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计量经济学的定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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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材的地位与作用

本节课是在学生学习了向量的概念和向量的加法、减法、数乘向量等线性运算的基础上，探索向量的又一种新的运算，它既是前面所学知识和方法的延续，又是后继学习解三角形、解析几何以及空间向量等内容的基础，因此本节内容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1.2 学情分析

（1）学生已经学习了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向量的概念和线性运算等知识.

（2）学生对向量的物理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如：力、位移、速度的合成与分解，力做功的有关知识.

（3）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数学建模能力，能从简单的物理背景及生活背景抽象出数学概念.

2 教学目标分析

依据课程标准和以上分析，制定本节课的三维目标如下：

知识与技能目标

通过物理中“功”的实例，理解平面向量数量积的含义及其物理意义，掌握平面向量数量积的性质.

过程与方法目标

经历从物理背景的分析，抽象概括出概念的过程，培养学生归纳概括，类比迁移的能力；经历通过不同的方式探究、发现平面向量数量积性质的过程，体会从特殊到一般、分类讨论、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教学活动过程，形成学生的体验性认识，体会各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感受知识的形成过程，提高数学学习的兴趣，形成独立自主的钻研精神和合作交流的科学态度.

3 重点、难点分析

根据教学目标以及学情分析，确定本节课的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平面向量数量积的概念和性质.

难点：向量在轴上的正射影的概念的理解和平面向量数量积的性质的发现.

在教学中，注意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从学生感兴趣的物理实例入手，通过层层分析， 形成数量积的概念，并经历概念辨析、深化理解、学以致用等过程，来突出重点.通过练习和探究问题的设计，将五个性质分散开来，通过课件动画、问题引领、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等手段，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练习，再到应用，使性质自然呈现，既突出了重点，又突破了难点.

4 教学策略分析

基于数量积的知识特点及学生的认知规律，采用启发式和问题探究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著名数学教育家波利亚指出：“学习任何东西，最好的途径是自己去发现”.因此，指导学生采用发现式学习法.在课堂上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抽象类比与问题探究为主线.同时，为了有效实现教学目标，采用多媒体和自编学案辅助教学.

5 教学过程分析

本节课的教学流程如下：

具体分析如下：

5.1 创设情境 展示背景

教师录像展示“大力士拉车”的情境实例，提出物理问题.

问题1 大力士拉车，沿着绳子方向上的力为F，车移动的位移是s，力和位移的夹角为θ，大力士所做的功为多少？

设计意图 从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出发，通过熟悉的生活实例，创设数量积的物理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5.2 分析背景 形成概念

该环节，依据本套教材的特点，以物理背景作为总的抓手，通过抽象、概括、归纳，形成了两个向量的夹角、向量在轴上的正射影和向量的数量积定义三个概念.

第一步：背景的初次分析

问题2 决定功的大小的量有哪几个？它们是标量还是矢量？当力和位移的大小一定时，功的大小取决于那个量？

问题3 这个夹角抽象到我们数学中，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两个向量的夹角，把力F、位移s换作数学中任意两个非零向量a与b，你能尝试着给出向量a与b夹角的概念吗？

设计意图 通过力做功的几个因素的分析，突出夹角在做功中的作用，形成两个向量夹角的概念.

1.两个向量的夹角

已知非零向量a与b，作OA=a，OB=b，则∠AOB称作向量a与b的夹角，记作：〈a，b〉.

问题4 下面几种情形中（锐角、钝角、直角、共线同向、共线反向），两向量的夹角分别是什么角？

设计意图 通过几种类型的夹角的给出，让学生直观感知夹角的范围，帮助学生理解夹角范围规定的合理性.

规定： 0≤〈a，b〉≤π，且〈a，b〉=〈b，a〉.

特别的：当〈a，b〉=π2时，叫做a与b垂直，记作ab；

两向量的垂直符号同几何中的垂直符号是一致的.

问题5 请回顾：0的方向是怎样规定的？

规定：0与任意向量垂直.

前面曾规定：0与任意向量平行.

设计意图 概念呈现后，注意与前面所学知识进行对比，便于学生理解，记忆.图1

练习： 如图1，正ABC中，求

（1）AC与AB的夹角；

（2）AB与BC的夹角.

注：确定两向量的夹角的关键是：通过平移使两向量共起点.

设计意图 及时巩固所学概念，强调确定两向量夹角的一般方法.

第二步：背景的再次分析

问题6 真正使汽车前进的力是什么？它的大小是多少？

设计意图 让学生借助已有的认知经验，类比物理背景中拉力F在位移方向上的分力，它的大小是Fcos θ，自然引出向量在轴上的正射影及其数量的概念.从特殊到一般，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突破难点.

2.向量在轴上的正射影

已知向量a和轴l，作OA=a，过点O、A分别作轴l的垂线，垂足分别为O1、A1，则向量O1A1叫做向量a在轴l上的正射影（简称射影）.

向量在轴上的正射影的数量

该射影在轴l上的坐标， 称作a在轴l上的数量或在轴l的方向上的数量. OA=a在轴l上正射影的坐标记作： al，若向量a的方向与轴l的正向所成的角为θ，则al=|a|cos θ.

问题7 向量在轴上的正射影与向量在轴上的正射影的数量有什么区别？

问题8 向量在轴上的正射影的数量一定是正实数吗？

注： a在轴l上的正射影的数量是个实数，可正、可负、可为零.

向量a在b方向上的正射影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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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定义；科学性；不精确性；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1

一、计量经济学的含义

1.计量经济学的早期含义

在17世纪时期，计量经济学第一次在戴夫南特和金的研究中出现，但当时，计量经济学这个专业术语并未出现，直到挪威的一位名叫弗里希的经济学家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计量经济学的概念。计量经济学表示经济学和数学以及统计学的有机统一。在研究中发现在统计学和数学以及经济学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规律，发现这个发现的发现者将其命名为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是对理论政治以及纯经济学的主观抽象法则进行试验和数据检验并由此来将纯经济学最大化的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1933年，计量经济学会将计量经济学定义为：通过经济学与数学以及统计学的有机统一，以实现经济问题理论定量与经验定量相统一的目标。这个定义表现了计量经济学是由统计学数学以及经济学共同组成的，缺一不可。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数学在经济理论领域的应用，也不能笼统得以为是经济理论问题的简单统计，只有将三者构建在一起才能发挥出特定的效力。

2.计量经济学的现代含义

由于计量经济学的早期目的在于科学化经济理论研究，因此在随后的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不断拓展完善中，计量经济学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其定义变的更加具体也更加具有内涵。第一种定义认为：“计量经济学是利用统计学和数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学理论数据，将经济学的经验理论包含在内一起分析，通过分析来证明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第二种定义认为：“计量经济学的目标是建立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学中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模型来确定当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对其他变量会造成多大影响。使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工具来解决发生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变量变化问题，并引导人们对此类问题分析和了解并解决。

小结：发展至今，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但其基础和目标并未有多大改变。还是将经济学和数学以及统计学三者合一共同解决和推断经济理论假设的实证研究。不管是哪一门学科都可分为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因此，计量经济学也可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自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其后果影响至今。作者认为这不一定是计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问题，其可归结于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计量经济学的滥用和理解的不透彻所以才无法从理论计量经济学中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二、计量经济学的特性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可以说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独特一面。计量经济学科学性的标志在于其严谨的数学方法逻辑性和正确指向性的统计推断。当然，对于计量经济学科学性的质疑也从未间断过。凯恩斯认为计量经济学是“统计的炼金术”，“蹩脚的魔术”。他认为计量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算不上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此作者统计出了科学标准并表现了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

1.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哲学标准为：逻辑实证主义科学标准：其核心是事物的可证实性。包括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柏林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亨善尔”逻辑主义。证伪主义科学标准。这种证伪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证实和证伪之间的逻辑不对称。凡是可以被证伪的那就不是科学的。

其次，我们可以在计量经济学中发现逻辑实证主义的特性：重视证实，观测，反对因果关系的存在，反对理论实体。从计量经济学中我们更能找到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影子，计量经济学的作用就在于对原有的经济理论或问题进行模式分析，不断假设推断，通过证实和证伪发掘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在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在计量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存在。

2.计量经济学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首先，计量经济学具有不精确性。其实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从基础来源上来看，庞大的经济数据本身就具有不精确性，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也只能得到一个近似的结果。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我们能得到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未来是否真是如此还有待商榷。统计学也是计量经济学的构建者之一，这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是一个随机事件，是否得到想要的结果还需要共同的努力，这与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并未冲突。

其次，与其它学科一样，在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不精确性之外还有其局限性。从研究方法上而言，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经验实证的模型方法。这既是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不精确性所在也是其局限性所在。从经济学的语言层面而言，以统计学和数学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的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有着其自带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存在的气息太重，这种以不平衡的逻辑为出发点的方法论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结论与展望

时代在进步，人民富有了，消费提高了，伴随的经济危机也爆发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更加重对计量经济学的质疑。无法准确预测经济危机的到来，在解决经济危机上的能力不足都存在于人们疑惑中。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模型，在此模型中我么能够看到理想的世界，能够正确预测经济的走向，但是计量经济学中的统计学成分决定了其理想结果之外还存在其他结果。我们应当做的事理解透彻计量经济学并不滥用。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证明其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经济领域中变量的变化以及影响的大小并知道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或有制定对策，那么应该会有效的应用计量经济学。

参考文献：

[1]洪永激.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经济研究，2007（5）：13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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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量经济学；教学问题；对策分析

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必修的核心理论课程，在大多数高等院校中，已经成为经济学课表中最有权威的一部分，其教学和实践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然而，在本科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当中，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甚至严重影响到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如若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则会使得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事倍功半。本文旨在分析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计量经济学的学课特点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课，旨在揭示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数量关系。挪威经济学家Frish将计量经济学定义为经济理论、统计学与数学三者的结合。整体而言，计量经济学具有学科多样性、理论与应用结合性以及数据依赖性的学课特点[1]。首先，计量经济学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作为工具，用来分析经济现象。这种学科多样性对于学生的前期知识储备具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不仅要求掌握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数学和统计学基础，还需要掌握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经济理论，甚至还有掌握相应的计算机软件及其操作。其次，计量经济学具有理论与应用紧密结合的显著特点，其中，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建立需要扎实的经济学和数理理论，模型的回归和假设检验等需要统计学理论，而最终目的是分析经济现象中客观存在的数量关系，即实现从理论到应用的实践。最后，计量经济学具有数据依赖性强的特点，对于数据质量的要求性非常高。计量经济模型能否科学、合理的分析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质量，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掌握数据完整性、准确性、可比性、一致性和随机性的数据要求，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搜集和整理数据。因此，计量经济学的这些学课特点使得这门课的讲授和学习都具有一定的难度。

二、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问题分析

大多数本科院校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现总结如下：

1.先修课程设置不合理。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学科多样性使得这门课对于先修课程的设置要求较高。通常情况下，大一、大二期间必须完整修完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计算机理论基础。然而，部分高校在大二期间就开设计量经济学，或者与其它先修课程同时开设。此时，学生对于部分数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还未涉及，或者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此时学习计量经济学课程难度很大。此外，由于计量经济学实验课程较多涉及到Stata、Eviews、Matlab等计算机软件，而学生在学习这门课之前这些软件往往涉及较少，这也导致学习难度加大。

2.教学目标定位不准，教学内容设置不合理。大多数高等院校对于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定位不够具体，也不够准确，大都是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在授课过程中都采用传统灌输式课堂教学模式和多媒体教学，学生往往学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部分高校在教学内容设置方面也不合理。有些老师授课过程中只给学生讲经典计量经济学的内容，对于非经典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从未涉及。还有些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并没有完整系统的讲授教学内容，讲到哪算到哪，没有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授课。甚至还有些老师在授课过程中花很多的课时在给学生讲理论推导，而忽视了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教学课时量与实验课时量不匹配。利用计量经济学解决经济问题通常包括以下四个步骤：模型建立、数据收集和整理、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但在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往往将较多课时用于计量经济学理论讲解上，关于计量经济学应用的内容非常欠缺。而且在计量经济学的课时设置当中，关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实验课时比重较低。以金融工程专业为例，其计量经济学总课时是48个，而实验课时是8个，这难以较好的锻炼学生的实践和应用能力。此外，部分教师对于计量经济学软件及其操作不熟悉，或者仅熟悉一些过时的软件，而不能及时掌握最新的更先进的软件及其操作，这些也不利于学生应用和动手能力的提升。

4.课程考核方式不完善。完善的课程考核方式不仅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激发学生进一步深化对所学内容理解和掌握的重要手段。大多数高校计量经济学的课程考核主要包括两部分：期末考试成绩占70%-80%，平时成绩占20%-30%。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着重考查学生对所学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平时成绩主要从学生出勤、课堂表现、课下作业以及实验报告等方面考核。这种考核方式注重“纸上谈兵”，难以体现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也不能激发学生从事科研写作的积极性。

三、改进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对策与建议

上述本科计量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提出如下相应的政策建议：

1.优化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本科高等院校在经济管理类培养方案的设置中，必须充分考虑并优化课程设置。一方面，明确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定位，经济管理类专业必须设置为必修课程，数理统计等相关专业可以作为选修课程；另一方面，必须将计量经济学课程设置在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后，让学生在学习经济经济学课程时更游刃有余。

2.合理设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一方面，对于大多数本科高校来说，应该设立以应用为导向的教学目标，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能够熟练运用所学知识和软件解决现实问题，注重学生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在教学内容上，避免过多讲授数理推导，着重讲解问题产生的来源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能够运用计量软件去解决实际问题。可以适当讲授一些比较前沿的非经典计量经济学的内容。

3.合理设置教学课时和实验课时。一方面，依据学生培养要求和学生水平优化配置教学和实验课时，培养要求偏重理论的可以设置为2：1，加强学生对于理论的熟悉和掌握；而培养要求注重应用的可以设置为1：1，注重学生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强教学与实验的交叉与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讲授应用以加强学生对于应用的理解，而在实验课时中也可以适当讲授一些计量理论以加强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

4.完善考核方式和考核手段。对于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采用闭卷、平时成绩以及实操的综合考核方式。其中，闭卷考试着重考查学生对于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平时成绩主要保障学习效果的课堂考勤和课下作业，实操既能考察学生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能体现学生的软件应用和操作能力。培养要求偏重理论的可以设置为5：3：2，重点考查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和掌握；而培养要求注重应用的可以设置为4：4：2，着重考查学生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參考文献： 

[1]刘亚清，吴福锁.浅析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现代化，2017，（15）：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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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空间经济学；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自相关

区域空间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如今随着空间计量模型的广泛运用，尤其在应用经济学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但是，国内的文献检索中发现国内学者对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仍然是比较薄弱。随着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和计量工具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地理学者和区域经济学者开始将注意力放到宏观尺度的空间集聚现象研究上，他们为了给区域经济的增长以及空间集聚产生的效应做出相对合理且详尽的分析，借助了空间计量方法以及一定的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并且在此过程中构建了空间结构模型的构建，分析集聚产生的机制以及经济成效，并将此应用于具体地区的实证研究。

一、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和主要概念

空间计量经济学作为一个确定的研究领域出现时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为了满足区域计量经济学中处理区域经济数据的需要而出现的。1974年的荷兰统计协会年会上，J.Pealinck在其对大会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概念。

Paelinck和Klaassen（1979）没有定义空间计量经济学本身，而是初步确定了五个重要原则，用来指导空间经济计量模型。这五个规则包括：（一）空间相互依存的作用；（二）空间关系的不对称性；（三）位于其他空间解释性因素的重要性；（四）分化事后和事前互动；（五）明确建模空间模型中的空间模拟。

