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然而，金融其本身和商科有着本质的区别。商科（Business）是一个很宽泛的专业，它包含很多专业，其中包括：金融（Finance）、市场（Marketing）、管理（Management）、会计（Accounting）、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 、运营（Operation）。

金融（Finance）的研究方向包括投资、金融工具定价及研究、金融市场、财务研究、银行、数学统计研究。

金融专业相对比较严谨一些，作为一门已经发展有几十年且作为经济衍生实务性的专业，其设置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一系列传统及衍生金融工具。对于资本市场及国际货币、银行等的事务性操作有非常深入的了解。细心的学生会发现金融专业要求申请者对于经济学基础和数学要有一定的理解，并可以以致其用的运用到金融学科当中。一般学生毕业后面向的求职公司主要为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金融工具系列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

金融最早源起于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后来，随着金融学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西方金融学宏观上分为公司财务和投资学两个方向。

随着时间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边，金融学里面又出现了交叉学科，特别典型的就是金融工程学（Financial Engineering）。从金融学的发展来讲，渐渐偏向计算机化、数学化、工程化，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金融工程特别像精算。金融工程是一门综合了金融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学科，其课程通常由大学的商学院、数学系和工程学院联合授课，其课程由于集中于金融领域，所以深度远远超过MBA金融方面的课程，通常包括股票市场分析、投资组合分析、期货和期权、资产定价、资本预算、固定收益分析、利率模型、金融风险管理等课程。其全部课程均围绕金融学的应用展开，具有实用性很强的特点，最适合那些立志于从事金融工作的年轻人。

从就业的角度来讲，金融和金融工程专业的就业单位可以在各大投资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风险投资公司以及各种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期权交易所、基金、保险公司及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来说，在美国，数据和数据分析的工作相对比较容易找。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金融工程相关专业的学生，相对其他专业来说要好找工作，而普通的金融专业其实并不很容易就业。因为会计是一个比较具有专业性技能的专业，而金融工程和金融分析是说比会计更加专业化的一个学科，而金融学本身的专业性相对要弱过会计学，所以从就业的角度，金融工程或金融分析相关的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第二位是会计，第三位才是金融。

美国大学一般在金融专业设三个相关的学位：Master of Science in Finance（简称MSF），Master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简称MFE）以及MBA下的金融方向。MBA下的金融方向偏管理，美国综合排名前50的大学除了个别大学不设商学院，其他大学在商学院下都会开设MBA专业，而能够单独开设金融硕士或金融工程硕士的学校并不多，而通常MBA需要申请人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美国常春藤院校本科几乎没有金融专业，主要原因是美国教育在本科强调文理教育，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本科阶段应该学会思考，学会做人，具备批量性思维的能力，而金融专业属于应用性专业。 而在硕士阶段，美国是全世界金融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有特别好的学校。著名院校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越来越多的美国金融硕士教育走向了交叉的学科，像康奈尔大学、罗切斯特大W等。衡量一个学校，金融教育是不是好的主要标准，在于它有没有金融工程专业，实际上金融工程专业代表了整个金融教育的整体水平。从金融学硕士的角度来讲，一种是MBA中的金融或者金融工程方向；第二个类别就是金融硕士；第三个是金融工程、金融数学、金融分析的硕士。最后一类主要是金融相关的博士。

美国的金融硕士课程根据录取难度将学校分成三类，像刚才讲的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和金融工程的专业的申请难度是排在第一的。同样录取难度高的还有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范德堡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罗切斯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波士顿学院、凯斯西储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

加拿大的教育体系和美国类似，综合性大学大部分有金融本科专业，和美国相比，加拿大名校的录取要求要比美国低，也不需要提供SAT1、SAT2的成绩。其实学生可以选择在加拿大读本科，然后去美国读金融工程。加拿大的硕士跟本科差别很大。加拿大的金融和金融相关专业相对比较少而且申请难度大。比方说萨省大学的MSF、约克大学的MFE、西安大略大学或滑铁卢大学的MFE等。

英国的本科中基本会计和金融一起学。对于英国来讲，商科领域里面，会计和金融也是最难申请的。如果想去英国读本科，中国高中毕业生基本都要读大学预科的。英国绝大部分金融硕士叫做Master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英国的金融工程也比较发达，如果攻读金融或者金融工程专业，英国也有十分不错的学校选择，例如伦敦大学学院 、曼彻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雷丁大学、埃塞克斯大学。

