒语言系统的“吞吐量”就大，新的词语同时应事、应景、应时而生。为了达到传播的最佳效果，大众传媒这个舞台上当然会在语言上标新立异，求新求变。

一、我国大众传媒吸收最多的外来先进语言文化

作为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英语在世界的文化交流传播中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这主要是基于以往英语国家的科技和经济上的优势，而我们又处于一个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时代，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非英语国家人口中说英语的总人数是英语国家总人数的3倍以上，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更加的重视英语的教育。

大众传媒语言作为当今世界社会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欧美等经济科技强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通过传媒将其语言文化逐步侵入其他各国，报刊、邮件、广播新闻以及许多全世界大的峰会等都可以看作是其传播途径。另一方面在网络中，英语同样占据着很大的地位，通过“微软”这个强大的平台，其支配的虚拟世界就是由英语为格式和标准所支撑的。可以说，英语已经成为网络世界的通行证，而网络中，外来文化对我们的大众传媒同样起到了很大的创新推动作用。

二、吸收先进文化的大众传媒语言创新特征

我国古语就有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先进文化，我们可以吸收好的方面用以到我们的大众传媒语言创新中，合理的吸收先进文化中的某些成分，能更加丰富我们大众传媒语言的表现力。现阶段，我国吸收先进文化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外来语言的音译创新：对于一门语言文化来说，具备了足够的词汇量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强大的表现力，虽然我们的大众传媒语言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词汇来展现自身的形式，但它仍然需要吸收先进文化，不断创新，发展自身。对先进文化的引入创新，同时也是保持词汇活力的一部分，比如：在外国传媒节目中，非常流行“脱口秀”，这个词就是从英语“talk show”引入音译而来；又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粉丝”，这也是从英语中“fans”音译过来的。这种利用汉语中近似发音的汉语来表达英语的意思，保留了英语中单词本身的发音，这样形成的单词，基本上是没有了它原有汉字的意思了，而是赋予了其新的含义。（2）.我国大众传媒中语码转换：所谓语码转换指的是，一个句子中出现至少两种语言现象，这是收先进所创造出来的大众传媒语言，比如：“3G时代，快人一步”、“周末的NBA全明星赛将在上午10点直播”。语码转换是随着先进文化引入我国而在大众传媒语言中所创造出来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语言学现象，这种创新性的传媒语言，具有轻松活泼的气息，更加容易拉近人们之间的交流。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信息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也带动了传媒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交流更加的频繁，这同时也使得大众传媒的语言具有了多样化的表现。大众传媒语言的创新，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对名族的语言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介：左琳，女，（1995-07-），籍贯：山西太原，学校西南大学，年级2013级，学历本科院系新闻传媒学院，专业播音主持，研究方向播音主持。

参考文献：

[1]徐修玲，新媒体艺术的语言实验方法探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2]王午枫，浅谈新视觉语言在新媒体艺术中的运用与创新[J]文化艺苑2010（05）

篇4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价值观；关系研究

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

（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篇5

    此外,大众传播的特征之一是符号商品的机构化生产与传播,大规模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机构的形成与发展,是大众传播的前提条件,而这种机构总是尽可能严格地控制信息生产与信息流通。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大众传播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控制与统治的手段?尤其是如果它与一定的政治权力相结合或被政治家操纵,会不会是对于民主与真正的公共生活的威胁?这正是许多大众传播的研究者所担心的状况。

    比如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在19、20世纪的衰落时,就把这种衰落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大众传媒的兴起。他认为:原先由面对面相互辩论的市民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已经瓦解为由消费者组成的碎片化世界。这些消费者沉迷于传媒景观与传媒技术之中而成为它们的奴隶。这是对于民主政治的一个严重的威胁。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的主体应当是作为公共意见之载体的公众(“公众”这个词与“公共的”相同),行使批判性裁决者的功能,而在大众传媒领域,公共性已经改变了它的含义,变成了任何吸引公共舆论的东西的一个属性,其目的就在于生产出虚假的“公共性”。

    这种担心由于大众传播的另一个特征而得以强化,即,大众传播在空间上具有极大的延展能力与距离化能力。借助于现代技术,大众传播的“魔爪”可以触及以前不能想象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大众传播的产品是为极大多数并不拥有共享空间的接受者生产的,是在“公共领域”流通的,它们在原则上是任何拥有传播媒体(如电视)的人都可以获取的(在这方面它不同于私人交谈式的交流)。由此决定了大众传播生产“公共性”的能力大得不可思议。正因为此,规范化、机构化的权力很可能利用大众传播的力量,出于自己的利益与立场实施对于大众传播的控制,其结果就是公共生活领域丧失了真正的公共性。

    二

篇6

关键词：大众传媒　文学批评　媒体批评　大众文化

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问题主要’围绕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文化批评、审美批评与媒体批评等展开。其实，一直以来，文学与传媒之间就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现代文学批评活动主要是在杂志和报纸等纸质媒体上进行，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一唱一和，相得益彰。可以说，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文化启蒙运动，主要是通过传媒影响受众，与受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结果。因为报纸和杂志等是文学批评家传播其文学思想的通道，文学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具有很强的文化承载性，这种文化的承载性与媒体的复制性相结合，从而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传播，营造出一个新文化的传播场。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消费时代的到来，一直以商雅自居的严肃文学逐渐失去头上的神圣光环，而以通俗性、娱乐性、消费性为主要特点的大众文化正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向。与此同时，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电子杂志等新兴媒体开始楔入文学批评的空间，并对文学批评空间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期，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本身也朝大众化、泛文化、娱乐化趋势发展，媒体批评也随之应运而生。文学批评的边缘化和批评功能的弱化使得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寻求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平衡支点和互赢局面是目前文学批评发展的需要。

传媒控制下文学批评的走向

大众传媒一直被视为国家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暗礁的“望者”、人民群众的“代言者”“传声筒”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传媒自身的优势和功能特征。在当今这个商业化社会中，大众传媒凭借其自身优势，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又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本身也在传媒的影响下朝大众化趋势发展。许多文学作品被拍成电视剧、电影等，如刘震云的《手机》、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等相继“触电”，文学作品开始商业化、通俗化、大众化。许多束之高阁、不受关注的文学作品，一经荧屏即会家喻户晓。在商业化、市场化的利益驱动下，作家们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传媒控制下的文学写作。他们不只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还是某电视剧、某电影的编剧等。而相应的文学批评也逐渐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大众化，文学批评原有的功能特征被弱化。从文学批评的本质上说，“文学批评具有自身特殊的运行机制：它一方面要以某种理论为框架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作出阐释，这使它具有了学理性追求；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具有干预生活的直接性”，而新时期，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其内涵和外延在根本上都有很大的改变，文学批评逐渐降低了其学理性的追求，其批判精神的锋芒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尖锐和深刻。具体来说，它呈现出如下走向：

文学批评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和天众化。以往的文学批评方式太深奥，学理性太强，只在一定的圈子内被认可，与受众之问有很大的距离感，但大众传媒却改变了其批评方式和风格。大众传媒作为传播信息的中介，它要与尽可能多的人接触、打交道。所以，它要想得到受众的认可，就要采用便于人们理解的书写方式和表达方式。否则，它就会失去大部分读者。从受众接受程度上来说，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与受众之间关系密切。而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倾向的背后又蕴涵着文学批评的大众化，可以这么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笔、访谈录之类的批评文体成为传媒上最活跃的批评方式，它们在大众报刊、专门的文学批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大量出现。这种批评犀利泼辣、通俗易懂，这是它的主要特点，也是它的优势，但这种批评方式有时犹如蜻蜒点水，缺少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度的理论研究。为了满足最大数量受众的需要，那种富于表现力和冲击力，吸引眼球的语言方式备受人们青睐，于是所谓的“酷评”和“艳评”开始走俏。但是当我们冷静地分析这种现象后，就会遗憾地发现，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在向大众靠拢的同时也稀释和淡化了自己的学术品位。

文学批评趋于泛文化和边缘化。进入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冲破了之前的“苑囿”，开始转向文化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进步，它拓宽了文学批评对象的外延，不再仅限于文学自身。当今社会是一个影像的时代、读图的时代，电视、网络处处渗透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特有的直观影像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世界，人们也更愿意通过对影像符号的接触与解读来进行娱乐和思考活动。由此以来，人们的审美化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关注的审美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纯文本，“一些文学教授开始从莎士比亚转向了麦当娜，从《包法利夫人》转向了侦探小说；另一些批评家放弃了诗歌和小说而兴致勃勃地进入了广告、MTV和流行歌曲的研究，甚至考察起了香烟与垃圾的历史脉络。电视肥皂剧、街头舞蹈、服装款式的含义，电影之中的种族冲突或者观众被赋予的性别主置――这一切都被纳入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文学内容的泛化倾向使得文学批评的空间范围变大，文学批评正转型为文化批评或泛文化批评。由于泛文化倾向可能会遮蔽甚至取消文学的独立地位，于是有学者发出了“文学批评的缺席”、“文学批评的退场”等呼喊。

毋庸置疑，文学批评的泛文化使得文学批评和研究有了很大的视野空间。如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关于“成功人士”的讨论；倪伟关于城市广场的分析：林舟对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构成的研究；陶东风关于电视广告的分析等。这些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等，进而揭示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泛文化化，使得一些外部理论对文学产生强制性的包围和入侵，可能会掩盖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发展，因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文学。长此以往，文学空间就会萎缩。文学批评泛文化的同时也会造成其边缘化的形成，它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视文学作品，而且其理论深度也有所下降。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只有不断满足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利益，才会被受众所认可，在这种趋势下，文学批评很难再有自己的独特性，再加上商业化生存方式需求的驱动，使得文学批评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

媒体批评的出现与发展也是文学批

评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媒体批评”，主要是指发表在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那些短小尖刻的批评文字，它是以普通受众为对象的批评，这类批评最初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后来影响到文学批评。像《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介的评论版都很不错，评论者都是针对社会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不言而喻，媒体批评更多的是注意事件性、趣味性和新闻性，即使涉及文学现象和创作等也只是作为一个引子，而不像纯文学批评那样深入到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

文学批评趋于娱乐化。著名政治学家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传播有三大功能：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递遗产。后来，社会学家赖特又做了补充，认为大众传播还有娱乐社会的功能，而且得到认可。进入消费时代以来，大众传媒呈现出娱乐功能中心化的趋势，以大众传媒为依托的文学批评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扮演批判、启蒙、审美等角色，也开始出现娱乐化倾向。

