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法律依据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纠纷法律依据，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加强措施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不断完善

在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中，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制度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健康稳定发展。通过对合同的管理来规范农村土地是最有效的和合理的，可以不断地促进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完善。目前我国的土地归属所有、归谁经营一系列的问题已经落实，这就标志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日趋成熟。

（二）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根本权益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能够保障人民的权益，由于农民的基本经济来源就是土地，承包合同对农村用地规划标准进行了规范，确保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以及经营权，具有法律效力，能够保证人民对于土地使用的权益，给广大的农民提供保障。

（三）为各类土地纠纷案件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

为了避免在土地纠纷案件中责权不明的情况发生，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可以在土地管理中规范农民土地的权益，减少土地矛盾的发生，在土地纠纷案件中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现状

（一）主要类型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农村地域也非常广泛，因此土地承包情况各地也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农村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种类也各不相同，笔者经过总结归纳，发现主要的纠纷有三种：第一种就是体制合法性较差的土地承包合同，这类合同在签署时，主要是由承包人发起的，在实际签署时一般都是采用借用组织成员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其有效性比较差，而且一旦出现合同纠纷，合同都缺乏法律效益，此外如果超过实际期限，很容易引发非常严重的法律纠纷问题。第二类是合同履行方面的纠纷，这类合同具有很强的法律效益，因此如果发包人想变更法律合同，其流程以及规定相当繁琐，因此很容易引发农村地区的法律纠纷问题。第三类是责任违约纠纷，出现合同责任违约纠纷，其责任主体很明确，不存在职责不清楚的问题，出现这类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合同的某一方违反了合同条款没有履行相关的责任，或者超过了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期限而使得另一方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损失。

（二）主要特点

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问题上，其重要集中在经济纠纷方面。根据调查显示，在所有的农村土地纠纷问题上，经济纠纷就占据了50%以上，而且由于地域性的差别，产生经济纠纷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大部分的经济纠纷的产生都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在农村，由于经济主体结构比较单一，因此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如果过分的强调发展速度，就很容易造成土地纠纷情况。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交易是促进农村经济水平提高的一种有效途径，因此在农村应用土地承包合同是大势所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农村地区的农民对于合同的了解还不深入，因此一些开发商经常给农民设计一些合同陷阱，这样不仅损害了农民的权益，而且在后期的土地管理中会非常容易造成土地合同经济纠纷。

三、现阶段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土地经营权转让行为规范化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也在不断的加快，因此在城市建设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造成了我国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而这些农民为了增加收入，一般都是将土地转让承包出去，但是基本上都是依靠口头协议进行的，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一旦出现经济纠纷，则很难确定权责。而且这种现象在农村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十分普遍，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还是由于制度管理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农村土地转让行为出现不规范的现象。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不合理

在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偏远地区，缺乏完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制度，而且一些调查取证工作也不能落到实处，这就导致证书的发放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造成土地经营权不明确，从而造成土地纠纷。

（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签订程序不严谨

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其不严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合同的公证工作不能落实，导致许多合同中还存在一些“隐藏”条款；其次在土地承包过程中，仍然以口头协议作为主要内容，书面协议反而很难有实质性的规范内容；再次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缺乏民主性，很多合同都是由领导包办，最后在合同承包过程中，出现不法现象，扭曲了正常的合同签订流程，出现了一些非法承包，暗箱操作等情况。

（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人员素质过低

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的水平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就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管理人员进行此项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还需要提高，经常由于“人情”导致合同管理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而这些最终损害到了农民的利益。

（五）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的宣传教育不足

由于宣传工作没有做到位，导致农民对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了解不深入，不仔细，而且随着近年来土地矛盾的加剧，导致农民对于合同管理工作越来越不满意，这也使得合同管理工作举步维艰。

四、强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的相关策略

（一）强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会涉及到每个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加大对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以提高农民对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的重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部门要深入农村，做好实地调查工作，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力争获得农民的支持以及配合，同时还要认真的听取农民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宣传土地合同管理工作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

（二）注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人员的管理和审核

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与合同管理工作的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高水平高素质的管理人员才能做好土地合同管理工作，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加大对于合同管理人员的管理，对其进行专业的组织培训工作，并且要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工作不认真，水平不高的人员给予一定的惩罚，对于培训后仍然不合格的人员坚决不予使用，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组建出一个高素质高水平的管理人员队伍，更好的为农民服务。

（三）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法律风险的管理

要想提高在对于合同管理中法律风险的管理水平，首先就要有一支高水平的风险管控队伍，在土地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终止环节，风险管控人员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可以有效的发现合同中潜藏的各项法律风险，因此可以有效的保证土地合同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因此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对于合同法律风险管控队伍的建设，积极引进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从而提高队伍的整体水平。其次还需要相关部门不断的完善合同风险管控制度，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为合同管理中的风险管控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四）落实纠纷仲裁制度

从我国土地承包的实际情况来看，落实纠纷仲裁制度是十分必要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合同承包纠纷越来越多，因此相关的政府部门必须构建出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当地政府要认清目前的合同纠纷风险，尽快组成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以方便农村解决土地纠纷问题。

（五）积极学习和吸收外国先进的合同管理方法，善用和改造合同管理方法

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起步较晚，因此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管理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土地合同承包管理工作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和民族文化也有一定管理，外国人的契约精神比较强，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其合同管理方法比较先进。随着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农村土地承包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因此政府部门要不断的学习外国的先进的合同管理方法，结合本地土地实际情况，不断的改善合同管理方法，以促进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五、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打工，因此很多农民选择将土地承包出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农民法律意识不健全，导致承包土地权责不明，土地纠纷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就需要相关部门进行有效的土地合同管理工作，以减少土地纠纷问题，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基于此本文重点讨论了如何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曹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建议[J].现代经济信息,2016(02).

篇2

关键词:民法基本行为差异;经济法界定性互补;法律原则差异;问题研究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法律原则差异

在经济的发展趋势下经济法与民法在法律原则的相互作用下，有着基本的行为叙事差异，其一表现在社会经济纠纷的行为判定，通过在不同主体下对经济行为的原则判定分析来审视法律责任主动方和被动方，以基本的法律前提为假设，在民事或者经济纠纷中来划定基本的主体责任。当然，只是单纯的依据法律条约来限定责任主体双方显得是不一而足的，还需要结合经济法和民法的基本概念对法律事实来进行限定，通过对已发生的既定事实来双方相互选取有力证据来支持彼此的法律立场和观点。但是在既定事实的定性方面民法趋向于主被动双方的基本民事权利的看重，而经济法更加注重是经济权利的界定和经济责任的判定，虽然在既定的法律事实当中，二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但是二者在法律的责任和权利判定的过程当中是相互依据的，是通过彼此的法律条款为相互依据，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来全方位的判定已发生的法律事实，保障法律原则公平公正。但是经济法和民法在基本的原则表现上还是有着极为突出的冲突的，一方面是法律原则出发点的不同，对于已发生的法律事实的责任判定二者相互冲突，另一方面是在法律取证和经济责任的划分上有着差异，一方面重视基本权利，一方面重视经济事实的法律依据，导致二者很难再某些细小的法律方面进行配合，严重限制了经济法与民法的界定性互补，导致二者有所一寸，又有所差异。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法律行为性

经济法与民法不仅在法律原则上有着极大的差异，在法律行为性的判定方面也是有着极大的差异的，其不仅体现在法律行为主体上的判定不同，同时也体现在法律精神的体现原则上面，通过在对既定法律事实的作用行为上判定来理清法律的集体差异，以法律双方彼此的相互作用来看待已经发生的法律事件，当然在不同的主体行为上，民法与经济法在行为的审视条款上也是有着不同行为原则的体现的，是根据在不同的法律发生情态下对法律的集中进行约束，满足法律责任划分的需要。当然其法律约束适用的范围是非常之多的，其理论情态对于社会经济的道德性制约一般是强力而附带影响的。经济法的理论价值相对于社会实际来说只是具有理论假设情景下的参考价值，对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经济犯罪案件和民事案件并没有明显的作用，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其经济法的主导形式完全是在理论假设的背景下实现的，与实际出入甚大，无明显的法律显现作用。因此，提倡符合于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叫经济法草案是极为重要的，经济立法必须是在经济改革或者是经济结构性调整前提下的做出的未来经济背景框架，它必须将市场经济的一切自然行为因素都集中性包括进去，为实际做出的经济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意志支撑，以此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平稳，保障市场经济的有效的运行。当然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经济法是宽泛而言的，其立法主体在做出法律出台之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的调查，将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切因素都要集中的考虑进去，汇总各个方向的汇报结果将制定经济法草案，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经济法的立法出台最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让经济法发挥实际的作用将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效的覆盖进去，而民法更多的体现在集中的社会行为约束和法律道德方面，更多关注于社会纠纷的合理化调解，法律的确权保障和对社会道德的关心，只有在社会纠纷当中合理的引进民法章程依据经济法对经济责任进行责任划分，才能有效促进两者的相互联系，提升二者的相互辅助关系。