篇2

关键词：金融学科；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学科建设

现代金融学科理论探索之深、内容更新之速、交叉边缘学科发展之快是其他学科难以比拟的，深入研究和比较分析中外金融学科的内涵及其走势，加快我国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当务之急。

一、金融学科的发展演进

1．西方金融学科的发展历程

金融学科的演进是金融业发展变化的产物。金融学科最初研究的重点是货币问题如早期的货币数量论，随着银行业的迅速发展，研究的重点转向信用和银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金融学科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宏观的货币经济学理论体系。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直接融资和新的金融机构迅猛发展，微观金融理论开始出现，马柯维兹、托宾等提出量化的资产选择理论和模型即为发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频繁，浮动汇率制的实行和发展中国家在货币金融领域地位的突显，金融学科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资本市场、金融经济学领域，同时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和表外业务迅速增长，金融风险日益加剧，有关公司财务运营、衍生金融商品定价、风险量度与预测、金融规避与监管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当今，随着信息科学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金融等一系列新课题成为金融学科研究的重点。近年来，研究金融问题的蒙代尔、托宾、基德兰德特等经济学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说明金融学已经进入了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金融学科建设方兴未艾。

2．我国金融学科的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取向确立后，金融业地位日益突出，金融学科的研究空前繁荣。其主要表现：一是金融学科建设的学会发展及其交流活动频繁；二是学科下各层次培养规格的教材、工具书和学科研究专著层出不穷；三是各大专院校纷纷设立金融专业或开设金融课目，金融人才供需两旺。四是国外经济金融教材精选大量出版。

二、中外金融学研究领域的分野及其走向

1．中外金融学研究范畴的区别

国内外对于金融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别。国内说的金融，通常指的是货币银行、国际金融等“宏观金融”。这部分内容在国外也有，但不叫finance，而是属于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领域，相关课程大多设在经济系。国外说的finance，一般指的是公司金融、资产定价等“微观金融”，相关课程通常设在管理(商)学院，而这部分内容，国内的金融专业涉及较少。

2．金融学科的发展趋势

考察金融学的综合内涵，不难看出金融学发展演变的三大趋势：微观金融学、宏观金融学以及由金融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形成的交叉学科。微观金融学主要包括公司金融、投资学以及证券市场微观结构三个子系统。宏观金融则分为两类：一是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体的金融内容；二是微观金融学的自然延伸，如金融市场、金融中介和国际证券投资等。交叉学科主要包括金融和数学、工程学等交叉形成的金融工程学，金融和行为理论结合形成的行为金融学以及金融与法学交叉形成的法学和金融学等。

三、强化我国金融学科建设的对策与措施

第一，确立明确而可操作的金融人才培养目标。当代经济社会和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的金融人才是多层次的、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既需要复合型的通才，又需要单一型的专才：不仅要有领导决策层和经营管理层人才，而且要有业务操作层的人才。人才服务的对象涵盖于宏观的政府金融、中观的企业金融、微观的家庭金融及其相互交织的社会金融经济各个领域。金融学科建设要适应这一多层次的“大金融”需求趋势，确立并实施明确的、可操作的各层次金融人才的培养目标。

第二，构建优化、创新的金融课程体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金融人才的要求，要高度关注课程体系的优化和创新。为此，金融课程体系的构建，要以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管理经济学、财政学、保险学等为金融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培养学生的宏观经济概念、思维和分析能力，为专业课打下坚实基础。以中央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学、金融市场学、国际金融、金融工程、公司金融、风险管理为金融学科专业课程，以培养学生成为从事权益让渡、交易、转换等服务工作的专门人才，使他们能够在相关业务的设计、开发、评估、运作、管理、创新等方面发挥出专业水平。以经济数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操作、软件编程原理等为金融学科中的专业技术课程，培养学生运用各种现代工具(包括模型、分析方法、操作设备等)从事业务活动和金融创新的能力，以适应金融信息化、全球化的需要。此外，从金融历史、金融法规、电子商务、专业外语应用写作等角度设置“模块型”的专业选修课，以拓展专业外延，深化专业内涵，增加学科前瞻性，提高知识综合化程度。

