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16 10:16:57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文学价值的多样性,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植物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植物不仅影响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同时又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人类文化与植物界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语言文化、信仰文化、景观文化、医药文化、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和道德文化。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五十六个民族长期生息繁衍于广袤的国土上,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其中与植物有关的传统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最古老的诗歌集《诗经》里记载了二百多种植物,在《周南・关雎》中一首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这首诗生动地描绘出动植物、环境与人的情感世界,而生长于水中的荇菜,据吴征镒先生最近考证,是分布于我国南北各地的沉水草本植物――眼子菜科的菹草,解开了国人长期以来对荇菜考证之疑团,同时说明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对我国历史上记载数以千计的植物进行科学考证,正本清源,对解读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是多民族、多元文化一体的国家,同时又是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共存,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民俗与植物的关系,是生动、具体、经久不衰的民间文化现象。民俗是长期形成的风俗和习俗,包括民间信仰、口传文学、神话谚语、故事、歌谣、节日典礼、传统艺术等等。民俗具有传承性、变异性和历史性等特征。民俗文化的产生和形成脱离不开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离不开人们对自然界动植物的认知,因此可以说民俗文化产生于人与大自然的物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文化人类学研究指出:人类创造了一系列与物质和精神相关的民俗文化,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利用,进而创造出更高境界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传统知识共同构建了伟大的人类文明大厦。
传统节日是我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民俗节日的象征都是以植物为标记或用植物要素表意而构成节日象征。本期“植物与中国传统文化”为读者展现出我国传统文化中丰富多样的植物及其社会功能。不仅表现出我国南北地域植物之多样性,而且说明植物在民俗、宗教、医药、文学、饮食、园艺、色彩艺术等领域的独特文化功能、保健功能和社会功能。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共同编织出的中华文化之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体现出民族之气常存的人与自然和谐之美。九九重阳登高揽胜,插茱萸,食蓬饵,饮菊酒是汉文化民俗植物与人相互作用的生动写照,其文化意境是求吉避灾,祈福安康;其生态学意义是人与自然界植物的亲密无间,和谐共存。人类对植物的传统利用,包括文化利用一般来说都是有利于物种的保护。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应该而且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学到一些有益的东西,用于生态系统和物种的保护。
人与植物的关系自远古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表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和多样性的相互作用关系,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信仰和习俗之中。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在认知、利用和保护植物的文化也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需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分析、比较不同民族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各个方面,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与支持。虽然科学价值体系与文化价值体系是不同的社会认知系统,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共同担当着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责任。科学价值观是以物质世界为基础,排斥精神因素的作用,然而文化价值观和传统知识价值观对世界的认知体系包括自然性和精神性两个方面,具有显著的包容。毕竟人类活动改变生物多样性的生存状态是由文化价值观决定的,文化表达人与生物多样性的互动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方面,文化担当着关键的角色,一个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民族,等于失去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道路,失去了大自然的人类,族群也必将消失于大自然之中。
各种社会价值广泛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社会关系结构的转变,呈现出价值观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化而言的。当代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转变,主要是作家对于文学的价值认识和美学认识的多样性造成的。在一系列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从、鲁迅、巴金、茅盾的文学作品,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创作,再到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17年文学,都表现出了中国作家强烈的思想意识。当代文学创作在这里体现出来的是尊严,对民族、国家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阶段,然后发展到属于现代派的先锋文学阶段。在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无论在文体实验,还是在选择题材,当代文学都表现出它的多样性。作家创作的作品,虽然未能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枷锁,但还是有很多的作家自觉地从现代化的理念中发出呼吁,支持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文学思潮鲜明地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当代文学创作在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之后突出表现丰富的审美形态,从审美层面表现文学创作的多元化。20世纪末期,文学创作表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点,众多作家依靠自己的文学素养,创造出自己感兴趣的作品。由此,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80年代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这和当时解放社会思想密切有关,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解放了思想,在文学创作上更加自由活跃。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影响下文学创作漏洞
文学创作有自己的标准。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当代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但是部分文学创作却是不尽人意的,具体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作家精神价值追求的冷漠和责任感的缺失
作家的创作动力不够,没有积极进取的意识。体制带来的影响虽说是外在因素,但是在这种体制下,作家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却是作家自身的因素。创作的作品多数存在着类型化的趋向。与此•58•同时,作家不再关注社会民生和生活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精神资源的匮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贫瘠。
(二)大众文化时代对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的影响
随着大众文化的盛行,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冲突。当代作家面临文学创作最大的迷茫和抉择。作家自身创作素材的匮乏、创作过程的迟缓和市场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不平衡。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创作的初衷,部分作家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了自身文学创作的信念。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作家文学创作能力的弱化
文学是有魅力的艺术。文学创作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应该把文学的高度和魅力展示给读者,而计算机语言的智能构词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家对文字的推敲和有效使用。作家过分依赖程序化的语言,从而放弃了对文字语言使用的主动性。
三、多元化社会价值观下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的网络文学现状
网络传播的兴起,使当代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文学创作者与读者接触更亲密,沟通更频繁,而这正是网络传播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影响之一。网络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文学的存在与传统的出版形式已经形成了彼此认可、合作互补的双赢局面。网络媒体的发展让网络文学有了新的市场。通过网络资源,人们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大量的文学网站,网络期刊和各类文学论坛占据了读者们的视野。
(二)多元化下的网络文学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充实和补充
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网络文学应运而生。经济政策、管理方式的变化,还有不断进步的科技和更替速度得到大大提升的资讯设备。这些现象紧密地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走向多元化。人们开始有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这些因素使得网络文学的考察视角变得丰富。网络文学的创作方式、存在形式和文学机制都呈现出新的价值趋向。不同的传播方式迎合了不同的文学特征,不同的文学特征则需要不同的传播方式。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还具体表现在作者文学创作欲望表达的扩张、题材与文体的拓展、文学形态的变化、文本创作与传播方式的变换等几个方面。
四、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文学创作中写作理念和手法的发展方向
(一)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
倾听国家和人民的声音随着商品经济和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文学迅速崛起。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文化格局发生结构性的转变,社会结构呈现多样性。在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扮演着一种角色。作家是一种职业,是一种社会行业。因此,作家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要对社会负有责任。作家的文学创作虽是个体劳动,却不会是个体事业。因为,作家代表的是一个行业。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仅要满足于个人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应表达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关注和关心,反映社会价值观念,引导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要与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需求相联系,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要具有现实担当的作用,也要具有指导教育的意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重。随着我国综合竞争国力的迅速提高,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人们生活幸福了,而且社会价值观念也多样化了。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充满着文学创作的素材。这正是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黄金时期。在这种条件下,作家应该站到人民的立场,关心人民的生活,倾听人民的心声。这样,作家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具有影响力的好作品。
(二)认清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下的文学创作发展方向
北方蒙古草原水草肥美,生物多样,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来源。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形成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来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草原文化。
科学研究表明,在过去的5.4亿年间,地球上共发生了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其中发生在距今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生命灭绝事件,造成了超过9070的海洋生物物种消失和大量陆地生物灭亡。支离破碎的生态环境,荒芜的精神家园,数不尽的社会矛盾……当今世界已经走在毁灭的边缘!人们不禁要问: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什么时候到来?
150多年前,一位印第安酋长说过这么一句话:“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地球。”在人类出现之前,经过漫长的生物演化,地球上的生物已经是极为丰富、蓬勃发展。人类诞生于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生命世界,并且以其他生物的丰富作为诞生的基础。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具有巨大的实用和公益价值。生物源的实用价值是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人类从多样的野生和驯化的生物源组分中,得到了生存、发展所需的食品、药物、生产资料以及精神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远远超过其直接价值的,是人们通常忽略了的生物多样性的间接和潜在价值。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主要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有关,主要表现在固定太阳能、调节气候、调节水文学过程、防止水土流失、吸收和分解污染物、贮存营养元素并促进养分循环和维持进化过程等方面。归纳起来,生物多样性的最大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适应当地和全球变化的机会。生物多样性的未知潜力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
人类文化多样性也可以认为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表现在语言、、社会结构等人类社会特征的多样性上。正如遗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一样,人类文化(如游牧生活和移动耕作)的一些特征表现出人们在特殊环境下生存的策略,有助于人们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条件。
自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和人文层面的文化多样性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早在生物科学发展的初期,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就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从较低级的动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达尔文强调“物竞天择”,同时也强调“文化是利用自然的手段”。达尔文关于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恰恰和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然而“文化是利用自然的手段”的观点,却显现出“天人对立”的世界观。也正是这种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生态服务价值分离的价值观,使人类无情、无度地蚕食地球生命系统,引发地球生态危机,从而引发人类自己的生存危机!
