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特征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通货膨胀特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摘要]2012年年初以来，我国通货膨胀表现出总体水平较低、CPI温和增长、PPI持续负增长以及CPI与PPI持续背离等方面的特征。出现这些特征有国际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问题仍未解决、刘易斯拐点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价格传导机制不畅等多方面的原因。新时期的通货膨胀特征可能对市场主体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在总结通货膨胀特征、原因和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通货膨胀形势下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通货膨胀；特征；背离；对策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2-0126-02

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稳定企业生产发展和保障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重要条件，各国政策制定者都把维持适度的通货膨胀作为其政策目标。近年来，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我国通货膨胀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正确认识通货膨胀表现出的新特征，分析新特征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1当前通货膨胀的特征

通货膨胀反映的是物价总体水平，学界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指标有多种，主要指标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GDP平减指数等，其中应用最广、最受重视的是CPI和PPI。通过分析近两年我国CPI和PPI的走势可以看出，当前通货膨胀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总体价格水平不高。2012年1月以来，CPI均值为26%，PPI均值为-19%；2013年1月以来，CPI均值为25%，PPI均值为-22%。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完成2013年政府预定的35%的通货膨胀目标几成定局。其二，CPI温和增长，PPI持续负增长。2012年1月以来，尽管CPI始终维持在低位，最低值为17%，但低于2%的月份只有三个月；PPI方面，除了最初的两个月为正之外，其他月份都表现为同比下跌，在2012年9月，同比跌幅高达36%。其三，CPI和PPI表现出较长时间的背离。从2012年1月至今，CPI与PPI之差始终保持在32%以上，最大值达到55%，其均值高达45%。其四，CPI中食品价格上涨仍然是拉动CPI的主要力量，居住价格逐渐成为拉动CPI上涨的新的重要因素。2012年1月至今，食品价格平均拉动CPI上涨14%，对CPI上涨的贡献超过50%，而2013年1月以来，居住价格对CPI的拉动均超过05%。其五，生产资料价格下跌是PPI同比下跌的主要原因。2012年1月至今，PPI分类指数中生活资料平均同比上涨1%，而生产资料平均同比下跌26%，其中，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的下跌尤为显著。

2影响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通货膨胀作为价格总水平的反映，其变动既受供给和需求等实际变量波动的影响，也受货币供应等名义变量波动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前通货膨胀出现上述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全球经济仍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尽管美国经济有复苏迹象，欧洲经济发展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日本经济受“安倍经济学”影响有所起色，但美国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政府债务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欧洲方面债务危机的警报尚未完全解除，日本方面“安倍经济学”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并且上述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面临逐渐退出的问题，总体而言，全球经济形势尚不乐观。这对中国经济和通货膨胀水平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外需不振，从而影响总需求，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水平较低；二是受经济低迷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或处于振荡态势，输入性因素对通货膨胀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

其二，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速下降，使中国经济总体增速趋缓。一方面，受国内刺激消费政策影响，消费增速并未有大幅下降，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有限；另一方面，受“四万亿”投资后遗症和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内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速趋缓，总需求不振成为低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其三，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仍未解决。从具体行业来看，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的去产能化过程仍然步履维艰，上游供给过剩，下游需求不足，导致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持续低迷，表现在价格水平上就是PPI持续同比负增长。

其四，中国逐渐通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总体规模持续扩张，加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国逐渐通过刘易斯拐点，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具体表现就是多数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连续上调，农民工工资水平持续上涨，表现在通货膨胀上就是服务类价格的持续上涨，这也直接导致商品篮子包含服务的CPI上涨速度快于不包含服务的PPI，从而二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背离。

其五，部分领域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上游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目前，在产能过剩行业，部分地区还存在行政力量主导的情况，为了保证就业和税收，即使产品价格下跌仍要维持生产，导致市场调节机制失效，上游价格的下跌无法向下游传导，这也是导致CPI和PPI背离的重要原因。

3通货膨胀新特征的影响

通货膨胀水平较低以及CPI与PPI背离是当前通货膨胀的两大突出特征，这两大特征对经济发展存在重要影响，要主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看，通货膨胀会影响到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以及消费、投资决策行为。一方面，较低的通货膨胀会影响人们花钱的意愿，影响消费增长；另一方面，PPI持续负增长导致产品出厂价格偏低，企业利润下降，影响投资的积极性。通货膨胀对消费和投资的负面影响会延缓经济复苏的步伐，加大稳增长的压力。

其次，从政府的角度看，低通货膨胀为宏观调控创造了一定的空间。在复苏前景不明、经济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在不违背调结构、促改革大方向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刺激，而不用担心出现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具体而言，可以在一些市场主体投资意愿较强、项目回报有保障的领域加大投资的力度，对于一些急需资金、风险较小的行业实施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

再次，CPI和PPI的背离可能会导致上游企业经营不利的局面有所恶化。一方面，上游企业出厂价格低迷；另一方面，CPI仍然温和上涨导致公众生活成本上升，进而导致企业员工成本上升，CPI中食品价格的上涨也会导致上涨企业承受一定的成本压力。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会导致上游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

此外，PPI持续负增长为抑制产能过剩提升了契机。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低迷是由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的，因此，要解决PPI负增长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以着力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一方面，通过降低产能解决出厂价格持续低迷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出厂价格低的时期降低产能也可以减少企业损失。

4应对通货膨胀新特征的对策

在当前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形势下，为进一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首先，要在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一方面，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要采取多种措施有效扩大内需，消化制造业、采掘业和加工业的较大产能；另一方面，在劳动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下要引导企业合理应对工资水平持续上涨的问题，充分估计由此带来的企业成本上升、服务类价格水平上升所引发的物价上涨问题，采取微观的价格调整政策。其次，在通货膨胀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持续下行，就需要把稳增长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必要时可以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比如，可以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为前提，重启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可以重点通过盘活货币存量的方式适当扩大货币供应，对于一些有利于调结构和稳增长的行业放宽借贷政策。再次，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特殊行业的进入和退出机制，避免行政力量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干预；要加强市场配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上下游之间的价格能够有效传导，发挥价格调节市场的作用，避免价格传导不畅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黄益平，王勋，华秀萍中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J].金融研究，2010（6）.

[2]李勇辉，王丽艳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策研究[J/OL].当代经济管理，2013（8）.

[3]吴军，田娟结构性通货膨胀解析——基于当前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思考[J].金融研究，2008（9）.

[4]谢家智，张明工农产品价格预期异质性与中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4）.

[5]杨继生通胀预期、流动性过剩与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性质[J].经济研究，2009（1）.

篇2

一、引 言

近些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现象。这些现象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通货膨

胀、货币供应量与就业等变量的关系上，它们之间的变动，西方传统的经典理论已经难以对其进行解释，因此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迫切需要新的方法和视角。如滞胀(Stagflation)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所发生的经济综合症。它的主要特征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而在2006年，中国经济实现10．7％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5％，延续了自2002年以来高增长、低通胀的增长态势。在任何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看来，滞胀是中国经济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滞胀”是指物价上涨较快，一般超过5％或者更高，但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和经济衰退，而这些现象与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恰好相反。但是，经济停滞与物价上涨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出现“滞胀”问题的典型特征，在不同国家或者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滞胀”问题可能呈现不同的特征。①我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正体现出一种非典型的滞胀。这种非典型滞胀有以下两个特征：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增长缓慢，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结构的严重失衡，这种经济结构失衡表现为，高资产值行业的资产价格迅速上涨，部分行业出现通货膨胀的同时，另一些行业出现紧缩，从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长期增长的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

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典型的滞胀研究

关于滞胀特征的研究，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另一种思路则根源于货币数量论。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文献，部分地主要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到底是促进作用、还是促退作用、甚或是中性论。另一部分文献则研究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以弗利吉斯、西尔斯(Seers)、贝尔、泰勒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先后提出了通货膨胀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以坎普斯、哈伯格、沃格尔和蒙代尔等人为代表的反通货膨胀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消极影响作用，他们将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阻碍经济增长的低效率现象，称之为“通货膨胀扭曲论”；以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当政策效应被人们事先预期时，通货膨胀政策对经济的实际产量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为了验证通货膨胀到底对经济增长起什么样的作用，W・琼、P・J・马歇尔(1986)运用56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对此进行了经验检验。[1](10)经验的结果，只有埃及和乌拉圭两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其余国家和地区都表现为负相关或者不相关。从验证的结果上看，似乎是“促退论”和“中性论”占据了上风，但事实并不如此简单。②［2](145-161)其实，之所以得出了这样的经验结论源于这种验证的理论模型上的假定前提。

在许多研究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率作用的文献中，如Fuhrer(1995)、[3](41-46)Gordon(1997)、[4](11-32)Staiger、Stock and Watson(1997)，[5](33-49)均采用随机游走表示通货膨胀的预期，即假定厂商对价格的预期等于上一期实际价格水平。假定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则通货膨胀率就等于国内产品价格变化率，即π=p,πe=pe，进一步假定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等于上一期实际通货膨胀率，即πe=π-1。这样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可以表示为：

π-π-1=F(g-g*),F′＞0,F(0)=0 (1)

其中g为实际经济增长率，g为自然失业率下的经济增长率。(1)式表明，通货膨胀变化率是经济增长缺口的增函数。

陈玉宇、谭松涛(2005)用我国1990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的季节时间序列，依据上述理论推出一个自回归模型对该理论进行了经验验证，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正相关关系，当自然失业率下的经济增长率既定时，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越大，通货膨胀率的增幅越大。且测算出中国当时的稳定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是9．8%。[6](23-33)另外，在10%的置信度范围内，中国的稳定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在6．6%―13%。按照这种研究方法判断，如表1，中国经济近年的实际增长率均在10%左右，正是处在稳定通货膨胀率的经济增长率范围内。因此，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能存在滞胀的。

从这些研究看来，目前的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滞胀。同样或者类似的方法与结论也可以在国外文献中找到。但是，这类经验研究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在现在的理论框架下，实际GDP(RGDP)是根据名义GDP(NGDP)指标减去国民收入平减指数获得的，而由于平减指数很难统计，各国一般以通货膨胀率替代这一平减指数来计算实际GDP，即Ln(RGDP)=Ln(NGDP)-π。这样一来，实际RGDP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关系，甚或是不相关的。都应该视为正常现象。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鉴于本文着重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非典型滞胀特征，这里不展开论述。③但是，我们结合M2和M1的增长率缺口，可以先得出一个直观的判断。

按照货币数量论，MV=PY，取对数我们有：

LnM+LnV=LnP+LnY (2)

如果假定在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为既定常数，那么由(2)可以近似的得到这样一个推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缺口=通货膨胀缺口+实际GDP增长率缺口

但很明显，由表1我们可以看到，实际GDP增长率缺口与通货膨胀率缺口之和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缺口并不存在这样近似的数量关系。以2005至2006年为例，经济增长率缺口与通货膨胀率缺口之和，就要远远大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缺口。

三、非典型滞胀特征I：高增长与低就业

所谓非典型滞胀特征，首先是源自分析方法和视角的不同。典型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分析，通常关注的经济增长率高低和通货膨胀率高低之间的关系。而本文所使用的方法，是一种基于实物与货币的二元经济背离的分析方法，或者称纯货币经济分析方法(刘骏民、伍超明，2004；柳欣，2006)。[7](26-41)这种实物与货币的二元经济背离的分析方法，是可以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分析方法中找到根源的。总的来说，非典型滞胀特征的研究，首要的就是要摒弃诸如实际GDP这样的概念，从完全名义的、货币量值的变量间探索滞胀这一经济现象的本质特征。[8](60-69)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中的非典型滞胀特征。

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增长能够带动就业增加，提高经济增长与发展速度就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但是，近年来，发生在中国的现实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同时出现(龚玉泉、袁志刚，2002)。[9](35-39)国内很多学者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

李红松(2003)从技术进步引起的不同的就业弹性分析了其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影响。李红松认为，技术越是进步，产业结构越是向资本密集型调整，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弹性很低，不利于解决失业问题，因此，在比较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比重之后，提出要提高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权重，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就业弹性的提高；[10](23-27)蔡、都阳、高文书(2004)使用三角模型(Triangle Model)对通货膨胀进行了经验估计，针对“高增长、低就业”现象，他们认为，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自然失业率作用不显著，这类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周期性失业方面。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应该是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推动高就业产业发展；[11](18-25)郭军、刘瀑、王承宗(2006)将中国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进行了比较，数据显示中国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致与泰国相当，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过了美国，而第三产业不仅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如孟加拉国。因此，文章的最终的结论是，在调整总体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改善就业水平，其主要的目标也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12](24-31)

上述研究无疑深切了解了高速经济增长下的低就业问题的原因和对策。但是，“高增长、低就业”之所以作为非典型滞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因为其关系着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所以，对了增长与就业问题的研究仅仅从问题的本身出发是不够的。因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目前的失业率在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并不是高的，见表2。就业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运行的关键，是因为就业率直接关系到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而后者决定了收入流量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

从货币经济的视角来看，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维持了较高的就业率，也积累了相当多的富余人员，但是更为深刻的影响还是造就了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局面，收入流量向富人手中集中。另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与完善，劳动力就业逐步市场化，企业拥有了用人自，近年来，向社会集中排放了大量富余人员。就业政策转变导致就业弹性水平阶梯式下降，而与此同时工资水平却由于失业的压力仍然持续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就更进一步地恶化的收入流量失衡的格局。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施以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思路，为了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速，生产领域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资本有机构成越高，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越明显，完成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就越少。在技术上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必然在货币流量上表现为，货币收入更多的成为利润，更少地成为工资。关于这一点就涉及到了非典型滞胀的第二个特征―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失衡。

四、非典型滞胀特征II：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失衡

从1978―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近三十年以持续10%左右的速度增长。但是，这种增长速度一直是建立在政府的高投资率上。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为1．82%，2003年这一比率上升为8．1%，2000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为5．19%，2003年这一比率下降为3．43%。而同期，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拉动率分别从2．39%下降到1．07%、2．23%下降到－0．16%。而这两个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的拉动率分别从3．28%上升到3．75%、1．60%上升到3．61%。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而我国目前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为了缓解高速经济增长与低就业的矛盾。政府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发展，这样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就业率。但是，由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工资收入偏低，进一步恶化了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矛盾，从而最终导致长期有效需求不足。

以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为例，考察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资产原值，我们会发现，尽管1998年之后经济经济增长放缓，但企业的资产原值却一路上升。从1998年的64832亿元，增至2003年的105557亿元，2005年末则达到143144亿元，比1998年整整增长了一倍多。实际上，这一阶段经济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而国家财政投资和相应的银行配套资金主要被用于基本建设支出，才促成了企业资产值的增加。

企业的资产值增大，必然造成折旧和利息的支出成本，相反却可能挤压工资收入的比重。相反，从1998年以来，以国有企业为例，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速度却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利润增长率均远远高于工资增长率(见上图)。1998年的增长率为8%，但之后连续下降，2003年，2004年，2005年的增长率分别为7．1%，6．7%,6．5%。这和名义GDP的增长和企业资产值的上涨对比明显，充分暴露了宏观经济运行中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比例的失调。

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失衡，导致资金流向高资产值的行业，从而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样一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低，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必然导致长期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停滞。

五、小 结

目前，非典型滞胀特征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运行的关键。综上所述，非典型滞胀特征，其实是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全新视角的高度概括。它包括或者表现为：

(1)高增长、低就业。经济高速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导致高资产值的行业迅速增长，但由于这些行业的就业弹性低，而这些行业又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而直接导致在总的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的低就业率。

(2)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失衡。一方面，为提高就业率所采取的发展劳动服务业的产业政策，是以“低工资、高就业”为依据的，因此，这些政策在提高就业率的同时，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降低，而利润占GDP的比重相应的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工资收入占GDP比重降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下降，所以经济增长进一步依赖于投资需求。也正是因为，对于投资需求的畸形依赖，在长期，必然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停滞。

注 释：

①“滞胀”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不同的特征，在西方发达国家表现为典型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在日本表现为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而在我国表现为经济快速增长和温和的通货膨胀。

②巴罗就曾指出，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方向，目前尚无定论(Barro,1996)。

③简单的说，就是应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出发，用名义GDP指标替代根本不存在的实际GDP指标作为分析的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缺口 (在长期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既定)，应近似于名义GDP的增长率。

主要参考文献：

［1]W・琼、P・J・马歇尔．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于促进论者和促退论者见解的国际论证［J]．经济学译丛，1987(10)．

［2]Barro.R.J., Inflation and Growth,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1996, (78)

［3]Fuhrer, Jeffrey C. 1995, The Phillips Curve is Alive and Well,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March-April.

［4]Gordon, R. 1997, The Time Varying NAIRU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Polic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1).

［5]Staiger, D., J.Stock and M.Watson.,1997, The NAIRU, Unemployment and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1).