目前，文学批评娱乐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学批评带有很大的新闻性、趣味性、事件性，而文学批评本身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批评对象也日益时尚化、新闻化、漫画化，这不仅损害了批评对象的主体性，而且也直接危及到了批评本身。回看2006年的《百家讲坛》，于丹通过电视，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给大众炮制了一个她心中的孔夫子形象，她对《论语》的解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批评家对此各有不同的看法。在媒体制造的神话中，面对于丹的论语心得，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几乎看不到她对传统文化和旧道德的“批评”，而是拿孔子做道具的“娱乐”。但这种轻松的、带有娱乐性的“批评”方式却极受人们的喜爱，我们对此敢于去质疑吗?300万的巨大印数就足以让你哑口无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文学批评虽然让大众更加接近了文学，却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文学的真正本质。文学批评的娱乐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的猎奇、娱乐消遣的心理，这也是传媒时代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商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利益所驱使的结果。

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空间的“和谐”建构

大众传媒时代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广阔空间，这里既充满了机遇与挑战，也布满了沼泽与陷阱。文学批评该何去何从?文学批评如何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谋求自身的道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文学批评能否有效地进人大众传媒，影响受众的视听和舆论，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如何与传媒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互利的关系。作为现代传媒的一部分，文学批评不可能离开媒体而单独存在，由于文学批评所固有的精英意识和批评立场，一定程度上又阻碍着它与大众传媒话语之间的交流，但大众传媒又是需要文学批评来确认自己“大众代言人”的合法身份的，传媒通过专家学者对各种话题的讨论，实现和巩同对公众社会的影响力和思想垄断权。这说明二者之间是互利共生的关系，是有契合点的。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平衡点和支点，也即建构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的和谐空间。对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点理论探讨：

第一，文学批评应该以某种文学理论为支撑，不能完全脱离文学自身，文学批评可与电视、网络等媒体相结合，充分体现二者融合后的共同优势。比如目前出现的网评，报纸也开始推出电子版，改变了以往纸质媒介不易保存、不可复制等缺点。事实上，文学批评自身为了拥有尽可能多的受众，为了更好地生存，也在积极地向媒体靠拢，无论是在语言上、板块设置上还是批评风格上等都受媒体影响之深。

第二，在大众传媒的带动下，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场域开始形成，它打破了以往传统文学批评的空间，批评的主体性也有所改变，以往评论的权利往往是学院派的评论家、报纸编辑，而传媒控制下的文学批评主体开始多样化，可以是作家、评论家，也可以是普通受众，主体问的互动性增强，打破了以往单一化的一线性模式。文学批评也可借助大众传媒的传播优势和雄厚的资本向大众普及自己的学术理念，让学术走出纯理论的桎梏。

篇7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多米尼克出版《大众传播动力学》一书，首次提出了“大众传播动力学”概念。多米尼克虽然完成了对这一概念的命名，但并没有对此作出系统阐释。本文试图延续这一命题。

大众传播动力学当然不是一个既存的学科，也不是方法论层面的概念，对大众传播既有理论也不存在颠覆性。准确地说，大众传播动力学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新取向，是在分析与大众传播（媒介）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或理论命题时所选取的一种研究范式与视角，一种分析方法与技术。大众传播动力学是一个集合名词，包含了对大众传播（媒介）功能、作用、影响、权力及其生成机理、实现途径与效果呈现等在内的一系列知识的综合，对既存的大众传播（媒介）功能、作用、影响、权力的阐释方法具有更高的理论概括力与表述的便捷性。换言之，大众传播动力学是一个上位词汇，其外延可以统领或包含（未必能替代）大众传播的功能、作用、影响、权力等一类下位平行词汇。

大众传播动力学的关键词是“动力”，也就是“传播力”、“作用力”或“媒介权力”。

就大众传播动力的类型而言，因传播性质不同，大众传播动力呈现多种向度，有正向作用力、反向作用力，还有“乱向”作用力。罗杰・西尔弗斯通在解读电视权力时指出：“正是因为电视是如此深入地嵌入生活中，正是因为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自身是如此强烈地融入到电视之中，我们必须把现代社会中的媒介看做是一种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权力――更好或者更坏。”①西尔弗斯通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指出在“更好或者更坏”的二元结构外还存在第三种状态的可能性，即“更乱”。也就是说大众传媒除了具有正向、反向的传播力外，还有一种向度的存在，暂且称之为“乱向”。这是一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传播能量，它带给人们的是不确定性的增加而不是减少。比如媒介发起的对某一争议性现象（事件）的报道和讨论，由于众多媒体广泛而持久的介入和信息的庞杂，无形中增加了传播噪音，使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令人莫衷一是，呈现出“乱向”局面。

大众传播动力的存在既具有客观实在性，也具有主观建构性。其存在方式大体有三种形态，一是自然形成的、先在的；二是被赋予的、寄希望的；三是评价性的、结果性的。换句话说，对大众传播动力生成机制与作用机理的阐释应包含三个不同层面：一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对大众传媒本身固有的动力能量进行分析。这种固有动力能量的存在是由大众传媒的机构特性与传播特性决定的，是社会系统先在赋予的机能。二是分析由“他者”的权力控制所产生的动力能量。这里的“他者”指的是大众传媒的所有者或首要公众，他们通过权力运作对大众传媒实施操纵和影响，使其权力意志得以体现。这种动力能量的形成是媒体的工具属性决定的。三是分析由大众传媒实际操作的过程与结果所显现的动力能量，也就是传统的效果研究。

总之，大众传播动力学这一提法既是语义学上的一种概括与凝炼，更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可以深入到大众传播动力生成的内在机制与作用机理层面，深刻揭示其功能、作用、影响、权力的内在性。同时，这一范式为大众传播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或者说大众传播动力学范式对跨学科研究提出了必然要求。因为其动力生成机制与作用机理问题涉及众多学科领域，比如对暗示力、控制力的研究，就是一个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命题。

传播动力视角中的流行文化

大众传播动力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其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如何，我们把它置于对流行文化的阐释并加以考察。流行文化是当代社会文化系统中一个极具个性的文化形态。从流行文化的内涵、功能和主体上看，它既不同于体现执政党意识形态和为国家权力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也不同于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精英文化；它既与农业社会形成的民间文化存在本质差异，也与工业社会出现的大众文化不可等量齐观。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当代中国流行文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契合并受市场规律支配，以城市大众为主体和主要消费对象，以流行和时尚为主要特征，以娱乐为主要功能，以现代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经营，并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的文化形态。尽管学界对流行文化有种种定义，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流行文化的关键词是“流行”，恰恰是这种“流行”性，与大众传播动力学含义建立了紧密的内在关联。

传播是流行的必要条件，流行是传播的结果，流行的过程就是传播的过程，没有传媒施动，流行便“流”不动也“行”不了。所谓流行文化传播，就是指借助大众传媒或大众传播手段使流行文化符号（物质的、行为的、思想的）从一个社会传递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递到另一个区域，从一个群体传递到另一个群体的过程或结果。流行文化传播既包含大众传媒对流行文化的扩散，也包含对流行文化的控制。当代流行文化与大众传媒具有天然的联系，是大众传媒所具有的特殊动能作用于流行文化，才加速其扩散或消亡的进程。按照一般规律，流行的呈现过程是“缓慢地兴起，逐渐积累能量，然后发展到顶峰；势头逐渐衰弱直至彻底消失”。②但在今天，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传播动能得到空前释放，“缓慢兴起，逐渐积累”的传统流行模式被打破，流行文化的呈现方式发生了新的改变。大众传媒不仅是流行文化的载体和流行文化的积极传递者、倡导者与推广者，而且几乎成为流行文化的同义语，与流行文化构成了一种“共谋”关系。

从更广义上看，文化与传播的关系是一体两面。传播是人的天性，也是文化的本性。如果说文化是联结人与人、人与物的社会纽带，社会的基本性质、形态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这种社会黏合剂的黏合方式与力度，那么，传播则是文化的载体，它承担着对文化内容或形式的传输、转换、存储、检索、提取，使文化得以延续和增值。在当今社会，没有大众传媒高度介入与积极响应的文化是一种僵死的文化、残缺的文化、行之不远的文化。流行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典型。大众传媒对流行文化的积极推动，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传播单向流动的性质，而且打破了少数人对文化的垄断，消除了普通人对文化的神秘感，使文化更具有广场性和“在地性”。

站在大众传播动力学视角研究流行文化，可以形成丰富的研究话题。比如，围绕前面提到的大众传播的动力构成――感召力、动员力、扩散力、凝聚力、阐释力、暗示力、诱惑力、控制力等，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有望建立一种大众传播动力学视角中的流行文化传播动力模式。所谓模式，就是“用图像形式对某一客观现象进行有意简化的描述。每个模式试图表明的是任何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③模式具有组织功能、解释功能、启发功能和预测功能，建立流行文化传播的动力模式（这不是本文的任务），可以更好地掌握流行文化的特点及其传播规律。

流行文化传播的动力逻辑与策略

运用商业广告推动流行观念的生成、时尚行为的仿效与时髦物品的消费。商业广告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流行文化的构成要素与研究对象，也是流行文化的重要推手，推动流行观念的生成、时尚行为的仿效与时髦物品的消费。商业广告的动力逻辑与策略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它以“创意”为能源，以“攻心”为策略，以重复传播为手段，以制造需求、劝导消费为目的，在推销商品的同时也推销了流行文化。

广告制造需求的动力逻辑与策略主要有：其一，把世界问题化和把问题世界化。当代广告的一个标准操作模式，就是用夸张的手法将人们生活中面临的某些不如意定义为“问题”，并自告奋勇地提出能解决这些“问题”。广告总是从预设问题开始，围绕着所谓“生活的缺失”展开自说自话的诉求。它一再告诫人们，只要接受广告的邀请，就能满足我们的内心渴望和时尚追求。其二，广告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删繁就简。生活世界原本是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而广告世界却无须考虑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一律删繁就简，直接解构为一句精巧别致、琅琅上口的广告语，并通过不厌其烦的重复传播使人烂熟于心。简单化的创意逻辑决不意味着创意本身的简单，相反，它要调动一切创意技巧，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说成简单，还要能令人信服。其三，运用名人策略培养“自居意识”。现代广告时常运用名人策略使消费者产生移情作用和心理暗示，以提供虚假的心理满足来实现广告目标。所谓“自居意识”，就是通过使用名人代言的商品，使生活里的“我”自居于广告里的“他（她）”而成为“我们”，从而产生“自己人效应”。其四，运用话语转换巧妙解读意义。广告可以运用特殊的修辞方法与叙事技巧，把一种与广告商品并无必然联系的意义“嫁接”到该商品身上，使人们把消费一种商品变为（理解为）消费一种意义，而这个“意义”一定是具有时尚性的。