生物多样性受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生存问题考验着地球上相互依存的所有物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科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思考生物与人的新平衡,都在探求和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办法和途径。在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诸多因素中,“文化”这一关键因素的作用日益凸显!
不可否认,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人类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经济、科学技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和伦理道德等,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密不可分。人类从早期采集野生植物、狩猎野生动物开始,到建立原始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信息社会,衣、食、住、行、治病、娱乐、体育运动,都离不开动物和植物。不同区域的原住民和居民形成与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相应的各不相同的文化,特定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对相应区域人的生存生活以及习俗传统有直接的影响。
自然界的动植物为人类语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管哪个人种或民族,动植物的名称都是相当重要的语言组成成分。全世界已知35万种高等植物,每种语言都有35万个以上的植物名称。自然界的动植物不仅丰富了人类语言的内容,而且是人类认识、学习和利用自然求生存和发展的最好的老师。比如纳西人祖先传下来的经验就告诉当地人:“开白花的植物富含营养可以吃,开绿花的植物有毒不能碰,开红花的植物可以做药治病”。这就是纳西人认识、学习自然的知识。后来,这些知识经发展就成了对食物、毒物和药物的识别和认知。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认识和利用植物的知识的不同,就是生物多样性认知在不同文化上的差异。
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民俗活动都是用动植物作为某种文化标记和象征。如端午节,家家户户要在门上悬挂一束新鲜的菖蒲和艾蒿,意为驱邪避恶,保佑平安。西双版纳的傣族人,在傣历新年食用的用新鲜芭蕉叶包住蒸熟的糯米饼,其中掺和有不可缺少“糯索花”(云南石梓树的花)。这种树在西双版纳有野生也有被栽在村寨里和房前屋后,也就成了傣族人的文化象征植物。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也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北方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形成了游牧的生活方式:热带森林地区的民族,依靠采集狩猎等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维持生活需要;海岛民族依靠渔猎和少量岛屿农业生产进行维持生计……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体现出的是各种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文化形式。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文学伦理批评
20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大发展的世纪。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文学研究过多地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现象,热衷于对形式、文体、技巧等实证、实用性的研究,而忽视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类的精神问题的复杂多样化促使文学研究重新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精神诉求。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评论界开始逐渐由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内部研究)转移到注意研究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作为生态批评支流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迅速成为西方文艺评论界的“新星”。
一、生态危机: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契机
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早在19世纪已经引起人类的注意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引起世人的更为广泛关注,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严重损害公众健康,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生态主义者反思人类行为,质疑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论,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才是生存危机的根源。为探求人类的出路,生态主义围绕非人类的道德身份展开争论,形成形式多样的环境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伦理中的最新发展,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经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利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义,和20世纪20—60年代的以争取女性社会文化身份为特征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洗礼。在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激励下,在妇女参与环保运动的实践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蓬勃发展起来。它借助解构主义,深入挖掘当下生存危机根源——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并进行颠覆性批判,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环境伦理文化,为人类的持续谋求出路。
二、新伦理文化的建构: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人类初始阶段对自然界的尊崇、恐惧、依附的生存意识(即自然伦理阶段),到对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环境从人类生存视野中逐渐隐退后的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即社会伦理阶段),再到现今环境问题带来生存危机而反思后的尊重、爱护自然,寻求人与其他万物平等依存(即环境伦理阶段)的伦理认知和革新过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伦理道德的修整重构过程。生态女性主义正是生态语境下伦理革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广泛借鉴其他流派思想,特别是生态思想和传统女性主义思想,批判父权文化体制下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思维模式和工具理性主义传统,以颠覆西方主流的父权——男性中心主义伦理观,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价值体系。
首先,它追求整体和谐和生命解放,反对压迫。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相互交织”[2]的认同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在肯定自然界独立的内在价值,赋予所有非人类(如动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关注所有与自然——心理、性、人类和非人类——有关的统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阶级、年龄歧视及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将所有被父权文化贬为他者的边缘弱势群体如女性、黑色人种、同性恋、酷儿(queer)等视为盟友,认为没有自然的解放,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而将其伦理关照的对象扩大到最广阔的领域。
其次,它吸收生态批评的整体性观念,尊重差异,赞美多样化,认为差异、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保障。其多样性既包括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包括人类个体的个性和社会生活风格及地方风俗的多样性等。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对物种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简化。现代商业社会的技术和竞争将人异化为失去生气和个性的生产机器。在技术和利益的驱使下,统一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无孔不入,诱导现代人的拜物心理,泯灭人的个性,使社会生活风格“齐一化”,文化也因简化失去其多样性魅力。
第三,它呼吁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和责任原则而非统治原则的生态伦理观,强调感性如关爱、尊重和公正的伦理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关联性,从女性与自然在生理、心理和体验上的关联出发,提出重新界定人类自我的身份,抛弃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抽象独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态的关联自我[3]。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关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权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思维方式,还“他者”公正,尊重和关爱“他者”。唯如此,人类和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多角度解构父权制思想,还多层面建构新伦理文化。一些女性主义者以恢复对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仪式来赞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并用人类学家对史前期的母系社会的考古发现论证女性文化建构的可能。普鲁姆伍德提出重新阐释大地女神盖亚,认为认可地球的母亲身份有助于人类尊重和关爱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伦理道德观。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改造,把上帝理解为母亲或女性。温德尔把上帝称为我们的母亲,因为“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4]。沃伦根据IrisYoung对传统分配模式的社会公正性的剖析,探讨基于该分配模式的环境公正性,指出由于传统的分配模式是静态的物质倾向的,不重视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关系,因而无法对生态群(如物种、数量、自然栖息地等)的状况给予足够关注,无法建构“生态的关联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视并体现关爱和尊重的重要价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语境才是适合生态道德生长的土壤[5]。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伦理文化设想,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空间。