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扶贫的意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农村扶贫的意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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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扶贫是能够改善、稳定发展扶贫工作的基础。

2、通过不同形式的知识培训进行教育扶持，使贫困地区的人口无论从思想文化素质，还是技能水平方面，都得到全方位的提升，这也是扶贫攻坚能够进一步推进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扶贫是保障贫困户的合法权益，取消贫困负担。政府帮助贫困地区加大人才开发、完善农民工人才市场。临时工基本待遇，建立发展工农业企业、促进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对贫困农村实施规划，旨在帮扶改善贫困户生活生存条件和扶助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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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小额信贷扶贫　信用风险　信贷资金总额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一、 小额信贷扶贫

为解决我国落后地区人口的贫苦地区人口的贫困问题和弥补信贷扶贫政策的缺陷，我国自20世纪90年底初开始引进并推广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模式。政府实施的小额信贷扶贫，是借鉴国际经验又结合我国实际加以改造而形成的一种资金和服务同时到户的扶贫方式，具有短期小额、整借零还、连续借贷、滚动发展、小组联保、不要抵押、经社并重、妇女为主的特点。小额信贷扶贫能够使贫困户实行自由组合联户担保，不需要抵押担保，容易获得资金，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农村产业化的形成，增加农民的收入，加速农民脱贫，从而导致小额信贷扶贫资金到户率高，还贷率高和项目成功率高的“三高”特点,提高了资金的扶贫效益和经济效益，使这种扶贫方式受到了广泛的称赞和肯定。但小额信贷扶贫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有不少关键性的问题尚未解决，影响着小额信贷的健康发展。

二、 小额信贷扶贫实施中的问题

纵观1995年我国实施信贷扶贫政策以来的情况，小额信贷扶贫在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以下的问题。

（一）组织机构不健全、不完善，小额信贷成本相对较高。

由于我国的小额信贷扶贫是一种政府行为, 其牵涉的单位众多, 主要有政府扶贫办、财政、计委、农发行、妇联、共青团等, 机构人员都是临时从这些单位抽调出来的, 造成信贷扶贫机构人员组成复杂、水平参差不齐、机构涣散、职能模糊。在小额信贷扶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基层机构提出项目并组织实施，而这些政府机构并不承担贷款使用所带来的风险，使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或个人主观意志，为行政官员树立形象的工具。

由于农村银行、农发行业务向县城收缩，支持农民小额信贷的业务主要就落在农村信用社的肩上，但由于小额信贷具有涉及面广、操作成本高的特点，信贷扶贫对象散布在偏远的旮旮旯旯,贷款额度小, 贷款的程序多而繁杂,面对广大的农户都要建立详细的信用档案，并掌握一手诚信动态情况，这就大大增加了信贷员的工作难度，所需要的小额信贷工作人员数量要增加，相应的成本也会提高。

（二）面临严重的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贷款人无力偿还贷款，即投资失败，投有其他资金可偿还。第二类是贷款人道德品格决定的主观不愿意还款。小额信贷原则上不需要抵押担保．有的则是多户联保或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抵押担保形式，其担保作用与一般金融机构的商业贷款担保相比也是微乎其微。特别是农村的征信体系和保障机制还没有完善。我国的小额信贷主要以偏远地区的贫嗣农民为扶贫对象，加之贫困地区的农业大部分没有实现集约化、产业化经营，所以农民在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时，不可避免地被置于农业风险中，靠天吃饭，如果天有不测的话，农业生产必然受影响，信贷安全便难以保证；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的特点．以季节为周期的农作物还占农业生产的绝太多数，这决定了贷款的回收期受季节影响。农民除了劳动力和土地的使用权外，几乎没有其他财产，违约后的惩罚措施对其无计可施便无法及时还贷，其授信额度因此下降．对提供小额信贷服务的机构造成冲击。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扶贫组织对于信贷资金的使用无法进行有效监督，也使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增加。

（三）农村小额信贷资金总量不足。

政府主导型的小额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扶贫信贷资金，这部分资金是由农行管理的，而农行先自筹资金，再由财政贴息。为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如在本地无法通过吸储解决，就有下级农行向上级拆借。贫困地区的贫困县吸储量很小而常规贷款还尚不够，扶贫贴息贷款就需要拆借，而拆借利息为3.75%的月息，发放给农户的利率为年息3%，农行的借贷利息倒挂，再加上运作小额贷款的高成本，农行发的越多就会亏的越大，所以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都不愿意直接对农户发放贷款，而将业务重点转向获利高的行业，这样会导致农村小额信贷供应渠道狭窄、总量不足。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广大农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市场竞争，迫切需要资金支持。农户强烈的资金需求，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支农资金在总量上难以满足农户所需。

（四）小额信贷期限短制约了贫困户的经济行为。

小额信贷实行的是整贷零还的方式, 其期限一般为一年左右。而贫困户用于投资的种养项目一般生产周期较长, 为遵守还款制度树立良好信用声誉, 不得不留出相当部分贷款用于首期或二期还款。贷款数额本来就小, 再扣去首还款, 最后真正能用之于生产的贷款额所剩无几, 剩下的贷款额也只能上些短平快的小项目, 这只能暂时缓解农户的贫困, 而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

三、建议与对策

（一）加强对小额信贷的风险控制。

具体措施有：（1）小额信贷机构应引入现代企业管理体制；（2）建立健全扶贫资金监控体系；（3）运用合适的财政政策以降低小额信贷的风险，改革国家财政支持小额信贷的方式, 将目前的贴息贷款转变为共同财政担保基金。担保基金主要用于补贴经营机构因办理小额贷款而产生的合理亏损以及为扶贫到户、提高还款率、减少亏损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少部分奖励；（4）加快农村诚信体系的建设; （5）建立农业重大自然灾害风险补偿机制;（6）培养有偿还能力的贷款者，要求政府加大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如道路、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市场化建设, 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可以为贫困地区的人民提供更多赚钱的机会, 有利于贫困人口获得的商业化信贷资金实现最大化的价值增值。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积极加强培训, 提高贫困者发现盈利机会的能力。

（二）扩大信贷来源渠道，提高小额信贷效率。

具体措施有：（1）扩大小额信用贷款发放额度,发展高效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流通和畜牧养殖业,为他们提供额度较大的农户信用贷款。（2）延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期限，要与借款者的生产经营周期一致起来。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对有恰当理由无风险隐患且确有延期要求的也应给予延期。（3）建立发展小额信贷专项资，建议由政府划出一定量的扶贫资金作为发展小额信贷的专项资金。由小额信贷实施机构提出申请．经扶贫机构和资金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用于补贴小额信贷工作经费或周转用于小额信贷的资本金。（4）改变部分金融机构“抽血”的角色，为了强化对农村小额信贷的支持，可规定在农村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要把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农村小额信贷的投放，从而减少农村资金外流。（5）央行适当增加“专项小额支农再贷款”，以增加小额信贷实施机构的资金来源。（6）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逐步深入农村地区提供服务（7）不断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三）加强监管，使信贷扶贫资金落到实处。

具体措施：（1）要经常检查信贷资金的真实用途, 保证在扶贫项目的申请、审核、贷前调查等方面切实把握好扶贫贷款, 要集中投向国家贫困县以及贫困乡、村、户, 以改善其基本生产条件和发展种养业。坚持扶贫贷款落实到户、扶贫项目到户的方针, 以防止扶贫贷款的挪用、挤占。（2）要有效地建立联户担保机制, 相互牵制, 共同激励, 共同脱贫。（3）减少由于造成的无谓浪费，减少各级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对扶贫资金的挪用、拖延、故意克扣等行为。

（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 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政策和法律制度, 这一方面使得许多小额信贷机构在执行扶贫任务时身份暧昧, 处于合理不合法的尴尬境地; 另一方面也增大了金融风险, 所以完善对小额信贷的法律规范迫在眉睫:

（1）要尽快修改《人民银行法》, 补充有关小额信贷的法律条文, 规范小额信贷组织的性质和审批条件, 在法律上赋予小额信贷组织独立的主体地位;

（2）要允许小额信贷组织享有按照其资金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利率浮动的权力, 使其可以近似市场利率的水平进行信贷服务, 增强其可持续性。

（3）开通小额信贷组织从金融市场上融资的渠道, 允许它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有意义的存款、贷款、拆借等业务往来。

（五）坚持持续借款原则和以农业产业化为核心的原则。

小额信贷扶贫资金为贫困户摆脱贫困提供持续服务。贫困户真正完全脱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孟加拉乡村银行在连续三年的信贷扶贫中仍然有30%—40%的人没有脱贫。因此, 要真正落实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必须坚持持续借款原则, 对还贷信誉好、资金利用率高、效果不错的贫困户增加其后续贷款,把贫困户彻底完全地从贫困的苦海中解救出来。农业产业化是目前中外农业发展的理想产业模式，信贷扶贫理也应顺应这一潮流, 着重扶持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 使之连结成为卓有成效的农业产业链整体。

小额信贷扶贫是一种全新的扶贫模式，在今后的扶贫实践中也会出现一些系列的新问题，这就需要广大扶贫工作人员、小额信贷员及时发现，及时总结经验，真正让小额信贷为贫困地区脱贫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忠明.小额信贷的风险控制.杜晓山.中国小额信贷十年.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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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扶贫开发成效显著。

（一）农民收入增长，农村贫困户、中等户减少，上等户、富裕户增加

调查监测显示：2012年宜君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8278.15元，同比增加1438.17元，增长21.03%，人均纯收入4385.25元，较上年增加491.25元，增长12.62%。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组来看：人均纯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贫困户减少12.5%，2301-5000元中等收入户减少17%，5001-10000元中上等户增长63.6%，10000元以上的高收入增长51%。

（二）生活消费支出增长，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高

2012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人均5580.56元，比上年增长63.26%，其中服务性人均支出1755.81元，增长24.9%；商品性支出人均支出增长90%。

1、谷物消费减少，蛋、奶、水果、蔬菜消费增加，食品消费结构改善。2012年谷物消费人均111.18公斤，同比减少27.91%；人均消费蛋类2.8公斤，人均消费奶类6.58公斤，人均消费分别较上年增长35.71%、4.36%。

2、衣着消费增长， 衣着水平档次提高。2012年衣着支出人均增长43.4%；其他商品及服务人均消费92.61元，增长1.1倍。

3、居住面积增加，住房质量进一步提高。2012年农村居民居住面积23.7平方米，比上年增长5.8%，其中一半以上的农户人均居住面积大于25平米。2012农村居民人均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面积3.95平方米，占住房面积16.7%。人均砖瓦砖木结构面积19.73平方米，砖瓦砖木结构住房中80%的农户通过政府补贴和自筹资金，重新装修改造房屋，价值翻倍。

