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来源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政治经济学来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当代中国的各大高等院校基本都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专业课，但是当代大学生对这两门专业课的认知程度不足，不能够从正确的角度认识两者的关系。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联系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二者从不同的角度都批判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是两者理论的基础，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笔者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持有正确的态度，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

关键词：

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马克思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要服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对资产阶级的经济从质上进行分析，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又区别于重商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但是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完全科学的。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历史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者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赋税论》最早提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命题。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威廉•配第曾说：“还不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量的。”“劳动种类的差别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只取决于劳动时间。”但是威廉•配第没有区别好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也没有将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仅仅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但是他没有区别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继承和发展了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科学的体系建立起来。亚当•斯密指出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特征，他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还认为商品价值有工资、地租、利润三种收入共同决定和调节的，现在的学者将这个理论称为“收入决定价值理论”。在亚当•斯密之后，大为•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劳动价值论形成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马克思写到：“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时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分析清楚到底什么劳动决定价值，使得以后的理论带有非科学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性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部分也有不科学的部分。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共同的来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的理论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为代表的，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为其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继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成了两个支流，一个支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合理的部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另一个支流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是由英国马歇尔和凯恩斯，美国萨缪尔森和斯蒂里茨发展的经济学，经过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发展，成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棵大树，引用：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比喻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树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不同的理论，都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扬弃。

三、西方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源一样，同样，西方经济学也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是由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构成的，宏观经济学主要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理论的，微观经济学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理论的。均衡价格论的本质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批判继承了亚当•斯密“收入决定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是由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等理论有机组合的产物。西方经济学是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体系。无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了劳动价值论，使得它们的理论体系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理论来源都是一样的。

四、大学生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要树立正确认知

首先，大学生要树立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可以观看相关的电影和书籍。其次，大学生要从感性和理性上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认识，大学要在学校课堂上认真听课，课下要积极地查阅相关的资料。再次，大学生对两者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可以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起来，从实践中再获得认识。最后，大学生要能力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回归与实践，要与当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解决问题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参考文献：

[1]（苏）弗•谢•阿法纳西耶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篇2

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

因何被“遗忘”?据作者观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的全部内容，而这种切割不但肢解了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学说，而且在理论上遮蔽了包括有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甚至工艺学等等在内的具有丰富内容的马克思思想体系。具体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作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被遗忘和遮蔽有其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就历史原因来看，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外在敌人时生存与胜利的需要，学术研究让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特定的情势不得不将马克思本人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作出“虚无化”的处理，而这种处理简单地说分别由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完成;就现实来看，从前苏联开始，哲学研究人员依据培养速成专家的培养模式，除固守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之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局限与知识面的狭窄都使得阅读如《资本论》这样的经济学著作存在困难，“哲学研究者既无能力又无兴趣到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去发掘和整理另一番景象的哲学。”在这个基本观察下，作者着重提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神遗产问题，即从马克思思想演化的视角表征经济哲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直到逝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和相对集中的表达都与政治经济学相关，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化”。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哲学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范式和传统，“让普通劳动者说话”、“改变价值中立的所谓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关系下掩盖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和出发点。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

“市民社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出镜率”极高的一个概念，然而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引发了诸多误解和不一致。本书的另一着眼点是通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使用和理解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作者详细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认为市民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2—16世纪本真或原生态意义上的市民或市民社会，17—18世纪君主集权前提下臣民社会的市民社会，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公民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如此梳理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言，“不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其次，作者分析得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已经在以黑格尔为主的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即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同时，得出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市民社会真正和最终的基础，“劳动基础论”和“劳动者论”才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只不过，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在基于和黑格尔法哲学“较劲儿”的层面上暂且使用这一概念，但实质是在“市民社会前加多少限定词都不会符合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客观实际了”。第三，分析和考证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概念，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对其“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和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哲学提炼和升华”。依作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包括三种存在样态:一是经济学中的哲学，即在经济学中引申哲学问题，如逻辑前提问题、价值立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等;二是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如货币范畴、诚信范畴、资本家范畴中蕴涵的哲学意义;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包含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劳动人道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特征。

三、回到原生态的哲学

篇3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篇4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篇5

内容提要: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一部刑罚史就是一部国家权力对个体征服、控制和利用的历史。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惩罚和宽宥，一方面可以用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来解释，另一方面又扩展了刑罚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英国法的历史表明，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国家权力通过惩罚或宽宥自杀者而对活着的个体进行威慑、控制和利用，与此同时权力也自我调整，从而使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与国家权力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

一、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

对于人类社会中刑罚方式的变迁，许多人都乐于将其概括为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并由此而赞美“启蒙和人性发现”的伟大。但对于以冷酷思想和锐利思维而著称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来说，这种温情脉脉、似是而非的人道主义论调显然是不够深刻的。因为据他考证，在欧洲近代刑罚史上，从酷刑转向监禁的过程相当短暂。虽然公开的酷刑在17世纪还非常盛行，但进入18世纪特别是中期以后，往昔热闹非凡的公开处决几乎都销声匿迹了，那种惨烈壮观的断头台场景再也难觅踪影。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刑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除了“启蒙”和“人性”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刻的原因？这正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一书中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福柯根据许多不引人注目且少为人知的边缘史料，细致地梳理出了三种刑罚权力运作机制：“酷刑展示与公开处决”模式、“传播惩罚符号表象”模式、“监禁”模式。他指出，在18世纪晚期，人们面对着“酷刑展示与公开处决”、“传播惩罚符号表象”和“监禁”三种组织惩罚权力的方式，它们分别以旧式君主制度、惩罚表象和强制制度为基础。在君主制度中，刑罚是君权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强烈恐怖效果的一种报复仪式，是君主及其权力的物质表现，但这种权力不连贯、不规范，总是凌驾于自身的法律之上。在惩罚表象中，刑罚被视为使人重新获得权利主体资格的程序，其采用一系列被编码的符号和表象，并使之在民众之间得到迅速和广泛的传播，从而阻断犯罪。而在监狱制度中，刑罚则被视为对人实行强制的技术，其以一种特殊刑罚管理权力的建立为先决条件，通过在习惯、行为中留下痕迹而训练肉体。

这三种模式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权力策略和技术：第一种模式基于旧式专横的君主制度；第二种模式基于惩罚的符号技术；第三种模式基于教养所的强制制度。通过阐述和分析三种刑罚模式之间的转换过程，福柯向人们展示了他从众多史料中提炼出来的刑罚政治经济学———在刑罚日益宽松的现象背后，并非温情脉脉的“人性和启蒙”，而是刑罚作用点的微妙转换，即从“鲜血淋淋的肉体”到“精神和观念”再到“驯顺的肉体”。这种转换的实质是刑罚权力策略和权力技术的转变，是国家权力对个体的征服和控制方式的转变；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刑罚史就是一部国家权力对个体征服、控制和利用的历史[2]27-34。

毋庸置疑，福柯对刑罚史的这一发现和概括是惊世骇俗的，并且犀利睿智。但是，除了活着的个体外，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涉及国家权力对自杀者的态度。而在欧洲，尤其是英国，有大量历史事实表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权力的触角甚至还延伸到了自杀者的尸体和财产。这应作何解释？在发掘和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这一问题同样可以用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来进行解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扩展了刑罚政治经学的视野———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的兴起，权力通过惩罚或宽宥自杀者(尸体和财产)而对活着的个体进行威慑、控制或利用，与此同时权力也进行自我调整，从而使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与国家权力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

二、英国法中自杀者的罪与罚

英国法中出现禁止自杀的规范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普通法，但直到封建制度瓦解后，普通法才代替了教会法和其他宗教规范对自杀进行惩罚。由于最早反对自杀的法律是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很难明确这类法律的起源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4世纪，自杀才被认为是重罪[3]253。14世纪中期以后，自杀在普通法中已被普遍当作谋杀罪，认定该罪的两个前提是行为人已成年和神智正常，这同时也是认定自杀未遂罪(被视为轻罪)的部分要件。除了所涉及的法律要件外，自杀罪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felo-de-se”，意思是“耻辱的自杀者”。从词源学上来看，“felo”指的是仆从破坏其与主人之间信任关系的一类犯罪；“felon”则是指实施前述犯罪的行为人，在以家臣制度(vassalage)束缚仆从的时代，这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词汇；“felony”是对“最恶劣且无法弥补的犯罪”(具体案情见Hales v。 Petit (1565)， 1 Plowd， 253， 260。)的称呼，一般认为其派生于拉丁文“fell”(“恶毒”的意思)。由于在时间上，惩罚自杀的各种刑罚要早于禁止自杀的法律出现，因此，英国普通法在界定“felonies”这类犯罪时，更多的是从法律后果方面着手(例如会导致财产丧失)，而较少涉及其实体内容[4]139。

从13世纪到18世纪期间，惩罚自杀主要有两类刑罚。一类涉及对自杀者尸体的惩罚，另一类涉及对自杀者财产的惩罚。在第一类刑罚中，根据教会法，那些自杀或者自杀未遂的人被认为是“不名誉”的，不得举行基督教葬礼[5]87。这些规则后来为英国的普通法和成文法所采纳，效力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对于自杀者的尸体，英国的传统作法是在夜间将其放置于十字路口并用木棍穿刺而过，此外还用石头压住死者的脸面，以此表征自杀者的“耻辱”。据考证，这种对尸体的惩罚源自非洲部落和澳大利亚原著民的原始宗教仪式[6]115。总体而言，公开亵渎尸体的实践意在给公众强化这样一种印象———自杀行为具有异教性，并以此威慑其他有自杀倾向的人；此外，这种实践还反映了一种鬼神信仰，即要用针将自杀者的鬼魂扎住，使其无法从坟墓中逃脱，这非常重要。

第二类刑罚是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大约在1221年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现，脱胎于一系列神智正常的人实施的自杀案件。13世纪一位著名的法学者布莱克顿(Bracton)区分了针对不同自杀者而应当实施的没收财产的刑罚，认为：一个人若是为了逃避被判罚极刑而自杀，就应当剥夺其财物和土地；若是普通的自杀，则只须没收其财物[7]97。但布莱克顿并没有明确被没收的财产应当归属于谁。另一位同时期的法学者威廉姆斯(Williams)则认为，“自杀者的动产应当与重罪犯人的动产等同对待”[8]102，不过他没有提及土地。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尽管自杀者的财物常常要被没收，但没有证据显示自杀者的土地也要被没收。根据司法规则，没收自杀者的财物必须经过调查询问的程序，只有认定自杀者为“felo-de-se”(意为“耻辱的自杀者”)之后，才能没收其动产。由此，如果调查官员宽恕自杀者，认定其自杀是出于神智错乱或者其他可减轻罪过的情节，不构成“felo-de-se”，那么就可以避免自杀者的财物被没收。

在惩罚自杀的普通法出现之前，被认定为“felo-de-se”的自杀者的财产归属于其领主(Lord)。而到了中世纪晚期，自杀者的财产则开始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9]273。为了达到把自杀者的财产从其领主那里转移到国库的目的，国家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自杀定为重罪。因为根据英国的法律传统，重罪犯人的财产是要收归国王的。与普通法上的其他犯罪一样，将自杀定为犯罪要经历一系列缓慢、零碎的司法程序，要建立在法院判决、传统和惯例的基础之上，而非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哈里斯诉贝蒂特(Hales v。 Petit〔1565〕)案也许是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案件。本案中，针对有争议的没收自杀者财产这一问题，布朗大法官(Mr。 Justice Brown)认为：“自杀是违反大自然的罪犯，是最为恐怖的事情。其不但因为违反戒律而背叛了上帝，而且因为导致国王丧失臣民而背叛了国王。”(具体案情见Hales v。 Petit (1565)， 1 Plowd， 253， 260。)这种观点的最后一部分尤为重要，因为其暗示了一种还没有发展成熟的国家理论，即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国王是首领，而民众是臣属。在政治国家开始从封建秩序的灰烬中建立起来的时期，这种对国家的关注俨然成为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要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此外，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将自杀确定为犯罪还有助于现代政治国家的确立。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自杀者被视为重罪犯人，因而其财产要被没收并上缴国库，这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力量；另一方面，确立一个新的罪名，能够使在具体层面上的司法权力和在总体层面上的国家权力，都扩展了各自相应的干预范围，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当然，这两方面的功能与更大层面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而且只有将其置于从封建主义向重商主义转变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惩罚自杀的法律之所以规定要将自杀者的财产收缴国库，是因为一种基于土地所有和领主-仆从关系的制度(a system of land tenure and lord-vassal relations)，已经被另一种基于商业和商人-政治国家的制度(a system of merchant-state relations)所取代。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革，使得针对自杀的刑罚也发生变化：在封建制度中，将自杀者的财产收归领主，目的在于补偿领主因丧失在封地内劳作的仆从而发生的损失，同时从经济后果上也对潜在的自杀者构成威慑，警告其不得自杀，否则就会拖累家人；而在重商主义制度中，将自杀者的财产收缴国库，一方面也会对潜在自杀者产生威慑力，另一方面还从源头上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强化了国家的权力。毕竟在以“自由”和“平等”标榜的重商主义制度中，财富的基本形式表征为财物(goods)，而非对人身的控制。

三、英国法对自杀者的宽宥

尽管自杀在普通法中被界定为一种犯罪，但在英国，从14世纪到18世纪，都少有自杀者被逮捕、起诉、定罪或判刑。而负责执行这类法律的、最常见的刑事司法官员就是验尸官。为什么验尸官没有严格执行法律惩罚自杀者呢？要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英国验尸官这一职位早在1194年就已被完全确立下来，而且一直到18世纪，验尸官都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当发生非自然死亡的案件时，尤其是引发刑事责任的死亡案件(例如自杀、他杀以及其他暴力致人死亡的案件)，首先要由验尸官负责进行调查。此外，验尸官最初的一个名称就是“国王的保税官”(guardian of the king s revenue)，要通过执行刑事法律来保障国王的财政收入。验尸官甚至还被授权逮捕和没收重罪犯人的财产。当发现自杀者的尸体后，验尸官的主要职责就是进行调查并判定死亡的原因。如果无法确定自杀者死亡的地点，就如其他重罪案件一样，要全案移交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来调查，或者交由王座法院(the Court of the King’s Bench)来处理。通常，自杀者的死亡地点都可以确定，因此验尸官就成为了第一个调查涉嫌“felo-de-se”(耻辱的自杀者)案件的人。

协助验尸官询问证人和收集其他证据的是一个陪审团，其成员由12到30个与自杀者同等的人(peers)构成，而且全都是来自离事发地最近的四个乡镇。这些陪审员不但听审证据，而且还凭借个人知识或者所获悉的传闻，就自杀者如何以及为何自杀等问题，协助验尸官进行分析[10]47。验尸官要记录在调查中所发现的事实，以便为陪审团作出终局裁决提供依据。如果陪审团认定自杀者在自杀时“神智正常”，自杀者就不能获得基督教的葬礼，并且其财产也要被没收。相反，如果陪审团认定自杀者在自杀时“神智错乱”，自杀者就无须承担刑事责任，并且其家人也不会因此而负担惩罚性的后果。实践中，“因一时神智错乱而自杀”，是陪审团最为经常作出的认定结论。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随着自杀案件的不断增多，这类裁决也不断增加。到了18世纪末，已经少有自杀者被认定为神智正常的人。例如，据记载，从1780至1888年间，肯特郡(the county of Kent)的验尸官在580例自杀案件中，只认定了15例案件当中的自杀者构成“felo-de-se”(耻辱的自杀者)[11]157。

