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经济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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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严剑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篇2

关键词：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学科史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03-02

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不研究属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范畴的具体问题，是理论与学科关系层面的探讨，或可以说属于学科史研究的范畴。对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系，从学科史的角度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界定两个学科的方位和边界、正确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人们更好地把握它们的发展变化与相互间影响。

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概念辨析

要进行相互关系的比较分析，首先需要考察学科的属性，即该学科是研究什么的。首先来考察政治学。政治学英文“Poli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Polis（城邦）。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首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善”、 “正义”和他的哲学王理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他倡导以个人幸福为最高政治目标的城邦政治论，使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后大致经历了中世纪神学政治学、近代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权利政治学、20世纪以来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等几个阶段，①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而言，政治“本质上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1]政治学，则是研究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IR）是国外学术界比较常用的词语。在英文《韦氏词典》里对它的解释是：“国际关系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的是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从这一定义来看，“国际关系”的属性有三点：一是在学科上它从属于政治学；二是它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关系；三是对外政策或外交是其关注的重点。“国际关系”不仅仅是指国际的政治关系，还涉及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卫生、民族、政党等各种联系。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线的国际社会关系。进入世界近现代史的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2]，“严格来说，国际关系的领域集中在世界上政府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这些关系和其他因素（如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个体）是有紧密联系的；与其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国内政治结构）也有联系；甚至与地理的和历史的因素也发生关联。国际关系学是交叠了几个其他领域的庞大学科。”[3]可见，国家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或主要方面。所谓“国际关系”，主要指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主要方面的联系；“国际关系学”，则可被看作是一门研究这些联系和及其规律的独立学科[4]。

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关联

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

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3]。显然，国际关系学（IR）最初是以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被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1949年在巴黎，各国的政治学者共同建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协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有五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舆论[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192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国家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独立的博士教程[5]5。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

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5]4。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

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4]7。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四、结语

在学科发展史上，学科之间从属、分离以及综合是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国际关系学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个从属学科，但随着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荣丰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在人们当中达成了共识，大家都承认它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学科目的与学科价值。

同时，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支撑的关系。国际关系学虽然研究的是一个类似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当中各行为主体互动的关系问题，但它始终离不开政治学所提供的关于国家、权力和权利等基本概念体系的支撑，以及政治学提供的价值规范的牵引。政治学也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在这方面的成果来大量丰富政治学研究的资料与素材，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当天，政治现象常常是超越国界的。 总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相互支撑与相互分离是二者间关系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学科发展也会受这对矛盾运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袁明.国际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美]Joshua S.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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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杨海蛟研究员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第一，恢复和重建阶段（1978—1985年）；第二，飞速发展阶段（1986—1989年）；第三，全面深刻反思阶段（1989—1991年）；第四，深入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的30年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和发展了政治学理论体系；二是开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全面研究，明确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探索了中国民主模式，比较了民主形式，对精英民主论、协商民主论、草根民主论、混合民主论等理论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三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学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四是中国政治学界在理论创新、思想启蒙、政策设计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对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作出了具体贡献。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徐勇教授和邓大才教授对实证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和总结。他们认为，要将实证方法的研究推进到更高阶段，需要完成以下工作：从权力政治向日常生活政治延伸；从文本政治向田野政治延伸；从空间政治向时间政治延伸；从质性研究向量化研究延伸；研究工具和方法向其他学科延伸。

杨海蛟研究员认为，3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经验有：首先，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方向；其次，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践；再次，始终坚持在汲取人类政治学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他认为，目前我国政治学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仍然不够雄厚；第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缺乏共鸣，重大基本问题的研究深度不够；第三，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仍有待系统化。

本次年会也指出了中国政治学努力的方向：一是继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一系列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二是继续拓展研究领域；三是在创新思想、理论、观点的同时，要注意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使其能更多地为各级决策者所重视和采纳；四是要努力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既要争得在国际政治学界的话语权，也要在和国内其他学科的并行发展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五是继续推进政治学科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人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桂琳教授提出两个继续保持：一是继续保持政治学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国家与人民的火热情怀；二是继续保持政治学界一贯的团结、和谐、学术包容之风。

二、中国政治30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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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较政治学；大国崛起；对外战略；和平崛起；马歇尔计划

比较政治学是需要以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学学科分支之一，从其学科化的历程来看，其发展与兴盛得益于国家地位的提升以及国家“外向化”程度的增长，受现实政治需求的影响较大。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战略的外向性并不明显。但现阶段，中国崛起成了不可否认地事实，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审视自己的国家。伴随着这一需要的同时，比较政治学也将开创学科发展的新时代，从而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比较政治学的现实意义

比较，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源于简单的观察，是人类意识形态生活中最早的形态之一，之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不断发展，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奴隶制社会之后封建社会，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并存的现状，当人类开始用比较的方法认识社会组织形式的时候，就产生了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

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意识形态研究学科，有三点核心的要素作和其他学科的区分概念，第一，顾名思义，比较的研究方法必须始终贯穿每一项研究工作，在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使用比较方法进行时，必须在理论上有合理科学的理论依据，以使得该项研究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所以比较方法是一种可以包容其他学科原理和理论的研究方法，可以依据现代社会所新发现的任何具有科学性的理论概念和事实。作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现今社会形势下的比较政治学可以概括为“对民族国家的比较”。只有跨国的政治比较才属于比较政治学，这是其学科边界。在这一理论意义下我们可以理解为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以上述对象为唯一。在研究的事实上，所有的在同一个民族国家框架和情境下的每一个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第三，作为一门以比较方法贯穿始终的研究学科，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是一门经验科学，每一项研究都不能在推断中寻找理论依据而是必须以已经发生的事实为依据，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才是唯一的可取之道，通过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描述和研究来陈述比较政治现象，是本门学科的第三个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日益提升的国家地位，对外战略的提出，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动力：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议题。

二、中美崛起对外战略比较

大国崛起的概念是二战以后兴起的研究现象，通过对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兴衰史进行总结研究，意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总结。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上升，西方社会开始流传“中国”的声调，在此情况下，我国国内研究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大国崛起的研究领域。大国崛起一般指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九个资本主义大国兴衰的历史过程。

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从殖民地迅速崛起，并在后崛起阶段持续走强。纵观美国崛起历史，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使其占据了有利地缘政治条件，除了这一主要原因之外，在制定国家对外发展战略方面，美国审时度势，也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比如，建国初期，处理与霸主英国的关系，冷战后对苏联的遏制、对欧州的援助关系。中国崛起的历史情况远比美国的复杂。但比较幸运的是，中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崛起环境，除了获益于冷战结束之后总体向好的国际和区域安全与经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对外政策的转变（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对周边和西方国家的威胁降低，也使中国对它们更具经济吸引力。

中美在崛起的过程中都需要处理与霸权国、与其他大国和与周边国家这三个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都有与之相应的对外战略的提出。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提出背景、目的、方式分析比较后发现，两者有着本质差异。

（一）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方案”。通过捐赠、贷款、有条件补贴等形式对二战后的欧洲进行直接的经济、物资援助，但和西欧相关接受援助的国家签订美援的相关协定，这些条件对美国当时国内大量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出路，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大量的军事工业产品可以随时转成民用工业和产品，面对西欧二战后的一片残破，这些产能对西欧来说正是他们缺少的，双方一拍即合，这一计划既能为西欧在战后的重建提供急需的物资和财政支持，又能让美国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后劲更足，在此基础上，西欧避免了向东欧和俄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发生，保护了西欧的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维护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二）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因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中国一再反对在两者之间划等号――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而中国当前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于二战结束以后，中国是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参与者而不是挑战者。

（三）两者的比较

“一带一路”略与马歇尔计划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在政治及其他层面，两者是不同的。

1、经济层面的相似性

都是在全球经济低迷和国内产业结构急需调整中提出的战略构思，主要体现在海外存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本国拥有充足的资金、过剩的商品和闲置的生产能力，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等方面。

（1）大规模的国际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在二战中，欧洲国家的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但是自身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外来资金的援助。当前的亚洲，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国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迫切的需要改善本国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

（2）本国拥有充足的资金、过剩的商品和闲置的生产能力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大障碍被清除，第二次工业革命随后大规模开展，以制造业为首的美国经济全面工业化开启，十九世纪末，美国一举超越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家。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由于美国远隔重洋，虽然以主要参战国的性质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战火没有烧到美国本土，美国本土工业因此大发战争横财，随着两次战争后德国、英国、法国的彻底衰落，美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全面的霸主，战争结束后，没有了巨大的消耗来源，巨大的工业产能使得美国本土市场急剧饱和，美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市场来化解国内的过剩工业产能。

目前，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尽管中国国内市场巨大，但是中国地方政府高企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支持下持续的工业产能，无法完全被消耗，制造业产能扩展过速，国内过剩的产能难以被化解。

