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科学的关系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社会建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

Abstract：SocialConstructionwithitsradicalattitudeshasposedchallengestothephilosophyofsciencetousesocialrealismtoreplacenaturalrealism.Thesechallengesaremainlyreflectedinthreeaspects：toreplacereasonablenesswithsymmetry，logicwithcontext，andrealismwithconstructionism.Suchchallengehasopenedabroadsocialandculturalanalyticcontextforscientificknowledgeand，isof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However，thiswasdoneattheexpenseofthenaturalbasisonwhichscienceisbuilt.Thesolutiontothisdilemmaliesinscientificpractice.

Keywords：socialconstructionism；scientificphilosophy；scientificpractice

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最有力的来自于布鲁尔，以他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向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目的就是要用社会建构论来取代自然实在论。

一、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完全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3]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4]，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5]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6]。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证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7]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7]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完全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对上述劳丹论证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观点，布鲁尔予以激烈的批评和反驳。布鲁尔认为，劳丹的理性解释模式实际就是“手段—目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不论用于科学研究个体还是群体都缺乏说服力，更无法否定对称性。他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贬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经历恐吓、贿赂、洗脑或者损伤后的头脑内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产生真的不同吗?布鲁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不过是表明了“大脑是一个计算的机器”，“理性”表明机器处于运行状态，“非理性”是表明机器中断和失控的标签[8]。机器的运行和中断不过是装置的两种可能的物理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任何先验的评价，“运行”和“中断”的语言体现了对称性原则。布鲁尔还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把对称性理解为“完全因果同质”即同种原因只能产生同种结果。而实际上，同种原因完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总之，劳丹在这争论中始终坚持外理性原则，坚定地捍卫科学合理性理论。而布鲁尔则一直坚持要用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张对所有的信念进行社会因素解释。劳丹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知识，而且还强调了知识是真实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像劳丹那样要求把产生真实信念的机制与产生错误虚假机制区分开来的做法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借助了自然来进行的辩护机制。但如果强调的是“制造过程”，那么要求解释产生信念的机制，而不问其认识论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除非社会约定，否则不会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区分出真与假的信念，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

社会建构与科学哲学之争的关键还在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争。科学或更为一般的经验探索，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去发现世界可能是如何，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得服从具有权威的哲学判断，以确保是合理的知识。科学哲学本身就具有某些毫无疑问的评价标准，如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无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这套规范都是无时间性的。

社会建构主义关键点在于拒斥这种“第一哲学”，他们认为，首先，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的区分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其次，有关劳动分工的问题，也即科学家的工作在前，哲学家的工作在后。这特别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趋向于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在时间上后继，是寻求对“完成了的”陈述系统的永恒的评价标准。再次，它还会产生出科学家自己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角色与权利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把评价权威置于科学家之上，以致蔑视实际的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决定权。

社会建构主义还认为，作为一种合理的论证的辩护模式，消除了科学研究实际上所涉及的艰苦工作。在具有逻辑重构特征的论证被形成之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的艰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哲学家来说，论证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会显现科学家实际上所显现的工作步骤。这种重构或许可能表明我们外行人能够接受的科学结论，但这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理想化了认知活动的概念。如果认为这种重构代表着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推理，那么这与科学家的实践的认知活动无关。

这种区分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发现的(逻辑)理性的明确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视发现的过程为随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运的。因此，科学哲学倾向于放弃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说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进行研究的实际场所的混沌状态的语境。获取带有真理主张的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获取了他们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果，但科学哲学家总是要施展他们的想像力、理论与实验方法的严格性来制止这类混乱的语境，他们所制造的理论能够被合法化与建构为真理的命题，他们为科学家制造了带有彻底简明与确定特性的逻辑的评价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发现的语境，就像语境自身一样，是不能被化为经验的。但对辩护语境的分析却给形式逻辑以特权。“赖欣巴哈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的要点在于有关科学数据产生的信息是无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评价的。”[9]还有另外一种区分，即“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确定为逻辑的，而外部被认为是经验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突破点就在于寻求发现中逻辑的作用，寻求辩护中的科学合理性的产生的社会致因。这样，逻辑在发现中就具有作用，社会与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价值”在辩护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价值”一词的引入，两种语境的区分中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持有的发现的与辩护的区分，目的在于强调上述“价值”对理论的评价(规范标准)的无关性。规范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的结果：两者间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两种语境的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教条。社会建构主义否认这种鸿沟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的对抗，甚至超过了它与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的对抗。强纲领SSK要求用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哲学，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尔不断地把传统哲学及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目标。强纲领的整个事业就是特别关注于用社会学来取代所有的传统的认识论，继承了被称之为哲学的所有主题”[10]。