然而，验尸官和陪审团在处理自杀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慈悯，受到了18世纪一些重要法学者和史学者的尖锐抨击。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就指责陪审团在“道貌岸然地作伪证”，利用“神智错乱”这一托词来帮助自杀者逃脱刑罚制裁。根据布莱克斯通的说法，如果验尸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任何显示自杀者精神焦虑并有可能诱发自杀动机的证据，就会宣告正是这种焦虑“扰乱”了自杀者的神智；如果验尸官找不出自杀的动机，就会把自杀行为本身作为“神智错乱”的证据[12]324。同时代的霍金斯(William Hawkins)也批评了“每个自杀者必定是精神失常的”这种观念。他指出，这种推理的危险在于，一个杀害了孩童的人会据此而争辩自己当时已“神智错乱”，因为一个神智正常的人永远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13]66。尽管存在这些批评，但判定自杀者“神智错乱”的裁决还是普遍存在。这种裁决不但可以使自杀者能够获得一个体面的葬礼，避免财产被没收，而且还可以使其抚养/扶养的人能够从保险公司那里领取保险收益。人们普遍认为判定自杀者“神智错乱”的裁决反映了英国社会草根阶层(the grassroots level)民众的意见，这种裁决的效果也许正是陪审员所预见和期待的。显然，大多数普通民众都不希望自杀法中那些严厉的刑罚被施加到自己朋友和邻居身上。而且事实上，正是这种强烈的情感使得民众在司法实践中，通过陪审团阻止了自杀法的完全实施。

广泛抵制自杀罪还是19世纪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由罗米利爵士(Sir Samuel Romilly)发起，吊诡的是，他本人后来就是以自杀的方式来了结生命的。罗米利认为，正是刑法当中那些极度严厉的刑罚导致其自身难以实施。尤其是，他重申了布莱克斯通所说过的一个观点，即由于刑罚严厉程度与行为违法性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从而使得陪审员自己都卷入了伪证罪，常常违反证据作出裁决。罗米利还进一步指出，将重罪犯人的财产收归国家是封建压迫制度的残渣余孽，应当被废除，因为其总是导致无辜的人因为犯人的罪行而被剥夺本应可以享受的物质财富[6]211。在罗米利与其他改革者一起领导的这场运动中，自杀法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1823年的《安葬权利法》(Right to Burial Act)赋予了自杀者获得宗教葬礼的权利； 1870年《废除没收财产法》(Abolition of Forfeiture Act)废除了个人因犯罪而被没收财产的刑罚。此时，尽管自杀仍被视为“felo-de-se”，是一种犯罪，但法律已不再惩罚自杀者的尸体或财产。到19世纪末以后，与自杀有关的就只有三类行为会受到法律惩罚：自杀未遂，教唆自杀和在自杀过程中导致他人死亡。

在宏观层面上，自杀法改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自杀法的重大改革在时间上与继承法的改革相重合。这一吻合实质上显示了，针对自杀的刑罚改革在源头上与重商社会中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是相通的。财产继承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渠道，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尤为重要。然而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代际财产继承却受到长子继承制和其他封建法律制度的阻碍，迫切需要变革。为此，资产阶级兴起后，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的继承法就陆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许多新法律得到颁行，例如1833年的《继承法》(Inheritance Act)、1856年的《遗产统一分配法》(Uniformity in Distribution of Estates Act)、1890年的《非遗嘱财产继承法》(Intestate sEstate Act)和1925年的《遗产管理法》(Administration of Estate sAct)。显然，这些法律清除了诸多封建主义对遗产继承的限制，有助于其对资本财富的积累。由此可见， 1870年废除没收自杀者财产这一法律变革，与上述指向财产的制度改革和其他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革，是相契合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认识到，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实质上就是一种阻碍财富流转的封建制度。因此，没收自杀者财产这种刑罚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资产阶级改革者手中“柳叶刀”所要剖解的对象，正如资产阶级要迫切地解构封建土地法一样。与此同时，对于19世纪的政治国家而言，惩罚自杀者的刑罚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导致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公众对自杀法的抵制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国家所能获得的财物和金钱；二是，相比于中世纪，此时国家已有更多其他途径来获取财政收入，例如国内税、关税等。

四、结　语

在理论上，对刑罚的解释历来存在着报应论和功利论两种视角。报应论认为，“刑罚之所以应该存在，原因不在于惩罚可以带来有益于社会的结果，而在于作为惩罚之前提的犯罪是一种道德上或法律上错误的行为”，即“为惩罚而惩罚”；功利论则认为，“刑罚之所以应该存在，不是因为惩罚本身具有某种值得追求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它具有服务于有益于社会的目的的工具价值”，即“为社会目的而惩罚”[14]2-3。围绕着报应论与功利论，有人将“刑罚进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类对刑罚理性的不断发现与追求”，甚至断言“一部刑罚进化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刑罚理性的发现和完善史，亦即以刑罚体制的更迭为表征的刑罚理性进化史”[15]8-9。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另辟蹊径，从功能意义上对刑罚的历史变迁进行理解和阐释。在福柯看来，刑罚既有报应的因素，也有其他目的；无论何种刑罚机制，对于决定其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都要从刑罚的制度性功能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去寻找；只有当一种刑罚所发挥的制度性功能契合了社会结构、满足了社会结构的要求，这种刑罚才能获得正当性并得到贯彻。

遵循福柯的这一分析视角，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态度转变，不仅仅是“文明”和“理性”的进步，毋宁说是国家权力技术的一种革新。起初之所以惩罚自杀者，是因为在人身依附性极强的封建社会中，因惩罚尸体和没收财产所起到的威慑力，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减少封建领主劳动力的损失，另一方面还能够补偿甚至增加封建领主的财产性收入。而后来之所以宽宥自杀者，则是因为惩罚自杀者的尸体首先在政治上遭到了民主司法的抵制，而且没收财产从根本上不利于新兴资产阶级原始资本的积累，无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因此，就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惩罚与宽宥、英国自杀法的变革而言，我们首先要认清其所处的大背景是社会结构和权力架构正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是由经济力量所左右的，并且服务于那些控制着生产和积累财富的利益集团。由此，从英国法对自杀者态度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作用于死者(尸体和财产)的国家权力技术，一种在福柯分析基础上扩展了的刑罚政治经济学。

注释:

[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2]黄永锋.历史变迁中的刑罚政治经济学[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1).

[3]Rosen， G..History[C]∥S. Perlin (ed. ) A Hand Book for the Study of Suici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4]Pollock， F. ，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w (2nd Ed.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5]Guernsey， R. S.. Suicide: History of the Penal Laws[M].New York: L. K. Strouse， 1883.

[6]Fedden， H. R.. Suicide: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y[M]. New York: Benjamin Blom， 1972.

[7]Bracton， H..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 (S.E. Thorne， trans. )[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8]W illiams. F.. The Sanctity of Life and the Criminal Law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7.

[9]Holdsworth， W. S..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 III)[M]. London: Methuon and Co.， 1909.

[10]Moley， R.. Politics and Criminal Prosecution[M].New York: Arno Press， 1974.

[11]Moore， C. A Full Enquiry Into the Subject of Suicide[M]. London: P. N. K.， 1790.

[12]Blackstone， W..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4th Ed.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770.

[13]Hawkins， W.. A Treatise of the Pleas to the Crown(6th Ed. )[M]. Dublin: Eliz. Lynch， 1972.

篇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0.081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作为揭示市场运行规律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学科，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也被确定为经管类核心课程之一。西方经济学作为经管类学生的基础课程，对学生掌握其他专业课程、积累专业知识具有重要影响。为更好的进行西方经学课程教改研究，特对某高校经济与管理学院各年级本科在校生开展了广泛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发放问卷共计200分，收回问卷182份，其中有效问卷176份。调查问卷涉及学生专业背景、教材需求、教学评价、教学效果等方面。本文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并结合教学实践，探索了西方经济学教改研究的思路。

1西方经济学的特点

1.1科学理论与意识形态并存

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践的土壤，形成了一套资本主义国家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作为经济实践活动高度提炼后形成的完备的科学理论，西方经济学也因此被美誉为“社会学之王”。正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来源于现实经济活动，能够反过来指导经济建设，所以西方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但从意识形态上看，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为从意识形态上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先进性，宣扬资本主义社会优越的。比如，西方经济学把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美化为利润，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实质及存在的剥削关系。基于此，在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我们应坚持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即摒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原理及其科学的研究方法。

1.2理论普遍性与抽象性并存

西方经济学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指导着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生活，是宏观调控这只“看的见的手”的理论支撑，也是市场调控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依据，因此，与国家、社会、企业乃至个人息息相关，具有普遍适用性。

但西方经济学理论抽象性强，通过一系列假设，剔除现实经济生活中某些复杂多变的因素，设定一个“真空”的状态和分析框架，构造出一个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的理想的?h境，比如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此基础上分析市场运行规律，然而现实的经济社会中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类似于这些抽象分析方法，在教学过程中，会让很多初学者感觉困惑，甚至认为西方经济学过于“高大上”。同时，西方经济学中多用数学推导、模型构建及图形推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们过分依赖甚至滥用数学演绎、模型推理等抽象的公式、符号去试图解释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这往往会给学生带来西方经济学“太难”的误导，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信心和兴趣。

1.3体系完善与内容固化并存

西方经济学即“主流经济学”，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标志，历经200多年的发展与完善，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凯恩斯、萨谬尔森，西方经济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美誉为“经济学帝国”。从学派上看，从新旧古典到新旧凯恩斯，派别林立；从研究对象上看，西方经济学主要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构成，结构完善。对西方经济学庞大的结构和众多学派的理论，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要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和研究。

但如同所有其他学科一样，西方经济学作为经典传承的同时，也因固化常常受到批判和质疑。随着经济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对主流经济学质疑的声音从未间断，如我们熟知的“自闭经济学”，2008年源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危机，掀起了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浪潮，也因英国女王在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质问“为什么经学家对危机毫无察觉”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其实，早在2000年，法国大学生曾掀起了反对脱离现实的“自闭经济学”的签名活动，但因为多为法语报道，所以未引起太大的冲击和关注。我们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也应充分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立足中国经济实践活动，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经济运行规律。

2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和误区

2.1否认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方面，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和地位不断提高。目前，一些学者及教学工作者只强调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作用，而忽略了西方经济学存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近年来，高校经济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教育，忽略了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存在重西方经济学，轻政治经济学的误区。这样容易对学生产生误导，学生会错误的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批判资本主义的。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保持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两者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扬西方经济学之长、避西方经济学之短。我们要认识并利用好西方经济学在揭示市场运行规律、经济活动规律方面的理论，但也要认识并摒弃其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观点。在对学生教育上，我们要坚持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但并不排斥西方经济学有用的部分。

2.2教学侧重于抽象分析、数学推导

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中定量分析很多，条件假设、数学推导和模型构建贯穿原理始终。近年来，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上数学化的分析被众多经济学学者追捧，步入了经济学一定要数学化的误区。于是，在教学实践中，往往存在过度依赖数学推导、模型构建等数学工具，却忽略了西方经济学本身的思想和原理，这会对刚刚接触经济学的学生造成严重的误解，使得学生在各种模型、数学表达式面前望而生畏，认为西方经济学太难学。对我们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不难看出这种现象。

图1是调查学生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不满意的几个方面，教学过程中使用大量数学推导成为学生最不满意的教学方式，其次是课堂上堆砌抽象理论。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很多老师推崇的抽象分析、数学推导，反而是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障碍。诚然，抽象分析、数学推导是我们直观理解经济学的有效工具，但工具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而不能取代经济学成果和研究思想，即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它的研究思想，而不是它的表达形式。

2.3教学重经典理论轻实践分析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讲授经济学原理，也要注重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无论是教师还是教材都以晦涩的理论、原理为主，课堂上或书本上为数不多的案例也往往是年代久远的“舶来品”，缺乏现实的经济实践案例，结合我国经济实践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作为象牙塔的学子，本就对经济社会生活知之甚少，面对满是老旧国外案例的教材，面对“纸上谈兵”的教学方式，学生自然对西方经济学提不起任何兴趣，这将成为培养学生分析经济现象，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阻碍。

图2是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学生认为最适合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的结果分析，不难看出，被调查的学生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成为学生认为最适合他们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式。诚然，理论本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不是成为教学的全部，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运用原理、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才是其应有之义。

2.4教学过于依赖多媒体

在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一方面将知识点的框架直观的呈现在学生面前，另一方面在多媒体课件的演示和播放中，可以将西方经济学中错综复杂的各种曲线用不同的颜色区别呈现，可以把晦涩的概念用生动的动画演示出来，可以链接相关视频、图片辅助理解概念。总之，多媒体的运用可以增加教学的生动性和直观性，基于此，多媒体教学手段成为深受广大教师和学生追捧的方式，并迅速在教学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下图是对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教学手段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教学过程中经常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比例高达91%。

但对多媒体的过度依赖也导致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课堂节奏太快，跟学生思维不同步。比如对于数学公式的推导，多媒体难以呈现推导计算过程，呈现完毕，学生都不明白推导过程，就已经开始讲解下一个知识点了。类似的问题，就需要依靠传统板书，按学生的思维速度，分步计算并最终推导出结果。二是课件演示时间短，学生无法记笔记。课件是老师在备课过程中提前做好的，在课堂上，有些老师完全依赖课件，很少甚至不板书，只念现成的课件，使得学生来不及记笔记，也没板书可以去看教学脉络，日后无从复习。这导致课堂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学生思维“掉队”，影响教学效果。

3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研究思路

3.1案例教学与我国经济实践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案例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产生的，对我们的学生来说，一些观点或案例用中国国情理解往往感觉困惑、“水土不服”，无法深入掌握理论，更不能达到将理论与我国经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目标。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也可以印证这一点，高达72%的学生认为西方案例脱离中国实际，希望案例能够本土化。因此，就要求我们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引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和案例，通过联系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实际，强化学生对基础理论的掌握。相比遥远的国外“舶来品”案例，符合我国国情的案例、学生耳熟能详的经济现象、耳濡目染的经济事件，比如，如何理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的定位等问题，对初学者来说更容易接受，从而可以更好的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运行规律，提高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学习的兴趣。

3.2教师“教”与学生“学”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开设，旨在培养学生思辨和探索问题的意识、理解国家经济运行规律及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围绕这样的教学目标，就要去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由灌输式教学向启发式教学的转变，建立一种教师启发与学生参与探索的关系。要更加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通过对问卷调查的分析发现，94%的学生希望通过西方经学课程的学习，能够获得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因此，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有选择的采用讨论式教学方法，教师通过知识引导，学生通过讨论自行得出结论，从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要更加注重“走近”学生。调查问卷?@示，90%的学生认为课堂需要互动。因此，教学中，要“走近”学生，增强师生互动和交流，创造开放活泼的课堂氛围。要更加注重“换位思考”。41%的许学生指出教师讲课与学生思维步调不一致。因此，教学中，教师要试图多把握学生的学习状态，畅通教学中与学生的思维沟通，按学生思维节奏调整教学节奏，以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

