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特征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流动人口特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现实必然导致其流动过程的复杂性和产生问题的多样性。因此，把握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是正确处理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前提条件。流动人口的突出特征主要有：

第一，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从本质上说是劳动力在流动。在流动人口中，15--45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流动人口年龄构成年轻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3年9月进行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表明，40岁以下(不包括40岁)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也表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显著的年龄聚集特点，流动人口年龄主要集中在15―45岁之间，占流动人口80％以上。

第二，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上为主。流动人口除了年龄构成年轻的特点外，流动与不流动入口的受教育状况大不相同。流动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超过一半，远远高于流出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在流入地的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绝对优势，占流入地流动人口的70．17％；文盲和半文盲比重相对较低，仅占4．66％。未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第三，流动人口以非举家流动为主。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流动人口调查对象户均人口数为4,33人，每户流动为2,1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有2．22人没有发生流动。这就是说流动人口平均带动能力为1．11人，流动过程中的带动能力还比较小。夫妻共同流动的比例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其他家庭成员留居户籍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一同流动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举家流入一个地方的家庭流入量相对较弱，具有明显的非完整家庭流动特征。

第四，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为主。流动人口流动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原因。据抽样调查，流动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90％以上，其中有近45％的流动人口月收入不到500元。由此可以推断，与流入地劳动力收入相比，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人群为主。流动人口不仅在收入分布上存在收入较低的特点，而且收入分布的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月均收入相对较高，而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流动人口收入较低。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大大低于当地居民，即便是在从事完全相同工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流动劳动力存在克扣和变相克扣工资问题。

第五，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条件较差。流动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为集体宿舍、自租房等形式，生活和卫生条件差。流动人口的营养状况差，卫生保健知识缺乏，容易引发传染病和流行病，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在社会保障方面，绝大部分流动劳动力没有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等基本的社会保障。

篇2

【关键词】 流动人口；肺结核；患病特征

近两年晋江的肺结核疫情有上升趋势， 而结核病的高发人群是流动人群中的青壮年， 他们部分来自结核病流行比较严重的农村地区， 进入城市后因环境的改变、劳累、居住环境差等因素， 结核病的发病机会增多。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中结核患者如未能及时发现和治疗， 容易因居住拥挤传染给别人。因此， 加强流动人口肺结核患病特征研究就十分重要。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参考2008～2012年晋江疾控中心及卫生部门公布数据， 同时参考晋江市《结核患者登记本》登记的患者数量进行修正。

1. 2 研究方法 将统计到的资料录入到电脑数据库， 采用FOXBASE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对20%数据进行复核， 复核准确率在98%以上。

2 结果

2. 1 患者构成 在本次统计中， 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数量和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根据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晋江市人口达198.64万人， 外来人口90多万， 外来人口比例接近占50%。2012年全市发现、治疗管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1092例， 其中外来人员722例， 占66.1%， 而在2008年此比例还不超过40%。

2. 2 年龄分布 本次调查统计中， 18～35岁患者在2012年晋江市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中的所占比例最高， 占到了71. 2%， 但近些年有下降的趋势， 如此形成对比的是， 46～60岁的患者与2008年相比有了上升的趋势， 由9.1%上升到了15.8%。

2. 3 性别分布 本次调查统计中， 2012年晋江市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中男性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女性， 在2012年晋江市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男418例， 女204， 比例为2.05：1， 在最近的几年统计调查中， 男女比例一直在2：1左右比较稳定。

2. 4 职业特征 从职业分布特征来看， 农民工所占的比例最大， 农民工和无业人员构成了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的主体（详见表1）。

2. 5 病型分布

在本次调查统计中， 2008～2012年间从病型分布来看， 分布基本一致， 2012年流动人口肺结核病患中主要以浸润型为主， 比例占到了89.31%；结核性胸膜炎发病率在6.08%；而在儿童中多见的粟粒性肺结核所占比例近年来较少。