第三，强化本科教学的“宽口径”。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在教学计划中非常重视通识教育，即培养具有广泛文化意识的现代知识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单一的精英型体系向大众型、精英型等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变，本科教育更应强调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因此，在构建大学金融本科教学计划时，应强调“宽口径，厚基础”，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既有对宏观金融的分析、判断能力，又有从事微观金融业务的能力，为未来发展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四，加强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金融人才的培养必须适应金融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随着金融与经济的密切融合，一方面金融运行的效率状况对经济、社会健康成长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金融效率的提高越来越离不开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即金融运行效率越来越取决于微观主体的行为。因此，金融学教学应该顺应这种微观化的金融发展方向，与国外金融学教学接轨，增加微观金融方面的课程，内容包括公司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组织学，具体表现在资本市场、投资理论、家庭理财、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的经营与管理等方面。加强微观类课程建设，有利于学生接近和了解现实，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当然，强调微观类课程建设，并不意味着宏观类课程建设不重要，我们提倡的是宏微观金融课程的平衡发展。

篇3

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Discus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 financial function and improv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ouDan GuoWanShan liaon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The paper keywords：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financial functi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bstract：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ws that our country financial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form needs to establish a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its research model and research method can be based 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necessary conversi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roused on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blems are constant attenti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rast that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qualitative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basis of financial resource view， the research basic shaft is financial function unceasing expansion and ascension.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 峰. 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00（5）：69-73.

[2]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2005（2）：6-18.

[3]王广谦. 正确定位加速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 中国高等教育，2001（22）：13-14.

[4]张 新. 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 金融研究，2003（8）：36-44.

[5]封思贤. 从金融理论变迁看金融本科教学改革[J]. 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2）：38-41.

[6]张亦春，蒋 峰. 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3）：32-35.

[7]黄 达. 金融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9）：1-7.

[8]龚明华. 当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及前沿[J]. 国际金融研究，2004（4）：4-11.

[9]刘 澄. 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演变简评[J]. 当代财经，2001（1）：35-39.

[10]白钦先.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历程[J]. 经济评论，2005（3）：39-45.

篇4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金融体系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2－0011－05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一、政策性金融学的提出

政策性金融(Poliey-oriented Finance，POF)与商业性金融是现代金融体系中相互对称、平行、并列和互补的两大基本金融中介。目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已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刻和历史转折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许多基本而重大的问题亟待拨乱反正、整顿梳理。而创建政策性金融学科，重新认识、界定和全面深入地研究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并据此确立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和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重构或再构造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体制，从而按科学发展观实现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已经势在必行。

古今中外，政策性金融的实践活动一直持续和延伸着。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共生共存，不仅是一个自然历史规律，也是一个必然的经济金融规律，有着一般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具有深刻的基本经济学和金融学含义。金融史专家孔祥毅教授认为(2003)，一部金融史就是商品经济发展且受市场规律支配的历史，也是政府干预的历史。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适度介入和干预的一种有效手段，在金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十分悠久。据史料记载(宋则行、樊亢，1993)，国外最早出现的政策性银行，可能是1462年在意大利帕鲁奇亚市开业的第一家由政府低利向穷人贷款的“公立银行”(monti dipieta)。但真正开始引人注目是在20世纪40-60年代，即二战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被称为政策性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再度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不仅遭受危机的国家政府再次要求政策性银行发挥重要作用，重整本国经济，而且在国际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在发挥作用，援助和拯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与此同时，一些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国家纷纷要求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他们相信，无论是在工业化时期还是在经济转轨时期，政策性金融都与经济发展直接相连。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银行或非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有的国家，如日本、美国、法国、印度、巴西等，甚至设有若干家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办理政府信用业务、也就是办理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泉府”，经营政策性“赊贷”业务。泉府也可以说是我国政策性金融最早的组织形式。此后的一两千年来，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一直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而从未间断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性金融，则是一种不规范的“超政策性银行业务”(白钦先，1999)。1994年，随着三大政策性银行的组建，政策性金融业务逐步从各类金融机构或政府部门中分离分立出来，中国的政策性金融进入了机构专营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3年来，尽管目前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的还不是很充分，但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在贯彻落实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三农”政策、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等方面，为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业绩。然而，近年来，由于一些人和机构出于自己的局部利益需要，刻意或故意曲解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误导了有关决策部门，不仅造成政策层面的混乱，而且导致政策性金融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立法失衡(政策性金融立法严重滞后)、监督失衡(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及绩效评价体系缺失)、区域失衡(欠发达地区政策性金融缺位)、产业失衡(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错位)、机构失衡(在住房、存款保险等领域有待建立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行为缺位和越位并存等，影响了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也使得决策层不得不做出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政策主张。另外，有的政策性银行，做的主要是政策性金融业务，中央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也早已明确其为政策性银行，但在理论上却不明确承认自己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曾康霖，2004)。所以，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学科理论体系，深入系统地研究政策性金融科学理论，以更好地规范和指导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实践活动，则具有迫切的现实针对性。