运用文化重组，变换文本呈现方式，通过二次传播实现流行文化增值。大众传媒善于运用文化重组策略，变换流行文化的文本呈现方式，使之进一步凸显流行元素与时尚特征，通过对流行文化产品的“二次传播”实现流行文化增值。以电影、电视、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传播技术的发达与视觉文化的繁盛，使文化重组成为可能。以流行文学为例，流行文学印刷文本向影视文本、网络文本转向，或者说影视与网络运用传播技术对印刷文本进行再生产，就是当前一种文化重组现象。这一转向或再生产过程，恰恰是大众传媒推动流行文化的重要动力逻辑与策略。运用“媒介崇拜”，制造传媒偶像，掌控流行文化的流行周期与趋向。

现代偶像和偶像崇拜是流行文化的重要符号，制造现代偶像与偶像崇拜成为大众传媒操纵流行文化的又一动力逻辑与策略。现代偶像崇拜与传统偶像崇拜从生成机制到文化内涵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现代偶像崇拜已不再是对虚幻的神灵偶像的敬畏，而是出现了“崇拜世俗化”的转向――将虚幻的神灵转变为生活中可触摸、可把握的现实人物，如各类社会精英、公众人物、影视体育明星等。大众传媒掌控下的现代偶像制造模式类似于工业生产流水线，其规模、速度、类型均在可控范围。大众传媒是现代造神机器，它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掌控着对偶像的形塑、诠释以及偶像现身和隐退的时机。事实上现代偶像就是传媒偶像，就是人为制造的“伪”偶像，这种偶像崇拜与敬畏无涉、与信仰无涉。

当今社会是“他人引导”的社会，这是美国社会学家理斯曼的观点。④显然，大众传媒在当今社会扮演着“他人”的角色。在信息占有的不均衡情况下，普通人行动的依据更多地源于大众传媒的引导，人们从大众传媒中寻求自己的行动楷模和生活方式标准。正如贝尔所言：“在迅速变化的社会里，必然会出现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的混乱。社会地位变动中的人往往缺乏现成的指导，不易获得如何把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的知识。于是，电影、电视和广告就来为他们引路。”⑤制造偶像就是大众传媒“引路”的重要方法。大众传媒的偶像制造既能顺应时尚又能引领潮流。最早提出“消费偶像”概念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洛文塔尔，在《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一书中对20世纪美国流行杂志中的人物传记进行研究发现，20世纪前20年中，传记文学的主人公大都是“生产偶像”，主要来自于工业、商业及自然科学领域。20世纪40年代以后，娱乐界、体育界的人士开始占据传记文学的主要席位，大众偶像从生产领域人物转向消费型人物。在中国传媒中也存在类似情形。这一偶像转型既反映了社会经济由生产者中心主义转向消费者中心主义，同时也凸显了流行文化的消费主义倾向。大众传媒正是在偶像制造上通过不断地花样翻新，顺应并引领着流行文化的流行周期与流行趋向。（本文为“当代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TJXC08－007）

注释：

①罗杰・西尔弗斯通［英］：《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②詹姆斯・S・科尔曼［美］：《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③丹尼斯・麦奎尔［英］、斯文・温德尔［瑞典］著：《大众传播模式论》（第二版），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④D・理斯曼［美］等著：《孤独的人群》，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丹尼尔・贝尔［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页。

篇8

关键词：粉丝文化；大众传媒；受众研究；青少年亚文化

2005年的超级女声是中国大众传媒历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事件，它不仅开启了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全民娱乐的新纪元，也将一股新鲜生猛的力量带入了人们的视野。随着“玉米”、“凉粉”等粉丝团体的成立及其为明星宣传而组织的各种活动，“粉丝”及其所代表的“粉丝文化”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早期的研究者往往着眼于“追星”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与塑形作用，强调对粉丝文化的监控和引导，趋利避害，使之更好地为教育事业服务。对于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粉丝文化来说，这固然是一种不错的视角，但是未免有失片面，难以发掘粉丝文化的深层内涵和巨大潜力。因此，本文试图从媒介研究、受众研究、青少年亚文化研究等多重角度切入，对粉丝文化进行多维度的审视，以阐发这一看似喧嚣浮华的文化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大众传媒：盲从还是颠覆

“粉丝”，即英语“fans”的汉语音译，主要是指体育或表演艺术的热心观众，以及某位名流或某种娱乐消遣的仰慕者或追随者等，在80、90年代又被称为“追星族”。无论是体育明人、电视剧还是影视明星，都是大众传媒所生产和包装而成的“商品”，而作为这些“商品”的有力消费人群，粉丝不可否认与大众传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粉丝正是大众传媒的产物。大众传媒凭借其强大的覆盖率和宣传强度，可以将大量信息同时传递给大量的受众人群，迅速完成对偶像形象的塑造和推广，以其吸引大量的受众，使之成为后续商品(电视剧、电影、广告、流行歌曲，甚至服装和化妆品品牌等)的潜在消费人群。事实也证明，忠诚的粉丝是媒介娱乐产品消费的主要力量。以“超女”为例，热切的粉丝团不仅大量购买所支持的明星的歌曲专辑、MV等相关产品，更主动为明星的宣传和推广出谋划策，组团到演唱会现场为明星呐喊助威等。狂热的粉丝就宛如一群被奶酪香气吸引的老鼠，在欲望和感情的支配下毫无理性地追随着由大众传媒工业精心策划和包装的“商品”(明星、电视剧集、艺人等)，消耗着巨大的金钱和精力。这也是80、90年代大多数人对粉丝的看法：“着迷、冲动、不理智，甚至有点竭斯底里。[1]”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仍以“超女”为例，和以往的明星体制不同的是，这是一场“全民化”的造星运动。粉丝不再简单地迷恋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明星，而且主动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造星运动中来，从众多的选秀者中挑选出自己喜欢的人物，进而通过网上投票、宣传、现场呐喊助威等多种形式为自己喜爱的人物进行宣传推广，打造出一批“平民明星”。这一行为已经彰显出了粉丝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正如约翰?菲斯克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粉丝不仅仅是明星、剧集等传媒产品的忠实接受者，而且总是“积极地参与到原始文本的建构当中，从而将商业化的叙事或表演转化为大众文化”[2]。如朋克乐迷们热衷于组织俱乐部，穿着朋克装束去听演唱会，再如粉丝们自发组织起来要求制片公司更改不满意的剧情等等。菲斯克认为，粉丝的这种生产力是一种被统治者以“拼贴”的方式从“他者资源中创造出自己文化的一种手段”，体现了大众文化本身的颠覆性和抵抗性。

二、受众：接受者还是生产者

作为大众传媒娱乐工业的理想消费人群，粉丝的受众特性无可置疑，菲斯克就将粉丝视为“过度的读者”(excessive reader)，认为他们“和其他不太过分的大众读者的差别只是程度上而非性质上的差别[3]”。然而他同时也指出，粉丝并非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不仅有较强的辨别力，而且具有一定的生产力。菲斯克指出，粉丝不仅仅满足于对明星及其产品的消费，而且热衷于通过对原文本的模仿、拓展及改写，即采用一种“拼装”的方式，创造出一套拥有自己的生产和流通体系的特殊文化。他将粉丝的生产力概括为三个方面：符号生产力、声明生产力和文本生产力。另一位粉丝文化研究者亨利?詹金斯则借用德赛都的“盗猎”概念，更加详细地阐述和分析了粉丝文化的创造性。他认为粉丝“构成了消费者别活跃和善于表现的一个社群”，他们不仅是文本的“盗猎者”，而且“将盗猎发展成了一种形式”。通过一系列“前进和撤退，玩弄文本的战术和游戏”以及某种类型的文化拼贴，粉丝“在持续地重估他或她与虚构文本的关系，并根据更切近的利益重构文本的意义”。他认为，粉丝构成了一种“参与性文化，这种文化将媒介消费的经验转化为新文本、乃至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产”[4]。通过将对原文本的消费和粉丝杂志故事、小说、表演等新文本的生产相并举，粉丝文化模糊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成为了一定意义上的生产者。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粉丝文化的生产力和创造性不可否认，但必须认识到，这种生产力和创造性是与其原文本，即大众传媒工业生产的商品是无法分割的。没有大众传媒工业生产的原文本，就不会有粉丝，更遑论其依据原文本而“拼装”改造出来的“新”文本？还有研究显示，大多数粉丝倾向于从传媒文化中得到经验，而不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他们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二度创造”，或者是“影子的影子”。另一方面，粉丝对某一明星或电视剧非理性的热烈拥护也说明了其受传媒操纵的被动性。

由上可见，粉丝的受众特性绝非简单的“主动”或“被动”可以概括，而是同时具备生产者和接受者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受众积极参与到传媒作品的建构与阐释当中，创造了具备一定独立性的粉丝文化；另一方面，他们的生产和创造又被他们所改造和颠覆的传媒产品所束缚，无法得到完全的独立。这一矛盾的特性恰好与大众文化既附属于主流文化、又不无颠覆和反抗的特性相吻合。

三、青少年亚文化研究：颠覆还是依附

虽然粉丝群体的成员可能来自各个年龄段，但大多数粉丝的年龄在15～30之间，随着网络的发展和大众媒介铺天盖地的蔓延，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活跃在各个粉丝论坛上，通过对明星、电视剧或游戏的热衷和推崇发出独特的声音，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另外，粉丝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对自我声音的坚持以及对个性的推崇，都与青少年亚文化对风格的强调不谋而合。考察青少年亚文化与粉丝文化之间的联系、共通和交流，对深入理解粉丝文化大有帮助。

文化研究者大多强调青少年亚文化与父辈文化之间矛盾而又复杂的关系，赫布迪奇认为，青少年亚文化往往采用挪用、切割重组及拼贴的方式，彻底改写、颠覆和延伸父辈文化中的一些重要的话语形式，从而传达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论述。而粉丝对原文本乐此不疲的改编、续写、拼贴和互文，正是青年亚文化这一充满反叛性和创造力的表意方式的绝佳体现。青少年亚文化和粉丝文化有如此多的共通之处，以至于很多研究者甚至将粉丝文化归为青少年亚文化的一种。的确，这两种文化在很多地方是如此相似，它们都体现了亚文化与之俱来的颠覆性和具有破坏性的创造力，它们无视原文本的权威，在大众文化的资源宝库中任意地切割、拼贴和改装，经历着一场异彩纷呈的狂欢。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这并不代表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附着早已获得权威地位的主流文化，在这一点上粉丝文化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不仅仅表现在大多数粉丝对大众媒介生产的原文本的推崇和追随，也表现在粉丝生产对大众传媒产品的依赖上。由于资金、原材料及天赋的限制，大多数粉丝并不生产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产品，而是通过对原文本及其他文本的拼贴和重组来进行创作。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原创性”，也显示了他们自身的局限性和依附性。此外，许多粉丝团体具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和行为准则，内部成员的组成也具有组织性和等级性，体现出了主流文化的一些特征，如对权威的服从，对某些行为规范的遵守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说，粉丝团体的活动经历对青少年是一种对将要接触的社会文化的预演，是对主流文化的提前认知。一些研究者提出要借助粉丝文化引导和教育青少年，正是看中了粉丝文化的这一特性。

四、结语

任何文化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带有自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甚至不乏矛盾和冲突，粉丝文化也不例外。作为大众文化中最活跃、最独特的一个子集，粉丝文化更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了当今社会在经济、文化、青少年成长教育等多方面的特性及变迁。因此，不应孤立地研究粉丝及其文化，只有将其纳入更广泛的文化研究及传媒研究、社会学研究当中，从多角度考察粉丝文化的方方面面，才能对粉丝文化有一个更加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作者简介：刘瑞雪，女，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数字分社编辑，硕士，主要从事编辑工作。)

参考文献

[1]李景瑞.听余光中先生谈“粉丝”[N].文汇报，2006-06-21.

