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举世瞩目的中国神舟十号载人航天飞船在完成系列重大科研任务后，返回舱于6月26日顺利返回地面。随后，在中国航天控制中心举行的返回舱开舱点验仪式上，著名军旅书法家李洪海先生创作的一幅书法作品《中国梦》在搭载物品中，格外引人瞩目。这幅精美的书法作品是李洪海先生应中国航天控制中心之邀，专门为“神十”发射而精心创作的，经过层层筛选，严格审查，最终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这件寄托了中华民族美好愿望的书法作品，伴随“神十”遨游太空，并与3位航天员乘返回舱一起安全着陆。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洪海的书法曾100多次获奖。2001年10月，在法国巴黎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的第六届国际书法作品展览上，他的一幅书法荣膺金奖。2004年，李洪海荣膺中国书画艺术终身成就奖，并被评选为世界华人杰出艺术家。2009年，他被评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功勋文艺家，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功勋奖。2010年，应外交部邀请，李洪海赴毛里塔尼亚、法国举办“舞动的中国文化”个人书法作品展，受到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此外，李洪海先生还创作了《毛笔黄金格习字法》、《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李洪海书王羲之兰亭序》等书法专著，《李洪海学录雷锋日记》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2013年7月2日荣获首届出版奖图书奖。

中国书法艺术作为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以其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强烈的民族文化感染力，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洪海先生长期致力于将中国书法推广到世界，其书法作品被列为赠送外国国家元首和社会名流的礼品，多次应邀为中央有关部门创作书法作品，使书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赞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书法外交大使”。

李洪海说：“中国书法是世界上一种绚丽和奇特的艺术，凝聚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审美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根，很多外国人是通过书法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在国际交往中有时能发挥独特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多年来李洪海遵循恩师启功先生的教诲，认认真真学习，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他做人和工作的准则是：勤于思考，兢兢业业，诚信为本，谦虚谨慎；善解人意，广结善缘。 （本文为节选）

篇2

一种存在本身有时间和空间的范围，这必然会制约他人。但是它影响的大小或是否存在，就不仅仅取决于本身了，而要看到它与被影响者的关系。比如血缘、民族、语言、宗教、信仰、政治、利益等，比如在同一血缘或同一民族间会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或保持较长久的时间。又如，同一种语言是最有利的传播媒介，同一种文字更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宗教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影响，一旦形成了信仰，就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不能用常理和逻辑来推断。政治与利益就更不是用时间与空间可以衡量的了。此外，还要考虑到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之间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因为对同一因素而言，正常的影响力还是与时间、空间距离成反比的。所以说，存在并不意味着影响。

我们不能主观地认为，在中国已经消失了的文化，肯定对周边国家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相反，有些在国外有保存在国内已经消失的中国文化，会反过来影响中国，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再者，还要考虑到文化影响者本身的传播态度和能力。是认真的、积极的，还是随意的、消极的甚至是防范的。例如宋朝禁止向契丹、西夏出口书籍，更不会主动传播文化，结果契丹、西夏都制定自己的文字，连佛经也从汉文翻译为西夏文，所以说宋朝的文化在契丹和西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第三，还与传播的手段与途径有关。在现代传播手段发明和运用之前，文化的传播只能通过人、文字和具体的物品。如果没有人和具体的传播物，即使处于同一时代，不同的文化之间也不可能有交流和影响。今天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密集的人际交流，但是我们不能用现代化的手段来想象古代，不能说汉代的文化肯定影响了罗马，反过来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首先，由于地理环境的障碍，中国文化远离其他发达的文明。如果我们把今天所遗留下来的古代文明做个比较，绝大多数都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只有美洲的玛雅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很难找到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联系交融。因为地理环境的障碍，在当时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上有好几次外来的文明到了中国的边缘，但最终几乎都没有传播进来，能够过来的往往很少。目前能找到的汉代与罗马的交流，就是眩人，即今天所说的杂技演员，他们来过，但连具体人数也没有。即便像史书所载，将他们当做罗马派来的使者，对文化交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留下多大影响?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直到近代才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在这以前更多的是在物质上吸收外来的文化，精神上基本是独立发展的。所以在晚清时期，有很多文人志士才会感叹，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不是仅仅指坚船利炮、声光电，而是意识形态、文化、制度之类主体上的冲击。

其次，中国由于周边隔绝及自身优越的地理环境，所以在孔子时代就产生了强烈的华夷之辨，认为华夏优于蛮夷，蛮夷还没有开化，等同于禽兽。夷要变夏，就必须要接受华夏的文化礼仪，反过来如有华夏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则可以由夏变夷。所以华夷之辨始终是根深蒂固的。在政治上，主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夷人保持着防范的心理。如果认为夷人还有可取的话，那是因为他变成了夏的结果，而不是夷人本身。同时，古人还认为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依赖外人，所以对外来文明的态度，统治者往往是出于不得已才容忍，或者完全出于个人的精神追求和物质享乐目的。如长生不老、求仙、、声色口腹。所以直到清乾隆晚期，中国只接受朝贡贸易，而正常的贸易停留在民间或者走私，甚至需要通过外力干预才能够改变。

所以，中国文化的传统历来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我们现在往往赞扬汉唐如何的开放，但事实上是开而不放，打开一扇小门允许西域南海诸国、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人进来，但目的是让他们来朝见或学习中国礼仪文化，而不是与他们交流，更不会向他们学习。中国人从来不会主动去外界学习他国、他族的文化，截止到目前这样的例子还未发现过。唯一的例外，是出于宗教的目的，比如法显、宋云、玄奘等到印度去取经。因为中国人不认为、不相信在中国之外还有能与中国相称的文明，更不会有值得中国学习的文明。另一方面，中国人也不认为有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的必要，因为境外都是蛮夷戎狄，不仅非我族类，而且尚未开化，也不愿接受教化，不配学习中国文化。朝鲜、越南、琉球等藩属国则因曾为汉唐故土，或长期向化，已被视同为中国文化区域。日本则一直列为外国，官方或正常情况下不会主动去传播中国文化。鉴真和尚是应日本之邀去弘扬佛法，其他成果都是副产品。朱舜水留在日本是因为明朝覆灭，他作为遗民回不了国。近代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去外国办过一所孔子学院，现在能够找到的古人在国外传播文化的例子，除宗教原因外，往往都是出于不得已或者是偶然。

在境外，中国文化的传播限于朝鲜、越南、琉球等通用汉字的地域和华人聚居区。不少人以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很大，其实从来不是如此。由于早期的中国移民基本都是底层贫民，从在当地定居并形成社区开始，一直处在本地文化的包围之中。加上历代统治者根本没有保护侨民的意识，反而视海外华人为不忠不孝的叛逆、盗匪，甚至在他们遭受殖民统治迫害杀戮时也无动于衷，更不可能在文化上给他们予支持。中国的统治者连帮助自己的侨民学习中国文化的意识也没有，岂会去向他们的所在国传播中国文化?因此，华人华侨要进入主流，必须接受当地的文化，甚至皈依当地宗教。20 世纪50 年代后，由于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选择加入当地国籍。在大多数国家，华人不得不改用当地姓氏，华人教育被限制或取缔，只有少数华人还能坚持写汉字、讲中文。

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是，在世界各平行发展的文明之间，文化未必是相互影响的，不能仅仅根据空间、时间相近的因素来推断。比如，中国的造纸术早在公元2 世纪就成熟了，但是直到公元8 世纪才传到外界，才被阿拉伯人所掌握。公元751 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领的几万军队在怛罗斯( 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 被黑衣大食( 阿拉伯阿拔斯王朝) 军队打败，大批唐军被俘，其中就有一批造纸工匠。他们被带到巴格达，阿拉伯人通过他们学会了造纸，并传播到各地。从此，中国的造纸技术完全取代了古埃及流传下来的纸莎草造纸。要不是这个偶然因素，中国造纸技术的外传或许还要晚很多年。若中国积极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技术，今天在世界的影响肯定会大得多。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今天我们讲一带一路对文化的影响，要明确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不是张骞通西域。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中国拥有了新疆和中亚，难道在今天我们提出一带一路还想拥有什么地方么? 第二，一带一路不是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再造。丝绸之路的主要动力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外国，是中亚、西亚、波斯、罗马需要中国的丝绸，而不是中国需要把丝绸推销出去。中国历来没有通过外贸来盈利的观念，丝绸之路真正的利益获得者是中间的商人。第三，一带一路不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也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至少主要是为了宣扬国威，或者是为了加强永乐皇帝的政治合法性，而我们今天的时代不需要这样做，不应该这样，也不可能这样做。第四，一带一路不是新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欧洲人接受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是毫无争议的。而今天要不要接受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对方。一带一路光有中国的积极性和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如何使对方愿意合作，并保持下去。

所以我们新的文化战略，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中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文明的历史进程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教训，而不是经验。归纳起来，我认为，首先应该全面的开放，其次对中国的文化应该积极地对外作客观的介绍和传播，让外国人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与此同时，对外国先进的文化，中国应当主动地吸收。在今天的世界，再想用和平的方法直接传播意识形态和信仰，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多数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并且绝大多数人不是处于水深火热或饥寒交迫，除非通过武力强制的手段或者高价收买，才可能改变其中的少部分人。历史上意识形态和宗教的传播，除了出于对方的需要以外，其他无不通过暴力、战争、经济手段，而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自己不承认对方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难道还指望别人承认我们的价值观吗?