（3）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

美国在实行马歇尔计划时首次正式提出“欧洲一体化”的观念，为欧洲的复兴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带一路”特别强调沿线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标准、技术的对接，逐步建立起欧亚非互联互通的网络。

2、两者的不同性

（1）运行机制强调平等互利

马歇尔计划将欧洲整体纳入其主导的自由经济政策秩序之下，维护了美国的经济霸权，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作为一项政治和安全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苏围绕战后欧洲形成的政治真空进行争夺，所以制定之初就将苏联排除在外，具有明显的谋求势力范围的特征。

相较之下，当今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一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各国只有共同发展，才能实现长远发展。基于此，“一带一路”战略首先强调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任何有合作意愿的沿线国家都可以参与，是一项完全开放的合作倡议。

（2）合作内容更加丰富

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认为应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方式，其实已经基本指明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合作内容。

（3）开创经济合作新模式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如何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南南合作的伟大构想，既是对理论界的挑战，也对实际操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马歇尔计划只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在美国的主导下支持欧洲经济恢复。

三、马歇尔计划对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很多方面与“马歇尔计划”存在差异，但两者都是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促进出口增长和就业增加，在借鉴“马歇尔计划”成功的经验的同时，也要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实践提出有效的策略。

（一）重视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成立国际层面的协调机构

客观准确定位自己，审慎地处理好与世界霸主美国的关系。受各种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一带一路”战略面临重重困难。而目前的中国只是具备了资金和产业实力，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还比较低。因此，如此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在国内，需要成立强有力的机构。在国际上需要成立一个跨国家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处理诸如国际铁路、公路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事宜，以及其他需要协调的事项。

（二）国内率先完成产业升级，构建“利益共同体”

从国际分工看，中国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为主，与“一带一路”区域的很多国家大多是直接竞争关系。中国想要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使其他国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益，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对外直接投资顺利的保证。

（三）构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组合，政府和市场齐头并进

目前，“一带一路”战略主要由政府积极推动，但是，再好的规划也需要企业的配合，市场才是战略实施的主体。在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在政府推动之下，大量的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其中，使大量的过剩产能和美元流向西欧国家。当前，中国企业在把握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输出中国的文化和理念、加强与所在国民众的沟通等方面，可以肩负较大的责任。另外，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提高自身决策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处理好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实践探索逐步解决。

（四）促进金融服务业的支持，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

当美国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捐助者的形象，以一种近乎馈赠的方式，使大量的美元注入欧洲的同时，马歇尔计划大大促进了美国对西欧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更为用经济手段控制欧洲打下了基础，因而显示了“美元换盟友”的效果。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将是重中之重，而基础设施建设最关键的是资金问题。当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领域、投资领域以及储备货币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都非常小，还需要在贸易等方面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

四、结论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战略的外向性并不明显。这一背景下的中国比较政治学成为我国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比较政治学对于他国政治的研究不是为了推广自己的制度，而是为本国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不仅可以有效避免西方国家曲解和误读中国，而且中国的现实国情，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也创造了条件。

国家地位日益提升的基础上，对外战略的提出也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动力：它不仅为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为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议题。

本文以“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为例，通过比较政治视角对其加以客观剖析，两者在解决资本过剩和产能过剩上有共同点，但之间有着本质差异。中国应该在借鉴马歇尔计划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制订有效的策略：重视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成立国际层面的协调机构；国内率先完成产业升级，构建“利益共同体”；构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组合，政府和市场齐头并进；促进金融服务业的支持，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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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法；理论思维能力；经济分析方法；法律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133-03

教学方法对于一名教师能否成功授课至关重要，如何能够把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又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一种思维的方法，一名成功的教师应予以充分重视。从效果上来讲单向度的灌输性教学行为，学生只能学到简单知识，并不是他们所要掌握的核心部分。教师教学重要的就是让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学到了思维的方法，而且还能达到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当然要想实现这一步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也正是我们进行探索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一、学生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存在的问题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是一门基础科学，在教学中比较容易发现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学习能力，经实际调查研究发现，经贸类大学学生的素质普遍较高，他们大多能够对于学科专业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常能够积极思考课堂问题，并踊跃发言，主动探索，体现出较强的求知欲望和学习能力。然而，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体现在：第一，对于缺乏专业功底的学生来说，政治学理论的分析与政治学方法的掌握存在着较大的难处。对于经贸类大学来说，他们的专业方向多为实用性的，比如经济类、法学类等应用性学科，而“从教学方面来看，不同学科领域内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具有不同的要求”，这就使他们产生了对于政治学理论的陌生感，即便他们具有对政治学研究的兴趣，但是专业功底的不足仍是制约其深入探索的一大瓶颈，为此，对于这一类学生的教学授课，教师的难度相当大。第二，对于拥有具有专业基础的学生来说，他们在充分利用所学知识的实践中也有着很多的不足之处，他们现有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尚不能够应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对于初入社会的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独立地进行思维判断并准确实践确实存在着不小的挑战。所以，在这方面，本门课程给予的重视稍显欠缺，这也是对此进行详实分析以及调整改善的重要原因。第三，目前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仍然是较为单一与传统，大部分教师的讲授仍是按照以往的思路进行，导致成果的低微和教学模式的僵化，其实，在其他领域收效卓著的很多教学方法都可以适用在本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而教学方法的开拓与创新正是一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所以，在教学方法的探索上，这门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而推陈出新，使我们的学科教学取得更好的成绩。

二、研究《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的意义

研究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方法对于经贸类大学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这门课开阔视野，还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学习方法。对于学生来说，其意义和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有利于学生在应用实践的基础上提升理论思维能力。经贸类大学的学生专业应用性非常强，然而关于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却显得非常薄弱。在正常授课过程中，由于学生们的知识结构偏向某一个单向度应用性专业，学生经常听不懂教课老师的的知识讲授。部分老师可能会改变授课风格，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和结合实例的方法来讲解，虽然能帮助学生进行理解，但是一味地迎合学生不利于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作为授课教师，在结合实例进行讲解的过程中，也要重视对学生进行理论分析和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第二，有利于学生掌握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方法与路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这门学科需要前期基础性课程所提供的理论准备，例如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的学习。对于公共管理相关专业的同学来说，这些课程大都进行过系统学习，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但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讲有所欠缺，尤其是缺乏相关基础课的支撑。此时，如何使学生掌握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的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现在教育的目标越来越倾向于人的能力的提高和全面素质的增强，而科学学习方法的养成则是重要的一方面，这方面能力的提高将直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三，有利于学生培养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思维模式。“理论储备与实践智慧是教师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基石”，因此对授课教师来说，就是通过《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来实现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的深度结合。由于学生还没有接触过相应的理论，所以还不会运用相应的理论来分析社会现实。作为教师来说要做的就是要引导学生从实践中提炼出理论，或使之把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甚至在经过一段实践的训练后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思维模式，这样有助于他们掌握一种科学的思维范式，而这正是促进一个人健康成长的最为关键和最为核心的因素。

三、《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教学方法分析与探讨

对于《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方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的指导原则；二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采取的具体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的指导原则。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构建科学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过程中，必须在这门课程教学中始终遵循着这样几个理念：第一，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背景进行教学。通过老师授课，学生最终所能掌握的相关知识依然是表面的，还很难对这个领域有着专业的分析和运用能力，他们的重心依然是停留在本身的专业基础上，“没有专业基础的人在专业要求较高的行业里面发展，关键是要结合自己的兴趣”，所以对于这些学生，教师应该结合他所学专业和兴趣爱好，使他将所学课程与所学专业有机结合起来，或者更进一步使他加深对原有专业结构性知识的理解和认知。第二，将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作为核心宗旨。虽然教师教授一门课程的目的是使其获得相关的知识，但让学生掌握一种思维方法，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更为重要。知识是无限的，我们无法穷极世界上的所有知识，所以寻找到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如是，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逻辑思维能力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或者依据客观事物的规律，发现新的问题，而这并不是仅仅通过读书就能获得的能力。基于这种考虑，老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科学思维方式的训练，例如课堂发言、组织辩论等都要贯穿这种思路，引导学生对这种思维模式产生主观自觉。第三，紧密结合本校的发展思路。在教学方法的研究上要紧密结合本校特色，比如在很多经贸类大学中，国际化是其重要特色之一，教师的教学方法研究也应具有这个特色。《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实际上也是一门以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为视角的课程，它的国际化内涵毋庸置疑，只是它重点在于政治制度领域，很多学生愿意选修这门课也是基于这个特点。因此，这门课不仅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意义重大，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很多外国留学生也主动选修这门课，他们也正是看到了这门课的国际化色彩。因此，我们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活动中也要紧紧抓住和贯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国际化特色。

