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经济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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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严剑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篇2

关键词：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学科史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03-02

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不研究属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范畴的具体问题，是理论与学科关系层面的探讨，或可以说属于学科史研究的范畴。对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系，从学科史的角度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界定两个学科的方位和边界、正确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人们更好地把握它们的发展变化与相互间影响。

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概念辨析

要进行相互关系的比较分析，首先需要考察学科的属性，即该学科是研究什么的。首先来考察政治学。政治学英文“Poli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Polis（城邦）。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首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善”、 “正义”和他的哲学王理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他倡导以个人幸福为最高政治目标的城邦政治论，使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后大致经历了中世纪神学政治学、近代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权利政治学、20世纪以来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等几个阶段，①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而言，政治“本质上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1]政治学，则是研究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IR）是国外学术界比较常用的词语。在英文《韦氏词典》里对它的解释是：“国际关系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的是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从这一定义来看，“国际关系”的属性有三点：一是在学科上它从属于政治学；二是它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关系；三是对外政策或外交是其关注的重点。“国际关系”不仅仅是指国际的政治关系，还涉及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卫生、民族、政党等各种联系。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线的国际社会关系。进入世界近现代史的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2]，“严格来说，国际关系的领域集中在世界上政府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这些关系和其他因素（如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个体）是有紧密联系的；与其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国内政治结构）也有联系；甚至与地理的和历史的因素也发生关联。国际关系学是交叠了几个其他领域的庞大学科。”[3]可见，国家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或主要方面。所谓“国际关系”，主要指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主要方面的联系；“国际关系学”，则可被看作是一门研究这些联系和及其规律的独立学科[4]。

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关联

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

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3]。显然，国际关系学（IR）最初是以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被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1949年在巴黎，各国的政治学者共同建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协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有五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舆论[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192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国家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独立的博士教程[5]5。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

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5]4。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

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4]7。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四、结语

在学科发展史上，学科之间从属、分离以及综合是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国际关系学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个从属学科，但随着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荣丰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在人们当中达成了共识，大家都承认它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学科目的与学科价值。

同时，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支撑的关系。国际关系学虽然研究的是一个类似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当中各行为主体互动的关系问题，但它始终离不开政治学所提供的关于国家、权力和权利等基本概念体系的支撑，以及政治学提供的价值规范的牵引。政治学也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在这方面的成果来大量丰富政治学研究的资料与素材，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当天，政治现象常常是超越国界的。 总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相互支撑与相互分离是二者间关系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学科发展也会受这对矛盾运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袁明.国际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美]Joshua S.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3.

篇3

1解析地缘环境的相关理论及方法

第一，对于地缘环境概念，可以通过解析方法去了解其中的构成及要素，然后分析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及作用，最后实现对地缘环境概念的全面了解，为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例如，我们可以去阅读相关期刊、卷宗及书籍，从中了解关于中国电源政治学的相关知识理论，像多阅读“地理研究36卷”和“世界地缘政治学”等这样的卷宗及文献等，以了解地缘环境整体的同时实现对地缘政治学框架的分析，另外还可以加深我们对不同尺度地缘环境及不同区域地缘环境的了解，以强化我们的国际政治学专业能力。

第二，要对不同的地缘政治实践手段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如军事政治手段、非军事政治手段、传统政治手段和非传统政治手段的了解，以提高我们的地缘政治处理能力；第三，要积极参与地缘环境机制建设活动中，提提高我们的地缘政治综合素质及能力；第四，要积极将定量评价方法应用到地缘环境机制建设及地缘政治学学习中，以及时发现自己地缘政治学学习中的不足，并及时采取有效的解决办法；第五，我们要对地缘环境进行发展性学习，即在地缘政治学课堂学习中尽可能的去了解地缘环境的发展，并对发展中相关的影响因素、发展评价指标及定量评价模型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以便于地缘政治学课程建设中的有效参与。

2地缘结构变化与未来全球地缘环境变化

地缘结构变化与未来全球地缘环境变化已经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方向，因为两者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我国地缘政治发展，并对相应的学科――中国地缘政治学产生重大的引导作用，所以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研究对象是必然的的。其原因如下：

第一，就目前来说，国际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且呈现出极端化特点，多为“两超多强”格局“两极格局”格局转变，这样的格局是非常不利于亚洲国家地缘政治发展，因为在亚洲呈现地缘政治国家日本不断修改由和平宪法的现象，并且印度菲律宾、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出现了反压中国地缘政治发展的现象，反压的形式主要形式是借助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发展，使亚洲国家的地缘政治趋向于冷战，对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故全球地缘环境变化称为了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对象。

第二，就目前来说，在很大政治领域都应用到了结构主义理论知识，并且在地缘政治学中人文地理学领域也广泛应用到了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使中国地缘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中凸显自然主义模式，实现了空间模式向权力关系模式和结构主义模式的转变，结构主义在地缘政治学中应用时仍然出现了一些不足，这对于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故将地缘结构变化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研究方向。

3“一带一路”区域响应与中国地缘环境

主要提下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政治及经济发展方面，当下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响应了“一带一路”政策，并共同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建设；第二，“一带一路”是基于世界范围内各个大国的发展历史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共建而来；第四，“一带一路”的提出推进就是为了改善中国地缘环境而提出的；第五，通过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可以实现对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及地缘环境的定量评价。所以“一带一路”区域响应与中国地缘环境也成为了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的重点研究方向。

4中国国家地缘战略

第一，中国国家地缘战略是为了提高我国国际地位、获取更大国际利益而提出的，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当今还存在大国欺负小国的现象，并且普遍存在于亚洲区域，中国作为亚洲大国之一，为维护自己的利益、避免不被发达国家经济上及地缘政治上的欺负事件发生，必须制定并出台相应国家地?战略；第三，美国霸权手段已经在某些方面伸向了中国的边缘地区，如新疆、西藏和云南等地区，影响中国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发展，故需要制定中国国家地缘战略，以维护中国合法利益及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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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体系；政治学与行政学；开放型

一开放型教学体系的内涵

本文所研究的是广义上的教学体系，涵盖了课程体系整合、教学方法改革、实践教学的改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等内容，突出了专业建设的整体性特点。它强调的是在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过程中，将专业教学体系与学校整体教学体系、社会生活系统、新媒体技术、以及学生个人融合、贯通起来，是一个变封闭教学为开放教学，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的、以学生为本的教学体系。

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构建开放型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一）首先，这是由政治学学科自身特点决定的

“政治学（Politics）”一词的词根是“城邦（polis）”，而城邦是古希腊特殊的国家形式。所谓政治学，从出现伊始就是关于城邦的学问和技术，本身就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是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型学科。今天，我们可以从狭义角度把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国家的活动、形式、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可以从广义角度，认为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1]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政治学都是将人类的政治实践活动进行总结、抽象，升华为理论结晶。因此，政治学不是空洞的书斋理论，它必须与政治实践密切结合。而政治学专业的发展也绝不能闭门造车，而要使学生所学的理论能够回答现实的问题，要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寻找支持自身发展的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二）其次，这是由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决定的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通常定位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法学等方面基本理论和知识，具有较强的政治思维能力、行政管理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要实现这样的培养目标，学生经过学习，必须具备较强的理论分析和政务实践能力。而这些能力的获得，只有通过构建开放型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实现。此外，最大程度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是切实对学生未来发展负责任。无论学生毕业后从事何种职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中提到的知识和能力素养，都将成为其一生的财富和资本。