4、文教、娱乐消费连续增长，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素质逐步提高。2012年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消费人均支出同比增长15.9%，占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重14.2%。其中学杂费人均增长了60.74%，主要是家庭供养大中专学生费用增加，购买文具纸张增长1.7倍。

5、耐用消费品拥有数量增加，消费层次提高。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设备用品消费人均增长79.26%。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冰箱53台，增长6%；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112台，增长14.2%；每百户手机拥有89部，增长10%；每百户拥有计算机2台，增长10%；百户拥有太阳能热水器15部，增长100%；百户拥有洗衣机90台，增长1.2%；百户拥有摩托车80辆，增长7%；百户拥有小汽车2辆，增长100%。

（三）新农村建设力度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改善

2012年，农村有卫生旱厕的农户占33.3%，普通旱厕66.7%，无厕所的户彻底消除。取暖条件不断改善，有83%的农户冬季能用煤炉取暖。饮用水更加卫生、安全，集体供水管道入户饮用自来水的农户占33.3%。有66.7%的农户用国家扶贫改造的水窖供水。住房外部环境改善，住房外有水泥或柏油路面的村达到50%。

（四）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

2012年宜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实现全覆盖，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47.4%。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9.9%。

（五）农村文化交通事业显生机。

2012年，宜君县9个乡镇中，有综合文化站的乡镇9个，有政府办卫生院的乡镇9个。在178个村委会中通沥青水泥路的占94.4%，通客运班车的村占93.2%，通电话的村占90%，通宽带的村占61.8%，通有线电视信号的村占24.1%，有文化活动室的村占57.3%。

2012年宜君扶贫项目覆盖的农户数8570户，扶持人口29500人；易地扶贫搬迁256户，得到扶贫贷款的农户2100户，新增及改扩建公里里程34.15公里，新增经济林面积1125公顷，新增及改良草场面积30公顷，新增卫生院、村卫生站面积690平方米，新增农村中小学校舍面积6878平方米，解决饮水困难人数5200人，解决饮水困难牲畜1300头，参加职业技能培训1077人次。

二、扶贫工作面临的问题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宜君县扶贫工作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一是贫困面较大，贫困人口多。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宜君有9000多贫困户，贫困人口3.25万，占总人口的34%，新阶段扶贫任务艰巨。二是收入水平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2012年，宜君贫困监测人均纯收入为4385.25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76%，生活水平仍然较低。三是扶贫开发难度越来越大，成本增加。宜君县扶贫重点村大多数处在自然条件较差、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山区。农民收入78%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较高，而农业生产资源有限，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业增幅的空间不大。四是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宜君农村劳动力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5.4%，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者占32.4%，仅有43.2%的农民接受过专业培训。绝大多数农民外出只能在收入较低的岗位务工。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大多是60岁左右，新的农业科技知识难以普及，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应用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五是劳动力市场作用发挥不够。目前宜君农村劳动力流动大都是自发的。据监测，2012年自发性转移的劳动力占34%，通过亲友介绍的占60%左右，而有组织转移的只有6%。主要原因是村一级就业服务体系缺失，农民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认同感不足。

三、加强扶贫工作的对策。

（一）加大投入，夯实基础，发展现代农业。一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农业的抗灾避灾能力；二要积极推广新技术和新品种，做大做精玉米、核桃、苹果等优势种植产业，充分利用宜君地域优势，把发展优质高效、绿色无公害特色农业作为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基础工作。

（二）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就业岗位。围绕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发展县域特色工业。要围绕“生态避暑”优势，发展旅游观光业，鼓励民间资本，发展乡村游、农家乐等服务业，增加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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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贫困地区;产业化扶贫;logistic分析;满意度分析;多维贫困观

作者简介 王宏杰（1973―），女，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贫困问题;冯海峰（1987―），男，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贫困问题;李东岳（1990―），男，华中农业大学本科，研究方向为贫困问题。（湖北武汉43007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贫困人口对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反应程度及扶贫政策研究”（11BZZ027）

埃里克・S・赖纳特（2007）指出，在国家层面上，穷国和富国之间的经济状况显著不同，这是因为各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的经济活动之所以会造成国与国之间的较大的贫富差异，主要是主导的产业是完全竞争的还是不完全竞争的，是呈现出报酬递减的趋势还是呈现报酬递增的趋势来决定。在地区层面上，这样的经济活动同样可以解释为何不同的地理区域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一般而言，农业生产领域更多的表现为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减的趋势，而工业化领域则体现的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的趋势。除此外，众多的农业经济学者就农业领域的低收入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农业领域趋于完全竞争市场，农民较难从农业生产中获得较高的利润，利润较多的为非农产业获得，仅仅进行农业生产经营难以为农民带来较高的收入。由众多的研究文献可以得出，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从而能够彻底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在农业生产领域之外，即非农产业的领域来寻找更多、更好的机会。

关于非农产业带动农村居民增收的问题，Shen- ggen Fan，Linxiu Zhang和Xiaobo Zhang（2004）曾使用1953-2000年省级层面的数据，对不同类型的政府支出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农村贫困的减缓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评估。研究的结果表明，减贫的收益主要源于非农领域的就业以及非农就业带来的收入的增加。

产业化对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缓解贫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研究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显示，上海、浙江等富裕的省市和贵州、甘肃等较贫困的省份相比较，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的来源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农村居民收入由四部分构成，即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二者之和占总收入的近90%，而二者的差异是造成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较高的上海、浙江，其人均工资性纯收入均远高于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上海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12.72倍，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1.45倍。而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较低的贵州、甘肃和湖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则要低于其家庭经营纯收入，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87.93%，甘肃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84.53%，湖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77.36%。另外，富裕省市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自工资收入的部分要远高于较贫困的省份，如上海市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是甘肃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的6.42倍（见表1）。由此可见，富裕省市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较高，而较高的工资性收入是非农产业的发展解决了当地更多的农村居民进入非农行业就业，从而享受到非农产业的高利润的成果，能够得以脱贫致富。

在这种理论观点的支撑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积极采取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政策，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是指政府根据市场导向，选择一种有经济效益的产业，通过组织有实力的企业带动农村居民发展这种产业，为了调动企业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积极性，政府给这些有实力的企业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如为其提供扶贫贴息贷款、提供税收优惠、优化的环境支持等多方面良好的扶持措施。与此同时，企业则为农村居民提供技术与销售以及生产资料方面的帮扶，通过这种扶助方式，延长了农业生产的产业链，使得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农业产业化报酬递增带来的收入的增加，从而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脱贫致富。

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视角来看，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其帮扶的效果具有持久性与长效性。农村居民脱贫致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政府的救济，政府为贫困的农村居民提供现金和食物的帮助，从而使其暂时摆脱贫困的状态，另一种方式是帮助贫困的农村居民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从而增加收入，最终达到长久的脱贫致富的目的，这是政府最希望能够解决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方式。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就是通过带动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发展农业产业，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提高农民致富的能力，这种增收的能力能够让贫困的农村居民彻底摆脱贫困，扶贫措施具有持久性和长效性。第二个特点是辐射面大。相对于贫困村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而言，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辐射面较广，无论是贫困村的贫困的农村居民还是非贫困村的贫困的农村居民均可受益。以湖北省松滋市为例，全市35个贫困村，这些贫困村的农村居民可以享受到贫困村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带来的实惠，但非贫困村同样存在着贫困人口，这些贫困的农村居民则难以享受到贫困村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带来的优惠条件，从而无法通过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的带动达到脱贫的目的。而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则能够辐射到这些非贫困村的贫困人口，为其提供了一条非常适宜的脱贫道路。第三个特点是不会为各级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无论贫困村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雨露计划转移培训扶贫政策还是扶贫搬迁易地开发政策，都需要各级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各级政府的财政负担较重。而农业产业化扶贫模式只需要政府更多地提供优惠的政策措施，通过优惠条件促进龙头企业参与扶贫的积极性和快速发展，从而带动贫困的农村居民增产增收，各级政府在财政负担相对较轻的情况下缓解了贫困问题。由此可见，在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来看，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是一个极为理想的扶贫措施。

那么，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作用对象如何看待该政策呢？政策作用对象对政策效果的满意程度是衡量政策效果好坏的重要方法之一。鉴于社会中“最不利者”――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是该政策的最终作用对象，其对于该政策的效果有着最为直接的感受，因此，了解这部分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效果的看法，对于进一步完善更加有利于社会中“最不利者”状况的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深入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效果，课题组成员对湖北省扶贫办、湖北省松滋市扶贫办以及湖北省松滋市参与了农业产业化扶贫项目的部分农村居民进行了调查，从而能够更好地从政策的执行者――政府部门和政策的作用对象――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视角来分析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效果。

一、湖北省及湖北省松滋市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实施的基本情况

进入新世纪，湖北省积极贯彻执行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政策，通过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规模建设特色农业基地、扶持农村居民发展农业生产等多种措施并举来促进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截至2010年，湖北省认定了农业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113家，并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来扶持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2010年，湖北省还在贫困地区建成了1800多万亩有地方特色的农业基地，包括大别山区的板栗、茶叶、中药材生产基地，秦巴山区的魔芋、黄姜、柑橘、食用菌、核桃生产基地等，全部特色农业产业基地覆盖了80%以上的贫困乡村和农户①，形成了区域性的产业布局。

湖北省松滋市则从2006年起推行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在政策实施的初期，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模式主要是当地农村居民自行组成专业合作社，政府农业部门则对其给予有关的技术指导。随着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深入推进，松滋市农业产业化扶贫逐渐 变为政府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及农民积极参与的新模式。目前，松滋市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实施已从局部探索阶段进入到全面推广阶段，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规模不断扩大，扶贫的领域不断拓宽，成为了松滋市主导的农村扶贫政策。松滋市扶贫办的统计资料表明，2007年至2012年底，松滋市累计投入8852万元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扶贫，其中财政资金1023万元，占总的投入资金的12%，龙头企业扶贫项目贷款4520万元，占总投入资金的51%，农户小额贷款3309万元，占总投入资金的37%（见图1）。至2012年底，松滋市产业化经营组织已发展到63个（其中，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型的经营组织33个，中介组织劳动型的经营组织20个，专业市场劳动型的经营组织5个，专业市场带动型的经营组织3个，专业大户带动型的经营组织2个），经营内容主要涉及了花卉苗木、粮油、农副产品、农机具等领域。至2012年底，松滋市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拥有固定资金3.23亿元，全市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实现销售收入达8.6亿元，创汇800万美元，实现利税收入400余万元，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全市1.2万个农户家庭收入增加，平均每户每年增收2800多元。其中，农业龙头企业吸纳就业的农村贫困人口有3000多人，带动了农户收入增长，平均每户每年增收达3216元。通过产业化扶贫政策，松滋市有1.2万农村贫困人口得以脱贫致富。