3.3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方式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多媒体方式的运用，可以使得枯燥的理论生动演示，可以使庞大的结构形象表达，可以使复杂的图形直观展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善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但正如本文前部分所述，多媒体手段也存在局限性，滥用或是过度依赖多媒体手段反而会影响教学效果。这就需要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运用传统板书弥补多媒体的不足，通过传统教学方式和现代教学方式的协调配合提高教学质量。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要点、公式、图形、知识点练习、重难点梳理等可以用多媒体生动形象的展示给学生，对内容提纲、知识要点、公式推导、图形演绎、计算演算等就要利用板书分步骤、按条理的展示给学生。

篇7

关键词：要素生产力；协作生产力；生产力内生演化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2-008-08

生产力不仅是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但传统的生产力理论是一维的要素生产力理论，而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实际是由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构成的二维理论体系。基于该认识，本文首先探讨，马克思是如何在两个维度上分析人类生产活动的，然后循此思路分析马克思的二维生产力理论，接着分析二维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即要素生产力与协作生产力如何互动演进，从而内在地推动生产力发展。

一、人类生产活动的两个维度：要素与协作

对生产力两个维度的分析，应该从考察生产出发，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即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也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

1 要素维度的生产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里，马克思一开始考察的“劳动过程”即生产活动，就是从生产要素的维度进行分析的。他说：“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所以，“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因此，马克思对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个概念展开了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要素维度的生产理论。他还认为，如果从劳动过程的结果即产品看，这一劳动过程就表现为生产过程，从而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可统称为生产资料。所以，人类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也可简称为人和物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两个要素。马克思这一要素维度的生产理论，在理论界是有共识的，没有多大分歧。有争议的是：马克思是否还有另一维度即协作维度的生产理论？下文将对此展开详细分析。

2 协作维度的生产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社会性生产，即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男耕女织，也是社会性的。此外，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既有劳动对象也有劳动资料，否则生产活动就变成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所以，考察人们的生产活动可以把生产资料当作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而仅从生产的社会性角度即人们的协作维度，来考察人们在生产中的分工与合作。

可见，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可以从要素的维度进行分析，还可以从协作的维度进行分析。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用了三章，即在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章中，从协作的维度分析了人类生产活动的三种形式：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为了不至于引起歧义和争论，下面将较多地引用原文，来证明马克思还从协作维度构建了他的生产理论。

马克思首先定义：“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但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只能是简单协作，因为它除了人数较多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所以，简单协作并非资本主义的发明，古已有之，例如，“古代亚洲人、埃及人、伊特刺斯坎人等等的庞大建筑，显示了简单协作的巨大作用。”

在“第十一章协作”，马克思还分析了简单协作的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把不同的人分工在同一工作连续的不同阶段或环节。他举例说：“瓦匠站成一排，把砖从脚手架的下面传到上面，虽然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些单个操作构成一个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块砖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通过的各个特殊阶段。”第二种形式，是把不同的人分工在同一工作的不同方面同时劳动。

接着，马克思在第十二章进一步考察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生产，并认为，“这种协作……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统治地位”。这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也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马克思举例说：“马车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钳工、铜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协力地同时进行劳动。”第二种形式是：“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工作，即“每个这样的手工业者…都制造整个商品，因而顺序地完成制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例如：“纽伦堡的一个制针匠可能要依次完成20种操作，而在英国，将近20个制针匠同时进行工作，每个人只从事一种操作，后来这种操作根据经验又进一步划分、孤立，并独立化为各个工人的专门职能。”第二种形式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和第一种形式一样，它们在本质上已不同于作坊中的简单协作。所以，上述两种基本的协作方式，便构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

最后，马克思在第十三章分析了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协作生产。他说：“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织布工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缝纫厂。”为什么这里可以“撇开工人不说”而分析协作生产？这是因为以机器为基础的分工与合作，在技术上已完全不同于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分工与合作：“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这即是说，工人的分工与合作现在不再是取决于人类器官即手工技艺的性质和要求，而是取决于机器的科学技术性质和要求，所以，这里协作的生产过程可以撇开工人不说，而单讲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就够了。由此，我们不得不赞叹马克思思想的超前性。例如，在现代“丰田生产方式”的自动化工厂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只不过把过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主要是体力上直接的协作，改变成了借助劳动资料的间接协作，即改变成了一定意义上的脑力协作。所以，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资料性质时没有忘了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是实现自己的目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从协作维度，即分工与合作的角度十分详尽地考察了三种前后相继演化的生产活动类型：简单协作、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业协作、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协作，从而构建了不同于要素维度的另一维度即协作维度的生产理论。这时可能会有人争辩地说：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不是生产理论，而是生产力理论。可见，这二者并不矛盾而具有同一性。这正是下文首先要讨论的。

二、生产力的两个维度：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

辨别生产和生产力，还涉及另一相关的重要概念：生产方式。由于前苏联教科书把生产方式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在马克思文本中却找不到这一定义的出处，且马克思又在不同语境中使用了生产方式概念，于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众多的批评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生产方式定义的文章。

我认为，生产方式实质上就是生产本身，即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不同形式、方法和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两个方面的关系。所以，说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并没有什么错。例如，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三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前述的三章中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当然，如果单方面考察生产或生产方式，即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或生产方式，马克思更多地是从生产力上来说的，在这一意义上，生产或生产方式等同于生产力，因为单方面地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的生产，一般不叫生产方式，而称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基础上提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是一个由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构成的二维理论体系这一命题。

1 要素生产力即要素维度的生产力

由于不满意前苏联教科书对生产力的传统定义，即“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一定义，一些批评文章在否定该定义时，把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论也否定了。例如：段忠桥先生在否定生产力传统定义并强调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时，先把“劳动的生产力”等同于“劳动力”，然后又从劳动力定义引申出，“生产力是由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构成的”结论。

首先，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没有错，但是，“劳动的生产力”和“劳动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劳动力是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力量本身，如他在劳动时所体现出来的体力的大小、智力的高下，等等；而劳动的生产力是指劳动者通过发挥其体力和智力而创造劳动成果即使用价值的能力和力量。后者，直接与使用价值相关，而前者相反，与其直接相关的是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我们知道，劳动力是可以成为商品的，而生产力是不可以的；能成为商品进行买卖的不是生产力本身，而恰恰是生产力的要素如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力等等，如果劳动者的智力能够独立出来，它也是构成生产力的一个独立的要素如“点子”，而成为商品出售。

其次，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是为了突出和强调生产力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不是为了否定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如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也就是说，这是把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当作既定前提存而不论而已，因为劳动的生产力的“劳动”二字，无需明言，指的就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把其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的活动，进而才可以在其结果即创造的使用价值上体现出生产的能力和力量的大小和强弱，这就是所谓“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而把生产力说成是“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难免让人联想到《皇帝的新衣》中两个骗子的“生产力”。所以，我们虽然也不同意生产力的传统定义，但仍坚持传统的生产力要素理论，当然关于生产力要素的内涵和外延是可以争论的。

我们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分析“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换个角度看，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虽然劳动过程不等于生产力，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在结果上则表现为生产，因而，这种撇开了生产社会形式的、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有用而具体的劳动的力量（或能力），就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力，它自然就是由劳动者（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要素构成。所以，从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推导出生产力三要素，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逻辑上的错误。马克思本人也说过：“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可见，马克思本人并不否定从要素维度分析生产力，虽然在要素的理解、构成、分类、多寡等等问题上，我们后人可以不断地争论下去，但是无法否定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体系中存在要素生产力理论。

而且我们还知道，马克思尤其在两种意义上突出和强调生产力中生产资料要素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第一，考察早期历史尤其缺少文字记载历史的社会经济形态时，劳动资料如同“动物的遗骸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一样，“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第二，劳动资料的革命，即劳动资料在性质、形态和效能上的根本性变革，对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变革具有重大意义。如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有时直接用生产资料作为生产力的代名词，或者强调作为生产资料要素的生产力的重要性，例如他说：“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这里顺便指出，有个别文章把这里的“生产资料的性质”读成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显然是一种望文生义而对马克思原意的曲解。且不说这段话的逻辑关系明明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而非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基础论的逻辑，即便孤立地看“生产资料”这一术语，也只能作为生产或生产力的要素来理解。

2 协作生产力即协作维度的生产力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批评传统的生产力要素理论的文章，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协作维度的生产力理论。但是，他们显然都没有把它视为与要素维度不同的另一维度的生产力理论即协作生产力理论。因此我们在这里以《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至十三章的论述为据，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归纳马克思的协作生产力理论。

第一，协作生产力，是在既定的生产力诸要素质量不变条件下，也就是“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条件下，仅仅由于生产要素数量的某种形式的集合，即由于“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就可以“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所以，马克思说：“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为此，马克思还以“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为例，说明这种总和的力量是一种“社会力量”或“新力量”的生产力。

第二，马克思归纳了协作本身导致生产力提高的九种原因或途径：“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的我理解，在商品经济社会，作为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生产力，必须具有市场竞争力，而协作则可以把个人劳动社会平均化，于是协作创造的劳动生产力就比个人单干的劳动生产力在市场上更强大，从而更具竞争力。

第三，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由于分工和专门化，必须构造某种协作劳动的组织形式，这便创造了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实际上，即使简单协作，只要有一定的规模，都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否则，埃及金字塔和中国万里长城是建不起来的，更不用说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业工场或大机器工厂，它们需要有更复杂的生产组织形式，才可创造出更强大的生产力。

第四，由于大工业的协作变成了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因而在自然科学的自觉应用下，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由于“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它必然“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所以，大工业的协作“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人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我们在现代的自动化生产过程中看得更明显。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明白无误地论述了协作维度的生产力。实际上，协作生产力思想早在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就已形成，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因此，“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

三、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机制

诚然，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及其生产力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并没有一面是要素在发生作用，一面是协作在发生作用；马克思也没有明言把自己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划分为两个维度的理论。虽然如此，但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在剖析这个统一整体时，明确地是从要素和协作两个方面展开对生产及其生产力论述的。而且，问题不仅仅如此，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我们现在把马克思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体系划分为这样两个维度的理论，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我们现在这样做，有进一步的理论价值吗？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首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揭示生产力自身如何内在地演化和发展的规律，即有助于分析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机制。

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过程，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主义协作的第十一至第十三章中做了详尽论述。下面我们从以下七个方面归纳马克思关于协作生产力和要素生产力的互动演进思想。

1 简单协作导致生产资料的节约和规模扩大，从而提高了作为物的要素的生产力

我们知道，简单协作，就是生产要素和劳动方式不变的条件下，仅仅由于较多的生产要素集中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人们共同劳动而产生的协作。但是，即便如此，由于“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由于劳动生产力始终是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和力量，因此生产资料的节约，即意味着创造相同的使用价值量，现在仅需要更少的生产资料，所以要素生产力提高了。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规模增大还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即提高其生产力。

2 简单协作会刺激劳动者的竞争心和好胜心。从而提高作为人的要素的生产力

马克思说：“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上述两点分析说明，即使简单协作，也会使要素生产力得到提高。

3 简单协作推进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使协作生产力自身获得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的起点虽然是简单协作，但是很快就会发生分工和专业化的本质转变。他说：“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简单协作，它在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专门从事某件产品生产的手工业者，“逐渐地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片面活动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于是，这种分工的优越性，就会“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所以，工场手工业不仅引进了分工，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分工”。而我们知道，分工的发展即等价于生产力的发展。

4 协作导致作为要素生产力的管理职能的产生，而管理有助于提高协作生产力

马克思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即对协作劳动进行“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有专职的对协作劳动进行管理、监督和协调和没有专职管理的协作劳动相比，显然前者的协作生产力比后者更高。所以，马克思接着以一个乐队需要指挥、一个军队需要军官为例证，说明管理职能的分工，对提高协作生产力的意义。

5 分工和专业化导致要素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

首先，分工和专业化会促进劳动者技能的改进和完善，从而提高作为人的要素生产力。马克思说：“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因为“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就是说，即使在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劳动者改进了工作的方法和技艺，就可提高其劳动生产力。

其次，分工和专业化还导致劳动资料的改进和变革，从而提高作为物的要素生产力。马克思认为，“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即出现“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显然，这种分化出来的专门用于特殊项目操作的工具，其生产效能比通用工具的效能更高。不仅如此，正是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导致的“劳动工具的简化、改进和多样化”，才为大工业机器生产力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因为，大工业的机器，“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

6 自然力和自然科学要素生产力为协作生产力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要素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导致协作方式的改变，即由劳动力的协作转变为劳动资料的协作，这就把自然力和自然科学作为生产力要素并入生产领域，从而使协作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马克思认为，手工工具一旦被机器代替，人力必然被自然力取代，生产过程中凭经验的协作也必然被自然科学的应用及其劳动资料的协作代替，即“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所以，大工业通过机器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领域，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7 分工导致产业集聚和专业化扩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分析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时，还专辟一节分析它与社会内部分工的互动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即由于“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的产品交换而把这些不同的生产领域“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后者又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而且，“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可见，工场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的这种相互促进，将导致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及产业发展。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注意到这种分工和专业化的互动过程，将导致产业集聚现象的产生和社会其他领域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他说，“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国家一定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这种分工不仅“扩展到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还“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中，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协作生产力和要素生产力相互促进，共生演化，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图景。所以，把生产力系统分为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两个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生产力系统自身是如何内在地变革和演进的，而无需求助于外在的生产关系反作用。

四、生产力的两个维度与经济学的发展

实际上，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就像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等人所做工作一样，是包含了现在所称谓的“经济科学”几乎所有的内容；即使单从理论经济学来说，虽然它的研究对象或者说主体理论是生产关系，即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但马克思也重笔研究了撇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及其生产力问题，例如体现在前述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和第十一至十三章中关于生产和生产力的论述。基于此，我们便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关于的经济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即对于撇开了生产社会形式的生产及其生产力问题，是否可以从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进行研究，以形成一个“纯经济学”的经济学？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第一，毋庸置疑，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用现代术语讲，可称为马克思创立的“经济科学”，需要发展。而根据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工细化的发展规律和路径来说，它需要分立出不同的经济学科群，才能获得更大更广泛的发展，如同现代经济科学的分门别类一样。当然，作为的“经济科学”，其硬核与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科学的硬核不同，它的硬核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把生产及其生产力独立出来研究，也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特色，因为生产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而生产力在经济和社会系统中是第一性的因素。

第二，把撇开了生产关系或社会形式的生产及生产力独立出来研究，难免让人联想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曾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因为它们的理论特点就是抽掉了经济范畴特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属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把马克思批判的“庸俗”内容，与它们的可借鉴的、具有科学成分的内容区别开来。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庸俗经济学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它们研究了生产一般，而在于把这种一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或者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当作过去乃至永恒的范畴。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批评斯密和李嘉图的庸俗成份时说：“在社会进行生产的个人，……，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市民社会’的预感。”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批评的，不是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的个人生产，而是把特定社会即市民社会中只在表面上看起来的好像是孤立的个人生产，当作永恒的范畴和实质上的内容。所以，马克思才在这篇导言中，既批评了他们“庸俗”的个人生产概念，也详细地研究了生产一般概念。