篇3

[关键词] 一体化文化交流

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一体化进程进程越来越快，中外文化交流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与世界的联系就越紧密，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就越来越扩展，只要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不停顿，就会努力去促进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文化的包容性较强。随着国力的增强，拥抱世界文化的胸怀会更加宽广。有交流才能有发展，必然会产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一、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1.文化与经济融为一体

当前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与经济已经密不可分，文化本身成了一种产业，一种可以带来高额利润的产业，以致使文化成为经济的主角。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规范着经济的方向和推动其发展。这种形势下的文化交流，其内容、方式、渠道等已经显示出多元化、全方位的特点，就文化谈文化已不合时宜。

2.文化发展和交流的全球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化发展和交流的时间和空间被彻底打破，无论在出版、报刊、音像，还是在影视、娱乐、广告和旅游业中，资本的国际化、技术的国际化，形成了文化发展交流的国际化，地域和时间概念越来越模糊，文化的世界性日趋突出，固守原有的传统变得越来越困难。

3.参与文化交流的人员群体越来越广泛

尽管现代技术的发展，使文化交流可以借助于各种现代信息载体进行，但通过人员进行的交流更加广泛和深入。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各个领域的交流都更加活跃，参与对外交流的群体大大扩展，而不仅仅局限于专业人员。

二、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这样一个背景下，固有的中国文化不可能不面临新的挑战。

1.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传承性

这是几千年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今后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新问题。自秦统一中国以来,由于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着强势的地位,故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总的来讲一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扩张性和渗透性,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很强的包容性和同化性。就扩张性、渗透性而言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总是在经意不经意间将自己的主导价值观向一切与之交流的外来文化施以影响或进行灌输 ,使这种价值观逐渐进入那些外来文化之中并成为其支配性的思想和观念。在这个过程中 ,外来文化逐渐消解了“异已 ”的面貌 ,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改变了上述情况。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使中国的新文化既包容现代性，又接纳好的传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这些模式都试图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找到一个科学而带有永恒色彩的不变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强的主观因素。真正科学地做到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现代化，以现代化促传承，非常困难。往往讲现代化时，就忽略了继承传统；弘扬民族传统时，又和文化的现代化对立起来。忽略了传统的继承，会导致对外来文化的不准确的选择；忘记了现代化，又可能出现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就一般民众来说 ,在一部分人中文化认同感严重地淡漠了，认为中国文化落伍了，只有外来文化才是现代的 ;而在另一部分人文化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他们希望通过排斥西方文化来弘扬传统文化 ,以此重塑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两种人的思想倾向和方式虽不同，却表现了同一个东西 :对自己本土的文化传统信心不足。因而，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确提出注意处理现代性和传承性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进行长期研究的。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要去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自然要用现代的理念、现代的价值判断去重新解析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承顺理成章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所以解决现代性与传承性的问题，应该以现代驾驭传承，最后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归宿。

2.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具体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要保持先进地位，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始终维持一种高势能的文化。这种世界性，没有文化的交流是无法实现和保持的。从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

在目前的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正统价值观占据了宣传领域的支配性地位,各种主流渠道都在唱响“主旋律”，以正面宣传为主；另一方面,来自西方 (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各种文化却席卷着文化市场,而且势头越来越猛。比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把看好莱坞的大制作故事片当作电影消费的唯一选择，越来越多的孩子把肯德基、麦当劳当做家常便饭，可以说美国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主导。尽管这种美国文化是伴随着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强权地位进行传播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文化在保持美国传统精髓的同时，融合了许多外来因素，并逐渐适应了当地的文化环境。中国的肯德基、麦当劳餐厅，在制作食物时均考虑了中国人的口味习惯，所以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作品在国际获奖，也表明中国文化被世界的认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进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时持久不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国新文化和世界接轨，才可以具备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当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来文化在中国真正扎根，必须具备了中国的民族特点，才有可能变为现实。民族性是外来文化存在的必备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备了时代性或先进性之后，才可以传播、发展。文化的先进性或时代性是内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时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时代性才可以保持。

3.国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的交流，新文化的建设，就更和人的水平、人的特性、人的素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人的素质决定着文化交流的风貌。

篇4

“一带一路”文化先行成效显著

1000多年前，汉武帝遣臣子开辟了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亚、欧、非三大洲连接起来。就历史而言，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之路。千百年过去了，作为国家级顶层战略，朋友圈越来越大的“一带一路”，其基本属性既包含经济合作共赢，亦囊括了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战略远景之下，文化交流与文明融合赶上了“加速度”。按照关于“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国家文化部全面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既看眼前，又重长远，基本建立起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大框架。

2016年，以中国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为组长的文化部“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统筹全国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基本建立。《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经文化部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

配合“一带一路”战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70多个城市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300场。2016年9月，23国文化部长或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博会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和“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逐步建立完善，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中国在欧洲11国、亚洲10国、非洲5国、大洋洲3国和拉丁美洲1国共建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文化中心数量就达11个。“一带一路”文化先行可谓乘风、亮点多多。

中国继续与沿线国家签署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等频繁登场―互相尊重，各呈其美，在碰撞与交流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中国故事更真实更清新，世界语言更悦耳更动听。2016年12月2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香港出席《南华早报》中国年会时畅谈“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更多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只有文化的交流，思想交流，才有可能带来经济的交流。“任何国家都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事情，带着爱商（LQ）去帮助别人”，才能在融合与欣赏中，促进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转型升级。

品牌活动助推中华文化自信

2016年，中国作为主宾国举办的“中加文化交流年”“中卡文化年”“俄罗斯中国文化节”“非洲文化聚焦”“蒙特利尔灯光节”等活动成功举办或顺利开幕，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中埃文化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阿拉伯国家共同举办文化年活动，地点覆盖北京、开罗、卢克索等10余个两国重要城市，受众人数逾千万。2016年1月，主席与埃及总统塞西共同出席了“中埃文化年”开幕式。

从埃及卢克索神庙广场举办的文化年开幕式、“两个伟大文明的对话”主题演出，到“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展览、开罗中国文化中心系列文化活动，再到两国艺术家在文化年闭幕式唱响经典歌剧《阿依达》……整个文化年活动呈现出出席嘉宾层次高、活动项目数量多、内容涉及领域全、省市覆盖范围广、思想对话程度深、交流宣传效果佳的显著特点。

一年来，文化年执行项目有100余项，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银川、南京、无锡、成都、开罗、卢克索、阿斯旺、亚历山大、达曼胡尔等，两国互访人员总数达912人，活动直接受众超过2000万人次。文化年期间，埃及在中国举办了40余场文化活动。

“中拉文化交流年”是中国同拉美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年度文化交流活樱覆盖约30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直接受众近千万人。主席出席“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出席在古巴、墨西哥举办的活动。此外，“东亚文化之都”“相约北京”联欢活动等品牌活动的影响持续扩大。

文化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中国国际合作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2016年6月，文化部部长雒树刚率团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第13次会晤，全面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第七届亚欧会议文化部长会议、中沙（特）高委会文化分委会、第七次东盟-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第三次中国-东盟文化部长会议、第八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等成果丰硕。

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文化组织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通过携手进行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2016年，中国文化部积极履行国际公约责任，完成“赫哲族伊玛堪说唱”“麦西热甫”等7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项目履约报告并向教科文组织提交；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撰写《非遗公约》政府履约报告和《文化多样性公约》政府履约报告。

为了更好地推动各层次的文化合作，中国文化部举办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为引进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促进中外文化合作搭建平台。“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级论坛”、首届“中澳文化对话”、第11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中欧文明对话会”“中英表演艺术高级管理人才交流研讨会”“中英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研讨会”等各类论坛有效地促进了中外文化领域的全面合作。

搭建中外思想交流“朋友圈”

中国文化部注重思想领域交流对话，以此促进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的全球传播。在短短3年间，汉学家翻译家工作从无到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2016“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邀请到全球26个国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31位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齐聚北京，聚焦“一带一路”建设。2016“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扩容增效，分别在北京、上海和西安开设3期研修班，共有来自世界各国的89名青年汉学家和智库学者来华研修，参加人数达历年之最。“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先后成功举办，一支乐于并善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中外译者“先锋队”逐步成型。

篇5

关键词：借词；中外文化；交流

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得以建构和传承的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又无时无地不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一、借词反映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

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首先是物质文化产品的交流。古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有葡萄、苜蓿、胡瓜、胡桃、胡豆，等等。现代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更为丰富，如：维他命、吗啡、盘尼西林、布丁、三明治、威士忌、啤酒、芝士（奶酪）、夹克衫，等等。

匈奴（包括北狄、胡）以及西域各国的物产，于汉代时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各种异域物产的借词，便很自然地出现在上古书中。例如：葡萄――《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于大宛，可见这两种东西都是张骞带回来的。葡萄《史记》《汉书》作“蒲陶”，《后汉书》作“蒲萄”，《三国志》和《北史》作“蒲桃”。最近据杨志玖考证，葡萄一词当由《汉书・西域传》乌戈山离的扑桃国而来。扑桃字应作“扑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说就是《汉书・大月氏传》的“达”，照沙畹说就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a的对音。因为这个地方盛产葡萄，所以后来就用它当作这种水果的名称。

二、借词反映文化艺术的交流

文化艺术，包括舞蹈、音乐、体育等方面。早在中古时期，这方面的交流已相当活跃。古代借词，如波罗球（一种马术球戏）、胡琴、琵琶、胡笳，等等；现代借词，如排球踢踏舞（titup）、芭蕾舞、恰恰、桑巴、探戈、扑克、卡拉OK、舞厅等。

柘枝舞――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记各种教坊乐舞里有一种叫做“柘枝舞”。唐沈亚之《柘枝舞赋》序说：“今自有土之乐舞堂上者，唯胡部与焉。而柘枝益肆於态，诚足以赋其容也。”晏殊也说这是一种胡舞。《唐书・西域传》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文献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记有柘羯，当亦石国。凡所谓者舌、赭时、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语Chaj一字之译音……

琵琶――《释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向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此为名。”它与今天的乐器琵琶的形状似不相同。

三、借词反映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

可超越国界，宗教文化更是冲破国界，在世界各地自由传播开来。古代中国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因而汉语中有大量借词源自印度佛教语汇，如“三生有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灾八难”等。近代汉语借词，如基督教、也里可温、伊甸、耶和华、撒旦、夏娃、亚当、教堂、伊斯兰教、、穆斯林，等等。

