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工匠精神 职业教育 人文价值

工匠是我国传统技术人员的总称，在古代被称为“百工”。工匠精神是手工业者在制造与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道德标准、精神品质与工作态度。我国的物质文明在先秦时期已经非常发达，技术文明的发达程度在《考工记》、《天工开物》、《齐民要术》等古籍中均有详细的记载。但是由于历史及社会制度变迁等因素，中国的制造业技术在随后的几百年中逐步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人文价值的探讨，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以善为美：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价值理想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物质文明的发展最初是为了满足人类族群后代的繁衍要求。最早在氏族社会，我国就有以姓氏命名的从事专门职业的人群，如筑氏（建筑）、屠（屠宰）、甄氏（陶器）、钟氏（铸钟）、弈氏（制棋）、韦氏（皮匠）等。这些手工业者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与氏族发展、繁衍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先秦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了“崇德尚贤”的圣人文化，祭祀的祖先、圣人无不以品德高尚而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始教化的道德特征的精神走向逐步形成，传统文化的“崇德”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传统工匠精神的价值追求由此而萌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是一种“善”与“美”的文化。“善”是“善人”的文化，即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其体现的是一种人本主义的道德观。在封建王朝中，孔子的儒家学说广为盛行，“善”被诠释成为人处世的标准，“止于至善”是儒家所奉行的行为准则。道德品行的高尚是“为善”的基础，也是其精神实质。我国传统工匠艺人的实践活动最根本的是道德实践，最高的艺术作品必须以“至善”为前提，从而形成“以善为美”的崇高的价值追求。

二、正德厚生：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所内化的职业要求

先秦典籍《左传・文公七年》记载：“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六府”范畴涵盖人类技术活动的所有方面。而“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则阐述了在实践技术活动中的道德要求，是工匠技术师徒制教育方式所沿袭下来的教育方法。“正德”居于三事之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标准的重要性;“利用”指的是技术活动的实用性;“厚生”指的是人类的生产活动要满足利国利民的要求。“正德厚生”是工匠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道德价值标准上内化而成的职业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执著坚定”的职业取向

在我国先秦时期，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其学派主张“仁爱兼利”的思想，墨者多以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为主，重视实践与技术生产的实用性。墨子提出“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指出坚定志向是成功的关键，只有拥有坚定意志的人，其智慧才能得到充分发掘，否则即使有超人的智慧，也难以有所作为。然而，意志品德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长期的实践活动，通过不断的意志锻炼才能逐步加强，从而形成稳定的、坚强的意志品质。墨家注重躬行实践，注重在行为活动中道德品质的锻造，他提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强调“身体力行”，指出学习是为了用于指导个人的实践行动，学以致用、以行为为本是墨家所极力主张的。墨家倡导教育者应主动行教育之事，以教人为己任。所谓“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就是这个意思。除此之外，墨家提倡创新，认为对于传统的技术文明要善以继承，并在其基础上挖掘出更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的技术，更好地为社会生产服务。“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墨家的积极思考求变创新的意识是工匠职业精神的显著表现。

2.“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

勤学苦练、精益求精是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职业态度的体现。《诗经・卫风・淇奥》载：“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原意是形容工匠艺人在打磨、雕刻玉石、骨头用来制器时认真细致的工作过程，后用来比喻圣人、君子修德的过程。工匠通过日常工作中的勤学苦练，逐步形成“精益求精”的高尚的职业态度，同时在精神上锻造出属于这个职业所特有的坚强的意志品质。他们严谨的职业伦理规范，在古籍中也有详细的记载。《考工记》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其中记载了制造的器物的总体技术要求、标准尺寸等。比如车辆的制造，需要哪些工种的协作，《考工记》从车的规格要求、材料选用、每个零部件的制造工艺，到成品车的检验与使用，皆记述详细。中国古代技术文明始于秦汉时期，当时的手工制造业发展迅猛，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的传统手工业技术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认可，手工业产品远销世界各国，慕名而来的购买和学习中国传统手工业技术的人群，络绎不绝。唐宋时期，制茶、印染、织造、制酒、桥梁等手工业技术已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先后诞生了如《陶记》、《木经》、《营造法式》等说工业技术文献。此外，手工业生产的制度规范也逐步建立起来，开始实行“物勒工名”的管理制度，同时还制定了《均工》、《工律》、《工人程》、《效律》等一系列法律与管理档案。工匠的技术规范非常严格，为保证产品的生产质量，考核要求也十分严苛。因此，工匠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不仅仅造就了举世瞩目的技术辉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其职业行为得以延续的根本。