（三）再次，这是由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教学现状决定的

1.专业定位不明确。我国高校中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建制归属五花八门、杂乱无序。有的隶属于人文学院或公共管理学院，有的与社会学、法律等专业并列，有的甚至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起划归学院。不同的学院有自己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政治学专业也只能“入乡随俗”，变成了“四不像”专业，失去了自身的专业定位。2.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有一定脱节。模糊的专业定位直接影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造成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许多高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缺乏专业特色，与其他文科专业相比差异性不强，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对新型政治人才的需求。有的学校甚至将政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简化成“考公务员”，提出该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方向是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这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显然是不现实的。过度泛化或过于狭隘的人才培养目标，都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也容易使专业发展迷失方向。3.课程设置重理论、轻实践。很多高校对专业认识滞后，仍将政治学看作是理论堆砌的“空中楼阁”，这就造成了专业课程体系中理论课比重较大，实践课程较少甚至形同虚设。为适应当前人才培养需求，课程体系必须要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任务尤其需要开放型教学体系来完成。4.教学偏重以教师为中心的理论讲授。当前政治学专业教学主要采取课堂理论传授法，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师生之间互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较为被动，无法充分展现主动性和创造性。根据教育学家巴班斯基的观点：“只有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相互作用中才能产生出作为整体现象的教学过程本身。割裂开教与学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联系，就使这一过程失去完整性。”[2]这就对政治学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打造一个开放型课堂，确立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

（四）这是由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当前，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互联网+”，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丰富的资源、便捷的互动渠道、多样化的创新途径等。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必须顺应时代趋势，树立开放理念，利用新媒体技术与所处环境展开积极互动。一方面，要不断吸收自身发展所需的物质及精神养料，实现专业成熟和学科成熟之目标；另一方面，应发挥政治学的建构性和实践指向，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做出思考和设计。如果不能回应现实，做出改变，政治学就只能成为死气沉沉、被人漠视的枯燥学问。

三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开放型教学体系构建途径

（一）人才培养目标体系的构建

开放型教学体系的构建应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优化人才培养目标是构建开放型教学体系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摒弃对政治的狭隘认知，以更宽广的视野理解政治学。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意识形态思维的限制，缺乏现代科学的政治概念和思维，政治泛化、政治狭隘化现象比比皆是。反映到政治学专业建设上，就容易出现将政治学与交叉学科人为割裂开来，缺乏理论创新，无法用政治学理论解释社会中层出不穷的新现象。从而也造成人才培养方面视野狭窄、思维单一。我们的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方法手段、人才培养目标等，都反映出这些局限性。因此，要构建政治学专业开放型教学体系，首先要实现观念的深刻转变。要从更宽广的社会视角理解政治，用政治学的科学理论解释政治。同时对政治学进行多学科、多层面、多角度的认知，在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中实现理论创新。只有政治学学科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培养出厚基础、宽口径、多出路的专业人才。第二，人才培养以职业化为导向，注重人才输出的宽口径。所谓职业化就是指人们在社会中获取职业、保障职业顺畅发展的能力和素质。[3]我们通常认为，对新建本科院校而言，讨论职业化教育有损于本科教育的价值和地位。但事实上，由于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本科毕业生除了要具备专业知识技能，更应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因此，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毕业生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具备行政事务处理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新媒体技术运用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学习创新能力等。总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应关注社会对人才的最新需求，以职业化为导向，不断更新、丰富人才培养目标。此外，开放型人才培养目标对就业方向也不宜做过多限定，而应宽口径、多方向输出人才。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愈加多样化，严峻的就业形势也使学生们不得不放宽择业标准。因此人才培养目标也应在保持专业特色基础上，尽量开放，从而使学生得到多方面能力培养，累积足够的就业竞争资本。第三，顺应时代趋势，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及成为国际化人才的能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同时具备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已成为当前开放时代对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然要求。国际视野的培养必须以相应的能力为基础，如外语能力、掌握多学科综合知识的能力、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等。这些都需要通过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设定，并通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予以实现。

（二）课程体系的构建

1.塑造开放型、多学科融合的理论课程体系。结合社会环境和学生就业方向特点，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需要构建融合多个学科的、开放型课程体系。尤其要注重政治学、行政学与法学、经济学的融合。（1）学科基础课模块。主要包括课程如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思想史、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行政学、法学概论、管理学原理、政府经济学、社会学原理等。通过学习，学生将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2）学科专业课模块。主要包括课程如社会调查与统计、公共政策概论、国际政治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人力资源管理、公务员考试教程等。学科专业课主要强调专业特点，突出对学生在行政管理、政务处理、政策分析、组织协调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3）专业选修课模块。在课程体系中加大选修课所占比重，并按学科方向进行分类。包括政治学方向、行政管理方向、法学方向、经济学方向等。此外还包括实务操作性课程，如社交礼仪、秘书实务、行政公文写作等。通过不同模块的课程设置，最大限度的调动校内外教学资源，打造一个开放的、融合的课程体系，加大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使每个人拥有整体一致化、细节个性化的课程设置，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2.利用各方资源，打造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1）围绕理论教学，优化课内实践。对一些侧重技能培养的课程，如电子政务、公务员考试教程等，进一步提高课内实践、实训比重，同时建设完善电子政务实验室、公务员考试系统等基础实践设施。对以理论讲授为主的课程，也要适当加入实践学时，可以以调研报告、课程论文、课堂展示等形式进行。（2）整合校内资源，丰富专业实践活动。将校园文化活动，如专家讲座、各类竞赛、第二课堂等，融入课程教学或者列入人才培养评价指标体系中，不需要专业本身有过多的人力和物质投入，就可以成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和拓展。此外，校内各级行政部门，都可以作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政务实践基地，各级行政领导也都可以成为专业实践导师。通过对校内资源的整合，能够使专业实践活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走出校园，积极拓展社会实践渠道。对学生个人成长而言，社会终究是最好的老师。面向社会开放的教学环境和先进的知识体系相结合，对学生成长的催化作用尤其明显。社会实践可以通过教师设计题目，学生深入社会调研，完成调查报告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尤其是志愿服务活动进行；最佳方式还是要建设实践基地，有组织有计划的参与社会实践。这一过程中仍要注意有效发掘自身资源。如笔者所在学校就利用共青团系统优势，组织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到省内各地基层团委实习实践，学生收获很大，反响良好。

（三）教学方法体系的构建

教学方法的革新是实现构建开放型教学体系目标的重要手段。所谓开放型教学方法体系，就是要以学生为中心，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改变传统的偏重系统知识传授而忽视全面发展、偏重认知能力而忽视心理素质、偏重机械重复而忽视创新意识、强调竞争而忽视合作的课堂教学体系。[4]开放型教学方法体系的构建首先要把握好两个“度”：一是“放”与“收”之间的度。开放型教学方法的革新，意味着将更多的自由度和选择权交给学生，学生成为教学的实际决策者。这种放手是为了更好的教学效果，但并不意味着教学的随意性和对学生的放任。“放”与“收”同等重要，“放”是目的，但也必须以“收”为基础。二是“破旧”与“立新”之间的度。构建开放型教学方法体系，一定要摒弃过去以教师为中心、满堂理论灌输的教学方法，代之以新的教学思想和教育观念。但这并不代表要全盘否定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所有手段、方法和理念，而是要做到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取其精华、创新发展。在把握以上两个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开放型教学方法体系的核心手段是采用研讨互动式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采取分组制或小班教学制，由教师制定专题并指定阅读资料，学生在课下围绕专题，阅读分析指定资料，提出自己的观点，课上进行小组间或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辩论，最终形成研究报告。这种方式是日本、美国等高校政治学专业的主要教学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思辨能力、问题分析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也为学生潜能的发挥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与教学方法的改革相适应，考核评价体系也要做出相应改变。由结果性考核转向过程性考核，用经过多次讨论修正的论文代替期末考卷，从而形成完整的开放型教学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政治学概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张荆红.论多元互动教学模式在政治学原理课程中的应用[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0）：49-52.

[3]张立国.职业化导向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本科课程体系构建探析[J].理论观察，2011（3）：116-118.