2.《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采取的具体的教学方法和路径。结合上面的分析和指导性原则，我们认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的教学方法应从以下视角出发，既要考虑本学科的特点，又要兼顾到经济类专业、法学类专业、外语类专业、管理类等专业的特点，尽可能达到教亦有道，学有所得的目标。具体来说，我们将要采用这样几种教学方法：（1）经济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对政治问题的考察也不能忽视其背后的经济根源。如今经济分析方法引起了多方的关注。这种分析视角我们也可以运用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教学活动中。例如制度经济学就是经济分析方法与制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的制度分析，主要是政治制度分析又居于核心地位；博弈论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也日益进入政治领域。很多政治学专业也都开设了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到了博士研究生这个层次，经济的分析方法更是不可或缺。虽然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不能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那样熟练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但可以培养政治学专业学生的经济分析能力。基于这些成功的经验，我们在教学中也要注意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政治制度问题，通过这种分析方法运用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2）社会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受课学生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念取向。教师在讲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要注意，既要利用来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生的知识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也要运用这门课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内涵来丰富学生对外面世界的认识。我们在讲授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背景因素，以及学生价值取向的社会政治背景因素及其根源，分析其利弊，有的放矢地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教学目的是引导学生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建立在科学的思维、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最终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的人。（3）比较分析方法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核心教学方法。比较分析方法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分析模式，它包括许多具体的分析方法，具体来说包括国别比较方法、专项比较法、综合分析比较法等。这种分析模式有利于学生找到政治制度的共同点、不同点，并分析其优缺点。①比较分析的逻辑。进行科学比较分析的基础是要找到我们进行比较的逻辑线索。我们在讲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时候，要遵循一定的分析逻辑，即首先以政治制度的因素作为切入点，如社会经济因素、政治文化因素等；然后再具体分析各种政治制度的异同，这还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虽然我们也是结合具体国家的政治制度等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述，但还不是对某种类型的国家政治制度进行综合分析；最后我们运用上述提供的理论工具对某种类型的政治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这个教学逻辑，有助于我们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并达至良好的教学效果。②国别比较研究。在授课中发现，很多学生对国外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因素并不十分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教学方法是先介绍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些特点，然后结合我国相关制度的情况比较分析。通过直观的国别比较，使学生了解各国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判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比较、鉴别、判断直接告诉学生，另一方面也要给学生留下较大的比较和思考的空间，激发他们去思考问题，对自己进行考查，学会认识自己，“未经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发现内心善良的火花，靠他们自己使之变成熊熊烈火。③专题或专项比较研究。国别研究虽然是比较研究方法中最好的一种方法，但它也有弱点，即把政治制度进行分类，然后选择代表性的国家从宏观上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对具体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涉及的还不多，也不能对于政治制度的细微差别进行详细的解读。因此，还需要我们采取专题或专项研究的方式进行实验室式的解剖和分析，尤其是对于研究对象很具体，范围也较小的制度，通过研究不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异同点，而且能够对其程序运作的效果做出判断，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因此这种比较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准备大量采用这种实验室式的教学方法，这种比较方法不仅能让学生获得理论思维能力的提升，而且在分析具体政治制度的异同、利弊的同时也能推动学生做出科学、正确的判断。因此，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要力争做到的授课方法。（4）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这种教学方法所针对的主要是中文、外语、人文类学生，这种专业应用性很强的学生通常对政治分析不感兴趣，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一本书只看表象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体会书中思想的更深层次，例如余秋雨教授就认为《李尔王》包含三个层次，普通人只能看到第一个层次，专业人士也许能看到第二个层次，而第三个层次则很少人能及了。由此可见我们具备必要的专业素养。如果中文系的学生不了解认识和分析政治的方法，那他就很难成为一个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成就的人。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这部分学生，使其能树立正确的看待政治科学的态度，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理解，破除其过去在思想上对政治行为的错误认识。应该说在我们学校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应用性专业的学生通常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先定的印象，认为政治是消极的。而我们作为教师的，就是要在教学中做到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认识、分析政治。（5）系统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系统分析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途径被许多教材列为学习方法或研究方法之一。任何事物都是由一个复杂的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事物的任何系统性构成因素，而要对之进行有效整合。虽然系统分析方法需要经验的累积，需要在实际中不断的探索和磨炼，但我们认为如果能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注意这方面的引导，例如在讨论中提出单向度的问题，进而引导学生进行多向度、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思考，也能锻炼学生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的能力。

综上所述，《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仅凭上述的授课方法和学习方法尚不能及，我们还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探讨。但从目前的教学实际状况来讲，上述方法在36学时的课程中是完全适用的，教师所要做的就是把上述方法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教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这些研究手段和思维模式考虑问题、分析问题。

参考文献：

[1]侯月华.做好小专题研究 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J].教科研，2010，（10）.

[2]严存生.法律对稳定的价值[J].社会科学，1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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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新制度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比较推崇的研究方法，它认为即使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治抉择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新制度主义认为需要深层次地考察和分析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将个体行为放在历史条件中进行考虑，通过运用归纳法形成较成熟的理论，然后再对国际政治展开研究。新制度主义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学学科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启示。

 

一、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兴起与演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从对制度的普通研究转向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彼得斯认为，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属于旧制度主义研究，经过行为主义流行的30年后，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开始兴起。新制度主义学者反对把行为界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用行为去解释政治现象是不具备说服力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发生在某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之内的，这种行为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因此，有学者大声疾呼“重新发现制度”“回归国家”与“回归制度”，但“回归国家”似乎并无特别新颖之处，人们不应该简单地接受制度的一般定义，而应该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途径。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以美国为重心，欧洲失去了传统的学术中心地位，在欧洲盛行的历史分析范式、制度—法律分析范式及哲学思辨传统也逐渐被重视实证、数量分析方法的科学主义所取代，定性研究和价值判断在研究中被最小化。经济学随着日益强大的经济领域力量凸显了其显学地位，并逐步得到确立，它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推动了崇尚个人主义和以市场原则的自由文化扩张，并使这种文化发展为新理论范式的基本框架。理性选择范式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并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兴起并迅速主导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方法形式客观、中立，论据实证并能近乎精确地解释政治活动，这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无可比拟的，行为主义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话语权。行为主义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但其用科学标准来衡量社会政治现象似乎脱离了实际，暴露出了对社会价值观的忽视，研究的形式主义和数理语言难以表述的困难，导致其会容易遗忘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各种研究范式开始尽显其能，取长补短，交叉与融合，逐渐打破了行为主义在各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新制度主义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领域巨大成功的影响下，为了矫正行为主义方法中过于关注政治个体及其行为，忽视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环境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而产生的。实际上，新制度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旧制度学派的一些合理“内核”，和旧制度主义学派用静态眼光看制度不同，新制度主义用动态的眼光综合分析经济运行理论、政治行为和制度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不是制度分析范式的简单回归，而是其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二、新制度主义的解析

 

新制度主义最早从经济学中兴起，由于有学者不满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对于“政治”“国家”“制度”的轻视，将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个人主义之上，才被引入政治学研究。新制度主义是对行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思，其主要内容有：

 

首先，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在制度因素中结构与人哪个更重要?行为主义强调“人”的重要性，而新制度主义认为对人的独立影响作用的研究应该放在对社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获取有力的解释论证。新制度主义着重分析制度对人的行为、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并认为制度约束人类的行为可以促进行为的规律和规范，增强解释和预测的可靠性。新制度主义认为人类接受制度的约束，同时制度又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所以新制度主义必须解释作为个体的人接受制度约束的原因，不同的解释促成了新制度主义不同流派的产生。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认为政治的核心要素包含制度，制度是政治管理和解释政治现象的有效工具;个体及其行为虽然很重要，但必须把个体放进一定的制度背景中进行分析。

 

相比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在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同时，更注重分析个体偏好行为，这增强了新制度主义的解释力。新制度主义丰富了“制度”内涵，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结构、惯例和观念。旧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普遍以整体主义为主，而规范制度主义类似整体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则居中。与旧制度主义相比，尽管新制度主义在发展研究的可传递性、可重复性、量化等方面还不完善，但新制度主义更加重视理论的发展和方法论。

 

按影响力不同，可将新制度主义分为以下三大类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端于以罗纳德·科斯和奥利佛·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认为在制度选择中交易成本权衡很重要，引起了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革命，威廉姆森则提出了将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他认为制度环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表现形式。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源自于对政治制度本身进行交易成本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每个政治个体都有固定的偏好，实现偏好最大化是政治行动者的最大目标。理性制度主义视行为为导致政治结果的关键因素，建立了理论来解释制度的产生：相关行动者能从中获得比其他制度更多的利益。理性选择范式认为理性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动机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最大特征体现在理性策略算计的行动者行为上，强调政治人的理性和稳定的偏好，认为政治的过程是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过程，行动者通过制度安排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

 