[2]蔡骐.解析菲斯克的大众文化与粉丝研究[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报，2010(6).

篇9

一

大众传媒是日常生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许多人对其含义并不清楚。所谓大众传媒就是“大众传播媒介”。一般来说,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互联网络。大众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和舆论表达两种基本功能,其中报刊、电视、广播与互联网是四种主要的新闻信息传播媒介。随着现今信息社会的到来,传媒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大众传媒可以影响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政治立场、道德观念等等,就形成了对人们思想和行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众传媒环境。

大众传媒环境建构了新的世界图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体系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从古自今,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经历了四种方式:原始传播方式、手抄传播方式、印刷传播方式、电子传播方式。传媒形式也就经过了四种不同形式的转变,对人们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如今,随着计算机的崛起,中国正处于新传播媒体开始兴盛的时期。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泛指利用电脑及网络等新科技,对传统媒体形式、内容及类型所产生的质变,也称第四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报刊、广播、电视媒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不在于出现时间的先后,而在于传播方式和内容形态的不同。大众传媒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自然也会影响到学术期刊。中国的学术期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传播群体,它是不同于大众传媒的,是一种社会非常重视、知识密集型的传播刊物,它往往以某一领域的知识为重点,传播和交流这一领域知识的学术成果。从改革开放开始,它得以大力发展,经过裂变和调整优化,走向繁荣,在今天的媒介化社会中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到,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中的影响已达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个人、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高度的依赖。同样,中国学术期刊作为成长迅速的知识传播基地,也必然受其影响。中国学术期刊与这种大众传媒环境有着非同一般的关联,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探讨,以期有更好的发展。

二

从过去到现在,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关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传统的媒体(既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主要工具的传播媒介)中,学术期刊以其自身的独特性而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重视,因为知识的专业性与集中性,学术期刊始终只被一小部分人所知的,不能被称为大众性的媒体。尽管近年来学术期刊发展迅速,对学术的繁荣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也方便了人们对专业知识的了解,但除了本领域的学者,一般人很少会翻阅学术期刊。特别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期刊,更是鲜有光顾者,所以即使是一些很有成果的论文也会被忽视。新媒体发展迅速,它在信息的收集、、传播等方面有着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而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 这些使学术期刊在读者数量和传播范围等方面受到更大的冲击和威胁。为此, 中国学术期刊要发展,就必须顺应大众传媒环境发展的趋势,不落后于时代;必须要更新理念,重新定位,更要充分认清环境,利用现有条件,融合媒体,实现发展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学术期刊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需求。

首先,学术期刊应学会利用大众传媒环境,选择并创造发展良机。应该看到,如今新媒体的发展或许会对传统媒体造成冲击,但不会造成致命性的打击。相反,我们可以利用新媒体的工具作用,来促进属于传统媒体的各种刊物的发展。比如,学术期刊可以用大众传播媒体来宣传自己,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在2006年11月初,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一个专题是“沟通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这次会议希望能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使科技期刊发展更快,能促使各个国家利用大众传媒来使科学论文得以迅速与广泛传播,让公众及时了解最新的科学成就与学术成果。中国科协也从2007年1月起在国内率先启动了“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见面会”制度,认为学术期刊与大众传媒的结合有着潜在的市场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促进二者的结合,呼吁更多的科技期刊认识到与大众媒体联姻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打造出具有综合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使科技成果更好地为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服务。从中可以看到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结合无论是于国于民还是对期刊的发展来说都是有利的事,也是势在必行的。

其次,如果说传统学术期刊的形式是单一的出版物,那么在当今时代,学术期刊不再是单一的纸质形式。学术期刊与大众传播的联姻更是通过期刊的网络化、数字化来实现的。期刊的网络化、数字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近年来,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在网上阅读、查找资料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据统计,期刊的网络阅读率正在持续攀高。而且由于期刊出版频率的不断加快,半月刊和旬刊的不断普及,这些期刊在网络上也得到了很大的点击量。许多期刊都一改传统媒体只出现于纸上的格局,同时还在网络上开辟新天地,创办网络期刊,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期刊阅读移至网络之后,网络显示出了对传统期刊格局的巨大重塑力,使学术期刊呈现出不同于以前的面貌。期刊通过网络平台能够获得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是以往纸质出版物难以企及的。顺应新的媒体形态,有些学术期刊从印刷版转变到网络版。这种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学术期刊出版者可以从单一的纸质期刊出版向跨媒体出版转变,即把相同的内容到不同的媒体上。在将多媒体资源进行转换之后,经过内容管理系统中的加工和整合,再以不同的格式到相应的媒体上,如手机、电脑网络等,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从而获得更大的时市场份额。

很多人把如今这个时代称为网媒时代,的确,以网络为代表的新的大众传媒环境是学术期刊发展所绕不过去的台阶。如何运用大众传播媒体是学术期刊发展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网络化的即“数字化学术期刊作为一种新型的出版载体,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可以积聚海量信息,进行超文本链接,获取信息的高效、便捷,实现编者、作者和读者间互动交流,为期刊功能的最大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空间。快速发展中的数字化期刊尽管尚需在网上安全、出版规范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强管理和防范,但作为未来出版的一种主流发展方向,它将与传统型印刷版期刊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推进期刊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繁荣。”①

再次,要实现学术期刊传播的“大众化”。即让学术成果被更多专家、读者所知,或说让中国的学术水平为世界上更多学者所知,以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和文化影响。为此,我们要实行学术期刊传播的国际化,实现学术期刊在大众传媒环境中为更多学者所认知、其价值得到认可并顺利发展。

现在中国不再是闭关自守、畏缩不前的国家,我们需要学术上的获知,也要向别的国家来展示自己的成果,从而实现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学术期刊作为一种知识的传播载体,不应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学术圈子里,特别在大众传媒发达的时代,学术期刊应该积极参与,迎接其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发展壮大自己。

三

大众传媒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变化中,传统的一切,包括传统的媒体,如传统的纸质杂志甚至电视,都要因新的大众媒体环境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并受到挑战。可以说,大众传媒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对学术期刊是威胁还是提升,取决于学术期刊是否能适应环境。利用不当的话,学术期刊将萎靡不前,最终将因不能适应环境而被淘汰;反之,大众传媒环境将会为学术期刊的发展插上翅膀,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学术期刊要尽量地发挥自己的价值,实现其社会功能,必然要对自身进行重新审视。通过以上分析,学术期刊应该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开拓。

1.建立类似新闻的学术期刊宣传系统。怎样让公众知道发表在期刊上的成果呢?即如何利用大众传媒来传播学术期刊的成果呢?“美国有向全球传播科学新闻的EurekAlert网站,该网站将500多个学术机构提供的科学新闻即刻传达给世界各地614位注册记者;欧洲有阿尔法-伽利略网站(Alpha Galileo),该网站每天将来自欧洲的最新研究新闻提供给世界各地的5700多位专业媒体人员。”②据报道,在国外许多学术期刊都与媒体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自然》、《科学》等。

但是,目前在中国并没有一个帮助学术期刊重要科学新闻的网络平台,记者不知道期刊最新发表的重要成果,期刊编辑也不知道记者需要什么,双方形同陌路。据调查,中国的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非常缺乏交流,大众媒体有关科学进展的报道很少来自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许多学者出于对大众媒体的不信任,认为媒体会扭曲报道(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不管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导致的),通过这种途径来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不严肃的,因此拒绝与大众媒体的配合。虽然有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很想通过大众媒体介绍期刊上的重要论文,但并不懂得用通俗的语言写作,更有编辑不想因此费事。种种原因造成了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隔阂”。这种格局中,人们很难把学术期刊这种专业性的、精英性的传播载体与普及性的大众传媒相联系。长期以往,学术期刊必然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境地,特别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期刊,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即使有优点也会被忽略。其实,媒体对学术论文中研究成果的报道非常重要,因为媒体的报告有益于论文的作者、作者所服务的研究机构以及的期刊。普及科学知识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的大海里,公众需要了解有价值、经同行评价的科学知识。因此,学术期刊应积极主动地和媒体建立成长性的关系。利用大众传媒,建立类似新闻的学术宣传平台将会使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为更多人所知、所用,促进学术的繁荣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有利于学术期刊本身的发展。

2.进一步加快期刊网络化的步伐。在当今大众传媒环境中,学术期刊的网络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现在更多的人愿意在网上阅读,查找数字化的论文,中国的学术期刊没有是否进行网络化的选择权,学术期刊要扩大自己的领地就必须利用网络,在网络上来展现自己。在这种环境中,学术期刊出版者的观念要进行必要的转变。首先要看到期刊读者角色的转变,即读者由单一的纸质期刊的读者变成更加宽泛的读者,这其中有许多网民、甚至是手机用户等。发行时应从仅仅出版发行纸质传统期刊的角色中跳出来,不但把作品出版在传统纸质期刊上,还应到网络上,手机上等等。同时,数字出版的出现要求学术期刊经营者的经营意识也要相应转变。比如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分发方式不一样,传统纸质期刊只能按册卖给读者,而网络期刊可以把论文按篇销售给读者。另外,网络期刊不仅仅只是把论文放在网上就行了,同样要解决“发行”问题,注重“网上发行”。要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必须做好网上发行工作,可以采取多种办法,比如在一些知名网站的搜索引擎上建立索引,在相关专业领域的网站或网页上建立友情链接,还可以在纸质期刊上宣传网络期刊网址等。著作者投稿、编辑处理稿件、专家审稿都可以通过网络快速高效运作,可以缩短期刊的出版周期,这也是期刊网络化的一个优势。学术期刊的读者大多是学者、专家或研究者,他们具备了利用网络的条件,随着计算机网络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必将有更多的人通过网络来获知专业知识。尽管在学术期刊网络化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制度需要完善,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学术期刊的一个发展趋势,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是不应忽视的。

