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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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有经济发展现状

2003年到2011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从10.73万亿元增长到39.25万亿元，实现净利润从3262.3亿元增长到1.94万亿元，上缴税金从8361.6亿元增长到3.45万亿元，年均分别增长了17.6%、25.2%和19.4%。1994年我国国有企业500强全年销售收入总和还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而在2012年我国已有54家国企进入世界500强。特别是中央企业表现更为突出，这期间央企总数由196家减少为117家，但资产总额却从7.13万亿增加到28万亿。同时，国有企业还在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走出去”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走在了前头。

目前看，国有企业发展中主要存在“三个较大差距”：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国有企业这个市场主体完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但到目前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仍不合理、经营机制也不灵活。同时，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矛盾突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亟待完善。二是转变国有企业发展方式与科学发展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许多国有企业发展方式粗放，重速度轻效益现象比较突出，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布局结构也不合理，传统产业改造进展不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较低。三是提高国有企业竞争能力与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目前诸多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产品更新换代较慢，“走出去”水平较低，远不适应国际激烈竞争需要。

二　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我国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现在已是铺天盖地、顶天立地了。数字显示，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60%，表明民营企业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较大作用，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从业人员的总数达到1.04亿，民营企业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工商系统共登记私营企业967.68万户，注册资本（金）25.79万亿元；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成果约占全国总量的比例为70%。除了继续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保持优势外，民营企业正加速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是支撑我国县域经济的主体，有力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的主体还停留在低层次产业和产业链低端，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的产能主要集中在民营经济。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民营经济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所谓“玻璃门”“弹簧门”等仍阻碍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民营企业普遍面临一个发展的‘天花板’。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对民营企业的不认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民营企业将长期缺乏上升动力，做大做强非常困难。”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说。

三　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国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主要是三股力量支撑的。一是国有企业。二是民营企业。三是外资企业。据统计，2001年到2011年这10年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幅分别为16.7%　、31.2%　和20.1%，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增幅低了14.5个百分点，比外资企业增幅低了3.4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不是“国进民退”，而是三者都进，并且民进最快、外进居中、国进居后。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中小企业，对社会需求、对市场机遇最敏感。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国有大企业在企业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可以有机互补。大企业可以把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小企业去，中小企业把对市场的敏感度和市场对科技创新需求的紧迫感传递给国有大企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谋创新发展的状态。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二者唇齿相依。国有经济发展壮大了，就能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民营经济获得健康发展，会进一步形成良好的、平等的竞争氛围，促使国有经济转变发展理念，增强发展活力。总之，只有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打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魔咒，早日实现赶超战略。

中国要实现经济赶超，必须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经济赶超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为此，需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大力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开发出新的产品和现代服务。国有企业具有人才和资金的优势，应该成为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的主体，在引领技术进步中实现发展，占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同时，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它已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生力军，今后也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民营企业的很多产品仍处于低端行业，但生产低端产品并不意味着企业在竞争中就缺乏优势。实际上，这些产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只要企业能够在精细化上做文章，在企业管理、技术创新、生产工艺、产品设计、产品质量以及品牌推广上下功夫，同样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可见，单纯地依靠任何一种所有制，都会阻滞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成就了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缩小了与国外的差距。

四　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共生共赢

从前些年的“国退民进”到近两年的“国进民退”，对之进行深入思考，应该看到的是，民营经济自然有其强大生命力，但国企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双方并非在任何场合都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说：“当两个1方向一致，定位不同的时候，就有可能实现一个非常有效的、非常积极的、也非常值得咱们去实现的增值公式。1＋1等于多少？等于11。这就是说，当国企和民企目标一致的时候，其实各有各的优势，在很多结合点都可以产生很好的结合，为整个的民族和市场，为大家共同的发展创造增值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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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建议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历程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模式”转向“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模式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目的在于消除陈旧核算体系下存在的诸多弊端，其内容主要包括：核算内容不完整、生产范围过于狭窄、核算方法缺乏创新等等。其中，提出并使用过两种模式相互混合的形式，随着国际形式的转变和苏联的解体，各国国民经济核算模式开始并确立使用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模式，我国于1992年确立了新核算体系，并预计用5年的时间实现新旧核算体制的全面转型。而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改革工程，根本不可能在转变的过程中一帆风顺。同时事实表明，新核算体系不管是在方案设计和实施的同时，依旧存在许多不同的问题。