历史制度主义是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的，它保留了旧制度主义对正式制度的重视，接受了关于集团理论的观点。豪尔和泰勒认为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特征：历史制度主义广泛地界定了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与制度的运作和演进相联系的非对称的权力分配;在分析制度演进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注重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结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历史制度主义将现场制度融入历史环境，强调既有制度中的权力对比关系对新制度的产生所带来的不公平的压力，它认为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历史制度主义重视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在分析微观现象时缺乏有效性，它不能解释制度与行为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不及它在分析宏观现象时的效用性。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从社会学中发展起来的。不少社会学家认为西方的世界文化强调韦伯的理性观念，即将理性看作实现正义和进步的手段。这种世界文化规则构成了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体，并为其确定了合法的追求目标。世界文化规范也使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和行为变得越来越相似。由于他们将这些文化规范和规则称为“制度”，他们的研究路径被命名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打破了把基于组织结构的“制度分析”与基于共同价值的“文化分析”分裂的做法，促使两者交融，强化了宏观解释力。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有效地解释了无效率制度长期存在的现象，这是前两者所不及之处。制度不是简单地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指出在特定背景下人们觉得该做什么。制度不是直接影响个人的策略性计算和行为选择，而是为行为提供了必备的认知版本、类别判断和行为选择模式，影响人们偏好、认同和自我形象的形成，从而间接指导人们的行为。

 

三、新制度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启示

 

正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学理支援下，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发展出了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部著作“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基欧汉的功能理论有力地论证了“制度是重要的”，但仍有其缺憾性。有学者批评说，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机制发展为正式的组织，而另一些机制却没有。基欧汉的不足被后来的学者们弥补，他们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不止“囚徒困境”，必须创设不同类型的国际机制以满足不同的集体行动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由于采用了与微观经济学相同的行为假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能够从微观经济学中输入理论和方法，如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等。尽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认知心理学、期望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等多个流派的质疑和批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裹挟“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威，迄今仍是国际制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主流，有助于开拓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有助于国际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

 

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国际政治学中的建构主义有某些共同点。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结构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所构成的，而是由正在扩张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被以韦伯的理性观念为核心的文化规则所主导。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规则通过两种方式将国家塑造为国际体系下的单位，一种是为国家确定“理性的”目标，如追求“现代性”和“进步”，另一种则是确定“理性的”制度以实现这些目标，如市场和官僚制。社会学制度主义是在美国社会科学传统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理论假设明确，方法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者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在国际生活中的力量，为国际制度的独立价值提供了更具刚性的论证，国际制度会增强，不仅是因为它便于达到帕累托最优，有助于国家以最小成本实现目标，而且认为参与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网络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适当的。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打上了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烙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范畴。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又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就解释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体系运行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和社会学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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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铸造出鲜明的国家特色

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要符合中国实际的国情，认准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的最佳汇合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认清楚国情以及判断世界形势这两者之间联系紧密，不可分割。中国和世界共同处于一个时代，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所以，应该好好利用这一良好的战略机遇。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世界相类似，主要任务也一致。当今世界，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即便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存在着某方面的共同利益。正是这些汇合点，虽然不完全精确，但是至少能够成为铸造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源泉，一定不容忽视。

二、确定权利政治的新视角

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建设要以权力为主线，所以，应该全面赋予权利新的科学内涵。权利，以人的需求为根本，从人的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全面为人的发展服务，同时还能够发挥人的集体作用。这是国际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更是国际政治运作的必由之路。以人为本就是要让中国国际政治沿着和平、发展、共赢、合作的道路，逐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积极处理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从而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健康发展。以人为本是一个总的原则要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分层次、分领域逐步进行。不能够一蹴而就，急于求成。

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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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政治学；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解读；批判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12.2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2-71-03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在考究其学派传统时，往往会将之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并将修昔底德视为是“第一个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人都受到了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战史》)一书的深刻影响，因此，这三人也被公认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传统理论大家。本文主要使用后现代主义的“双重阅读”(Double reading)方法，以此深入分析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相关解读。这一分析方法，主要借鉴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所开创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分析具有话语权的现实主义理论如何进行文本解释，对传统支配性解读进行“重复”和“再现”，从而揭示出文本、话语、制度中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着或排除掉的“内在张力”，以此揭示传统理论对于文本的垄断解释。

一、文本解读的“知识考古”：继承关系的主观性偏差

从人性的视角来论证国际关系的特点，这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以汉斯・摩根索为主要代表。摩根索在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将修昔底德拉人到其理论解释的框架之中。他认为，利益是国际关系中永恒不变的诉求，其不受时空条件的影响，并引用《战史》中的语句指出，“从古希腊的经验中，修昔底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论是城邦之间或是个人之间，利益一致是最好的保证。”此外，在论述国家行为体对权力的追求时，摩根索也引用《战史》中的语句来加以佐证。有鉴于摩根索将对于权力和利益的追求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假定，而且多次在其理论的核心部分中引用《战史》中的相关观点和语句，因此可以认为，摩根索将修昔底德视为自我理论的一大基础和先驱。

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之一，这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核心假定之一。而修昔底德被称为现实主义学派的先驱者，主要是因为在《战史》的第一卷中，包含了现实主义学派的3个核心假定：(1)国家(或城邦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基本的行动单位；(2)国家为了追求权力，要么将权力本身作为目标，要么将其作为追求其它目标的手段；(3)国家大体上采取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此，基欧汉引用《战史》第1卷第23节中的名言来解释上述3个核心假定：“我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几乎被表面现象所遮盖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体系的视角来解读修昔底德文本，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当是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乎。无政府体系是新现实主义的主要出发点，新现实主义将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体系与《战史》中所描述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两极体系相比较，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论。沃尔兹认为，《战史》为其“国家相似性”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例证。吉尔平对修昔底德的著作更为热衷，他认为其全部理论均与修昔底德的理论相联系。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修昔底德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之间的继承关系得到了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的认同。他们均将修昔底德的《战史》视为是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起源。但是，对于修昔底德与自我理论的渊源关系，几位学者的论述角度却多有差异。这些学者往往倾向于从自己的学说出发去解释修昔底德的著作。比如，摩根索和沃尔兹将《战史》中的内容作为支持自己理论的重要例证，吉尔平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与修昔底德的著作相联系。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国际关系学者对修昔底德文本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

现实主义学派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方法是有理由被质疑的。现实主义往往片面地截取古典政治学文本中的只言词组来证明自我理论的正当性，而不是还原政治学文本以本来的面貌。英国思想史学家昆汀・斯金纳和波考克认为，对文本进行解读时，“真理依赖于情境、社会，而非作者和文本”在理解某个时期的政治哲学时，必须要把哲学中评价或规范的那一面――也就是首先与历史偶然性的那一面加以考虑，读者要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就必须掌握说话者的运用常规。而现实主义者却忽视了这一重要问题，不仅对文本的分析断章取义，而且也完全割裂了其他理论对于文本解读的可能性，从而垄断了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读。

二、文本解读的谱系分析：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

上述“知识考古”再现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对于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支配性叙述，通过“双重阅读”方法，可以揭示文本互动背后的权力关系，从而批判类似的文本解读中的“现实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强调发掘文本之间互动背后的权力结构，揭示文本建构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从而消解传统文本解读的“中心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曾经指出，“知识是权力的眼睛。凡是知识所及的地方也是权力所及的地方。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作辩护。”后现代主义认为是权力创造了知识，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方面，常使用“谱系分析”方法。系谱学的任务是恢复被整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本文尝试使用这一方法，从而揭示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以消解现实主义中心论思维。

对于现实主义文本解读中的知识和话语的关系问题进行诠释，首先要厘清现实主义言说和古典政治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以及古典政治学文本中包含的很多异质性的内容。除了现实主义学派所强调的符合其理论视角的诸多观点之外，还有一些被现实主义学派“人为化”的边缘观点。以对霍布斯的分析为例，“现实主义通常从逻辑和描述两个维度来运用霍布斯”，并认为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为国际关系提供了范式”，国家之间交往的现实，同霍布斯所描述的个人在自然状态中的描述相类似。然而，奴里，尤德瑟夫认为，与其说霍布斯是现实主义者，不如称其为理性主义者。他指出，将国家之间的关系类同于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显然是有巨大缺陷的。迈克尔・威廉姆斯在《霍布斯和国际关系：一个再考虑》一文中，也极力反对现实主义学派的相关解读方法，转而用怀疑主义的方法来解读霍布斯的文本，并得出了异于现实主义者的结论。同样，大卫，布歇在

《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团体间关系和国际关系》一文中，通过研读霍布斯另外一本著作――《论市民》，得出霍市斯所谓的自然状态在现实中是团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所谓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霍布斯的国际政治主张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扩大贸易，规避战争，其观点脱离了现实主义的主张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些解读在同现实主义解读的互动中处于劣势地位，由于现实主义对文本解读的霸权地位，致使古典政治学的相关文本被解读为主流的现实主义版本。