［6]陈玉宇，谭松涛．稳态通货膨胀下经济增长率的估计［J]．经济研究，2005(4)．

［7]柳 欣．经济与中国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版，2006．

［8]刘骏民，伍超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模型［J]．经济研究，2004(4)．

［9]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J]．2002(10)．

［10]李红松．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J]．财经研究，2003(4)．

［11]蔡日方，都 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J]．经济研究，2004(9)．

［12]郭 军，刘 瀑，王承宗．就业发展型经济增长的产业支撑背景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5)．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Inflation:

Non-typical Stagflation Characters

Yin Bibo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has some new features, the coexistence of high growth rate and low employment rate, the non-equilibrium of capital stocks and income flows. This phenomenon can not be explained by a traditional typical stagflation theory. Therefore, constructing a new perspective and method to analyz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is needed. Based on a pure monetary economic analysis metho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inflation can be interpreted as an economic phenomenon with non-typical stagflation characters.

篇3

关键词:通货膨胀;成因;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2007年美国爆发了继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次贷危机,这场危机迅速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蔓延到金融领域,随着雷曼兄弟等世界著名投行在危机中纷纷倒下,次贷危机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其中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受到的冲击最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场危机中也难以独善其身。2007年上半年,我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通货膨胀带来了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生产成本上涨、热钱流入、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扩大等问题。直到2008年8月以后,通货膨胀的压力才有所减轻,历时1年多的通货膨胀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本文就通货膨胀问题展开论述。

一、通货膨胀的性质

关于通货膨胀的定义,一直都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研究和讨论的重点,学术界也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的,关于通货膨胀的权威说法有两种:一种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一般物价水平或物价总水平的普遍的持续的上涨”,因此又称他们为“物价派”,其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另一种学派是“货币派”,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通过货币数量论证明了货币量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决定因素。目前,国内经济学家大多是综合二者即通过研究物价和货币数量的两种经济现象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如果物价持续上涨,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同时还伴随着经济过热,这种现象就定义为通货膨胀;反之,即为通货紧缩。

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国外的经济学家一般将其分为四大类: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通货膨胀也可以从一国传导到另一国,显示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特征,这正是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弊端之一。

衡量通货膨胀的常用指标有消费物价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GDP平减指数三种,其中CPI是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它通过衡量居民的生活费用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当CPI超过5%就可看作是严重通货膨胀,CPI在3%～5%之间是温和型通货膨胀。2007年我国CPI指数从年初的2.2%上涨到年末的6.9%,全年涨幅4.8%,通货膨胀还是温和型的。

二、从“价格”出发解释通货膨胀成因

(一)结构性通货膨胀。2007～2008年度,通货膨胀率先在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上体现出来了,具有明显的“结构化”特征。2007年食品价格上涨12.3%,其中粮食上涨6.3%,肉禽及其制成品上涨31.7%,蛋类上涨21.8%。导致农产品涨价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政策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粮食生产成本增加,而市场的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旺盛,使得供求不平衡,价格也就被推高了。2007年国际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带动了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2008年初,我国南方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雪灾,南方农产品供给不足,北方大量粮食、蔬菜、猪肉等物资运到南方,加大了成本,农产品的价格自然就上涨了。2008年1～2月份,我国CPI创新高分别上涨7.1%和8.7%,足以证明通货膨胀的规模不断扩大。

(二)输入推动型通货膨胀。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此次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次贷危机产生后,大量的资金从金融市场流向商品市场寻求避险,这些热钱的进入大大推动了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的期货价格,从而推动了我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引发国内相关产品的价格也普遍涨价。我国是世界上进口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尤其在石油和铁矿石进口上一直是世界进口大国。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7年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46.05%;2007年第一季度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目前铁矿石超过一半以上依靠进口;大豆、植物油进口超过50%。2007年以美元标价的国际原油价格持续涨价,屡屡突破每桶百元大关;铁矿石价格上涨9.5%,2008年则上涨65%～71.5%,这使国内依靠能源和原材料的生产加工企业成本加大,导致国内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压力。

(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2007年至2008年6月,我国经历了高通胀和高增长的发展历程,这与我国特殊的经济增长结构有重要关系。传统上,拉动需求有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其中消费支出是总支出的主要力量。在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总量的2/3左右,其次是投资和出口。而在我国呈现相反的格局,消费只占GDP比例的50%左右,而投资和出口占比逐年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1～2006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由50%、50.1%和-0.1%转变为39.2%、41.3%和19.5%。投资超过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2007～2008年固定增产投资增速在25%左右。出口增长的速度也很快,2005～2007年出口年均增速达到30%以上。投资和外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一方面加剧了国内能源、燃料等资源的紧缺,资源的稀缺性促使产品物价上涨;另一方面加大了国外大宗产品价格上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力,并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

三、从“货币”出发研究通货膨胀的根源

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经济中存在过多的货币将会导致物价上升,纸币贬值。下面就从货币方面来探讨一下通货膨胀形成的根源。

(一)国际收支不平衡,超额外汇储备持续增长。从1994年开始我国的国际收支已经持续多年顺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顺差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的贸易顺差,出口大于进口;另一方面是我国鼓励国际来华投资的政策,吸引了海外对华投资逐年增加;此外,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使大量短期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带来的后果就是外汇储备不断膨胀,到2008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达到2万亿美元。如此大量的外汇储备也带来了隐患。由于我国采取的结售汇制度,对人民币升值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为了保障人民币不至于过快的升值影响出口,政府不得不用买汇的方式买进大量的美元,使得外汇占款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对应的是人民币的投放增加,基础货币扩大。2001～2007年我国的货币发行速度明显加快,年增长幅度分别为7.1%、9.62%、10.93%、12.05%、16.99%,货币增长速度大于GDP增长速度,因此外汇占款的通货膨胀效应更加显著。

(二)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流动性过剩就是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商品流通的实际货币需求,造成货币供需不平衡,供大于求带来了价格的上涨。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源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由于我国居民长期存在保守的消费意识,加之落后的金融投资观念和投资领域狭窄,居民将大部分收入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以获得稳定的利息收入。银行吸收的存款越多,用于投资的资金就越多,在缺乏严格监管的前提下,银行为了最大化地盈利不断放贷,信贷膨胀带来的是投资过热,投资的增长又会增加国民收入,一旦投资过热,通货膨胀问题也就产生了。

同时,关注国际市场的资本动向,全球性流动性过剩是不可忽视的外因。由于美国长期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美元的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2007年以来,美联储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继续加大美元的发行量。美元供给量的快速增加,加大了美元贬值预期,大量资本流入其他国家寻求庇护,加剧了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

四、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综合性措施

(一)货币政策手段。2006～2007年央行频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通货膨胀。央行先后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共15次,仅2007年就达到10次,存款准备金率从年初的9%提高到年底的14.5%。2008年上半年又先后5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6月份上调至17.5%。其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从2006年4月28日到2007年12月8日8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仅2007年一年就先后9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007年初的2.52%上调至4.14%,累计上调1.62个百分点;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从年初的6.12%上调至年末的7.47%,累计上调1.35个百分点。同时,发行中央银行票据,自2003年4月启动发行央行票据以来,发行量就逐年扩大。2005～2007年每年累计发行央行票据数额分别为2.79万亿元、3.65万亿元、4.07万亿元。此外,央行还运用窗口指导等间接调控手段,调节货币供求,稳定物价上涨。央行频繁的加息行为反映了其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取向。

遗憾的是央行采取的以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为代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并没有明显降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数据显示,2007年5月至2008年8月,广义货币量M2增速仍然高位运行。我国延续多年的“高通胀,高增长”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对这次通货膨胀的成因没有看清。此次通货膨胀并不是简单的成本推动型或需求拉上型,而是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成本推动的作用,也有结构性特征,而且还有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新特点。使用单一的“数量型”政策工具难以解决各目标,同时证明了主要用于调控短期需求的货币政策工具对综合型通货膨胀的治理效果不佳。

(二)汇率政策手段。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导致国际热钱流入的重要原因,只要人民币还有升值的空间,国际热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这些热钱的进入,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投资可利用资金;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投机的可能性,带来了更大不确定性。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革我国的汇率制度,有关学者提出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度必须在稳步上升的前提下,加快升值节奏,人民币升值既要改变一开始的“小幅慢走”,又不能跑得太快,“小幅快跑”是可以尝试的新措施。

我国需要继续深化汇率管理体制。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美国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美元货币供应量不断增长,美元贬值,我国庞大的以美元标价的外汇储备资产大幅缩水。因此,我国应改变以往盯住美元的单一汇率形成机制,建立更加多元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例如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机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我国政府也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例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超货币”的观点,他希望IMF能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也是汇率政策改革的重要方面。我国长期实行单一的汇率机制,在此次危机来临时显现出其不足。因此,需要改变汇率一味的单一升值趋势,在特定情况下允许汇率在合理的区间上下波动,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例如,当国际经济环境不佳时,我们可以采取适当贬值的手段。

(三)财政政策手段。2008年各项经济数据显示中央采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手段成效有限,货币发行量仍高于经济需求的货币量,但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却更加有效。财政政策不仅可以调节需求,对供给方面也能产生影响,而且财政政策较少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政策扭曲效果较小。因此,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此次通货膨胀中农产品涨价是重要原因,这就需要政府提高价格管制能力,尤其要从根本上稳定农产品价格。第一,继续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生产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二,通过关税手段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保证国内的粮食供应稳定;第三,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用科技手段不断改造传统农业,使之规模化、机械化,真正实现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第四,改革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大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和优惠力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其次,政府应加强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完善相关法律制度。2009年我国股市开始复苏,IPO新股上市发行,大小非全面解禁,创业板筹备上市,资本市场面临全新的挑战。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资本市场交易成本、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宏观调控手段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增长,从而减小资本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推动压力。房地产市场更加需要政府推出“组合拳”来整顿市场秩序。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压缩银行对地产行业的信贷规模;加大对房价的调控力度,使价格真正体现供需关系;规范土地审批制度;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房地产市场;对炒房投机行为加以严厉监管。

再次,政府需要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给予企业和居民各项财政补贴。针对国际收支盈余增长过快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可以采取降低出口退税率,对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加征出口关税,减少出口。进一步削减进口关税,给予企业进口补贴,扩大进口,使贸易不平衡问题得以缓解。另外,对于流进我国的热钱,可以采取征收托宾税的办法,防止资本市场膨胀带来的通货膨胀,稳定汇率和减少资本账户盈余。针对成本和结构型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要适时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降低企业税率,同时对受到通货膨胀影响较大的企业,如粮油面、石油、电力等给予财政补贴,以减轻这些企业由于成本上升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通货膨胀上升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能够激励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最后,通货膨胀还会对居民产生财富效应,尤其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最大。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政府要把财政支出不断地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领域倾斜,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更加合理化。这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而且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有好又快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林建华,任保平.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通货膨胀特征及化解[J].经济问题,2008.12.

篇4

关键词：汇率波动；货币政策；通货膨胀；自我衍化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4-0004-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4.01

一、引言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由此带来我国CPI一路走高。截止到2011年第一季度，月度CPI同比上升5%以上，超过了政府年初制定的通货膨胀上限。较高的通货膨胀不仅会导致一国价格扭曲，进而影响到经济正常运转并影响到一国福利水平，同时也会进一步拉大我国的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控制通货膨胀一度成为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进入2012年以来，由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以外需减少导致外贸出口总量的减少，导致2012年物价总水平同比出现下滑的趋势。众所周知，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诚然需要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治理，然而若物价水平持续下降也绝对不是一件好事。问题由此提出，影响高水平通货膨胀与低水平通货膨胀自我衍化规律的区别及其影响因素是什么。鉴于此，本文拟采用最新发展的时变转换概率的马尔科夫机制（MS-TVTP）来捕捉低通货膨胀和高通货膨胀自我衍化的影响因素及其行为规律。

二、文献综述

关于通货膨胀的动态性，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其动态性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对于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形态的研究，如Taylor（1980）[1]、Calvo（1983）[2]的交错契约模型等。由于这类模型不能解释通货膨胀率动态演进的特征事实，因此，一些学者本着“让数据说话”的理念，采用包括ARMA或ARMA-GARCH等时间序列模型对通货膨胀率进行动态刻画。然而，由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广泛存在，使得传统的线性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并不能捕捉这种因于微观主体异质性所导致的宏观变量结构性变化。最近几年来，由于非线性计量方法的广泛推广和应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动态特征，采用的主要方法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采用Engle（1982）[3]提出的ARCH模型及其推广形式GARCH类模型；二是Tong（1983）[4]年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及其推广形式自激励门限自回归（SETAR）模型；三是由Hamilton（1989）[5]提出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MSVAR）；四是由Granger和Terasvirta（1993）[6]提出的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STAR）及其推广形式LSTAR与ESTAR模型。Conrad和Karanasos（2005）[7]利用GARCH类模型研究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Enders和 Hurn（2002）[8]利用TAR类模型分析了通货膨胀率调整的非对称性。Cogley和Sargent（2002）[9]利用MSVAR模型分析了通货膨胀的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率水平两者正相关。Skalin和Terasvirta（1999）[10]采用STAR类模型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区制转移线性进行了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调节特征。

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借鉴国外非线性计量方法研究国内通货膨胀率的非线性特征。王少平、彭方平（2006）[11]应用ESTAR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的非线性调节、通胀和通缩的非线性转换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调节，通胀和通缩的转换具有非线性指数转换的特征。张屹山、张代强（2008）[12]采用门限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并将我国通货膨胀率划分为加速通胀和减速通胀两种状态。赵留彦（2005）[13]使用两区制马尔科夫转换模型研究了我国高通货膨胀与低水平通货膨胀的非线性转移特征。张凌翔、张晓峒（2011）[14]采用LSTAR模型刻画了我国通货膨胀率周期阶段划分、通货膨胀率波动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动态特征及其转移的路径与机理。

已有文献虽然普遍采用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对通货膨胀的区制进行刻画，然而并没有指出不同水平通货膨胀路径衍化的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直接关系到货币当局对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以保证调控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其次，现有文献并没有回答通货膨胀率在不同状态之间转换的概率是如何刻画的。赵留彦（2005）采用马尔科夫域变模型考察了1985年1月—2003年12月经济中低通胀状态和高通胀状态之间的转换概率，然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经历了多次大的调整，高低通货膨胀状态之间的转换概率不大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即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概率是时变的。

篇5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由5.25%下调至0-0.25%。迄今为止，美联储已经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消除了美国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短缺，但是这造成了全球新兴市场面临巨大冲击，一是短期国际游资大量的流入造成物价和资本价格难以维持稳定，二是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使得新兴国家面临严重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三是外汇占款不断增加进一步放大货币供应量，加重通货膨胀预期。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国内经济通货膨胀压力逐渐明显。2011年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率逐渐升高，4月份居民价格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30 %，通货膨胀问题日益凸显。当前，我国缺乏成熟、系统的价格波动监测预警的定量指标，使得在应对经济危机、市场变化、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时茫然无措。所以，目前最为紧迫的是探究通货膨胀监测预警的定量指标，健全价格波动预警机制。

二 、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的构建

根据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

（一）数据处理

在国际因素方面，本文选取国际原油价格（oil）、人民币兑美元汇率(e)、外汇储备（fer）。在国内因素方面，选取固定资产投资（FAI）、shibor同业拆借利率（i）、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stock_sh）、粮食价格指数(cpi_corn)、肉禽及其价格指数（cpi_pork）。本文使用数据采用月度数据，时间跨度从2006年10月―2010年12月，国际石油价格来自OPEC网站，股票价格指数来自国研网，其他数据来自中经网。

（二）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的构建

因子分析（FA）是主成分分析的推广，相对于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更侧重于解释被观测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协方差之间的结构。实质就是用几个潜在的但不能观察的互不相关的随机变量去描述许多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协方差关系），这些随机变量被称为因子。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指标。其中因子提取方法采用主成分法，选择方差最大旋转方法进行因子旋转，采用回归法计算因子得分。输出结果如表1。

表1因子载荷阵

由表1可知，因子旋转之前，部分因子的载荷系数比较接近，旋转之后，因子载荷矩阵的元素取值向两级分化，更加有利于分析。依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得到两个影响通货膨胀水平的因子F1和F2。

从旋转后的分子载荷矩阵中可以看出，F2在国际原油价格、利率、股票价格指数、肉禽及其制品价格指数上拥有较高的载荷，而这些因素是影响当前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因此，F2反映了各个具体因素及其综合作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可以作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

（三）CPI与F2的关系

在样本区间，将F2的因子得分与CPI标准化数据的历史趋势进行比较，结果如图1。

图1

由图1可知，在样本观测期间，F2很好地拟合了标题通货膨胀趋势，具有基本上相同的波动幅度、波峰与波谷，并且F2的变化总是快于标题通货膨胀的变化，对标题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

（四） F2作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的有效性研究

1. F2的波动性特征比较

作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不应该具有很强的波动性特征。表1中列出了样本观测期间F2的波动性特征，并且与标题通货膨胀进行比较。由表2可以看出，F2的波动性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波动性比较稳定。

