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定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气候变化的定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厚尾分布；预防原则；模糊厌恶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13-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3

斯特恩曾指出，传统模型使用的边际方法并不适用于分析气候变化问题，因为未来的气候路径和气候系统反馈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传统模型使用较高的市场贴现率低估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1]。但《斯特恩报告》所使用的模型依然依赖于传统的瘦尾分布假设和模型设定，虽然报告得到的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可能要远高于其他模型预测的结果，但这一结果严重依赖于主观设定的低贴现率[2]。因此，斯特恩只是指出了问题，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且报告中人为设定低贴现率的方法也广受批评[3]。

继《斯特恩报告》之后，以哈佛大学的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最近提出，气候变化具有高度的结构性不确定性，温升分布应服从厚尾分布，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模拟气候变化所采用的传统的成本收益方法（即联合评估模型，以下简称模型）都是建立在瘦尾分布（如正态分布）的基础上，因而大大低估了气候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魏茨曼据此对传统的建模思路提出了批评，提出需要根据厚尾分布修正气候敏感系数、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他在理论上提出了“悲观定理”，将其扩展到具有一般性的灾难经济分析，深化了预防原则，并针对气候变化提出了“气候灾难保险”和“恐惧因素”的概念。魏茨曼的一系列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并激发了一大批后续的研究。

1 气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

1.1 结构性不确定性与厚尾分布的定义

就不确定性的程度而言，可以分为风险、不确定性。风险是指结果未知、但结果的概率分布已知的随机性。而我们常说的不确定性指的是奈特式不确定性，即不仅结果未知，而且结果的概率分布也是未知的。而不确定性又分两种：值不确定（value uncertainties）和结构性不确定（structural uncertainties）。值不确定来自于特定取值或结果决定过程中的不完全性，例如数据不准确或对象并不完全具备代表性等；而结构性不确定则来自对特定取值或结果控制过程的不完全理解。气候敏感性的分布就是典型的结构性不确定性。

在概率论中，通常以峰度（kurtosis）来描述分布的尾部肥瘦情况。对随机变量{Xt}，其分布的峰度为E[（Xt-μ）4] ，其中μ为均值。瘦尾分布的峰度很小甚至为零（如正态分布），而厚尾分布（fattailed distribution）的峰度则相对较大（如t分布、帕累托分布）。瘦尾分布的概率呈指数型下降，因而下降的很快；而厚尾分布的概率呈多项式下降，因而下降的更慢。以经济学上最常用的帕累托分布为例，其概率密度函数为P=kX-（1+α），其中α是决定帕累托分布厚尾程度的参数，α越小，尾部越厚。典型的瘦尾分布常常会低估小概率事件所带来的风险。而气候变化导致的高温升很可能就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

1.2 气候敏感性及其厚尾分布

平衡的气候敏感性（Equilibrium Climate Sensitivity，ECS，以下简称气候敏感性）用于衡量气候系统对持续性辐射强迫的响应，其定义是CO2浓度加倍后出现的平衡的全球平均地表变暖[4]。对气候敏感性的预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5]。当前科学家对其概率分布的预测结果表明，气候敏感性的分布是服从厚尾分布的。气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两个主要特征是：一是温升幅度比瘦尾分布的要大，例如高于4.5 ℃，甚至高于10 ℃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二是高温升的概率要比瘦尾分布的要大，接近或突破气候临界值点（tipping point）或气候系统阈值的可能性比瘦尾分布要更高。

传统的气候经济评估模型可能低估了气候敏感性的范围及其可能性。例如，IPCC总结了22项科学研究的结果，发现气候敏感性最可能的值为3 ℃，有66%的可能性落在2 ℃-4.5 ℃之间，小于10%的可能性会低于1.5 ℃，而高于45 ℃的可能性在5%-17%之间[4]。而最近的一些科学研究表明，气候敏感性存在厚尾分布。例如，Zickfeld等最近对14位气候科学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多数专家认为高于45 ℃的可能性大于17%[6] 。Stainforth等发现气候敏感性的幅度范围要更大，从2 ℃-11 ℃，而且更偏向高温升的厚尾部分；IPCC及其引用的文献都很可能低估了气候敏感性的范围[7] 。Valdes也指出，目前IPCC所用的模式并不具备模拟气候突变的能力[8]。

虽然当前科学家对气候敏感性厚尾的程度意见不一，但是均认可其厚尾分布的属性。这些厚尾分布的显著特征是，高气候敏感性（如4.5 ℃-10 ℃）的概率比瘦尾分布要高的多，而且无法排除非常高的气候敏感性（如>10 ℃）和未来高温室气体浓度的情景（如>700 ppm）。而这种厚尾分布足以颠覆传统经济评估模型的结论，因为在气候政策决策中，人类的风险厌恶和不确定厌恶（模糊厌恶）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人们会出于预防原则对高温升（和气候灾难）这种小概率、大影响赋予更高的权重，从而使得厚尾事件主导整个决策结果。这就是气候变化中“悲观定理”的含义所在[9]。

1.3 气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科学基础

最新的科学证据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温室气体浓度水平不仅是近80万年来前所未有的，而且近期浓度上升的速度之快更是令人担忧。最近一次温升高于目前5 ℃-10 ℃，还要追溯到距今约34-55万年前的始新世。虽然温升每隔约10万年会有一个波动周期，但以往波动的幅度相比工业革命后的升幅，显得非常小[10]。

Hansen，Zeebe等和Pagani等科学家指出，目前的模型都只包括了气候系统的“快反馈敏感性”，而气候系统可能存在“慢反馈均衡”（即地球系统敏感性）[11-13]。事实上，温室气体的快速上升可能导致海洋底储存的大量甲烷或者永久冻土区、沼泽地所封存的温室气体释放到大气中，从而引发更快的浓度和温度上升。这种慢反馈均衡出现的概率很小且未知，或许需要数个世纪才会出现，但绝对不是零，它是导致气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重要物理基础。Hansen等指出传统的气候敏感性只包括了快反馈，结果表明温室气体浓度翻倍温升只有3 ℃左右；但如果包括慢反馈，那么气候敏感均衡可能会达到6 ℃；而且他们认为需要将目前的CO2浓度从385 ppm降到350 ppm，否则一旦超过425（±75）ppm，将可能引发不可逆的气候灾难[11]。Pagani等指出，包括非CO2温室气体、植被、灰尘/气溶胶、冰盖、海洋环流、海洋生产力、风化等反馈过程，针对上新世暖气（5.3-2.6 MaBP）CO2加倍的地球系统敏感性达到

7 ℃-10 ℃[13] 。

气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即高温升，可能带来加速的反馈并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气候灾难），而对这种小概率、大影响事件的考虑在人们的决策过程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然而，传统模型中却并未考虑这种可能性。传统联合评估模型由于采用瘦尾分布，因此在估计未来可能的高温室气体浓度和高温升情景时，显著地低估了这种气候灾难的可能性以及损害程度（见表1）。Tol对13项基于瘦尾分布的联合评估模型的调研表明，这些模型所使用的温

升都在1 ℃-3 ℃之间，温升造成的GDP损失均值在-48%-2.5%之间[14]。这些结果显然与上述最新的科学证据相左。因此，Weitzman的一系列研究正是基于气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以试图纠正传统模型的各种设定偏误。

2 厚尾分布对传统经济评估模型的挑战

2.1 传统成本收益方法中对不确定性的处理

联合评估模型对气候变化的经济评估一般包括五步：①对未来的温室气体（或二氧化碳等价CO2e）的照常排放情景以及各种可能的减排情景进行预测，得出未来的温室气体浓度；②由温室气体浓度变化得到未来全球或区域的平均温升；③对温升造成的GDP和消费损失进行估算；④对各种减缓温室气体的投资或成本进行估算；⑤根据对社会的效用和纯时间偏好的假设，可以对当前减排带来的消费水平的下降与由减排带来的未来的消费增加进行贴现和比较[16]。

上述每一步都涉及大量的不确定性。例如，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和未来的气候政策会如何？温室气体排放流量是如何通过碳循环转化为浓度存量的？又是如何转化为全球平均温升的？又是如何分解为各个区域的温升和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又是如何转化为效用变化的？各区域的效用变化又是如何加成和贴现的？[9]

需要说明的是，气候变化经济评估的逻辑链条很长，而每一步都蕴藏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气候敏感性只是诸多不确定性中的一个，但它又是决定性的一个；它对于模型中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的设定、以及风险厌恶和纯时间偏好率等多种不确定性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5]。

2.2 悲观定理

Weitzman根据气候灾难的厚尾分布，提出“悲观定理”（Dismal Theorem）。这一定理证明，温升的厚尾分布

将导致未来经济增长率存在不确定性，当经济增长率方差未知时，随机贴现因子的无条件和条件期望值都趋近于无穷大

[17]。

这一定理的含义很直观，即当气候变化造成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时，人们在面临消费的巨大损失（甚至死亡）的时候，即便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只要这种事件服从厚尾分布，那么人们就会愿意牺牲当前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接近全部）的消费以避免这种小概率、大影响事件发生。人们的这种心理，往往是出于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18]，而预防原则又来自于人们对气候灾难的“恐惧心理”（fear factor）[15]或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19]。应用到气候变化上，当前的减排行动就可以看做是人们为了避免出现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而愿意减少的等价消费（或者说是支付意愿），这就是为何Weitzman将当前的减排投资形容为“气候灾难保险”的原因[15]。

悲观定理实质上是一种极端情况，采用的一些假设也招致了各种批评。例如，Nordhaus对悲剧理论的假设条件及其政策含义进行了批评。Nordhaus认为，悲观定理成立要满足三个条件：很强的风险厌恶（η较大）；高温升的可能性足够大（尾部足够厚，即α足够小），二者综合起来，即需要满足η>α+1；社会无法通过学习或采取矫正行动以降低最后灾难发生的可能性。Nordhaus认为，现在看来，气候变化很可能并不满足这些必要条件，尤其是第三点，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在技术进步中逐步加强减排行动。此外，Nordhaus批评Weitzman推导的悲观定理中采用了一些很强的假设，例如气候敏感性作为最主要的不确定参数，并没有给定上限；而且高温升带来的消费损失和边际效用也没有设定上限[20-21]。Arrow进一步证明，当且仅当储蓄率s=1时，气候灾难才成立，而这并不符合现实[22]。在这些设定下，根据悲观定理推导出的一些结论：气候灾难可能导致接近于零的消费，从而导致无穷大的负效用；人类只要面临任何可能的小概率事件，都需要花费几乎所有当前的资源用来预防。这些结论都是极不现实的，而且由于过强的假设，悲观定理也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政策意义。但Weitzman坚持认为这些批评并不能改变悲观定理的基本结论[23]。可以预见，这一争论仍将持续。

2.3 效用函数与损失函数的设定

2.3.1 效用函数

传统气候联合评估模型中的效用函数都是乘式可分的（multiplicatively seperable），而Weitzman认为加式可分的（additively seperable）效用函数能更准确地反映高温升的厚尾分布带来的效用损失，因为在低概率、大影响的高温升情景下，加式效用函数的损失要比乘式的更大，更能反映出生物多样性、健康等非物质财富的不可替代性，因而更符合气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现实[24-25]。 例如，Sterner等认为传统的模型没有纳入环境的相对价格和价值，因此低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他们通过采用常替代弹性（CES）的效用函数，在效用函数中纳入环境价值，得出与Weitzman近似的加式效用函数。在这一效用函数下，温升导致的效用损失也大大高于传统的结果[26]。基于这两点，Weitzman认为在气候变化模型中，使用加式效用函数能够更好地反映高温升的情景[24]。

2.3.2 损失函数

标准的联合评估模型的损失函数使用的是嵌套效用函数，将消费损失作为温升的二次多项式；而且温升分布使用的是正态分布。这些设定都严重地低估了高温升发

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的危害程度。因此，Weitzman建议使用“活跃型”（reactive form）的损失函数，认为这种函数能

更好地模拟未来的高温升和大的消费增长率波动的情景，因而更适合用来评估厚尾分布下的气候损失[25]。

综上所述，如果考虑气候变化高温升的厚尾分布，并改变传统模型中对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的设定，那么这些看似很小的改变，却能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模型中的结论[27]。Weitzman根据帕累托分布，将温升的厚尾分布设定为：超过4.5 ℃的可能性为15%，超过7 ℃的可能性为5%，超过10 ℃的可能性约为1%[9]。结果表明，在传统的二次型损失函数下，即便是非常高的温升，消费损失的下降也非常缓慢（见表2），这与人们的直觉和科学证据都是

相违背的。相比之下，活跃型损失函数则可能更为符合未来气候变化的“实际”情况。

2.4 预防原则

Weitzman证明，当总体分布的尾部肥瘦下降程度存在不确定性时，就会导致厚尾，表明极端的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比人们预想的可能更高，这无形之中放大了灾难的可能性及其损害程度。因此在决策时，人们总是更多地倾向于避免极端灾难事件，愿意付出更大的当前消费用于投资以减缓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18]。而人们为避免未来出现灾难性的高温升而愿意减少的当前那部分消费，即当前的减排投资，就相当于是气候灾难保险[15]。