文本解构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权力结构。知识和权力是紧密相连的，知识本身无法避免权力的运作，知识的论述机制也反映了权力的变化关系。文本霸权的存在，其实源自于国际关系理论权力关系中所存在的霸权状态。无论是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渎，还是对国际关系现实分析来说，始终是由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占上风的话语模式所决定的。自二战以后，现实主义学派成为既得利益者维护现有秩序的有力工具，其依靠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支撑成为主流话语，并取得了对其他理论的话语霸权，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其他的理论言说受到主流话语的忽视、压抑和边缘化。因而，在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读者往往只听到了现实主义的声音，也只接受到现实主义的布道，从而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支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三、现实主义文本解读的实用主义批判

现实主义者总是将其学说与古典政治学传统文本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对政治思想史中现实主义学派的传承，并试图证明这一传统相对于其他理论传统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现实主义者坚称与修昔底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一脉相承。然而，现实主义不过是众多与古典政治学家对话的学派之一，现实主义者通常以自我的立场和偏见来解读古典文本，从而证成自我理论，彰显其普世性。

目前，国际关系理论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主流声音是由现实主义者发出的。以修昔底德的《战史》一书为例，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达成共识的认同该书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开篇之作，现实主义学者都从中找到了证成自我理论的言说。然而，“近代社会科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结构。及其一系列特定的关注，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受益于修昔底德”，问题在于“他无法自己约束我们针对他著作的诠释，所以我们太容易使自己确信，我们在他这里发现了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一切类型的文本都是历史和背景使然，但在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进行解渎时，由于很难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因此难以掌握巨著的本真。对文本的解读实质上是理论者的再创作，这种再创作使原有文本受到理论者论点与偏见的玷污，显现出理论的强词夺理元素与实用主义意图。

通常，古典文本包含大量的信息。学科指向也往往明确。就修昔底德的《战史》一书而言，历史学者将其视作一部宏篇的历史巨著，而国际关系学者却能从中汲取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且不论不同学科之间固有差异能否使之共同受益，国际关系一个学科内部更是如此。正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所言：“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能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得到启发。”如《战史》这样的古典文本并未包含唯一的理论指向，不仅是现实主义，其他学派也可以从此文本中汲取养分。而现实主义对文本解读是在权力关系中造就出来的论述的实践，这种论述的机制反映了权力的变化。作为具有主流话语权的现实主义，其借助古典政治学家著作中提供的庞大体系和丰富内容，得以攫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理论具有深厚传统的佐证。

国际关系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环境来解释一切的人类历史。现实主义的产生源于20世纪的国际关系现实，在更深层面上依赖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大环境，将这种现论与古典政治学著作相联系，使研究者忽视了局限性而过于强调其解释力，甚至热衷于以某些抽象概念和原则构建起永恒性的理论模型。现实主义“自觉”地跳人了这个“陷阱”，对于古典政治学家的智慧奉行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套用现论简单地对古典政治学文本加以诠释来证明历史传统的存在。因此，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实质上是各学派将古典理论加以主观化并为我所用的过程。

四、结语

知识常常是主观性的，其不依赖于客观的对象和实体。每个人在阅读时，由于主观性的存在，都会产生彼此有差异性的阅读结果。对文本的解释，只有撇开一己之见，深入到“文本”以及情境本身之中才是最可取的。现实主义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往往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出发，从而使“文本”服务于自己的理论。正如理查德，阿什利和罗伯特・沃克尔所言：“真理的可能性是受到质疑的，每一个呈现并不是复制或恢复其在其他时间或空间所真正出现的事物，而是呈现其他各种的呈现，没有一个是原版的，每一个都是独断的，并且没有一个能排除其他的各种呈现。”其实，对于古典文本的解读亦是独断之思，是学者们建构出来的。因此不能就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呈现出统一或定于一尊的共识。即然如此，在对国际关系著作进行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有一定的认知，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或神圣的，古典政治学家著作的指向是庞杂和多元化的，我们需要反对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因为任何单一的话语都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实在的清楚轮廓。只有各种声音同时存在，才能扩展我们谈话的视野，才能充实我们关于古典政治学文本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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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教育部颁布并实施《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若干意见》以来，各高校陆续开设了双语课程并把双语教学作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只有搞好双语教材建设，双语教学的困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突破。本文在对现行国际政治双语教材模式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自主编写而形成的特色创新模式，以期对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价值。

 

一、高校《国际政治学》现行双语教材的基本模式

 

(一)英文原版教材

 

可以肯定地说，国际政治原版相关教材在双语教学中的优势非常明显。一是内容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实用性和参与性。二是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创新性、动态性和实践性。三是专业知识学习与英语语言训练具有自然的融合性。因此，在国内高校教学双方具有较高英语水平的情况下，原版国际政治教材的这些优势就会成为高校国际政治学双语教学教材的首要选择。但国际政治相关原版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原版教材缺乏针对性，不适合课程教学大纲知识体系，不能有效反映国内实际，更不能与其他专业课程进行合理衔接。二是原版教材内容繁多，在中国目前现行的双语教学方法、教学习惯、规定的课时以及学生英语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的限制下，原版教材的使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三是原版教材受中西文化背景和教育体制的限制，一些重要知识点的理解上也会产生中西偏差，即使教师花费很长时间进行阐释，也未必达到满意的效果。因此，原版教材的内容并不能被充分利用。四是原版教材版权和价格过高也阻碍了其大规模普及，尤其是原版教材较高的价格超出了贫困家庭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是教师在选择原版教材时不得不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

 

(二)原版影印教材

 

原版影印教材是国外出版社授权并由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影印教材。它包括无翻译的和有翻译的原版影印教材。这类教材基本是把原版教材和国内专业课程标准要求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保证了双语教材的语言规范、纯正，内容简练、适度，而且也基本反映了我国高校学生的认知能力。同时，教材定价也比原版教材价格低几倍，能被学生所接受。但这类教材的缺点也很明显，主要是策划和出版周期较短，其条理性和系统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自编英文教材

 

自编英语讲义是指双语教师根据教学大纲，把原版教材与国内成熟的国际政治权威教材结合起来，用英文编写的自编英文教材。这类教材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强，既能体现国际政治领域的前沿动态，又能体现国内课程的特点。但这类教材对编写者的要求较高，一是教师要具备极高的英语水平，二是编写者必须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高水平专家，愿意把充足的热情、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双语教材的编写之中。否则，所编写的教材不仅语言不地道，无法保证知识的先进性，而且自编教材摘选原版英文教材的部分还可能产生著作侵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给双语教学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

 

(四)活页教材

 

活页教材是教师没有选择到一本真正合适的国外原版或影印版的双语教材，通过复印与双语教学比较接近的原版或影印版教材的部分篇章，或根据教学需要由教师自己编写英文版教材没有的内容。这种活页教材经济实用，针对性和灵活性较强，能发挥教师教学的个性。但它自身固有的缺陷也使其不能成为双语教学的首选教材。这种作为“活页”性质临时发给学生的教材除了具有上述自编教材的种种弊端外，而且“没有教材的双语课程学习，知识掌握散乱，既无系统性又缺乏深入性，不但无法改善和提高外语水平，也不便对课程内容理解。”[1]

 

由此可见，国内高校目前采用的《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并不完全符合双语教学的实际需要，成为影响双语教学质量与效果的主要瓶颈。双语教材的选择是国内高校双语教学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探索并建设适合本国高校教学实际的《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已成为国内国际政治学界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二、高校《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的特色创新模式

 

笔者在《国际政治学》省级双语示范课程多年教学与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自主探索并编写了一本适合我国高校国际政治双语教学目标且拥有自有著作权的国际政治双语教材《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英文版)，该教材2011年2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教材的出版填补了我国高校没有国际政治理论教学正式英语出版物的空白。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本教材的特色创新模式也为突破国内双语教材困境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具体说，《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双语教材特有的创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写目标与思路明确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把教材的作用看成是“在一个有目的的情境发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讨论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种观念。”[2]《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教材在编写前就把知识目标、语言目标和思维目标确定为该书的首要编写目标。也就是说，这本双语教材不仅要通过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国际政治思维能力，而且还要通过简明和地道的英语表达来提高学生专业外语的交际能力以及运用外语思考国际问题的能力。

 

在编写目的的指引下，还要进一步明确编写思路。《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教材内容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要求进行编写。编写体例借鉴中外相关教材的优点，每一章节都包含引言、正文、经典案例、学者学术背景介绍、课后分析理解题、进一步阅读书目和国外相关课程网址七个部分。编写内容力求覆盖课程教学大纲全部内容，同时突出重点。

 

(二)原版教材和英语网站内容合理取舍

 

一本规范的双语教材除了包含本学科常规的基本理论外，还应当体现这一学科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主编者的科研创新与教学体会。《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就是对国际政治中英文权威教材内容和英语网站材料进行了合理取舍和修改，从中获取了中英文材料的精华就是该教材的重要素材。例如，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主要直接引用英美国际政治权威辞典、原版教材和英语专业网站中的原文论述。经典案例尽量选择原版教材的素材以及自己在科研中所积累的材料。对于原版教材或网站上的内容取舍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对于直接引用的要给予注释，而对于其中描述不当的地方要采取慎重抉择的态度，多参考国内外权威大家的见解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加以取舍。因此，“一本好的双语教材绝不是几本原版教材的选编或摘录，而是参考了上百种资料并加入自己认识的教学成果。”[3]教材的内容需要不断地完善与更新，尤其《国际政治学》课程更是如此，应体现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此，笔者在教材的每一章之后都开列了方便学生进一步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获取最新案例信息的链接网站，从而充分发挥了静态教材和动态案例的结合。