有趣的是，这些规则强调一个现实的表达空间直观变量在计量模型规范中的重要性，如潜在措施，距离衰退功能和空间的安排。他们同时指出，空间系列和时间系列的根本区别是由于空间相互作用相对于时间序列的反馈。

空间计量经济学系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由Anselin（1988a）提出：对总的空间统计分析特殊性所造成的空间科学模型进行处理。换句话说，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明确考虑空间的影响，包括空间自相关，空间滞后和空间不均匀误差的方法。Anselin在定义中提到的将区域，位置和空间的相互合成作用，及对他们的估计参考地理数据模型，数据可能来自空间中的一个点，也可能是从一个区域。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国内外发展状况

（一）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学者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在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如Rey等（1999）首次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美国各州1929～1994年人均收入的收敛性，通过Moran's I指数测试验证了证明空间相关性在统计上非显著性，并根据LM检验选择了空间误差模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结果比较。Baumont等（2003）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辨识1980～1995年欧共体的空间俱乐部，发现南北两区分属于不同的俱乐部，并选择空间误差模型对南方和北方的俱乐部空间趋同性做了研究。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已经出现了许多研究空间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成果，研究对象很多都延伸到了县级单位，但是研究方法和实证检验仍有待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纯粹从理论层面来讲，大多数研究人员在解释研究成果时，对于省级尺度的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力，但是由于数据规模较大，而导致选择的参考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强。吴玉鸣（2000）在分析时运用到了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的31个省市进行了集聚增长因素的分析；陈晓玲等（2006） 采用了我国1978～2004 年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省级数据，考察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联性。一些学者在引鉴国外研究时，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以地市或县域为基本分析单元，尽管总体上这类研究较少，但研究者开始关注县域尺度的研究，一些研究结论的解释的参考性和实践意义得到加强。如李小建等（2006）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分析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

三、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空间计量经济学主要包含的内容包括：主要包含了的空间相关为主的，辅之以空间差异性，涉及空间相邻，空间相邻矩阵等概念。

（一）空间相关

对于空间的相关性，空间自相关常常是其核心内容，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是指一些变量在同一个分布区内的观测数据之间潜在的相互依赖性。

空间自相关的计算方法有许多种，但是为人常知的并且为学者所常用的方法有：Moran's I、Join count、Getis、Geary's C等。然而，这些方法都有其功能，但是在其范围和局限性方面，当然也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一般情况下，该方法的功能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全域型，另一种是区域模型。

全域型是为了确定是否存在这种现象在空间聚集行为，但它并不表明到底在哪些领域聚集。如果全域型不同的间距（空间滞后）顺序排列的空间自相关统计时，可以进一步作出空间自相关系数图，这种现象表明在空间分析上是否是一个层次的分布。根据Anselin（1995年）提出的LISA（本地空间关联指标）方法声明，区域聚集能推断（空间热点）范围的方法主要有两个：首先，通过显着性检验方法，表征收集空间单元相对整体研究范围，如果检测值是大的，表明空间自相关是显著的，也就是说，这是这一现象的空间聚集的领域，如：G系数和Ord（1992）开发的G系数的统计方法；其次，它度量空间单元对整个的研究空间自相关的影响程度，影响范围往往是一个大面积的"特殊情况"（离群值），这意味着这些"特殊情况"点往往是一个聚集点的空间现象，如：Anselin的莫兰散点图。

（二）空间差异性

空间差异性是空间相关的目标缺乏均匀性的区域，如发达地区和落后的区域，中央区域和区域等。例如，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中国沿海地区相对其经济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空间差异的研究中，只要空间单元的特性考虑，大部分都可以使用经典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然而，当存在交叉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相关性存在，则经典的计量方法不再适用。

本文研究空间模型的主要区别有以下两种：E.Casetti（1972）提出了空间扩展模型和回归分析模型参数漂移。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模型中参数的空间相对位置的变化，空间单元的位置信息作为辅助变量。

（三）时空数据空间模型

该模型是在设计中考虑到了时间维，从而增加了描述的复杂。在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这是一个考虑全面的时间安排的情形，部分数据属于时间序列的情况，在实际工作中是非常有用的。同样，数据被划分成与空间有关的空间相关性的存在和缺乏。如果数据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可用于面板数据模型的。

四、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及发展方向

在目前的研究中，由于其他单位系统单元内存在空间的位置影响到其他的位置，系统的单元位置受到相邻的单元格之外的边界位置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模型仍然是一个问题并且值得研究的。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是由距离的远近来决定的，单用地理上的距离在如今看来显得太为狭隘，因此，在研究这些问题，如何进行交易，并且将资金，人才流动以及贸易，充分体现在空间权重矩阵去，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除此之外，在许多经济问题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并非只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如何在空间矩阵中建立一系列的空间模型也尚待进一步研究。在此类问题中，整个模型的描述可能会因为数据级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不同的变化对模型变化也还未知，如何能采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对系统进行描述仍然尚待研究。

随着我国遥感技术的逐渐发达以、统计资料的不断累积以及众多学者对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的日趋熟练，根据时间以及对空间的排列数据越来越多，从而对数据的空间分析更为快捷。

参考文献：

[1] Paelinck， J. and L. Klaassen. 1979. Spatial Econometrics. Saxon House， Farnborough.

[2] Anselin， L.1988a. Lagrange multiplier test diagnostic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

[3]Rey， S. J.， and B. D. Montouri. 1999. U.S.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A spatial econometric perspective. Regional Studies 33

[4]陈斐，区域空间经济关联模式分析：理论与实证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

[5]吴玉鸣. 我国31个省市区第三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最新评估[J]，《中国软科学》，2000（10）

[6]陈晓玲， 我国地区经济收敛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J]，《经济科学》，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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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量经济学模型；功能；比较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1

众所周知，计量经济学模型已经被广泛运用到理论研究和实际分析中。作为实证研究的主要方法，计量经济学模型必须要能够很好的模拟实际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几种具体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研究。本文就是以此为目的来展开分析的。

一、计量经济学模型简述

1.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内涵：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针对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数量及其变化趋势而做出定量分析。而在研究实际经济问题时，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定是研究者首先要做的工作。这一设定工作包括选择相关的经济变量，以及确定各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其中，模型变量涉及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数学关系涉及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计量模型只不过是在对现实经济现象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复杂的经济问题的简单化，因此在设计计量模型时，往往会为了突出主要经济变量的作用，而忽略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模型的建立要遵循客观科学的原则，运用恰当的方法，务必保证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很好的拟合现实情况。

2.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功能：（1）静态分析功能。静态分析是指给定解释变量的数值就可以求得被解释变量的数值。这可以直接由计量经济学模型所确定的数学关系式得到，只要把已知的解释变量的数值直接代入数学关系式即可。（2）比较静态分析功能。比较静态分析是指在其他变量的数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个或多个解释变量的变化会引起被解释变量的变化大小。只要将两组不同的解释变量数值代入到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数学关系式中，并作差，就可以实现这一功能。（3）动态分析功能。动态分析是严格区别于静态分析的一种方法，它要求确定被解释变量随着解释变量连续变化的具体变化过程。这是分析的高级形式，可以根据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数学关系式画出对应的图形，然后根据图形判断被解释变量的实际变化过程。

二、几种具体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根据所使用数据的类型不同，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型：

1.横截面数据模型：横截面数据模型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是经典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横截面数据是一组同一时点上不同指标的数据集合。例如：某一年各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同一时点上不同家庭的消费。这类数据是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础，已经广泛应用到各种经典模型中。横截面数据模型要求解释变量和随机扰动项满足几项基本假定，比如：要求随机扰动项均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某一定值的正态分布，同时各扰动项之间互不相关。如果其中的一项或多项假定没有被满足，就会出现诸如异方差、自相关、多重共线等问题，从而影响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而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有效的解决以上问题，从而更好的拟合现实情况。

2.时间序列数据模型：时间序列数据模型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这种模型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解决的是与时间有关的问题。时间序列数据是同一指标随时间的推移所得出的一系列数据集合。比如：近几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某厂逐月的主要营业收入和主要营业支出。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已经被广泛用于分析社会的各个方面。不过这一模型要求所使用的数据序列满足平稳性和正态性等要求。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统计规律是固定的，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而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会发生伪回归问题，从而使计量模型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此，对这种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前提是通过单位根检验来测试数据是否平稳。

3.面板数据模型：面板数据模型是目前最流行的模型之一，这一模型中所使用的面板数据是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相结合的数据。比如：全国各省份2001-2010年的工业总产值数据；某医院各心脏病患者逐年的治疗费用。这类数据能够增加各变量的多样性和自由度，减少了共线性，从而提供更有价值的数据信息：它可以同时提供同一样本随时间推移所得的指标数据信息和同一时点不同样本的指标数据信息。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分析包括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方法。其中，前者要求面板数据模型的数学关系式中的截距在不同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后者要求面板数据模型的数学关系式中的截距是对某一固定值的偏离。这两种方法可以通过Hausman检验进行区分。

三、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比较分析

计量经济学模型是计量经济学处理数据最有用的手段。由于同属于计量经济学范畴，各模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目的一致：各模型的建立都是为了将实际问题进行简化和抽象化，进而定量分析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满足假设：各模型都是对实际问题的简单模拟，因此在模型设定前首先会做出一些严格的假定来保证模型的解释力；有侧重点：各模型的建立宗旨是：研究问题的本质，屏蔽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因此在其设定时都会为了突出某些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将其他变量排除在模型之外。

当然，不同的模型也有其独特之处。使用数据不同：根据它们的定义就可以知道，这三种模型分别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数据。这三种数据的维数不同，第一种数据只涉及指标这一个维度，第二种数据涉及时间和指标两个维度，而第三种数据增加了第三个样本。层次不同：第一种模型属于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范畴，而后面两种模型属于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范畴。研究侧重点不同：第一种模型侧重于相对简单的实际情况，第二种模型主要研究与时间相关的问题，而第三种模型研究的是相对复杂，信息量较多的问题。

四、总结

总之，计量经济学模型是定量分析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横截面数据模型、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之间有其相同之处，也有其独特之处。因此，充分认识各种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于分析实际问题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李子奈，刘亚清.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体系解析[J].经济学动态，2010（5）：22-31.

[2]李子奈，齐良书.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0（2）：69-84.

[3]刘丽艳.计量经济学局限性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3（3）：3-14.

篇6

关键词：空间计量经济；发展；模型设定和估计检验；综述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2-0007-06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以空间经济理论和地理空间数据为基础，以建立、检验和运用经济计量模型为核心，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相互作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结构（空间不均匀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空间经济活动或经济关系数量规律的一门经济学学科。空间计量经济学与地学统计和空间统计学相似。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空间计量经济学与空间统计学之间的不同和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的不同一样。由于对其理论上的关心以及将计量经济模型应用到新兴大型编码数据库中的要求，近年来这个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

1.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

由于在区域计量经济模型中处理次级地区数据的需要，早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就展开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并将它作为一个确定的领域。Paelinck 和 Klaassen定义了这个领域，包括：空间相互依赖在空间模型中的任务；空间关系不对称性；位于其他空间的解释因素的重要性；过去的和将来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区别；明确的空间模拟。Anselin在1988年完成了《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和模型》这本经典著作，对空间经济计量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将空间计量经济学定义为：“在区域科学模型的统计分析中，研究由空间引起的各种特性的一系列方法。”

从发展的驱动因素看，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受模型和数据驱动。(1)从模型驱动看，理论经济学的兴趣越来越从彼此独立的决策主体模型转向明确解释系统中不同主体（参数或效用）相互作用的模型。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在设定和研究主体间直接的相互作用（用社会学术语说，就是邻近效应、模仿效应或其他看齐效应）时，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个体的相互作用如何导致集体行为和总体模式。在新宏观经济学、社会交互作用的理论模型、相互依赖的参数选择、贸易结构演化模型、邻近溢出效应、标尺竞争等领域中，这些理论模型都有发展，并支撑了研究主体间重要相互作用的实证模型。(2)对区位和空间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还受到实证应用中空间数据及其处理技术的驱动。地理信息技术的推广和相关的地理编码社会经济数据（如包含被观察单元位置信息的数据）推动了处理地理数据独特特征（主要是空间自相关特征）的专门技术的发展。这种专门技术是由于认识到地理（横截面）数据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及标准计量经济学难以处理空间自相关，而得以快速发展。

与计量经济学包括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一样，空间计量经济学也包括理论空间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这主要体现在，近年来不仅在应用计量经济学中，而且在理论计量经济学中对位置和空间相互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区域科学、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经济地理等专门化的领域中出现了一些明确结合了空间因素的模型以及相应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应用［1-2］。

在应用计量经济学和理论计量经济学的主流中，最近对存在的空间相互作用的确定、估计和检验的关注可以归结于两个主要因素：(1)在理论经济学框架内考虑原子论式因素（Atomistic Agent）的决策模型的不断增加。这些新的理论框架以邻近影响和其他同等组影响的形式确定并研究这些因子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以及单个因子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集体特性和聚集模式的。如贸易结构发展模型［3］、邻近溢出效应［4］等。(2)空间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标准的计量经济技术通常不能用于存在空间自相关的情形中。但是在地理数据集中普遍存在空间自相关，除了需要处理空间模型的方法之外，还需要能够从实践、适用的角度来处理空间数据的技术。模型的性质、GIS技术的迅速普及以及地学编码的社会经济数据集的有效性都对这些处理地理数据的特殊专业化方法产生了需要。

目前，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四个感兴趣的领域：计量经济模型中空间影响的确定；合并了空间影响的模型的估计；空间影响存在的说明检验和诊断；空间预测。

2.空间回归分析基础

2.1 空间影响

在空间回归分析中，空间影响与空间相关有关，即与空间自相关或空间不均匀性有关。空间相关概念源于时间相关，但比后者复杂。主要是因为时间是一维函数，而空间是多维函数。因此，为获得模型参数的可识别性，必须同时考虑空间自相关或空间不均匀性。根据矩条件，可以将空间自相关表示为属性值相似性与位置相似性的一致程度。

式中：i、j分别指单个观测位置，yi、yj表示相应位置上某一随机变量的值。根据观测位置的空间结构、空间相互作用或空间排列，当非零位置对i、j的特殊布局具有一个解释时，从空间角度看这个协方差将变得有意义。

空间不均匀性以非常量误差方差（不同空间离中趋势）或模型系数（空间状况）的形式表示结构不稳定性。借助标准的计量经济工具，可以处理这种结构不稳定性。然而，对于在回归分析中为何必须明确考虑空间不均匀性，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均匀性背后的结构是空间的，在决定不均匀性的形式时，观测点的位置是极其重要的；其次，由于结构是空间的，不均匀性通常与空间自相关一起出现，这时标准的计量经济技术不再适用［5］；第三，在一个单一横截面上，空间自相关和空间不均匀性在观测上可能是相同的。2.2 空间权重和空间滞后

在具有n个观测点的横截面环境中，不能直接从数据中估计协方差矩阵（式1），甚至渐进性也不再有效（协方差的数量随n2而增加，而样本大小仅随n的增加而增加）。相反，当能够获得横截面环境上的重复观测时，有可能使用其他维，并且获得一致的非参数的横截面协方差矩阵估计［6］。总的来说，必须为协方差赋予一个结构。针对这个问题存在三种主要的方法：一是基于一个空间随机过程的说明；二是基于协方差结构的直接参数表达；三是不指定协方差，而是在一个非参数框架中处理协方差。