预防原则的逻辑如下：当某个灾难发生的概率密度函数（PDF）的范围已知，但其具体形式未知，这一概率密度函数分布的尾部下降速度为随机变量。一个贝叶斯决策者面临着多种可能的概率分布，每个概率分布具有不同的尾部下降速率。一个初步的结论是，尾部的极端事件发生概率下降的速度越是不确定（即方差越大），贝叶斯加总的后验-预测概率密度函数的尾部就越厚。通俗来讲，即如果你知道可能出现糟糕的结果，那么事实结果可能比你所想的更糟糕。因此，对于决策者来说，一个有效的决策意味着必须假定处于厚尾部分的小概率事件会出现，并以预防原则作为应对的原则。

2.5 不确定厌恶（模糊厌恶）

最近西方学者将“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应用于气候变化经济分析和政策决策之中。模糊厌恶指的是即便是在可能的最坏情景中，决策者要实现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收益至少一样好的倾向。模糊厌恶条件下，决策者往往面临着更少的信息：决策者不仅面临着结果的不确定性，而且还面临着其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模糊厌恶比风险厌恶的程度更深，人们往往对最坏的结果更为恐惧。

气候变化政策决策中存在这种典型的模糊厌恶。由于当前人们对未来温升的程度、概率及其可能的影响都知之甚少，但是一旦发生气候灾难使得人类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甚至灭顶之灾时（尽管从当前看这种气候灾难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便发生也是在遥远的未来），因此全球在形成公共决策时，对这种最坏情景的恐惧便占据主导因素。为了预防出现最坏的情形（出于预防原则），人们会倾向于现在开始减少排放。这便是模糊厌恶在气候变化政策决策中的具体表现[28]。

Millner等证明，当预期效用为严格凹，且预期效用序列与边际预期效用（即效用对减排的一阶导）为反协单调（anticomonotonic）时（即当预期效用增加时，边际预期效用减小），以及其他条件下，模糊厌恶程度越高，那么最优减排水平会越高。因为此时模糊厌恶的上升将促使人们当前更多减排，从而避免了未来消费水平的大幅波动[19]。

人们可以将这一原则应用到具体的减排政策决策上。当消费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例如当代人的消费），如果气候敏感性的分布可能造成未来消费水平大幅降低（对应低的预期效用和高边际预期效用，即此时二者为反协单调关系），那么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将是当前采取减排行动。这也是预防原则的本质所在：当决策者对未来更加不确定时，那么当前采取行动避免未来最坏的结果，将是最优的。这也是为何《斯特恩报告》和IPCC主张当前减排的根本原因所在。相反，如果预期效用和边际预期效用为协单调时，当前的消费水平低，减排带来的边际效用也很低，那么决策者会赋予当前低消费更高的权重，从而导致当前不采取减排。这就是Nordhaus等人主张缓行战略的根本所在。

3 厚尾分布的经济影响与政策含义

传统的模型都是假设气候敏感性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等于间接“否决”了高温升情景，从而低估了高温升的厚尾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进而导致整体上低估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Tol对13项基于瘦尾分布的联合评估模型模拟结果的研究表明，这些模型模拟的温升幅度都在1 ℃-3 ℃之间，造成的GDP损失平均在-4.8%-2.5%之间[14]。但如果考虑厚尾分布，那么将会是另外一幅情景。

那么厚尾分布对结果的影响程度究竟又如何呢？气候厚尾分布的经济影响主要取决于两个参数：气候敏感性（用T表示）和损失函数的曲率（即厚尾分布概率密度函数的幂，用α表示）。简言之，厚尾分布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取决于厚尾分布以多快的速度下降以及损失以多快的速度上升。而模型模拟的结果表明，这两个参数对结果影响非常大。学者们的实证研究结论颠覆了Nordhaus等人所提倡的采取渐进式减排行动的“气候政策斜坡”建议[29]。

Dietz利用《斯特恩报告》中所使用的PAGE模型对厚尾分布进行了研究。他将《斯特恩报告》中这两个参数的瘦尾分布与厚尾分布对模型结果的影响进行了对比。他得到的结论是，气候灾难厚尾分布假设下，可能带来的损失大大高于瘦尾分布假设下的损失；同时，气候灾难的预期福利损失对（气候损失占当年消费水平的）上限值的设定非常敏感；即便是在厚尾分布中，只要气候灾难发生的概率不是很高，那么贴现率中的纯时间偏好和风险厌恶这两个参数依然会起重要的作用[25-26，29-30]。 Ackerman等利用诺德豪斯的DICE模型对这两个参数进行了蒙特卡洛模拟，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结果：同时改变两个参数，DICE得到的最优政策将是立即减排[31]。Pindyck对这些条件进行了调整，给边际效用施加的约束为生命价值；并对比了两种分布：正态分布和帕累托分布。Pindyck认为温升的分布是厚尾还是瘦尾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改变瘦尾的参数设定同样可以得出与厚尾分布一样（甚至更高）的损失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参数的设定（厚尾程度α、纯时间偏好δ、风险厌恶η等）[16]。

4 小 结

Weitzman评论《斯特恩报告》“基于错误的理由（即人为设定低社会贴现率），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立即大幅减缓）”。而正确的理由应该是考虑气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人们对气候灾难的不确定厌恶（或模糊厌恶），以及气候变化公共决策所应遵循的预防性原则[28，31-32]。Weitzman从厚尾分布角度出发，从而验证和间接支持了《斯特恩报告》中立即大幅度进行减排的结论，并以此批判了诺德豪斯为代表的“缓行战略”和“气候政策斜坡”的政策建议。

不确定性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魏茨曼的研究为不确定性条件下气候变化的公共决策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引领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并将对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致谢：中央编译局谢来辉博士后对本文给予批评和修改意见，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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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Uncertainties， the Economic Impac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LIU Changyi1 PAN Jiahua2

（1.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篇2

[关键词] 不稳定性心绞痛；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中图分类号] R54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2（a）-0051-03

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患者易发生室性心律失常，增加患者心源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的发生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具有解除冠状动脉狭窄、恢复缺血心肌血供，降低患者心血管事件及死亡率的作用，被广泛应用于CHD的临床治疗。T波峰末间期（Tp-Te）是体表心电图中T波顶峰到T波终末的时间间期，反映心室肌动作电位跨室壁复极离散的大小，QT离散度（QTd）为同步12导联中最长QT与最短QT间期之差，可以反映心室肌复极的不均一性。既往对心肌梗死患者Tp-Te间期、QTd与室性心律失常（VA）关系研究较多，但是PCI对不稳定心绞痛（unstable angina pectoris，UA）患者Tp-Te间期和QTd影响及其临床意义如何，临床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通过比较UA患者PCI手术前后Tp-Te间期和QTd的变化以及VA的发生情况，探讨PCI对UA患者Tp-Te间期、QTd的影响及其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2011年2月～2011年10月在我院心内科成功行冠状动脉造影（Coronary angiography，CAG）及支架植入治疗的UA患者。UA诊断标准采用2007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的UA诊断和治疗指南[1]。根据患者病史、心电图、CAG及支架植入结果、临床诊断等相关资料，入选患者62例。排除电解质紊乱、左右束支传导阻滞、预激综合征、高血压心脏病、心房颤动及应用可能影响T波形态和Q-T间期药物、T波不明显及界限不清晰的患者。

1.2 冠状动脉造影术及PCI治疗

采用Judkin's法行选择性左、右冠状动脉造影，一般选择经右桡动脉途径行冠脉造影及PCI治疗，少数经右股动脉途径。在左冠状动脉前降支（或左冠状动脉主干）、回旋支、右冠状动脉三支血管中，由两位介入医生经目测法判断，有1支或者其主要分支血管管径狭窄≥50%即可诊断为冠心病。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分为单支血管（三支血管中任一血管狭窄≥50%）病变，双支血管（三支血管中有两支血管狭窄≥50%）病变，三支血管病变。当冠状动脉直径狭窄>75%，或左主干直径狭窄>50%以上，且病变适合行PCI术，经患者及家属同意后行PCI治疗。PCI操作方法：送指引导管到达冠状动脉口部后，置入导丝，使其通过病变部位到达血管远端，根据病变血管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球囊及支架。所有患者一般在入院后1～3 d行PCI治疗。PCI术后，病变血管无残余狭窄，血流均达到TIMI 3级。

1.3 心电图指标记录及测量

分别记录患者入院后、PCI术后24 h及第7天的12导联同步心电图（必要时行18导联），纸速25 mm/s，增益放大10 mm/mV，并在患者入院后24 h及PCI术后7 d行Holter检查。由专人把心电图放大10倍后手工测量。比较分析患者入院后、PCI术后24 h及7 d的Tp-Te间期、QTd值，根据Holter分析，记录发生VA的例数。VA的类型包括：室性期前收缩（包括室早二联律、频发室性早搏、频发多源性室性早搏）、室性心动过速、心室扑动与心室颤动。

1.4 指标的测量

Tp指正向T波的顶点或负向T波的谷点，Te为T波远侧支（直立T波的下降支）与等电位线的交点，测量12导联心电图Tp到Te的间距并取最大值即为Tp-Te间期；QT间期：测量从QRS波起点到T波终点的时间，QTd为12导联心电图最长QT间期与最短QT间期的差值。有U波时，取T波与U波之间的切迹为T波终点。当有室性心律失常时，则测量室性心律失常发作前的3个连续的正常窦性心搏的相关值后取平均值，无室性心律失常则测量3个连续的正常窦性心搏的相关值后取平均值。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两两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治疗前后的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采用χ2检验进行比较，以 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62例患者，其中，男39例，女23例，平均年龄（61.2±10.3）岁。临床诊断中合并高血压病37例，高血脂42例，糖尿病18例，陈旧性心肌梗死2例。所有患者PCI术前、术后均进行抗血小板治疗，根据病情选用硝酸脂类、调脂类、ACE抑制剂类、β受体阻滞剂类等药物治疗，术前术后用药基本一致。

2.2 PCI前后Tp-Te、QTd值的比较

UA患者PCI术后24 h及第7天最长Tp-Te间期、QTd值同入院时（PCI前）比较，均有减小，但是三支血管病变组PCI术前与术后24 h Tp-Te间期、QTd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着血管病变支数的增加，入院24 h的最长Tp-Te间期、QTd值也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3 PCI术前后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比较

62例患者中，入院24 h有13例出现室性心律失常（VA），发生率为20.97%，PCI术后第7天，62例患者中仅5人出现 VA，发生率为8.06%，发生率减少（P < 0.05），且均为原有VA的患者。出现VA的患者Tp-Te间期、QTd值的变化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3 讨论

正常心室肌由心内膜、心中膜（M细胞层）、心外膜三层细胞组成，既往离体实验研究[2]提示三层心肌细胞复极存在不均一性，具体表现为心外膜细胞复极时程最短，M细胞层复极时程最长。Tp对应心外膜细胞的复极终点，Te对应心肌中层细胞的复极终点，Tp-Te的时间间期即T波峰末间期，可以反映心室肌动作电位跨室壁复极离散（transmural dispersion of repolarization，TDR）的大小[3]。TDR是正常的心脏电生理现象，但是不能在人体直接测量研究。Opthof等[4]和Kors等[5]研究认为：体表心电图的Tp-Te间期也可以反映整个心室复极离散的情况，不是仅单纯反映TDR。其值增大，反映心室肌复极离散程度增加，和QT间期延长意义类似。QT离散度（QTd）是同步十二导联中最长QT间期与最短QT之差值；正常心电图中，由于不同部位心肌除极和复极时程的差异，也存在QTd。目前有研究认为QTd主要反映心室肌复极的区域性差异，其值增大也是心肌缺血的指标，与冠状动脉病变的范围和程度相关[6]。

本研究中，PCI术前，随着病变血管支数的增加，UA患者的Tp-Te及QTd值也相应增加，说明Tp-Te及QTd值可以反映冠状动脉的病变范围和程度。PCI术后1周，Tp-Te及QTd值均有明显缩短，反映心肌缺血得到改善。但三支血管病变组Tp-Te及QTd值在术后24 h变化不明显，可能与心肌慢性缺血时间长，范围广，冬眠心肌恢复有一个过程相关。吴志峰等[7]的研究显示UA患者QTd值较大，而Bonnemeier等[8]发现UA患者PCI术后Tp-Te值较术前明显减小，且术后4 h基本处于较稳定状态，VA发生率也降低，这与本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本研究中，UA患者PCI术前VA发生率较高，其原因可能为血管痉挛、斑块糜烂和破裂、微血管栓塞等导致的急慢性心肌缺血有关。其中，急性心肌缺血时，可引起缺血区域与周围正常心肌间形成折返有关；而长期的慢性缺血又可导致TDR以及QTd的增大，进而增加发生VA的风险。Lukas等[9]研究提示心肌缺血引起心外膜Ito电流的显著增强，心外膜2相平台期的丢失，平台期跨室壁电流的产生和TDR的增大，容易诱发室性心律失常。异常增大的TDR是室性心律失常的预测因子[10-11]，QTd增大也是冠心病发生VA的高危因素[12]。

本研究中，UA患者PCI术前VA发生率较高，Tp-Te间期、QTd值也大，PCI术后VA发生率明显减少，Tp-Te间期、QTd值也减小；究其原因，PCI术增加了缺血心肌的血流灌注，使心肌复极差异及电不稳定性减小，因此患者行PCI术后VA发生率减少。