 

(三)中国国政理论不可或缺

 

英文原版国政教材很少包含中国方面的国际政治理论，但作为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应把世界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结合起来。《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知识体系的一大创新之处就是增加了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内容，这也是该教材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上融合的充分体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其思想精髓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知识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安全思想体现在英文教材里，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深刻领悟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缘由，还能够让其感受中国正在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的贡献，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愫。

 

(四)立体化教材倾力开发

 

立体化教材就是以主教材为中心，综合运用各种媒体对教学资源的整合而建立的课程整体教学方案。按照省级双语示范课程的要求，《国际政治学》立体化教材应充分体现在课程双语网站之中。为此，我们借鉴了国外相关课程网站的建设模式，在课程双语网站上搭建了立体化教材建设平台。我们建成并使用的立体化教材包括电子教案、电子图书、多媒体演示文稿、课程录像、专业术语库、试题库、经典案例库、双语时事资料库以及学生论坛、教师答疑等板块。《国际政治学》课程立体化教材的建成促进了教与学的良性互动及其双方各自地位的充分发挥。

 

《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教材编写始终遵循以课程改革需要为核心，注重语言的地道性、知识的先进性、内容的规范性和体系的创新性。希望对这门课程双语教材的大胆探索与实践，能推动《国际政治学》双语课程的进一步发展，也能为高校其他相似课程双语教材的编写提供可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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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国高等教育；巴黎政治学院；学术特质

2011年8月～2012年2月，笔者赴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进行了为期半年的修习，对法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其教育教学特质和精髓有了比较直观的体验和观察，深感法国高校在学校管理体制、招生方式、学位与课程设置、教学组织形式、后勤服务管理等方面的许多做法和经验值得我国研究借鉴。目前，从整体介绍国外包括法国高等教育体制概况与特点的文章已比较多见[1][2][3][4][5][6]，但对具体教育教学特点和案例的介绍还比较少。本文以巴黎政治学院为例，浅析法国教育教学特色以及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一、法国的“双轨制”教育体系

重视教育是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教育一直是法国政府优先发展的领域。法国对教育的投入占全国总支出的20%[7]，居政府财政预算之首，其中高等教育在法国整个教育事业中又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法国《教育指导法》规定，高校是创造和传播知识的地方，是造就未来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和教师的地方[8]。法国高等教育体系与我国条块分割、“小而全”、“大而全”的状况有较大差异，其明显特点是院校类别多样化。目前，法国共有3000多个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包括90所综合性大学、240所工程师学院、230所高等商业院校，此外还有众多的艺术学院、建筑设计学院等。[9]

法国高校主要分为综合性大学（universités）和大学校（grandes écoles）2类相互独立的教育系统[10][11][12]。前者属于公立普通教育，侧重于教授理论知识，并培养硕士、博士等高层次学术研究型人才。这类大学实行“开放式”招生，中学毕业会考合格的学生都有资格在公立大学注册入学，是法国国民高等教育的主体。后者则是法国“精英教育”的体现，以高质量的教学闻名于世，此类学校入学门槛高，需要高中毕业生先在专门的预科班接受2年的高等文理科教育，再通过激烈的竞争考试和筛选才能进入其中学习，教学注重应用而非基础科学研究，针对军政、工商、法律等领域培养高级应用技术人才。大学校的规模一般较小，招生人数也十分有限，学生毕业后多进入政府、企业，担任政府官员、工程师、工商管理人员和其他专门人员，可谓是法国社会培养精英的摇篮[13]。此外，还有旨在培养介于工程师与技术员之间的高级技术员的短期技术大学和高等技术学院等。

巴黎政治学院属上述第二类学校，它坐落在崇尚学术思索、充满文化气息的巴黎塞纳河左岸圣日耳曼德佩街区，这里曾培养出了几乎所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以及普鲁斯特、克里斯蒂安·迪奥、顾拜旦等大师，被誉为法国社会精英的摇篮，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四大学科领域享有国际盛誉。[14]

二、巴黎政治学院教育教学特色

教育是按既定目标对人进行德、智、体、美全面培养的活动过程，其内涵是依据培养目标朔造人。教学是教育活动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是对知识、经验、方法、能力的传授过程，它的内涵是充实、壮大一个人的内涵。显然，教育与教学是不可割裂的，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修读相关课程，笔者感受到巴黎政治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一）课程设置多样化

目前，法国有数百所高等院校，涵盖学科十分广泛，包括文学、语言、政治、经济、自然与生命科学、宗教、神学、地理、历史、考古、艺术、法律等。与其他许多国家类似[15]，法国没有我国那样明确具体的所谓“专业”，只是设置若干“课程群”，其课程设置多样化，针对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和不同的发展目标设立长期和短期性课程、应用与研究性课程等。

巴黎政治学院各项设施都非常完备，如其图书馆是欧洲藏书最丰富的社会科学图书馆。课余时间，学生们大多都泡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阅览室，几乎所有门类的学术期刊都可以在这里轻松地查到。

巴黎政治学院的本科阶段不划分专业，包括国际交流学生在内的全体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各系各学科的课程。学校开设的多为社会科学类课程，涵盖历史与政治、经济与技术、神学、宗教学、心理学等众多科目。每门主课都由“大课”和“实践课”组成，大课主要由主讲教授进行理论授课，实践课则由助教主持开展习题讲解和学生讨论。

（二）教育资源共享

法国高校实践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原则。据笔者了解，多数教师都同时在数所高校任职或开设讲座。这些来自不同大学的教授，基本上都是各个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巴黎政治学院的教师队伍流动性很强，除终身教职外，还有相当数量在政府、企业等各领域任职的兼职教师、客座教授以及外国访问学者。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发挥各自的优势，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方式对培养学生的整体素养和职业素质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教师们通常具有生动鲜明的个性和理念，他们的人生经历常常对学生颇具启发性。笔者选修的一门课程为环境政治学，任课教师是一位英国女性，一年中每半年在世界绿色和平组织总部工作，另一半时间则在巴黎四大、巴黎政治学院担任一线教学工作。由于她本身是绿色和平组织的骨干成员，授课内容非常真实生动，经常向学生介绍自己在实验室里的最新研究成果及绿色和平组织的抗议游行活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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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上完全“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是不存在的

从政治学产生开始，人们就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事实表明他们最终的研究结果都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最后走上了维护既定意识形态的道路。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学，还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学，都不可避免的和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调查了156个城邦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理想民主制的城邦，但是他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这一论断充分的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观，更是直接论述了当时宗教统治的合法性。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崛起，使得近代法学政治观一开始就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追求自由，在政治上追求民主的理论工具。在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这些政治理论就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不仅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在提倡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今天也无法实现。即使那些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也没有摆脱价值因素的束缚。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意识形态的痕迹。比如“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者李普塞特，他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对理想的社会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但是到现在这种探索可以停止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即美国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在其代表作《政治人》中，他为了避免价值因素的干扰，他采用“冲突”和“共识”两个变项作为其概念架构的支撑。但是在实际的整个概念架构当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自由的社会优于压迫的社会，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社会的典范。这样，他企图免除文化的偏见，但最终却陷入了这样一种文化偏见之中。达尔，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政治分析》中，强调把“价值偏好”和是非评判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念：即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已经定型，无需争论。在关于多头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分析中，达尔就极为鲜明的表明了他对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来逐步地走向多头制。另外，达尔认为英美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民主的国家，并把这些国家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这就明显的带有价值偏好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二、对政治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评价

（一）政治学研究主体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那么它必然会把它所属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和等带入到研究的过程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结果。正如达尔所言“，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体系。”所以，生活在不同政治体系当中的人必然会有不同价值观，这必然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

（二对象上来看，政治学研究也难以实现价值中立。首先，研究对象和价值密切相关。政治学与价值、利益等范畴是有紧密联系的，并且政治利益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利益从本质上看就体现为价值。其次，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包含着人，人的能动性会影响政治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这是因为“人类的行为通常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愿望相关。人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性使得一个人在描述和总结自己的行为态度时，可能撒谎、出错或自欺欺人。总之，人的行为存在各不相同的内在动因，例如利益动因、权力和权利动因、个人心理动因等。因此，研究者必须进行主观的判断，去分析人类政治行为的真正动因，否则就永远无法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