第三，在我国，通常把经济科学分为两大类：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理论经济学，在我国主要分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样两个具有不同研究纲领和硬核的学科。如果撇开意识形态，这种状况应该说有利于学科之间的竞争。上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由政治经济学独领，但从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日渐式微，而西方经济学或新古典范式经济学则流行开来，几为主流，这尤其体现在众多的中青年学者中。如此结局，虽有多种原因，但从经济科学的发展规律来讲，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足或不开有显著关系。例如，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或撇开了社会属性的经济问题，但1960年代以来以其为范式的新制度经济学因重视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研究而异军突起，这一发展显然弥补了新古典范式经济学即所谓主流经济学的不足。相反，政治经济学仍然固守在传统的所有制范式内发展，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它在经济和社会转型及其制度变迁中的应用，这是其一；其二，从应用经济学来看，可以说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即所谓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这或许与应用经济学较多的非生产关系特点有关，如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反，政治经济学在应用经济学中体现极少，这是因为经济科学中缺少了独立一支的以研究生产和生产力等内容为对象的纯经济学。所以，把纯粹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研究，是理论经济学在当前发展的重大任务。

为此，本文即可顺理成章地提出，理论经济学三个重大发展方向的课题，即当前面临三个独立学科的发展：一是传统的以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为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二是以生产关系依赖理论为范式的制度经济学发展；三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和生产力理论为范式的“经济学”发展。显然，后者借鉴了现代经济科学中的“纯经济学”的概念和含义，即表明，它是以撇开或抽象了生产关系的、因而是“纯粹”的生产及其生产力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经济学。如此一来，“经济学”这一概念，就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广义的，指的经济科学，它包括上述理论经济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以及以它们为理论基础的应用经济学；二是狭义的，指的纯经济学，下文即在此意义上使用。

作为一个独立分支学科的经济学发展，我认为，可以大胆地借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它的许多成果如果剥去了它们把一般当作特殊或把特殊当作一般的外衣，剩下的科学内核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这里不可能详尽而全面地讨论这一问题，只在本文主题的意义上，即马克思的二维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上，简要地讨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与增长理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意义。

首先，我们知道，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和增长理论中，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处于一个核心地位。如果我们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要素K，看成生产资料要素，那么，它就成了马克思要素生产理论的数学表达。

其次，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把技术当作外生变量，并假定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则把技术内生化了，并假定报酬递增。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在一定意义上，如同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的缺陷一样，缺少了技术演进即生产力演进的内在机制分析。而新增长理论，撇开其先进的数学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技术内在演进的思想。而这种演进思想，与上述二维生产力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而且我还认为，二维生产力理论，对于技术内在演进关系可能会有更好的解释力，或者说，能为其提供一个更佳的微观机制分析框架。下面我们对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与二维生产力理论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说明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积极地借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经济增长，首先与生产要素的投入有关，即与劳动和资本或生产资料的要素投入的增加有关。但是，技术是会不断进步的，当技术进步后，增加的要素投入必将提高其生产力。我们知道，新古典增长理论因其外生性而无法解释技术进步的来源。而所谓新增长理论的“新”，就在于把技术进步处理成内生因素，从而揭示了众多影响技术进步和增长的内在因素，如知识外溢、人力资本、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干中学等因素，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地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

“人力资本”，从要素生产力理论来看，实际就是劳动力要素或人力要素。把它改称为人力资本要素，只不过是强调和突出了，要素生产力理论中人力要素所掌握的知识及其智力因素和健康因素对于提高生产力的作用，以及作为微观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当把人力因素在资本的角度上来理解时，已含有生产关系即收入分配的因素了，即通过投资改进人力要素的质量而能够带来增值。因此撇开后者，新增长理论中的“人力资本”因素与要素生产力理论强调和突出人力要素的重要性是相通的。与人力资本因素相关的“知识外溢”和“干中学”两个因素，显然与协作生产有关。因为新增长理论中的外溢“知识”和干中学的“知识”，更多的是默会知识，也就是说，只能是在协作生产过程中通过干而学到的知识和在企业内及一定空间范围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外溢知识。无论是企业内还是企业外，通过知识外溢和干中学，既可以提高要素生产力如劳动者个人生产力，也可以提高他们之间的协作生产力，从而使收益递增。

按二维生产力理论，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会促进要素生产力的完善、改进和变革，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协作生产力发展的要义；而前述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外溢及干中学，都与“分工和专业化”有关。因为，分工的深入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发明、创新，以及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社会分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包括学校、家庭、厂商对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以及政府、家庭和学校对研究和开发的直接、间接影响；工厂内部的分工，则主要通过干中学以及“研究和开发”部门的贡献来促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改进；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产业集聚，则导致产业之间相互的知识外溢；而资本存量即生产要素积累的提高又会有助于发明和创新的产生。

综上所述，研究马克思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并独立为一门纯经济学分支学科，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所必需的，更重要的，它还是经济学在当代分立出多种经济学科群的发展所急需的。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本着科学态度，向现代经济科学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果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篇8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他敏锐地看到科学、技术、生产和社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特别是注意到科学技术对生产的推动作用和生产对科学技术的根源作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历来的观点，他在《资本论》中就阐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密切相关的思想，在《经济学手稿》、《机器和大工业》、《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等论著中进一步指出了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又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将引起生产力的变革。并由此引起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今天对马克思对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的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将会极大地丰富我们关于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揭示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一、科学：一般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创造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提出“生产力里面当然也包括科学在内”和科学是“一般社会生产力”的深刻思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分析“社会生产力”概念。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如果说技术致力于物质生产，那么科学则致力与精神生产，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技术如同精神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物质生产。社会生产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统一。同样，社会生产力也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科学是最主要的精神生产力，同物质生产力相比它属于“一般社会生产力”。原因是观念形态的科学并不是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它必须物化为技术形态的科学，既通过技术转化为物化形态的科学力量才能成为物质生产力。马克思根据固定资本的发展指出，“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被生产出来，不但在知识形态上，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第358页。）显然，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可以以知识形态存在着。这种知识形态的社会生产力就是自然科学理论，就是一般社会生产力。可见，一般社会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对立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互相转化。

科学作为知识形态和思想形态，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直接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一贯的观点。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劳动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内部的分工起作用外，也“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页）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理论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它是潜在的生产力，只有物化为一定的技术手段并经过特定的工艺方式并入生产过程才能变成直接生产力。科学作为一般社会生产力为什么会变成直接生产力？怎样变成直接生产力？一般社会生产力有什么特点？马克思对这些问题都做了深入的研究。

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直接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19-220页）马克思的话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大工业技术基础的建立是科学变成直接生产力的历史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资本得到快速积累，机器大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这在客观上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本和技术条件，特别是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大工业的技术基础，使劳动资料获得机器的物质存在形式，使科学找到了通向直接生产力的道路。机器是科学技术的物化，“它自己就是技术专家。它在自身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和它自身持久不息的自动运行中，具有自己的心灵；正象劳动者消费食物一样，它也消费煤炭、油料等等（辅助材料）。”（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第347页。）因此，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不仅标志着自然科学向直接生产力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生产由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的革命性转化。在大工业技术基础上，科学向直接生产力转化就成为必然。

科学作为一般社会生产力是通过渗透到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社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起作用的。也就是说，科学是通过人的途径和物的途径变成直接生产力的。通过这两个途径，科学迅速变成“驱使自然力为生产服务，并为人类服务的科学过程”。（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第351页。）与其他生产力相比，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它具有一般性、馈赠性、条件性三个特点。一般性是指科学具有一般生产力的非物质特性，即精神性和意识性，科学如同协作生产的一般生产力一样，不费社会分文，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也“表现为社会劳动所赠送的自然礼品”。（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第350页。）馈赠性是指科学只要偿还了由于发现它所耗费的代价便会像自然力一样。一劳永逸地向社会馈赠。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自然科学教人以自然因素来代替人的劳动……它就可以使……社会不费分文，而是商品降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630页）今天我们应用牛顿理论，应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并不需要交付租金，而且可以一劳永逸地使用。可见，科学的馈赠性是惊人的、永恒的，它不会因磨损而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相反，科学的馈赠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增长，谁偏爱科学，支持科学，赞助科学，谁就享有科学的慷慨和无私回报。条件性是指科学巨大的馈赠性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科学向直接生产力转化的经济费用。科学理论物化为产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正如马克思所说：“像人呼吸必须有肺一样，他要生产地消费各种自然力，必须有一个人‘手的制成品’。要利用水的推动力，水车是必要的；要利用蒸汽的伸张力，蒸汽机是必要的。就这点说，科学也和自然力一样。电流作用范围内磁针偏倚的规律、铁周围通电流后将会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无须再花费一分铜钱。但要在电报等用途上利用这些规律，仍然要有一个很花钱的复杂的装备。”（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411页）这就是说，科学要成为社会生产力，社会得首先向科学投资，否则，科学的社会生产力的特性就难以发挥出来。

二、技术：科学的物化手段和中介

马克思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怎样生产就涉及到科学物化问题。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再到现代自动化生产，都是科学物化的表现和结果。而物化的手段就是技术，把技术用于生产过程即工艺革新。显然，技术是科学物化和生产工艺革新的中介。

科学的物化经历了从知识形态到物质形态的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论著中一再强调科学的物化，因为“科学力量只有通过机械的运用才能被占有”，才能加以利用，才能变成直接生产力。科学的物化是生产的需要，因为说到底人的生产活动是对自然物的利用和改造。而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须运用各种劳动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工业的生产效率之所以高，就在于它充分利用了机器来进行生产，一旦“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时，劳动工具就成为科学自觉的物化，工具便日新月异，生产也飞速发展。蒸汽机的发明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大机器工业时代。难怪恩格斯这样评价到：“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个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五十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发展科学所付的代价还要多”。作为电磁学物化产物的发电机和电动机，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生产飞速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更是科学物化的典范。计算机包含了高技术，而技术则改变了整个世界。也就是说，科学在物化的过程当中运用了技术，技术是作为中介起作用的。没有技术，科学只能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在生产当中，科学的渗透也是通过技术进行的，技术不仅是劳动者的技艺、技巧、技能，更是把科学应用到生产中的手段和中介。无论是在生产——技术——科学，还是在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模式中，技术都起到了桥梁作用。马克思精心研究过工业技术发展史，他十分重视技术对生产和科学的促进作用。马克思说：“机器在十七世纪的间或应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为当时的大数学家创立现代力学提供了实际的支点和刺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6-387页）技术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蒸汽机，就不会有热力学的发展。他还精辟地指出：“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页）他还说：“在机器生产中，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7页）因此，“科学就是靠技术发明来驱动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可见，科学是通过技术发明和创新进入生产过程的，进而成为改造自然、造福社会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工艺学这门技术是对科学有计划、有目的的应用。生产工艺的技术革新正是通过技术实现的。马克思对工艺学的性质和作用作了阐明，他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马克思这段话具有深刻的意义，他不仅阐明了可以通过研究工艺学揭示工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阐明了这种变革如何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就必然会“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的得出的成规”，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3页）。工艺生产方式的变革迟早会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是因为“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1-422页）在马克思看来，“用机器来生产机器”的技术基础一旦建立，就会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改革，进而引起社会关系的变革。

马克思的思想不仅为当时的生产实践所证实，今天看来更加正确。当科学上有重大发现和突破的时候，并不是立即应用到生产上，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间才能应用，原因是相应的技术还不成熟。譬如法拉第发现电磁效应后并没有立即制造出实用的发电机和电动机，而是经过四十多年后由西门子解决了定子和转子制造的技术难题才得以实现。原子能技术也是在发现原子核裂变反应后几十年才有实际的应用。足见技术作为中介的重要性。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我国的科学并不落后，而技术转化的环节薄弱，不少的科学成果由于缺乏技术支持而无法物化，不能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我们应充分认识马克思的技术是科学物化中的思想，加强我国技术创新的环节。在当代，科学和技术已一体化，即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而由于技术具有与生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直接相联系的特点，因而发展经济必须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技术创新要以科学为指导，离开科学的技术是盲目的。

马克思不仅重视技术对科学物化的作用，而且重视科学物化的社会条件。他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4页）“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出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0页）“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1861-1863)1978年版第206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为科学的物化提供了社会条件，使科学、技术通过资本化与生产结合起来，在客观上刺激了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迅速发展。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几次产业革命，就表现在生产技术上主要是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从而加快了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加速科学的物化，其原因是它把科学、技术和生产相结合。我们应当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受到启示，加强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版权所有

三、生产：科学的应用和技术的实现过程

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统一是马克思一贯的主张。他在《资本论》、《经济学手稿》、《机器与大工业》、《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等著作中作了深入的分析。马克思敏锐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3页）这是因为劳动生产力不仅取决于“劳动的自然条件”，更取决于“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5-176页）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物质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而科学发展的水平，尤其是自然科学以及随着自然科学一起发展起来的一切其他科学，又决定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生产是互相促进的，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势必引起科学和劳动的分离，同时使科学本身被应用到物质生产上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489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是从属于资本的，“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1861-1863)1978年版第206页）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周转特别是固定资本时，十分深刻地指出：在生产过程中消费的资本即固定资本，它是严格意义上的劳动资料，是生产过程的工艺条件，它的最终形态是机器。在机器中劳动资料转化为一种与固定资本相适合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同劳动相对立”，因此，“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这就是说，大工业“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出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于资本有利）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1861-1863)1978年版第233页）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场所，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只有在生产中才能表现出来，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因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5页）他还进一步阐明“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既是科学的力量，又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还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年））在这里，不仅科学和技术的力量体现在生产中，通过协作产生的力量也体现在生产中，马克思把这两种力量称为“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事实上，马克思指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两个重要途径：一是科学技术的途径；二是劳动协作的途径。今天看来仍是十分有意义的。

篇9

早期的心理学处于哲学心理学阶段，此时的心理学思想是由哲学家表述的，心理学内容是思辨的，心理学方法是非经验的，心理学研究者更多地是哲学家和生理学家。

19世纪后半叶，科学心理学在德国诞生并获得初步发展，其中五个早期的先驱者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其中，赫尔姆霍茨（1851)最早对神经冲动速率所作的测量;韦伯（1840)发现了韦伯定律，把物理刺激的增加量和最小可觉差联系起来；费希纳（1860)通过扩展韦伯定律，提出了费希纳定律并创立了心理物理学;冯特（1879)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心理学实验室；艾宾浩斯《论记忆》(1885)最早对人类学习和记忆进行了开拓性试验。

大约从1890年到1940年这段时期，习惯上将心理学分成几个流派，其中主要包括构造主乂（structuralism)、机能主乂（functionalism)、行为主乂(behaviorism)和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psychology)四大派别。有关四个主要心理学派别的概要可参见下表1。

随着实证主义原则逐步渗透到心理学的各领域，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得到深化。此时,心理学家更多地将其知识应用到了对周围各种问题的具体分析上，为此，心理学应用得到推广，各种专门化的应用心理学日益涌现。这种潮流，反馈性地导致心理学理论发生整合和分化。其中，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并驾齐驱的发展趋势尤为显著。

近年来，心理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思潮：（1)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现代心理学理论中分裂出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坚持断裂性、局部性、多元化、个性化、具体性地对人的心理展开研究和应用。（2)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长期斗争中，科学主义逐步异化，而人本主义正在回归。为此，当代讨论理论心理学复兴和拓展的呼声日趋强烈。而这两种潮流具有互动性，共同推进着心理学理论及其流派的演变。

二、的一般性影响

按照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的解释，“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因此，一个直觉性的判断是: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必然存在着天然的渊源。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仅从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单向影响效应来讲，“心理学对经济学就似乎像Boethius神一样是道路、动机、指导、起源与lt6”（Wicksteed，1987)。