总之，UA患者Tp-Te间期与QTd值增大，行PCI术后Tp-Te间期与QTd值减小，进而降低了患者的VA发生率。Tp-Te、QTd值与VA相关，但能否预测室性心律失常，有待大样本资料进一步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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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 极端事件 全球变暖 判定指标 适应对策

IPCC最新评估报告指出，1880年～2012年期间全球平均陆地和海洋表面温度升高了0.85℃[0.65℃～1.06℃][1]。近百年（1909―2011年）中国陆地区域平均增温0.9℃～1.5℃，增温幅度高于全球水平[2]。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也发生显著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影响[3]。如2008年初，中国南方地区遭受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此次极端寒冷事件对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影响，直接经济损失1500余亿元[4-5]。极端气候事件突发性强，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大，因而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本文拟系统阐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定义和判定指标，总结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事件的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关建议，从而为人类应对和适应极端事件变化提供科学基础。

1.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定义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是指在特定地区、特定时间段内（一般为一年以内）气候系统出现的异常事件，其核心是天气气候记录或变量超过某一阈值。目前有关“阈值”的确定方法可归纳为两种类型：“绝对阈值”和“相对阈值”[6]。

1.1绝对阈值

绝对阈值是以一个特定值为阈值，该阈值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是固定的。如我国气象业务规范中通常把35℃作为判断高温事件的绝对阈值。绝对阈值物理意义明确，但由于不同地区的气候存在区域差异，一个地区的极端气候事件在另外一个地区可能是正常的。如2003年夏季欧洲出现的超级热浪（日最高气温持续超过30℃），同样的气温记录在赤道地区国家则较为常见，故绝对阈值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2相对阈值

基于统计概率分析计算得到的极端事件判定阈值，称为相对阈值。国际上常用事件发生概率密度函数大于（小于）某一百分位数定义，如IPCC用事件发生概率密度函数小于10%来定义极端寒冷事件。相对阈值的概念更具普遍性和可比性，可确切地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内气候的极端特征。

2.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气候指数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常用事件出现频率、强度、持续时间和覆盖范围等指标描述其特征。世界气象组织气候委员会等组织联合成立气候变化监测和指标专家组（ETCCDI），定义27个典型的气候指数（包括16个气温指数和11个降水指数）。我国学者在实际运用中，常用12个气温指数和10个降水指数[7]。这22气候指数的代码、名称和意义见表1和表2。

3.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变化

1951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率和强度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极端气候变化存在明显差异[2]，[7-9]，主要表现在：

（1）自50年代开始，全国范围看，中国平均极端最低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与低温相关的极端气候事件如寒潮、冷昼、冷夜日数、霜冻日数等，发生频率和强度呈显著减少减弱趋势，寒潮平均频次呈明显减少趋势，霜冻日数显著减少，区域性极端低温事件的发生频次有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偏冷的气候极值降低。

（2）区域持续性高温事件发生频次、强度和影响面积在20世纪90年代后由之前的略显减少趋势变为显著增加趋势；与异常偏暖相关的暖夜、暖昼日数明显增多，暖夜日数增多尤其明显，但高温事件频数和偏热的气候极值未见显著长期趋势。

（3）中国极端强降水日数、极端降水平均强度和极端降水量都有增强趋势，极端降水事件趋多，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极端降水量比例趋于增大。区域上，年极端强降水日数表现为东北、华北及四川盆地为减小的趋势，西部地区和长江中下游一直到华南则表现为增加趋势。

（4）全国遭受气象干旱的范围呈较明显增加趋势，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增加更显著。

4.对策和建议

近年来，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各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生，给国家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带来很大威胁。因此，加强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应对工作是当前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8]。面对日益严重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加强如下方面的研究：（1）加强对极端事件的综合监测能力；（2）提高极端事件及其灾害的预警和服务能力；（3）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推动气象灾害应急协调联动工作；（4）加强宣传，提高全社会防灾避灾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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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Zhai P.-M.，A.-J.Sun，F.-M.Ren，et al.，1999：Changes of climate extremes in China.Climatic Change，42（1）：203-218.

篇4

（一）将气候难民纳入国际法保护体系的依据

早在1990年11月7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通过的部长宣言就指出“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护全球气候是各国共同的责任”。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即《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序言中也明确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因为它们影响着共同的国际领域”，所以“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从上述文件不难看出，正是因为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公共性，所以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国内问题，各国应加强共识，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环境问题，解决气候难民问题。

（二）气候难民定义的历史沿革

对于“难民”的关注是二战的产物，“气候难民”是“环境难民”的一个衍生概念，“环境难民”从1940年就被提起。1970年起，各种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引起了人们流离失所的问题，联合国环保署（UNUP）与联合国难民署（UNIIRC）开始一起关注此问题。1980年，“环境难民”的称呼开始在联合国相关的会议上被提出，在文字上则首先由莱克（Lake）于1984年提出。之后，埃萨姆·埃尔·欣那威（El-limnawi）在联合国环保署文献中为“环境难民”做了定义：“由于显著的环境破坏（含天灾与人祸）有碍其生存并（或）严重影响生活品质，人们被迫暂时或永远地搬离其原来居处。”1988年雅各布森（Jacobson）的“环境难民”定义是指“由于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被过度砍伐，土地沙化及风沙肆虐而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流浪的人”。同时，他强调环境难民其暂时性“流离失所”的三种情况：地区性灾害如地震、雪（山）崩；环境问题影响生计与健康；土地沙漠化。1995年梅耶斯（Myers）进一步以环境与发展的角度来定义造成环境难民的因素：土地破坏（含干旱、洪水、沙漠化、森林砍伐等）；资源匮乏（缺水等）；都市环境问题；紧急问题（全球温室效应）；自然灾害（台风、地震）等。［3］定义的最新发展是劳拉（Laura）提出的“生态难民”的概念，以此来涵盖所有的环境难民、气候难民以及所有流离失所的人们，包括逃离工业和化学危险的人。上述观点都或多或少地遭到了批评和质疑，诸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京都议定书》等国际文件也都未能赋予“环境难民”或“气候难民”一个明确的定义。至今关于“气候难民”尚没有一个具有约束力、受到普遍认同的法律定义。

（三）气候难民的生存和权利现状

图瓦卢———一个南太平洋上陆地面积仅为26平方千米的岛国，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要美国和澳大利亚，原因是两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引起了海平面的上升。梅耶斯曾预测，到21世纪中叶，将有近2亿人因为温室气体引起海平面上升而被迫迁移，就连东京和纽约也不例外。［4］其实，海平面上升只是引起迁移的环境原因之一，还有气候变化引起的洪灾、沙漠化、极端暴风雪都会成为人们迁移的原因。目前法律层面对于气候难民的保护是极度欠缺的。第一代人权规定在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该条约详细阐述了消极权利，即政府不主动干预的权利。1966年《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二代人权不仅包括消极权利，还包括积极权利，这两个文件均未关注气候难民的权力。第三代人权则将关注焦点从集体权利扩大到个人权利，认为个人“享有和平、适合居住环境的权利”。第四代人权是“知识产权”以及“地球母亲的权利”，所谓“地球母亲的权利”是指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而不是仅为了个人享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保护地球，［5］对于气候难民几乎没有规定。与此同时，即使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约宣言》和《斯德哥尔摩宣言》这样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的公约，都未规定个人享有一个清洁、健康、安全环境的实体权利，［6］也没有涉及气候难民问题。直到2008年4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才要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调查气候难民问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的最大影响就是造成人类的迁移”，［7］随后又指出“因为气候变化而跨越国境的人享有接收国的普遍人权，但不享有进入权”。［8］试问，既然连进入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都没有，又何谈享有普遍人权？而且因为各国往往把气候难民问题看成是一个负担而不是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机会，认为会耗竭接收国的资源，所以大多采取“迁出”政策而非“迁入”政策，［9］采用“扔包袱”的方式来回避气候难民问题，尽可能地缩小有关难民保护公约的适用范围。于是气候难民就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么面对自己日益恶化的环境，要么迁徙到一个新的环境去面对保护自己稀缺环境资源的当地人的敌意。

（四）气候难民保护的困难所在

当前，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对于气候难民的“置之不理”，来源于法律、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气候难民究竟是否存在目前是一个尚有争议的问题。气候难民意味着一种很少在人类现实中发现的单一的因果关系。没有一个因素、事件或者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被迫迁移或者冲突。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可能会促进被迫迁移的增加，但不能完全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原因隔离开来，［11］因为人们的迁移往往是由多种原因（如政治、文化）造成的，我们很难将其仅仅归因于环境因素。目前，仅芬兰和瑞典法案承认了环境难民的存在。［12］而且在一国发生的行为极有可能对别国的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且该不利影响往往一时无法察觉，如何区分责任困难重重。由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成因和结果都未能达成共识，这也成了很多国家逃避责任的借口。在2008年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气候变化公开辩论会上，英国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会引发世界各国的冲突，发展中国家则表示这一议题不应列入安理会的议事范围。［13］但是，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持续的沙漠化和旱灾使南非的人民迁至西非；水土流失和沙漠化使墨西哥人迁至美国。从中不难看出，气候变化与人们迁移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14］第二，如上所述，传统意义上的“难民”是指“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可见，环境因素并不包含在内。另外，政治难民往往能够在政府停止对其迫害时返回原住所，而气候一旦发生变化，气候难民就永远存在了，［15］这也是两者间一个很大的差别。第三，即使承认气候难民的存在，其内部也存在着争议：究竟这种“流离失所”是持久的还是临时的？引起人们迁移的自然灾害是瞬间爆发的还是长久累积的？人们迁移是因为当地的环境已经不适合生存还是他们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16］另外，这里的环境因素又应该包括哪些情况？其中自然灾害应包含哪几种情况呢（联合国难民署将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和2008年缅甸飓风列入可作为流离失所动机的“自然灾害”［17］）？是否应包括人为破坏所造成的灾害？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探讨。第四，各国对解决气候问题的态度暧昧不清。因为气候问题所涉及的工业、农业、能源、交通等问题均属于国内政策范畴，所以各国更多地用国内而非国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对许多国家而言，与自己减排从而确保他国同样减少气体排放相比，减排对国家的成本要高得多。［18］此外，传统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在气候变化责任问题上也变得不再适用，因为即使是图瓦卢这样的“气候变化受害者”也会排放温室气体。那么是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呢？这也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第五，目前全球的难民人数为1520万，其中持久难民已经达到了720万。与此同时，自愿返回故乡的人数却在不断下降，2010年不足20万人。这些难民的接收国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其中也仅有50%能够得到救济。如果进一步扩大需救济的对象，将气候难民纳入其中，不仅不能为其提供必要的保障，也会降低对现有难民的保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称，其每年获得的救助难民的预算达到13亿美元，但是即使将如此高额的资金全部投入保护难民，也无法为传统难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和住所，更不用说环境难民了。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在2006年至2008年的3年中，约旦因为管理50万至75万伊拉克难民事务共花费了22亿美元，对于一个仅有8.9万平方千米国土的国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承认难民的存在不仅意味着要在难民身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还要设立管理难民的机构，而难民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环境专业知识和资源方面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五）气候难民权利的完善