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与推理对辩护是关键的。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当他们把观察与推理置于其真实的语境之中时，这些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哲学家所归属的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是在观察；他们在特殊的场所，为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与操作特殊的实验，他们用特殊的测量仪器来计算特殊的样本，他们为特殊的田野研究选择特殊的场所。科学家并不理性；他们解释观察与实验，他们支持或批评猜测或假说，他们推理出结果，他们把模式扩展到新领域。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过程中，他们有着多种理由来进行一种特殊的选择与决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应用、审美价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就是包含在“社会”大伞下的各种因素。社会学家主张知识生产就体现在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这样的实际实践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脱离了在哲学描述中的理想，知识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描述的那种优越性。

三、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波普看来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科学方法论中寻求答案，因为，方法论可以解释科学在提供有关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识方面的优越性。在波普以前，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通过经验积累的经验证据来为理论做出辩护，科学家运用确定的事实来证实理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科学就在向真理迈进。波普意识到，这种实证主义的策略会因为归纳问题而搁浅。因此，他更偏向于证伪而不是证实，用猜想代替了确定的真理。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想与严厉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学家从问题出发，走向逻辑概括与基本语句，这些理论概括与基本语句在原则上都是可反驳的。猜想越大胆，科学(客观知识)进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学必须接受严厉的判决性实验的检验，尽最大的努力去反驳理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学不是证实的游戏(寻求与普遍的理论相吻合的证据)，而是反驳的游戏(寻求证据来反驳它)，科学理论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胆的猜测。波普的证伪主义为区分科学语句与非科学语句提供了一个划界标准。对波普的划界标准，柯林斯认为其问题集中在证伪性的经验证据是否具有可重复性这一点上。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作为一个逻辑条件，而证实与证伪却是实际的观察与实验的过程，波普与柯林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证伪是用直白而清晰证据去反驳理论，还是说证伪过程具有解释的模糊性，只有通过复杂的社会磋商来解决。此时，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谓的“实验者回归”的问题：最著名的论证出现在其《改变秩序》一书所讨论的韦伯对引力波探测的实验中。最初的发现刺激了大量在实验上“重复验证”的努力，包括许多物理学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测器”。结果是一组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测实验，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结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力波是否已经被探测到的问题同样也是实验是否有能力的问题，什么样的探测器被正确地设计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能说什么样的实验是有能力的，什么样的探测器是好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实验是能胜任的，我们就能说引力波是什么样的。这样，在柯林斯看来，并不存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合理的实验结果或者一种好的实验仪器，所有评价仪器的标准依赖于仪器在实验中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一种实验的循环：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得。柯林斯坚持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要困扰任何实验者。这就是“实验者回归”。在实践中，这种回归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谈判来解决的，并且这种谈判并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的，特别是由参与这场争论的科学家盟友与其敌人所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过程。“核心群”成员的活动，是运用“磋商策略”来打破实验者的回归，其结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满意的“适当的科学知识”。正是“核心群赋予社会偶然性以方法论的正当性”[11]。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实验并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础。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正是科学家之间的谈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决定着什么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实验，决定着什么才能算作实验结果，因此，这项研究对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提出了挑战。确定某些实验是否重复、是否可信，这仅是权力的显现，是一种文化与修辞的游戏，结果，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就成为科学家之间磋商的产物，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总之，20世纪70年代布鲁尔提出了强纲领之后，标志着科学哲学出现了社会学转向，传统的科学哲学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应该承认强纲领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这主要因为它突破了传统哲学预设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不可被社会学家碰的，打开了科学知识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科学知识的广阔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语境，正确地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社会因素是首要并且是决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借助于权力与修辞手段社会性建构出来的；在这建构过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贬低甚至完全忽视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断了知识与物理世界的联系，显然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也没有给科学的内在逻辑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样：“在对科学知识的实际产生和演化过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状态的基本作用被社会语境所取代(在这种社会语境中研究资源以一种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认识论术语，诸如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应该相应地用社会术语所取代(诸如由某些研究资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证据等)。而这必然导致去消解科学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学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与揭示自然奥秘联系在一起。”[12]因此，对科学哲学中传统问题的探讨，我们不光要重视社会维度，也要更重视自然维度，不能顾此失彼。当然，我们也不赞同科学哲学中的反映论传统，我们应该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表征走向干预。这种实践的科学观它包容了诸如自然与社会、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实践范畴因而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制造出科学。这一过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强行地化归为单一要素(如化归为自然，或化归为社会)，而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科学是在各种异质性要素的辩证的综合的语境之中突现出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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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方在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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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OLLISM.Thesocialdestructionofreality[M]//HOLLISM，LUKESS.Rationalityandrelativism.Oxford：BlackwellPress，19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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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LEZAKP.Bloor''''sBluff[J].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1991，5(3)：241-256.

