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特征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流动人口特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现实必然导致其流动过程的复杂性和产生问题的多样性。因此，把握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是正确处理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前提条件。流动人口的突出特征主要有：

第一，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从本质上说是劳动力在流动。在流动人口中，15--45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流动人口年龄构成年轻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3年9月进行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表明，40岁以下(不包括40岁)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也表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显著的年龄聚集特点，流动人口年龄主要集中在15―45岁之间，占流动人口80％以上。

第二，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上为主。流动人口除了年龄构成年轻的特点外，流动与不流动入口的受教育状况大不相同。流动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超过一半，远远高于流出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在流入地的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绝对优势，占流入地流动人口的70．17％；文盲和半文盲比重相对较低，仅占4．66％。未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第三，流动人口以非举家流动为主。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流动人口调查对象户均人口数为4,33人，每户流动为2,1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有2．22人没有发生流动。这就是说流动人口平均带动能力为1．11人，流动过程中的带动能力还比较小。夫妻共同流动的比例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其他家庭成员留居户籍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一同流动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举家流入一个地方的家庭流入量相对较弱，具有明显的非完整家庭流动特征。

第四，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为主。流动人口流动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原因。据抽样调查，流动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90％以上，其中有近45％的流动人口月收入不到500元。由此可以推断，与流入地劳动力收入相比，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人群为主。流动人口不仅在收入分布上存在收入较低的特点，而且收入分布的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月均收入相对较高，而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流动人口收入较低。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大大低于当地居民，即便是在从事完全相同工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流动劳动力存在克扣和变相克扣工资问题。

第五，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条件较差。流动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为集体宿舍、自租房等形式，生活和卫生条件差。流动人口的营养状况差，卫生保健知识缺乏，容易引发传染病和流行病，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在社会保障方面，绝大部分流动劳动力没有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等基本的社会保障。

篇2

【关键词】 流动人口；肺结核；患病特征

近两年晋江的肺结核疫情有上升趋势， 而结核病的高发人群是流动人群中的青壮年， 他们部分来自结核病流行比较严重的农村地区， 进入城市后因环境的改变、劳累、居住环境差等因素， 结核病的发病机会增多。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中结核患者如未能及时发现和治疗， 容易因居住拥挤传染给别人。因此， 加强流动人口肺结核患病特征研究就十分重要。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参考2008～2012年晋江疾控中心及卫生部门公布数据， 同时参考晋江市《结核患者登记本》登记的患者数量进行修正。

1. 2 研究方法 将统计到的资料录入到电脑数据库， 采用FOXBASE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对20%数据进行复核， 复核准确率在98%以上。

2 结果

2. 1 患者构成 在本次统计中， 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数量和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根据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晋江市人口达198.64万人， 外来人口90多万， 外来人口比例接近占50%。2012年全市发现、治疗管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1092例， 其中外来人员722例， 占66.1%， 而在2008年此比例还不超过40%。

2. 2 年龄分布 本次调查统计中， 18～35岁患者在2012年晋江市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中的所占比例最高， 占到了71. 2%， 但近些年有下降的趋势， 如此形成对比的是， 46～60岁的患者与2008年相比有了上升的趋势， 由9.1%上升到了15.8%。

2. 3 性别分布 本次调查统计中， 2012年晋江市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中男性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女性， 在2012年晋江市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男418例， 女204， 比例为2.05：1， 在最近的几年统计调查中， 男女比例一直在2：1左右比较稳定。

2. 4 职业特征 从职业分布特征来看， 农民工所占的比例最大， 农民工和无业人员构成了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的主体（详见表1）。

2. 5 病型分布

在本次调查统计中， 2008～2012年间从病型分布来看， 分布基本一致， 2012年流动人口肺结核病患中主要以浸润型为主， 比例占到了89.31%；结核性胸膜炎发病率在6.08%；而在儿童中多见的粟粒性肺结核所占比例近年来较少。

2. 6 症状特征

从本次调查来看， 患者出现频率最高的症状是咳嗽， 还有一部分患者由于及时发现而没有明显症状， 其他症状有发热、咳血、乏力、盗汗等。

3 讨论

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之后， 由于环境改变、精神紧张、工作劳累、压力加大， 加上免疫力低下（有的未接种过疫苗）、衣食住行和医疗卫生保健等条件相对较差， 因此发病的机会较高[1]。如患病之后又未能及时发现和治疗， 因居住拥挤容易造成结核病的传播。在发病人员中， 因男性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在农村地区男性多从事体力劳动， 由于长期的体力透支， 生活压力的紧迫， 工作环境不好加上很多男性有不好的生活习惯， 如吸烟和酗酒造成机体的免疫力下降， 而结核病多侵犯抵抗力低的人群[2]。所以容易导致流动人口中青壮年男性结核病高发。

4 建议

对于疾控中心应将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发现与治管工作纳入结核病防治工作规划， 开展追踪服务工作。在常规方法追踪未到位的情况下， 可利用雇用的专职人员参与转诊未到位的网络直报患者追踪工作， 对流动人口患者在提供常规免费诊疗的基础上， 额外提供交通费补助和生活补助， 并对部分患者提供心理支持， 以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3]。同时要加大宣传， 在流动人口密集的工厂、企业进行结核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 提高结核病典型症状的知晓率， 在有症状后直接到结防所检查， 达到早期发现患者的目的；鼓励企业、工厂等密集人群的单位， 做好用工前的健康检查和每年一度的健康检查， 防止密集人群疫情扩散等措施， 减少流动人口对全市疫情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廖辉陵， 陈倩盈.深圳市某区2003—2007年流动人口肺结核病流行病学分析.中国热带医学， 2008，8（10）：1802-1803.

篇3

Key word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employment；income；impact factor

中国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是伴随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是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1]。庞大的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构成、人口的城乡分布、社会的阶层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现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布比较集中，多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行业[3，4]，亲友网络等非正式就业渠道仍然是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主要途径[5]；流动人口就业“非农化”倾向明显，但是没有使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得到真正的提升和改善[6]；流动劳动力失业率进一步提高[7]；虽然流动人口收入有一定提高，权益保护在一定程度得到改善[8]，但在流动人口内部和城乡户籍间仍存在收入待遇和权益保护的差距[9]，流动人口仍受到就业保障歧视[10]。

河北省作为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最大来源地[11]，人口流动规模巨大。因此对河北省流动人口就业特征的研究对于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城市群统筹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受到数据获得的限制，现有研究多数只对小区域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缺乏对河北省就业流动人口的详细研究，且很难对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进行对比研究。本研究采用2013年河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对比研究的视角，分别对河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2013年组织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采用了包括河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就业相关数据，用于分析河北省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和收入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等相关内容。流动人口指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人口。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处于就业状态的流动人口，共获得河北省流动人口有效样本14 822个，其中流入人口6 940个，流出人口7 882个。

1.2 方法

基于原调查数据，结合现有流动人口就业职业分类的统计标准和收入等级划分方法，设定适于分析流动人口职业特点的分类标准和收入等级。

职业分类标准为：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业人员，包括经商、商贩、保洁、家政、餐饮、保安、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等；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包括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无固定职业和其他人员；公务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收入等级为：低收入水平，月收入水平在2 000元及以下；中低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2 000元且小于等于3 000元；中高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3 000元且小于等于4 000元；高收入水平，月收入在4 000元以上。

研究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多项logit回归分析方法和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对河北省流动人口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进行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对比分析。

2 就业特征描述

2.1 职业特征描述

从职业的分布来看，河北省流入人口中服务业人员占59.81%，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占32.71%，专业技术人员占5.98%，公务人员占1.50%。河北省流入人口在第一产业中的就业比例极低，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均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就业，尤其是从事服务业的比例最高。流出人口中，除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比例较低以外，其他三类职业流出人口的分布比例均高于流入人口。整体来看，河北省流动人口就业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非农化”趋向继续强化，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进城后绝大多数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二是受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和较低的流动人口职业技能水平影响，大多数就业人口集中分布于对职业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行业、农业、生产制造类行业等次级劳动力市场，无法向主要劳动力市场转移。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除了受劳动者素质的影响外，也与市场中存在的户籍方面的歧视有关[12]。

2.2 收入特征描述

河北省流入人口的月均收入为3 019.38元，比流出人口平均水平低239.24元；对于流入和流出人口来说，月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均是专业技术人员，最低的均是服务业人员；除了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月均收入略高于流出人口外，流入人口其他三类职业的月均收入水平均低于流出人口。就工作强度来看，河北省流动人口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9 h，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月均收入最低的服务业人员每天工作时间最长；除公务人员外，流入人口各类职业的工作强度也均超过流出人口。这表明流动人口在各地区就业时待遇方面受到一定的歧视。流动人口被分割在次级劳动力市场，除了损害流动人口的就业权益，影响流动人口收入和公平享受其他基本资源外，也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和劳动力市场的紊乱。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改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成为当前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关键。

3 就业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3.1 职业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3.1.1 变量选取与测度 本研究将职业作为因变量，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作为控制变量，流入时间、本次流动范围作为协变量，分别建立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职业影响因素模型（表3）。

3.1.2 职业影响因素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职业影响因素模型通过运用多项logit回归模型，整体回归的效果良好，模型在统计上具有意义（流入人口模型最终卡方值为1 259.23，P值为0.000；流出人口模型最终卡方值为1 328.63，P值为0.000）。流动人口的职业因变量为四分类变量，因此产生了以“公务人员”分类为参照的三个最终模型。

1）人口学特征。表4和表5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户口性质和受教育程度对河北省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对其职业选择没有影响。受专业技术工作性质的影响，年龄对其影响不显著，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中专的男性流动人口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性最大；初中及以下的21-40岁的流动人口成为服务业人员的比例更高；初中及以下的青壮年男性在农业及生产制造类工作的可能性更大。

2）流动特点。将流动范围和流入时间用作反应河北省流动人口流动特征的控制变量。从表4和表5来看，流动范围对河北省流入人口的职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对流出人口的职业选择影响不显著，流入时间对河北省流动人口职业选择影响不显著。对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服务业工作和农业及生产制造类工作的河北省流入人口来说，流动范围每缩小一个等级，发生比将分别降低到原来的54.4%、66.9%、63.3%。研究认为跨省流动的人口在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方面比只具备省内迁移能力的流动人口更有优势，并且当流动范围拉大时，迫于生计等原因流动人口更易接受工作，因此其职业选择范畴远大于流动范围小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找到正式工作之前，多在流入地已滞留一段时间，因此流入时间并不等于就业时间，不能将其和工作经验挂钩，进而使得流入时间对河北省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3.2 收入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3.2.1 变量选取与测度 本研究将收入等级的因变量在模型中的编码设为“0、1、2、3”，并建立影响河北省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将人口学特征、流动特点作为控制变量全部引入模型，变量的编码类型和度量标准同上。

3.2.2 收入水平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河北省流动人口收入模型整体结果表明，人口学特征以及流动特点对收入水平提高具有显著影响，其收入模型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意义（流入人口模型卡方统计量为868.572，P=0.000；流出人口模型卡方统计量为489.743，P值为0.000）。

1）人口学特征。相对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收入等级提高的可能性分别为3.290、2.280，因此男性收入等级不断提高的概率更大。由于人力资源禀赋方面差异、社会观念的偏见和性别歧视等多方面原因，女性劳动者月均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因此作为双重弱势群体的女性就业流动人口所面临的收入性别差异更为严重。

31-40岁的流动人口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最大，发生比分别为1.192、1.221。这是由于该类人群在体力和外出工作经验、人力资本方面都更有优势，能够凭借自身优势提高收入；20岁及以下的青年劳动力收入等级的发生比仅为0.496，这主要是由于青年劳动力缺乏工作经验，难以获得更高收入；21-30岁和41-50岁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则和50岁及以上相差不大，这基本反映出典型的就业年龄特征，随着年龄增长，个人收入先升后降，在个人就业能力最强的阶段达到峰值[13]。

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最大。表明受教育程度对于流动人口收入有着较高的正向回报率。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受教育的年限越高，其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就越强，积累工作经验和提高职业技能的可能性越大，在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中更易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能力，因此提高收入的概率不断增大。

和非农业户口相比，农业户口的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降低，发生比分别为0.976、0.681。这和中国广泛存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关系密切，农业户口流动人口一般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流动，很难进入初级劳动力市场，这也表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仅造成城乡之间普遍存在收入差距，即使在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内部也仍存在显著影响，在流动人口内部也深深打上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烙印。

回归模型显示出婚姻状况对于收入的影响在低于5%的水平上显著。婚姻状况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相对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的就业流动人口来说，未婚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人口。已婚流动人口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促使其不断争取更高的收入以维持家庭稳定与发展；未婚人口缺乏工作经验和家庭的刚性约束，流动性更强，从而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2）流动特点。流动范围变量对收入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统计意义。和市内跨县相比，跨省流动和省内跨市的流动范围在统计上更加显著，流入人口的发生比分别为1.675、1.262，而流出人口收入影响因素模型中跨省流动依旧是影响河北省流出人口收入等级的主要因子，发生比为2.502，明显高于其市内跨县的参照标准，甚至高出了流入人口收入模型中其跨省流动发生比。这表明流动范围越远，流入人口收入等级提高的可能性越大。跨省就业的流动人口往往具备较高的劳动技能和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以便获取更高的收入来弥补跨省流动所带来的迁徙成本。如果跨省流动不能实现流动人口在成本―收益比较下获得更大收益的初衷，那么跨省流动的优势也就随之丧失[14]。

流入时间变量对流入人口的收入水平提高影响不显著，对流出人口影响显著。这表明河北省用工单位更加看重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外出经验和职业技能等方面的素质，而流入时间长短不等同于就业时间长短，因此流入时间长短并没有成为影响河北省流入人口收入水平的因素。出乎意料的是，不同于罗俊峰等[15]发现的流入时间和收入等级呈“U”型关系的结论，本研究中发现随着流出时间的延长，河北省流出人口月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呈降低趋势。由于流动人口集中于相对低端的行业，随着流出时间的延长，可利用的资源具有有限性，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趋势，因此月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降低。

从流入和流出人口职业选择模型和收入模型对比来看，变量之间发生比在同一模型内部和不同模型之间的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贡献程度的大小，也体现了不同省份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综合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的用工要求，河北省流出人口更易受到流入地用工单位工作经验和学历歧视。

4 结论与讨论

1）河北省流动人口集中分布于对职业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业和农业及生产制造类行业等次级劳动力市场，无法向主要劳动力市场转移，社会阶层无法得到提升。

2）和男性相比，女性在就业、收入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就业选择的多样性受限，提高收入的可能性降低。年龄与职业选择多样性、月收入提高基本呈倒U形关系。受教育程度对职业选择和收入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回报率。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提高就业层次和获取高收入的可能性低于非农业户口。未婚就业流动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人口。流动范围越远，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范畴和提高收入的可能性越大。流入时间越长，河北省流出人口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反呈降低趋势。

参考文献：

[1] 王胜今，许世存.吉林省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53（3）：5-15，175.