与时间序列分析一样，空间随机过程分为两种类型：空间自回归（SAR）过程和空间移动平均（SMA）过程。尽管横截面环境和时间序列的前后关系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但更重要的是，与一个沿时间轴变化的明确概念相反，在横截面环境中不存在相应的概念，特别是当所有观测在空间上是不规则分布时。因此需要引入一个空间滞后算子。可以将空间滞后解释为邻近观测单元上某一随机变量的加权平均，或作为一个空间平滑滤波器。为此，空间经济计量学引入了空间权重矩阵，这是与传统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区别之一，也是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如何合适地选择空间权重矩阵一直以来是空间计量分析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研究空间权重，首先要对空间单元的位置进行量化。对位置的量化一般依据“距离”而定。距离的设定必须满足有意义、有限性和非负性。最常用的距离的有经济距离［7］和空间距离。空间距离的设定方式主要有相邻距离、有限距离和负指数距离权数等。（1）相邻距离。相邻距离是一种最常用的空间距离。通过空间中的相对位置定义相邻时，需要根据地图上所研究区域的相对位置，决定哪些区域是相邻的，并用“0-1”表示，即“1”表示空间单元相邻、“0”表示空间单元不相邻。对于一个具有n个空间单元的系统，相邻矩阵W1是一个n×n稀疏的0-1矩阵，对角线元素为0(习惯上，空间单元不与自身相邻)，相邻元素为1。按照rook相邻规则，相邻矩阵C具有对称性。（2）有限距离和负指数距离。由于空间距离的设定一直极富争议。Pace提出了有限距离的设定。令dij表示两个区域(不一定相邻)之间的欧氏距离，dmaxi表示最大空间相关距离，对于第i个区域若：dij≤dmaxi，则Wij=1；否则Wij=0。同样W的对角线元素Wij=0。Anselin(1988)提出了负指数距离，具体设定为Wij=e-βdij，dij表示两个区域(不一定相邻)之间的欧氏距离，β为预先设定的参数。

此外，基于经验流量矩阵［8］(如贸易额、往来人员数等)、相邻边界长度占总边界长度的比重①、交通便利程度、k个最邻近［9］、距离衰减函数［1］、社会网络结构［10］等也可以设定空间权重矩阵，还可以基于选择上述几个矩阵的乘积设定空间权重矩阵。这些选择间接地表明空间权重的确定是外生的，且相当任意的。

在设定空间权重后，可将变量y在i单元的空间滞后表示为：

［Wy］i=∑j=1,…,nWij•yj或Wy（2）

式中：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n×n），y表示随机变量的观测值（n×1）。

3.空间线性回归模型的设定

经典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总是假定Gauss-Markov等条件，但是在区域经济分析的过程中，空间依赖的存在打破了大多数古典统计和计量经济学分析中样本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因此直接将古典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数据时，通常不能获取这些数据的空间依赖性，会引起各种问题。因此，在处理空间数据时，要引入一些合适的空间统计和空间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当然空间计量经济学也不是抛弃所有的古典经济计量学技术，而是对这些技术加以修改以使它们能够适用于空间数据分析。从这个角度看，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空间回归模型（主要是线性模型）构成了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组织各种模拟方法的框架。通过对通用模型参数的不同限制，可以导出特定的模型，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合并空间相关。

3.1 空间线性模型通用形式

Anselin给出了空间计量经济分析中空间线性模型通用形式。通过对通用模型的参数的不同限制，可以导出特定的模型。空间线性模型通用形式可表示为：

y=ρW1y+Xβ+ε,ε=λW2ε+u（3）

且满足：u~N(0,Ω)，误差协方差矩阵Ω的对角线元素为：Ωij=hi（za），hi＞0。

式中：β是与外生（解释）变量X（n×k)相关的参数向量（k×1)，ρ是空间滞后W1y的系数，λ是干扰项ε的空间自回归结构W2ε的系数，W1(n×n)、W2（n×n）分别与因变量的空间自回归过程和干扰项ε的空间自回归过程相关，可以是行标准化的矩阵，也可以是二元矩阵或其他非标准化矩阵。

由于误差项u呈正态分布且具有误差协方差矩阵Ω，其对角线元素考虑到不同离中趋势为P+1个外生变量z的函数（包括一个常数项）。P个参数a与非常数项相关，且有：a=0，h=σ2（经典的同离中趋势的情形）。

式（3）考虑了具有不同空间结构的空间过程，这个模型有3+k+p个未知参数［11］，其矩阵形式为：

θ=［ρ，β′，λ，σ2，a′］′

当将上式中参数向量的不同子向量设为0时，可以产生几个常见的空间模型结构。在各种文献中，讨论了四种传统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分别与下列情形相对应［12-13］：

（1）若ρ=0，λ=0，a=0（ρ+2个约束），产生经典线性回归模型；

（2）若λ=0，a=0（ρ+1个约束），产生混合的回归―空间自回归模型：

y=ρW1y+Xβ+ε（4）

（3）若ρ=0，a=0(p+1个约束），产生具有空间自回归干扰项的线性回归模型：

y=Xβ+λW2ε+u（5）

（4）若a=0（P个约束），产生具有空间自回归干扰项的混合的回归―空间自回归模型：

y=ρW1y+Xβ+λW2ε+u

从空间线性模型的通用形式（3）可以看出，空间计量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将地区间的相互关系引入模型，对基本线性回归模型通过空间权重矩阵W进行修正。根据模型设定时对“空间”的体现方法不同，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分成两种：一种是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用于研究相邻机构或地区的行为，对整个系统内其他机构或地区的行为存在影响的情况。式（4）相当于一个空间滞后模型，适合估计是否存在空间相互作用以及空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以反映可能存在的实质性的空间影响。另一种是空间误差模型。在这种模型中机构或地区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误差项来体现，具体又包括空间误差自相关模型和空间误差移动平均模型。式（5）相当于一个空间误差（构成）模型，回归干扰项的空间相关相当于多余（干扰）相关。

3.2 空间回归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3.2.1 空间回归模型的估计。空间依存性的估计比时间序列要复杂得多。空间自回归模型由于自变量的内生性，OLS估计是有偏的(biased)和不一致(inconsistent)的。因此，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经济计量学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是模型估计，Besag(1974)［14］、Ord(1975)［15］和Mardia(1984)［16］分别讨论不同空间自回归模型的估计问题。80年代以后，最大似然估计(ML)成为文献中主流估计方法。最近几年其他估计方法如：Anselin(1990)［17］、Kelejian和Prucha(1999)［18］等提出工具变量法(IV)、广义矩估计(GMM)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

3.2.2 空间回归模型的检验。判断地区间的空间相关存在与否，一般通过包括Moran's I检验、最大似然LM-Error检验及最大似然LM-Lag检验等一系列空间效应检验进行。

（1） 检验回归模型空间自相关的Moran I检验由Moran(1950)［19］最早提出，该检验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使用最广泛的检验，它的最大优点是计算简单，只需要OLS估计或非线形优化即可。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原理方法，首先对被解释变量进行Moran I检验，检验其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如果存在则可以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自相关指数Moran I检验的定义为：

It=ε′tWεtε′tεt

其中，W是空间权重矩阵，εit表示回归方程yit =yt+εit 的残差估计值，εit=yit-yt，并满足均值为0，方差为σ2t的正态分布，i=1,2...,N; t=1,2,...,T。

（2） LM-Error 检验及LM-Lag检验的表达式分别为：

LM-Error＝ ［e′We/(e′e/N)］2/trace(W2+W′W)

LM-Lag＝［e′WY/(e′e/N)］2/{［(WXb)′M(WXb)/(e′e/N)］+trace(W2+W′W)}，

其中b是回归方程的系数估计值。

LM-Error与LM-Lag检验都渐进服从自由度为1的卡方分布2(1)。这两个检验是针对不同形式的空间计量模型方程做出的，并不存在互相矛盾性，实际检验时需要同时进行这两种检验。同时，这些统计检验方法也可以用于诊断所估计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

对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需要通过工具变量法、最大似然法或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等其他方法进行。

（3） 选择SAR或SEC模型的判别准则是：如果Moran I检验显著的情况下，最大似然LM-Lag检验较LM-Error检验更加显著，并且稳健估计R-LMLAG显著而R-LMERR不显著则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AR)；反之，则选用空间误差构成(SEC)模型。其次，在诊断模型总体显著性方面，除了拟合优度R2检验以外，一般使用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 Likelihood)进行判断(Anselin,1998)，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越大则拟合的效果越好。

另外，还有Wald、LR和RS(Rao Score)等检验。这些检验基于ML估计，最大的缺点是计算复杂，需要计算包括n阶雅克比(Jacobian)行列式的非线形对数似然函数优化。对于上述SAR和SEC两种模型的估计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需要通过工具变量法、极大似然法或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等其他方法来进行估计。鉴于空间计量经济估计中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目前一般空间计量模型都局限于一阶滞后模型、一阶自回归或一阶移动平均模型。

4.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进展

从最新发展看，最近二三十年随着Anselin、Bruecckner、Kelejian、Haining、Case等人［20-22］的不懈努力，以及计算技术、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数据分析软件的发展，应用经济计量研究的重心正逐步从时间序列转向空间特性分析，空间计量经济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主要应用于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复杂的空间相互作用与空间依存性结构分析。

4.1 应用领域日趋广泛

在一些专门化的领域中出现了一些明确结合了空间因素的模型以及相应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应用，如区域科学、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经济地理；而且在更多的经济学传统领域的各种经验调查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如需求分析研究、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地方财政、农业和环境经济学。此外，在一些涉及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文献中，对如何处理与结合数据的“地理”属性的模型相适合的备择模型、估计量和检验统计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讨论。

4.2 理论验证不断增加

随着空间经济学应用领域的日趋广泛，阿瑟［23］、克鲁格曼［24-25］等重新对与经济地理学有关的马歇尔外部性、聚集经济及其他溢出效应的空间特征进行了评论。基于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进行验证的理论不断增加。

4.3 与GIS等空间数据分析和模拟技术渐趋融合

近年来，不断增多的地理数据推动了从实践、适用的角度来处理空间数据的技术的发展。在应用经济学和政策分析中，特别是在房地产和住宅经济学［26-27］、环境和资源经济学［28-29］、发展经济学等领域中，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与GIS技术逐渐趋于融合。

5.空间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展望

随着国际上有关空间计量经济和新经济地理的研究不断地导入，空间计量经济学已广泛应用于基于中国问题的区域科学、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经济地理等领域中，研究的重点有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以及趋同和空间聚集模式［30-35］、区域经济溢出［36-37］和差异［38］等问题。同时，目前国内制约空间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障碍仍然较多，如缺乏成熟的中文版的相关教材；缺乏如同SPSS、SAS、Eviews等可以直接做非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的，现成的可以直接应用在实证研究中去的空间计量经济软件；缺乏可用于空间计量的数据基础。

目前，国内空间计量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问题极多。如以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新的空间数据为基础，进一步实证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包括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性），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包括知识溢出）、增长趋同等问题，对传统理论、尤其是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大范围地进行证实或证伪，以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从而更好地指导政策和战略的制定，更好地指导区域经济的发展实践。随着国际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以及我国按地区进行统计的基础资料不断积累，尤其是遥感技术应用到统计调查中来，使得按时间和空间排列的数据资料极为丰富，对数据进行空间甚至时空分析成为可能，我国空间计量经济学必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注 释：

①对于第i个区域，根据区域(i,j)间的相邻边界长度Lij占总边界长度Li的比重来定义相邻权重。

参考文献：

［1］ Anselin L. Space and applied econometrics. Special Issue,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2, 22.

［2］ Anselin L and Rey 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spatial econometric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97, 20, 1~7.

［3］ Ioannides Y M. Evolution of Trading Structures. In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II. Edited by Arthur W B, Durlauf S N and Lane D A.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7, pp: 129~167.

［4］ Durlauf S N. Spillovers,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4, 38, 836~845.

［5］ Anselin L, Griffith D. Do Spatial Effects Really Matter in Regression Analysis. Papers,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88, 65, 11~34.

［6］ Driscoll J C and Kraay A C.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 Panel Data.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80, 549~60.

［7］ Case A. Rosen H S and Hines J R. Budget spillovers and fiscal policy inter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3, 52, 285~307.

［8］ Aten B. Evidence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 international price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1996, 42, 149~63.

［9］ Pinkse J, Slade M E. Contracting in Space: An Application Of Spatial Statistics to Discrete-choice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5, 125~54.

［10］ Doreian P. Linear models with spatially distributed data, spatial disturbances or spatial effect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1980, 9, 29~60.

［11］ Hordijk L. Problems in Estimating Econometric Relations in Space. Papers,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9, 42, 99~115.

［12］ Anselin L. Estimation Methods for Spatial Autoregressive Structures. Regional Science Dissertation and Monograph Series 8.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80.

［13］ Bivand R. Regression Modeling with Spatial Dependence: An Application of Some Class Selection and Estimation Methods.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84, 16(1), 25~37.

［14］ Besag , J. Spatial interaction an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attice systems［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74.B36:192~225.

［15］ Ord,K. Estimation Methods for Models of Spatial Interaction［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75.70,120~126.

［16］ Mardia , K. V. and R. J . Marshall.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methods for residual covariance in a spatial regression［J］.Biometrika,1984. 71 :135~146.

［17］ Anselin, L. Spatial Dependence and Spatial Structural Instability in Applied Regression Analysi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90.30:185~207.

［18］ Kelejian H, Prucha I. A Generalized Moments Estimator for the Autoregressive Parameter in a Spatial Mode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9, 40, 509~533.

［19］ Moran, P. A. P. A test for the serial dependence of residuals［J］.Biometrika,1950.37 :178~181.

［20］ Bruecckner, J. K.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governments: an over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02. 44 :438~467.

［21］ Case A. Neighborhood Influe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2, 22, 491~508.

［22］ Case, A., H. S. Rosen and J. R. Hines. Budget spillovers and fiscal policy inter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3.52:285~307.

［23］ Arthur W B. Increasing returns, Competing Technologie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Small Events: the Dynamics of Allocation under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 116~31.

［24］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483~499.

［25］ Krugman P. 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 161~174.

［26］ Anselin L. GIS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for spatial analysis of real estate markets. Journal of Housing Research, 1998a, 9, 113~33.

［27］ Can A. GIS and spatial analysis of housing and mortgage markets. Journal of Housing Research. 1998, 9, 61~86.

［28］ Bockstael N E.. Modeling economics and ecology: the importance of a spati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6, 78, 1168~1180.

［29］ Geoghegan J, Wainger L and Bockstael N. Spatial landscape indices in a hedonic framework: an ecological economics analysis using GIS.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7, 23, 251~64.

［30］ 吴玉鸣.中国省域经济增长趋同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2）：101~108.

［31］ 吴玉鸣.县域经济增长集聚与差异：空间计量经济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07，（2）： 37~57.

［32］ 吴玉鸣,李建霞.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省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J］.经济地理,2006,（V26）：728~752.

［33］ 吴玉呜.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在省域研发与创新中的应用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5）.

［34］ 吴玉呜.大学、企业研发与区域创新的空间统计与计量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 V27）：318~324.

［35］ 林光平,龙志和,吴梅.中国地区经济σ―收敛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5）.

［36］ 苏方林.中国省域R&D溢出的空间模式研究.科学学研究［J］.2006，（5）：691~701.

［37］ 苏方林.省域R&D知识溢出的GWR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2）.

［38］ 李序颖,陈宏民.居民收入与城市经济水平的空间自回归模型［J］.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5,（V14.5）：396~399.