篇2

 

"现代科学正逐步走向分支化和一体化。当今的科学如同一棵健壮生长的大树，迅速的分化，产生大量的分枝，故而学科也越来越多，越分越细。与此同时，综合科学、边沿科学也不断出现，从表面看感觉毫不相关、极不相同的学科也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甚至多学科交叉融合提升其创新能力，其结果使得科学知识内容开始越来越复杂。

 

科学的数量集约化已经超出了人们日常认识能力。这种科学发展的规律加速了人们思想方法的改变，导致了系统性思维方式的出现。至此，观察者在考察问题时要以"系统"为中心而不再以实物为中心，另一方面，在认识一切客观现象实体的同时，还须将其作为一个系统，以及一个更高级系统的部分和要素。现代系统哲学强调系统的存在和构成，同时也关注对系统事物的发生、转化、关联等方面的认识。科学一体化打破了原有的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同学科存在的共同规律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不仅审视科学发展的各个领域或分支，而且更加注重考察科学的整体以及整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科学知识的整体化，要求人们的思维方法必须具有整体性。高校的科研团队管理也是如此。

 

一、系统哲学视角下的高校科研团队的现状

 

高校科研团队是由一些科学研究人员以科学技术创新为目的而组成的研究性群体。团队成员之间知识共享、技能互补，科研发展愿景相同，而且共同承担研究责任。科研团队由团队主持者和团队若干成员构成。团队主持者要有着扎实的专业基础与背景，其权威来自专业影响力。团队成员本着自愿的原则参加团队科研工作，并且能够自我管理;团队主持者拥有管理权，而决策权掌握在各位成员手里;科研团队中人人平等，共同参与项目的研发。非团队运作的科研群体与科研团队有着明显的区别，只有依存度高且个人目标服从群体目标，有着科研共识的群体才称得上是科研团队。依系统论的原理看来，高校科研团队仿佛相当于一个"企业",它包含个人的、团体的、社会的、物质的等几方面要素，也可看成一个"合作系统".高校科研团队管理的核心就是诸多要素的协调与发展。

 

进入到新世纪以来，我国诸多大学将"进军世界一流大学、具有较强科研实力和较高科研水平"作为学校发展建设的奋斗目标，指向建设研究型或教学研究型大学。故而特别重视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经费的申请。对于普通高校而言，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部分高校和近年来新升本科高校，他们的科研水平普遍不高，科研能力有限，受困于一些自身的局限，科研工作很难有大作为。如何在科研项目申请、研究工作中取得进步并获得相对优势呢?怎么去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怎么去研究具有创新性、颇具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呢?

 

这是高校追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问题之钥就是组建素质过硬、结构合理的科学研究团队，并对其进行科学有效地管理。

 

目前高校科研团队存在的现状有：一是"近亲联姻"多、"内外结合"少.高校许多团队是硕博士导师和其学生组成，这些团队研究方向较为固定，互补性差，创新活力有限，难有大作为。二是"方向负责人"多、"战略大师"颇少。在知识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的总量在迅速膨胀。如数学一科，就有一千多个研究方向，像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庞加莱那样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如今是寥寥无几。一个学者精于所学学科的一二个方向已属难能可贵，精通多个研究方向的人才更是不太现实的问题。这样，一个学科的多个研究方向就有多个负责人。他们带队组成一个或几个研究团队，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开展工作。各方向负责人彼此之间缺少创新目标的牵引，难以形成合力支撑整个学科发展。三是"拉郎配"多、"自由恋"少。团队主持者为了申请项目的需要，临时按研究分工在各专业选取相关人员而组建的科研团队。这些团队目标指向单一，即以申请完成项目需要为前提、功利性强、短期行为多、稳定性较差。目前高校缺乏具有相同研究志趣、学科知识互补的人才的自主结合。跨专业、跨校、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的研究团队更显珍贵。