[2] 段成荣，杨 舸，张 斐，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J].人口研究，2008，32（6）：30-43.

[3] 林 耿，王炼军.阶层化背景下的就业空间――以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为例[J].地理研究，2010，29（6）：1069-1082.

[4] 尹德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空间流动和职业流动[J].北京社会科学，2007（4）：92-97.

[5] 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与分析[J].人口研究，2007，31（2）：30-40.

[6] 宋 健.中国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留守人口的比较研究[J].人口研究，2010，34（6）：32-42.

[7] 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研究，2013，37（2）：17-24.

[8] 杜 鹏，丁志宏，李 兵，等.来京人口的就业、权益保障与社会融合[J].人口研究，2005（4）：53-61.

[9] 杨菊华.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J].人口学刊，2011（5）：3-15.

[10] 张体魄.就业歧视与农民工社会保障[J].农村经济，2010（9）：67-70.

[11] 张武保，孙桂平.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发展报告[R].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

[12]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报告[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3.

[13] 宋月萍，徐 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条件行业差距实证研究[J].南方人口，2012，27（3）：57-64.

篇4

关键词：流动人口;区位商;多中心模型;影响因素;山西省

Abstract：Population mobility which bas been recognized as a socioeconomic phenomenon，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tak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as study object and take prefecture-level city、county-level city and country as the research unit， based on the census data of Shanxi province， used floating population location quotient and multi-center model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n we stud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which caused the special phenomen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scal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experienced a rapid development， capital city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in absorbing floating population; 2）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gradually become the new driving force which can affe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3） the develop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orm native cities showed a trend of evolution form spatial agglomeration to spatial equilibrium，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presented a character of gathering to the district which has bigger population size and higher urban hierarchy; 4）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condition and the size and the designated function of cities， but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urbanization rate.

Key words：floating population;location quotient;multi-center model;influence factors;Shanxi Province

中图分类号：K9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2-56（6）

1 引言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重要表征，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转移阶段之后，进入9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主要以从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为主[2、3]，这一现象将是未来几十年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4]。因此，研究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合理预测和规划未来人口流动格局、促进城乡良性互动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许多学者探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人口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人口的空间分布与演化[5、6]、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与特征[7、8]、流动人口空间格局与动因[1、9-11]、迁移规律[12、13]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4、14]等，其中对于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15、16]、收入水平、地区差别、教育程度[17]等，对流入地城市性质与流动人口关系的探讨相对较少。研究尺度包括全国层面[12、18]、省级层面[19、20]和省会城市[1、21]等。资源型地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类型，由以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产业发展为主的城市构成，其资源型产业的兴起与衰落直接影响区域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然而，已有研究对资源型地区流动人口的发展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山西省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从流动人口的来源结构入手，以山西省地级市市区、县级市和县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五普”、“六普”中“户籍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相关数据，从户籍所在地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三个层面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于揭示山西省流动人口发展与演化规律、更好的制定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流动人口区位商

区位商是用于表征特定空间上某一要素分布集聚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i表示i地区的流动人口区位商;Fi是i地区的流动人口数;Pi是i地区总人口数;Ft是整个区域的流动人口数;Pt是整个区域的总人口数。Qi=1表示流动人口在i地区分布与整个区域分布一致，Qi>1表示流动人口在i地区分布相对集中，Qi

2.2 多中心模型

多中心模型是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模型之一，其一般形式如下：

式中，D（r）是流动人口密度;n是流动人口中心的数量;ri是某一个地区到i人口中心的距离;ai和bi是针对i中心的参数。

3 山西省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

3.1 现状特征

山西省是我国典型的资源型省份。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总量为517.59万人，比2000年增长280.3万人，增长率118%，年均增速达到8.11%;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7.31%提高到2010年的14.49%，提高了7.18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000年的3.84个百分点缩小到2010年的1.63个百分点，说明2000年到2010年间，山西省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迅速。

山西省11个地级市和11个县级市2010年共吸引流动人口358.23万，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69.21%，其中地级市吸引流动人口305.29万，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58.98%，说明山西省人口流动符合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特征，其中地级以上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流动人口最多的是太原市，达到140.2万人，占全省的27.09%，平均流动人口密度为201人/km2。流动人口总量最少的是阳泉市，为18.43万，占全省的3.56%;流动人口密度最低的是忻州市，每平方公里不足16人。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最大的是太原市，为33.37%;最小的是运城市，为7.93%。

3.2 总体演变特征

为了消除城市行政区面积差异带来的影响，更科学地揭示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本文采用人口密度作为衡量指标，即在绘制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的基础上，根据流动人口区位商和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确定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并利用多中心模型分析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特征。

为了有效克服单一判断标准的弊端，采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选取两个年份流动人口密度大于50人/km2，且流动人口区位商大于1的行政区作为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

从2000年和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密度图（图1a、表1）可以发现，200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共有7个，包括太原市区、晋城市区、长治市区、大同市区、阳泉市区、侯马市和晋中市区;对比2000年，2010年流动人口中心增加到11个（图1b、表1），原有的流动人口中心除侯马市以外，均得以保留并且集聚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另外增加了临汾市区、运城市区、介休市、孝义市、吕梁市区5个集聚中心，主要分布于山西省中南部地区。侯马市作为重要的区域性物流中心曾在吸引流动人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周边临汾市区、运城市区的发展，两者作为地级市行政中心的优势逐步凸显出来，从而削弱了侯马市作为流动人口中心的作用，导致其在2010年流动人口区位商下降到0.875，失去了作为流动人口中心的地位。2000年，山西省7个流动人口中心共集聚流动人口145.77万人，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61.43%;2010年流动人口中心数量增至11个，共吸引流动人口总量296.37万人，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57.26%，流动人口中心的数量在增加，然而其吸引的流动人口比重在降低，说明山西省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并未出现向少数城市集聚的突出极化现象[22]。

采用多中心模型对2000年、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spss16.0对结果进行拟合，结果见表2。多中心模型中参数a代表不同中心截距，a越大表明该中心在集聚人口方面的作用越强;而斜率b的绝对值越大，代表随着与该中心距离的增加，人口密度的衰减越陡[23]。对表2中的参数a和b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00年和2010年两个时期，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均呈现“双核”型空间结构，即太原市区核心和晋城市区核心，其a值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在2010年表现尤为突出;对参数b进行分析，2000年⒈太原市区参数b的绝对值为2.082，明显高于其他中心，表明这一时期太原市区核心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作用较强，2010年，孝义市、阳泉市区、晋城市区和运城市区参数b的绝对值分别达到15.838、10.158、9.867和6.262，超过太原市区的3.636，表明这一时期太原市区对山西省流动人口格局的影响力逐步减弱，中小城市的发展逐渐成为影响流动人口格局演变的新驱动力。

3.3 流动人口来源结构分析

对流动人口来源结构进行分析，主要从户籍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3个层次进行分析。200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总量为237.29万人，户籍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的流动人口构成为63.6：22.7：13.7，到了2010年，这一构成变化为55.7：32.7：11.6，表明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仍然是山西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占到流动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较快，总量由2000年的53.88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69.44万人，增长了214%，其占流动人口总量的比重也提升了10个百分点;来源于省外的流动人口总量增速略低于前两者，但整体也呈现逐步扩大的态势。

利用2010年、2000年两期数据的比值与山西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即（2010年某地区流动人口数/2000年某地区流动人口数）/（2010年全省流动人口数/2000年全省流动人口数）为依据，按来源分类绘制的山西省流动人口增幅比率图（图2），对不同来源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

对户籍在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a），增幅比率较高的地区，即增幅比率大于3的地区共有18个，主要集中于吕梁市域及周边地区、大同市域东部、长治市域;增幅比率在2到3之间的地区共有28个，分布较为分散，主要集中于山西省的中南部;其余61个地区的增幅比率与全省平均水平相近，集中于0到2之间，其中增幅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共有16个，主要分布于各地级市市区周边，与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区位相符。可见，山西省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空间集聚逐步向空间均衡方向发展，原本流动人口集聚程度较低的县（市、区）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增强，原有流动人口中心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下降。以太原市区和长治市区为例，太原市区2000年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总量为40.86万人，到了2010年该数据下降到35.28万人，下降了21%;长治市区2000年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总量达6万人，2010年该数据下降为5.35万人，下降了10.8%。

对户籍在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b），与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增幅比率相比，其增幅比率相对集中，在0到2之间的地区共有89个，占全省总数的83.18%，说明全省各地区来自于本省其他县（市、区）流动人口扩张规模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相近，原有流动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近10年吸引的流动人口数量越多，尤其是增幅比率大于1且原有流动人口规模较大的太原市区、晋中市区、临汾市区、运城市区和吕梁市区，在这一时期吸引省内其他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尤为突出，共增加68.62万人，占全省净增加总量的59.38%，说明这一时期山西省省内其它县（市、区）流动人口主要呈现向人口规模大、城市等级高的地区集聚。

对户籍在省外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c），全省吸引省外流动人口增幅比率低于1的有36个县（市、区），占全省的33.6%，分布于省域南北两侧;大于2的有24个，占全省的22.4%，集中于省域东西两侧;增幅比率在1到2之间的县（市、区）有47个，占全省比重的44%，主要集中于山西省中部地区。增幅比率大于1的县（市、区）空间分布与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分布特征基本一致，说明来源于省外的流动人口与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流动人口一样，均呈现向省内流动人口中心集聚的特征。

4 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已有的相关分析，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从区位条件、城市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城市性质、城镇化率等角度进行分析。

4.1 与区位条件的关系

区位条件作为一项综合指标，可以全面反映区域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差异，区位条件良好是城市选址的先决条件。我国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呈现明显的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特征，自然环境优良、社会经济条件发达、交通设施完备的城市成为流动人口集聚的重要地区。因此，区位条件对流动人口的集聚有重要影响。

4.2 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一般来说，城市规模越大，它与周围其它城市的相互作用就越大，当一个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其对周围地区劳动力、资金、资源的吸引力不断提高，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通过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使区域经济水平得以提高。城市规模可以通过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进行衡量，采用2010年各县（市、区）非农业人口与流动人口总量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0.974;采用2010年各县（市、区）GDP与流动人口总量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0.937，说明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与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密切相关，其中与城市的人口规模相关性更强。

4.3 与城市性质的关系

对山西省内流动人口集聚中心的城市性质进行分析，主要包含综合型城市、工矿资源型城市、商贸―交通枢纽型城市三种类型。太原市作为山西省省会城市，是太原经济圈和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山西省范围内最典型的综合型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医疗水平和公共设施的提高与完善，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进人城市，2010年太原市区共吸引流动人口130.87万人，占常住人口总量的38.17%;工矿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外来劳动力聚集，如大同市、孝义市等地煤炭及有色金属开采业的发展，大量吸引外来人口在此聚集，逐步形成流动人口的集聚中心;商贸―交通枢纽型城市以晋城市和侯马市为代表，晋城市是山西省重要的门户城市，吸引流动人口规模在地级市中位居前列，并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侯马市是山西南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以吸引省内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为主。

4.4 与城镇化率的关系

采用各城市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城镇化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67，说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5 结论

本文在借鉴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山西省流动人口发展现状，利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人口多中心模型，对山西省2000年、2010年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研究时段内，山西省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迅速，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了7.18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其中地级以上城市在吸引流动人口集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符合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特征。

利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人口多中心模型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流动人口中心由2000年的7个增加到2010年的11个，空间格局整体呈现“双核”型空间结构，2000年太原市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影响作用较强，到了2010年其影响力逐步减弱，中小城市逐步成为影响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的新驱动力。

对流动人口来源结构进行分析，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仍然是山西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占到流动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规模扩张较快。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由空间集聚逐步向空间均衡方向发展，原本流动人口集聚程度较低的县（市、区）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增强，原有流动人口中心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下降;来源于省内其它县（市、区）和省外的流动人口主要呈现向人口规模大、城市等级高的地区集聚的特征。

就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来看，流动人口集聚与区位条件、城市规模和城市性质密切相关，与城镇化率并无显著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 姚华松，许学强，薛德升.广州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J].经济地理，2010，30（1）.

[2] 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3] 李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及其研究[J].地理研究，2001，20（4）.

[4] 鲁奇，王国霞，杨春悦，曾磊.流动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若干解释（1990、2000）[J].地理研究，2006，25（5）.

[5] 段学军，王书国，陈雯. 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分析[J].地理学报，2008，63（10）.

[6] 王国霞， 秦志琴， 程丽琳，20世纪末中国迁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基于城市的视角[J].地理科学，2012，32（3）.

[7] 丁金宏，刘振宇，程丹明，等.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差异与流场特征[J].地理学报，2005，60（1）.

[8] 朱传耿，顾朝林，马荣华，等.中国流动人口的影响要素与空间分布[J].地理学报，2001，56（5）.

[9] 李娟，任国柱，鲁奇， 等.20世纪90年代重庆市流动人口特征及动因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06，25（2）.

[10] 刘盛和，胡章，邓羽.基于区域差异类型的流动人口快速检测方法[J].地理研究，2011，30（4）.

[11] 顾朝林， 蔡建明，张伟， 等.中国大中城市流动人口迁移规律研究[J].地理学报，1999，54（3）.

[12] 田明.中国东北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规律[J].地理研究，2013，32（8）.

[13] 鲁奇，吴佩林，鲁礼新，王国霞.北京流动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区域差异[J].地理学报，2005，60（5）.

[14] 朱传耿，顾朝林，张伟.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J].人口学刊，2002，（2）.

[15] 段晶晶，李同升.陕西省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 40（2）.