［作者简介］杨开忠（1962―），男，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及战略管理的教学与研究。

冯等田（1966―）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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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观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发展趋势

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微观经济学自建立以来便获得了长足发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微观经济学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之后微观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创新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以来不少奖项都是由研究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所获得，从中可以看出现代微观经济学是获得了较快发展的。今后对此不断加强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对于我国经济学的研究也将能够起到借鉴意义。

一、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理论创新是微观经济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些年来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领域都获得了较快发展。对于在这些不同成果应该不断加强研究。

1.公共经济学的发展

公共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重点分析了一群人如何自行组织起来来解决公共资源问题，从而提出了研究公共资源的一种新范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构建起以来的一整套公共资源分析框架得到了人们地赞赏，人们对其研究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少学者评论其了基本的经济教条，奥斯特罗姆成了实际上公认的公共经济学家，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的创始人。正是因为如此，在今后人们对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渐深入起来。在实际工作中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与其一起获得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利佛・威廉森在经济管理尤其在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上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2.劳动经济学的新发展

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劳动经济学本身是存在着重大缺陷的，该理论体系本身远离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以及戴尔・莫滕森等人对其进行了补充修正，这些学者主要是对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冲突进行了重新解释，他们建立起了一系列复杂模型，通过这些模型解释了政府干预政策的应用将会使得市场运行起来更有效率。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他们还提出了提升搜寻效率的措施，这对于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重要地理论依据，对此今后工作中应该不断加强研究。该领域当前已经成为劳动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对于这种理论今后应该大胆研究不断创新。

3.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地重要分支，不少学者都在福利经济学领域都取得了突出贡献，霍布斯和庇古是旧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创始人，他们认为经济福利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数量以及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为了实现福利最大化就应该进行财产转移。新福利经济学则主要分成了社会福利函数论派及补偿原则论派这两大派。这两种派别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中的阿罗以及萨缪尔森认为帕累托最优并没有明确究竟是哪一个最优状态才能够使得社会福利能够得到最优，正因为如此，今后就需要利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福利函数的应用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方面的创新应该引起注意。这些学者认为效用可能曲线同社会无差异曲线之间的切点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状态。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今后工作中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在福利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阿马蒂亚・森做出了突出贡献，森对福利经济学进行批判性重建，森对社会选择理论规范性命题进行了基础性工作。他认为阿罗定理公里性条件应该进行更加明确的表述，为了进一步研究，他还对阿罗定理进行修改。自由悖论是森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他认为帕累托条件同自由选择条件应用在无限制定义域的社会选择框架中的时候，两者之间将会出现矛盾。此外森还对萨缪尔森把社会福利看做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观点进行了批评。能力功能概念的引入是森的重要理论贡献。对此，在今后工作中应该对其不断加强研究。这样才能够适应实际工作情况。

4.管制经济学

在管制经济学方面，斯蒂格勒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是他首先对政府的管制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主要在《经济管制论》中利用案例分析法来对管制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当前斯蒂格勒已经成为重要地创始人。

二、微观经济学方法的创新

在观察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的同时，对于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是一项重要内容，在今后工作中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更有助于今后的进步。当前不少新方法的得到了普遍应用，对于这些新方法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

1.计量经济学的出现

计量经济学是拉格・弗里希创造的一门学科，之后迪鲁布等人对此作出了贡献，詹姆斯・海克曼等人是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作出特殊贡献从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这些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微观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出现对于个人层面上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都能够进行经验型地研究，通过这种方式将更有助于实现科学地分析研究。微观计量经济学实际上给今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地研究方法。

2.博弈论的引进

当前博弈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个领域中，博弈论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是最为成功的，当前的博弈论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博弈论主要是用来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的，通过利用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将有助于拓展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比较多，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埃尔文・罗斯以及罗伊德・沙普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罗斯主要是用博弈论修不了运转不佳的庞大体系，沙普利则被认为是博弈论的具体化身，潜在博弈论指数是其主要贡献。《随机博弈》是其典型代表作。

3.统计学的应用

当前在微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统计学得到了广泛应用。统计学的应用对于提升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效果具有十分重要地意义。弗里德曼在其《美国货币史》一书中就采用统计分析法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在经过统计分析之后发现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从而构建起了他的弗氏货币学说。

三、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从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分析中，我们就能够看出今后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微观经济学将朝着以下方向发展：

1.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创新，在实际工作中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降火拓展到人类的所有行为中。在今后研究过程中家庭作为重要的生产基本单位将会被纳入到微观经济分析中，舒尔茨和贝克尔在经过充分研究之后发现家庭本身就像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既可以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同时还能够生产消费。与此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将会被看做是一种政治市场而纳入到经济分析中，布坎南以及塔洛克所创建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一种重要地研究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制度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对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2.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将呈现出交叉性、多元性以及综合性

在今后研究过程中分析方法将更加多元化，综合性。经济理论同数学的结合将能够形成数理经济学，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风尚。

现代微观经济学今后将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注将有助于了解这种发展趋势。本文重点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分析了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后要不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 经济学（ 第18 版）[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4

[2]柴盈，曾云敏. 纪念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J]. 经济学动态，2012（ 8） ： 97

[3]周勤. 管制经济学的理论、政策及其应用[J]. 东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8（ 8）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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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卢卡斯批判 理性预期 动态计量

引言

2011年诺贝经济学奖授予了，萨金特（thomas sargen）、西姆斯（christopher-sime）表彰了两位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两位学者对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使得宏观经济学研究更强调实证分析与理论的结合，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凯恩斯（1936）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凯恩斯的思想和方法之后为萨缪尔森与托宾等继承，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综合学派。但是70年代的滞涨现象，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预测和解释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挑战。Lucas（1976）指出，政策制度的改变会改变个人对政策的反应方式，而个人行为的改变会使经济模型的参数发生变化，而参数的变化又是难以衡量的，使得很多早期计量经济模型很难评价经济政策的效果。

一、动态计量经济学在理性预期中运用

根据“卢卡斯批判”，经济人会根据变化的经济环境随时调整自身的参数。传统宏观经济学模型不能持续描述经济主体的变化，在拟合一段时间后，误差将逐渐加大。经济学研究者，需要迫切解决的是如何利用随机数据来反映理性预期的思想。在动态时间序列分析中，对一个AR（自回归）过程的估计，可以转化为一个无限期随机项的MA（移动平均）过程，这样就可以利用随机误差项对参数的真实值进行估计了。萨金特（1980）使用了厂商优化模型来体现理性预期的思想。设厂商目标函数为：

■E■■β■（γ■+α■-w■）n■-（r■/2）n■■-（δ/2）（n■-n■）■

（1）

其中，β为贴现率，n■为第t期劳动力投入，α■为第t期技术水平，w■为第t期工资水平。γ■，γ■，β为待估参数。根据利润最大化得：

nt=ρnt-1-（ρ/δ）■（βρ）jEt[wt+j-at+j-γ■] （2）

利用wiener-kolmogorov算子把t+j期工资率和技术水平内生化得：

n■=ρn■-（ρ/δ）Uξ（λ）-1[1+■（■（λ）■ξ■）L■]x■+（ρ/δ）（λ）■[1+■（■（λ）■a■）L■]a■+ργ■/[δ/（1-λ）]其中，λ=βρ，U是一个1×p的向量。定义π（L）=（ρ/δ）（λ）■[1+■（■（λ）■a■）L■]，则误差项为α（L）et=π（L）v■■，定义μ（L）=n（ρ/δ）ξ（λ）■[1+■（■（λ）■ξ■）L■]，c■=v■■-vv■■。对v■■的OLS估计可得第t期的最优劳动力投入为：

nt=（1-ρL]-1[μ（L）+π（L）α（L）-1vξ（L）]xt+（1-ρL）-1π（L）α（L）-1ct （3）

通过ML估计出参数r0，γ1，δ，v，α（L），ξ（L）这些估计出的参数是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最优目标中含有的参数以及技术水平参数，这样就可以通过所估计的参数来体现理性预期思想了。

二、动态计量经济学在一般均衡中的运用

（一）有关经济周期的计量

与萨金特相比，西姆斯更集中于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西姆斯（1972）研究了时间序列数据的区间问题，他认为，二次可积函数中具有滞后分布的时间序列分布模型的时间距离和频率空间是等距同构的。在这个度量空间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可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1974年西姆斯提出了消除时间序列季节影响因素的计量方法。

（二）有关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是假设一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而另外一个变量的滞后项为解释变量时，回归结果的整体显著性检验是否成立。该检验只是体现变量与滞后变量的整体性关系，也就是说研究一个变量的历史数据对另外一个变量所产生的影响。西姆斯（1972）在格兰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检验方法，他认为在时间序列中，如果解释变量是外生的，对滞后项的整体性检验存在错误。他提出的因果性检验是通过比较一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与另外一个变量的未来值为解释变量时，回归后的整体显著性检验是否成立。西姆斯（1983）对货币供应是否是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怀疑，并对这些实证研究提出了反驳。

（三）有关离散时间模型

西姆斯（1971）认为当把具有连续时间分布滞后的计量转化为离散时间的计量时往往需要对分布滞后项增加平滑约束条件使得估计更准确，西姆斯（1980）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后来广泛使用的向量自回归方法（VAR）。西姆斯（1988）认为在贝叶斯分析中由于某些参数是无法量化或量化不够准确因此无法使用事前prior概率分布给参数赋值。研究者从简化模型的角度出发，经常只需估计有限的参数，这样会导致事前事件的似然性降低。研究发现，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中通过模型检验选择模型形式的方法并不可靠。检验的显著性会受到样本数量的影响，而非样本本身。另外，许多研究者经常利用估计好的模型进行事后检验，通过对未来值进行预测，比较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差距，从而检验模型设计是否合理。这种方法在短期时间序列模型中比较有效，在长期却很难成立。在预测方面，往往需要在正则性和协方差平稳的前提下进行，然而在实际预测中，非正则性和非平稳性会经常出现，这使得预测误差变得很大。

三、结论

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统治了近半个世纪后卢卡斯、普雷斯科特等人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2011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萨金特与西姆斯，使得动态宏观计量思想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且对传统经典计量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工作使得小样本最小二乘估计法被放弃，而使得大样本的ML、GMM、贝叶斯估计等方法广泛使用。而且VAR模型在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分析、脉冲响应分析、波动分析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使得动态计量方法在现代宏观经济研究中既能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也可以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一定的评估。因此，萨金特与西姆斯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应用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在经济决策分析中也能得到极大的运用。

参考文献

[1]Hansen，L.&T.J.Sargent.Formulating and estimating dynamic linear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0（02）：7-46.

[2]Sims，C.A.Discrete approximations to continuous time distributed lags in econometrics[J].Econometrica，1971，39（03）：545-563.

[3]郭路，刘霞辉.动态计量方法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成就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1（12）：9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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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8000309

一、后凯恩斯学派以往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后凯恩斯学派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力图通过复兴古典经济学传统来推进“凯恩斯革命”,进而掀起反对新古典经济思想回潮的“反边际主义革命”(AntiMarginalist Revolution)理论运动中形成的。这一学派从一开始就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新古典主流派的鲜明特征。

第一,他们拒绝抽象的、原子式的经济人假设,代之以具有特定社会内涵的组合行为主体。经济学如何刻画和设定“人”这一行为主体,始终是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将人视为脱离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简单、抽象、均质的行为人,这遭到后凯恩斯学派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人并非是一种抽象物,现实中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之下,这种社会结构包含了制度、惯例、阶级和国家等等因素,而处于不同社会结构背景下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将是不同的。如果抽象掉这些因素,将难以揭示人的行为方式的本质特征。不仅如此,人还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经济活动总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在这种相互关联的行为当中,才能准确地把握个体的行为规律与特征。所以,对于行为主体不能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也不能采用简单的集体主义方法论,而应当坚持“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思想原则。

第二,他们摈弃理假设,代之以“惯例”、“经验”等行为规则。理是主流派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假设,其分析体系往往从理性假设出发,推导出人们在各种经济环境下的基本行为规则,诸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等等,进而运用数学优化方法论证实现这种最大化或最小化的均衡条件。可以说,理性假设是贯穿主流派经济思想体系中的一条“红线”。然而,后凯恩斯学派对此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这一假说高估或理想化了人的行为能力,人们不可能总是经过谨慎的分析、明智的判断、准确的预期和精确的计算,做出最佳的经济决策。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经济是一种处于历史时间中的过程,其未来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无法为人们所完全认识和把握。所以理性规则没有用,现实中人们往往依据经验规则(rules of thumb)、惯例(convention)、常规习俗(habits or routines)、甚至血气冲动(animal spirits)等等来行事。这些程序看似与新古典的理格格不入,实际上恰是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明智选择,它反映了一种“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因此,要想恢复经济学的现实性品格,就必须用“惯例”、“经验”的行为规则或者程序理性假说来取代完全理假说。

第三,他们坚持以生产、供给为重心,反对市场供求均衡分析方法。所谓以生产和供给为重心,就是不再把经济学视为以研究市场交换和资源配置为中心的科学,不再采用供求分析的均衡方法和边际分析的优化方法来确定价格决定、收入分配等问题,不再把供求分析方法简单地推广到宏观层面,而是着重从生产和供给方面来研究这些问题。正是基于这种不同的分析视角,使凯恩斯经济学家对于现代经济的运行描绘出了与新古典模式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例如: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的交换经济,而是一种以货币为媒介的生产经济(monetary production),这一经济不可能有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它总是动态、单向地向前发展的,并且这种特点乃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一切不确定性的根源。再如:经济主体的角色主要表现为生产当事人,或者是工资劳动者,或者是资产所有者和投资者,他们之间在生产领域的关系决定了收入分配。这种分配关系既通过加成机制决定了微观相对价格,也通过工资谈判机制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而生产的部门结构关系会同时决定实际总产出及其分配格局。这样,无论是传统的马歇尔剪刀式的定价模型,还是流行的总供求模型,就都无立足之地了。

第四,他们坚持从现实出发的方法论原则。尽管没有哪一派学者公开否认经济研究应该紧密联系现实这一原则,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研究工作中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能够始终一贯地坚持现实主义的方法论。罗宾逊夫人曾指出,主流经济学传统中产生了“一些坏习惯”,“总是习惯于建立模拟的代表现实的模型”,而不考虑这些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同现实相符合,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完全竞争模型。与此不同,后凯恩斯学派坚持从现实出发,不回避现实中的矛盾和难题,不屑于为了追求理论模型的完美性、对称性而牺牲其现实性。当然,他们并不反对理论抽象。“经济研究需要抽象分析和建立模型,而建模就意味着简化”,1∶1的地图对于旅客是没用的。问题在于抽象要有科学限度,即必须保留现实的本质特征,像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关系,就不能被抽象掉。而新古典理论之所以缺乏现实性,恰恰就在于它完全回避了这些特征,为了追求理论模型的完美性而牺牲了太多的现实因素,从而犯了抽象过度的毛病。

第五,他们反对将数学式的演绎建模(mathematicaldeductive modeling)方法普遍地应用于经济分析。应该说,后凯恩斯学派一般地并不反对在经济研究中使用数学方法,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也常常采用他们认为是适当的数学方法,无论是早期的卡莱斯基、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还是后来的许多学者,都是如此。他们这样运用数学方法实际上是把它作为对复杂现实进行适当抽象分析的一种工具。所以,只要肯定科学的抽象分析的必要性,就不会否认适当运用数学工具的必要性。那么,他们所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反对的是滥用数学,即把数学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普遍化的、甚至是惟一的工具。他们认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主流派无历史、无时间、无货币的所谓一般竞争均衡模型,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数学游戏,没有包含任何有价值的思想。