2. 6 症状特征

从本次调查来看， 患者出现频率最高的症状是咳嗽， 还有一部分患者由于及时发现而没有明显症状， 其他症状有发热、咳血、乏力、盗汗等。

3 讨论

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之后， 由于环境改变、精神紧张、工作劳累、压力加大， 加上免疫力低下（有的未接种过疫苗）、衣食住行和医疗卫生保健等条件相对较差， 因此发病的机会较高[1]。如患病之后又未能及时发现和治疗， 因居住拥挤容易造成结核病的传播。在发病人员中， 因男性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在农村地区男性多从事体力劳动， 由于长期的体力透支， 生活压力的紧迫， 工作环境不好加上很多男性有不好的生活习惯， 如吸烟和酗酒造成机体的免疫力下降， 而结核病多侵犯抵抗力低的人群[2]。所以容易导致流动人口中青壮年男性结核病高发。

4 建议

对于疾控中心应将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发现与治管工作纳入结核病防治工作规划， 开展追踪服务工作。在常规方法追踪未到位的情况下， 可利用雇用的专职人员参与转诊未到位的网络直报患者追踪工作， 对流动人口患者在提供常规免费诊疗的基础上， 额外提供交通费补助和生活补助， 并对部分患者提供心理支持， 以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3]。同时要加大宣传， 在流动人口密集的工厂、企业进行结核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 提高结核病典型症状的知晓率， 在有症状后直接到结防所检查， 达到早期发现患者的目的；鼓励企业、工厂等密集人群的单位， 做好用工前的健康检查和每年一度的健康检查， 防止密集人群疫情扩散等措施， 减少流动人口对全市疫情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廖辉陵， 陈倩盈.深圳市某区2003—2007年流动人口肺结核病流行病学分析.中国热带医学， 2008，8（10）：1802-1803.

篇3

Key word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employment；income；impact factor

中国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是伴随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是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1]。庞大的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构成、人口的城乡分布、社会的阶层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现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布比较集中，多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行业[3，4]，亲友网络等非正式就业渠道仍然是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主要途径[5]；流动人口就业“非农化”倾向明显，但是没有使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得到真正的提升和改善[6]；流动劳动力失业率进一步提高[7]；虽然流动人口收入有一定提高，权益保护在一定程度得到改善[8]，但在流动人口内部和城乡户籍间仍存在收入待遇和权益保护的差距[9]，流动人口仍受到就业保障歧视[10]。

河北省作为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最大来源地[11]，人口流动规模巨大。因此对河北省流动人口就业特征的研究对于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城市群统筹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受到数据获得的限制，现有研究多数只对小区域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缺乏对河北省就业流动人口的详细研究，且很难对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进行对比研究。本研究采用2013年河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对比研究的视角，分别对河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2013年组织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采用了包括河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就业相关数据，用于分析河北省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和收入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等相关内容。流动人口指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人口。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处于就业状态的流动人口，共获得河北省流动人口有效样本14 822个，其中流入人口6 940个，流出人口7 882个。

1.2 方法

基于原调查数据，结合现有流动人口就业职业分类的统计标准和收入等级划分方法，设定适于分析流动人口职业特点的分类标准和收入等级。

职业分类标准为：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业人员，包括经商、商贩、保洁、家政、餐饮、保安、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等；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包括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无固定职业和其他人员；公务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收入等级为：低收入水平，月收入水平在2 000元及以下；中低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2 000元且小于等于3 000元；中高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3 000元且小于等于4 000元；高收入水平，月收入在4 000元以上。

研究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多项logit回归分析方法和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对河北省流动人口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进行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对比分析。

2 就业特征描述

2.1 职业特征描述

从职业的分布来看，河北省流入人口中服务业人员占59.81%，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占32.71%，专业技术人员占5.98%，公务人员占1.50%。河北省流入人口在第一产业中的就业比例极低，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均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就业，尤其是从事服务业的比例最高。流出人口中，除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比例较低以外，其他三类职业流出人口的分布比例均高于流入人口。整体来看，河北省流动人口就业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非农化”趋向继续强化，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进城后绝大多数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二是受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和较低的流动人口职业技能水平影响，大多数就业人口集中分布于对职业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行业、农业、生产制造类行业等次级劳动力市场，无法向主要劳动力市场转移。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除了受劳动者素质的影响外，也与市场中存在的户籍方面的歧视有关[12]。

2.2 收入特征描述

河北省流入人口的月均收入为3 019.38元，比流出人口平均水平低239.24元；对于流入和流出人口来说，月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均是专业技术人员，最低的均是服务业人员；除了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月均收入略高于流出人口外，流入人口其他三类职业的月均收入水平均低于流出人口。就工作强度来看，河北省流动人口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9 h，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月均收入最低的服务业人员每天工作时间最长；除公务人员外，流入人口各类职业的工作强度也均超过流出人口。这表明流动人口在各地区就业时待遇方面受到一定的歧视。流动人口被分割在次级劳动力市场，除了损害流动人口的就业权益，影响流动人口收入和公平享受其他基本资源外，也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和劳动力市场的紊乱。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改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成为当前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关键。

