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科学的关系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社会建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

Abstract：SocialConstructionwithitsradicalattitudeshasposedchallengestothephilosophyofsciencetousesocialrealismtoreplacenaturalrealism.Thesechallengesaremainlyreflectedinthreeaspects：toreplacereasonablenesswithsymmetry，logicwithcontext，andrealismwithconstructionism.Suchchallengehasopenedabroadsocialandculturalanalyticcontextforscientificknowledgeand，isof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However，thiswasdoneattheexpenseofthenaturalbasisonwhichscienceisbuilt.Thesolutiontothisdilemmaliesinscientificpractice.

Keywords：socialconstructionism；scientificphilosophy；scientificpractice

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最有力的来自于布鲁尔，以他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向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目的就是要用社会建构论来取代自然实在论。

一、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完全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3]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4]，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5]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6]。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证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7]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7]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完全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对上述劳丹论证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观点，布鲁尔予以激烈的批评和反驳。布鲁尔认为，劳丹的理性解释模式实际就是“手段—目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不论用于科学研究个体还是群体都缺乏说服力，更无法否定对称性。他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贬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经历恐吓、贿赂、洗脑或者损伤后的头脑内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产生真的不同吗?布鲁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不过是表明了“大脑是一个计算的机器”，“理性”表明机器处于运行状态，“非理性”是表明机器中断和失控的标签[8]。机器的运行和中断不过是装置的两种可能的物理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任何先验的评价，“运行”和“中断”的语言体现了对称性原则。布鲁尔还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把对称性理解为“完全因果同质”即同种原因只能产生同种结果。而实际上，同种原因完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总之，劳丹在这争论中始终坚持外理性原则，坚定地捍卫科学合理性理论。而布鲁尔则一直坚持要用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张对所有的信念进行社会因素解释。劳丹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知识，而且还强调了知识是真实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像劳丹那样要求把产生真实信念的机制与产生错误虚假机制区分开来的做法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借助了自然来进行的辩护机制。但如果强调的是“制造过程”，那么要求解释产生信念的机制，而不问其认识论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除非社会约定，否则不会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区分出真与假的信念，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

社会建构与科学哲学之争的关键还在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争。科学或更为一般的经验探索，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去发现世界可能是如何，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得服从具有权威的哲学判断，以确保是合理的知识。科学哲学本身就具有某些毫无疑问的评价标准，如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无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这套规范都是无时间性的。

社会建构主义关键点在于拒斥这种“第一哲学”，他们认为，首先，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的区分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其次，有关劳动分工的问题，也即科学家的工作在前，哲学家的工作在后。这特别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趋向于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在时间上后继，是寻求对“完成了的”陈述系统的永恒的评价标准。再次，它还会产生出科学家自己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角色与权利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把评价权威置于科学家之上，以致蔑视实际的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决定权。

社会建构主义还认为，作为一种合理的论证的辩护模式，消除了科学研究实际上所涉及的艰苦工作。在具有逻辑重构特征的论证被形成之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的艰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哲学家来说，论证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会显现科学家实际上所显现的工作步骤。这种重构或许可能表明我们外行人能够接受的科学结论，但这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理想化了认知活动的概念。如果认为这种重构代表着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推理，那么这与科学家的实践的认知活动无关。

这种区分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发现的(逻辑)理性的明确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视发现的过程为随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运的。因此，科学哲学倾向于放弃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说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进行研究的实际场所的混沌状态的语境。获取带有真理主张的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获取了他们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果，但科学哲学家总是要施展他们的想像力、理论与实验方法的严格性来制止这类混乱的语境，他们所制造的理论能够被合法化与建构为真理的命题，他们为科学家制造了带有彻底简明与确定特性的逻辑的评价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发现的语境，就像语境自身一样，是不能被化为经验的。但对辩护语境的分析却给形式逻辑以特权。“赖欣巴哈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的要点在于有关科学数据产生的信息是无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评价的。”[9]还有另外一种区分，即“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确定为逻辑的，而外部被认为是经验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突破点就在于寻求发现中逻辑的作用，寻求辩护中的科学合理性的产生的社会致因。这样，逻辑在发现中就具有作用，社会与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价值”在辩护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价值”一词的引入，两种语境的区分中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持有的发现的与辩护的区分，目的在于强调上述“价值”对理论的评价(规范标准)的无关性。规范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的结果：两者间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两种语境的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教条。社会建构主义否认这种鸿沟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的对抗，甚至超过了它与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的对抗。强纲领SSK要求用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哲学，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尔不断地把传统哲学及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目标。强纲领的整个事业就是特别关注于用社会学来取代所有的传统的认识论，继承了被称之为哲学的所有主题”[10]。

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与推理对辩护是关键的。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当他们把观察与推理置于其真实的语境之中时，这些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哲学家所归属的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是在观察；他们在特殊的场所，为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与操作特殊的实验，他们用特殊的测量仪器来计算特殊的样本，他们为特殊的田野研究选择特殊的场所。科学家并不理性；他们解释观察与实验，他们支持或批评猜测或假说，他们推理出结果，他们把模式扩展到新领域。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过程中，他们有着多种理由来进行一种特殊的选择与决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应用、审美价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就是包含在“社会”大伞下的各种因素。社会学家主张知识生产就体现在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这样的实际实践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脱离了在哲学描述中的理想，知识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描述的那种优越性。

三、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波普看来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科学方法论中寻求答案，因为，方法论可以解释科学在提供有关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识方面的优越性。在波普以前，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通过经验积累的经验证据来为理论做出辩护，科学家运用确定的事实来证实理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科学就在向真理迈进。波普意识到，这种实证主义的策略会因为归纳问题而搁浅。因此，他更偏向于证伪而不是证实，用猜想代替了确定的真理。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想与严厉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学家从问题出发，走向逻辑概括与基本语句，这些理论概括与基本语句在原则上都是可反驳的。猜想越大胆，科学(客观知识)进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学必须接受严厉的判决性实验的检验，尽最大的努力去反驳理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学不是证实的游戏(寻求与普遍的理论相吻合的证据)，而是反驳的游戏(寻求证据来反驳它)，科学理论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胆的猜测。波普的证伪主义为区分科学语句与非科学语句提供了一个划界标准。对波普的划界标准，柯林斯认为其问题集中在证伪性的经验证据是否具有可重复性这一点上。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作为一个逻辑条件，而证实与证伪却是实际的观察与实验的过程，波普与柯林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证伪是用直白而清晰证据去反驳理论，还是说证伪过程具有解释的模糊性，只有通过复杂的社会磋商来解决。此时，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谓的“实验者回归”的问题：最著名的论证出现在其《改变秩序》一书所讨论的韦伯对引力波探测的实验中。最初的发现刺激了大量在实验上“重复验证”的努力，包括许多物理学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测器”。结果是一组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测实验，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结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力波是否已经被探测到的问题同样也是实验是否有能力的问题，什么样的探测器被正确地设计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能说什么样的实验是有能力的，什么样的探测器是好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实验是能胜任的，我们就能说引力波是什么样的。这样，在柯林斯看来，并不存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合理的实验结果或者一种好的实验仪器，所有评价仪器的标准依赖于仪器在实验中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一种实验的循环：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得。柯林斯坚持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要困扰任何实验者。这就是“实验者回归”。在实践中，这种回归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谈判来解决的，并且这种谈判并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的，特别是由参与这场争论的科学家盟友与其敌人所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过程。“核心群”成员的活动，是运用“磋商策略”来打破实验者的回归，其结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满意的“适当的科学知识”。正是“核心群赋予社会偶然性以方法论的正当性”[11]。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实验并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础。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正是科学家之间的谈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决定着什么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实验，决定着什么才能算作实验结果，因此，这项研究对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提出了挑战。确定某些实验是否重复、是否可信，这仅是权力的显现，是一种文化与修辞的游戏，结果，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就成为科学家之间磋商的产物，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总之，20世纪70年代布鲁尔提出了强纲领之后，标志着科学哲学出现了社会学转向，传统的科学哲学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应该承认强纲领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这主要因为它突破了传统哲学预设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不可被社会学家碰的，打开了科学知识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科学知识的广阔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语境，正确地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社会因素是首要并且是决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借助于权力与修辞手段社会性建构出来的；在这建构过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贬低甚至完全忽视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断了知识与物理世界的联系，显然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也没有给科学的内在逻辑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样：“在对科学知识的实际产生和演化过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状态的基本作用被社会语境所取代(在这种社会语境中研究资源以一种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认识论术语，诸如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应该相应地用社会术语所取代(诸如由某些研究资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证据等)。而这必然导致去消解科学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学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与揭示自然奥秘联系在一起。”[12]因此，对科学哲学中传统问题的探讨，我们不光要重视社会维度，也要更重视自然维度，不能顾此失彼。当然，我们也不赞同科学哲学中的反映论传统，我们应该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表征走向干预。这种实践的科学观它包容了诸如自然与社会、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实践范畴因而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制造出科学。这一过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强行地化归为单一要素(如化归为自然，或化归为社会)，而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科学是在各种异质性要素的辩证的综合的语境之中突现出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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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方在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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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OLLISM.Thesocialdestructionofreality[M]//HOLLISM，LUKESS.Rationalityandrelativism.Oxford：BlackwellPress，1982：69.

[7]LAUDANL.Thepeudoscienceofscience[M]//BROWNJR.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Holand：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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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LEZAKP.Bloor''''sBluff[J].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1991，5(3)：241-256.

篇2

 

"现代科学正逐步走向分支化和一体化。当今的科学如同一棵健壮生长的大树，迅速的分化，产生大量的分枝，故而学科也越来越多，越分越细。与此同时，综合科学、边沿科学也不断出现，从表面看感觉毫不相关、极不相同的学科也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甚至多学科交叉融合提升其创新能力，其结果使得科学知识内容开始越来越复杂。

 

科学的数量集约化已经超出了人们日常认识能力。这种科学发展的规律加速了人们思想方法的改变，导致了系统性思维方式的出现。至此，观察者在考察问题时要以"系统"为中心而不再以实物为中心，另一方面，在认识一切客观现象实体的同时，还须将其作为一个系统，以及一个更高级系统的部分和要素。现代系统哲学强调系统的存在和构成，同时也关注对系统事物的发生、转化、关联等方面的认识。科学一体化打破了原有的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同学科存在的共同规律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不仅审视科学发展的各个领域或分支，而且更加注重考察科学的整体以及整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科学知识的整体化，要求人们的思维方法必须具有整体性。高校的科研团队管理也是如此。

 

一、系统哲学视角下的高校科研团队的现状

 

高校科研团队是由一些科学研究人员以科学技术创新为目的而组成的研究性群体。团队成员之间知识共享、技能互补，科研发展愿景相同，而且共同承担研究责任。科研团队由团队主持者和团队若干成员构成。团队主持者要有着扎实的专业基础与背景，其权威来自专业影响力。团队成员本着自愿的原则参加团队科研工作，并且能够自我管理;团队主持者拥有管理权，而决策权掌握在各位成员手里;科研团队中人人平等，共同参与项目的研发。非团队运作的科研群体与科研团队有着明显的区别，只有依存度高且个人目标服从群体目标，有着科研共识的群体才称得上是科研团队。依系统论的原理看来，高校科研团队仿佛相当于一个"企业",它包含个人的、团体的、社会的、物质的等几方面要素，也可看成一个"合作系统".高校科研团队管理的核心就是诸多要素的协调与发展。

 

进入到新世纪以来，我国诸多大学将"进军世界一流大学、具有较强科研实力和较高科研水平"作为学校发展建设的奋斗目标，指向建设研究型或教学研究型大学。故而特别重视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经费的申请。对于普通高校而言，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部分高校和近年来新升本科高校，他们的科研水平普遍不高，科研能力有限，受困于一些自身的局限，科研工作很难有大作为。如何在科研项目申请、研究工作中取得进步并获得相对优势呢?怎么去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怎么去研究具有创新性、颇具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呢?