上述共同特征是后凯恩斯学派在反边际主义的旗帜下所形成的基本倾向,它们构成了这一学派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当然,其内部不同学者由于思想背景与研究视角不尽相同,也存在着具体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的区别。虽然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分析中一般都包含有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但是他们在时间视角方面的着重点却不一样。美国的后凯恩斯学派,即所谓凯恩斯学派中的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 Keynesians),以及由卡莱斯基罗宾逊等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属于短期分析,而斯拉法等人为复兴古典传统所从事的理论建构则主要属于长期分析。前者更注重对于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不稳定性、非均衡性等等状态的分析,后者主要是沿袭古典学派的“引力中心”(centre of gravitation)分析传统,注重探讨经济在恒常的稳定状态下所可能有的各种性质与特征。其二,关于货币的经济作用评价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学者十分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认为货币是现代社会中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制度工具,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注重长期分析的学者则不大重视货币的作用与职能分析。在他们看来,在引力中心的状态下,货币对于商品自然价格的决定是不起作用的。其三,对于预期因素的关注程度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学者必然要重视预期因素的作用,因为在这里经济主体的决策离不开预期。这就需要研究预期的形成机制、经验、惯例、未来不确定性与预期的相互影响,血气冲动与创造性等等因素对预期的影响。而在长期分析的体系中,经济具有自动趋向“引力中心”位置的特性,故而预期因素的作用空间基本上消失了。

二、近年来方法论思想的主要发展与演进

总体来说,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以前,后凯恩斯学者尚缺乏对于方法论的系统探讨。由此使得他们尽管已形成若干不同于主流派的鲜明特征,却难以将其提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而其内部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也难以实现统一。这就导致后凯恩斯学派始终难以形成统一完备的理论体系来与主流经济学相抗衡。

近年来,第二三代后凯恩斯学者开始重视关于统一的方法论的探讨。他们认为,新古典主流派学者拥有统一的方法论,即实证主义的均衡研究方法,而后凯恩斯学派还缺乏自己的一套统一明确的方法论原则。所以,要真正实现经济学变革,后凯恩斯学派就必须要阐明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原则是什么,它与新古典的方法论原则有何不同,它又对观察经济世界提供了哪些更新、更好的视角。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后凯恩斯学派的方法论研究在近年来便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提出了非遍历的经济世界观

这是后凯恩斯学派在统一方法论探讨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由PDavidson系统阐述。Davidson认为,如果将后凯恩斯学派不同学者关于现实的观点加以概括提炼,形成一种基本的经济世界观,那么就应当引入“非遍历”(nonergodicity)的概念,把经济世界视为一种非遍历体系,以此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所谓非遍历是与遍历(ergodicity)相对而言的。遍历的概念本身源自统计力学,而遍历理论则是随着随机过程理论而发展起来的。遍历指的是这样一种性质:对于一个无限次的观测系列而言,得自任何数据收集过程的时空平均数都是同一的。这意味着,由过去的结果得出的平均数所反映出来的客观概率分布支配着当前和未来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过去显示了未来,时间的流动并未影响支配现实过程的联合概率法则,历史绝对是无关紧要的。换言之,在这里历史时间被等同于逻辑时间。而非遍历概念的含义正好与上述相反,它指的是过去不能准确显示未来,从而过去的平均数不能准确显示未来的概率分布这样一种场景。这时,现实过程将是不可逆的,历史时间也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它将导致结构的变化。

Davidson借鉴自然科学中关于遍历过程与非遍历过程的技术区分的思想,提出非遍历的经济系统的重要观点,旨在与主流派的经济世界观相抗衡。他指出,主流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及其整个理论体系,实际上隐含着遍历的世界观,不论是凯恩斯主义主流派,还是推行理性预期革命的新古典主流派,都是如此。而后凯恩斯学派的各种经济理念如果归结到一点,则都属于非遍历的经济世界观,他们都是以此为基点来展开理论演绎的。虽然现实中的某些经济关系也许是遍历的,但是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行过程肯定是非遍历的。至于导致非遍历的基本原因,Davidson将其归于创造性的关键决策制定(creative, crucial decision making)。这一概念源自奥地利学者Shackle,指的是在历史时间中发生的非常规决策,它通常包括大规模交易和沉淀成本,具有不可逆性。这实质是表明经济世界的非遍历性质乃来源于人类创造性活动本身。后来,围绕着有关复杂性理论和混沌理论的发展,Davidson又重新阐述了非遍历经济观。他将经济过程区分为永恒不变的(immutable)过程与可以嬗变的(transmutable)过程两类。前者包含了遍历和排序的公理,在这里历史是前定的,并无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后者则涉及到历史的创造性和突发性,在这种环境中选择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选择。他强调,关于经济过程可嬗变性的概念从基本方法论的角度凸显了后凯恩斯学派在有关经济过程的理论与模型建构方面与其他经济学流派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Davidson看来,这种非遍历的经济观可以在方法论层面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它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与众不同的新观点。在非遍历的环境中,以均衡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的三个传统重要命题都被否定了:一是理性及理性预期;二是中性货币;三是总替代定理。因为这时,从过去抽样将毫无意义,即使行为人有能力组合与占有关于先前结果的所有相关信息,未来的事件也不会自动地显示出来。而货币作为人们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工具,不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其影响之大简直不可估量。此外,这时不仅跨时的替代或理性选择不可能,而且现时的替代也大大受限。取而代之的将是非理性、货币非中性、总互补定理三个新命题。

(二)系统阐述了批判实在论的方法论原则

如果说非遍历观主要是针对主流派盛行的均衡分析方法论而进行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建构,那么明确地将批判实在论作为其方法论原则将意味着要根本颠覆主流派所奉行的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故而其挑战意义更为重大。

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是指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在最近一二十年发展成熟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实在论(realism)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学说,本体论(ontology)哲学是探讨世界的本源或存在(being)的本质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与认识论、实践论分属于哲学研究的不同层面。作为本体论学说的一个分支,实在论强调存在的本质乃在于其客观真实性。实在论又有经验实在论(empirical realism)与超验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之分:前者属于传统的实在论,强调经验层面的存在的意义,认为现实世界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人们对于事件的感觉经验所组成;后者则是由英国哲学家RBhska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提出的理论,它试图超越经验主义的浅层次,去探讨潜藏于事物表象之下的深层实在。根据超验实在论,实在不只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对事件的经验感觉所构成,而是有结构、分层次(stratified)的复杂实体。从本体论的视角看,可将实在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经验域,包括经验与印象;二是实际域,包括经验、事件及事态;三是真实域,它除了经验、事件以外还要包括结构、机制、趋势等。经验域属于最浅层次,它是凭感官可以觉察到的。实际域是较深的层次,这里的事件不一定能被感觉到。真实域则是最深层次,这里的机制是完全感觉不到的。传统的经验实在论完全以经验来界定实在,仅仅承认前两个层次,而忽略了最深层的真实域中的机制,这是错误的。因为认识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揭示这种隐藏于深层结构之内的机制的作用,仅仅拘泥于表象或依赖经验主义的评价,将使科学丧失其存在的价值。

Bhskar将这种超验实在论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便产生了一种新的名为“批判自然主义”(critical naturalism)的社会科学哲学,也就是“批判实在论”。所谓自然主义是指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这样一种传统的实证主义观念。批判自然主义虽然不否认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强调由于社会对象与自然对象的不同,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自然主义的形式与方法。Bhskar指出,每种社会结构与当事者都是突现的分层(emergent strata),它们相互之间不能归约(irreducible)。社会结构的这种突现特性使它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结构:一方面,社会结构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互为依赖;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这一系统的研究不能采用传统认识论中要么个体论、要么整体论的单一视角,而应当采取个体与整体相融合的分析视角。特别地,由于在这里基本上不能够进行控制性实验,社会科学家就只能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结构中获取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来作为替补,再以这些先入之见为前提去对那些产生这些先入之见的“深层”社会结构进行理论假说的建构。这种从先入之见到深层社会结构的思维过程,被称为“溯因推理”(retroduction),它主要是借助于类比和隐喻,从表象回溯到深层结构并揭示其作用机制,因而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以TLawson为首的一批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批判实在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对于经济学的意义。Lawson指出,批判实在论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强调客观实在的结构性与纵深性,揭示出社会过程不同于自然过程的复杂性。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不可控实验的开放系统,在这里人类思想、社会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正是这种互动才使社会结构得以形成并存续,并呈现出动态、开放的特征。面对这样的过程,那种基于休谟的传统经验实在论的演绎主义方法,即按照“只要X(类型)事件发生,就会有Y(类型)事件发生”的方式进行推理的模式将不再有效[1]。而批判实在论则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路。批判实在论强调科学的使命不是局限于找出事件的恒常联系,而是去分辨与解析那些左右或促发经验事件的深层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为此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实证主义的思维方法,诸如溯因推理或者“外展推理”(abduction)一类的“仿佛是”推理的方法。具体来说,人们关于结构和机制的认识只能通过前述所谓“先入之见”的知识来获得,这些知识对象包括事实、观察、理论、假设、猜想、预感、直觉、沉思等等,它们促进了社会科学实践,同时通过社会科学实践也在不断地被改变。这种方法反映的是从表面现象到深层因果联系的认识运动。

Lawson进一步论述了批判实在论这种方法论思想对于经济学研究所具有的启示意义。首先,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决不是预测事件,而是认识和理解支配并控制事件的结构与机制及其所产生的趋势。如果说承认预测存在的必要性,那也只是预测事件的趋势,而决不是事件的恒常联系。其次,为了认识这种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结构与机制,需要发现某些粗略的经验事实或不完全的经验规律。广泛的事件恒常联系在社会领域中极少见,但这并不妨碍在某些有限的时空区域存在着局部或“半规则”(demiregs)式的事件联系,它们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将注意力指向基本的社会结构和机制所在。再次,考虑到经济系统的变化特性,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必定是受到时空条件限制或具有时空依赖性的,这表明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地理的特征,从而经济学的所有分析都将是不完整的,需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研究兴趣以及其他因素不断地加以深究。最后,关于经济学的政策含义及其社会使命,如果说传统的实证主义经济分析将控制以及改善事件及事件状态作为重要目标的话,那么批判实在论的方法论则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人类解放,其含义是要不断改变社会结构以拓宽人类潜力得以实现的范围和机会。

显然,这些启示的直接含义是,主流经济学所长期奉行的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借用来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特别是它的演绎主义,以及热衷于确定性分析、均衡分析、静态分析等等的所谓科学主义原则,应当从经济学领域中被清除出去。取而代之的,将是非实证主义的、非演绎的、非均衡的溯因推理式的思维法则。据此,Lawson等人认为批判实在论开创了一种新的本体论研究思路,同时又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并回答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与方法论原则等重大问题。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正统派的方法论基础,因而可以被视为 20世纪末期社会科学哲学的重要变革。正因为如此,它也可以成为一直以来坚持同主流派相抗衡的后凯恩斯经济学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尽管后凯恩斯学派内部不同学者之间在分析视角等方面存在着较多差异,但是在本体论以及认识论层面上,他们是可以统一于批判实在论的。因此他倡导,应当将后凯恩斯经济学在实质上作为一种批判实在论的研究计划,以此来实现其内部的统一连贯性。

当然,也有后凯恩斯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批判实在论尚不足以完全涵盖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因为后凯恩斯学派内部也有侧重采取演绎主义方法的分支,比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如此,这样做还可能使后凯恩斯经济学与其他非主流学派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故而,他们对于将批判实在论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仍持有异议或保留的态度。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论,且批判实在论自身也包含着许多有待于深入细化的问题,但是这一新的社会科学哲学显然在近年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修补后凯恩斯学派在方法论研究上的空缺,以及促进后凯恩斯经济学严谨一致的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巴比伦思想模式的探讨

所谓巴比伦思想模式,指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建构原则:将复杂的现实整体分解为各个片断来分别加以研究,以便完成对于复杂现实给出完整解释的理论建构。“巴比伦式”这个术语曾经为凯恩斯所使用,他曾指出牛顿并非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相反倒是最后一位巴比伦式的人物。物理学家Feynman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谈到了巴比伦思想方法,其含义是从多个出发点进行论证,形成对于物理规律的多重推导。他认为,与将所有论证都维系于一套公理的欧几里得式的方法相比,巴比伦式的方法对于物理学更合适。经济学家MStohs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巴比伦思想方式引入经济学当中,他指出,根据巴比伦的研究方法,不存在单一的从公理到定理的逻辑链条,所有的只是若干个相互平行、相互纠缠又相互加强的逻辑链条的集合,从而没有哪一个具体的公理能够作为逻辑上的基本公理。后凯恩斯学者SDow 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一步明确阐释了巴比伦思想方法的性质与含义,以便使人们加深理解后凯恩斯学派与主流派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异[2]。

Dow 等人在与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Cartesian/Euclidean)的对比分析中进一步论述了巴比伦思想方法的特点及其经济学意义。Dow指出,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方法的基本特点是依据单一一套普遍公理建构封闭的逻辑体系,它为了获得普遍解而抽象掉了实际问题。巴比伦式的思想方法与此不同,它看到的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体系。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所有的交易都是预先规定好的,未知的东西则被假定为随机变量。而开放的经济体系则不然,这里既有稳定性,也存在着发生创造性移动的空间。封闭型的体系具有二元论和原子论两个重要特征。二元论体现在,所有要素都被分解为具有固定的典型特征的两大范畴:变量分为内生与外生,价值分为完全确知与完全未知,关系分为因果性的与随机性的,经济当事人则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等等。原子论则是指,在最小的单位基础上建立理论体系,这些单位既彼此相互独立,又与包含它们的整体相独立,它们在经济学中便是所谓理性经济人[3]。而巴比伦思想方法则没有这些特征。在这里,变量与范畴的划分是不确定的。在一个拥有多种多样相互无法通约的论证线索的思想体系中,在一种线索上是内生变量的东西到了另一种线索上却会成为外生变量。而知识一般来说总是被人们以某种不确定的程度持有的,因而分析必须指向不确定程度。此外,某些论证线索是与个人相关,而另一些线索则涉及团体层面,因为因果关系的作用力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起作用。这表明个人不是独立的,他们的行为也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制度与惯例的功能则在于,为处于不确定环境中的人们的决策提供一种稳定性条件。简言之,按照巴比伦思想方法,社会将被理解为一种有机体系。

Dow认为,上面所描述的巴比伦思想方法的概念原则,显然是与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理论风格相通的,因而也可以用这一方法论原则来概括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而所谓笛卡尔/欧几里得主义则可以用来概括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批判对象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这样,后凯恩斯经济学便可以在基本方法论上获得一种与主流派相抗衡的新的理论支撑。因而,引入巴比伦的方法论思想模式补充并丰富了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体系。不仅如此,巴比伦思想模式也为后凯恩斯经济学内部方法论的多元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无论是基本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还是具体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都有其合理性。因为,如果现实世界被理解为有机结构,不受统一规律的支配,那么就必然会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集合。巴比伦思想模式特别强调,应该针对不同的推理链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方法组合。当然,为了保持可操作意义,这种方法论的多元化必然是适度的,它将与特定的开放思想体系相呼应。也就是说,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方式决定了特定的方法论选择,进而决定了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范围。它并不是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纯粹多元论,而是一种根据后凯恩斯经济学派的特定原理加以修正和重构的多元论。