篇5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基本原理和政治学、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掌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3、具有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部门从事涉外工作、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基本能力；

4、了解我国对外方针政策、法规以及国际组织；

5、了解国际政治的理论前沿和政治学、世界经济的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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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来看，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方法中教师仅仅传授知识角色不同的是，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教学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该方法受到推崇，尤其是1986年美国卡内基小组在一份名为“准备就绪的国家：二十一世纪的教师”的报告书中，特别肯定该方法中教师对于培育课程的价值，并认为效果相当有效，而国内19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对该方法进行探究并加以应用。将案例教学引入国际政治学的教学，是一种新的尝试。目的是增强教学中的互动，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表达、沟通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学概论课依托国际政治学的特色及其独特的研究内容、方法及对象，成为众多政治学科的后起之秀。该课程与众多学科联系紧密，其逻辑结构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的体系”——“国际政治的基本动力”——“国际政治的主要形式”——“国际政治的外部环境”，而要阐述其中的规律和一般性原则，必须运用大量案例，否则理论就是空洞的。因而该课程引入案例教学法具有必要性。首先是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特征的要求。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理论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理论性方面，国际政治学理论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历久弥新。源于亚里士多德、格劳秀斯以及康德等名家的国际政治思想源远流长。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理论先后经历了道德与权力、传统与科学、权利与制度以及制度与文化等四次学理论争，并在争论中不断获得发展。现实性方面，理论的产生总是源于现实需要。国际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呼唤理论的指引，另一方面也为国际政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跨学科性方面，如前文所述，该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仅与国际战略学、外交学联系紧密，也与历史学、法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众多文史类学科颇有渊源。这些特征要求教学方法灵活、生动，才能产生良好引导。其次是教学方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上，教学中的角色定位为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配合为辅。教学过程中，课程往往以概念讲解为起点，基本按照内涵、外延、特征和地位等顺序逐次展开。这样的教学方法优势在于教师很容易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劣势也很明显，对学生而言，积极性却难以的到有效调动，因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并进行知识系统架构的目的并有实现，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方法愈加显得陈旧。从教学过程来看，科学的教与学的作用应该是，“教为主导，学为主体”，意在“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相结合”。无论是中学教学，还是本科教学，这些结合愈来愈明显。相较而言，案例教学法在处理这种结合作用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重视学生的主体性，而且重视现代教学技术的应用下教与学的互动等。可见，从学科特征和教学方法主客观两方面来看，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都存在必要性。

二、国际政治学概论课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可行性

案例教学法与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的结合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存在可行性。一是案例教学法的优势提供了方法基础。如前所述，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逻辑严密，并且理论性强，因此教学上要求通过积极有益的调动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分析综合能力。而改革开放后渐渐流入我国的案例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直观性。具体来看，其关联性表现为注重从案例中分析理论的产生和应用等，有利于构建全面的知识体系，加强理论的基础学习；而直观性表现为将理论通过现实案例表现出来，有助于启迪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分析与综合能力。二是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提供了案例教学法应用的专业基础。基于国际政治学学科基础上设立的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无疑同样具有理论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案例教学法要求所适用的课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深刻的现实性以及具有综合性的知识网络，这些要求都能从专业的特点中的到满足。理论方面，不仅存在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学派和女权主义等众多流派的交锋，而且与众多学科存在联系；现实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局势变化多端，因而，对此研究表现出紧迫性；跨学科方面，该学科具有较强的包容能力，一方面表现为对学科理论的包容性，如历史学、法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包容对于国际政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表现为现实的包容性，需将国内外形势变化及学科研究相结合。这些特点体现了该专业深厚的底蕴，能够为该方面的应用提供专业基础。三是教学中的互动为该应用提供了融洽的氛围。案例教学法应用过程中的互动相当重要。总结来看，互动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的互动，即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避免单纯填鸭式教授与被填鸭式学习。该课程主要针对本科生群体。从群体知识和能力结构来看，他们已具有了较丰富的基础知识，以及一定层次的科研能力，并且主观上研究兴趣浓烈而且持久。因此，能主动与教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且往往能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无疑，能够成为案例教学法的应用提供主体。二是物的互动，即运用教学手段将材料与知识点的联系结合起来，避免教学过程中知识点的单一罗列与材料的简单描述。三是人与物的互动，即在物的硬件基础上，师生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开展教学活动。通过以上方面的结合，达到教与学的最佳状态。四是先进教学手段的运用为该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工具主要为课本、讲义、黑板和粉笔。随着现代技术不断发展，更多新颖技术应用到教学中来，如多媒体，网络和操作软件Powerpoint、Photoshop等，由此，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手段发展为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网络多媒体教学。相较而言，后者更为案例教学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学习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一是应用技术来改善教学，如网络的联通可以是国际时事与课堂紧密联系，多媒体能够以更为立体的方式展现历史等；二是网络，如校园网、大量教学数据库等亦应用于教学，能够提供大量的资料和数据支持。可见，先进教学手段能为该应用提供很好的物质基础。

三、案例教学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国际政治专业教学呼唤案例教学法的应用，而且该方法的应用也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以下分别从内容、手段和形式上探讨如何应用。

1.教学内容上，结合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使教学更趋深刻。该课程理论性强，因此，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引入各大理论，而且要在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引入的基础上，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并争取特色创新，尤其在中国特色方面下功夫。因此，教学中应注重教学内容的优化。其最优化的步骤可以经过以下努力：教学内容符合教学任务；找出最主要、核心的任务；协调各学科的联系；内容符合于教学时间规定；为不同的学生准备各种区别选择。如前文所述，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理论经历了四次论争。如果与具体的国际环境相结合，设置案例进行讲解，尤其注意选择能突出理论关键点理解的材料，并注意层次上的引导，则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以民族主义为例，民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神权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而不断发展，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不同的作用。根据教学内容优化步骤的要求，教学前可做好如下准备。首先，确定教学任务为讲授“民族主义”，并主要是结合材料进行分析。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问题一：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哪些表现？问题二：当代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泛滥的原因；问题三：民族主义与战争的关系。其次，内容上，根据课程安排（时长为两课时）来进行设定，按照导入功能、分析功能和结论功能的层次循序渐进安排教学材料。比如，根据需要，“民族主义”可以安排以下材料。材料一：巴以问题的由来。简要列举从犹太国的历史、二战的争议到中东战争，以提供思考的历史背景。材料二：巴以问题解决的几个阶段。材料三：巴以问题解决的障碍，此材料为分析性材料。以上三则材料展示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可以提供结论性材料，即材料四：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的定论，如埃沃拉认为民族主义在7种情况下可能引发战争等。再次，以上材料一一展示后，教师可根据讨论情况进行总结，知识点的讲授可以告一段落。在教学过程中有几个方面应当引起注意：一是课堂引导与课后思考相结合。引用的案例往往信息量大，分析只是引用了其中一小部分信息量，因此，可以课后交流的方式，如深度思考问题等，以推进探究程度。二是课堂上应启发学生将了解资料和理顺思维相结合。这也与案例信息量大有关。因此，讨论时，应及时控制主题的进程，以不断深入的问题加以跟进，而不至于讨论白云跑马，无果而终。三是材料描述与理论提炼相结合。材料往往是对事实的描述，与抽象的理论有一定距离。因此，应当及时引导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

2.教学手段上，结合网络多媒体技术，使教学更趋生动。在教育教学中，知识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的教学要求将大量的理论、史实资料以及国家文化特色相结合，单纯的口授笔传难以全面将这些庞杂的内容有效呈现。相比之下，案例教学法更有优势，不仅可以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通过设置情境来教学，将知识点或者理论论争得以立体展现，从而生动的还原知识内涵，而且可以借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通过视频等影音资料展现案例的现实性，更可借助网络技术，收集到丰富的资料，大大提高教学效率。比如，在国际政治的基本形式一章中涉及外交时，可以在课堂上播放有关外交的视频。观影后，就设计的问题，如“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组织进行讨论，可以极大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培养思维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网络仅是教学的环境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师实施教学时，不仅要依托传统课堂的平台，更要提升运用技术对学习进行检测、管理和指导能力。因此，教师不仅应不断提高驾驭课堂（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的能力，而且在具体技能上，应提高熟悉资料数据库的运用，网络信息的收集以及多媒体设备的运用技巧。