三、经济法与民法的确权影响差异

经济法与民法在社会经济纠纷当中虽然有着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在集体性的纠纷确权方面表现的又有些不足，不仅体现在法律的集中影响力方面还体现在二者对于法律责任的行为约束上有着较大的迥异，在形成基本的法律化背景差异方面，二者法律权利共享会相互影响，没有集中的法律显现性，导致在事件的基本问题有着原则立场的矛盾，形成了基本的确权影响差异。当然，只要在法律的集中显性方面，协调好二者的相互适用范围，协调好二者的法律影响关系，就能避免二者矛盾的显现，确立基本的法律原则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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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施工企业 处理 执行案件

由于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争议内容和案件事实错综复杂，涉及法律适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较多，审判实践中因司法理念和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差异，处理难度增大，各地法院在审判中的司法标准不统一。对于建筑施工企业，应该适应形势，及时掌握经济纠纷发生的原因、实质，准确选定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尽早处理纠纷并消除不利影响。

若建筑施工企业遇到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时，应正确应对和妥善处理，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经济损失，防止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本文就此进行论述。

一、主责单位要切实承担起应对、处理对外有关债务问题的责任，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经济损失。

（一）建筑施工企业集团及其所属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法律事务部门的有关要求。

无论形式上的债务主体为集团公司本部还是子公司（包括集团公司或子公司的分支机构、临时机构等），应对、处理对外债务问题的主责单位均为实际上享有和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子、分公司，直管项目部、指挥部等）。主责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要求，积极履行应对、妥善处理相关对外债务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经济纠纷的责任、义务。

（二）对于已进入诉讼（仲裁）程序的我方被诉（裁）的各类经济纠纷案件，主责单位领导要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对于其中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单纯我方欠款纠纷，应力争以当事人和解或法院（仲裁委）调解方式结案，避免或减少诉讼（仲裁）成本等支出。对于法院（仲裁委）依法出具的此类调解书或判决书（裁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我方作为债务人应当自动履行相应义务，

（三）避免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对于我方被采取保全措施（银行账户被冻结等）的案件，相关单位应当在接到法律文书后3个工作日内，将案件处理方案报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门。同时，主责单位及相关单位应当自觉接受局法律事务部的指导意见；办案过程中，进展情况及时报局法律事务部。

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如不自动履行法律义务将导致的后果及应对措施。

（一）不自动履行义务将导致的法律后果。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如不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规定的义务，会产生如下后果：

1、被执行人不自动履行给付义务，承担加倍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2、不自动履行协助执行义务，可能被罚款。

《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并可以予以罚款：（一）有关单位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二）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的；（三）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扣留被执行人的收入、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转交有关票证、证照或者其他财产的；（四）其他拒绝协助执行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第115条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

3、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财产状况，可能会被罚款，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可能会被拘留。

《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4、部分执行案件可能会影响经营开发工作。

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在人民法院网均可以查询。近几年以来，集团公司或所属子、分公司在投标过程中，已有数次被业主单位要求解释出现执行案件的原因，这对于企业经营开发工作，已经造成不必要的不利影响。

（二）正确应对、妥善处理我方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

近年来，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各类市场主体间的经济纠纷案件大量增加，生效法律文书被自动履行的难度加大，因此，各地法院均加强了案件执行力度。面对这种形势，对于建筑施工企业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相关责任单位应引起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并妥善处理。任何消极、逃避或者对抗的处理方式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将因此增加无谓的经济损失，付出不必要的代价，以至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

自2012年7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中的规定，人民法院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0%-150%计算买受人应当赔偿出卖人的损失。《买卖合同解释》实施以来，法院判决违约金、利息有了充足的法律依据。因此，责任单位和相关必须高度重视买卖合同中纯欠款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一味拖延，将会增加执行费、迟延履行金、利息、违约金等不必要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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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险的来源

建筑工程合同风险属于建筑工程风险，建筑工程周期较长，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多，风险较大。虽然参与工程的各方均有风险，但承担风险的大小却有所不同。具体来讲，在一个工程中，在建设工程决策阶段，业主承担主要风险，投资决策失误意味着整个项目的失败。在工程建造过程中，建筑企业承担的风险远大于业主。正是这个原因，建筑行业中增大了建筑企业的索赔权限。建筑工程合同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投资风险；二是非建筑企业原因造成的社会风险和客观风险，如地震等自然灾害，这种风险一般难于预料和防范；三是主观类风险，这里特指不讲诚信的欺诈类风险。

二、风险的识别

应该看到，任何建筑企业在承揽工程时不可能不承担风险，但如何承担风险，承担多大风险，以及如何化解风险是一个建筑企业不得不关注的问题。化解风险之前必须对其进行识别，风险管理实际上就是一个识别、确定风险和化解风险的过程。

建筑工程风险识别有以下特点：第一，个别性。由于建筑工程的地点不同，投资方不同，地区间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环境的差异，工程的风险有很大的差异。反映在合同风险中，建筑企业应对投资方拟建工程的意图和投资方诚信度作出专门考察，认真研究其项目风险的个别性。第二，风险的识别是由人来完成的，无论是专家团还是领导层都面临本身专业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因此，在风险识别时，要收集一切有用的信息。第三，鉴于建筑工程所涉及的风险因素较多，要尽量对风险评级，作定性和定量分析，建立初始风险清单。第四，对风险结果的不确定性要作出适当的预测，且不要过于乐观，因为它是随时间和事态的发展而变化的。

总之，只有在充分认识拟建项目风险的特点后才能正确评价风险的大小和危害程度。在风险识别过程中要通过多种方法进行判断。风险评价尤为重要，在准备合同文件和谈判之前，风险评价是必须的，其结果将会直接影响风险对策。在建筑工程合同风险管理上，风险评价要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经济目的，要对不诚信类风险高度重视和充分评价，因为许多投资方诱使建筑企业垫资承揽工程项目，待工程竣工后，这类投资方或长期拖欠工程款或将工程出卖转让抵押等，并不打算给付工程款。这类事件在国内发生不少，给建筑企业造成很大的损失。

三、对策与防范措施

尽管施工企业面临的经济纠纷原因很复杂，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有其必然性。但通过对施工企业经济纠纷的调查分析，我们认为，施工企业只要提高自身法制观念和聘请法律顾问，由此达到减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发生的机率，从根本上预防企业陷入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做得到的。当前急需解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加强施工企业法制教育与培训

在建立规范有秩序的现代企业制度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加大对施工企业经营者（包括项目经理）的法制教育，提高施工企业的法律素质。有的施工企业经济纠纷不断、屡屡败诉，企业资产严重流失，从反面告诉我们，提高企业经营者法律素质是减少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发生的关键，也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内涵扩展的重要内容。若不提高经营者的法律素质，施工企业陷入重大经济危机的重大案件仍会发生。因此，要把企业经营者是否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作为考核、相关的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作为继续教育和选拔经营的必要条件之一，针对施工企业经营者的现状，把与企业经营活动密切强化教育的重点，使施工企业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具备依法管理的能力。

（二）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合同管理制度

1、合同问题

通过大量事实证明施工企业经济纠纷频频败诉往往是合同本身或履行过程中存在重大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合同没有归口管理，企业内部没有专门合同管理机构；（2）忽视对对方作资信调查，没有对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查；（3）合同条款不完备，在签订重大合同时缺乏法律论证；（4）对合同专用章、空白介绍信缺乏管理。

2、完善企业内部法律管理制度

这正是由于施工企业缺乏内部法律管理机制造成的。无数事实表明，内部法律管理松懈，漏洞百出的企业，就好像一个没有篱笆围墙的果园，随时都会发生果子被人偷摘祸害。由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以上几个问题往往涉及到合同双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经营部门法律意识和合同管理水平。当前，建立企业内部法律管理制度要做到以下五点：

（1）加强企业重大决策的法律论证制度，达到减少企业决策失误的目的。企业聘请法律顾问直接参加企业有关生产经营的决策会议，对重大经营决策或重大项目，再聘请法律事务部门的人参加；（2）加强合同管理制度，以提高企业签订合同有效性和合同的履行率。制定“公司经理和三总师合同会签负责制”、“重大合同履行报告制”、“企业对外担保管理和对内承包办法”、“企业对外经济合同管理办法”等制度；（3）加强企业财务结算的管理制度，堵塞资金管理方面的漏洞；（4）加强企业内子公司、分公司注册登记和项目经理信誉等级管理制度，提高企业内部管理的统一性和有效性；（5）加强纠纷管理制度，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经济、民事经济纠纷管理办法》、《企业对外争议和经济纠纷管理办法》等制度，并根据发展需要，及时制订或修改相关规定。将企业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是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管理层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施工企业在相对合理和小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施工生产的保障系统。其作用不仅仅是处理纠纷，更多的是着眼于事前防止经济纠纷的发生。