 

二、系统哲学视角下高校科研团队的特点和作用

 

1.高校科研团队的特点。一是研究目标要明确具体，研究方向要特色鲜明，具有独创性。研究目标和方向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当然也可以根据现实条件进行适当调整，但一般来说，团队的核心研究方向应该具有阶段的相对稳定性。二是科研团队成员之间优势互补。所谓的"优势互补",就是团队成员各有所长，有的成员是擅长理论分析，有的成员是擅于实验操作，有的成员擅于市场推广等等。尤其是在强调"产学研"一体化的今天，成员之间的优势互补显得至关重要。三是民主是主旋律。科研团队成员之间合作共赢、互为依存，擅于倾听、各有贡献。四是科研团队的总设计师是团队领导者。

 

他不仅学术精湛，而且还善于沟通。不仅是管家，而且还是外交家，在争取项目和外部资源方面擅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

 

五是科研团队新成果的产生具有高效性和持续性。群体的智力资源整合了每位成员的个人智慧，新成果的产生较之于单兵作战更快捷、更持久。六是责任共担、荣誉共享。科研团队的成员具有相同的目标期待，在工作过程中，他们分担责任，荣辱与共。完成工作目标时，共同接受奖励与激励。

 

2.高校科研团队的作用。一般来说，高校科研团队的作用主要有：一是科研团队的构建与创新工作有利于高校特色学科的培育。高校的办学特色在于特色学科。高校可依据现有的科研实力及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有目的组建科研团队。

 

通过科研团队成员协力攻关，获得科研成果，进而促进学科特色的形成，支撑学科及专业的发展。二是有利于人才培养。

 

科研团队以团队主持者为核心进行建设，团队主持者必须是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必须具有跨学科的学识背景，具有较高专业影响力和沟通管理能力的"帅才".学术带头人遴选学术骨干和学术新秀组建科研团队，这不仅利于科研目标的完成，更重要的是研究过程中对人才的培养和提高。三是有利于科技创新。科研团队成员有着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专长。他们间学科互补，在一起合作交流、探讨切磋。各种意见的碰撞与争论都有利于创新思想、方法的产生，这样容易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利于产生科研成果和科技创新。四是有利于科研方向的整合。一些具有较好的学科背景和良好研究基础的学术精英带头组建科研团队，这不仅能够对其已有的研究方向进行提高和扩充，而且还可以使各成员的研究力量得到较好的凝聚，使得科研团队中的各种力量紧紧围绕既定的研究方向，形成研究合力.

 

三、系统哲学视角下建设管理的影响因子和遵循的原则

 

系统哲学强调系统性，探讨高校科研团队的管理，必须考察科研团队的影响因子。科研团队的影响因子概而言之有五个：适度的规模、专业技能的互补、相同的绩效目标、和谐的团体精神及责任的共担。

 

第一，适度的规模。团队成员不能过多、过杂，专业背景要精心选取，否则在相互交流时就会遇到较多困难，很难在科研工作中达成一致，从而会造成成员之间凝聚力低、团队忠诚度差、彼此之间缺乏信赖。

 

第二，各成员专业技能互补。科研团队在开展科研工作时，需要三方面的技能。首先要求各成员有扎实的专业教育背景，也就是要有良好的专业知识技能;其次是团队成员要受过科研方面的训练，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有着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是团队工作强调合作共赢，各成员都需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这一点容易被忽视，其实对于团队来说只有成员间精诚合作，风险共担，才能攻克难关，取得预期的成果。

 

第三，绩效目标相同。团队的存在依赖于各个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绩效目标。它是团队凝聚力的源泉，亦关乎团队工作的成败。在共同目标的统领下，成员开展研究工作。总目标可以分解为具体的、可量化的若干个子目标，依据完成情况对成员进行绩效考核和评估。

 

第四，和谐的团队精神。成功的科研团队应该拥有自己的团队文化，各成员拥有较为一致的科研指向，并且具有相似的价值取向，进而才能提炼出和谐的团队精神。在这一精神统领下，各成员才能完成团队共同的目标。

 

第五，责任的共担。团队主持者和各成员共同承担着团队责任，责任有大小和不同。这里所说的共担不仅指个人责任感的问题，而是成员之间的互动，即责任与信任。这是支持科研团队完成科研任务的重要保证。

 