无论造成人们迁移的气候变化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是长久的还是暂时的，我们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人都是由于气候问题而离开自己的家园去寻找能够满足他们最基本需求的新环境。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两个问题：如何保护实际的环境难民？如何保护潜在的环境难民？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气候难民的权利进行完善。第一，国际社会应尽快做出反应，承认气候难民的存在。当然，对于气候难民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改善当地的环境，防止气候再度恶化，使其返回家园，同时应着力预防未来灾害的发生。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公布了第四次评估报告，再次将气候变化的矛头指向了工业产业。因此，各国政府应倡导使用可再生性强、资源丰富的如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代替煤炭、石油等污染较大的传统能源。此外，对于气候难民的救助离不开公众的认知和媒体的宣传，因而应加强这两者的参与。事实上，气候难民对于接收国来说，并不是“百害而无一利”。当前，伴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和人口日益老龄化，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正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联合国经济事务部的资料显示，发达国家15岁至59岁的劳动人口将从2006年的63%降低至2050年的52%，而环境移民的到来将有望缓解这一问题。第二，1998年《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已经将气候变化造成的流离失所问题纳入其中，因而我们可以选择完善现有立法，也可选择订立条约的方式来给予保护，但给气候难民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刻不容缓。在环境难民的含义、特征标准及因果关系较模糊而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气候难民可以率先在一定程度得到国际法上的认可和保护。笔者建议，可以这样定义气候难民：“由于遭受自然的（如地震）或人为的（如核燃料泄漏）灾害，其生活环境已不再适宜生存，或该环境对健康不利而被迫迁徙的人。”第三，当前，保护气候难民的瓶颈在于尚未有一部法律列举出这个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因此，在承认气候难民存在的同时，给予其应有的权利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参照现有权利公约的框架，气候难民应有的权利应当包括以下几点：1.生命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便是生命权，如果没有这个权利，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即使在战时这样的紧急时刻，对于生命的迫害和亵渎也是不容允许的。如果飓风、地震、洪灾、空气污染等灾害继续不断增多，势必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2.健康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第12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人类的健康常常与食物、住所、工作环境等因素相关，而气候变化往往会影响到食物、淡水的供应，加剧各种气候灾害，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传染病如霍乱、血吸虫病的发病率。3.食物、淡水权。食物与淡水经常与健康挂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第11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2002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淡水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19］但是，由于缺少必需的淡水资源，部分人被迫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了其生计。4.自决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第1条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可见，气候难民自身的事务只能由其自身来决定。任何其他个人或接收国若干预他们所做的合法、合理的决定，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5.财产权。《世界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和“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而持续的气候变化必然会导致部分人因迁徙而丢失其部分财产。6.工作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第6条、第7条、第8条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都对自由选择职业、享有同工同酬、参加工会组织等权利做出了规定。气候变化肯定会造成工作选择范围的缩小，参加工会组织等权利的实现变得困难重重。7.土地权。世界银行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贫困和收入不公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无法获得和拥有土地资产”。［20］对于气候难民而言，他们所需要的不过就是“一片他们可以叫作‘家’的土地，并在这之上重建家园”。［21］只有为难民提供土地所有权，他们才能生产足够的食物，获得收入，提高经济地位。第四，气候难民保护的法律框架不仅应关注每个个体的权利，也应关注该团体的集体权利。正如比尔曼（Biermann）和博厄斯（Boas）所说：“气候难民的体制不仅要满足每个受迫害的个人的需要（就像当前联合国救助难民的体制那样），而且要关注整个团体，比如整个村庄、城市、省份，甚至是整个的小岛屿国家。”［22］伴随着整个团体消失的还有团体的文化，如果气候变化不断加剧，那么文化势必会遭受到破坏。因此，在保护难民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保存优秀的文化、习俗，使文化多样性不会遭到损害。另外，接收国在制定和完善立法时，应当聆听那些已经或将被迫迁移的人的意见，也应注意到气候难民在年龄、性别、残疾与否和其他各方面的差异。第五，在接收国接收气候难民之后，应积极促进难民与当地社区语言、文化、民族信仰的和谐相处。因为难民在接收国往往会遭遇社会和身份认同上的困难，从而成为民族间敌对、骚乱甚至是政局更迭的导火索，所以促进难民与当地社区的融合至关重要。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气候难民必须依赖新环境的当地资源来维持其生存，加上接收国本身国内的需要，很容易造成接收国的环境恶化和耗竭。因此，气候难民在享受当地保护的同时，也应注意对接收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第六，气候变化不是某个或某几个国家造成的，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因而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1.应建立国际气候难民救助基金。在被称为“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的2011年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绿色气候基金（1000亿美元）得以启动，而资金的来源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要由对气候变化负较大责任的发达国家提供，也有学者提出可以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的参与资金的提供，笔者认为可以将其中一部分专门用于气候难民的救助，但应就资金获得资格、资金分配标准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机制做进一步详细的规定。2010年12月达成的《坎昆协议》提供了管理气候基金的方法，即建立由24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头3年的运行可由世界银行来管理。2.应组织国际专家小组，负责对移民寻求保护的区域和寻求国际帮助的区域进行鉴别以及监督绿色气候基金的发放，以此提高工作效率，保障基金的使用落到实处、公开透明。3.应严格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中有关环境保护的国家责任，即各国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一旦国家违背了这一原则，要对污染和破坏环境承担国际责任。有学者提出，可以采用类似“船旗国政府对本国船舶监督”的方法，无论对环境的损害发生在哪个国家，造成环境损害的国家都必须为此负责。

二、结语

篇5

    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研究概说

    传统知识涉及面广,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简称《公约》或CBD)、世界知识产权(The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WIPO)、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及《土着人民权利宣言》均对其有不同侧重的定义及关注点[10]。但基本上定义为土着和地方社区拥有的、体现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革新和实践。在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地方社区仍然存在大量传统知识,因此,目前传统知识这一概念在中国更多的与少数民族及其地方社区联系在一起,可理解为以下5个范畴:(1)传统利用遗传资源的知识;(2)传统利用药用生物资源的知识;(3)传统技术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4)与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相关的传统文化与习俗;(5)传统地理标志产品。关于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气象学家最早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并且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稍后,社会科学界开始介入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人类学家的介入是较为晚近的事,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着作是TORRY于1983年所着,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论文被共同汇集在一本名为《社会科学研究与气候变化》的论文集。20世纪90年代后,气候变化引起了更多人类学家的关注,同时随着气候变化的发生,尤其是极端气候事件对土着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当地人的传统生活生计影响的深入,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研究逐渐被各界科学家重视,特别是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等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传统知识的影响及变化,主要意义在于:(1)挖掘整理少数民族及地方社区认知气候变化的传统知识体系,对促进传统知识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具有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传统知识的保护和传承;(2)维持和增强传统知识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应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气候事件提供支持,对少数民族和地方社区传统生活生计的发展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利于相关传统知识的记录和保护,可以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防治气候灾害打下基础,从而降低生产生活的风险,提高生计的安全性,同时增强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产业投资力度;(4)促进各利益群体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理解和重视,探索通过与科学知识相结合以适应气候变化的创新和实践。

    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应对及适应性研究

    1.影响

    目前国内关于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刚刚兴起,其中民族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等交叉性学科的相关研究走在研究的前沿。针对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影响的跨学科研究,国内一些学者分别对气候变化与藏族、基诺族、土家族、壮族、白族、德昂族、蒙古族、侗族及傣族等少数民族传统知识进行了研究,阐释了不同少数民族传统资源利用及传统生活生计方式等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及产生的后果。其中气候变化对藏族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具有代表性及创新性,该研究以云南迪庆为案例研究点,通过具体的田野案例调查和研究,阐述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极端气象灾害对藏民生产生活造成的挑战以及对其传统生计方式的影响,同时给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研究创新点在于对藏族传统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框架模式的分析,以传统社区为主导分析气候变化给藏族传统知识带来的影响,具体涉及传统农业、传统畜牧业和传统生活生计几个方面。相比于国内,国外就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已走在前面。传统土着民族的分布往往具有局域性,并分布在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这些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土着民族地区已经开始经历气候变化的重大影响,甚至潜在的气候变化对土着人类健康也造成一定风险。KRONIK[9]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原住民与气候变化》一书中阐述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生活在高原,低谷及海岸附近的土着人民的传统生计方式及传统文化等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事实,并提供有效的、可持续的适应指导原则。哥伦比亚大学BenjaminOrlove教授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称其将传统生计、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及文化有效结合,不仅可以应用在研究领域,更广泛的可用在可持续发展及环境法方面。GEOFFREY在“坦桑尼亚气候变化与原住民的适应:原住民与气候变化”研究中指出,土着民族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较显着的有农业方面、多重耕作等方面。因此有必要考虑使用土着民的传统知识来适应并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研究表明传统知识及实践在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上有一定的效果。

    2.应对及适应

    除上述提到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外,其余关于气候与传统知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着及地方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观察、理解及适应、应对等方面,不同的土着与地方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观察、理解不同,因此他们用来减缓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方式,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不同。国内尹仑等就藏族传统知识的适应和应对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及实践活动。在“藏族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应对”研究中,以典型案例形式阐述了藏民对气候的认识,明确气候变化存在着以本土认知为基础的衡量指标,并基于传统知识传承和发展来分析当地传统知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活动,呈现出地方性传统知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现象中的价值和作用。SALICK和BYG[7]在其《原住民与气候变化》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分别生活在极地、山地、沙漠、热带雨林、岛屿、温带地区的原住民族如何观察、理解并适应气候变化,并提出传统知识的考究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气候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NYONG等分析了非洲荒漠草原上土着民族传统知识在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策略,指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在当地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反而在很早之前当地农民就运用传统知识发展了一些方法来减少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在另外一些研究案例中,也有关于运用传统知识来应对诸如干旱、沙漠化或者洪灾这样的短期极端气候灾害。可见,土着与地方社区或者少数民族群体,他们不仅是气候变化的观察者,而且对其有特定的诠释,并积极运用相关传统知识来应对,缓解气候变化对其自身造成的影响。

    除了以上学术理论研究,在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方面,近些年一些政府组织、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分别开展了相关实践活动。2008—200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亚太政府间合作研究网络支持中国学者,开展了“云南滇西北半农半牧地区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和“云南东喜马拉雅地区气候变化与传统生计”行动项目研究,提高少数民族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及增强其适应,同时促进了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认识和重视。2011—2012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heNatureConservancy,TNC)在中国也开展了相应的实践研究,分别在内蒙古、云南等地收集了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和实用方法,并在中国其他地方推广。

    国际公约及报告中对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研究

    近几年,相关公约及报告开始涉及并提出气候变化与土着和地方社区(ILCs)及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内容。

    1.《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内容

    与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问题是目前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热点,《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j)条要求各缔约国尊重和维持土着与地方社区拥有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促进其应用和惠益分享。2004年初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七次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ofParties?7,简称COP?7)将传统知识问题列为大会重要议题,并授权“第8(j)条及相关条款特设工作组”[或称“传统知识工作组”]为制定传统知识保护特殊制度等开展谈判。2006年1月底在西班牙格林纳达召开的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审议的议题包括:“探讨制定技术准则用于记录和整理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关切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威胁;继续制定“传统知识行动计划”。2006年在巴西的库里提巴召开的《公约》第8次缔约方大会(COP?8)、2008年在德国波恩的召开的《公约》第9次缔约方大会(COP?9)、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COP?10)以及2012年10月在印度海德拉巴召开的《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COP?11)所形成的决议,均涉及土着与地方社区(ILCs)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COP?8形成的专门针对第8(j)条款的VIII/5B号决议指出,需要创新、实践并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土着民族的影响,诸如干旱、污染、荒漠化等威胁。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编写了一份报告,重点关注气候变化进程中土着和地方社区(ILCs)的特殊脆弱性及应对措施[28]。另外,COP?8第VIII/30号决议也指出,鼓励当事人和其他政府机构在处理研究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时,要考虑到涉及的土着人民及地方社区(IL?Cs)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生态系统安全、人体健康和传统知识等问题[29]。COP?9形成的会议报告和会议决定(IX/13,IX/16号决定),均指出土着和地方社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的活动,包括对传统知识造成的威胁。会议还建立了一个针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特设技术专家组(AHTEG),成员包括土着和地方社区(ILCs)的代表[30-32]。COP?10在其X/40,X/41,X/43号决定中,强调对土着和地方社区(ILCs)传统知识的尊重,并提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和土着民族传统知识之间的关系[33]。COP?11在其XI/14,X/19/,XI/20,XI/21等决定中也大量涉及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的问题。指出需要重视与气候相关的地球工程研究,主要是与气候变化工程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章制度,其中尤其需要将土着和地方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视野及经验纳入研究。

篇6

关键词： 木本植物； 物候期； 气候变化； 黑龙江省

Abstract: the Heilongjiang Province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of phenological data in this paper, analysis of phenology of woody plants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points out that the factor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woody plant leaf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st direct impact is the temperature in April, the average April temperature decreases by 1 ℃, lilac fragrant leaf was delayed 3.1 days, Salix matsudana a delay of 2.8 days, 2.2 days of Populus simonii elm postponed, delayed 3 days; performance of leaf temperature was the most direct influence in the early and mid April, the year the two Dekad temperature is low, the plant leaf stage was postponed. Woody plant green period of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1 ℃every rise, prolong the lilac leaves period of 11.7 days, Salix matsudana extended by 10.3 days, elm extended by 5.6 days, Populus simonii was extended for 6.6 days.