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是人类理解自己的生产劳动及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为满足人类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认为“真正的艺术和批评服务于一种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类思维方式、规范人类行为并以最终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为己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其伦理特性必然从社会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从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现象的评价和规范及对其伦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它遵照生态女性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将性别(女性)和自然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它在关注人伦道德的同时注重弘扬生态伦理道德,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女性及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使文学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或更为显眼,促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新的发现,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探讨影响人类与自然,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的因素[8]7。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自然和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现的(是次等的、低级的、破坏性的、缺乏理性的还是美丽的、充满慈爱温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是受贬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还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的,以及作品中表现的伦理价值观与生态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标准:即是否体现整体的关联性;是否体现对男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多样而相互依存关系的追求;是否反映对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等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其他万物的关系;是否有助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谐关系;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导生态智慧,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等。
生态女性主义在从文化哲学领域切入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承担文学批评的责任,以发展一种文学批评体系来反映和促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责任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的。首先,通过阅读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揭示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探寻在文学领域中对女性对自然两种统治和压迫的历史文化根源。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者对《圣经》进行对抗性阅读,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确立男性对女性和自然双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为父权——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过重读文本,得出新的结论,以改变传统的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一方面,将被忽视的被埋没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评价,纳入经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贬为闺阁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认可,曾被嘲讽为无病的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细心观察和细腻描述被誉为文学、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以往经典文本,颂扬体现整体关联的、洋溢着关怀同情、慈爱温情的作品;抨击体现父权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性的、弥漫着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经典地位。如:被奉为个人英雄主义经典的《鲁滨孙漂流记》体现崇尚权力、征服、统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亩农田》、斯坦因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类贪欲支配下给土地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土地的紧密联系,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剧局面,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努力发掘该文类的写作特征,总结和建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而修正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9]。这一方面可以带领文学创作者认知、关照、表现社会生活、世俗人生,进行文学创作,深化文学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引导读者的文学欣赏,通过发挥典型人物的启示作用和“揭丑”文学的警醒作用,影响人们的文学乃至文化“消费”观,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评。它以新的批评尺度为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借助文学宣传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生态智慧,强化环境意识;它不仅重新释义文本,还积极推动社会和人生的建构;它弘扬关爱、平等公正、联系依存的生态伦理观,不仅有利于促进建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自然和谐关系,也有助于推进各“亚”文化群,如有色人种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diasporicliterature)等从边缘走向被关注的中心,使人类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免除了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的社会……一个免除了压迫和毒害的社会,一个免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的”[10])生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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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中,作家结合自身的经历,用自己特有的洞察力和语言,从生活细节中发现美,展示美,再创美。这种创造活动,又往往借助于文学语言来展开。很多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意境和微妙的情感,通过文学都可以很好地表达出来,因此可以说,文学作品的阅读成为一种审美实践。在这样的实践中,学生通过阅读发现美,认识美,通过自己的想象来感受美,使心灵得到净化美化。
文学作品还能培养学生与他人的认同感。阅读文学作品可以让学生深入作者内心,使他们接触到不同的生活方式、态度、信仰、思维方式,了解其人生和创作特点,和作者的对话,这样能使个人得到成长。更能使他们认识到社会多样性。英语学习者在进行文学作品阅读时,容易被文字描绘的意境所陶醉、被有张有弛的情节吸引、被丰富的情感所感染,不知不觉便沉浸到自觉体验的状态,这种自觉体验便是文学体验阅读所追求的状态。因为,在这种自觉体验状态下,读者身心放松地享受阅读的乐趣,语言学习将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是一种近乎习得的理想的语言学习状态。
每个民族都有各自文学作品,每部文学作品都是语言的精粹,是这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和人民智慧的结晶。在阅读和学习西方各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同时,我们会学习如何尊重各国文化的差异,理解各国文学的特点和个性,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将各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并促进多样性文明之间的交流。
2基于文学的英语阅读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拓展
人文素养指的是人的文化修养,包括了一个人精神和道德的素质,是一个人的内在本质。人文素养越高,就越能够辩证地看待社会、物质、他人和自我的关系,才能够凭借思辨能力正确地认识世界,看待社会,透过事物的本质看到隐藏在其背后的本质和精髓。人文素养的培养过程,其实就是构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人文素养提高了,人的理想和人生哲学必将越来越深刻和高尚。对于外语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内涵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除了指其对人文知识、历史知识、哲学知识、宗教知识及美学知识的了解外,还包括缜密的外语思维能力;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挑战的中、英文运用能力;批判的、系统的推理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敢于创新、独立开展与外语相关的工作能力;适应涉外工作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对外竞争与合作能力;对外国文化的批评能力和辨别能力;熟悉中外不同的思维方式、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念并且具有融会贯通的能力。
英语教学是一个独特的平台,在掌握一门外语的同时,人文素养要渗透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中。英语阅读课程教学目的与人文素养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英语阅读课程应通过广泛的、多元化的阅读,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丰富学生社会文化知识,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这是英语语言能力发展所必需的能力,而且也为未来从事多种文化交流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利用文学进行英语阅读能力的培养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语言教育的价值。将文学作品引入英语阅读教学的目标在于通过阅读和分析英语文学作品,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文学鉴赏力和审美能力,体会英语的魅力,更好地了解西方国家文化与思想,感受西方国家的生活和认知方式。随着时代的前进,现代社会已发展成一个环境复杂、文化多元的社会。它要求人们具有独立思维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专业英语教学中,可从低年级开始不断地给学生渗透英语文学知识。
英语每一学科的教授不是片面、孤立的。各科之间需要融会贯通的。如在教授英语时,教师不能只是讲授单词、词组、句子,要重视文化背景、相关文学知识的传送,从而使学生对英语语言及英语国家在总体上有所了解,要适当导入英语文学知识,从而提高学生对英语语言的了解与运用。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国经历了一个从思想解放到文化反思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中期,我国在西方现代哲学,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使得我国文学界出现了一种用荒诞扭曲的手法,来以揭示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即非理性的潜意识的反传统的新型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中表现出‘重写文学史”、“文学的现代性”、“现代文学的转型”和“现当代文学的分期”等方面的问题讨论。新时期,我国社会从思想到现实的巨大变化,从创作、阅读领域都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我国社会文学的进退、纯文学的潮涨潮落以及通俗文学的持续走红,使得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面临冲击和挑战,本文将讨论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