 

这是高校追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问题之钥就是组建素质过硬、结构合理的科学研究团队，并对其进行科学有效地管理。

 

目前高校科研团队存在的现状有：一是"近亲联姻"多、"内外结合"少.高校许多团队是硕博士导师和其学生组成，这些团队研究方向较为固定，互补性差，创新活力有限，难有大作为。二是"方向负责人"多、"战略大师"颇少。在知识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的总量在迅速膨胀。如数学一科，就有一千多个研究方向，像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庞加莱那样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如今是寥寥无几。一个学者精于所学学科的一二个方向已属难能可贵，精通多个研究方向的人才更是不太现实的问题。这样，一个学科的多个研究方向就有多个负责人。他们带队组成一个或几个研究团队，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开展工作。各方向负责人彼此之间缺少创新目标的牵引，难以形成合力支撑整个学科发展。三是"拉郎配"多、"自由恋"少。团队主持者为了申请项目的需要，临时按研究分工在各专业选取相关人员而组建的科研团队。这些团队目标指向单一，即以申请完成项目需要为前提、功利性强、短期行为多、稳定性较差。目前高校缺乏具有相同研究志趣、学科知识互补的人才的自主结合。跨专业、跨校、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的研究团队更显珍贵。

 

二、系统哲学视角下高校科研团队的特点和作用

 

1.高校科研团队的特点。一是研究目标要明确具体，研究方向要特色鲜明，具有独创性。研究目标和方向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当然也可以根据现实条件进行适当调整，但一般来说，团队的核心研究方向应该具有阶段的相对稳定性。二是科研团队成员之间优势互补。所谓的"优势互补",就是团队成员各有所长，有的成员是擅长理论分析，有的成员是擅于实验操作，有的成员擅于市场推广等等。尤其是在强调"产学研"一体化的今天，成员之间的优势互补显得至关重要。三是民主是主旋律。科研团队成员之间合作共赢、互为依存，擅于倾听、各有贡献。四是科研团队的总设计师是团队领导者。

 

他不仅学术精湛，而且还善于沟通。不仅是管家，而且还是外交家，在争取项目和外部资源方面擅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

 

五是科研团队新成果的产生具有高效性和持续性。群体的智力资源整合了每位成员的个人智慧，新成果的产生较之于单兵作战更快捷、更持久。六是责任共担、荣誉共享。科研团队的成员具有相同的目标期待，在工作过程中，他们分担责任，荣辱与共。完成工作目标时，共同接受奖励与激励。

 

2.高校科研团队的作用。一般来说，高校科研团队的作用主要有：一是科研团队的构建与创新工作有利于高校特色学科的培育。高校的办学特色在于特色学科。高校可依据现有的科研实力及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有目的组建科研团队。

 

通过科研团队成员协力攻关，获得科研成果，进而促进学科特色的形成，支撑学科及专业的发展。二是有利于人才培养。

 

科研团队以团队主持者为核心进行建设，团队主持者必须是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必须具有跨学科的学识背景，具有较高专业影响力和沟通管理能力的"帅才".学术带头人遴选学术骨干和学术新秀组建科研团队，这不仅利于科研目标的完成，更重要的是研究过程中对人才的培养和提高。三是有利于科技创新。科研团队成员有着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专长。他们间学科互补，在一起合作交流、探讨切磋。各种意见的碰撞与争论都有利于创新思想、方法的产生，这样容易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利于产生科研成果和科技创新。四是有利于科研方向的整合。一些具有较好的学科背景和良好研究基础的学术精英带头组建科研团队，这不仅能够对其已有的研究方向进行提高和扩充，而且还可以使各成员的研究力量得到较好的凝聚，使得科研团队中的各种力量紧紧围绕既定的研究方向，形成研究合力.

 

三、系统哲学视角下建设管理的影响因子和遵循的原则

 

系统哲学强调系统性，探讨高校科研团队的管理，必须考察科研团队的影响因子。科研团队的影响因子概而言之有五个：适度的规模、专业技能的互补、相同的绩效目标、和谐的团体精神及责任的共担。

 

第一，适度的规模。团队成员不能过多、过杂，专业背景要精心选取，否则在相互交流时就会遇到较多困难，很难在科研工作中达成一致，从而会造成成员之间凝聚力低、团队忠诚度差、彼此之间缺乏信赖。

 

第二，各成员专业技能互补。科研团队在开展科研工作时，需要三方面的技能。首先要求各成员有扎实的专业教育背景，也就是要有良好的专业知识技能;其次是团队成员要受过科研方面的训练，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有着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是团队工作强调合作共赢，各成员都需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这一点容易被忽视，其实对于团队来说只有成员间精诚合作，风险共担，才能攻克难关，取得预期的成果。

 

第三，绩效目标相同。团队的存在依赖于各个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绩效目标。它是团队凝聚力的源泉，亦关乎团队工作的成败。在共同目标的统领下，成员开展研究工作。总目标可以分解为具体的、可量化的若干个子目标，依据完成情况对成员进行绩效考核和评估。

 

第四，和谐的团队精神。成功的科研团队应该拥有自己的团队文化，各成员拥有较为一致的科研指向，并且具有相似的价值取向，进而才能提炼出和谐的团队精神。在这一精神统领下，各成员才能完成团队共同的目标。

 

第五，责任的共担。团队主持者和各成员共同承担着团队责任，责任有大小和不同。这里所说的共担不仅指个人责任感的问题，而是成员之间的互动，即责任与信任。这是支持科研团队完成科研任务的重要保证。

 

基于此，科研团队管理工作应该遵循如下的原则：从宏观层面研究，也就是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对科研团队的管理应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是结合校情，因势利导。校系(院)相关领导和科研管理部门及人事、教学等相关部门，要有意识培养、引进相关学科人才，因势利导组建科研团队，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给予人财物方面的大力支持，使其尽快成长壮大起来。第二是精挑细选，逐步培育。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要与各系院紧密合作，对全校的人才构成及传统科研优势进行评估，提出构建科研团队方案。同时，对学术带头人和团队成员进行培养，可邀请同行专家做讲座，交流研究经验，或者派出人员去学习提高等等。第三适时调整，兼顾稳定。科研团队中的人员构成在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也要兼顾动态平衡，及时处理科研团队内外部的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保证科研团队整体的效能。正确对待新老交替现象，只有掌握好适时调整的原则，才能保证科研团队工作的连续和有效性，方能使科研团队具有良好的战斗力。

 

从微观层面研究，也就是科研内部的自我管理也应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是凝心聚力，适度激励。团队领导者工作中要注意培养成员集体荣誉感、强化团队合作意识和提高工作向心力，注意"物化"方面的奖励和利益分享。激励时必须区别对待，贡献有大小，回报亦应不同。第二是群策群力，适当授权。科研团队的主要任务是科学技术创新，因而同时亦具有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团队主持者对各位成员有适当的授权，令每位成员能够适度参与决策，方能使其各尽其责。

 

团队领导者决策压力减轻了，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去思考更具战略意义的课题。三是智力整合，知识共享。好的科研团队是整合了各成员的创造智力为群体智慧、努力营造知识共享的科研氛围，使成员能够自觉自愿地付诸科研行动。

 

综上，高校科研团队的管理，事关大局，微观上说影响学校科研实力的提升和学校的发展;宏观上说影响科技进步和创新成果的产生。因此，管理者要将科研团队管理作为高校管理的子系统来对待，绝不是一个部门、几个人就可以做好的。高校管理者要以战略发展的高度，协调各有关部门，做好高校科研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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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康旭东，王前，郭东明。科研团队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J].科学学研究，2005(2)。

篇3

[关键词] 急性心肌梗死；可溶性Fas；同型半胱氨酸

[中图分类号] R54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721（2011）02（c）-007－02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soluble Fas and Hcy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YANG Zhaoying1,3, LI Jinliang2, WU Suisheng3

(1.Department of Gerontal Cardiology, Heilongjiang Province Hospital, Harbin 150036, China; 2.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Heilongjiang Province Hospital, Harbin 150036, China; 3.Department of Cadre Ward,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of serum soluble Fas (sFas) and Hcy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Methods: Serum sFas and Hcy (with ELISA) levels were measured in 42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40 controls. Results:Levels of serum sFas and Hc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atients than those in controls (P

[Key words]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Soluble Fas (sFas); Homocysteine (Hcy)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全球致死率最高的主要疾病之一。目前研究证实，Hcy水平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1]。Fas是调节细胞凋亡的Ⅰ型跨膜糖受体，作为重要的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物质参与粥样斑块的形成和进展[2]。国内尚少见有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sFas水平与Hcy水平相关性的报道，为此笔者对本院42例心肌梗死患者和40例正常健康人进行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急性心梗（AMI）组病例来自本院2009年10月～2010年6月的住院患者。根据辅助检查，严格按照2001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推荐的诊断标准[3]，入院急性心梗组患者42例，男24例，女18例。

1.1.2 正常对照组入选40例，男20例，女20例，均为本院体检中心经健康体检合格的正常人，无心、肝、肺、肾等重要脏器疾患，肝肾功能正常，无心脑血管疾病史。以上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组成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1.2.1 血清sFas水平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测定血清中sFas，试剂盒购自上海森熊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操作按说明书。

1.2.2 血清Hcy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试剂盒购自晶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操作按说明书。

1.3 统计学处理

所测数据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相关分析采用直线回归，以相关系数（r）表示，均以双侧P

2 结果

2.1 急性心肌梗死（AMI）组和正常对照组血清sFas与Hcy含量

结果见表1。

2.2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sFas水平与Hcy水平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sFas水平与Hcy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呈明显正相关（r=0.586，P

3 讨论

Fas抗原主要表达于激活的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等炎性细胞的表面，与FasL结合后介导细胞的凋亡。sFas是由Fas抗原在转录水平的不同拼接而成，游离于血清中，可阻断Fas配体传导的信号。Boylle JJ等[4]提出sFas增高介导的VSMCs凋亡增多，纤维帽张力下降可直接导致斑块破裂，参与急性冠脉事件的发生。另有研究发现[5]冠心病患者sFas水平升高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使动因素，由于激活的T淋巴细胞凋亡受抑制造成T淋巴细胞自身持久及过度活化，一方面加速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6]，促使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另一方面可能造成斑块内细胞成分的破坏，致斑块不稳定[4]，从而导致冠脉事件的发生发展。本文结果显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sFas水平非常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

近年来研究表明，高Hcy血症是缺血性血管病的重要危险因素[7]。其发病机制可能为：血浆中Hcy水平升高可能促进氧自由基的生成，引起内皮细胞的损伤；血浆中Hcy增高可能促进动脉平滑肌细胞的增生，加速LDL脂蛋白的氧化，从而增加泡沫细胞的形成，致使血管壁增厚，导致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激活黏附和凝血因子的活性，导致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Hcy还可能作为一种血栓剂影响血栓调节素的高表达和蛋白C的形成；本文结果表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Hcy水平非常显著地高于正常对照组（P

本研究中还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sFas水平与Hcy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呈明显正相关（r=0.586，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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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立雄,吴京.血浆同型半胱氨酸与冠心病关系研究[J].检验医学,2008,23(4):428-429.

篇4

关键词：血液透析；室性早搏；稳心颗粒；美托洛尔

中图分类号：R541.7R289.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349（2012）09151502

随着终末期肾衰竭患者血透治疗的迅速发展，与血液透析相关的并发症患者也在大幅度增加，其中心血管并发症居高不下，心律失常就是一类复杂而又容易危及生命的并发症。抗心律失常西药虽然取得较大进步，而许多药物不易透过血透膜，加上患者合并多脏器病变，长期使用，它们的毒副反应明显增加，常常导致病情恶化[1]。中药制剂稳心颗粒经过近20年的研究[2]，证实是一种多离子通道调节剂，对房性、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有效率高，不良反应少。β受体阻滞剂如美托洛尔（倍他乐克），能抑制心脏电风暴发作，长期使用可减少心源性猝死，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为此，我院血透中心对患者并发的室性早搏给予稳心颗粒联合倍他乐克治疗效果明显。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病例选择我院血液透析中心2008年8月―2012年2月的血透患者。入选标准：经心电图诊断的室性早搏二联律、三联律；动态心电图24h内任何时段1h内室性早搏大于300次者或大于1000次/24h；短阵室速。所有入选病例停用其他抗心律失常或对心脏电生理有影响的药物5个半衰期。排除标准：有症状的显著心动过缓性心律失常，如病态窦房结综合征、Ⅱ度以上房室传导阻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重度心力衰竭、洋地黄中毒、中度以上心包积液；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慢性肺功能及肝功能障碍；拒绝用药及失访者。全部病例行常规体检及辅助检查，包括血液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凝血功能、甲状腺功能、甲状旁腺功能、超声心动图、胸部X光摄片及超声检查肝、肾等。

1.2临床资料共观察92例，男54例，女38例，年龄17岁～80岁（48岁±11岁）。38例为慢性肾小球肾炎，33例为高血压肾损害，19例为糖尿病肾病，2例为多囊肾。对患者出现的其他并发症均及时做相关处理。

1.3治疗方法随机分为3组。倍他乐克组31例，给予倍他乐克，开始50mg/d，2周内增到100mg/d～150mg/d。稳心颗粒组29例，给予稳心颗粒（无糖型）5g～10g，开水冲服，每日3次；稳心颗粒合用倍他乐克组（联合组）32例（包括对单用倍他乐克或稳心颗粒无效的6例），给予稳心颗粒加倍他乐克，剂量及服法同上。3组均连服8周为一个疗程。

1.4疗效评价服药过程中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药物不良反应。疗程结束时，对所有完成观察的患者，做入选时的全部检查项目，并做24h动态心电图检查。心悸、心绞痛、胸闷等症状消失或减轻为有效。室性早搏治疗有效判定标准：显效，室性早搏消失或减少大于90%；有效，室早减少大于50%；无效，未达到上述标准。药物致心律失常的判断标准：出现治疗前没有的心律失常，室性心律失常较治疗前明显增多或恶化。