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为了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执行的效果，课题组成员于2012年10-12月对湖北省松滋市16个乡镇90个村庄252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农村居民就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效果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252份，其中，有效份数208份，问卷有效率82.54%。调查对象中，93%的受访者享受到了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帮助。

按照阿马蒂亚・森的多维贫困的观点及MPAT的多维贫困的观点和衡量指标，从收入、身体状况、教育文化状况等多个方面来分析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受访者的收入情况

按照中国2011年11月29日公布的人均2300元收入的贫困线标准，并结合当地具体收入实际，将受访者按收入标准进行了划分，当地家庭人均纯收入在2300-8000元之间的调查对象属于中等收入群体（见表2）。在208个调查对象中，85.58%的受访者处于贫困线以下，14.42%的受访者为中等收入者。较低的收入使得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正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17.79%的受访者表示，其家庭近五年曾出现过入不敷出的情况。

（二）受访者受教育的情况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在208个调查对象中，受教育年限在0-6年的受访者占了39.42%，受教育年限在7-9年的占60.10%，受教育年限在10年的仅占0.48%（见表3）。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则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由于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较难获得工作机会尤其是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在208个调查对象中，10.58%的受访者表示家中存在由于支付不起学费而辍学的情况。收入水平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而文化程度较低，又反过来影响了其收入的增加。

（三）受访者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

相对而言，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较差，身体的不健康使得患病的农村居民难以承受一定的工作，严重地影响了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身体的不健康往往需要一定的医疗支出，在调查的208位农村居民中，有28.85%的受访者表示家中因有成员生病造成开支较多。因此，身体的不健康在收入减少甚至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反而比身体健康的人需要额外的医疗开支，从而造成家有病人的农村家庭陷入贫困的生活状况中。

三、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运行情况

（一）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知晓情况

为了了解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认知情况，课题组在调查中涉及了一个单项的问题，即“您是否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A、了解，B、不了解”。

表4列出了不同回答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数据显示，在所有受访的208位农村居民中，有95.19%的人认为自己“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而仅有4.81%的人认为自己“不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可见，受访的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知晓程度较高。

（二）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满意度

为了了解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满意程度，课题组在调查问卷中提出了一个单项的问题，即“您对目前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是否满意：A、非常不满意，B、比较不满意，C、一般，D、比较满意，E、非常满意”。

208位受访者中，有203人对该问题进行了明确回答，另有5人未做出答复。表7-5列出了203位受访者中不同回答的人数占总受访者人数的比例。数据显示，所有做出回答的受访的农村居民中，仅有1.97%的人表示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非常满意”，有14.29%的人表示“比较满意”，17.24%的人表示“比较不满意”，0.98%的人表示“非常不满意”，而65.52%的人表示满意度“一般”（见表5）。可见受访的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满意程度并不理想。

四、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高低的因素分析

（一）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社会满足程度评估标准②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即通过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来进行分析。这里以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作为因变量（Y），以性别（X1）、年龄（X2）、受教育年限（X3）、享受政策后家庭收入的增加额（X4）、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的影响（X5）、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果（X6）作为影响因素，建立了logistic回归评估函数Y=F（X1，X2…X6），具体的变量及变量赋值见表6。

（二）计量分析

按照设定的因变量与自变量，通过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在90%显著水平的情况下进入模型之中的变量依次为X6、X3和90%，故将变量X6、X3引入方程（见表7），由于其他变量不显著，因此没有纳入方程。

通过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得到参数检验的结果。由最大似然估计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自变量X3（p=0.0053）、X6（p=0.0003）的回归系数在90%的水平上显著（见表8）。

（三）结果与讨论

通过进行OR分析，得到的结果见表9。从该表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程度改善的效果两个因素与松滋市农村贫困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性。

1.受教育年限。从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农村贫困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而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就会增加21.7%。这是因为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农村人口有能力更多地参与到农业产业中去，因此收入来源渠道拓宽，收入水平提高，在此情况下，其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也就具有较高的满意度。

2.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改善效果。从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认为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对收入不平等有影响的人比认为没有影响的人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要高出1.114倍。在208位受访者中，34.54%的受访者倾向于认为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没有起到缓解作用，甚至有17.01%的受访者认为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而绝大多数（62.89%）的受访者认为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有一些作用。

五、结论

课题组对湖北省松滋市208位农村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中，93%的受访者享受到了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帮助。调查结果显示，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享受政策后家庭收入的增加额、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的影响、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果等因素中，受教育年限、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程度改善的效果两个因素与松滋市农村贫困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性。

为了进一步改善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效果，提高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的教育质量，为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居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增强农村居民自身实力，提高其就业竞争力，从而增加收入。

（二）继续加强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建设工作。依托贫困地区特色优势，扶持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而吸收更多的贫困人口就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缩小贫困人口和富裕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

注释：

？q？张杰.湖北省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与成效.中国―东盟农村扶贫政策与实践研修班上的讲座，2011年10月13日。

？r？Qin Gao，Irwin Garfinkel，Fuhua Zhai.ANTI-POVERTY EFFECTIVENESS OF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ASSISTANCE POLICY IN URBAN CHINA[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55， Special Issue 1， July 2009：630-655.

Rojas， M.The complexity of well-being： A life satisfaction conception and a domains-of-life approach[J].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searching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07：1-25.

Xin Meng and Robert Gregory，Guanhua Wan.URBAN POVERTY IN CHINA AND ITS CONTRIBUTING FACTORS，1986-2000[J].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53， Number 1， March 2007：167-189.

Stephen Coate，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Evaluation of Policy Changes[J].PIER Working Paper 97-040，199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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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杰.湖北省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与成效[Z].中国―东盟农村扶贫政策与实践研修班上的讲座，201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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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riano Rojas. Experienced Poverty and Income Poverty in Mexico： A Subjective Well-Being Approach[J].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6）：1078-1093.

[6]Qin Gao，Irwin Garfinkel，Fuhua Zhai.ANTI-POVERTY EFFECTIVENESS OF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ASSISTANCE POLICY IN URBAN CHINA[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55， Special Issue 1， July 2009.

[7]Rojas， M.The complexity of well-being： A life satisfaction conception and a domains-of-life approach[J].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searching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07.

[8]Rojas， M. The complexity of well-being： A life satisfaction conception and a domains-of-life approach[J].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searching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4.

[9]Shenggen Fan， Linxiu Zhang， and Xiaobo Zhang， Reforms， Investment， 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2， No. 2，January 2004.

篇5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它深刻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特征和要求，集中代表了亿万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贵州是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我省把扶贫开发作为新农村建设十分重要的任务来抓。只有坚持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统一，才有利于突出扶贫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有利于指引扶贫开发工作朝着科学发展的方向推进；有利于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实现效益最大化。

做好新阶段扶贫开发，是我省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

扶贫开发是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的有效措施，为新农村建设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生产生活条件，不仅关系到贫困群众的利益，而且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我省实际看，扶贫开发工作从1986年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实施以来，绝对贫困人口从1986年的1500万减少到2007年的238.6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开始形成从制度上抑制贫困的新格局。但是实行低保制度代替不了扶贫开发，它只能解决贫困农户的生存问题。扶贫开发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不仅为缓解区域、城乡差距扩大趋势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要为贫困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良好条件。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贵州扶贫开发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依然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贫困规模大。2006年全国绝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低收入人口占3.7%，两项之和是6%，而贵州高达21%，是全国的三倍多。二是贫困程度深。我省所剩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多生活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人口素质不高、自然灾害严重，实现自我发展的能力弱，脱贫难度大。三是减贫速度慢。2000年以来，贵州绝对贫困和低收入的发生率在全国所占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贵州绝对贫困发生率和低收入的发生率2000年分别占全国的11.3%和8.5%，到2006年上升到12.7%和12.8%。全省减贫速度明显低于全国。四是城乡收入差距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4.5:1，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比例的3.3:1。

严峻的贫困形势决定了我省必须把扶贫开发摆在全省“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作为解决民生问题最突出的任务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来抓。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省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化和提高

2003年，省委出台《关于加大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力度的决定》提出,我省扶贫开发工作要围绕帮助贫困农户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拓宽基本增收门路、提高基本素质“三个基本问题”, 采取开发式扶贫、易地扶贫搬迁、长期社会救助“三类扶贫措施”，大力抓好整村推进、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产业化扶贫“三项重点工作”（以上三点扶贫开发工作思路简称“三个三”），旨在全面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打好基础、创造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确保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其涉及到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最终目的就是要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美好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然而，扶贫开发关键在开发农村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重点是推进农村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部分领域的发展，还处于新农村建设的起步阶段。新农村建设是扶贫开发的进一步丰富、深化和提高。

坚持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统一，使其相互衔接、相互促进、一体推进

坚持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统一，坚定正确的价值取向是根本前提，整合现有的资源优势是基本手段。推进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要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农业持续增效。具体来看，扶贫开发工作，通过帮助贫困群众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拓宽基本增收门路、提高基本素质，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重大任务。新农村建设的有力推进，给扶贫开发工作注入了新动力。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能够实现资源共享，扶贫开发有资金保障、有工作标准、有激励机制、有组织体系、有成功模式，为新农村建设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础。新农村建设组织和动员的政治优势、经济条件、文化氛围等方面资源，也能助推扶贫开发工作顺利实施。从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联系来看，将两者剥离或完全等同都是不正确的认识，我们应当在既肯定同一性又承认差异性的前提下，把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其相互衔接、相互促进、一体推进。

在推进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工作中，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从整体上看，我省仍处在从温饱向“总体小康”迈进的历史阶段，扶贫开发仍然是全省工作的“两个重中之重”，具有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重要特征，建设新农村更需要一个相当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因此，在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工作中，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很好地把握若干重大关系问题。

