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举世瞩目的中国神舟十号载人航天飞船在完成系列重大科研任务后，返回舱于6月26日顺利返回地面。随后，在中国航天控制中心举行的返回舱开舱点验仪式上，著名军旅书法家李洪海先生创作的一幅书法作品《中国梦》在搭载物品中，格外引人瞩目。这幅精美的书法作品是李洪海先生应中国航天控制中心之邀，专门为“神十”发射而精心创作的，经过层层筛选，严格审查，最终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这件寄托了中华民族美好愿望的书法作品，伴随“神十”遨游太空，并与3位航天员乘返回舱一起安全着陆。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洪海的书法曾100多次获奖。2001年10月，在法国巴黎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的第六届国际书法作品展览上，他的一幅书法荣膺金奖。2004年，李洪海荣膺中国书画艺术终身成就奖，并被评选为世界华人杰出艺术家。2009年，他被评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功勋文艺家，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功勋奖。2010年，应外交部邀请，李洪海赴毛里塔尼亚、法国举办“舞动的中国文化”个人书法作品展，受到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此外，李洪海先生还创作了《毛笔黄金格习字法》、《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李洪海书王羲之兰亭序》等书法专著，《李洪海学录雷锋日记》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2013年7月2日荣获首届出版奖图书奖。

中国书法艺术作为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以其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强烈的民族文化感染力，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洪海先生长期致力于将中国书法推广到世界，其书法作品被列为赠送外国国家元首和社会名流的礼品，多次应邀为中央有关部门创作书法作品，使书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赞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书法外交大使”。

李洪海说：“中国书法是世界上一种绚丽和奇特的艺术，凝聚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审美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根，很多外国人是通过书法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在国际交往中有时能发挥独特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多年来李洪海遵循恩师启功先生的教诲，认认真真学习，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他做人和工作的准则是：勤于思考，兢兢业业，诚信为本，谦虚谨慎；善解人意，广结善缘。 （本文为节选）

篇2

一种存在本身有时间和空间的范围，这必然会制约他人。但是它影响的大小或是否存在，就不仅仅取决于本身了，而要看到它与被影响者的关系。比如血缘、民族、语言、宗教、信仰、政治、利益等，比如在同一血缘或同一民族间会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或保持较长久的时间。又如，同一种语言是最有利的传播媒介，同一种文字更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宗教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影响，一旦形成了信仰，就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不能用常理和逻辑来推断。政治与利益就更不是用时间与空间可以衡量的了。此外，还要考虑到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之间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因为对同一因素而言，正常的影响力还是与时间、空间距离成反比的。所以说，存在并不意味着影响。

我们不能主观地认为，在中国已经消失了的文化，肯定对周边国家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相反，有些在国外有保存在国内已经消失的中国文化，会反过来影响中国，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再者，还要考虑到文化影响者本身的传播态度和能力。是认真的、积极的，还是随意的、消极的甚至是防范的。例如宋朝禁止向契丹、西夏出口书籍，更不会主动传播文化，结果契丹、西夏都制定自己的文字，连佛经也从汉文翻译为西夏文，所以说宋朝的文化在契丹和西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第三，还与传播的手段与途径有关。在现代传播手段发明和运用之前，文化的传播只能通过人、文字和具体的物品。如果没有人和具体的传播物，即使处于同一时代，不同的文化之间也不可能有交流和影响。今天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密集的人际交流，但是我们不能用现代化的手段来想象古代，不能说汉代的文化肯定影响了罗马，反过来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首先，由于地理环境的障碍，中国文化远离其他发达的文明。如果我们把今天所遗留下来的古代文明做个比较，绝大多数都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只有美洲的玛雅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很难找到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联系交融。因为地理环境的障碍，在当时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上有好几次外来的文明到了中国的边缘，但最终几乎都没有传播进来，能够过来的往往很少。目前能找到的汉代与罗马的交流，就是眩人，即今天所说的杂技演员，他们来过，但连具体人数也没有。即便像史书所载，将他们当做罗马派来的使者，对文化交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留下多大影响?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直到近代才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在这以前更多的是在物质上吸收外来的文化，精神上基本是独立发展的。所以在晚清时期，有很多文人志士才会感叹，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不是仅仅指坚船利炮、声光电，而是意识形态、文化、制度之类主体上的冲击。