袈裟――也译作“迦沙曳”，梵文音译词。唐代《玄应音义》对这个词的字体变化作了介绍，“袈裟”是佛教僧尼的法衣。

夜叉――梵文音译词，也译作“药叉”“夜乞叉”，佛教认为夜叉是一种吃人的恶鬼。不过，夜叉的种类有好几种，有一种夜叉是护佛的天龙八部之一。

世界――原使梵文loka，音译为“路迦”。《楞严经》（四）曰：“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法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佛典上的“世界”本是一个时空概念，后来只有空间概念，成为汉语的习用词。

四、借词反映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便与西方进行过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便是一个证明。近代，西方科技知识文化大量传入中国，这些中外科技文化知识的交流，使近代汉语出现许多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西方科技新词。如机器、几何、风扇、重心、螺丝、地球、齿轮、比例、起重、测量、曲线、自动、数学、标本、赫兹，等等。

总之，借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记录，它为我们展示中外不同民族交往中，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踪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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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玄览论坛 传统文化 海峡两岸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11.023

Abstract In August 26， 2016 the Third Xuan Lan Forum was successfully held by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aiw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y， Fo Guang Shan Foundation for Buddhist Culture & Education and Nanjing Library.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is meeting focused on the hot issues of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novation of public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 on， discusse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written in ancient books and so on， and hoping to be useful for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Xuan Lan Forum. Traditional cultur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玄览论坛”由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两馆在历史上皆源于1933年筹建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时至今日，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源，而且积淀了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如何更好地激活两馆雄厚的文献资源，使其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价值，同时延续两馆悠久的学术传统，是两馆面临的共同课题。2011年5月，南图学术代表团访问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两馆商定以举办论坛的方式，搭建两岸图书馆界沟通交流的高端学术平台，加强合作，增进两岸图书馆界的认识，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普通百姓更好、更深入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10月，经文化部批准，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在南京联合举办“首届玄览论坛：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海峡两岸60多位专家出席论坛。首届玄览论坛圆满举办并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国文化报》、新华网、人民网、求是网等主流媒体均对论坛进行了报道与转载。2015年8月两馆联合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第二届玄览论坛”，以“阅读经典，精彩人生”为主题，研讨经典阅读与阅读推广，力图营造阅读经典的氛围。台湾地区对玄览论坛的成功举办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已经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之品牌，两岸文化之盛会。

为了巩固“玄览论坛”前期成果，进一步加深两岸图书馆界、出版界与高校之间的交流，南京图书馆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海峡两岸第三届玄览论坛，于2016年8月26日在南京开幕，论坛设南京主会场与南通分会场。本次论坛敬邀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两岸著名图书馆馆长与专家学者、高校知名教授、出版社社长及造诣精深的佛学界人士出席了此次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发表演讲，探讨如何将古籍焕发出现代风貌，重现经典之美，共同为此极具意义且有价值的文化传承而努力，让古籍重现新气象、新发展。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曾淑贤、佛光山副主持兼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慧开法师、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两岸图书馆界人士、专家学者、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约200余人参与，并在现场交流互动，探讨典籍保护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期望能更好地利用两岸图书馆界珍贵资源，唤醒沉睡在库房中的古籍，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价值，营造全民阅读氛围，全面提升图书馆的影响力。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在发言中首先从玄览论坛的命名出发，回顾玄览堂丛书收藏经历，向郑振铎等爱国人士在抗战期间冒险抢救整理古籍的英勇行为致敬，高度称赞论坛在继承先贤遗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保护中华典籍方面的重大意义。其次结合此次论坛的主题，介绍国家图书馆丰富藏书，以及国家图书馆在服务领域的新拓展。多年来国家图书馆在致力于文献的收藏、保护和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开拓创新，采取讲座、论坛、夏令营、公开课等多种形式，拓展图书馆的服务领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鲜活起来而不懈努力。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专门成立了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了中华优秀典籍系列展，与大中小学和社会各界合作，策划了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国图公开课等社会教育活动，同时以中华典籍为元素，独立开发了一百多种文创衍生品。无论是展览文创衍生品，还是各类社会教育活动，都以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多角度地展现了优秀典籍，社会反映强烈，让传统的阅读方式得到了延伸，让典籍在参观者的心中活跃起来。最后，陈力馆长对此次论坛在弘扬和推动传统文化、加深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寄以厚望。他指出本届玄览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这意味着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已经不单纯是古籍的保护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能够为普遍百姓所理解，让古代典籍中鲜活的正能量，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增强以文化为内涵的民族凝聚力，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密码。

本次论坛的台湾参访团团长曾淑贤馆长于开幕致词中指出，本次与南京图书馆共同举办之“玄览论坛”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为了重现古籍的价值，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可以被欣赏，并将古人的智慧运用于现代生活，图书馆通过复刻出版，举办讲座和展览，规划多媒体的多元化展演活动，以及多元活泼的课程和影片的设计，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乐意接近古籍文献，容易阅读古籍文献，并贴近古人的生活和社会，运用古人的智慧。此外，通过对古籍中的文字及图像通过加值运用产生经济价值，并美化人们的生活，亦成为近年古籍典藏单位的文创开发新尝试。人类的智慧，经过千百年岁月的蕴涵，尽显图书群籍之中。古籍除了审慎典藏维护之外，更应随时供学者研究利用，藉广流传，进而阐扬中华文化，让许多特殊又珍贵的出版品重新赋予生命，以全新面貌与当代的读者接触。曾淑贤馆长最后强调，本论坛主要价值为弘扬文化、经验分享及维系情谊，共同打造中华典籍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全面提升图书馆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引领和推动学术进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与南京图书馆在开幕式中互赠图书，增益馆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以《日治时期的台湾》《世纪容颜》《寄给时间的漂流记：华人世界明信片图像写真精选集》赠送南京图书馆，相信对于祖国大陆研究台湾地区发展的学者专家，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佛光山副住持、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教授慧开法师代表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致辞。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一直重视阅读对提升全民素质和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在星云大师的精神感召带领之下，很早就开始在佛光山范围内推广全民阅读，举办读书会。慧开法师结合印度和中国古代社会有关文字起源的说法，指出语言文字具有神秘的魔力。而中国文字由于统一已有两千年之久，可以直接通过文字去了解两千年前古人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是其他文化难以望其项背的。慧开法师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讲述印度学者对中华古典文化的高度赞扬与羡慕，并指出“我们推行中华文化到全世界正当其时”。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酝酿了恢复汉唐盛世的潜力，中华古典文化不止要在中国发光发热，更要影响到全世界。他盼望通过这次论坛让古代优秀思想与文化活跃起来，真正影响现代人的生活，再现中华盛世。

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以“五书”论，回答如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是“展书”，通过展览的形式将深藏在库房中的典籍展示给民众；二是“出书”，有计划地将重要典籍出版发行，让更多的人能读到；三是“读书”，即引导民众阅读古籍、喜欢古籍；四是“研书”，对古籍进行科学研究，将古书中的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他认为真正要做到“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跃起来”，还在于第五点“用书”，即用记载在古籍中的思想、精神和信仰去改变社会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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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税政策保驾护航

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个国家级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之一，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一直致力于打造亚洲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市场，推动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自2012年3月文化保税区正式揭牌以来，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委会联合北京海关，以高效快捷的工作效率，为保税区内相关企业提供了综合、立体的全方位支持。而“境内关外”的政策，使得企业负担大大降低，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及资金专注于经营和发展，为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及文化产业的发展铸就了一条“绿色通道”。此次欧文风范艺术中心的保税展览顺利开幕，与天竺综保区和天竺海关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建设北京“欧洲艺术基地”

作为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首家入驻的文化保税单位，欧文风范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率先入驻保税区泰达科技园，打造园区内首座艺术中心。此次展览涵盖了家具、钟表、雕塑、油画和工艺品共五大类约300件古董艺术品。同时，艺术中心兼具仓储、修复等功能，亦可作为保税区今后的文化交流场所，举办各种活动以及讲座。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欧文风范在努力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不断加强与国内高校的合作，努力培养文化产业领域的高端人才。欧文风范正与国内古典艺术品相关领域的高校商谈具体合作事宜，利用自身资源牵线国内外高校与机构合作，并将艺术中心设立为高校教学和实习基地。

欧文风范成保税区耀眼明珠

欧文风范是国内第一家落户保税区经营欧洲经典艺术的公司，在综保区和海关的大力支持下，如今已发展成为保税区文化产业的一颗耀眼明珠。短短半年时间里，欧文风范率先开启了国内文化保税活动的先河，举办了文化保税有史以来的第一单保税拍卖活动，拉开了保税区内艺术品交易的序幕，同时也为今后保税区文化产业活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4月下旬，在天竺综合保税区的大力支持下，欧文风范又与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在国家大剧院合作举办了“协奏在时间深处――18、19世纪法国沙龙文化及艺术珍品展”，共接待观众约2.5万余人，近百家媒体对展览进行了报道，社会各界反响热烈。此次展览不仅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将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思想解放带来的创新艺术作品带到了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也为中国在保护和开发自己的历史文化方面提供了借鉴。此次展览为今后中国了解世界、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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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鼓励和支持国内文化企业走向世界,借助浦东新区“先试先行”和综合改革配套试点的契机,充分利用外高桥保税区“境内关外”的特殊区域优势,积极开拓文化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加快文化产品及项目的“走出去”步伐,在国家有关部委支持下,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浦东新区等各级政府部门的关心和指导下,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应运而生。

建设平台是宏观战略举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已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态势。世界范围内对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日趋增长,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势必要加快中外文化之间的贸易与交流。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能够分享文化和创造力,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一个最具有活力的部门。因此,文化贸易在近几年里发展迅速而且将会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据更大的比重,同时成为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竞争的新领域。