3.教学形式上，结合课程需要以及师生间的知识结构，通过建立学习小组，开展讨论或进行辩论等，使教学更具启发性。传统教学上，主要以教师口述笔授来进行讲解，但在案例教学法中，可以不拘泥于“讲授”这一单一形式。在该教学法中，学生将起到主体作用，教师以引导和辅导的角色来主导教学过程。因此，可以根据课程特点以及知识基础，在学生中建立学习小组，组织讨论或辩论的启发式形式进行教学。学习小组的设立不仅缓解教师的课堂压力，而且能够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以该课程第五章“国际政治的法律规范与国际机制”教学为例，可以将课程中的“民族自决原则”作为案例教学的重点之一，内容上结合冷战后两个著名的案例，即科索沃独立与车臣民族分离主义进行教学，而形式上，组织学生分组进行“高于人权”“人权高于”的主题辩论。关于和人权的地位，中西方学者以至政界皆有不同的论述，总结起来可归纳为两种观点“高于人权”和“人权高于”。根据现有的研究情况，可以发现，两个表述皆有理论和事实论据来支持，也都有不足之处。因此，可以在课堂上采取辩论的形式。学生在准备辩论的过程中，将会充分收集两种观点的支撑材料，并进行分析，因此，不仅为课堂节约了讲授观点的时间，而且也很好的调动乐学习的积极性。对于辩论这种灵活的形式而言，教师的点评显得尤为重要。好的点评能够让课堂在灵活的形式之余锦上添花，拔高思想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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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

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

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

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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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附一表以明晰专业门类：

法学类

目前，我国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依法治国已成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法制意识逐步提高，社会对法学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法学教育欣欣向荣。2008年5月4日，总理来到中国政法大学，和同学们畅谈法治，体现了国家对法治的日益重视。

我国目前本科的法学类专业设置根据学校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人才培养特点也各具特色，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的法学院校，著名的有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第二种是综合性大学里的法律系或法学院，著名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法学院、山东政法学院等。两种培养方式各有优点，一般来说，专门的法学院学科划分较细，专业化程度高，可使学生接受系统的教育；而综合性大学的特色在于可以发挥多学科优势，学生可以跨系选课，有利于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

近年来，各院校法学类专业的开设使该专业毕业生队伍不断壮大，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390多所院校开设了法学本科专业。法学类的就业前景比较广泛，到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到公检法系统做检察官、法官，到行政机关做公务员，到企事业单位负责法律事务，到高校做法学教师，到研究所做法学研究者等都是很不错的选择。从目前的社会需求来看，我国加入WTO后，懂得国际法和国际经济法的法律人才日益成为社会急需人才。

然而，随着法学类专业人数的剧增，法学类专业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不容乐观。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公布的2010年高校本专科专业就业状况，法学专业就业情况“211工程”高校处于80%至85%之间，非“211工程”的高校就业率不足80%。

政治学类

近年来，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取得进步，政治学与行政管理获得了迅速发展，高层次政治人才和管理人才成为社会建设亟须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推行，社会上更是掀起了一股“公务员热”，政治学专业学子的用武之地更显广阔。

政治学类专业主要包括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和思想政治等专业。政治学类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培养非常注重理论基础，注重学生的政治理论修养，同时着重培养学生的管理、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决策能力。政治学类专业和法学类不同，很少有专门的政治学院校，一般是在综合性大学里设置的院系。

目前，国内政治学类专业实力较强的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等。

从其就业方向来看，“从政”将是这些毕业生未来职业发展的最好选择。政治学类毕业生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做公务员，到企事业单位和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到学校、科研机构、军队系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根据2010年高校本专科专业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显示，政治学类专业就业情况“211工程”高校在85%以上，非“211工程”高校就业率维持在80%左右。

社会学类

自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建设以来，目前全国已经有近200所高校开办该专业。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社会学类专业的发展前景日益广阔。

从专业设置来看，社会学类主要设置了社会学、社会工作、人类学专业。其中，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成为社会学学科中两大主要的二级学科。社会学类专业要求学生学习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的基本知识，掌握社会学调查和社会统计方法，从而具有理论分析、实证调查研究等多方面的基本能力。其中，“社会调查方法”“问卷设计与分析”“spss统计分析”是对社会学学生最实用，也是找工作最有用的三门课程。但是，这些课程要求学生对数学有一些敏感性，对于数学薄弱的文科学生来说有一定难度。

根据2011大学本科专业排行榜显示，社会学类专业综合实力位居前列的高校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

眼下，社会学类专业的认知度还有待提高，但从就业来说，社会学类专业的就业方向比较宽泛，对理论感兴趣的可以选择继续深造，进入高校、研究所进行理论研究；调查方法学得好的，可以去调查咨询公司，同时还可以进传媒行业，而报考公务员也是不错的选择。

根据2010年高校本专科专业就业状况统计数据显示，社会学专业就业情况“211工程”高校在85%以上，非“211工程”高校就业率为80%左右。

民族学类

民族学专业是研究民族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专业。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文献资料和比较研究，弄清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

民族学类此前不属于法学学科，是归在历史学科下的，学生毕业时领取历史学学位证书。最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把民族学划分到了法学学科下，所以本文将其归纳至法学门类下一并作介绍。民族学类主要设有民族学专业。

自中山大学于1981年成立人类学系，包括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中央民族学院于1983年成立民族学系，专事培养民族学人才，民族学研究逐渐繁荣起来。

民族学专业是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所谓控制布点专业是由于这些专业一般专业性很强，社会需求比较狭隘，需要控制学生数量。因此，民族学就业前景并不乐观，属于冷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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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内容繁复、博大精深,如何准确、全面但又重点突出地介绍这一学科,是一切教材着述者首先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内容选取方面,《现代政治分析》从行为主义政治分析的视角,选取了当代政治学家在思考、谈论、讲授政治时所关涉到的那些最主要的问题与活动,比如权力和权威的来源与作用方式,政治体系的类型及其同异,某种政治体系得以形成与维系的机理,个体政治行为的影响因素与规律等。与国内教材分章逐节地介绍国家、阶级、政党、利益集团等传统做法不同,此书运用行为主义的分析路径,重点分析影响力或权力在政治体系中的产生和作用过程,并把这些概念消溶于对权力的产生与作用过程的分析之中。尽管在内容选取上采用的是紧扣重点的策略,但作者又极为巧妙地把政治学的各个次级领域(比如比较政治、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等),以及各种理论(比如政治文化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完整地展现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政治学领域千头万绪,如何科学合理、有条不紊地把政治学的主要内容与各个方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更能充分体现作者对该学科知识的驾驭能力。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现代政治分析》一书作者之一的达尔依据自己对政治的独到理解——他认为,影响力处于政治的核心,政治只不过是影响力的运用罢了——从影响力这一核心概念入手,把该书划分为四个部分,从11个方面来全方位地解剖政治(除第一章外,每章各剖析其中一个方面)。在作者看来,影响力事例是我们力图解释政治和其后的现代政治分析的起点,所以作者通篇紧扣“影响力”这一核心概念进行论证。而前后各章节之间的安排,在逻辑上层层推进,在理解的难易程度上,也逐级提升,引人入胜。所以在第一部分,作者阐述了支撑现代政治分析主要部分的概念性原理,并分析和探究了诸如影响力、政治、政治体系、政府和国家等概念。在第二部分,作者则提出了关于政治体系的若干命题,而这些命题又都得到了政治学家对经验现实之研究的支持。如果说前两部分解析的是宏观政治的话,那么在第三部分,作者要解析的就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即个体行动者的微观政治了。在第四部分,作者对政治学的科学化方向以及能否实现科学化这一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