一要正确处理农村经济发展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的关系。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是基础，农民致富是前提，只有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推进新农村建设，只有使农民得到实惠，才能使新农村建设得到持久的动力支持。农业基础薄弱严重制约我省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是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把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作为突破口，着力加快以交通、水利、信息为重点的农业基础建设，使乡村面貌有新改变。但是，如果没有经济发展作保证，即便是基础设施建设一时搞上去了，也可能出现“盖了新房住不起、有了医院去不起、通了电话打不起、修了新路维护不起”的情况。因此，在统筹推进农业基础建设、增强农村发展后劲、逐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要发展生产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创造持续增收来源，使得经济发展与农业基础建设形成良性循环。

二要正确处理统一部署与分类推进的关系。我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层次低，推进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应坚持统一部署、科学规划、分段实施、先易后难、分类指导、逐步推进。推进新农村建设，应将统一安排与分类指导结合起来。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应在发展新产业、营造新环境、培育新农民、建立新机制、树立新风尚和建设新村寨上下功夫；经济条件一般的地区，应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为目标，以发展农业产业化为方向，以加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为重点；贫困地区则应以帮助贫困群众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拓宽增收门路、提高基本素质为重点，结合整村推进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促进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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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农产品外贸依存度,社会经济发展,政府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显着提高,如表1所示,这引起了众多专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一般说来,对外贸依存度是否会对经济产生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贸易动态利益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刘光溪、陈泰锋,2004)认为,用传统的外贸依存度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开放度是不合理的,据此断定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过度显然是错误的。另一种是“内贸优先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傅钧文,2004;荣民,2005)认为,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从出口角度看,这意味着生产要素、资源等大量涌向出口部门,造成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从进口角度看,这意味着大量优质、低价的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对国内企业和产品造成冲击。那么,我国农产品的外贸依存度是否过高了呢?我国农业应该如何定位,是“创汇”,还是“就业”,这是一个战略基点问题。对这一战略基点的把握,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农业宏观政策的制订。笔者认为,能否正确认识我国农产品的外贸依存度,必将对我国国际贸易战略的调整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农产品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

    (一)农产品外贸依存度的内涵

    外贸依存度,又称对外贸易系数、贸易密度,是一国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进出口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如果分别用出口额和进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计算,外贸依存度可分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因此,一般来说,有关外贸依存度的计算就不同的角度和范围来说,有三种形式: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农产品外贸依存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产品生产和消费依赖农产品国际贸易取得产销平衡的程度(李应中,2003)。具体计算公式为:农产品外贸依存度=农产品进出口量或进出口额/农产品产量或产值。

    应该说,农产品外贸依存度对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水平,依赖和参与国际贸易、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研究农业结构战略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农产品外贸依存度的总体比较

    据商务部统计,2004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514.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27.4%,在世界上的排名仅次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农产品贸易国。尽管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迅速,但是,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却呈下降的趋势。作为第四大农产品贸易国,我国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到底在哪里呢?笔者拟通过对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农产品外贸依存度所作的国际比较来具体地阐述这一问题。

    从表2可以看出,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不仅是世界经济大国,而且还是农产品进出口大国,它们生产和消费的农产品很多,进出口数额很大,也就是说,依赖国际贸易的程度很高。优越的农业资源禀赋、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等有利条件构筑了美国和欧盟高生产率的农业。在总量上,美国和欧盟都是大农业生产国,多种农产品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超过了20%(凌海波,2005),对世界市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出口是过剩农产品的重要出路。日本耕地面积只有504万公顷,农业生产仅能满足国内需求的40%(韩喜平,李二柱,2005),绝大多数农产品都要依靠进口,是一个典型的农产品进口大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商品率并不高,参与国际贸易的数额较少。在我国,许多重要的大宗农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是,至今仍不是农业强国,就出口总量而言,尚不及法国和荷兰。

    (三)农产品外贸依存度的分类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市场交易的农产品,主要是粮、棉、油和一些特产品。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市场范围的扩大,畜禽产品、水产品等较高档的产品,逐步进入市场进而扩大了交易量。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运输、贮藏和销售条件显着改善,使得一些不易运输、容易腐烂的季节性产品,如蔬菜、水果等也大量打入国际市场。笔者拟通过对谷物类、肉类、果菜类农产品的分类考察,具体地分析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外贸依存度状况,如表3、表4和表5所示,其中,谷物类包括大米、小麦、玉米、高梁等16种农产品;肉类包括猪肉、牛肉、鸡肉及其加工品等18种农产品;果菜类包括薯类、豆类、干果、新鲜蔬菜等130多种农产品。

    我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粮、棉、果、菜、肉、水产等多种农产品的生产数量已居世界之首,但是,从表3、表4、表5可以看出,农产品参与国际贸易的数量却非常有限,谷物类、肉类、果莱类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仍然很低。与贸易大国相比,我国还有很大差距,农业自给自足的形态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直到今天,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仍未完全摆脱生产经营单元过于细碎、农产品商品率较低的自然经济格局。客观地讲,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的先天性资源不足,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性劣势。

    三、农业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于世界各国调节自身的供需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国际贸易在一定时期内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可以更为充分地实现资源的最合理配置、满足多方面的国内消费需求。显然,尽可能地增加农产品的外贸总量,核心是出口总量,扩大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对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就业贡献。一直以来,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以手工艺品、土特产品、农副产品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据统计,每1亿元出口产品就可提供1.2万人的就业机会(尹丽萍,2004)。(2)增收贡献。虽然我国的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但是,肉类、蔬菜、花卉、水果、水产等农产品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出口潜力。(3)结构贡献。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不仅要立足于国内资源优势、国内市场需求,而且,要依托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使调整与优化的方向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以保持我国农业结构在国际上的先进性。

    四、结论性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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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扶贫；文化意义；问题；对策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逐步建成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该体系的建立已经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重大任务。从2004年起，福建省艺术馆和全省各级文化馆以“关注农村、关注教育、关注贫困”为主题在全国率先开展“艺术扶贫”工程，组织联络广大群文工作者，面向农村学生，进行对口艺术教育与帮扶活动，开创了文化馆专业人员常年坚持为贫困地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途径，并于2009年10月荣获第三届文化部创新奖，成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创新。艺术扶贫工程不仅让农村贫困孩子走进美育世界，获得艺术美的熏陶，而且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更有着独特的文化意义。

一、开展“艺术扶贫”工程的文化意义

1.发挥城市文化资源优势，促进城乡文化统筹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要做到五个统筹发展，其中第一个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而统筹城乡发展体现在文化上就是要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如何使丰富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向贫困农村流动，提升农村落后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已是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文化统筹发展所要面对和解决的大问题。近年来，福建艺术扶贫工程实际上就是在走一条发挥城市文化资源优势，促进城乡文化统筹发展的新路子。在艺术扶贫过程中，各级文化馆充分利用自身各类文艺人才云集的优势，有计划、有步骤地让文艺专业人才走进贫困小学，为农村孩子开展艺术教育。这种艺术扶贫一方面使得全省各地文化馆资源和专业人才艺术特长得到充分挖掘，更好地发挥出在文化公益事业中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很好弥补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中专业人才不足的现状，使得学校的艺术教学变得多姿多彩、富有生气。

2.强调以人为本，充分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精神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当前我国城乡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项重要举措。让人人都享有文化权利，让人人都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精神之所在。艺术扶贫工程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并没有忘记生活在农村中的孩子们，他们也同样享有与城市孩子一样的艺术受教育权利，正因此如此，这些文化工作者远赴偏远贫困的山村海岛学校，为孩子们开设美术、音乐、舞蹈和写作等兴趣班，开展艺术教育活动。从这一层面上讲，艺术扶贫工程可以说是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精神，同时也为新农村文化建设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3.深入基层，提高群众文化队伍形象

过去各级文化馆管理比较松散，团队意识比较缺乏，各类专业人才基本上都把精力放在馆外，这使得群众文化队伍在社会上缺乏影响，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是极为不利的。但自从开展艺术扶贫工程后，文化馆各类专业人员纷纷行动起来，把他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农村贫困孩子，同时在艺术扶贫中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不搞陪同，不受吃请，不拿报酬，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通过这项工程的深入开展，各级文化工作者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了，心灵境界更是得到了升华，对人生、社会和生活更有着全新的体会和认识，同时也因参与这项工程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赏，这极大地提高了群众文化队伍在社会大众中的形象和地位。

4.丰富农村教育内容，拓展艺术教育空间

艺术教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和活动。在城市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已经摆上日常教学日程，但对于农村中小学来说，艺术教育历来是非常薄弱的，那里的孩子基本上没有接触过艺术教育。艺术扶贫工程首次有系统、有计划地把艺术教育普及到贫困农村孩子身上，有助于推动农村教育，重视培养农村孩子人文素质，提高农村孩子艺术素养，这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教育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应试教育所带来的知识结构不完整性，使农村孩子有着更加完善的知识构架。从艺术教育视角来看，这项工程也拓展了艺术教育的活动空间，促使我们对艺术教育进行全新的审视，对艺术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进行更深的思考。

二、当前艺术扶贫工作面临的问题

1.个别领导干部思想认识上不够到位，存在“走过场”现象

近些年来，艺术扶贫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个别领导干部对这项工作的意义认识不够，缺乏全局意识，艺术扶贫存在“走过场”现象。有的把艺术扶贫理解成“一阵风”，派几位文艺工作者下乡上几堂课敷衍了事，有的事先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匆忙定下艺术扶贫对象，致使有的学校已经有了专职教师的也成为扶贫对象，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扶贫工作非但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扰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这样的扶贫，影响了教师情绪，影响了学校管理，成为了学校的一种负担。

2.艺术扶贫主体过于单一，仅局限在文化馆专业人员上

一谈到艺术扶贫，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文化馆，但是文化馆作为弘扬群众文化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一方面受人员和经费限制，另一方面受体制约束，单凭文化馆的力量，纵然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艺术扶贫还无法引起各级领导和干部群众的重视，其他层面的人员基本都没听说过有关艺术扶贫的消息，更不用说参与进来。另一方面，由于专业分工的不同，文艺工作者尽管在艺术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但毕竟不是专业教师，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往往会因为教学经验的不足，教学互动环节有时会表现得比较被动，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艺术扶贫资金来源渠道狭窄，财力捉襟见肘

由于艺术扶贫定位于免费无偿为农村贫困孩子提供艺术教育，因此该项工作本身并不会产生任何的经济效益，资金完全来源于财政的拨款，讲的直接点，也就是从文化馆那少得可怜的办公经费里挤出一小块。由于资金实在是太少了，某些音乐器材无法配备，表演服装难以添置，直接影响了艺术效果，有时会造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有的专业人员在授课中发现孩子们连基本的学习用具都缺乏，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为他们购买毛笔、画夹、素描纸、练功鞋等各种用品。有的专业人员下乡经常自掏腰包，有的发票一直拖欠未报。长此以往，专业人员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4.农村艺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孩子无法系统学习艺术