中国文化服务贸易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趋势已势不可挡。文化贸易对于进一步调整和改善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对外贸易结构将起到十分有益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在不断扩大内需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文化领域去争取和拓展国际市场和空间。因此,建设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是一项极具宏观战略思路的举措。

在上海市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促进委员会领导下,由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上海东方汇文国际文化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公司作为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的运营实体,在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促进委员会和股东单位的领导下,着力打造全方位支持国内文化企业、文化产品以及文化项目走向国际市场和中外文化企业交流、展示和贸易的综合性、功能平台。

平台坐落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内的东方国际文化贸易中心。启动建设以来,在推进平台扶持政策和资金落地、服务功能拓展、文化企业及项目引进以及平台的文化贸易中心设施建设等方面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的十七大发出的号召,文化“走出去”是国家的长期战略,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概念已得到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我国借举办奥运会之机,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使国际上对我国的文化越来越关心、越来越重视。随着经济尤其是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数字化必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方式,文化传播的方式、渠道、手段和力量也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快捷、越来越交融,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的愿望和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尤其是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外高桥文化平台的搭建就是希望在实践这一历史使命中能发挥其独特而积极的作用。高定位与高职能成就高平台,在各级政府和政策的支持下,平台充分利用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以及文化大都市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时机和外高桥保税区“境内关外”特殊功能与政策,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服务于全国文化产业、企业与项目“走出去”需要,通过文化服务贸易资源整合、公共服务链建设,重点拓展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渠道,打造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基地,构建国际文化交流的载体,形成文化产品展示交易中心,建设文化产品公共服务平台,并将通过“三步走”战略将平台的功能向纵深推进。

为加快外高桥保税区文化进口基地的培育,促进招商引资和产业繁荣,扩大对外文化服务贸易,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外高桥保税区特制订一系列政策以扶持文化服务贸易业。所以平台享有保税区“境内关外”的特殊区域优势,这也是其最大的优势所在。因此平台将在税收、海关、财政、外汇等方面享受政府的扶持政策,如可自由开设外汇账户和人民币账户,且外汇收入可全额留存;对在保税区内新办的动漫及其相关产业的企业,其实现的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形成新区地方财力部分,3年内给予100%补贴,其余年度给予50%补贴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文化服务贸易模式在全国是一个创举,上海也是希望通过前期优惠政策引凤筑巢,再通过高质量服务打造完整的文化链。

此外,还有浦东新区关于产业创意园区的政策、专项扶持资金的落实等,并且随着入驻企业的不断增多和各类项目的不断拓展,可以预计,平台的聚集效应将逐步显现。所有支持与政策,再加以平台版权交易和演艺经纪方面的专业服务,上海文化精品海外输出的成本将大大下降,而且过程也变得更为迅捷有效,从而有利于自身开拓文化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加快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步伐。

平台的职能比较广泛,主要包括5个方面:文化“走出去”渠道功能、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展示交易中心功能、国际贸易基地功能、国际文化交流载体功能。

文化“走出去”渠道功能,是指通过引进中外文化企业入驻平台,打造文化贸易产业链,开辟文化产品和品牌走向海外的推广渠道,成为中华文化采购中心和服务外包中心。

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文化服务贸易平台将为文化企业提供行业信息、政策咨询、投融资担保、设备租赁、商贸咨询和人才培训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同时通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延伸审批等服务和综合配套支持。

展示交易中心功能。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是外高桥保税区功能性专业市场之一,是文化企业展示产品和交易洽谈的平台,借助保税、长期展示等各种有利手段,通过举办文化行业专业和高端的展览、展示会以及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和产品交易等为入驻文化企业提供展示交易的平台。

国际贸易基地功能。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是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基地,利用外高桥保税区成熟的贸易环境、优惠的政策条件、便捷的通关服务和优秀的经营团队,能够为文化企业开展国际贸易提供全方位、高效优质的专业服务。

国际文化交流载体功能。文化服务贸易平台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通过营造中外文化企业交流的环境,为展示输出中华文化和引进国外优秀文化提供便捷和场所。

平台在大力推动东方国际文化贸易中心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努力拓展新的合作渠道和方式,积极服务文化企业和项目,以丰富平台服务菜单,形成平台功能与集聚优势。截至目前,平台已与近40家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意向或签订了合作协议。

平台自启动建设以来,得到了、商务部、文化部、上海市委宣传部、浦东新区政府、市商委等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支持与肯定。

2007至2010年,平台的发展规划、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到位,政策和服务框架逐步成型,服务规范完善成熟,国际服务渠道有效建立,引入30至50家国内文化服务贸易骨干企业,引入20至30家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知名企业,在世博会期间初步显现平台的特点和规模,运营主体初步形成国际化文化商务运营和服务模式。

到2015年,平台的服务形态趋于成熟,长三角区域和全国辐射带动效应已逐步显现。功能性建设已基本完成,文化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形成集聚和交汇。国际服务贸易势头发展良好,预期功能逐步显现,国际国内地位日益确立。运营主体形成成熟的国际化文化商务运营模式,并以良好业绩成为上海文化产业发展及保税区新业态增长的新亮点。到2015年,年进出口总量争取达到200亿元,并且长期保持出口大于进口的增长态势。

预计2016年至2020年期间,平台将实现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功能进一步深化,服务体系国际化全面完善,规模和辐射能力全面增强,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国内战略地位牢固确立。发展从以硬件转向软件,运营及盈利模式全面成熟,并在条件成熟时与资本市场有效对接,充分显示在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自2009年起,平台以拓展国内外合作渠道,推进平台招商、扩大宣传推广,参加国内外重要文化展览,进行专题调查研究,组织高端文化展会和论坛,启动文化服务贸易市场交易功能,完善平台网站服务功能,实现平台信息、网络化管理等作为主要的具体工作目标。

通过对国内外文化市场的深入调查研究,以及依据外高桥保税区“境内关外”的区域功能优势,平台采取了以下发展策略:

1.引进演艺经纪、货物贸易、设备租赁、技术装备、影视后期及特技制作、艺术品展示和市场、印刷服务外包、出版业版权交易等领域可作为平台下一步经营服务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市场。力争服务世博,服务文化繁荣与发展;

2.争取同境内外著名拍卖行合作,试行开展国际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展示与拍卖业务,逐步形成文化产品进出口的集散地;

3.在各级政府的推进支持下,积极争取市场准入政策的有效突破,积极引进国外经纪公司,以进带出,加快推动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4.鼓励文化产品的后期制作或特技制作的企业将设备加工基地放在保税区,运用服务外包开展数字印刷业务,逐步形成文化创意、加工、制作的基地中心;

5.逐步建设与培育版权交易基地;

6.筹建文化高端论坛,搭建国际高层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网络;

7.争取成为文化项目审批的延伸受理点,使外高桥平台真正成为国家的文化产业服务贸易的口岸和基地。

当中国出口贸易长期顺差且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时,文化贸易逆差比例却一度高达1:7。相当一段时期,中国优秀文化产品“输出”的通道始终不够顺畅。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的建立,成为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服务全国文化企业的重要载体之一,同时为中国文化产品飞向世界各地,又增添了一对强有力的翅膀。

相关链接

入驻企业可享受的优惠政策与服务

1、利用平台所在外高桥保税区“境内关外”的特殊海关监管政策，在东方国际文化贸易中心采购免税设备，极大地节省运营成本，同时还可以开展设备租赁等延伸服务；

2、利用平台所在外高桥保税区特殊的外汇监管政策，拓展国际文化贸易。入驻企业可以享受外汇全额留存的特殊外汇政策，同时平台正在进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试点工作；

3、可享受上海市委宣传部以及上海市商委的相关文化贸易扶持资金的资助。上海市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商委等将设立专门的扶持资金，用于支持平台的文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入驻企业可充分利用政府的扶持政策，在贷款贴息、房租补贴、翻译费补贴等方面获得资助，做大做强产品，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的份额；

4、可申请加入外高桥文化交易市场，享受由浦东新区及外高桥管委会等为支持平台特别推出的财税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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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对人类有何功用？季羡林先生在丛书序中讲：“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分属于不同学派的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等相关问题时，提出了文化传播论：即少数优秀民族创造文化，其它民族通过传播接受。这一理论是德国文化圈派、英国传播学派和美国历史学派的一致意见，虽嫌极端，但也从侧面说明：交流、传播确是文化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不同国别、不同学派研究不同对象后所得的共同认知。“写文化交流史能够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人类的互相依存，说明人类的相辅相成，说明人类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③季先生会设“音乐交流”为专题，单独以专书出版，就是意识到“音乐交流”在人类社会中有存在，并承载了重要功能。

然而，自1922年叶伯和先生所著中国第一部音乐史专题《中国音乐史》算起，直至1998年，才出现了一部以中外音乐交流为视角写作中国音乐史的著作，这就是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六十多年间，学者们采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剖析中国音乐史的发生、发展，但以“交流”为题眼来研究中国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第一部著作确为《中外音乐交流史》。该书分五编，共十三章，下设三十九节。五编以时段划分，分别是：（一）先秦时期；（二）秦汉时期；（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四）宋元时期；（五）明清时期。涵盖的十三章则依据中外音乐交流活动的产生以及逐步深入进行划分，分别是：音乐交流之谜，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与西域音乐交流的开篇等。这种结构可谓“纵横交错”，长时段中又排布了该时段的横向发展；横向布局时，先以历史分期总设不同阶段，再配以“端绪”、“开篇”等词展示发展脉络。真可谓“独具匠心”的安排！三十九节的每一节都是对中外音乐交流史中某一问题的专题研究。例如？押中国的伶伦律管是来自西亚古国巴比伦吗？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先设问，后自答，便于读者理解。此外该书还附有图片目录，以及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书名、曲名、文化音乐术语的索引，使得该书又具有中国音乐辞典的性质。