一、我国现代文学的价值
1、文学的人文属性和文化价值。新时期,不论是在创作还是阅读的领域,纯文学的领地都在不断缩小。“纯文学”在“纯”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单色的丝织品;而“文”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色彩交错、斑驳的器物或者是图案。“纯”与“文”两个字就是一对对立的定义。“纯文学”虽然属于文化方面,但是一方面体现出一个科学主义的口号,另一方面展现出一个很难摆脱其想象性的东西形式。我们已经将一种本属人文领域的东西强行纳入科学的体系,但是结果出现的是很难不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假设我们用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文学性,我们能得到的将是对文学语言的极端重视。而如果文学活动一旦脱离生活价值的领域,那么就将变成纯粹的“语言游戏”,这样他的存在意义也就走到了尽头。文化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也就是能够满足一种文化需要的客体和某种具有文化需要的主体,在文学理论和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不断增强的对通俗文学的重视,而且对正体现关于文学史的本体性追求的那种,并且采取以形式演化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我们也需要在适度释放了它的写作激情之后,但是最后慢慢的显出了它空洞与苍白的一面。人们在“纯文学”中认识到关于理论、实践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在以后,我们只有不再执着于那种科学的追求,而应该是从充分承认文学活动的人文性和文化价值,才能使得文学活动才能焕发出真正的活力。那么同时,对于新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或者是从文学转向文化研究,已经很极具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2、我国文学民族生活价值。在全球化席卷中国之际,民族的文化就是世界的,为了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民族作家队伍急需输入新鲜血液,当前,对于当代的人们已不会很排斥,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类说词,来防御性的口号来为文化的多元存在的理由,更多的意识到世界文学存在。并不是一色的、单极的,同时需要构建全球化时代真正的世界文学,由于近代以来,我国人民形成的世界观念往往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均衡的,尤其是在各部分之间意义对等的存在,而在以西方文化视域为中心形成的是逐次向外扩展的放射状圆环。对于我国,在文学方面应充分理解,尤其是需要承认各民族文学文化生活自身的意义。那么,我们只有在冲破单一的文学史秩序,并且对于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需要在想象之中才能形成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才更深层的表现出真正文学的价值。
关键词:赣南;客家歌谣;传承与发展;探讨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6-0164-01
一、赣南客家歌谣的历史渊源
赣南客家歌谣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抒发客家人们的内心思想情感,所以在山歌的创作手法上就打破了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完全可以根据人们自己内心感情的需要,即兴自编自唱,从而在表现的手法上也就有了更大更广的空间,显得更加自由灵活。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的差异,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功用意义。客家歌谣源于古代民歌,但也受《诗经》、楚辞、竹枝词、西曲、吴歌及畲、瑶等少数民族情歌的影响。所以,在客家歌谣中常常蕴含着土著民族山歌的因素。
二、赣南客家歌谣的种类
赣南客家歌谣的种类繁多,表现内容上也讲究丰富性与多样性。它用客家方言吟唱,上承《诗经》的传统风格,继受唐诗律绝及后世竹枝词的重大影响,同时又吸取了南方各地民歌的优秀成分,自成体系,风格卓特。赣南客家歌谣形式丰富,种类繁多,主要有四大类别:1.劳动之余形成的山歌。2.表达男女爱慕之情的山歌。3.表达对家庭情感寄托的山歌。4.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歌曲。
三、赣南客家歌谣的艺术风格
(一)语言丰富,讲究修饰,文学艺术性强
1.注重押韵。在声韵方面,赣南客家歌谣很讲究语言流畅,歌曲多以七言四旬为基本句式,且都十分押韵。
2.即兴行腔。在演唱时,虽然节奏变化灵活自由,但依旧有腔调骨架。整个山歌起伏不大,拖腔甚少,旋律的语调成分很重,其富有代表性的“哎呀勒”,是来源于生活中的感叹语,它的音调随情绪的不同而变化。
3.唱腔悠长。各地方言歌谣均有自己的特点,陕北信天游音调高昂,江南民歌柔美婉转,而赣南客家歌谣则刚柔悠长。
(二)调式、调性多样,音乐个性鲜明
由于赣南客家歌谣的形成具有复杂的历史、地理、人文等因素,这就决定了其复杂性、多样性。除语言、音调上的差异外,更为本质艺术特点是调式、调性上的特色。
1.调式调性朴实无华。它的旋律走向、旋法大同小异,多以宫、徵、羽调式为主,这三大调式构架了主题结构。
2.曲式结构清晰明了。由于低水平的耕作方式,流落四方的生活,长期的与自然的斗争,决定了赣南客家歌谣的淳朴、简单、易学易唱,不可能含有丝毫奢华。
(三)赣南客家歌谣的演唱形式
赣南客家歌谣唱法丰富,唱腔多样,演唱高亢嘹亮,热情奔放、质朴纯真,比起艺术歌曲、民族歌曲等少了些技术成分,多了些自然的因素。唱法主要可分为假嗓(高腔)、本嗓(平腔、低腔)和细嗓(润腔)三种。由于客家山歌音区跨度大,音域较高,在句末和结尾处常使用上滑音或下滑音收尾处理,这中艺术表现手法和处理方法,无疑对赣南客家歌谣的独特乡土气息抹上了更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赣南客家歌谣的传承意义
赣南客家歌谣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十分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它不仅是赣南地区至今仍然存活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社会、历史、风土、世界观等)和审美价值(艺术),而且也是研究方言的珍贵资料。
1.赣南客家歌谣的实用性功用价值体现。在日常劳动或生活中,客家人们为了解闷除乏,歌唱者通过独唱、对唱、齐唱等方式,来尽情抒发自己感情,与此同时,人们还可以在歌唱中起到互相鼓舞、振奋精神,鼓舞劳动士气的作用。
2.赣南客家歌谣的表现性功用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感情、精神面貌的自我抒发和自我宣泄上,从而体现其自身的表现性价值,引起听众的共鸣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赣南客家歌谣的这种表现性功用价值,是客家人直爽豪迈而朴实的性格特征的具体体现,并由此而决定形成的。
五、关于赣南客家歌谣传承与发展的几点建议
随着时代的发展,赣南客家歌谣也面临着继承和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有自身的创新,不但在内容上要有创新,还可以在表演形式上进行创新,采用赣南客家的曲调,编写出符合时代的特色的新作品。二是要培养出赣南客家歌谣演唱的后备人才,同时我们应当辅之以其他的手段使之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结论:赣南客家歌谣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吸引人的神奇力量,是客家祖宗传承给后辈的宝贵财富。目前中国的口头文学研究正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加强赣南客家歌谣传承和发展,理解其在民众生活世界里展示的意义,这可以为理解口头文学的传承与变迁提供一个鲜活标本,也为有效保护与利用非物质遗产文化展示一个舞台,任重道远。
关键词:民族文学;文学;文化多样性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当谈到中国文学时我们不可避免的要探讨多民族文学这样一个概念,在许多民族特征被强大的汉族文化影响和同化之后,为数不多的映入我们眼帘的民族多样性就显得尤为珍贵和难得。
一直以来,文学连同它神秘的地域和民族属性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阅读享受,满足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需求。例如,以扎西达娃的《系在绳上的魂》为代表的文学体现的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作品字里行间渗透出一种神秘感。文本中所描述的宗教、神话,传说、史实、神示、风光、仪式,皆不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之内,包括其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幻化、虚构,也超出了我们常规的想象思维能够发散到的空间。
扎西达娃这篇小说主要是讲述两个人物:和塔贝,历经苦难找寻人间理想国“香巴拉”的故事。塔贝从家乡出发,经历了传统和现代,矢志不渝地往前走,直到生命的信仰同时迷失于喀隆雪山那一面的莲花生掌纹地带。是一个很不坚定的追随者,外界的诱惑时刻动摇着她的信念。最后,他们来到了神示的掌纹地带,掌纹地的空中居然传来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气势庞大的鼓号声和大合唱,这种魔幻而匪夷所思的情节设计把塔贝的死渲染得悲壮而伟大。经过不断的求索,“我”排除外物心魔的干扰,终于找到了和塔贝。塔贝已死,而“我”却代替了塔贝,带着往回走。
这篇小说将的魅力无限的发挥和散播,充满着陌生而奇特的宗教色彩。是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世界,在雪域高原上生活的人们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生存状态中,恶劣的环境、落后的生产力和贫瘠的生活促使人们对神、菩萨,及自然和超自然力量有种虔诚的信仰和崇拜。宗教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中都浸润着浓郁的宗教思想。
这样的总是充满吸引,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近几年的民族文学热,尤其是文学,杨志军的《藏獒》、何马的《藏地密码》、姜戎的《狼图腾》、阿来的《尘埃落定》等等,无一不霸占着图书销量的前几位。那么为什么民族文学突然之间大批进入大众的主流视野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藏獒》的作者杨志军这样说:“天然具备文学表达的要素,譬如信仰、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宗教文化的认同。在那里,作家不需要很费劲的就能捕捉到这些文学表达中最重要的内容,这些东西肯定是喧嚣的都市社会所缺乏和期待的,在阅读中,读者能够获得一种悠远宁静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感。”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遇到的问题,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藏文学或者藏文化的内涵呢。生活在的作家在写作时会提供一些原生态的内容,但由于视野受到限制以及少数民族语言问题,与读者衔接、让读者接受和理解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于这样的文化鸿沟,人们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小说的艺术形式,而是这些小说中的另类文化景观――自然风光和特有的民俗等等。与此同时,出现了不少打着藏文学旗号、标榜藏文化却没有丝毫文化内涵的作品,希望以此来得到认同、来吸引大众的眼球、来满足大众猎奇的心理。这样的情况完全背离了大力推崇民族文学的初衷,文化的弘扬是可以通过商业化的包装和手段,但不能让他们扼住了咽喉,不能让少数民族文学走了味,成为一种肤浅的为满足一时好奇和潮流而应运而生的产物。因为只要是潮就会有退的那一天,而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有旺盛的民族生命力的文化类型,是与少数民族自身共生共存的,应到得到保护和重视。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进入到主流的文化圈中,很多人选择了改变和适应,他们要用不熟悉的汉语进行创作,要考虑到汉语读者的习惯和喜好,他们要去迎合时代。与其说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屈服,倒不如说这是一种社会给予他们的压迫,环境要求他们去“汉化”咱己来获得注视。