Key words: woody plants; phenology; climate change; Heilongjiang Province

中图分类号：S164

前言；物候是由环境因子驱动的动植物季节性活动的传统学科，已经发现与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有密切关系。物候对环境监测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能监测与生态系统有关的气候参数。物候观测为植物生长和发育模型的设计和试验提供了资料，由温度驱动的热量累积对植物发育有很大影响，因此，自然物种的物候观测能用来描述气候。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焦点在于物种如何响应过去以及将来的气候变化。本文以黑龙江省4种常见木本植物（紫丁香、旱柳、榆树、小叶杨）为研究对象，利用26个农业气象观测站的植物物候期资料，分析1998-2008年木本植物展叶始期和绿叶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1 资料和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为黑龙江省气象信息中心农业气象观测资料，选择省内资料连续且观测项目一致的4种木本植物：紫丁香（哈尔滨、佳木斯、富锦、五常、汤原、抚远、勃利、肇源）、旱柳（佳木斯、安达、宝清、龙江、方正、肇源、虎林、宁安、哈尔滨）、榆树（克山、泰来、庆安、青冈、黑河、拜泉、绥棱）、小叶杨（安达、富锦、尚志、龙江、双城、庆安、穆棱、集贤、勃利、肇源、克山、虎林、嘉荫、拜泉、宁安），统计录入其物候信息，分析其物候期对气候变化响应，资料序列为1998-2008年。

气候变化趋势或速率的估计采用最小二乘法，计算样本与时间序号（自然数列1，2，3…,）的线性回归系数。展叶始期根据农业气象观测规范定义，植株上顶芽中第一片叶子完全展开时为展叶始期。本文定义木本植物绿叶期为从展叶始期到变色始期的天数。根据农业气象观测规范定义，当秋季被观测的落叶植株上约有10%的叶片开始褪绿转黄或转红时，呈现秋天的颜色，此时为变色始期。

2 黑龙江省木本植物物候对气候变化响应

2．1展叶始期与气温

黑龙江省木本植物展叶始期与2-5月的气温呈负相关，相关性最好的是4月平均和最高气温，其次是4月最低气温和2-4月平均气温，可见，黑龙江省木本植物春季展叶始期最直接的影响因子是4月气温，表明春季气温尤其4月气温偏高，展叶期提前。

不同物种看（表略），4月平均气温与旱柳展叶期关系最好（相关最高站点是肇源-0.9393），与小叶杨其次（相关最高站点肇源-0.9275），其次紫丁香（相关最高站点抚远-0.9174），最后是榆树（相关最高站点青冈0.8096）。

不同地域看，中西部肇源（旱柳展叶始期与4月平均气温相关-0.9393）春季物候期与气温关系最好，其次东部抚远（紫丁香展叶始期与4月平均最高气温相关-0.9218）和集贤（小叶杨展叶始期与4月平均气温相关-0.9095）春季物候期与气温关系较好。

图1 黑龙江省木本植物展叶始期对4月气温的响应

黑龙江省4月平均气温每上升1℃，紫丁香的展叶始期提前3.1天，旱柳的展叶始期提前2.8天，榆树的展叶始期提前2.2天，小叶杨展叶始期提前3.0天，均通过=0.001显著水平检验。

2．2展叶始期与地温

黑龙江省各站木本植物的展叶始期与3月上旬-4月下旬的平均、最低地面温度均呈负相关（图表略），相关性最好的是4月上旬的平均地面温度、4月中旬的平均地面温度和最低地面温度，其次是3月上旬的平均地面温度，可见，地面温度对黑龙江省木本植物春季展叶始期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4月上旬和中旬，每年4月上旬的平均地面温度和4月下旬平均、最低地面温度偏低，展叶始期推迟，否则提前。

2．3绿叶期与气温

图2 黑龙江省木本植物绿叶期对年平均气温的响应

1998-2008年黑龙江省4种木本植物的绿叶期变化不明显，紫丁香绿叶期约为152天；旱柳的绿叶期最长，约为161天；榆树和小叶杨绿叶期相差不多，分别为146天和148天。年平均气温每上升1℃，木本植物的绿叶期（展叶始期与变色始期间日数）延长8天，其中紫丁香的绿叶期对年平均气温变化最敏感，年平均气温每上升1℃，紫丁香的绿叶期延长11.7天，旱柳绿叶期延长10.3天，榆树绿叶期对年平均气温响应最不敏感，气温每上升1℃，绿叶期延长5.6天，小叶杨绿叶期延长6.6天，均通过=0.001显著水平检验。

篇7

关键词：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内工作；启示；建议

中图分类号 P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5-0014-05

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危害（Loss and Damage）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每年夺去近40万人的生命，全球变暖的经济影响也已经造成每年超过1.2万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全球GDP的1.6%[1]。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多边治理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进程进展缓慢，因此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与危害急需更加直接的解决方案[2]。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遭受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造成的损失与危害十分严重，为维护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推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下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国际机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共鸣[3]。我国部分区域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加之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气候变化带给我国的损失与危害也逐年加剧，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危害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国内民生的重大问题。因此，研究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背景与内涵，尤其是梳理出这种国际机制对于国内相关工作的启示，对于推动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1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背景与涵义

1.1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由来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是在《公约》下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议题谈判中逐步形成和演变而来。2007年，巴厘行动计划要求缔约方考虑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与危害的方法与策略[4]。2008年在波兹南会议（COP14）上，小岛国联盟首次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多窗口机制[5]。2010年第十六届缔约方大会（COP16）的《坎昆协议》中决定建立一项旨在考虑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的损失与危害方法的工作计划[6]。2011年第十七届缔约方大会（COP17）的《德班协议》中提出缔约方之间开展讨论以加深对损失与危害问题的认识[7]。2012年，由于IPCC《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的推动[8]，以及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急于关闭巴厘路线图授权的有利机遇，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损失危害问题上提高要价、寻求突破，使损失与危害问题突然升温，在多哈举行的第十八届缔约方大会（COP18）上，成为影响大会能否成功的关键议题之一。最终，《多哈协议》决定在第缔约方大会（COP19）上建立应对损失与危害的机构安排[9]。

1.2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涵义

学术界尚未对损失与危害问题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基本认同气候变化的损失与危害是人类通过减缓或适应未能避免的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10]，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政治决策与行动迟缓、资金技术缺乏等限制导致减缓或适应行动不能完全消除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存在“残余的损失与危害”；二是某些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当前人类无法采取适应行动的，如海洋酸化；三是按照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成本-效益”的原则，采取行动的成本大于收益而放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形成的损失与危害。由于当前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现状决定了气候变化的损失与危害已不可避免，因此建立专门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机制就成为必然选择。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国际机制――多窗口国际机制主要通过保险、恢复与赔偿、风险管理应对损失与危害：保险部分支持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创新性的保险工具，帮助管理、传播、对冲、减少和转移与气候变化相关灾害的经济风险。恢复与赔偿部分用于应对渐变事件的不利影响，比如海平面上升、温升、海洋酸化。由发达国家出资建立“国际保险基金”补偿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因渐变事件造成的损失与危害。风险管理部分通过发展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工具，加强减少风险措施的实施，增加技术和资金支持来减少与气候变化极端事件和渐变事件相关的风险[5]。

2 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相关工作的现状

目前，我国没有建立针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应对机制。但现有的自然灾害应对机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提供了基础，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二是社会捐助制度，三是自然灾害保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向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物品与服务，不仅是现代国家在民理念的重要体现，而且是国家政权及其财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稳定器的功能，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各地财力均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自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专项补助主要用于特大自然灾害的救济费用。如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 000亿元，财政部、民政部下拨灾后重建补助资金300亿元。同时，通过地方政府对口支援建设的形式，实质上形成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11]。

社会捐助是慈善的一种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我国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恢复重建过程中的重要资金和物资来源机制，汶川地震灾区接受的社会直接捐助超过100亿元。目前，我国的社会捐助制度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性的社会捐助制度正在建设。

逐步由一种零散被动的行动演变为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活动，创新型的社会捐助制度

正在建设。目前已经建立运行的是经常性社会捐助公示制度。但与先进国家对比，仍存在捐

赠与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社会捐赠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捐助来源单一，缺乏相应的激励机

制等问题。在进一步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捐助中的作用，明确社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社会

捐助违法行动的法律责任，提高捐赠款、捐物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度等方面仍待提高

[12]。

自然灾害保险是运用市场机制，增强社会和个人对自然灾害承受能力的良好做法。在市场机制发展较好的国家普遍应用于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自然灾害损失与危害的风险转移。

减轻政府救济和居民自救压力。我国习惯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灾害管理和救助，但政府在重大

自然灾害补偿中的比例不高，大约在3.5%左右，居民自我负担比例约为90%以上。同时，

尽管社会存在对自然灾害保险的强烈需求，但国内保险市场的自然灾害保险产品极度匮乏。

一般保险公司不提供巨灾保险，财产险均将洪水等自然灾害作为免责条款，被保险人无法从

保险公司获得相应赔偿。如汶川地震后获得保险业的赔付只占全部经济损失的0.21%。因此，

进一步加强和推广自然灾害保险，建立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市场化应对机制对应对气候变化的

损失与危害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宜兴、苏州等地区正在开展农业自然灾害保险的试点，

尝试适应农业自然灾害不平衡发生的规律，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功能，在补偿灾害损

失、恢复生产、保障灾民生活、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为全国自然灾害

保险机制的建立积累经验[13]。

3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对国内相关工作的启示及建议

3.1 构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框架系统

我国气候灾害涉及面很广，受灾程度较深，仅依靠个人、家庭和企业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损失与危害，若借鉴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建立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系统将可能极大的推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借鉴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框架，将气候灾害损失与危害通过商业模式、政府分担和社会力量援助等形式，损失与危害实行分级、分层分担，有助于受灾人群和地区的快速重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机制尚未成形，建议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索：一是适度调整政府过度承担的灾后重建模式，将财政转移支付由灾后应急的、临时的和随机的模式转向灾前系统的、稳定的、长期的灾害防治机制；二是探索制度化、规范化的灾害捐助制度，加强捐助过程的公开、透明、高效和公平，引导社会资源有效的参与到自然灾害的重建和恢复过程；三是逐步建立和扩大自然灾害的保险制度，通过公共和私营资金的合作，减少自然灾害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冲击，最大化的减少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与危害。最终，形成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相关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救灾捐赠体系和农业灾害保险等的整合机制。

3.2 充分利用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中的保险工具

保险工具是应对极端气候事件损失与危害机制的核心作用点，在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设计中充分突出保险作用的创新性模式，给国内保险相关领域潜力开发带来启示。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中的保险部分包括无法采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行动来应对的中等或很高气候变化风险，分为两条线：对中等频度和低影响程度的气候风险，气候保险援助机制通过公共或私人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脆弱的地区。比如，对农业的宏观保险、国家的风险基金。对低频度高影响程度的气候风险，提供金融安全网来应对[14]。国内气候保险、特别是农业灾害险已经初具规模，在近年气候灾害的应对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面临机制创新不足、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参与程度有限等问题。国内应该通过借鉴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中创新的保险机制，如加勒比海地区飓风灾害基金、慕尼黑气候保险计划等[15]，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气候灾害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我国气候保险在应对灾害、维护农民生计、社会稳定方面的独特作用。建议针对气候灾害的特点，重点发展巨灾类保险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在现有农业灾害险、财产险的基础上，发展气象灾害保险/再保险，建立完善的保险产品体系系统设置，适度增加政府的引导和财政支持力度，不断扩大气候灾害保险的覆盖度和受益度。

3.3 加强国内重点区域和领域的气候变化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可有效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危害，启示国内重点区域和领域需要加强风险管理以更高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气候变化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中风险管理模块主要通过发展风险评估和管理工具，加强减少风险措施的实施，增加技术和资金支持来减少风险。如英国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洪水风险的泰伍士河大坝、荷兰综合管理洪水灾害风险和淡水供给的三角州地区治理机制、欧盟的城市地区综合应对热浪、洪水和水资源短缺风险的组合行动等，均有效减少气候变化对区域和领域的风险[16]。国内农业、水资源、林业等领域，城市、海岸带等区域面临较高的气候变化风险，通过风险减少措施，特别是增加技术和资金投入，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领域气候变化风险的管理。建议加强重点区域气候灾害风险管理，对城市、海岸带等气候灾害高风险区域加强管理，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预估、灾前预警、灾中救助和灾后恢复等机制，有效降低重点区域的气候灾害风险，维护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

3.4 开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的科学基础研究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存在科学不确定性，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相关科学基础也急需加强。首先，由于《公约》下气候变化的定义是狭义的，特指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直接或间接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改变地球的大气组成导致的气候变化，不包含气候的自然变率。现有科学认识无法准确的区分气候自然变率和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在遭受的损失与危害中的贡献[17]。其次，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失与危害的空间范围巨大，涉及的类型和种类多样，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失与危害，广义上包括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文化和社会传统等[18]。国内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也需要加强损失与危害的定义和范围等基础理论研究。第三，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需要坚实的数据基础。同样，国内也需要建立具有共识的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科学评估方法，还需要收集、获得全国范围内准确的损失与危害的数据开展评估。建议系统开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应对机制的研究，探索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归因，深入分析损失与危害问题的内涵，加强损失与危害评估理论、方法和数据获取等方面的研究，增强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问题的科学基础。

3.5 警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带来的出资压力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机制仍在设计与谈判过程中，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存在为损失与危害补偿方面出资的压力。虽然，《公约》第4.3条中关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责任认定是非常明确的，发达国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17]。但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竭力逃避和转嫁自身责任，强调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在气候变化面前都是脆弱的，在国家驱动的原则下，损失与危害是各国自己的问题，应该由各国对自身的损失与危害负责[19]。同时，发达国家向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施压，让与发达国家“具有同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在损失与危害补偿方面出资，承担出资义务[20]。小岛国联盟在损失与危害机制中提出“污染者付费”原则，也不符合《公约》由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宗旨，有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责任的风险。建议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谈判工作需要早做准备，明确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不能承担与发达国家“具有同等能力”的责任，并制定损失与危害机制谈判中“污染者付费”责任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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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天水市气象局，甘肃天水741000）

摘要：为研究气候变暖对天水极端温度的影响，利用天水观测站1951—2013 年逐年极端温度资料，运用气候倾向率、趋势系数、百分位法、滑动T 检验等统计方法，分析极端温度对气候变暖的响应特征。结果表明：天水年极端最高（低）温度均呈显著性升高趋势，极端最高气温上升0.2℃/10 a，极端最低气温上升0.3℃/10 a，都通过了α=0.01 的显著性检验；通过百分位法定义了极端温度的阈值，分析发现，极端最高气温与阈值的差值随时间序列的增加逐步增大，极端最低气温与阈值的差值随时间序列的增加逐步减少，对极端最高温度和极端最低温度利用滑动T 检验法进行突变检验，在α=0.01 显著性水平下，极端最低温度没有发生突变，而极端最高温度在1983年和1993年发生了2次十分明显的突变。

关键词 ：极端温度；阈值；百分位法；滑动T 检验

中图分类号：P468.0+2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4-0407

Extreme Temperature Variability in Tianshui over the Past 63 YearsYao Yanfeng, Zhu Enchao, An Jing, Li Yue, Wang Hongbin

(Tianshui Meteorological Bureau, Tianshui 741000, Gansu, China)

Abstract: Evaluation of extreme temperature changes in Tianshui under global warming is studied based onannual extreme temperature data from 1951 to 2013.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variability and long-term trendof extreme temperature, variou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s, including the climate tendency rate, climatetendency coefficient, percentile threshold value method and slidingT -test method, have been used. Resultsindicate that annual extreme temperature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trend over the past 63 years. Theextreme high-temperature rate of increase is estimated as 0.2℃/10 a, while the extreme low-temperatureincreased by 0.3℃/10 a, which a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99% confidence level. The threshold values oftemperature extremes have been determined using the percentile threshold value method, we find that the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treme high-temperature (extreme low-temperature) and the corresponding thresholdvalue increased (decreased) with the length of time series. The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extreme hightemperatureand extreme low-temperature trends are analyzed by using sliding T-test method. There is nosignificant abrupt change in extreme low-temperature at 99% confidence level. In contrast, the extreme hightemperaturechanges abruptly in 1983 and 1993.