在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从多种视角进行了一些探索。其中，作为政策性金融学科及理论研究的开创者和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首倡者的白钦先教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白钦先(1999)在诸多相关系列性研究成果中，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政策性金融的内涵、六大特有功能和理论依据，将政策性金融提到基本经济学金融学基础理论的高度，揭示了其深刻的经济学和金融学含义，并明确提出了在金融体系中，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是相互对称、平行和并列的两大金融族类。曾康霖(2004)认为，按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金融制度安排。现阶段我国金融制度需要四类金融，即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互金融和扶贫性金融。郭刚(2002)从财政学与金融学相结合的视角并以准公共产品为重要切入口，探讨了政策性金融若干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谭庆华(2005)基于金融功能观，分析了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机制。国家开发银行提出的开发性金融理论(2004)，虽然没有明确而全面地界分开发性金融的概念，但也是对政策性金融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在国外，一般认为政策性金融是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需要而必然产生和发展的(Gary ClydeHuPnauer&Rita M.Rodriguez，2001)。W.G.谢波德(W.G.Shephard,1975)从产业组织论的角度分析了在金融业寡占的情况下，设立政策性银行可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在当今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改革发展的浪潮中，许多知名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仍然一如既往地声称并坚持其政策性金融的本质属性(KDB，2004)。目前，日本政府也要求改组后的新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树立鲜明的政策性金融的旗帜，充分发挥其先导性作用(张舒英，2007)。

国内外对政策性金融概念也有不同的表述，对政策性金融也有多种称谓，如国家金融、政府金融、制度金融、特殊金融、财政投融资等(白钦先，1999)。这种多称谓、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表明，各国对这一领域尚缺乏系统的全面的研究。笔者认为，政策性金融质的规定性，应该是指在一国政府的支持

和鼓励下，以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合理性为目标，以政府政策性扶植的强位弱势产业、强位弱势地区、强位弱势领域、强位弱势群体为金融支持对象，以优惠的存贷款利率或信贷、保险(担保)的优先可得性及有偿性为条件，在专门法律的保障和规范下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这里，所谓的“强位”，是指关乎国计民生而需政策性金融扶植的产业、地区、领域和群体，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战略性的重要地位；所谓“弱势”，是指这些政策性融资对象由于自身的和历史的种种原因，造成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和特别弱势的状态。所以，对强位弱势的产业、地区、领域和群体的金融支持，既符合并执行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外经外贸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也是政策性金融的“政策性”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作为一种制度，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经营主体有多种方式，既可以由专门组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独立经营，也可以通过公开招标，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兼营。国内外的相关实践证明，采取政策性金融机构专营政策性业务，效果会更好(王伟，2006)。

总之，目前学术界对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缺乏整体性、全面性、系统性、深入性的探究，也没有从一个学科发展的理论高度，系统地构筑政策性金融理论体系和学科架构。理论要联系实际，但理论更要超前于实践，未雨绸缪，以体现理论对实践的引导性、指导性作用，避免在改革发展中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及亡羊补牢等方法论上的失误。因此，在我国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金融理论体系，促进政策性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

根据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白钦先，1998)，作为政策性金融学研究对象的政策性金融资源，包含着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和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从基础性核心政策性金融资源来看，政策性金融学研究政策性货币资本或资金量的高效筹集、融通和合理分配、利用。融资的高效性，体现于资金来源的充足性、优惠性、可得性和稳定性，这是政策性金融机构赖以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微观层次或基础层次上政策性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集中体现于对需要政府政策性扶植的强位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弱势领域和弱势群体，按照信用原则和特殊的金融规则提供贷款、保险、担保和投融资服务。