（四）合约前的评审和签约后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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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尽管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已有部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刑民交叉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从而构成刑民案件交叉。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相应的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

根据犯罪嫌疑的发现时间，这类刑民交叉案件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第一种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对于第二种案件，主要实行“先刑后民”原则，即民事诉讼暂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对于第三种案件，立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对于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争议较多。其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其一，在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上，是继续保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是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抑或其他？其二，“先刑后民”原则是否合理？应否酌情而定？其三，刑民判决的冲突问题如何解决？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是各抒己见，看法相异。下文主要围绕这几个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全文共6436字。

以下正文：

当今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尽管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已有部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刑民交叉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如同一行为主体实施了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都是基于同一行为主体，法律事实牵连，刑民案件交叉。又如不同行为主体对同一标的物分别实施了犯罪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侵犯了不同的法律关系，但诉讼标的物牵连，刑民案件交叉。又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或者侵犯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及差异性，决定了对同一法律事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造成了公、检、法三部门对案件性质的认识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是刑事案件，有的则认为是民事案件，形成了案件刑民交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另外，如果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也构成刑民案件交叉，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这是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一、人民法院在审理刑民交叉案件中遇到的问题

1）、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中的有关法律问题

刑民交叉案件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第一种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对于第二种案件，主要实行“先刑后民”原则，即民事诉讼暂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对于第三种案件，立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对于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争议较多。

2）、刑民事判决的交叉拘束效力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的审判程序，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各自独特的程序，因此两者判决本来是不应当相互拘束的。但是由于我长期坚持民事审判中的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作用，使得民事诉讼的构造与刑事诉讼雷同。民事诉讼在这种大环境下失去了她的独立性，而大都采用刑事诉讼的做法，尤其是在收集、审查、采纳证据的做法中。三大诉讼法证明标准的一致性，更是这种做法的外在表现。因此在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判决具有相互拘束效力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现代诉讼法理的发展中，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与刑事诉讼目的完全分开。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的私权，主要关注的是保障私权。刑事诉讼的目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主要关注的社会利益。两者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些各独特的诉讼原则和程序，比如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上诉不加刑；民事诉讼中的处分主义、调解制度等。尤其是表现在证明标准上，大多数国家一般都采用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和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这些都为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不具有相互拘束效力打下基础。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生效之前发现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1.人民法院作为民事经济纠纷而受理的案件，经审理不属于民事经济纠纷而有犯罪嫌疑的，应当根据民诉法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案件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在经济交往中，当事人往往为了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一方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很少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报案，特别是国家利益受损而当事人获利的案件。由于这类案件仅仅是有犯罪嫌疑却并未作出有罪判决，因此不应当完全排除民事诉讼。但是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笔者认为，简单地裁定驳回民事，不符合立法精神和司法理念。

根据《规定》的立法本意，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经济纠纷的案件后，经审理发现有犯罪嫌疑，就应当属于刑法的调整范畴，而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也就是说，某一案件只要涉嫌犯罪就属于刑法调整而绝对排斥民事救济。对此，笔者认为，刑法与民法虽然都是保护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法律，但是二者在手段和功能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对公民权利保护的侧重点不同，刑事救济手段并不当然排斥民事救济手段，在刑法所不能实现的方面应该尽可能发挥民法的作用，对于仅仅有犯罪嫌疑的经济案件，不能驳回而应该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案件线索和全部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能在对案件进行侦查前决定案件是普通民事经济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如果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认为有犯罪嫌疑或者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及时将案件退回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案件继续审理。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犯罪嫌疑，经侦查终结，依法需要提起公诉的，将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关系来确定案件的审理方式，如果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不影响民事部分的处理，则可以将案件分开审理，如果影响民事部分的处理，只能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等待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再对民事部分进行处理。

2.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有犯罪嫌疑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对于人民法院以民事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犯罪嫌疑的，应当书面函告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接到通知必须立即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由于犯罪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一旦发现当事人的行为可能触犯了刑律，必须立即通知人民法院并说明相应的理由，人民法院必须裁定中止民事诉讼程序，待刑事侦查终结后，根据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的关系对案件进行审理，或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对刑事部分审理终结后，再审理民事部分。

（二）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发现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人民法院在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发现法律事实涉嫌犯罪，应当立即裁定中止执行并通知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并将案件全部材料和线索随案移送，经侦查终结，没有犯罪事实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结果告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原生效的判决、裁定。如果确有犯罪事实，依照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需要提起公诉的，且民事案件不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人民检察院通知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生效判决、裁定，而不论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因为对同一法律事实，刑法上的处理方法与民法上的处理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对涉案物品，刑事上可能作为赃物处理，民事上则可能作为不当得利等方式处理；对于当事人的损失，在民法上可能通过赔偿损失的方法来弥补，在刑法上则通过追缴的方法来实现，然后根据案件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关系决定适用的审判方式。如果民事案件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利和民诉法的处分原则，除非当事人有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之规定，即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不得撤销原调解书，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不变，仅就刑事部分单独审理。

三、为了更好地正确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案件

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应遵循“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有利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刑罚制裁。目前相关的司法解释已为“先刑后民”原则提供了法律依据。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均明确规定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涉嫌经济犯罪时应及时移送侦查机关处理，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又进一步加以具体和明确。

“先刑后民”的主要做法是：以典型的合同诈骗案件为例，在合同相对方选择民事救济主张民事权利时，受诉法院应先按民事诉讼程序立案审理，审理中如果发现存在刑事诈骗犯罪嫌疑时，应先裁定中止民事案件诉讼，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合同诈骗犯罪成立，民事案件的审理应视刑事案件追赃退赔情况或者当事人是否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定。若刑事案件已追赃退赔给受害人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判决返还财产或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的，则民事诉讼程序应终结（由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裁定驳回）；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或者受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则应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再行恢复原来的民事诉讼程序，并依法就民事争议作出判决结案。在合同相对方选择刑法保护时，则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受害人也可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责令退赔或者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规定，则受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受诉法院此时依法应予立案审理。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并不影响其承担民事责任。追缴或退赔只是通过人民法院的公权力对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所给予的一种法律救济，如果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被害人有权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将“先刑后民”原则固定下来，有必要对《若干规定》作相应修改。《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建议修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或裁定撤诉；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应恢复民事诉讼程序。”《若干规定》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建议修改为：“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并送达当事人；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或裁定撤诉；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2、允许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选择提起“刑附民”诉讼

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提起“刑附民”诉讼符合刑诉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所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即经济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最高法院1980年7月16日批复规定：“关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办理，但应限于附带赔偿物质损失的民事诉讼，不宜扩大附带其他民事诉讼。”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害人对本《规定》第二条因单位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审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2000年12月4日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上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因犯罪而遭受物质（经济）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合同诈骗中的受害方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减少讼累，及时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减少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3、合同诈骗中的受害人财产损失可通过多种渠道救济

合同诈骗中受害人的财产损失除了向法院提起“刑附民”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外，还有其他三种渠道：首先可申请公安、检察机关直接返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追缴的财物中，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不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应当及时返还被害人¨¨¨”第三百三十九条（二）规定：“对扣押在人民检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需要返还被害人的，直接决定返还被害人。”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体的解释（试行）》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被害人鸣确的，扣押、冻结机关应当及时返还。”从以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司法机关原则上应当直接返还。其次由法院刑事判决追赃。第三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

4、明确合同诈骗判决后的涉案财产由法院执行庭（局）执行

笔者认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决追赃或责令退赔，可由刑庭依职权移送本院执行庭（局）执行，追赃后退赔返还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在判决生效后由当事人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予以执行。理由：一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此类案件有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从性质上看，刑事追赃是一种对犯罪行为所生之债强制予以清偿的司法制裁措施，在本质上却属于民事范畴，因此刑事追赃判决与民事判决的执行并无不同；从目的意义上看，刑事追赃目的意义在于保障被害人财产权利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司法救济，与民事判决是相同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条已明确规定执行机构的职责，是专门负责执行工作，而此类案件的执行又属于执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执行此类案件有其法律依据。二是由执行庭（局）负责执行符合审执分离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三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有利于执行资源的优先组合。执行工作是一项专门的工作，执行庭（局）作为人民法院专门的执行机构，有符合执行条件的专业执行人员和丰富的执行经验，所有这些都是刑庭所不具备的。为此建议修改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第19条的规定，增加规定执行刑事追赃判决属执行庭（局）职责和业务范围，并明确该类案件由刑庭依职权移送。