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首次学术研讨会上，参会人员就曾对我国国民核算体系改革的方案和策略两个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主要论题之一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模式转体是否应该一步到位？这一问题又涉及了三点：一是核算体系的方案设计是否要一步到位？二是核算体系的目标模式是否一步到位？最后是已有方案实施是否一步到位？当时与会讨论者认为，确立“目标模式”一步到位是有利于核算改革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家都有明确的目标，其方案鉴于方案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所以采取的方式也比较灵活。但是方案的实施应该是逐步试点、逐步摸索。

时至今日，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仍然还在不断进行中。当前情况下已不再是围绕何种目标模式的选择了，而是如何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核算体制，实现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在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从而促使我国经济增长。因此，我国的经济和核算研究的工作人员们仍在不懈地努力着。

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的不足

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通过市场化产出来具体衡量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在目前的生产总值中，只能单一的看出经济产出量或经济效益的情况，经济核算仅仅只反映了经济的运营，没有显示出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采用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由于，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的组成部分，它的缺席无法表现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凸显了它的不足，并表现在：

1.忽略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损耗的关系。

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计算公式为：

国内生产总值=各部门（总产出-中间消耗）之和

经济活动开发使用自然资源，生产总值却只核算了经济活动对其资源的开采成本，而忽略了自然资源本身应有的价值，使得自然资源呈现低价或无价。其结果是抬高了当前时期经济活动所产出的价值。

2.忽略经济发展降低了生态环境的成本。

经济活动无论处于那种角度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损害，导致环境质量的普遍降低，这包括了环境劣质化成本和环境修复保护的支出两方面。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一方面没有算入环境退化的成本（环境污染的代价）；另一方面将环境保护的支出用作于生产活动之中，两者相加便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综上所述导致的结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生产总值越高；环境保护支出越多，生产总值也越大。高估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导致自然资源的无计划过渡采伐消耗和加大对环境的污染，也导致了不可再生资源不断缺少和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因而使人类生存的条件受到严重影响，为经济发展埋下严重隐患。

3.忽略反映自然资源的耗损和折旧。

按照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机器、厂房、库房等设备在成产性固定财产必须要按照一定的年限进行折旧计算，并从产品销售中提取相应的折旧费，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补偿。只有自然资源的耗损得到了合理的补偿，使之形成资源的良性循环发展，人类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但是，自然资源并没有相应的计价，因而也无所谓折旧或消耗，因此也没有在国民经济收入中得到反映。因此资源的削弱长久性，使经济发展出现了资源空心的现象，既隐藏的危机。

三、有关国民经济改革的几点建议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和实际运营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全社会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配合。根据我国目前情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良好的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损耗核算基础。

建立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损耗核算基础，首先要建立按时对环境调查的制度，通过对环境污染的调查，从而不断确立对其环境污染和损耗的经济估算方法；其次要按照国家相关单位提供的环保支出表，从而对各事业单位进行环保支出调查，以解决内部环境污染的治理还原成本；再次是按照国家提供的相关资料收集相关数据，并根据收集调查的数据进行各种环境污染所致的经济损失核算。

2.优化国民经济的理论研究。

由于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的损耗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难以进行，推行健康环保的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就必须大力开展研究工作，借鉴国外已有的科研成果和实际经验，全面地结合我国基本实情，进行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从而推进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不断完善和创新，进而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不断总结已有的实践经验，为创新理论和制定全面合理的核算体系提供可靠依据。

3.不断加强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工作。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国民生产总值即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基础上除去创造生产总值所损耗自然资源的价值，再除去生产总值造成环境污染的治理保护成本。也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是创造健康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做好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工作，并保证其审核制度的严格实施，以加强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监督管理。

4.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所涉及的方面较为宽泛，为了保证其有效数据的真实性，需要各阶层的核算资料，这就要求必须制定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适应的法律规章制度，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健康发展和正常运行。