关键词:初中语文;课后作业;多样性
经过小学的学习,大多数学生都已经拥有了最基本的知识储备,如汉字、词组。小学的作业布置也都以记忆性效果为目的。的确,单词的记忆,练习和知识的记忆程度在一定情况下成正相关。但是,步入初中,学生所要具备的技能也不仅仅只是记忆,语文这门学科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记住了的知识也不一定对学生的语文素养有多大帮助。例如,很多古诗默写作业,学生花费大量时间背了、写了,但是除了考试那次,就再也没有提过,里面的优秀思想在练习中却没有学到。
一、初中语文知识的储备与课后作业的关系
在整个知识链中,老师向学生传递知识,要求他们巩固知识,其方法之一就是布置课后作业,由此可见课后作业的重要性。就课后作业本身而言,有检验学习效果,提高思维能力,为复习作准备等作用。语文知识储备关系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而课后作业又是其储备知识的重要手段。总而言之,要想拥有较好的语言功底,就绝对不能忽略课后作业。
二、课后作业现状浅析
作业机械化是整个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课中或者课后都有这种现象。老师中的大部分,习惯让学生通过刷题提高成绩。练习的题目数量一多,即使你第一次不会写,第二次写不好,第三次、第四次总会找到答题模版,形成一种答题惯性。就拿语文中的古诗鉴赏题,练习的次数多了之后,你可能还没读诗,但是脑海中怎么答题的模板就出来了。但就其本质而言,只是检验学习成果的一方面。而题海战术的实行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大量的习题已经让学生产生了审美疲劳,失去了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只是习惯答题的模式,而整个模式都已僵硬。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题海战术已经让学生逐渐丧失对美的感知,模式化的程序确实在某个程度上,与理性的培养有一定关联。但语文,或者扩申至国学,更大程度上需要的是审美,是感性。课后作业的现状堪忧,题海战术占据整个市场,审美疲劳对于大多数初中生而言,再也不陌生。所以,改变初中语文作业的现状,不管是对于学生,对于学校,甚至对于整个教育界都显得尤为重要。过于单一的课后作业模式,也将向着多方向、多内容方向发展。
三、课后作业模式布置原则
课后作业多样化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课后作业布置的多样化与课后作业检查的多样化。首先应从课后作业布置的多样化谈起。语文,始终与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语文,即语言文学。在小学,学生大多数掌握的是语言方面的知识。从某种角度来说,初中语文则偏向于文学。结合这一特点,在课后作业的规划中,为了增加学生的知识量,以及提高对语文这一学科的兴趣,文学不可忽视。而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对自然的感知,对生活的捕捉也就在比较突出的位置上。而这一目的的达成,是绝对不可能通过题海来完成的。一方面,学生通过阅读,学到了书中的思想精华,也扩展了自己的思维面,增强了对事物的感知。书中不同时代、背景、环境的故事会让学生对社会有更深层的认识,而这在习题中往往是学不到的。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去找寻与课堂或与所阅读书籍相关的自然之物,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其次是扩展课后作业检查的方式。而首先便需要改变评价标准,不再以参考答案为唯一标准。课后作业的多样性也就要求评价体系随之变化。而教师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情绪和学习兴趣。整个评价体系,应该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给予他们鼓励,让他们在语文领域能够发挥各自的才能。再者,除以上两点之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即文学本身也具有多样性。在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中,也应遵循一定原则。照进化说来讲,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儿童学上的许多事项可以借助人类学上的事项来做说明。初中生在受到长达数十年的文化洗礼过程中,文明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年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年幼时的歌谣,童话也将慢慢转变为传说、传记等。至于到底该如何选择,这其中的细节还需慢慢去探讨,在此就不做详细说明。
正如之前一再提到,不论是学生本身,还是语文这一课程,对于自身的语文素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纯粹地以记忆和题海为主的课后作业都不能适应这一发展。课后作业在整个知识链中,扮演着检查学习效果等角色。课后作业与学生的审美能力也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初中语文不仅要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在价值观、世界观开始形成之际,对事物的感知能力,对社会的敏感程度,对美的感知能力,对国学的兴趣也要随之提高。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初中语文,随之而来的也就是不能忽略课后作业的多样性。那么,课后作业的多样性与其重要性、可行性等也应一并考虑。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根据学生的需要、课堂的需要,合理地安排课后作业。同时,在检查课后作业的时候,评价也应随着改变,作业的多样性须与评价体系的多样性相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关键词】文化特征
文化是什么? H. H. Stern(1992:208)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 家庭制度、 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本文倾向于下面的观点。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的生态特征的相关观点,既吸收了生物学中生态系统的理论观点,也吸收了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观点,但又不完全局限于这些理论观点。我们如果把文化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看的,笔者认为它应该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整体性和层次性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它也是一个由各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组成的有机统一体。社会学家们一般认为,文化由六种基本要素构成:信仰、价值观、规范和法令、符号、技术、语言。
而且构成文化这一整体的要素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一定的层次结构的。有人把文化的内部结构分成四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物态文化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行为文化层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心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这是文化的核心。还有些人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 高级文化,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 大众文化,指习俗、仪式以及包括衣食住行、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生活方式; 深层文化,主要指价值观的美丑定义,时间取向、生活节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与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关系相关的个人角色。 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均植根于深层文化,而深层文化的某一概念又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反映在大众文化中,以一种艺术形式或文学主题反映在高级文化中。
二、多样性和复杂性
2005年10月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文化多样性”被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相对于世界文化的总体,我们所说的文化多样性,主要是指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可见诸语言文字、、思想理论、文学艺术、居民建筑、风俗习俗等各个方面。我们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正确态度应是: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文化的种类繁多,它的内在异质性又十分显著,分类的标准形形。如饮食文化与服饰文化,法治文化与德治文化,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等等,都是文化系统的分系统。这样分类难以穷尽,致使文化系统的体系至今无法梳理。而人世间的问题、麻烦、争斗等等, 都与文化上的差异性密不可分。这种过分发达的内在异质性给文化研究带来巨大的复杂性, 更不用说文化发展的复杂性。
三、稳定性和平衡性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指的是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保持或恢复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的能力,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内在原因是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生态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就被称为达到了生态平衡。文化的稳定性和平衡性是指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断遭到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因素的种种冲击,但它的深层文化,乃至浅层文化却很少产生变化。因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依靠积累、凝结与积淀,因此越是成熟的文化,越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很少变异性。如语言这种符号,当然语言也是一种文化,它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时也养育了一方语言和文化。人们之所以在语言的变化上反应敏感,原因不仅在于听不舒服,说不方便,更在于一种文化认同的差异。而这种文化认同通常是较长时间养成的,尽管人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接受新的语言,甚至可以学会使用新的语言,但语言背后的文化却很难短期内改变。文化的稳定性来源于文化本身,也就是人类生活的方式、内容、习惯以及风俗,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人们(部落、部族、民族)生产、生活、相处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必然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任何外部力量都对之无可奈何。虽然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必然有所丰富、变异、发展、衰落,但只要文化符合人们生产、生活、相处的需要,特别是如果形成了人们的信仰和哲学,而这种信仰和哲学又已经浸透在其它种种文化形式之中,就不会被颠覆。
四、连续性和继承性
生物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物物种的稳定性,而生物物种的稳定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物的遗传基因。文化一样有文化遗传基因,这种文化的遗传基因同样保证了文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文化的这种连续性和继承性突出地表现在世界四大文明的传承中,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自身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在数千年发展演变的历史中,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从没有中国以外的文化征服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有人认为西方历史文化多有断层(裂),其实不然!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历史文化大多是连续的。中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陈乐民先生指出:“日耳曼民族的迁徙,拯救了欧洲文明。古罗马承袭了希腊文明,日耳曼承袭了古罗马文明”。“到9世纪,日耳曼的查理曼大帝统一全民族,建立‘西方帝国’,现在欧洲除了部分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以外,大部分归他管辖,那时全民族已皈依基督教。查理曼大帝有三个孙子,合不来,帝国三分、、、、、、这也就是后来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来源”。现代欧洲文化和文明的根,在古希腊。