基于此，科研团队管理工作应该遵循如下的原则：从宏观层面研究，也就是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对科研团队的管理应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是结合校情，因势利导。校系(院)相关领导和科研管理部门及人事、教学等相关部门，要有意识培养、引进相关学科人才，因势利导组建科研团队，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给予人财物方面的大力支持，使其尽快成长壮大起来。第二是精挑细选，逐步培育。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要与各系院紧密合作，对全校的人才构成及传统科研优势进行评估，提出构建科研团队方案。同时，对学术带头人和团队成员进行培养，可邀请同行专家做讲座，交流研究经验，或者派出人员去学习提高等等。第三适时调整，兼顾稳定。科研团队中的人员构成在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也要兼顾动态平衡，及时处理科研团队内外部的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保证科研团队整体的效能。正确对待新老交替现象，只有掌握好适时调整的原则，才能保证科研团队工作的连续和有效性，方能使科研团队具有良好的战斗力。

 

从微观层面研究，也就是科研内部的自我管理也应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是凝心聚力，适度激励。团队领导者工作中要注意培养成员集体荣誉感、强化团队合作意识和提高工作向心力，注意"物化"方面的奖励和利益分享。激励时必须区别对待，贡献有大小，回报亦应不同。第二是群策群力，适当授权。科研团队的主要任务是科学技术创新，因而同时亦具有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团队主持者对各位成员有适当的授权，令每位成员能够适度参与决策，方能使其各尽其责。

 

团队领导者决策压力减轻了，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去思考更具战略意义的课题。三是智力整合，知识共享。好的科研团队是整合了各成员的创造智力为群体智慧、努力营造知识共享的科研氛围，使成员能够自觉自愿地付诸科研行动。

 

综上，高校科研团队的管理，事关大局，微观上说影响学校科研实力的提升和学校的发展;宏观上说影响科技进步和创新成果的产生。因此，管理者要将科研团队管理作为高校管理的子系统来对待，绝不是一个部门、几个人就可以做好的。高校管理者要以战略发展的高度，协调各有关部门，做好高校科研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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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 急性心肌梗死；可溶性Fas；同型半胱氨酸

[中图分类号] R54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721（2011）02（c）-007－02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soluble Fas and Hcy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YANG Zhaoying1,3, LI Jinliang2, WU Suisheng3

(1.Department of Gerontal Cardiology, Heilongjiang Province Hospital, Harbin 150036, China; 2.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Heilongjiang Province Hospital, Harbin 150036, China; 3.Department of Cadre Ward,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of serum soluble Fas (sFas) and Hcy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Methods: Serum sFas and Hcy (with ELISA) levels were measured in 42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40 controls. Results:Levels of serum sFas and Hc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atients than those in controls (P

[Key words]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Soluble Fas (sFas); Homocysteine (Hcy)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全球致死率最高的主要疾病之一。目前研究证实，Hcy水平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1]。Fas是调节细胞凋亡的Ⅰ型跨膜糖受体，作为重要的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物质参与粥样斑块的形成和进展[2]。国内尚少见有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sFas水平与Hcy水平相关性的报道，为此笔者对本院42例心肌梗死患者和40例正常健康人进行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急性心梗（AMI）组病例来自本院2009年10月～2010年6月的住院患者。根据辅助检查，严格按照2001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推荐的诊断标准[3]，入院急性心梗组患者42例，男24例，女18例。

1.1.2 正常对照组入选40例，男20例，女20例，均为本院体检中心经健康体检合格的正常人，无心、肝、肺、肾等重要脏器疾患，肝肾功能正常，无心脑血管疾病史。以上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组成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1.2.1 血清sFas水平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测定血清中sFas，试剂盒购自上海森熊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操作按说明书。

1.2.2 血清Hcy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试剂盒购自晶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操作按说明书。

1.3 统计学处理

所测数据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相关分析采用直线回归，以相关系数（r）表示，均以双侧P

2 结果

2.1 急性心肌梗死（AMI）组和正常对照组血清sFas与Hcy含量

结果见表1。

2.2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sFas水平与Hcy水平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sFas水平与Hcy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呈明显正相关（r=0.586，P