3 就业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3.1 职业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3.1.1 变量选取与测度 本研究将职业作为因变量，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作为控制变量，流入时间、本次流动范围作为协变量，分别建立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职业影响因素模型（表3）。

3.1.2 职业影响因素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职业影响因素模型通过运用多项logit回归模型，整体回归的效果良好，模型在统计上具有意义（流入人口模型最终卡方值为1 259.23，P值为0.000；流出人口模型最终卡方值为1 328.63，P值为0.000）。流动人口的职业因变量为四分类变量，因此产生了以“公务人员”分类为参照的三个最终模型。

1）人口学特征。表4和表5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户口性质和受教育程度对河北省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对其职业选择没有影响。受专业技术工作性质的影响，年龄对其影响不显著，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中专的男性流动人口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性最大；初中及以下的21-40岁的流动人口成为服务业人员的比例更高；初中及以下的青壮年男性在农业及生产制造类工作的可能性更大。

2）流动特点。将流动范围和流入时间用作反应河北省流动人口流动特征的控制变量。从表4和表5来看，流动范围对河北省流入人口的职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对流出人口的职业选择影响不显著，流入时间对河北省流动人口职业选择影响不显著。对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服务业工作和农业及生产制造类工作的河北省流入人口来说，流动范围每缩小一个等级，发生比将分别降低到原来的54.4%、66.9%、63.3%。研究认为跨省流动的人口在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方面比只具备省内迁移能力的流动人口更有优势，并且当流动范围拉大时，迫于生计等原因流动人口更易接受工作，因此其职业选择范畴远大于流动范围小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找到正式工作之前，多在流入地已滞留一段时间，因此流入时间并不等于就业时间，不能将其和工作经验挂钩，进而使得流入时间对河北省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3.2 收入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3.2.1 变量选取与测度 本研究将收入等级的因变量在模型中的编码设为“0、1、2、3”，并建立影响河北省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将人口学特征、流动特点作为控制变量全部引入模型，变量的编码类型和度量标准同上。

3.2.2 收入水平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河北省流动人口收入模型整体结果表明，人口学特征以及流动特点对收入水平提高具有显著影响，其收入模型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意义（流入人口模型卡方统计量为868.572，P=0.000；流出人口模型卡方统计量为489.743，P值为0.000）。

1）人口学特征。相对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收入等级提高的可能性分别为3.290、2.280，因此男性收入等级不断提高的概率更大。由于人力资源禀赋方面差异、社会观念的偏见和性别歧视等多方面原因，女性劳动者月均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因此作为双重弱势群体的女性就业流动人口所面临的收入性别差异更为严重。

31-40岁的流动人口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最大，发生比分别为1.192、1.221。这是由于该类人群在体力和外出工作经验、人力资本方面都更有优势，能够凭借自身优势提高收入；20岁及以下的青年劳动力收入等级的发生比仅为0.496，这主要是由于青年劳动力缺乏工作经验，难以获得更高收入；21-30岁和41-50岁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则和50岁及以上相差不大，这基本反映出典型的就业年龄特征，随着年龄增长，个人收入先升后降，在个人就业能力最强的阶段达到峰值[13]。

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最大。表明受教育程度对于流动人口收入有着较高的正向回报率。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受教育的年限越高，其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就越强，积累工作经验和提高职业技能的可能性越大，在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中更易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能力，因此提高收入的概率不断增大。

和非农业户口相比，农业户口的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降低，发生比分别为0.976、0.681。这和中国广泛存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关系密切，农业户口流动人口一般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流动，很难进入初级劳动力市场，这也表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仅造成城乡之间普遍存在收入差距，即使在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内部也仍存在显著影响，在流动人口内部也深深打上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烙印。