1.5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3讨论

终末期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大多数有多脏器并发症，其中心脏并发症发生率极高，约40%合并冠心病，尸检也证实约有20%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危险因素包括吸烟、高血压病、左心室肥厚、糖尿病、高脂血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我院近3年血液透析者有65.4%（136/208）合并心脏病变。其中有3例心绞痛发作频繁，药物控制不佳，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狭窄大于75%而植入支架。未入选患者中，有2例在血液透析期间猝死。为了降低包括心脏并发症在内的多脏器病变，应重视血液透析治疗方案的个体化，在处理上述诱因的基础上，还应该积极纠正电解质紊乱、贫血等诸多临床情况。医患关系的良好沟通，化解患者的心理负担。指导患者摄入合理、均衡的营养饮食，改善营养状况。鼓励患者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等等，都会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加自信心，更好地配合治疗。

目前，对快速性心律失常的治疗仍以化学药物为主，对血透患者并发的室性早搏及短阵室速的处理十分棘手。某些离子通道阻滞剂，虽有一定疗效，但由于具有心脏毒性，心外副反应等因素，或不能透过血透膜，长期使用会出现明显的致心律失常而被迫放弃。如美西律、胺碘酮等，对血液透析患者并发的心律失常应用，尚缺乏相关安全性的研究[1]。

倍他乐克属肾上腺素能β1受体阻滞剂，抑制细胞内钙超载及儿茶酚胺诱发的非折返性活动，不但对窦性心动过速、房性早搏及房性心动过速有效，而且对缺血性心脏病，包括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并发的快速室性心律失常疗效肯定，对防治室速、心室纤维颤动的电风暴疗效也被证实。该药可透过血透膜，长期使用可增加心脏β受体密度，改善心肌结构重塑及电重塑，对QT间期无影响，改善心脏舒张期充盈，增加心室纤维颤动阈值[1]。根据本临床观察，血液透析患者对倍他乐克耐受性好，即使在每日剂量增至100mg以上，如血液透析后服药，会避免出现低血压。出现的窦性心动过缓，经对症处理，无一例需停药。较大剂量的倍他乐克长期使用可能会引起血糖、血脂代谢紊乱。血透能降低血糖水平约20%左右，对糖尿病肾病血透者，通常无需调整降糖药物。而中小剂量的他汀类、贝特类或烟酸联合运用还是比较安全的，对调节血脂、稳定血管内斑块、预防心脑血管事件疗效确切。

稳心颗粒是国家批准的唯一治疗心律失常的中成药，主要成分为党参、黄芪、三七、琥珀和甘松。近20年来，大量的国内外基础实验研究证实，三七、甘松是多离子通道调节剂，作用于心肌细胞动作电位1、2、3相，延长有效不应期，抑制触发活动，改善心率变化引起的复极波动，增加心肌兴奋阈值及心室纤维颤动阈值，缩短心室壁跨膜离散度[1]。临床观察也取可喜效果，对多种病因所致的房性及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有效率分别为70%和81.7%，不但症状改善，还可减少心绞痛的发作，改善心功能，且无致心律失常的副反应[1]。急慢性毒性试验表明，对动物的一般状态、体重、外周白细胞、肝功能、肾功能及内脏病理学检查，均未发现任何毒性反应。本观察提示，两者配合使用疗效明显提高，且副反应少，适合于长期使用，具有推广应用的前景。

篇5

【关键词】 黛力新； 心血管； 帕罗西汀； 焦虑； 抑郁

中图分类号 R749.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4）7-0046-02

在临床上，心血管内科疾病患者中，发生心理障碍的主要症状为：焦虑、抑郁以及躯体化障碍等，患者的发病率在逐渐上升。根据相关的研究发现，目前大概有25.0%～40.0%的患者发生心理障碍或者伴有心理障碍疾病，并且在心内科中非常常见[1]。对患者采用药物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障碍症状，有效地控制患者的急性发作。笔者所在医院对收治的心理障碍疾病患者采用黛力新和帕罗西汀治疗，探讨和分析其治疗心血管内科患者的焦虑/抑郁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1月-2013年4月笔者所在医院心内科收治的200例轻中度、重度焦虑/抑郁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100例。对照组男60例，女40例，年龄32～68岁，平均（45.0±2.0）岁；轻度焦虑/抑郁30例，中度焦虑/抑郁为10例，重度焦虑/抑郁为60例。试验组男59例，女41例，年龄34～67岁，平均（44.5±3.0）岁；轻度焦虑/抑郁29例，中度焦虑/抑郁为11例，重度焦虑/抑郁为6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评估方法 采用医院焦虑/抑郁情绪测定表对患者进行自评打分，正常：0～7分；焦虑/抑郁：≥8分。由专业人员采用Hamilton焦虑量表（HAMA）和Hamilton抑郁量表（HAMA-17）对患者进行心理评定[2]。严重焦虑：HAMA总分>29分；中度焦虑：21～28分；轻度焦虑：14～20分。严重抑郁：HAMA-17总分>35分；中度抑郁：20～34分；轻度抑郁：14～19分。

1.2.2 治疗方法 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心理治疗和患者进行自我调节之后，对照组给予黛力新（H.LundbeckA/S，批准文号：注册证号BH20020474）治疗，1片/次，早晨和中午分别服用1片。在治疗1周之后，剂量改为1片/d。试验组给予帕罗西汀（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10950043）20.0 mg治疗，1片/d。两组患者分别治疗1个月。

1.3 疗效评价标准

疗效评定：按HAMA减分率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本研究中，186例患者完成了治疗，其中对照组8例退出试验，试验组6例退出试验。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治疗1周之后，患者的症状都得到了改善。试验组：2例患者出现口干和心率增快以及头晕等症状；对照组：3例患者出现嗜睡和体重增加等情况。

轻中轻度焦虑/抑郁：试验组（40例）：痊愈23例，显著进步10例，进步1例，无效6例；对照组（40例）：痊愈24例，显著进步10例，进步1例，无效5例；试验组和对照组治疗中轻度焦虑/抑郁患者的有效率分别为85.0%、8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重度焦虑/抑郁试验组（60例）：痊愈40例，显著进步10例，进步1例，无效9例；对照组（60例）：痊愈20例，显著进步9例，进步8例，无效23例；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治疗重度焦虑/抑郁的有效率分别为85.0%、6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目前，对于患者发生心理障碍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可能与患者的遗传因素和来自社会的精神压力等有关，使得患者的神经内分泌和中枢神经递质功能发生异常有关[3]。然而，患者发生心理障碍是有一定的神经生物学变化基础，主要是由于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含量出现一定的减少，进而使得患者出现拟交感胺的代谢异常情况。

在人体中，交感神经的中枢主要是下视丘，患者发生心脏神经症病变的部位可能发生在下视丘。在心内科疾病患者中，发生心理障碍的患者非常多，发生焦虑情绪的患者占10.0%，心脏疾病住院患者发生焦虑和抑郁情况的几率分别为42.5%、25.0%[4]。大多数胸痛患者的临床症状主要是由于患者发生焦虑和抑郁，并不是患者出现冠状脉出血而引起[5]。对患者进行心理障碍治疗的主要目的是使患者由心理障碍所引发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得到减少或者消除，进而使得患者的预后情况得到有效地改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控制和减少并发症和复发的发生。

帕罗西汀是一种选择性的5-HT再摄取抑制剂，是目前新研制的一种新类型抗抑郁药物[6]。主要作用是选择性抑制5-HT再摄取，进而使得突触间隙5-HT的含量得到增加，进而达到治疗的效果[7]。这种药物的抗胆碱能不良反应非常小，并且对人体的血管和肝肾功能造成的影响非常小，同时具有比较轻的镇静作用，患者具有非常好的耐受性和药物治疗依从性，服药方便和安全。在复合制剂黛力新中，含有杂环类抗抑郁剂四甲蒽丙胺以及神经阻滞剂三氟噻吨，主要是使得突触间隙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以及5-羟色胺等含量升高，具有非常好的治疗协同效果[8]。此外，能够有效地治疗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使得患者的躯体症状得到有效地改善。经过此次的研究发现，在这200例患者中，186例患者完成了治疗，其中对照组8例退出试验，试验组6例退出试验。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治疗1周之后，患者的症状都得到了改善。特别是治疗3～4周的时候，改善特别明显。试验组：2例患者出现口干和心率增快以及头晕等症状；对照组：3例患者出现嗜睡和体重增加等情况。两组患者的血常规和血脂以及肝肾功能等在治疗前后没有差异。试验组和对照组治疗轻中度焦虑/抑郁的有效率分别为85.0%、8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治疗重度焦虑/抑郁的有效率分别为85.0%、6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采用黛力新和帕罗西汀对心血管内科疾病患者进行治疗，两种在抗抑郁和中度焦虑等治疗上没有明显差异，但黛力新的价格相对要比较便宜，具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可以作为首选药物。但对于重度焦虑和抑郁疾病的患者，帕罗西汀的效果则更加明显，可在早期时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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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 骨折延迟愈合；血液流变学；可溶性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人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人胰岛素生长因子1；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中图分类号] R6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9（c）-0043-03

骨折是骨外科常见疾病，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加剧，其发病率居高不下。骨折延迟愈合是骨科医师经常面对的重要问题，尽管骨折治疗手段不断推陈出新，但骨折延迟愈合的发生率仍然高达8%～10%。骨折在正常的愈合时间未达到骨折完全愈合的标准，则称为骨折延迟愈合，X线主要表现为骨折线明显，骨折端骨痂少或者无明显骨痂形成[1-2]。骨折延迟愈合不仅使患者恢复时间延长，且增加了再次手术的风险，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很大的影响[3-4]。如何正确及时有效地恢复骨折愈合是如今研究的重要内容。

目前研究显示，除影响骨折愈合的物理因素外，患者自身内在因素如血液流变学及血清可溶性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soluble 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sVCAM-1）、人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sICAM-1）、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水平等同样是影响骨折愈合的重要因素[5-8]。本研究对65例骨折延迟患者及65例骨折愈合正常的患者的血流变指标及血清sVCAM-1、sICAM-1、PDGF、IGF-1水平进行研究比较，现在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0年8月～2012年10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我院”）收治的骨折延迟愈合患者65例为研究组，其中，男38例，女27例，年龄23～72岁，平均（48.6±6.2）岁；闭合性骨折35例，开放性骨折30例；按照AO分型：A型骨折16例，B型骨折35例，C型骨折14例；骨折部位：肱骨干骨折15例，胫腓骨骨折22例，股骨颈骨折17例，尺桡骨骨折11例。选取同期我院治疗的骨折愈合正常患者65例为对照组，其中，男35例，女30例，年龄21～74岁，平均（49.1±6.5）岁；闭合性骨折37例，开放性骨折28例；按照AO分型：A型骨折15例，B型骨折37例，C型骨折13例；骨折部位：肱骨干骨折14例，胫腓骨骨折24例，股骨颈骨折16例，尺桡骨骨折11例。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参加研究，且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两组患者年龄、性别、骨折类型、骨折部位，同部位、同种类型骨折的治疗方法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分别于患者骨折后1、8、12周，抽取所有患者晨起空腹静脉血5 mL，分离血清，放置于-40℃保存备用。血清sVCAM-1、sICAM-1、PDGF、IGF-1水平的检测分别使用sVCAM-1 ELISA试剂盒、sICAM-1 ELISA试剂盒、PDGF ELISA试剂盒和IGF-1 ELISA检测试剂盒，由2名有资质的检验人员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所有试剂盒均由上海江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血液流变学的检测主要检测：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刚性指数、血浆黏度检测均使用ZL6000i全自动血液流变学分析仪（上海澜瑞科技医疗有限公司生产），由我院检验科医师进行操作。统计两组患者的上述所有数据，并进行统计学比较。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6.0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独立样本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的比较

两组患者骨折1周时的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刚性指数、血浆黏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 = 1.15、1.78、0.99，P > 0.05）。两组患者骨折8、12周时红细胞刚性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77、0.69，P > 0.05）；两组患者骨折8、12周时的红细胞聚集指数、血浆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血清人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可溶性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比较

两组患者骨折1周时的血清sICAM-1、sVCAM-1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99、0.79、1.25，P > 0.05）。两组患者骨折8、12周的血清sICAM-1、sVCAM-1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的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比较

两组患者骨折1周时的血清IGF-1和PDGF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69、0.97，P > 0.05）。两组患者骨折8、12周的血清IGF-1和PDGF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3 讨论

骨折延迟愈合对患者的治疗效果及预后具有严重的影响，导致骨折患者的综合生存状态处于相对较差的状态。目前，引起其骨折的物理性因素成为研究影响骨折愈合相关因素的主要倾向，而针对患者自身相关指标对骨折愈合的影响，尤其是血清中相关指标的研究相对较少[9]。近些年来，临床中越来越重视影响患者骨折愈合的内在因素，相关研究日益增加。