表2波动性特征比较

2.F2对通货膨胀的解释能力检验

作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要求F2能够完全解释总体通货膨胀πt中的趋势成分。xt=πt-f2是平稳序列，其中Xt是短期相对价格变化导致的F2的波动，Xt应该是一个平稳的序列，不应该有任何的趋势。表3中列出了样本观测期间F2短期波动成分的ADF检验结果。

表3解释能力的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Xt在1%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可以确定Xt是平稳序列，即Xt ~I（0）说明F2能够完全解释总体通货膨胀πt中的趋势成分。

3. F2反映通货膨胀变化趋势的比较

F2拟合标题通货膨胀趋势的程度可以作为评价有效性的又一指标，首先计算通货膨胀的趋势值，利用HP滤波得到通货膨胀的趋势值，然后计算F2因子的RMSE值。RMSE={[ΣTt=1（πttrend-f2）2]/T}1/2，RMSE越小，说明F2的拟合效果越好，更加能够准确地反映通货膨胀的变化趋势。计算得到F2的RMSE值为0.871261，说明F2对通货膨胀的变化趋势有很好的拟合效果。

4. F2与标题通货膨胀的协整关系

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应当与标题通货膨胀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才可以成为长期指标被应用，新增数据才不会导致历史估计结果发生改变。本文采用协整检验观察估计得到的F2与标题通货膨胀的均衡关系。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表明F2与标题通货膨胀至少具有1个协整关系，两者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表4协整检验

注：加“*”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5. F2的预测能力的检验

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对标题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判断核心通货膨胀预测能力的依据是给定当前的标题通货膨胀基础上，考察F2包含多少关于未来标题通货膨胀的信息。利用方程πt+h-πt=αh+βh（πt-f2）+εt+h的回归平方和来评价模型估计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表5中给出了6种计算方法计算得到的F2的R2值。

表5预测能力的检验

由表5可以看出，随着h的增大，R2值有所增加，说明F2作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在h=2及更大比h=1对标题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更好一些，F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通货膨胀的预测指标。

三、结论

（一）国际因素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影响，表明我国面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经济危机以来，我国实行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导致资产泡沫化严重，股票价格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实际利率处于负利率的状况，直接导致银行存款分流下降，致使更多的资金流入资产领域，资源错配严重，推动资产的泡沫化，通货膨胀的上涨。

篇6

关键词：通货膨胀水平，不确定性，随机波动模型，MCMC模拟，Gibbs抽样

中图分类号：F222.3,0212 文献标识码：A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ation Rate and Uncertainty in China：Based on the Bayesian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s

ZHU Huiming1, HAO Liya1, GUAN Haoyun1, ZENG Zhaofa2

(1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2 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 410079, China)

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of the inflation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 China, the SV-M model and the ASV-M model have been employed considering the monthly data from January 1990 to January 2010. The MCMC method has been utilized to estimate both of the stochastic volatility kind models. The empirical results provided here give the evidence that the persistence of inflation uncertainty and the positive direction effect of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novations on inflation are supported in ASV-M model. Moreover, the ASV-M model can catch the asymmetr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flation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The positive asymmetry parameter means that there is no leverage effect in inflation which exists in financial return. What’s more important, the risk premium coefficient which captures the volatility-in-mean effect is greater than 0. It shows that innovations in inflation volatility increases inflation persistently which is the same as the Cukierman and Meltzer’s viewpoint. In addition,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of the binary VAR model implies the opportunistic central bank behavior existing in the money policy making process in China. We also compare the action of different monetary policies.

Key Words：Inflation rate, Uncertainty,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 MCMC simulation, Gibbs sampling

一、引言

通货膨胀预期与不确定问题，历来是经济管理决策、经济行为主体和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通货膨胀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成本和福利损失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对于通货膨胀是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学术界观点不一，然而，目前研究者们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是：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利影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发生将使得价格信号失真，导致经济行为主体难以把相对价格方面的变化同一般价格水平方面的变化区别开来，从而引起决策错误。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改变了社会的风险投资意识，因此经济行为主体会更专注于短期利润而忽视长期效益，从而造成整个经济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成为通货膨胀或者紧缩的新的诱因，致使社会财富遭受重大损失。由此可见，由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成本和福利损失的重要原因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诺贝尔奖获得者Friedman[1]在1977年指出：通货膨胀率水平与其波动之间存在正向相关的关系，即高的通货膨胀率水平会引起未来发生更大的通货膨胀波动并由此导致更低的产出增长和经济的非效率。Ball[2]从信息不对称博弈论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Friedman 的观点，因为公众不知道强硬的政策制定者何时会执政并实施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Friedman与Ball的观点被称为Friedman-Ball假说。如果这种假说成立，则由于不确定性与通胀的正向关系使得通胀不确定性成本可以代替通胀的成本，因此稳定价格便成为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方法。与Friedman-Ball假说类似，Golob[3]认为反通货膨胀政策作用的时间是不确定的，这也成为导致通胀水平和不确定性的正相关关系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Holland[4]将这种正相关关系的原因解释为经济行为主体无法准确预知货币供应量的改变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然而，Cukierman和Meltzer[5-6]在研究通货膨胀波动对未来通货膨胀率水平的影响时提出：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作用的方向与Friedman-Ball假设相反，即高度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会由于中央银行行为的不确定性最终促使通货膨胀率上升。Cukierman和Meltzer对这一过程的解释为：货币政策当局有追求保持低通货膨胀和利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的双重目标，因此为了最大化其政策目标函数，将会充分利用公众对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防止货币增长过快，这样最终达到一种最优的通货膨胀率，从而形成了通胀不确定性与通胀水平的正向相关性。Cukierman和Meltzer的研究表明，当货币政策当局具有充分自由进行政策制定和调控时，往往不会选择最优的调控政策，而是为短期稳定目标留有一定的余地，即采用具有“相机抉择”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

在实证方面，学术界对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结论并不一致。综合这方面的文献可以看出，这种不同的实证结果除了与不同研究对象的经济状况以及政策体制相关以外，计量工具和方法的选择也是造成这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例如，早期的文献采用样本方差或均方通胀率代表波动性指标，使用横截面数据考察多个国家通胀水平及其波动性的相关性，这类研究结果均表明通胀均值和波动性之间存在强的正相关性[7-9]。然而，这种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无法区分可预测波动与不可预测波动，而可预测波动部分并不构成通胀的不确定性，这是该方法的主要缺陷。随着经济计量技术的发展，Engle[10]利用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对英国和美国通货膨胀的易变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估计出非预期通胀的方差序列，他的经验研究并不支持Friedman-Ball假说。在GARCH模型的框架下，一步向前的条件方差代表不可预测的通胀新息的波动性，它是事先的方差而不是像移动平均标准差那样的事后方差，因此能够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采用GARCH模型分析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关系的文献，部分采用两步检测方法，如Grier和Perry[11]分析了西方七国集团1948-1993年的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关系，结论表明七个国家高通货膨胀全部都伴随有高度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日本、法国的情况也支持Cukierman-Meltzer的研究结论。类似的研究如Komain和Timothy[12]、Guglielmo和Alexandros[13]等。另一方面，均值GARCH模型（GARCH-M）的发展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这类模型中，条件均值和方差被同步估计，因此比两步检验方法更有效率。例如Stilianos[14]利用GARCH类模型检验了1885-1998年英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结论支持Friedman-Ball假说；Bradley[15]运用二元EGARCH-M模型研究战后日本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较高的通货膨胀平均水平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会导致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然而，在GARCH类模型中令波动的条件方差服从一个确定的自回归过程，因此波动的改变即是一个已知过程，这与不确定性的概念不符。与GARCH类模型不同，随机波动（SV）模型令条件方差包含某些随机过程的不可见成分，因此波动的改变是随机变化的，而这种随机冲击的性质与程度，也是影响通胀调整的重要因素[16]。相对于GARCH模型，Danielsson[17]和Kim et al.[18]的研究均认为对数正态SV模型在实证检验中优于GARCH类模型。近年来，SV模型的建模与应用研究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然而主要领域仍集中在期权定价和股票市场的波动性研究，在宏观经济领域还鲜有涉及。其主要原因在于SV模型相对于GARCH类模型估计难度较大，不利于实证分析。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贝叶斯统计推断技术与方法的发展，特别是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稳态模拟技术的应用，解决了SV模型中异常复杂的高维数值计算问题，为这类模型的研究提供了简便有效的途径，从而丰富了SV模型的种类，拓宽了其应用领域。

本文拟利用贝叶斯SV模型研究我国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动态相关关系，考虑到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具有时变性特征，建立SV-M模型对条件均值和条件方差进行联合估计，度量我国的通胀不确定性动态特征。随后对该模型进行拓展，引入能捕捉非对称效应的ASV-M模型，在MCMC稳态模拟的框架下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动态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两者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以及包含在残差序列中的长期历史信息，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该行为特征进行分析。

二、理论模型与MCMC算法设计

标准SV模型由Harvey[19]和Jacquier[20]引入到计量经济学领域，逐步发展成为一类极具应用前景的波动类模型。基本的SV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 为 时刻的观测变量， 是均值方程的自回归参数， 则为预期观测值； 为潜在波动的对数形式， 为一个鞅差分序列，一般假定其是均值为0、方差为1的高斯白噪声序列，且 与 是相互独立的； 和 代表波动方程的自回归参数， 为扰动项，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 的独立正态分布，且 与 也是相互独立的。此外，为保证波动过程的平稳性，假定 。

在基本SV模型的基础上，为刻画波动与预期观测值的相关关系，可以在均值方程中引入波动项作为均值回复的一个影响因素，由此得到SV-M（stochastic volatility in mean）模型，其状态空间形式如下：

此时，模型的预期观测值为 ，其中 为风险溢出系数，它用来度量波动对预期观测变量的影响，若 ，表示波动和预期观测变量具有正向相关关系， 值的大小表示波动变动一个单位时对预期观测变量的影响程度。

在上述模型中，均假定均值方程和波动方程的扰动项 与 是相互独立的。这种假定条件可以放宽到更一般的情况，即令

此时， 代表两个扰动项之间的相关关系，用来说明利空（观测值为负）或利好（观测值为正）消息对波动影响的非对称性。若 为负值，说明相同强度的冲击，利空消息的冲击对波动的影响大于利好冲击，反之亦然。至此，在（2）式的SV-M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这种波动对正向冲击和反向冲击的影响，即得到ASV-M（asymmetric stochastic volatility in mean）模型。

为了便于得到ASV-M模型的似然函数，以下进行一个简单的变换：令 ，则

不难验证，此时 。将（3）式代入模型（2）的均值方程中得到：

结合模型（2）中的波动方程，可得模型的条件似然函数形式为：

由此可得观测变量与潜在波动的联合分布为：

其中， ， 为误差项的协方差矩阵， 代表矩阵的积。根据贝叶斯定理得到潜在波动的后验分布形式：

由模型的结构分析容易看出，似然函数为一个多重积分的过程，具体形式难以直接获得，因此不适合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估计。然而在MCMC方法的框架下，参数和状态变量的后验联合分布可以利用Gibbs抽样方法进行估计，即将参数空间扩展为包括状态空间在内的新的参数空间，从而把问题转化为从完全条件后验分布中抽取随机样本。根据贝叶斯定理，参数的完全条件后验分布比较容易获得，通过先验分布的设定，可以设定参数的后验分布的共轭形式，便于进行抽样分析。因此，MCMC模拟的基本思想是：建立马尔科夫链对未知变量的抽样分布进行动态模拟，当链达到稳态分布时即得所求的后验分布，进一步可以利用抽取的样本计算边缘分布以及后验分布的矩。以下我们针对ASV-M模型，设计了模型参数的MCMC稳态模拟，Gibbs抽样步骤为：

重复步骤2-8迭代 次，直至Markov链达到平稳状态，抽样完成后可依据所得的样本 对模型参数的后验分布进行统计推断。

在利用MCMC模拟方法估计模型之前，首先设定参数的先验分布：在波动方程中令 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10的正态分布； 服从参数 的贝塔分布； 服从形状参数为2.5，尺度参数为0.025的伽马分布，以上先验分布的选择依照Kim等[19]的观点，对于模型的其他参数，由于先验信息比较缺乏，所以均采用了低信息先验分布，以尽可能地利用样本数据本身的信息对参数进行估计。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基本统计特征分析

本文使用的通货膨胀率水平（ ）是采用我国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对数一阶差分形式表示，研究样本是1990年1月至2010年1月间的月度数据，差分后的样本量为240个。样本选取自1990年是因为我国商品价格自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放开，此前严格受国家控制。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统计月报》。CPI以及通货膨胀水平 的时间变化路径如图1所示。

从CPI趋势图可以看出，我国物价水平在过去的20年中，有三次较为明显的峰值，分别是：1994年10月，2004年7月和2008年2月。其中，1992年1月至1996年12月期间，我国经历了较为严重的高通货膨胀，从1997年中后期开始，我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物价水平出现了轻微的通货紧缩，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有所缓解，此时通货膨胀率变化又开始出现了攀升势头。特别的，从2007年4月至2008年12月，以猪肉价格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国际市场原油、粮食等初级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致使我国经历了新一轮通货膨胀。对比通货膨胀水平 的时间变化路径可以看出，整体上通货膨胀率波动具有聚集性特征，即通货膨胀期间价格波动程度较高，通货紧缩期间价格的波动程度明显降低，这种变化体现出通货膨胀率的异方差特征。CPI和通胀率 的分布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结合数据的偏度和峰度值容易看出，CPI和通胀率 都具有右偏厚尾特征，并且它们的J-B（Jarque-Bera）检验统计量也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数据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说明通胀率在少数月份中出现了异常值。

为了检验通货膨胀序列的异方差特征，针对样本均值的偏差序列以及其平方序列分别计算了Ljung-Box Q（Q）统计量，表2中的Q统计量值为了检验序列的前1、2、5阶自相关系数是否显著为0，括号中为相应的P值，容易看出，均值偏差序列和偏差平方序列均具有高阶自相关性，并且Lagrange Multiplier（LM）统计量的值为238.4014，也说明偏差序列显著存在ARCH效应即具有异方差特征。此外，针对序列的平稳性，采用Phillips-Perron（PP）和Augmented Dickey Fuller（ADF）两种方法检验序列是否含有单位根，结果与自相关性检验一致，即序列是平稳的，因此保证只含有时变的随机扰动项。

（二）SV-M模型的MCMC稳态模拟

为了研究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关系问题，首先建立SV-M模型刻画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注意到通货膨胀率是一个平稳过程，根据DIC准则选择AR(2)-SV(1)模型作为基础SV模型，即在理论模型中令 。考虑到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具有时变性特征，将基础SV模型拓展为SV-M模型。

采用MCMC算法进行模型推断时，为了消除参数的初始值对模型的影响，对于各个参数分别构造了两条Markov链进行稳态模拟。在Gibbs抽样过程中，先对每个参数进行5000次迭代，以保证参数估计的收敛性，在此基础上再进行50000次迭代，以记录下的样本结果作为参数估计的Monte Carlo试验数据。根据Markov链在平稳状态下的Monte Carlo抽样数据，图2和图3给出了模型参数的后验分布核密度估计图和相应的分位区间估计图，从图中我们可以掌握参数的分布情况，并进行各参数的后验区间估计。

由图2可以看出，模型参数 和 的后验分布具有偏态特征，其他参数的后验分布都具有对称性。这主要是由于参数 和 的Monte Carlo抽样数据中，一侧的极端值出现的概率较大，使后验分布呈现出偏态特征。此外，图3表明各个参数的分位区间估计已经基本趋于平稳，说明各条Markov链已经基本达到平稳状态，所得样本依分布收敛到目标分布，可用于参数估计，同时通过参数 和 的分位区间估计图也可以观察到其后验分布所具有的偏态特征。

综合各个参数的后验分布核密度图，对利用MCMC方法抽样得到的Monte Carlo样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得到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值以及相应的分位区间估计。表3给出了我国通货膨胀率的SV-M模型参数的均值、标准差、MC误差、2.5%和97.5%等主要分位数的贝叶斯估计值以及检验Markov链收敛性的Gelman-Rubin（G-R）统计量的值。

从表3可以看出，首先，各个参数的MC误差远小于标准差，G-R检验统计量都在1到1.2之间，可以认为模型各个参数的样本分布已经收敛到其后验分布，即采用MCMC稳态模拟估计模型参数是有效的；第二，波动方程的自回归参数 的贝叶斯后验均值为0.968，表示通货膨胀的不确定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特征，类似于金融收益率波动的持续性过程；第三，风险溢出系数 的贝叶斯后验均值为5.730，由于 可以用来度量波动对预期观测变量的影响，值为正则说明通胀不确定性对通胀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由此可以初步判断Cukierman和Meltzer假说成立。此外，模型的AIC值为-1702.05，残差序列的Q(5)统计量为11.3712，P值为0.04，Jarque-Berra检验统计量为1.3386，相应的P值为0.51，无法拒绝正态分布的原假设，说明模型设定的有效性。