[16] 段平忠.我国流动人口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1）.

[17] 朱传耿， 马荣华，甄峰，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J].人文地理，2002，17（1）.

[18] 张苏北，朱宇，晋秀龙，等. 安徽省内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 2013，33（5）.

[19] 任志远，李冬玉，刘焱序，陕西省人口资源分布格局变化趋势及驱动力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27（4）.

[20] 杜宏茹，张小雷.乌鲁木齐集聚扩散的空间分析[J].干旱区地理，2004，24（1）.

篇5

[关键词]流动人口 艾滋病 高危

一、引言

高危是最具危险性的艾滋病易感行为，性途径成为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模式。从国际艾滋病传播史看，因高危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比其他行为更高。估计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中75%以上通过性接触感染。与城市居民相比，流动人口从事易较多或有多个，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性传播疾病（HIV/STD）。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2.2 亿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HIV 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二、艾滋病高危

艾滋病高危是艾滋病感染高危行为中的一种，同时也是高危行为中最具危险性的艾滋病“易感”行为。就传染病学的视角而言？高危是指发生在健康个人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间的带有体液交换性质的。而就人群传播视角而论，高危则是指发生在健康个人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间的无保护。其中既包括发生在男男性关系人群间的无保护，又包括发生在男女两性间的无保护；既包括发生在偶然间的无保护，同时又包括发生在固定间的无保护。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已针对同性间、商业性、多性伴等不同类型高危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HIV/AIDS经各类传播的途径及危险因素：①同性间。国内外对同性恋人群的研究一致发现，该人群中的男男性接触者（即MSM）是HIV感染的高危群体。在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工业化国家中，HIV/AIDS的流行与男同性恋人群有关。②商业性。商业性中的女性性工作者和男性缥客在艾滋病防治研究中被称之为“桥梁人群”和“中介群体”。女性性工作者因职业特殊性在经由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危险的角色。③多性伴。多性伴一般是指在同一时期内与多个性伴发生性关系。无论对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理论和研究都证实多性伴是HIV感染和传播的重要危险因素。艾滋病领域内的多项研究表明，人群的平均性伴更换率和个人之间不同的性伴更换率都对艾滋病的传播概率有重要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平均性伴更换率越高，艾滋病的流行率也越高。④无保护的。无保护指所有未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研究证明，在多性伴人群中减少无保护（即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可以有效地避免新的HIV感染。使用安全套对减少HIV传播所起的作用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干预项目中被证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泰国。无论是在商业性还是非商业性的中，无保护均有相当高的危险性。

三、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状况

流动人口即地域流动性较强的人群。这类人群固定性较差，生活或工作地变换频繁。近30年来，由于在流动人口中青年人口比例极大，且无配偶者或无配偶伴随者人数较多，因此在该人群中存在大量非婚，从而为艾滋病传播埋下了隐患。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更易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感染HIV.因而是艾滋病感染的脆弱人群。有研究指出我国目前的1.2亿流动人口是导致艾滋病传播流行的主要人群。这类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青壮年构成的主体人群文化程度较低、疾病预防知识匮乏，因而存在着严重的艾滋病感染危机。中国性病疫情报告显示，早在1999年，艾滋病感染人群中有外出流动史者所占比例就已达到15.6%。目前在某些地区的该类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已经很高。

四、结论

流动人口是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脆弱易感群体，在HIV 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是控制艾滋病性途径传播的重点人群。人口流动本身并不是导致HIV/AIDS扩散的根本原因，而是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传播因素相结合，才真正导致了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我国流动人口与艾滋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预防知识缺乏、高危行为发生较多及性病、艾滋病发病率较高。

参考文献：

[1]吴尊友，祁国明，张家鹏.艾滋病流行与控制.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2] 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 上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3] Jia Y， Sun J， Fan L， et al. Estimates of HIV prevalence in a highly endemic area of China： Dehong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Int. J.Epidemiol. 2008， 37（6）：1287-1296.

[4] WHO. Health an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5]国家统计局. 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报告[R].http：//.

篇6

关键词：北京市；流动人口；分布；变化趋势

引言

伴随北京市城市化建设的深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北京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不流动”的特点致使北京市一些区域流动人口数量显著高于户籍人口数量，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俨然转变成北京市生产和服务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两级影响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热点关注[1]。由此可见，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分布与变化趋势展开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动历程

北京市流动人口出现大规模变动起始于二十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流动人口变动持续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这与我国政策法规及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一定的关系。受流动人口属于一个迅速转变的群体影响，再加上现阶段的流动人口登记、调查系统无法对流动人口变动状况进行动态反映，使得社会对流动人口数量处在模糊的局面，就此问题出发，现将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动历史发展总体划分成两个历程：

（一）1978～1992年――快速增长期。自二十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北京市流动人口出现大规模变动，这同样与该时期特殊经济政策及社会发展特征息息关联。70年代末，我国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大增长，农业快速发展使得诸多农村劳动力剩余，再加上期间我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为城市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城市建设发展自然被投入了大规模的力量，一方面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北京市对外来人口的需求量，一方面大城市有着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生活品质，从而使得农村人员愿意到城市发展。由此该时期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自然快速增长，相关数据显示1978～1992年期间，北京市流动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达23.0%。

（二）1993年至今――震荡上升期。自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市流动人口进一步增长，同时在变动期间，表现为震荡上升的特征。90年代末，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致完善，再加上这一阶段受金融危机影响，使得北京市流动人口产生一定回落。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流动人口政策的融合，更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北京，2000年为256万人，2005年变动至357万人，2013年增长至803万人，相较于2000年增长超过2倍之多。就当前发展趋势而言，北京市流动人口上市趋势显著，且在未来一定阶段内将继续维持扩张趋势。2005～2013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百分比表，见表1。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

（一）各区县流动人口数量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

流动人口在每一区县分布存在差异，对2005、2007、2009、2011及2013年数据进行对比，可得知，流动人口多聚集于朝阳、丰台、海淀三个区，且该三个区的流动人口总量超过北京市总量的一半。此外，通州、大兴、顺义和昌平四个区，它们的流动人口总量也超过了北京市总量的1/5。近些年来，流动人口总量绝对值增加最多的以朝阳、海定、昌平为代表，此外增加较多的还有丰台、通州及大兴等。中心城区诸如东城区、西城区流动人口总量绝对值则增加较少，自2010年开始总量还出现逐步降低趋势。即便老城区存在这一变化趋势，然而由于其总体面积小，使得老城区流动人口密度在所有区县中还是位居前列[2]。

总的而言，绝大多数区县流动人口绝对值均在增长。伴随流动人口融合政策逐步推行，能够预见未来一段时间里北京市各区县流动人口依旧会陆续增长，且伴随北京市中心地带流动人口压力的转移，相对远的区县对应流动人口依旧会保持增长趋势。

（二）各区域流动人口数量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

各区域流动人口数量分布特征以城乡结合部为例，城乡结合部作为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地局面仍旧为发生本质转变。就北京市流动人口分布的历史而言，城乡结合部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城乡结合部区域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量达到74.5%；1997年外来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增长至79.3%；而到了201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该项比例则增长至83.5%[3]。

就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变化趋势而言，即便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强化了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管理，然而受现如今北京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和城市经济辐射水平提升影响，使得流动人动区域逐步朝不断城乡结合部地区转移，尤其是部分新开发的区域；与此同时，新开发地区的发展一定程度使得周边资源、环境得以改善，进而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大了流动人口向新开发地区转移的吸引力。

（三）流动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

流动人口就业内部分化明显，呈正“U”型行业分布特征。北京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布中，一头是高学历人群集中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例如，第三产业中的金融、科研及公共服务管理等行业，本科及以上流动人口接近半数集中在科教文卫和计算机信息软件行业；另一头是低学历人群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口从事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比例较高，主要聚集的前三个行业领域是批发和零售业、建筑制造业和居民服务业；而流动人口就业的中间部分分布较少，主要由农林牧渔、房地产和公共管理及社会组织等行业构成。一方面，流动人口较少地集中于依赖土地的农林牧渔业；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较少地集中于以政府机关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及社会组织，这些行业门槛相对较高，一般易为高学历人口提供户籍迁入的机会。由于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本地户籍人口，很难跨过金融、科研、公共服务管理等行业的学历门槛，因此多数只能从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行业大类看，外来从业人口最多的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等相对传统的行业，可见，在劳动力市场中流动人口仍然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这种状况主要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有关[4]。

三、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与变化趋势结论

（一）近郊区仍旧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转移区域。中关村科技园、CBD等综合服务区很大一部分处在城乡结合部的近郊区，容纳有各式各样城市功能的多中心区域，势必进一步招徕流动人口转移，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转移。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中以低端人群，也就是较低素质人群居多，也存在相对一部分流动人口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且在金融、高技术等产业活跃着。

（三）以北京、天津为圆点的周边城市群建设，京津冀区域发展一体化，势必能够对流动人口朝北京市中心流入局面进行扭转，从而进一步对北京中心区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进行缓解。

四、相关建议

（一）调整城市布局，引导流动人口分布

1、优化调整产业布局，促进流动人口朝远郊地区转移。北京的城乡结合部聚集了大量流动人口，为此处公共资源、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可以通过对产业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引导流动人口朝远郊地区转移，一方面使得城乡结合部资源、环境负担得到缓解，一方面使得不良产业链滋生得到遏制。

2、强化郊区经济发展，引导流动人口朝远郊地区扩散。就业及生活成本是影响流动人员部分的关键因素。远郊地区生活成本较市中心更低，适宜诸多流动人口居住，然而受该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影响，使得其对流动人口鲜有吸引力。鉴于此，应当大力发展远郊新城及小城镇，对其经济发展方向予以确立，予以充足的发展空间，制定利好的优惠政策措施，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来城市中心流动人口[5]。

（二）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1、提升对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的投入。现如今，北京市及下辖区县均设置了流动人口及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对组织机构进行落实的基础上，还应当推行工作责任制，提升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投入，制定实施一系列科学合理的管理与服务策略，变基础流动人口管理被动为主动。

2、构建机制，强化培训教育。推行以人为本、以房管人、以税关房的模式，实现对流动人口与房屋的统一管理。每一社区要构建起流动人口管理站，各站还应当形成网络，以对流动人口展开登记管理、服务。此外，还应当强化对流动人口的培育教育，诸如安全培训、法律培训及思想教育等，提升流动人口文明素质、法律意识，增强流动人员自我保护。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俨然转变成北京市生产和服务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这要求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清楚认识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动历程，全面分析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与变化趋势，“调整城市布局，引导流动人口分布”、“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等，积极促进北京市流动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尹德挺，史毅，卢镱逢.经济发展、城市化与人口空间分布――基于北京、东京和多伦多的比较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5，（06）：83-91.

[2] 秦宏宇，刘昂.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现状、特点、趋势与政策应对[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4，（02）：89-96.

[3] Hu，F.，Xu，Z.Y.，& Chen，Y.Circular Migration or Permanent Stay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urban Migration[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0）：64-74.

篇7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流动人口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流动人口正在逐步退出城市，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劳动群体—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子女开始加入劳动大军并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和老一代流动人口由于出生和成长时代背景不同，从而具备了显著的不同人格特征。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因而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与此同时，他们受到户籍的限制，难以扎根城市，因此，工作稳定性很差。这一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将会加剧收入差距，阻碍城市化进程，威胁社会稳定，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发展。

流动人口就业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一)模型的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 Mincer基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由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决定的假定，于 1 9 7 4 年提出著名的“Mincer 模型”，之后此模型成为测算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影响的经典模型，国内外众多学者都结合自己的研究特色利用改进的“Mincer 模型”来具体研究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数据是基于 2011 年国家计生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全国范围进行，按照随机原则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样本点，样本总量128000人。该调查给出了流动人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详细的个人特征方面数据。在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因素分析中，两代流动人口所面临的社会歧视与工作环境是一样的，造成他们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两代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与就业观念的不同，因此，本文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采取个人特征方面的指标并提出研究假设。

1.因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日工资率的对数做为因变量。

2.自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工作行业、每天工作小时数、家庭等因素做为自变量。

年龄。年龄是研究收入影响因素中的主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根据贝克尔(Becker)的年龄- 收入曲线，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 型的轨迹，因此，本文将年龄、年龄的平方两个自变量同时纳入模型中，假设预期年龄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年龄平方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性别。性别是影响收入的重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传统的人力 资 本 理 论 认为，男性获得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要高于女性。因此，本文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的工资水平高于女性。

受教育程度。教育水平在各种研究收入的影响因素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一般来说，教育可以提高就业人口的知识水平，获取信息等能力，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收入增加。因此，本文假设受教育程度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就业人口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并会提高工作的稳定性。因此，本文假设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都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工作行业。不同的工作行业，流动人口的收入相差很大，一般来说科研和技术行业收入偏高，农林牧渔行业收入偏低。因此，本研究假定工作行业因素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有正有负。

每天工作小时数。一般来说，工作时间越长，收入应该越高，因此本文假设流动人口工作小时数与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家庭因素。流动人口的婚姻状态和抚育子女数代表了流动人口的家庭状况，一般来说，已婚、有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稳定，家庭负担较重，收入更高。因此，本文假定婚姻状态与流动人口收入为负相关系，抚育子女数与流动人口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因素以及新生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的不同和影响程度的差异，本研究使用 SPSS11.O 软件分别对流动人口整体、老一代流动人口样本、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三个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从流动人口整体的全部样本来看，除婚姻状况对工资收入不显著外，其他各变量都对工资收入起到显著地效应。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训、性别、年龄这四个变量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强烈的。

其中，性别对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最为显著，整体上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男性流动人口相差30% 以上，这表明无论新生代还是老一代流动人口都存在严重的就业性别歧视。比较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发现，性别因素在老一代中的影响程度更大，新生代流动人口男女工资收入差距略有缩小。

年龄对总的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越高，年龄每增加一年，收入增加2.4%。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工资收入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年龄增加，收入也更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这一个体特征对其工资收入的作用不显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龄代表着工作经验，一般来说，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从全部样本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档次，工资收入均值会相应的提高11.3%。

外出后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重要的影响。在流动人口的全部样本中，进城后未曾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的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均值要比曾接受过培训的流动人口的低9.3%，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参加技术培训的收益率更高。这一数据反映出新生代流动人口接受新事物快，岗前培训和在职教育对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更有效。