（三）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倾向性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可以为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所接受和利用，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规律则是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例如，马克思根据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这一观点具有明显的价值性和倾向性，因此也遭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攻击和谩骂。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必然也带有倾向性。政治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政治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总结政治现象发展的规律，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正如美国学者伊斯顿指出的那样，“政治研究工作的效用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它帮助人们决定采取他们所中意的那种政治体系，并懂得怎样为达到这个目的而着手改变社会政策。”由此可见，政治研究的结果必然会带有某种倾向性，使“价值中立”难以实现。

（四）价值中立本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价值中立”本身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祛除”，但是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从而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初衷。尤其是以行为主义政治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学研究者主张“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这些观点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从而说明了意识形态没有终结。并且，行为主义学派的“价值中立”的前提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已经有了理想的社会制度，政治学就不需要去研究什么是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为此各国应该以美国的政治制度为蓝本进行设计。由此可见，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者，没有真正的做到“价值中立”，他们越是强调“价值中立”，就越是否认了“价值中立”，进而陷入了“价值中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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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红河学院本科质量工程项目“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带头人”建设成果之一。

新建的本科院校是指1999年以来新设本科学校，共有647所，约占全国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数量的55.3%。新建本科院校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但与此同时，来自地方社会的就业信息反馈表明，一方面是新建的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较底，另一方面是技术应用型人才难以满足地方用人单位的需求。作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也面临一个如何转型的发展问题，笔者结合该专业的建设实际，就转型背景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提出一些思考。

一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内涵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内涵可以界定为，学生在掌握政治学与行政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适应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能实际处理地方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社区等工作岗位中的政务、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社区服务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有学者认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具备以下六个特征：其一，具备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理论基础；其二，相对于学术型人才而言，更突出“应用”；其三，有较强的沟通与合作能力；其四，具备调研能力；其五，具有创新与应急能力；其六，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笔者认为，在界定了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内涵基础上，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应具备专业知识能力、行政职业能力、综合能力三种基本能力。三种能力的培养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

二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

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是贯穿于整个本科人才培养过程的对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路径和培养目标选择、本科教学方式方法的选择等方面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态度。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指导、制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才培养基本理念就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因此，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务必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基本理念的指导作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应凸显其“应用性”，“应用性”的体现是“专业知识能力、行政职业能力、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因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都需要注重和加强对学生“三种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三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一）构建以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行政职业能力与综合素质能力为导向的“三位一体”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专业设置的课程体系予以实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其专业的课程体系构建时，更多的是参照了国内重点大学关于该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而忽视了自己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因而，出现“水土不服”是很自然的现象，学生的反馈是专业理论教学内容过多，培养实践能力的教学课时偏少。另外，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大都由从前的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师资力量相对不足，“师资的缺乏，课程设置往往以老师研究的方向和兴趣而定，由此产生了随意性”，“不少高校在政治学与行政学教学体系中直接加入大量热门课程，课程体系缺乏内在联系，内容交叉重叠太多”笔者认为，在转型发展的背景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应遵循以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行政职业能力与综合素质能力为导向的“三位一体”课程体系（下述建议课程根据需要，可设为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具体分析如下：

1 专业理论知识课程群

掌握扎实的政治学与行政学基本理论知识是对该专业毕业生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应用性”的一个基础，专业理论知识课程群是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的一个重要平台。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专业理论知识课程群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侧重于基本理论知识课程设置，一般包括政治学原理、行政管理学、宪法学、地方政府学、公务员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公共政策概论、市政学等。

2 行政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强调人才的专业知识性特征的同时更加注重本科毕业生的职业技能特征。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回应社会的需求，设置相关课程群，突出该专业学生的行政职业能力培养。可以说，专业能力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内在基础，行政职业能力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外部体现。行政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群的设置一般包括社会实践与调查、行政文书与秘书、公共关系实务、管理沟通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电子政务、办公自动化、演讲与口才、政务礼仪、情绪管理等课程。

3 综合素质能力培养课程群

综合能力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毕业生组织协调能力、沟通应变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业务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该能力培养一般通过学校开设的通识课程来予以完成。

（二）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长期以来，在高校专业课程的教学活动过程中，传统的授课方式是“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整个课堂教学环节中教师总是作为主体来组织教学，学生则是被动接受教师的教学内容，很少直接和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而且很少表达他们对于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如何，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学生的能力培养受到很大限制。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对陈旧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堂课教学模式改革，真正意义上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教师在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到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渗透到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是一个引导者与相关疑难知识的阐释者，师生处在一个平等的、开放的交流与探讨的教学环境氛围中，从而真正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在实际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授课教师可根据所授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灵活采用“小老师”课堂教学法、专题讨论教学法、案例式研讨教学法、开放式教学法等多种具体教学方法。

（三）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是政治学与行政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础与关键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古人的这一教诲道出了实践对于理论的重要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在获取基本的系统的理论知识基础上，必须高度重视专业实践教学，通过严格系统的实践教学，方能培养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行政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一般而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如下：其一，专业培养实践学分偏少。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实践教学主要由毕业见习、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社会调查等组成，实践学分大约占专业总学分的15%左右，在转型背景下，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相距甚远；其二，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没举步维艰。实践教学基地是进行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平台和依托，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由于办学历史较短，和地方企事业单位、社区、行政机关、街道居委会等合作沟通较少，加之实践教学经费的缺乏等多方面的原因，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的高校没有该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其三，缺乏专业全程实践教学计划，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脱节。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中，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往往只注重毕业见习、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社会调查等纯实践性课程，而缺乏一种专业全程实践教学的基本理念和培养计划，导致的结果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脱节，甚至出现为理论而理论，为实践而实践这种最坏的结果。

针对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加大对实践教学的投入。

1 专业全程实践教学

专业全程实践教学计划一般包括专业实践教学的目的、专业实践教学的保障措施、学期专业实践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大纲、专业实践教学的考核及评价等内容。

2 重视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增加和地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办等单位的合作和交流，依托上述单位的资源，开展“共赢”合作，建立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为教师的实践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实践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3 培养“双师型”教学团队

为满足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全程实践教学的需要，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必须采取多种有效保障措施以提高专业任课教师自身实践能力。首先，根据专业任课教师的学科背景，鼓励教师从事应用型的、实证型的科学研究；其次，鼓励教师考取相关行业资格证并开展相关执业实践，培养“双师型”教学团队；最后，根据专业实践教学的需要，学校可聘请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等有实际行政管理经验和行政执法经验的工作人员作为兼职讲师或不定期做专题讲座。

参考文献

篇13

作为一名从事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要把国家拟人化，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无所不包，但又似乎没有独立的学科“人格”？例如它借鉴了经济学等学科，可是它所借鉴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内涵与外延都比它自身大。如果是这样，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无法熟练掌握经济学、政治学等国际关系研究所借鉴的学科方法，而只能是学习着“东拼西凑”来的方法与工具，一直在各个学科的边缘“行走”和摸索，甚至无法发起像样的挑战。如果国际关系学界的“学霸”们，包括秦亚青、王逸舟、阎学通、倪世雄、唐世平等著名学者也并非是国际关系专业科班出身[1]，那么作为本科的国际关系教育，如何能够突破瓶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能够与一流的经济学家对话，在现实主义领域与一流的政治学家对话，在建构主义领域与一流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家对话，事关运用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从它所借鉴“本源”以及如何准确使用它所借鉴的方法，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要发展，首先要建立在对该理论熟悉的基础上，然后才能够进行“批判”进而用新的理论来补充完善，但是如果学习者对该理论所借鉴的“母学科”了解不多，是谈不上挑战以及真正发展的。

从1919年设置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以来，国际关系学科虽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方法体系，而是以学派为界限，“每个学派都形成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方法论体系”[2]。可以说，西方国际关系每个成熟的理论学派几乎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但就整个学科而言却缺乏明确的学科标识符号以将之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分开来。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依据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而，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却是不断引入其他学科的视角而建构的理论。如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概念与政治学、自由制度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主义与文化，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与心理学，无不与其他的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无不借助于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3]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结构概念创立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一直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基础，而建构主义则“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4]。而这是该学科发展的标志，但是对于经济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而言，外部学科方法的引入是辅的，无损于本学科的主导方法。但是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却没有核心的主导性学科方法，冷战前常用的传统方法实质与历史学更为接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每个流派的方法都有差异。索伦森（G.Sorensen）做过一张方法论的图，来表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正如学者所言，“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行为主义理论显然更趋向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后现论则甚至超出了解释学的极端”[5]，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6]，尽管它与建构主义不全是对立关系，但显然建构主义“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化及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作用，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7]。

这使得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篮子式学科，这个篮子以国家之间界限为边界，将各种水果收入篮中。一个成功的国际关系学生需要了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军事学、文化学、地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才能达到入门的层次，但是这些“母学科”每一个都比国际关系学科引入该学科之前的范围要大得多。由于精力、时间所限，国际关系专业学生不断从国际事务的角度了解其他学科，却无法系统掌握这些“母学科”的精髓：现实主义理论需要深谙政治学与军事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极其熟悉经济学与统计学等等。由于跨国事务的发展，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其范围，医学、气候、自然资源、海洋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不断被纳入该学科来进行考察。