    作为一个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者,我以为,达尔之所以被中外政治学界公认为一代学术大师,除了他在民主理论等领域取得的巨大建树之外,还在于他能通过贴近生活现实的事例,运用极为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讲述复杂的政治学理论。通篇看来,他既列举了很多发生在普通公民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又列举了一些重大的国际、国内事件,比如希特勒的极权政治、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僵局以及“9·11事件”和随后的反恐战争等。借这些事例,达尔分别展示了什么是影响力、影响力的层次、什么是权威,以及影响力的形式。从语言风格来看,他使用平实的语言,没有大道理,也没有说教,而是像跟你唠家常一样,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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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教育部颁布并实施《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若干意见》以来，各高校陆续开设了双语课程并把双语教学作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只有搞好双语教材建设，双语教学的困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突破。本文在对现行国际政治双语教材模式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自主编写而形成的特色创新模式，以期对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价值。

 

一、高校《国际政治学》现行双语教材的基本模式

 

(一)英文原版教材

 

可以肯定地说，国际政治原版相关教材在双语教学中的优势非常明显。一是内容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实用性和参与性。二是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创新性、动态性和实践性。三是专业知识学习与英语语言训练具有自然的融合性。因此，在国内高校教学双方具有较高英语水平的情况下，原版国际政治教材的这些优势就会成为高校国际政治学双语教学教材的首要选择。但国际政治相关原版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原版教材缺乏针对性，不适合课程教学大纲知识体系，不能有效反映国内实际，更不能与其他专业课程进行合理衔接。二是原版教材内容繁多，在中国目前现行的双语教学方法、教学习惯、规定的课时以及学生英语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的限制下，原版教材的使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三是原版教材受中西文化背景和教育体制的限制，一些重要知识点的理解上也会产生中西偏差，即使教师花费很长时间进行阐释，也未必达到满意的效果。因此，原版教材的内容并不能被充分利用。四是原版教材版权和价格过高也阻碍了其大规模普及，尤其是原版教材较高的价格超出了贫困家庭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是教师在选择原版教材时不得不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

 

(二)原版影印教材

 

原版影印教材是国外出版社授权并由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影印教材。它包括无翻译的和有翻译的原版影印教材。这类教材基本是把原版教材和国内专业课程标准要求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保证了双语教材的语言规范、纯正，内容简练、适度，而且也基本反映了我国高校学生的认知能力。同时，教材定价也比原版教材价格低几倍，能被学生所接受。但这类教材的缺点也很明显，主要是策划和出版周期较短，其条理性和系统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自编英文教材

 

自编英语讲义是指双语教师根据教学大纲，把原版教材与国内成熟的国际政治权威教材结合起来，用英文编写的自编英文教材。这类教材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强，既能体现国际政治领域的前沿动态，又能体现国内课程的特点。但这类教材对编写者的要求较高，一是教师要具备极高的英语水平，二是编写者必须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高水平专家，愿意把充足的热情、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双语教材的编写之中。否则，所编写的教材不仅语言不地道，无法保证知识的先进性，而且自编教材摘选原版英文教材的部分还可能产生著作侵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给双语教学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

 

(四)活页教材

 

活页教材是教师没有选择到一本真正合适的国外原版或影印版的双语教材，通过复印与双语教学比较接近的原版或影印版教材的部分篇章，或根据教学需要由教师自己编写英文版教材没有的内容。这种活页教材经济实用，针对性和灵活性较强，能发挥教师教学的个性。但它自身固有的缺陷也使其不能成为双语教学的首选教材。这种作为“活页”性质临时发给学生的教材除了具有上述自编教材的种种弊端外，而且“没有教材的双语课程学习，知识掌握散乱，既无系统性又缺乏深入性，不但无法改善和提高外语水平，也不便对课程内容理解。”[1]

 

由此可见，国内高校目前采用的《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并不完全符合双语教学的实际需要，成为影响双语教学质量与效果的主要瓶颈。双语教材的选择是国内高校双语教学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探索并建设适合本国高校教学实际的《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已成为国内国际政治学界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二、高校《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的特色创新模式

 

笔者在《国际政治学》省级双语示范课程多年教学与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自主探索并编写了一本适合我国高校国际政治双语教学目标且拥有自有著作权的国际政治双语教材《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英文版)，该教材2011年2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教材的出版填补了我国高校没有国际政治理论教学正式英语出版物的空白。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本教材的特色创新模式也为突破国内双语教材困境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具体说，《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双语教材特有的创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写目标与思路明确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把教材的作用看成是“在一个有目的的情境发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讨论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种观念。”[2]《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教材在编写前就把知识目标、语言目标和思维目标确定为该书的首要编写目标。也就是说，这本双语教材不仅要通过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国际政治思维能力，而且还要通过简明和地道的英语表达来提高学生专业外语的交际能力以及运用外语思考国际问题的能力。

 

在编写目的的指引下，还要进一步明确编写思路。《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教材内容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要求进行编写。编写体例借鉴中外相关教材的优点，每一章节都包含引言、正文、经典案例、学者学术背景介绍、课后分析理解题、进一步阅读书目和国外相关课程网址七个部分。编写内容力求覆盖课程教学大纲全部内容，同时突出重点。

 

(二)原版教材和英语网站内容合理取舍

 

一本规范的双语教材除了包含本学科常规的基本理论外，还应当体现这一学科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主编者的科研创新与教学体会。《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就是对国际政治中英文权威教材内容和英语网站材料进行了合理取舍和修改，从中获取了中英文材料的精华就是该教材的重要素材。例如，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主要直接引用英美国际政治权威辞典、原版教材和英语专业网站中的原文论述。经典案例尽量选择原版教材的素材以及自己在科研中所积累的材料。对于原版教材或网站上的内容取舍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对于直接引用的要给予注释，而对于其中描述不当的地方要采取慎重抉择的态度，多参考国内外权威大家的见解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加以取舍。因此，“一本好的双语教材绝不是几本原版教材的选编或摘录，而是参考了上百种资料并加入自己认识的教学成果。”[3]教材的内容需要不断地完善与更新，尤其《国际政治学》课程更是如此，应体现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此，笔者在教材的每一章之后都开列了方便学生进一步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获取最新案例信息的链接网站，从而充分发挥了静态教材和动态案例的结合。

 

(三)中国国政理论不可或缺

 

英文原版国政教材很少包含中国方面的国际政治理论，但作为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应把世界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结合起来。《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知识体系的一大创新之处就是增加了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内容，这也是该教材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上融合的充分体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其思想精髓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知识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安全思想体现在英文教材里，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深刻领悟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缘由，还能够让其感受中国正在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的贡献，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愫。

 

(四)立体化教材倾力开发

 

立体化教材就是以主教材为中心，综合运用各种媒体对教学资源的整合而建立的课程整体教学方案。按照省级双语示范课程的要求，《国际政治学》立体化教材应充分体现在课程双语网站之中。为此，我们借鉴了国外相关课程网站的建设模式，在课程双语网站上搭建了立体化教材建设平台。我们建成并使用的立体化教材包括电子教案、电子图书、多媒体演示文稿、课程录像、专业术语库、试题库、经典案例库、双语时事资料库以及学生论坛、教师答疑等板块。《国际政治学》课程立体化教材的建成促进了教与学的良性互动及其双方各自地位的充分发挥。

 

《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教材编写始终遵循以课程改革需要为核心，注重语言的地道性、知识的先进性、内容的规范性和体系的创新性。希望对这门课程双语教材的大胆探索与实践，能推动《国际政治学》双语课程的进一步发展，也能为高校其他相似课程双语教材的编写提供可借鉴的价值。

