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经济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参考文献：

［1］M.C McGuire. Defense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J］.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1995.（1）：13-43．

［2］F.W. Hirs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M］.London， UK：M. Dent & Sons Ltd，1914.

［3］A.C.Pigo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M］.London， UK：MacMillan and Co，1940.

［4］K. Hartley and T.Sandler.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M］.Newyork，USA：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Inc B.V，1995.

［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59．

［6］Milton Friedman .Why not a volunteer army? In Sol Tax， ed.， The Draft［M］.Chicago，US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200-207.

［7］Stuart H.Altman， Alan E. Fechter. The Supply of Military Personnel in the Absence of a Draf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19-31.

［8］W. Lee Hansen， Burton A. Weisbrod. Economics of the Military Draf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7.81（3）：395-421.

［9］J.C.Miller.Why the Draft? The Case for a Volunteer Army［M］.Baltimore，USA：PenguinBooks. 1968.

［10］Anthony C.Fisher . 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3）：239-254.

［11］Stuart H.Altman， Robert J. Barro. Officer Supply―The Impact of Pay， the Draft， and the Vietnam War［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1.61（4）：649-664.

［12］John T. Warner，Beth J. Asch. 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J］.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1995.（1）：373．

［13］John J. Siegfried. Better Living Through Economics ［M］. US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254．

［14］T Ross.Raising an Army：A Positive Theory of Military Recruitment［J］.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1994.37（1）：101-131.

［15］Edgar K.Browning.On the Marginal Welfare Cost of Tax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1）：11-23.

［16］John T. Warner， Beth J. Asch. The Record and Prospects All-Volunteer Military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1.15（2）：169-192.

［17］Curtis J. Simon， John T. Warner. Managing the All-Volunteer Force in A Time of War. Economics of ?Peace and Security Journal. 2007. 2（1）：20-29.

［18］Milton Friedman. Discussion：Recruitment of Manpower Solely by Voluntary Means， in Sol Tax， ed.， The Draft：A Handbook of Facts and Alternatives［M］.Chicago，US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203- 204.

［19］Stuart H.Altman， Alan E. Fechter. The Supply of Military Personnel in the Absence of a Draf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19-31.

［20］Walter Y. Oi.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39-62.

［21］Anthony C.Fisher . 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3）：239-254.

［22］Benjamin P. Klotz.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Com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5）：970-978.

［23］Dwight R.Lee， Richard B.McKenzie.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 Volunteer Army［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92.58（3）：644-654.

［24］John T. Warner，Beth J. Asch. 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J］.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1995.（1）：347-398．

［25］John T. Warner， Sebastian Negrusa. 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J］.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005.16（2）：83100.

［26］John T. Warner，Beth J. Asch. The Record and Prospects All-Volunteer Military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1.15（2）：169-192.

［27］严剑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篇2

关键词：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学科史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03-02

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不研究属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范畴的具体问题，是理论与学科关系层面的探讨，或可以说属于学科史研究的范畴。对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系，从学科史的角度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界定两个学科的方位和边界、正确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人们更好地把握它们的发展变化与相互间影响。

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概念辨析

要进行相互关系的比较分析，首先需要考察学科的属性，即该学科是研究什么的。首先来考察政治学。政治学英文“Poli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Polis（城邦）。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首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善”、 “正义”和他的哲学王理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他倡导以个人幸福为最高政治目标的城邦政治论，使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后大致经历了中世纪神学政治学、近代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权利政治学、20世纪以来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等几个阶段，①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而言，政治“本质上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1]政治学，则是研究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IR）是国外学术界比较常用的词语。在英文《韦氏词典》里对它的解释是：“国际关系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的是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从这一定义来看，“国际关系”的属性有三点：一是在学科上它从属于政治学；二是它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关系；三是对外政策或外交是其关注的重点。“国际关系”不仅仅是指国际的政治关系，还涉及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卫生、民族、政党等各种联系。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线的国际社会关系。进入世界近现代史的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2]，“严格来说，国际关系的领域集中在世界上政府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这些关系和其他因素（如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个体）是有紧密联系的；与其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国内政治结构）也有联系；甚至与地理的和历史的因素也发生关联。国际关系学是交叠了几个其他领域的庞大学科。”[3]可见，国家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或主要方面。所谓“国际关系”，主要指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主要方面的联系；“国际关系学”，则可被看作是一门研究这些联系和及其规律的独立学科[4]。