回归模型显示出婚姻状况对于收入的影响在低于5%的水平上显著。婚姻状况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相对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的就业流动人口来说，未婚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人口。已婚流动人口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促使其不断争取更高的收入以维持家庭稳定与发展；未婚人口缺乏工作经验和家庭的刚性约束，流动性更强，从而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2）流动特点。流动范围变量对收入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统计意义。和市内跨县相比，跨省流动和省内跨市的流动范围在统计上更加显著，流入人口的发生比分别为1.675、1.262，而流出人口收入影响因素模型中跨省流动依旧是影响河北省流出人口收入等级的主要因子，发生比为2.502，明显高于其市内跨县的参照标准，甚至高出了流入人口收入模型中其跨省流动发生比。这表明流动范围越远，流入人口收入等级提高的可能性越大。跨省就业的流动人口往往具备较高的劳动技能和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以便获取更高的收入来弥补跨省流动所带来的迁徙成本。如果跨省流动不能实现流动人口在成本―收益比较下获得更大收益的初衷，那么跨省流动的优势也就随之丧失[14]。

流入时间变量对流入人口的收入水平提高影响不显著，对流出人口影响显著。这表明河北省用工单位更加看重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外出经验和职业技能等方面的素质，而流入时间长短不等同于就业时间长短，因此流入时间长短并没有成为影响河北省流入人口收入水平的因素。出乎意料的是，不同于罗俊峰等[15]发现的流入时间和收入等级呈“U”型关系的结论，本研究中发现随着流出时间的延长，河北省流出人口月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呈降低趋势。由于流动人口集中于相对低端的行业，随着流出时间的延长，可利用的资源具有有限性，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趋势，因此月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降低。

从流入和流出人口职业选择模型和收入模型对比来看，变量之间发生比在同一模型内部和不同模型之间的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贡献程度的大小，也体现了不同省份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综合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的用工要求，河北省流出人口更易受到流入地用工单位工作经验和学历歧视。

4 结论与讨论

1）河北省流动人口集中分布于对职业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业和农业及生产制造类行业等次级劳动力市场，无法向主要劳动力市场转移，社会阶层无法得到提升。

2）和男性相比，女性在就业、收入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就业选择的多样性受限，提高收入的可能性降低。年龄与职业选择多样性、月收入提高基本呈倒U形关系。受教育程度对职业选择和收入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回报率。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提高就业层次和获取高收入的可能性低于非农业户口。未婚就业流动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人口。流动范围越远，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范畴和提高收入的可能性越大。流入时间越长，河北省流出人口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反呈降低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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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尹德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空间流动和职业流动[J].北京社会科学，2007（4）：92-97.

[5] 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与分析[J].人口研究，2007，31（2）：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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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研究，2013，37（2）：17-24.

[8] 杜 鹏，丁志宏，李 兵，等.来京人口的就业、权益保障与社会融合[J].人口研究，2005（4）：53-61.

[9] 杨菊华.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J].人口学刊，2011（5）：3-15.

[10] 张体魄.就业歧视与农民工社会保障[J].农村经济，2010（9）：67-70.

[11] 张武保，孙桂平.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发展报告[R].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

[12]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报告[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3.

[13] 宋月萍，徐 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条件行业差距实证研究[J].南方人口，2012，27（3）：57-64.

篇4

关键词：流动人口;区位商;多中心模型;影响因素;山西省

Abstract：Population mobility which bas been recognized as a socioeconomic phenomenon，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tak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as study object and take prefecture-level city、county-level city and country as the research unit， based on the census data of Shanxi province， used floating population location quotient and multi-center model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n we stud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which caused the special phenomen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scal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experienced a rapid development， capital city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in absorbing floating population; 2）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gradually become the new driving force which can affe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3） the develop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orm native cities showed a trend of evolution form spatial agglomeration to spatial equilibrium，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presented a character of gathering to the district which has bigger population size and higher urban hierarchy; 4）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condition and the size and the designated function of cities， but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urbanization rate.