Key words: Extreme Temperature; Threshold; Percentile Threshold Value Method; Sliding T-test Method

0 引言

气候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大量研究表明，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极端气候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影响非常巨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4 次评估报告指出，1906—2005 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0.74±0.18)℃，且各区域对全球变化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域响应[1-10]。许多研究[11-14]指出，中国热日和暖夜的频数显著增加，冷日和冷夜的日数明显减少，由此引起的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在增加[15-19]，造成的灾害损失也在日益加剧，因此研究极端温度的变化[18-20]十分必要。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天水降水、气温等变化特征已经有了一些分析[21]，但是围绕极端温度对气候变暖的响应研究甚少，笔者以极端温度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逐日最高、最低温度资料，探讨气候变暖对极端温度的影响及变化趋势[22]，为进一步认识气候变暖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天水地处西北地区东南部，处于中国地形和气候过渡带，气候复杂，该地区四季分明，冬冷干燥，雨雪稀少；夏热无酷暑，雨热同季，降水集中；春季升温快，冷暖多变；秋季降温迅速，常出现连阴雨天气。极端最高温度出现在1997 年7 月21 日，达38.2℃，极端最低气温为-19.2℃，出现在1955年1月10日。

1.2 资料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极端最高温度和极端最低温度资料来源于天水市国家气象观测站1951—2013 年的观测数据。查阅历史资料发现，天水观测站曾于1952、1954、2004 年出现过3 次迁站，对比搬迁的位置，温度资料不影响代表性和对比性。

1.3 研究方法

1.3.1 线性倾向估计一般来讲，降水的气候趋势用一次直线方程或二次曲线方程就能满足，本研究采用一次直线方程来评价降水的变化趋势：

y(t)为第t 年的观测值，t 为时间序列，b=dy(t)/dt，把b×10 作为降水每10 年的气候倾向率，单位为mm/10 a和d/10 a，回归系数b 和常数a 可用最小二乘法或经验正交多项式来确定，其中b 表征了降水的变化趋势，b＞0，表示随时间t 的增加呈上升趋势，b＜0，表示随时间t的增加呈下降趋势。1.3.2 趋势系数趋势系数r 表征t 与y 之间线性相关的密切程度：

σ y和σ t为降水序列和自然序列的均方差，r 与b的符号相同，|r |越趋近于1，表示t与y之间线性相关越大，|r |越趋近于0，表示t与y之间线性相关越小。1.3.3 百分位法极端温度阈值采用普遍使用的百分位定义法，将n 个变量值从小到大排列，X（j）表示此数列中第j 个数。设（n+1）P%=j+g，j 为整数部分，g 为小数部分，当g=0时：P百分位数=X（j）；

当g≠0 时：P 百分位数=g×X（j+1）+（1-g）×X（j）=X（j）+g×[X（j+1）-X（j）]。

1.3.4 滑动T检验法利用10 年滑动T检验法对极端最高温度和极端最低温度进行突变分析，设置显著性水平为0.01。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极端气温的变化趋势

研究表明，极端最高温度的升高将带来热浪、高温等灾害性天气，同时对城市运行、电力运行、野外作业等造成重大的影响，极端最低气温的升高将出现暖冬，对越冬作物、病虫害等有不利影响。分析1951—2013年逐年的极端最高（最低）气温变化趋势发现（图1 和图2，虚线为平均值），极端最高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都呈上升趋势，极端最高气温上升0.2℃/10 a，趋势系数r 为0.306，极端最低气温上升0.3℃/10 a，趋势系数r为0.332，都通过了α=0.01 的显著性检验，极端最低气温的上升趋势较极端最高气温的上升趋势明显，进一步说明，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天水地区出现高温的频率在日益增加，出现冷事件的概率日益减小。

以10 年为单位分析平均极端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发现，极端最高气温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回归系数b为0.25，趋势系数r为0.61，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检验，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上升”，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升趋势非常明显，90 年代比80 年代平均极端最高气温上升了近2℃；极端最低气温呈现上升趋势，回归系数b为0.42，趋势系数r为0.92，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检验，几乎是呈直线上升态势，21世纪00年代比20世纪50年代平均极端最低气温上升了近2℃，进一步证明了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极端最高、极端最低气温呈显著性上升。

2.2 极端最高（低）气温阈值的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气候变暖对温度的影响，采用普遍使用的百分位定义法来研究极端温度阈值，首先将1951—2013 年逐年的极端最高（低）温度资料按照降序排列，将第5(95)个百分位值定义为该站的极端最高（低）气温的阈值。然后分析逐年的极端最高（低）气温与阈值的差值（图略），分析其差值与实践序列的关系，计算得知极端最高温度的阈值为32.53℃，极端最低气温的阈值为-9.91℃，分析极端最高温度与阈值的差值发现，只有1989 年(-0.83)、1992 年(-0.13)、1993 年(-0.23)为负值，其他年份全部为正值，正值最大在1997年(5.67)，差值随时间序列为上升趋势，分析极端最低温度与阈值的差值发现，只有1985 年(0.31)、1999 年(0.51)、2000 年(0.91)为正值，其他年份全部为负值，负值最大在1955 年(-9.29)，差值随时间序列为上升趋势，上升趋势(b=0.03)较极端最高温度的差值上升趋势(b=0.02)明显。说明，极端最高气温与阈值的差值随时间序列的增加逐步增大，极端最低气温与阈值的差值随时间序列的增加逐步减少。

2.3 极端温度突变检验

对天水市1951—2013 年的极端最高温度和极端最低温度利用滑动T检验法进行突变检验（图3和图4）发现，在α=0.01 显著性水平下，极端最低温度没有发生突变，而极端最高温度在1983 年和1993 年发生了2 次十分明显的突变。分别计算1983 年之前、1983—1993年、1993 年之后共3 个时段的极端最高温度平均值、线性倾向系数后发现，3 个时段的平均值分别为：34.4、33.3和35.6℃，第2时段比第1时段减少1.1℃，第3时段比第2时段增加2.3℃，3个时段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6、-0.08、0.17，趋势系数分别为0.49、-0.25、0.35，都通过了99%的显著性检验，3个时段内的变化趋势分别为：增加、减少和增加，1993年以来的增加趋势较为明显。

3 结论

通过对天水极端最高温度的分析得知，天水极端最高温度、极端最低温度呈显著性升高趋势，上升幅度分别为0.2 和0.3℃/10 a，极端最低温度的上升趋势较极端最高温度上升明显。

采用百分位定义得到天水地区极端温度的阈值分别为32.53℃和-9.91℃，分析极端温度与阈值的差值发现，极端最高气温与阈值的差值随时间序列的增加逐步增大，极端最低气温与阈值的差值随时间序列的增加逐步减少。

极端最高温度在1983年和1993年发生了2次十分明显的突变，1983年之前、1983—1993年、1993年之后3个时段变化趋势分别为增加、减少和增加，1993年以来的增加趋势较为明显；极端最低温度没有发生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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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陈晓光,苏占胜,郑广芬,等.宁夏气候变化的事实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5,19(6):43-47.

篇9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而气候变化的威胁使低碳城市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方向。这篇文章从不同侧面阐述了低碳城市的多重内涵，介绍了国外低碳城市的实践，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低碳城市的国际经验及其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借鉴。

关键词：低碳城市 建设 国际经验 借鉴

IPCC第四次报告提供了人类活动加剧了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低碳经济逐渐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城市是低碳经济、低碳产业的重要场所，也是低碳生活、低碳社会的重要载体。城市消耗了全球80%的化石能源，排放了全球75%的温室气体（Stern,2007）。因此，倡导经济转型，低碳发展，就必须建设“低碳城市”。这样，构建低碳城市，在城市空间范围内，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就成了未来城市发展的重点。

低碳城市的内涵

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低碳城市的内涵并不统一，不同的学者和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对低碳城市进行了定义。有学者认为，低碳城市指的是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增长及CO2排放相脱钩，如果化石燃料使用及CO2排放量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或城市发展是非常小的正增长，就属于相对脱钩；如果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就属于绝对脱钩（诸大建，2009）。

还有一派观点，是从政府、企业、公众的角色来给低碳城市下定义，认为低碳城市，是指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公务管理层以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的城市。该定义强调“城市以低碳产业和低碳化生产为主导模式，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以低碳社会为建设蓝图的城市”。通过政府职能的重塑、经济发展模式、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来构建低碳城市。

而世界自然基金会认为，低碳城市是指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在保证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尽可能少地消耗能源。这个概念从低碳城市构建的目标出发，强调在保证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实现有助于减少碳排放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社会发展方式。

国外低碳城市的探索

（一）伦敦

英国是最早提出“低碳”概念并积极倡导低碳经济的国家。前任伦敦市长利文斯顿于2007年2月发表《今天行动，守候明天》（Action Today to Protect Tomorrow），宣布到2025年将二氧化碳减排降至1990年的60%。

伦敦市低碳城市建设采取主要的措施有：

帮助企业减少碳排放。帮助企业提高减碳的意识，并提供改变措施的信息。鼓励所有企业的新投资都要向低碳一体化过渡。

绿色交通。通过引进碳价格制度，征收二氧化碳税，根据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向进入市中心的车辆征收费用等激励机制，降低地面交通运输的碳排放，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将伦敦打造成为欧洲电动汽车的首都。

绿色建筑。改善现有和新建建筑的能源效益。推行“绿色家居计划”，向伦敦市民提供家庭节能咨询服务；要求新发展计划优先采用可再生能源。

智能电网。推行智能电网，发展低碳及分散的能源供应。在伦敦市内发展热电冷联供系统，发展小型可再生能源装置（风能和太阳能）等，代替部分由国家电网集中供应的电力，从而减少因长距离输电导致的损耗。

政府绿色采购。市政府严格执行绿色政府采购政策，采用低碳技术和服务，改善市政府建筑物的能源效益，鼓励公务员养成节能习惯。

（二）纽约

为了让纽约可持续发展，在2007年市长彭博公布了《策划纽约》计划详情，并确定全球气候变化是纽约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挑战，目标是到2030年，在2005年水平的基础上减少30%的温室气体排放。《策划纽约》针对全球气候变化提出的措施主要有：

1.成立“能源规划部”。该部门掌管本来分散于不同政策部门的能源工作，如能源需求管理、扩大清洁能源供应、推广节约能源等。

2.拨款支持节能。每年投入相当于政府一年能源开支（电费和暖气费）的金额，用于研发推广节能技术，针对政府、工商业、家庭、新建建筑及电器用品五大领域制定节能政策。

3.提高建筑物能效。制定更严格的建筑物能耗标准，如提出更严格的通风标准，推广水泥成分减少30%～40%的混凝土，以减少生产水泥时排放的二氧化碳。

4.增加清洁能源的供应。给予太阳能发电装置以税收优惠，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

5.减少来自交通的温室气体排放。扩建铁路系统和改善巴士服务；试行道路收费计划，在工作日每天早上六点至晚上六点，进入曼哈顿区的汽车需付8美元，货车需付21美元。

（三）东京

低碳东京的基本政策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资助私人企业减排。协助私人企业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推行限额贸易系统（cap and trade system）为企业提供多种减排工具，成立基金资助中小企业采用节能技术。

2.家庭减排。在家庭部门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以低碳生活方式减少照明及燃料开支，大力提倡使用节能灯照明，要求居民放弃浪费电力的钨丝灯泡，与家装公司合作，提醒客户在翻新住房时采取节能措施，加装隔热窗户。

3.建筑减排。减少由城市发展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新建政府设施需符合节能规定，要求新建建筑物的节能表现必须高于目前的法定标准

4.交通减排。减少由交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制定有利于推广使用省油汽车的规则。