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关联

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

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3]。显然，国际关系学（IR）最初是以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被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1949年在巴黎，各国的政治学者共同建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协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有五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舆论[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192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国家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独立的博士教程[5]5。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

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5]4。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

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4]7。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四、结语

在学科发展史上，学科之间从属、分离以及综合是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国际关系学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个从属学科，但随着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荣丰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在人们当中达成了共识，大家都承认它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学科目的与学科价值。

同时，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支撑的关系。国际关系学虽然研究的是一个类似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当中各行为主体互动的关系问题，但它始终离不开政治学所提供的关于国家、权力和权利等基本概念体系的支撑，以及政治学提供的价值规范的牵引。政治学也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在这方面的成果来大量丰富政治学研究的资料与素材，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当天，政治现象常常是超越国界的。 总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相互支撑与相互分离是二者间关系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学科发展也会受这对矛盾运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袁明.国际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美]Joshua S.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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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杨海蛟研究员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第一，恢复和重建阶段（1978—1985年）；第二，飞速发展阶段（1986—1989年）；第三，全面深刻反思阶段（1989—1991年）；第四，深入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的30年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和发展了政治学理论体系；二是开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全面研究，明确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探索了中国民主模式，比较了民主形式，对精英民主论、协商民主论、草根民主论、混合民主论等理论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三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学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四是中国政治学界在理论创新、思想启蒙、政策设计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对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作出了具体贡献。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徐勇教授和邓大才教授对实证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和总结。他们认为，要将实证方法的研究推进到更高阶段，需要完成以下工作：从权力政治向日常生活政治延伸；从文本政治向田野政治延伸；从空间政治向时间政治延伸；从质性研究向量化研究延伸；研究工具和方法向其他学科延伸。

杨海蛟研究员认为，3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经验有：首先，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方向；其次，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践；再次，始终坚持在汲取人类政治学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他认为，目前我国政治学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仍然不够雄厚；第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缺乏共鸣，重大基本问题的研究深度不够；第三，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仍有待系统化。

本次年会也指出了中国政治学努力的方向：一是继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一系列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二是继续拓展研究领域；三是在创新思想、理论、观点的同时，要注意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使其能更多地为各级决策者所重视和采纳；四是要努力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既要争得在国际政治学界的话语权，也要在和国内其他学科的并行发展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五是继续推进政治学科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人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桂琳教授提出两个继续保持：一是继续保持政治学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国家与人民的火热情怀；二是继续保持政治学界一贯的团结、和谐、学术包容之风。

二、中国政治30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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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较政治学；大国崛起；对外战略；和平崛起；马歇尔计划

比较政治学是需要以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学学科分支之一，从其学科化的历程来看，其发展与兴盛得益于国家地位的提升以及国家“外向化”程度的增长，受现实政治需求的影响较大。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战略的外向性并不明显。但现阶段，中国崛起成了不可否认地事实，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审视自己的国家。伴随着这一需要的同时，比较政治学也将开创学科发展的新时代，从而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比较政治学的现实意义

比较，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源于简单的观察，是人类意识形态生活中最早的形态之一，之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不断发展，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奴隶制社会之后封建社会，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并存的现状，当人类开始用比较的方法认识社会组织形式的时候，就产生了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

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意识形态研究学科，有三点核心的要素作和其他学科的区分概念，第一，顾名思义，比较的研究方法必须始终贯穿每一项研究工作，在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使用比较方法进行时，必须在理论上有合理科学的理论依据，以使得该项研究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所以比较方法是一种可以包容其他学科原理和理论的研究方法，可以依据现代社会所新发现的任何具有科学性的理论概念和事实。作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现今社会形势下的比较政治学可以概括为“对民族国家的比较”。只有跨国的政治比较才属于比较政治学，这是其学科边界。在这一理论意义下我们可以理解为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以上述对象为唯一。在研究的事实上，所有的在同一个民族国家框架和情境下的每一个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第三，作为一门以比较方法贯穿始终的研究学科，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是一门经验科学，每一项研究都不能在推断中寻找理论依据而是必须以已经发生的事实为依据，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才是唯一的可取之道，通过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描述和研究来陈述比较政治现象，是本门学科的第三个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日益提升的国家地位，对外战略的提出，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动力：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议题。

二、中美崛起对外战略比较

大国崛起的概念是二战以后兴起的研究现象，通过对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兴衰史进行总结研究，意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总结。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上升，西方社会开始流传“中国”的声调，在此情况下，我国国内研究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大国崛起的研究领域。大国崛起一般指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九个资本主义大国兴衰的历史过程。