5.各相关部门的核算要与国民经济的核算相吻合。

随着近几年我国的核算实践数据显示，各相关部门的核算统计往往跟不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不管是在方法上、制度上、还是内容上都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无法满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的要求。由于各种核算制度不相协调，导致了核算方法和内容的差异，所以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同时要着重于对专业核算资料进行研究、计算和论证。同时一方面在各专业核算制度的订立和修改中，做到不断缩小差异，实现各相关单位和专业与国民经济核算相衔接。另一方面则不断加强各专业的核算制度改革，对不同的核算制度进行合理研究，从而找出与之不同的关键，并绘制出相关的数据转换表。

6.建立不同核算方法相结合的统计体系，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提供有力保证

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根本上还严重依赖于逐级汇总的统计报表形式，虽然这种方式比较稳定可行，但在某种角度上却又缺乏灵活感，难以为宏观经济核算提供及时的、有效的相关资料，因此，改革我国现行的统计调查体系，必须大力推广抽样调查的方法，并积极地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调查社会现象。同时，科学地运用多种调查方法相结合，从而进一步改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作者单位：周口市社区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杨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统计研究，2001，（11）：7-11.

[2]王树林.改革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探讨[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1）：26-30.

[3]何琳.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问题初探[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22（5）：24-26.

篇3

凯恩斯认为政府投资于运输基础设施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这种关系运行的机制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交通运输需求就会提出新的要求，仅通过原有运输方式已不能适应经济的要求，因此，更具经济性的运输方式和组织方式便产生和发展起来，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于新的运输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出现和发展，又会带动一批新兴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使得大批的商品推向市场，生产与配送更加有效，实现生产规模经济，增强专业化分工，改变物流系统并降低成本，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运输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呈现出互为因果的相互作用关系.综观几百年来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就可以看到当交通运输能适应经济的需要时，交通运输在自身进步的同时对经济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当交通运输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时，就会对经济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当经济飞速发展而产生量大质高的运输需求时，经济发展就会反作用于交通运输，迫使交通运输的急剧变革和发展，带动交通运输全面融入经济发展之中，促进经济运输化的过程.因此，明确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经济建设中的投资决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因果关系检验原理

Granger的因果关系检验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Y是X的原因，那么Y中的变化应当发生在X的变化之前，特别地，说“Y是X变化的原因”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1) 7有助于预测X，即在关于X滞后值的回归中，添加7的滞后值作为解释变量，应当显著地增加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换句话说，如果利用过去的7值对X进行预测，比只用X的过去值来预测所产生的预测误差(最小均方误差）要小，则称Y是引起X变化的Granger原因.

(2) X不应当有助于7预测.其原因是若7有助于预测X，同时X有助于预测7,贝IJ很有可能存在一个或多个其他变量，既是引起7变化的原因，又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

为了检验这两个条件是否成立，需要检验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预测没有帮助的假设.对于检验“7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这个原假设，需要X对X的滞后值及其他变量的回归，但在这一个回归中，没有把Y的滞后项包括进去，这是一个受约束的回归.从这个回归中得到受约束的残差平方和RSSr.再作含有Y滞后项的回归，即在前面的回归式中加入Y滞后项这是一个无约束的回归，由此回归得到无约束的残差平方和RSS零假设是Y滞后项前的系数为零.利用F检验，就可以确定Y的滞后值是否对无约束回归的解释能力有显著性贡献.建立F统计量F=(RSSr-RSSVR)Im~RSSur(n—k)

它遵循自由度为m和（n—O的F分布.m是滞后项Y的个数，或滞后期数，而k是无约束回归中待估参数的个数，或X滞后的期数.给定显著水平aF统计量如果大于临界值Fa(m，n一k)则拒绝零假设，认为Y是X的原因.

葛兰杰因果检验的完整步骤需要考虑下面的回归：

现在会有四种情形可以加以区分：

(1)若拒绝第一个零假设，接受第二个零假设，则Y为X的原因；

(2)若接受第一个零假设，拒绝第二个零假设，则X为Y的原因；

(3)若接受第一个零假设，同时又接受第二个零假设，则Y与X互为原因，或称双向因果；

(4)若拒绝第一个零假设和第二个零假设，则Y和X不存在因果关系，相互独立.

