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经济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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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篇2

关键词：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学科史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03-02

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不研究属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范畴的具体问题，是理论与学科关系层面的探讨，或可以说属于学科史研究的范畴。对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系，从学科史的角度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界定两个学科的方位和边界、正确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人们更好地把握它们的发展变化与相互间影响。

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概念辨析

要进行相互关系的比较分析，首先需要考察学科的属性，即该学科是研究什么的。首先来考察政治学。政治学英文“Poli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Polis（城邦）。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首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善”、 “正义”和他的哲学王理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他倡导以个人幸福为最高政治目标的城邦政治论，使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后大致经历了中世纪神学政治学、近代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权利政治学、20世纪以来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等几个阶段，①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而言，政治“本质上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1]政治学，则是研究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IR）是国外学术界比较常用的词语。在英文《韦氏词典》里对它的解释是：“国际关系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的是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从这一定义来看，“国际关系”的属性有三点：一是在学科上它从属于政治学；二是它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关系；三是对外政策或外交是其关注的重点。“国际关系”不仅仅是指国际的政治关系，还涉及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卫生、民族、政党等各种联系。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线的国际社会关系。进入世界近现代史的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2]，“严格来说，国际关系的领域集中在世界上政府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这些关系和其他因素（如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个体）是有紧密联系的；与其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国内政治结构）也有联系；甚至与地理的和历史的因素也发生关联。国际关系学是交叠了几个其他领域的庞大学科。”[3]可见，国家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或主要方面。所谓“国际关系”，主要指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主要方面的联系；“国际关系学”，则可被看作是一门研究这些联系和及其规律的独立学科[4]。

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关联

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

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3]。显然，国际关系学（IR）最初是以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被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1949年在巴黎，各国的政治学者共同建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协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有五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舆论[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192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国家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独立的博士教程[5]5。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

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5]4。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

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4]7。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四、结语

在学科发展史上，学科之间从属、分离以及综合是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国际关系学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个从属学科，但随着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荣丰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在人们当中达成了共识，大家都承认它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学科目的与学科价值。

同时，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支撑的关系。国际关系学虽然研究的是一个类似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当中各行为主体互动的关系问题，但它始终离不开政治学所提供的关于国家、权力和权利等基本概念体系的支撑，以及政治学提供的价值规范的牵引。政治学也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在这方面的成果来大量丰富政治学研究的资料与素材，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当天，政治现象常常是超越国界的。 总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相互支撑与相互分离是二者间关系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学科发展也会受这对矛盾运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袁明.国际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美]Joshua S.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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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析地缘环境的相关理论及方法

第一，对于地缘环境概念，可以通过解析方法去了解其中的构成及要素，然后分析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及作用，最后实现对地缘环境概念的全面了解，为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例如，我们可以去阅读相关期刊、卷宗及书籍，从中了解关于中国电源政治学的相关知识理论，像多阅读“地理研究36卷”和“世界地缘政治学”等这样的卷宗及文献等，以了解地缘环境整体的同时实现对地缘政治学框架的分析，另外还可以加深我们对不同尺度地缘环境及不同区域地缘环境的了解，以强化我们的国际政治学专业能力。

第二，要对不同的地缘政治实践手段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如军事政治手段、非军事政治手段、传统政治手段和非传统政治手段的了解，以提高我们的地缘政治处理能力；第三，要积极参与地缘环境机制建设活动中，提提高我们的地缘政治综合素质及能力；第四，要积极将定量评价方法应用到地缘环境机制建设及地缘政治学学习中，以及时发现自己地缘政治学学习中的不足，并及时采取有效的解决办法；第五，我们要对地缘环境进行发展性学习，即在地缘政治学课堂学习中尽可能的去了解地缘环境的发展，并对发展中相关的影响因素、发展评价指标及定量评价模型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以便于地缘政治学课程建设中的有效参与。

2地缘结构变化与未来全球地缘环境变化

地缘结构变化与未来全球地缘环境变化已经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方向，因为两者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我国地缘政治发展，并对相应的学科――中国地缘政治学产生重大的引导作用，所以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研究对象是必然的的。其原因如下：