Key words：floating population;location quotient;multi-center model;influence factors;Shanxi Province

中图分类号：K9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2-56（6）

1 引言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重要表征，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转移阶段之后，进入9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主要以从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为主[2、3]，这一现象将是未来几十年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4]。因此，研究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合理预测和规划未来人口流动格局、促进城乡良性互动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许多学者探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人口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人口的空间分布与演化[5、6]、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与特征[7、8]、流动人口空间格局与动因[1、9-11]、迁移规律[12、13]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4、14]等，其中对于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15、16]、收入水平、地区差别、教育程度[17]等，对流入地城市性质与流动人口关系的探讨相对较少。研究尺度包括全国层面[12、18]、省级层面[19、20]和省会城市[1、21]等。资源型地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类型，由以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产业发展为主的城市构成，其资源型产业的兴起与衰落直接影响区域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然而，已有研究对资源型地区流动人口的发展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山西省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从流动人口的来源结构入手，以山西省地级市市区、县级市和县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五普”、“六普”中“户籍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相关数据，从户籍所在地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三个层面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于揭示山西省流动人口发展与演化规律、更好的制定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流动人口区位商

区位商是用于表征特定空间上某一要素分布集聚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i表示i地区的流动人口区位商;Fi是i地区的流动人口数;Pi是i地区总人口数;Ft是整个区域的流动人口数;Pt是整个区域的总人口数。Qi=1表示流动人口在i地区分布与整个区域分布一致，Qi>1表示流动人口在i地区分布相对集中，Qi

2.2 多中心模型

多中心模型是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模型之一，其一般形式如下：

式中，D（r）是流动人口密度;n是流动人口中心的数量;ri是某一个地区到i人口中心的距离;ai和bi是针对i中心的参数。

3 山西省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

3.1 现状特征

山西省是我国典型的资源型省份。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总量为517.59万人，比2000年增长280.3万人，增长率118%，年均增速达到8.11%;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7.31%提高到2010年的14.49%，提高了7.18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000年的3.84个百分点缩小到2010年的1.63个百分点，说明2000年到2010年间，山西省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迅速。

山西省11个地级市和11个县级市2010年共吸引流动人口358.23万，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69.21%，其中地级市吸引流动人口305.29万，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58.98%，说明山西省人口流动符合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特征，其中地级以上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流动人口最多的是太原市，达到140.2万人，占全省的27.09%，平均流动人口密度为201人/km2。流动人口总量最少的是阳泉市，为18.43万，占全省的3.56%;流动人口密度最低的是忻州市，每平方公里不足16人。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最大的是太原市，为33.37%;最小的是运城市，为7.93%。

3.2 总体演变特征

为了消除城市行政区面积差异带来的影响，更科学地揭示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本文采用人口密度作为衡量指标，即在绘制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的基础上，根据流动人口区位商和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确定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并利用多中心模型分析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特征。

为了有效克服单一判断标准的弊端，采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选取两个年份流动人口密度大于50人/km2，且流动人口区位商大于1的行政区作为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

从2000年和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密度图（图1a、表1）可以发现，200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共有7个，包括太原市区、晋城市区、长治市区、大同市区、阳泉市区、侯马市和晋中市区;对比2000年，2010年流动人口中心增加到11个（图1b、表1），原有的流动人口中心除侯马市以外，均得以保留并且集聚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另外增加了临汾市区、运城市区、介休市、孝义市、吕梁市区5个集聚中心，主要分布于山西省中南部地区。侯马市作为重要的区域性物流中心曾在吸引流动人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周边临汾市区、运城市区的发展，两者作为地级市行政中心的优势逐步凸显出来，从而削弱了侯马市作为流动人口中心的作用，导致其在2010年流动人口区位商下降到0.875，失去了作为流动人口中心的地位。2000年，山西省7个流动人口中心共集聚流动人口145.77万人，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61.43%;2010年流动人口中心数量增至11个，共吸引流动人口总量296.37万人，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57.26%，流动人口中心的数量在增加，然而其吸引的流动人口比重在降低，说明山西省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并未出现向少数城市集聚的突出极化现象[22]。

采用多中心模型对2000年、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spss16.0对结果进行拟合，结果见表2。多中心模型中参数a代表不同中心截距，a越大表明该中心在集聚人口方面的作用越强;而斜率b的绝对值越大，代表随着与该中心距离的增加，人口密度的衰减越陡[23]。对表2中的参数a和b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00年和2010年两个时期，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均呈现“双核”型空间结构，即太原市区核心和晋城市区核心，其a值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在2010年表现尤为突出;对参数b进行分析，2000年⒈太原市区参数b的绝对值为2.082，明显高于其他中心，表明这一时期太原市区核心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作用较强，2010年，孝义市、阳泉市区、晋城市区和运城市区参数b的绝对值分别达到15.838、10.158、9.867和6.262，超过太原市区的3.636，表明这一时期太原市区对山西省流动人口格局的影响力逐步减弱，中小城市的发展逐渐成为影响流动人口格局演变的新驱动力。