注释

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

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篇6

聘用合同在签订时当然首先应当符合签订一般合同的条件，但其一旦生效则具有单独的特点。

第一，聘用合同要求特殊的主体格。聘用合同的一方主体通常是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用人单位。另一方主体是一个或数个劳动者。

第二，聘用合同主体在地位上具有从属性。聘用合同成立后，受聘用的劳动者即成为聘用单位的一名职工，接受聘用单位的行政管理。劳动者与聘用单位形成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按协议或国家规定享有工作、休息、福利等权利。

第三，劳动者主要以工资形式取得报酬。劳动者只要按合同，通过自己的工作完成一定的数量、质量指标或任务，即可以取得报酬。该报酬与劳动者所完成的工作直接挂钩。

第四，劳动者在工作中不承担经营风险。经营风险不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基础工资，而只可能影响奖励工资。

实践中，聘用合同与联营、合伙、承包等合同容易混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准确认定案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聘用合同与联营合同的区别

联营是平等的法人之间，法人与个人之间联合生产经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中法人与个人的联营合同容易与聘用合同混淆。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主体、分配方式及风险承担方面。联营合同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联营各方按约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而聘用合同的主体之间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被聘用人主要以工资形式取得报酬，生产及经营风险则由聘用人承担。紧密型的联营还将成立新的法人体，聘用则无此特殊要求。例如，个体经营户王某与某热水器厂签订一份协议。协议言明热水器厂聘用王某为产品推销员。王某自费为热水器厂推销产品，并按销售利润的30%取得报酬。这实质上是一份联合销售合同。王某自己支付产品的推销费用，并承担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热水器厂则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联营各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尽管这份协议中有“聘用”字样，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是一份聘用合同。而以合同规定的利润分配方式及风险承担方式的条款，可以看出它的联营合同的实质。

2、聘用合同与合伙合同的区别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并按约获得的协议。个人聘用个人的合同关系在表面上与个人合伙相比，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聘用合同中表现出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从属关系，而合伙中每个合伙人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分配方式和风险承担上，聘用人以工资形式支付被聘用人报酬。聘用人独自承担风险，而各合伙人则以共同劳动按约分得报酬，共同承担风险，且各合伙人之间对外承担无限清偿的连带责任。法律形式上合伙与聘用亦有不同要求。合伙经营必须到工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而聘用则无此要求。

3、聘用合同与承包合同的区别

篇7

【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篇8

答辩人：刘某，女，汉族，生于1968年4月16日，住重庆市万州区陈家坝街道陈家坝村17组128。

被答辩人：重庆市某加工厂，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悦来镇合力村3组。

答辩人刘某针对被答辩人重庆市某加工厂合同纠纷一案，现根据事实和法律答辩如下：

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被答辩人之诉求缺乏基本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一、答辩人已经向被答辩人足额支付了全部承包款，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仅支付承包款20万元不符合事实，也不合情理

1、答辩人已经按照双方之间承包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向被答辩人支付承包款52万元

（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1年1月27日签订书面《沙砾石筛选承包协议》后，已经按照惯例，向被答辩人支付全部承包款52万元，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出具收到全部承包款收条；

（2）合同签订后，由于被答辩人的原因，答辩人于2011年7月份左右被迫退出承包场地，承包合同无法履行，造成答辩人重大经济损失；经与被答辩人多次交涉，被答辩人与答辩人达成口头合同终止协议。该口头协议的内容为：

A、终止双方之前签订的《沙砾石筛选承包协议》的履行；

B、作为对答辩人的补偿，被答辩人同意向答辩人支付现金14万元；

C、双方之间合同权利义务全部了结，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与借口再追究对方违约责任，要求对方补偿或赔偿。

（3）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口头协议达成后，被答辩人一直未按照口头合同终止协议约定向答辩人支付14万元；经答辩人多次努力，被答辩人要求必须收回答辩人持有的承包款收据，并要求答辩人承诺不再向被答辩人主张任何违约责任；答辩人无可奈何只得在2011年10月27日，交出承包款收据，并在被答辩人持有的合同上备注：从2011年10月27日至2012年1月27日期间不在（再）履行此协议。不存在经济纠纷。

被答辩人这才于当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答辩人支付14万元。

2、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仅支付承包款23万元不符合事实，亦不合情理

（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承包协议中的地位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被答辩人作为发包人，拥有砂石选筛场绝对控制权，如果答辩人未按时足额向其支付承包款，被答辩人不可能允许答辩人入场筛选沙金；

（2）作为精明的生意人，被答辩人的负责人以及合伙人不可能在答辩人仅支付20万元承包款的情况下，在双方协议终止承包协议时，再向答辩人支付现金14万元；

（3）作为精明的生意人，被答辩人的负责人以及合伙人不可能在答辩人未付清全部承包款的情况下，在双方协议终止承包协议时，生怕答辩人再追究其违约责任，坚决要求答辩人在合同中注明双方不存在经济纠纷；

（4）答辩人与案外人王家利早已于2006年7月离婚，各自独立生活、居住，各自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从被答辩人与王家利、答辩人分别签订多份承包协议也得到证实；案外人王家利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合同纠纷与本案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被答辩人在与案外人王家利的合同纠纷一案（（2011）渝北法民初字第12730号，（2012）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3174号）二级庭审中，一直坚称其与王家利2010年2月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因王家利未交承包款而未得到履行；但法庭查证的事实却与其说法完全相反，由此可见，被答辩人谎话连篇，其陈述的可性度有多么的低。

二、从法律关系来看，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当然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本案中，共涉及二种法律关系。

其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通过2011年1月27日签订书面《沙砾石筛选承包协议》而建立的承包合同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主体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法律关系客体为沙砾石筛选权；法律关系内容为：答辩人的主要权利--获得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的沙砾石筛选权，主要义务--支付承包款52万元；被答辩人的主要合同权利--获得答辩人缴纳的承包款，主要合同义务，允许答辩人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进行沙砾石筛选。

该法律关系已经因双方达成口头的合同终止协议消灭，建立在该法律关系基础之上的约定的双方权利与义务均已消灭。

其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因达成口头的合同终止协议而产生的终止合同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主体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法律关系客体为双方的债权与债务；法律关系的内容为：答辩人的主要权利--获得被答辩人支付的14万元补偿款，主要义务是--放弃追究被答辩人违约责任的权利；被答辩人主要权利--在支付答辩人补偿款14万元之后，不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主要义务--向答辩人支付补偿款14万元。

在被答辩人于2011年10月27日向答辩人支付了14万元之后，被答辩人的合同义务已了结，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曾经存在的终止合同法律关系至此消灭。

至此，曾经存在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两种法律关系--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与协议终止合同法律关系均已消灭，因当事人因两种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均已消灭，因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均已消灭。

本案中，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承包款32万元，其诉求要想成立，必须要求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目前存在依然有效的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但事实上，这一曾经存在的承包合同法律关系已然消灭，那么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承包款32万元就缺乏相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其诉求必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不应该得到支持。

三、从双方之间达成的口头合同终止协议分析，被答辩人之诉求也不应该获得支持

1、关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达成的口头合同终止协议的性质与法律效果

合同终止，当事人双方在合同关系建立以后，因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出现，使合同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

既然原被告均认可双方已经协议终止《2011年协议》的事实，那么该协议一旦达成，那么就会产生如下法律效果：

（1）当事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消灭，原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均自动消灭；

（2）合同双方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形成合同之债，被答辩人支付答辩人14万元，以作为答辩人因合同未得到完全履行所遭受的损失的补偿。

既然双方之间不再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那么被答辩人有无权要求答辩人支付所谓承包款32万元。

2从双方之间口头合同终止协议内容分析，也能得出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的结论

在被答辩人持有的合同的结尾处，有答辩人的备注：从2011年10月27日至2012年1月27日期间不在（再）履行此协议。不存在经济纠纷。

按照合同解释的基本规则，对前述备注比较合理的解释是：（1）答辩人的这一备注，是应被答辩人的要求而添写的，至少是被答辩人同意而形成的，反映了被答辩人的意志；（2）原承包协议终止，双方均不再履行，协议对双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3）双方已经对承包协议履行情况进行了清算了结完毕；（4）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任何一方均不得向另一方追究违约责任。

既然双方之间不存在协承包协议已经了结清楚，双方之间不存在经济纠纷，现在被答辩人又要求答辩人支付承包款32万元显然与该终止协议约定内容相悖。

3、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达成口头合同终止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该按照该协议内容执行

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达成口头合同终止协议签订主体适格、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具有无效的法定事由，已经成立并生效，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该按照该口头协议执行。

4、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补交承包费之诉求与双方之间达成的口头合同终止协议内容相悖，不应该获得法庭支持