（三）ASV-M模型的MCMC稳态模拟

在上述SV-M模型的基础上，为考察均值方程和波动方程的扰动项 与 之间的相关关系，说明利空（观测值为负）或利好（观测值为正）消息对波动影响的非对称性现象，从而引入了ASV-M模型。对该模型进行MCMC稳态模拟时，同样对于各个参数分别构造两条Markov链，每条链迭代50000次，舍去前10000次进行退火处理，对保存下的样本作为参数估计的Monte Carlo试验数据。图4给出了各个参数的两条Markov链的抽样动态轨迹，各个参数的Markov链较好地磨合在一起，说明抽样链已经基本达到平稳状态。图5和图6则分别给出模型参数的后验分布核密度估计图和相应的分位区间估计图。

由图5和图6可以看出，模型参数 、 和 的后验分布具有较为明显的偏态特征，其他参数的后验分布都具有对称性。同时，各个参数的分位区间估计已经基本趋于平稳，这也说明设置的各条Markov链已经基本达到平稳状态，Monte Carlo样本可用于进行参数的区间估计。对所得样本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值以及相应的分位区间估计，具体见表4。容易看出，各个参数的MC误差远小于标准差，G-R检验统计量都在1到1.2之间，说明采用MCMC稳态模拟方法的有效性。

对比ASV-M模型和SV-M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ASV-M模型中波动持续性参数 的贝叶斯后验均值为0.978，大于SV-M模型中估计值，说明ASV-M模型能够更好地把握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持续性特征；风险溢出系数 的贝叶斯后验均值在ASV-M模型中为8.215，也大于SV-M中的相应估计值，说明ASV-M模型能够更好地反映通胀不确定性对通胀水平的正向影响作用；对于反映不确定性估计精度的 值，ASV-M模型中的估计值为0.265，相对于SV-M模型有所降低，说明前者对数据的拟合精度也优于后者。此外，ASV-M模型的AIC值为-1720.9，小于SV-M模型，也说明该模型设定的有效性。进一步对模型进行残差检验，可得残差序列的Q(5)统计量为8.911，相应的P值为0.133，说明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显著的自相关性，Jarque-Berra检验统计量为1.923，P值为0.382，不能拒绝正态分布的原假设，由此可见，ASV-M模型更好地刻画了我国通胀率的动态特征。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模型中扰动项的相关系数 的贝叶斯后验均值为0.354，代表不同性质的信息冲击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影响的非对称作用。由于 值大于零，说明通货膨胀中出现的反向冲击降低了通胀的不确定性程度，而正向冲击则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水平，这也表明通货膨胀率中不存在与金融资产价格运动类似的杠杆效应，这主要是因为商品市场与资产市场的价格调整速度是不同的。在商品市场中，价格成分主要由市场供给和需求调节，市场出清的短边因素在需求方向，因此价格变化以需求驱动为主。然而，经济学中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表明：人们强烈厌恶相对损失，一定金额的收益所引起的效用增加低于相同数量的损失所引起的效用减少。这一理论可以用于解释为何工人反感相对损失而强烈抵制工资的减少，而在垄断竞争环境下名义工资的粘性导致名义价格的粘性，从而说明在商品市场中普遍存在着向下的价格粘。正是因为存在价格的向下粘性特征，所以通货膨胀率中的反向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较低，而正向冲击则增加了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而一旦出现了正向冲击，由此导致的“示范效应”和“追涨效应”将是非常明显的，这些都同正向冲击带来的投资扩张等行为有密切关系。由此可见，ASV-M模型所揭示的通货膨胀率的非对称性具有重要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操作方面的启示。

（四）脉冲响应分析

在利用MCMC方法估计ASV-M模型的基础上，以模型中的潜在波动变量 度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这种度量方法使得 包含一个新息过程，能够更好地反映信息冲击对波动影响的动态过程，符合通货膨胀不确定的确切含义。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讨论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短期动态关系以及包含在残差序列中的长期历史信息，绘出了60阶滞后的通货膨胀率与不确定性相互作用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图7 通货膨胀率与通胀不确定性相互作用的脉冲响应函数

由图7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水平的变化对通胀不确定性的影响基本上接近于零，说明 的冲击对 的影响不显著；反过来，给通胀不确定性一个正的冲击，通货膨胀水平在前6期内达到最大值，即在第6期 对 的响应是0.1706，然而这种冲击作用不具有持续性，在50期之后几乎为零。这与SV-M模型和ASV-M模型中的判断是一致的，这些经验结论表明高度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会促使通货膨胀率上升，反之则没有支持的证据。根据Cukierman和Meltzer的理论观点，说明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中含有相机抉择的成分因素。从主流的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目前经济学家大多认同“货币长期中性、短期非中性”的结论，这也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全有效和市场参与者在获取价格信息时的不对称性，使得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并不是畅通无阻的，大量货币会偏离政策目标，在传导过程中“渗漏”出去，迷失于非实体经济，导致了“货币迷失”。伴随着这种现象的出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以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关注的核心变量，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21]。

为了深入说明不同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的行为表现，在存在通货膨胀粘性的条件下构建货币政策部门的效用函数，以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和由货币数量方程决定的社会总需求函数为约束组成优化模型，不难证明完全相机抉择和有约束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水平分别为：

其中， 代表价格的粘性程度， 反映了政府给予通货膨胀目标的权重， 反映了通货膨胀对过度需求的敏感程度， 为上期通货膨胀率，对应于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设定为 。

容易看出，当 时， 。在通货紧缩情况下（ ），有约束的相机抉择下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完全相机抉择下的通货膨胀率水平（ ），能够有效的促使宏观经济走出通货紧缩；而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有约束的相机抉择下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完全相机抉择下的通货膨胀水平（ ），又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水平。这说明在存在通货膨胀粘性的条件下，有约束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波动低于完全相机抉择下的波动。

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经历了从1984至1993年间主要监测现金计划和信贷计划的现金发行量和信贷规模，到1998年开始以货币供应量管理为主进行间接调控。然而，从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与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质上面临多目标约束，如：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确保经济增长、支持国有企业改革、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确保外汇储备不减少以及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等。因此，货币政策部门短期的动态微调政策便是利用公众对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在多个目标中做出权衡，以实现一种快速的政策效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带有相机抉择成分的货币政策容易加剧公众对货币当局公信度和货币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反过来又会影响到通货膨胀预期水平。因此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应给予通货膨胀目标更大的权重，使得在存在通货膨胀粘性的条件下，将通货膨胀波动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从而减少社会福利损失。

四、主要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动态关系问题。针对我国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具有时变性特征，本文首先建立了SV-M模型和度量我国的通胀不确定性动态特征。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捕捉这种不确定性对消息的正向冲击和反向冲击的影响将SV-M模型扩展到ASV-M模型。在MCMC稳态模拟方法的框架下，设计了Gibbs抽样算法对我国近20年的通胀水平和不确定性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模型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中具有明显的持续性特征，并且不同性质的信息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具有非对称的影响作用，这种非对称性不同于金融资产价格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杠杆效应，主要是由于价格的向下粘性特征以及正向冲击带来的投资扩张行为，使得信息的正向冲击增加了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由此导致了明显的“示范效应”和“追涨效应”。此外，针对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短期动态关系以及包含在残差序列中的长期历史信息，脉冲响应函数的经验结论表明通货膨胀率水平的变化对通胀不确定性的影响不显著，而给通胀不确定性一个正的冲击，通货膨胀水平在前6期内达到最大值，但是这种冲击作用不具有持续性，根据Cukierman和Meltzer的理论观点，说明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中含有相机抉择的成分因素。由于在存在通货膨胀粘性的条件下，有约束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波动低于完全相机抉择下的波动，因此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应给予通货膨胀目标更大的权重，使得在存在通货膨胀粘性的条件下，将通货膨胀波动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从而减少社会福利损失。

参考文献

[1] Friedman M. Nobel lecture: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85 (3)：451-472.

[2] Ball L. Why does higher inflation raise inflation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2, 29(3)：371-378.

[3] Golob J. E. Does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crease with infl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J]. Economic Review. 1994, Third Quarter.

[4] Holland S. Comment on inflation regimes and the sources of inflation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3, 25：514-520.

[5] Cukierman A., Meltzer A. A theory of ambiguity credibility and inflation under discretion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J]. Econometrica. 1986, 54：1099-1128.

[6] Cukierman A. Central Bank Strategy, Credibility and Independence: Theory and Evidence[M].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992.

[7] Foster E. The Variability of Inflation[J]. 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8, 60：346-350.

[8] Zarnowitz V., Lambros L. Consensus and uncertainty in economic predic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 95：591-621.

[9] 刘金全. 我国通货膨胀路径的对称性和波动性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 2002, 10(3)：6-10.

[10] Engle R.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with estimates of the variance of UK inflation[J]. Economet rica. 1982, 50：987-1008.

[11] Grier K. B., Perry M. J. On inflation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 the G7 Coun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998, 17(4)：671-689.

[12] Komain J., Timothy P. O. Inflation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 the ASEAN-5 economies[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0, 21：105-112.

[13] Guglielmo M. C., Alexandros K. The Euro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9, 28：954-971.

[14] Stilianos 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ation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 the UK: 18851998[J]. Economics Letters. 2001, 74：77-83.

[15] Bradley K. W. The links between inflation, inflation uncertainty and output growth: New time series evidence from Japan[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6, 28(3)：609-620.

[16] 王少平, 王津港. 中国通货膨胀的惯性变化及其货币政策含义. 统计研究. 2009, 26(5)：17-24.

[17] Danielsson J. Stochastic volatility in asset prices, estimation with simulated maximum likelihood[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4, 64：375-400.

[18] Kim S., Shephard N., Chib S. Stochastic volatility: likelihood inference and comparison with ARCH model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8, 65：361-394.

[19] Harvey A., Ruiz E., Shephard N. Multivariante stochastic variance model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4, 61：247-264.

[20] Jacquier E., Polson N. G., Rossi P. E. Bayesian analysis of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s[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1994, 12(4)：371-388.

篇7

【关键词】通货膨胀 中小企业 生存

进入2007年以来，世界各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通货膨胀，我国也出现比较明显的物价上涨，给实体经济和百姓生活带来了诸多危机与困难，而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小企业。

一、通货膨胀的基本问题

1.通货膨胀的概念

何谓通货膨胀？经济学界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接受或令人满意”的定义，比较权威的有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的观点。萨缪尔森对通货膨胀下的定义是“在价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的时候出现通货膨胀”。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永远是个货币现象，过多地增加通货量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注：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11页。）。综合他们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通货膨胀既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是一个物价现象，即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而导致物价持续上涨。

2.通货膨胀的类型

根据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温和的通货膨胀、急剧的通货膨胀、恶性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年通货膨胀率在10%以下，称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年通货膨胀率在10%-100%之间称为急剧的通货膨胀，当年通货膨胀率在百分之几百，甚至上千上万时，就构成了恶性通货膨胀。

二、我国现阶段通货膨胀的特点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反映“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为4.8%，按照通货膨胀的类型属于温和型通货膨胀。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还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1.复杂性

在通货膨胀率逐步攀升的同时，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也没停止。至2008年上半年，汇改三年来，人民币较汇改之前的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超过了15%。两种现象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通货膨胀使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正在下降，而人民币升值又使得人民币在国外的购买力增强了。所以，我国的通货膨胀不仅仅意味着货币币值。

2.结构性

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结构性物价上涨的特征明显，物价上升的主要动力来自能源、原材料、食品及肉禽制品。近两年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较两年前最大涨幅超过200%，导致各类能源和资源类产品大幅涨价。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对CPI的拉动作用最大，2007年我国食品价格上涨12.3%，其中肉禽制品价格上涨31.7%。同期其他大多数商品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价格上涨，其中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衣着等行业的价格甚至出现负增长。可见，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结构性的物价上涨。

3.阶段性

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2007年全年4.8%的基础上，到2008年上半年呈现加速上升势头，在2008年4月最高达到8.2%，之后出现回落。此阶段的通货膨胀除了是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因外，阶段性特征也较明显。2008年初，我国南方大面积的冰雪灾害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产品和食品价格短期内出现迅猛上涨，拉动CPI指数快速爬升，待冰雪灾害影响因素消除以后就会出现快速回落。可见我国的通货膨胀有一定

的阶段性因素。

三、通货膨胀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1.经营成本上升

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使企业成本增加，从而给经营带来困难。用于衡量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生产价格指数（PPI）。我国这一指数近两年来也居高不下，尤其是进入2008年以来，PPI涨幅超过CPI涨幅，出现消费价格指数与生产价格指数的倒挂现象，在8月份PPI同比上涨最高达到10.1%。中小企业由于经营规模等因素，经营范围一般不在资源能源领域，大多数在消费品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原材料、能源和人力成本等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幅，高于其销售商品的价格涨幅，由此必然减少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增加了经营难度。

2.贷款难度加大

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因而各国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一般都会采取紧缩银根的政策。信贷政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手段，通过紧缩信贷，可以减少整个社会中流通的货币量。对于我国目前的中小企业而言，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就是银行贷款，银行提高贷款利率，提高贷款门槛，都会直接给中小企业造成资金困难的局面。我国目前已经有较多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短缺、贷不到款的困境。

3.其他财务风险

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企业的应收账款也会面临着贬值，而且收回的难度也会加大，造成坏账的可能性增加；此外，通货膨胀背景下，企业在进行重大投资时，其长期风险也会大大增加。

四、企业的应对措施

通货膨胀对于企业经营而言，并非全是负面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在通货膨胀背景下，企业的实物资产价值会增加，而负债相对会贬值；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一些资金能力较差的企业将会面临倒闭的危险，这为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提供了收购的有利时机；在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背景下，国内中小企业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参与国际并购，从而做强做大。只要充分认识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特点和对企业的影响，结合企业自身条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就可以转危为机。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状况的中小企业，可供选择的措施有：

1.适当提高产品价格

对于一些拥有核心技术，或者占有市场优势，竞争实力较强的中小企业而言，适当涨价是最直接的措施，直接可以增加企业的营业收入，增加利润。当然，对于一般中小企业而言，也不是不能涨价，可以通过改变产品部分或全部性能、包装、品质等，在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情况下变相提价。通过涨价可以把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转移到消费品价格中。

2.适当囤积原材料

适当囤积原材料，可以避免价格进一步上涨带来的损失。企业可以在现金流量许可的条件下，适当提前购买一定量生产必需的原材料。因为通货膨胀期间，库存带来的费用有可能要远低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成本。当然，也不宜囤积过多的原材料，因为此次通货膨胀是有阶段性的，原材料不会持续长时间的上涨。

3.清理应收账款

在通货膨胀期间，应收账款早一天收回就会减少一定的损失，而不仅仅是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所以，中小企业在通货膨胀期间特别应该注意加强对应收账款的收款工作，也要改进企业销售的付款方式，以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应收账款贬值的损失。

4.参与国际重组与并购

在跨国经营中，人民币升值可以一定程度抵消国内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人民币在国外的购买力是增强的。在资金允许的前提下，中小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购买到国外的优质资产。在全球通货膨胀环境下，必然会有一些国外企业因资金短缺等原因而面临倒闭或破产，对一些优秀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并购和重组的机遇，是企业做大做强的难得机会。因为在平常可能根本无法进行的并购，在这一时期就成为可能，或者有些并购在正常时期需付出较大成本，而在通货膨胀时期成本相对要低得多。

5.创新融资方式

资金短缺成为通货膨胀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我国传统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几乎仅限于银行贷款，而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资金，主要依靠的是民间资本的支持，来自银行的融资只占极小部分。目前我国也已经出现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专门机构，如民营贷款担保公司；中小企业之间也可以成立互相担保的信用共同体；发行企业债券也是具备条件的公司的一种选择。

6.学会“冬眠”

对于资金状况较差，融资实在困难，而产品仍有前景的中小企业，要学会以“冬眠”来度过寒冬。就是尽量压缩生产规模，裁减人员，通过减少企业的经营活动来降低经营成本，减少资金需求量，以避免资金断流导致企业破产。

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企业不可能逃避，只能去适应。每一次通货膨胀都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破产，每一次通货膨胀也都会造就一大批优秀的企业。中小企业只要能够认清形势，趋利避害，采取适当的措施，就可以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变到最小的程度。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等.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篇8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公众预期；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 言