3.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也是被争议的问题。大众传媒环境对学术期刊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在传播的范围方面。当今信息化社会里,中国的学术界不仅需要知道别国的知识,也要让自己的成果为人所知。否则,学术界将会处于“失语”的困境。“失语”这个词起于文学理论界。改革开放以来在文艺理论界引进了很多的西方理论,国内学者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本土传统的各种理论却被相对忽略,国外的理论界更是对这些传统理论知之甚少,造成了一种只能说别人的话的尴尬局面。

学术如何走出去,而不是只引进来,是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对学术期刊来说,如何被更多的学者所感知是生存的关键问题。而如何被感知就需要一定的措施。现在,即使在国内非常有名的期刊,有在国际上也并不太有名,中国的学问是游离于国际主流之外的。这其中虽然有政治上的原因,如西方对中国的忽视,但是我们仍然应该争取话语权,让自己的学术成果发扬广大。否则,长期以往,除了影响中国的声誉外,更会让中国的学术发展举步唯艰。

国内学术期刊社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要办成国际名刊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便是语言的障碍。如前所说,国内不少的期刊开始要求英文摘要,出英文版,这无疑是走向国际化的方法。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国内期刊与国际知名期刊之间的联合办刊变得容易实现,甚至合作双方不用见面就可以达成协议,进行合作。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其实是学术的国际化,在大众传媒环境中,我们应该利用有利条件,让自己的学术成果为世所知。

综上所述,大众传媒的发展是渐进的,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日益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学术期刊成长迅速,也是世界知识传媒格局中发展很快的领域。它的市场仍然不尽成熟,但也因此具有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如今的大众传媒环境下,更多的学术期刊认识到了与大众媒体联姻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其中,致力于打造具有综合影响力的中国学术期刊,使学术成果更好地为国家的繁荣、人民的进步服务。

注释:

①张积玉:《中国期刊业发展趋势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4月

篇10

一、大众文化的内涵界定

大众文化一词产生于西方，追溯西方对大众文化的概述，主要有“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两种用法。

以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大众文化，称之为“mass culture”。大众文化工业正在把人塑造成无个性的个体：“娱乐制造商知道，即使消费者心烦意乱，仍然会消费他们的产品，因为每一个产品都是巨大的经济机器的模型……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

以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学者则用“popular culture”表述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近期涵义，是指民众为他们自己实际地制作的文化，这不同于所有那些含义。它经常被用来代替过去的民间文化，但这也是现代强调的一种重要含义。”

为了使大众文化涵义界定更加清晰，以下将大众文化与其易混淆文化形态简单做出区分：

（一）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自发的、古老的文化形态，通过口传身教传播。而大众文化文化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才产生的，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的文化形态，二者产生时间、传播手段不同。

（二）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

大众文化是通俗文化的当代形态。通俗文化是相对于高雅文化，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其借助于先进的传媒工具，依靠其朴实的话语、亲近日常生活的表达方式，促使大众文化迅速繁荣起来。

（三）大众文化与青年亚文化

青年亚文化是由青年发起的旨在反对高雅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一种文化形态。大众文化与青年亚文化存在合流之势，当大众文化表现为一种抨击时弊，以戏谑手法讽刺现实生活时，是吸收了青年亚文化的特点。

二、大众文化的特征

（一）媒介性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是指其主要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这是大众文化区别于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包括电子传播媒介和机械印刷传播媒介两大类。

（二）商品性

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是指大众文化具有遵从价值规律，供大众文化消费的商品属性。在大众文化那里，文化与商品交相辉印，这是大众文化区别于高雅文化的属性之一。

（三）流行性

大众文化流行性是指大众文化在短时间内能够风靡一时，广为流传的属性。大众文化的这一特性也是高雅文化望尘莫及的。

（四）娱乐性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是指大众文化总是给人以轻松、休闲、愉悦的享受。大众文化的这一特性也是其与官方文化等意识形态文化相区别的重要属性之一。

三、大众文化在满足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双重效应

（一）大众文化对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积极效应

1.改变了旧有的文化格局，丰富了大众精神文化生活

大众文化的发展改变了旧中国的文化格局，使文化不再限于少数乡绅贵族的特权，从而走进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使全社会人共同享有文化成果成为可能。

2.推进了文化常识的普及，提高了大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大众文化以更加朴实、平易的方式，通过迎合大众的兴趣的方式，提高了大众接受文化常识普及的积极性、主动性，对于陶冶大众情操，提升大众科学文化素养具有积极意义。

3.引导大众消除了落后意识，推动了社会文明全面进步

大量的、现代化的文化产品，可以引导大众消除封闭意识，增强开放意识；消除落后的传统意识，增强现代意识；克服因循守旧，崇尚与时俱进。

（二）大众文化对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负面效应

1.大众文化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使其难以兼顾大众的精神需求

大众文化是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为此一味迎合部分大众的兴趣，给大众以感官上的愉悦，却忽视了人的真正的精神需求，即对真善美的向往。

2.大众文化的娱乐特性，容易导致对大众审美追求的迷茫与媚俗

大众文化过度娱乐性，使人漠视艺术审美，“结果是人们通常在对电影的欣赏中失去了独立的判断， 往往认为电影就是外面大街上发生的情况的继续， 或者外面的世界是人们在电影中所看到的事情的延续。”

3.大众文化的模式化与机械复制性，容易导致创作个性的泯灭

人们在便捷地享受大众传媒提供的文化产品同时，会不自觉地丧失人应有的思维、行动的自由及自然而传统的人际交往，沉湎在大众化文化提供的虚拟环境中，扼杀了人的个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四、摒弃大众文化负面效应，提升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一）坚持以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大众传媒要运用立场、观点、方法，传播先进文化，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提升大众文化工作者的文化素养，营造良好健康的大众文化氛围

大众传媒工作者要充分厘清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积极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信息、教育、引导功能，通过对信息有目的的采集、选择及编辑，摒除文化的糟粕，保留精华，使大众文化符合大众的精神需要。

（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推动大众文化良性发展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全面辩证地分析，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要从发展的、创新的角度来把握，把传统、现在与未来连接起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弘扬，在弘扬的基础上超越。

（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大众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国际化

引进国外文化，不是用外来文化代替中国的文化，而是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进行扬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它更好地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和经验。发扬社会主义优越性，推动中国大众文化走向世界。

（本作品系河北师大2012年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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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何种角色？

城市是人类对话的中心。说起对话，自然而然地会令人想起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诞生到发展，一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对城市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城市化自19世纪到今天的迅速发展，归根到底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工业革命也催生了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传播信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城市人的理念，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是一个过程，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近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它包含着四个方面的内容：<1>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和城市数目不断增加，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提高；<2>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大，居民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思维方式逐步城市化；<3>城市状态发生变化，非城市地域逐渐转化为具有以集中和高密度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性地域状态；<4>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社会变动、政府措施、各种偶然因素以及人们的主观意志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影响即促进或制约城市化的进程。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过程所必须的两个要素，一是人口由乡村向工业发达的区域流动，二是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

大众传播媒介伴随着工业化革命诞生之后，便对上述两个要素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化进程。这种说法好像并不夸张：如果没有大众传播媒介，世界上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城市。韦尔伯·施拉姆曾以传播事业三大功能（守望功能、决策功能和教育功能）出发指出它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1>农业新技术的推广；<2>普及卫生知识；<3>扫除文盲；<4>正规教育。他指出，信息传播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永远是存在的中心环节，每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报告，决定需要指出，新的知识需要推广，以及变革即将来临之际，总会有信息的流动。人口集中地涌向城市是建立在农业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农业剩余劳动人口的增加，人们识字率的提高，以及交通工具发达的基础上的。至于定居在城市里的人，不停地从大众传媒那里获知了城市里各种各样的信息，了解自己应怎样学习、工作、生活，这就为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打下了基础

在人口涌向城市的推动性因素中，大部分因素都得力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知识、开阔眼界是新闻媒介的重要职能之一。新闻媒介不是教科书，但它们所传播的知识，主要是和人们当前的生活、生产、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以及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创造，社会科学的新探索、新观点、新材料。我国建国后农村新技术的推广，主要得力于广播媒介在乡村的发展。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台共有1458座，有线广播喇叭50万只，这些为城市化打下了基础

我国90年代初涌动的民工潮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我国，大约有一亿多农民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或者亲戚朋友那里获得了城市里有3倍于农活收入工资的信息，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强大的民工潮给城市带来了急需的劳动力，为城市化的发展制造了契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00%计算机汇总资料表明，按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类型分的省内跨县、市迁移人口，全国有2302.6万人，其中从乡村迁移到市镇的有1173.1万人，比重为50.95%，成为迁移人口的主流。《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川东北地区果子村里调查时了解到，民工选择打工地点更多是依据亲戚朋友的传闻，再加上在广播、电视里得到的一点印象[2]。

正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提供了众多的教育机会，拓宽了农村人的视野，提高了农村农业生产的科技运用水平。这样都市化的进程才席卷全国。据专家预测，1994年我国有2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2010年，中国人口的50%将居住在城市里。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是城市化过程的驱动器之一，它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都市化的进程。目前，世界上各国正筹建的信息高速网络，完全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也将对城市化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拉纳曾以识字率和都市化率（有居民5万以上的都市人口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为指标，将各社会的传播体系与其他社会体系的复杂相关分类如下：[3]

当然传播体系是由新老媒介的重叠结构与复合功能所构成的。近代社会的传播除了由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肩负，也同时伴随着各种形式的人际传播。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口头传播仍占据了重要地位，但这些地方也慢慢受到大众传播媒介毫不留情的冲击。单就上表而言是否可以看出，大众传媒越发达，都市化程度越高，他们之间到底是何种相关，仍有待学者探索。

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大众传播，人们首先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传播媒介如此群集于城市之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高度发达的国家以及不发达的国家都倾向于把报纸、广播电台和影剧院建立在人口集中的地方。[4]根据有关部门1993年进行的《法制日报》读者调查显示，以读者的城乡构成情况看，《法制日报》目前还是一张城镇读者阅读的报纸。调查表明，《法制日报》现有读者13.0%在大城市，36.8%在中小城市，39.0%在县乡镇，三者合为88.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仅有10.5%的读者分布在农村。[5]在现代化的社会里，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消费，大众社会已逐步变成了一个消费化的社会。由于现代技术（汽车、电影、无线电台等）和商业（广告术、信用赊买、一次性商品等）的发展使得消费的领域几乎在无限制地扩展，由此带来的是文化更具有普遍渗透性。它代表着全新的生活方式，人们从此不再以传统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展示和炫耀成为一切成就的标志。而大众传播媒介正好顺应了人们消费的口味，填补了人们主要的空闲时间。在今天，它扮演的娱乐角色越来越不容忽视。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大众传播媒介不断地向人们灌输着城市人的观念，城市人的生活标准等种种意识形态，不断地强化着这个大众消费社会与市民标准，从而影响了由乡村走向城市的流动人，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不停地移向都市的人流中，大部分人接受了城市人与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观念，自己慢慢被塑造成一个城市人的角色。当他回到原来的环境，就会把一些新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带回。这些人有的住在城市的郊区，有的居住在小城市里，不停地把城市的辐射力带回了四面八方，从而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朱光烈曾写道，大众传播为现代城市市民设置了双重环境，实实在在的生活环境和想入非非的太虚环境，现代城市居民自愿自觉地钻进了大众传播的玻璃罩，玻璃罩里凸凹不平，城市人向外面看去，看到了一个哈哈镜的世界。传播史表明，我们在不断加厚与大自然隔离的玻璃罩。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我们能否逃离这个“玻璃罩”设置的围城呢？[6]