另外，抚育子女数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一定影响，要抚育的子女数越多，家庭负担越重，因而可能在选择工作时提更高的工资要求。尤其是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抚育子女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家庭压力。

总之，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主要受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培训、性别和家庭负担的因素影响。

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工资收入还属于社会较低层次，增加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迫在眉睫。一方面，工资收入作为大部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劳动所得，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迁移的决策，只有他们认为有足够高的收入可以弥补其迁移成本时，才会做出迁移的意愿，有了迁移意愿，就会成为潜在的城市劳动力供给，促进我国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诉求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已不仅是单纯地在城市中打工挣钱，而且要在城市中消费、生活，但如果要增强流动人口消费能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其根本条件在于提升就业收入水平。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求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打工收入水平相对于城市生活成本来说，依然较低，难以支撑其在城市中成家立业的梦想。提升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意味着其在衣食住行上的消费能力将会迅速增强，从而必将对城市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需求拉动作用。这一庞大而生机勃勃的劳动者群体，不仅能够在各个产业中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且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成为重要的消费者群体。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使流动人口的工资提高到合理的水平上。

为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针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以下提高其收入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能力

首先，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是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的决定因素。新生代流动人口是一个固定在某个年龄段的群体，今天农村受教育的儿童，可能就是下一个阶段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城市的产业工人。因此，对于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要求，必须通过农村基础教育的增强来实现。改善农村基础教育，首先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建设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同时，要改革教育评估方式，切实以培养人才为主，让流动人口全面提高文化素质。

另外，还要加大专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流动人口技能素质。当前，流动人口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的需要，是造成流动人口“就业难”主要障碍之一。因此，要大幅度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我国制造业发展不断提供合格的产业工人。政府应当加大培训资金投入，健全和规范培训信息的渠道，并对有关培训机构给予适当培训补贴，鼓励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成为培训流动人口的主体，高素质的流动人口劳动技能强、接受能力快，企业聘用他们也会得到更高的收益。同时，鼓励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自我投资接受培训，为他们提供真实可靠的培训信息与培训机会。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个体劳动生产率

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转变企业经营方式，不再以压榨工人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为赚取利益的方式，而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单个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创造条件，使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提升。

(三)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

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就要在就业方面消除各种歧视流动人口的现象，实现同工同酬，待遇均等。

篇8

关键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住房性质；住房租金；住房支付能力；随迁人数；流动人口稳定性；流动范围；迁移距离；城市规模

中图分类号：F299.23；C913.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2002509

一、引言

近十年来，我国城市流动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6亿。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引发了一系列与流动人口相关的社会问题，如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子女教育、城市融入等。其中，住房问题是城市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遇到的最基本、最严峻的问题之一（王丽梅 等，2010）。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质是人的城镇化，尤其是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而住房问题是解决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关键。从现实情况来看，流动人口远离家乡，温馨舒适的住房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具有“居住”功能，更是繁重工作之外的心灵归宿和精神寄托，关系着流动人口未来的发展。

在国内，有关流动人口居住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越来越多，总体上可以将影响因素归为两类：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早期的研究大多着重于对制度性因素的研究，比如住房分配体制、户籍制度、土地市场等的影响。许多学者指出，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直到2000年以前，市场因素在人们的住房选择中作用有限，独特的制度环境影响了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Wu et al，2004）；流动人口基本上被置于主流的住房分配体制之外，而近来住房体制改革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群体的需求（吴维平 等，2002）；受户口的限制，流动人口理论上被排除在公房租售和购买经济适用房之外，也无法获得土地自建房屋，唯一的可能是从市场上租用或购买商品房（蒋耒文 等，2005），而商品房的价格又超出了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承受能力（吴维平 等，2002）。因此，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明显较差，他们在居住地、居住形式和居住质量方面都面临不少问题（段成荣 等，2006）。后来的研究开始慢慢开始关注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比如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心理因素、居住时间、更换工作次数等。工作不稳定、收入低使流动人口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在住房上的需求仅仅局限于遮风避雨；影响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流动人口循环流动的特性和过客心理（林李月 等，2008）；流动人口缺乏归属的心理决定了他们多以聚居的形式居住，因此，对于城乡结合部的住房需求较大（张子珩，2005）。也有研究认为，影响城市流动人口住房的主观因素是经济因素（王凯 等，2010）；收入和流入时间是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侯慧丽 等，2010）。

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关注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包括住房质量、居住环境、居住模式等，并且多数研究流动人口的租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很难全面反映他们的住房选择倾向问题。此外，这些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大多比较陈旧，在反映当前流动人口住房状况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在研究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问题时，以2012年湖北省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为基础，侧重于个人的主观偏好及选择行为，并从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两个方面衡量住房选择，探究影响流动人口选择住房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以丰富和拓展有关研究，进而为我国住房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现状如何？有何特征？第二，流动人口的哪些特征影响了其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的选择？这些特征对两者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情况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本文选取了其中流入地为湖北省的相关数据。湖北省调查的总样本数为4 000份，最后回收有效样本数3 986份。调查对象中的流动人口特指在流入地居住达一个月以上、2012年5月年龄为15～59周岁（1952年6月―1997年5月间出生）的人员，其中，不包括同城区间人户分离人口、婚嫁人员以及出差、就医、旅游、探亲、访友、服军役、在中等以上专业学校就学等人口。

本次调查是由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选派调查员入户，在居委会（行政村）一级进行，调查对象以个人为基础。从调查地点的选取看，包括武汉、黄石、宜昌、十堰、襄阳、鄂州、荆门、孝感、荆州、黄冈、咸宁、随州12个城市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神农架林区，涵盖了省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地级市等各类大、中、小城市，覆盖范围广。基于该调查数据的分析符合新型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目标，能较好地反映调查群体住房选择的规律性。因此，本文所得结论可以体现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一般性特征。

在接受调查的流动人口中，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男性2 059人，女性1 927人，分别占被调查总人数的51.7%和48.3%；在年龄分布上，以青壮年为主，15～29周岁、30～39周岁、40～49周岁和50～59周岁的被调查者分别占总人数的33.8%、36.3%、275%和2.4%；从户籍类别来看，多数是农业户籍，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占88.8%，非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占11.2%；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整体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以往有明显提高，但有较高学历的人数很少，以初中文化为主，占64.9%，接近总人数的2/3；从婚姻状况来看，有85.7%为初婚，12.6%为未婚，再婚、离婚和丧偶的比例极低。

三、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现状

本文主要研究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而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主要体现为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两方面。因此，本文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流动人口的住房性质，即住房来源。这种划分方式可以反映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模式。根据湖北省流动人口住房来源的现状，分为租住房、免费房和自有住房。其二，流动人口的住房租金。这种划分方式能反映流动人口的住房质量，主要分为无房租、低房租和高房租，其中，无房租主要对应于免费房和自有住房。

流动人口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的统计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在三类住房中，租住房的比重最高；同时，只有少量有条件的流动人口拥有自有住房，这部分流动人口占样本总量的8.9%。在被调查的湖北省流入人口中，有2 982人选择了租住私房，比重高达74.8%，接近被调查总人数的4/5；而其余各种住房性质的人数比例均不超过10%；而房租在1 000 元及以下的比例为70.3%，超过了总人数的2/3；并且随着房租的升高，流动人口比重逐渐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在所有被调查的城市中，武汉市作为湖北省第一大城市，其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与其他小城市有明显差异。一方面，武汉市流动人口选择免费房的比例高于其他城市，而租住房和自有住房比例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武汉市流动人口选择高房租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其他城市流动人口选择低房租的比例高达73%。

综上所述，目前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行为可以表述为：租住低价房成为多数流动人口的选择，在小城市尤其明显；在选择租住房的流动人口中，比重随着房租的升高而下降。

四、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因素分析

1.实证分析模型选择

本文认为，流动人口对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的选择不存在优劣次序。例如，流动人口在住房租、买之间的选择不仅受经济能力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流入地居住和发展的预期，这主要通过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变量反映，这种选择不存在优先次序。而对于租住房和免费房之间的选择，除了职业和收入因素外，还受迁移的家庭特征影响，因此二者也不存在优先次序。在房租方面，虽然低房租与高房租存在优劣之分，但与无房租相比又不存在优先次序。因为无房租既可能是自有住房也可能是免费房，无法直接与房租高低排序。因此，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名义变量（多项无序分类变量），故可采用多元无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形式如下：

2.变量设定

（1）因变量的设定

本文将构建两个多项logistic模型，分别以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为被解释变量。在流动人口住房性质选择模型中，本文设定三个住房性质因变量，即：租住房=1，免费房=2，自有住房=3；在流动人口住房租金选择模型中，本文按房租高低设定了三个因变量，即：无房租=0，低房租=1，高房租=2。

（2）自变量的选择

经过长期居住地的生活，流动人口融入了个体和家庭相互作用的特质，必然会作用于住房选择的决策过程。因此，本文选择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作为两个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解释变量。具体而言，以下几方面因素会影响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

一是稳定性特征。流动人口的流动性越弱，稳定性越强，则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住房，改善住房条件。稳定性一方面表现为工作稳定性，主要通过职业和来流入地工作时间体现；另一方面表现为心理稳定性，本文以流动人口长期留居本地意愿和随迁人数代表心理稳定性。一般而言，愿意长期留居本地及随迁人数越多的流动人口稳定性越高。

二是收入。收入是住房选择的物质基础，对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有显著影响。而这种收入主要指永久性收入，通过流动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影响永久性收入的因素表现。一般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人口对住房有更高的要求，但也有研究认为年龄大的流动人口由于更难获得工作而具有更差的住房条件（Jiang，2006）。由于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收入也可能不会对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三是迁移距离。迁移距离直接影响迁移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同时影响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程度，进而影响其在流入地的工作和定居预期（夏怡然，2010），从而影响住房选择。本文以流动范围代表迁移距离的长短。

四是家庭特征。新迁移经济理论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是家庭为达到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双重目的而集体决策的结果。家庭因素同样也可能会影响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决策。在迁入地居住的家庭成员数越多，其在城镇定居的可能性越高（Zhu et al，2010），就越可能改善住房条件。本文假设，家庭成员的随迁情况会影响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除此以外，随着家庭化迁移趋势的加强，家庭收入和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许多研究表明，文化程度高的家庭对农村非农活动的参与率明显高于其他家庭（弓秀云 等，2007）。因此，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可能通过影响家庭收入等因素影响住房选择。

五是城市规模。城市规模不同，房价及相关政策存在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大城市房价普遍高于小城市，但住房政策考虑更全面。而房价和相关政策是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重要的客观因素。一般而言，相对较低的房价和住房优惠政策会促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购房或提高住房质量。

据此，本文将个体特征变量进一步细分为性别、年龄、户籍性质、职业、来流入地工作时间、流动范围、长期留居本地的意愿，家庭特征变量进一步细分为家庭收入、随迁人数、平均受教育程度，加上城市规模，共11个二级变量。具体变量的特征如表2所示。

（3）自变量的筛选和设定

假设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户籍性质、职业、来本地工作时间、流动范围、长期居住本地的意愿、家庭收入、随迁人数、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城市规模都与住房选择有相关关系，进行多维列联表分析，测算上述因素与住房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见表3。

表3表明，性别、城市规模与住房性质的相关性较差，在1%的水平下未通过假设检验；性别、年龄、来本地工作时间与流动人口选择住房租金的相关性较差，在1%的水平下未通过假设检验。据此，在住房性质选择模型中将剔除性别和城市规模变量，选择剩余的9个变量为自变量；在住房租金选择模型中将剔除性别、年龄、来本地工作时间3个变量，选择剩余的8个变量为自变量。

3.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上述分析模型，本文利用SPSS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选择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1）住房性质选择模型

第一，流动范围、来本地工作时间与长期居住本地意愿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流动范围和来本地工作时间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跨省流动和省内跨市流动对选择租住房和免费房的系数均为正，表明流动范围越大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租住房或免费房，因为迁移距离远的流动人口购房或建房的成本相对较高。来本地工作时间对选择租住房和免费房的系数分别为-0.065和-0.086，表明来本地工作时间越长，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随着来流入地工作时间的延长，流动人口不仅会提高对城镇的认同度，从而增强定居意愿，更愿意在住房上进行经济投入以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还会增加社会网络资本，从而增加获取优质住房的途径（林李月，2009）。此外，打算长期居住本地的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不打算长期居住本地的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租住房和免费房。来本地工作时间与长期居住本地意愿分别体现流动人口工作和居住的稳定性，两者稳定性越高，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

第二，年龄对流动人口选择租住房有显著影响，但对选择免费房没有显著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以自有住房为参照类，年龄对选择租住房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系数为0.025，表明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租住房。这主要是由于青壮年正处于打拼阶段，倾向于拥有自有住房，为家庭营造一种稳定的居住环境；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动力逐渐减退。而年龄对选择免费房没有显著影响，因为选择免费房主要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居住在就业场所或者由雇主提供免费房。

第三，家庭收入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而随迁人数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家庭收入的高低并不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产生明显作用；而随迁人数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选择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且选择租住房和免费房的系数均为负，表明随迁人数越多，对应选择租住房和免费房的比例越小，越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因为随迁人数越多，流动人口越愿意改善住房条件，有稳定的住所，与前面的假设一致。

第四，职业和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部分有显著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这与家庭对住房的负担能力有一定的关系。另外，相比于自有住房，只有职业为单位负责人及办事人员对选择租住房在5%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系数为-1.508，表明单位负责人及办事人员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这与他们的职业特点和收入相关。

第五，户籍性质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农业户籍对选择租住房和免费房的系数均为正，表明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租住房或免费房。这可能是由于其无法享受与户籍相关联的住房福利等待遇，被排斥在城市的住房体系之外，导致居住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王桂新 等，2006）。

（2）住房租金选择模型

第一，流动范围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有显著影响，而长期居住本地意愿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流动范围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下都有显著影响，且系数均为负，表明流动范围大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高房租。

第二，家庭收入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而随迁人数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家庭收入的高低并不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产生明显作用；而随迁人数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选择在5%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且选择无房租和低房租的系数均为负，表明随迁人数越多，对应选择无房租和低房租的比例越小，越倾向于选择高房租。因为随迁人数越多，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越明显，越愿意选择条件好的住房，与前面的结论一致。