临床中较为常用的检测因子如血液流变学，其主要研究血液变形性及血液流动性，可有效反映机体的血液黏滞程度，本研究中发现研究组患者血流变学指标在其骨折8、12周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骨折延迟愈合患者的血浆黏稠度较高，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机体的血液循环，同时给骨折部位及其周围的血供带来负面的影响，而血供是保证骨折愈合效果及速度的重要方面[10]，最终影响到患者的骨折愈合过程。同时血凝升高、血流淤滞也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条件，增加骨折患者并发症的出现，延长骨折愈合时间。因此，血液流变学的早期检测，早期了解血液黏稠度，对骨折的愈合以及预防静脉血栓的形成，预测骨折愈合转归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另外，sICAM-1、sVCAM-1是临床中较为常用的细胞间及细胞外基质的黏附因子，其可诱导机体中炎症细胞的黏附与趋化作用，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患者在骨折8、12周sICAM-1、sVCAM-1较对照组显著增高，这可导致骨折愈合康复过程中的炎性状态，从而对骨折的愈合情况产生不利的影响[11-12]。可见血清高水平sICAM-1、sVCAM-1的出现可能导致骨折延迟愈合的发生，动态监测骨折患者ICAM-1和VCAM-1血清水平的变化，对预测骨折延迟愈合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并利于临床工作中进行早期干预。

本研究同时发现研究组患者血清PDGF、IGF-1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DGF、IGF-1为重要的骨生长刺激因子，在骨折修复过程中对间充质细胞增殖、分化起到调节，并促进软骨细胞和成骨细胞增生，诱导软骨内成骨和膜内成骨过程[13-14]，由此可见，PDGF、IGF-1水平降低可能是导致骨折延迟愈合愈合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

本研究发现，骨折患者血液粘滞程度的增加以及血清sICAM-1、sVCAM-1的升高、PDGF、IGF-1的降低，可能是其导致延迟愈合的重要内在因素，对骨折患者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可以通过这些指标的观察来预测患者骨折的愈合情况及转归，及时做出临床干预，减少骨折延迟愈合的发生，同时希望对将来骨折新型治疗方法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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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哲学和科学具有矛盾两重性关系,全部问题都在于对这种关系做出辩证理解与界说。从一般或笼统的意义上说,即从哲学和科学的一般特征与联系上说,哲学当然也是科学的一个部类,也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然而,这种认识还属于一般认识,它只表明二者所具有的某种普遍的共同特征,而没有深入体现二者的不同本质及其区别。如果从哲学和科学的特定含义或不同的特殊本质来看,哲学和科学的确定区别就显示出来,哲学就不再是科学的一个部类。也就是说,哲学并不是实证性的科学系统即“实证科学”系统的一个部门,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实证科学的具有思辨性与超验性特征的特殊的逻辑思维体系。在一般或笼统的意义上说,哲学也是科学,但在特定或严格的意义上说,哲学就不是科学。由于哲学和科学分别具有自身的特殊本质,二者之间也就具有确定的本质区别。由此,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也只能说,哲学不是科学,哲学就是哲学,而科学也不是哲学,科学就是科学。当然,这样的界说又有“同义反复”之嫌。因此,我们又需考虑如何在界说二者关系时能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既反映二者的一般联系又体现二者本质区别的界说。在这种“矛盾”的意义上,我们就只能“辩证”地说:“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不是一门科学。”在这里,“辩证思维”真正体现出一种“矛盾的两重性”,即体现出一种对矛盾双方的复杂关系及其具体含义进行全面性认识的特征。这种辩证综合的全面性认识在于: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科学”。在这里,“科学”的含义就是指“知识体系”而不是指“实证科学”。这一界说,主要是就“哲学”与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一般关系而言。在这种一般性认识中,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还被包含在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之中,由此哲学也就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哲学又不是科学”。在这里,“科学”的含义就不再是指一般“知识体系”而是指“实证科学”。因此,这一界说主要是着眼于“哲学”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的本质区别。在这一界说或认识中,哲学作为“思辨的”学科或学说已不再等同于“实证性”科学而被包含在“科学”之中,由此,哲学也就不再是“科学”的一部分。事实上,说“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无非是说,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学科也被一般包含在“知识体系”中,因而哲学即是“科学”,但同时,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学科又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具有本质区别,因而哲学又不是“科学”,而是超越于“科学”体系之上。显然,当我们说哲学“既是科学”时,这里的“科学”是指“知识体系”(可将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界定为“大科学”),而当我们说哲学“又不是科学”时,这里的“科学”则是指“实证科学”(也可将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界定为“小科学”)。由此,“哲学”就是一种“大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并不是“小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换言之,也只有在“科学”的广义即非严格意义上,哲学才可被视为一门科学,而在“科学”的狭义即严格意义上,哲学就不是科学或不应被视为一门科学。因此,“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的命题就包含着理性思维的辩证矛盾,并体现出“辩证逻辑”的本质特征。在这一命题中,第一个“科学”概念和第二个“科学”概念具有不同含义,前者是指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知识体系”),而后者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实证科学”)。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命题或界说就有偷换概念之嫌,或者有违反“不矛盾律”、“同一律”之嫌。然而,若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来考察,上述命题就完全合理,并且也不违反逻辑思维的规律或理性推论的规则。显然,由于“科学”本身具有两重含义或意义,因而说科学是“知识体系”与说科学是“实证科学”就都没有错,也因此,在上述命题中同时引入“科学”的两重含义或意义而加以综合的辩证界说也就没有错,相反,这种界说或界定恰好能揭示概念的矛盾本性,从而体现出辩证思维的本质特征。在这里,如果固守“形式逻辑”的“非思辨”的形式化思维规则(如“同一律”、“不矛盾律”及“排中律”等),那就只能是在“哲学”自身的本质上界定哲学,从而只能得出“哲学就是哲学”的命题,这显然属于“同义反复”。此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在“科学”的狭义上界定二者关系而得出“哲学不是科学”的命题,二是在“科学”的广义上界定二者关系而得出“哲学就是科学”的命题。然而,“哲学不是科学”或“哲学就是科学”的命题显然都有简单化的“片面界定”的缺陷,同时,两个命题也形成外在对立。由此,上述三种界定都没有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哲学和科学的辩证关系。因此,也只有提出“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的命题并加以辩证的解说,才能真实地、全面地揭示与把握二者关系。还应看到,在辩证逻辑的概念、判断与推理中,包含辩证矛盾不仅无法避免,而且还完全必要,矛盾的两重性思维也正是“思辨的”哲学思维亦即“辩证逻辑”的一种形式、一种方法、一种规则。上述“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以及“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的命题,也同样具有思维的确定性,不过这种确定性已扬弃了单纯的形式规定性而表现为具有真实内容的辩证的矛盾性。在这里,“辩证思维”或“思辨”已把一般和特殊、属和种、相同和相异、相对和绝对、广义和狭义等等事物的区别或矛盾揭示出来,从而也就在一般联系中深入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本质区别。事实上,也只有辩证逻辑的这种矛盾性思维才能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哲学和科学的真实关系,进而深入认识二者关系的历史演变。辩证思维所揭示的哲学和科学的“辩证关系”的“逻辑”也必然与二者关系“实际演进”的“历史”具有统一性。由此,在二者关系上体现的“逻辑”与“历史”的矛盾也就可望在辩证思维中达到统一。

    哲学只能是一门“思辨的科学”而不可能是一门实证科学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把哲学看做一门科学的意义仅是指哲学本身也构成一门学科亦即“思辨的科学”,因而也可被包括在科学的“知识体系”中。然而,哲学作为“思辨的科学”(亦即“思辨哲学”)仍与“实证科学”具有本质区别。从“科学”本身的角度来看,“科学”也呈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在科学的严格意义上存在的“实证科学”,另一种是在科学与哲学关系上呈现的“思辨科学”。在这里,也应注意把“科学”的这两种形态区别开来,即把“科学”的严格意义(“实证科学”意义,这是科学的一种内在本质)与“科学”的非严格意义(“思辨科学”意义,这是科学与哲学的一种外在关联)区别开来。事实上,“思辨科学”概念中的“科学”也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只是指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亦即“哲学”本身)。因此,界定“哲学”是一门“思辨的科学”的最终意义也仍在于把握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科学的区别。因此,对哲学本性及其与科学区别的辩证认识就可深化为下述命题:“哲学只能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而不可能是一门实证的科学。”这一命题主要包含下述含义:首先,“思辨”是哲学的本质特征或特殊本质,亦即是哲学(作为一个“种”概念)的特定本质。在这里,“科学”概念也是在一般广义上使用,即指一种“知识体系”,在此意义上,“科学”(作为一个“属”概念)就可包含“哲学”。因此,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不过是说,“哲学”作为一门思辨的学科是可以被包括在广义的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系统中的。即使这样把哲学界定为一门“思辨的科学”,也并没有把“哲学”和严格意义的“科学”混同起来,“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仍具有与一般狭义的“科学”亦即“实证科学”的本质区别。事实上,要把哲学与科学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开来,除了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之外,并没有别的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也都把哲学视为一门特殊的从事概念推演的纯粹思辨性的科学或学科,而他们界定哲学的本意或要旨也正在于要把哲学同一切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区别开来。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最初的科学分类思想,其中哲学(他称为神学或第一哲学)就已具有研究“存在”的超验、思辨的特性,哲学作为“本体之学”或“形而上学”就已和数学、物理学等专门的科学区别开来。[2](P57、P222)康德则更明确地认定哲学应是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或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科学”[3](P168)。其后,黑格尔进一步把哲学界定为“思辨哲学”或“思辨的科学”而与具有认识的相对性与局限性的“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4](P9、P58)区别开来。依据这些哲学家对哲学本质的理解与界说,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哲学界定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或“思辨哲学”。其次,“实证”是科学的本质特征并由此与哲学区别开来。诚然,科学活动也要运用一定的理性思维或逻辑推论,也要对经验材料进行一定的理论概括或总结,然而,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却并非思辨或纯粹的逻辑推论,而是必须依靠经验观察与实验,而科学的理性思维或推论也要以现实事物为对象,要以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观察为基础。因此,科学也就总是具有一定的“对象性”、“经验性”,或者说,科学最终还是以经验观察为基础或依据,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经验性与实证性的基本特征。诚如黑格尔所说:“一切科学方法总是基于直接的事实,给予的材料,或权宜的假设。在这两种情形之下,都不能满足必然性的形式。所以,凡是志在弥补这种缺陷以达到真正必然性的知识的反思,就是思辨的思维,亦即真正的哲学思维。”[4](P48)由于哲学和科学在研究方法或认识方式上的特征恰好相反,因而二者在推进人类认识上也就具有“互异互补”的性质。再次,认识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要旨还在于把二者区别开来,而此种区别的本质又在于哲学具有“超科学性”。诚然,哲学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哲学的“科学性”也仅是哲学的一种属性,哲学还具有一定的“人学性”乃至“神学性”(历史上的哲学总具有与宗教的密切联系),然而,哲学的根本特性却并非“科学性”或“人学性”,或者说,哲学既非“科学”亦非“人学”,哲学就是哲学,哲学的根本特性是“思辨性”,哲学乃是一门特殊的从事理性思维与逻辑论证的思辨的学科。哲学的思辨性或其理性批判与反思的形上本质,构成了哲学的“超科学性”,并最终将自身与科学区别开来。

篇8

【关键词】 体育 科学 哲学 互动

一、体育与科学的互动关系

体育与科学的互动关系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体育与科学的发展也是行影相随的，体育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支撑，科学指导体育的发展，体育为科学提供了服务，体育与科学的关系既是互动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体育离不开科学，科学也少不了体育，体育是永恒时刻都发生着的。体育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活动，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和总结，适用于所有的自然现象。体育追求的普遍真理性植根于整个人类，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尽管科学的普遍性和体育的普遍性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

二、体育科学化、体育现代化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造现代化的奥林匹克、亚运会、全运会等体育中心，同时提高科学管理与组织好中心场馆的有效服务，发挥其建造的多功能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我国一流的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等优秀选手和教练，取得国际水平的战绩，这一切都体现着体育科学化、体育现代化。

游泳训练的历史从游泳竞赛出现后就已经开始了。现代游泳训练到今天已经发展了100余年。100年来，游泳训练从无到有；从简单的技术改进，到多种训练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从单纯的追求运动量到注重强度与量的结合；从注重发展运动员的体能到强调技术和专项能力并重发展。简单的说，游泳训练的发展同人们对于游泳项目的本质的认识紧密联系。随着人们对于游泳运动本质的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游泳训练的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科学观念深刻性的提高，从而把游泳运动训练工作建立在科学的思维方式基础上，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三、体育与科学的哲学思考

体育和科学的互动关系，体育与科学的融合是已经成为21世纪体育发展的大趋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与体育的交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已成为当今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特征之一。体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体育的深层哲学思考也越来越深入。对于体育的哲学思考，我个人并没有太独到的见解，一直都在努力地探索着和追寻着，什么是体育，什么是哲学，这个概念非常的抽象，很难理解，体育与哲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到底里面有什么联系呢?这样的问题似乎也引起思考过，一直没形成系统的东西。

现今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很难让人跟得上。体育的发展也呈现了非常繁华的局面，这让我发现了一些东西，看到体育和科学的跟紧密联系，工业化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创新，就是所谓的学科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也需要体育，他们之间就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形成一种彼此依赖关系，科学的进步，对体育就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科学是服务人类的，科学的产品也是一样，体育也是一样。体育是要人性化的，是和人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才能让人接受，体育运动动作需要根据人体的内在联系进行设计，而这个过程就恰恰是科学设计的过程，是科学思考的过程，是体育与科学互动的过程。