第一，就目前来说，国际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且呈现出极端化特点，多为“两超多强”格局“两极格局”格局转变，这样的格局是非常不利于亚洲国家地缘政治发展，因为在亚洲呈现地缘政治国家日本不断修改由和平宪法的现象，并且印度菲律宾、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出现了反压中国地缘政治发展的现象，反压的形式主要形式是借助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发展，使亚洲国家的地缘政治趋向于冷战，对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故全球地缘环境变化称为了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对象。

第二，就目前来说，在很大政治领域都应用到了结构主义理论知识，并且在地缘政治学中人文地理学领域也广泛应用到了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使中国地缘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中凸显自然主义模式，实现了空间模式向权力关系模式和结构主义模式的转变，结构主义在地缘政治学中应用时仍然出现了一些不足，这对于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故将地缘结构变化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研究方向。

3“一带一路”区域响应与中国地缘环境

主要提下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政治及经济发展方面，当下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响应了“一带一路”政策，并共同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建设；第二，“一带一路”是基于世界范围内各个大国的发展历史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共建而来；第四，“一带一路”的提出推进就是为了改善中国地缘环境而提出的；第五，通过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可以实现对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及地缘环境的定量评价。所以“一带一路”区域响应与中国地缘环境也成为了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的重点研究方向。

4中国国家地缘战略

第一，中国国家地缘战略是为了提高我国国际地位、获取更大国际利益而提出的，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当今还存在大国欺负小国的现象，并且普遍存在于亚洲区域，中国作为亚洲大国之一，为维护自己的利益、避免不被发达国家经济上及地缘政治上的欺负事件发生，必须制定并出台相应国家地?战略；第三，美国霸权手段已经在某些方面伸向了中国的边缘地区，如新疆、西藏和云南等地区，影响中国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发展，故需要制定中国国家地缘战略，以维护中国合法利益及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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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体系；政治学与行政学；开放型

一开放型教学体系的内涵

本文所研究的是广义上的教学体系，涵盖了课程体系整合、教学方法改革、实践教学的改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等内容，突出了专业建设的整体性特点。它强调的是在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过程中，将专业教学体系与学校整体教学体系、社会生活系统、新媒体技术、以及学生个人融合、贯通起来，是一个变封闭教学为开放教学，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的、以学生为本的教学体系。

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构建开放型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一）首先，这是由政治学学科自身特点决定的

“政治学（Politics）”一词的词根是“城邦（polis）”，而城邦是古希腊特殊的国家形式。所谓政治学，从出现伊始就是关于城邦的学问和技术，本身就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是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型学科。今天，我们可以从狭义角度把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国家的活动、形式、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可以从广义角度，认为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1]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政治学都是将人类的政治实践活动进行总结、抽象，升华为理论结晶。因此，政治学不是空洞的书斋理论，它必须与政治实践密切结合。而政治学专业的发展也绝不能闭门造车，而要使学生所学的理论能够回答现实的问题，要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寻找支持自身发展的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二）其次，这是由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决定的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通常定位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法学等方面基本理论和知识，具有较强的政治思维能力、行政管理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要实现这样的培养目标，学生经过学习，必须具备较强的理论分析和政务实践能力。而这些能力的获得，只有通过构建开放型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实现。此外，最大程度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是切实对学生未来发展负责任。无论学生毕业后从事何种职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中提到的知识和能力素养，都将成为其一生的财富和资本。