篇11

作为一名从事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要把国家拟人化，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无所不包，但又似乎没有独立的学科“人格”？例如它借鉴了经济学等学科，可是它所借鉴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内涵与外延都比它自身大。如果是这样，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无法熟练掌握经济学、政治学等国际关系研究所借鉴的学科方法，而只能是学习着“东拼西凑”来的方法与工具，一直在各个学科的边缘“行走”和摸索，甚至无法发起像样的挑战。如果国际关系学界的“学霸”们，包括秦亚青、王逸舟、阎学通、倪世雄、唐世平等著名学者也并非是国际关系专业科班出身[1]，那么作为本科的国际关系教育，如何能够突破瓶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能够与一流的经济学家对话，在现实主义领域与一流的政治学家对话，在建构主义领域与一流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家对话，事关运用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从它所借鉴“本源”以及如何准确使用它所借鉴的方法，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要发展，首先要建立在对该理论熟悉的基础上，然后才能够进行“批判”进而用新的理论来补充完善，但是如果学习者对该理论所借鉴的“母学科”了解不多，是谈不上挑战以及真正发展的。

从1919年设置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以来，国际关系学科虽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方法体系，而是以学派为界限，“每个学派都形成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方法论体系”[2]。可以说，西方国际关系每个成熟的理论学派几乎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但就整个学科而言却缺乏明确的学科标识符号以将之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分开来。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依据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而，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却是不断引入其他学科的视角而建构的理论。如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概念与政治学、自由制度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主义与文化，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与心理学，无不与其他的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无不借助于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3]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结构概念创立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一直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基础，而建构主义则“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4]。而这是该学科发展的标志，但是对于经济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而言，外部学科方法的引入是辅的，无损于本学科的主导方法。但是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却没有核心的主导性学科方法，冷战前常用的传统方法实质与历史学更为接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每个流派的方法都有差异。索伦森（G.Sorensen）做过一张方法论的图，来表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正如学者所言，“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行为主义理论显然更趋向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后现论则甚至超出了解释学的极端”[5]，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6]，尽管它与建构主义不全是对立关系，但显然建构主义“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化及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作用，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7]。

这使得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篮子式学科，这个篮子以国家之间界限为边界，将各种水果收入篮中。一个成功的国际关系学生需要了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军事学、文化学、地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才能达到入门的层次，但是这些“母学科”每一个都比国际关系学科引入该学科之前的范围要大得多。由于精力、时间所限，国际关系专业学生不断从国际事务的角度了解其他学科，却无法系统掌握这些“母学科”的精髓：现实主义理论需要深谙政治学与军事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极其熟悉经济学与统计学等等。由于跨国事务的发展，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其范围，医学、气候、自然资源、海洋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不断被纳入该学科来进行考察。

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一方面是国际关系学科繁荣的标志，但也是国际关系学科“非可替代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文学科都可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哲学涉及全球问题、法学涉及国际法、政治学涉及权力、经济学涉及IPE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有些学科尽管不直接称为国际关系，但其研究无不涉及国际关系。然而这些研究都不过在本学科中占据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以建构主义为例，它的主要领域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在一般性的概念性解释中，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甚至不被提及，足以说明它在其中其实是弱渺和不起眼的。

国际关系学科自身无所不包的特性恰恰说明它很难成为“自己”。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很容易发现经济学、政治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的身影，却很难发现难以撼动的自己。这一点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设置中也有较强的体现：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外，相当多的学校将有国际关系专业设置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院、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历史学院等等。这种复杂的设置方法，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矛盾性与交叉性。但是在美国本土，这样的矛盾基本不存在。由于外交事务在美国是突出的事务，因此外交与国际关系，和“美国国务院”的设置一样，主要是面向对外交往。而在中国这样的外交与国际事务尚未专业化的国家，或者国际关系专业经常处于为政治家主张“做诠释”的阶段，国际关系也无法遍地开花式地形成独立性。即便是国际关系的建构者，也带有话语霸权的特征，“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8]。

国际关系学科也形成了主导范式与竞争范式并存的方法论格局。在西方的知识方法论体系中，实证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两种方法论导向并存，国际关系理论也是这两种方法。但国际关系研究主导的仍然是实证。但是这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多数的该专业学生无法直接接触外交、国际事务的实践，甚至从事一线教学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也无法从外交实践中直接获得第一手的经验和案例。他们从新闻、历史中获得案例以及所谓的验证，多数是“二手”的资料。由于国际关系专业直接培养的学生，无法在本科阶段就熟练掌握经济学等“母学科”，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构成国际关系进入“母学科”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有效的批评，而只不过是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霸权”和“新发现”（这种发现既可能基于史料挖掘和现实政治发展，也可能是从外部领域刚刚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案例验证之间建立“修修补补”工作。

篇12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人才资源的国际流动与国际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别然趋势，并对经济全球化过程起着特殊作用。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学生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还应该具有掌握一定的外语水平，并成为熟悉国际竞争、交易规则，具备一定政治敏感度的人才，以此来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就业形势对人才素质的要求

近年来，大学生供需矛盾突出，应届毕业生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学校在学科设置中，脱离社会需求，不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加之许多毕业生不愿意从基层做起，怕吃苦，因此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对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由于专业的技术性限制，面临了更大的就业压力。这就要求毕业生在学习期间除了注重自己的专业素养的培养，更要关注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逐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增强各方面的能力，努力拓宽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

目前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各界对本专业的重视程度不足

本专业自1980年设置以来，长期处于冷门状态。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该专业的设置过于理论化，与实际的工作岗位不相匹配，被社会各界戏称“万金油”或“葱花”，即什么工作都可以做，但是也都不够专业，不可替代性很低，所以从该专业毕业的学生大都不具备更强的竞争力；（2）该专业的生源偏窄，高校录取时一般社会类的专业都是文理兼收的，但是该专业的生源一般仅限于文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背景下，较之于理科生，文科生的生源要少很多，因此，该专业在招生这一领域就要逊于其他专业；（3）该专业在各大高校中重视程度不足，因此，在高校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自然而然不会给予本专业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甚至连正常的支持都满足不了。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本专业困境堪忧。

（二）高校缺乏一个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

基于本专业存在浓重的理论和行政色彩，在设立之初，高校大都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位，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过分的偏重于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实践能力的提高。随着各高校教学实践的增多，加之对问题的不断分析，目前各高校基于本专业的教学目标一般是培养适用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具备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同事具备一定的管理、研究等能力的行政专业人才。表面上，各高校已经对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定位，实际上，该目标中既涉及了理论的要求，还涉及了应用的要求，到底哪一项是更重要的，或者说两个要求应该各有什么样的侧重程度才是更科学，更符合实际需求的，我们都不得而知。

（三）高校教师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

在任何知识的传递过程中，知识的传递者、知识的接受者、传递的知识三项基本因素都是必备的。知识传递者的能力直接影响着他所传递的知识的丰富程度和准确程度，知识传递者的技巧间接影响着知识接受者的接收程度。目前为止，各高校基于本专业的教师队伍的素质和背景参差不齐，有相当大一部分教师是从其他关联度较低的专业转过来的，即使是本专业出身的教师，也因为甚少参与到实践中而使得所传授的知识重理论而轻实践。基于这样的教育环境，一味的枯燥理论知识学习，让学生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加之缺乏实践的锻炼，最终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知识不足，还缺乏实践锻炼。

（四）本专业的课程设置不规范

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是前提。经过三十几年的建设，本专业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课程体系，但是现状是各个高校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体现自身的特色，这也反映出本专业的课程设置不规范。不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的比例设置不当，导致学生的专业知识掌握不牢，非专业知识涉猎不足；（2）课程设置随意，某些高校往往按照教师的研究方向或者兴趣来设置课程，而忽视了一些重要的而教师不擅长的课程；（3）课程设置有拼凑嫁接的嫌疑，为了提高竞争力，带来更多的生源，某些高校随意将一些人们专业的课程引入本专业；（4）课程设置与社会实践脱节，忽视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基于以上几个原因，使得学生不具备职业化的理念，缺乏必要的职场素质和职业技巧，不利于学生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五）对学生的考核体系不健全