（1）前已述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达成口头合同终止协议后，双方之间原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已经终止，不再对任何一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经从承包合同关系转而变成协议终止合同关系。

（2）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交承包费属于双方在2011年1月27日签订书面《沙砾石筛选承包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内容，而该协议约定内容及双方的合同权利与义务已因双方在此之后达成的口头合同终止协议而终止履行，不再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被答辩人的诉求是建立在已经废止的协议基础之上，其诉求明显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

（3）《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补交承包费之诉求与双方之间达成的有效的口头合同终止协议内容相悖，被答辩人实际上是要否定双方之前达成的口头合同终止协议内容的法律效力，其诉求与法律规定相悖。

三、从被答辩人诉讼理由分析，其诉求也不应该获得法律支持

1、被答辩人在诉状中，要求答辩人支付承包款32万元的理由是“既然原告已退还王家利《2010年协议》的承包费，那么被告刘某与原告签订《2011年协议》后双方约定由王家利之前所交承包费中抵转而来的32万元就并不存在了……”

其似乎认为，其与答辩人达成的口头合同终止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故对该终止协议约定的内容不认可，要求答辩人按照《2011年协议》履行义务。

这里面，被答辩人误解了无效合同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区别。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退一步讲，即便是本案中确实存在被答辩人重大误解的问题，但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是可撤销或变更的合同，而不是无效合同。在被撤销或变更之前，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依然是有效的。

2、如果被答辩人要求不受双方达成的口头合同终止协议约束，坚持按照《2011年协议》要求答辩人支付32万元承包款，其必须要否定双方之间达成的口头合同终止协议的效力。而要否定该口头协议的法律效力，其路径包括：认定该口头协议无效；或者是撤销或变更该协议。但显然，这两条路径均无法行通：

其一，遍查相关法律法规，实在找不出该口头协议无效的理由，协议双方均应该受该协议约束；

其二，即使该口头协议是被答辩人在重大误解之下签订的，是可以撤销或变更的；但撤销与变更必须由被答辩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变更或撤销。然而，截至今日，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法院判决书撤销或变更双方之间的口头合同终止协议。既然该口头协议未被撤销与变更，那么该口头协议就是有效的，对协议双方均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2、即使被答辩人以其他理由起诉，要求答辩人支付承包款32万元，但横亘在其中的法律障碍--双方曾经达成，并已经履行完毕的口头合同终止协议一日不被认定无效或被撤销，被答辩人的诉求就缺乏基础法律关系，其起诉注定先天不足，不能满足胜诉的全部要件，其诉讼请求不可能得到法律支持。

综上，被答辩人的诉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与法理相悖，与情理不合，应予驳回。

答辩人：

篇9

（一）仲裁协议约定了一个仲裁机构，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有效。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在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时，应该审查仲裁协议是否隐含了可以仲裁的基本内容，能够确认由仲裁机构仲裁的，就应当尊重当事人，不可因细节的缺陷而忽视订立仲裁协议时的本来意愿。不少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并不准确，但是经分析判断是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对此不应随意认定协议无效而否认仲裁解决方式。

（二）仲裁协议既选择了确定的仲裁机构又选择诉讼的，仲裁协议有效。当事人最先选择的机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对案件有管辖权。

仲裁和诉讼是解决经济纠纷的不同方式，二者并无矛盾也无优劣之分。先提出诉求的当事人一方有优先选择权，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选择了一种方式就自动排除了另一种方式……无论是选择仲裁抑或诉讼，都符合当时订立协议时的意思，因此另一方无权对该案在管辖权的选择问题上再提出异议。这也会避免当事人在法律程序上耗时过多。否则随意、武断的排除仲裁方式既有违当事人本意，也无法律依据。

（三）仲裁协议选择了两个以上仲裁机构或者协议内容包含了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有效。当事人首先选择的仲裁机构对案件享有处理权。

仲裁是一项给予当事人诸多选择权的纠纷处理方式，这是它的特征，也是它的优势。而选择仲裁机构是属当事人的基本选择权。既然法律给予了当事人宽泛的选择权，另一方面却对这种选择结果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必然会导致选择权的落空或者置选择结果于不确定状态，结果反而大大限制了当事人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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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会计作为高层次复合型专业人才，需要掌握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会计、审计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辨别舞弊的知识，法律法规知识，尤其是证据规则知识，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同时要具备高度的职业分析判断能力。这种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必将在许多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企业需要法务会计

因商品购销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需要法务会计人员运用会计、合同法、证据学等方面知识收集证据，以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因纳税方面原因引起的税务纠纷，需要法务会计从会计、税法方面提供专业支持，确认应纳税款：如今会计处理的网络化、信息化、适时化、前瞻化等特点，使企业内部舞弊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与会计有关的法律纠纷更需要法务会计人员作出审查和判断。

法务会计走俏中介结构

近年来，随着企业对一门式服务需求的增强，社会中介组织跨业经营趋势日趋明显，如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聘请大量律师为职员，以弥补其法律方面的不足；律师事务所吸纳大量具有财会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以弥补其会计方面的不足；而税务师事务所亦在竭力寻求既具有扎实的财税理论知识又精通相关法律法规的法务会计人才。

会计师事务所拓展业务的需要

目前，法务会计已经成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重要业务，他们致力于培养法务会计人员，从事法务会计鉴定服务。反观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其业务主要还停留在审计、验资等传统领域，而较少涉及法务会计业务，仅少量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司法会计鉴定工作。面对激烈的竞争，会计师事务所必须积极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需求日益增长的法务会计无疑是具有会计和管理咨询专业优势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较优选择。

律师事务所开展业务的需要

律师在法律上很精通，但法律和会计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律师对企业的运作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不可能准确地解读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会计报表以及会计核算的全过程，对企业舞弊的手段、方式也不够熟悉，而法务会计在这一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于是，律师事务所对法务会计产生了需求。

当接收案件涉及会计事项时，法务会计人员可以协助律师从会计角度分析当事人在利用会计信息方面存在的弱点，评估有利事实，在会计问题上制定出有效的诉讼策略，以争取胜诉机会：在经济案件中，诉讼当事人需要相关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而这些证据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相关会计记录，法务会计人员熟悉会计记录的具体产生过程，通过取得必要的凭证包括其他市场或者行业信息，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也可以协助律师获取、鉴别、组织和解释这些会计信息。

税务师事务所开展税收策划业务的需要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税收筹划反映出综合性和专业性的要求。在国外，许多企业都聘用税务律师、会计师、国际金融顾问等高级专门人才从事税收筹划活动，而且很多个人也需要这些专业人士提供的涉税服务。

合法性是税收筹划成功的首要和关键因素，这使得财税律师在税收筹划领域得以大展身手。他们除精通法律外，还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注册税务师资格。这些“会算账的律师”，‘在税收筹划中直接给企业带来安全、合法的效益，被企业家们称为“财税与法律的优美结合”。由此中国的财税律师宣告诞生。实际上，他们就是财税服务领域的法务会计人员。

财税律师通过对不同的经济法律关系进行权衡、比较，变通处理相应的法律关系或稍稍调整某些经济活动，改变其在征纳关系中的法律性质，以寻求税务筹划的最优方案。譬如，在房产税税务筹划中，经常遇到以房产原值还是以房租作为计税基础的问题，若经综合考察认为后者较优，则需进一步考虑为企业拟定一份房屋出租合同。财税律师特别注重方案合法性的考量，仔细甄别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注意尺度的把握，在作业方式上表现为调查取证、寻求低税负法律依据：同时他们也注意研究不同方案的账务处理效果，仔细甄别不同方案可能达到的经济效果。

经济类司法鉴证需要法务会计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犯罪案件日渐增多，贪污金额日益加大，舞弊方式也日趋隐蔽和复杂，我国投资人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的质量也日渐不满，涉及虚假会计信息披露而导致投资人遭受损失的法律诉讼不断出现。司法机关在审查处理这些案件时，必须对以下问题作出判断：

会计信息是否虚假。专业人士判断的依据是会计准则和制度，认为只要按照会计准则和制度进行会计处理和披露，提供的信息就是真实的。非专业人员判断的依据是发生的事实，认为只有反映事实的会计信息才是真实的。可见，两者对同一案件作出的判断结果不一致。

虚假的会计信息是故意、一般过失、重大过失还是欺诈。故意和欺诈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过失只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不同判定结论所作出的法律判决是有区别的。

虚假的会计信息给使用者带来多大损失，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认定这些损失存在很大的困难。

除了上述问题外，经济纠纷案件还常常涉及舞弊、会计信息的披露是否充分、有无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内部控制建立的完善程度、会计政策的选用是否合适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法律人员依据专业知识所能确定的，必须由法务会计人员来对此进行审计和判断，并出具书面鉴定结论供司法机关判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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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间借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