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从殖民地迅速崛起，并在后崛起阶段持续走强。纵观美国崛起历史，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使其占据了有利地缘政治条件，除了这一主要原因之外，在制定国家对外发展战略方面，美国审时度势，也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比如，建国初期，处理与霸主英国的关系，冷战后对苏联的遏制、对欧州的援助关系。中国崛起的历史情况远比美国的复杂。但比较幸运的是，中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崛起环境，除了获益于冷战结束之后总体向好的国际和区域安全与经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对外政策的转变（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对周边和西方国家的威胁降低，也使中国对它们更具经济吸引力。

中美在崛起的过程中都需要处理与霸权国、与其他大国和与周边国家这三个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都有与之相应的对外战略的提出。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提出背景、目的、方式分析比较后发现，两者有着本质差异。

（一）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方案”。通过捐赠、贷款、有条件补贴等形式对二战后的欧洲进行直接的经济、物资援助，但和西欧相关接受援助的国家签订美援的相关协定，这些条件对美国当时国内大量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出路，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大量的军事工业产品可以随时转成民用工业和产品，面对西欧二战后的一片残破，这些产能对西欧来说正是他们缺少的，双方一拍即合，这一计划既能为西欧在战后的重建提供急需的物资和财政支持，又能让美国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后劲更足，在此基础上，西欧避免了向东欧和俄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发生，保护了西欧的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维护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二）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因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中国一再反对在两者之间划等号――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而中国当前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于二战结束以后，中国是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参与者而不是挑战者。

（三）两者的比较

“一带一路”略与马歇尔计划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在政治及其他层面，两者是不同的。

1、经济层面的相似性

都是在全球经济低迷和国内产业结构急需调整中提出的战略构思，主要体现在海外存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本国拥有充足的资金、过剩的商品和闲置的生产能力，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等方面。

（1）大规模的国际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在二战中，欧洲国家的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但是自身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外来资金的援助。当前的亚洲，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国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迫切的需要改善本国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

（2）本国拥有充足的资金、过剩的商品和闲置的生产能力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大障碍被清除，第二次工业革命随后大规模开展，以制造业为首的美国经济全面工业化开启，十九世纪末，美国一举超越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家。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由于美国远隔重洋，虽然以主要参战国的性质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战火没有烧到美国本土，美国本土工业因此大发战争横财，随着两次战争后德国、英国、法国的彻底衰落，美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全面的霸主，战争结束后，没有了巨大的消耗来源，巨大的工业产能使得美国本土市场急剧饱和，美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市场来化解国内的过剩工业产能。

目前，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尽管中国国内市场巨大，但是中国地方政府高企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支持下持续的工业产能，无法完全被消耗，制造业产能扩展过速，国内过剩的产能难以被化解。

（3）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

美国在实行马歇尔计划时首次正式提出“欧洲一体化”的观念，为欧洲的复兴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带一路”特别强调沿线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标准、技术的对接，逐步建立起欧亚非互联互通的网络。

2、两者的不同性

（1）运行机制强调平等互利

马歇尔计划将欧洲整体纳入其主导的自由经济政策秩序之下，维护了美国的经济霸权，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作为一项政治和安全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苏围绕战后欧洲形成的政治真空进行争夺，所以制定之初就将苏联排除在外，具有明显的谋求势力范围的特征。

相较之下，当今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一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各国只有共同发展，才能实现长远发展。基于此，“一带一路”战略首先强调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任何有合作意愿的沿线国家都可以参与，是一项完全开放的合作倡议。

（2）合作内容更加丰富

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认为应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方式，其实已经基本指明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合作内容。

（3）开创经济合作新模式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如何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南南合作的伟大构想，既是对理论界的挑战，也对实际操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马歇尔计划只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在美国的主导下支持欧洲经济恢复。

三、马歇尔计划对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很多方面与“马歇尔计划”存在差异，但两者都是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促进出口增长和就业增加，在借鉴“马歇尔计划”成功的经验的同时，也要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实践提出有效的策略。

（一）重视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成立国际层面的协调机构

客观准确定位自己，审慎地处理好与世界霸主美国的关系。受各种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一带一路”战略面临重重困难。而目前的中国只是具备了资金和产业实力，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还比较低。因此，如此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在国内，需要成立强有力的机构。在国际上需要成立一个跨国家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处理诸如国际铁路、公路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事宜，以及其他需要协调的事项。

（二）国内率先完成产业升级，构建“利益共同体”