3.3 流动人口来源结构分析

对流动人口来源结构进行分析，主要从户籍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3个层次进行分析。200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总量为237.29万人，户籍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的流动人口构成为63.6：22.7：13.7，到了2010年，这一构成变化为55.7：32.7：11.6，表明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仍然是山西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占到流动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较快，总量由2000年的53.88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69.44万人，增长了214%，其占流动人口总量的比重也提升了10个百分点;来源于省外的流动人口总量增速略低于前两者，但整体也呈现逐步扩大的态势。

利用2010年、2000年两期数据的比值与山西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即（2010年某地区流动人口数/2000年某地区流动人口数）/（2010年全省流动人口数/2000年全省流动人口数）为依据，按来源分类绘制的山西省流动人口增幅比率图（图2），对不同来源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

对户籍在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a），增幅比率较高的地区，即增幅比率大于3的地区共有18个，主要集中于吕梁市域及周边地区、大同市域东部、长治市域;增幅比率在2到3之间的地区共有28个，分布较为分散，主要集中于山西省的中南部;其余61个地区的增幅比率与全省平均水平相近，集中于0到2之间，其中增幅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共有16个，主要分布于各地级市市区周边，与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区位相符。可见，山西省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空间集聚逐步向空间均衡方向发展，原本流动人口集聚程度较低的县（市、区）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增强，原有流动人口中心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下降。以太原市区和长治市区为例，太原市区2000年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总量为40.86万人，到了2010年该数据下降到35.28万人，下降了21%;长治市区2000年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总量达6万人，2010年该数据下降为5.35万人，下降了10.8%。

对户籍在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b），与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增幅比率相比，其增幅比率相对集中，在0到2之间的地区共有89个，占全省总数的83.18%，说明全省各地区来自于本省其他县（市、区）流动人口扩张规模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相近，原有流动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近10年吸引的流动人口数量越多，尤其是增幅比率大于1且原有流动人口规模较大的太原市区、晋中市区、临汾市区、运城市区和吕梁市区，在这一时期吸引省内其他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尤为突出，共增加68.62万人，占全省净增加总量的59.38%，说明这一时期山西省省内其它县（市、区）流动人口主要呈现向人口规模大、城市等级高的地区集聚。

对户籍在省外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c），全省吸引省外流动人口增幅比率低于1的有36个县（市、区），占全省的33.6%，分布于省域南北两侧;大于2的有24个，占全省的22.4%，集中于省域东西两侧;增幅比率在1到2之间的县（市、区）有47个，占全省比重的44%，主要集中于山西省中部地区。增幅比率大于1的县（市、区）空间分布与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分布特征基本一致，说明来源于省外的流动人口与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流动人口一样，均呈现向省内流动人口中心集聚的特征。

4 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已有的相关分析，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从区位条件、城市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城市性质、城镇化率等角度进行分析。

4.1 与区位条件的关系

区位条件作为一项综合指标，可以全面反映区域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差异，区位条件良好是城市选址的先决条件。我国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呈现明显的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特征，自然环境优良、社会经济条件发达、交通设施完备的城市成为流动人口集聚的重要地区。因此，区位条件对流动人口的集聚有重要影响。

4.2 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一般来说，城市规模越大，它与周围其它城市的相互作用就越大，当一个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其对周围地区劳动力、资金、资源的吸引力不断提高，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通过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使区域经济水平得以提高。城市规模可以通过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进行衡量，采用2010年各县（市、区）非农业人口与流动人口总量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0.974;采用2010年各县（市、区）GDP与流动人口总量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0.937，说明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与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密切相关，其中与城市的人口规模相关性更强。

4.3 与城市性质的关系

对山西省内流动人口集聚中心的城市性质进行分析，主要包含综合型城市、工矿资源型城市、商贸―交通枢纽型城市三种类型。太原市作为山西省省会城市，是太原经济圈和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山西省范围内最典型的综合型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医疗水平和公共设施的提高与完善，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进人城市，2010年太原市区共吸引流动人口130.87万人，占常住人口总量的38.17%;工矿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外来劳动力聚集，如大同市、孝义市等地煤炭及有色金属开采业的发展，大量吸引外来人口在此聚集，逐步形成流动人口的集聚中心;商贸―交通枢纽型城市以晋城市和侯马市为代表，晋城市是山西省重要的门户城市，吸引流动人口规模在地级市中位居前列，并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侯马市是山西南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以吸引省内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为主。