体育与科学除了有互动关系之外还有哲学关系。中国武术的发展，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太极拳。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经典的研究，以期增进大家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此处所选哲学著作，大部分都是先秦哲学著作，也适度的选取其它时代的作品。另外，也有部分对理解拳法有益的文章，也收录于此，如《棋经》等。

要提醒一点，就是这些书中所讲的东西，要有辨证的思维，要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另外，也不要断章取义，要联系整个文章的精神来看。朱熹说：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读完书后，是要认真思考才能有所得的。这些古籍中，本人最喜欢读的是《老子》，其次是《孙子》。《老子》包含许多哲学思想，令人久久玩味。其思维的精华是“天人合一”，可惜，能理解的人太少。更多的人都是退而求其次，以思辨的系统论而替代之。《孙子》是讲计谋的，但本人感悟最深的却是个“正”字。《庄子》分为内、外、杂三篇。一般认为内篇最能反映庄子思想，有可能是庄子所作，或其弟子所录。外篇可能是徒子徒孙们写的，杂篇则可能成书更晚一些，有些甚至是汉代的作品。感觉《庄子》尚未能完全领悟《老子》的思想，但已比历代以来各家对《老子》的注解要强得多。

由于《周易》被奉为经典，人们不敢对其再进行修改，因此，在其后的差不多一千多年中，哲学思想基本上没有太大进步，陷入机械论和辩证思想交错存在的一种状态。本来“易”讲的是变化，却被许多人生搬硬套其中的话语。直到北宋时期，太极学说异军突起，将周易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升华和总结，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辩证法。其后，经过宋、明两代人的努力，太极学说与周易学说融为一体，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哲学。其中太极学说就如同现在讲的哲学，而周易就如同现在说的方法论。但人们仍不敢去改经。只是在宋朝时部分文字的次序被儒学大师朱熹改过。

总之，体育与科学的互动关系运用哲学思考的方法是相互联系的，科学的进步促进体育的发展，体育的发展进一步服务于科学。体育、科学、哲学，这三者是连在一起的，思考起来三个都是要涉及到的。如果用哲学的眼光看待，用唯物辨证主义和方法论来认识，来思考。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必然推动了体育的进步与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逻辑思维，非常的通俗，虽然运用哲学思考，对上面所进行的论证也许不够能证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但我想应该也有一定的道理，哲学与体育、科学的关系也应该是紧密联系的，哲学思考得越深入就能更好地理解体育与科学的关系，同时科学与体育的进步、发展，也就越能促进哲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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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历史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历史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经历了以下阶段：

（1）古代时期，科学内含在哲学之中。古希腊哲学是第一科学，当哲学家得出自然界的最初认识时，哲学与科学是一同发生、互相掺和在一起的，它具有哲学思辨性和科学实践性的双重特征。面对自然现象，古代哲学家先有经验判断与实际观察，同时，他们又不满足于对事物表面的认识，力图通过理智的或理性的洞察力去认识它们的理由、原因或根据，认识它们必然如此的情况。正如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14］所言：“希腊科学家通过理智的或理性的洞察力寻求定义，他们相信那些描写普遍形式或结构的定义，而且他们并不把这种结构看作是一定现象变化不已的实际情况。”因此，古代所形成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几乎完全融于哲学之中，其既有经验科学的特征又有哲学的思辨特点。正因如此，现代科学的古代知识才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流传至今。

（2）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在自然哲学的名义下生存。近代自然科学诞生时，人们已经从经院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再援引神力（天启）洞悟自然某种神秘的本质，而是凭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识、理性能力（经验和思维）认识他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但仍被看作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仍从属于自然哲学。一方面，大的哲学家兼有科学家的身份，甚至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也是哲学家制订的。像哲学家笛卡尔和莱布尼兹，还是原创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康德也写过《宇宙发展史概论》，特别是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曾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伽利略、牛顿和拉马克的论著都是标着自然哲学题目的自然科学著作，他们还都把自然科学隶属于哲学或自然哲学之中。同时，自然科学中所体现的探索自然奥秘的求知精神、重视观察和实验的求实精神、通过精确量化而达到的确定性以及理解世界的机械图式都深受哲学精神的影响。另外，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也都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组织。

（3）启蒙运动后，哲学与科学开始分离。近代自然科学以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为显著标志，逐步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分化出来。如果说17世纪笛卡尔与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还有某些积极的、实际的内容，如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他们都曾有过发现，那么18世纪的形而上学连这种仅有的世俗内容也消失了。因为实证科学已脱离了形而上学，有了单独的活动范围。自哥白尼开始，经过伽里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努力，以力学为中心的实验科学的成熟标志着自然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同时，包括力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也相继从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中独立分化出来。在15～18世纪这一历史阶段，经过斯涅尔、巴塞林和惠更斯等人的共同努力，光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经过维萨利、塞尔维特和哈维等人的努力，生理学被确立为科学；经过波义耳、拉瓦锡等人的努力，化学逐步走向科学轨道。正如沃尔夫［15］所言：“科学和哲学这两个自然知识领域还是逐渐地分离了，尽管这种分离并非总是在这两种名义之下进行的，它把直接来自观察或经验事实的理论同离开这些材料较远的进一步理论分别开来。”

2近代科学与哲学分离的原因

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14］称：“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而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时，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文艺复兴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同时当代科学也就很快对形而上学不加理会了。”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是近代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哲学与科学研究对象和旨趣的区分是科学与哲学分离的主要原因。在研究对象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认为，哲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存在”本身的一般性质，而其它科学则只研究“存在”的特殊方面和属性。同时，哲学与科学的旨趣的确并不相同。哲学作为思辨的知识，其首要目标是探索关于本原、实体和本质的原则，追思最普遍的原理，因此她可以把目光投向大千世界，但结果却是必须反求诸己，或者必须以思想自身为对象，揭示其构造和原则；或者必须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为鹄的，探索人生幸福的道路。而近代科学自从走出哲学母体之后，便开始直面由经验和事实所构成的自然现象，寻找可靠的手段，以获得有效的结果。近代科学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范式和公认的原则，它的基本概念已经足够清晰，从而排斥了其它类型的科学，明确定义了知识的涵义，划定了知识的范围，以至于在科学之外的“知识”都不成其为知识，不再具有“真”这一属性。科学的统一预示着哲学的分裂，预示着科学与哲学以及哲学内部的紧张关系。

（2）科学与哲学活动中心的错位是哲学与科学分离的重要原因。据日本汤光浅朝统计，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发生了若干次转移。16世纪科学中心在意大利，17世纪在英国，18世纪在法国，20世纪在德国。而世界哲学中心16－17世纪在英国和法国，18－19世纪在德国，20世纪在美国。科学中心与哲学中心的这种错位，某种程度上使哲学脱离了科学的基础，也使科学远离了哲学的直接影响。如19世纪的德国哲学因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所以它所得出的结论远远落后于当时世界上自然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特别是黑格尔曾企图运用思辨理性建立关于存在和认识的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采取思辨方法研究自然，不但不能取得有意义的理论成果，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束缚实证科学的发展，而他们却企图使自然科学服从于这样的哲学。当然，这些哲学家所构造的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可以囊括一切自然知识的自然哲学体系，被科学的进程所否定，他们的作为也产生了一种恶劣影响：从此使哲学成为一个被嘲笑的对象，普遍遭到科学家们的鄙视。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直截了当地把当时德国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原因，归咎于谢林和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流行。

（3）科学活动与哲学活动的职业化发展是科学哲学分离的客观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源于诧异，学习哲学的条件是闲暇和自由。近代以前，哲学家并未把哲学作为他们谋生的手段，而只是工作之余为享受精神上的快乐；近代之后，哲学家从事哲学已有了明确的功利目的，他们积极谋求经世济用的智慧，想借助哲学来解决学术界、思想界和社会中的重大问题。他们认为，个人思辨与建功立业、满足好奇心和对人类事业作贡献是一致的，把哲学当成一种职业，研究的东西越来越专业。同时，科学也由古典时期非专业科学家的业余爱好演变为近代以来职业科学家的一种谋生手段或一种事业，科学家有独立资产或可以依靠副业为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今天的科学家几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行政人员一样是拿工资的人。社会上出现了专职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科学研究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在特定的圈子内进行。科学家逐渐对没有工具价值的东西失去兴趣，现在科学专业的细分使每一科学家都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不同“科学共同体”所形成的不同研究“范式”，使得自然科学领域内部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由于阅读书目和交流范围的不一致，导致互相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更不可能有哲学那种宏观的图景式思考。在哲学内部亦是如此，现代哲学也由于研究的细分，连哲学家之间都不可能再沟通，罗蒂曾批评哲学已成为专业圈子内的活动，谈不上对科学的影响。在知识学科化和知识分子专业化的要求下，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尴尬。至18世纪，自然科学在知识领域内赢得支配性地位，同时表现出它对哲学的挤压和吞噬。自然科学更是不满足于以往哲学对其合法性的论证，于是实证主义应运而生，从孔德、穆勒到斯宾塞，从马赫主义到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终于建立了科学的标准意识形态，打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响亮口号。至此，哲学与科学彻底分化。

（4）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的区分是科学与哲学分离的现实原因。自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以来，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被人为地划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类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知识被认为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另一类是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受到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它不具有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在自然科学家眼里，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是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无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作是自己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普遍有效的联系和规律。至于其它学科，除非能够满足经验科学的基本方法，否则不在考虑之列，便在吞并之列。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世界重要性的日益加强，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便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1663年，托马斯•虎克［16］在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章程时，为该学会确立的宗旨是：“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他尤其强调皇家学会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无涉，简言之，与哲学无涉。这种认识不仅导致了科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隔阂，还在20世纪演变为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

3现代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反思

“科学与哲学有过一段分离时期———一边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一边是多少有些玄妙的德国唯心主义。在这段分离时期过后，科学和哲学又重新携起手来，最先是在各种各样的进化论思想中携起手来，后来又通过更深刻的分析，依靠数学和物理学的新发展而共同迈进”［14］。因此，新的时代背景要求科学与哲学产生新的恰当关系。

3．1哲学包办科学失去效力

近代初期，科学继承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取得了巨大胜利。同时，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哲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用理性去发现那些最普遍的、绝对可靠的、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构造出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推演出全部知识和存在体系，它应当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然而，由于这种哲学与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相脱节，哲学家无法根据客观事实进行研究，只好依靠理性的独断和思辨去思考自然科学问题，其结果是只能束缚自然科学的发展。从历史上看，科学是从哲学的母体中逐步脱离出来的，因此科学离不开哲学。但历史上的从属不代表未来也存在必然关系，新的实践催生新型的关系。近代以后的哲学对具体科学只起到宏观指导和监护的作用，一方面批判地考察诸科学所建立起来的前提、逻辑性和认识论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对科学的存在论和价值论基础进行督察，反思现代文明和科学所涌现的各种哲学问题，力图恢复古典哲学的本来意义。

3．2科学“拒斥形而上学”误入岐途

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是主流，科学发达了，哲学各个领域都让给其它领域，它的地盘越来越小，传统西方哲学的三大主题：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界）和灵魂（精神界）逐渐被宗教、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侵入并占领。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有些哲学家试图使哲学也成为科学，特别关心哲学的科学化问题。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17］在其《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曾强调：“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而成为科学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研究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成立的，它将注意力转向科学本身，研究所应用的概念、所使用的方法、可能的结果、命题的形式以及运用的逻辑类型等。但哲学的科学化是不可能的，哲学科学化的结果可能是取消了科学本身。后来，科学哲学中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以库恩、费耶阿本德为首的历史学派肯定了形而上学的作用，各派都对形而上学有了一定范围的默认，他们“拒斥形而上学”的企图归于失败。

3．3科学与哲学同构人类文明

随着各种特殊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现代自然科学越来越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19世纪，“科学的研究，至少在这一时期里和哲学探讨分了家。许多物理学家在考虑科学的基本概念时，没有时间从哲学角度表示怀疑”［14］。仿佛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能够解决一切，它们不需要建立在某种绝对哲学原则的基础上，更不需要哲学代替行使其职能。但是，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18］指出：“一个对他的科学从不进行哲学思考的科学家，顶多也就是一个打下手的、只会模仿的、熟练工匠式的科学家。一个从未从事过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哲学家，不可能对之进行哲学思考，除非他自我欺骗。”同时，科学本身并不能自己确立独立价值，科学从属于社会系统，现代科学都是在国家名义下进行的，科学只有在哲学长久的拷问下，才能保持健康有序的发展状态。胡塞尔指出，近代科学忘记了它的基础和起源，忘记了它与人的理想和价值、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可供选择的对象原本是众多的生活世界，但自伽利略始，近代科学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模式仅仅选择了理想化的单一模式。通过考察近代科学的起源，他认为欧洲科学面临的危机是自然主义的科学不能面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把价值规范与自然规律等量齐观。已有现实“是怎样”的是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哲学在此基础上进而研究“究竟是怎样”的问题，而且要探寻“应怎样”的价值问题，并且要进而将“是怎样”和“应怎样”统一起来，解决“要怎样”的实践问题。由此，只有科学与哲学联合起来，才能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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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威廉・惠商・塞西尔・丹皮尔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科学史