从国际分工看，中国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为主，与“一带一路”区域的很多国家大多是直接竞争关系。中国想要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使其他国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益，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对外直接投资顺利的保证。

（三）构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组合，政府和市场齐头并进

目前，“一带一路”战略主要由政府积极推动，但是，再好的规划也需要企业的配合，市场才是战略实施的主体。在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在政府推动之下，大量的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其中，使大量的过剩产能和美元流向西欧国家。当前，中国企业在把握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输出中国的文化和理念、加强与所在国民众的沟通等方面，可以肩负较大的责任。另外，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提高自身决策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处理好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实践探索逐步解决。

（四）促进金融服务业的支持，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

当美国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捐助者的形象，以一种近乎馈赠的方式，使大量的美元注入欧洲的同时，马歇尔计划大大促进了美国对西欧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更为用经济手段控制欧洲打下了基础，因而显示了“美元换盟友”的效果。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将是重中之重，而基础设施建设最关键的是资金问题。当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领域、投资领域以及储备货币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都非常小，还需要在贸易等方面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

四、结论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战略的外向性并不明显。这一背景下的中国比较政治学成为我国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比较政治学对于他国政治的研究不是为了推广自己的制度，而是为本国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不仅可以有效避免西方国家曲解和误读中国，而且中国的现实国情，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也创造了条件。

国家地位日益提升的基础上，对外战略的提出也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动力：它不仅为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为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议题。

本文以“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为例，通过比较政治视角对其加以客观剖析，两者在解决资本过剩和产能过剩上有共同点，但之间有着本质差异。中国应该在借鉴马歇尔计划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制订有效的策略：重视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成立国际层面的协调机构；国内率先完成产业升级，构建“利益共同体”；构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组合，政府和市场齐头并进；促进金融服务业的支持，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尼考劳斯・扎哈里亚迪斯，《比较政治学：理论、案例与方法》，宁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

[2] 郝诗楠，《“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新机遇与新议题》，探索，2015.5。

[3] 林跃勤，美国大国崛起及其对金砖四国的启示，湖南商学院学报（双月刊），2010.10。

[4] 史长虹，《美国崛起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科技信息。

[5] Odd Arne Westad，Restless Empire：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London：The BodleyHead，2012）。

[6] 巴里・布赞迈克尔・考克斯，《中美两国“和平崛起”之比较》，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4.03。

[7] 李昀，《美英史学界关于马歇尔计划的研究》，世界历史，2010 年第4期。

[8] 孟琪，《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比较与借鉴》，阅江学刊，2015.8。

[9] 李莉，《马歇尔计划与早期欧洲一体化进程》，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10] 王义桅，《论“一带一路”的历史超越与传承》，学术前沿，2015.05上。

[11] 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风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序论。

[12] 张洁，《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

[13] 金玲，《“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14] 何维达、辛宇非，《“马歇尔计划”的成功经验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学术论坛，2015.8。

[15] 崔斌，《美国崛起过程中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策略》，2009.9。

[16] 孟祺，《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演变――基于贸易附加值的视角》[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6。

[17] 欧阳潇潇，《美国：从美元到世界――浅析“马歇尔计划”》，中国商界，2008.8。

[18] 潘维，《比较政治学及中国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13（1）。

[19] 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3.第1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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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法；理论思维能力；经济分析方法；法律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133-03

教学方法对于一名教师能否成功授课至关重要，如何能够把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又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一种思维的方法，一名成功的教师应予以充分重视。从效果上来讲单向度的灌输性教学行为，学生只能学到简单知识，并不是他们所要掌握的核心部分。教师教学重要的就是让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学到了思维的方法，而且还能达到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当然要想实现这一步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也正是我们进行探索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一、学生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存在的问题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是一门基础科学，在教学中比较容易发现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学习能力，经实际调查研究发现，经贸类大学学生的素质普遍较高，他们大多能够对于学科专业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常能够积极思考课堂问题，并踊跃发言，主动探索，体现出较强的求知欲望和学习能力。然而，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体现在：第一，对于缺乏专业功底的学生来说，政治学理论的分析与政治学方法的掌握存在着较大的难处。对于经贸类大学来说，他们的专业方向多为实用性的，比如经济类、法学类等应用性学科，而“从教学方面来看，不同学科领域内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具有不同的要求”，这就使他们产生了对于政治学理论的陌生感，即便他们具有对政治学研究的兴趣，但是专业功底的不足仍是制约其深入探索的一大瓶颈，为此，对于这一类学生的教学授课，教师的难度相当大。第二，对于拥有具有专业基础的学生来说，他们在充分利用所学知识的实践中也有着很多的不足之处，他们现有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尚不能够应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对于初入社会的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独立地进行思维判断并准确实践确实存在着不小的挑战。所以，在这方面，本门课程给予的重视稍显欠缺，这也是对此进行详实分析以及调整改善的重要原因。第三，目前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仍然是较为单一与传统，大部分教师的讲授仍是按照以往的思路进行，导致成果的低微和教学模式的僵化，其实，在其他领域收效卓著的很多教学方法都可以适用在本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而教学方法的开拓与创新正是一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所以，在教学方法的探索上，这门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而推陈出新，使我们的学科教学取得更好的成绩。