发展农村艺术教育，从根本上讲要依靠农村的艺术教师，这就需要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做保证。然而现在农村小学几乎没有专业的艺术教师，只是由其他科目教师兼任。教师艺术水平不高，专业素养不够，无法激发学生的艺术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艺术才能的发展。另一方面，学生家长认为学习音乐、美术等课程会影响孩子升学，不愿意让孩子过多接触音乐、美术。这些观念，从各个层面冲击着艺术教育在学校素质教育中的应有地位，严重制约着艺术教育的全面发展。此外，由于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村学生家长无法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艺术学习环境，孩子们也无法系统地学习艺术。

三、解决艺术扶贫面临难题的思路对策

1.思想高度重视，建立艺术扶贫长效机制

改变农村落后的艺术教育状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艺术扶贫是一项长期的政策，需要从领导者到参与者持之以恒的关注与支持，它不仅需要我们的激情，更需要持久的奉献。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完善相应的艺术扶贫制度计划，建立长效机制，促使艺术扶贫工作以具体的目标任务让文化下乡成为一种常规。平时要加强艺术扶贫专业干部职业道德的学习，培养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还要对专业干部进行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和艺术水平。文化馆领导应当亲自带领专业干部下乡授课，自己也承担艺术扶贫教学工作，发挥专业特长。“一马当先百马奔腾”，艺术扶贫工程自然持续不断坚持下去。

2.广泛发动社会力量，促进艺术挟贫的社会化

艺术扶贫应该冲破“小文化”的束缚，本着“大文化”的理念拓宽发展思路，以文化馆为龙头，整合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促进艺术扶贫社会化。在开展艺术扶贫工作中，广泛发动文艺界人士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到艺术扶贫队伍中来，成为艺术扶贫的参与者。比如说邀请教育界的艺术类教师加入队伍。另外，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走文企联谊的道路。文化主管部门应借助艺术扶贫这一形式，积极会同一些商家企业为他们的企业和产品专门编排节目，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广告宣传，或者可以发动企业界的力量，对艺术扶贫开展赞助活动，以弥补财力上的不足。

3.加大对艺术扶贫的投入，强化艺术扶贫队伍建设

艺术扶贫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需要城市人才、技术和资金以不同形式、不同渠道持续不断投入农村。既然文化下乡是公益性，就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采取政府介入的办法，发挥政府职能作用，把艺术扶贫纳入政府管理范围，多方筹措资金，为艺术扶贫的正常开展做好后勤保障，特别是要注意研究解决艺术扶贫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强化艺术扶贫队伍建设，这就要求文化馆切实转变职能，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发挥业务特长和优势，把“要我艺术扶贫”转变为“我要艺术扶贫”，从根本上解决艺术扶贫的被动性，变被动为主动，真正把艺术扶贫作为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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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作为致力于解决教育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一种有效措施，其主要形式包括：（1）开办“教育扶贫班”；（2）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与就业扶贫；（3）为国家扶贫重点县建立现代远程教学站；（4）实施教育扶贫工程；（5）设立教育扶贫基金，为贫困学生提供必要而稳定的经济保障；（6）捐献钱物；（7）国家和社会机构为学校提供各种资金，为在校学生提供奖、贷、勤、补、减的资助体系等。教育扶贫工程是为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充分发挥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涉及的680个县实施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该工程旨在通过全面加强基础教育、加快发展现代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能力、提高学生资助水平以及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等举措，让农村落后地区的青少年普遍接受现代文明教育，劳动者人人掌握职业技能，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劳动者素质，使连片特困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

就我国来说，在国家层面，我国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是在1995年，为推动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党和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这是一项教育扶贫的伟大工程，在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决定从1995年到2000年，利用中央普及义务教育专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组织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从地方层面来说，最早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的是2002年辽宁省实施“大中城市对口支援贫困地区中小学工程”“省内高校对口支援贫困县基础教育工程”“各市城镇学校对口支援农村中小学工程”和“社会各界援助贫困地区中小学工程”系列教育扶贫工程。

国外如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相对较早。日本的教育扶贫实践最为典型并具有借鉴意义。20世纪初，随着日本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大量农村居民涌向城市，大量的失业、无业人群聚居东京的城郊，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鉴于此，日本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实施了几个主要教育扶贫政策：其一，在特殊地区尤其是贫困人口聚集的地区建立贫困学校；其二，在收容所设立附属小学；其三，成立专门的夜校；其四，重视偏远山区的教育扶贫。美国将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作为美国政府的重要任务，通过制定专项政策，确保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设立专项资金，完善农村学前教育机构条件；采取专项措施，保障农村学前教育优质师资，对提升美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英国则采用“差别原则”实施“教育优先区”方案和“教育行动区”计划。

二、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关系与作用

同志在201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教育扶贫作为一种扶贫开发的方式，是针对农村地区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的现状所提出的一项旨在提高农村及边远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水平，提质高农村地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举措。这对提高农村地区农民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教育扶贫工程的实施也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分布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维护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最终实现全国教育事业的“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

（一）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关系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它既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超越，是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的统一，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教育公平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亦或是在古代和现代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的现实矛盾情况下，教育公平的问题愈发凸显和激化。教育公平有三个层次的目标，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必须包括这三个层次：(1)确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2)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3)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的相对均等。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有很多手段和途径，包括政策制度的保障、经费投入、教育信息化等。教育扶贫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手段之一。它通过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或者是使其获得一技之能，增加其人力资本，以提高其生活水平。因此，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具有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二）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的作用教育扶贫作为推进实现教育公平的一项举措，对于实现教育公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家、社会、学校、个人通过不同的名义，采取不同的形式进行教育扶贫，其目的就是要提高教育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这些教育扶贫工程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有力地推进了教育公平。以湖北省为例，秦巴山区、大别山区、武陵山区以及恩施州地区的入学率、毕业率等受教育情况，自从湖北省政府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财政投入、政策制度保障，以及一些部属和省属高校的对口支援等扶贫工程的帮助，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观，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教育扶贫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公平的发展。反之，在逐渐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也对教育扶贫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教育公平促进了教育扶贫工作的多元化、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得教育扶贫的工作更加多元，更加注重地区、人口特点，更加富有成效。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不断完善着双方的发展，推动共同发展和进步，最终将实现双方的优化以及效果的最大、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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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扶贫资源不足

我国扶贫政策的推动主体一直都是政府在扮演主角，社会力量只是做一些小范围的慈善类辅助，这就导致了有限的扶贫资源相对于基数庞大的贫困人群显得微不足道。另外一个表现是扶贫的人力资源上，扶贫政策的执行主体缺乏专业性的知识，很难克服传统思想，使得扶贫局面僵化。再加上具体参与政策执行的工作人员文化基础薄弱，造成了在农村地区缺乏依法执行的环境，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等思想严重。

（二）政策宣传不到位

在广大农村，民众是缺少了解扶贫政策的环境的，扶贫的大多数受众只是被政策执行人员告知自己被选为扶贫的对象。很少会出现，困难群众能够把自身及家庭的处境和相关的扶贫政策进行对照，从而去主动的申请政府救助或者其他组织的照顾。这种局面对于贫困人群来说是被动的，是不了解政策的内容酿成的，是政策宣传不到位的直接体现。

（三）忽视贫困人群增能

历来的扶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人们的最低生活水平，或者是暂时性的度过人生重大变故造成的困境。采用的手段也仅仅是给予物质的帮助或者金钱的补贴。而把心理的疏导、再生产能力的培养、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触及到。这就严重影响了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以及贫困人群的再生产能力。

（四）公众参与程度低

第一点是民众对扶贫资源的贡献度比较低，扶贫资源主要来源是政府的财政拨款，社会组织的贡献也主要是针对突发性、临时性、灾难性的事件，比如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而缺乏长效性的扶贫支持。另一个方面是指农村扶贫政策执行中能够鼓励民众利用其监督权利的制度不完善，不能调动民众参与政策执行的积极性，民众的一贯态度是：只要没有涉及到自身利益或者对自己的伤害还在承受范围内，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根本不会把问题反映上去。

二、社会工作介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执行的可行性分析

（一）扶贫政策正朝着社会工作的理念方向发展

从发展的源头上看，反贫困是社会工作专业诞生的开始。以贫穷人群为核心的社会弱势群体是社会工作天然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在解决服务对象的贫穷问题时，与现行的扶贫政策理念不同的地方是，其着力于服务对象的自我实现能力和社会的容纳程度。即是社会工作专业一直倡导的“助人自助”原则和“人本主义”价值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科技下乡”、“文化下乡”等为代表的人文扶贫政策的实施，让原有的以满足贫困人群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农村扶贫政策在理念得到了改变，在功能上得到了扩展。服务型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开发性扶贫模式的建立，让传统的扶贫制度在理念上逐渐与社会工作趋同。这就推动了我国政府允许社会工作参与农村扶贫政策执行的进程，给社会工作介入扶贫政策执行提供了平台。

（二）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成为扶贫政策执行的新手段

可以说，现代扶贫制度和社会工作在理念上具有一致性，在服务对象上具有相通性，其区别只是在采取的工作方法上，社会工作会显得更加专业性、人性化。随着扶贫政策执行方法多元化，以及扶贫对象需求多样化的发展，社会工作必将成为我国农村扶贫事业中的新手段。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个案、小组、社区等在政策执行方面的宣传、贫困人群增能、执行人员增质、以及建立多方参与扶贫制度上必定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社会工作能够克服传统扶贫制度由于补助标准统一性、救助对象整体性所带来的无法针对性的解决贫困个人及家庭特殊需要的弱点，能够使得到照顾的群体更加细化。在资源的募集上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能够赋予这一行动以专业性的意义，使资源的供给渠道更加广阔。

三、社会工作介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执行的介入策略

（一）建立完善的政策宣传体系

第一个介入策略是建立完善的政策宣传体系。所谓宣传就是是把扶贫政策清晰的传达到目标人群当中，让他们了解政策的内容、目的、意义。这个体系包括政策的公开透明、开拓贫困人群申请帮扶的通道、及时主动的处理民众意见并通告处理结果。