2数据处理和检验

考虑到国民经济与交通运输发展的联系作用，以及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之间的互补特性，采用中国年度的国民生产内总值GDP与交通运输和邮电业基础设施投资额T两项时间序列数据来分析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特征.这里，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基础设施投

资反映国家的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的发展水平.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基础设施投资数据取自中国交通年鉴》及《中国交通网》，时间跨度自1978~2002年.这样取时间跨度是考虑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背景的连续性.

2.1 GDP与T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性检验

葛兰格因果检验的前提条件是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必须具备协整性.如果存在协整则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来保持这种动态均衡.

对时间序列LGDP和LT(分别对GDP和T序列取自然对数）进行协整性检验.首先考察是否存在单位根.ADF检验结果见表1.

单位根检验得到两个时间序列都为单位根过程.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在5%的置信水平下，迹统计量的值15.81402>15.41(临界值),说明具有协整关系，这就表明国内生产总值与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基础设施投资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来维持这种稳定的均衡.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的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通过葛兰格因果检验得以确定这种关系的组合形式.

2. 2GDP与T的葛兰格因果检验

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包EViews4.0从时滞数最小1到最大数7，置信水平取5%,进行葛兰格检验并得到结果，见表3(T代表交通运输与邮电基础设施投资，G代表国内生产总值).

根据葛兰格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在1978~2002年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在1~4年短期内，带动交通运输与邮电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5年以上的长期影响没有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改善，社会生活对经济可达能力的要求逐渐增强，激发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邮电通信基础设施的需求.这正符合了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基础设施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较高比例的规律.

篇4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鲁法（经）发〔1987〕130号请示报告收悉。关于国家机关能否作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及担保条款无效时经济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应是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不应作为经济合同的保证人。经济合同中以国家机关作为保证人的，其保证条款，应确认为无效。

（二）经济合同中保证条款被确认为无效后，不影响该经济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但当事人双方约定以提供保证作为该经济合同成立要件的，保证条款无效时，其他条款亦应确认为无效。

篇5

一、微观企业层面：有进有退，多元构建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与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企业组织形态也逐步呈现出多元、有序的格局，从经营规模、参与的领域，到所有制形态等，这种多元格局逐渐形成了一张企业组织生态网络。而在这个生态系统网络中，占主导地位的将是以混合经济形态出现的股份公司。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将决定该系统中所有企业的生命历程。哪些企业会续存发展？哪些企业将被淘汰出局？这些问题将由市场机制来解决。

在上述大背景下，对国有经济改革与调整的微观层面，即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其内涵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基于市场规律而形成的企业生态系统中找准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位置，做好市场定位，以产权重组为核心，集中资源，通过各种途径，打造自己的竞争优势。对那些资不抵债，转型困难，不关乎国计民生又无市场前景的国有企业，其选择就是破产，退出市场。即使是目前盈利的国有企业，也要分门别类，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使那些依靠政府保护或垄断而自身没有比较优势的部分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退出”，要不改行，要不合并，甚至停产。

实际上，从理论分析来看，“进”、“退”范围的确定和选择应该以“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为前提，因为进退的实质是解决政府与市场（或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或“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分工问题。因此，为了保证进退顺利实施，有效实现多元构建，政府必须首先对自身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明确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对于非国有资本愿意从事并且能够从事的行业，政府应该果断地（有计划、分步骤地）将国有资本从中抽出来（这实际上即对国有企业实施“非国有化”改革）；然后再将国有资本投入到非国有资本不愿和不能经营的非竞争性行业（而这显然又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其次，在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构建过程中，要明确其“退出”、 “进入”的主体是政府，而不可能是企业的职工或企业负责人。这不仅是由国有企业的国有制性质所决定的，而且还是提高国有企业改革效率的客观需要。因为，国有企业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涉及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领域的深层改革问题，关系到工人、企业负责人乃至政府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切身利益。所以，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进一步改革只能以政府为主体，实行自上而下、有组织、有步骤的改革，而不能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那样，由基层单位充当首要行动主体、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