（三）再次，这是由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教学现状决定的

1.专业定位不明确。我国高校中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建制归属五花八门、杂乱无序。有的隶属于人文学院或公共管理学院，有的与社会学、法律等专业并列，有的甚至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起划归学院。不同的学院有自己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政治学专业也只能“入乡随俗”，变成了“四不像”专业，失去了自身的专业定位。2.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有一定脱节。模糊的专业定位直接影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造成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许多高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缺乏专业特色，与其他文科专业相比差异性不强，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对新型政治人才的需求。有的学校甚至将政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简化成“考公务员”，提出该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方向是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这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显然是不现实的。过度泛化或过于狭隘的人才培养目标，都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也容易使专业发展迷失方向。3.课程设置重理论、轻实践。很多高校对专业认识滞后，仍将政治学看作是理论堆砌的“空中楼阁”，这就造成了专业课程体系中理论课比重较大，实践课程较少甚至形同虚设。为适应当前人才培养需求，课程体系必须要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任务尤其需要开放型教学体系来完成。4.教学偏重以教师为中心的理论讲授。当前政治学专业教学主要采取课堂理论传授法，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师生之间互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较为被动，无法充分展现主动性和创造性。根据教育学家巴班斯基的观点：“只有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相互作用中才能产生出作为整体现象的教学过程本身。割裂开教与学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联系，就使这一过程失去完整性。”[2]这就对政治学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打造一个开放型课堂，确立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

（四）这是由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当前，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互联网+”，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丰富的资源、便捷的互动渠道、多样化的创新途径等。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必须顺应时代趋势，树立开放理念，利用新媒体技术与所处环境展开积极互动。一方面，要不断吸收自身发展所需的物质及精神养料，实现专业成熟和学科成熟之目标；另一方面，应发挥政治学的建构性和实践指向，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做出思考和设计。如果不能回应现实，做出改变，政治学就只能成为死气沉沉、被人漠视的枯燥学问。

三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开放型教学体系构建途径

（一）人才培养目标体系的构建

开放型教学体系的构建应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优化人才培养目标是构建开放型教学体系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摒弃对政治的狭隘认知，以更宽广的视野理解政治学。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意识形态思维的限制，缺乏现代科学的政治概念和思维，政治泛化、政治狭隘化现象比比皆是。反映到政治学专业建设上，就容易出现将政治学与交叉学科人为割裂开来，缺乏理论创新，无法用政治学理论解释社会中层出不穷的新现象。从而也造成人才培养方面视野狭窄、思维单一。我们的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方法手段、人才培养目标等，都反映出这些局限性。因此，要构建政治学专业开放型教学体系，首先要实现观念的深刻转变。要从更宽广的社会视角理解政治，用政治学的科学理论解释政治。同时对政治学进行多学科、多层面、多角度的认知，在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中实现理论创新。只有政治学学科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培养出厚基础、宽口径、多出路的专业人才。第二，人才培养以职业化为导向，注重人才输出的宽口径。所谓职业化就是指人们在社会中获取职业、保障职业顺畅发展的能力和素质。[3]我们通常认为，对新建本科院校而言，讨论职业化教育有损于本科教育的价值和地位。但事实上，由于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本科毕业生除了要具备专业知识技能，更应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因此，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毕业生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具备行政事务处理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新媒体技术运用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学习创新能力等。总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应关注社会对人才的最新需求，以职业化为导向，不断更新、丰富人才培养目标。此外，开放型人才培养目标对就业方向也不宜做过多限定，而应宽口径、多方向输出人才。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愈加多样化，严峻的就业形势也使学生们不得不放宽择业标准。因此人才培养目标也应在保持专业特色基础上，尽量开放，从而使学生得到多方面能力培养，累积足够的就业竞争资本。第三，顺应时代趋势，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及成为国际化人才的能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同时具备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已成为当前开放时代对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然要求。国际视野的培养必须以相应的能力为基础，如外语能力、掌握多学科综合知识的能力、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等。这些都需要通过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设定，并通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予以实现。