《中外音乐交流史》还有诸多优点值得借鉴，而给予笔者的最大收获是冯先生的怀疑精神。不夸张地说，这种收获可用“震撼”来形容。在书中，冯先生敢于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提出质疑，并收集相关史料分析、论证，修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结论。这使笔者充分意识到慎重选择史料、分析研读史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解读史料，而后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前人研究中出现错误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在选择史料时不够慎重、分析史料时不够严谨所致。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书中许多名词今人已不明所指。故在参考古代音乐文献撰写史学论著时，必须进行史料分析。一旦对古籍中的名词做出错误解释，据此构建的“史实”就成了空中楼阁。试举《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几例为证，浅析笔者由“震撼”带来的读后感。

《中外音乐史》第一章第一节谈到中国的伶伦律管来自哪里时，涉及到《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於溪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④对于“大夏”、“昆仑”这些古地名，今人的理解较为模糊，要正确解读这段文字，就必须先做史料分析。冯先生认为，这段古文需要校订的文字不少，又因为学者们也意见不一，造成了读者的困惑与误解。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是在中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提出的：伶伦到达的大夏是葱岭之西的一个古国，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一带。因为错误理解了这段史料，王光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中国人是从西亚古国巴比伦学得的律学。对此，冯先生出：“中国史书上记载着不同的大夏，而且中国古代对于昆仑山的方位的观念有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观念。两个大夏：一个是古代国名，地处葱岭以西，即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此说见于《史记・大宛传》等记载。后世的史书又记作吐胡罗，或吐火罗，这是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另一个是县名，地处甘肃兰州一带，临洮西北，见于《汉书・地理志》等记载。”⑤在此基础上，冯先生又结合其他材料予以辨析，得出《吕氏春秋》所言“大夏”是《汉书・地理志》所注的甘肃兰州，而非《史记》所言的阿富汗北部。对于“昆仑”，冯先生则依据传世史料和已有的学术成果为论据，认为战国时期人们所指的昆仑山在今青海西宁之西的湟源一带。以这一时期昆仑山的位置和自然条件来说，从中土到达那里的现实可行性是较强的。然而照王光祈的理解，伶伦越过葱岭到达大夏国，再折回往东到昆仑山北坡寻找竹子，对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缺乏可行性。所以，《吕氏春秋》中的大夏应该在甘肃兰州一带。得出结论之后，冯先生并未止步，又分析了王光祈形成错误结论的两个原因：一，他的精力以及时间有限，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二，他受到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文化圈”理论的影响，主张“中国从古希腊学到律制”。

冯先生鞭辟入里的剖析，使笔者有了这样的心得：在史学研究的当中，想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然要遵守两个准则：一是尽可能的穷尽史料，二是切忌从自己假定的结论出发，而后仅寻找有利于自身研究的史料论证观点。冯先生对《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充分证明了分析史料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步冯先生“怀疑精神”之后尘，笔者不能肯定冯先生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冯先生分析史料的方法、思路，以及前人结论后继续追寻前人得出错误理论之原因的做法，却是值得学习的。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留下了丰富的传世文献，但因年代久远，同一问题会有诸多相异的记载。所以，如何选择史料也就成为了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另一个重要问题。冯先生在《中国音乐交流史》第一章第二节论述中国西周穆王是否到过古代西亚一带进行音乐交流时提出：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讨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起源时，以《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得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可能起源于西周的结论。原因是《穆天子传》记述了穆天子驾驭八匹骏马，西升昆仑以观黄帝之宫的奇异经历。其间涉有西王母在瑶池相会并歌诗唱和，屡次演奏“广乐”等内容。《列子・汤问篇》中又发展出周穆王把能制作傀儡艺人的偃师带回中国的故事。但冯先生认为，《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记载都带有传说性，清代《四库全书》已改变了过去把《穆天子传》归为皇帝“起居注”分类办法，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原因是它“恍惚无征”，这代表了清代学者对其作为信史材料的否定。此外，相对于以上两则文献，《史记》中也有关于周穆王的记载，但《史记》中只有周穆王征伐西邻犬戎、周穆王令造父造车“西巡游，见王母，乐之忘归”以及赵简子听“广乐”的零散记载。有关西周穆王巡游奏广乐的故事是小说家结合了上述事实和神话编撰而成的。⑥此外，冯文慈在《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还提出，杨荫浏先生将《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当做信史使用是想将中外音乐交流的历史推的更古，是带着“崇古、饰古”的心态来选择史料的。⑦笔者认为，杨先生著史时是否带有某种心态，今人已不得而知，也不好自行推断，但冯先生在论述该类问题时慎重选择史料的态度，确实让笔者受益匪浅。

《中外音乐交流史》多次体现了冯先生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相关问题时，对史料的选择、分析。严谨的分析不胜枚举，例如：在论述中日音乐交流史时，重新解读了《海内经》中提到的“天毒”，提出“天毒”乃“夭毒”，即日本的邪马台。⑧在质疑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时，详细分析了《古今注》、《晋书・乐志下》以及《西京杂记》、《乐府诗集》中的相关记载，提出张骞带回《摩诃兜勒》的说法还需要有力的佐证。⑨在讨论长颈圆盘式琵琶是否与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有关时，比较了傅玄《琵琶赋・序》和刘熙《释名》、应劭《风俗通义》中相关记载，并提出《释名》和《风俗通义》的史料价值显然要比《琵琶赋・序》高。⑩毋庸置疑，冯先生在《中外音乐交流史》的写作中体现出的治史方式，是值得推崇的；依据史料撰写音乐史时，分析、选择史料的方法，是值得学习的。因为正确选择和解读史料，是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得出正确结论的基石！这就是笔者读冯先生巨著后最深的感受，也是日后研究时谨记于心的良言。

①分别为：《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外美术交流史》、《中外图书交流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外医学交流史》、《中外哲学交流史》、《中外宗教交流史》、《中外文学交流史》。

②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③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⑤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⑥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⑦冯文慈《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音乐研究》1999年第1期。

⑧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⑨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2页。

篇10

关键词：文化差异 翻译工作 影响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翻译界出现了一个文化流派。他们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的交流本质上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是不同文化的移植，与整个民族的背景知识、风俗习惯、文化因素等有很大关系。王佐良说过：“翻译的最大困难在于两种文化的不同。”

二、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民族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民族的思想观念也呈多样化发展，文化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语言的表达上也不尽相同。翻译本质上是两个语言社会交际过程中的交际工具，它可以很好地把一个作品中的现实世界及逻辑关系和艺术影响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通过此种方式促进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进步。

但是由于当前翻译过程中，中外文化表达上存在的差异，仅仅从文字技巧和文字表达上难以看出文字内容所表达的具体含义。我们需要从文化背景上来分析中外文字对于同一事物表达上的不同，找准所表达的内涵。

三、文化差异对翻译工作的具体影响

1 历史文化差异对翻译工作的影响

历史文化是历史发展进程定的社会遗产的沉淀，各民族及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特别是典故。典故其结构简单，但意义却非常深远，不能单纯地拿字面意思来进行翻译和理解。比如汉语典故“东施效颦”，若仅仅靠字面意思翻译为“Tung Shih imitates XI Shih”。这样就完全没有体现出古代典故的含义，让西方人看得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同样对于英语也有很多历史典故和习语在翻译时需要我们注意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理解，比如“Pandora's box”翻译为“潘多拉之盒”，没有一定的西方历史文化背景就很难理解这个典故的意思，它表述的意思是“灾难祸害的根源”。

2 宗教文化差异对翻译工作的影响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信仰，同时也决定了两种语言表述存在差别。我国是一个信佛的国家，佛教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佛的形象根深蒂固。但是放在西方国家他们就难以理解，不知道佛在中国人眼里代表着什么。而西方国家又大多信奉基督教，认为上帝主宰一切，比如“Oh my God”长挂嘴边。在翻译“阿米陀佛”时被译为“God bless my soul”，这就让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也信奉上帝，极大削弱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可以说翻译者若缺少宗教文化的理解难免会出现翻译的失误。

3 地域文化差异对于翻译工作的影响

语言及文化的产生及发展都与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地域有着直接关系。地域的差异是指所处环境及地域的自然条件和特殊环境形成的差异文化。在我国大多数人的祖辈生活在陆地上，土地是我国人民的生存根本，但是在英国他们海岸线狭长，航海事业有名，他们的文化自然离不开海。比如英语中“Spend money like water”在英语中是花钱如流水但在汉语中多翻译为挥金如土。同样汉语中的“东风送暖”，“送暖”的应是east wind，而在西方，东风是带来寒冷的风，west wind才能带来温暖。所有这些差异都因地域环境差异而产生，进而带了翻译上的难题。

4 风俗习惯差异对翻译工作的影响

中西方的风俗习惯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拿节日来说，在中国有春节、中秋节、端午节这三大传统节日。节日讲求团圆，家人们聚在一起吃饭聊天，不能回家的家人则相互思念。但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他们有情人节、圣诞节、复活节等。他们喜欢独来独往。在节日中他们接受别人礼物时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表示感谢，而中国人则表示推辞，并不当面打开礼物。在西方国家猪、狗等作为宠物受到欢迎，常用来形容人可爱等，表示褒义，如：“You are a lucky dog”意思是“你是个幸运儿”。但在中国用动物形容人常含贬义，如狐朋狗友等。

5 思维方式的差异对翻译工作的影响

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过程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注重综合思维，其思维方式讲求整体优先，而西方国家则喜欢分析思维，讲求部分优先。在语言表达上也有明显不同，排列顺序有明显差别，时间排列时，汉语为年、月、日，而西方则为日、月、年；地名排列时汉语一般是由大到小进行表述，西方国家则是由小到大排列。在翻译时就需要我们合理调整句子顺序和结构，增加关联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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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10-0124-01

丝绸之路有陆、海二道，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路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外贸易通道，广东的广州、福建泉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扬州等，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起过不同的作用。它兴起于秦汉，发展于隋唐，繁荣于宋元，衰弱于明清，它与陆地“丝绸之路”南北呼应，相互补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对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原因