其次，中国由于周边隔绝及自身优越的地理环境，所以在孔子时代就产生了强烈的华夷之辨，认为华夏优于蛮夷，蛮夷还没有开化，等同于禽兽。夷要变夏，就必须要接受华夏的文化礼仪，反过来如有华夏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则可以由夏变夷。所以华夷之辨始终是根深蒂固的。在政治上，主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夷人保持着防范的心理。如果认为夷人还有可取的话，那是因为他变成了夏的结果，而不是夷人本身。同时，古人还认为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依赖外人，所以对外来文明的态度，统治者往往是出于不得已才容忍，或者完全出于个人的精神追求和物质享乐目的。如长生不老、求仙、、声色口腹。所以直到清乾隆晚期，中国只接受朝贡贸易，而正常的贸易停留在民间或者走私，甚至需要通过外力干预才能够改变。

所以，中国文化的传统历来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我们现在往往赞扬汉唐如何的开放，但事实上是开而不放，打开一扇小门允许西域南海诸国、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人进来，但目的是让他们来朝见或学习中国礼仪文化，而不是与他们交流，更不会向他们学习。中国人从来不会主动去外界学习他国、他族的文化，截止到目前这样的例子还未发现过。唯一的例外，是出于宗教的目的，比如法显、宋云、玄奘等到印度去取经。因为中国人不认为、不相信在中国之外还有能与中国相称的文明，更不会有值得中国学习的文明。另一方面，中国人也不认为有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的必要，因为境外都是蛮夷戎狄，不仅非我族类，而且尚未开化，也不愿接受教化，不配学习中国文化。朝鲜、越南、琉球等藩属国则因曾为汉唐故土，或长期向化，已被视同为中国文化区域。日本则一直列为外国，官方或正常情况下不会主动去传播中国文化。鉴真和尚是应日本之邀去弘扬佛法，其他成果都是副产品。朱舜水留在日本是因为明朝覆灭，他作为遗民回不了国。近代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去外国办过一所孔子学院，现在能够找到的古人在国外传播文化的例子，除宗教原因外，往往都是出于不得已或者是偶然。

在境外，中国文化的传播限于朝鲜、越南、琉球等通用汉字的地域和华人聚居区。不少人以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很大，其实从来不是如此。由于早期的中国移民基本都是底层贫民，从在当地定居并形成社区开始，一直处在本地文化的包围之中。加上历代统治者根本没有保护侨民的意识，反而视海外华人为不忠不孝的叛逆、盗匪，甚至在他们遭受殖民统治迫害杀戮时也无动于衷，更不可能在文化上给他们予支持。中国的统治者连帮助自己的侨民学习中国文化的意识也没有，岂会去向他们的所在国传播中国文化?因此，华人华侨要进入主流，必须接受当地的文化，甚至皈依当地宗教。20 世纪50 年代后，由于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选择加入当地国籍。在大多数国家，华人不得不改用当地姓氏，华人教育被限制或取缔，只有少数华人还能坚持写汉字、讲中文。

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是，在世界各平行发展的文明之间，文化未必是相互影响的，不能仅仅根据空间、时间相近的因素来推断。比如，中国的造纸术早在公元2 世纪就成熟了，但是直到公元8 世纪才传到外界，才被阿拉伯人所掌握。公元751 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领的几万军队在怛罗斯( 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 被黑衣大食( 阿拉伯阿拔斯王朝) 军队打败，大批唐军被俘，其中就有一批造纸工匠。他们被带到巴格达，阿拉伯人通过他们学会了造纸，并传播到各地。从此，中国的造纸技术完全取代了古埃及流传下来的纸莎草造纸。要不是这个偶然因素，中国造纸技术的外传或许还要晚很多年。若中国积极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技术，今天在世界的影响肯定会大得多。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今天我们讲一带一路对文化的影响，要明确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不是张骞通西域。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中国拥有了新疆和中亚，难道在今天我们提出一带一路还想拥有什么地方么? 第二，一带一路不是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再造。丝绸之路的主要动力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外国，是中亚、西亚、波斯、罗马需要中国的丝绸，而不是中国需要把丝绸推销出去。中国历来没有通过外贸来盈利的观念，丝绸之路真正的利益获得者是中间的商人。第三，一带一路不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也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至少主要是为了宣扬国威，或者是为了加强永乐皇帝的政治合法性，而我们今天的时代不需要这样做，不应该这样，也不可能这样做。第四，一带一路不是新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欧洲人接受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是毫无争议的。而今天要不要接受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对方。一带一路光有中国的积极性和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如何使对方愿意合作，并保持下去。