(四)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其他研究进展

除了上面所述关于基本方法论的研究以外,近年来后凯恩斯学者还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学研究应当采取的一些具体操作方法、研究策略与实际步骤等问题。

第一,LPasinetti提出了“分离定理”(separation theorem)[4]。作为后凯恩斯学派第二代的最重要学者,Pasinetti曾经对后凯恩斯经济学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颇感遗憾。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以往方法论策略的失当。Pasinetti指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要用一种新的生产范式(production paradigm)的经济学体系取代流行的交换范式(exchange paradigm)的经济学体系,这是一项艰巨的理论任务。过去后凯恩斯学者关于生产范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只是未能加以系统地整合。而要推进这种系统的理论整合就必须采取“两步走”的方法,即所谓“分离定理”。第一步是“纯理论”建构,即抽象层面分析,主要是以斯拉法理论为基础,提供一种基本的经济理论。它与阿罗―德布鲁体系属于同一层次,但实质却不相同,它是开放的体系,可以阐明基本的客观联系,但存在多个自由度,并不提供惟一解。第二步是具体层面分析,引入各种现实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制度分析”,个人或社会行为将被纳入分析。不过,与主流派范式不同,这里不仅不局限于“市场体制”一种制度,也不拘泥于“个人理性”一种行为,而是涉及到诸如货币、厂商、工会、工资安排等等多种制度安排。可以感觉到,Pasinetti提出的这种两阶段研究方法与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创作中所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颇有相似之处。而著名后凯恩斯学者Harcourt则高度评价这种研究计划,认为它可以为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斯拉法以及卡尔多等后凯恩斯学者的著述提供一个综合的新理论框架。

第二,ESLee 论述了所谓“根基理论”(the grounded theory)[5]。Lee是美国的新一代重要后凯恩斯学者,他认为无论是批判实在论还是巴比伦模式,都还缺乏可操作性,而根基理论可以成为更富有实际意义的具体原则。根基理论是与所谓“整体主义”(holism)、“典范模型”(pattern model)、“结构焦点比较法”(method of 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以及“参与观察方法”(participationobserver approach)等等相似的研究方法,它具体是指经济学家直接从资料中发展理论和建构体系这样一种过程。在这里,资料收集、理论分析与理论建构同时进行。其操作的流程是:首先, 拥有前定的观点与概念等思想背景的研究者不断地收集、理解、评估与比较其感兴趣的资料。其次,汇集可比的经济事件资料,从中提炼出特定的范畴、概念、相关特性,进而识别其相互关系。最后,从这些范畴、概念中识别出核心的东西来,并以核心的概念为基础发展出一种具有复杂的分析性解释的理论,这一理论应该能够解释资料中所代表的各种经济事件的序列为什么以及是怎样发生的。研究者不能为了使理论简化而拒绝特定的资料,而是应抓住资料的复杂性,根据经验建立起许多不同的次级概念与关系,将它们与核心概念环绕在一起,纳入结构与因果机制当中。这将保证所建构的理论具有因果的解释力。筛选中心概念和发展理论的过程会使人们发现次级概念与关系,而它们需要进一步的经验支撑,此外,纯粹分析性的概念与关系若要纳入理论之中,也需要经验支撑。这样,便完成了有关社会经济过程的一种独立的实质性(substantive)理论的建构。这样的理论并不是对于资料的一般化推广,而仅仅是来源于资料,即它并不妄称所谓的普遍性。一种独立性的实质理论只解释一种中心因果机制,各个实质理论的组合所形成的正规(formal)理论则可以解释经济过程的多个方面、多种因果机制。正像独立的实质性理论必须植根于经验资料一样,正规化的理论也是历史性地状态依赖型的,其分析性解释绝不是经验外推。并且,由于经济世界是非静态的,一种正规的理论永远也达不到完成状态,总要经历不断的修正。不仅如此,这种根基理论还承认研究者事前的知识背景会对资料收集与筛选识别过程进而理论结果产生影响,以及理论结果的不可证伪性。不过它也强调,通过不断地发现新资料,总会在各种相竞争的理论中区别出优劣来。

第三,重新审视计量经济学的经济研究功能。

计量经济学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成为主流经济学验证理论假说的主要的、甚至是得心应手的工具。与此相反,后凯恩斯学派以往是基本上完全否定计量经济学的任何积极意义的。首先,是由于他们受到凯恩斯本人影响的缘故。凯恩斯当年曾经对丁伯根在宏观经济问题分析中使用统计计量分析技术提出怀疑,他指出计量经济学只能对已知的、已经定性的经济关系给出定量的描述,由于人类行为的变化无常性,它不可能对经济的未来走势提供精确预测。凯恩斯的基本思想是反对把经过良好定义的概率分布概念普遍地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其次,后凯恩斯学者排斥计量经济学,当然也是与他们反对主流派形式主义的正规化方法论倾向一脉相承的。

然而近年来,一些后凯恩斯学者对计量经济学作用的认识也出现了新变化,他们开始有限度地承认计量经济学的积极意义。这里只简要提及三个方面:其一,SPressman强调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技术的积极作用。他把统计分析区分为推理的统计学(inferential statistics)与描述的统计学(descriptive statistics)两大类,前者是主流派所惯常采用的那种,后者则不然,它不以揭示所谓经济内在机制或规律为目的,其功能只是描述,力图准确地提供世界在某一时点或几个时点的图景。采用描述性的统计学,首先要实际地收集数据,其次是需要描述数据的性质,进而来分析导致这些差别的可能原因。这种统计分析技术完全可以应用于经验研究之中,并且提供某种理论验证功能。

其二,PDownward等人从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应该如何建设性地利用计量分析工具的问题[6]。Downward指出,主流派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对于阐释所谓事件规则的理论模型的证明,从而使它成为一种推理工具。但实际上,计量经济分析提供的证据往往起不到这种作用。以关于定价的经验分析为例,即使利用同样的数据,不同学者得出的有关价格决定影响因素的结论也不一致。这表明完全根据计量经济学结果来筛选和识别理论是行不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理论就全无用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借鉴凯恩斯关于定性分析要先于形式化分析(即定量分析)的思想,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应当将作为主观“先入之见”的理论与作为“客观因素”的事实证据结合起来,实现理论与证据的互动(interaction),通过对于计量经济学的结果不断地予以修正和精炼,达到对于深层机制的揭示[7]。Downward等人后来又指出,计量经济学将有助于“溯因推理”,能够提供“半规则”。这个见解与Pressman关于推理的统计学与描述的统计学划分的观点有所不同,他指出了计量分析技术在揭示深层经济机制方面的有限性,但并未完全否定它的推理作用,而是强调要将理论分析与计量分析以互动方式相互促进。

其三,BGerrard的论述[8],他与Downward观点有些相似,结合近年来计量经济学的若干新进展,主要是由伦敦经济学院所发展起来的LSE方法,论述了某些计量经济学方法可以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所谓LSE方法是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计量建模方法,它从形成一个极为一般的模型形式开始,然后通过同时施加理论方面与数据方面的限制条件,使一般模型逐步简化。LSE方法与主流派通常采用的平均经济回归方法(AER)具有很大差别:前者将建模过程视为设定问题的过程,后者则给定将要估计的问题使之保持不变;前者将诊断性质较差的情况归结为模型的规定可能有问题,后者则往往归之于不适当的估计程序。LSE方法的这种理念与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思想不同,它超越了人们以往将计量经济学或者视为理论驱动型、或者视为数据驱动型的简单二分法,允许理论与经验之间的互动,故而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利用计量经济学工具的有效方法。

三、应当怎样看待后凯恩斯学派的方法论思想

方法论研究是经济学的基础问题,不同学派在理论观点乃至政策主张方面的分歧往往源于其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差异。方法论研究同时也是经济学的难点问题,它常常涉及到哲学世界观与认识论等等思辨领域。能否真正形成统一明确的方法论原则,是一种思想流派或研究范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后凯恩斯学派既往的独特研究方法(尽管尚不统一)曾经在一段时期内有力地支撑了它与主流经济学的论战。而其近年来关于方法论研究的若干新成果,则代表了其经济思想体系的重要新发展。

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思想的新进展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后凯恩斯经济学者已经普遍重视方法论研究问题,将方法论建构视为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建构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满足于对主流派经济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批判,而是开始系统地思考可以替代主流派方法论体系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如何将它们系统地阐述出来的问题。这种转变既是后凯恩斯经济学者对自身理论发展状况深入反思的结果,也标志着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第二,后凯恩斯学者在方法论研究中,更加注重统一基础与方法论原则的建构,包括哲学与认识论基础的探讨。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想与近乎完美的主流派思想体系相抗衡,必须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或基本层面入手,形成一种新的系统一致的方法论基础,去替代主流派的方法论基础,进而取代整个主流经济学体系。局部的、具体的、浅层次的方法论研究既缺乏震撼力,也无关宏旨。因此,不少第二代、第三代的后凯恩斯学者便潜心于这种深层次的方法论探讨。不论是非遍历的基本经济观,还是批判实在论以及巴比伦思想模式,都体现了这种方法论研究的主导思路。这些新的方法论原理,有的是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独创性研究成果,有的则是他们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借鉴过来,然后再加以系统阐述而形成的新的理论再造。它们虽然在提法上及论证细节上不尽相同,但是都试图从最基本的层面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提供一种根本不同于主流派的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应当说,这种努力是有成效的,尽管目前在后凯恩斯学派内部关于究竟何谓自己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仍然存有争议,但是就实质而言,非遍历观、批判实在论以及巴比伦思想模式三者所体现的世界观、认识论及方法论原则乃是基本相通的。所以,它们实际上代表了近年来后凯恩斯经济学统一方法论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第三,后凯恩斯经济学近年来的方法论思想明显地具有反实证主义的倾向。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基本上是实证主义,在这里价值判断因素被视为科学研究的障碍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实证主义也往往被看做是客观主义的同义语。所以,尽管老一代后凯恩斯学者,像罗宾逊、卡尔多等人,也反对主流派的静态均衡等分析方法,认为其脱离了经济现实基础,同时主张采取动态非均衡等更加具有现实性的方法,但是他们一般却坚持实证主义。这表明,在早期后凯恩斯学者那里,现实主义与实证主义是不矛盾的。但是,近年来后凯恩斯学者关于方法论思想特别是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却显示出反实证主义的倾向,这最明显地体现在批判实在论的理论之中。这种对实证主义讨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客观实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实在不再被视为简单的经验感知的封闭体,而是具有不可感知的深层复杂结构和内在机制的开放系统。于是,实证主义,不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经验实证主义,在这里都变得不可靠了。科学认识可能更多地仰赖于溯因推理一类的抽象、类比等方法。这样,新一代后凯恩斯学者就与老一代不同,他们从坚持现实主义出发,最后达到了基本否定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地步。这是他们对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探讨而得出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这种反实证主义倾向主要是体现在基本的方法论层面上。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他们似乎也不反对采取实证主义的方法。,比如经验实证研究,再比如对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某种运用,乃至于对于数学模型的运用等等。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有什么矛盾,因为第一,具体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方法论不属于一个层次,担负着不同的职能,纵然是以溯因推理为主线,也需要以某些具体的实证方法相辅助。第二,就其倡导的巴比伦思想模式而言,也为具体的实证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提供了空间。

篇10

【关键词】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经济学研究

研究是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对事实或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以获取新的可靠知识的思维活动。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对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不断引进别的学科研究方法或开创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为之服务。这些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理论及相关科学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然而我们也必须正确的认识和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研究方法，把握正确的尺度和方向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但由于经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关于经济研究中的两种分析方法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哪一种方法更科学、更合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在经济学界，主张定量分析的观点认为，采用数学语言，遵循数学所固有的逻辑程序，有助于清晰地表达思想，使概念精确，论证富有逻辑性，避免曲解和混乱，混乱，如经济学家施蒂格勒认为这种转换不仅值得搞，而且非搞不可。其转换有助于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其对立的观点认为，虽然严格地遵循数学逻辑程序，能使混乱的思想呈清，但数学只是经济认识的辅助手段，不能取代质的分析，滥用数学手段，也会产生许多谬误。着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这种转换不仅无益，而且涉及到一种陈腐的智力几何学。结合国内经济学研究中所出现的对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争论，本文试图就定性、定量分析的定义其各自的特点入手，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

一、定性分析的定义及特点

定性分析是认识事物的质、寻找事物的本质联系，是对事物或事件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所谓质，即指事物成为其自身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规定性。世间万物之所以能呈现出多样性，是其自身与他物相区别，具有自身的特定的质。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质，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而只有清楚地认识事物本身并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才能在实践中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而定性分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现象、性质来确定概念，判断其未来的发展程度，对事物进行非数量化的分析。如对方针、政策的反映，某些商品的价格调整引起的生产和市场形势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市场形势的影响，国际化贸易带动下购买力投向的变化等，这些都难以准确地用数量来表示，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做出估计和判断。定性分析是建立在经验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主要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和直观材料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未来事件和趋势的发展性质、发展程度。它对长期远规划、重大问题的发展前景、市场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以及制定工作计划和企业经营活动，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主要通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抽象方法，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现象的本质上，归纳影响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因素，然后通过对主要因素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回答各主要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各主要因素间的抽象关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比较适合个案在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的和多侧面的分析研究。如专家调查法、主观概率法、意见集合法、相互关系分析法、历史经验分析法等等，都是属于定性分析的一些具体方法。

定性分析的特点是简便易行，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也可以加以引用。它的不足之处是，缺乏量的分析，是粗放性的，不够具体，有一定的主观成份因此容易受分析、判断者的情绪和形势气氛的影响。

二、定量分析的定义和特点

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进行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量是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以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它是用数量指标来分析研究事物的实践结果和发展趋势及其程度的。定量分析是建立在数学、统计学、计量学、概率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和电子学等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方程、摸型、图表和计算机等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方面。它可以应用于经济活动中的市场预测、经营决策、经营动态分析、商品调运分析、库存分析、成本核算、费用效益、经济效果、劳动效率、市场动态分析等各个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学研究中数理与计量分析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其作用将越来越大。因素量、时间量和比例量的分析都属于定量分析的范畴。定量分析的特点在于它的敏感性，精确性和客观性。定量分析相对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而言的，定量分析基于经验事实，可以通过数学或计量模型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及状态趋势给予客观的分析，并立刻做出相应的判断。但由于并非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能够以数量或数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必然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数学的方法是具有其必要性的。早在“边际革命”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等人就大量的运用了数学方法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分析。李嘉图在其代表作《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对等级地租、工资、资本周转和比较成本等问题的论述，就多次运用了数学图表分析。20世纪初，计量经济学鼻祖费里希·丁伯根也将经济理论、统计学和计量数学结合起来，运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周期，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数学的抽象性可以使复杂的经济关系变得清晰。数学的精确性可使经济范畴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到精确的研究和描述，也有助于经济范畴得到精确的定义。数学的严密的逻辑性可使经济学理论的推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使理论中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数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数学方法毕竟只是一种工具，它的好坏全在于人对它的使用。同时作为进行量的分析手段，数学分析的运用必须以质的分析为前提。再者，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有不少经济现象很难简单的运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和说明。强性使用数学模型将一些因素量化反会导致与经济想象的偏离、失真或者脱离研究的现实意义的状况。凯恩斯在其《通史》中，也批判了“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了的符号伪数学方法”，认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却无所助益的符号迷宫里，作者会丧失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与相互依赖的洞察力。”

然而，当今的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对于量的认识和处理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国内外许多学者由于在经济学研究上很难迅速出成果，就纷纷在数学形式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所研究经济现象或事物的本质，缺乏对经济现象的直观判断和价值的认识，只注重数学分析的花哨的表面和模型的复杂性。更有甚者，为了使论文和研究满足数学逻辑一致性，编造经济数据，并拼凑参数范围，从而得到“理想”的实证结果，最终不是使经济研究的内容脱离现实或失去研究的真正意义。定量分析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它本身只是对大量样本的部分特征的精确研究，所以只能对经济现象的比较表层的、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但无法对其深层的原因和具体的细节进行深刻剖析。经济研究的正确取向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和研究对象的本质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不同质的事物拥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范围。一方面，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质必须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条件，它决定于数量的界限。量变超过了数量的界限，事物的质就会改变。所以，质和量是互相结合、互相规定的，并形成事物质与量的统一体，即度”。同样的，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质上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是认识的起点。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认识的精确性。定性分析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解释，来把握教育现象的整体意义和价值关系的，它揭示的是教育现象中的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提出、理论建构、假设验证、结果评价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定量研究中的逻辑命题、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都自然应当建立在对基本问题或理论假设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之上。定量方法研究的是事物的量变过程，并通过研究事物所具有的度，即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限度和范围，来把握事物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不应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统一起来，通过对经济学现象本身的量变以及数量关系的分析，来达到对于经济现象本质规律的认识。

四、结论

总之，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研究在既定资源约束下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科学。人的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社会性和主观性等非理性特征，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理性逻辑来进行量化分析并加以解释的。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和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不能单一，而应该容多角度的不同侧面进行求证分析，经济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研究理论加以深化。因此，决定了经济学必须兼容其他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作到定性与定量分析想结合。

参考文献

[美]唐·埃思里奇.朱纲译.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l.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廖士祥.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社会利学院出版社，1991.