三、行知一体：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职业伦理规范

中国自国以来就有礼仪之邦之称，在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中，道德修养的标准是行事的准则也是做人的最高标准。中国传统工匠的职业伦理规范是建立在道德价值观之上的，与儒家伦理道德相通。在生产技术发展中，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具备比较明确的伦理道德规范，“行知一体”是其典型的特征，即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统一。在社会生产实践中长期居正统地位的儒家技术规范，侧重点在于技术生产价值及产生的社会效应。儒家在技术活动中强调“六府三事”，“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指的是当时社会生活所需的基本技术活动，“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指的是个人的道德修为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既有利于百姓与社稷，又具备道德教化的功能。儒家学说所不齿的“奇技巧”，指的是迷惑人心，乱人心智的技术与技术产品，是受到社会所鄙视的手工技艺。这类生产活动在我国各个朝代都有具体指向，对于此类活动的鄙视与抨击，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工匠精神的道德标准，对于不正当的技术行为也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中国传统工匠伦理的墨家技术规范，则侧重于技术的社会实用性及产品的社会价值。墨家学派主张“兼利天下”，“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如在《墨子・鲁问》中写道，公输班刻削竹木做了一个喜鹊，做成后让它飞翔，竟三天不落。公输班认为自己最巧。墨子对公输班说：你做喜鹊，不如我做辖木。我一会儿就刻削完三寸的木料，把它安在车上，就能载五十石的重量。因此，对人有利是谓巧，对人不利是谓拙。墨子的主张直接规范了工匠艺人的品行，强调在技术工作中实用性是其设计的根本，一切有利于人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的设计与技术才是值得推崇与大力发展的技术。春秋战国之后，在中国传统技术制造业逐步形成了具体而稳定的职业伦理规范，即要求技术技艺的应用必须做到有利于国家和人自身的发展，从而延伸出工匠艺人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吃苦耐劳、匀讨粗等高尚的道德品质与职业情操。后来不论官匠还是民匠大都以师徒制传授技艺，生产技术与道德文化一并被传承下去。《宋史・职官制》记载了严格的官匠训练制度，“庀其工徒（治理工匠师徒），察其程课、作止劳逸及寒暑早晚之节（考察工作程序、时间、劳动强度），视将作匠法（按照对工匠的基本要求），物勒工名（在产品上刻工匠的名字），以法式（法规）察其良窳（好坏）”。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工匠职业伦理基本上是儒家伦理准则在职业活动中的具体化。它在强化工匠职业道德、品德情操、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德行高尚的技术大师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厚德载物”、“兼利天下”传统观念下产生的职业伦理规范，强调以民为本、以人的发展及社会的发展为根本目的，最终，中国传统职业伦理中“行知一体”的要求被人们世代沿用，深入人心。

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是一种“道德之上的人文精神”，通过道德教化及日常的实践活动，培养和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最终达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工匠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就像血液一样，渗入中国职业教育的脉络中，影响中国近百年来的职业技术行业的发展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国职业教育传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在“道德精神”的指引下，创造了伟大的古代技术文明，必将指引中国制造走向更辉煌璀璨的明天。

参考文献：

[1]路宝利.中国古代职业教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17.

[2]钱穆.民族与文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51.

[3]汤一介.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4：73-83.

[4]徐少锦.中国传统工匠伦理初探[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1（4）：14-17.

篇2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使得“非遗”申报等活动如火如荼展开。 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将“非遗”保护与传统工艺[2]的振兴首次结合，传统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其中所提到的“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既对提升我国工业产品的质量有指导意义，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也直接关系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命运。

一、根基――工匠精神是非遗之传统

中国历来崇尚工匠精神，匠是中国传统的字眼，《说文解字》中云：“匠，木工也”，而后具有专门技术的人都被称之为“匠”，工匠则是指有特殊技艺的人，是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离的木匠、铜匠、铁匠、石匠、篾匠等职业，明朝皇帝朱元璋亲自起草的《工匠顶替》昭告中就对工匠的安排和使用进行了规范。工匠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工匠“切磋琢磨”精神，德艺兼修、本真、匠心，一直都是传统工匠的思想核心。