五、适应性和内生性
所谓文化的适应性指的是一种文化形态与其所对应的物质生产方式相符合的性质。历史表明,任何一种现存的文化形态都有其产生的物质根基,都为着这一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服务,因而也都有其适应性一面,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道理。所以,当一种文化形式还适应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现状时,人们不应急于抛弃这种文化形式,而应当给予必要的保护。当然,如果一种文化形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了,那也应该对其及时进行改革。生物的适应性在于生物能够面对生存环境的改变而进行变异,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获得继续生存的机会。文化的适应性也在于能够面对外部环境(如经济、政治、自然环境等)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迁,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获得人们的认同。
一般认为文化的变迁发展有“内生”和“外引”两种模式,但最终起对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通过“内生”来实现的。应该说,一切文化的发展都只能通过主体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即“内生”来实现。这也符合哲学中内外因的辩证法规律。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这一观占的正确。当然,内生不等于自发和自然生成,而是比起“坐等”和照搬、模仿来,促进内生需要有更高的自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至于怎样通过挖掘内部资源与创新相结合来促进内生,离不开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种形式,这更是需要引起注意和讨论的。
六、开放性和包容性
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与众不同 在某一系统与其它系统之间的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流,从而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文化的开放性毫无疑问,也是为了自身在开放的交流中文化之间可以相互修复,相互促进,最终使不同文化都焕发出新的力量。当然,开放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开,更不意味着以某种文化之外的力量促使其放开。开放是为丰富人们文化需求,满足多元需要,而不是以一种文化代替另一种文化。因此,在一些关系到文化核心内容的领域,本地文化必须坚持。
关键词:藏族当代文学;母语写作;多元文化
众所周知,在全球化日益冲击的今天,文学创作环境、文学创作要求和文学创作心态,都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当我们把许多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全球性的语境中,就会发现不少民族传统书写的传承面临着“临界”的边缘化和弱化。但值得庆幸的是,藏族当代文学依然坚持了母语书写的传统。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与传统文学的创作相比,当代藏族母语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有许多重大变化和崭新拓展,开创了藏族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新纪元。
一、历史回顾:当代藏族母语文学的多元性
(一)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亲密并肩
藏族文学,是藏族文化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代代相传的藏族民间文学珍品,又有问世之早、数量之多的作家文学。早在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朝时期,藏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这两股洪流,共同滋养和丰富着藏族文学。可以说,藏族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母体,是本民族文学发展的源泉。二者在相互依存中张显各自的魅力,体现藏族当代文学的文化生态丰富多样。
藏族民间文学是在民间以口头流传的形式存在和发展起来的藏族原始文学形态。其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本民族在生产、生活及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某些基于生存生活知识、道德规范、价值尺度,以及理想和情感等。卫藏地区以古老的宗教和风土人物传奇为主要的神山圣湖的传说,卫藏中心文化区域中的历代赞普传说、政权更迭下的历史演义呈现出民间文学的神圣性。康区以格萨尔王传、土司历史、民族交融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学,呈现出人文性。安多地区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各种传说、长歌、谚语,拟人化的动植物寓言故事,呈现出民间文学的自然性特点。
藏族作家文学直接起源于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及其佛教文学。其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以佛教教义为主体,宣传佛教教义及其道德文化等。自公元七世纪开始有了第一批书面文学以来,历经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在文学观念、创作形式、文学流派及其写作传统方面,形成了自己悠久的传统。五十年代,藏族母语作家文学主要以藏族民歌、寓言、谚语,佛教故事为基础,形成了新诗流派。思想内容新颖,艺术形式有继承与创新。八十年代,除诗歌以外,涌现了大量的如散文、小说、戏剧、影视,报告等多种文学体裁,奠定了八十年代母语作家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
(二)母语写作与汉语写作齐头并进
藏族当代文学因为拥有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家队伍而分为藏语创作和汉语创作两部分,犹如雄鹰的两只翅膀,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母语作家坚守着本民族深厚的语言文化传统,用汉语创作的藏族作家对本民族的文化满怀一腔热血,努力实现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和价值。自由穿行于传统与现代、藏文化与汉文化、藏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交接边缘地带,汲取多种民族文化的养分,用全新的表现形式,描述和展示藏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和精神内核。藏、汉双语创作并举,交叉并存,已是当今藏族文学创作的客观现实。虽然,汉语写作在当代文学中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但其发展的势头,一直呈现出强劲的态势。从五十年代老一辈优秀的诗人伊丹才让、丹真贡布到新一代作家扎西达哇、阿来以及次仁罗布,文学文本中呈现出作家理性的思维模式、艺术表现手法,以及作家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特别是不少优秀女作家脱颖而出,使藏族当代文坛出现了“刚柔并济,文质彬彬”的气质。
二、现状考察:当代藏族母语写作的持续性
(一)创作队伍强
新世纪纪以来,就创作队伍而言,一大批年轻的藏族母语作家已茁壮成长。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同时,坚持母语写作,坚持在民族根性上守护民族文化,成为藏族当代文坛的中流砥柱。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民族使命感和文化自觉意识,体现了主体意识与审美追求日趋成熟,为新世纪藏族母语写作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开拓出母语写作的新前景。
目前,仍然活跃在藏族文坛的母语作家主要有:德本加、扎巴、居・格桑、桑吉、克珠、热贡・多杰卡、恰嘎・多杰才让、恰嘎・旦正、多杰仁青、章戈・尼玛、南色、角巴东主、万玛才旦、拉先加、云才让、赤桑华、才让东智、拉加才让,柔旦嘉措、尖梅达、仲、格萨,那若等。尤其是德吉卓玛、华尔毛、才让央吉、拉扎加羊吉、其美、华拉、桑秀吉、尕桑拉毛、吾秀吉、卡卓加、唯色措、才让吉、才忠加等优秀母语女作家脱颖而出,使藏族当代母语文学的创作队伍更加强大。
(二)创作形式多
诗歌创作: 由于部分作家文化水平较低,文学造诣浅薄,就其表面看似繁华,实则多而不精。但值得一提的是,如居・格桑、尖梅达、仲、格萨,那若等母语作家,以高度责任感坚守母语诗歌家园,是藏族文坛母语诗歌有力的支撑者。
散文创作:随着杂文、随笔等文体空前兴盛,突破了传统叙事、抒情的单一格局,《章恰尔》、《达赛尔》等藏文期刊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如“本我丛书”,身份各异的作家群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追求目标,欲以理性之光、普世价值,唤醒本民族的自我人格,开拓了母语散文时代的文学疆土。
"传统文化"是根据英文"Traditional and Folk Culture"翻译而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中使用的概念是"采用传统生活方式的本土和地方社区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也就是说传统知识是历经数个世纪,适应本土文化和环境,通过口头的方式,代代相传的文化。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使用的"传统文化"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记、名称或符号;未公开信息;和所有其他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发明和创造"。
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界定的观点也不统一。诸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郑成思教授主张传统知识主要包括"民间文学艺术"和"地方传统医药"两大部分。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李顺德教授则认为传统知识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文娱、体育等诸多方面。
由上可知:无论是组织还是学者,对传统文化都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又都肯定了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即在小区域内由集体创作、使用、保存且代代相传,属于传统或土著的文化。当然,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知识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当今还包括医疗、农业或者工业的方法等。
二、传统文化面临危机与保护之意义
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正在面临现实的流失和淡漠。在我国,尤其令人心痛的是,以非遗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产业在我国许多地方发展缓慢,尚未发挥助飞地方经济的作用,却成为流失海外的娱乐产业或产品的高附加值。再如我国的民间文学《花木兰》被拍成美国卡通影片,"变脸"绝技流传海外,《西游记》故事被拍成日本影片,端午祭、走马灯分别被韩国、柬埔寨向联合国申报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不一而足。此外中草药方面还有日本仿我国的六神丸开发救心丸,韩国仿制我国的牛黄清心丸等等。大量的传统文化遗产海外流失,民间文学艺术被粗暴使用,传统科技被无偿使用,有甚者还申请专利、注册商标来限制我国的正当使用。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保护刻不容缓。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传统文化的保护被纳入议题,足以见证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加强传统文化的保护对我国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的传统文化的持有者多数在少数民族手中或者地处偏远的民众手中,保护传统文化有助于保护西部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人群之利益,最大化的实现社会资源与利益的均分配。第二,保护传统知识有助于增强西部本土居民的社会竞争力,为本土居民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更有助于本土居民自己保护传统文化。第三,保护传统文化有助于保留文化多样性。像我国这样民族众多的国家,要尊重少数民族群体,允许其在本民族的管辖范围内,对自己民族的文字语言和民族文化进行自治,使之能够不断地传承、延续。第四,保护传统文化可以防止非权利人的不当使用。正如前文所述,传统文化被大量的海外滥用,通过立法或者其他途径对传统文化加以保护,其目的就是防止非权利人未经允许而加以利用,或者是在利用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恶意扭曲。