在大众传播媒介的灌输下，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日益趋于大众化，趋于同一化。在消费型文化的笼罩之下，人们的角色创造过程中的创造性也逐渐失去其原初含义，而越来越具有“随从”的意义。城市化的标准也就是市场的标准，是大众口味，而大众传播媒介又不断地强化着这一口味。信息技术的进步扩展了人类的本领，人类能够创造出虚拟的现实，这种虚拟的现实虽由映像构成，却也很难与实际的经验相区别。参与这种虚拟的现实的每个人仅受一些规则上的限制，他们掌握这些规则是相互影响所必须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这样走入了个人梦想的空间，传送着城市的标准观念，使城市人自身也难以认清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

王唯铭认为，大众媒体和大众社会的分工是前者出售梦想，后者收购梦想。在今日的媒体中，我们目击着对大众情趣的广泛传播，我们同样目击着它们向大众提供的有关城市和城市人的梦想。它们是这样自我证明的：它们永远是也只能是大众情感的忠实反映，而不是其他，因此对大众媒体的任何一个完美化的需求，都只是抬举和神化大众媒体。[7]

尽管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革命和社会分工，但大众传播媒体在社会变迁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讯卫星与传统的电子媒介结合，然后再与电脑相联，使讯息传送更多更快，运用范围更广，深深地影响了个人的工作与休闲生活，也影响了教育、交通、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实在无异于另一次传播革命。初期的发展传播学学者，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塑造者或变迁者，侧重论述其无限效果，确实是神化了大众传播媒介，但大众传播媒介的确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变迁，从大众传播媒介对城市化的影响中，可对这种影响窥见一斑。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城市化的一面镜子

城市化，在被大众传播媒介深深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

从我国建国后城市化进程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城市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密切程度。

概括起来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矛盾过程，建国40多年来城市化的进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而这5个阶段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有相应的起伏。[8]

1949～1957年为城市化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较快，1957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设市城市由140个增加到183个，城市人口由5765万增加到9949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0.6%增长到15.4%，这是中国城市化首次正常上升时期。这一阶层我国的新闻事业全面发展。报业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和骨干的社会主义报纸体系，到1957年，报纸总印数已由1950年的8亿份猛增至26.1亿份。这主要得益于社会政治形势稳定，经济建设稳步前进的结果，同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全国城乡数以亿计的成年人参加了识字班的学习，很多人可以读懂报纸了。1949年9月建国时只有40座广播电台，到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站共有1458座，城市有线广播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958～1960年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使农村人口迅速涌向城市，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脱离农业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从1958～1961年间我国新设城市33座，城市人口由10720万人增加到1307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9.7%。中，新闻事业也存在着一哄而上的现象，报纸发展得也比较快，许多县都办起了报纸，1958年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成立，1959年全国有电视台20座，广播电台在中增加到135个，比1956年增加77个。

1961～1965年为第三阶段。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大力精简城市人口，城市数目减少了37座，城市化率1963年急速下降到16.8%，1965年底回升到18.0%，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个大落时期。这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也处于调整阶段。1963年报纸大量合并或停办，报纸发行数大大减少，1958年以后开办的广播电台，除林牧渔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确实有必要保留外，其他一律停办，电视台由20座减少为5座。

1966～1976年为第四阶段。时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由18.0%下降到17.4%。我国的报业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从1967年到1976年，通常出版的报纸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1966年共有电台78座，1976年共有广播电台90座。县（市）有线广播站从1966年的1281个增加到1976年的2503个，但广播盲目追求大功率，造成了极大的浪费。1971年全国共有电视台32座，中央1座，省级27座，省辖市级4座。

1977～1995年为第五阶段。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伴随着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广大县城和小城镇开始振兴和发展起来，不断出现一批新的小城镇。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大约为25～30%，已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一时期大众传媒也大大发展，至1994年底，我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数已达2408种，比1978年增加了833%，电台数1142座，比1978年增加了1283%，电视台数约1000座，比1978年增加了3125%。

可以从下表数据看出识字率与都市化率的关系：

时期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

识字率—62.90%77.30%84.12%

都市化率13.26%14.10%20.55%26.30%

城市化到底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何种影响呢？大众传媒又如何如一面镜子反映了城市化的进程呢？

一、城市化的发展使大众传媒越来越重视城市理念，并不停地传播这种理念。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是被城市塑造的，他的优点和弱点与城市密切相关。[9]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感官被大众传媒兜售的城市人的梦想填满了，打开电视、报纸、收音机，耳朵眼睛能够随时听到、看到四面八方的信息。而这一切都以城市为核心，如关于对住房拥挤，交通堵塞，污染和噪声，物价上涨等等的抱怨，关于城市商业、服务业与文化的繁荣。我们必须按照城市人的梦想创造明天的城市，这一切都是无须考证而自明的东西，它们的结论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形成。因为追求利润的倾向，大众传媒的主要使命被塑造成兜售城市人的标准梦想。在城市里，人们由工作直接支配的生活领域相对地缩小了，而娱乐世界的生活领域相对地增大了。休闲，成了都市人自我虚构梦想的空间，他们恰好在大众传媒身上找到了寄托。特别是通过电视媒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娱乐型文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城市化就是这样强化了大众传媒的种种职能，而大众传媒宣扬的大众社会的标准，只不过是城市的标准。

二、大众传播媒介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移动，媒介地域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例如，战后日本地方社会的变化，便造成了日本地方媒介的移动，随着人口、财富从乡村向城市、从日本海沿岸向太平洋沿岸的移动，各种地方媒介也不断地移动起来。以共同体报纸为对象的调查表明，被列为第三种邮政物品的报纸，1967年日本全国（除冲绳外）共有1083家，而5年后的1972年，几乎增加了1倍，达1913家。仔细分析一下，可明了以下情况：首先，数字增加的府县，以大阪为最，从66家增为125家。接下来为和歌山（37家66家），兵库（49家62家），京都（14家22家），……要么是大城市，要么在大城市的周围，全是人口激增的地区。反过来，数字减少的，有东京，还有东北和日本沿海岸的县。但从东京说，总数虽减少了，郊外住宅区的数字却增多了，这也表明了媒介增加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增加[10]。城市在加速增长的过程中，大城市的理念辐射周边城市，小城市辐射乡镇，在统一的都市化的前提下，形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地域性特色。近几年，我国中央报纸、省报地域化倾向日趋明显，媒介不由自主地与城市本身的定位相结合，发挥着其辐射周边地区的作用。关注城市化进程，已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议题之一。《解放日报》总编辑秦绍德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提出加快城市化的要求，而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地加快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形成。最近十多年来在长江三角洲和华东及沿海地区出现的老城市迅速扩大、新城市（镇）大量涌现的进程，印证了这一点。城市不仅是商品经济的中心，也是现代文明的传播源，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信息，一般都在大城市中首先形成，然后再向中小城市、镇辐射。城市群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更新，已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报纸必须立到这个潮头上，研究和报道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城市文明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11]

人们都集中在城市里谋生，城市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随着传播媒介的进一步发展，各国重视了对信息的开发与控制，信息高速公路正显示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个大城市里，集中了如此多的印刷、广播电视、电子媒介，城市化在促进大众传媒发展的过程中，也对传统的媒介提出了挑战。消费的个性化趋向使市民对大众传媒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媒体与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往往使媒介从业者们无所适从。而城市人则钻进大众传媒虚构的梦想里，一直没弄清楚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

从多种角度认识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不少学者曾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研究媒介内容判断家庭形态、国民性格、价值观念，政治心态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迁。这种研究更多地是把针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采取文化主义的分析架构，把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心态的一面镜子，同时对文化的研究专注于消费的角度，却很少涉及媒介的塑造力量。但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镜子关系，有人已宣称这面镜子破碎了。继镜子理论和塑造理论之后，结构理论又从另一角度开始研究大众传媒，认为大众传媒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诚如克拉克(Clark1978)所说，大众传媒并非独立存在，置身于改变我们社会的其他力量之外，媒介不只塑造社会，也被社会塑造。克拉克进而指出，促成传播媒介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是人口增加；社会流动提高；公共事务经纬万端。[12]大众传媒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角色，人类创造了大众传媒，却又自愿自主地钻进了大众传媒设置的神话里，成为大众传媒的奴隶，伴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何时能真正认清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呢？

注释：

[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P2，林玲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见《中国青年报》1994.2.16《跟着感觉走》一文

[3]《大众传播社会学》P29，竹内郁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4]《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P124，施拉姆著，华夏出版社

[5]《1994年中国新闻年鉴》P230

[6]《玻璃罩里的现代人》，载《上海文化》1994.6

[7]《城市梦想：谁在出售与收购》，载《上海文化》1994.6

[8]有关城市化进程参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书，林玲著；有关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张涛著，经济日报出版社

[9]《上海文化》1995.1P102页

[10]《大众传播社会学》竹内郁郎编，张国良译，P50页

篇12

受众媒介素养是指“公众面对媒体和媒介讯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性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讯息能力”②。在大众健康传播的过程中，培养和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是真正实现大众健康传播功能的基础和有力保证。