内容摘要：民间借贷本属私法自治的范畴，但国家强制将其中部分行为纳入刑事法律规范的范畴加以干涉，直接影响其行为效力和相关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且在司法实践中衍生出“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的争论。笔者认为，所谓“先刑后民”抑或“先民后刑”只能针对个案而言，而不能成为此类纠纷的司法实践必须遵从的办案原则。要从无数个案的司法实践中找到一条两全其美之路，既不影响私法自治对社会生活的有效规范，又不妨碍国家强制对社会秩序进行有效维护。

关键词：刑事规范 合同效力 民间借贷 刑事犯罪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民间资本在国家掌控的金融体系之外异常活跃，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民间借贷行为，其中一大部分由普通民间借贷行为而质变为涉嫌或构成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经济犯罪，且有高发频发态势，远的典型案例有浙江吴英案，近的有泰州本地的高某诈骗一千多万元案⑴等。在此背景下，民间借贷一方当事人可能或已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民间借贷合同以及从属的保证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将对民间借贷合同中的债权人及保证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成为影响社会传统格局和秩序的重要因素，并对公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不可逆的作用。在此问题上，理论界的意见不一，各地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处理方式及结果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⑵，单笔的借贷行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单个借款行为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使借款人最终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类型的经济犯罪，也不影响单笔借款行为的效力，应按民事纠纷认定为有效并依法处理；也有的认为，借款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有关的民间借贷行为的定性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不宜立即作为民事纠纷处理，而应先行驳回，如最终构成刑事犯罪的，债权人再次的，法院应以其行为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民间借贷行为及保证行为无效，依法按无效的规定予以处理。这种状况下，普通的民间借贷体现的是平等主体间的私法自治行为，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刑事犯罪体现的是国家强制力对私法自治的干预。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如何博弈，代表国家强制力的刑事法律规范如何有效转介到民事法律规范，对民商事合同效力的认定产生影响，从而在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找到平衡，既对违法行为予以强制力打击，又能对私法自治下的合同当事人合法权利进行有效救济与保护，是处理具体案件时经常遇到的困惑。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影响民商事合同效力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五种情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属于上述情形及属于何种情形，法律并无明文规定，给司法实务中具体个案处理带来了困境。这就需要理论与实务界对私法自治遭遇刑法等国家强制时如何从中突围或与之融合，明确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给公众释放正确的引导信号，以规范类似社会行为，维护国家金融秩序，促进社会稳定。

二、司法实务中的具体实践：对具体个案的整理与归类分析

（一）具体案例的列举

案例一⑶：吴某诉陈某、王某及某房地产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

陈某向吴某借款200万元，王某及某房地产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后陈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处罚，吴某索款未果向法院要求陈某归还借款，王某、某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被告陈某向吴某借款后，理应按约定及时归还借款。被告陈某未按其承诺归还所欠原告借款，是引起本案纠纷的原因。对此，被告陈某应承担本案的全部民事责任。对于王某、某房地产公司提出陈某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不应再承担责任的辩称，根据担保法有关规定，如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或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手段，使保证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保证的，则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现被告王某和被告某房地产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佐证吴某与陈某之间具有恶意串通的事实，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原告吴某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陈某采取欺诈手段骗取王某和某房地产公司提供担保，因此，对于王某和某房地产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吴某根据借款协议借给陈某200万元后，其对陈某的债权即告成立。至于陈某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与本案合同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公安部门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并不影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间的民事合同纠纷。据此，对于王某和某房地产公司提出在未确定本案借款的性质时，该案应该中止审理的意见，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明确，陈某对该借款应当予以归还，王某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愿为陈某借款提供担保，应承担本案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据此支持了吴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王某、某房地产公司上诉称，如陈某经人 民法院审理后确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借款协议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两种情形，借款协议显然无效，由此担保当然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的规定，本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责任不在其，其没有过错。但原判未对借款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直接侵犯其合法权益。因此，请求二审依法改判确认担保无效，其不承担担保责任，驳回吴某对其的诉请。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确认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中的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陈某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无效。因为借款合同的订立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效力上采取从宽认定，是该司法解释的本意，也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一审判决陈某对本案借款予以归还，王某、某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二⑷：杭某诉徐某保证合同纠纷案

20__年4月20日主债务人高某⑸通过徐某向杭某借款240万元，同月26日高某又向杭某借款350万元，利息为87500元，约定1个月还款，高某向杭出具借条一份， 徐某以担保人的名义提供担保，双方未约定保证范围、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届期，徐某及高某均未能依约履行清偿义务，杭某诉至法院。徐某辩称借款人高某涉嫌诈骗，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高某骗取了杭某的资金，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其提供的担保也为无效，故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委会讨论认为：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确认合同有效。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犯罪，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借款合同时意思表示真实，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杭某也履行了出借义务，杭某与高某及徐某之间的借贷、保证关系，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借贷合同为有效合同。关于徐某提供的保证，徐某既没有证据证明杭某与主债务人高某串通骗取其提供保证的情形，也没有证据证明杭某及主债务人高某对其采取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故徐某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被告徐某应对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关于徐某认为“高峰涉嫌诈骗，借贷合同无效的，应先刑后民，中止审理”辩称意见，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即使高某借款存在欺诈，借款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不属于无效合同，应由受害人即杭某决定是否申请变更或撤销，但杭某没有行使上列权利，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选择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借款合同仍然有效。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犯罪，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并不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先刑后民并非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只是一种方式，且本案中徐某承担保证责任，不会影响高某刑事案件的审理与判决。据此，法院判决徐某承担了保证责任。后徐某提出上诉，二审期间经调解达成了调解意见，徐某支付杭某部分款项。

案例三⑹：丁某诉孙某、戴某保证合同纠纷案

20__年7月7日，借款人焦某向原告丁某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当日出具了200万元的借条，孙某、戴某在借条上签字担保。20__年1月1日，丁某出具委托书委托案个人赵某向焦某及孙某、戴某催款，1月20日，赵某从戴某处收取10万元，并出具了收条。公安机关于20__年12月29日对焦某等人决定以涉嫌集资诈骗立案侦查，后将所涉罪名变更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于20__年3月20日就本案的借款对焦某进行了询问。丁某诉至法院，要求孙某、戴某承担保证责任，连带偿还借款及利息。

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认为，本案借款人焦某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所涉借款亦在公安机关的侦查范围之中。本案纠纷涉嫌犯罪，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丁某的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丁某的。丁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借款人焦某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纠纷亦涉嫌犯罪，应先由公安机关先行处理，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案例四⑺：吴某诉王某、杨某、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

20__年5月23日，被告王某经被告杨某、被告某公司保证向原告吴某借款人民币550万元。20__年2月22日，王某被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后被省高院二审改为死缓。20__年2月，原告吴某向法院提讼，要求王某偿还借款，并要求杨某、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王某对借款无异议；杨某、某公司对担保事实无异议，但认为涉案借贷发生在王某的集资诈骗犯罪实施期间，虽未列入刑事判决，但属于漏罪，应补充侦查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同时认为若涉案借贷构成犯罪，则借款行为和担保行为均属无效，担保责任由此免除。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借贷行为发生在王某的集资诈骗犯罪期间，刑事判决虽未将本案借贷列入犯罪事实中，但本案借贷涉嫌犯罪的可能性较大。由于是否构成犯罪对担保人的责任具有较大影响，故法院对本案予以中止审理，并将犯罪材料移送公安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在四个月内对涉案借贷是否予以刑事立案予以书面答复。后公安机关未予答复、亦未立案，法院对本案恢复审理并作出担保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判决。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二）对上述案例的归类分析

从上述具体个案可知，此类纠纷往往是借款人在大量举债后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诈骗罪被公安机关立案处理时，出借人诉至法院要求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的。而同为受害人的担保人，则都以借款人涉嫌犯罪为由，或主张担保责任免除，或要求案件中止审理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从各地法院的做法来看，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合同效力问题上归类分析可以概括为 “有效论”和“无效论”，在具体案件处理程序上也分为两类，即“实体处理论”和“驳回论”。