二、研究《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的意义

研究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方法对于经贸类大学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这门课开阔视野，还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学习方法。对于学生来说，其意义和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有利于学生在应用实践的基础上提升理论思维能力。经贸类大学的学生专业应用性非常强，然而关于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却显得非常薄弱。在正常授课过程中，由于学生们的知识结构偏向某一个单向度应用性专业，学生经常听不懂教课老师的的知识讲授。部分老师可能会改变授课风格，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和结合实例的方法来讲解，虽然能帮助学生进行理解，但是一味地迎合学生不利于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作为授课教师，在结合实例进行讲解的过程中，也要重视对学生进行理论分析和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第二，有利于学生掌握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方法与路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这门学科需要前期基础性课程所提供的理论准备，例如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的学习。对于公共管理相关专业的同学来说，这些课程大都进行过系统学习，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但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讲有所欠缺，尤其是缺乏相关基础课的支撑。此时，如何使学生掌握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的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现在教育的目标越来越倾向于人的能力的提高和全面素质的增强，而科学学习方法的养成则是重要的一方面，这方面能力的提高将直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三，有利于学生培养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思维模式。“理论储备与实践智慧是教师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基石”，因此对授课教师来说，就是通过《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来实现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的深度结合。由于学生还没有接触过相应的理论，所以还不会运用相应的理论来分析社会现实。作为教师来说要做的就是要引导学生从实践中提炼出理论，或使之把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甚至在经过一段实践的训练后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思维模式，这样有助于他们掌握一种科学的思维范式，而这正是促进一个人健康成长的最为关键和最为核心的因素。

三、《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教学方法分析与探讨

对于《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方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的指导原则；二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采取的具体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的指导原则。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构建科学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过程中，必须在这门课程教学中始终遵循着这样几个理念：第一，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背景进行教学。通过老师授课，学生最终所能掌握的相关知识依然是表面的，还很难对这个领域有着专业的分析和运用能力，他们的重心依然是停留在本身的专业基础上，“没有专业基础的人在专业要求较高的行业里面发展，关键是要结合自己的兴趣”，所以对于这些学生，教师应该结合他所学专业和兴趣爱好，使他将所学课程与所学专业有机结合起来，或者更进一步使他加深对原有专业结构性知识的理解和认知。第二，将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作为核心宗旨。虽然教师教授一门课程的目的是使其获得相关的知识，但让学生掌握一种思维方法，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更为重要。知识是无限的，我们无法穷极世界上的所有知识，所以寻找到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如是，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逻辑思维能力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或者依据客观事物的规律，发现新的问题，而这并不是仅仅通过读书就能获得的能力。基于这种考虑，老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科学思维方式的训练，例如课堂发言、组织辩论等都要贯穿这种思路，引导学生对这种思维模式产生主观自觉。第三，紧密结合本校的发展思路。在教学方法的研究上要紧密结合本校特色，比如在很多经贸类大学中，国际化是其重要特色之一，教师的教学方法研究也应具有这个特色。《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实际上也是一门以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为视角的课程，它的国际化内涵毋庸置疑，只是它重点在于政治制度领域，很多学生愿意选修这门课也是基于这个特点。因此，这门课不仅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意义重大，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很多外国留学生也主动选修这门课，他们也正是看到了这门课的国际化色彩。因此，我们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活动中也要紧紧抓住和贯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国际化特色。