受中国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目前各高校对于学生的考评也主要是通过考分的形式进行的。这种过分注重学生的记忆力，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办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侧重点。学生为了完成考核，或者为了获得各种评奖评优的机会就会片面的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其他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在此考核办法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使成绩优秀，也未必适应社会的需求。

提高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就业竞争力的解决措施

（一）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目前，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级应用型人才”成为各大高校对人才的培养定位。高级应用性人才的核心是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是实践能力，能够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理论方法，指导实践，解决工作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中提出,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和政治学、行政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掌握政治与行政学的一般规律,能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高等院校、新闻出版、社会团体等单位从事政策研究、理论宣传、行政管理或教学科研工作,适应社会经济要求,富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规范政治学和行政学课程设置体系

专业课程设置必须能突出本专业的优势和特点，同时符合社会就业市场的需要。第一、重视学生基础能力的培养。学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是任何学科设置的基础，政治学和行政学的专业设置中要将素质教育理念贯穿于整个专业教学过程当中，加强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着眼于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后续的发展，因此要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下的课程结构，合理安排必修课、选修课、专业课和公共课的比例，从而形成一套完善而有弹性的课程体系。在基础课教学过程中,要强调课程的综合化,尤其要突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素质教育,使学生牢固掌握综合性的基础知识。第二、积极拓展学生的视野。政治学和行政学专业是一个集政治学、管理学、法律等多学科的专业。同时为了适应国际化进程的步伐，学校的课程设置要特别关注学生的知识面以及外语水平的培养。所以本专业开设的基础理论课的学科范围应该比较宽泛课程设置上应囊括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学、法学、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学以及专业外语等课程，提升学生的知识面和外语水平，从而使学生就业时有比较宽的选择面,学生继续学习的方向选择面也比较宽泛。

（三）注意教学方式的改变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学生培养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教学方式方法的改变和应用。要改变过去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可以采用理论研究和课题教学相结合的方法，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教学内容，结合社会实际，设置相关课题，让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充分发挥学生的思考能力、实战能力。课堂教学要灵活多样,多采取讨论、模拟教学、案例教学、小组科研活动等形式,全面落实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本专业学生成为既高分又高能的多面手,提升就业竞争力。

（四）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篇13

    (一)重新定义了制度何为“制度”,这个制度主义研究最为基本的问题多年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在传统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中,从国家政权组织到社会民间组织,都被认为是制度的载体,而对于制度的定义更是十分模糊。斯特莫主张利用列举实例的方法来定义制度;霍尔则将制度定义为“正式的规则,描述一系列指令或者服从的程序”[2];以塔洛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则认为应该从法律的层面去定义制度。上述的制度定义往往倾向于从某一个维度或者层面对制度进行定义,这类定义往往是描述性的,显得比较混乱且零散。而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则对制度进行了系统化的定义,在新视野研究模式下,制度主义研究一改描述性的定义模式,从制度产生的原因来对制度进行定义,根据制度产生的机理,将制度划分为规范性制度、组织性制度和结构性制度三个类型,与传统定义模式相比,这样的定义模式更加准确,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制度的起因和产生机制,并为制度研究指明了规范、组织和结构三个研究维度,应该说,这样的定义模式不仅科学,其内涵与外延也是十分丰富的。(二)进一步明晰个人与制度的互相影响制度对人的影响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多有论述,而关于人对制度的影响,却是研究的薄弱点,通常局限在制定和执行这一环节。实际上人对制度的影响十分广泛,在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则将人和制度视为互相影响的对等体,人既是制度的制定者又是制度的约束者,在制度主义中,人可以通过习惯化、客观化、感染化和沉积化四个环节来对制度产生反作用。(三)制度的评价如何对制度进行评价也是新制度主义的重要研究点,传统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认为,好的制度可以高效完成社会可识别性缺陷,可以较好地平衡个人与集体理性。而在现代视野下,对于制度的评价更加宽泛,不仅仅局限在制度本身以及个人与集体的平衡之中,而是将制度的评价划分为制度的容量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两个维度,也就是NRC模型。在NRC模型中,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将制度的评价划分为三个因子,即N(标准性),R(规则)和C(认知),这三个因子的具体评价模式如(表略)

    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贡献与不足

    (一)理论贡献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之上有很大发展,根据前文所述,可以总结其研究理论贡献为以下几点:1.对传统新制度研究的总结与提升由于传统研究比较分散和凌乱,对新制度主义的综合性进一步研究造成了障碍,而现代视野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则将传统研究成果扬弃地进行了归集,将传统的制度主义研究归集为四个派系:(1)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倾向于从政治体制和制度本身的结构来研究制度,首先明晰制度载体的结构形式,如是单一制还是邦联制、联邦制,在明晰结构的基础上再对制度进行研究。(2)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主要从历史进程与发展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文化如何导致制度的出现,而制度又是如何对社会产生反作用的,历史主义也关注个人行为对历史带来的变革,强调个人作用。(3)法律主义将法律视为制度产生和维护的根源,将法律法规作为制度主义研究的核心,倾向于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来对既有的制度进行监督和完善,同时不断催生出不同的新兴制度。(4)规范主义规范主义对制度的认识是静态的,主张从静态规范的角度来描述和研究制度,对结构主义、历史主义、法律主义、规范主义等制度主义研究理论的整合与划分,使得制度主义研究更加清晰,各种模式的优缺点更加显而易见,对研究派系的归集是现代视野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之上,新制度主义对于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体系与方法又有很大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研究对象来看,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将制度主义研究得主体进行了很大的扩充,除了法律法规、社会体制、行政机关、国家行政机器等常见的制度载体之外,现代视野研究方法将除法律、社会体制之外的社会观念、民间社团、仪式甚至社会关系、与委托等因素都纳入了研究范围,大大扩增了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外围。从研究方法来看,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不再局限在规范主义静态的规范性研究或是结构主义单纯对制度载体结构的研究,而是将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规范描述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不仅关注政治制度对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共享,也关注政治制度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贡献”[2]。着名政治学家马奇将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中的贡献总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政治制度对政治学理论实证主义研究的贡献;另一方面,理解政治制度在规范评估以及制度设计方面的贡献。”[3]从个人与制度的关系来看,现代视野将个人与制度视为相互作用的对称个体,对个人与制度的相互性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发展了传统新制度研究中关于个人自然受制度约束的假设,分析了制度如何通过喜好、规范、群体影响、社会结构等因素对各人产生约束,更深层次地揭示了个人与制度的相互关系。无论对于结构主义、法律主义、规范主义还是历史主义,都是一次整合性的飞跃。2.对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的扬弃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改变了传统制度主义研究中的静态和过于整体化的模式,但是随着研究的发展却逐步滑向了动态和个人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国家制度的影响。而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则在继承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积极成分的基础上,对多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扬弃,即个人主义、行为主义、理性分析主义和价值疏忽。首先是对个人主义的批判,现代视野下,新制度主义研究重新确定了制度的重要地位,对个人主义提出了明确的批判。除此之外,新制度主义对实证主义进行了继承,进一步明晰了制度如何对个人的行为、偏好、思维等产生影响,而个人行为又如何对制度的规范性与可执行性产生影响,同时个人行为与制度主义下的“权责利”如何进行配对。新制度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还体现在对制度之于社会发展作用的肯定,认为制度是推动历史和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历史和社会影响制度,但制度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历史与社会,而个人在历史长河中是集成于制度主义体系中的因子,制度才是政治学分析与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个人不是。而在对于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的批判方面,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提出,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虽然对传统研究方式中的静态化、宏观化和定性整体主义提出了批判并指出了其不足,但是随即又滑向了另外一个误区,即过分强调动态、微观定量的个人主义研究模式,这样对国家、制度等制度因素有很大忽略,并不利于研究的深入与正确。价值疏忽的批判则更多的是一种纠正与补充,在这方面,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将正义等价值纳入了制度研究范畴,将价值视为制度的一种形式,强调制度和程序本身的正义性和公正性。对一种制度的评判不仅在于制度本身的形式与结构,更在于其内部蕴含的价值,这些价值体现为公平、公正、正义良俗、社会基本道德等。对于价值疏忽的批判与补充,使得制度主义的研究更加丰富与合理,也更有利于实现制度其本身的公平与正义。(二)存在的不足1.内部制度体系方面首先,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一种被动性和事后描述性的政治学研究模式,因而其不能分析并预测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客观上的传承性;在制度观念方面,虽然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强调了人和制度本身在制度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同时强调了人对制度的反作用,但是并没有明晰制度构成要素的内外层次化分,也就是说,当人和制度相互作用时,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并不能区别这种影响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对于制度研究的深入和本质性挖掘而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内部统一性方面,新制度主义在一些基本概念和研究模式方面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内部统一,这对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2.理论融合度方面在制度主义研究方面,任何一种理论和研究模式都不能孤立存在,各种理论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融合度,也就是所谓的理论兼容性。在理论兼容性方面,由于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集合了大量学科,对制度和相关研究模式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拓展,这既是其优势,也为其带来了理论融合的问题,由于其大量使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而这些概念本身的含义往往存在差异,这就带来了其系统内部术语与理论统一性和融合度的问题。例如,在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制度博弈、委托等基本概念都被融入进来,而这些概念和传统意义上政治制度学中的制度变迁等概念存在一定差异,美国着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皮尔逊(PaulPierson)在2003年首次提出了这一问题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融合度和统一性问题,从此开始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3.规范性与可验证性问题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任何理论研究必须经受实践的验证,而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在这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其强调的制度规范性和普遍性与现实中大量违规现象之间的矛盾目前没有合理的解释,对个人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扬弃并没有使新制度主义找到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除此之外,便是制度本身的验证性问题,对于政府结构、行政单位的常规制度载体,表面上虽然结构明晰,但事实上其运行规则往往难以描述和验证。另外,现代视野的研究模式将民间社团、仪式甚至社会关系、与委托等大量因素纳入制度主义研究范围,而这些制度结构的可验证性却差强人意,“抽象的规范性制度以及国际政治分析中的制度更是难以验证”,这些都使得研究具有较高的模糊性。