3 讨论

Fas抗原主要表达于激活的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等炎性细胞的表面，与FasL结合后介导细胞的凋亡。sFas是由Fas抗原在转录水平的不同拼接而成，游离于血清中，可阻断Fas配体传导的信号。Boylle JJ等[4]提出sFas增高介导的VSMCs凋亡增多，纤维帽张力下降可直接导致斑块破裂，参与急性冠脉事件的发生。另有研究发现[5]冠心病患者sFas水平升高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使动因素，由于激活的T淋巴细胞凋亡受抑制造成T淋巴细胞自身持久及过度活化，一方面加速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6]，促使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另一方面可能造成斑块内细胞成分的破坏，致斑块不稳定[4]，从而导致冠脉事件的发生发展。本文结果显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sFas水平非常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

近年来研究表明，高Hcy血症是缺血性血管病的重要危险因素[7]。其发病机制可能为：血浆中Hcy水平升高可能促进氧自由基的生成，引起内皮细胞的损伤；血浆中Hcy增高可能促进动脉平滑肌细胞的增生，加速LDL脂蛋白的氧化，从而增加泡沫细胞的形成，致使血管壁增厚，导致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激活黏附和凝血因子的活性，导致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Hcy还可能作为一种血栓剂影响血栓调节素的高表达和蛋白C的形成；本文结果表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Hcy水平非常显著地高于正常对照组（P

本研究中还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sFas水平与Hcy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呈明显正相关（r=0.586，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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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立雄,吴京.血浆同型半胱氨酸与冠心病关系研究[J].检验医学,2008,23(4):428-429.

篇4

关键词：血液透析；室性早搏；稳心颗粒；美托洛尔

中图分类号：R541.7R289.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349（2012）09151502

随着终末期肾衰竭患者血透治疗的迅速发展，与血液透析相关的并发症患者也在大幅度增加，其中心血管并发症居高不下，心律失常就是一类复杂而又容易危及生命的并发症。抗心律失常西药虽然取得较大进步，而许多药物不易透过血透膜，加上患者合并多脏器病变，长期使用，它们的毒副反应明显增加，常常导致病情恶化[1]。中药制剂稳心颗粒经过近20年的研究[2]，证实是一种多离子通道调节剂，对房性、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有效率高，不良反应少。β受体阻滞剂如美托洛尔（倍他乐克），能抑制心脏电风暴发作，长期使用可减少心源性猝死，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为此，我院血透中心对患者并发的室性早搏给予稳心颗粒联合倍他乐克治疗效果明显。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病例选择我院血液透析中心2008年8月―2012年2月的血透患者。入选标准：经心电图诊断的室性早搏二联律、三联律；动态心电图24h内任何时段1h内室性早搏大于300次者或大于1000次/24h；短阵室速。所有入选病例停用其他抗心律失常或对心脏电生理有影响的药物5个半衰期。排除标准：有症状的显著心动过缓性心律失常，如病态窦房结综合征、Ⅱ度以上房室传导阻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重度心力衰竭、洋地黄中毒、中度以上心包积液；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慢性肺功能及肝功能障碍；拒绝用药及失访者。全部病例行常规体检及辅助检查，包括血液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凝血功能、甲状腺功能、甲状旁腺功能、超声心动图、胸部X光摄片及超声检查肝、肾等。

1.2临床资料共观察92例，男54例，女38例，年龄17岁～80岁（48岁±11岁）。38例为慢性肾小球肾炎，33例为高血压肾损害，19例为糖尿病肾病，2例为多囊肾。对患者出现的其他并发症均及时做相关处理。

1.3治疗方法随机分为3组。倍他乐克组31例，给予倍他乐克，开始50mg/d，2周内增到100mg/d～150mg/d。稳心颗粒组29例，给予稳心颗粒（无糖型）5g～10g，开水冲服，每日3次；稳心颗粒合用倍他乐克组（联合组）32例（包括对单用倍他乐克或稳心颗粒无效的6例），给予稳心颗粒加倍他乐克，剂量及服法同上。3组均连服8周为一个疗程。

1.4疗效评价服药过程中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药物不良反应。疗程结束时，对所有完成观察的患者，做入选时的全部检查项目，并做24h动态心电图检查。心悸、心绞痛、胸闷等症状消失或减轻为有效。室性早搏治疗有效判定标准：显效，室性早搏消失或减少大于90%；有效，室早减少大于50%；无效，未达到上述标准。药物致心律失常的判断标准：出现治疗前没有的心律失常，室性心律失常较治疗前明显增多或恶化。