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效应凸现于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具有悠久的应用传统。纵观经济学说史，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主流的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在非主流的其他各种经济学流派那里，都可以发现心理——行为分析的影子。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涉及研究消费、交换、生产和分配等任何一个主要的经济学范畴，都必须首先考虑人的心理因素影响。因此心理一行为分析对于经济学研究就尤显重要。而有关心理——行为分析的经济学传统，则广泛地散见于从斯密、李嘉图到马歇尔、费雪和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的著作中。

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亚当斯密曾分析过人类“傲慢的自负overweeningconceit)对许多企业劳动力价值产生的低估效应。他认为，年轻工人往往倾向于对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力过分自信，所以不会选择“跳槽”去寻求更好的工作，而这种基于对工资差别进行套利机制的缺乏会诱发企业主对劳动力价格的压制。！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中则更多地吸取了杰文斯和奥地利学派重视心理因素分析的研究传统。他把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心理动机归结为两种形式，即卩“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其中前者是激发人类某种经济行为的动力，后者则是制约人类某种经济行为的阻力。他甚至认为：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两种动机所支配、以这两种动机为基础的，这两种动机的“均衡”是绝大多数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基础。®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对“企业家精神”的分析中认为，首创性、成功欲、冒险和以苦为乐、精明与敏锐、强烈的事业心是构成企业家精神的五大要素，其中每一种都涉及企业家心理。约翰费雪在《利息理论》（1930)中对“货币幻觉”(themoneyillusion)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利用利率很难从整体上有效地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并对与个体的自我控制、预见和习惯等相联系的储蓄行为进行了解释。

后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中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人们的心理对有效需求的影响。他认为有三大心理规律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这三大心理规律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其中流动性偏好又可以用人们心理上偏好现金的三个动机来表示，即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按照凯恩斯的分析，这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会使宏观经济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无法自我均衡，其结果就会出现经济危机。而要解决经济危机，政府就必须出面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增加全社会的有效需求，抵消三大心理规律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

然而很明显的是：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从事于建立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他们也并不必要如此。因此，心理一行为分析方法并没有像历史方法和数学方法那样成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主流方法。分析其具体原因，大致有：（1)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点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1891)中所言，“尽管政治经济学家的定理最终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但他们往往将心理原理作为资料而接受，而不是将它们认定为自己的结论；除非他由于不占有足够详尽的前提而被迫涉猎心理学领域本身。》2)为了避免卷入并研究有着心理学源渊的各种争议性假说，经济学家们总是基于通常的感性认识界定一个相对合理的行为假设——经济人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和推理，而至于如何判断这种行为假设的正确性，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则提供了一种当代公认的“有用性”标准，他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1)中提出，“即使人们能够详细地说明假设的经验相关关系，也与判断理论的有用性无关。而仅仅通过预言与事实之间的一致性，理论将被暂时性地接受或否定。因此，结果——而不是假设——应成为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科学活动的主要关注点。》3)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将个体行为的最大化假设进行一般化来简化个体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每个个体行为都被赋予了极强的目的性和相似性特点时，个体行为就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这样:一方面，经济学就可以忽视个体的选择过程而集中进行选择结果的分析了，另一方面又便利于经济学家对集体性现象和制度体系的侧重研究。

凯恩斯之后的现代经济学各流派，则开始适应性地、较多地应用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心理一行为分析理论包括:（1)金融市场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如众多行为金融理论大师对投资心理与行为的分析（Thaler,1981)，有关税收心理和逃税行为的分析（Lewis，1982;Robben等人，1984)，有关地下经济行为的研究（Wilensky，1981;Feige，1982)，有关通货膨胀的经济心理和行为分析(Ratchlor，1986;Kemp’1991)等。（2)产品市场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如有关企业家的经济心理与行为（Clelland，1961;Cyert&March，1963;Simon’1984;Davidsson，1989)，有关消费者的经济心理与行为（VanRaij，1984;Andreason，1977)等。（3)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Earl,1990;Furn-ham，1986)。（4)家庭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分析(Becker，1981;Katona，1975)。®总之，到了现代经济学，无论涉及微观分析，还是宏观分析，都可以发现更多的心理一行为分析方法的具体应用。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希勒和姆里纳赛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则基于现代心理学的启示，分别对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私自利等三个假定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以此为立论基础，专门研究人类非理性行为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行为经济学认为，每一个现实的决策行为人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人，他们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自身固有的认知偏差的影响，同时还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由于理性的有限性，在决策判断过程中，决策者的启发性思维(heuristics)、心理框架（mentalframes)和铺定效应(anchoringeffect)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在决策选择过程中，对问题的编辑性选择（choiceofproblemediting)、参照点（referencepoints)、风险厌恶（lossaversion)和小概率效应（smallprobabilityeffects)也会产生关键性影响。

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现代经济学中这种应用的强化，源于深刻的经济学发展背景：

(1)经济理论的一些发展已经激发经济学家去考察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前沿问题。首先，经济学中的信息革命已使经济学家着眼于个人信息处理的微妙性质，这种信息革命以阿尔科夫（1970)、斯蒂格里茨（1976)等人领导的信息经济学革命为代表。其次，由于成功地识别了新的策略解概念，经济博弈论认为对几乎任何一种市场行为模式，都有合理的策略解与之相适应（NashEquilibri¬um)。内省法、决策原理、内在一致性和少数程式化的事实等等，均足以说明要搞出足够的理论指导具有可能性。经济学家们为此需要寻找更系统的资料来源和补充原理，以减少相持不下的经济理论数目。第三，以斯密斯（1962)、罗思（1995)等人为代表的实验经济学正在成熟，由于实验经济学可以将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经济理论放在现实领域中进行检验，便利了经济学家根据相关经济背景来精确地衡量行为。而行为模式一旦确立，它就并不只是与经济模型相适应了，经济学家则被迫从心理学中寻求答案。

(2)随着心理学科的逐步成熟,心理学对经济学渗透的力度也在增强，而心理学家的好奇心正在驱使他们的研究更趋近于经济学传统领域的主体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进行有效描述。这点正如卡尼曼和特维斯基（1986)所言“由于大量的心理实验分析结论和理性公理中的一致性、次序性和传递性原则相违背，而且这种违背带有系统性、显著性和根本性，因此，客观上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对行为人的决策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和更稳固的支持。”题。例如，心理学家已经深深地卷入了风险(或收益)分析和规范性决策分析，结果不可避免地同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和决策理论相联系。现代心理学家正在积极地研究一些常见的经济两难问题，比如有关公共商品、外在性和诱因一致性问题，基于选择偏好逆转、条件反射、塑造和强化理论对需求行为的分析等等。

(3)现代经济学考察对象正在从传统的“经济人”逐步转向“现实人”而这种研究对象的转移为心理——行为方法的广泛采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最早从马歇尔（1890)开始，他就把人“当作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来研究，尽管这样的人与边沁主义者一样是利己的。但与“经济人”不同的是，它是有“欲望、憧憬和人类其他本性”的“社会人”赫伯特西蒙（1976)则基于经济决策者本身信息的不完全性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提出了“有限理性”假定，他认为个体决策者只有有限理性，只能追求较满意的目标。而在凡勃伦和加尔布雷希等制度经济学派那里，则用“制度人”来取代“经济人”即用多重目标并且其目标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他人决策及文化制度因素结构影响的人，来取代单纯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而独来独往的“经济人”到了现代最流行的行为经济学家那里，受认知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的影响，则更多地从认知偏差及行为偏差的角度来诠释“经济人”。

三、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效应

基于心理学对现代经济学渗透力度的强化，出现相关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性学科是不足为奇的。但颇具争议的是，有关这门交叉性学科的名称却是多样的，一说为心理经济学®，一说为行为经济学，一说为行为金融学。由于缺乏相关心理学背景，多数学者的理解非常狭窄，并常常将三者混为一谈。本文认为：这种理解的差异恰恰缘于不同的心理学流派对经济学的不同影响，即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影响效应上。

考察心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经济学派的历史根源和发展变迁,不难发现:心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三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来源于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影响效应。其中，起源于欧洲的心理经济学更多地受到了传统欧洲式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而在美国复兴的行为经济学，则更多地受到了根植于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相反,行为金融理论则更多地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

篇10

虽然经济学来源于哲学，但今天的经济学是一门与数学密不可分的科学，不屑与所谓的“软科学”为伍，俨然一副实证主义者的傲慢神情。实际上，经济学中的数学只是冰山一角，经济学从哲学家、神话、宗教和诗人身上学到的许多智慧至少与严格而精密的经济行为、数学模型所带来的一样多。很多时候，人们往往过度强调了数学的重要性，却忽视了人的本性。

经济学本来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但是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经济学家的兴趣慢慢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把善恶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也不再把道德作为人类行为基础，而是转而认为经济学是社会的真正基础并且认为个体的所有行为都源于经济（包括其自身的伦理学），经济学试图通过一个唯一的工具——经济学来解释一切。最近认真讨论伦理学问题的重要古典经济学家是阿尔佛雷德•马歇尔。同时，他把数学引入经济学思想中，尽管在他之间我们就已经看到边际效用学派和某些法国经济学家在进行数学化。之后的经济学圣经、非常著名的教科书《经济学》是保罗•萨缪尔森根据凯恩斯的传统发展起来的，已经看起来像一本物理教科书。几乎每两页就有一个图标、方程式或者表格。其中，当然没有伦理学的讨论。很多关于主流经济学的批判站在艾奇厄尼称之为“个人简化错误”的立场上。这种把人简化为理性主体以实现个人效用在已知预算下最优化的观念，会导致经济学数学化的狭窄道路。

经济学有很多分支，要求经济学回归到它的起源——道德上。比如洛德•凯恩斯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凯恩斯呼吁回到经济学的伦理学感知上，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力求完全模仿自然科学的曲线科学方法。”当今主流经济科学背后的哲学基础甚至不是功利主义，尽管人们认为如此、宣称如此。根据当今流行的理论，个人行为不能违背自己的无差异曲线。这种理论最多是享乐主义。但是它甚至都不会考虑享乐主义者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与关联性。因为享乐主义者认为不是任何事都可以通过利己主义原则来解释，比如友谊的领域就如此。而当今的经济学背离道德如此之远，以致连享乐主义都不如。

经济学实际上发展的是伯纳德•曼德维尔的思想系统，这是斯密拒绝的。对经济学的研究从伦理学转换到仅仅与数学相关的科学。我们不应该在发展后者的同时忽略前者。倘若我们继续投入相同的智力研究伦理学问题，那么可以说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些“死胡同”问题会迎刃而解。总的说来，令人惊讶的是经济学与它发源的伦理科学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二、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融合

经济学不能避免善恶判断，经济学中的价值中立是不能实现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实证科学，它在价值判断方面采取中立的态度，按照世界真实面貌描述世界，而不是描述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实证科学”这一评论本身就是一个规范陈述。这句话并没有按照世界本来面貌描述世界，而是讨论了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实证科学。如果它是，我们就没有必要力争使其成为实证科学了。经济学家尽力避免注入善恶这样的概念，但这是无法避免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分析师在电视上回答一个个无关痛痒的问题，比如通胀水平，紧接着下一个问题（经济学家经常自己主动谈及）就会是当前的通胀水平是好是坏，并且提出规范判断——通胀水平应该更低。正如以往一样，当今的人们特别想从经济学家那里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尽管教科书说经济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但经济学应该寻求、探索和讨论其自身的价值。经济学不仅描述世界，而且经常涉及世界的理想状态问题（比如关于完美竞争的理想状态；低通胀、高增长的理想状态等）。出于这一目的，我们创造了模型，即现代版的预言。

经济学研究的内容离不开对于道德人的道德判断。经济学中的纯粹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社会人是经济人同时也是道德人。虽然利己主义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是占有优势的行为，但一定是适度的，在合理的边界内进行。罗贝尔•纳尔逊在他引起争论的著作《宗教经济学 ：从萨缪尔森到芝加哥及其他》中指出了市场经济的根本矛盾——根据很多经济学家的看法，我们要感谢市场经济为自身利益而运行。然而，如果这种自身利益的力量“越过了某些限度”，就会威胁到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

在任何社会中，恶才是推动社会有机发展的必要力量，但恶总是与善相伴相生，而且恶总是从属与善。因为恶一定从善中获得自己的目标，纯粹的恶是不存在的，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寄生于善。如果我们做了某件恶事，那么做这件事一定会有某个托词。作恶的原因总是某些善的东西。例如，如果有人偷窃某物，这样做的目标就是变富。但是财富本身是不存在什么恶的。在这样的案例中，选择恶是为了实现某些事情，而这些事情也可以不通过恶实现。仅仅是我们选择了一种获得结果的不合时宜的近路而已。但这种选择就造成善恶两极对立。无论如何，大道理是恶从属于善。恶总是为更高的善服务。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恶转变为善的原理或者恶服务于善的目标都是站得住脚的。

篇11

【关键词】英尼斯;制度主义;制度;演化;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英尼斯被称为“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学者”和“加拿大经济史之父”。他还是经济史协会第二任主席(1942-1944)、美国经济学协会第54任主席(1952)。在英尼斯的好友、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克莱顿看来,他的学术生涯可以以10年为一阶段进行划分。1919年,当英尼斯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炉时,巴黎和约签定实施;1920年,他通过对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研究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来到多伦多大学任教;20年代,英尼斯以一个独立学者的姿态开始了加拿大经济史研究之旅的第一站――皮货研究,1930年,《加拿大皮毛贸易》正式出版,此前一年,全球股市狂泻引发经济大萧条;30年代伊始,鳕鱼业成为英尼斯的第二个研究主题,他在加拿大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地位日益确立,与此相伴,30年代那段萧条和苦涩的时期让他开始投身加拿大的公共事务;当1939年“二战”爆发之际,英尼斯正全力对《鳕鱼业:国际经济史》进行最后的修订,次年,该书问世。从1940年开始,英尼斯的生命步入了最后12年,这一阶段的开始在硝烟弥漫的“二战”,结束于铁幕森然的冷战,英尼斯将学术目光投向更广泛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政治和文明危机――一种从传播角度剖析人类文明史的路径悄然展开。(Donald Creighton,1957:p96)

如前所述,每十年,英尼斯的学术兴趣和研究主题都出现转变,《加拿大皮毛贸易》着眼的是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研究北大西洋沿岸的国际经济竞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则在时间和空间上涉足更广大的领域,通过传播更替的历史来探究不同社会文明形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似乎越来越远离加拿大,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逼近了现代西方社会问题的核心。

英尼斯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建立起一套以技术为线索、对社会演化历史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路子,作为一个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英尼斯从来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把社会的演进视作多因素复合而成的制度的演进,他的抱负就是如同自己的楷模――经济学家凡勃伦那样真实而系统地描述不断演化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媒介的重大作用,认为信息、知识、思想的传播对社会组织关系、制度习惯、文化变迁的影响更甚于经济。与其说英尼斯从经济研究转向了传播研究,不如说传播研究是他经济研究的一个延续,延续着对制度演进和社会价值的探索,延续着对权力关系、技术文化的历史分析,也延续着对垄断、集中化控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