第三，职业与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部分有显著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只有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和初中对选择无房租在5%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系数为负，表明相比于无房租，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低的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租房住，但是对住房租金的高低影响不明显。另外，相比于高房租，只有职业为生产运输人员对选择无房租和低房租在5%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系数为正，表明生产运输人员倾向于选择无房租或低房租，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收入相对较低。

第四，户籍性质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部分有显著影响。从回归结果看，户籍性质为农业对选择低房租在5%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系数为正，表明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低房租。这与前面的结论一致。

第五，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下都有显著影响，系数均为负，表明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高房租，而中小城市的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低房租或无房租。这与前面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现状的描述是一致的，这可能与同城市规模相关的住房政策有关。相比于湖北省其他中小城市，武汉市对流动人口的住房管理更规范，优惠政策更全面。例如，武汉市的各个街道社区设有“流动人口和出租房管理站”，规定出租人在签订租房合同3天内须到社区备案。此外，2013年武汉市下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强流动人口住房保障，鼓励和支持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型企业建设或筹集一批面向流动人口的职工集体宿舍，将已取得居住证的流动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大城市对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政策使他们有改善住房环境的意愿，而大城市相对较高的房价使流动人口最终倾向于选择租住高价房。

五、结论与讨论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必须关注城市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本文利用2012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多项分类logistic模型研究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流动人口住房性质多样化，整体住房水平较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采取多种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但更倾向于选择租住房，这一比重超过了80%；其次是免费房，再次是自有住房。在房租方面，超过70%的流动人口选择了低房租。因此，流动人口主要的住房选择是租住低价房，只有少量有条件的流动人口拥有自有住房。

第二，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因素多样，其中，流动范围和随迁人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显著。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租住高价房；随迁人数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自有住房或租住高价房的倾向越大。随迁人数代表家庭化迁移的程度，与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相互影响。一方面，随迁人数多的流动人口倾向于在流入地定居，稳定性强，愿意建房、购房或租住高价房，以提高居住质量；另一方面，居住环境的改善又会增强家庭化迁移趋势，增加随迁人数。

第三，家庭收入对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一结论不同于以往认为收入等经济因素是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侯慧丽 等，2010）的观点，可能因为目前房租占家庭收入比重比较低，且有部分流动人口受工作性质影响可以享受免费房；同时，住房作为一种重要的消费品，更可能受永久性收入的影响，而家庭收入只代表流动人口的暂时性收入。

第四，为了更好地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国家或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应制定和实施合理的政策措施。在目前城镇居民住房问题还未完全解决的阶段，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数流动人口选择租住低价房的现实状况要求提高流动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例如为流动人口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或接受再教育的机会，提高其就业收入和福利水平等。而流动人口的职业、来流入地工作时间、流动范围、随迁人数等特征对其住房选择产生的影响，也为政策设计提供了更多的现实依据。此外，在政策设计时还应当考虑城市规模，把握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段成荣，王莹. 2006.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6）：47.

弓秀云，秦富.2007.家庭非农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因素分析[J].技术经济，26（6）：9495.

侯慧丽，李春华. 2010.北京市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非制度影响因素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5）：1014.

蒋耒文，庞丽华，张志明. 2005.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9（4）：1627.

林李月.2009.两栖状态下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及其制约因素――以福建省为例[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林李月，朱宇. 2008.两栖状态下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及其制约因素[J].人口研究，32（3）：4856.

王桂新，张得志.2006.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融合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5）：112.

王凯，侯爱敏，翟青. 2010.城市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研究综述[J].城市发展研究（1）：118122.

王丽梅，张宗坪. 2010.城市流动人口住房保障问题的现状及对策[J].工业技术经济，29（4）：510.

吴维平，王汉生. 2002.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J].社会学研究（3）：92110.

篇9

论文关键词 流动人口 犯罪 犯罪原因 防控对策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频发。相对于其他传统犯罪现象，流动人口犯罪在这一特定时期最能体现社会的发展状况。因此，通过对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转型时期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分析原因，研究对策，找出最佳的社会防控管理措施，实现社会的顺利转型。

一、流动人口概念

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发生、发展的特点、原因和规律，以及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对策的科学。预防、控制流动人口犯罪，是研究流动人口犯罪这一现象的的根本目的。但是流动人口数字庞大，主体种类纷繁复杂，将所有流动中的人员一概纳入流动人口的研究范围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排除职务性的流动人口；其次，将流窜作案的犯罪人列入流动人口犯罪也是不正确的，这一区分在于流动这一表面现象仅仅是流窜犯罪利用的工具，而不是造成流窜犯罪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从犯罪学研究的角度对流动人口下一个基本的定义，即为了正当的经济目的，离开户籍所在地或经常住地的人员。

二、流动人口犯罪的特征

（一）行为特征

流动人口犯罪行为特征是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流动人口犯罪行为所具有的某些能够作为犯罪行为特点的标志或征象。主要表现如下：

1．犯罪活动的侵财性

流动人口大多以进城务工、发家致富为目的，因此，在流动人口犯罪活动中，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占了大多数。

2．犯罪活动的暴力性

暴力性表现为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要以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不计后果，只图一时之快，犯罪手段一般较为残忍。

（二）组织特征

社会转型过渡期流动人口犯罪的组织特征主要表现在犯罪的团伙性不断增强。有亲戚之间、同乡之间、城市不法犯罪分子与外来人员之间或者气味相投的外来人员之间等等结成的团伙。流动人口犯罪团伙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犯罪团伙，从而对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安定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

（三）主体特征

1．犯罪主体的复杂化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体特征首先表现为犯罪主体的复杂化。目前，流动人口犯罪成员的构成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三逃”人员。即批捕在逃人员，负案在逃人员，服刑或羁押在逃人员。二是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四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明，无固定职业，无固定住所，无固定收入的人员。三是中途辍学的未成年人。

2．犯罪主体的低龄化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体特征另一个突出的表现为犯罪成员的低龄化。流动人口以青年人居多，他们当中有许多都是未成年人。

三、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

（一）社会原因

1．城市与农村相互隔绝的封闭性社会结构被打破

改革开发后，由于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传统的城乡隔离状态逐渐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务工，社会流动程度大大提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的增加，社会流动程度的提高，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然而，由于我国社会转型一开始就具有不平衡性，所以人口流动也呈现出一种盲目性和单向性的特点，从而使社会流动呈现出一种无序、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无序状态下，大量流动人口犯罪行为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2．流动人口社会地位的二元分割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各阶层内部出现分化。另一方面，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原有的“阶层壁垒”被打破，在各阶层之间出现了许多所谓的“灰色地带”，其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就是农民身份的工人。在城乡二元结构政策下，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民工由于自身素质所限，所从事的主要还是法律上明文规定为“苦、脏、险、累”的建筑、煤矿、环卫等职业，无力在短期内改变现状，因此，一部分农民工为了发家致富，便不得不“挺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经济原因

1．城乡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使流动人口的相对剥夺感增强

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增大。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一直存在，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其次，城乡巨大的经济反差，造成流动人口“相对剥夺感”的增强。相对剥夺感会引发个人或群体产生压抑情绪或自卑感，极易引发个人甚至集体的暴力行动，甚至还会引发社会革命。对“相对剥夺感”体验最强烈的就是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群体，从而导致种种犯罪行为的发生。

2．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不同步导致城镇化水平严重不足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同步，导致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不足。城市化速度的过缓导致城市不可能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广大流动人口举家定居城市的需要，这是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犯罪的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三）文化原因

犯罪既然是一种社会现象，必然会与其所处社会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趁机侵入，造成许多人价值观念出现混乱，甚至对我国现行的社会关系及规范产生否定倾向。同时外来文化垃圾也大量输入我国。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群体，更容易受到西方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垃圾的不良影响，因此导致了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犯罪行为的不断增加。

（四）主体原因

1．流动人口自身素质偏低

流动人口自身素质偏低主要表现在文化素质偏低和生存技能的素质偏低两个方面。从而使得他们在城市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再加上户籍、医疗、就业以及遭到某些不公正待遇等等，久而久之，一些人就会产生反社会情绪，从而导致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

2．流动人口法制观念淡薄

流动人口的大部分人法制观念都十分淡薄，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懂法。因此，在遭到不公正待遇，或自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流动人口往往选择忍。由于内心不满被长期压抑，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往往就会采取一些偏激的做法，甚至是实施犯罪。而这类犯罪往往都是恶性的暴力犯罪，对社会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四、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

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应该从预防和控制两方面着手。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对流动人口这一特定主体的犯罪的预防和控制的措施：

（一）社会防控

1．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形式意义上的城乡之分

现有的户口大致上可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现有的许多制度如住房、就业、医疗保险等等都与之相衔接，而且表现出二者的差别待遇，这就赋予了这种户口划分以特殊的意义。因此，改革户籍制度，使外来打工者也能享受或者适当享受城里人的保险、福利等政策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至少他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心理不至于太失衡。

2．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保护

当前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盲目性。因此，建立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非常迫切。首先，最主要的是在劳动力输出地建立统一的、专门的劳务输出机构。这些机构最好能够与劳务输入地的正规用人单位取得直接联系，将工资、保险、福利等条件明确清楚，然后组织人员统一输出。这样可以避免务工人员上当受骗，也可以保证他们的正常的工作待遇。同时劳务输出机构的工作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劳动力进行培训，这可以与当地的技术学校联合进行，以保证劳务输出的质量。

（二）主体防控

主体防控就是指通过对流动人口本身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其从自身主体因素出发，避免违法犯罪的发生。

1．加强道德规范教育尤其是传统文化教育

现在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刑事犯罪都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道德意识退化有密切的关系。笔者以为有必要从各个方面入手加强对流动人口的道德教育。当然这还主要以农村为阵地，而且具体的形式必须灵活多样，以避免大家对呆板的说教的反感。此外还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职业道德教育。

2．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建立统一的劳务输入输出管理机构和技术学校，提供专业性技术性的培训。通过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促使其更好的在社会上生存，更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从而减少了城市里无业人员流动人口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可以使他们更快融入城市生活。

3．加强法制意识培养

防控流动人口犯罪，必须向流动人口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大力普及法律常识，另一方面当地流动人口主管部门可以重点针对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法律规定及政策进行普及宣传，提供法律咨询或者无偿的法律援助，以使他们更快的适应当地的生活，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三）法律防控

法律防控是法治社会对流动人口犯罪预防和控制的主要手段，是与培养法律意识相对应的另一面。法律防控不仅包括具体刑事案件下的侦查、定罪与量刑，还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治安管理等方面。具体措施如下：

1．调整刑事政策加强刑事防控

针对流动人口犯罪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就是刑事政策，它包括了很多方面，主要是定罪量刑问题。但同时它又是国家的一项政策，体现了国家对于犯罪所持的立场。针对流动人口犯罪，应当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主。此外，刚刚通过的刑八修正案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这同样有利于减少流动人口犯罪现象的发生。针对流动人口犯罪这一现象，我国刑法可以借助社区矫正，不断完善缓刑考验期的规定，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给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犯罪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2．加强治安防控提高社会防控能力

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才是我国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预防和打击流动人口犯罪的有效手段。

篇10

在现代中国，流动妇女从私人父权制的坚固堡垒——农村家庭中走向国家和经济生活领域的公共父权制，会面临怎样的境地？流动人口中，就业的性别隔离状况如何？莱斯金(Reskin,1988)认为，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1](P325)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异如何？是否如莱斯金所说，整体上流动妇女的工薪工作的收入补偿要少于男性？

本文主要对厦门市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农村流动人口工资差异可以用性别、原工资收入、受教育年数以及目前工作上的年数等因素来解释，年龄、婚姻状况和从事非农工作年数对其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分析表明，决定农村流动人口收入的显著因素是性别和原工资收入状况。

二、样本特征简介

样本来自近几年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2002年厦门市流动儿童健康和教育状况抽样调查和2003年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抽样调查)。前一次调查采取分层随机等距的抽样方法，对被抽取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共940份。后一次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也采取入户问卷调查形式，调查范围包括厦门市私营企业、学校、工地、饭店等各行各业的外来人口，总共有491个样本，有效问卷为487份。厦门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城市，经济较发达，大体可以反映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的流动人口状况。

本文分析利用的是那些拥有工资收入的人，两次调查中，总共有1130个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样本。其中流动妇女有效样本个数为672个，占59.5％；流动男性人口样本个数为458个，占40.5％。表1给出了这些农村流动人口总体样本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1.流动人口的人口特征

在这次调查的样本中，他们年龄在14-7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0岁，男性平均年龄为31岁，女性为30岁。流动人口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主要年龄段均为20-35岁，分别为各自总人数的77.3％和84.3％。这与全国各地流动人口的年龄段相吻合，如据珠海市、广州市的抽样调查，流动人口也主要为年龄在16-35岁和18-35岁之间的青壮年。(见图1)

性别结构对流动人口的构成有一定的影响。不同行业对性别不同的劳动力要求也有所不同。据广东省公安厅1996年统计，在1101万流动人口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69万和532万，男性高于女性，而据1998年上半年的统计，男女分别上升为575.3万和578.5万，女性高于男性，总体上两性差别不大。但实际上有的地方因行业和工种的不同，使用性别不同的劳动力却有着诸多差别。这次调查中，59.5％为女性，40.5％为男性，性别比同广东省及全国大部分流入地区情况相差不大。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谭深认为，从外出类型上看，未婚者与已婚者的差别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自主性流动，而一旦结婚成家，男外女内、男主女辅的性别分工就立刻鲜明起来，结婚成家带来的责任感鼓励了男性的外出，但却是女性外出的制约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是丈夫先出，然后回来接妻子，形成妻子的从属性流动。婚姻状况是否会加剧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与工资收入存在某种相关性呢？

2.流动人口的文化特征

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是构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层次的高低是衡量不同群体类型流动人口素质的主要标志之一。样本中有研究生学历，也有文盲，主要为小学和初中、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依次为25％、44.2％和20.4％，而大学以上学历和高中分别占4.2％、6.2％。这说明调查对象绝大部分属于中低层次文化程度。调查中文盲、半文盲人数较少，这也与我国农村的教育普及程度相一致。