2.《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采取的具体的教学方法和路径。结合上面的分析和指导性原则，我们认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的教学方法应从以下视角出发，既要考虑本学科的特点，又要兼顾到经济类专业、法学类专业、外语类专业、管理类等专业的特点，尽可能达到教亦有道，学有所得的目标。具体来说，我们将要采用这样几种教学方法：（1）经济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对政治问题的考察也不能忽视其背后的经济根源。如今经济分析方法引起了多方的关注。这种分析视角我们也可以运用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教学活动中。例如制度经济学就是经济分析方法与制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的制度分析，主要是政治制度分析又居于核心地位；博弈论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也日益进入政治领域。很多政治学专业也都开设了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到了博士研究生这个层次，经济的分析方法更是不可或缺。虽然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不能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那样熟练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但可以培养政治学专业学生的经济分析能力。基于这些成功的经验，我们在教学中也要注意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政治制度问题，通过这种分析方法运用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2）社会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受课学生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念取向。教师在讲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要注意，既要利用来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生的知识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也要运用这门课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内涵来丰富学生对外面世界的认识。我们在讲授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背景因素，以及学生价值取向的社会政治背景因素及其根源，分析其利弊，有的放矢地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教学目的是引导学生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建立在科学的思维、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最终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的人。（3）比较分析方法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核心教学方法。比较分析方法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分析模式，它包括许多具体的分析方法，具体来说包括国别比较方法、专项比较法、综合分析比较法等。这种分析模式有利于学生找到政治制度的共同点、不同点，并分析其优缺点。①比较分析的逻辑。进行科学比较分析的基础是要找到我们进行比较的逻辑线索。我们在讲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时候，要遵循一定的分析逻辑，即首先以政治制度的因素作为切入点，如社会经济因素、政治文化因素等；然后再具体分析各种政治制度的异同，这还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虽然我们也是结合具体国家的政治制度等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述，但还不是对某种类型的国家政治制度进行综合分析；最后我们运用上述提供的理论工具对某种类型的政治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这个教学逻辑，有助于我们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并达至良好的教学效果。②国别比较研究。在授课中发现，很多学生对国外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因素并不十分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教学方法是先介绍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些特点，然后结合我国相关制度的情况比较分析。通过直观的国别比较，使学生了解各国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判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比较、鉴别、判断直接告诉学生，另一方面也要给学生留下较大的比较和思考的空间，激发他们去思考问题，对自己进行考查，学会认识自己，“未经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发现内心善良的火花，靠他们自己使之变成熊熊烈火。③专题或专项比较研究。国别研究虽然是比较研究方法中最好的一种方法，但它也有弱点，即把政治制度进行分类，然后选择代表性的国家从宏观上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对具体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涉及的还不多，也不能对于政治制度的细微差别进行详细的解读。因此，还需要我们采取专题或专项研究的方式进行实验室式的解剖和分析，尤其是对于研究对象很具体，范围也较小的制度，通过研究不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异同点，而且能够对其程序运作的效果做出判断，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因此这种比较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准备大量采用这种实验室式的教学方法，这种比较方法不仅能让学生获得理论思维能力的提升，而且在分析具体政治制度的异同、利弊的同时也能推动学生做出科学、正确的判断。因此，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要力争做到的授课方法。（4）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这种教学方法所针对的主要是中文、外语、人文类学生，这种专业应用性很强的学生通常对政治分析不感兴趣，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一本书只看表象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体会书中思想的更深层次，例如余秋雨教授就认为《李尔王》包含三个层次，普通人只能看到第一个层次，专业人士也许能看到第二个层次，而第三个层次则很少人能及了。由此可见我们具备必要的专业素养。如果中文系的学生不了解认识和分析政治的方法，那他就很难成为一个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成就的人。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这部分学生，使其能树立正确的看待政治科学的态度，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理解，破除其过去在思想上对政治行为的错误认识。应该说在我们学校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应用性专业的学生通常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先定的印象，认为政治是消极的。而我们作为教师的，就是要在教学中做到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认识、分析政治。（5）系统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系统分析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途径被许多教材列为学习方法或研究方法之一。任何事物都是由一个复杂的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事物的任何系统性构成因素，而要对之进行有效整合。虽然系统分析方法需要经验的累积，需要在实际中不断的探索和磨炼，但我们认为如果能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注意这方面的引导，例如在讨论中提出单向度的问题，进而引导学生进行多向度、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思考，也能锻炼学生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的能力。

综上所述，《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仅凭上述的授课方法和学习方法尚不能及，我们还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探讨。但从目前的教学实际状况来讲，上述方法在36学时的课程中是完全适用的，教师所要做的就是把上述方法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教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这些研究手段和思维模式考虑问题、分析问题。

参考文献：

[1]侯月华.做好小专题研究 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J].教科研，2010，（10）.

[2]严存生.法律对稳定的价值[J].社会科学，19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