从英尼斯逝世前所撰写的回忆录来看,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所受到的学术影响和思想冲击主要来自于经济系学者的言传身教和研究著作,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经济学界盛极一时的大师、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索尔斯坦•凡勃伦。当英尼斯1918年来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时,凡勃伦虽然已经离开,经济系仍旧浸染在他的影响力之下。因此,英尼斯一边遥想缅怀当年凡勃伦曾开设的“社会理论史”、“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文明中的经济因素”等课程,一边通过全面地阅读凡勃伦的著作吸取他的思想精髓。1929年,英尼斯在《西南政治与社会科学季刊》上撰《凡勃伦的著作》(《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一文捍卫凡勃伦的价值,甚至盛赞凡勃伦为“工业革命之后的亚当•斯密”(Harold Innis,1956:p23)。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学最主流的理论是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反正统经济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当其他经济学家在象牙塔内研究真空条件假设下的人类行为时,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凡勃伦颠覆了之前正统经济学仅仅着眼于微观人和企业的理论范式,引入人类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来拓展经济学。正如英尼斯1929年对他的高度评价,“如果现代经济学者是分类学家,那么凡勃伦则力图进行经济学的胚胎学、形态学、生理学、生态学和病源学的研究。”(Harold Innis,1956:p24)。英尼斯的传播研究在如下方面受到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决定性影响。

一、文化和整体观

以19世纪70年代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为标志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但到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它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二是完美的市场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科学,这种以自发平衡的市场理论为核心的思想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对现状的解释力也日益丧失。以凡勃伦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之进行批判,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制度主义理论,这一事件在经济思想史上称为“制度主义运动”。凡勃伦综合了德国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学研究对象转向制度,开创了制度经济学。他认为,“在正统经济学内部,社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作用普遍被远远地推入背景之中以致完全得不到考察,从此也就有了作为颗粒脱离社会的单一经济人概念。然而,如果承认‘文化适应规定个人的约束和偏好’,那么经济学家就回避不了有关社会规范的作用以及他们如何跟理性、评判过程的运作相关联等严肃问题。”(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63)。基于这一弊端,凡勃伦提出,社会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展开,经济学应该将经济视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其研究对象应该是经济活动借以开展的制度及其变迁,因此,制度经济学从整体的、演进的角度着重考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家庭、国家、法律、文化、政治、规则、惯例、习俗等各种制度安排,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并据此提出对策。

英尼斯给予凡勃伦“工业革命之后的亚当•斯密”的崇高赞誉,说明他同时从凡勃伦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那里继承了社会整体论的研究理念。其实,斯密创立的经济学最开始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国富论》中斯密注重制度和人的作用,运用系统的方法,来剖析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系统总体的发展,第一次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然而经济学在马歇尔那里引入脱胎于牛顿力学的“均衡”概念后,越来越数学化和抽象化,越来越脱离现实,这恰恰是英尼斯在其研究中所反对的,他认为应当复兴斯密和凡勃伦所开创的分析复杂系统关系的路数。在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体现的这种整体的、联系的视野,他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的伟大概念,“就像解剖学那样,一个整体远远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当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变时,情况就肯定是这样。”(加尔布雷斯,1999:p63)技术通过与法律、政治、经济、宗教、结构、思维等各个系统之间的互动推动了社会内部循环交流,各种社会结构和组织关系是在众多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中产生的副产品,整个文化的前进必须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和调整,因此,英尼斯更多地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来分析社会与技术。

社会整体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是什么?凡勃伦强调要对社会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作分析,这一解答具有强烈的社会心理学具理论色彩。他把制度归结为人们主观心理的基础上累积的思想和习惯,制度本身“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是人所共有的现存的思维习惯”。(凡勃伦,2004:p149)如果记起凡勃伦曾经在霍普金斯大学与杜威一起追随皮尔斯攻读哲学,对他的这种实用主义心理学倾向将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同样说明了为何英尼斯在传播研究中想要考察“传播媒介的效用……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英尼斯,2003:p7),看它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结构和组织方式。在英尼斯看来,社会系统中的个人和行动者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自我动机共同支配,应当从人的主观动机以及所存在的环境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不同的传播模式和传播环境造就了人们不同的环境内容,也决定了行动者与他人所形成的关系模式。时间和空间就是基本的社会关系,它们只有在集体行动中才能共存。正是复杂的传播过程和传播系统决定了行动者的行为方式,道德规范、价值观、信仰、态度和习俗、法律规章、官僚体制、政治政策、社会阶层等制度形式都是人类本能与外界环境、其他行动者的互相制约所形成的,是广泛存在的既定习惯和关系契约。因此传播就是社会内所有行动者的思想关系和组织活动,传播研究的内容则如英尼斯所说,“生活永不停息的外在形态展现出各种特性和偏向,从而为我们深入研究生活可能的方向及局限提供可能。个体的习惯与偏向在制度层面进一步累积并得到增强,这种习惯与偏向形成了社会科学学者研究的主要兴趣点。”(Donald Creighton,1957:p91)这使得英尼斯的传播研究展现出浓厚的社会学风貌。

二、演化的观念

受达尔文进化论、历史学派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从进化、演变的角度看待制度整体,因而制度学派被某些人看作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变种。凡勃伦认为,在人的本能所支配的社会行动中思想和习惯逐渐形成,因而制度也是一个历史进化的过程,“当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通过技术革新的成果克服过去环境下产生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以延续和改善生命过程……制度变迁过程就是工业的和商业的两个职业各自构成的集团的对抗过程。但这种对抗不会表现为激烈的形式,因为思想和行为习惯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通过革命式的变革迅速转变。”(张林,2004:p3)制度的演进过程是人类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是人类应付外界环境的心理变化过程,制度又对人类进一步的行动产生约束力。所以经济研究应该抓住制度的演化这个核心主题,把演化看作是理解经济、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和均衡的思想。

那么,是什么引起制度环境的变革呢?凡勃伦认为,科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技术发展将引发制度变迁。凡勃伦理论体系的哲学来源十分复杂,但实用主义哲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在杜威手里定型的实用主义哲学明确地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将“制度特征”与“技术特征”视为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两个主要方面,前者关注如何保留历史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身份认同、文化仪式;而后者与技术、科学、工具相关,是改变世界的动因,并解构着制度特征的内容。制度特征的视角是向后看的,而技术特征则是向前看,正是二者的不断冲突形成了社会有机体的演变过程。深受这一项影响的凡勃伦提出,社会由两个体系构成,“一个是由金钱部门及其维护者构成的仪式体系,一个是由工业部门及其维护者构成的技术体系。”(张林,2004:p2)这两个体系长期持续的冲突、互动形成了制度的演变和社会的进化,而“制度调整的主力就是劳作本能表现得最明显、受现存制度的约束最大的那个从事工业的、工具性的职业的集团。”(张林,2004:p3)也就是技术集团。在他看来,“物质和技术环境塑造生活模式,后者又转而变成了常规。生活习惯同样包括某些成为常规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包括共同体的技术知识及普遍持有的价值和信念。”(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2)长期来看,技术的后果难以控制,也许会有违初衷,“这种后果可能牵涉到甚至是最根本的制度原则的改变。凡勃伦认为,这种根本性改变可能发生在新技术改变某个重要人群的基本生活模式、生活及思维习惯的地方。旧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失去作用并被其他更符合新的生活环境的方式所取代。”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7)总之,制度演化思想的要义在于外界环境(包括技术)的改变赋予人们心理、思维、习惯等改变的要求。

如同凡勃伦,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中也强调动态演化和技术的作用,提出了相似的演进结构。英尼斯“坚持认为制度的兴衰存在规律,他毕生致力于这种兴衰过程的探索与研究。” (Harold Innis,1956:p24)他对人类文明历史兴衰起伏规律的探索诉诸于考察由传播媒介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形态(制度)的整体性变革。英尼斯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传播与社会,认为传播是一个文化过程,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媒介技术的方面,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仪式方面与工具方面。任何社会活动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即传播技术的更新,人类的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即制度。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制度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其特征是稳定的,并且对变革产生抵触或者约束变革。一方面,技术起源于文化,羊皮纸、纸张、印刷术、广播等媒介本身是制度文明的产物,它们体现了某一制度类型下社会的关系原型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媒介对制度产生影响,它是理解某种文明如何演化的关键;同时,制度影响技术变化的发展方向,促进某些技术的发展,阻碍另一些技术的发展。二者之间构成了相抗衡的矛盾并彼此竞争和决定,社会文化过程始终处于两者的冲突之中,在平衡和失衡的交替中循环演进,历史也就是传播技术所引发的新制度对旧制度的修改和替代。

同样,英尼斯所谓“媒介的偏向”就是媒介同行动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类型及其演化。媒介带来了新的信息,改变了知识传播方式和过程,人们必须在思想和行为上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一些与旧环境难以相容的思维习惯和组织行为被改造或淘汰,去酿造新的制度。传播决定了行动者的思想习惯和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总是不断变化,因此社会制度总是处于无止境的演进之中,它形成的终点也就是调整的起点,“媒介―行动者―社会制度”模式所组成的体系在英尼斯那里分为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类,一旦这个系统完全稳定下来,此时社会或者说文明就被锁定于某种偏向,英尼斯认为它达到了一个知识垄断的终点。

可见,在英尼斯那里,文化的变迁“来自于技术的变迁……技术变迁的速度和方向受到现存制度框架的影响,而制度框架是在思维的习惯方式及决策者的利益中表现出来的。技术通过改变物质条件,通过改变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方法、模式和习惯而产生制度后果。”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47)占支配地位的媒介“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他把注意力指向……技术的偏向和扭曲力,借以显示如何去理解文化。”把“历史环境当作一个试验场,去检验技术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 (麦克卢汉,2003:p5)早期的学者认为英尼斯把媒介技术作为历史文化发展的引擎,强调技术的内部特性塑造了使用者的世界观,人的作用被搁置,于是给他戴上“技术决定论者”的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英尼斯思想的复杂性,也违背了他一再坚持的行动者的作用在文明和帝国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英尼斯的传播学不是单因单果式的,也不是以受限的人类命运为基础,他用演化的视角来看待技术与文化的历史变迁,文化的变化依赖于行动者与制度环境的交流互动,这种互动涵盖了媒介的技术特性、社会结构、地理分布、经济方式、思想生活等一切事物,并赋予了整个传播研究动态的历史发展观。

三、集体主义视角

凡勃伦和与他同时代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学者一样,并非采用微观的个体行为作为考察主体,他不否认个人的选择,但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他认为,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根本不存在,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惟有“社会”才使个人行为得以形成,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选择来源于下列因素的影响:社会经验、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学习和竞争过程等,要承认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并且,个人行为之和不等于集体行为。社会不是、也不应理解成为个人行为的简单之和,制度和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有自身的运动特点,不能分解为个人行为之和。

因此,制度主义始终秉持着凸显社会因素的集体主义方法论,强调在周围的制度环境中处理人类行为的重要性,通过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世界,认为“个人的‘气质状况是在给定的一组传统、惯例以及物质环境下累积而成的。’”在凡勃伦的著作中,集体单位中的各种社会阶层、利益团体和权力组织成为技术演化和制度变迁的参与者和承受人。

英尼斯继承这一视角,我们在他的指引下看到各种帝国中政治、经济、宗教、知识的阶层和利益组织如何驰骋于历史的征战场角力争斗。在演化过程中,英尼斯突出了行动者对制度环境的主动适应和创造性,强调团体理性向社会整体理性转化以及在社会竞争、制度扩散中的作用。通过多个文明帝国的历史进程,英尼斯剖析,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在该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制度的保守和它造成的知识垄断,总有相对抗的新的媒介出来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

四、对权力、所有权的关注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得出结论,人类社会中有闲阶级及有闲阶级制度的形成,与所有权私有制的产生相联系。制度主义的另一位大师康芒斯同样指出,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拥有、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力,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力相联系。因此,与古典经济学不同,制度主义者更多地偏向了权力在社会中的作用而不是市场价格;由制度所决定的权力结构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基础因素,在现实世界,应当关注的是机会集合如何形成。

在英尼斯对媒介的历史分析中,权力阶级的涌现与知识的私有制同时发生。英尼斯并不是割裂的看待传播技术,而是把技术本身当作一个复合体,或者更明确地说,他眼中的技术是深度资本化的技术,新技术兴起的同时掌握此种新技术的组织权力增强、地位上升,旧的团体力量衰退,于是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形态必须做出变革,形成新的权力模式和制度体系。例如,在《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一文中,他分析了美联社凭借电报技术获得垄断地位,并如何与报业争斗、政党角逐相互咬合;向广播的转轨也不会例外,广播这个作为空间偏向的印刷业对立物而出现的媒介,原本是倚重连续性和时间,结果却“诉求于有组织的力量,将有组织力量作为确保连续性的工具。” (英尼斯,2003:p156)为欧美政治、商业权力所操纵,沦为舆论轰炸的机器。他看到政治力量对新闻、出版的操纵,而且,随着新的的可视性媒介――照相机、摄像机、相片、电影等等的诞生,这种操纵和破坏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平。摄像机诞生于一个崇拜视觉的印刷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很容易接受下列观念――新的视觉资源是真实性的客观替代。于是现代思想中所谓的“照相真实主义”(Judith Stamps ,1995:)信念随之形成――照相机和摄像机不会说谎。这种信念的严重后果从电影媒介的操纵性中可见一斑。英尼斯注意到,在“二战”中电影被作为一种宣传工具运用,被用来说服民众关于本国军队的节节胜利。概言之,着眼于权力,英尼斯在传播研究中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张力:平衡与失衡,时间与空间,帝国与风俗(帝国可以没有边界,而风俗却是本地化的),集中化与非集中化,依附与自治,世俗与宗教……英尼斯通过寻求这些问题答案,建立起了现在称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传播研究。对于英尼斯来说,对媒介的兴趣更多的在于了解政治经济历史中的传播技术扮演了怎样的重要角色,他关心媒介生产背后的权力运动,以及特定媒介在管理社会劳动分工、权力分配中所起的作用。他借助媒介“引导我们去考虑结构成分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权力形态和程序。他的研究思路是,弄清每一种权力机构的形态对其他形态起了什么作用。” (麦克卢汉,2003:p6)在他的研究中,无处不体现着他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在权力与垄断问题上的警觉和深度。

学界一般认为,凡勃伦理论“体系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很好的界定技术变化,技术变化所产生的生活模式的变化以及被凡勃伦看作结果的目标、意识形态及有效性标准的变化这三者之间的联系。”(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9)与其方法论上的累积因果分析一致的是,他常常宽泛的断言技术对制度的决定力,却对于“到底制度变迁如何改变个人的处境和目标,或者改变之后的个人理想实际上到底如何引发社会惯例和法则变迁的”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37),鲜有辨析,这当然和他将组织、团体作为分析主体直接相关。比凡勃伦成熟的是,英尼斯辨析了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组织结构、文化形态整体模式上的调整甚至重组;然而,他依然没有解释技术变化和传播行为本身是如何发生和展开的,没有明晰的描绘观念如何在社会内部进行传播和共享,未能体察个体与社会如何通过媒介共生互动,无法对作为人类行为的传播活动过程作出更多的分析,他关注的是传播技术的偏向如何被塑造、利用以建立起相应的社会类型。

繁人都重评价道,“凡勃伦是世上少有的有所谓超前意识的人……因为他所思考和陈诉的观点往往都是被后来的成功人士所接受、认可,但却遭到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反对。所以,他像个外星人一样孤单,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繁人都重,2004:p54)对照凡勃伦,英尼斯所开创的传播技术研究模式在当时无人理解并长期受到冷遇也就不足为奇――这对精神上的师徒堪称同病相怜。除了研究领域上的超前,二者另一个备受冷落的原因在于他们较早采取的跨学科的研究方式,而这种方法基本与数字和量化技术无关。熊彼特曾评价凡勃伦是社会学家,我们在英尼斯的研究中也看到浓郁的社会学风貌。但新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说:“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经济学家最怕变成社会学家。” (繁人都重,2004:)他这话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经济学依循的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模式强大的辐射力。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北美社会科学界普遍转向,努力成为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倡导引入历史学、人类学和其他定性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凡勃伦会在数理经济学家占优势的美国日益边缘化。英尼斯深深地为凡勃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遭到冷遇而鸣不平,他反对单纯和机械的量化研究和数学模型,批评实证主义者把研究工具当做研究内容,这种极度抽象的研究放弃在整个外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所进行的不过是检测“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他强调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纠结着错综复杂的权力活动,面临重重危机,学术研究需要建立在这些现实之上,全面诊断西方社会的问题。

参考文献:

[1]Donald Creighton.Harold Adam Innis, Portrait of a Scholar[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7:96.