自2010年以来，我国为缓解金融危机负面影响而采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日渐显露，在货币供给过量、银行系统流动性泛滥以及其他多重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内一般价格水平出现持续上涨。为应对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连续12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冻结银行系统过多的流动性，同时连续5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遏制通货膨胀预期。虽然，国内一年期存款及贷款利率分别调至3.5%与6.56%的较高水平，大中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的历史最高水平，然而，物价上升势头似乎并未得到缓解。今年一、二季度国内CPI同比分别上涨5.0%与5.7%，PPI则更是分别上涨7.1%与7.0%，市场普遍预期今年三、四季度物价仍将在高位运行，预计全年通货膨胀率有望超过5%。值得注意的是，本轮通货膨胀是在国内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经济结构面临调整、国际初级产品供给发生变动背景下产生，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二、国内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对于国内出现的通货膨胀，众多学者从不同层面进行过讨论，并在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上存在激烈争论，并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究其原因是货币要素占主，非货币要素占辅。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由国内货币市场与非货币市场“双失衡"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1］以及货币超经济发行是推动物价上升的核心要素，国内有效需求增长等非货币要素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二是认为公众预期变化是引起通货膨胀的主因。指出我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会引致公众对包括资产在内的所有商品价格攀升的预期，这种预期对通货膨胀产生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3］在短期甚至能起到决定性作用。［4］三是认为其他非货币要素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主因。指出因居民消费支出、固定资本投资、政府支出、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张等原因形成的需求冲击，［5］因部门瓶颈制约和劳动生产率差异所导致的结构性冲击，［6］因国际原油、铁矿石、农产品价格变动所产生的外源性成本冲击，［7］因国内工资水平变化所引起的供给冲击，［8］以及因虚拟经济与实体部门资金投入出现差异所产生的其他冲击都能引发通货膨胀。［9］

由于对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存在不同看法，导致对其基本类型的判断也存在差别，形成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结构型、预期实现型、输入型等多种不同主张。但是，单纯从货币、预期以及其他非货币要素中的某一方面来分析通货膨胀，都存在局限性。倘若仅从货币方面来考虑通货膨胀，采用货币主义提倡的控制货币发行来稳定物价，则无法应对由国内工资水平、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冲击，甚至诱发经济出现滞胀，而运用凯恩斯主义提倡的需求管理来抑制通货膨胀也会出现类似情况；若单纯从预期层面来考察通货膨胀，则会夸大公众主观预期并忽视其他要素的作用；若仅从工资与原材料价格变动产生的成本推动来分析通货膨胀，则无法解释国内劳动力供给过剩、产能过剩、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为何没有对价格变化产生反向影响。虽然，从经济结构及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来考虑通货膨胀有一定解释力，但仍然未能摆脱工资成本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发生的核心观点。

显然，国内现有文献大多从某一方面来探讨本轮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源，在研究的方法及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对通货膨胀成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实证分析方法首次对引发通货膨胀的要素构成及其权重大小进行评估，通过明确不同要素对通货膨胀的贡献度，据此来判断本轮通货膨胀的基本类型，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文献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缺憾，为现行货币政策的局限性提供了评判依据。

三、我国通货膨胀的结构及要素贡献度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生产价格指数（PPI）作为判断通货膨胀发生的先行指标，将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衡量国内通货膨胀变化的核心指标，因此，可分别使用PPI与CPI来判断我国通货膨胀的整体变化趋势，并根据PPI与CPI之间存在的联动关系来确定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传递过程。此外，考虑到货币供应量与银行系统流动性变化主要是通过改变国内有效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故可用构成国内有效需求的投资及消费变动来替代这类要素，并进一步将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构成要素分解成预期和非预期两大类。

（一）数据的选择与检验

为衡量预期与非预期要素对通货膨胀先行指标PPI的影响程度，首先，可选择包含工资变化在内的原材料价格指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股票平均市盈率、投资增长率来代表主要的非预期要素，并分别以P_MAT、 R_ORE、R_SY、R_CAP来表示。其中P_MAT是以工资变动指数与原材料价格指数按同等权重加权计算得到，P_MAT与R_ORE用来衡量成本冲击，这两个指标与通货膨胀呈现同向变动，代表原材料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会带动通货膨胀率上升；用R_SY衡量企业自主性投资变动冲击，该指标与通货膨胀呈现反向变动，代表股票平均市盈率低时，购买企业发行的股票可以获得更高收益，企业就能筹集到更多资金进行自主性投资并带动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用R_CAP衡量货币扩张与流动性过剩所带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冲击，该指标与通货膨胀呈正向变动，代表货币发行越多或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越强烈，企业的投资意愿也将越高，高投资最终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其次，使用企业家信心指数来衡量预期的冲击，并以变量IND_QYJ来表示，该指标与通货膨胀呈现同向变动，代表企业家信心指数越高，未来的投资意愿也会越高，则通货膨胀及其预期也就会增强。

同样，为衡量预期与非预期要素对通货膨胀核心指标CPI的影响程度，首先，可选择房屋价格指数、股票平均市盈率、信贷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作为非预期要素，分别以变量P_HOU 、R_SY、 R_CRE、 R_CP表示。其中，P_HOU与R_SY用来衡量房屋与股票等资产价格上涨对通货膨胀造成的冲击，这两个指标与通货膨胀呈同向变动；用R_CRE衡量消费需求变动所产生的冲击，用 R_CP衡量股票与房地产之外，居民进行保值性投资所引起的投资需求冲击，投资、消费需求变动与通货膨胀呈同向变动。其次，可使用居民价格预期指数衡量来自预期要素的正向冲击，并用变量IND_JQ表示，该指标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居民调查综合分析所统计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为考察上述各变量在长期对通货膨胀先行指标与核心指标的影响大小，可截取2003年1季度至2011年1季度相关变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季度数据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所公布的季度数据。①经ADF检验发现，各变量无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利用约翰森协整检验，在5%显著性水平上发现：在PPI、CPI与各自构成变量中，迹统计量与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显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其中迹统计量显示CPI、PPI与各自构成变量间存在的协整关系数量为4，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则显示CPI、PPI与各自构成变量间存在的协整关系数量为3。②

（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构建

由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来判断PPI、CPI与各自构成变量在长期均衡稳定状态下存在的相互关系，并利用这种关系确定出每种构成变量对PPI与CPI的贡献率，贡献率的计算方法为：通过VEC模型确定出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该方程也是PPI与CPI对各自变量变动的反应方程；利用协整方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所代表的权重值，取绝对值后再除以全部变量系数的绝对值之和。这样就能得到各个解释变量对通货膨胀先行指标PPI和核心指标CPI的贡献率，再根据贡献率的大小就能确定出何种解释变量对通货膨胀起到决定性作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矩阵表达方程如等式（1）与（2）所示：

（三）要素对通货膨胀的贡献度分析

从协整方程（3）与（4）可以看出，各个解释变量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PPI与CPI的变动方向与理论假设完全一致。根据（3）式可以计算得出，在通货膨胀先行指标PPI的构成中，代表预期要素的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冲击作用最为显著，其对PPI的贡献率高达53.3%；在非预期要素中，股票平均市盈率及包括工资在内的原材料价格变动指数对PPI的贡献率较高，分别为22.5%与18.5%，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与国内投资增速变动对PPI的贡献度相对较小。同样，根据（4）式可以计算出，对通货膨胀核心指标CPI贡献最大的是居民价格预期指数，贡献率为39%，房屋与股票所代表的资产价格变动对CPI的贡献率接近30%，信贷增长率对CPI的贡献率为28.3%，而保值性投资增速变动对CPI的贡献度相对较小。

从PPI与CPI的构成要素及其贡献率可以做出以下判断：一是在通货膨胀的构成中，预期要素所发挥的作用要高于非预期要素，表明我国公众的主观预期变化在通货膨胀的决定中已经发挥出关键性作用，并且公众预期对PPI的影响要高于CPI，说明预期要素对企业的影响要高于消费者。二是影响两类通货膨胀指标的非预期要素存在差异性。对PPI来讲，除自主性投资以外，国内工资与原材料价格变动产生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国外输入性要素的影响相对有限，说明企业生产价格的变动具有成本推动的性质；而对CPI而言，资产价格上涨以及信贷扩张所引起的投资消费需求增加是其变动的主要诱因，消费价格变动表现出需求拉动性质。三是在通货膨胀的传递上，存在着从PPI向CPI进行转移的机制。即：国内外宽松货币政策的持续会引起国内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强化，通货膨胀预期首先会拉高企业生产要素和原材料价格，从而引起成本推动，进而造成消费者通货膨胀预期加深，出于财富保值需要，消费者会增加对资本品的购买，从而带动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同时，银行信贷的扩张会导致公众投资与消费需求不断提升，在投资与消费的双重带动下，反映通货膨胀变化的消费价格必然出现快速上涨。与此同时，由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部门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虽然需求出现变动，但供给无法改变，这种现象又会造成通货膨胀表现出结构性特征。

四、货币政策调控反思

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在预期主导下，由生产部门成本推动及消费部门需求拉动造成，并表现出一定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特征，现行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过程中，会以牺牲实体经济增长为代价，还可能造成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的同时丧失，甚至还会引发银行系统信贷危机的发生，因而迫切需要进行调整。

（一）现行货币政策操作存在的缺陷

1.以抑制流动性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操作难以有效应对通货膨胀预期。人民银行在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将继续运用准备金工具应对偏多流动性，通过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引导并激励金融机构自我保持稳健和调整信贷投放，这表明人民银行依然使用了数量型为主的货币工具来抑制通货膨胀。虽然存款准备金率的不断上调对银行系统信贷规模起到良好控制，使本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的比例有所降低，并冻结了部分过多流动性，但由于银行系统之外的社会融资总量依然在不断扩张，其中企业债券融资、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委托贷款增速在持续提高，银行承兑汇票、信托贷款增速虽有所降低但规模仍在膨胀，造成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仍在持续增加，仅一季度就已达4.19万亿元，这将进一步增强通货膨胀预期，并抵消准备金工具的部分效果，若人民银行继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银行系统内的信贷规模将会持续减少，从而对国内微观主体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带动作用将会明显降低，在国内有效需求仍显不足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将会随之下降。

2.货币发行受净出口制约，容易引发滞胀。由于国内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偏重，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并且存在低估的条件下，外汇占款所形成的基础货币投放难以有效降低，而通过债券或票据进行的对冲操作因受利率上限约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造成我国广义货币存量呈现刚性，致使经济增长对资金投入的依赖性不断强化，导致国内需求结构失衡程度加深，产能过剩、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预期增强同时并存。［10］宏观经济已在局部显现出滞胀的特征。

3.同幅度调整存贷款利率的措施受反危机政策限制难以发挥作用。2008年以来，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总需求造成的紧缩效应，我国首先动用中央财政紧急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万亿人民币以扩大内需，这些项目的后续资金投入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维持，总数量在4万亿以上；其次，我国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建立起实体公司向商业银行借贷或发行债券，为政府投资项目提供融资，同时地方政府又以财政、土地转让收入为所建实体公司进行担保，从而在国内形成众多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截至2010年12月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累计已超过10万亿元；再次，人民银行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鼓励商业银行增加贷款规模，2009年及2010年间，国内商业银行新增贷款总量分别达到9.59万亿与7.95万亿。目前，上述三部分银行贷款存量已经超过30万亿人民币。若人民银行采用大幅度同步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货币政策操作，银行系统坏账总量将会持续上升，出现信贷危机的概率将会增大。

（二）货币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为此，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有必要调整，以便在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及预期的同时，对经济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强化利率的非对称性调节，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人民银行可在大幅度提高本币存款利率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提高贷款利率，使贷款利率能够根据资金投向在区间范围内进行浮动。通过对不利于实现结构调整的贷款项目使用惩罚性高利率，对合理投资项目给予优惠性低利率，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严格控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扶持。通过这种方式的利率变动，人民银行就可以通过控制和改变信贷投向，改善宏观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并能利用供给环节的改善来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促进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实现，同时，还可以有效避免因同幅度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造成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信贷风险增加的矛盾。

2.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提高本币对外价值。人民币实现较大幅度升值，能迅速缓解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对基础货币投放所产生的不利冲击；能通过进出口商品外币价格的快速调整实现需求的国际转移，有助于改善国内原材料和制成品供求矛盾，引导价格水平趋向稳定；还能消除外源性成本冲击对本国价格水平的负面影响，对遏制当前通货膨胀的不断强化以及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都非常有利。

3.积极引入货币政策规则，稳定通货膨胀预期。遵循货币政策规则可有效抑制通货膨胀，这一经验已被按规则行事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践所证明，目前在已明确推行货币政策规则的国家中，通货膨胀率要普遍低于其他国家。我国在货币政策操作中也可积极引入规则，使货币供应量完全按照人民银行事先公布的增长率，或按照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相一致的比率进行投放，这样的政策操作可完全杜绝货币出现超经济发行，从而彻底锚定公众的预期。现阶段，由于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并且汇率也未实现自由浮动，因此，已被国外所普遍采用的利率规则或通货膨胀目标规则在我国还无法适用，而运用基础货币规则来规范货币政策操作就成为人民银行的可行选择。［11］

五、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构成及其各要素对通货膨胀的贡献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结合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了我国现行货币政策存在的局限性和需要进一步调整的主要方向，同时得出以下基本研究结论：

1.我国公众的主观预期在通货膨胀的决定中已经发挥出关键性作用。在能反映通货膨胀状况的先行指标PPI和核心指标CPI中，预期要素所发挥的作用均要高于非预期要素，并且预期要素对先行指标PPI所产生的影响要高于核心指标CPI，表明预期要素对生产价格持续走高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要强于消费价格。

2.影响PPI与CPI变动的非预期要素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通货膨胀先行指标PPI的变动具有成本推动性质，而通货膨胀核心指标CPI的变动具有需求拉动性质，此外，在结构调整不到位，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的条件下，我国通货膨胀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特征。

3.现行货币政策无法稳定公众预期，需要及时进行调整。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中若能充分发挥利率非对称调节的力度，大幅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积极引入货币政策规则，就能在锚定公众预期的同时，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抬头；还能通过优化信贷结构来改善供给效率，从而更有利于物价稳定的实现。

注 释：

①数据来源于2003年1季度至2011年1季度万德数据库,并经过加工整理。

②数据检验使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6.0。

主要参考文献：

［1］李 斌．从流动性过剩(不足)到结构性通货膨胀(通缩)［J］．金融研究，2010(4)．

［2］余 力,陈红霞,李 沂．我国通货膨胀的严重性及生成机制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0(11)．

［3］张宗新,张雪娇．产出缺口、货币缺口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J］．财经科学，2010(11)．

［4］高 茵．财政刺激计划、货币供应量、公众预期与通货膨胀――中国1996―2008年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2)．

［5］袁晓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及特征［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9(1)．

［6］申建文,王立平．结构性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及政策应对［J］．华东经济管理，2011(1)．

［7］于学军．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判断及货币政策建议［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7)．

［8］陈黎明,宫惠晗,雷小艳,林 东,吴嘉妮．工资增长与CPI挂钩吗――基于中国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16)．

［9］何问陶,王成进．货币供给、虚拟经济与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决定要素中货币供给与虚拟经济影响的再认识［J］．财贸经济，2008(9)．

［10］李 沂,余 力,肖继五．宽松货币政策下的供求结构矛盾及其调整［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4)．

［11］李 沂．我国双目标基础货币规则的设定［J］．财经科学,2010(9)．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Inflation and Reflection onthe Control of Monetary Policy

Xu Zhongkun

篇9

论文关键词：通货膨胀率,食品供给,刚性需求,翘尾因素

引言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致命的打击，中国经济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不利冲击，中国政府适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府空前力度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下，我国经济在逆势中步步向好，2009年呈现出令世人惊叹的“V”型回升。货币供给和金融机构信贷超常扩张是经济迅速回升增长的强大驱动力。2009年我国狭义货币M1和银行信贷这两个指标年增长率达到25%左右。M1和银行信贷如此天量增长也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市场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不断加大，对于是否引发未来通货膨胀争议不断，但对于加大经济系统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一观点达成共识。随着2010年1-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的陆续出台，市场对于通货膨胀的讨论甚嚣尘上，因此理性分析当前通货膨胀形势无论是对个人认清当前的宏观经济情况还是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现有研究成果的简单回顾

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而引起的一段时期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通货膨胀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主要分为两类分析，一类是研究通货膨胀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刘霖、靳云汇（2005）以1978-2003的年度数据构建经济增长率、货币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三变量VAR模型，研究显示，从长期看价格水平上升时，未来货币供给增长率下降，这一规律可能与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对付通货膨胀的行为有关。另一类是专门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特性如成因、类型、惯性特征等；陈彦斌（2008）通过对2003-2007年我国通货膨胀的研究发现，2003以来的通货膨胀具有结构性、非平衡性、温和性等特点；同时具有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特征，流动性过剩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影响还不明显。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当前的最新数据、以比较说明的方法为主，分析当前我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形势。

当前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由负增长扭转为正增长以来，CPI同比增长率不断攀升，1月份为1.5%，5月份攀升到3.1%，创19个月新高，首破通货膨胀警戒线。市场的通胀预期愈演愈烈，通货膨胀真的来临了吗？