威廉・惠商・塞西尔・丹皮尔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以批判、实证精神对科学思想发展史进行了深入研究，成就蜚然，有《物理科学的发展近况》、《剑桥现代史》中的“科学时代”部分等著文，为现当代科学史研究体系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以下简称《科学史》）一书已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绕不过去的科学史经典名著，自然也是哲学专业学生的一本必读书。

丹皮尔的《科学史》是以一首诗作为它的开场白，诗的题目叫做“natura enim non nisi parendo vincitur”，翻译成中文叫做“自然如不能被目证那就不能被征服”，又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人类从巫术到宗教到哲学再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丹皮尔的《科学史》清新的文风，流畅的文笔让我们耳目一新。

为了更好地解释科学发展的历程，我们首先有必要解释清楚：什么是科学。给科学下定义是一个难事，在书中，按照丹皮尔的理解，或许用wissenschaft这个德文单词最为贴切，它不单单包括science，还包括历史语言学和哲学。但是在《科学史》中，丹皮尔更多的是指Nature science，正如他在绪论里说的那样：“在我们看来，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得知识，可以说是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的研究。”①这个关于科学的定义不仅简洁，而且明了。

博学的丹皮尔在《科学史》中，是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来描述的，从古代世界的科学开始，探讨了中世纪，文艺复兴，19―20世纪科学，以及对科学的展望。在对于巫术、宗教、哲学和科学起源先后的问题上，丹皮尔更多的是采用了弗雷泽在《金枝》中的观点，认为最先产生的是巫术，之后发展起来的是原始的宗教，然后才是科学与哲学。所以丹皮尔指出：“科学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而是在一片有害的森林成长起来的。”②但是各个早期文明，在经历了巫术与迷信的时代后，都先后迈进了宗教与神话的年代，以古希腊为例。由于奥菲教义的传播，丹皮尔指出，正是这一原始的观念，产生了来源和倾向都不同的两个哲学流派，一个是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另一个则是神秘主义的毕达哥拉斯学说。首先摆脱神话传统的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源，这一思想的精髓被之后的阿纳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发展，并被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所吸纳，最终为原子论者留基伯及其弟子德谟克利特完善。而另一条路则由毕达哥拉斯创立，并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展而成。之后历史进入了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崛起，罗马时期伊壁鸠鲁等人不断努力。再之后的中世纪，则强调了神学对哲学和科学的影响。再到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达芬奇、哥白尼、培根、伽利略、笛卡尔等大师辈出的年代，以及之后的牛顿经典力学时代的影响，一直到19―20世纪，自然科学在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的发展，以及哲学与科学在这一时期的关系。丹皮尔在《科学史》中为我们清楚地描绘了科学那漫长的发展历史，让我们懂得了要从历史的角度追寻科学发展的轨迹。

丹皮尔在《科学史》中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论述同样精辟。或许对很多人来说，宗教和科学就是两个对立面的产物，其实这一观点是有失公允的。首先，在古代历史上，正是由于古巴比伦宗教的影响，推动了其天文学的发展；而印度的宗教思想则推动了其医学的发展，丹皮尔在书中写道：“释迦把他的体系建立在博爱、知识和尊重理性和真理的基础上。”③同样的，古希腊的宗教与神话也推动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次，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如丹皮尔强调：“早期的基督教神父奥利金就公开宣布古代学术，特别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科学，与基督信仰是一致的。”④同样的，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知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基督教信仰的神秘，一个是人类理性所推断出的真理，而他的体系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科学建立起来的。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彻底唯理论的思想也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学术氛围，保持了科学的崇高性。丹皮尔这样描述：“经院派的哲学唯理论，从一个普遍而有秩序的思想体系中产生，又适合这个体系，且为科学预备了这个信念。”⑤丹皮尔的《科学史》通过比较全面的论述，让我们知道科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与宗教联系紧密，宗教为科学的发展也作出过不少的贡献。

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的精辟见解，也是丹皮尔《科学史》的一个亮点。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就是一个东西。泰勒斯既是最早的自然哲学家，又是自然科学家，在天文学、几何学方面也有深厚的造诣。而毕达哥拉斯在数学上的成就也十分伟大，毕达哥拉斯定理为人们所熟知。其后的希腊化时期也延续了这种思想，并被中世纪的神学所承认，哲学与科学又和神学融为一体，如圣奥古斯丁将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相融合，经院哲学对理性地位的维护，为自然科学假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铺平了道路。但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与哲学却开始分道扬镳，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实验主义的兴起，使科学家可以采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自然，与经院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而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则使自然哲学开始建立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使哲学与科学重新走在了一起。但是，随后的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却又再一次走向分离。丹皮尔这样描述：“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引导唯心主义的哲学离开当时的科学，同时，当时的科学也很快对形而上学不加理会了。”⑥哲学家指责科学家眼界狭窄；科学家反唇相讥，说哲学家发疯了。其结果是科学家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扫除一切哲学影响，其中有些科学家，包括最敏锐的科学家，甚至对整个哲学都加以非难。当马赫在1883年请求人们注意力学的哲学基础时，大多物理学家要不是不加理会，要不就是加以轻视。但是在经过了这段分离的时期后，哲学与科学又重新走向了融合，按照丹皮尔的理解，这一过程最先是在进化论思想中联合起来：进化论要求把有机体看作一个整体以及达尔文的成功，增强了机械论哲学的再起。而之后再物理学、数学领域的新发展也推动了两者的携手。丹皮尔写道：“近来的数学原理和逻辑学原理的研究更清楚地阐明了认识论，一种新的实在论也应运而生了。”所以，哲学和科学两者本质上是统一的，科学要发展需要哲学的思想，而哲学的前进也需要科学进步作为基础。

从丹皮尔的《科学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他在科学史上的深厚造诣，对科学与宗教、哲学的关系不乏独到的见解。随着时代的发展，丹皮尔书中的某些观点或许已不合时宜，但是他对那个时代科学的看法仍值得我们研究探讨。同时，他独立思考、严谨专业的态度更值得我们学习和提倡。

注释：

①［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大学出版社，第8页.

②［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大学出版社，第22页.

③［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大学出版社，正文第8页.

④［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大学出版社，正文第62页.

⑤［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大学出版社，正文第86页.

⑥［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大学出版社，正文第282页.

参考文献：

［1］［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大学出版社.

［2］江晓原主编.科学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3］［英］J・R・弗雷泽.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

［4］赵佳苓译.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大学出版社.

［5］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上海社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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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哲学复兴的背景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哲学、自然观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形而上学的幽灵是无法驱除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以时空四维连续统以及物质消弭于几何结构的观念代之，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不确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顿—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的自然观，表明规律在宏观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观层次，具有偶然性；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时间的方向性；系统科学探索复杂性，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反对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这与牛顿自然观强调自然的简单性，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混沌学探索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表明了自然过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学内部重建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生命科学强调层次性，坚持用物理化学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对将有机体还原为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生态危机与生态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一环节的缺失或破坏，都将危及人类自身。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挑战，现代物理学把人、把观测者引入到认识自然的背景、乃至图景中，而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实际中误导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当作其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从而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大智慧，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

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科学理论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我们的自然图景，是作为人的认识又包含了对人的认识，是内在于自然的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本体论的框架又具有认识论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认识主体由于本身也是客体的一部分，也参与客体的显现，也规定着客体的基本特征，因而与客体本质上不可截然区分。认识的这种人类学特征和内在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科学追求终极主体地位和绝对客观性的不可能性。科学哲学作为哲学最首要的任务是，追究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科学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学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对此的遗忘已引起科学整体上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自然哲学的研究重新热了起来。

二、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而又确定的研究对象，自然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

吴国盛认为，自然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一门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这个学科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是第二哲学；第二指某种哲学理论形态或哲学思考的某种趋势和倾向，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不是第二哲学，而是第一哲学，如谢林的自然哲学。他本人主张第一哲学，认为不必以自然科学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哲学不再是求知的事业，它不再创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透过知识与文明的厚厚积淀层，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学不再是关于外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而是在技术时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业。

李章印认为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从对象到家园，旧自然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是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来把握，也可以说作为存在者来认识，然而，以存在者为对象的认识早已成为科学的专利，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学成为多余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新自然哲学不能象作为第二哲学的旧自然哲学那样，以自然物为对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为对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为己任的自然哲学，怎么能不把自然作为对象呢？哲学不能局限于对象性的科学认识，在对象性思维以外，还有人与自然的另外的关系，在这另外的关系中，人不是作为主体，自然也就不是作为客体，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主客关系或对象性关系。非对象性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来领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为家园。这种家园是人的寄托和归宿，心灵对这种家园的追寻、认可、领悟和回归就是自然哲学的事情。

胡新和认为新的自然哲学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规定、包容、依赖的关系来构筑自然观念和图景，也必须不仅涵盖人类对自然的理论认识，更关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为制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认识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员而与之构成对话者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提供了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模式；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则是共生共荣，互相依赖的伙伴和朋友。

三、关于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理论

张华夏认为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也即自然哲学，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的知识领域，根据其所用的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四种形而上学：（1）模糊形而上学，其特点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本体论的问题，因而它的语言是违反清晰的逻辑语法的。（2）思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最高概括，严格经验主义的方法失效，此种形而上学强调思维的自由创造与想象。这种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经验根据，同时受逻辑一贯和系统协调的约束。（3）分析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包含有某种本体论的承诺和本体论的预设，因此，通过语言分析，我们能够得出有关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本体论，我们称作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它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4）综合的形而上学。通过概括各门系统科学，建立系统哲学，首先是系统本体论，系统本体论的产生，不是直接思辨的产物，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概念的推广，而是通过系统科学找到跨学科的共同语言，来建立描述一般物质、一般系统、一般事物的理论模型，运用这个模型综合各种自然科学描述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进化图式。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叫做综合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和邦格的系统世界观主要属于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接近数学自然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

张华夏主张拒斥作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赞成思辨的但却清晰的形而上学，赞成分析的以及综合的形而上学，后面三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整合，便是当代新形而上学或当代新自然哲学的兴起。

四、国内自然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论观点

金吾伦提出了生成哲学。象系统整体论那样的整体论虽然力图摆脱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构成论，但仍带有构成论的色彩。系统只是放大了的实体，基础还在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整体论不同于构成论的地方只是，前者考虑到了要素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虑这些联系与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却是实存的。生成论与此不同，它强调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地位。没有生成就没有要素。其自然科学依据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生成论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质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潜在性；（2）显现性；（3）全域相关性；（4）随机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生子论是生成论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时持续的，空间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转化成物质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变的。生子与原子的区别在于：（1）原子是实存的，生子则是潜存的；（2）原子是空间上定域的，它在空间中通过某种作用力而运动，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运动。（3）原子运动的改变要靠外力，它自己不会发生变化；（4）事物的变化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分离和结合的结果；生子自身具有内在的能力，事物的变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转化的结果；（5）原子是机械论的，生子是有机性的，由原子构成的是一只机械大钟，生子则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自身处在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成过程的机制大致为：潜在的道实在具有双重结构，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学语言说，它是对称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开始。生子不是实体，它在时序上先于实体。它可以生成实体。当全局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凝聚”到某一点时，实体生成了，生子就转成实体。

朱葆伟认为20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种广义的“价值”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进入世界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但所有这些不能为价值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更为接近人的活动的实际，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动的实际，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的机制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动和活动结果的相互作用、反馈循环，使得活动系统参与到所在的世界中，通过活动本身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也通过反馈—放大机制不断地为自身确立存在的条件和根据。这一活动结构中展示了一种类似于艾根“超循环”的特殊逻辑，也即“活动实践的逻辑”。在这里，活动本身成为实在的要素，成为可能向现实、偶然向必然，以及实然向应然、未来、理想推移、转化的必要环节：对于活动——参与者来说，现实实在不仅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和制约我们现实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要联系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于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未来不是给定的，人的活动、实践参与在现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实在地起着作用，它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也就在此而联系于现实事实，转化为现实事实，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求真和趋善自我确立，又相互生发、催化。

罗嘉昌认为把时间观念放到重要位置上，这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当代哲学所以对时间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传统的时间和宇宙概念业已受到相对论等现代科学的猛烈冲击；二是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使不少哲学家把人的问题，存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分别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当代哲学在时间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和两种观点：一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中心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另一种是直觉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的非理性主义、非科学主义观点。前者认为，关于时间，凡能理解的，都只能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去了解；后者则断言，真正的时间是科学所无法了解的。近年来，一些物理学家提出时间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而是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生量。进而否定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罗嘉昌认为在时间哲学见解中，非理性主义倾向和唯科学主义倾向都是片面的。我们必须越出各个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走向对时间的整体理解。他主张时间是无限的、客观的，宇宙是开放的。

胡新和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特征是：（1）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2）从基元论转向整体论；（3）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4）从决定论转向随机性；（5）从可逆性转向不可逆性。自然界的关系特征和整体特征揭示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本质上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的关系，关系者脱离了关系就失去其意义，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而自然界的生成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则显示出人类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过程中非常熟识的特征，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种内在统一性。