所谓“有效论”认为，基于刑事犯罪和民事合同系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使行为人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也不影响民事合同纠纷的独立处理，其效力应认定有效。所谓“无效论”，即只要行为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其行为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所谓“实体处理论”，即不管行为人是涉嫌或已构成刑事犯罪，债权人以民事纠纷的，法院均应受理并作出实体处理。所谓“驳回论”，顾名思义，就是如仅仅是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还没有刑 事处理结果，债权人借款人和保证人或仅保证人的，应以民间借贷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裁定驳回。如最终构成刑事犯罪的，则刑事判决中会对所涉赃款进行追缴，实现对出借人的债权保护，民事程序无须再处理，债权人再债务人的一律驳回，保证人的可受理并按无效保证予以处理。如最终不构成刑事犯罪，则债权人再的可按普通民事案件处理。其深层次的考虑是一旦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犯罪将对民间借贷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如构成刑事犯罪，如不构成刑事犯罪或所涉借款未列入犯罪数额，则债权人可另行，按正常民事审理程序继续处理。而在一般民商事合同中，主从合同的效力关系仍严格遵循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的逻辑前提。对于民间借贷合同从合同的保证合同也因此分为二种情况予以考虑，即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保证合同自然无效，谓之“双无效”；二是民间借贷合同有效，保证合同有效，谓之“双有效”。就上述观点而言是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作支撑，需要具体分析才能有所定论。从上述四个案例来看，“有效论”、“实体处理论”在审判实践中占主导，而“无效论”、“驳回论”的空间较小。

“有效论”的理由主要是借款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不能否定单个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自愿协商，由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期限内归还借款和支付利息的民事行为。此种行为受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制。《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要判断一个借贷合同是否合法有效，需考察其行为是否符合上述情形。双方当事人在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时，真实意思表示，出借人在出借财物时在主观上没有损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过错，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虽然债务人因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吸收存款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其借款行为的“总和”违反了金融法律法规及刑法的相关规定，其行为受到了法律的否定，但基于合法的单个借款民事关系成立在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形成于后，同一个借款行为不能受到二种不同的法律评价之法理，而不能否定单个的民事借贷行为的效力。案例一、二、四即是以此种理由来裁判的。

“无效论”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借款人的借款行为在刑事程序中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即已构成刑事犯罪，则违反民事法律规范自在不言之中，其借款行为系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则借款人与出借人所签订的每一个借款合同均系无效合同，因借款合同自始无效、当然无效。在有担保合同的情形之下，则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当然亦无效。

三、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的民间借贷纠纷处理的依据和实务必要

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的突围与融合随着整个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但一直在上演中。如对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认定就是如此⑻。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列举与分析，笔者认为，此类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应抛弃国家强制必定影响私法自治的正常走向的传统观念，从程序和实体上根据不同情形分别作出适当安排。这种安排，一方面要确保私法自治中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最大保护，体现平等主体交易的安全与稳定，增强社会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要保证国家强制能够在特定场域通过对损害社会大众利益的违法行为客以刑罚方式发挥其惩戒和教育公众的作用，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与统一。

（一）程序上的安排及其法理依据

对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刑事犯罪的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应根据不同情形、不同阶段在民事程序上分别作出合理安排。

涉嫌刑事犯罪阶段：1、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罪等刑事犯罪时，应向侦查机关移送犯罪线索、材料，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的，应当裁定中止审理；侦查机关不予立案的，民事案件继续审理。这种安排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审理经济纠纷涉嫌经济犯罪的意见》）的相关精神。该意见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2、涉嫌刑事犯罪已被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后，债权人以债务人为被告、以债务人和保证人为共同被告、或者以保证人为被告的，法院均应以案件涉嫌犯罪，暂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当事人。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涉嫌经济犯罪的意见》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且这种情况下的民事案件往往需要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如果不予驳回，将占用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无故拖延民事案件审理期限，对法院和权利人均不利。

构成刑事犯罪阶段：刑事案件结果出来后，权利人借款人或保证人，法院应予受理并在审理后依法作出裁判。

（二）实体上的处理及法律依据

借款人构成非法吸收公存款罪等刑事犯罪的，债权人的，法院对民间借贷合同应以民间借贷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为无效，同时按照“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的原则认定从属的保证合同亦无效，并按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作出相应裁判。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规定，必须是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民事合同才认定为无效。对于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民间借贷，其行为显然是违反了刑法的有关规定。其是否有效就在于其所违反的规定是不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经过考察，其答案应当是肯定的。首先，根据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在上述规定的取缔范围内，应当属于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应认定为无效。案例一、二、四中的裁判观点割裂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实质上是将刑法中的强制性规定依《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精神划定为管理性规定，是极为不妥的，与刑法的本质不符。其次，此类民间借贷合同中，借款人虽然采用的形式表面上与普通民间借贷无异，但实质上经过刑事程序的认定，属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所打击的对象，其目的是非法的，这也就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也应认定为无效。第三，如果在被刑法以否定性评价的基础上，认定所涉的民间借贷行为有效，将此中的债权人作为普通债权人予以保护，与立法初衷相悖。因为作为国家强制的代表，刑法对私法自治的干预是有选择性的，一旦入选其中，乃是国家以客以刑罚的方式为民事行为划定了界限，以维护国家相应的秩序。而且大多数债权人对于借款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有一定的知晓，债权人在其中也有一定过错的。

篇12

【关键词】工程施工；合同；结算

1引言

施工合同管理是工程建设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的主要依据。 通常来说，任何一项程，无论投资的主体和资金来源哪里，当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后，只要承建是采用承发包的方式，发（承）包商都要办理完工结算。目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合同签订并不完善，特别是存在对设计的变更、索赔、现场签证的工程价款变化的约定不明确、不细致等问题造成工程竣工结算时难大、纠纷多，旷日持久的结算纠纷十分普遍。

2管理施工合同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法律意识浅薄，签订合同不规范《建筑法》中明确的规定：“建筑工程的发（承）包单位应依法制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少发、承包双方的法律意识浅薄，不遵守《建设法》和根据工程项目和自身的具体情况做逐条分析，致使订立的合同不合格，等到工程真正实施起来，一旦涉及到了双方的经济利益，由于在施工合同中缺少约束彼此行为的条款，甲乙双方各执一词，最终就会发生工程经济纠纷。

2.2 合同签订不严格，条款不全面

建设工程耗资巨大，涉及面广，履约时间长，因此在客观上需要合同条款能够严谨细致，尽可能顾好每个方面。但在实际工作中，发、承包双方由于缺乏施工管理合同的经验，订立的合同约束条款不全、内容不明、职责不清等现象经常发生。只要这些问题存在，就会使得工程经济纠纷发生。

2.3 不重视合同，没有做到有偿等价

合同当事人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是要自觉的执行合同的条款，全面的履行相应的义务。发、承包双方一旦签订合同，他们的经济法律地位就是平等的，不存在主从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发、承包双方不重视合同，违背合同的等价有偿原则，只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随意违背合同条款。

3施工合同对工程完工结算的影响

合同一旦签订成功，即成为约束双方最严格的法律文件。合同的每一条均与合同双方的利益有关，施工合同对工程完工结算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3.1 工程竣工结算确定的基础是施工合同中的主要务款

首先，工程造价的确定和控制受到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约束。其次，确定工程完工结算价款的依据是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相关约定。再者，保证工程完工结算是施工合同约定发、承包双方的义务。订立施工合同主要是为了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任何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一方，就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利益，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违约的条件和责任都以合同为根据，最终用经济来衡量，让违约者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受害方能够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

3.2 工程竣工结算方式及难易程度受到施工合同类型的影响

合同的形式主要有固定价款合同，可调价款合同，成本加酬金合同三种。其中在国内极少应用成本加酬金。在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模式下 ，最常用的就是固定总价与固定单价这两种。

3.2.1 不同的合同方式会影响到竣工结算的方式

固定总价合同的价格计算的基础是图纸和规范，合同内明确的工程内容、工程要求及工程条件，就此施工项目的固定总价需要承发包双方要进行协商确定。根据这种合同进行结算时，在设计、工程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合同的总价是固定不变的。 固定单价合同是按照固定综合单价进行结算，按照工程变更单、施工图、现场签证等实际完成量来计算工程量。这些就包含了材料费、机械费、人工费、管理费等等，且投标人要根据企业的自身情况和考虑各种风险因素自行编制各项费用的使用，在合同履行期间，综合单价不因为物价波动而波动。

3.2.2 不同的施工合同会影响价款调整的处理方式

一经确定的施工承包合同，同时也就确立了工程施工发承包价格，但工程建设中存在特殊性，合同确定的价格并不是一点都不会变化的。随着工程施工的开展，时常会发生合同价款追加的情况，但是价款的变动都是以施工合同为依据进行的，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

合同价款在固定总价合同调整的过程中，因为合同中规定了合同价款包含的风险的范围，其风险包括的因素集体包含设备、材料价格、工程量、工资等的变动，还有恶劣的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等，并明确在约定的风险范围内不再调整合同的价款。因此，在合同签订之前，要充分考虑施工期间的风险性以及国家政策性调整的风险，并且要承担相应的一切后果。