朱成全.经济学方法论[Ml.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J].国际新闻界，1997(5).

沃野.关于社会科学定量、定性研究的三个相关问题[J].学术研究，2005(4).

董瑞华，傅尔基.经济学说方法论[Ml.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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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犯罪 犯罪成因 犯罪控制 犯罪计量经济学

企业犯罪则是单位犯罪中最为典型的形态，我国最早针对组织体的犯罪规定也是缘起于企业而非其他组织体的犯罪现象。但是什么是企业犯罪，如何控制日益严重的企业犯罪，理论和实践皆无定论。本文拟对企业犯罪的成因以及控制企业犯罪的具体路径作一探讨。

一、企业犯罪概述

企业犯罪这个概念应该说并非一个专业的刑法学术语，最初是一个犯罪学概念，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学界，企业犯罪的概念均无定论，颇有争议。国外企业犯罪概念常常和“白领犯罪”、“公司犯罪”、“法人犯罪”、混合使用。所谓“白领犯罪”，按照提出这一概念的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的说法：是指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自然人或法人、于其职业活动中所实施的犯罪。不过，在英美犯罪学研究中被译为“企业犯罪”的“enterprise crime”，与我国的“企业犯罪”意义并非完全相同。

在日本，虽然日本刑法典中并未规定企业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是在行政刑法中企业作为犯罪主体大量存在，企业也是行政刑法中经济犯罪的主要主体之一。宝伏哲即氏认为：“企业犯罪就是企业及在企业内的人员，即法人或者法人的代表，利用这些人的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有关企业业务所犯全部罪。”麻生利胜认为：企业犯罪是指对企业活动相关而发生的全部犯罪。其中包括从业人员、管理者犯罪和企业组织体犯罪。前两种是指企业的从业人员或管理者，利用自己的地位或业务活动，为自己或他人牟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企业犯罪，其罪责也不应由企业承担而应由从业人员和管理者本人承担罪责。而只有企业组织体的犯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犯罪，是企业作为组织体整体的犯罪，不宜归责为企业的某一成员或某一部分成圆，理应由企业整体承担罪责。

我国，有论者倾向于将企业犯罪定义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人或直接责任人员经企业决策机构授意或允许，为企业的利益故意或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但是此定义有“企业代为‘企业法定代表人、人或直接责任人员之犯罪行为’受过”之嫌。

鉴于此，本文同意克林纳德与耶格的观点，他们在进行的一项“公司犯罪”的实证研究中，“把公司犯罪定义为机构性的犯罪(组织性的犯罪，organizational crime)，将公司视为犯罪的行为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企业犯罪的主体看成是企业整体的犯罪。因此，我们将企业犯罪定义为企业为谋取自身利益，在企业整体意志支配下，通过企业成员的职务活动而实施的触犯刑事法律、依法应受刑罚惩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我们认为，虽然企业作为组织体，其本身的行为必须通过在其整体意志支配下的企业成员的具体实施行为而实现企业整体意志，但此时企业成员仅作为企业这一组织的构成要素而行为，因而定义时不宜将“企业成员”作为逻辑主语，而应将“企业”本身界定为定义的逻辑主语，如此才能反映出企业犯罪真正的主体，即企业本身。

二、企业犯罪的成因分析

犯罪现象的特点就是：它的产生不是由社会整体的各部分和谐发展的相互作用，而是由它们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犯罪现象是社会发展的矛盾产生的、并且在一些犯罪总和中反映着的特殊社会现象。这些矛盾也正是犯罪的成因所在，我们认为，企业犯罪的成因主要不外乎以下几点。

1.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是企业犯罪首要原因。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又是不充分的发展为企业犯罪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这种利益驱动性和竞争性是企业犯罪产生的客观原因之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利益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价值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市场主体与作为具体利益受益者的社会大众群体不再始终如一地视国家法律评价标准为确认个体伦理评价标准的指南，追求个体利益一跃而成为其首要目标，法律之恶与道德之恶之间出现了“裂痕”，“个体面对具体的现实利益时，他就可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冲破法律之网。”

2.社会转型时期企业行为模式的不完善是企业犯罪的主要原因。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而其中经受最大变革的可能就是形形的企业了。由于企业行为规范的转变却没有跟上企业行为模式的转变从而导致企业犯罪的产生。正如迪尔凯姆指出的：“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也自然而然地使欲望迅速增长，繁荣愈盛，欲望愈然，就在传统约束失去权威的同时，可望得到的报酬越厚，刺激就愈大，脱僵野马般的激情就更加剧了这处无规则的混乱状态。”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企业行为模式的不完善，加之市场经济多元利益的强烈刺激下，企业行为失范就在所难免了。在2007年9月7全国百强县（市）检察长论坛会议上，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长郝银飞透露说：“在2006机关提起公诉的职务犯罪案件中，一些公司企业也加入行贿者的行列，出现‘公贿’现象。”

3.企业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互冲突是企业犯罪的又一重要原因。企业是一种控制力很强的社会群体，也是社会生活中极为活跃的社会组织体。企业的控制功能基本来自于利益、职权和规章制度，利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经济、荣誉。因此经济控制是企业控制的核心要素，为了谋求对自身成员的控制，企业必然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我们现在社会企业局部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个体利益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冲突，从而刺激了部分企业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道路。

除此之外，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立法的不健全、司法的打击不力等也是企业犯罪的成因之一。

三、企业犯罪控制的理论探寻

对企业犯罪的预防和控制问题，学界有过诸多努力，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是我们基于企业行为目标的逐利性，提出借鉴犯罪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来实现对企业犯罪的控制。

1.企业犯罪控制的理论寻求

基于企业犯罪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异于自然人犯罪的诸多特点，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做出过努力来寻求控制企业犯罪现象的措施，主要观点有：

(1)通过刑事政策控制企业犯罪。

(2)进行必要的企业犯罪知识的宣传。

(3)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铲除企业犯罪赖以生存的土壤。

(4)建立控制企业犯罪的有效社会机制。

其他还有如加强企业犯罪审理程序方面的立法，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等措施建议。但是这些理论探寻主要集中于比较宏观的层面且未能根据企业犯罪的深层次的原因对症下药。

2.企业犯罪控制的理论提倡

鉴于现有的理论寻求未能针对企业犯罪原因而提出具体有效的对策，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理论，构建有效的理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犯罪等法定犯罪的多发，引起了犯罪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并提出了诸多犯罪控制理论，其中犯罪计量经济学派对经济犯罪有其独到的理论建树。

犯罪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 of crime）对那些用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犯罪问题，特别是犯罪决策问题中提出的理论观点的统称。用计量经济学研究犯罪的学者们认为，犯罪行为是一种有目的的、故意的和自觉的行为，是犯罪人在权衡犯罪行为可能带来的利益和可能招致的损失后选择的行为；对犯罪行为的选择就像经济活动中的选择一样，是以个人对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为基础的，犯罪决策在本质上类似于任何其他的行为决策。在进行这些计算后，如果认为进行犯罪行为的收益小于正当职业的收益时，他就会选择合法职业；相反，如果他认为犯罪行为可以带来最大的收益时，就会选择实施犯罪行为。因此，沙利文认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犯罪人看成是一个正常的、理智的、能够进行计算的人”。

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是犯罪计量经济学派理论的核心概念，根据该学派的理论，犯罪的利益不仅包括金钱、财富的增加，也包括社会地位的变化、心理满足的增加以及用最小努力达到这些目标的可能性。同样，犯罪的成本也不仅仅包括有形的金钱、财富的损失，也包括可能受到的刑罚处罚、受刑罚处罚的可能性（所冒的风险）、伴随着判刑而发生的社会谴责、个人产生的心理不安以及罪恶感等。

3.企业犯罪控制理论借鉴依据

犯罪计量经济学分析应当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的，即犯罪人是理性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从刑罚的经济分析角度看，犯罪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犯罪时既会考虑其犯罪收益，又要考虑其犯罪成本，只有当其预期犯罪收益高于犯罪成本时，罪犯才会实施犯罪。虽然对于激情犯罪、政治犯罪等犯罪行为，犯罪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价值是不明显的，但是笔者以为该理论对控制企业犯罪却有相当的理论意义，依据如下。

(1)企业犯罪的谋利性。企业成立和运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谋取自己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地位以及良好的社会声誉等各种利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利益。企业犯罪行为的动机主要是源于对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追逐，企业犯罪的贪利性特征十分明显。运用犯罪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经济犯罪行为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首先，犯罪企业是经济理性人，他们选择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时也是按照对自身资源的最优化的原则行事。其次，犯罪企业具有完全信息，对犯罪的价格即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有着充分的考虑和估算。因此，我们可借鉴经济学的理论对经济犯罪行为进行分析。

(2)企业犯罪意志形成的理性。企业犯罪行为是在企业整体意志支配下的行为，企业意志的认定是认定企业犯罪的核心，企业整体意志最突出的特点是整体性和程序性。企业意志的理性集中体现在企业犯罪意志的形成上，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支配企业行为的意志全然没有非理性因素，但是从企业意志形成的严格程序性上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企业意志彰显了企业的制度理性，是进行了诸多权衡之后而作出的理性选择，符合犯罪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假设。

(3)企业犯罪行为的理性。从人性的理性假设出发，犯罪人在本质上是有意志自由的，正是基于这种自由而选择了犯罪行为。帕森斯在其《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指出，一个“单位行动”逻辑上包括：①行动者；②目的；③情境，包括行动“条件”（行动者难以控制的）和行动“手段”（行动者可以控制的）；④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形式。并指出，任何行动都有一个规范尺度，如同不会有不移动位置的运动那样，也不会有不遵循规范的社会行动。企业行为必须借助依附于一定职位的企业成员，并在企业整体意志支配下，依靠企业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及成员间相互配合（包括制约）共同实现企业的行为目标――谋取企业整体利益。

四、企业犯罪控制的具体路径

企业犯罪的控制是一项综合的社会工程，不仅仅是经济控制，但是鉴于企业犯罪显而易见的经济性，因此我们认为经济控制是对抑制企业犯罪的最主要的路径，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控制：犯罪成本、犯罪收益、犯罪情境和合法收益的机会。

1.提高犯罪成本

犯罪的成本可以分为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和犯罪的惩罚成本。所以犯罪成本可以表示为:犯罪成本＝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犯罪的惩罚成本。一般来讲，犯罪分子考虑的犯罪成本因素主要有:刑法对犯罪的法定刑的刑种和量刑幅度的规定；刑事案件破案率的高低;刑罚的执行力度;犯罪的获益大小；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积极性;舆论对于犯罪行为的谴责力度等。犯罪成本的三个构成因素中，犯罪的直接成本是客观的，与行为人本人有直接的关系，作为社会控制的主体来说一般难以控制；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这个主要依靠提高合法活动谋利的可能性来提高。社会可以控制的主要是或然性成本即惩罚成本，提高惩罚成本的具体路径主要是：

(1)制定合乎社会正义的、完备的刑法规范，即学界所主张的严而不厉，疏而不漏的刑事法网。保证犯罪行为得到刑罚惩罚的必然性。刑罚惩罚的必然性是行为人计算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

(2)提高案件的破获率、降低犯罪黑数。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会被发现。犯罪人在考虑犯罪代价时，就要考虑某种犯罪的破案率，犯某种罪被发现、逮捕、定罪的概率越大，犯罪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犯罪人就不会去犯这种罪。这就要求我们司法机关，在工作中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案件的破获率。由于企业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不易被司法机关所查获。所以更要求我们提高破获率，降低单位行为主体的侥幸心理。

(3)准确定罪量刑并严格、公正执行刑罚。具体方法有：正确适用罚金刑，尤其是加大罚金刑的执行力度；适当引入资格刑，可以参考法国刑法典的具体做法；可以引入保护观察等等。

(4)在承认现有企业犯罪概念情况下，让企业高管承担所有企业犯罪的刑事责任。这样，就可以改变高管在企业行为决策中自己目标函数变量，提高因为企业犯罪而由自己支付的成本。增加刑罚对企业犯罪的威慑力，尽可能的预防企业犯罪行为的发生。

2.降低犯罪收益

犯罪成本还不是影响犯罪率的唯一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犯罪收益。而犯罪的收益则是指犯罪人通过实施犯罪并顺利完成而得到的犯罪成果，也就是说犯罪人通过犯罪活动而得到的某种非法利益，这种利益有可能是物质性的，如金钱、财产，有可能是社会性的，如权力、地位，也有可能是心理性的，如报复心理的满足。一般来说，犯罪获利主要是物质性的利益。因此犯罪收益也应分为犯罪的经济收益和犯罪的心理收益，所以犯罪收益也可表示为:犯罪收益＝犯罪的经济收益+犯罪的心理收益。要降低犯罪收益，一要制定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保证单位权力的合法行使；完善内部管理体制，比如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等等的建立和完善。二要严密监控和收缴犯罪单位的非法利益。三可以采取公布犯罪单位的不利信息如刑事判决，以降低犯罪单位的心理收益。

3.消除犯罪情境

企业犯罪的重要原因是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失范，因此，控制企业犯罪的具体路径之一就是重塑企业行为模式的规范，改变转型时期企业的困境以消除犯罪情境。虽然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在不断完善之中，但是依然存在诸多失范，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市场管制的腐败问题、市场经营秩序的混乱问题等等都是企业犯罪的客观情境。因此，我们必须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并消除政府官员的寻租的制度空间，严厉打击市场管制的腐败问题，治理市场经营秩序。通过这些规范，使企业的生存环境纯净起来，消除诱发企业犯罪的情境。

4.增加合法收益的机会

犯罪成本理论要求社会增加人们通过正当途径满足需求的机会。美国犯罪学家奈认为：“如果个人的所有需要都能得到适当的、及时的和合法的满足，那么就不存在违法问题，最低限度的内部控制、间接控制和直接控制就会足以确保遵纪守法。”因为行为人进行犯罪行为的收益小于正当职业的收益时，他就会选择合法职业。当然这是一个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Edwin H. Sutherland， White Collar Crime，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Inc， New York，(1949)，9