所以我们新的文化战略，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中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文明的历史进程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教训，而不是经验。归纳起来，我认为，首先应该全面的开放，其次对中国的文化应该积极地对外作客观的介绍和传播，让外国人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与此同时，对外国先进的文化，中国应当主动地吸收。在今天的世界，再想用和平的方法直接传播意识形态和信仰，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多数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并且绝大多数人不是处于水深火热或饥寒交迫，除非通过武力强制的手段或者高价收买，才可能改变其中的少部分人。历史上意识形态和宗教的传播，除了出于对方的需要以外，其他无不通过暴力、战争、经济手段，而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自己不承认对方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难道还指望别人承认我们的价值观吗?

篇3

[关键词] 一体化文化交流

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一体化进程进程越来越快，中外文化交流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与世界的联系就越紧密，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就越来越扩展，只要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不停顿，就会努力去促进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文化的包容性较强。随着国力的增强，拥抱世界文化的胸怀会更加宽广。有交流才能有发展，必然会产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一、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1.文化与经济融为一体

当前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与经济已经密不可分，文化本身成了一种产业，一种可以带来高额利润的产业，以致使文化成为经济的主角。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规范着经济的方向和推动其发展。这种形势下的文化交流，其内容、方式、渠道等已经显示出多元化、全方位的特点，就文化谈文化已不合时宜。

2.文化发展和交流的全球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化发展和交流的时间和空间被彻底打破，无论在出版、报刊、音像，还是在影视、娱乐、广告和旅游业中，资本的国际化、技术的国际化，形成了文化发展交流的国际化，地域和时间概念越来越模糊，文化的世界性日趋突出，固守原有的传统变得越来越困难。

3.参与文化交流的人员群体越来越广泛

尽管现代技术的发展，使文化交流可以借助于各种现代信息载体进行，但通过人员进行的交流更加广泛和深入。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各个领域的交流都更加活跃，参与对外交流的群体大大扩展，而不仅仅局限于专业人员。

二、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这样一个背景下，固有的中国文化不可能不面临新的挑战。

1.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传承性

这是几千年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今后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新问题。自秦统一中国以来,由于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着强势的地位,故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总的来讲一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扩张性和渗透性,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很强的包容性和同化性。就扩张性、渗透性而言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总是在经意不经意间将自己的主导价值观向一切与之交流的外来文化施以影响或进行灌输 ,使这种价值观逐渐进入那些外来文化之中并成为其支配性的思想和观念。在这个过程中 ,外来文化逐渐消解了“异已 ”的面貌 ,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改变了上述情况。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使中国的新文化既包容现代性，又接纳好的传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这些模式都试图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找到一个科学而带有永恒色彩的不变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强的主观因素。真正科学地做到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现代化，以现代化促传承，非常困难。往往讲现代化时，就忽略了继承传统；弘扬民族传统时，又和文化的现代化对立起来。忽略了传统的继承，会导致对外来文化的不准确的选择；忘记了现代化，又可能出现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就一般民众来说 ,在一部分人中文化认同感严重地淡漠了，认为中国文化落伍了，只有外来文化才是现代的 ;而在另一部分人文化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他们希望通过排斥西方文化来弘扬传统文化 ,以此重塑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两种人的思想倾向和方式虽不同，却表现了同一个东西 :对自己本土的文化传统信心不足。因而，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确提出注意处理现代性和传承性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进行长期研究的。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要去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自然要用现代的理念、现代的价值判断去重新解析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承顺理成章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所以解决现代性与传承性的问题，应该以现代驾驭传承，最后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归宿。

2.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具体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要保持先进地位，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始终维持一种高势能的文化。这种世界性，没有文化的交流是无法实现和保持的。从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