1.5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3讨论

终末期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大多数有多脏器并发症，其中心脏并发症发生率极高，约40%合并冠心病，尸检也证实约有20%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危险因素包括吸烟、高血压病、左心室肥厚、糖尿病、高脂血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我院近3年血液透析者有65.4%（136/208）合并心脏病变。其中有3例心绞痛发作频繁，药物控制不佳，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狭窄大于75%而植入支架。未入选患者中，有2例在血液透析期间猝死。为了降低包括心脏并发症在内的多脏器病变，应重视血液透析治疗方案的个体化，在处理上述诱因的基础上，还应该积极纠正电解质紊乱、贫血等诸多临床情况。医患关系的良好沟通，化解患者的心理负担。指导患者摄入合理、均衡的营养饮食，改善营养状况。鼓励患者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等等，都会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加自信心，更好地配合治疗。

目前，对快速性心律失常的治疗仍以化学药物为主，对血透患者并发的室性早搏及短阵室速的处理十分棘手。某些离子通道阻滞剂，虽有一定疗效，但由于具有心脏毒性，心外副反应等因素，或不能透过血透膜，长期使用会出现明显的致心律失常而被迫放弃。如美西律、胺碘酮等，对血液透析患者并发的心律失常应用，尚缺乏相关安全性的研究[1]。

倍他乐克属肾上腺素能β1受体阻滞剂，抑制细胞内钙超载及儿茶酚胺诱发的非折返性活动，不但对窦性心动过速、房性早搏及房性心动过速有效，而且对缺血性心脏病，包括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并发的快速室性心律失常疗效肯定，对防治室速、心室纤维颤动的电风暴疗效也被证实。该药可透过血透膜，长期使用可增加心脏β受体密度，改善心肌结构重塑及电重塑，对QT间期无影响，改善心脏舒张期充盈，增加心室纤维颤动阈值[1]。根据本临床观察，血液透析患者对倍他乐克耐受性好，即使在每日剂量增至100mg以上，如血液透析后服药，会避免出现低血压。出现的窦性心动过缓，经对症处理，无一例需停药。较大剂量的倍他乐克长期使用可能会引起血糖、血脂代谢紊乱。血透能降低血糖水平约20%左右，对糖尿病肾病血透者，通常无需调整降糖药物。而中小剂量的他汀类、贝特类或烟酸联合运用还是比较安全的，对调节血脂、稳定血管内斑块、预防心脑血管事件疗效确切。

稳心颗粒是国家批准的唯一治疗心律失常的中成药，主要成分为党参、黄芪、三七、琥珀和甘松。近20年来，大量的国内外基础实验研究证实，三七、甘松是多离子通道调节剂，作用于心肌细胞动作电位1、2、3相，延长有效不应期，抑制触发活动，改善心率变化引起的复极波动，增加心肌兴奋阈值及心室纤维颤动阈值，缩短心室壁跨膜离散度[1]。临床观察也取可喜效果，对多种病因所致的房性及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有效率分别为70%和81.7%，不但症状改善，还可减少心绞痛的发作，改善心功能，且无致心律失常的副反应[1]。急慢性毒性试验表明，对动物的一般状态、体重、外周白细胞、肝功能、肾功能及内脏病理学检查，均未发现任何毒性反应。本观察提示，两者配合使用疗效明显提高，且副反应少，适合于长期使用，具有推广应用的前景。

篇5

【关键词】 黛力新； 心血管； 帕罗西汀； 焦虑； 抑郁

中图分类号 R749.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4）7-0046-02

在临床上，心血管内科疾病患者中，发生心理障碍的主要症状为：焦虑、抑郁以及躯体化障碍等，患者的发病率在逐渐上升。根据相关的研究发现，目前大概有25.0%～40.0%的患者发生心理障碍或者伴有心理障碍疾病，并且在心内科中非常常见[1]。对患者采用药物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障碍症状，有效地控制患者的急性发作。笔者所在医院对收治的心理障碍疾病患者采用黛力新和帕罗西汀治疗，探讨和分析其治疗心血管内科患者的焦虑/抑郁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1月-2013年4月笔者所在医院心内科收治的200例轻中度、重度焦虑/抑郁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100例。对照组男60例，女40例，年龄32～68岁，平均（45.0±2.0）岁；轻度焦虑/抑郁30例，中度焦虑/抑郁为10例，重度焦虑/抑郁为60例。试验组男59例，女41例，年龄34～67岁，平均（44.5±3.0）岁；轻度焦虑/抑郁29例，中度焦虑/抑郁为11例，重度焦虑/抑郁为6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评估方法 采用医院焦虑/抑郁情绪测定表对患者进行自评打分，正常：0～7分；焦虑/抑郁：≥8分。由专业人员采用Hamilton焦虑量表（HAMA）和Hamilton抑郁量表（HAMA-17）对患者进行心理评定[2]。严重焦虑：HAMA总分>29分；中度焦虑：21～28分；轻度焦虑：14～20分。严重抑郁：HAMA-17总分>35分；中度抑郁：20～34分；轻度抑郁：14～19分。