[2]诚:法窗译话.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3]转引自何秉松主编: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26页

[4]李 程:企业犯罪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1年印，第21页

[5]孟维德:白领犯罪:现象、理论与对策.亚太图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

[6](前苏)л・и・斯皮里多诺夫 陈明华等译:刑法社会学.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年，第57页

[7]冯亚东:刑法的哲学与伦理学.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8]李瑜青 杨 超:转型期法人腐败行为及其特点论析.学术界,2004年第1期，第210～213页

[9](法)迪尔凯姆 钟旭辉等译:自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10]钱贤良:职务犯罪呈现六大特征，公司企业加入“公贿”列.检察日报,2007年09月13日

[11]谢 勇:法人犯罪学: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经济犯罪和超经济犯罪.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66页及以下页

[12]邓小青:试论单位违法与单位犯罪的成因及对策.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第30页

[13]田承春:论单位犯罪的防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6期，第32页

[14]傅 阳:单位犯罪及其有效社会控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86～87页

[15]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

[16]T・ Parsons、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转引自李友梅:组织社会学及其决策分析.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9页

[17]何万里 张宝亚:犯罪成本研究.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第2期，第51页

[18](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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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男 鲍晓娜 孙晓程 大连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资助项目：2014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UPRP20140302）、大连工业大学2012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GLX1240）、大连工业大学2013 年教学成果奖培育立项。

摘要：面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经管类专业课程教学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问题导向型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以下简称PBL）教学模式作为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模式，能有效激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以《计量经济学》课程为例，探讨了PBL教学模式在该课程中的应用及其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作用，为推动其他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引入创新教学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创新型人才培养 PBL教学模式 计量经济学

创新型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面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经管类专业课程教学必须改变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寻找一种适应目前经济发展、学科发展环境的教学模式。在综合考虑学生在知识获取、能力培养、素质提高等方面需求的基础上，在经管类专业课程中构建并使用PBL教学模式，可以增强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为经管类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视角。

一、PBL教学模式简介

20世纪60年代，“问题导向型学习”或“基于问题式学习”（即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PBL）教学模式兴起于西方医学教学领域，近年来被经管类专业教学广泛采用。PBL教学模式是一种基于现实世界的、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导向的教学模式，是指在已设定的、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情境中，由教师或教师鼓励学生提出驱动问题（drivingquestion）或实际任务，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对驱动问题展开探究，通过小组同学分工协作，查阅资料、分析讨论，构建知识体系框架，最终解决问题，分享学习成果，获取新知识。可见，PBL教学模式强调引导学生参与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学习到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知识。

可见，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PBL教学模式以学生的主动学习、合作学习为主，使其在对具体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探究中，自己想办法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对学习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对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及能力都是极其有益的。

二、PBL教学模式对经管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作用

1.创新型人才的内涵界定

创新型人才的内涵十分丰富。国外学者主要基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创新型人才的知识结构、技能结构、个性品质，强调把当代社会对创新的需要融入到全面发展的培养理念之中；国内学者明确提出了创新型人才的概念，结合熊彼特对创新概念的阐述，提出所谓创新型人才是指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具体是指在特定领域内，基于其所拥有的理论知识或实践经验，能够作出突破性创新，并以自己的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性劳动对社会发展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才。从创新型人才的定义可以看出，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且应具有如下内涵：（1）知识：在某一领域拥有广博而扎实、立体而开放的理论知识；（2）能力：有很强的自我学习、独立研究与创新探索的能力；（3）素质：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能够与他人沟通协作。

2.PBL教学模式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作用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决定了必须对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改革。目前，在经管类专业课的教学中，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仍处于主导地位。尽管教师们已经意识到教学方法及手段的重要性，纷纷开发使用多媒体课件、引入网络课堂，但在实际教学中仍然习惯于单向地向学生灌输教材上的理论知识，经常出现教材理论与现实问题脱节的问题。同时，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们很少主动思考，他们被动地接受知识，按照教师的要求在考试前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这必然会抑制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学生自身还是用人单位，都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被放在了首位。

PBL教学模式作为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模式，以理论知识体系为依托，结合了实践教学、探究性教学、启发式教学，一方面，更多地为学生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帮助学生了解学校的理论环境和社会的应用环境，提高学生的应用技能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充分实现以学生为中心，激励学生发挥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在团队合作探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并最终取得创新成果。

三、PBL教学模式在《计量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实践

《计量经济学》作为教育部确定的经管类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一门核心课程，是经济学、统计学与数学的交叉学科，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熟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学习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使学生能够利用计量方法解决一些已知（用计量方法去验证）或未知（用计量方法去预测）的实际经济问题。我们从《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教学出发，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运用PBL教学模式进行了教学改革，建立了一整套设计组织教学活动的体系。

1.细化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模式的核心因素。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以PBL教学模式为支撑，我们深入细化了《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明确该课程的教学，不仅应使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模型设定方法，学会建立和应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经济预测、结构分析和政策评价，而且应该将教学重点放在提高学生计量分析的能力和水平上，培养学生运用计量方法分析、解决经济社会相关问题的能力，熟悉计量经济分析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工作程序，能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包进行实际操作，使学生在探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创新思维和能力，提高专业素质、综合素质。

2.重新设计及实施教学环节

遵循PBL教学模式的指导思想，重新设计并安排实施《计量经济学》课程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环节。

（1）设立问题的现实情境。在《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首先通过编制有专业特色的案例库、开发多媒体课件、丰富网络课堂等方式，为学生提供了与其生活、学习联系的现实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学生主动发问、主动思考。在设立问题情境时，着重强调计量经济模型应用的场合和现实意义，让学生对计量经济模型的现实背景形成充分的了解，增加课程的应用价值。

（2）提出驱动问题。提出问题是PBL教学模式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教学实践中，为了使PBL教学模式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及能力的预期效果，一方面，在课堂教学中增设“课题研究”环节，教师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或科研课题，根据教学大纲提出引导性问题，结合探究性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变教学方法，转变课堂角色，鼓励学生自己提问题，通过编写新的探究式的、应用特色的教材，引导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下，参与讨论、发表看法，主动提出问题。除了课堂教学外，还有针对性地选择并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偏好搜集文献资料，提出有新意的研究问题，参加创新比赛、写作毕业论文、撰写并等。这是学生们自主学习、主动研究甚至进行创新思考的动力。

（3）小组讨论并解决问题。讨论解决问题是PBL教学模式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同学之间的相互合作与沟通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应开展小组讨论，引导每个小组基于经济学基本理论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或教学案例及科研课题中的问题进行课堂讨论，指导学生在实践教学环节运用计量方法和分析软件去验证自己的想法，并将这些想法及验证结论形成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报告或论文，进行成果展示，鼓励他们在对研究报告或论文进行严谨的讨论、研究及修改之后，将其发表或参加创新比赛。可以说这个过程对于提高学生的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4）讲解、总结与提高。在PBL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讲解、总结与提高环节。首先，对于学生无法解决的问题或未接触的知识，教师要重点阐述，做到及时讲解和更新；其次，教师要结合整个学习过程进行客观的点评，并对涉及的所有的理论及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梳理逻辑，帮助学生形成知识体系，搭建理论框架。

3.创新教学效果的评价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评分方法，建立PBL教学模式的评价方法，评价主体包括教师和学生两方面。这种评价方法强调过程评价，建立一个体现学习过程的完整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设定知识获取、能力提高、素质培养三个一级指标，然后在每个一级指标下，再设置诸如信息收集能力、决策能力等二级指标。

四、结论

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如何使经管类专业课程教学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切实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是需要我们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通过对《计量经济学》这样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进行课程改革，我们构建了具有特色的、相对稳定的PBL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PBL真正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形成了经管学科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薛松梅,朱丽丽.改良PBL教学法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与探索[J].卫生职业教育,2009(6):63-64

[2]王亚斌,罗瑾琏,李香梅.创新型人才特质与评价维度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09(11): 31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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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研究 方法论 思考

一、关于金融研究方法论的概念理解

（一）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概念

关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定义有两个：定义一，科学研究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定义二，科学研究方法论是指方法的科学或方法的有序安排，使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方法论提供了组织、计划、设计和实施的基本原则。方法提供了如何进行一项具体、个别研究的技术和路径。这是方法和方法论的区别。

（二）关于金融学研究方法论

首先，在逻辑上认为金融学属于经济学，经济学具有科学性，从而可以推出得到金融学也具有科学性。其次，经济学的核心是理性经纪人的假设，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则。金融学的方法论是用近似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活跃的市场中价格是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得到的，需求曲线上每一点都是消费者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均衡点，供给曲线上每一点也是供给者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均衡点，二者相交得到市场均衡点和均衡价格。价格变动是由供求双方变动一起决定的，所以我们应该分析供求双方行为的变动，这点上又回到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供求双方是各自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化，所以关键是分析供求双方约束条件和效用函数。

二、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二之战后的20年，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与金融理论基本上是互相分离的。金融学的思维方式经历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验证解答的逻辑思考过程，其思维过程仍然是：“归纳现实，从特殊到一般提出问题；再演绎一般结论，从一般到特殊来验证理论的过程”。纵观金融学的发展历程，主要运用了如下三个方法。

（一）科学抽象法

科学抽象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逐次形成概念、范畴、规律及一般原理的认识过程，是从经验到理论，从旧理论到新理论的必由之路。

科学抽象的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认知主体运用其分析能力先将多样性统一的事物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和方面，然后从中排除其非本质的、次要的和偶然的成分，抽取出某一部分和方面或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质规定。在第二阶段，认知主体运用其综合能力按照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质规定的内在联系，将它们连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达到思维中的具体。

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马科维茨首先抽象出单个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为某收益率出现的概率，风险可以用收益率的变动幅度（即方差）表示，这就是从感性上的具体上升到抽象。针对用马科维茨模型选择资产组合需要进行大量繁复的计算这一缺陷，威廉・夏普在1963年提出了单指数模型。在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在无效性的投资组合与其他个别证券的风险与收益条件下，资本市场线很难对其收益与风险进行衡量。为此，证券市场线的模型描述了在市场均衡状态下，风险证券或组合的期望收益率是它与市场组合收益的协方差（风险）的线性函数。无论单个证券还是证券组合，均可将其贝塔系数作为风险的合理测定，其期望收益与有贝塔系数测定的系统风险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个关系以E（rp）为纵坐标，βp为横坐标的坐标系中代表一条直线，这条直线被称为证券市场线。

（二）实证法

实证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包括测量在内的观察获得的“真实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现代市政主义的观点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这被称之为逻辑实证主义，并在20世纪初成为居实证主义哲学。

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能够直接观察或测量的事物才应该引起科学的注意，而不能观察或测量的事物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尽管经济学家不赞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对其他哲学的排斥，但它们对经济学思想和经济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影响。实证主义影响经济学的一个方式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更多地强调测量和数量表示，经验分析和估计至少从使其成为更为实证主义的推动下获得部分激励。实证主义影响经济的另一个主要方式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实证性知识的价值知识上，而规则性知识则极为不同。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影响经济学思想的第三种方式是在经济学和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强调客观性的重要性。即实证主义哲学在强调提供以支持一个描述性结论的重要性时，认为个人的判断和感觉是模糊不清的。

（三）数学分析法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表明，数学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研究工具。在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经常需要对经济活动及其数量变动规律作定量的分析。对经济问题的定量分析，需要解决一些共性问题；提出所研究的经济问题及度量方式，确定表现研究对象的经济变量（如用GDP的变动度量经济的增长）；分析对研究对象变动有影响的主要因素，选择若干作为影响因素的变量；分析各种影响因素与所研究经济现象相互关系的性质，决定相互联系的数学关系式；运用科学的数量分析方法，确定所研究的经济对象与各种影响因素间具体的数量规律；运用统计方法分析和检验所得数量结论的可靠性；运用数量研究的结果做经济分析和预测。对社会经济问题数量规律的研究具有普遍性，计量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这类问题的经济学科。

三、总结

现代金融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基本上是一致的，金融学在大量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后，其研究方法的范式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实际上，经济学的发展进步正在为金融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提供了比较科学的分析工具。因此，我们就需要运用更加精密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运用数学模型帮助我们在更高的程度上将直觉变为理论。我们承认科学的思想很重要，但思想的科学性性必须要靠正确的方法来进行证明。可以这样说，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在更为坚固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并且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参考文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益[D].1991（1）.

[2]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D].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篇14

1.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变迁概述

19世纪以前，西方经济学没有系统研究方法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约翰•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让西方经济学家意识到方法论问题的重要；19世纪80年代，掀起经济学分析应采用抽象演绎法还是历史归纳法的第一次方法论之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证伪主义先后产生并掀起第二次经济学方法论，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计量、博弈论等先后诞生，经济学进入数理逻辑和动态分析时代；20世纪50年代，波普尔主义促使第三次方法论之争兴起，主要围绕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和检验标准问题展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掀起第四次并进入成熟期；80年代以来，方法论转向多元化选择阶段。

2.科学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成熟于20世纪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基础。要求检验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推论来判断理论适用性。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利用历史数据对相关变量作回归分析，推动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它要求科学理论结构公理化从而引导了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采用公理化结构，标志新古典学派思想和方法论成熟；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综合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从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形式化成为主流经济发展方向，阿罗、德布鲁等引入拓扑学和集合论建立模型，实现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完全公理化。波普尔证伪主义又称为“后实证主义”，批判实证主义，反对结构分析，认为科学理论只能被经验证伪，成为现代西方经学方法论基础；哈奇森把波普尔证伪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方法论。后来，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理论现实性检验标准等问题如何运用证伪方法产生争执，引起经济学进入数理和计量等纯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的工具主义阶段。

3.人本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本主义，产生了主张总结商业资本家经验方法论证经济学的重商主义，使西方经济学逐步脱离宗教而获得独立；启蒙时代，关于如何控制利己方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认为依靠道德，而在《国富论》认为要依靠竞争机制，这种体现了当时非理性和理性在思想体系的碰撞；19世纪初，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旨在为人谋求福利；边际效用理论的拥护者提出经济规律是个人心理的外在体现，并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经济活动受到欲望和避免牺牲的心理动机支配的，成为剑桥学派建立的基础；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反对完全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指导经济学研究，指出经济学假设应涵括更多人类心理因素，深刻影响了现代价格理论研究；20世纪中期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运用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对科学史进行动态研究，强调从历史中把握科学；从波普尔证伪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前的方法论也受到人本思想渗透，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在当代博弈论中得到充分体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回归人性化，呈现非理性主义倾向。

4.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西方传统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对峙的，但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科学的认识观和方法论蕴含着人类历史社会框架和价值观念，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进入相互融合的新阶段，这种融合以保持二者各自体系为前提，体现为随着20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围超越传统范畴，经济学方法论呈现多元化趋势。由于经济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重复检验性，单纯用数学和计量模型抽象化经济现象，得出的理论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与此同时，有些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人否认探求经济行为规则的可能性，全盘否认建立在实证主义、证伪等方法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对解决经济问题所作的贡献，还有人认为博弈均衡状态的达成取决于非理性因素，博弈论是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完全，这些观点是极端的：首先，对“理性假设”的质疑是有科学依据的，但在理性假设下把经济现象高度抽象建立数理模型有利于简化分析，且方法严谨；其次目前没有一种经济学说方法论可以在这些方面比主流方法论更好地分析现实问题，完全抛弃这一假设，否定可检验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就失去了基础，经济学研究将变得混乱。

二、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