三、传统文化保护之探讨
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传统文化的维系、发展和合理利用,激励创作,保护文化多样性,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保护传统文化之目的,笔者将从立法保护、项目保护、传承保护、节会保护、四个方面探讨传统文化的保护措施。
(一)立法保护
立法保护是传统文化保护最主要的积极措施,从当前国内立法实践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法规方面有1997年出台的《传统工艺美术条例》《云南省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当今国内部分学者主张将传统文化的保护纳入知识产权法体系,这一观点我是不予认可的。首先,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客体都是明确的,而传统文化的主体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确定的。其次,立法的价值存在冲突。知识产权法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创新,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传统文化的保护之目的在于保护文化多样性,使特定文化所承载的精神、宗教、伦理、道德等重要价值与特定的群体或者个人之间保持联系。所以,知识产权法很难再实践中保护传统文化。再者,勉强将传统文化保护纳入知识产权法体系,无法达到法律效果,这本身也是对知识产权法的损害。与之相反,鉴于传统文化是一种适应本土文化和环境,通过口头的方式,代代相传的文化。各省份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对本地区的传统文化予以保护更具有可行性。
(二)项目保护
项目保护重在确定传统文化遗产名录。对于那些有重大价值的项目,鼓励积极地申报世界或者国家级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同时,鉴于民族文化的原生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要加大对传统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比如建设文化馆、博物馆,便于对传统文化集中管理和保护。
(三)传承保护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是为了使民族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永世长存。首先,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民族文化保护氛围,掀起保护民族文化潮流。例如通过民族文化保护走进校园、课堂等形式。其次,传统民族文化保护需要保持原貌,需要在本地区开设特色民族职业教育,培养传统文化传承人才,增强年轻一代关注传统文化的意识。再次,全力挖掘尚存在的传统文化艺人并予以登记,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对传承人予以资金支持或对做出贡献的艺人提供奖励。
(四)节会保护
我国的传统节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民族节日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像端午节、清明节等。近年来,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热衷于西方的节日,诸如情人节、圣诞节等,而对端午节、清明节趋于冷淡,这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然而,通过节会上的活动可以使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得以传承和展示。渲染节日氛围,培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四、结束语
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艺术,这些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了解历史、教育后人、凝聚国民、鼓舞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功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当以文化复兴作为灵魂。希望在全社会形成弘扬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人人都来为传统文化的保护贡献一份力量,尽一份责任。
参考文献:
【1】丁丽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开发传统文化产业的结合路径》,载吴汉东编《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年刊》(2007年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3】参见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1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4】参见《浅谈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方法》,资料来源:
省略/class03_detail.asp?id=1883,2011年01月12日访问。
一、开发语文校本课程的必然性
新课程改革要求高中语文课程体系在坚持基础性的同时,体现选择性、开放性、综合化和现代化的特点。选择性是指课程内容具有多样性、差别性,以适应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的需要,适合不同发展水平学生和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开放性是指强调学习与学生生活、与社会发展的联系,课程实施过程要体现民主性和尊重个性发展的原则,提倡教学活动的多样性,教学时间和空间的开放性,学习方式的自主选择,评价标准的差异性;综合化是指按照现代社会与科学的发展,重新审视基础教育的课程,对学科设置及内容进行选择与组合,提倡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现代化是指依据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调整课程内容,主动适应社会需求,根据现代科学及学科发展的新变化组合、选择、增加新内容,充分反映时代的要求,注意和现代生活相联系,体现出现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为实现新课改的这些要求,必须改变原有的只由国家设置课程、决定课程内容的状况,转而推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政策,特别是根据本校的具体情况构建符合新课程理念的课程体系,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
二、开发语文校本课程的可行性
1.语文课程目标的多向性为语文校本课程的设计提供了宽广的空间。
高中语文教育要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使学生的语文素养获得进一步的提高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学生不同的发展倾向和对语文教育的不同期待,为具有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在课程目标的设计上,按“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整合教育目标,实现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新课程目标的多向性为语文校本课程的设计提供了多个触发点,学校和教师应在理解学生不同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学科资源优势,形成有内在联系的多元化的模块组合,满足学生自我发展的不同需求。
2.语文学科特点决定了课程资源的丰富性。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学科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语文学科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综合性,生活中和其他学科领域的许多内容都可以作为语文学习的素材,语文作为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课程资源具有其他学科不可相比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此,语文课程资源可供开发的空间是无比宽广的。当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风土人情、学校的文化传统、教师的自身素养和阅历、学生的富有个性化的思维方法和情感体验等,都是语文校本课程的重要资源。教师应积极拓展学生的语文视野和学习渠道,让学生在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中学语文、用语文。
三、开发语文校本课程应该注意的问题。
1.切合学科特点。
要分析语文学科所拥有的资源及优势,寻找合适的切入点,本着“为我所用”、实效有用的原则,对课程资源积极筛选、加工、整合,充分挖掘各种资源的深层价值和学科价值,开发适合学科特点的课程资源,避免毫无计划、“乱开乱采”的行为。
2.体现学校特色。
在语文校本课程开发中,应允许教师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遵循课程开发的规律,自主地进行课程开发,允许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课程开发方略、确立不同的课程内容和计划。同时,要充分、综合考虑学校生存的社会环境条件、学校办学设施条件和教师、学生的个性因素等方面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开发出真正具有“校本”特色的课程方案。照搬照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或其他学校的校本课程,就没有了自己的特色,也就失去了开发校本课程的目的和意义。
3.注意灵活性和计划性相结合。
相对于必修课而言,校本课程更多地体现了选择性和个性化,内容和形式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拓展性。学校和教师可以根据本校的课程资源和学生的需求设计若干模块,对于模块的内容组合以及模块与模块之间的顺序编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实施,可以是以课堂为主,也可以走出课堂,构建与生活、社会的广泛联系。同时,要注意,校本课程的教学必须按照课程目标制订科学的计划,不能因其设置灵活的特点而造成随意凌乱、漫无计划的局面,也不能因其拓展性的要求而一味追求新奇,脱离课程目标。
4.完善评价体系。
【关键词】文学史 17世纪 韦勒克
【中图分类号】I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学史,指涉有关于文学的事物或现象在历史序列中的身份确认及价值建构,体现为认识层面上的知识化与价值化,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形式,它内在地融合了文学的视域、历史的眼光以及批评的精神,是在相当近的时期才出现的。可以说,作为规范化的学术实践,文学史是彻底的现代产物。
韦勒克给予文学史的兴起以很高的评价,甚至称之为“人类智力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唤醒了历史意识与现代自我意识。在他看来,文学史的兴起与现代批评的崛起以及传记与历史编纂学的盛行有密切关联,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文学历史的发展显现出专业化进程的轨迹,从类似文学传记的形式,从对个人著作或者单一文类的批评扩展为对过去历史的全面考究。值得注意的是,韦勒克指出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学史兴起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为批评与传记合二为一,其二是效仿政治编撰史学,文学史逐渐开始启用叙事的形式①。
文学史的兴起从最初观念的萌芽到形式的完备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8世纪后期,文学史始以学科面貌示人,才出现了叙事型的文学史书写;而只有在19世纪,借由发展观念的普遍流行,作为新兴学科的文学史,其内在特质才得以完全自由展现。