在目前的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正统价值观占据了宣传领域的支配性地位,各种主流渠道都在唱响“主旋律”，以正面宣传为主；另一方面,来自西方 (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各种文化却席卷着文化市场,而且势头越来越猛。比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把看好莱坞的大制作故事片当作电影消费的唯一选择，越来越多的孩子把肯德基、麦当劳当做家常便饭，可以说美国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主导。尽管这种美国文化是伴随着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强权地位进行传播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文化在保持美国传统精髓的同时，融合了许多外来因素，并逐渐适应了当地的文化环境。中国的肯德基、麦当劳餐厅，在制作食物时均考虑了中国人的口味习惯，所以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作品在国际获奖，也表明中国文化被世界的认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进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时持久不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国新文化和世界接轨，才可以具备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当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来文化在中国真正扎根，必须具备了中国的民族特点，才有可能变为现实。民族性是外来文化存在的必备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备了时代性或先进性之后，才可以传播、发展。文化的先进性或时代性是内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时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时代性才可以保持。

3.国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的交流，新文化的建设，就更和人的水平、人的特性、人的素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人的素质决定着文化交流的风貌。

篇4

“一带一路”文化先行成效显著

1000多年前，汉武帝遣臣子开辟了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亚、欧、非三大洲连接起来。就历史而言，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之路。千百年过去了，作为国家级顶层战略，朋友圈越来越大的“一带一路”，其基本属性既包含经济合作共赢，亦囊括了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战略远景之下，文化交流与文明融合赶上了“加速度”。按照关于“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国家文化部全面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既看眼前，又重长远，基本建立起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大框架。

2016年，以中国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为组长的文化部“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统筹全国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基本建立。《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经文化部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

配合“一带一路”战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70多个城市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300场。2016年9月，23国文化部长或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博会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和“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逐步建立完善，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中国在欧洲11国、亚洲10国、非洲5国、大洋洲3国和拉丁美洲1国共建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文化中心数量就达11个。“一带一路”文化先行可谓乘风、亮点多多。

中国继续与沿线国家签署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等频繁登场―互相尊重，各呈其美，在碰撞与交流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中国故事更真实更清新，世界语言更悦耳更动听。2016年12月2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香港出席《南华早报》中国年会时畅谈“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更多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只有文化的交流，思想交流，才有可能带来经济的交流。“任何国家都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事情，带着爱商（LQ）去帮助别人”，才能在融合与欣赏中，促进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转型升级。

品牌活动助推中华文化自信

2016年，中国作为主宾国举办的“中加文化交流年”“中卡文化年”“俄罗斯中国文化节”“非洲文化聚焦”“蒙特利尔灯光节”等活动成功举办或顺利开幕，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中埃文化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阿拉伯国家共同举办文化年活动，地点覆盖北京、开罗、卢克索等10余个两国重要城市，受众人数逾千万。2016年1月，主席与埃及总统塞西共同出席了“中埃文化年”开幕式。

从埃及卢克索神庙广场举办的文化年开幕式、“两个伟大文明的对话”主题演出，到“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展览、开罗中国文化中心系列文化活动，再到两国艺术家在文化年闭幕式唱响经典歌剧《阿依达》……整个文化年活动呈现出出席嘉宾层次高、活动项目数量多、内容涉及领域全、省市覆盖范围广、思想对话程度深、交流宣传效果佳的显著特点。

一年来，文化年执行项目有100余项，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银川、南京、无锡、成都、开罗、卢克索、阿斯旺、亚历山大、达曼胡尔等，两国互访人员总数达912人，活动直接受众超过2000万人次。文化年期间，埃及在中国举办了40余场文化活动。

“中拉文化交流年”是中国同拉美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年度文化交流活樱覆盖约30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直接受众近千万人。主席出席“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出席在古巴、墨西哥举办的活动。此外，“东亚文化之都”“相约北京”联欢活动等品牌活动的影响持续扩大。

文化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中国国际合作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2016年6月，文化部部长雒树刚率团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第13次会晤，全面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第七届亚欧会议文化部长会议、中沙（特）高委会文化分委会、第七次东盟-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第三次中国-东盟文化部长会议、第八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等成果丰硕。

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文化组织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通过携手进行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2016年，中国文化部积极履行国际公约责任，完成“赫哲族伊玛堪说唱”“麦西热甫”等7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项目履约报告并向教科文组织提交；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撰写《非遗公约》政府履约报告和《文化多样性公约》政府履约报告。