1.海岸线绵长，自然条件优越

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自然环境优越，海岸线绵延曲折，长达3000Km，位居全国第二，而海岸线的曲率则占第一，因此天然港湾较多，有120余个。不但海阔水深，可当作优良的港址，而且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有利于进行海外贸易。泉州北连莆田、福州，南接厦门，东隔宝岛，泉州港位于泉州市东南部，古代名为“刺桐港”，已有1500多年历史，该地气候适宜，夏季多西南风，冬季多东北风；降水丰富，年均降水量在1000mm以上；气温适合，年平均气温20.5℃ ；水文条件优越。在历史上，泉州港有“东方第一大港”之称，享誉世界，联合国认定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2.泉州经济繁荣发达

泉州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在先秦以闽越族为主，春秋战国时期分属闽越地区，闽越人对造舟航海非常擅长。秦始皇立闽中郡，至汉朝，闽越人开始向汉族迁移，同时北方人口南下，促进了汉族和闽越族的经济交流，但显然闽越族经济较为落后。西晋时期，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爆发，受其影响，北方许多阶层的人都先后来到福建，生产方法和技术工具也随着劳动人民涌入，为闽地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海外贸易逐渐繁荣，宋朝则达到了鼎盛时期。

3.人口数量增多

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唐朝初年到天宝年间，这段时期，福建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更多的人口迁往福建，泉州和福州当时的人次分别达到约61000人、76000人，与唐初相比，此时两地总人数超过了初年的整个福建省。随着人口的增多，各项生产活动先后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有了较好的发展，泉州已有农业灌溉之事。唐朝贞观年间，泉州凭借自然优势凿塘灌溉、大兴水利，农田灌溉面积达千余顷。之后，水利建设进一步发展，耕地规模逐步扩大，平原和山区均得到开发。茶叶及种桑日益流行，为开辟丝绸之路提供了各种商品。另外，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更新，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产生了许多外销商品，以宋元时期瓷器为例，福建当时窑址众多，如惠安、浦城、晋江、松溪、同安等。而丝织业更为发达，泉州尤甚，生产的丝绸绢销往世界，是海上丝绸贸易的重要部分。

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外的影响

1.为中国产品的外销提供了便利条件

丝绸、茶叶、药品和瓷器是我国古代的重要输出商品，泉州的丝绸全国文明，茶叶产量多，瓷器行业发达，加上泉州港的港口便利，很适合发展海上贸易，将各类商品输出。据元朝《岛夷志略》一书描述，从泉州输出的各种商品销往海外60多个国家，以丝绸为主，贸易相当频繁，“刺桐缎”在当时享誉海外。宋朝时，泉州的丝绢等物在朝鲜、东南亚地区均有销售，贸易进一步扩大，此时以瓷器为主，如泉州青瓷、德化白瓷等，远销海外，广受欢迎。据历史资料记载，在1105年，有李姓商人从泉州出发，载白绫、生绢、瓷器等物东渡至日本进行贸易。同时宋朝，福建建阳生产的黑釉器是一种重要的输出商品，该物俗称“建盏”，形如漏斗，口大底小，质感温润，颜色碧丽，黑釉上有一条兔毫状的银光细毫，故又名“兔毫盏”，传入日本后，被当作国宝级文物收藏。

2.有利于我国文化的传播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福建的文化也高度发达，在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时，除了实质商品，还有丰富的中华文化。以刻书为例，当时麻沙享有“图书之府”的美称，刻书规模最大，刊刻内容涉及儒家经典、文学艺术以及日用百科等。这些刻书从泉州港向海外传播，对中外文化交流有重大意义。至宋元时期，活字印刷术十分发达，从泉州逐渐传入日本，直接推动了日本的印刷术，随后日本开始模仿刻汉族书籍及各种佛经。可以说，由福建出版的书籍，通过泉州港的传播，促进了汉字文化在亚洲的重要发展。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无法超越的高峰，不但推动了国内文化的高度发展，还传向海外，促进了航海的大发现，而火药的传入，对欧洲封建骑士阶层的摧毁起着重要作用。

3.有利于吸收海外文化

在我国文化输出的同时，也引进了海外文化，为国内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交往国家来看，宗教文化的输出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均源于南亚和西亚，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这些国家交往甚密，不但经济联系密切，而且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融合。在宗教文化的交往中，许多精神思想传入我国，对当时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泉州，中外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道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诸多宗教共存的局面，是世界级的宗教文化宝库。如今，还存有开元寺、清净寺、老君岩、摩尼光佛等许多石刻，是古代泉州宗教文化的历史见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见证。

三、结束语

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担负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任，为我国与海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起点，其作用在历史上永放光辉。

参考文献：

[1]涂师平.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看世界多元化融合[J].收藏家，2012，（10）：143-144.

[2]黄德旺.浅谈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与泉州港[J].福建文博，2009，（4）：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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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山东博物馆策划推出的“山东地区两汉文明展”侧重于多元化地展示山东地区汉代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弘扬山东地区汉代的辉煌文明。该展览由山东博物馆主创，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遗址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和巨野县博物馆六家文博单位的支持下，于2016年7月26日开幕，展期为三个月（图一）。

一、展览构思及内容设计

此次展览以山东地区发现的汉代大型诸侯王墓为主体，包括巨野红土山汉墓（昌邑王）、章丘洛庄汉墓（吕王）、临淄大武汉墓（齐王）、曲阜九龙山汉墓（鲁王）、长清双乳山汉墓（济北王）和青州香山汉墓（淄川王）等六个大型汉墓出土的文物精品为主，兼顾其它重要的遗址、墓葬中发现的精品，各类展品盗看锏290件（套）。本次展览是诸侯王大墓珍贵文物的首次聚集，众多展品均为首次亮相。

展览设计以汉代诸侯王贵族的生活为主线，分优雅生活、宝马华车、事死如生、文化交流、艺术之美五个单元，以直观清晰的方式条分缕析地展示了山东地区近年来的汉代文化研究成果，更是与古罗马帝国文物展同时推出，将历史上同一时期鼎力世界的两大帝国的文明精华一同展现在观众面前，展现了拥有雄厚历史积淀的泱泱大国风范。

在展品的遴选上，我们优中选优地将展品以最合理的方式组合排列，尽可能地展示汉代山东地区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鼎食宴舞的优雅日常（图二），到宝马华车的雍容出行（图三、图四），再到事死如生的隆重丧葬（图五），生动地铺陈出一张张汉代诸侯王奢华生活的图景。

汉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活跃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享誉中外，而海陆交通便捷的山东，作为丝绸制作的中心之一，无疑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展览的文化交流篇章重点展示山东出土的带有鲜明外来因素的展品，与同时开展的古罗马帝国文物展形成呼应（图六）。

艺术之美篇章主要展现汉代的书写及雕塑艺术。汉代文字从篆书发展为书写更为简便的隶书，遗留下来的竹简、印章和碑刻生动地诠释着书写艺术的内涵。东汉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的雕塑艺术与本地的雕刻艺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代雕塑（图一）。

整个展览以汉代山东地区的精品文物贯穿主线，多方位全面展示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用物质的展品为载体反映汉代人的精神世界。此外，展厅和展陈背板的形式设计别具匠心，用鲜明的汉代元素营造出汉风浩荡的亲身体验，给观众带来一场难忘的汉文明之旅。

二、汉代的精神文化生

活及精品文物展示

1、“事死如生”概念的形象体现

在中国古代，人们相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因而对待死者也应该“事死如事生”，所以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品多仿照生前。《荀子・礼论》记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秦汉时期，这种丧葬观念在贵族墓葬中得以鲜明的体现，也方便了我们从墓葬中直接获得关于当时社会文化体系的直接资料。此次展览中的展品绝大多数出土于汉代山东地区的诸侯王墓，可以说是“事死如生”的丧葬观最生动的体现，为我们展示出汉代诸侯王贵族的真实生活画面。

汉代是中国建筑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建筑形式和门类已经相当完备。现实生活中的门阙、亭台楼阁、苑囿等建筑范式，常以陶塑和石刻汉画等形式出现在墓葬中。汉代方士公孙卿曾言“仙人好楼居”，认为仙人都是住在高楼之处，因此汉代贵族豪强热衷修建高楼（图七）。墓葬中陪葬的陶楼既含有此寓意，也表达了对生前居所的沿用之意。

作为汉代山东地区的最高等级贵族，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类用度必然是极为细致讲究的，先抛开各类精巧美观的器物不谈，单从随葬的各类陶俑就可见一斑。各种侍从俑可以随时为墓主人提供贴心的服务，乐舞俑为宴飨助兴，兵马俑保卫墓主人的安全，各种陶俑成为汉墓中最常见的陪葬品之一（图八）。

2、炼丹术及其精神追求

炼丹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秦汉两代开始盛行。人们从金、玉不朽的特性出发，试图用铅、汞、硫、砷等重金属炼制黄金，虽制成了多种貌似黄金白银的假金，但也创造出了多种炼丹仪器和提炼药品的方法。东汉魏伯阳编著的《参同契》是我国第一部炼丹术著作，也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炼丹书。服食丹药、长生升仙在汉代以及后世成为帝王贵族们的热衷，虽然长生不老未曾实现，但是炼丹术的发展间接地促进了火药的发明，成为影响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之一，享誉中外。

此次展出的一组炼丹器物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展品为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刘m墓出土的盛放丹药的鼎、丹药、药匙、药杵臼（图九）。这件铜鼎出土时发现盛有丹药，同出的药匙和杵臼也是制作丹药的器具。这组展品生动地表现了汉代人追求长生的愿景，与文献记载的汉代贵族乃至帝王炼丹求仙的记载相吻合。

3、日用器中体现的精湛工艺和美学价值

宴飨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饮食器物因而成为汉代文物中的大宗。山东地区诸侯王墓出土的各类饮食器华丽精美、设计巧妙，是汉代贵族奢华生活的最有力的体现，也反映了汉代工匠高超的锻造技艺和审美水准。