相较而言,在文学史兴起的时间轴上,17世纪作为起始阶段常常为人所忽视,实际上,正是17世纪作家、批评家所进行的文学史研究探索为作为现代学科的文学史的兴起提供了观念层面的准备。本文即结合韦勒克对文学史兴起的相关论述,重点关注17世纪有关文学史的构想、探索轨迹。
本土意识、历史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崛起
从实践上看,文学传记与批评这两种之前完全分离的研究形式于17世纪分别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历史因素,得益于对本地因素的共同强调,主要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历史事实的关注倾向,为二者逐渐开始走向融合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传记写作,大都倾向于否弃以往统一的拉丁语而转用本土的语言,使本土的文化以及习俗被确认为发挥重要作用的事实而更多地体现在写作、研究中,在对事实的关注理解中,自然导向了历史解释,强调了本土习惯,特别是物理环境的影响。
同样在这一时期的传记对事实所进行的解释中,我们发现了新的因素,更多趋于内省式的分析被引入自传与日记中,特别是在英国,这个时期洛克对经验主义的开掘强调以由感觉和源于内心反省而获得的经验作为真理知识的来源,直接反驳了在哲学思想界颇为盛行的法国笛卡尔理性主义,经由他所阐述的心理学原则,为传记作家与批评家所认可,被广泛地运用于对事实的解释中,增加了这些作品的阐释深度与感染力,进而以可读性的提升而产生了读者效应,使得这类作品更易获得成功,并且,从长远来看,心理学因素在18世纪后期得以构成文学史解释中最重要的标准。此外,这个时期有的传记显现了文学批评的倾向。
在文学史材料的积累方面,根据韦勒克对英国学术界的考察,这个时期仍然持续的古物研究兴趣,加之语言学研究的复兴,积累了大量有关古代的知识,导致这一时期学界普遍热衷于语法以及辞典的翻译、整理和编辑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英国学界形成了由一批盎格鲁―撒克逊学者所主导的局面,他们致力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挖掘,主要是关于法律、历史和理论领域的研究,虽然依旧非关文学,但是,他们在17世纪英国学界的活动为之后19世纪基于盎格鲁―撒克逊意识的英语文学的显著发展积累了文献材料,并由此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如韦勒克所分析的,“正是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历史意识的逐渐觉醒被清晰地察觉出来”②,他指出,在17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段中,英国文学批评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然而在这个世纪末期突然变得活跃起来,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于英国复辟后受到欧洲大陆的冲击所致,部分地是由于像莱默、屈莱顿、坦普尔等极富个性的作家的出现,他们成为了英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在他们这里,欧洲大陆主要是在理性主义影响下发生的法国新古典主义运动所强调的抽象诗学与所谓的艺术法则让位于读者或者批评家的主观印象,这些17世纪末的英国作家、批评家提出与源于法国横扫整个欧洲大陆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原则争锋相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受到本土洛克的经验主义感觉论的影响,倾向于以个人主观感觉经验对抗基于抽象理性形成的机械化的艺术原则,实质上立足于包括批评家在内的读者视角强调以审美的“心理学化”进程为核心的艺术鉴赏活动原则,企图取代法国新古典主义强调自身立法者身份而确立的机械式、教条化程式规则。由此,英国批评家们创造了一系列诸如“爱好”、“趣味”、“妙不可言”这类新的术语,这些新术语的共同倾向是偏于描述主观化感受,它们实际上导致了艺术作品评价标准的混乱。然而,正如韦勒克所意识到的,17世纪英国批评家构建的被强调至极端的审美心理学原则,意味着从统一化、普遍化到个体化与多样化的相当重要的价值转换,从而对19世纪文学史的真正兴起而言恰恰发挥了积极作用③。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以主观感觉经验为评价标准所造成的价值的混乱局面,拉・布吕耶尔与沙夫茨伯里提出了所谓的“趣味的标准”这样一个新命题,试图以此抑制价值的相对主义趋势。
总的来说,17世纪末英国批评家的行动对于后来19世纪文学史的兴起意义重大,关键在于他们显现的相对主义认知倾向。具体而言,相对主义意味着承认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观点,由此,这种认知就消解了新古典主义基于普遍理性的教条式原则。然而,相对主义倾向的意义在于为后来历史方法扫除了障碍,但是它本身却不能被视为导向历史方法的正途,因为这种相对主义倾向往往带来“空洞的怀疑主义”,只是表达了一种绝望,甚至导致“趣味无可争辩”这一“古老但却是错误的”格言。所以,无论是趣味理论还是相对主义,就其本身而言,并不直接有利于文学史的兴起。
个体化原则与历史发展观念的萌蘖
韦勒克指出:只有当详细阐述了“个体性”与“发展”这两个主要概念时,真正的文学史才成为可能④。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直接相关的,没有一种对发展的真正认识,就不可能对历史的个体化有真正的理解,换句话说,在一系列个体之外不可能有所谓历史的发展。
首先,对历史中的个体化原则的理解,启发了关于艺术作品的“独特性”或者说“唯一性”的认识,从而产生了关于“原创性”或者“发明”的全新要求,相应地,原先的“模仿”概念在现在看来由于缺乏“原创性”而遭到指责。另一方面,个体化在指涉作者时,强调“天才”与“灵感”对于艺术创造的必要性。此外,个体化的意义与价值逐渐拓展到关涉不同的艺术类型,关涉民族文学传统所具有的排他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差异性成其关键,自然地,“时代精神”也作为一个新的术语,之后被用来具体分析连续性历史时期显现出的独特个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个体化原则的遵循落实于文学作品的具体理解层面,形成一个共识,即在理解或者描述具体作品时必须将之置于它的语境或环境中。实际上,在17世纪,“环境”首次被提出来主要是指“物理气候”,在韦勒克看来,这种解释偏离了“文学环境”的“现实”,是“不幸的起点”,然而,同时却开启了对“社会背景”与“精神氛围”的思考,自此,人们开始讨论“社会稳定性”、“和平或战争”以及“自由或衰落”对文学的影响,于是,“民族性”这个观念作为文学创造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开始缓慢地形成⑤。
其次,“发展”是对文学史的兴起意义重大的另一个概念,或者至少是指一种运动和在时间上的改变⑥。在17世纪之前,人们常将古希腊罗马的人视为同时代人进行探讨。历史的发展这种观念源自进步观,然而进步观本身并不使文学史成为可能,仅仅意味着“在现在或是在更远的将来朝向完美理想的一个统一进程”,而“循环式进步”则昭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囊括着前进和衰退在内的进程,上述进步观很难与历史进程实际显现出的多样性协调一致;当关于独立、个体、民族文学的观念得以确立并被接受后,发展作为一种现代概念才可能出现⑦。
增长式的进步最早是在当代生物学意义的类比中被构想的,相应地,文学演变仅仅意味着演变是暗含在胚芽中的,是被设定好了的、不可避免的内含差异化或者囊括了增长和腐朽在内的进程。这样的理论预设掩盖了文学进程实际存在的复杂多样性,但是毕竟关于文学演变观念的提出表明试图在表达这样的多样性。只有重新发现和评价过去的文学,才可能认识到不同的民族传统所具有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对过去文学的发掘可以拓宽文学视野,从以往对过去文学的轻蔑态度转变为赞赏,这一转变过程与原始主义观念倾向的流行密切相关,这种观念将古典时代抽象化、永恒化、理性化并以之作为所有时代的判断标准。叙事性的文学史成为可能有赖于将历史意识贯彻始终。
可以说,18世纪代表了这种转变的过渡,一种关于新观念和标准的新颖性意识渐趋强化,新的概念开始逐渐弥漫以至于最终改变了关于文学知识的传统表述。而18世纪显著表现出的新的因素实际上甚至在17世纪后半叶便出现了。
首先,17世纪后期,源于经验主义感觉论的审美的心理学化进程,文学批评的主观性得以显现,在这种观念看来,作家应以取悦读者为己任,实际上质疑了所谓艺术法则的“普遍有效性”⑧,支持了一种考虑到具体时空的新标准,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开始被意识到。
其次,对文学与具体时空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表明17世纪后期开始对“个体化”有所关注,与“个体化”相关的“原创性”以及“天才”诸如此类的术语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而“时代精神”这一培根曾经使用过的概念,在屈莱顿这里再度出现,并且与他对于历史个体化的认识直接相关,认为“每个时代中的天才都是不同的”⑨,关注点有所差异,但在一个时代中天才在兴趣方面具有普遍一致性,在屈莱顿看来,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中吸引天才的无疑是自然科学,实际上,这里,他强调的是天才与时代的关系,他假定天才或者具体到获得成功的作家与其所置身的时代有某种和谐,关于这一点,韦勒克认为屈莱顿以此暗示了“诗人代表自己的时代和民族”⑩。
再次,17世纪的作家、批评家常常传达出对于写作所体现的独特的民族风格所具有的意识,即使关于这一点的争论往往并非是历史性的,而是出于爱国的立场,但是却对认识到文学领域中民族差异性有重要意义。
又次,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强调的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之后的文学史研究影响很大,然而,批评家们却将给予文学以影响的环境归结为最不可捉摸的气候因素,在他们看来,特定的气候塑造了特定民族的某种性情,从而影响特定类型制度的建立,进而推进或阻碍文学发展。韦勒克特别指出,关于气候对社会的影响作为“老生常谈”,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那里,在近代以来,培根和蒙恬再次涉及这个论题,然而,最详细阐述这个观点的是伯丁,这种提法在17世纪的英国产生了回响,特别是在屈莱顿、弥尔顿的著作中,这个观点经由像丰特奈尔这样的法国批评家之手,成为了一个常识性认识。英国的坦普尔详细阐释了气候与性情乃至与社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分析了英国喜剧的优越性。虽然,这个时期以气候来解释文学与真正分析社会对文学的影响有很大差距,但是毕竟建立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甚至这一时期有学者开始用文学来阐明社会历史,相较之下,反过来分析社会对于文学的影响时,常常显出过于简单化的倾向。
另外,发展的观念作为历史方法的核心,以动态的发展取代了对于宇宙世界的静态认识,它为描述解释文学提供了始终如一地前进这样一种认识,对抗以往流行的将宇宙世界的进程描述为普遍衰败景象的认识倾向,后者的影响力甚至直到18世纪后期还未彻底消失,17世纪后期不少作家、批评家信奉进步的趋势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而且艺术的繁荣也证明了人类的普遍进步。这个时期,沿用了人类制度、艺术类型与自然界动植物之间的生物学比拟,这种比拟易于导致古代的循环式进步论,屈莱顿运用这种比拟评价了英语诗与拉丁诗,“正是这个生物学比拟,驱使他无情地将乔叟轻视为儿童,而将斯宾塞视为一个不成熟的青年”,以此暗示了相较于拉丁诗,英语诗所具有的优越性。
17世纪中进步论这一19世纪进化观的萌芽,对未来文学史的兴起而言至关重要,但是对进步观念的声称是非常偶然的,很少应用生物学比拟去阐明文学的发展进步以及文学总体上的增长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坦普尔将文学置于进步观念的基础之上,概略地描述了文学的历史,着重于其间的变迁,突破旧式人文传统,拓宽了文学视野,在坦普尔这里,无限进步的信念驱使他很大程度上成为在文学研究中运用历史方法的重要先驱。而在这个时代的批评家中思想较为保守的莱默,尽管坚持为新古典主义的严苛的非历史标准辩护,然而由于强调了普罗旺斯诗歌对现代诗歌所具有的重要的源头性意义,他的研究工作显现出宽泛的文学眼界,将视角深入中世纪,实际上涉及了后世浪漫派所关注的主题的起源,注定成为18世纪末以后文学史的核心议题。
结语
总而言之,17世纪的作家、批评家们所论述的问题从整体上看相互之间缺乏关联,而且并未呈现系统性,有的观点甚至是作为附带性评论随意而发,对所涉及问题的未来影响也没有清晰的意识,但是,正是这些现在看来可能是过于博杂的、偶然而发、不成体系的观点、建议,为后来文学史的兴起开辟了思想空间,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几乎都能从17世纪见出端倪。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站博士后、讲师;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科学的权威化与‘文学史’的西学东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CZH279)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⑩René Wellek, 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1, p.1, p.24, p.24, p.25, p.26, p.26, p.27, p.29, p.30, p.32, 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