[2]Harold Innis.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A].In:Harold Innis.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6:23.

[3]Harold Innis.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A].In:Harold Innis.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6:24.

[4]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3.

[5]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

[6]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49.

[7]英尼斯.帝国与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8]Donald Creighton.Harold Adam Innis, Portrait of a Scholar[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7:91.

[9]张林.制度主义中的凡勃伦―艾尔斯传统:文献综述[A].In: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三辑[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3.

[10]张林.制度主义中的凡勃伦―艾尔斯传统:文献综述[A].In: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三辑[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2.

[11]张林.制度主义中的凡勃伦―艾尔斯传统:文献综述[A].In: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三辑(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3.

[12]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2.

[13]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7.

[14]Harold Innis.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A].In:Harold Innis.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6:24.

[15]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7.

[16]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序言[A].见:英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

[17]英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6.

[18]Judith Stamps.Unthinking Mordernity,Harold Innis and Marshall Mcluhan in dialogue with Theodor Adorno and Walter Benjamin[M].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5:.

[19]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序言[A].见:英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

[20]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9.

[21]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7.

篇12

(一)“经济”与“经济学”术语的由来“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而“经济学”一词，一般认为始见于1615年法国人蒙克莱田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也由此出现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我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将economics译为“经济学”，我国的严复则将其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二)经济学说的演进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前，经济学说的发展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学说两个阶段。在封建社会晚期，西欧各国出现了重商主义的各种论述，成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探讨，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经济学产生。十七世纪中叶后，先后出现了以威廉・配第、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为标志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出现了与英法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不同特点的历史学派，美国早期的经济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获得广泛发展，并逐渐融入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德国历史学派获新发展，美国出现了制度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德、美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二十世纪初到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潮获得发展，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成为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的凯恩斯主义。70年代以后，作为凯恩斯主义批评者的经济学思潮逐渐抬头，同时以新古典分析方法与理论原则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也产生并发展起来，到90年代，继承凯恩斯传统的新凯恩斯主义和继承自由主义传统的新古典主义获得发展。

二、会计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会计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会计的历史起点当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简单刻记与直观绘图记事阶段。直至十四世纪复式簿记产生以后，才是研究会计思想和会计观念最合适的起点。该方法所依据的观念是：企业单位和企业关系的观念；经济业务用货币形式记账的事实；不同的项目可以按照共同的货币单位比较；通过费用和产权账户的使用，说明对资本和收益的区别已有所了解。会计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中世纪意大利商业城市的兴起，会计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表达能力，社会制度方面的前提条件包括：私有财产观念；信贷的发展；资金的积累。但这些前提条件并不能充分阐明会计理论的发展，短期合伙和合伙经营方式的出现不仅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且对会计理论的发展具有更重要的影响。法国人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标志着会计理论的诞生。十五世纪末，意大利城市在政治和贸易上开始没落，该时期复式记账的一项重要发展是在每年的年末计算损益，资产负债表随之产生。十七和十八世纪西欧另一个重要社会制度和经济变化，是工业革命的开始和合股公司及其他形式组织的发展，该变化对以后会计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十九世纪的一系列经济事件使会计有了巨大发展，但会计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经济制度和使用会计数据目的变动的影响。

会计理论与方法的任何创新，都旨在促进生产的发展，但其进步又密切依存于经济的需要。20世纪会计上的重大成就主要包括：第一，政府不仅依法监管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而且规范上市公司应予披露的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信息，组织权威的机构制定会计准则，作为会计对外报告的确认、计量、记录和公开披露的依据。第二，围绕会计的记录、计量、确认、报告，产生了各种会计理论，以此为基础，准则制定机构AICPA和FASB先后研究并了“企业会计普遍适用的准则”、美国FASB财务会计概念框架(1-7号)等。第三，创造了具有控制职能的标准成本会计制度。标准成本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便逐步形成了现代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现代企业会计信息系统，前者服务于市场(主要是投资人和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需要，后者则提供具有“商业秘密”的成本、效益等内部信息，满足企业经营者的需要。这种科学的分工与合作，是20世纪会计科学的又一重大成就。第四，一批中青年会计学者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多角度研究分析会计信息的作用，重新解释和预测了过去已发现和至今未发现或产生的会计现象，经验一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在近30年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成功。

(二)“公认会计原则”的形成与会计理论 “公认会计原则”是20世纪会计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美国经济危机的直接产物。而对合理、科学的会计原则的追求，是推动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因素，并形成观点丰富的财务会计理论体系。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会计界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指责和批评。美国会计师协会(即后来的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任命乔治・梅(GeorgeMay)为主席的“与证券交易所协调委员会”，对会计实务进行调查，并通过了六条“认可的会计原则”。1936年，美国会计师协会的下属委员会在“财务报表的检查”报告中，正式产生“公认会计原则”(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GAAP)的概念。1938年，会计程序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进入了有组织、有意识地制定会计准则的阶段，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认会计原则”。美国在会计准则制定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三个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包括：会计程序委员会、会计原则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这些机构先后的“会计研究公报”、“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和“财务会计准则公告”以及一些相关的解释文件，都属于“公认会计原则”的内容。受美国的影响，其他一些国家也逐步效仿。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成立，标志着公认会计原则已在国际范围内产生实际需要。早期的国际会计准则保留了较多的可选择方法，不利于提高各国财务报表的可比性。本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着手修订已颁布的国际会计准则。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于2000年5月宣布，已完成了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的月份准则的评估工作，二十世纪60和70年代曾发生很多环境变动，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会计师的工作，迫使会计界采用新的会计方法和会计思想。在技术领域，电子计算机是一项最重要的发展，但社会和经济变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会计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人类社会

的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从整体上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会计实践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会计理论的发展，反之亦然；从会计理论的发展史来看，会计理论正在受到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会计理论也愈益从经济学中找寻“支援意识”，并将其转换为会计学理论的基础理论架构。经济学理论在会计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渗透到会计学的各个领域。会计学视野中的经济学应是解释会计现象与拓展会计新领域的一种工具。

三、经济学说对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

(一)政治经济学对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把会计看成确定和控制资本价值运动的手段。就会计职能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而言，马克思指出：“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这里的“簿记”就是会计，从而精辟地概括了会计发展的历史规律及会计职能和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理论认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蕴涵着会计核算。从资本循环可以看出，企业经营的过程是通过垫付货币资本收回更多的货币资本，其目的是取得更多的现金净流入。在企业资本运动过程中，存在相对静止和显著变动两种形态。在资本处于显著变动时，应着重计算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某个期间)全部资本的流量的结果(增量)；在资本处于相对静止时，应着重计算企业在某个经营时点资本的使用状况及对资本的要求权(产权)，其代表企业在某个会计时点资本的存量。可见，借助资本循环，企业的经营业绩特别是现金净流入及财务状况都可以用会计加以计量。

经济理论认为固定资本损耗与会计中的折旧费用密切相关。马克思指出：“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像铸币由于流通而磨损一样。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像剑入鞘不用而生锈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的磨损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磨损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磨损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固定资产无论使用与否，都会发生有形损耗，这种损耗的程度主要决定于其工作负荷程度和固定资产本身的质量。马克思又指出：“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无形损耗。只要同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固定资产除有形损耗外，不定期可能发生着无形损耗。对于固定资产损耗的补偿要采取固定资产更新和固定资产大修理两种形式。而折旧是固定资产由于损耗而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正确地计提折旧，才能正确地计算产品成本，从而保证固定资产再生产具有正常的资本来源。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其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量”。固定资产折旧可按其使用年限平均计算，企业会计也依据该原理来计算折旧。

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中蕴涵产品成本核算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和所用的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使资本自身耗费的东西……，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成本价格是商品中用来补偿所消耗资本价值的那部分价值，是所消耗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的转化形式。成本价格对企业来说是成为出售商品价格的最低界限。商品的成本价格越低，竞争能力越大。根据成本价格理论，产品成本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在生产过程中直接耗费的生产资料，如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等费用；补偿固定资产在生产过程中逐渐磨损而提取的折旧费；以工资形式支付给生产者的劳动报酬；进行生产管理活动所支出的管理费用。在成本计算工作中，应根据这个理论范围计算产品的成本。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必须充分考虑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必不可少的价值耗费的补偿，以及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会计核算要求将企业在生产和销售方面所发生的一切支出综合表现出来，并用企业的销售收入加以补偿。因此，将这些费用计入产品成本，才能得到必要的补偿。同时，将废品损失等非生产性损失的发生列入产品成本，也可以提高产品成本的综合反应作用。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会计理论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Hew institution-aleconomics)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也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显学”。新制度经济学不但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及颇有价值的方法，同时对会计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对会计理论逻辑起点研究的影响。从60年代起，各国会计界普遍将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成果，但制度因素在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了。笔者拟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会计目标进行重新界定，对企业财务会计目标做出分析。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是契约联结的网络。这些契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涉及到投入品的物主和商品的买主，企业不仅与人力资本的提供者(雇员、经理等)、实物资本的提供者(股东、债权人等)缔约，也与原料的供应者、产品的购买者缔约，还与政府缔结政府管制契约、与社会缔结有关社会责任的契约。而企业的契约人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原有的契约人可按一定的规则退出契约，原来未缔约者也可按一定规则加入契约。这样，企业除了有现实的契约人之外，也存在潜在的契约人。契约市场则是现实的契约人与潜在的契约人进行角色转换的制度安排。潜在的契约人可以通过契约市场加入契约，而现实的契约人也可以通过契约市场来退出契约。此外，企业还有间接的契约安排。企业的这种“契约链”是可以无限延伸的，而且随着它的延长。契约人与企业的利益相关度逐渐下降。契约是人与人之间交易的结果，交易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交易费用。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信息、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其中核心部分是信息费用。交易费用对人们之间的契约有重大影响，因此契约人想方设法降低交易费用。会计是一个将企业的经营活动情况进行信息转换和加工的系统，因此，企业财务会计目标可以界定为：降低企业契约人集(指直接契约人、间接契约人、现实契约人、潜在契约人的集合)的交易费用。 　二是对会计研究方法的影响。早期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者们运用的是有效市场假说及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奉行以会计信息价值为中心的理论，但最终发现这种理论不能圆满地解释会计惯例。他们意识到：政府官员和其他管制者们的行为可以根据“人的行为动机是谋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通过建模进行预测。与此同时，在行政管理中同样存在着非零值的交易费用，使得会计程序能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及其价值。于是，在70年代末从传统的

实证会计理论中派生出了一种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理论，该理论强调对不同企业和行业的会计惯例进行解释，它不仅建立在企业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之上，而且是这两种理论的衍生物。在实证会计方面，经济学不仅提供了会计研究的方法论，而且使会计学“侵入”到金融学领域，对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和市场效率假说的检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实证会计理论借鉴的是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思想和方法，致力于根据利益集团选择会计准则、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的行为，来解释现存的各种44t实务，从而用实证方法证明有关会计假设，以对未来会计实务进行预测，这和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大为不同。

三是对会计规范研究的影响。会计规范是有关会计信息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制度安排，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奕的结果。会计规范的演进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变迁问题，会计规范演进的原因是会计规范的不均衡，会计规范的不均衡是指会计规范的需求与供给不一致。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会计规范的需求与供给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原来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不再使制度需求者的净收益最大，因此产生了制度创新的动机和需求；另一方面，又改变了制度的选择集合和选择范围，从而改变了制度的有效供给。同时，这种制度的不均衡是一种常态，而制度的均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制度的变迁只不过是从一种不均衡状态到另一种不均衡状态，而不是从不均衡状态到均衡状态，会计规范只存在于动态过程之中，会计规范的演进就是在以上背景下发生的。新制度经济学是研究制度的科学，制度作为一套行为规则被用来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相互关系，会计规范正是包含在制度该概念之内的。因此，会计规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可以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用制度分析框架来分析和研究会计规范问题。

四是对会计史研究的影响。传统的会计史研究方式是按照时间顺序、以重大的会计史实为基础来描述会计史。其缺陷在于：这种方式以描述为主，使不少会计研究文献只是史料的堆积，忽视了对史料的分析；缺乏理论分析工具，只通过规范方法进行研究，缺乏定量分析与实证支持，客观性、可证实性差；研究的实际意义不大，只是对会计的过去进行了回顾，不能对现在的会计理论研究起作用，更不能对会计的未来做出预测。如果将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会计史研究，其意义在于：以制度变迁为线索把握会计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减少研究的盲目性；以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对会计史做定量分析，用实证方法研究会计史问题，从而提炼出一个对会计史进行理性分析的框架；进行会计史研究也不再只是为了对会计的过去进行回顾，而是要通过对会计发展历史上会计环境与会计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检验现行会计理论与会计环境的一致性，并对会计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五是委托理论与产权会计学对会计理论的影响。理论假设人有不同的偏好，并且都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甚至会有机会主义行为，这就导致了成本(包括签约成本、监督成本、保证成本、剩余损失)的发生。所以，委托人需要一种控制系统来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标来行事。该控制系统包括三部分：决策权的分配、业绩计量与评价和奖励与惩罚。契约和决策的形成需要信息为基础，而会计和审计正与这种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有关，所以理论被用在会计和审计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和审计程序的效率特点。产权会计理论认为：产权界定是会计产生的基本动因之一；产权制度是会计政策选择的出发点与归宿；提高产权效率是制定会计准则的基本要求；产权博弈关系决定企业会计的未来发展取向。

六是信息经济学对会计理论的影响。司可脱(sccott)的《财务会计理论》是基于信息经济学来构建的，作者认为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协调会计信息的不同角色。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信息经济学、证券价格和行为科学在财务会计研究中的运用，导致由经济收益计量观向决策有用观的转变，“主要会计职业界已经采纳了决策有用观”。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1号(1978)将财务呈报的目标确定为：财务报告应该提供与现在的潜在的投资者和信贷人以及其他用户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及类似决策有用的信息；财务报告应该提供有助于现在的、潜在的投资者和信贷人以及其他用户评估企业预期现金流人的数量、时间和不确定性的有用信息；财务报告应该提供关于企业的经济资源、对这些资源的要求权以及使资源和对这些资源的要求权发生变动的交易、事件和情况影响的信息。

(三)人力资本理论对会计理论研究的影响：人力资源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的创立得益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指出，人力知识、能力、健康等质量的提高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数量的增加重要。会计系统如果不能反映这种重要的资源，那么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势必大打折扣，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该影响会日益加大。