3.流动人口的工作经验

样本中流动人口在外打工时间最长为26年，平均在外打工时间7年以上。在厦门滞留时间即表中“厦门年数”有些长达24年，平均滞留时间近6年。流动人口中有个别原工作工资收入(即前期工资)高达4000元。打工时间、厦门滞留时间可以作为反映工作经验的变量，前期工资可以反映出流动人员的工作经验。

当然，实际生活中影响个人工资高低的因素很多，如行业、劳动熟练程度、职务以及国家随机增资政策等。但由于本次调查农村流动人口多从事建筑业、加工业、环卫一些“脏、重、累”等工资低的行业，因此这里未将工种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厦门市近几年的流动人口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500-800元，工资最高的为5000元，而最低的才300元，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从表1中可看出工资高的人所受的教育年数要远远高于工资低的人，从事工作的年数也长于工资低的人。虽然我国长期实行的男女平等的社会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特别是决策者形成了“社会发展自然带来妇女发展”的思维定势，会不会忽视发展可能带来的扩大差别、剥夺脆弱群体发展机会的负面作用？如果这样，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同时将不可避免会形成新的“性别盲点”。那么是否性别会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产生影响？影响有多大？在后面的两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多元计量分析来具体解释这个问题。

三、流动人口工资的决定因素

我们下面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看看流动人口现期工资收入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打工时间、在厦门滞留时间、原工资收入等变量间的关系。回归的因变量是流动人口现期工资；自变量分成人口特征、文化特征和工作经验等三组。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男性=1，女性=0)和婚姻状况(结婚=1，单身=0)。文化特征为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小学文化程度=1，初中文化程度=2，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3，大学文化程度=4)。工作经验包括在外打工年数、在厦门滞留年数和原工资收入。

我们共进行了两次回归。第一次是用Backward对全部因变量回归，结果见表2。第二次是对性别、受教育程度、在厦门滞留时间和原工资收入几个显著性因素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在对全部因素的回归中，有几个有意义的结果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中的“原工资收入、在厦年数”高度显著，说明所受教育程度与工作经验都可以增加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这就说明流动人口虽然大部分从事体力工作或简单脑力工作，但其工作收入仍要求有一定文化水平，与工资收入成正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流动人口知识水平要求必然还将继续提高。

其次，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口特征中，只有“性别”对流动人口的工资会产生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与流动人口的工资的相关关系不强。因此可以认为，虽然随着流动人口的年龄增长，体力会逐渐减退，但工作经验、生活阅历的增长可以弥补其影响。另外人们也许会认为婚姻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但模型显示它并不能给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带来显著变化。

第三，出乎意外的是，“打工时间”的长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不大，反而是在流入地滞留时间的长短与工资收入有明显的相关性。不过打工时间不能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同“年龄”不能影响工资水平倒似乎保持了一致。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与其辍学外出打工赚钱，不如多读些书，提高受教育水平。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靠延长打工时间获得的工作经验的想法是错误的。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性别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相关性很强。同等程度下，男性比女性的平均工资要高一个档次，近400元。排除男女体力上的差异，如此大的差距似乎说明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达到性别平等。关于性别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详细阐述。

第二，教育水平与现期工资相关程度也很强。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工资水平就上升200多元，也就是说，同等条件下，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比文盲、半文盲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又比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其它依次类推。随着社会的进步，对教育程度的要求应越来越高。因此，农村流动人口要获得更高的工资报酬，就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重视子女的教育。

第三，原工资收入与现期工资正相关。虽然原工资收入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可能的解释是，它可以传达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方面的信息。一般来说，流动人员若原工资收入高，工作能力必然较强，现期工资收入也不会低。

第四，在厦门滞留时间也与工资收入成正比。在厦门多滞留1年，可以增加流动人口工资23元左右。在劳动力输入地滞留时间越长，越有助于流动人口提高在当地的适应能力，获得语言优势，更加融入当地社会，人际关系也会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

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可以由性别、受教育程度、原工资收入以及在厦滞留时间所解释。决定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性别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的影响巨大。相比之下，除了性别外，受教育程度最重要，其次是工作能力，最后是在流入地的滞留时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弥补由于工作能力方面缺陷带来的工资损失。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多接受2、3年教育的工资可以相当于在厦门多滞留10年的工资。而年龄、婚姻状况则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不大。

这些结论说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状况明显有利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子。工资收入与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相关这一结论表明，流入地看重流动人口的知识和能力积累。流动人口之所以被当地接纳，在于其经济价值，流入地也应按市场经济运作，给予他们相应的工资报酬。

四、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我们将结合多元回归的结果，从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流入地滞留时间三方面来具体分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首先来看看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别差异。表4显示，文盲、半文盲的女性流动人口占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8.5％，而男性接近2.8％；女性中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占绝大多数为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5％，男性中绝大部分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高中，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6％；由于59.5％的样本为女性，所以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绝对数量比男性多1个，但从百分比的相对数来看，女性比男性少近两个百分点。因此，总体上来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比男性流动人口低于一个层次。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原工资收入状况。从表5中可以看到，少于500元工资收入的女性流动人口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远远多于男性流动人口，达到57.3％。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对较分散，虽然低于500元的也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42.4％，但工资收入为500-800元、800-1100元之间的有23.1％和18.3％，比女性流动人口要多。中、高工资段的流动人口，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普遍偏少，这可以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质培养等条件限制中得到解释。

接下来看看在厦门市滞留时间长短会对男、女性流动人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很显然，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在流入地滞留时间方面的性别差异不大。(见表6)不过在滞留10年以上的时间段里，男性流动人口的百分比要大于女性。我们可以理解为，流动人口多以夫妻共同流动以家庭的状态待在流入地，而且这种状况与滞留时间成正比。从这里看，滞留时间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度不大。

将表5与表7进行对比，就能发现流动人口从流动中是获益的。工资收入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均有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男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由42.4％飞速下降至9％。相比之下，女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下降幅度仅为11.6％。而且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上涨幅度远远大于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工资收入500-800元段的百分比变化不明显，800-1100元段的百分比上涨尤其突出，由18.3％变为30.6％，其它各工资段男性流动人口百分比均有小幅度上升。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状况相形见绌，大部分工资收入上涨集中于500-800元段，虽然其它工资段百分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增长幅度均小于男性流动人口。总体上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集中于800元以下，占其总数的76.8％，而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则位于500-1400之间，比例为66.2％。这样看来，流动能使女性流动人口获利，但不是最大获益者。比较而言，她们的整体状况相对下降。因此女性流动人口处于贫困状况的概率要远远高于男性流动人口。

最后让我们对将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纳入性别因素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未纳入性别因素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即表8。很明显，有性别解释变量的拟合优度更好。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相当于教育程度提高两个层次，也就是说，如果一名文盲、半文盲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一般情况下与一名初中文化程度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当，而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会达到一名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

五、结语

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性别差异是两性不平等在工作报酬上的反映。目前，两性不平等状况在我国甚至全球普遍存在。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流动人口男女两性受教育程度不同，就与两性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密不可分。前者是果，后者就是因。男性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工资水平。虽然我国在工资分配上实行“同工同酬”，不同的工作的确也存在不同的性别要求，而且流动人口大多从事体力活，男性流动人口具有先天的生理优势，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挑选性歧视”。受教育机会的两性不平等加剧了这种工作机会上的两性不平等，从而带来一定的工作报酬不平等。在已经制度化的职业分层上，流动妇女同其他女性一样处于不利的位置上。正如莱斯金(Reskin,1988)所预言的，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流动也慢慢在农村扩散开。现代爱情婚姻模式已经被人们认可，家庭轴心在向夫妻平等的生活模式转变，家庭规模变小，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然而经济上刚刚获得独立的流动妇女，在职业进入、工作性质、工资收入和工作评价等方面遇到明显性别差别和性别等级化。这些将给她们带来社会资源利用的不平等，使她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而且还有可能出现经济发展而女性社会地位下降的局面。如上一部分我们就说到改换工作，反而使流动妇女整体状况变坏的情形。这些不平等状况会对流动妇女的整体发展起着负面作用，鼓励她们从经济上更加依赖男性，从思想上更加接受女性的从属地位，最终促使她们接受采用其他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的倾向，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

已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男女两性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是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即使真的有性别差别存在，量也是很小的，很容易被个体差异或没有控制的其他因素所掩盖。在中国，男尊女卑的观念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已渗透、融化在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积淀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心理。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男女交往机会越来越多，都可能导致男女之间性格的“对流”，从而缩小两性个性人格上的差异，改变人们的性别观念和社会期待，流动妇女也能获得它带来的外溢效应。显然，改善流动妇女地位，需提高包含流动妇女在内的所有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在整个社会的地位。

总的来说，流动妇女走出农村，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流动妇女的职业生活，明晰的个人收入，促使她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心理、家庭地位发生相应变化。它可以充分开发利用社会人力资源，为流动妇女的自立创造条件，更好地展示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女性群体的新形象。农村妇女的真正解放是对我们这个社会进步发展的最好证明。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原工资收入和在厦滞留时间相关，与年龄、婚姻状况和在外打工年数无关。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性别单独进行分析，考察性别如何作用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妇女工资收入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从而得出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是解决收入性别差异的关键。

【摘要题】实证研究

【英文摘要】Thisessayanalysestheprincipalfactorsaffectingthedifferencein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inXiamenCitythroughutilizingthedatafromaseriessamplesurveyandestablishingamultivariateregression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arerelatedtotheirgender,educationallevel,formerwageincomeandlengthofstayinXiamen,butunrelatedtotheirage,maritalstatusandlengthoftimeworkingawayfromhome.Theessaymakesaseparateanalysisofgenderasanimportantfactoraffectingthe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andexploreshowgenderimpactsone''''seducationallevelandotherfactorsandhowthosefactorsfurtheraffectthewageearningsofmigrantwomen,withtheconclusionthatimprovementofwomen''''seducationallevelisthekeytoresolvinggenderdifferenceinwageearnings.

【关键词】流动妇女/工资收入/性别差异

migrantwomen/wageearnings/genderdifference

篇11

文章编号:1003-1383(2010)05-0612-03 中图分类号:R 51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1383.2010.05.054

麻疹(measles)是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对麻疹易感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些流动人口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在免疫规划管理层面上,多以县(市、区)为单位居住不满3个月或无当地居住证的人群。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卫生问题,导致麻疹的流行病学特征也发生了变化。我国流动人口约1.4亿,对这一庞大人群的对传染病控制是我国免疫规划工作的薄弱环节。本文对流动人口麻疹的发病情况及相关因素作一简要综述。

流动人口麻疹流行病学与免疫状况

大量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导致麻疹的发病数日益增多,发病构成呈现递增的趋势,流动人口成为麻疹高危人群和麻疹控制的难点和重点。1991~2005年北京、上海等地流动人口麻疹报告病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发病率是户籍人群发病率的4~10余倍不等[1,2]。2005年全国麻疹病例中流动人口占37%,其中广东、北京、上海等地麻疹病例占总病例数大于50%[3]。流动人口密集型的广东省,1999~2003年流动人口的麻疹病例占广东省麻疹病例的52.9%[4];佛山市2005~2008年的麻疹病例主要集中在城市人口密集且流动人口多的地区,占总病例数的94.97%[5];东莞市某镇报道2001~2003年流动人口麻疹年均发病率是本地户籍人口的10.67倍[6]。处于中原地带的河南省郑州市2000~2002年流动人口麻疹发病人数占44.82%,而流动性相对较大的市区内构成比为61.57%[7]。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常州市2007、2008年麻疹病例中流动人口比例均>60%,且2008年是2007年的2.59倍[8]。

近年来流动人口麻疹爆发流行的次数增加,山东省2005、2006年分别爆发43起、28起,都是在流动人口中发生[9]。而胡家瑜等[10]报道上海市2001~2004年外来人口麻疹爆发流行就有62起之多。

在流动人口中,无麻疹疫苗免疫史或接种不详的比重多。如上海市、深圳市外来人口麻疹病例中无免疫史和免疫史不详的分别占93.55%[10]和90.00%以上[11]。浙江麻疹流行地区约80%的外来儿童无MV免疫史或免疫史不详[12]。宁波市近年对流动人口的调查表明,流动人口有MV免疫史的占48.7%,显著低于本地人口的88.8%[13]。河南省郑州市调查的899例麻疹确诊病例中,无免疫史和免疫史不详的占85%[14]。

在众多资料中,流动人口麻疹抗体水平达不到85%的免疫屏障,福州市的流动人群麻疹抗体阳性率为81.34%[15]。中山市2002年流动人群麻疹抗体阳性率只有81.6%,另外有37.9%的人群麻疹抗体水平未达到1∶800的保护水平[16]。但相对而言,流动人口这一因素通过自然感染或隐性感染获得免疫力,又可以增加麻疹抗体阳性的可能性[13],如深圳市某区流动人口麻疹抗体总阳性率为95.98%[17],珠江三角洲为85.96%[18]。

流动人口麻疹流行的特点

我国麻疹的发病季节一般集中在4~7月,近年来由于3~5月为外出务工人员进城和学生返校的时间,而11~12月为春运时节人员流动性大,所以麻疹的发病季节多集中在这两个时间段内[7]。但有的城市发病季节也有推迟的现象[5]。毕建萍等[19]研究显示,2005~2007年萧山市流动人口麻疹发病季节相对于1983~1992年发病季节性呈强度减弱,高峰日推迟,流行高峰延长,这可能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使用麻疹疫苗后,麻疹免疫状况得到改善有关。有报道麻疹防治较好的地区如美国、西班牙,未到常规接种月龄婴儿及成人发病率上升[20],在免疫预防覆盖面不足的边远地区,如我国的陕西省、贵州省,麻疹发病仍以15岁以下儿童为主[21]。但是近年来随着全国大部分地区计划免疫工作水平的提高,小年龄麻疹发生得到有效控制后,出现发病年龄向大年龄和未到麻疹疫苗免疫年龄人群转移的现象,这与流动人口在其中的调控有关。流动人口的麻疹发病年龄以6岁前的学龄前儿童为主[20],小于8个月龄的婴儿发病也有增多的趋势[6,7],如郑州流动儿童麻疹病例小于8个月龄的占15.64%。16~35岁的成人麻疹占的比例也逐渐增多[21,22],黄兴民等[6]调查16及以上流动人口麻疹发病率为50.14%,发病年龄后移。说明“双向位移”现象与疫苗时代小月龄婴儿和成人发病增多的趋势一致[23]。