工匠精神存在于“非遗”的每一个项目中。中国“非遗”申报与梳理事业如火如荼，目前，已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总数超过一万项的非遗名录，其中 38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项目， 137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 1104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国家级代表传承人 1986名。各级“非遗”代表项目涵盖了大多数的民间工艺，绚丽多彩的民间工艺，既是工匠们谋生的手段，又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名录中无论曲艺戏剧，还是工艺美术项目，其之维系传承，都归功于工匠精神的坚守。

“非遗”背景下，民间的画工、绣工、舞者等大工匠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甘于寂寞、默默奉献的民间手工艺人，秉承工匠精神的传统，自觉而严格地恪守传统文化的规范、程式，秉承精益求精的精神，以近乎完美的标准来对待自己的文化对象，成为技艺高超者，成为某一地区特有文化的代表传承人。如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的大工匠王世猛，就是闽南民居营造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另外一位闽南著名的大木匠师叶本营则成立公司，将传统的建筑技艺与电脑技术相结合。

“非遗”传承人的工匠坚守使“非遗”项目得以薪火相传。如《百鸟朝凤》中的唢呐艺人焦三爷，用自己的一生捍卫自己的唢呐事业，面对外物的冲击和身体的病痛，坚持而不放弃，完美呈现了工匠精神。又如刺绣，一针一线，都是匠人手绣而成，把绣品当作艺术品而非商品来研究与提升。山东高密扑灰年画、高密剪纸、胶东纸扎、扑灰年画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代表项目，虽然艺术形式各异，但体现的民俗精神和艺术之美是一致的，工匠对艺术至臻的追求也是相同的。高密市河南村范祚信是国家遴选认定的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剪纸艺术的传承人，出生于 1944年的范祚信，老少四代剪纸，母亲刘氏是剪纸顾问，妻子刘财花，孙女亦是剪纸能手。范祚信自 7岁学习剪纸伊始，剪刀就未曾离手，如今双手布满老茧。在被遴选为“非遗”传承人之前，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剪纸工匠，夫妻赶集卖剪纸，补贴家用； 80年代，参加县文化馆，成为专业剪纸能手，如今变成了剪纸传承人，自创剪纸纹样，传承剪纸手艺，这么多年持之以恒的坚持，依靠的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对剪纸的爱好，剪纸已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纸扎是传统丧葬仪式的祭祀明器，在山东潍坊和高密非常流行。笔者曾经采访过山东潍坊诸城市桃林乡瓦屋村一户已传承了四代的纸扎艺人，他们既不是非遗传承人，也不是出名的大工匠，纸扎只是他们世代相传下来的农闲时的副业。虽然如此，与机械化构图和打印图、流水线的丧葬明器制作不同，他们还是坚持一切手工，用自家庄稼的桅杆和玉米秸秆做架，手工裁剪彩纸，裱糊制作而成。因为纯手工制作，并且追求精致的外观，夫妻二人至少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件成品，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构图和色彩搭配，他们却可以持续地从客人的口中收集意见，并努力加以改进。对他们而言，纸扎不再仅仅是生产可供买卖的产品，更是承载了情感与文化的艺术作品，这是最质朴的工匠精神的体现。

可以说，目前“非遗”代表项目中的每一位民间艺人，对工匠精神的坚守是此类项目能够保存至今，成为“非遗”代表项目的必要条件。

二、重塑工匠精神――“非遗”保护之核心

与“非遗”如火如荼申报的局面相比，如何开展“非遗”保护成为一个难题，从过去重申报轻保护，而后重保护轻传承，到如今走入博物馆化保护的死胡同，即便是致力于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也是问题重重。政府与学者多次提及“非遗”保护，关注的是非遗项目本身之艺术形式、内容，保护措施也多是经济上的补贴和政策支持，却忽略了“非遗”代表项目共有的留存之根基―工匠精神。未来，重塑工匠精神将成为“非遗”保护的核心所在。