临淄商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铜盒（图十），通高12.4厘米，腹径15厘米，极为精巧雅致。整个器物纹饰繁复有序，器腹和盖面饰多周错金银花纹。器盖上纹饰极为精美形象，五周错银细弦纹将纹饰划为内外两区，内区为双龙双鹿纹，外区则饰龙凤纹和虎纹。龙体弯曲似腾云，双鹿两角相柢，卧虎张口而啸，飞凤张喙而鸣。龙凤虎鹿皆为首部错金，身饰错银斜线和鳞状纹，空白处饰有卷云纹。整个图案龙腾凤舞，虎卧鹿柢，颇具动感。此外，盒的内地和盖内各铸刻“钧奠”二字。出土时盒内盛有大枣，枣肉已经干瘪，可能为祭奠所用。

临淄商王墓出土的一件青铜汲酒器造型独特，设计精巧，颇为引人注目（图十一）。该器物通高65.2厘米，其中长柄近60厘米，呈竹管状，下接平底、中空、形如荷蕾的球形器，球形器腹径7.2厘米。柄外表为四竹节形，柄端封闭并饰龙首衔环。在龙首之下第二竹节处有一长方形孔，与球形器底部中央的圆孔互相贯通。使用时，手握柄将球形器没入酒水中，手指按压柄上方的孔洞，同时将器物从酒水中提出，再将器物移入接盛酒水的酒具，松开按压柄部孔洞的手指，酒水随即进入酒具嘲。这是利用气压原理来汲酒的精巧器物，生动地体现了汉代工匠的巧思构想，也是汉代科技发展的成果体现。

4、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山东发现的西汉时期的金银器虽数量不多，但特征鲜明，其中有些器物风格与中国迥然不同，带有浓郁的西域文化特色。在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工匠依据本土传统对其加以改造，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极富特色的典型器物。

1978年临淄大武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蒜头壶（图十二），高42厘米，腹径21.8厘米，该壶呈直口，细长颈，球形鼓腹，圈足，平底。肩有一对铺首衔环，颈部上、下和腹中部各饰一周凸弦纹。器盖为弧面母口，上饰凹弦纹，器盖中央有一环钮。该器物口沿下部凸起呈蒜头形，是带有典型西域风格的装饰艺术特征。另外，汉代虽财力充裕，但金质容器比较少见，多以鎏金器替代，此鎏金铜蒜头壶就是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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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跨文化交际 传播能力

2012年，在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原有的“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正式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这里的“汉语国际教育”既着眼于国内，也放眼于海外，指称对来华留学生进行的汉语教学和在海外进行的汉语和文化教学。专业名称的调整意味着对专业内涵的重新定位，突出了新形势下对汉语教育人才的新标准和新需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承担着培养具有扎实的汉语理论基础与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与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充分了解中国国情，能从事教育、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工作的本科复合型人才的重任。在这里，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被放在了更加显著的位置。

早在专业名称变更之前，很多学者就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定位以及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传播能力做了深入思考和全面论述。亓华提出“汉语国际推广绝不是推广和传播语言的问题，更重要的应当是以汉语为载体，以教学为媒介，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把汉语与中华文化一起推向世界”。李凌艳认为，在汉语国际推广的背景下，国际汉语教师“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理解和知识拥有，与汉语知识的功底同等重要”。国家汉办2007年研制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对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五大模块中第二模块即为“文化与交际”，其中包括“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两部分内容，明确提出如下要求：“教师能了解和掌握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方面的基本知识，并将相关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激发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使其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教师应了解中外文化的主要异同，理解汉学与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概念，以及文化、跨文化交际对语言教与学的影响，并能够将上述理论、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

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该专业毕业生基本流向主要有三个方面：在国内或国外从事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从事对外交流工作或在企业、公司、银行等从事翻译、文秘工作；继续攻读与专业相关的硕士、博士学位。不论哪个方向，都要求毕业生具有较强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另外，根据有关海外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能力的调查，很多志愿者教师存在心理调适与跨文化适应能力薄弱、跨文化施教能力不足、文化传播能力欠缺的问题。这些情况的反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中，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不可或缺。

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的培养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传承”，二是“传播”。“传承”需要的是知识的积累和学养的积淀，是对中华文化精髓和发展动态的理解与把握；“传播”需要的是理论的指引和技巧的运用，是对传播规律的尊重和对传播效果的追求。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人才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的培养应从文化知识学习、文化技能掌握、文化素养提升、传播能力构建四个方面着手。

一、文化知识的学习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必须系统掌握中华文化常识、世界文化常识、汉外文化对比等基本知识。

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要在掌握基本脉络的前提下，突出中华文化特色，包括民俗文化、人文地理、饮食文化、哲学智慧、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文化知识的学习包含着文化认知、文化理解、文化认同三个层次。很多人觉得我们对自身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是潜移默化地自然习得的。其实，如果没有有意识的学习，身处本民族文化中的人依然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具体表现为知识面狭窄，对于母语文化的认知停留在器物、民俗事象等层面；理解不到位，对民族文化的精神与内涵不能准确把握；文化主体意识薄弱，或盲目坚守文化自大，或在强势文化面前不自信，缺乏文化情感立场的坚定性。所以，对于一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中华文化知识，除了要在知识层面得到提升外，还要实现对中华文化的恰切理解和理性认同。

世界文化知识的学习，目的在于获得与中华文化进行参照比较的相关知识。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个人都应该具备一定的世界文化常识，作为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更要了解教学对象的文化背景，特别是要把握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知己知彼”，以顺利实现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文化知识这部分课程的学习，着眼点应放在中外文化的对比与对话上，教学内容要做到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文化知识类课程在设置上要坚持整体性、渐进性的原则。整体性是指各门文化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内容上既要相互关联，又要避免重复。教学单位应对本科阶段文化类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材使用进行整体观照，把握课与课之间的内在联系，促进任课教师之间的协同合作。比如“中国简史”与“世界简史”两门选修课可以考虑同期开设，让学生以时间为线索，将中外历史大事同时纳入视野，共同观照。甚至还可以将两门课程合二为一，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史的大框架内，便于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渐进性是指各门文化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要遵循从一般到特殊、从古到今、从内到外最后再对比的顺序来设置。比如“中外文化比较”课，必须在学生先学习“中国文化通论”与“外国文化通论”两门课后才能开设，只有先熟悉了进行比较的内容，“比较”才会有效进行。

文化知识的学习还要注意古今平衡。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固然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但越来越多的汉语学习者是因为对中国现实的文化状况和发展态势感兴趣才选择学习汉语的。了解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有助于他们了解真正的中国，有助于他们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有助于他们规划未来事业的发展方向。在2013年举办的“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的价值应用与传播路径”论坛上，专家们提出：我们现在需要建构与传播的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文化形象。因而，作为未来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必须加强对中国当代文化内容的了解与把握，包括流行文化、网络文化、影视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

二、文化技能的掌握

知识是技能的基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在学习中外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还要掌握过硬的中华文化技能。文化技能的训练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也有助于提高其跨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能力。

在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中华才艺”作为一门必修课承担着文化技能训练的重任。中华才艺是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中华民族独特风貌的才能、技巧与艺术。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象表现，它以直观的形式承载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中华才艺形式多样，传统的中华才艺有书画、舞蹈、太极拳、武术、戏剧、相声、中国民间工艺（剪纸、中国结、泥塑）、中国传统乐器等；现代的中华才艺由传统才艺发展而来，包括中国歌曲演唱、中国菜烹饪、诗歌朗诵、小品表演等。在海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才艺深受汉语学习者的欢迎和喜爱，几乎所有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都把中华才艺作为激发学生汉语学习兴趣、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手段。在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下，精通汉语、熟悉中华文化、拥有中华才艺的国际汉语师资十分紧缺，因而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中华才艺课的设置和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中华才艺”不是简单的一门课程，而是贯穿本科四年教学的一个课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核心课程，又有辅助课程。一般来说，适用于海内外汉语课堂教学的才艺形式，往往具有展示性强、入门快、效率高的特点，在汉语课堂中，书法、剪纸、中国结、太极拳四种才艺形式应用最多，因而可将这四种内容作为才艺教学的核心课程。其他如传统乐器、舞蹈、戏剧、茶艺、烹饪等内容可根据教学单位的具体情况选择性开设。“中华才艺”也不是孤立的一门课，它应时刻与其他教学实践紧密结合、积极互动。比如，中华才艺课与外语教学相结合，让学生练习如何用外语教剪纸，如何用外语教别人包饺子。中华才艺课与教法类课程也有交集，我们的学生不仅要学会才艺本身，还要学会如何教授这些才艺。

中华才艺课的教学具有连续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作为一个贯穿本科四年的课程体系，中华才艺课的教学不能只集中在一两个学期，也不能只局限于课时之内。一门才艺的学习，需要不间断的训练，在有限的课时内能够学到的只是那些最基本的理论和技巧，只有在课外进行大量的实践，才能避免“学得快、忘得快”情况的发生。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必须考虑到才艺课自身的特点，有意识地拉大教学间距，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艺课与其他课程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安排课时和师资，保证课程格局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在考核方式上，要杜绝简单随意、上交一份作业即可过关的传统方式，采取“平时作业+‘滞后’考核”的新模式，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延长学生自主学习时间、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才艺课程的作业或作品是学生平时学习成果的反馈，有了这些反馈，一门才艺学习结束之后就没有必要马上进行考试，而是应给予学生更多练习和实践的时间，到中华才艺课程全部结束后，再依开课顺序集中考查以前掌握的才艺，这样才能确保课程的连续性，有效督促学生常学常练。在实践模式上，要充分发掘校内的实践机会，同时努力搭建面向社会的实践平台。例如发挥学生社团组织的作用，成立才艺兴趣小组，老生带新生，专业带业余，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水平；鼓励学生开展才艺展示活动，将活动的策划与实施纳入该项课程的考核之中；利用留学生教育资源，积极为中外学生搭建互学互助桥梁；建立中国文化体验室，为中华才艺类课程提供专门的场地，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扎扎实实掌握几项基本的文化技能，为将来从事汉语教学、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奠定牢固基础。