培养受众对健康信息的质疑和评估能力

有研究者调查认为，我国受众对待媒介信息的普遍倾向是“似乎把所有报纸上、广播中、电视里所的信息都看做是权威的，对其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更不习惯做信息来源分析，不思考信息者的动机，不通过头脑过滤，一味地全盘接受”③。可见受众对媒介信息缺乏质疑和评估能力。要使受众具备对信息真伪的质疑能力和批判能力，首先应使其认清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和传播过程。大众传播学认为，大众传播是由组织化的传播机构及其专业人员通过技术性传播媒介向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传者传播社会信息的过程，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都会影响信息“把关人”决定把什么样的信息发送给受众。④因此，一个具有媒介素养的大众健康传播的受众必须认识到大众传媒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并不是纯客观的，媒体呈现给受众的所谓现实并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而是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媒介信息常常包含传播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它并不完全反映客观现实。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组织虽然属于国有，但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市场标准在我国大众媒介组织的信息选择把关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标准。以往，受众只是片面地看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公共性、公益性（即大众传媒为满足社会对信息的需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以为大众媒介现实就是客观现实，高度信任大众传播组织及其传播的信息，而忽视了大众媒介的经营性质可能导致为追求收视率、追求利润而放弃社会责任，因此，受众盲目轻信了某些大众传播媒介的健康信息，从而出现了“张悟本事件”等一系列伪健康传播事件。其次，受众懂得媒体的语言修辞和宣传策略，就能解构媒介信息，理性鉴别选择信息。伪健康传播中的传播者为达到其营销宣传目的，常用大众传播技巧中的“美化法”，其宣传用语常常夸大其词，常用“包治百病”、“一盒见效，无效退款”、“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等来宣传其产品，这样的宣传用语明显违反了我国《广告法》、《医药广告管理办法》、《药品广告审查标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另一方面，伪健康传播者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还常用大众传播技巧中的“印证法”，用讲故事的方式，列举一些病案，或让一些所谓的患者现身说法，宣扬其产品的神奇疗效；或者利用受众的慕名和权威崇拜心理，经常请名人为其产品代言。伪健康传播通过以上各种方式，创造酷似真实的情境来制造一个个媒介拟态环境，使受众接受其宣传，却违背了大众传播要求传播的内容必须真实的基本原则。受众在媒介构建的虚拟环境中应始终保持理性，对其信息进行质疑和批判，才能避免在海量信息中迷失方向。

提高受众对健康信息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在认知活动中是用已知的知识来吸收、同化新知识，再重新构建新的认知结构。因此，受众对媒介信息的理解、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知识结构与认知结构。当受众在面对健康信息时，如果其原有的健康知识水平低，他就只能接受媒介健康信息的表面意义，而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信息、不能辨别信息中的矛盾和伪科学的信息，容易对媒介信息轻信盲从，也就不能自主获得正确信息。相反，当受众拥有较高水平的健康知识结构和良好的认知结构时，就可以很好地掌握各种媒介信息，并能通过信息表面含义，由表及里，全面正确地理解信息的含义，对信息做出正确而有效的取舍。据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公布的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为6.48%。⑤这表明，我国在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公民健康素养方面还任重道远，这也是造成“张悟本事件”等伪健康传播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大众健康传播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和认知能力，应加大力度对公民进行健康教育，向公众宣传防病治病、科学养生的知识，而大众传播媒介和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教育部门依然是大众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健康传播的跨学科特征很明显，专业性很强，它需要传播者兼具医学卫生健康专业知识和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相关的医疗卫生政策、法规的知识。目前，我国健康传播的专业人才还很不足，这就需要，一方面，大众传媒除了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健康传播的把关意识外，还应加强与医疗卫生、健康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积极合作，确保信息的科学真实有效；另一方面，医疗卫生、健康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借助大众传媒的平台、技术、技巧，将自身掌握的健康知识和信息用更加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更加形象直观的形式进行传播，以此使受众的健康素养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这等于给了受众一双智慧的眼睛，使其能识破伪传播中那些花言巧语的“忽悠”。

增强受众对健康信息的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指“不轻信别人，强调经过自己的分析、论证和试验，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挑选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和最正确的东西，最终做出有理据的判断”⑥。受众具备思辨能力就能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判断，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正确、有效的信息为自己所用。

大众传播学认为，大众传播的信息反馈具有延迟性、间接性的特点，传播者的信息传递和受传者的信息接受是彼此分离的，因此，健康传播受众很少能与传播者直接交流沟通，即便是电视养生健康类节目中的现场观众，也因为节目时间的有限而很难与节目中的医疗专业人士进行充分沟通交流，更不能像在医院中那样进行医患人际交流沟通后，由医生来辨别诊断患者的体质和病情症状开出药方或提出治疗方案。因此，大众传媒在传播健康知识、技能和信息的同时，更应有意识地向受众传播医学临床思辨的观念和思维方法，培养受众的思辨性应变能力。例如，《糖尿病天地》杂志刊登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侠谈中医食疗时说的“食疗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要通过辨别每个人的体质来推荐食疗方……绝不能像‘养生大师’们那样给所有的人都开一类食疗方子”⑦。在健康传播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播医学中的思辨方法，这样才能很好地提高受众对思辨思维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并增强应变能力。如果在选择大众传媒的健康信息时，受众都能进行这样一个思考、分析、论证、判断的思辨过程，就能有效地使用健康信息，也就不会轻信张悟本等人“一个食疗方子走天下”的伪健康宣传，不会上医药假广告的当，才能真正发挥健康传播的功能。

注释：

①张自力：《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9）。

②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③张开、吴敏苏：《中国城市居民媒介素养现状调查报告》，见蔡帼芬等主编：《媒介素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④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⑤马祥：《“健康传播”如何才能传播健康——基于对“养生专家”张悟本造假事件的思考》，《今传媒》，2010（12）。

⑥张子宏：《论思辨能力的特征及其与语言知识间的关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6）。

篇13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是忌讳相同词语在一个语句当中重复出现的，诗词的这一要求更为严格。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则不然，它不仅由于有时是信息传递不可少的原因，有时也是出于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考虑。所以，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当中，有时表达某个新闻要素的词语可以重复运用，不过，这种重复后的关键词，在某些方面已经跟先前的关键词有所不同了，具有了新的新闻信息含义。例如：1.《贤妻》糟蹋了“贤妻”两个字北京晚报2013-3-15尽管时代在变“贤妻”标准也在变，但一些大的原则却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如对爱情的忠贞、不离不弃等都是必备的要素。电视剧《贤妻》引起了大战“小三”的“贤妻”话题，但编导似乎更热衷取悦于趣味低级的观众，以逐利目的来吸引人的眼球，这绝非高尚艺术，而是污染文化环境。在标题里，“贤妻”一词两次出现，但前后的意义却不相同：“《贤妻》”是电视剧专名，“‘贤妻’”却是偏正短语。

新闻中表达的意思是：《贤妻》并未塑造好“贤妻”的形象。再比较下面的标题：2.《咬文嚼字》“咬”上郭敬明称其为错字大王人民日报2012-2-193.《咬文嚼字》盯上郎咸平：怎能用“红火”形容惨剧搜狐文化频道2012-5-1标题2重复了“《咬文嚼字》”（刊物专名）中的“咬”，因势利导批评郭敬明的博客里有太多的文字、词语差错，堪称“错别字大王”。这样一来，郭敬明语文错误的一种程度就跃然纸上了。标题3没有利用《咬文嚼字》中的“咬”，而是换用了“‘盯’”这个动词。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个标题非但没有突出郎咸平用词失误的程度，“盯”的人为意味也比较浓郁,而淡化了新闻客观性的语体色彩和“零度”风格。所以，还是标题2的传播效果更好些。有时，并非重复新闻标题中的整个关键词，只是重复了其中的某个成分，此种情况更表明重复关键词的修辞艺术是大众传媒新闻标题的一个独有属性，因为这时重复的关键词分别表达了新闻要素和对新闻要素的评论。这种关键词的重复，还可以是同音词的重复，表现出因势利导的修辞特性。例如：4.三门峡一景区搞“扯蛋”大赛不少游客批太扯淡大河网2012-4-164的新闻内容是：该景区搞“扯蛋”游戏，规则是在广口瓶内放着几个系绳的绿皮鸡蛋，线绳另一端由参与者抓着，随着主持人插科打诨后的一声“扯”，参与者就一起往外拽鸡蛋，后出者为失败者，得要戴上画有乌龟的“绿帽”加以惩罚。这游戏虽新颖好玩，但大多游客却对此反感，认为格调不高。“‘扯蛋’”与“扯淡”形体不同但读音相同，后者是对前者的批评。

二、词语动态化

这种修辞方式，是让表达新闻要素的词语与另一个表达新闻要素的词语在组合时形成联动关系，从而使新闻标题产生出动态化的语义关系，让标题活跃起来。如：5.“愤怒的小鸟”飞进现实：上海将建主题公园人民日报2012-7-3“愤怒的小鸟”是芬兰Rovio公司推出的一款小游戏。如今，“愤怒的小鸟”已从游戏世界飞进现实空间，Rovio.9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公司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开设“愤怒的小鸟”实体店，并推出了玩具等“小鸟”衍生品，上海也出现了首个“愤怒的小鸟”主题公园。标题巧借“小鸟”的动作特征“飞”入题，浮雕式地传递了“上海将建主题公园”这一信息。6.“朝阳”在俄罗斯绽放中国石化报2011-1-11新闻中说，2006年中国石化的“朝阳”标志出现在俄罗斯乌德穆尔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2007年2月，中国石化与俄石油公司在UDM公司的发展战略上达成共识，推动UDM公司呈现出价值上同向、战略上同构、经营上同谋、效益上双赢的良好发展态势。“朝阳”作为中国石化的企业标志，标题用它的“绽放”来说明中石化在俄罗斯的业务不断拓展，这不仅让标题更为简练也让它衍生了动态感。下面是同样的用例：7.北京哈德门饭店停业数千人争享“最后晚餐”北京晨报2008-11-14日8.扬子鳄有望“爬出”濒危名单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4-11在北京哈德门饭店停业的最后一夜，数千顾客争相品尝着这“最后的晚餐”。7通过“哈德门饭店”来激活“最后晚餐”，让它们建立起了连贯的动作性关系，这不仅形象地传递了新闻信息，也留给读者留下了艺术妙趣，会联想到达芬•奇的著名油画。扬子鳄的固有动作就是爬，8的标题结合扬子鳄的行动特点配合以“爬出”的动作，不仅让新闻的“主人公”形象活脱起来，更再现了拯救扬子鳄于濒危名单的艰难历程，由此而使新闻的主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对比性映衬

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中，可以利用新闻要素提供的机缘，通过不同种类事物的对比来映衬人或事物的本质性特点，从而凸显出新闻价值。例如：9．胆子不小，带着手枪想进车站案子很大，一窝逮了20多个毒贩扬子晚报2010-1-810．贫困县县委书记被曝配百万豪车上假军牌大洋网2013-3-19这两个标题中，9把“胆子不小”与“案子很大”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新闻要素加以对比，这种对比，密集了新闻信息，突出了案情的重大和新闻的不寻常价值。10是说辽宁省西丰县闫姓县委书记超标配150万元豪车并套用假军牌。