事实上，仔细分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构成部分可知：食品和居住这两大类的价格上涨是拉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最主要动力。（见表1）从表中可直观看出，食品类和居住类的同比上涨率均高于CPI的同比上涨率，其中食品类的上涨率往往是CPI上涨率的两倍之高。又由于在我国CPI构成中，我们赋予食品和居住这两大类的权重相对比较高，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可以认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主要是由食品和居住这两大类拉动起来的。以4月份为例，食品价格上涨5.9%。居住价格上涨4.5%，占2.8%同比涨幅的93%。由此可知，当前CPI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并不是全面的价格上涨。

表12010年1-5月份CPI分类别同比上涨率单位：%

月份

类别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CPI同比上涨率

1.5

2.7

2.4

2.8

3.1

食品类同比上涨率

3.7

6.2

5.2

5.9

6.1

居住类同比上涨率

2.5

3.0

3.3

篇10

关键词：广义货币供给 通货膨胀 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4－0019－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4.05

尽管有经济学家质疑“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Friedman，1963）的理论[1]，但是各流派均不否认货币政策在通货膨胀中的作用。确实，过多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最终的结果就是更高的价格，即高通货膨胀率。Friedman同时认为从货币供应量增加到物价普遍提高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传导过程，故采取货币行动后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生真实效果，这就是时滞效应。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经历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历经了5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和2次通货紧缩，在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1994年，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4.1%。高增长、不稳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研究货币因素在中国通货膨胀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货币政策对物价影响的时滞就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一、文献回顾

关于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到1752年Hume发表的论文分析了货币供给增长及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2]。其后，大量经济学家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该命题。Friedman（1963）提出了著名的命题：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他认为，在短期内，货币增加既可以引起物价上涨也可以引起产量增加，只是在长期内货币增加才全部反映在物价上涨上。这也意味着短期内货币是非中性的，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主义强调货币因素对名义收入变动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后，Lucas（1980），Dwyer和Hafer（1988）， Friedman（1992），McCandless和Weber（1995），Rolnick和Dewald（1998）等都发现名义货币供给和物价水平是紧密相关的[3-7]。随着现代计量分析工具的发展，大量文献采用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对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Friendman（1963）认为货币的变化平均需要6~9个月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再过6~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从货币增长变化到物价变化一般有12~18个月的时滞。

近年来，我国也有学者从货币主义的视角，运用计量经济分析，对我国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取得了不同的结果。大多数学者发现货币供给确实对中国通货膨胀产生显著的影响。李彬和刘凤良（2007）对中国1990―2005年季度数据的SVAR分析显示，货币政策的通胀效果是滞后的，且通货膨胀表现出惯性特征[8]。程建华、黄德龙、杨晓光（2008）认为M1、M2均为CPI的Granger原因，M1和进出口还是领先于CPI变动的稳定的先行指标[9]。黄益平等人（2010）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广义货币供给与GDP的比值）、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流动性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10]。但是，刘霖、靳云汇（2005）利用1978―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没有发现在长期内货币供应增长率影响通货膨胀的证据，认为在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中，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提高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使得货币流通速度逐年降低，大量的货币增量被经济消耗了[11]。

综观上述文献，从国际研究来看，对于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分析已经基本成熟，但国内学者很少采用GARCH模型分析中国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动态关系，即货币政策的时滞；另一方面，国内缺乏广义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动态关系的分析。采用GARCH模型，一方面可以克服条件异方差所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利用GARCH模型分析分析货币政策的物价时滞，从而对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益的建议。

二、计量分析及估计结果①

本部分研究中通货膨胀率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去年同期=100）计算得来。货币供给量取广义货币供给M2，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网上数据库，由于货币供给的月度数据仅仅从2000年1月开始提供，故样本期为2000年1月―2010年12月的月度数据，并取对数。由于大多数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物价时滞一般是18~36个月，故本文在后面的分析中，最大滞后期选择36个月。

（一）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1.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数据平稳性。对广义货币供给（lnm2）及通货膨胀率（π）进行ADF检验（表1），两个变量原始数据ADF统计量均不显著，没有被拒绝，一阶差分后，统计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表明两个变量都是单整I（1）。而且，对广义货币供给（lnm2）及通货膨胀率（π）进行Johanson协整检验，在有截距和确定线性趋势的情况下，对残差进行1阶差分进行1-4阶滞后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二者协整关系数为1。

2.因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义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还对二者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1期到22期的情况下，不能拒绝广义货币供给（lnm2）不是通货膨胀率（π）的Granger原因；而当滞后期为23、24期后，才能拒绝广义货币供给（lnm2）不是通货膨胀率（π）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具有一种长期的动态关系，但是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滞后的，其滞后期约为23个月。

3.长期关系

由于在分析期通货膨胀率（π）和广义货币供给（lnm2）均为单整I（1），而且二者之间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协整关系数为1，因此可以对通货膨胀率（π）和广义货币供给（lnm2）进行OLS模型，来检验二者之间的长期关系：

注：***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t检验。

由于广义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具有一种时滞效应，回归模型中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并不太重要，但是二者的长期关系至少揭示了在分析期内，货币供给的增加确实能够导致通货膨胀的增加这一基本的经济联系。通过RESET检验可以发现，辅助回归系数显著不为零，表明要么模型设定有偏误，要么遗漏掉必要的变量根据经济理论，货币供给显然会影响到通货膨胀，因此模型设定不存在偏误，那么，只能是遗漏掉了必要的变量，这说明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并非只有货币供给一项，还有其它的因素，货币供给的变化仅能解释通货膨胀变化中的15.29%。

4．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分析

协整检验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月度广义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因此，可以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来进行分析。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所有变量都是内生的，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短期内，如果某个变量受到冲击从而偏离长期均衡，则变量之间的关系会以一定的力度恢复到长期均衡，而不会长期偏离。广义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VECM模型表示如下：

xt=?准（L）xt+x'tecmt-1+?着t （2）

式（2）中，xt=（πt，lnm2t）是包含通货膨胀（π）和广义货币供给（lnm2）的向量，?准（L）是滞后项的系数矩阵，ecm是长期关系所确定的误差修正项。根据AIC准则和Schwarz规则，模型中最佳滞后期为7。并对误差修正模型的残差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eviews6.0估计结果见表1（VECM模型估计的有两个结果，下面报告的是有关通货膨胀的结果）。

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且为负值，表明当通货膨胀受到货币冲击而偏离长期均衡时，每月约有12.20%的超额货币供给被通货膨胀所吸收。

从图1可以看出，广义货币供给的增加在第11个月开始对通货膨胀产生正向的冲击，并在第20个月后达到最大（4.687），并逐步减弱，延长分析期后发现在第39个月达到0.7409后有逐步回升，并在2.0左右徘徊。而图2则表明，广义货币供给的增加对通货膨胀的累积效应在第20个月后转为正值，其后逐步增加。脉冲响应分析表明，从最后效果来看，货币供给增加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增加，其滞后效应约为20个月，并且，货币供给增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持续的。

但从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开始10个月内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负的，其后才是正值，这个结果与预期不符，这与近期采用VECM研究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动态关系的一些文献（例如Blavy（2004）和Almounsor（2010））的结果类似。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货币供给更多受到人为因素的控制，其变化先于通货膨胀，而当经济风向发生改变，迫使央行改变货币政策时，通货膨胀由于惯性仍然保持原来的方向运动，这时从统计意义上来说，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早期影响是反方向的。

（二）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

对回归方程1的残差进行残差平方相关图检验，可以发现自相关系数（AC）和偏自相关系数（PAC）均不为零，而且Q统计量也非常显著，可以认为模型存在条件异方差性。由于本文所研究的货币供给及通货膨胀率同时也是金融市场上面的数据，因此可以借用金融经济学中用来分析股票收益波动的工具GARCH模型。根据Bollerslev（1986）扩展的GARCH模型建立如下GARCH（P，Q）模型[12]：

式（3）是均值方程，表明通货膨胀（π）是滞后各期广义货币供给（lnm2），前面各期残差（?着t-i）以及当期随机扰动项（?着t）的函数。式（4）是本期条件方差?滓2t，是前面一期残差平方和最近一期的预期方差（? 目前，绝大多数GARCH模型都是GARCH（1,1），本文也采用GARCH（1,1）模型进行估计，则式（3）和式（4）变为

利用Eviews6.0对式（5）进行估计，并观察各阶滞后值系数的显著性，进而剔除掉不显著的滞后期进行分析，从而找到货币政策的滞后期。对滞后期为36期进行GARCH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为正值且显著（5%显著性水平）的滞后期为第25期。

去掉其它滞后期，仅保留显著且为正值的第25期滞后值（lnm2t-25）重新进行GARCH估计（表3）。对精简的GARCH残差进行ARCH-LM检验，看模型中是否存在更多的ARCH项，检验的原假设是残差不存在异方差（表4），结果表明不能拒绝原假设，估计结果是可信的。从表3可以看出，第25期滞后值的系数在1%下显著，并且为正值。这表明货币供给的冲击对通货膨胀具有一种滞后的影响，在25个月后达到最大，并且这种冲击是持久的。

四、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广义货币供给在中国的通货膨胀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具有一种长期的、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在考察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1.因果检验发现，直到滞后的第23期，才不能拒绝广义货币供给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即广义货币供给增加不会立即引起通货膨胀，而是大约有23个月滞后期。

2.广义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都是单整I（1）的时间序列数据，协整检验发现二者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回归发现货币供给仅能解释通货膨胀变化中的15.29%，这表明在分析期内，货币供给的变化只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广义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一种短期的误差修正机制，每月约有12.20%的超额货币供给被通货膨胀所吸收，并且通货膨胀一旦发生，就具有一种惯性。广义货币供给增加对通货膨胀在第11个月开始对通货膨胀产生一种正向冲击，直到第20个月达到最大，其后虽略有回落，但是这种冲击具有一种长期持续的特征。VECM分析发现，广义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正向冲击具有约20个月的滞后期。

4.GARCH模型分析发现，广义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正向冲击具有约25个月的滞后期。

5.分析期内，不论是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物价水平都显著的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一种滞后效应（滞后期约为20-25期）和持久效应。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要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通货膨胀水平，至少要提前20个月采取行动。因此，金融决策部门在加强对宏观经济走势的预判能力以减少内部时滞的基础上，减少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由于通货膨胀还具有一种惯性，一旦发生就有持续下去的趋势，因此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应该作为政府长期使用的调控政策。

参考文献：

[1]Friedman, M.Infl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M].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1963.

[2]Hume, David.Of Money,Reprinted in David Hume:

Writings on Economics, edited by Eugene Rotwein[M].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2.

[3]Lucas, Robert E, JR. Two Illustrations of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12).

[4]Dwyer, Gerald P, JR,R.W. Hafer.Is Money Irrelevant?

[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1988（6）: 3-17.

[5]Friedman, M.Money Mischief: 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92.

[6]Mccandless,George T,JR,Warren E.Weber.Some Monetary Facts[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1995(3):2-11.

[7]Dewald, William G.Money Still Matters[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1998(12):13-24.

[8]李彬，刘凤良.我国通货膨胀动态和货币政策效果的行为宏观解释[J].管理世界，2007（3）.

[9]程建华，黄德龙，杨晓光.我国物价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J].统计研究，2008（1）.

[10]黄益平，王勋，华秀萍.中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J].金融研究，2010（6）.

[11]刘霖，靳云汇.货币供应、通货膨胀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协整的实析[J].统计研究，2005（3）.

篇11

关键词：通货膨胀；居民消费；影响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01

通货膨胀问题是困扰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的重要原因，各国经济学界都在探讨这一问题，也曾提出过一些解决办法，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西方国家由于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波及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一、通货膨胀的一般特征及产生原因

（一）通货膨胀特征

现代社会不断的高速发展，物价水平也随之得到了快速上涨，不仅影响到居民的日常消费，而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笔者经过总结分析认为，通货膨胀产生的主要以下几点特征为：（1）物价上涨幅度过高，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西方发达经济体一般上涨3%―4%就处于通货膨胀状态，而中国一般上涨5%―6%，才算处于通货膨胀，然而人们的感受能力往往高于此数值；（2）城乡物价不同步增长，经济发达地区物价涨幅高于不发达地区，农村高于城市；（3）消费品价格高于生产资料价格的涨幅；（4）经济高增长往往伴随高通货膨胀；（5）泡沫经济膨胀，金、银、珠宝、文物等涨幅肆无忌惮，严重扰乱市场秩序；（6）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犯罪率上升。

（二）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

各国经济学界都在探讨通货膨胀这一问题，笔者针对通过膨胀产生的原因进行下文简述：（1）货币发行量过多，形成供过于求的金融市场，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过多过快，是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2）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经济发展失衡，生产资料供需矛盾突出，是诱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3）信贷结构及投向不合理，金融市场秩序混乱、资金大量流失，安全性减弱；（4）社会上集资热、炒股热、债券热、房地产热、稀有物品拍卖热席卷全国，多元化融资造成市场货币超量流通、泡沫经济膨胀，推动通货膨胀；（5）产业结构失调、农业和实体经济投资不足、产品市场特别是农产品市场有效供给不足，推动物价上涨；（6）价格改革、调价幅度过大；农产品、能源产品、原材料调价幅度过大，造成下游产品成本上升，从而推动物价上涨；（7）收入分配不公，导致阶层分化严重，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购买力增强，拉动物价上涨；（8）外汇汇率改革，美元贬值，推动人民币升值，吸引外国游资进入中国，搞乱本国金融市场，推动通货膨胀；（9）外贸体制改革，进出口贸易出现大量顺差，外汇储备过量增长，推动物价上涨；（10）流通市场秩序混乱，牟取暴利成风，导致物价暴涨而失控。

上述综合原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泛滥成灾、社会秩序混乱、人民幸福指数下降，经济发展受阻，严重者更是会导致经济危机出现。

二、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通货膨胀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

通货膨胀使人们的生活负担加重，生活水平降低。民以食为天，消费物价上涨的核心是食品价格，它直接影响到城乡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与去年同期水平相比，均有大幅度提升。食品支出份额增大，其他消费必然受到挤压，物价上涨短期内影响到消费结构改善以及消费层次提高，降低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

（二）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通货膨胀使人们支出加大，收入水平缩水。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增加，从收入角度而言，意味着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现金纯收入不同程度缩水。通货膨胀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减少，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预期的影响

通货膨胀使人们需求减弱，消费预期降低。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以食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欲望，制约了消费档次的提升，城乡居民消费信心普遍受挫。不少中低收入家庭不得不精打细算，在日常消费品选择上更趋向于经济实惠的替代品，居民购买力下降，消费欲望受到抑制，对开拓我省城乡消费市场、刺激和扩大内需、发展经济极为不利。

三、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对策及建议

（一）高度重视农产品生产，保证农产品的正常供给

物价上涨源于农产品价格的大幅走高，教训和经验告诉我们，稳定物价的基础是稳定农产品价格。要从资金、税收、保险、防病防疫等多方面扶持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户，给予农产品生产者必要的优惠措施，使生产者有利可图。必要时动用政府储备政策和收购政策调节农产品供给，保障生产者利益，稳定价格。同时，要尽快建立保护农、牧业生产的长效机制，达到“双安全”，即既要实现粮食生产安全，也要实现畜牧业生产安全。

（二）采取灵活机动的调控政策，促进总体物价相对稳定

物价上涨对居民日常消费影响最大，依靠居民自身能力来消化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是不现实的，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帮助。政府可以利用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帮助居民抵抗物价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要保持整体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要立足国内经济的发展，充分挖掘国内需求潜力，刺激和扩大内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尽可能地减轻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对国内市场造成的压力。

（三）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货币供应量的超速增长是导致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因此，要对货币信贷过快增长进行调控。政府要加大公开市场业务力度， 对冲外汇投放的基础货币，对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 提高金融机构资产的质量， 适度控制贷款规模。要解决长期机制问题，单纯的加息并不能抑制通货膨胀，只有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才能消除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进而防范市场泡沫而带来的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秦海林.政府消费、城乡居民消费与通货膨胀[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

[2]邵霖.浅议中国当前通货膨胀的特点、成因及其影响[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07）.

[3]贾洪文，颜咏华，白媛媛.市场纪律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12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2（04）.