为了更好地推动各层次的文化合作，中国文化部举办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为引进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促进中外文化合作搭建平台。“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级论坛”、首届“中澳文化对话”、第11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中欧文明对话会”“中英表演艺术高级管理人才交流研讨会”“中英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研讨会”等各类论坛有效地促进了中外文化领域的全面合作。

搭建中外思想交流“朋友圈”

中国文化部注重思想领域交流对话，以此促进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的全球传播。在短短3年间，汉学家翻译家工作从无到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2016“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邀请到全球26个国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31位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齐聚北京，聚焦“一带一路”建设。2016“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扩容增效，分别在北京、上海和西安开设3期研修班，共有来自世界各国的89名青年汉学家和智库学者来华研修，参加人数达历年之最。“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先后成功举办，一支乐于并善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中外译者“先锋队”逐步成型。

篇5

关键词：借词；中外文化；交流

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得以建构和传承的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又无时无地不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一、借词反映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

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首先是物质文化产品的交流。古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有葡萄、苜蓿、胡瓜、胡桃、胡豆，等等。现代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更为丰富，如：维他命、吗啡、盘尼西林、布丁、三明治、威士忌、啤酒、芝士（奶酪）、夹克衫，等等。

匈奴（包括北狄、胡）以及西域各国的物产，于汉代时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各种异域物产的借词，便很自然地出现在上古书中。例如：葡萄――《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于大宛，可见这两种东西都是张骞带回来的。葡萄《史记》《汉书》作“蒲陶”，《后汉书》作“蒲萄”，《三国志》和《北史》作“蒲桃”。最近据杨志玖考证，葡萄一词当由《汉书・西域传》乌戈山离的扑桃国而来。扑桃字应作“扑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说就是《汉书・大月氏传》的“达”，照沙畹说就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a的对音。因为这个地方盛产葡萄，所以后来就用它当作这种水果的名称。

二、借词反映文化艺术的交流

文化艺术，包括舞蹈、音乐、体育等方面。早在中古时期，这方面的交流已相当活跃。古代借词，如波罗球（一种马术球戏）、胡琴、琵琶、胡笳，等等；现代借词，如排球踢踏舞（titup）、芭蕾舞、恰恰、桑巴、探戈、扑克、卡拉OK、舞厅等。

柘枝舞――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记各种教坊乐舞里有一种叫做“柘枝舞”。唐沈亚之《柘枝舞赋》序说：“今自有土之乐舞堂上者，唯胡部与焉。而柘枝益肆於态，诚足以赋其容也。”晏殊也说这是一种胡舞。《唐书・西域传》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文献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记有柘羯，当亦石国。凡所谓者舌、赭时、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语Chaj一字之译音……

琵琶――《释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向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此为名。”它与今天的乐器琵琶的形状似不相同。

三、借词反映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

可超越国界，宗教文化更是冲破国界，在世界各地自由传播开来。古代中国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因而汉语中有大量借词源自印度佛教语汇，如“三生有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灾八难”等。近代汉语借词，如基督教、也里可温、伊甸、耶和华、撒旦、夏娃、亚当、教堂、伊斯兰教、、穆斯林，等等。

袈裟――也译作“迦沙曳”，梵文音译词。唐代《玄应音义》对这个词的字体变化作了介绍，“袈裟”是佛教僧尼的法衣。

夜叉――梵文音译词，也译作“药叉”“夜乞叉”，佛教认为夜叉是一种吃人的恶鬼。不过，夜叉的种类有好几种，有一种夜叉是护佛的天龙八部之一。

世界――原使梵文loka，音译为“路迦”。《楞严经》（四）曰：“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法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佛典上的“世界”本是一个时空概念，后来只有空间概念，成为汉语的习用词。

四、借词反映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便与西方进行过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便是一个证明。近代，西方科技知识文化大量传入中国，这些中外科技文化知识的交流，使近代汉语出现许多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西方科技新词。如机器、几何、风扇、重心、螺丝、地球、齿轮、比例、起重、测量、曲线、自动、数学、标本、赫兹，等等。

总之，借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记录，它为我们展示中外不同民族交往中，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踪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