3.2.3 不同的施工合同会影响到工程完工结算纠纷控制的难易程度

工程完工结算的难易程度并不取决于工程本身，也不取决于对造价进行的计算，关键是取决于在结算过程中纠纷控制及纠纷解决上。固定总价合同结算，根据理论来说，其竣工结算问题应该不大，只要根据合同完成的工程内容，合同价就是最终结算价。实践中常常因为前期的工作考虑不到位，导致工程规模、建设标准的变化大，修改设计也时常发生，造成种种问题的发生。 固定单价合同结算，在结算的时候，工程量是以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实际完成的工程数量为准，所以必然与预算工程量的清单数量有所不同。工程清单数量发生了变化，容易导致双方对风险范围的确定及调价的条款有着不同的理解，结算时的争议就会比较多，从而增加了结算的难度。无论是签订哪种施工合同，都要针对实际情况谨慎的签订合同条款，才能在工程结算时，从有效预防各种纠纷的产生。

3.3 工程完工结算的确定受到违约情况的处理的影响

在履行施工合同中，时常都会发生违约情况。在办理结算的过程中，如果质量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或主要是因为承包商自身原因导致拖延工期使工程未能按期完成的等违约情况，要根据施工合同的相关约定进行经济处罚，并将违约金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

4 如何有效发挥合同对工程结算的重要作用

4.1 加大对合同的管理，保障履行的效果

造价确定和控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合同履行的过程，合同能否高效的实行是工程实施过程中很关键的一点。合同的履行主要是依靠监理和造价工程师，他们都必须紧紧围绕施工合同来开展工作。监理工程师依据施工合同监督和管理工程的进展，必须依据施工合同的约定进行工程的变更、现场签证、索赔事项及违约责任等各项事务。造价工程师按照施工合同的约定确认的有效凭据来确定工程造价。

4.2 采取有效的措施，弥补合同的不足之处

制订合同后，在实行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合同中不完善的地方，要及时指出，双方通过协商形成的补充协议，是合同的一部分。一般在合同实行过中进行协商比在结算时要容易许多。

4.3 熟悉相关法律，妥善解决合同纠纷 当纠纷发生时，双方必须要积极的面对，要认真分析合同，努力寻找的法律依据；同时，也要认真考虑对方提出的观点和建议，以便纠纷能够顺利的解决。

5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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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预算定额体系的作用

预算定额体系，包括预算定额、价格、费用定额、调价规定的作用是造价体制改革首先面对的问题，也是近几年一直在争论中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定额的作用是指令性还是指导性。

进一步分析，关于定额体制作用的定位不能只是局限于指令性还是指导性。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迄今为止，预算定额体系仍然是建设工程主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计价依据，目前还没有特别的标准可以代替。其次；定额体系对于工程承发包双方的作用是不同的，对发包方是了解工程投资额的依据，对承包方是报价的参考。对于一个具体工程，定额的作用是由承发包双方决定的，如果他们选择以定额为依据确定工程造价并且在合同中约定，那么定额体系便具有了法令性。合同中可以约定完全执行定额体系，也可以约定在定额基础上做一些调整。

2、关于量价分离

量价分离是近几年造价体制改革的议题，也是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和目标之一。量价分离是对预算定额而言，主要是对省（专业部）级造价管理部门颁发的适用于本行政（行业）区域的预算定额，目前计算机在工程计价中已有了广泛的应用，工程量计算软件开发也有一定的进展。借助于计算机，这一过程也不是很难。

3、关于造价确定的合理化

定额体系的作用自由化后，由于不再有唯一的衡量尺度，工程造价的确定是否合理、如何保证造价的合理确定是一个重要问题。

理论上，如果招投标过程规范，施工企业投标报价不低于企业成本，中标价是通过投标竞争并在合同中确定，其合同造价应该是合理的，它反映市场竞争形成造价。关键是这一过程的公正、合理性如何保证，招投标过程的规范涉及到法律制约（《招投标法》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从业人员素质、职业道德、管理分工等问题，不是造价管理所能解决。但从造价方面要求，以下几点是保证造价合理确定的必要条件。

（1）招标文件中要有足够的正确引导投标人报价的内容。按照招投标法要求，应包括“投标报价要求、评标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的条款”，这其中关键要具备两条，一是列出工程量清单，这给不同投标者提供了一致的报价基础，二是明确工程价格形式，是固定的还是可调的，采用单价合同还是总价合同，造价调整的条件和原则，这规定了报价可遵循的形式，可以使报价具有可比性。招标文件中关于造价内容应符合合同法等的要求，特别是要与合同示范文本相对应。

（2）投标者即施工企业自行报价，这是价格法、招投标法的共同要求。企业报价应根据企业定额（或参考预算定额）、可承受的生产要素价格、费用支出水平、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即主要依据本企业的情况。招投标法要求“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这里成本应指企业的个别生产经营成本。但一个企业的个别成本水平只有企业自己掌握，他人无从得知。所以招投标法的这一规定难以控制。企业低于成本报价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建筑市场竞争秩序，也损害了自身的利益。当合同的定价约束力越来越强时，这种作法将使企业付出较大的代价。企业按个别成本报价是造价形成竞争的体现，也顺应市场经济体制。企业要达到经营目标，在市场中发展，合理的报价是重要因素。企业应在分析研究基础上制定成本费用控制标准并落实到生产经营各环节，为投标竞标和内部管理提供依据和手段。

（3）认真签订合同。合同的签订意味着工程承发包关系的确立，也确定了工程造价。招投标法要求招标人和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合同签订应选择、遵守“建立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以使合同规范化，由于招标文件中应包括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这对双方都有约束力，所以合同主要内容基本上在招投标过程中确定。这也要求招标文件中有关内容要与合同示范文本一致，。使招投标、合同签订两个工程定价的重要环节顺利衔接，不相矛盾，共同保证造价的合理确定。

4、关于造价纠纷处理的依据

工程承发包双方产生造价纠纷是难以完全杜绝的。纠纷处理有协商、调解、仲裁、四种形式，但在定额失去结算依据的作用后，纠纷处理依据问题便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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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方（乙方）：贵州省遵义市正业电气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条 合同依据

本合同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建设安装工程合同及施工条例》；工程内容及工程量是按贵州能达电力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设计的《清镇寒坡岭110kv变电所新建工程电气部份第一卷第六册全所照明及第一卷第七册防雷接地》施工图为依据进行计算及核定。

第二条 工程名称、地点和范围及内容

一、 工程名称：清镇寒坡岭110kv变电所全所接地及照明安装工程。

二、 工程地点: 清镇寒坡岭110kv变电所内。

三、 工程范围及内容:

1：清镇寒坡岭110kv变电所防雷接地安装。

2：清镇寒坡岭110kv变电所全所照明安装。

第三条 承包方式

本工程甲方将工程以包工包料 按实结算下浮%的方式承包给乙方施工。（结算定额采用XX年北京地区价目本；装置性材料预算价格执行贵州电力公司黔电定字（XX）04号文件颁发的《关于贵州省电力建设装置性材料综合预算价格（XX年价）的通知》；费用构成执行《电力工业基本建设预算管理制度及规定》（XX年版）；根据贵州省电力公司电技经[XX]43、44号文件：其它相关费用依据其它相关资料计算。

第四条 工程价款支付及结算方式

1． 该工程以贵州省遵义市正业电气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清镇寒坡岭110kv变电所全所接地及照明工程预算书（其中工程款129760元）》为依据签订施工合同。

2． 预付款方式：按工程预算书的工程款129760万元的 %即 万元（万元整）付给乙方。

3． 结算方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按审计后的结算工程款将余款在一个月之内付给乙方。

第四条 工程质量标准、验收和保修条件

本工程参照国家《110kv及以下电气安装规范》进行施工，相关验收标准执行国家及电力行业规定，并通过相关职能部门验收，本工程的保修期一年。

第五条 双方协作事项

甲方负责：

一：甲方应协调好该工程与有关单位的联系，确保该工程的施工进度。

二: 甲方应根据乙方施工进度及隐蔽资料及时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中间验收.

乙方负责：

一：乙方在施工中发现问题应及时向甲方反应。

二：乙方应按时按期完成该工程内的所有工作内容，不得影响其他工程。

三：竣工资料报有关部门审核。

第六条 违约责任

按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第七条 发生经济纠纷处理方式

如发生经济纠纷，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协商解决，若不能达到目的，可向人民法院申请仲裁。

第八条 施工工期

本工程　年　月　日前完工。

第九条 工程承包方式

本工程合同价款是该工程的:人工费、机械费、辅材费、主材费。

第十条 安全责任

施工中的安全责任由乙方自行负责，独立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一条 工程造价

本工程的工程款：暂定壹拾贰万玖千柒佰陆拾元整（129760.00），本工程包工包料按实结算。

第十二条 合同份数

本合同正本2份，双方各执正1份。

第十三条 该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 方：（公章） 乙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