篇12

关键词：通货膨胀成因；ECM模型；动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11－0005-05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2007年7月，中国的CPI同比增长5.6%，出现通货膨胀的端倪，在其后的时间里，更是一路攀升，在2008年2月达到了8.7%，截至2008年7月，一直没有低于5.6%的水平。毫无疑问，中国正面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虽然中国以前也经历数次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认识不断深入，但是在历次的通货膨胀中，从来没有对通货膨胀的原因达成过一致的意见。总体来说，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的分析，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货币学派的观点

货币学派是从总量关系入手，认为任何通货膨胀背后总会有货币和总量失衡方面的基本根源，从总需求及其相联系货币扩张角度解释通货膨胀成因，并侧重从货币政策等总量管理方面探讨应对政策。

刘金全等（2004）以1982年1月-2004年3月M0和M1月度同比增长率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发现货币供给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张文刚以1981年1月-2002年6月通货膨胀率与M1的月度同比增长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二者之间不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也存在短期误差修正机制，不过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依赖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相互制约。刘霖、靳云汇（2005）利用1978-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没有发现在长期内货币供应增长率影响通货膨胀的证据，认为在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中，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提高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使得货币流通速度逐年降低，大量的货币增量被经济消耗了。

（二）结构型通货膨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往往通过CPI增长构成来寻求通货膨胀根源，但CPI本身已是综合各种商品价格指数并进行加权平均的结果，意在反映价格总水平上涨。强调结构因素，用特定商品相对价格变动解释一般物价变动存在局限性。“核心通货膨胀不高”是与结构性通货膨胀相联系的常见说法，但大家会发现有一部分通货膨胀因素永远不能计算到核心来，这样理解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会人为延误对通货膨胀早期的及时治理。

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理论基础和传导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卢锋等，2002）：第一，由于收入、人口增长等原因，粮食需求上升较快；第二，由于农业结构性原因，粮食生产不能与需求增长保持同步，它与第一条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国内生产和需求不平衡；第三，由于粮食净进口受到控制，国内粮食产出与需求缺口不能被净进口上升所弥补，粮食相对价格会不断上升；第四，粮食产出价值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粮价在一般物价指数中都占有很大份额。如果这四个条件长时期同时成立，在逻辑上有理由相信，粮价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如果上述假设在某个时期内成立，也可能出现阶段性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情况。

（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该种观点认为，上游投入品价格的上涨引起下游产品价格的上涨，从经济指标的具体表现来看，就是PPI和CPI都出现上涨的情况，当然二者的上涨基本不会是同期的，存在一定的时滞（左小蕾，2008；汪同三，2007）；导致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成本的大量增加，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显示了工资上涨的压力。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从保护劳动者权益角度作出的法律规定，包括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其它一些保障性制度安排，使工资增长的预期增加。

（四）输入型通货膨胀

过去5年前后，中国精炼铜、原铝、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消费增量对世界需求增长平均贡献率为56.5%，这意味着中国对于这些原材料国际价格上涨客观上具有较大影响。

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导致中国通货膨胀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何晓群和魏涛远（2002）通过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对世界油价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定量研究了在中国油价与世界油价实现完全接轨时中国经济的变化情况。孙稳存（200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源对中国经济的波动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能源价格上升10%，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大约上升0.29%，国际石油价格上升100%，将导致中国物价出现温和上升，上升幅度不超过1%。

笔者认为，以上各种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可能成因，但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同的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找到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才能以更低的成本，更为快速和有效地治理通货膨胀。正是基于此，笔者考虑所有可能定量化的影响因素，通过建立一个通货膨胀决定的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通货膨胀贡献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有的放矢的政策建议。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我们采用通常的做法，选取CPI的上年同期增长率作为通货膨胀的指标，CPI和RPI相比的优势在于，CPI不仅反映了实物商品的价格，而且反映了服务的价格，而RPI只能反映实物商品的价格。

我们选取M2的增长率作为货币供给的指标，这是因为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M1只能反映部分的货币供给，不能全面涵盖基础货币供给变化后，货币乘数的全部作用。我们使用CRB指数反映价格水平的国际传导。CRB指数是由美国商品调查局（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依据世界市场上22种基本的经济敏感的大宗商品价格编制的一种期货价格指数，通常简称为CRB指数。由于它反映了国际上交易活跃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而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有同方向变动的特点，所以用这一指标能较好地衡量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

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企业设备利用率增加引起的折旧增加，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这一成本的增加，我们使用PPI来衡量。由于目前缺乏可信且连续的粮食价格的月度数据，因此对于粮食价格的上涨，我们直接使用居民食品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所有数据均为月度数据，数据区间为1997年1月-2008年6月。其中，CRB来自美国商品调查局官方网站，其它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三、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计量模型

（一）平稳性检验

在以往对时间序列数据的经济计量建模中，都暗含着时间序列存在着动态稳定的假设，而实际上，经济时间序列常常都是非平稳的，基于稳定假设下对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可能会产生伪回归的问题，Granger（1981）提出的协整技术解决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建模问题，协整关系是描述时间序列长期关系的一种统计性质，如果非平稳序列之间具有协整关系，那么就可以避免伪回归。确定数据是否为平稳序列的方法有图示法和单位根检验法两种。

为控制高阶序列相关，假设y服从AR（p）以及调整检验方法来对高阶相关进行参数纠正。

DF检验只能对存在一阶序列相关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序列存在高阶滞后相关，就会违背干扰项是白噪声的假设。ADF检验是在DF检验的基础上，通过在回归方程右边加入因变量y的滞后差分项来控制高阶相关，检验方程为

?驻yt=?茁0+?茁1yt-1+?琢1t+?着t+?啄1?驻yt-1+……+?啄p-1?驻yt-p（1）

?茁0、?茁1、?琢1，?啄1…?啄p为参数，随机误差项?着t为独立同分布的白噪声。原假设H0：?茁1=0，即yt为非平稳的单位根过程。本文采用Mackinnon临界值，对?驻yt-p的最优滞后阶数的选择标准为，在保证残差项不相关的情况下，使用AIC和SC准则作为最优滞后阶数的标准，能够使两个准则的值同时最小的滞后阶数为最优，即模型最有效地利用数据中的信息。

ADF检验以及PP检验都须确定检验方程中是否要加入截距项或时间趋势，因为包含这两项或其中的一项，与没包含的情形下相比，?茁1的t统计量的临界值是不同的。本文根据时序图来进行判断：如果时序图表现出了趋势（无论是确定趋势还是随机趋势）的特点，检验方程中就同时包括截距和时间趋势；如果时序图没有表现出任何趋势但具有非零均值，则检验方程中只包括截距；如果时序图在零均值附近波动，则检验方程中既不包括常数也不包括趋势。本文对检验方程具体形式的选择见表1。

（二）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来对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考虑阶数为p的VAR模型：

yt=A1yt-1+…+Apyt-p+Bxt+?着t（2）

其中，yt是一个含有非平稳的I（1）变量的k维向量；xt是一个确定的d维向量，?着t是扰动向量。在式（2）两端同时减yt-1，我们可把VAR模型改写为以下形式：

?驻yt=∏yt-1+?祝i?驻yt-i+Bxt+?着t（3）

其中：∏=Ai-I，?祝i=-Aj（4）

Granger定理指出：如果系数矩阵∏的秩r＜k，那么存在k×r阶矩阵?琢和?茁，它们的秩都是r，使得∏=?琢?茁′，并且?茁′yt是稳定的。其中，r是协整关系的数量（协整秩），?茁′为协整向量矩阵，?琢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的调整参数矩阵。

Johansen检验的思想在于将对yt的协整检验转化为对矩阵∏的分析。具体地，就是在无约束VAR的形式下估计∏矩阵，然后求出?茁，从而检验出协整秩，（秩（∏）=r＜k），得出协整向量。

因为矩阵的秩等于它不为0的特征根的个数，因此可以通过检验∏的特征根的显著性来获得协整向量的个数，在实践中，采用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来对特征根个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姿trace=-T1n（1-i）（5）

?姿max=-T1n（1-r+1）（6）

其中，i为从估计∏矩阵得到的特征根的估计值，T为可用的样本数。?姿trace为特征根迹统计量，其零假设为：不同协整向量的个数小于等于r。?姿max为最大特征根检验，其零假设为：协整向量的个数等于r。

协整检验对检验方程中差分项的滞后阶数非常敏感，因此必须确定合理的滞后阶数p。根据通常的做法，我们首先用不经差分的数据估计一个VAR模型，然后运用与无约束VAR模型一样的滞后长度检验方法，即AIC信息准则和SC信息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长度。结果显示，在无约束的VAR下，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

确定滞后阶数后，还要确定数据中或协整方程中是否包含截距项或时间趋势。按照是否包含截距项或时间趋势，用于协整检验的模型基本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数据中无线性趋势，协整方程中不包括截距项和趋势项；第二，数据中无线性趋势，协整方程中包括截距，但不包括趋势项；第三，数据中有线性趋定趋势，协整方程中包括截距项，不包括趋势项；第四，数据中有线性趋势，协整方程中包括截距和趋势。经过观察数据特征并进行假设检验，本文选择第三种类型的模型进行协整检验，其结果如表2所示。

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5%的显著水平下，当原假设为r=0，?姿trace的值大于5%下的临界值（89.62565>47.85613），所以拒绝不存在协整的原假设；同时，当原假设为r?燮1，?姿trace的值小于5%下的临界值（24.40582

（三）通货膨胀成因的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Granger表示定理，协整系统有三种等价的表达形式，向量自回归（VAR）、移动平均（MA）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其中，误差修正模型既可以表示出长期均衡，也可以表示出变量对长期均衡的偏离，因此应用较普遍。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是对诸变量施加了协整约束条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因此适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序列。VEC表达式会限制内生变量围绕其长期行为进行短期动态波动。两变量的协整系统的ECM的表达式为：

?驻yt=?琢0+?琢1i?驻xt-i+?琢2j?驻yt-j+?酌（yt-1-?茁xt-1）+?着t（7）

基于我们前部分的协整方程，对通货膨胀及其影响因素构成的协整系统的ECM形式为：

D（inf）t=?琢0+?琢1iD（inf）t-i+?琢2iD（fpi）t-i+?琢3iD（M2）t-i+?琢4jD（CRB）t-i+?酌・ecmt-1+?着t

ecmt-1=inft-1-?茁1fpit-1-?茁2M2t-1-?茁3CRBt-1

其中，Dinf表示通货膨胀的差分，其它项中的D也表示差分。ecm表示误差修正项，对应于一般模型中的yt-1-?茁xt-1项。

使用我们建立的ECM形式的协整系统，进行估计后的结果为：

D（inf）t=-0.022584-0.061006ecmt-1+0.096584Dinft-1+0.039754Dfpit-1+0.033379Dm2t-1+0.008175DCRBt-1

e c m t = i n f t -0 . 0 8 5 2 7 7 f p i t - 0 . 4 1 5 3 2 0 2 m 2 t -0.033686CRBt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的通货膨胀与粮食价格、货币供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当短期动态变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以-0.061006的调整系数向均衡关系调整。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很强的惯性，上期的通货膨胀变化对当期的通货膨胀影响最大，而粮食价格上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次之，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第三位的原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小。

（四）各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影响

我们使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反映不同因素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动态效应。脉冲响应函数描绘了在一个扰动项上加上一次性的一个冲击（one-time shock），对于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粮食价格（FPI）、工业品价格（PPI）、国际大宗商品价格（CRB）以及货币供给量的增长（M2G），会引起通货膨胀率在未来的长期增加，而且这种增加会持续30个月。

但在较短的时期内，不同因素的影响是不同的。从图A可以看到，粮食价格的一次上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前5个月内是逐渐增加的，在第5个月达到影响的最高峰，然后这种影响会趋于下降，但其影响一直为正。图B和图C表明，货币供给增长率和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一直增加的，这明显不同于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图D反映出，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在前4个月竟然导致了国内通货膨胀的下降，然后才出现上升的情况。这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会有几个月的滞后。因为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从重新谈判到签订新的合约，需要一定的时间。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粮食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上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这说明，要解决中国通货膨胀问题，就要针对不同的影响因素，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才可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

对于粮食价格上涨的因素，政府要允许粮食价格的适当上行，这种方法看似会助长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只会引起粮食供给的增加，进而通过市场的调节来平抑粮食价格。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粮食价格的一定幅度的上涨会给农民一个下一年粮价继续上涨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下，会增加对粮食种植的投入。如果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必定大大增加，而粮食的需求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在实现供求平衡的情况下，粮食价格自然就会回落。

工业品的价格上涨实际反映出的是中国的工业生产依然处于粗放式的方式，必须依赖劳动力、矿产、能源等的廉价才能生存和发展，一旦这些要素的价格上涨，马上就引起了成本的大幅度增加。这其实正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良好契机。政府可以通过对集约型企业实行补贴或税收减免的方式来促进集约型企业的发展，同时加快对粗放型企业淘汰的步伐，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由于集约型企业对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依赖较少，因此粗放型企业的快速淘汰和集约型企业的迅速升级会带来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即使是出现上升，那反映的也是产品质量的提高。

中国在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的突然增加必然会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这就会出现，什么贵中国就买什么的奇异现象。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把对大宗商品的未来需求信息传递给国际市场，例如中国粮食的库存量的确切数量及其所能反映出的中国粮食在未来的供求缺口，那么商品的国际生产者就会增加供给，国内的需求增加基本不会引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就不会助长国内的通货膨胀。因此，这是一个较少信息不对称的政策建议。

每当通货膨胀来临时，央行就会收紧银根。但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单单有中央银行从总量上减少货币供给并不能更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而且中国中央银行除了稳定价格水平外，还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目标的双重性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大受限制。所以，货币政策与其它政策的协调、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政策目标的单一性，是货币政策能更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

参考文献：

［1］何晓群，魏涛远．世界石油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4）.

［2］于渤，迟春洁，苏国福．石油价格对国民经济影响测度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5）．

［3］刘金全，张文刚，刘兆波.货币供给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短期波动影响和长期均衡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7）．

［4］刘霖，靳云汇.货币供应、通货膨胀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协整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5，（3）．

篇13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脉冲响应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11－0034－05

较长时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增长、低通胀”又好又快的发展状态。然而，伴随着2007年7月份CPI突破5％，通货膨胀不期而至。进入2008年，CPI继续在高位运行，一月份为7.1％，二月份达到8.7％，创下了12年来的新高。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成为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围绕这一主题，国内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高铁梅等(2008)认为，本轮物价上涨是货币供应量增多、成本推动和需求推动等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防止出现全面通货膨胀就要降低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稳定人们的通胀预期；Ⅲ国家信息中心(2008)认为，食品价格上涨始终是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升的主要动力和原因，目前货币政策应坚持从紧方针，但暂时不宜出台加息等紧缩性政策；陈彦斌(2008)认为，流动性过剩对于当前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显著，治理政策要着眼于当前通货膨胀的特征，而不能盲目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何孝星和黄雪霞(2008)认为，利率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有限，继续加息将会有害无益，未来应该以控制信贷总量替代加息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等等。根据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在对通货膨胀成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当前货币政策不仅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无能为力，而且在货币数量的调控方面也存在诸多局限，治理通货膨胀应该更加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

一、当前通货膨胀的性质

有效的宏观调控建立在正确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之上，因此，判断当前通货膨胀的性质和特征就成为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1、外部失衡引发的通货膨胀。20世纪90年代之后，除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特殊因素之外，中国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持续的外部失衡造成外汇储备激增并且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大量的国际投机资本进入中国，使资本账户顺差进一步扩大。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央行不得不扩大人民币的供应，结果造成M2的迅速增长，如2008年1月和2月M2同比分别增长18.94％和17.48％，均高于2007年末的水平。3月份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但仍然保持在16.29％的高位(图1)。货币供应量以及信贷的过快增长引发了流动性过剩，从而构成了当前通货膨胀的最基本原因。

2、通货膨胀具有结构性特征。目前的通货膨胀呈现结构性态势，并非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上涨的主要是食品价格。以2008年4月份为例(图2和图3)，CPI为8.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了22.1％，而衣着类商品的价格反而下降了1.4％。食品价格的上涨，又主要集中于肉禽(47.9％)、水产品(16.1％)和鲜菜(13.6％)。食品之所以成为推动价格上升的主要因素，是因为食品行业的供给弹性较小，对于来自需求面的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不能作出及时反应所致。尽管目前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但由于通货膨胀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如果不进行适当的调控，一旦人们形成通货膨胀预期，那么结构性通胀就会演变成全面的通货膨胀。

3、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比较明显。本轮通货膨胀带有明显的成本推动型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4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8.1％，其中原油上涨37.9％，原煤上涨20.9％，有色金属上涨4.7％(图4)。同时，进口的主要商品如铁矿石、大豆、成品油、天然橡胶等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土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等要素价格的上涨也已经成为普遍的趋势。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存在着紧密的关系。首先，随着我国人口拐点的出现，原本可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其次，当前进行的要素价格机制改革使得之前人为压低的要素价格逐渐向市场均衡水平移动；最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其旺盛的需求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4、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在中国爆发通货膨胀的同时，其他主要国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上涨。2008年1月，美国CPI上涨4.4％；欧元区上涨3.2％，日本上涨0.7％；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分别上涨3.9％、6.6％和7.4％；俄罗斯上涨12.8％，南非上涨9.3％，全球通货膨胀有卷土重来之势。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如铁矿石、原油、粮食等价格的上涨就会相应传导到我国，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事实上，当前制约我国供给面最主要的因素即是成本推动与输入型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通货膨胀的趋势及其成因，本文建立了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率的脉冲响应函数。选取的变量指标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CPI下食品价格中的粮食价格指数(COR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NV)、广义货币供给量同期增长率(M2)、全部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W)。由于我国2003年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因此本文的样本期始于2003年1月，止于2008年3月，总共63个样本。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粮食价格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M2同期增长率的月度数据来源于中国资讯行数据库，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原始数据为季度数据，我们采用取均值的方法近似得到了月度数据。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一单位标准差大小的新信息(jnnovation)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可以反映一个变量作用于另外一个变量的动态特征。一般在分析脉冲响应函数之前要建立变量之间的VAR模型，我们首先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设定了VAR(2)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正交化(orthogonalised)方法和Choleski分解技术，建立了关于通货膨胀率与其他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模型。西姆斯(1980)认为。VAR和脉冲响应函数模型下无需考虑变量的平稳性，所以这里没有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图5至图8是CPI对于其他