由于流动人口流向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其发病职业也呈现多样化。小年龄组主要以散居儿童为主,其次为幼托儿童。大年龄组以民工及工人占首位,其次为商业服务者和其他职业[6,24]。流动人口麻疹病例主要分布在城乡结合部,城区的租房者等,造成城乡结合部大量易感人群聚集。据报道,流动人口发病率以流动人口聚集的近郊和远郊区(县)为高,病例的地区分布呈现从市区向郊区、从近郊向远郊转移的趋势。陈丽玉等[25]调查发现流动人口麻疹病例主要聚集于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中村”、“城边村”。

流动人口麻疹流行的相关因素

流动人口儿童建卡、建证不及时、MV漏种、接种时间推迟是6岁及以下儿童发病较多的主要原因[6]。居住时间的长短与是否及时办理预防接种证是儿童麻疹漏种的一大影响因素。深圳市居住

影响人群麻疹抗体水平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人群历年MV接种率、免疫成功率和MV的免疫持久性;二是隐性感染。有文献报道[28]流动人口中有MV免疫史而原发性失败占11.3%。1963年疫苗广泛使用后出生的女性多未自然感染麻疹,体内被动接种疫苗产生麻疹抗体的水平较低,妊娠后通过胎盘到达胎儿的麻疹IgG抗体,无论是滴度还是残留时间均低于野毒株自然感染,对下一代的保护作用弱,显然体内低麻疹抗体的婴儿在到达常规免疫的初免月龄前可能已成为易感者,难以抵御麻疹病毒的侵袭。近年来,周波青等[29]从妇女的分娩方式角度进行临床研究还表明由于分娩方式发生改变,剖宫产造成婴儿体内母传抗体IgG抗体缺失,麻疹提前易感,导致婴儿就诊率提高。再者,我国缺乏成人麻疹的免疫程序,这可能是16~35岁的成人发病比例增加的原因之一。

计划免疫初期我国主要采用液体疫苗,接种剂量低,冷链运输、接种技术不成熟等,导致疫苗所产生的有效保护低,免疫失败人群自然累计。而大年龄病例多来自农村和边远山区,出生年代大都为80年代以前,当时计划免疫未普及,部分人群MV初种、复种未种,加上冷链设备不足造成的无效接种,导致这个年龄段麻疹易感人群积累[20]。

综上所述,流动人口的麻疹流行状况不容乐观,是我国传染病免疫规划工作的薄弱环节,加强麻疹控制管理工作极其重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流动人口儿童免疫计划工作的管理,及时对流动儿童登记建卡、建证;二是提高流动人口麻疹疫苗常规免疫接种率,并定期对特定人群采取强化免疫,巩固免疫屏障;三是定期对流动儿童进行MV查漏补种工作,将MV疫苗的初免提前至6月龄;四是政府提高重视,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探索流动人口管理办法;五是通过加强麻疹监测,确保麻疹监测的敏感和准确;提高麻疹疫情预测预警能力。

参考文献

[1]费 怡,张秀英,刘 军,等.上海市浦东新区麻疹流行病分析及控制策略探讨[J].中国计划免疫,2004,10(1):23-24.

[2]王秀云,许志涛,秦德良.北京市昌平区1999~2005年麻疹流行病学分析[J].中国计划免疫,2007,13(2):138-140.

[3]余文周,税铁军,李 黎,等.全国2004~2006年麻疹流行病特征和预防控制措施分析[J].中国计划免疫,2006,12(5):337-341.

[4]吴承刚,罗耀星,邵晓萍,等.广东省1999~2003年麻疹流行情况与防制策略探讨[J].华南预防医学,2004,30(6):41-42.

[5]孙宝志,黄组星,杨泽锋.佛山市2005~2008年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及控制对策[J].热带医学杂志.2009,9(12):1443-1445.

[6]黄兴民,郑少敏,赵 兵.东莞市厚街镇2001~2003年流动人口麻疹流行学分析及控制措施[J].热带医学杂志,2005,5(6):843-845.

[7]董蒲梅,贾永普,韩同武,等.郑州市流动人口实验室确诊麻疹病例的流行病学分析及控制措施[J].中国计划免疫,2003,9(6),357-359.

[8]张 倩,张建陶,卞 琛,等.常州市2007年麻疹减毒活疫苗强化免疫前后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中国疫苗和免疫,2010,16(1):15-19.

[9]宋立志,许 青,徐爱强,等.山东省1993~2006年麻疹发病年龄变化对消除麻疹的影响[J].中国计划免疫,2007,13(4):373-377.

[10]胡家瑜,张金芳,陶黎纳,等.上海市2001~2004年麻疹爆发疫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中国计划免疫,2005,11(6):473-475.

[11]刘卫民,何梅英,陈国翠.深圳市罗湖区1998~2004年麻疹监测分析[J].实用预防医学,2005,12(6):1352-1353.

[12]王建华,姚耿东.麻疹流行地区麻疹疫苗提前初免的成功率调查[J].浙江预防医学,2009,21(6):24-25.

[13]孙灵英,白廷军,戎江瑞,等.流动人口麻疹抗体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疫苗和免疫,2008,14(5):403-405.

[14]贾永普.郑州市2000~2002年本地和流动人口麻疹病例的比较[J].职业与健康,2004,20(3),65-66.

[15]张 宏,黄晓霞,陈剑惠.福州市2007年流动人口麻疹和风疹抗体水平监测[J].中国自然医学杂志,2009,11(5):347-349.

[16]赵婉莹,周 海,罗小铭,等.中山市人群及流动人口麻疹抗体水平监测分析[J].疾病监测,2002,17(8):290-291.

[17]邱星元,曾桂盛,李海秀,等.宝安区流动人口麻疹、百日咳和白喉免疫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00,27(3):325-332.

[18]郑焕英,刘 冷,郭 雪,等.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流动儿童麻疹免疫状况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与分析[J].中国计划免疫,2006,12(1):35-37.

[19]毕建萍,徐兴福.预防接种和流动人口对萧山区麻疹发病时间分布的影响[J].中国热带医学,2008,8(7):1214-1245.

[20]Penarey LI,SantaOlalla PP,Amela HC.Measles in Spain :its move into thepopulation[J].Aten PRIMARIA,2004,33(4):200-202.

[21]左树岩,梁晓峰,殷大鹏,等.贵州省2003~2004年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效果评价[J].中国计划免疫,2006,12(1):7-12.

[22]李文戈,高奇峰,卢 潮,等.中山市东区2005年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华南预防医学,2007,33(6):52-53.

[23]王陇德.预防接种实践与管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71-174.

[24]韩建康,姚文庭,沈建勇,等.湖州市2005年麻疹高发流行因素探讨[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06,7(6):550-553.

[25]陈丽玉,何 凡,肖 敏,等.汕头市龙湖区2004~2005年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华南预防医学,2007,33(3):39-40.

[26]钟学飘,李亦才,杨丽珍,等.移民城市农民房居民区儿童麻疹疫苗漏种情况与发病的关系[J].职业与健康,2009,25(24):2728-2731.

[27]吴红岩,严 胜,朱永寿,等.上海市浦东新区外来儿童计划免疫情况调查[J].上海预防医学,2003,15(9):470-471.

[28]徐敏钢,黄 瑾,汤素文,等.麻疹免疫水平及影响因素探讨[J].中国计划免疫,2006,12(5):385-388.

篇12

>> 社会分层视野中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公共体育服务比较分析 北京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 北京市流动人口发展趋势及调控管理研究 上海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同城待遇问题研究 长株潭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价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研究 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研究 “女性流动人口”研究综述 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研究 北京流动人口已成北京人 流动人口与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 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的特征及政策启示 浅议北京市流动人口问题 档案助北京流动人口子女入学 浅析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就业 北京:百万流动人口或被挤出 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和分布结构特征研究 流动人口对北京市交通的影响研究 构建流动人口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下册）[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6）。

③数据来源同上。

④详情参考湖南省计生委的《新生代与上一代流动人口发展比较分析》..

参考文献：

[1]文军.从季节性流动到劳动力移民――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分化及其系统构成[J].探索与争鸣，2006，（1）：28-30.

[2]冯晓英，李洋，戴建中.北京市流动人口有序管理研究[C]. 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课题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711-738.

[3]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04）：42-52.

[4]王汉生，等.“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J].1997，（01）：56-67.

[5]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J].社会学研究，2000，（01）：24-39.

[6]周运清，等.都市农民的二次分化与社会分层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1）：132-136.

[7]唐灿，冯小双.“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J].社会学研究，2000，（04）：73-85.

[8]杨.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J]. 人口研究，2011，（05）：8-26.

[9]张展新.从城乡分割到区域分割――城市外来人口研究新视角[J]. 人口研究， 2007，（06）：16-24.

[10]刘玉照，梁波.上海市“新移民”身份获得与结构分化：转型期外来人口的“移民化”研究[C]//上海：中国的前沿、文艺复兴与秩序重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青年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06）：157-167.

[11]李春玲.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J].社会学研究，2006，（05）： 85-106.

[12]李强.“倒丁字”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02）：55-74.

[13]鲁品越. 资本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趋向：从阶级阶层结构到和谐社会建构[J]. 哲学研究，2006，（12）：24-30.

[14]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91-99.

篇13

关键词 职业技术教育；流动人口；预防犯罪；有效措施

中图分类号 D917.1；G71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1）21-0394-02

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据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农民工共计2.254 2亿人。其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1.4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这些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以进城农民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亦日益突出，恶性案件频发，社会危害性较大，已严重威胁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

1 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与特征

1.1 流动人口犯罪类型日趋增多

流动人口的犯罪类型包括盗窃、抢劫、诈骗、敲诈勒索、拐卖人口、贩毒、吸毒、杀人、、赌博、绑架、组织、等，目前仍然以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性犯罪为主。据不完全统计，这3种类型的犯罪占流动人口犯罪总数的50%以上[1]。

1.2 流动人口犯罪手段残忍

流动人口犯罪主要有流窜作案、团伙作案等，具有隐蔽性、多样性，表现为利用网络、通讯设备和现代交通工具等高科技作案的特点，向智能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2005年调查中以犯罪为生的流动人口占犯罪流动人口的9.3%，其比重仅次于属于“打工族”的犯罪流动人口。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流动人口中存在着一部分较为稳定的职业犯罪者[2]。

1.3 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犯罪率高

近年来，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犯罪呈增加趋势，以上海市为例，截至2008年底，流动人口未成年人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83.27%[3]。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在犯罪心理特征上表现为游戏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在犯罪行为特征上表现为暴力化、成人化、智能化的特点；在犯罪的形态特征上表现为团伙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特点；在犯罪类型特征上表现为财产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的特点[4]。

1.4 重复犯罪率高

犯罪的流动人口中再次违法犯罪的人员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调查表明，在犯罪的流动人口中曾被判刑和劳教的比例2000年为2.9%，2002年为6.2%，2003年为10.6%，2004年为12.2%，2005年为11.06%[2]。流动人口犯罪经历由初犯、偶犯向累犯、惯犯方向发展[5]。

2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因素

2.1 流动人口犯罪人员生活贫困

社会经济因素特别是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率呈现明显的同周期走势，两者存在较高的关联度。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统计表明：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存款余额来看，1978年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0，到1983年缩小到1.7∶1.0，但是到1997年又迅速扩大到2.5∶1.0，2000年扩大到2.79∶1.00。占全国人口比重70%～80%的农民的存款余额仅占全部存款余额的1/5[6]。研究表明，相对收入差距每上升1%，将导致刑事犯罪率显著上升0.37%；在控制相对收入差距之后，绝对收入差距每上升1%，刑事犯罪率将至少显著上升0.38%[7]。通过调查发现，流动人口犯罪中，因家庭极贫困而犯罪的占33%；因外出打工找不到工作，生活无出路而犯罪的占35%；因好逸恶劳而犯罪的占17%；因其他原因而犯罪的占15%[8]。因此，贫困是外来流动人口犯罪最主要的内在动因。

2.2 流动人口犯罪人员文化程度低，缺乏职业技能

农业部、劳动保障部等六部制定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明确指出：我国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在这些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9]。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83.9%，流动人口罪犯中90%以上在26岁以下，80%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是被留守在农村无人看管的留守儿童[10-11]。由于流动人口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职业素质偏低、职业技能缺乏的状况，因而他们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较弱，择业范围受到限制，职业稳定性差，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生存危机状态，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只能从事城里人不愿做的“苦、脏、累、毒、危”五大类工作，他们工作最苦，收入最低，生活条件也最差。因没有城市户口，城市的社会劳动保障体系又拒绝他们，在医疗保障、就业、子女上学、失业保障等方面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城里人灯红酒绿、繁华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境遇形成巨大的反差，而流入地的市民对流动人员的歧视、排斥，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心理和对立情绪。特别是当其挣钱的正当途径受阻，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极易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产生被命运捉弄和被社会遗弃的失落感、挫败感，这必将在其内心深处罩上一层阴影，使其心理严重失衡，长此以往，就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违法犯罪。

2.3 流动人口犯罪人员的社会处境差

流动人口中的闲散青少年群体，本应是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学习技术的年龄，但由于贫困等原因过早的辍学流入大城市从事工薪低、工作条件恶劣的工作，加上他们知识欠缺和生活视野狭隘，法律意识淡薄，分辨事非能力及抵御能力较差，经受不住各种物质享乐的诱惑，很容易被别人拉拢、利用，其中一部分人在极端心理的支配下选择用非法手段获取财富。调查显示，辍学无业的未成年罪犯占未成年罪犯总数的比例高达70%以上，辍学无业已成为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12]。