总之，企业层面的国有经济改革，要适应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多元化要求，以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为方向，采取有进有退的方式，但应以缩减数量空间的退出为主，进行结构调整。要符合企业组织生态系统的发展趋势，进行多元构建，灵活布局。这是因为，一方面，量大面广的国有企业加大了监管成本，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其次，还会导致腐败；再次，原有的制度安排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最后，只有在国有经济的企业层面展开系统的多元构建，才能形成一个体系完善、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全国市场。

二、中观产业层面：战略集中，优化配置

在企业层面来看，国有经济以退为主的有进有退的改革，必然在产业层面带来国有经济以集中为主要表现的调整与重新布局。实际上，作为国有经济所有者的人，国务院国资委也是这么要求的，提出了四个集中：一是向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二是向技术先进，结构合理，机制灵活，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三是国有资本要向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行业集中；四是国有资本要向中央企业主业集中。这四个集中要求体现了产业层面的国有经济战略集中要把握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原则，政治利益的原则要求国有经济资源在产业选择上要优先集中到关乎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经济利益的原则则要求国有经济资源要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与市场前景的产业。

产业层面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其目的是要盘活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此，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理清产权属性，明确产权主体及其权利和责任；二是加快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和产权交易的法制规范，并严肃贯彻执行；三是要完善国有资产的流动机制，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的产权交易平台，保证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四是继续探索构建国有资产的运营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责任和权利，充分发挥其在国有经济调整中的积极作用；五是加快培育完善的企业家市场；六是在政企分离后，要进一步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有序制衡的可靠的公司治理结构。

可以看到，随着企业层面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化，国有经济的存在形态正在从“国企实体”转变为“国有资本要素”，政企分离取得一定成效，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角色逐渐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转变为国有资本要素的“所有者”，其管理的着重点也从“管理企业”转变到“管理资产”上来，这为产业层面国有经济的有效集中和优化配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产业层面国有经济改革的进程与成败除了上述六个方面的因素以外，根本还取决于整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步伐和市场经济的完善。

三、宏观国民经济层面：全局利益，和谐发展

从整个改革的历程来看，国有经济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方式逐渐从体制外深入体制内的必然结果。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并且事实证明其制度安排表现得更具有活力和竞争力。改革的力量必然突破国有与非国有的边界，渗透到国有经济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经济的改革与调整是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从整个国民经济和全体国民的最高利益。那么，从宏观国民经济层面来看，国有经济的调整就要以国民经济全局利益为导向，要处理好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强调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关系，而是要服从全局利益，突出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和谐发展，共筑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和造福民生的混合经济体制。

另外，世界各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国有经济集中分布的状况各有其特点。这说明国有经济在不同的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应该起着不同的作用。在经济起飞的工业化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问题。由于私人资本规模有限，即使是搞股份制来建设这些项目都来不及。而从服务面来看，这些产业又是整个国有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因此，世界各国国有经济最早出现在从事铁路、邮电、港口、发电等领域。在经济起飞阶段后，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和民间资本能力的提高，一些发达国家的此类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私有化。到这一阶段，出于解决技术改造等问题与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国有经济从事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钢铁、汽车、造船、重化工业等基础工业领域。而在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世界发达国家的国有资本则更多地投入到基础科研、教育等领域。虽然西方国家没有继续进行国有化，但政府在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投资则一直在大量增加。可以看出，国家投资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和私营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上。这就要求从宏观国民经济总体利益与全局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国有经济的微观退出和产业集中的选择上，还要考虑到国民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有梯度、有顺序地进行。

站在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高度来审视国有经济的布局和调整，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其宏观性质与全局意义。国有经济的调整事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全民利益，而且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转轨中的价值和作用。因此，当前阶段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平等待遇，强调两者和谐发展观，即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而非相互竞争，相互替代的关系。落实这种观念的关键就是要全面落实国民待遇原则。要清除限制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不合理规定，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降低其进入的门槛。尤其要加快推进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同时要清除在资本、金融、人才等市场上对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差别待遇，营造有利于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社会环境。

国有经济改革的宏观性质与全局意义，还要求在实践中要着眼于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要避免短期化倾向和简单化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真正到位。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