社会工作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连接政府和民众的桥梁，作为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方存在，用列宁的观点就是社会工作能够发挥其社会组织的自觉性，能够主动呼吁政府公开扶贫政策，透明扶贫过程。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处理民众贫困信息方面能够把处理结果及时有效的告知对方，以增加了民众对政策的认知和政府的公信力。

社会工作的介入还能给扶贫政策的宣传提供一条间接性的道路，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能够把扶贫政策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相结合，传达给受助人一种自决、自助等积极向上的观念，这就调动了受助对象的积极性，去主动了解相关的扶贫政策，也就直接开拓了贫困人群主动申请帮扶的通道，对政策的宣传意义重大。

（二）建立专业的政策执行人员培训体系

第二点介入策略就是建立专业的人员培训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帮助政策执行主体掌握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等工作方法，理解社会工作反贫困的理念以及社会工作在助人服务活动中的伦理价值观。

拥有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社会工作者参与扶贫政策的执行，能够提升执行主体的整体素质，能够改变传统的“恩赐式”扶贫的现状，就会促进政策执行的科学性和执行效果的长期性。所以社会工作介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执行的一个重大策略就是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武装政策执行人员。

（三）建立扶贫对象的增能体系

第三点介入策略是注重扶贫对象的增能。社会工作在反贫困的道路上一直受到“曾权理论”的指导，注重服务对象通过自身的发展来解决所面对的问题。建立增能体系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增强贫困人群克服贫困的技能水平和心理素质。

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对贫困人群的自我意识的增强、社会支持系统的重构、可动用资源的整合都能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社区工作中的社区发展模式，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地区的物质建设和人的发展双重推动。给整体上促使农村地区走出贫困提供了可靠的思路。

（四）建立多方参与的扶贫推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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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县政府决定召开这次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省、市“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工作。会前，县委、县政府就此项工作召开了专题会议，对有关具体事项作了详细安排。下面，我就如何开展这项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统一认识，深刻领会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的重大意义

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是当前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两项基本制度，“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根本目的就是对没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做出兜底性制度安排，通过救助维持其基本生存；对具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给予新的政策支持，通过扶持促进其脱贫致富，以形成低保维持生存、扶贫促进发展的新的扶贫开发工作格局。做好这项工作，对稳定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实现“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是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关注民生、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基本生活，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是今年全县扶贫开发的一项重点工作，各乡镇和有关部门一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做好“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努力改善农村民生，不断提高贫困群众生活水平。

（二）实现“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是建立贫困瞄准机制、解决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问题的现实需要。我县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贫困人口比例较大，解决好这个问题，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推进“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就是要通过对贫困户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建档立卡，客观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形成一套信息量相对全面的农村贫困人口基本情况数据库，分门别类地实施生活保障和扶贫开发“两轮驱动”政策，对于没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救助维持其基本生存，对于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开发式扶贫促进脱贫致富，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特别是在国家惠农政策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农村扶贫工作的着眼点要更多转向提高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是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巩固温饱、脱贫致富的基础性工作。

（三）实现“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是完善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体系的基础工作。目前，农村贫困人口可分为三种情况，即丧失劳动能力的纯低保对象，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还有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无论是研究完善农村低保制度还是研究制订新十年扶贫规划、“十二五”扶贫政策等，都需要对全县农村贫困状况进行全面科学的研判。通过开展“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对上述三种贫困人口的规模、特点、分布、需求等进行调查摸底、建档立卡，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农村贫困户信息系统，可以为扶贫和民政部门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提供依据，也可以为教育、卫生、农业、水利等部门提供一个通用的工作平台，各部门根据贫困人口状况实施分类扶持，必将提高政府扶贫资源的使用效能，减少扶贫资源配置的重复或遗漏。

二、明确任务，扎实有序地推进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的正常开展

（一）明确责任，在目标上进行衔接。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都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措施，但各有侧重，目标责任不尽相同。农村低保主要着眼于维持生存，保障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扶贫开发主要着眼于促进发展，通过扶持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低保的责任在于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提供兜底保障，解决困难群众的生存问题，扶贫的责任在于对具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给予新的支持，通过扶持促进其脱贫致富。将两项制度有效衔接，主要目标任务是建立制度健全完善、政策衔接配套、标准科学合理、补助水平适度、资金筹集落实、管理规范有序、服务优质高效的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工作机制，为我县实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目标奠定基础。

（二）把握政策，在规模上进行衔接。对农村低保对象，按政策足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对农村扶贫对象，根据不同情况，给予贷款贴息、产业扶持、转移培训、改善居住条件等方面的扶持。按照省政府确定的标准，我县1196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和1196-1500元低收入人口总规模为7万人，各乡镇一定要按照县上分解下达的对象规模，结合各自实际，合理确定本辖区内贫困人口数量，绝不能图简单省事搞平均分摊。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做到公平公正、透明公开。要严把政策关，对符合政策的对象一视同仁，做到符合政策对象的一户不漏，不符合政策对象的一户不扶，严禁弄虚作假，坚决杜绝“关系户”、“人情户”，确保真正的贫困户进入扶持范围，切实将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三）分类扶持，在对象上进行衔接。搞好扶贫和低保对象的识别，是推进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的基础性工作。由于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对象都是贫困人口，覆盖对象难免有所交叉重叠，两项制度对象的衔接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的界定识别上，各乡镇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做细做实工作，严格按照农户申请、村组评议、乡镇审核、县上审批、逐级公示的程序进行。农村低保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农村居民，扶贫开发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简单地说，对农村低保标准以下的困难家庭，及时纳入农村低保；对其中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在享受低保金的同时，符合条件的及时给予扶贫开发政策扶持。只有对农村困难群众实行分类扶助，才能实现应保尽保，应扶尽扶。各乡镇对识别出来的扶贫和低保对象,一定要按照分类扶持的要求，做到应保尽保、应扶尽扶，真正实现两项制度有效衔接。

（四）动态管理，在操作上进行衔接。随着农村低保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和扶贫标准的提高，两项制度衔接工作要在操作上加强衔接，实行动态管理。核定农村低保对象时，要对有劳动能力和无劳动能力的家庭进行分类，并把有劳动能力的家庭适时纳入扶贫部门的扶贫开发计划；要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复核，对于通过扶贫开发，收入高于农村低保标准的对象，按照程序及时办理退保手续；对于因各种原因返贫，收入下降到农村低保标准以下的农村家庭，要及时地将其纳入低保范围，保证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对象有进有出，及时进出。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农村低保一定要兑现政府的承诺，在保障基本生活上切实发挥好“兜底”作用，给困难群众吃“定心丸”；同时农村低保还要弘扬自强、自立的劳动精神，鼓励低保对象通过扶贫开发走出低保，减少对低保的依赖。

（五）资源共享，在信息上进行衔接。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既可以减轻农村低保制度的压力，又可以使更多的农村贫困人口受益。这是一项惠及更多困难群众的新举措，扶贫、民政部门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要利用现有资源，使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实现数据共享、互通互补，真正做到民政和扶贫部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在利用双方资源、协调相关政策方面有新的进展。

（六）制订规划，在措施上进行衔接。扶持措施是实现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的落脚点，是有效衔接是否到位的核心标准。“十二五”期间，我县扶贫开发的基本对象就是这次认定的贫困户，重点是增加贫困群众收入、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各乡镇要将帮扶措施的落实作为试点工作的重中之重，想方设法抓好抓实。对于每个贫困户，要有针对性地制订帮扶规划，明确产业项目、帮扶单位、资金来源和年度增收目标，确保扶贫对象得到及时有效的扶持。

三、加强领导，确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取得实效

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是全县当前乃至今后十年扶贫开发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性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必须切实加强领导，采取强有力的工作措施，开拓创新，确保这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县上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乡镇党委书记要亲自挂帅，乡镇长要具体抓，分管副职直接抓，驻村干部配合抓，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副职为主要责任人，驻村干部为直接责任人。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扶贫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部门的作用，研究制订方案，组织开展工作，落实扶贫对象到户帮扶措施。民政部门要确定低保范围和标准，落实低保户的救助措施，配合扶贫部门落实交叉对象的扶持政策。财政部门要提供资金支持，落实工作经费，负责资金管理和监督。统计部门要搞好贫困监测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结构分析，确定贫困发生率及贫困人口识别规模。残联要及时核对残疾人的有关情况，对残疾人中的低保和扶贫对象提供重点帮扶。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切实肩负起组织领导、综合协调、督促检查的职能。其他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政策、信息、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把搞好“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纳入本单位的工作计划，共同促进这项工作顺利开展。要充分利用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等媒体和宣传栏、村务公开栏进行广泛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使这项惠民政策深入人心。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使他们充分了解和掌握具体方法、步骤和相关政策，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要强化督查检查。县委、政府将把此项工作作为督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强化督查、推动工作。各乡镇、各部门要根据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明确工作目标，制定工作措施，落实工作职责，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各乡镇要经常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自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改进工作。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要及时报告。两项制度有效衔接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定期、不定期地加大对试点工作的督查力度，并将督查情况及时予以通报。对各乡镇在工作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好经验、好做法要予以总结推广，对存在问题要责令限期整改，确保此项工作顺利进行。

三要实行目标管理。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要纳入乡镇年度目标考核管理。各乡镇要与县委、县政府签订责任书。各村也要与乡镇签订目标管理责任状，对各项内容要量化到村、到人，使人人有压力，个个有担子。要实行属地负责制，努力实现“三个确保”，即确保规范操作，确保准确识别，确保农户不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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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村级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038-04

引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真正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民族地区也都把农村脱贫致富作为重要战略任务来抓。正确认识及评价贫困村贫困的现状，量化各地村级精准扶贫绩效，可以具体针对各地村级精准扶贫开发中出现的不足和偏差进行分析，理清思路，找出差距，解决问题[1]。这对于今后制定并实施村级精准扶贫开发战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地区村级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构建，要以科学的原则为前提。精准扶贫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要以民族地区贫困村扶贫的具体实际及发展规律为准绳，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分析。必须从贫困的本质出发，强调以人为本，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2]。借鉴参考其他一些评价研究方法，可以确立以下四个效果评价的基本原则。

1.综合性和针对性原则。建立的指标体系应既具有综合性又具有针对性。基于村域的精史銎妒且桓鲎酆闲缘母拍睿构建村级精准扶贫指标体系要求：一方面，所建立的指标体系要体现综合性，能以多维的角度构造出全面而综合的村级精准扶贫效果评价体系，即不仅包括经济发展、生活幸福，还应包括生态友好、资源持续；另一方面，所建立的指标体系还应具有针对性，应该针对村级精准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实际，确定关键性、决定性要素[3]。