变量一单位标准差冲击的反应。

1、粮食价格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冲击。由于粮食在CPI组成中权重较高，因此在当期就会对通货膨胀率产生正向效应，并且正向效应呈递增趋势，第3期达到最大，此后开始逐期递减。这表明粮食价格的上涨短期内会对CPI造成较大冲击，但在长期内对于CPI的持续影响较小。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冲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通货膨胀率的冲击作用一直是正向效应，并且效应逐渐增大，到第5期开始稳定在一定水平。长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产生温和的通货膨胀效应。

3、广义货币供给量同期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初期时广义货币供给量同期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的正向冲击呈增长趋势，到第5期达到最大值，随后呈递减趋势，到第10期逐渐趋近于零。

4、全部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冲击。全部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对通货膨胀率的正向效应在第2期开始显现，并且逐期放大，第10期时仍然呈增长趋势。显然，劳动者工资的增加对通货膨胀率的冲击效应非常强烈，在长期内会持续提高通货膨胀率。

在给出脉冲响应函数之后，我们采用方差分解法，通过求解扰动项对向量自回归模型预测均方差的贡献度，了解各类因素对通货膨胀率的冲击作用，分解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到，除了通货膨胀率自身以外，粮食价格和平均劳动报酬是长期中影响通货膨胀率的主要因素。并且随着时期的延长，劳动报酬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由于我国国内粮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粮价的影响，而劳动报酬的上升直接表现为生产成本的提高，因此，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通货膨胀可能是目前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三、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虽然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货币现象，治理通货膨胀理应由货币政策发挥主要作用。然而，从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形势来看，基于需求调节的货币政策显然对于供给方面的成本推动和输入型通货膨胀无能为力。同时，即便在货币政策调控最为核心的领域――货币数量的控制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局限。

1、加息的局限。加息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回笼货币，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是货币政策中最重要的工具。但是，目前加息却要考虑诸多问题。首先，加息要考虑中美之间的利差。现在的情况是，人民银行在不断加息，美联储却在不断减息，使得中美之间的利差不断加大。中美之间的利差倒挂会诱发国际投机资本进一步流入，从而加剧我国的通货膨胀；其次，加息要考虑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加息会提高资金成本，抑制国内的投资需求，并因此减少进口，进一步拉大中国的贸易顺差，最终也会与加息的目的背道而驰；第三，加息要考虑对储蓄的影响。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过高的储蓄开始减少，多年低迷的消费需求逐渐启动。如果在这个时候加息，尽管可以将部分资金吸引回银行，但是却与扩大内需与发展资本市场的长期目标相悖。

2、存款准备金与票据回购的局限。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和央行票据的回购同样可以达到回笼货币的目的，但是二者的政策空间日益缩小。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5.5％的历史高位，中小银行流动性明显吃紧。若进一步上调准备金率，必然会危及到这些银行的生存。同时，央行票据回购的不断积累，一方面使得央行面临票据到期以及利息支出不断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损害了商业银行的融资机能，不利于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

3、人民币升值的局限。人民币升值可以从源头上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有效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减少国际贸易争端，从长期来看也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使人民币迅速升值到市场均衡水平。因为，人民币的过快升值同样会带来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促使资产价格上涨，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会形成强大的购买力，反而会加剧通胀；另一方面，过快升值会对外部需求产生巨大影响，在目前内需并没有充分启动的前提下，极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因此，人民币升值只能是循序渐进，小步快跑。由此也决定了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应要到两三年后才会显现，这显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尽管货币政策存在诸多局限，但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规模增幅仍然偏快，尤其是金融机构外汇贷款超常增长，2008年4月末已达到270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6.76％。因此，货币政策应该继续坚持从紧的原则，将反通货膨胀作为其主要目标。由于信贷规模调控和窗口指导可以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在实践中能够根据市场供求和银行盈利状况及时、迅速地作出反应，避免“一刀切”，我们建议未来货币政策应把控制信贷规模作为主要的调控工具。

四、应该重视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胀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通货膨胀形势的复杂性以及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使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同，财政政策不仅可以实施需求调节，而且还可以对供给面产生影响，从而能够直接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挑战。同时，财政政策较少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政策扭曲效果较小。因此，今后治理通货膨胀应该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1、财政政策的需求调节。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支出属于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扩大财政支出会增加社会总需求，在总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价格水平会相应提高。同时，由于现实条件下李嘉图等价定理并不成立，政府使用公债融资取代税收融资，持有公债的消费者认为自己的财富增加，从而增加消费支出，同样会引发价格水平的上涨。因此，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似乎应该减少财政投资和压缩赤字。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通货膨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面对由流动性过剩引发的通货膨胀，财政支出的增加和赤字的非货币化融资，并不会增加目前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因而也不会加重流动性过剩局面；另一方面。面对人民币升值和出口的减速，需要适当的政府投资支撑经济增长，以防止滞涨的出现。所以，目前的财政政策在需求调节方面应采取紧中有松的原则，在维持适当规模的赤字的同时，发放特别国债，进一步回收流动性，加大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2、财政政策的供给调节。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包括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调节和经济波动的短期调节。根据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个经济体的供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知识资本以及社会管理系统。其中，人力资本不仅是指劳动力的数量，也包括劳动力的质量。物质资本泛指基础设施以及设备投资。知识资本包含论文、设计和专利等，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社会管理系统则表现为政府的管理能力。除了物质资本之外，其他供给要素

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单纯依赖市场会供给不足，需要政府财政予以支持。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补贴，增加上述物品的供给，由此形成了财政政策的长期供给效应。事实上，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卢卡斯(2004)就曾指出：“以美国过去50年的经济表现为基准发现，成功的长期供给方面的政策所能带来的社会福利要远远高于进一步优化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所能带来的社会福利”。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对于经济增长尤其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对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治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是否转化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根本上取决于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竞赛，而决定劳动生产率最关键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因此，发挥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加大对于科研开发的政府补贴，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财政政策不仅能够改善长期供给，而且也可以实施短期供给调节。尽管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物质资本、科学技术在短期内无法改变，但是财政政策却可以通过调整相对价格以改变对生产者的激励，从而在短期供给方面发挥作用。例如，财政政策可以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改变劳动者工作和闲暇之间的相对价格，激励劳动者增加劳动供给；降低企业所得税增加企业利润，刺激企业增加生产。事实上，对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劳动者和企业的行为进行激励从而促进他们增加供给正是短期供给调节的核心。那么，财政政策的短期供给调节又是如何治理通货膨胀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图9进行说明。

在图9中，短期总需求曲线与短期总供给曲线相交于E0点，此时的产量和价格水平分别为y0和P0。由于成本型通货膨胀的推动，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供给减少，短期总供给曲线相应向左移动，最终达到AS1的位置。此时，短期总供给曲线与短期总需求曲线相交于新的均衡点E1。与E0点相比，在E1点上价格上升到P1，产出水平下降到y1，造成了经济滞涨。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财政政策的短期供给调节，通过减税和补贴等手段激励生产者增加生产，改善供给，短期总供给曲线又会向右移动到AS0的位置，最终消除滞涨。由此可见，财政政策的短期供给调节不仅可以降低价格水平，抑制通货膨胀，还可以提高均衡产出。增加就业，具有“一石二鸟”的作用。具体到我国的通货膨胀治理，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应该根据不同因素，对症下药，多管齐下。

首先，针对由国际收支盈余增长过快引发的通胀，可以考虑一方面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同时对一些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加征出口关税，减少出口；另一方面，进一步削减进口关税，给予企业进口补贴，扩大进口从而减少贸易顺差。此外，资本账户下的“热钱”流入也要予以充分重视。尽管目前防范投机资本流人的主要方法是资本管制，但是从资本项目管制上来控制短期资本流入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采取税收调节如开征托宾税是较为可行的一个选择。托宾税对于所有现货外汇交易课以税款，能够有效地防止投机资本规模的急剧扩张，从而稳定汇率和减少资本账户盈余。

其次，针对成本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要适时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加大对于粮棉油的补贴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和降低个税税率。增值税转型允许企业抵扣购进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金从而减少企业税负，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增加了企业的税后利润，这两项政策都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供给。同时，对于一些受到通货膨胀影响较大的行业如粮棉油、猪肉、石油、电力等行业，给予财政补贴可以有效地减轻这些行业面临的要素成本上升压力，保障供应。此外，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推动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能够激励劳动者增加供给，从而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通货膨胀的冲击。

最后，针对通货膨胀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要对低收入者发放价格补贴。这是因为目前通货膨胀主要由食品上涨引起，而低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往往很高。通货膨胀对他们生活水平的影响最大。实际上，自本轮物价开始上涨以来，财政部已采取多种方式对城乡低保住户、困难学生以及学生食堂进行了专项补贴。基于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需要进一步扩大财政补贴的规模和范围。

篇14

关键词：通货膨胀；预警；治理

中图分类号：F8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179-02

通货膨胀是困扰我国经济稳定与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之一，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平均而言，通货膨胀率对利率作出反应的时间是2.5年，并且这种滞后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会长达3年。换言之，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货币当局必须现在就要有所作为。因此，加强通货膨胀的预测预防研究防患于未然是非常重要约。

一、中国通货膨胀的特征及趋势

1.我国通货膨胀的特征

从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分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钱多货少”。有人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摆脱了商品长期紧缺的阴影，市场繁荣，无所不有，不会出现“钱多货少”的情况。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它反映了我国消费品和投资品市场百业兴旺的现状，但是忽视了通货膨胀与紧缺经济不是完全对等的经济现象。西方发达国家不是紧缺经济，市场长期处在商品供给相对过剩、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但是仍然会出现通货膨胀。我国经济现在也已经摆脱了商品紧缺的影响，一般不会再出现过去那种商品紧缺性的通货膨胀，但是不能绝对避免商品相对过剩情况下的通货膨胀。当前我国经济中货币流动性过大，货币投放的速度过快，以及流动性大的货币(现金和活期存款)增长偏快，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加大，存在着物价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可能。因此，要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而防止通货膨胀首先要把着力点放在防止经济过热上面，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和“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同时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2.我国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

按传统经济理论，通货膨胀成因有很多类型，包括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结构型和货币型通货膨胀等等。

其实，无论成因如何，通货膨胀问题都与货币供应有关。我国目前发生的通货膨胀也是如此，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寻求原因，但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经济中货币流通量过多，即所谓的流动性过剩。不过，这种局面不是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的，而是汇率体制与机制欠灵活所致。

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国外资本大量涌入，再加上我国实行银行结汇制，以及以稳定汇率为目标，使得中央银行不得不被动大量收购外汇作为国家外汇储备。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导致了基础货币的投放，而且随着国外净资产占货币供应量的比重以及外汇占款占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比重的上升，国外净资产的增长对基础货币增长已经具有了支配性作用。

因此，从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逻辑来看，尽管我国目前爬行式通货膨胀仍将可能持续一两年的时间，但最多形成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发展成加速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小。由于我国的货币扩张主要是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引起的，因此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进一步加快，将能有效减轻基础货币被动投入压力，缓解流动性过剩格局，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换句话说，也就是尽管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使得未来我国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我国的货币扩张主要是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引起的，因而是可控的。

二、我国通货膨胀预警系统的构想

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我国通货膨胀预警指标体系可由综合物价指数、先行指标和承受度指标组成。

1.综合物价指数

各种物价指标反映的对象各有侧重，难以全面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因此，对通货膨胀的有效预警，需要建立综合物价指数。它不仅应反映消费品价格水平，而且还应反映投资品的价格水平，以及这些指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权数)。

为了保证指标的敏感性，除选取综合价格外，预警指标还应选取对通货膨胀具有较大影响的特殊产品价格，比如，粮、棉、化肥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等。

2.先行指标

为保证宏观政策对物价变动及通货膨胀风险具有预见性，通货膨胀风险指标还应重点选取先行指标。哪些是通货膨胀预警的先行指标？这与通货膨胀的生成机理有直接的联系。我国通货膨胀有其独特的生成机理。主要有两个特点：

(1)国民经济各大平衡关系主要是通过信贷实现的。首先，财政存在着赤字。虽然财政已不再向银行透支，但以国债弥补赤字仍造成了对通货的压力。更应注意的是，由于财政财力有限，银行事实上承担了某些财政的职能，比如贷款发工资，政策性贷款等，财政性的货币发行仍然存在。其次，国民收入存在超分配现象。企业或社会分配明显趋向个人。收入来源一个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另一个就是贷款，银行的呆账坏账就是超分配的一种表现。通过信贷方式实现总供需平衡，最终导致的只能是货币的超经济发行，通货的扩张成为通货膨胀风险的先兆。

(2)投资扩张与我国通货膨胀关系密切。通货量指标和投资量指标是重要的通货膨胀预警先行指标。将通货量和投资量作为通货膨胀预警的先行指标还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投资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两个重要政策工具，对通货量指标和投资量指标的事前监控，不仅可能预见通货膨胀风险，而且可为控制物价水平提供具体的投资、货币政策目标，具有可操作性。

3.承受度指标

通货膨胀风险是两大因素相互作用和变化发展的结果，一个是通货膨胀自身的变化，另一个则是通货膨胀承受度的变化。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有时没有形成通货膨胀风险，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则有可能形成风险，其中的决定因素是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因此，预警指标体系除了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标外，还应包括反映通货膨胀承受能力的指标。

三、通货膨胀的治理

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主要有紧缩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直接的物价和消费水平的控制等，其中前两者被称为常规的治理通货膨胀措施，后两者称为非常规的调控方式。

1.紧缩的货币政策

由于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货币紧缩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有效的。但是，这一政策使广大的企业感到贷款的困难，极端的情况是企业正常的购买投入品活动由于没有贷款而难以进行。投人品交易的缩减，一方面意味着投入品生产部门的产品积压，另一方面意味着使用投入品的生产部门的生产难以进行，其综合效应是总供给水平的降低。其次，货币紧缩政策也会使有限的贷款配置发生变化。在贷款紧缩的情况下，许多效率不好的国有企业将首当其冲，处于停产或破产的困境，为了维持这些国有企业的生存，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把有限的贷款中的相当一部分分配给那些困难企业，使十分短缺的贷款变成了支付没有效率的企业工人工资的资金来源。但是，那些具有风险但潜在的经济效率十分可观的投资项目却难以得到银行贷款，影响长期有效总供给的增长。再次，在贷款紧缩时期，企业之间原有的那些合同难以履行，出现拖欠“三角债”的现象。三角债务不仅使旧债务难以清算，同时也使新合同难以签订，其长期效应则是总供给水平增长率的降低。最后，一般说来，贷款的短缺会推动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但由于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负担以及短期内利率上升具有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因此中央银行一般倾向于把贷款利率保持在原有的水平。

2.直接的物价控制

当上述两种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都不明显时，在短期内较为有效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直接的物价水平的控制。直接的价格控制包括全面的价格控制和有选择的价格控制两种情况，前者是指政府规定所有成本和价格上涨的最高限度。直接的价格管制不仅能在短期内使高速发展的通货膨胀降下来，而且在下述意义上对抑制长期通货膨胀也具有正面的效应，即如果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宣布一个有一共管制的物价上涨率，那么，就有可能消除人们对将来物价的不正确的预期，尤其是在加速的通货膨胀时期，这一效果更为明显。就选择的物价控制政策来说，如果被控制的物价是垄断部门的产品物价，那么这种控制就是合理的。因为垄断定价是一种反市场竞争的行为，垄断利润和垄断工资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形成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必须对其加以适当的调整和管制。当这些垄断部门的产品是中间产品时，对垄断部门的产品价格的管制还可以消除结构性物价上涨现象。这是直接物价控制政策的正面效应。但是，该政策也存在负面效应。

3.合理控制和引导消费需求的增长

一是建立健全国有资产收益与企业经营者、职工个人收入的制衡机制，以保证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率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防止以侵蚀国有资产的方式增加个人收入；二是要制定各行业企业工资的参考标准和企业经营者工资最高限额，规范企业经营承包的个人收入分配办法；三是运用经济手段对个人收入进行调节，加强税收征管，特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

四、结语

总之，由于货币流通是国民经济状况的综合反映，所以对通货膨胀也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达到稳定通货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罗德润.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策[J].中国金融,198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