“非遗”生产性保护是近几年非遗保护的新举措，针对的是技艺类文化遗产。“非遗”有多种分类方式， 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五大类。[3]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则细分为十大类别：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 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中罗列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传统技艺 241项，传统美术 122项，约占 1372项的三分之一，省级代表性项目的比例与此同。针对“非遗”类别不同，其保护亦有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三种方式。抢救性保护以记录保存为主，整体性保护则是与文化生态环境为整体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生产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 ‘生产性’是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共有属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要靠人的手工创造来体现，只有在生产实践中，其传统工艺流程、核心技艺等才能实现保护、传承和弘扬”[4]。王文章主张要根据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性质和类型而采用不同的保护方式：“有一些属于传统手工技艺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比如说年画、剪纸，就要按照积极保护的原则，进行生产性的保护，要把它作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加以延续，通过这种项目的传承、生产和开发，使它产生经济效益，维持这些传承人的生活和再传承的经济基础，调动其积极性，而对一些民间信仰的项目及其他濒危的传统音乐和传统表演艺术，目前要把抢救放在第一位。 ”[5]

生产性保护既能传承技艺，又能够卖出产品。为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社会科学院就在 2010年和 2011年对非物质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开展专项调研， 2010年11月，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下发了《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并起草了《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6]。截止到2016年，文化部已命名了两批共一百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7]。生产性保护和示范基地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陕西凤翔县城关镇六营村的凤翔彩绘泥塑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陕西西秦刺绣采用全国展销等模式展开销售[8]。

诚然，生产性保护应该成为“非遗”传统技艺的生存保障。经济背景下，传统手工艺的经济困境导致艺人温饱不足以自保，利益驱使下不得不转行，所以满足工匠的温饱需求，或者说初始阶段保障“非遗”商品获取市场认可，是其生存传承的基础保障。但目前来看，“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际生产中存在着过度商业化开发。在追求“短平快”和“赚快钱”社会风尚下，打着“非遗”名号的“非遗”手工品热卖，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实际上多是大批量制作和流水线上的机械生产的产品，直接影响到了“非遗产品 ”的品质，过去辉煌而今天品质日益粗劣的中国陶瓷，虽然产量大，但是收益低，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不高，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非遗”之所以得到传承，一在工艺，二在精神。以所列的山东高密地区为例，国家级“非遗”项目聂家庄泥塑的材料成本不高，但生产周期较长，从选泥、形塑到上色要一年时间，扑灰年画、剪纸亦是如此，材料便宜而手艺非朝夕之功。国家传承人的原创作品是创作者艺术经验、智慧的体现，过度商业化和机械生产则降低了“非遗”产品的艺术质量和口碑。高密剪纸传承人范祚信耗时三年设计的原创剪纸作品《水浒 108将》纹样，每年仅可手工制作五套，而电脑印花和模切机的复制品则可大批量出现。这种大批量的机械产品冲击了民间工艺的手工价值，打击了手工艺人的生产积极性，甚而影响到了非遗的传承，山东高密地区扑灰年画目前只有三家传承世家，剪纸亦只有八人左右，聂家庄泥塑情况较好，约有四五十户。另有原因则是某些非遗传承人在市场和经济的诱惑下，没有坚守工匠精神，脱离生产制作一线，成为生意人；年轻一代选择机械加工的快速学习，未能领会非遗之真谛。

同一地区“非遗”生产性保护境况较好的聂家庄泥塑，可给予我们更多的启发。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兴盛于清康熙年间的高密聂家庄泥塑，本是儿童玩具，原只有泥塑老三样：叫虎、鸡、摇猴。现在却成为高密地区旅游送礼之佳品，品种多样。此地泥塑价格虽然比一般工艺品价格高昂，但民众却对此尤其喜爱，归其原因，在于泥塑作品的精致独特，这离不开泥塑艺人们对自己产品的完美追求。聂希蔚是高密聂家庄泥塑的国家传承人，其自小学习泥塑， 80年代接受过专门雕塑的学习，成为具有高超泥塑技艺的专业艺人。聂希蔚的精益求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改变世人对泥塑的印象，泥塑不仅仅只是儿童的玩具，儿童玩具数量重要，而聂希蔚更重视泥塑的质量和品质，对他而言，每一件泥塑都是所谓的细活。二是注重创新，他注重泥塑题材、工艺和材料的创新。即便到了晚年，成为国家传承人的聂希蔚，也不贪图经济利益大肆制作泥塑，致力于开发创作新泥塑品种，对其进行色彩、工艺的提升，为泥塑的发展贡献力量。对他而言，追求产品的创新与艺术高度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愉悦和满足的过程，是一种精神层次的追求。