2.代表性和独立性原则。建立的指标需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又彼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民族地区村级精准扶贫事业涉及到精准扶贫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内容多而杂，可供选取的指标较多，但绩效评价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能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且选取的指标间独立性要强，以防止严重共线性情况的出现。

3.可获取性和可量化原则。在构建民族地区村级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充分考虑所选取指标数据的获取难易程度及指标量化的可操作性。研究者往往从理论假设出发来研究指标体系的设计、指标的选取，但某些理论上非常好的评价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难以量化衡量、其值不易获取，或是可操作性很差，难以在实践工作中发挥指导作用，甚至使人们茫然不知所措，产生混乱。设立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本是以评促建，但这些对实践工作没有意义的指标，如果在时机不成熟时，不设为宜。

4.可比性原则。精准扶贫是一项在全中国推行的创新型扶贫活动，这要求研究者在设立相关绩评指标时须考虑不同扶贫村进行横向比较的可能，以及扶贫村的纵向历史扶贫数据对比评价的要求。为此，这里都选择可以比较的指标统计口径，比如基本上采用人均、比重等相对数，不用绝对数；同时，在指标的选择和确定方面尽可能地考虑一些通用的，特别是普遍所认可的指标。

二、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和步骤

1.评价对象分类设计。由于民族地区各地发展水平和村级精准扶贫主体对象的差异，指标体系可分设为点和面的两方面评价。一是针对行政村的发展评价，即行政村的点评价；二是针对村级精准扶贫水平的评价，即整体村级精准扶贫水平的评价，亦即行政村的面评价。

2.评估视角的考量。对村级精准扶贫绩效的评估可以按国务院扶贫办提出的村级精准扶贫五个方面来设计，这种设计既体现出村级精准扶贫的实情，又与多个评价指标体系相似，具有参考性。村级精准扶贫的评价还可以根据人本发展理论，围绕农民主体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评价。三农的核心是农民，农民是村级精准扶贫的主体，农民的全面发展是村级精准扶贫的主要目标。

3.设计方法和步骤。由于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幅员广阔，经济、社会环境差异较大，因此关于村级精准扶贫的评价指标设计也不能完全相同，需要采用灵活处理的方法。特别是在许多民族地区，很多统计指标难以获取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一些替代的指标从侧面反映发展实情[4]。首先，建立以行政村为评价对象的村级精准扶贫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以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村级精准扶贫的五个方面为基础，甄选具有典型意义的指标，客观反映村级精准扶贫工作实效。这些指标不是现在所有贫困村应达到的标准，而是今后这些行政村应该努力的方向。其次，在建立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必须从以人为本出发，以人本发展理论构架为基础，建立以行政村为评价对象的村级精准扶贫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除了围绕人（农民）的发展方面设立的指标外，还将设立农村制度、要素、分工方面的指标，全面反映贫困村人的发展。

三、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

1.农村扶贫效果定量分析指标应用特点。我们在进行农村扶贫效果定量分析时，大多以中科院可持续指标体系为基础，结合本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特点，确定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尽管各地的指标体系互不相同，甚至差别较大，但都有共同的特点。根据李东城、刘卫泽编写的《农村易地移民扶贫综合效益评价研究》（2011）一书对目前我国科研人员常用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出现频率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目前常用指标的特点：

第一，常用的这些指标一般都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主要是便于统计和计算，也易被多数人接受，但是在科学性和理论上有较大的缺陷。例如在指标选用上，局限在一些较为直观、便于测度的“有形指标”，而对于那些科学性和技术性较强、测量和计算难度较大的指标则较少采用。在聚合、选择指标的分析方法上也较粗糙，不够深入。

第二，指标体系不全面。由于基于微观地域的扶贫效果评价与监测理论与方法研究刚刚兴起，还不十分成熟，其思想观念尚未被多数人所理解。因此，对一些评价指标在选择上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倾向，导致出现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现状。例如在指标频率表中，出现频率达80%以上的指标就有三个是反映经济效益的，一个反映生态效益，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2.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根据微观地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并结合前人研究经验及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确定村级精准扶贫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见下页表2）。

四、指标内涵说明

村级精准扶贫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共涉及26项指标（复合指标只算一个），各指标的含义如下：（1）扶贫对象的选择方式：对扶贫对象确定方式的公开、公平、公正程度，由精准扶贫村村民打分，实行5分制：1分表示很不满意，2分表示不满意，3分表示一般，4分表示满意，5分表示很满意。（2）扶贫项目低保救济户所占比例：在精准扶贫项目中，低保救济户占总参与户数的比例。（3）扶贫项目贫困户比例：在特定的精准扶贫项目中，贫困户占总参与户数的比例。（4）帮扶资金使用时效：精准帮扶资金到位的及时性、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实行5分制，1分表示很不满意，2分表示不满意，3分表示一般，4分表示满意，5分表示很满意。（5）帮扶对象满意度：参与精准扶贫项目的贫困户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打分，实行5分制，1分表示很不满意，2分表示不满意，3分表示一般，4分表示满意，5分表示很满意。（6）贫困发生率：指精准扶贫村村民人均纯收入在贫困线以下人T数占全部村民人数的百分比率。（7）返贫率：指在精准扶贫村，上年度本已脱贫成功的人员由于某些原因再度返贫的人员总数与整个行政村贫困人员数的百分比率。（8）恩格尔系数：指在精准扶贫村中村民食物消费开支金额总数占其个人支出总金额的比例。它被用来反映村民生活水平的改变，这个系数越大生活越贫困，越小则生活越富裕。（9）农民人均纯收入：指在精准扶贫村村民家庭整个年度所有收入之和之中扣除转移性收入和各项经营性费用以及税收等项支出后，能用于生活生产消费的那部分资金。（10）人均农村经济总产值：它是本年全村的经济总收入与全村总人口之比，反映的是村民收入总量经济。（11）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是全村主要农产品的总产量与播种面积之比。（12）年末人均家畜存栏数：年末家禽存栏总数比上全村人口总和。（13）人均经济林面积：全村经济林总面积与全村总人口之比。（14）农民人均固定资产原值：指农民建造、购置固定资产时实际发生的全部费用支出与全村总人口数之比。（15）钢混结构及砖木结构房屋面积比重：当前贫困地区农户居住面积大多已基本达到要求，但居住质量普遍较差，因此，采用钢木结构（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合称）住房数比重更有助于评价贫困地区农居住条件的改善，且数据更易获取。（16）四通率：指贫困村通电、通话、通路、通水农户占总农户数的比率，是反映贫困村基础设施状况的重要参考指数。（17）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比率：指精准扶贫村整个村庄年外出务工人员数与该村具有劳动能力人员数的比值。该指标反映了该精准扶贫村经济发展的活跃程度。（18）享受社会保障人口比重：指该精准扶贫村享受社会保障村民人员数与该村总人数的比值。该指标是考评一个村庄贫困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19）适龄儿童入学率：指6～14周岁的适学儿童在校人数与该年龄段适学儿童总数的比值。采用此指标主要是因为民族地区贫困村适学儿童的失学比率较高，而该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测评精准扶贫村的教育改善情况。（20）人均组织培训次数：指该行政村村民参加的各种培训教学活动人次之和除以整个村庄村民人数的比率。（21）当年退耕还林（草）率：当年退耕还林（草）的耕地面积与全村总耕地面积的比率。（22）耕地受灾面积比例：受灾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率。（23）有效灌溉面积比重：能进行有效灌溉的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24）农户沼气池普及率：该村已建成沼气池总个数与全村农户总数之比。（25）村中治安、刑事案件起数：一定时间内行政村中治安、刑事案件发生起数。（26）贫困户参与村级规划的比重：参与村级规划的贫困户数与该村总户数之比。

结语

本研究依据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到数据的获取性，构建了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设计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对今后的精准扶贫实践的精准考核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由于精准扶贫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该评价指标体系可能还有很多没有考虑到的因素，还有逐步完善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李博，左停.精准扶贫的理论导向与实践逻辑――基于精细社会理论的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16，（5）：156-161.

[2] 李博.项目制扶贫的运作逻辑与地方性实践――以精准扶贫视角看A县竞争性扶贫项目[J].北京社会科学，2016，（3）：1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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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金融 农村经济 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6）11-0029-01

1 农村金融的相关理论

1.1 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农业信贷补贴理论的前提是：农村居民由于收入低下所对应的储蓄能力低下，农村发展缺少必要的内部资金。加之农业生产具有生产周期长、收益不确定、收益率较低的特点，使得农业也很难成为以逐利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的放贷融资对象。农业信贷补贴理论认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通过政府的介入，建立相关政策性银行，从外部寄予资金支持，建立非盈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的分配。由于农业相较于其他产业的收益率较低，所以还主张国家对农业的融资利率必须低于其他产业。除此之外，由于农村高利率的非正式金融机构的存在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要积极倡导商业银行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并且加快建立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组织，促进低利率的资金进入农村来拉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1.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其假设前提：①农民存在储蓄能力，当利率水平足够高时内部资金可以满足农村发展。②如果实行低利率政策将会人为降低农村居民的储蓄意愿，不利于聚集充足的资金。③政府对农村进行信贷补贴将造成农村过度依赖政府资金，从而造成其还款意愿降低资金回收率下降。基于这些前提，并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并未达到设想效果，仍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

1.3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在实际的应用中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都存在着自身的缺陷。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带来的低效率，政府就需要介入市场。但这与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存在本质上的矛盾，因此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中政府应充当调节者，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予以调节。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具有较强实践性，为解决农村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宝贵的理论基础。

2 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

2.1 银行类金融机构为主导，各种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多层次的农村金融形式已基本形成。 另外，随着2015年“互联网+”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互联网金融+农业”的方式也逐步成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电商金融发展迅速，农业供应链金融、大数据金融、农业众筹下乡等多种形式的发展活跃了农村金融市场，极大丰富了农村金融的形式。

2.2 农村金融的管理体制不断完善。积极推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改革，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2003年国务院正式启动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经过改革农村信用社支农的能力大幅度的提高，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能力显著提升，不良贷款率明显下降。加大货币信贷政策的支持力度，探索对涉农机构实行差别化监管。通过综合运用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工具和设立扶贫再贷款的方式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