（四）西雅图

西雅图是美国第一个达到《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减排标准的城市。市长尼克勒斯积极推行公共交通系统，让汽车“放假”，鼓励自行车出行。同时大量发展绿色建筑，鼓励开发可再生能源发电，鼓励企业改变传统的耗能方式，例如波音公司正在研制生物质燃料替代燃油等。

（五）哥本哈根

2009年丹麦的哥本哈根宣布到2025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碳中性城市，使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为零。其计划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到2015年把该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0%，第二阶段是到2025年使哥本哈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为零。

所谓碳中性，就是通过各种削减或者吸纳措施，实现当年二氧化碳净排量降低为零。市政府现已启动了50项减排计划，从新建清洁能源发电站，推广混合燃料汽车，到鼓励自行车出行、垃圾精密分类回收利用、制定严格建筑节能标准，推广节能建筑。

（六）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环境保护规划，至今已经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市政府的所有政策过程包括预算、执行、报告和监测都会充分考虑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因素。斯德哥尔摩目前已经实现比1990年减排25%的目标，并计划到2050年去除所有的化石能源供给，成为零碳城市。

（七）世界大城市气候领导联盟

2005年10月，由伦敦市长利文斯顿提议，成立世界大城市气候领导联盟（World Large City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18个世界一线城市的代表在伦敦集会，会上承诺通过彼此的协作来应对气候变化。此后，该组织成员逐步扩充到40个世界级大城市，简称C40。C40 是一个旨在加强国际城市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探索城市低碳发展的国际大型城市间组织。2006年8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利文斯顿宣布，克林顿气候动议与C40建立合作关系，CCI为C40城市提供清洁交通、可再生资源、废弃物管理等领域的专业技术支持，提高大城市的能源效率，鼓励C40联盟成员参与CCI的减排项目，减少碳排放。2007年5月，第二届C40会议在纽约举行，主要议题是帮助各个城市设定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第三次大会于2009年5月在韩国首尔举行，通过了《首尔宣言》，量化减排目标，履行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国际经验与借鉴

（一）明确的纲领和行动计划

城市要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最关键是要有明确的纲领和行动计划，制定严格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和标准。伦敦发表《今天行动，守候明天》，宣布了《市长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纽约公布了《策划纽约》的计划详情，宣布《纽约规划应对气候变化》；东京宣布《气候变化策略》，东京政府坚决推行“世界最高水平的应对战略，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上领先全国；伦敦计划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研发和金融中心；纽约政府决心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先锋。

（二）全方位的规划设计

低碳城市有两层含义：第一，城市本身是低碳的，城市的规划、交通、建筑尽量朝低碳的方向发展，城市居民有很深的低碳理念；第二就是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因此，构建低碳城市，必须制定全方位的政策，重视产业结构的低碳化改造；倡导绿色建筑，设定节能标准，实施太阳能屋顶计划，通过定量分析，合理设计遮阳、建筑朝向、绿化带分布，控制热岛效应，实现最佳的自然通风效果；重视交通规划，降低交通过程的碳排放需要，在城市规划阶段采取预留公交、自行车空间，限制私家车的使用等措施；合理设计供水、排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减少碳排放。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更是城市实现低碳的有利条件。

（三）量化的减排目标

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需要清晰的目标作为前提。各市都制定了明确的减排目标，哥本哈根宣布到2025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碳中性城市；东京的目标是以2000年为基准，到2020年减少25%的温室气体排放；伦敦决心到2025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60%的排放；纽约计划于2030年，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30%的温室气体。只有制定了具体的可量化的减排目标，才能让公众有明确的预期和监督政府的措施是否有效。

（四）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

低碳城市的启动和发展依赖于制度层面的变革，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安排，没有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没有主要领域标杆性项目的示范，城市要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幅度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是不可能的。

建设低碳城市应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类主体的作用，政府要承担统筹低碳经济发展的领导与管理功能，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以及搭建碳交易平台，营造有利于低碳发展的外部环境；企业应该成为低碳产业和低碳产品的开发主体；社会、居民应该成为低碳消费和低碳生活的主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由政府主导，促进政府、企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合作，促进企业决策者和公众转变观念，发动全民参与低碳城市建设，引导公众进行相应的行为建设。

（五）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共赢

一般认为环境和经济增长是不可兼得的，但是英国政府在过去10年间实现了200年来最长的经济增长期。经济增长了28%，但温室气体排放却减少了8%。这是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第一次打破了经济增长和排放污染之间的联系，证明了经济增长和减排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而伦敦和纽约的经验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不但不会妨碍经济发展，还能带动新兴产业的异军突起，增加就业，提高经济效益。纽约政府估计，通过节能和增加清洁能源供应，全市的电费和暖气开支，预计在2015年前每年减少20亿～30亿美元。伦敦政府估计，节能措施可以在未来二十年替市民节省10亿英镑的能源开支。此外，伦敦决心发展环保技术带来的商机。

参考文献：

1.诸大建.低碳经济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吗[N].解放日报，2009.6.22

篇10

[关键词]气候变化 水文水资源 影响

中图分类号：TV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21-0035-01

1.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进展与方法

1.1 研究进展

针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最早是由世界气象组织（WH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等多个国际组织于上世纪70年代末发起并开展的，研究计划包括世界气候计划（WCP）、全球能量水循环试验（GEWEX）等。美国是较早组织气候变化与水之间关系讨论会的国家。随后多项研究和报告出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项目是WHO与UNEP共同组建的IPCC，其专门就全球范围的气候变化进行评估，旨在为政府决策者提供适应气候变化决策的科学依据，目前IPCC已4次非常重要的评估报告（分别为1991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气候变暖及其对水资源、农业、生态和人体健康所造成的影响虽已得到全球公认，但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国际环境、政治、经济、能源、贸易等诸多问题，在落实《里约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方面，各国分歧仍然严重。

1.2 研究方法

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目前都是基于气候变化而引起流域气温、降水、蒸发的变化，预测径流流量变化趋势以及对区域供水的影响。由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评价气候变化时无法得到未来气候变化的准确预测值，只能得到一种可能出现的结果，这种气候变化模式就称作“情景”――种基于假设基础上获得的气候变化时空分布的描述。进行气候变化影响研究时先定义未来气候变化的情景，再建立水文水资源模型，将气候变化情景作为条件输入到水文水资源模型中，经过模拟运算得到区域水文循环的过程及水文分量，以此评价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措施与对策。气候变化情景可采用任意设置情景、长系列历史资料分析、大气环流模式3种方法生成。水文水资源模型可依据经验统计、概念分析、流域水文分布等方式建模。已公布的气候变化情景与水文水资源模型数量众多，但多属孤立、静态模型，存在气候模型与水文模型耦合性不足问题，且集中于气候变化对径流平均变化影响上，故应改进水文模型，建立大尺度分布式水循环模型，研究方向上加强对供用水系统、土壤水分、农业灌溉用水、水环境、航运等方面影响的研究。

2.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径流的影响

2.1 对年径流量变化的影响

在我国，水文水资源主要分为七个流域，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南北方的径流量会随之发生改变，一般情况下，南方径流量的增加与减少与北方径流量的增加与减少交替进行，但是，整体趋势还是以减少为主。针对我国的气候条件，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径流量影响最大的是淮北地区，径流量的增幅最大的是辽河一带，在黄河地区，其径流量本来就小，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降水量将减少，那么，其水文水资源的年径流量势必随着减少。

2.2 对西北山川径流量的影响

在我国，西北地区地形高且地势复杂，其河流的水源主要来自冰川消融水源的补给，随着气候的变化，在全球气温不断变暖的趋势下，冰川的消融速度加快，在夏季，流域的径流量会急剧增加，而到枯水季，河流的变干速度也在加快，这对靠水源迁徙生存的动物是极其不利的。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我国的水文水资源流域都发生显著的变化，加大了水文水资源的敏感性。

2.3 对径流量系数的影响

水文水资源的径流量对区域的湿润与干旱情况有着重要的影响因素，由于各地不同的气候环境，以及气候的不断变化，水文水资源径流量的系数也会随之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若某一地区的径流量系数提高，那么该地区的气候湿润指数也随之增加，则该地的水文状况将会更加湿润。反之，如果某地的径流量系数降低时，那么该地区的干旱指数将会增大，水文情况则会边干。所以，在气候的变化下，水文水资源的径流系数也随着改变。

3.气候逐渐变暖对水文水资源系统的影响

气候的变化不仅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人为因素也会对气候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逐渐增多以及相关气体的排放，使得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变暖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些列的影响，同时对水文水资源系统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3.1 对水文水资源质量的影响

环境问题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越来越获得人们的普遍关注，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全球气温普遍升高，研究表明，干旱、半干旱会增加降水量，增加了空气湿润度，也提高了农业的产量，但对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会使我国旱涝灾害的发生率大大提高，同时，全球气候变暖，空气温度随之提高，大大的降低了河水对污染物的分解能力，降低了水文水资源的质量，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到不利的影响。气候变暖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因此，要加强对环境的保护，恢复原有的生态系统。

3.2 对用水供求的影响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大气环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样，会对区域的降水量产生严重的影响。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农业、工业都对水资源具有极大的需求量，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系，区域降水量不平衡且相对减少，同时，水资源的蒸发量也提高，大大减少了水资源的供给量，这样，水资源的减少不仅对人们正常的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同时，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在降水量本身较少的地区，这种情况的发生将会更严重。由此可见，气候变化对用水供给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大于对降水的影响，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要注意环境的保护，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3.3 对区域敏感性的影响

气候变化不仅对水文水资源的径流量产生影响，同时，对各区域的干湿程度也会造成影响，在湿润地区，径流量对气候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在干旱地区，敏感性较弱。在全球气温变暖的情况下，我国七个流域的径流量发生变化，其敏感性也会发生影响。

3.4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管理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产生明显的影响。随着海平面上升、冰川退缩、径流减小及降水分布不均，供水需求在人口增加的条件下仍在增长，水资源供需紧张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我国水资源总量能排到世界第6位，但人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居世界128位，同时我国水资源分布极为不均，北方人口接近全国的一半，耕地近2/3，GDP占45%，但水资源不到全国的20%，经常干旱缺水，而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降水量增加，频发洪涝灾害。这个特点决定了我国水资源管理的难度较大，所以应加强水资源的分析和预测，研究合理分配和利用水资源。

4.结语

气候变化对我国的水文水资源通过水循环系统产生影响，气候变化导致降水量、温度、日照等在区域的变化，会对区域的径流量、生活生产用水供给量等产生影响。所以，要积极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让气候的变化遵循自然的规律，不能人为的改变气候环境，这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难以改变的破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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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的关于水文水资源系统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水流量平衡所受的影响有哪些；第二，我省的供水量和需水量有哪些变化；第三，气候变化对水质的影响有哪些；第四，干旱频繁是否源于气候的变化。下面，将进行详细分析。研究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系统的相关影响，可以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分析和评估，例如气候变化对我省降水、水流蒸发的影响有哪些等等。

此外，研究估计所达到的效果很重要。因此，我省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要注意研究结果，由于每一个省份的气候不同，水文水资源也并不一样。因此，一定要建立适合我省情况的气候变化指标体系，准确分析出气候变化对我省水资源的影响。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例如GIS技术和计算机模拟技术，对我省的水资源现状进行分析。此外，我省的相关部门一定要对水资源的开发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合理开发和管理我省的水资源系统。

2吉林省水文水资源系统的研究方法

2.1水文水资源研究步骤

到目前为止，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方法是采用What-if方法，意思就是：（if）气候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那么水文水资源又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what），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影响方法。通过影响方法对我省水文水资源进行评估，可以有着很好的辩证效果。因此，应该准确的按照相关步骤进行评估，一般分为5个步骤：1）气象部门要对我省的气候变化进行相关的定义；2）要建立我省的具体的水文模型，并进行相关的验证；3）通过切入气候变化情景，结合建立的水文模型进行电脑分析，模拟分析出水文循环和水文变化的过程；4）根据分析得出水文水资源受气候变化的影响；5）根据水文水资源的影响程度，找出相关的措施实施环境的保护。

2.2水文模拟技术

我省在选择模型的时候，主要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模型的精准度如何，评估的资料是否齐全；模型的参数变化和适用性如何。目前针对水文水资源的变化的主要评估模型有三种：1）概念性模型所谓的概念性模型是以水文变化过程为准则的模型。概念性模型可以分析气候的变化对径流的影响，以及对水资源所需要的气候条件进行研究。这种模型最先应用到美国旱地的水资源研究上；2）经验统计模型通过获取经验进行统计，我们称之为经验统计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通过获取该地区的水流、气候、降水、气温等资料。通过资料的统计和分析，得出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变化影响；3）分布水文模型由于区域的每一处地形和土壤的水分都不一样。关于这方面可以运用分布式进行，在不同的区域进行划分，并在每一个单元设立参数，对该部分的水特征进行记录。

3我省水文水资源研究工作的相关建议

3.1我省要对水文水资源的研究工作高度重视我国对于水文水资源的研究工作设立明确的纲要规定，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当中规定，要将能源和环境的建设作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项目。在《中国对应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当中，我国明确提出了要积极应对气候的变化，要求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在这种氛围之下，吉林省的相关部门一定要对此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投身于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工作当中。政府也要不断的实施相关政策，通过政策的鼓励，激发吉林省的相关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到水文水资源的研究热情，积极投身于研究当中。同时，有关宣传部门应该加强宣传力度，与各界进行沟通，为科研工作创造更好的平台。