三、文化素养的提升

文化素养不同于文化知识，它是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气质和精神。文化素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自我学习、自我陶冶、自我领悟的过程，是以文化知识的积累为基础，经过吸收、内化和融通，最后转化形成的个人素质和修养。文化素养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濡染和熏陶。

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文化素养，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首先，鼓励学生发现中华文化之美，激发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由衷热爱。在专业课的学习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其中蕴含的文化因素，体会汉语的音韵之美、文字之美、篇章之美。只有让学生成为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让他们热爱、熟悉中国文化，系统地掌握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 他们才能在今后的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自觉地传播中国文化。一位国际汉语教师，对汉语丰富的文化内涵充满挚爱，介绍起来如数家珍，这首先就会赢得外国学生的尊重和敬意。同时，教师还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增强文化判断力，积极应对不同文化的碰撞，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坚定传播者。

其次，以文学为突破口，通过经典阅读，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加深其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具有文化深度和国别特色的艺术手段，也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信息的载体，文学教学具有强大的社会认知功能。针对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文学教育目的有：1.激发学生的文化兴趣，启迪审美感悟，提高文化品位；2.帮助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学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其中以中国文学为主，以外国文学为参照。中国从古至今优秀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即使只取一瓢饮，也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这就需要教师首先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做一个概括性梳理，让学生有整体的把握，然后再根据学生兴趣和教学需要对某些文学作品进行赏析。必修课课时有限，可以考虑增设选修课，如“文学名篇选讲”“中国典籍选讲”等，以鉴赏为主，课上多讨论，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文化观点，同时加强课外辅导，为有兴趣的学生进行专项研究提供指导。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开设了“文化的差异――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解读”课程，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解读，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尝试。

第三，积极拓展课内外文化体验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走进文化，感悟文化，提升素养。文化知识的学习以记忆为主，文化素养的提升以体验为主，经典阅读让学生感受到了文学之美，然而跳出书本则需要学生在广阔的现实世界中获得切实的文化体验。无论在课内还是在课外，我们都要努力为学生提供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文化体验活动，使他们在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经过精心设计和组织，课堂也能变成身边的文化展示和体验基地。例如定期组织文化讲座，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请过来，与同学们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根据学生不同的乡土文化背景，让学生准备小型的文化讲座，介绍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布置文化选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最后在课上将研究成果展示给大家，等等。文化体验还要走出课堂，结合各培养单位所在地的情况，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进行多元化的探索。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中国文化的普遍特点，也具有独特的个性。地域文化是进行中华文化传播的切入点，在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下，它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地域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中起着重要的文化浸润作用，以往我们更多地着眼于大中华文化的教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重视不足。文化考察不一定局限于名山大川，文化体验也不一定只是参观名胜古迹，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有代表性的工厂和企业，有自己的博物馆、纪念馆、老街区，带领学生去这些地方参观考察、学习体验，了解当地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饮食、民居、服饰、民间艺术、生活习惯等，使学生在体验性文化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文化信息，形成文化理解，进行文化思考，最终转化为个人的文化素养。

四、传播能力的构建

这里所说的“传播能力”涵盖了跨文化交际和传播两方面的能力。“传播”和“交际”来源于同一个英语单词“communication”，二者含义大致相同，但在使用时各有侧重。“传播”是信息的传递，是人们通过符号和媒介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种活动，社会传播主要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类型。“交际”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行为等表达方式进行意见、情感、信息交流的过程，它与“人际传播”的含义比较接近，因而，人们往往倾向于用“交际”指人际传播，用“传播”指面向群体的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国际汉语教师在海外传播汉语及中国文化，不仅要实现有效的人际传播，还要借鉴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方法，积极开拓多种传播渠道，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在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文化传播与交际”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但是，传播能力的培养仅仅依靠一两门课程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整合各类课程的中外文化要素，发挥课内课外的共同作用，才能让学生在具体的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的情境中获得相应能力。传播能力的构建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要培养学生跨文化传播的自觉意识。“跨文化意识”是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理解、接受和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跨文化意识要求人们不仅要认识到自己具有的文化属性，也要认识到他人的文化属性，并去认真探究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效地理解交际对象的行为。培养跨文化意识，重点在态度和情感层面，必须提高个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除了熟知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理论之外，更多地来自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体验和感悟。

第二，要加强理论学习，掌握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的相关理论知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不同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学习传播学原理，但是有关交际与传播的基本知识和具体策略必须掌握。要引导学生意识到作为国际汉语教师，自己即是传播主体，应该根据当地的环境和受众心理与需求，选择适宜的传播媒介，尊重传播规律，排除“噪音”干扰，提高传播效果。只有传播主体素质高、能力强，传播媒介使用恰当，受众才能全面了解传播信息，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这部分内容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比较陌生，需要专业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第三，借助案例分析法，帮助学生实现理论与实际的对接。案例分析可以使抽象的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促使学生学以致用。教师依据教学目的和要求，以真实案例为素材，将学生引入特定的情境中，通过师生、生生之间双向和多向的互动，提高文化差异敏感性和对待异文化的调适能力，从而达到培养跨文化交际与传播能力的目的。案例分析不能浅尝辄止，应该有量的积累和质的保障。教师通过认真筛选，不仅要选出适合学生水平、与所涉及理论相关的典型案例，还要与时俱进，时刻关注社会热点，不失时机地将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例经过整理引用到课堂中。案例分析法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交际冲突发生的原因，获得文化传播的宝贵经验；案例分析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反思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第四，创造实习实训机会，增加学生跨文化传播的实战经验。学生在了解既有交际规约和掌握一定传播策略后，还需要亲历跨文化情境，才能对文化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建构自己的跨文化交际与传播能力。一般来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实习单位的确定有两个途径，一是学校统一安排，二是学生自主解决。各教学单位要积极开发多种实习形式，如建立与国外高校联合办学模式或与其他高校国际交流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合作协议，与对外汉语教学培训机构或与外资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尽量让学生走出去，接触异文化，并适时给予实习指导，完善实习评价体系，避免实习流于形式。由学生自主解决的话，应注意实习内容与所学专业是否对口的问题。另外，文化传播项目的策划与实施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实战训练。作为一名国际汉语教师，参与或负责策划多种文化传播活动，是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引导学生根据不同国别、不同教学对象设计相应的语言文化传播方案，注重传播的个性化、针对性和实效性，积极探索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学对象的传播模式及策略。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只有具备了扎实的文化知识、过硬的文化技能、深厚的文化素养，自觉的文化传播意识和出色的文化传播能力，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为中华文化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东北亚地区比较文化创新团队”[批准号：WT2013009]、大连外国语大学2014年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人才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培养模式构建”[项目编号：2014-RCY-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亓华.汉语国际推广与文化观念的转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2]李凌艳.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海外汉语教学师资问题的分析与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06，（6）.

[3]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汉语教师标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4]丁芳芳.文化差异的解读――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传播能力培养的案例分析[A].第十一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5]毕继万.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篇14

百年学村历史丰厚，文创产业如火如荼，传统和多元化让集美变得愈发有国际吸引力。这几年，在运营国际化项目的基础上，集美依托它优越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开发游学产业，吸引越来越多高精尖国际学生团体来集美体验一场跨文化之旅。国际化的游学之旅，为体验学村提供了新鲜视角。

清晨，漫步在集美学村，感受丰厚历史和古朴建筑，午餐后，悠悠然赏一曲南音，感受在地闽南文化，下午3点，在集美大学的龙舟湖上摇桨挥汗，到了晚上，和各国小伙伴参加文化交流晚会。这是剑桥大学生Alex在集美的一天。他是这次集美百人研学夏令营中的一员，和他一起来到集美的，还有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近百名来自顶尖名校和世界各国的大学生。

作为一个新产业，游学“寓教于游”的方式受到国内外学生群体的欢迎。这一次，集美走在了游学产业前沿。集美对外交流的历史由来已久，华侨大学及下属的华文学院一直是对外交流的窗口，拥有众多国外资源。华文学院每年会接待大量境外学生团，常年有几十个国家的在校学生在华侨大学实习。基于此，集美尝试将游学事业做得更透，让更多的人在这里得到定制体验。

据集美游学负责人吴翠楠老师说，游学集美项目这几年非常受欢迎，每次招募讯息一登陆各大名校官网，就收到各种申请信息。这次集美游学夏令营为期一个半月，内容丰富，为外国大学生团队提供双向文化交流。前三周时间里，名校精英、国际大学生与中国学生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以国家为单位设立各国主题教室，各国学生用英语向中国学生介绍自己的国家，每天晚上还会举办特色晚会，向中国学生展示自己国家的音乐舞蹈。后三周则是体验中国文化的行程，包括学习汉语和闽南语、参观闽地传统建筑、南音课堂、品尝在地风物；参观厦门地区商业企业，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状况；与国内大学生一起参与集美大社文创项目，提供国际化视野和建议；了解oY湖、侨英街道等环保案例；就青少年教育、联合国SDG项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集美的国际化发展等议题开展研讨会等。此外，外国大学生们还十分热心公益，他们通过在集美特教学校、民间组织做志愿者，进行公益慈善旅行，回馈集美社区。

世界各国和全国各地的学生群体游学于集美，百年学村对话世界，再次成为中西教育理念、中外文化的交流汇聚之地。集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旅游产品的路，用专业的团队打造游学产业链，充分利用集美学村高校聚集的优势资源，组合多方专业力量来进行产品研发和市场运营，从人文、艺术、科学、自然、多元文化、创造力几个方面，提供丰富体验线路，为来集美游学及亲子团体提供了不一样的跨文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