“非遗”的创新亦离不开工匠精神。工匠精神除了精益求精之外，应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即竞争与创新。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的精进离不开行业内的竞争，而竞争促使了技艺的创新。如今，根据“非遗”传承人制度，某一人员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他人员很难再次被认定，如此一来，传承人仿佛被打上了手艺所有者的印记，易引发垄断。垄断亦不利于其传承与创新。只有随时有竞争、创新意识的手艺，才是未来更有希望的，“非遗”保护应百家争鸣，保持竞争。

可见，即便是“非遗”生产性保护政策之下，工匠精神的坚守亦尤为重要。故“非遗”保护和创新，需重塑工匠精神，这关系到“非遗”的传承和命运。

结语

“非遗”项目之所以能够流传千百年，根基在于工匠精神的坚守，非遗能够留存至今，传承人的工匠精神功不可没，而非遗的保护和命运走向，最终亦取决于工匠精神的重塑，工匠精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和保护的必然条件，由此来看，未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另外一条途径，除了将其博物馆、市场化、经济化之外，可通过弘扬工匠精神的方式，使其更好地保存并发扬光大，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和优良的品质。

注释：

[1]中国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2]王晨阳（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指出，传统工艺是指具有历史传承、与民众生活联系紧密，富有民族或地域特色的手工技艺机器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的产品。[3][7]宋俊华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 201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9，11.

[4]赵辰昕主编.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访谈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 79.

[5]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413.

篇3

   《大国工匠》这部纪录片分八集用四个小时的时间记录了自建国以来各行各业的工匠之间的故事，包括了从炸药的研制与雕刻到各种精密仪器的焊接，从文化传承到顶尖技术，从技术创新到精益求精的各种技术，每一个技术中都包含了匠人们对品质的追求。在这一部纪录片之中，每一个例子都是那么的令人感动，也都是那么的令人羡慕。

   首先是特高压输电工程的带电作业工人王进，面对一千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线以及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危险，他没有任何畏惧之心。相反，面对重重的艰难挑战，他每次都是亲自上阵，而让工友们在后面当帮手，不仅如此，他创造出了众多的修理方式，以应对电压不断增高的电路检修工作。在他的身上，无处不体现着匠人的大勇无畏精神。

   但是反观我们的现实生活，却有太多太多的反例。就拿科研来说，一些有“经验”的科研人员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滔滔不绝，并且要求别人一定要听自己的，但是一到了要实行计划，尤其是一些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计划的时候，却总是畏缩不前，让别人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当助手。这些纸上谈兵的人到了计划成功之后却又开始四处吹嘘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会为了谁去领奖这种事情吵起来。这些，都是与大勇无畏的这种工匠精神所大相径庭的。因此，我也感受到了一个人做事时应该有担当的重要性。

   其次是精益求精的中国船舶重工船工顾秋亮，顾秋亮负责设计制作过中国载人深潜器蛟龙号的观察窗。这样的观察窗在设计最大深度的海下需要承担10MPa的压强，相当于一平方米的地面上停放了1000辆坦克。因此，其制作的精度要求达到一微米，比人的头发丝直径还要小，并且不能有任何裂缝，否则潜水员就会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对于精度要求如此高的观察窗，顾秋亮却不需要精密仪器的测量来检测观察窗是否合格，他只需要凭借手的触摸就能精准地感知观察窗是否合格，并且他制作出来的观察窗的精度还远高于规定要求。这些，无不体现着一个工匠所具有的精益求精的精神。

   然而在生活中，一些人做起事来总是“大手大脚”，比如说，现在的一些电器产品，商家们为了能够多赚钱而牺牲了产品的质量，导致当代一些电器产品的实际使用寿命远低于设计寿命。这样做，不仅浪费了原材料，也违背了精益求精的一种工匠精神。

   还有一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敢于创新的李刚，中国马蹄形形盾构机的设计者之一。盾构机是一种开凿隧道的工具，中国由于修建跨越山河的隧道的需要，必须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研发一台马蹄形盾构机，这样的盾构机，在历史上从未有人成功过，但是，李刚凭借他执着的信心，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解决了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是封建保守与倒退。记得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中看过，“世界上很难找到60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60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在我们的生活中又怎么不是这样呢，一些人不肯接纳新鲜事物，甚至阻碍新鲜事物的出现，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避免的。