篇14

（一）英文原版教材

可以肯定地说，国际政治原版相关教材在双语教学中的优势非常明显。一是内容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实用性和参与性。二是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创新性、动态性和实践性。三是专业知识学习与英语语言训练具有自然的融合性。因此，在国内高校教学双方具有较高英语水平的情况下，原版国际政治教材的这些优势就会成为高校国际政治学双语教学教材的首要选择。但国际政治相关原版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原版教材缺乏针对性，不适合课程教学大纲知识体系，不能有效反映国内实际，更不能与其他专业课程进行合理衔接。二是原版教材内容繁多，在中国目前现行的双语教学方法、教学习惯、规定的课时以及学生英语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的限制下，原版教材的使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三是原版教材受中西文化背景和教育体制的限制，一些重要知识点的理解上也会产生中西偏差，即使教师花费很长时间进行阐释，也未必达到满意的效果。因此，原版教材的内容并不能被充分利用。四是原版教材版权和价格过高也阻碍了其大规模普及，尤其是原版教材较高的价格超出了贫困家庭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是教师在选择原版教材时不得不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

（二）原版影印教材

原版影印教材是国外出版社授权并由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影印教材。它包括无翻译的和有翻译的原版影印教材。这类教材基本是把原版教材和国内专业课程标准要求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保证了双语教材的语言规范、纯正，内容简练、适度，而且也基本反映了我国高校学生的认知能力。同时，教材定价也比原版教材价格低几倍，能被学生所接受。但这类教材的缺点也很明显，主要是策划和出版周期较短，其条理性和系统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自编英文教材

自编英语讲义是指双语教师根据教学大纲，把原版教材与国内成熟的国际政治权威教材结合起来，用英文编写的自编英文教材。这类教材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强，既能体现国际政治领域的前沿动态，又能体现国内课程的特点。但这类教材对编写者的要求较高，一是教师要具备极高的英语水平，二是编写者必须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高水平专家，愿意把充足的热情、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双语教材的编写之中。否则，所编写的教材不仅语言不地道，无法保证知识的先进性，而且自编教材摘选原版英文教材的部分还可能产生著作侵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给双语教学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

（四）活页教材

活页教材是教师没有选择到一本真正合适的国外原版或影印版的双语教材，通过复印与双语教学比较接近的原版或影印版教材的部分篇章，或根据教学需要由教师自己编写英文版教材没有的内容。这种活页教材经济实用，针对性和灵活性较强，能发挥教师教学的个性。但它自身固有的缺陷也使其不能成为双语教学的首选教材。这种作为“活页”性质临时发给学生的教材除了具有上述自编教材的种种弊端外，而且“没有教材的双语课程学习，知识掌握散乱，既无系统性又缺乏深入性，不但无法改善和提高外语水平，也不便对课程内容理解。”由此可见，国内高校目前采用的《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并不完全符合双语教学的实际需要，成为影响双语教学质量与效果的主要瓶颈。双语教材的选择是国内高校双语教学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探索并建设适合本国高校教学实际的《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已成为国内国际政治学界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二、高校《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的特色创新模式

笔者在《国际政治学》省级双语示范课程多年教学与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自主探索并编写了一本适合我国高校国际政治双语教学目标且拥有自有著作权的国际政治双语教材《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英文版），该教材2011年2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教材的出版填补了我国高校没有国际政治理论教学正式英语出版物的空白。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本教材的特色创新模式也为突破国内双语教材困境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具体说，《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双语教材特有的创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写目标与思路明确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把教材的作用看成是“在一个有目的的情境发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讨论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种观念。”《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教材在编写前就把知识目标、语言目标和思维目标确定为该书的首要编写目标。也就是说，这本双语教材不仅要通过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国际政治思维能力，而且还要通过简明和地道的英语表达来提高学生专业外语的交际能力以及运用外语思考国际问题的能力。在编写目的的指引下，还要进一步明确编写思路。《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教材内容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要求进行编写。编写体例借鉴中外相关教材的优点，每一章节都包含引言、正文、经典案例、学者学术背景介绍、课后分析理解题、进一步阅读书目和国外相关课程网址七个部分。编写内容力求覆盖课程教学大纲全部内容，同时突出重点。

（二）原版教材和英语网站内容合理取舍

一本规范的双语教材除了包含本学科常规的基本理论外，还应当体现这一学科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主编者的科研创新与教学体会。《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就是对国际政治中英文权威教材内容和英语网站材料进行了合理取舍和修改，从中获取了中英文材料的精华就是该教材的重要素材。例如，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主要直接引用英美国际政治权威辞典、原版教材和英语专业网站中的原文论述。经典案例尽量选择原版教材的素材以及自己在科研中所积累的材料。对于原版教材或网站上的内容取舍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对于直接引用的要给予注释，而对于其中描述不当的地方要采取慎重抉择的态度，多参考国内外权威大家的见解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加以取舍。因此，“一本好的双语教材绝不是几本原版教材的选编或摘录，而是参考了上百种资料并加入自己认识的教学成果。”教材的内容需要不断地完善与更新，尤其《国际政治学》课程更是如此，应体现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此，笔者在教材的每一章之后都开列了方便学生进一步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获取最新案例信息的链接网站，从而充分发挥了静态教材和动态案例的结合。

（三）中国国政理论不可或缺

英文原版国政教材很少包含中国方面的国际政治理论，但作为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应把世界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结合起来。《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知识体系的一大创新之处就是增加了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内容，这也是该教材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上融合的充分体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其思想精髓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知识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安全思想体现在英文教材里，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深刻领悟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缘由，还能够让其感受中国正在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的贡献，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愫。

（四）立体化教材倾力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