由于他们长期处于失业、待业或隐性失业，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不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而处在社会的边缘，进而产生对社会的隔离感、敌意和不信任态度。特别容易对社会形成“过客”的心态，对社会只有“陌生人”的感觉，而没有“主人翁”意识的归属感。他们对生活状况的不满往往会通过较为激烈的方式来宣泄，而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非正常方式来宣泄不满情绪，都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任何人都具有强烈的求同归属感，这是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闲散青少年也有向往、适应群体生活的“相群性”，有希望得到社会和群体的承认、保护、尊重、友谊、力量等心理欲望。相反，一个人如果被排斥在主流群体之外，容易形成不良心理和行为，给自身和社会带来危害。由于脱离学校和家庭的生活环境，容易导致闲散青少年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人结成不良群体，在群体中寻求尊重和接纳，在与不良伙伴交往过程中，致使错误的社会意识、不良的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得到强化，还可能形成不良群体和犯罪团伙。由于群体内的朋友信任和依赖度比较高，导致相互间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大，这让闲散青少年更容易形成犯罪意识，学习犯罪技能，不断交叉感染，一步步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3 控制流动人口犯罪的有效措施

犯罪学的开山鼻祖贝卡利亚说：预防犯罪比惩罚更高明，事实上预防犯罪的意义永远要比打击惩罚犯罪的意义重要。正如木桶理论所描述的，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但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的长度，还取决于木板与木板之间结合的紧密程度。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流动人口是一支庞大而以青、壮年为主体的群体，相当于木桶最短的一块木板，只有解决好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问题，才能从源头上预防流动人口犯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社会才能真正的稳定和谐。

3.1 保障流动人口的待遇

要解决好流动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首先应公平、公正地对待流动人口，尊重他们的人格。流动人口，包括曾经犯过罪的流动人口，都是中国公民，理应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诸如教育、就业、居住等社会保障。应从政策、法规、制度上予以保证，使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社会的主人，自愿遵守既定的规矩，自觉维持社会秩序[13]，共同维护这一“明理诚信，人人平等，互相关爱，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

3.2 政府应有计划地培训无职业技能的流动人口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而这些条件的改善源于收入的增加，而收入增加的根本途径就是就业。正是基于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世界各国或地区无不把就业政策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包括青少年）的就业支持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低，职业技能缺乏，而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占总需求的56.6%[14-15]。因此，政府部门应以高度地社会责任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为流动人口提供学习职业技术和技能的平台，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生存职业技能，并将职业教育与就业结合起来，促进人人就业，使流动人口尽快获得一个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从源头上预防流动人口犯罪。

3.3 多种途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

3.3.1 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调动鼓励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强政府对流动人口职业教育培训的组织领导和宏观指导，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拨出专款，免费提供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与教育的费用。调动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确保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与教育工作有序开展。同时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政府对流动人口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让他们及时了解免费培训的有关政策、培训方式，动员、鼓励流动人口参加职业技能和就业培训，促使流动人口掌握社会生存的技术和技能，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3.3.2 根据行业、企业的实际需要，以及劳动力市场和用工单位的需求，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可采用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多样性及多层次的引导性的培养形式。开展单项实用技术、职业技能培训、岗前培训、创业培训等职业培训。根据学员的特点和个人需求，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内容。

3.3.3 建立、健全流动人口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保障体系。①着力培养学员的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教会他们准时完成任务，训练其耐心，并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寻求自我认同。②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的需求，合理地设置培训专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技术、新的材料、新的能源、新的行业也在不断地产生，做到培养、培训与就业岗位需求结合、与技术发展相结合、与技能鉴定相结合。③根据专业技术的要求，科学确定培训内容，全面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按需施教、注重技能、突出实际、实效的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模式，做到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有真正过硬的技术和技能，在工作中能上岗解决实际问题。④制订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教育部门应转变教育观念，确立惩戒与鼓励同等重要的观念，可借鉴韩国、新加坡等国制定的《教育惩戒法》，为了防止不良习气在学校蔓延，建立严格、有效的考核、奖惩制度，意在培养学员健全的人格、树立良好的学习风气。为调动流动人口学习技术、技能的积极性，可借鉴美国的“学券制”制度，政府给流动人口职业教育培训的款项，全部以学券的形式发给待培训的学员，他们手持学券，可在众多的公、私职业学校、培训机构等之间自由选择。选中后就拿学券付学费，而被选中的学校或培训机构凭收到的学券到政府兑换教育经费。学券只能用于教育开支，保证社会用于教育的投资不被移为他用。同时也有利于学校与培训机构教学质量的良性竞争。建立学习激励机制，生活费及奖学金可根据学员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来决定。也可采用生活费全部、部分免除的方式，在学员完成学业并参加工作后，适当的偿还费用，以回报社会，这样有利于培养学员的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规范技能评价管理，技能评价、技能鉴定与实际应用相适应，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考核。完善职业资格运行机制的相关法规，真正体现技术、技能与就业、待遇挂钩公平竞争的社会氛围。学员经过刻苦努力学习通过技能鉴定，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才有可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增加自己的劳动报酬，做到体面尊严，提高生活的幸福指数。同时，让更多的流动人口能够参加免费技能培训。制定学员毕业、结业后的跟踪回访制度，对于学以致用、社会效果好的学校或培训部门，向社会公布，并且政府加大投资，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和良性循环。

4 参考文献

[1] 侯欣张，张竹青.浅议城市流动人口犯罪[J].法制与社会，2008（11）：89-90.

[2] 王志强.对近年来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44-51.

[3] 徐志林.上海工读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1）：40-44.

[4] 本刊编辑部.期待法制教育更具实效[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1）：1.

[5] 张应立.论流动人口犯罪[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7，19（1）：80-86.

[6] 赵曾渝.关于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研究[J].辽宁警专学报，2007（3）：45-47.

[7] 陈春良，易君健.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9（1）：13-25.

[8] 陈尚坤.流动人口违法犯罪问题及对策思考[J].人口学刊，2004（5）：34-37.

[9] 钱正武.青年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分析[J].青年探索，2006（1）：3-8.

[10] 包冰锋，赵佳玮.论金融危机下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9（3）：16-19.

[11] .“八成犯罪农民工幼年系留守儿童”谁该反省[J].观察与思考，2009（22）：16-19.

[12] 赵国玲，李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证研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1）：4-16.

[13] 张艳敏，王志胜，黄书建.归正青少年再社会化的环境支持[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1）：29-32，69.

篇14

论文关键词 流动人口 防控对策 刑事犯罪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我国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正在经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进程中，流动人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在不断地加剧着城市环境和资源的负担，挑战着社会管理机制与社会服务体系，这其中就包括日益严重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

2013年9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的相关情况。报告指出，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总数达到2.36亿人，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目前流动人口的主体。与上一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更为年轻，并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其进入城市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温饱，而是对未来发展有更多新的期待。此外，近年来流动育龄妇女的数量和比重也在逐年增加。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推算，2012年流动已婚育龄妇女占全国已婚育龄妇女总数量的近1/4。

从上述报告中我们不难分析出：一是流动人口的总数正在增加，这意味着其对现存社会管理的挑战将逐年加大。二是流动人口的代际更替已经出现，新的流动人口构成必然带有新的特点。三是新生代的流动人口在温饱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可能的犯罪行为也将不再满足于传统物欲的、侵犯财产的类型，而将会向更高层次转变。四是新生代流动人口更趋于年轻化，其犯罪行为中暴力犯罪的比重也有可能相对应的增加。五是已婚育龄妇女的流动比例更大，这将给社会服务特别是对产妇医疗、儿童教育等方面的保障体系造成新的压力，解决不当将会为城市治安带来新的隐患。综上所述，在新的流动人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研究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成因及提出相对应的完善和解决办法。

一、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

（一）从传统的侵财型犯罪向其他类型犯罪扩展

流动人口大多是以致富赚钱为目的而流入城市的，故而在流动人口犯罪中，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占了绝大多数。很多流动人口没有稳定的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故当其犯罪时，触犯的罪名多为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类犯罪，各地数据统计表明尤其以盗窃、抢劫、诈骗居多。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指出，新生代流动人口正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其侵犯财产类犯罪的手段和方式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美国刑法学家萨瑟兰创立了“白领犯罪”这一概念，他指出：“白领犯罪大体上可定义为体面的有社会地位的人在其职业活动中实施的犯罪行为。”新生代流动人口区别于传统的流动人口，已不再局限于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其犯罪特点也不再局限于仅仅是为了解决温饱的物欲型犯罪，而是更趋于追求多元化的经济利益。故而其触犯的罪名也正在不断渗入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的经济类犯罪，第八章的个别罪名如行贿罪等等。

（二）暴力性及低龄化

流动人口以青壮年男性为主体，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在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不断强化身体机能。例如在我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中，提供给流动人口的岗位基本局限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流动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以从事石油天然气的开采，煤矿、有色金属及黑色金属的开采，金属冶炼，市政建设和道路建设等工作或者与此相关的配套服务为主。这使得此类身体机能处于良好状态下的流动人口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常常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新生代的流动人口更为年轻，这意味着流动人口犯罪的暴力性将更为突出。不仅如此，目前流动人口中不乏未成年人，这些流动未成年人失去家庭的沟通与监护，更兼身心尚未完全发展成熟，因此极易受到不良文化的诱导，从而进入犯罪分子的行列。

（三）地缘性

流动人口犯罪的另一特征表现为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容易形成犯罪团伙。在城市流动人口实施的犯罪中，团伙犯罪的数量远超过单独作案。大量的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带有浓厚的乡亲观念，更兼城乡文化冲突使其具有好抱团、排外的心理特征，很容易拉帮结派、结成一致对外且较为稳定的组织团伙，甚至出现师傅带徒弟，传授犯罪技巧与经验的现象。这种以地缘为基础的团伙在实施犯罪时大多体现为有预谋、有分工甚至互相包庇掩护，犯罪组织也日趋严密，更有甚者发展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

由于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法律观念的深入人心，在新生代的流动人口犯罪中，传统的亲缘性特征正在逐步弱化。具体体现为犯罪流动人口日常较少与亲戚交往，更不愿意让其参与到自己的犯罪中来。如相关调查显示，厦门市在押的犯罪流动人口中，家人对其犯罪行为不知情的占61.7%，劝其自首的占26.3%，包庇窝藏和协助其潜逃的仅占1.6%。

二、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原因探究

流动人口犯罪是我国在目前特定的发展阶段中出现的问题，是城市流动人口这一特定群体受到社会大环境影响的结果。引发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十分复杂，除流动人口自身的经济因素外，文化价值观念及社会管理服务体系也同样起着不容或缺的作用。

（一）经济原因

1.目标与现实的冲突

追求经济利益是造成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原因，同样也是引发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怀着“淘金梦”进驻城市，却由于缺乏专业劳动技能，处于失业状态进而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与生存现实之间的巨大冲突，使部分流动人口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指出，新生代的流动人口在温饱之余对城市新生活充满更多期待。这使得梦想与现实的反差尤为突出，也就导致经济原因引发流动人口犯罪的现象更加明显。

2.“相对剥夺感”理论

相对剥夺感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Feeling Theory）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Stouffer）提出来的。“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人将自身处境与其参照的人进行比较，如果发现自己的处境处于劣势，就会产生自己受到了剥夺的感觉。城市居民拥有比流动人口更稳定的工作、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极易引起相对剥夺感的产生。相对剥夺比绝对剥夺更容易诱发犯罪行为的发生。因为，对实施犯罪来说，可以见到和接近物质财富，要比完全缺乏物质财富或者没有机会把它弄到手的情况更富有刺激性。豐流动人口是城市经济财富的创造者，却不是这些财富的享有者，长期在这种失衡的心理状态影响下，就容易错误地将犯罪行为视为“夺回自己财富的行为”。

（二）社会原因

1.法律体系的滞后

目前我国关于管理流动人口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暂住证申领办法》、《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大都强调流动人口的义务，疏于规定其权利。表现出的是对城市流动人口的防范，侧重于治安管理和打击整治，不关心其需求，更没有针对流动人口的服务。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流动人口的法律意识也在渐渐觉醒，生活在一个缺乏认同感及归属感的城市，履行了义务承担了责任却不享有相应的权利，极易产生对抗情绪，进而引发犯罪。

2.社会控制力的相对弱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中建立的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控制机制已无法应对现今流动人口的数量膨胀，而城市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尚未形成，这势必造成城市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控制力相对弱化。

即便是现有的社会控制体系也没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大部分城市并未对这庞杂的工作予以相应的重视，只将其交由基层派出所负责；还有部分城市在流动人口的管理上缺乏明晰的工作制度，实际操作混乱不堪。这些都为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三）文化原因

1.价值观冲突

长期生活在一种稳定环境下的群体会在群体内形成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因此城市群体价值观与农村群体价值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因为劳动力过剩，流动人口屈于弱势地位，仅靠勤劳节俭很难满足生活需要，因而更容易受到金钱至上等消极观念的影响，这为流动人口从事盗窃、抢劫、组织或强迫、贩毒等高危犯罪行为提供了精神支持。

2.匿名效应

某些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如果不成为流动人口，可能终生都不会犯罪，这是因为熟人社会有着强大的道德制约力量。流动人口离开了原本固定的社会交际网络，进入了陌生的环境，新的社会交际网络尚未形成或者尚不稳定，就会出现一种无人知晓其身份的“匿名状态”，以“隐形人”的身份生活在城市之中。这种状态会极大地削弱道德对其行为的约束力，进而引起犯罪。随着流动人口迁入城市的时间增长，陌生人社会又会逐渐地转变为熟人社会，这种匿名效应也会慢慢地淡化甚至消失。

三、流动人口犯罪的预防

我国目前针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管理更多倾向于防范，但从多年的司法实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人口流动的增长是由于我国飞速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因此流动人口犯罪是绝对不可能避免的，单纯的严刑峻法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对流动人口犯罪的预防应当着力于“疏导”。

（一）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

近些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些针对流动人口的法规或规章，为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集中在养老保险、公共卫生及医疗服务等方面，因此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统筹全国范围内的养老保险将是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的《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提到新生代的流动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的比例正在增加，这一现象不仅增加了医疗服务保障的压力，更为城市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降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辍学率，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应当被提上日程。减轻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增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预防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

（二）建立针对流动人口的教育及培训

一般来说，个体对违法犯罪的认知度越高，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法律也就越能遏制个体的违法犯罪意图。因此，对流动人口开展包括《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内的的普法教育，有利于规制和防范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对其开展《劳动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则能提高流动人口的法律意识，让其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合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以合法的渠道解决纠纷。

其次应当对流动人口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就业率。必要时也可在企业中对新上岗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帮助，比如分配师父在工作实践中进行具体指导，从而消除因工作和生活环境改变带来的不适应，减少城市治安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