篇4

中国自古就有崇尚“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从精美的陶瓷、丝绸、漆器等生活用品到长城、故宫、天坛等伟大工程，都诠释了“术到极致即是道”的真谛。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历经五千多年发展所形成的“敬业守信、执着专注、作风严谨、精益求精、推陈出新”的“工匠精神”，是中国历史文脉的基因和中华文明的底色。然而，当下正迈向全球制造业超级大国的中国，为什么拥有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却制造不出国际一流的产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匠心”的缺失。只有“匠作”与“匠心”高度统一，才能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只有“匠心”化为“民心”，才能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成就“中国制造”的腾飞梦想。让“匠心”归来的时代价值，可以借用陶行知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叫作“现在不得了，将来了不得”。

让“匠心”成为社会风尚。在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匠精神”不H是匠人的精神，而且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作用于各行各业都会成为一种重要参照，应该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坚守。要在全社会培育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在各行各业树立敬业守信、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在政策上强化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激励机制，在从业人员中营造用心钻研、勇于创新的职业氛围，用“匠心”擦亮“百年老店”的招牌。只有当“匠心”成为社会风尚，“中国制造”才会实现从“品相”到“品质”，再到“品位”和“品牌”的跨越。

让“匠心”在学校里安家。把“匠心”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价值追求，体现在校训和校风、教风、学风之中，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全过程，让“匠心”在校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以课程与教学为途径，培养职业情怀和工作态度；以实践实训为平台，养成职业标准和规范；以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社区文化进校园、企业文化进校园等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工匠精神”，积极探索传统文化“老道理”与立德树人“新途径”的有机结合。只有让“匠心”在学校里安家，在文化传承和文化融合中培育“工匠精神”，学校尤其是职业院校才会成为“大国工匠”辈出的摇篮。

让“匠心”扎根师生心中。教师首先要有“匠心”，要把“匠心”教育纳入师德师风建设，帮助学生树立职业理想、固化职业习惯、提升职业操守、体验职业荣誉。文化不能强行灌输，“入心”先要“入脑”，要通过大师讲座、社会实践、专题研讨等形式，深化知行统一，让学生深入了解“工匠精神”对文化传承、社会发展和民族尊严的重大意义，要用身边的精美作品、品牌故事、历史事件等唤醒学生文化记忆，使“匠心”成为学生心中的精神图腾。只有让“匠心”扎根师生心中，才会涌现出一大批不忘教育初心的优秀教师，才会培养出千百万演绎出彩人生的技能人才。

（作者单位：南通职业大学）

篇5

国务院总理于2016年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匠精神”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出现，让人耳目一新，并有媒体将其列入“十大新词”予以解读。古语云：“玉不琢，不成器”。工匠精神不仅体现了对产品精心打造、精工制作的理念和追求，更是要不断吸收最前沿的技术，创造出新成果。

那么什么是工匠精神？各人的理解不同，对其的解释也不同，但是最核心的依然是精雕细刻的精神，创新进取的精神，“智慧+苦干”的精神。

当然，工匠精神也是一种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理念，是一种执著追求完美的精神。在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不乏榫卯、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饱含工匠精神的产品。在德国、瑞士等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工匠精神是制造业的灵魂。一辆奔驰轿车、一把瑞士军刀，无论价值多少都会被匠人们精雕细琢，不会容忍出现质量瑕疵。

说来说去，工匠精神就是把事做好做正确了、做极致了、做完美了，尤其是把细节的东西做好了，把细节做好的过程。

或许我们一提到工匠精神，有人理解为简单的就是那些木匠、铜匠、铁匠、石匠、篾匠等，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工匠精神是从这些人身上走出来的一种精神。而且各类手工匠人用他们精湛的技艺为传统生活景图定下底色，随着农耕时代结束，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一些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老手艺、老工匠逐渐淡出日常生活，但工匠精神永不过时。

如今，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工匠精神，有些人不管做什么，总要做个轰轰烈烈，或者说要干大事，小事干不好、也不愿意干，因此眼高手低，并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工匠精神也无从体现。

有人说，中国人不缺勤劳不缺少智慧，缺的是诚信、责任、技术、创新意识、危机意识和体制，这话有些过。其实，我们缺少的是把细节做好的一种精神，把细节做完美的精神。

俗话说得好：万丈高楼平地起。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智造”，或者说是支撑制造强国，都离不开每一个细节，也离不开每一个工匠。而且更要培育更多的工匠，通过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实践教育，让更多的人都成为工匠，成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