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一方面是国际关系学科繁荣的标志，但也是国际关系学科“非可替代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文学科都可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哲学涉及全球问题、法学涉及国际法、政治学涉及权力、经济学涉及IPE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有些学科尽管不直接称为国际关系，但其研究无不涉及国际关系。然而这些研究都不过在本学科中占据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以建构主义为例，它的主要领域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在一般性的概念性解释中，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甚至不被提及，足以说明它在其中其实是弱渺和不起眼的。

国际关系学科自身无所不包的特性恰恰说明它很难成为“自己”。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很容易发现经济学、政治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的身影，却很难发现难以撼动的自己。这一点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设置中也有较强的体现：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外，相当多的学校将有国际关系专业设置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院、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历史学院等等。这种复杂的设置方法，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矛盾性与交叉性。但是在美国本土，这样的矛盾基本不存在。由于外交事务在美国是突出的事务，因此外交与国际关系，和“美国国务院”的设置一样，主要是面向对外交往。而在中国这样的外交与国际事务尚未专业化的国家，或者国际关系专业经常处于为政治家主张“做诠释”的阶段，国际关系也无法遍地开花式地形成独立性。即便是国际关系的建构者，也带有话语霸权的特征，“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8]。

国际关系学科也形成了主导范式与竞争范式并存的方法论格局。在西方的知识方法论体系中，实证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两种方法论导向并存，国际关系理论也是这两种方法。但国际关系研究主导的仍然是实证。但是这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多数的该专业学生无法直接接触外交、国际事务的实践，甚至从事一线教学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也无法从外交实践中直接获得第一手的经验和案例。他们从新闻、历史中获得案例以及所谓的验证，多数是“二手”的资料。由于国际关系专业直接培养的学生，无法在本科阶段就熟练掌握经济学等“母学科”，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构成国际关系进入“母学科”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有效的批评，而只不过是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霸权”和“新发现”（这种发现既可能基于史料挖掘和现实政治发展，也可能是从外部领域刚刚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案例验证之间建立“修修补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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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学与行政学；培养目标；行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G40-05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0 ― 0112 ― 02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隶属于法学学科大类下的政治学二级学科。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我国近现代学科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20世纪80年代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学科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逐步从政治学理论中抽离出来，与行政学、管理学门类相结合，并形成了理论性与实操性并重的学科特征。

一、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目标与就业对接的问题

目前，全国范围内开设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学校共113所，近3年应届毕业生人数为4300-6000人。从应届毕业生的从业方向上来看，近20%的毕业生选择进一步深造，其深造的专业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第一，进一步深造政治学方向的相关专业，如国际关系、民族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第二，依据本专业行政学方向学科基础进修管理学学位的相关专业，如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类专业；第三，跨学科选择进修其他专业方向。选择直接就业的应届毕业生主要的就业方向为在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相关部门从事综合管理工作。但事实上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与其就业环节的对接存在问题。

第一，公职部门考试职位少，要求高。笔者统计了2012年到2015年国家公务员招考职位表中对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职位设置，其数据如下表：表一

从统计数据看，2012年到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对于政治学专业的招考人数为150人左右。与其所学内容趋同的行政管理专业招录人数比如下表：表二

根据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国家公务员的招考对于政治学与行政学这个以为培养对象的专业并没有偏向。

第二，专业课程设置无法突出学生能力的培养。在政治

学与行政学专业培养课程的设置上，往往更加注重学生理论素养的深造，所以学生毕业后想要就业往往只能选择进一步深造。在课程设置过程中缺乏对于学生公文写作、电子政务等能力的培养。而课程设置又与该专业的培养目标直接相关。因此，要实现专业培养与就业的对接，必须进行系统化的专业建设。

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目标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的总体目标应本着“规模适度、结构优化、提高质量、办出特色”的办学基本思路，遵循高校本科教育规律，突出学生专业技能培养，强化深化学校社会“双主体”办学模式，优化专业办学条件，努力彰显专业特色，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根据社会需求，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定位是培养学生良好的现代政治思维素质，了解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府的运作过程、治理方式，熟悉现代政务和行政管理技能，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可以胜任党政机关、新闻出版机构、企事业、社会团体等单位的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政策研究或宣传工作。成为兼具政治理论素养与行政治理能力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二）课程体系建设目标

在教育研究和对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数量需求、规格需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按照人才培养目标，通过拆析、重构教育教学内容，构建更加契合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科学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第一，较系统地涵盖专业所必需的基础理论和知识，第二，突出实践能力在课程体系的中心地位，第三，有利于学生思想道德、身体心理、人格情商等综合素质的提高。

根据课程体系建设目标，本专业对学生的培养要求是：学生应具备系统掌握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尤其是中外政治思想与文化的核心知识，具备良好的现代政治思想素质；了解中外政治制度及当代中国政府的运作过程及其治理方式，熟悉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熟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及行政工作流程，具备公文写作、电子办公等基础应用能力；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质、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心理应急抗压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具备熟练应用现代政治科学与行政学有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政策分析、设计解决问题方案的基本能力；具有良好的从事政治学与行政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能力和素质。

（三）师资队伍建设目标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确立师资为本的办学观，按照“送出去培养和引进人才”的方针，加大师资队伍的建设力度，充分利用校级重点课程和重点学科建设的基础，以高水平教师的引进为突破口，以中年轻教师的培养为重点，以师资力量的整合为重要手段，稳定教师队伍，发挥教师潜力，全面推进本专业教师队伍的稳定、合理、良性发展。

首先，以高水平教师的引进为突破口。高水平教师的引进对本专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些教师的到来往往能够使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有突破性发展。其次，以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为重点。中青年教师在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教师中所占的比率大，中青年教师能否迅速成长，对专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第三，以师资力量的整合为重要手段。专职教师资源的优化作用能否得到体现，关键在于专业内能否合理整合全校的师资资源。为此，一方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上要进一步突破专业、院系壁垒，以学生需求为核心在院内、校内甚至社会范围内聘请专家教学。另一方面，在本科教学中进一步落实导师制，尤其是在专业主干课程建设方面要实行首席教授负责制，以便课程建设要有负责人和相对稳定的师资梯队。

（四）教学研发建设目标

评价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教”与“学”的导向。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现行的课程评价制度存在着形式单一、教学信息反馈弱及正面导向不足等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过程性评价是对教学过程进行动态的评价，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目前，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基础课、核心课程的设置多偏重于理论。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多采用结果性评价的方式，即期末考试的考核分值比重较大，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目标不明确，对课程体系把握不清晰，学习主动性不强等问题。因此在专业教学建设过程中，以“立足中心，转变思路，创新教法”为主要目标，建立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完备的过程性评价体系。

首先，立足中心，即以学生为中心。过程性评价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所有评价活动的宗旨在于促进学生全程有效的学习。同时，过程性评价可以更全面检验学生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引导和督促学生逐步学会主动学习。通过对学习过程的评价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随时发现自己的问题，从而改进、提高，最终学会积极主动的学习。因此，在本专业教学研发建设的过程中，首要目标是在教学过程中把对学生的结果性考评和主要围绕教师的课程设计转变为以学生为核心的授课机制。

其次，转变思路，即转变教学考核思路。目前依据本专业教学考核机制的特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对于学生的考评机制集中在期末，即传统的结果性评价。由于知识的理论性较强，因此无法考评学生对知识的真是掌握程度。其次，随着本专业建设向应用型的偏移，对于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考核日渐不足。因此在教学研发过程中应改变教学考核思路，通过过程性监控和考核，着重考查学生对于知识的应用和实践能力。

第三，创新教法，即创新教学中的过程性评价及反馈机制。过程性评价教学的核心在于教师对学生的考评意见反馈。因此在本专业的教学研发过程中，教师创新教法的目标在于，一方面依据本专业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特点创新过程性评价方式和程序；另一方面创新课程教学过程中的评价反馈机制。

（五）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目标

提倡教师和学生积极开展各项社会和公益服务，逐步形成产、学、研合作的新格局。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以多种形式让专业教师去基层政府、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调研，交流学习；同时加强校、政、企、事及社会组织合作，为基层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提供咨询服务和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另外，在市场化运作机制下尝试并探索多种模式的学生创、就业机制，力争以专业理论教学为基础，通过提高学生实操技能加强在校以及应届毕业生与行政、企事业单位的良好对接。同时通过与校内外大学毕业生创业孵化基地的合作加强学生自主创业的实践性培训。通过向社会的人才输送体现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社会服务能力。

总之，只有在目标选择上采取多向度的视角，系统化构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的目标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学生培养目标与社会人才需求相对接，向社会输送兼具理论素养和实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参 考 文 献〕

〔1〕 吴丹，薛剑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发展中的行政职业能力实训研究〔J〕.理论观察，2014，（03）.

〔2〕 石婧.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培养方案改革设计〔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