（二）课程体系的构建

1.塑造开放型、多学科融合的理论课程体系。结合社会环境和学生就业方向特点，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需要构建融合多个学科的、开放型课程体系。尤其要注重政治学、行政学与法学、经济学的融合。（1）学科基础课模块。主要包括课程如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思想史、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行政学、法学概论、管理学原理、政府经济学、社会学原理等。通过学习，学生将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2）学科专业课模块。主要包括课程如社会调查与统计、公共政策概论、国际政治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人力资源管理、公务员考试教程等。学科专业课主要强调专业特点，突出对学生在行政管理、政务处理、政策分析、组织协调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3）专业选修课模块。在课程体系中加大选修课所占比重，并按学科方向进行分类。包括政治学方向、行政管理方向、法学方向、经济学方向等。此外还包括实务操作性课程，如社交礼仪、秘书实务、行政公文写作等。通过不同模块的课程设置，最大限度的调动校内外教学资源，打造一个开放的、融合的课程体系，加大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使每个人拥有整体一致化、细节个性化的课程设置，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2.利用各方资源，打造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1）围绕理论教学，优化课内实践。对一些侧重技能培养的课程，如电子政务、公务员考试教程等，进一步提高课内实践、实训比重，同时建设完善电子政务实验室、公务员考试系统等基础实践设施。对以理论讲授为主的课程，也要适当加入实践学时，可以以调研报告、课程论文、课堂展示等形式进行。（2）整合校内资源，丰富专业实践活动。将校园文化活动，如专家讲座、各类竞赛、第二课堂等，融入课程教学或者列入人才培养评价指标体系中，不需要专业本身有过多的人力和物质投入，就可以成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和拓展。此外，校内各级行政部门，都可以作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政务实践基地，各级行政领导也都可以成为专业实践导师。通过对校内资源的整合，能够使专业实践活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走出校园，积极拓展社会实践渠道。对学生个人成长而言，社会终究是最好的老师。面向社会开放的教学环境和先进的知识体系相结合，对学生成长的催化作用尤其明显。社会实践可以通过教师设计题目，学生深入社会调研，完成调查报告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尤其是志愿服务活动进行；最佳方式还是要建设实践基地，有组织有计划的参与社会实践。这一过程中仍要注意有效发掘自身资源。如笔者所在学校就利用共青团系统优势，组织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到省内各地基层团委实习实践，学生收获很大，反响良好。

（三）教学方法体系的构建

教学方法的革新是实现构建开放型教学体系目标的重要手段。所谓开放型教学方法体系，就是要以学生为中心，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改变传统的偏重系统知识传授而忽视全面发展、偏重认知能力而忽视心理素质、偏重机械重复而忽视创新意识、强调竞争而忽视合作的课堂教学体系。[4]开放型教学方法体系的构建首先要把握好两个“度”：一是“放”与“收”之间的度。开放型教学方法的革新，意味着将更多的自由度和选择权交给学生，学生成为教学的实际决策者。这种放手是为了更好的教学效果，但并不意味着教学的随意性和对学生的放任。“放”与“收”同等重要，“放”是目的，但也必须以“收”为基础。二是“破旧”与“立新”之间的度。构建开放型教学方法体系，一定要摒弃过去以教师为中心、满堂理论灌输的教学方法，代之以新的教学思想和教育观念。但这并不代表要全盘否定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所有手段、方法和理念，而是要做到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取其精华、创新发展。在把握以上两个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开放型教学方法体系的核心手段是采用研讨互动式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采取分组制或小班教学制，由教师制定专题并指定阅读资料，学生在课下围绕专题，阅读分析指定资料，提出自己的观点，课上进行小组间或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辩论，最终形成研究报告。这种方式是日本、美国等高校政治学专业的主要教学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思辨能力、问题分析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也为学生潜能的发挥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与教学方法的改革相适应，考核评价体系也要做出相应改变。由结果性考核转向过程性考核，用经过多次讨论修正的论文代替期末考卷，从而形成完整的开放型教学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政治学概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张荆红.论多元互动教学模式在政治学原理课程中的应用[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0）：49-52.

[3]张立国.职业化导向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本科课程体系构建探析[J].理论观察，2011（3）：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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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基本原理和政治学、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掌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3、具有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部门从事涉外工作、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基本能力；

4、了解我国对外方针政策、法规以及国际组织；

5、了解国际政治的理论前沿和政治学、世界经济的发展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