4.4 与城镇化率的关系

采用各城市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城镇化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67，说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5 结论

本文在借鉴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山西省流动人口发展现状，利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人口多中心模型，对山西省2000年、2010年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研究时段内，山西省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迅速，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了7.18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其中地级以上城市在吸引流动人口集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符合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特征。

利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人口多中心模型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流动人口中心由2000年的7个增加到2010年的11个，空间格局整体呈现“双核”型空间结构，2000年太原市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影响作用较强，到了2010年其影响力逐步减弱，中小城市逐步成为影响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的新驱动力。

对流动人口来源结构进行分析，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仍然是山西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占到流动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规模扩张较快。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由空间集聚逐步向空间均衡方向发展，原本流动人口集聚程度较低的县（市、区）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增强，原有流动人口中心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下降;来源于省内其它县（市、区）和省外的流动人口主要呈现向人口规模大、城市等级高的地区集聚的特征。

就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来看，流动人口集聚与区位条件、城市规模和城市性质密切相关，与城镇化率并无显著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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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流动人口 艾滋病 高危

一、引言

高危是最具危险性的艾滋病易感行为，性途径成为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模式。从国际艾滋病传播史看，因高危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比其他行为更高。估计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中75%以上通过性接触感染。与城市居民相比，流动人口从事易较多或有多个，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性传播疾病（HIV/STD）。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2.2 亿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HIV 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二、艾滋病高危

艾滋病高危是艾滋病感染高危行为中的一种，同时也是高危行为中最具危险性的艾滋病“易感”行为。就传染病学的视角而言？高危是指发生在健康个人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间的带有体液交换性质的。而就人群传播视角而论，高危则是指发生在健康个人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间的无保护。其中既包括发生在男男性关系人群间的无保护，又包括发生在男女两性间的无保护；既包括发生在偶然间的无保护，同时又包括发生在固定间的无保护。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已针对同性间、商业性、多性伴等不同类型高危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HIV/AIDS经各类传播的途径及危险因素：①同性间。国内外对同性恋人群的研究一致发现，该人群中的男男性接触者（即MSM）是HIV感染的高危群体。在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工业化国家中，HIV/AIDS的流行与男同性恋人群有关。②商业性。商业性中的女性性工作者和男性缥客在艾滋病防治研究中被称之为“桥梁人群”和“中介群体”。女性性工作者因职业特殊性在经由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危险的角色。③多性伴。多性伴一般是指在同一时期内与多个性伴发生性关系。无论对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理论和研究都证实多性伴是HIV感染和传播的重要危险因素。艾滋病领域内的多项研究表明，人群的平均性伴更换率和个人之间不同的性伴更换率都对艾滋病的传播概率有重要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平均性伴更换率越高，艾滋病的流行率也越高。④无保护的。无保护指所有未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研究证明，在多性伴人群中减少无保护（即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可以有效地避免新的HIV感染。使用安全套对减少HIV传播所起的作用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干预项目中被证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泰国。无论是在商业性还是非商业性的中，无保护均有相当高的危险性。

三、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状况

流动人口即地域流动性较强的人群。这类人群固定性较差，生活或工作地变换频繁。近30年来，由于在流动人口中青年人口比例极大，且无配偶者或无配偶伴随者人数较多，因此在该人群中存在大量非婚，从而为艾滋病传播埋下了隐患。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更易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感染HIV.因而是艾滋病感染的脆弱人群。有研究指出我国目前的1.2亿流动人口是导致艾滋病传播流行的主要人群。这类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青壮年构成的主体人群文化程度较低、疾病预防知识匮乏，因而存在着严重的艾滋病感染危机。中国性病疫情报告显示，早在1999年，艾滋病感染人群中有外出流动史者所占比例就已达到15.6%。目前在某些地区的该类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已经很高。

四、结论

流动人口是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脆弱易感群体，在HIV 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是控制艾滋病性途径传播的重点人群。人口流动本身并不是导致HIV/AIDS扩散的根本原因，而是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传播因素相结合，才真正导致了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我国流动人口与艾滋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预防知识缺乏、高危行为发生较多及性病、艾滋病发病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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