(四)会计由微观控制走向宏观控制：国民经济会计郭道扬教授在二十世纪会计大事评说(七)中写道：“20世纪以前，会计(簿记)所正视的基本上是一个微观经济世界，它参与对国家经济、企业经济的管理也基本上囿于微观经济范围。进人20世纪后，会计环境巨变促使它走向宏观经济控制领域，在宏观会计建设方面开创了新的格局”。会计由微观走向宏观，会计环境的巨变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只是外因，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是人的因素。国民经济会计又称国民会计、总量会计或社会会计。最早提出社会会计概念的是1972年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希克斯，他在其著作《经济的社会结构一经济学入门》一书中认为：所谓社会会计学，就如同借会计学能在一望之下把握企业经济活动全貌一般，利用相同的会计学方法，力图掌握国民经济的整体活动状况。希克斯在国民经济会计理论上的贡献可归纳为：一是企业中会计师所用的一般化的表式可用于国民收入的计算，具体表现为生产记录表、收入及支出记录表、储蓄及投资记录表。这三种记录表是构成社会记录体系的基石。二是提出了分部报告的思想。许多交易在国民经济的内部交易中已相互抵销，因此应将构成国民经济的无数经济单位分成若干集团，就各个集团制作多个记录表。三是可将上述集团分成企业部门、个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三类，这三类部门各自制作三个记录表，并据以制作整个国民经济的记录表，这便是国民收入表。为使此表更趋完备，还须外加国际收支平衡表。

三十年代末，理查德・斯通等人在凯恩斯的指导下，将会计学中的复式记账原理、会计账户体系、平衡原理等理论，引入国民收入核算，为英国计算国民收入。四十年代，斯通又与米德(1977年诺贝尔奖得主)合著出版了《国民收入和支出》一书，为改进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十年代，为了解决国与国之间国民收入核算标准问题，斯通在联合国带领专家工作组专门研究“国民收入”会计问题，在以往相关成果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题为《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及辅助表》的报告(简称SNA)。此后，

经过反复修订，于1968年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15次会议上通过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A sy8tern of National Accounts)。自此，国民经济会计研究和推广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是将微观经济簿记原理与宏观经济要素和模型相结合，综合运用会计、统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它表示一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及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具体来说，SNA就是按照一个“历年”对国民经济活动的总成果在微观会计的基础上进行核算，在事后又应用统计方法进行估算，并根据复式记账平衡原理，系统编制各式报表，最终综合反映全国生产、消费、投资、所得分配，以及家庭收支、政府收支及其国外交易全貌，从而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准确而又全面的信息。美国经济学家彼特森指出：“社会会计包括五个组成部分，即国民收入和生产账、资金流量账、投入产出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国民资产负债和国民财富表”。由于SNA主要是以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为核算对象，采用了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报表等会计方法，并且大部分数据资料均来源于企业的会计报表，因而称之为国民经济会计(社会会计)。

篇13

关键词：初中数学 经济 应用题 教学

作为中学教育阶段的基础必修课程，数学对培养学生基础数学知识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初中数学教学注重的是应用题的教学，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更加强调经济类应用题的教学，通过数学应用题的练习可以巩固和夯实学生的数学基础知识理论，培养学生用数学知识来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促进中学数学教学水平和成果的提升。随着新课程的改革，初中数学应用题的教学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对传统纯理论性和脱离学生经济生活实际的应用题型进行优化和改革势在必行。因此，初中数学老师在教课过程中要与时俱进，在经济活动中传授知识，让学生在教学和练习环节中掌握数学知识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从而提升学生数学知识的应用水平。

一、数学与社会经济活动关系

数学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早在十七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配第就用“数学、重量和尺度”等关系来阐明经济现象；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曾写到“在制定经济理论时，计算的错误大大阻碍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来，把代数迅速的温习了一遍。”由此可见数学可以给经济发胀提供有力的帮助。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数学知识应用于银行业务，如储蓄、贷款合贷币兑换等，更能从容解决住房贷款和助学贷款问题；还可以比较等额还贷和差额还贷，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还贷方式，进一步处理好银行业务。此外，中学数学知识还可应用于广告、折旧和税利率等。在经济活动研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过应用数学方法来定性和定量地研究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小到水果买卖，大到大型企业运营，都需要用数学知识考虑如何使成本最小、利润最大。目前，经济学正朝着利用数学来表达其方向发展，运用数学原理和方法来解决经济学问题已成为当代教学的潮流。

二、初中数学应用题教学的重要性

当代教育注重素质教育和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提倡学生的全面、持续、和谐发展，新课改强调中学的数学教学应该充分重视数学理论与实际生活结合，即数学的实践性。荷兰数学家弗赖登塔尔曾说“与其说让学生学习数学，不如说让学生学习数学化”，他认为数学来源于现实。数学应用题来源于现实问题，是现实问题的缩影，是初中阶段学生了解数学应用的一个窗口，是目前检测学生应用能力的典型内容。应用题对初中数学教学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将培养学生解决数学应用题的能力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和经济生活，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能把学校里学到的数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来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三、当前初中经济应用题教学的现状

（1）初中生的经济类应用题基础比较薄弱。初中生受到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影响而重课本，轻生活，面对变换的经济类应用问题，由于生活阅历有限和经济背景欠缺而读不懂题意，以至于无从下手，而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只是变换了一种说法或形式，但是学生却很难做到举一反三。另外，很多学生阅读能力比较薄弱， 当遇到题目比较长的经济应用题就无从下手，不会以逻辑思维去思考问题，找不到题目中的数量关系，甚至想放弃问题。

（2）教学过程中不能把理论与实际相互联系。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把理论概念与生活中实际的经济问题联系起来，就能使学生在课堂中收获良好的效果。但是类似传统初中数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大多数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仍拘泥于传统理论，向学生灌输大量理论和解题技巧，而不注重与学生身边实例相联系，学生只是被动地记住相关知识而无法灵活运用它去解决实际问题。

（3）初中数学教学仍采用传统的的教学方式。从古至今，教师都只重视理论知识和解题方法的传授，而对实践性的活动和教学则开展的很少。老师讲应用题时，将解题过程一长串放到黑板上，学生只是边听边记笔记而没有太注重老师的分析过程，因此感到数学枯燥无味，很难提起精神，从而影响了课堂效果。这样的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教学模式。

四、初中经济应用题教学改进措施

（1）从课外活动下手，提升学生的经济类应用题基础。在学校的课堂上，老师不仅要给学生传授数学知识，更要结合教学内容渗透与数学相关的经济知识；在课外，老师可利用周末让学生走进商店，了解打折销售，进一步了解利润、售价和成本价之间的关系。这样增强了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和应用题学习的信心，并且可以使学生体会到数学来源于生活而又服务于生活，从而培养学生学习和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

（2）活跃数学应用题教学氛围，使学生参与到数学活动中。老师要注重数学教学氛围的创造，向学生提供充足的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丰富学生的课外数学活动，增加学生对数学应用题的兴趣，而不再是一看到应用题就想跳过去，使学生既能在活跃和轻松的教学氛围中学习，又能发挥自己联系实际经济生活的聪明才智。

（3）将实际生活经济实例引入中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中。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找到解决数学经济应用题的灵感，通过应用题的练习，更好地为实际经济生活服务。教师还应不断引导学生将数学知识运用到身边的经济问题中，例如存款利息计算和商品买卖，是学生以后必然要接触到的实际经济问题。

五、结论

随着教育机制的改革，我国对初中数学经济应用题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老师培养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越来越高。初中数学教师要培养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要研究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掌握数学经济应用题教学的特点，使数学课堂教学得到优化，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强化。

参考文献：

篇14

关键词：图书馆；图书馆经济学；研究内容；研究方向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条基本原则。图书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显然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因此，图书馆从诞生到发展也必然要受到经济规律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对于图书馆经济学的研究却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①对于图书馆的投入显然是属于经济活动的范畴，但产出却是属于无法量化的社会效益，这就造成了无法以投入产出比这一经典经济学方法对其进行研究的结果。②图书馆的产出既然是社会效益，那么，其投资主体或者说主要投资人必然是国家或者社会有关部门。因此，对于国家和社会有关部门的投资行为也是无法单纯以经济学的范畴进行考量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学对现代图书馆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于现代图书馆经济学的研究也必须有所加强。

1图书馆的发展从来就是和经济学密不可分的

说起图书馆的发展，首先就必须提到文献。早期的文献载体无论是甲骨还是青铜在当时都是极其昂贵的，都承担过货币的职能或者说作过货币的原料。而其后出现的竹简和丝帛虽然其珍贵程度有所下降，但制造和使用成本仍然把大量的对于文化渴求的人们拒之门外。从而使得文化成为了贵族和皇家的专利。在对古代图书馆的发展研究中，我们往往把文化垄断的原因归结于统治阶级对知识自由对自己的专制统治利益产生威胁的恐惧，但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获取知识所付出成本的高昂才使得文化垄断成为古代社会的一种现象。纸张的发明从一定程度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早期依然会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造纸业的发展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了图书出版的经济问题，但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同样是需要成本的，图书馆的建设更是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所以，无论是汉代的天禄阁与石渠阁，还是西方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都是建在王宫里，由皇家所建，皇家的财力是早期图书馆存在的基础。而在民间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业的发展的基础上也才使得私人藏书楼的出现成为可能。皇家图书馆和古代私人古代藏书楼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藏”而不重“用”。“书藏”思想一直在古代图书馆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官府藏书还是私人藏书，都重收藏和保护，不向社会开放或仅在限定范围内对极少数人开放，其最主要的功能是文化的保存和传承。这种现象的出现同样可以用经济原因来进行解释，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交通的不便使得古代图书馆的辐射范围极小，而图书的复制同样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这种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或者说产出几乎为零的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必然会走上从以藏与主到以为读者服务，以用为主的道路。对于现代图书馆而言，为读者服务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从现代经济学中的需求与供给关系来说，读者的文献和信息需求是需求方，而图书馆则是文献和信息的供给方。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文献和信息的保存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经济学来说就是供给的内容和渠道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此，读者至上的原则就成为维系这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纽带。

2从现代图书馆的流程来研究图书馆经济学

图书馆经济学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其目的是为了使现代图书馆的各种行为更加符合经济规律。图书馆经济学是以图书馆活动中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一般来说，现代图书馆的经典流程就是我们常说的“采编典流”4个方面。当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具体的过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考察这种变化，也能让我们对经济规律所起的作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首先，是采购方面，图书馆从本质上来说扮演的是文献和信息中介的角色，对于绝大多数图书馆来说，文献和信息是需要通过采购来获得的，当然，少量的二次文献和自建数据库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因此如何衡量所采文献和信息的价值就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方向。读者或者说用户的需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大数据飞速发展的今天，对读者和用户的行为进行分析已经是相对轻松的任务，这种分析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出所采购的文献信息和用户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从而真正提高图书馆资源的使用率。而在此之前的图书馆，这些工作更多的是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来完成的，例如，从众多寄来的订书目录中挑选图书，参加各种现场采购会，邀请部分专业学者对专业图书进行筛选等等。但这些方式不仅对采购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效果也仅仅是从采购源头提升了采购质量，是否能够真正满足用户的需要还是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通俗的说，以前的采购是我尽量提升采购质量，至于合不合用就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而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出现则使得采购方式成为用户需要哪方面的东西，就采购哪方面的东西。这也就是大数据研究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其次，编目和典藏在传统图书馆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关的研究书籍汗牛充栋。从文献信息中介的角度来说，这两个过程就相当于把买来的东西进行加工和包装，再以用户方便的模式提供给读者。对于读者和用户来说，这个过程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图书馆用的编目标准是什么，典藏流程怎么样最多也就是增加了一点他们使用的难度，而且这种难度也是很容易被克服的———向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咨询就可以。因此，随着信息技术和现代图书馆对于工作人员要求的提高，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图书馆已经把图书和期刊的编目进行了外包，外包的本质是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带来的效率的提升，这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最后，再来说说流通环节，应该说这才是现代图书馆最重要的部分。为读者服务，读者至上的目标只有在流通环节才能体现出来。采购和加工都是为流通服务的。文献信息的最终价值也只有在用户使用中才能体现出来。文献信息的价值可以分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理论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理论学术价值和评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因此，现代图书馆经济学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察图书馆信息的价值，揭示如何从源头开始更好的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包括扩大文献信息的来源范围，通过一定的方法精选出读者和用户需要的相关内容，提供良好的用户使用环境等。

3现代图书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

从成本经济学来说，投入和产出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为读者服务同样不能不计成本，在文化保存和传播中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也是现代图书馆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图书馆提供的服务所产生的费用主要是由国家和社会代读者或用户支付的，其来源包括税收或某些人士或机构的捐赠。所产生的收益主要是社会效益。图书馆的社会效益是指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素质，促使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产生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图书馆被称为培养人才的“第二课堂”，其教育职能也是其社会效益的体现。但这种效益的产生往往是长期性的，对于追求经济利益的短期投资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当国家或者社会主要投资方向偏离文化方面的时候，图书馆的地位就会非常尴尬。投入不够让图书馆的服务有所缺失，从而让读者远离图书馆，也就更加让图书馆得不到重视并进而影响到投入的总量，形成一种死循环。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无非是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如何让现有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是节流的主要研究方向。诸如图书馆资源建设、座位管理等都可以归入此类。在资源建设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资源共享。资源共享使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成本大大降低。而计算机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也能够让检索效率得到提高，从而降低读者使用图书馆的时间成本。至于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研究，如座位管理的目的也是使得图书馆的硬件不至于浪费。目前，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向定量方向发展，图书馆经济学也广泛应用各种数学统计方法，通过各种数量关系来分析图书馆信息的内在关系和发展变化规律，其目的也是通过研究读者对图书馆的使用从而为图书馆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而努力。开源主要是指图书馆服务的商业模式开发。图书馆的商业模式开发是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着重开发为经济服务的信息资源，以市场化的有偿服务为主。应该来说，图书馆的商业模式开发是现代图书馆摆脱经费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据报道，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每年通过有偿服务所获得的收入约为3000万英镑，是其经费来源的30％。当然，图书馆的商业模式开发只能是一种补充，不能对正常情况下读者或用户利用图书馆产生不良影响。对于公益性的信息必须体现出社会效益原则，而对于学校图书馆则必须在为本校师生服务的前提下，才能向社会、企业提供商业信息服务。图书馆的商业模式开发主要是信息服务。其中，信息可以被看做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是图书馆服务的延伸，必然会与其他信息产业展开竞争，而竞争恰恰是市场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消费者（读者或者用户）具有最大限度的选择权，因此，对于图书馆来说，读者、用户就是其信息服务的最终目标。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主要包括包括专题信息检索、定题跟踪服务、信息调研分析、代查代译、专业技术报导、与某些行业开展特色服务、与企业联合开发信息资源等。其实，这样的服务可以看作传统图书馆参考咨询部门业务的扩展，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传统的参考咨询是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而且基本上不考虑回报，而商业模式下的开发则是一切以读者的需要为目标，同时要兼顾投入产出和效益。图书馆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使图书馆的活动能够符合经济规律，提高图书馆资源的使用效率，更好地为读者和用户服务，从而也促进图书馆本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陆萍，王娟萍．经济学视角下图书馆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