3.2我省的科研部门要与国外加强交流合作对于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我们要积极的进行学习和吸收。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与国际的相关科研小组进行交流和合作，不断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我省要积极与别的气候部门相合作，例如水利部门、气象研究部门等。通过合作研究，给水文水资源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技术保障。

3.3建立相关的体系和评价针对气候对水文水资源方面的研究，我省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准确的评价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相关影响。通过GIS技术和计算机模拟，研发出符合我省对水文水资源的预测和管理模型。（上接第145页）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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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特征；变化趋势；泰州地区

中图分类号 P4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4）15-152-07

人类活动无疑会影响到周围环境，现代科学研究倾向于认为，在最近几十年内，人类活动致使全球气温迅速上升[1]的气候变化与全球变化有相当的一致性，但也存在明显差别。IPCC第4次评估报告[2]显示：最近100a（1896-2005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74℃。近50a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研究表明，中国的CO2排放量呈不断增加趋势。温室气体正辐射强迫的总和是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已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闫敏华等[3-4]研究了三江平原地区气温、降水量、日照时数和气压主要气候要素的变化趋势，并用累积距平法、Jy参数法、Yamamoto法和Mann-Kendall法联合检测了该区域气候变化中的突变现象。陈隆勋[5]研究了近80a的中国气候变化及其研究机制。任国玉[6]分析了自1951年以来中国气温的变化。

1 研究区域、资料来源和方法

1.1 研究区域、资料来源 泰州地处江苏中部，长江北岸，是长三角中心城市之一。全市总面积5 787km2，总人口507万，现辖靖江、泰兴、兴化3个县级市，以及海陵、高港、姜堰3区和泰州医药高新区。研究区域选择泰州地区的泰州、兴化、泰兴、靖江4个气象站点（图1）。选取泰州地区1963-2012年逐年的平均气温、平均风速、相对湿度等气候资料，资料来源自江苏省气候信息中心。

1.2 研究方法

3 结论

（1）泰州地区1963-2012a近50a来年均气温呈明显增加趋势，泰州、兴化、泰兴、靖江线性增温率在0.28/10a～0.43/10a；泰州地区气温增高幅度由北至南逐渐增大。年均风速50a来泰州、兴化、泰兴、靖江总体都呈降低的趋势，其线性递减率在-0.2/10a～0.38/10a；年均相对湿度50a来泰州、兴化、泰兴、靖江总体呈下降趋势，其线性递减率在-1.47/10a～2.41/10a，泰州地区年均相对湿度自北向南递减率逐渐增大。

（2）在对泰州地区50a来气温突变分析得出，泰州、兴化地区在1996年左右气温发生了突变，气温从之前的下降趋势转变为大幅上升；靖江、泰兴地区在1995年气温发生了突变，突变情况与累积距平吻合。对50年来年均风速的突变分析得出，泰州在1970出现突变点，靖江在1972年出现突变点，泰兴在1975年出现突变点，兴化在1975年出现突变点，并且年均风速都在突变点后呈下降趋势。对50a来年均相对湿度的突变分析得出，泰州在1998年出现突变点，靖江在1992年出现突变点，泰兴在1993年出现突变点，兴化在1994年出现突变点，并且年均相对湿度都在突变点后呈快速上升趋势。分析其变化原因，泰州市近50a气温变化与我国气候变暖趋势相一致，近50a我国平均地表气温增幅约为0.5～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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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符淙斌，王强.气候突变的定义和检测方法[J].大气科学，1992，16（6）：482-493.

篇13

刘然，男，湖南常德人，现任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北大学生态政治研究所负责人。

摘 要：党的十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建设方向和总体布局，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整合生态环境各主要部分，谋求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这其中，气候问题一直是全球热议的中心问题，“气候”正在脱离原有的狭隘的生态和社会建设层面，逐渐与政治相结合，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方向和角度，即气候政治。本文通过对湖北大学生态政治研究所负责人刘然教授的采访，总结概括了若干问答内容，以解释气候政治的独特内涵及影响意义。

关键词：气候政治；生态政治；气候外交；生态政府

曹：刘教授您好，很荣幸能跟您探讨有关气候变化方面的问题。

刘：你好。

曹：当今世界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业革命这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另一方面，它衍生出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文化特质，特别是在对待环境问题上的行为和态度，给全世界带来了无法愈合的破坏。气候的破坏直接导致生态的失衡，并且会对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您是生态政治方面的专家，在去年的五月初，您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德国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气候变化与全球治理――首届中德学术高层论坛”，并提交了《用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概念分析生态环境自主治理的可行性》的学术论文，这篇文章已经由《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刊出。那么您如何看待此次论坛？另外，您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该如何去理解气候变化呢？

刘：此次能够就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参加中德高峰论坛，我感到非常荣幸。不仅能够与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开阔了自己的视野，而且对于自己能够作为一名学者参与到全球气候分析与治理的体系中来，我感到沉甸甸的社会责任。这次会议让我们中外学者齐聚一堂，畅谈气候变化的感想和体会，不仅对于学术的交流和融合有很大的助力，更对气候问题全球治理的未来充满信心。我所提交的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从中国传统道家的生态思想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为例，结合西方公共产品理论，阐释论证了文化构建在生态环境自主治理中可发挥的效用，着重强调民间组织在生态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有机会我们可以详细交流一下这次会议的成果。

如果要从纯粹自然地理科学的角度去解释气候变化，就你所知我还称不上是专家。但是我们研究政治的，有必要从政治科学的视角去认识气候变化。我们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我想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更多的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知道气候变化的三个表现：全球气候变暖、酸雨以及臭氧层破坏，而全球气候变暖更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

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致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急剧增加，这也是全球变暖主要的元凶。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冰川消融、极端气候、粮食减产、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等等问题，都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

曹：“生态政治”这个概念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认可，它所强调的政治视角下的生态化建设，符合当前世界的生态现实。气候问题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世界都在寻求可行的解决路径，各国政府在气候问题中的主张和做法也可以反映其观念上的差异。您认为气候变化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确实，生态政治这个概念已经在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研究。但是有些学者将生态政治等同于绿色政治或政治生态，在我看来这是有待商榷的。绿色政治是西方绿党、绿色社会政治运动以及绿色政治思想有机统一的总称，国内相关的绿色政治一说，只是在其意义上的引申和拓展。而政治生态，从“感性”方面来说，它是指某单位、某区域、某国家政治活动及社会政治生活出现的一种有序或无序的现象。从“理性”方面来说，则是指影响政治体系运转的内外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现象。因此，我认为，政治生态是政治的一种运行的氛围，比如政治民主、行政自觉、政治参与都是政治生态的具体表现。一句话来说，政治生态是一种政治运行环境。但是生态政治跟政治生态有很大的差异，它是站在政治的角度和立场去分析具体的生态行为以及影响，这是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情况下，对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和环境问题衍生出来的具体学术分支，并快速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成为很多西方国家逐渐引以重视的一种政治思想。气候政治正是生态政治的更为微观的表现和反映。

谈到气候对政治的影响，我们首先来搞清楚气候政治是什么。从学理上说，气候政治是面对这个具有强大外溢效应和市场失灵特征的大气世界，人们用了20年时间试图学会在一个越来越热的世界里相互依存。但这显然并不容易，气候变化，已经从一个科学问题演变为了政治问题，叫做气候政治。我们接下来谈下气候的影响。

篇14

1．1分析方法

在气候干湿变化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定义了多种适用于不同尺度的指数作为干湿气候的区划指标［18］．这些指标以不同类型的湿润指数或干燥指数最为常见，二者并无本质差别，湿润指数是降水量与同期潜在蒸散量之比．鉴于潜在蒸散量目前以FAOPenman－Monteith公式精度最高，且正在不断得到运用，因此本文分析气候干湿变化借鉴毛飞定义的湿润指数作为研究气候干湿变化程度的指标，湿润指数大（小）表示气候相对湿润（干燥）。对湿润指数总体变化趋势的统计分析采用趋势系数和气候倾向率［20］．对湿润指数变化趋势和突变点的检验采用Mann－Kendall方法（M－K法）．M－K法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变量可以不具有正态分布特征．M－K法趋势检验的基本原理在于将原始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重新构建得到新的时间序列数据，将新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标准化后得到标准值，将标准值与给定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为±1．96）相比较，超过临界值则称变化趋势显著，在临界值之内则称变化趋势不显著．M－K法具体的过程和公式可以参考文献［21］．

1．2数据及来源

由于FAOPenman－Monteith公式中的土壤热通量、参考作物表层热辐射、干湿表常数、饱和水汽压和实际水汽压等指标可以由气温、湿度、风速和日照时数等指标推算出来，且搜集难度较大，因此搜集的气象资料有四川盆地18个站点1955－2009年逐月平均降水、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平均气温、平均相对湿度、风速和日照时数．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网站提供的《中国地面国际交换站气候资料月值数据集》．

2结果与分析

2．1干湿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

18个站点中，都江堰、绵阳、乐山、成都和宜宾，其湿润指数的趋势系数和倾向率为负，且都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湿润指数的变化趋势为显著的下降趋势，气候在不断变干；与此相反，达州和沙坪坝两站其湿润指数的趋势系数和倾向率为正，且通过0．1或0．05的显著性检验，湿润指数的变化趋势为显著上升，气候在不断变湿；广元、巴中、遂宁、内江、梁平、雅安和泸州，其湿润指数的趋势系数和倾向率为负，而万源、高坪区、万州和奉节，其湿润指数的趋势系数和倾向率为正，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湿润指数的变化趋势不明显．这些结果表明，四川盆地干湿气候的总体变化趋势并不明显，没有显著的变干或变湿趋势．

2．2各阶段干湿气候变化的趋势检验

M－K法趋势及突变检验的结果显示，都江堰、宜宾、成都在20世纪60年代有过短暂的相对变湿趋势，其余大多数时段都处于相对变干趋势，并且在21世纪后边干趋势变得显著，成都存在突变现象，突变时间为1997年（图1a）；绵阳、广元、内江基本上都处于一个相对变干的趋势，内江在70－80年代变干趋势显著，绵阳90年代以后变干趋势超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并且存在突变现象，突变的时间为1993年（图1b）；乐山在60年代后气候变化为相对变干趋势，70年代和2005年后相对变干趋势达到显著水平，70年代的相对变干趋势还存在一个突变现象，突变时间为1966年（图1c）；与都江堰、绵阳、成都和宜宾不同，达州和沙坪坝在60年代中后期一直呈现一种相对变湿的趋势，只是这种趋势并不显著，只有少数年份超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同时也未出现突变现象（图1d）．其他站点的气候变化交替出现相对变干和变湿的趋势，但变化趋势并不显著．M－K法趋势检验结果与趋势系数和倾向率反映的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证明四川盆地干湿气候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趋势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年代的气候变化趋势上，以都江堰、绵阳、成都等站点为代表的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在60年代后气开始呈现变干趋势，而以达州、沙坪坝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则呈变一种湿趋势，只是不同站点在不同阶段变化趋势稍有差异。

2．3干湿气候分布趋势

将各站点的气候湿润指数进行多年平均，采用反距离权重法通过ArcGIS9．3软件绘制得到四川盆地干湿气候分布图（图2）．图2显示，雅安为四川盆地的相对湿润中心，其湿润指数的多年平均值在18个站点中处于最高值，为1．95；而广元、绵阳和奉节则成为四川盆地的相对干燥中心，其湿润指数的多年平均值分别为0．97、1．05和1．06．以广元、绵阳、奉节为中心，成都、内江、遂宁、高坪区，沙坪坝等构成四川盆地的相对干燥区域，但与青藏高原等区域相比，这一区域任然较为湿润［10］．同样的方法，将各站点气候变化的趋势系数利用反距离权重法进行空间插值，插值结果（图3）显示，绵阳、都江堰、成都、乐山和宜宾为四川盆地气候变干趋势的中心，四川盆地由西到东，气候变化趋势由变干逐渐转为变湿，达州和沙坪坝成为气候变湿趋势的中心．不过，气候的干湿差异并不显著．

2．4影响干湿气候的气象要素

干湿气候受降水和潜在蒸散的影响，而潜在蒸散受太阳辐射、温度、风速和水汽压等气象要素的影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西南地区潜在蒸散发对太阳辐射的变化最敏感［22］．而在无直接太阳辐射资料的情况下，气温和日照可以较好地反映太阳辐射的变化，有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西南地区潜在蒸散量主要受日照时数的影响［23］．因此，本文对湿润指数和降水、温度、日照时数进行了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图表略）湿润指数和降水、日照时数的相关性最显著，全部站点数据都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检验，其中与降水的相关性为正相关，而与日照时数的相关性为负相关；大部分站点的湿润指数与气温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只有雅安、乐山、广元、巴中、南充、梁平和沙坪坝等站点的湿润指数与气温没有呈现出相关性．因此，影响四川盆地干湿气候变化的主要气象要素是降水量和日照时数，其次是气温．四川盆地西部降水一直呈下降趋势［16］，而气温却呈上升趋势［17］，由此导致四川西部气候逐渐趋于变干。

3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