1.2.2 治疗方法 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心理治疗和患者进行自我调节之后，对照组给予黛力新（H.LundbeckA/S，批准文号：注册证号BH20020474）治疗，1片/次，早晨和中午分别服用1片。在治疗1周之后，剂量改为1片/d。试验组给予帕罗西汀（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10950043）20.0 mg治疗，1片/d。两组患者分别治疗1个月。

1.3 疗效评价标准

疗效评定：按HAMA减分率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本研究中，186例患者完成了治疗，其中对照组8例退出试验，试验组6例退出试验。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治疗1周之后，患者的症状都得到了改善。试验组：2例患者出现口干和心率增快以及头晕等症状；对照组：3例患者出现嗜睡和体重增加等情况。

轻中轻度焦虑/抑郁：试验组（40例）：痊愈23例，显著进步10例，进步1例，无效6例；对照组（40例）：痊愈24例，显著进步10例，进步1例，无效5例；试验组和对照组治疗中轻度焦虑/抑郁患者的有效率分别为85.0%、8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重度焦虑/抑郁试验组（60例）：痊愈40例，显著进步10例，进步1例，无效9例；对照组（60例）：痊愈20例，显著进步9例，进步8例，无效23例；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治疗重度焦虑/抑郁的有效率分别为85.0%、6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目前，对于患者发生心理障碍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可能与患者的遗传因素和来自社会的精神压力等有关，使得患者的神经内分泌和中枢神经递质功能发生异常有关[3]。然而，患者发生心理障碍是有一定的神经生物学变化基础，主要是由于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含量出现一定的减少，进而使得患者出现拟交感胺的代谢异常情况。

在人体中，交感神经的中枢主要是下视丘，患者发生心脏神经症病变的部位可能发生在下视丘。在心内科疾病患者中，发生心理障碍的患者非常多，发生焦虑情绪的患者占10.0%，心脏疾病住院患者发生焦虑和抑郁情况的几率分别为42.5%、25.0%[4]。大多数胸痛患者的临床症状主要是由于患者发生焦虑和抑郁，并不是患者出现冠状脉出血而引起[5]。对患者进行心理障碍治疗的主要目的是使患者由心理障碍所引发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得到减少或者消除，进而使得患者的预后情况得到有效地改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控制和减少并发症和复发的发生。

帕罗西汀是一种选择性的5-HT再摄取抑制剂，是目前新研制的一种新类型抗抑郁药物[6]。主要作用是选择性抑制5-HT再摄取，进而使得突触间隙5-HT的含量得到增加，进而达到治疗的效果[7]。这种药物的抗胆碱能不良反应非常小，并且对人体的血管和肝肾功能造成的影响非常小，同时具有比较轻的镇静作用，患者具有非常好的耐受性和药物治疗依从性，服药方便和安全。在复合制剂黛力新中，含有杂环类抗抑郁剂四甲蒽丙胺以及神经阻滞剂三氟噻吨，主要是使得突触间隙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以及5-羟色胺等含量升高，具有非常好的治疗协同效果[8]。此外，能够有效地治疗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使得患者的躯体症状得到有效地改善。经过此次的研究发现，在这200例患者中，186例患者完成了治疗，其中对照组8例退出试验，试验组6例退出试验。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治疗1周之后，患者的症状都得到了改善。特别是治疗3～4周的时候，改善特别明显。试验组：2例患者出现口干和心率增快以及头晕等症状；对照组：3例患者出现嗜睡和体重增加等情况。两组患者的血常规和血脂以及肝肾功能等在治疗前后没有差异。试验组和对照组治疗轻中度焦虑/抑郁的有效率分别为85.0%、8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治疗重度焦虑/抑郁的有效率分别为85.0%、6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采用黛力新和帕罗西汀对心血管内科疾病患者进行治疗，两种在抗抑郁和中度焦虑等治疗上没有明显差异，但黛力新的价格相对要比较便宜，具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可以作为首选药物。但对于重度焦虑和抑郁疾病的患者，帕罗西汀的效果则更加明显，可在早期时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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