主要参考文献：

①吴国盛：《自然科学的复兴——一个历史的考察》，《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②李章印：《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同上。

③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2辑，1996年。

④张华夏：《旧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新自然哲学的兴起》，载《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⑤金吾伦：《生成哲学导论》，同上。

⑥朱葆伟：《机体与价值》，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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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文化/哲学

【正文】

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领域里，逐渐出现了不少新的亮点。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就是科学文化哲学的孕育和产生。

所谓科学文化哲学，大致可以看做为这样一种学科或研究方向，即将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只不过是它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做认识论的研究，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又区别于一般的文化哲学；其二，科学文化哲学研究依然是一种哲学研究，因而它比科学历史学、科学社会学等元科学更加靠近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果说，我们将传统的科学哲学理解为是一种狭义的科学哲学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广义的科学哲学。更进一步说，科学文化哲学将是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深化和拓展。

2科学文化哲学的孕育和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它是在20世纪末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势下孕育和产生的，可以说是对科学哲学的一种重大突破与发展。

众所周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即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然后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然而，这两次重大转变不但没有使西方科学哲学从根本上摆脱理论困境，反而使其大伤元气，逐步从兴盛走向衰落，甚至趋于解体。

那么，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有何途径可以使其解开症结，从而摆脱现有的困境呢？笔者认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困境的症结在于，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学科定位或框架过于狭隘，以致无法应对和解决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所固有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因此，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则是一条使科学哲学摆脱现有困境的重要途径。

具体说来，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基本框架是认识论的和分析哲学的。它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其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分析（或分析哲学）的方法，因而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逻辑实证主义对“世界的逻辑构造”也许可以看做是所谓“正统的”科学哲学的最高成就。

然而，随着20世纪60和7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经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然后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科学哲学的主题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显然，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研究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逻辑结构，历史主义者所关注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则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

随着科学哲学主题的重大转变，人们不难发现，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实质上已经大大拓宽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把科学哲学看做是“经验科学知识论”，也就是看做认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或分支[2]。而历史主义者不仅将研究“科学（知识）的逻辑”拓展到研究科学（知识）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从而大大拓宽了“经验科学知识论”的研究，而且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等学科联系在一起，使得科学哲学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于是，他们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对科学的影响和作用，强调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与其他文化并不存在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以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已经从认识论延伸到了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

至于后现代主义者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则更加宽泛了。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文化的整体”，特别是人文文化。他们反对将“科学的整体”从“文化的整体”中区分开来，强调在“文化的整体”中来理解科学，特别是以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科学，用模糊主义的整体论来彻底模糊科学与艺术、政治乃至>宗教的区别。于是，他们不仅将科学消解于整个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而且还将科学哲学消解于一般的文化哲学（特别是人文哲学）。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其症结就在这里：

一方面，随着科学哲学的重大转变，科学哲学的主题和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仔细考察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例如，科学与价值问题、科学进步问题和科学合理性问题等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所能应对和解决的范围。它们所涉及的领域从根本上说不仅是认识论的，更是科学文化哲学的；而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方法当然不仅仅是分析的，更须是综合的、辩证的。

另一方面，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被约翰·洛西看做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它的视野要比逻辑实证主义宽阔得多，但是，很明显其基本定位还是认识论的，而不是科学文化哲学的。他们只是提出了科学与价值（文化）相关联这个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对此做深入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下，历史主义者们，例如，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人往往回避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去建构自己的科学进步模式或科学合理性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关注的依然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它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逻辑，而历史主义关注的是科学发展变化的逻辑（例如“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进步模式”与“科学合理性模式”等等）。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逻辑构造与实际的科学知识严重脱节的话，那么历史主义的各种“结构”、“逻辑”和“模式”与实际的科学发展也有很大的距离。

后现代主义者似乎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症结所在，于是，费耶阿本德不仅“反对方法”，而且还“告别理性”，宣告科学哲学行将终结。费耶阿本德观点的合理因素在于：在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框架内，要使科学哲学走出困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费耶阿本德之所以走向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和非理性主义，关键还在于他并没有超越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思维框架：在他那里，既然一切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那么，惟一幸存的法则就是“怎么都行”；既然一切科学合理性模式都有其缺陷，那么，就应当干脆“告别理性”。罗蒂实际上也采用了与费耶阿本德相同的逻辑：在他那里，既然科学与其他文化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那么，科学与其他文化就没有任何区别；既然科学与其他文化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就可以用文化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哲学）来消解并代替科学哲学。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后现代主义的后果只能导致科学哲学走向真正的终结。然而，随着科学哲学的主题的重大转变，科学哲学的确需要有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打破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框架，使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从而从根本上解开使当代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推动科学哲学进一步向前发展。

3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使科学哲学走出现有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还将大大拓宽科学哲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颇为广阔的前景。

首先，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认识论拓展到价值论。

事实上，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已经深深地触及到科学价值论的内容。例如，库恩解释科学变化发展所使用的最关键的概念——“范式”，其核心内容就是“价值”。在库恩看来，每一个范式都带有自身的价值标准，并且不同范式的价值标准是“不可通约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做出选择，如同宗教皈依一样，是“一种在不相容的共同体的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选择”，在这里并不存在一种可依据的客观的合理的价值标准[3]。而劳丹为了克服库恩的相对主义，写了一本重要著作，书名就叫做“科学与价值”。为了避免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劳丹做了特别的限定，强调他所讨论的价值只涉及“认知价值”（即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标准和规范）。尽管劳丹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提出了一种比库恩模式更渐进的科学发展动力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学变化的连续性问题，但是，他对科学进步的解释依然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最终无法摆脱相对主义[4]。可以说，价值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一大难题。要使科学哲学走出困境，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价值做零碎的、抽象的研究，而应当对其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哲学的侧重点是对科学做认识论的研究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的侧重点则应当转向对科学做价值论的研究。

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里，科学价值论的研究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一方面，它将科学看做是一种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文化或文化活动，而不仅仅只看做是一种认识或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它强调对价值的研究也应当是全方位的，而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研究“认知价值”。总的说来，科学价值论大致包括以下两大块内容：一是研究价值对科学的影响及其作用，目的是真正将科学放在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研究，从而揭示科学的动力、目的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块内容与传统的科学哲学有关，但其视野要比传统的科学哲学广阔得多。二是研究科学对人与社会的价值，包括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等等，从而揭示科学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块内容显然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范畴，因而往往被排除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之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是认识论的，而不是价值论的。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着日益增长并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因而对科学价值论的研究其重要性就显得越来越突出。杰罗姆·R·拉维茨指出：“现代自然科学活动已经改变我们的知识和关于我们对世界的控制，而在这个进程中，它也改变了自己本身，并且造成了诸多单靠自然科学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在当代，在关于对科学的理解方面最深层的问题是社会的，而不是认识论的。那些到达真理之类的较老的问题已经让位于对科学的健康发展的关注和对其应用的控制的关注。”[5]尽管拉维茨的观点似有可商榷之处，但它的确从一个角度（即从科学对人与社会的影响这个角度），揭示了研究科学价值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将最大限度地整合元科学各分支，从而使科学哲学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正如前面所说的，传统的科学哲学充其量只是对科学的认识论研究，而不是对科学的全方位的哲学研究（尽管认识论也是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无疑哲学要比认识论广阔得多），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至少不是完备的科学哲学。由于科学哲学的定位过于狭隘，因此，对科学的全方位的哲学研究很难有恰当的学科归属。按照现行的做法，只能将认识论的部分划归于科学哲学，而将非认识论的部分分别划归到科学社会学、科学历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伦理学、科学美学等元科学各分支，这样一来，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事实上处于一种非常松散的状态，有些研究（例如科学价值论的研究）甚至没有一个恰当的元科学分支可以对应。显然，这种局面不仅有碍于对科学做全方位的哲学研究，而且对于推进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认识论拓展到价值论，而且有助于将渗透在元科学各分支当中的哲学思想挖掘出来并且整合起来，从而建构起更加完备的科学哲学，并使其朝着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迈进。

我们不妨以比较成熟的元科学分支即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历史学为例，来探讨一下整合元科学的哲学思想的可能性。

在笔者看来，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的理解既是社会的，又是文化的：它既将科学看做是一种社会体制，又将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活动。于是，科学社会学的定位从一开始便带有交叉的性质：一方面，它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因而毫无疑问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因而它与科学文化哲学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科学社会学的实证研究部分基本上属于社会学的范畴，而它的理论思辨部分则带有很浓的科学文化哲学的色彩。事实上，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在理论层面上不仅是交叉的，而且还有许多重叠的地方。例如，默顿关于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的精神气质等多项主题的研究，显然是理论思辨的，而不是实证的，因而与其说属于科学社会学范畴，倒不如说属于科学文化哲学范畴。从更深层次上说，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两者之间其深刻的关联在于：一方面，要对科学文化进行社会学研究，离不开对科学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就是离不开科学文化哲学；另一方面，要对科学文化进行哲学研究，同样也离不开科学社会学，因为科学文化活动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可以说，科学文化哲学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而科学社会学又为科学文化哲学提供强有力的社会学的实证支持。

我们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的深刻关联中，不难看到整合元科学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至少在科学社会学那里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概括和总结。除了有助于深化科学认识论研究（因为认识活动在本质上也是社会的）以外，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文化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将在科学价值论这方面。例如，通过对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研究（科学“内部的”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科学文化活动内部来深刻地理解科学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科学“外部的”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科学文化活动的外部来深刻地把握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对科学的影响，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和把握科学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离开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科学价值论将会变得非常空洞。

科学哲学同科学历史学的关系似乎要比科学社会学更为密切，以至拉卡托斯强调，“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就科学编史学与科学哲学应该怎样相互学习这个问题，拉卡托斯的观点是：“(a)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做出合理的说明；(b)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c)对历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经验的（社会—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6]。这个观点无疑具有启发性，但是，它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的关系，在本质上仅仅归结为“规范的方法论”与“内部历史”之间的关系（“外部历史”仅仅是一种补充），未免太狭隘了。

如果我们将科学哲学拓展为科学文化哲学，而将科学史理解为科学文化发展史，包括科学本身的发展史（内部史）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史（外部史），那么，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比拉卡托斯所理解的要深刻得多和紧密得多。

事实上，许多科学历史学家（特别是乔治·萨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史的。只要打开萨顿所写的科学史或科学史论著，我们就会感受到十分浓郁的文化气息，体会到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逻辑，而且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同哲学、艺术、宗教等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科学史不仅能够为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学的线索，而且也将为整个科学文化哲学研究提供取之不尽的史料和素材。当然，科学历史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也绝对不是简单的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应当看到，科学历史学本身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例如，萨顿的科学史观，包括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科学与艺术相互关系的观点等等实际上已经明显属于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了。可以说，科学历史学对科学文化哲学的贡献将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认识论，也包括价值论、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研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科学社会学，还是科学历史学，都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其涵盖面都非常宽，然而，传统的科学哲学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种“内部的”科学哲学，似乎并不存在“外部的”科学哲学。这种状况不仅导致科学哲学研究过于狭窄，而且也使得元科学各分支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如果我们将科学哲学拓展到科学文化哲学，那么，后者也将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其结果不仅将大大拓宽对科学的哲学研究，而且也将使元科学各分支得到最大限度的整合。

最后，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有助于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真正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

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几乎是整个元科学共同的使命。科学史学家萨顿说：“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7]在他看来，科学史学家的使命也就是建造桥梁。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也认为，“科学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之间的桥梁”。在他看来，“从哲学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然而，尽管不少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做了巨大的努力，但离完成上述使命仍有很大距离，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鸿沟依然很深。当然，导致两种文化分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应当看到，对于科学哲学来说，的确也有其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特别是科学哲学的狭隘的定位及其与此相关的狭隘的科学观颇值得反思。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就体现了某种狭隘性。它不仅没有设法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桥梁，反而在两者之间划了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表明科学与人文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新晨

毫无疑问，上述狭隘的科学观与科学哲学的狭隘的定位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狭隘框架，遮蔽了人们的视野，使之看不到科学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看不到科学与其他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联系，而将其“看成为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做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8]这样一来，关于科学的观念就被大大狭隘化了。

显然，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对于沟通两种文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一，它将彻底打破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狭隘框架，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科学哲学的定位，从而有可能真正从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理解科学，理解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价值，也有可能真正拉近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距离，深入考察和研究两种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两者之间架起相互理解的桥梁。其二，更重要的是，它将真正肩负起元科学的共同使命，促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尽管有的科学哲学家早就提出，要使科学哲学成为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桥梁，但事实上在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框架里，几乎很难实现，因为探讨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科学哲学范畴，因而不可能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课题。然而，科学文化哲学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它将真正把探讨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当做自己的重大课题，特别是通过揭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深刻关联，来促进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从而推动整个人类文化的普遍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序，2.

[2]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5.

[3]T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M].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2.93.

[4]LLaudan.ScienceandValues[M].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64-66.