标题中用“贫困县”与“百万豪车”进行对比映衬，凸显了新闻事件的报道价值。再如：11.芦山地震震中一座百年老宅屹立不倒居民照常生活新华社2013-4-23一场七级地震，让雅安芦山所有当代建筑的房屋全部毁损，但百年老屋、红30军司令部住过的那幢木质房子震后还依然耸立。这座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老宅，在地震中除屋脊脱落几块瓦片外没任何损伤。标题通过“百年老宅“和”屹立不倒”及新闻中钢筋水泥房子全部毁损的对比，表达了造房的关键不在技术而是否有良心的报道主旨。四、多样化比喻。大众传媒新闻标题在运用比喻时，可以是多样化的。新闻标题中的比喻本体，是新闻要素，而喻体可以直接替代本体，也可以是新闻要素和喻体同时出现在不同类型的标题部分。例如：12.印染厂有个“炸药库”青岛早报2011-1-1113.居民暗藏“炮”库新闻晚报2010-2-4这两个标题都是将新闻要素“烟花爆竹”用喻体“炸药库”和“炮库”直接来替代，既凸显了险情的严重性，也容易使读者了解新闻的内容和主旨。以上是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新闻要素）的例子，下面是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在标题中的用例：14.哈尼梯田：追续千年的大地雕刻光明网2013-6-2915.像挖煤一样挖文化光明日报2013-6-29由于新闻标题有引题、副题、主题等分别，有时本体和喻体会出现在标题的不同位置。例如：16.玲珑剔透的视觉盛宴第三届中国国际日用、工业玻璃制品展即将亮相中国文化报2007-7-517.十年磨“剑”近观中国第一代航天员生活报刊文摘2008-9-26上述两个标题，16的“视觉盛宴”和17的“剑”都是喻体，其本体分别是副题中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日用、工业玻璃制品展”和“中国第一代航天员生活”，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新闻要素。除了上述创新性修辞和变异修辞的方法外，大众传媒新闻语境的特殊性还为它提供了“旧瓶装新酒”的可能，即用表达新闻要素的关键词去替换既有词语（尤其是俗语）中的某个成分。这样就会使本体显现出一种新鲜变化的意境美来。例如：19.“湿露露”称和干露露的不同在于高雅与低俗株洲新闻网2012-7-1620.西班牙报告证实存在“挂牛头卖马肉”新华网2013-4-17上述标题当中，19的新闻说国内嫩模吴雨婵身材火辣，因不吝啬展现姣好身材及敬业程度而有“湿露露”之称。但随着她逐渐走红，其负面评价也越来越多。为此，她试图澄清与干露露的差别所在。标题中的“‘湿露露’”是仿造焦点名词“干露露”而成的。

篇14

美国传播学者威尔逊认为，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是某个社会中所有人的文化。并且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个社会都拥有它自己的通俗文化。由于今天的通俗文化都是大众化生产的，并且是借助于大众媒介而大批量传播的，因此诞生了另外一个词汇，即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在他看来，大众文化就是指“我们的文化中的那些大众化产生的，并且／或者通过大众媒介共享的一切东西”。由于现代通俗文化无不是经由大规模生产或由大众媒介推动的，因此他认为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这两个概念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并认为通俗文化是美国的主流文化。包括人们司空见惯的所有物质、风俗、时尚与活动。也就是说，这两个概念所指的对象实际上是一致的，它们的差别在于使用者对所指对象所持的价值立场不同。笔者认同对大众文化这样的描述性界定：大众文化是指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社会中为普通民众生产，并为普通民众所参与和消费的一切物质、符号、观念和活动。或者简化为一句话，大众文化就是现代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

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时尚性、娱乐性、依赖性等特点，作为一种工具，媒体的物质形态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从最早的口语媒介、原始壁画、结绳记事到文字的诞生、纸的普及、印刷术的发明以及书籍的产生、近代新闻报业的兴盛、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的壮大，直到现在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支撑的数字媒体的崛起，媒体的形态处于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演化的历史中。

在媒体发展的历史中，每一次媒体技术的变革，都会带来所谓的“新媒体”，特别是在知识爆炸、技术更新迅速的今天，各类新媒体层出不穷，新媒体的外延更是不断地拓展。在信息时代，不仅是新的技术变革和物质形态的变化可以产生新媒体，新的软件开发、新的信息服务方式的推出，都可称之为一种新媒体的诞生。可以肯定，今天的新媒体在未来同样会被归为“旧媒体”的范畴。

本文所界定的新媒体是相对于书信、电话、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媒体。从技术界定上看。新媒体是指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根据这个定义，新媒体的种类非常繁杂，目前受到较多关注的新媒体不下几十种，包括网络电视(Web TV)、网上即时通信群组、对话链(Chatwords)、虚拟社区、博客(blog)、播客、搜索引擎、简易聚合(RSS)、电子邮箱、门户网站、手机短信、手机彩信、手机游戏、手机电视、手机广播、手机报纸、数字电视、IPTV、移动电视、楼宇视屏(各种大屏幕)等。其中有的属于新的媒体形式、有的属于新的媒体硬件、新的媒体软件、新的信息服务方式。

新媒体的传播特性

超媒体。超媒体是指在多种媒体中非线性地组织和呈现信息。美国学者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超媒体是超文本的延伸。所谓超文本是一种按照信息之间关系非线性地存储、组织、管理和浏览信息的计算机技术。在信息文本中含有指向其他文本的链接，受众不需要顺序阅读，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通过“点击”链接选择性地阅读文本信息内容，受众完全掌握了信息的选择权和控制权。

虽然并未真正实现多媒体信息的任意转换和链接，但超媒体信息服务却是新媒体发展的方向。随着计算机芯片微型化和网络融合。手机、数字电视等装有微型计算机芯片的新媒体也可以同电脑一样连接至互联网。

交互性。交互是新媒体的重要特性之一。它有两个含义：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是双向的；参与个体在信息交流过程中都拥有控制权。面对面的信息交流、电话就具有很强的交互性。而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广播、电视，其信息的传播具有单向性，信息反馈不方便，交互性比较差。交互性则是新媒体最突出的优势之一。

网络(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的普及以及使用成本的降低又为人们提供了廉价的传播渠道。这就使任何拥有联网信息终端的个人，既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是发送者，真正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新媒体的超媒体性，使交流双方真正实现了信息的交互传播。

超时空。新媒体利用连接全球电脑的互联网和通信卫星完全打破了地理区域的限制，只要有相应的信息接收设备，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可以接收到新媒体传播的信息。此外，无线网络的发展，还使新媒体摆脱了有线网络的限制，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地接收信息。

新媒体还大大缩短了信息交互传播的速度，甚至实现了信息的“零时间”传播。传统大众媒体的信息交流是单向的，受众不能即时反馈，即使有反馈也是延时的。新媒体提供的在线评论功能使信息反馈的时间大为缩短，电子邮件可以将任何信息在几秒钟内传至全球任何一部联网的信息终端，即时通信服务则完全消除了交流双方之间在时问上的间隔，使信息的交互传播突破了时间限制。

个性化信息服务。新媒体提供点对点的信息传播服务，使信息传播者可以针对不同的受众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终端在网络中都有一个同定的地址，如IP地址、手机号、电子邮箱、QQ号码等，信息传播者可以根据地址确定一个或多个受众向其传播特定信息。另外。受众对信息具有同样的控制权，受众可以通过新媒体定制信息、选择信息、检索信息。这样，每一个新媒体用户都可以和接收完全个性化的信息，大众传播转变为“小众传播”。

虚拟信息传播。数字化信息以比特的排列组合来表示和传播，人们可以方便地通过调整比特的排列来修改信息甚至制作虚拟的信息。利用各种软件，人们可以方便地毫无痕迹地修改文本、图片、声音、影响，也可以制作出逼真的虚拟信息。新媒体的虚拟信息传播，不仅指信息本身的虚拟性，还指传播关系的虚拟性。在新媒体下，传播者和受众的角色是虚拟的。

新媒体的发展与大众文化的发展

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大众传媒紧密联系的。新媒体的发展，给大众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特点和气象。传播媒介本身既是重要的社会惯例构成，也是工业体系的延伸，与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政体有着复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重新组织日常生活交给人们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加强人们新近形成的日常礼节和习俗，为人们重建认同感和记忆提供新的素材……在组织和倡导新的相互竞争的意义体系及其再现方面，大众流行传媒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已经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大众传媒给人们提供各种话语、形象和解释框架。供他们在理解身在其中的社会变化时作参考，并帮助他们拿出个人的行动对策。

在这种媒介化生存状态中，人际交往

也由人与人之间直接交往演化为可以全天候与世界各地保持连线的人――互联网――人的间接方式。大众传播媒介提供的超时空、高密度、现成并且获得便捷的各类信息。在给人们提供切实帮助和服务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使人们逐渐漠视了自己拥有的思维与行为自由，形成了人对于物、对于现成答案的过分遵从和依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疏远。日甚一日习惯于闭塞的环境，习惯于以大众传媒来排解内心的寂寞，沉溺于在大众传媒信息所引发的喜怒哀乐之中，满足于在大众传媒牵引下自我营造的色彩斑斓且子虚乌有的交流幻觉。而忽略甚至放弃与外界的真实接触与交往。

传播会把公众塑造成丧失辨别能力而不假思索的单面人、一维人，只顺从并认同媒介传播出来的现实世界，缺乏对其进行思辨的能力：同时媒介为了各种利益迎合受众，而降低鉴赏品位，导致大众文化水平下降；媒介以诱人的声色占用并“窃取”了人们的自由时间。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特征

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丰富与快捷是以往所不能想象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特征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密切相关。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特征之一是文化的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加快了市场化的步伐。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文化市场的主力军。在大众文化日益流行的语境中，从“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到文化商品化、文化产业化，文化越来越走向了市场化。书籍、电影、戏剧。文化产品是影响人的思想――或者增加知识，或者提高审美素养，或者使人颓废甚至犯罪，它们对社会来说不是中性的，有真、善、美与假、恶、丑之分，一旦被作为商品来炒作，行为则以商业利益为宗旨。而不是以充实知识、娱乐大众为目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现代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已成为人类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整合力量。文化产业不仅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而且与社会发展处于全面的互动过程中。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满足人们多样的文化消费需求成为产业发展的动力。也使得文化生产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直接关系。人们在文化产业中的参与程度和享有程度，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也标志着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程度。正是这种实现程度的差异，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所达到的现代文明程度的差异。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特征之二是文化的娱乐化。在市场商品化与大众文化流行的背景下，文化已渐渐摆脱了历史的重负，历史的、批判的、教诲的色彩越来越淡，休闲的、消遣的、戏谑的色彩越来越浓。到了新媒体时代，娱乐不但普遍化、大众化，还呈现出一种仪式化的现象。《新周刊》中“娱乐新世纪”有一段话。说现代的娱乐是一种哲学范畴的娱乐，这种娱乐的本质蕴涵着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全部含义。认为21世纪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娱乐，工作本身就可以说是娱乐。超女、好男儿、我型我秀等选秀节目的应运而生，便充分阐释了文化的娱乐化特性。追求休闲、渴望娱乐成为新媒体时代下各媒体的一种倾向，搞笑戏说、娱乐至死成为新媒体时代的独特现象。在极端娱乐化的追求中，在渴望被关注渴求成名的心态中。伦理的道德的意识隐匿了，自我的个人的追求凸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