3 农村金融发展对精准扶贫的促进效果

关于农村金融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有效促进农村脱贫。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绝对数）来刻画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利用农村贫困状况（贫困人口）来表现农村的脱贫效果，用农村存款余额和农业贷款余额来说明农村金融的发展。数据来源于《2015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其中贫困人口数是按照2010年新确定的农村扶贫标准来计算的，具体统计数据可见表1。通过表中数据计算发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状况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9907，农村贫困状况（贫困人口）与农村金融发展状况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84有着极大的相关性。由此可以看出农村金融的发展对我国减少贫困人口，发展精准扶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总之，农村金融的发展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力，对我国扶贫工作的开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还需要我们继续坚持发展农村金融，增强金融扶贫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发展助推脱贫攻坚，深入发展新时期下的金融扶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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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部署和动员我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试点工作。今年，我县被确定为全省23个开展两项制度衔接工作试点县之一，县委、县政府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会前，对试点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对我县的试点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安排，下面我就如何开展好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开展“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的重要意义

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根本目的就是对没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做出兜底性制度安排，通过救助维持其基本生存；对具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给予新的支持，通过扶持促进其脱贫致富，以形成低保维持生存、扶贫促进发展的新的扶贫开发工作格局，是“基本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有效举措。我们各级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两项制度试点工作的重要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试点工作的部署中去。

一是搞好“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是新形势下扶贫工作深入实践党的宗旨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奋斗目标，对新阶段扶贫工作作出了新部署，提出了新要求。把实现“两项制度”有效衔接，作为推进新阶段扶贫进口轴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并将其作为新阶段完善扶贫战略与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这充分表明，搞好“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高度关注民生、坚持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现实需要。

二是搞好“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是积极适应新阶段扶贫开发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调整完善了农村扶贫开发的方针、政策、标准、重点，明确提出“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将扶贫SKF进口轴承工作推向了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两轮驱动”的新阶段。这样，同以农村低收入贫困人口为目标对象的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如何在新阶段实现有效衔接的问题，就不可回避地提到了我们的面前。

三是搞好“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是切实改善贫困群众民生问题的重大举措。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作为新阶段扶贫战略与政策体系的两个重要亮点，实现有效衔接，对改善农村低收入人口民生和促进低收入人口发展，提高低收入人口综合SKF轴承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逐步缩小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激发贫困人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全面把握开展“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的总体要求

我县“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工作总体上要把握以下六个方面：

1、明确指导思想。（方案中提到，不再重复）

2、锁定目标任务。对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全面调查统计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的数量、分布、构成以及家庭、个人情况，摸清底数，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其中，对低收入以下符合低保政策的低保对象，通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其基本生活，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对低收入以下符合扶贫标准、具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项目扶持，实现增收脱贫，努力做到应扶尽扶。

3、控制对象规模。农村低保对象和扶贫对象都是农村低收入人口，但在具体政策上有所区别。农村低保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200元以下的农村居民，主要是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NSK进口轴承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农村扶贫对象是指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农村扶贫标准、但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农村扶贫低保对象是指低保对象中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并可以通过扶持进而脱贫致富的农村交叉对象。按照国家扶贫标准，农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196元以下的为贫困户，我省在国家确定的NSK轴承扶贫标准基础上将人均纯收入在1570元以下的户确定为低收入户，也就是说按省定标准，1570元以下统称为低收入人口。为此，我县低收入人口识别控制规模以本次两项制度衔接试点工作结束后各乡镇上报的建档立卡数为准，不得随意增加。

4、遵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二是坚持实事求是和量力而行的原则。做到“应保尽保、应扶尽扶”。三是坚持政府支持、社会各界帮扶和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在扶持措施上要突出开发扶贫和造血扶贫，切实防止助长贫困农户“等、靠、要”的思想。

5、掌握方法程序。一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识别指标和认定，按照《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和省政府有关文件规定执行。二是农村扶贫对象的识别指标，按照国务院扶贫办设定的《贫困农户登记表》、《行政村登记表》和《县登记表》进行登记，依据农村扶贫标准，结合本乡镇贫困发生率，合理确定低收入人口规模，在此基础上准确进口轴承识别出农村扶贫对象。三是将入户调查统计与群众民主评议有机结合起来，有关指标既要满足对象识别需要，又要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准确实用、方便操作、群众认可。四是农村低保对象和扶贫对象识别工作在时间和程序上要同步进行，避免重复工作，降低行政成本。扶贫办、民政局、统计局、残联等部门和乡镇政府要密切配合，统一行动。五是要严格规范工作程序，即按照《县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实施方案》确定的“户申请、民主评议、乡镇审核、县级审批、张榜公示”的程序，规范开展低保对象和扶贫对象识别工作。

6、严格方法步骤。此次“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工作分为4个阶段，各乡镇要按步骤有序全面推进。一是前期准备阶段（7月8日—13日）。关键是在成立工作机构、制定实施方案、分解对象规模、宣传发动和培训工作人员等五个方面，一定要把工作做实做好。二是实施阶段（7月14日—31日）。这一阶段要做好4个方面步骤：即户主申请、民主评议、乡镇审核、县级审批。审批、审核结果均要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三是信息采集阶段（8月1日—31日）。这一阶段要做好4个方面的工作：即登记造册、审核各类登记表、信息录入、建档立卡。四是总结阶段（9月1日—30日）。这一阶段主要是做好检查验收和总结工作。

三、认真做好“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的责任落实

当前，我县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对象规模、基本原则、方法程序等已明确，现在关键是狠抓落实。

1、在保障措施上抓落实。一是领导保障。县里已经成立了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两项制度衔接各项工作。各乡镇要成立相应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辖区内的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二是专职保障。两项制度衔接工作任务重，县相关部门和各乡镇要抽调相应专职人员，原则上不与原单位脱钩，但，必须做到明确工作责任，随叫随到，确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正常开展。并组织动员村干部和群众代表进村入户，积极做好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调查登记、组织评议、审核公示、微机录入等各项具体工作。三是培训保障。“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是一项新工作，涉及的政策性、专业性都非常强，抽调人员所在的单位、行业、职业、专业各不相同，需要进行必要的、有针对性的短期强化培训。这次会议之后，县里将组织开展专题培训活动，确保参加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的人员全面、准确掌握相关政策和方法。

2、在舆论引导上抓落实。各乡镇要通过召开会议、统一培训、悬挂条幅、发放传单、播放广播等多种形式，宣传好“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的有关政策要求，使基层干部群众对低保对象和扶贫对象的相关条件标准、申请审批程序、救助扶持政策、资金来源去向、民主监督管理等内容加深了解，让广大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3、在部门联动上抓落实。各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扶贫办要做好农村扶贫对象及低保交叉对象的识别工作，提高扶贫对象识别的准确率；民政局要做好低保对象的识别工作；财政局负责资金管理和监督；统计局要及时提供贫困监测数据；残联负责残疾人核对工作。扶贫办作为牵头部门，要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逐步建立分工明确、定期协商、共同监督的工作机制，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各乡镇在工作中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努力探索“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新的举措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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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准扶贫 农业生产 农村改革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3―0001―01

精准扶贫是一种创新的扶贫手段，为扶贫工作提供新的途径。农业生产为农民的生活提供物质保障，需要采取积极措施给予支持，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为扶贫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推进农村改革进程，促进农村发展。

1精准扶贫工作现状

农村发展较为落后，农民收入落后于城市居民，尚未脱贫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在农村推进精准扶贫的意义较大。在农村，扶贫工作困难重重，虽然政府对贫困村投入扶贫资金，基本每村都已达到100万元左右，但投资力度多年来未有变化，通货膨胀使这些资金的实际价值在不断降低。类似的限制情况较多，为精准扶贫的推行形成阻碍。根据扶贫政策规定，扶贫资金中有70%需要进入贫困群体中，进入贫困群体的资金的70%要投资到产业之中。虽然这项规定的主要意图是用于推动农民脱贫，但在实际应用中难以全面推行。比如，村中的入户路、供电等方面的设施依旧没有建成，政府部门在制定规划时往往会忽略这些内容。

2农业生产是农村发展的关键

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因此，要对农业生产问题保持足够的重视。国家发展需要保证粮食安全，农业生产是我国粮食的主要来源。农民生活收入来源少，日常消费的资金主要依靠农作物生产。因此，农业生产也会间接影响农村的消费水平。农村生产状况良好，农民就会拥有充足资金，拉动农村消费，一些商贩的采购的商品也就不会发生积压，农村发展就会增速。

3推动农村改革的意义

农村发展已经进入新时期，利用改革的力量推动农村发展十分必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开始重点抓经济建设，开始走向繁荣发展之路。农村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农民利益，如此才能让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可使全身心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符合我国发展的实际，但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些制度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与实际发生偏离。利用农村改革的契机，可结合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制度内容进行调整。

4利用精准扶贫、抓好农业生产和推动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对策

4.1处理好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确定扶贫对象，确定基本的扶贫程序，处理好建档立卡问题，这是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基础。调查导致贫困的原因，根据每户的特殊性采取有针对性的指导。如果发现无劳动能力的农民，可利用低保、扶贫等保障机制让其维持基本生活。某些贫困村缺乏劳动力，要分析当地的生活条件，结合本人的技能、意愿，采取针对性较强的扶贫手段。某些村中存在残疾群体，可在康复扶贫贷款等条件支持下改变生活现状。在条件的允许的情况下，可促使其实现转业，能让部分村民的收入达到更高水平。某些家庭的劳动力缺乏，但是处于入学年龄的儿童较多，应组织教育培训，改变家庭贫困的情况。某些村的发展潜力较大，但缺乏发展资金，要宣传产业发展的理论知识，帮助其获得贷款和补贴，鼓励类似家庭发展为家庭农场。在开展识别贫困的工作中，根据扶贫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宣传措施，促使农户主动申请，实现村民民主表决，利用这些措施让精准扶贫顺利发挥作用。还要对造成贫困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确定贫困户、贫困村的具体情况，认真调查当地的地质、气候等自然条件，前往每个农户家中调查其经济收入情况，并对每个农户建档立卡，处理好入档存查工作，认真分析帮扶需求，确定帮扶措施，对档案实施动态管理。

4.2提升农业生产能力

据调查，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具备一定文化的青年大部分前往城市务工，在家务农者均是老人、妇女等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利用专业培训增强这些村民的文化水平势在必行。科技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有效动力。政府部门要开展科技、文化的宣传活动，普及文化、科学知识，使农民真正从中获益，并让这种活动成为常态，提升农村的发展速度。政府要全权负责，适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明确各种责任，如此才能处理培训机构的各种问题。邀请农业专家前往农村调研，对当地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让农业生产在科学的指导下顺利发展。

4.3深化农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