[5]JerorneRRavetz.ScientificKnowledgeandItsSocialProblems[M].NewBrunswick,1996.9,71.

[6]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41.

篇13

【英文摘要】From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culture is an imp ortant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new century .It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change fundamentally the narrow orientatio 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us extricating itself from the existing pred icament，but also widen greatly the field of vision in the research of phil osophy of science，thus opening up very broad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关键词】科学/文化/哲学

science/culture/philosophy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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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领域里，逐渐出现了不少新的亮点。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就是科学文化哲学的孕育和产生。

所谓科学文化哲学，大致可以看做为这样一种学科或研究方向，即将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只不过是它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做认识论的研究，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又区别于一般的文化哲学；其二，科学文化哲学研究依然是一种哲学研究，因而它比科学历史学、科学社会学等元科学更加靠近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果说，我们将传统的科学哲学理解为是一种狭义的科学哲学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广义的科学哲学。更进一步说，科学文化哲学将是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深化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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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哲学的孕育和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它是在20世纪末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势下孕育和产生的，可以说是对科学哲学的一种重大突破与发展。

众所周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即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然后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然而，这两次重大转变不但没有使西方科学哲学从根本上摆脱理论困境，反而使其大伤元气，逐步从兴盛走向衰落，甚至趋于解体。

那么，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有何途径可以使其解开症结，从而摆脱现有的困境呢？笔者认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困境的症结在于，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学科定位或框架过于狭隘，以致无法应对和解决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所固有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因此，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则是一条使科学哲学摆脱现有困境的重要途径。

具体说来，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基本框架是认识论的和分析哲学的。它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其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分析（或分析哲学）的方法，因而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逻辑实证主义对“世界的逻辑构造”也许可以看做是所谓“正统的”科学哲学的最高成就。

然而，随着20世纪60和7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经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然后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科学哲学的主题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显然，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研究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逻辑结构，历史主义者所关注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则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

随着科学哲学主题的重大转变，人们不难发现，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实质上已经大大拓宽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把科学哲学看做是“经验科学知识论”，也就是看做认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或分支[2]。而历史主义者不仅将研究“科学（知识）的逻辑”拓展到研究科学（知识）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从而大大拓宽了“经验科学知识论”的研究，而且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等学科联系在一起，使得科学哲学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于是，他们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对科学的影响和作用，强调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与其他文化并不存在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以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已经从认识论延伸到了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

至于后现代主义者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则更加宽泛了。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文化的整体”，特别是人文文化。他们反对将“科学的整体”从“文化的整体”中区分开来，强调在“文化的整体”中来理解科学，特别是以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科学，用模糊主义的整体论来彻底模糊科学与艺术、政治乃至宗教的区别。于是，他们不仅将科学消解于整个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而且还将科学哲学消解于一般的文化哲学（特别是人文哲学）。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其症结就在这里：

一方面，随着科学哲学的重大转变，科学哲学的主题和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仔细考察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例如，科学与价值问题、科学进步问题和科学合理性问题等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所能应对和解决的范围。它们所涉及的领域从根本上说不仅是认识论的，更是科学文化哲学的；而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方法当然不仅仅是分析的，更须是综合的、辩证的。

另一方面，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被约翰·洛西看做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它的视野要比逻辑实证主义宽阔得多，但是，很明显其基本定位还是认识论的，而不是科学文化哲学的。他们只是提出了科学与价值（文化）相关联这个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对此做深入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下，历史主义者们，例如，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人往往回避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去建构自己的科学进步模式或科学合理性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关注的依然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它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逻辑，而历史主义关注的是科学发展变化的逻辑（例如“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进步模式”与“科学合理性模式”等等）。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逻辑构造与实际的科学知识严重脱节的话，那么历史主义的各种“结构”、“逻辑”和“模式”与实际的科学发展也有很大的距离。

后现代主义者似乎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症结所在，于是，费耶阿本德不仅“反对方法”，而且还“告别理性”，宣告科学哲学行将终结。费耶阿本德观点的合理因素在于：在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框架内，要使科学哲学走出困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费耶阿本德之所以走向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和非理性主义，关键还在于他并没有超越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思维框架：在他那里，既然一切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那么，惟一幸存的法则就是“怎么都行”；既然一切科学合理性模式都有其缺陷，那么，就应当干脆“告别理性”。罗蒂实际上也采用了与费耶阿本德相同的逻辑：在他那里，既然科学与其他文化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那么，科学与其他文化就没有任何区别；既然科学与其他文化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就可以用文化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哲学）来消解并代替科学哲学。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后现代主义的后果只能导致科学哲学走向真正的终结。然而，随着科学哲学的主题的重大转变，科学哲学的确需要有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打破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框架，使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从而从根本上解开使当代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推动科学哲学进一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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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使科学哲学走出现有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还将大大拓宽科学哲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颇为广阔的前景。

首先，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认识论拓展到价值论。

事实上，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已经深深地触及到科学价值论的内容。例如，库恩解释科学变化发展所使用的最关键的概念——“范式”，其核心内容就是“价值”。在库恩看来，每一个范式都带有自身的价值标准，并且不同范式的价值标准是“不可通约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做出选择，如同宗教皈依一样，是“一种在不相容的共同体的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选择”，在这里并不存在一种可依据的客观的合理的价值标准[3]。而劳丹为了克服库恩的相对主义，写了一本重要著作，书名就叫做“科学与价值”。为了避免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劳丹做了特别的限定，强调他所讨论的价值只涉及“认知价值”（即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标准和规范）。尽管劳丹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提出了一种比库恩模式更渐进的科学发展动力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学变化的连续性问题，但是，他对科学进步的解释依然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最终无法摆脱相对主义[4]。可以说，价值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一大难题。要使科学哲学走出困境，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价值做零碎的、抽象的研究，而应当对其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哲学的侧重点是对科学做认识论的研究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的侧重点则应当转向对科学做价值论的研究。

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里，科学价值论的研究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一方面，它将科学看做是一种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文化或文化活动，而不仅仅只看做是一种认识或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它强调对价值的研究也应当是全方位的，而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研究“认知价值”。总的说来，科学价值论大致包括以下两大块内容：一是研究价值对科学的影响及其作用，目的是真正将科学放在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研究，从而揭示科学的动力、目的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块内容与传统的科学哲学有关，但其视野要比传统的科学哲学广阔得多。二是研究科学对人与社会的价值，包括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等等，从而揭示科学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块内容显然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范畴，因而往往被排除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之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是认识论的，而不是价值论的。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着日益增长并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因而对科学价值论的研究其重要性就显得越来越突出。杰罗姆·R·拉维茨指出：“现代自然科学活动已经改变我们的知识和关于我们对世界的控制，而在这个进程中，它也改变了自己本身，并且造成了诸多单靠自然科学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在当代，在关于对科学的理解方面最深层的问题是社会的，而不是认识论的。那些到达真理之类的较老的问题已经让位于对科学的健康发展的关注和对其应用的控制的关注。”[5]尽管拉维茨的观点似有可商榷之处，但它的确从一个角度（即从科学对人与社会的影响这个角度），揭示了研究科学价值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将最大限度地整合元科学各分支，从而使科学哲学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正如前面所说的，传统的科学哲学充其量只是对科学的认识论研究，而不是对科学的全方位的哲学研究（尽管认识论也是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无疑哲学要比认识论广阔得多），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至少不是完备的科学哲学。由于科学哲学的定位过于狭隘，因此，对科学的全方位的哲学研究很难有恰当的学科归属。按照现行的做法，只能将认识论的部分划归于科学哲学，而将非认识论的部分分别划归到科学社会学、科学历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伦理学、科学美学等元科学各分支，这样一来，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事实上处于一种非常松散的状态，有些研究（例如科学价值论的研究）甚至没有一个恰当的元科学分支可以对应。显然，这种局面不仅有碍于对科学做全方位的哲学研究，而且对于推进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认识论拓展到价值论，而且有助于将渗透在元科学各分支当中的哲学思想挖掘出来并且整合起来，从而建构起更加完备的科学哲学，并使其朝着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迈进。

我们不妨以比较成熟的元科学分支即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历史学为例，来探讨一下整合元科学的哲学思想的可能性。

在笔者看来，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的理解既是社会的，又是文化的：它既将科学看做是一种社会体制，又将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活动。于是，科学社会学的定位从一开始便带有交叉的性质：一方面，它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因而毫无疑问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因而它与科学文化哲学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科学社会学的实证研究部分基本上属于社会学的范畴，而它的理论思辨部分则带有很浓的科学文化哲学的色彩。事实上，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在理论层面上不仅是交叉的，而且还有许多重叠的地方。例如，默顿关于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的精神气质等多项主题的研究，显然是理论思辨的，而不是实证的，因而与其说属于科学社会学范畴，倒不如说属于科学文化哲学范畴。从更深层次上说，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两者之间其深刻的关联在于：一方面，要对科学文化进行社会学研究，离不开对科学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就是离不开科学文化哲学；另一方面，要对科学文化进行哲学研究，同样也离不开科学社会学，因为科学文化活动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可以说，科学文化哲学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而科学社会学又为科学文化哲学提供强有力的社会学的实证支持。

我们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的深刻关联中，不难看到整合元科学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至少在科学社会学那里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概括和总结。除了有助于深化科学认识论研究（因为认识活动在本质上也是社会的）以外，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文化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将在科学价值论这方面。例如，通过对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研究（科学“内部的”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科学文化活动内部来深刻地理解科学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科学“外部的”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科学文化活动的外部来深刻地把握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对科学的影响，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和把握科学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离开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科学价值论将会变得非常空洞。

科学哲学同科学历史学的关系似乎要比科学社会学更为密切，以至拉卡托斯强调，“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就科学编史学与科学哲学应该怎样相互学习这个问题，拉卡托斯的观点是：“(a)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做出合理的说明；(b)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c)对历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经验的（社会—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6]。这个观点无疑具有启发性，但是，它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的关系，在本质上仅仅归结为“规范的方法论”与“内部历史”之间的关系（“外部历史”仅仅是一种补充），未免太狭隘了。

如果我们将科学哲学拓展为科学文化哲学，而将科学史理解为科学文化发展史，包括科学本身的发展史（内部史）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史（外部史），那么，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比拉卡托斯所理解的要深刻得多和紧密得多。

事实上，许多科学历史学家（特别是乔治·萨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史的。只要打开萨顿所写的科学史或科学史论著，我们就会感受到十分浓郁的文化气息，体会到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逻辑，而且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同哲学、艺术、宗教等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科学史不仅能够为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学的线索，而且也将为整个科学文化哲学研究提供取之不尽的史料和素材。当然，科学历史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也绝对不是简单的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应当看到，科学历史学本身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例如，萨顿的科学史观，包括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科学与艺术相互关系的观点等等实际上已经明显属于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了。可以说，科学历史学对科学文化哲学的贡献将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认识论，也包括价值论、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研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科学社会学，还是科学历史学，都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其涵盖面都非常宽，然而，传统的科学哲学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种“内部的”科学哲学，似乎并不存在“外部的”科学哲学。这种状况不仅导致科学哲学研究过于狭窄，而且也使得元科学各分支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如果我们将科学哲学拓展到科学文化哲学，那么，后者也将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其结果不仅将大大拓宽对科学的哲学研究，而且也将使元科学各分支得到最大限度的整合。

最后，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有助于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真正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

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几乎是整个元科学共同的使命。科学史学家萨顿说：“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7]在他看来，科学史学家的使命也就是建造桥梁。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也认为，“科学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之间的桥梁”。在他看来，“从哲学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然而，尽管不少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做了巨大的努力，但离完成上述使命仍有很大距离，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鸿沟依然很深。当然，导致两种文化分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应当看到，对于科学哲学来说，的确也有其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特别是科学哲学的狭隘的定位及其与此相关的狭隘的科学观颇值得反思。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就体现了某种狭隘性。它不仅没有设法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桥梁，反而在两者之间划了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表明科学与人文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

毫无疑问，上述狭隘的科学观与科学哲学的狭隘的定位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狭隘框架，遮蔽了人们的视野，使之看不到科学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看不到科学与其他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联系，而将其“看成为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做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8]这样一来，关于科学的观念就被大大狭隘化了。

显然，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对于沟通两种文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一，它将彻底打破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狭隘框架，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科学哲学的定位，从而有可能真正从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理解科学，理解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价值，也有可能真正拉近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距离，深入考察和研究两种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两者之间架起相互理解的桥梁。其二，更重要的是，它将真正肩负起元科学的共同使命，促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尽管有的科学哲学家早就提出，要使科学哲学成为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桥梁，但事实上在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框架里，几乎很难实现，因为探讨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科学哲学范畴，因而不可能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课题。然而，科学文化哲学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它将真正把探讨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当做自己的重大课题，特别是通过揭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深刻关联，来促进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从而推动整个人类文化的普遍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序，2.

[2]　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5.

[3]　 T 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93.

[4]　L Laudan.Science and Values [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64-66.

[5]　Jerorne R Ravetz.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Problems [M].New Brunswick，1996.9，71.

[6]　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41.

篇14

关键词 近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③。

哲学的基础是实践。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哲学而言，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