第二，从实体性中间政策性金融资源来看，政策性金融学研究政策性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两大类，大体上与戈德史密斯(1969)所称的金融结构相一致。作为政策性金融制度形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宏观主体，实现的是资源配置的宏观社会合理性目标。所谓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指由一国政府或政府机构发起、出资创立、参股、保证或扶植的，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但并非不盈利)，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按照特殊的金融规则(如非主动竞争性盈利规则等)运作，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特定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在法律限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某种特殊政策性投融资活动，从而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稳定、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管理工具的金融中介机构。

发挥政策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要求实体性中间政策性金融资源保持一个合理的结构。这体现于对商业性金融资源没有或很少涉足配置的落后地区和领域，应及时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机构。李扬(2006)在“政策性银行改革与转型国际研讨会”上指出，目前中国最该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地方却没有政策性金融机构，比如住房领域，就应当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时，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要在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突出特色，引领金融创新的浪潮。在这方面，如出自法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混合贷款”和“网上信用评级”业务，就是在商业性金融领域绝无仅有的金融创新。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也是国内率先引进现金流量表的，体现出政策性金融应该具有的超前诱导性特有功能。

第三，整体功能性高层政策性金融资源，是政策性货币资金运动与金融体系、政策性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如果说上述两个层面的政策性金融资源是政策性金融资源的“硬件”，那么政策性金融整体则为政策性金融资源的“软件”。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优化和健全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方面。政策性金融主要是针对商业性金融功能作用的不足和缺陷而发挥自身特有的功能，特别是对商业性金融的首倡诱导与虹吸扩张。通过功能互补来提高金融的总体功能效应，强化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的效能。当前，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独立的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因为良好的金融法律生态环境是维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二者协调有序运作的基石和可靠保障。

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对象与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有着密切的关系。政策性金融学的对象制约着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实现着政策性金融学对象的要求。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政策性金融这一宏观现象的产生、发展及运动的规律。具体地说，政策性金融学任务的内容主要包括：(1)揭示政策性金融质的规定性，划清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界限，阐明政策性金融与其相近学科的关系。(2)揭示政策性金融的产牛、确立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理论根基，阐明政策性金融活动的基本原理，明确政策性金融活动的基本规则。(3)阐明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规律和内在矛盾，为正确处理政策性金融业内部关系提供理论指导。(4)阐明政策性金融与政府及国民经济中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政策性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5)揭示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在其业务经营中的体现，为制定和调整金融产业政策，促进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三、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内容：POF-SFE框架

下面，借鉴金融效率研究的SFE方法(沈军，2006；白钦先等，2007)，把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内容整合在政策性金融结构(Policy-oriented FinanceStructure)、政策性金融功能(Policy-oriented FinanceFunction)与政策性金融效率(Policy-oriented Fi，nance Efficiency)(简称POF-SFE框架)的系统视角内进行一般分析。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是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基轴

政策性金融功能是联结政策性金融与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节点，也是联结政策性金融结构与政策性金融效率的桥梁。任何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都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帮助不同的地区

或国家在不同的时间配置和使用经济资源。金融机构的形式、监管机构的形式都应该基于功能观点进行重新整合。(D.B.Crane,R.Merton,Z.Bodie,etc.,1995)基于功能观视角分析金融中介，不仅是金融分析范式的重大转换，也是研究政策性金融的理论根基。金融功能不仅包括一般金融功能和商业性金融功能，而且也包括政策性金融的特有功能。不同类别的金融功能既相互对立、又有机统一于金融总体功能之中而相得益彰，而金融总体功能的优化和健全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否则，对金融功能的研究将会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对金融理论的认识也将是片面的，对金融实践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我们应该首先从理论上重视对政策性金融特有功能或个的研究。只有首先深入系统地研究政策性金融的基本功能、核心功能和衍生功能，也才能更好地认识政策性金融，从而进一步探究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机制和政策路径。当然，与功能有正相关与负相关一样，政策性金融功能也有正功能(显功能)与负功能(隐功能、反功能)之分。其正功能体现在适度的、优化的政策性金融结构，从而可以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负功能则会延滞金融发展，进而延滞经济发展。

(二)政策性金融结构是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主体

政策性金融结构是政策性金融体系功能的主要体现，不同国家和地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区别也主要是表现在其政策性金融结构之间的差异方面。政策性金融结构作为衡量各国和一国不同地区政策性金融发展最直观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然也就成为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主体。自从美国著名的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金融结构”这一概念以来，国内外经济金融学者对金融结构理论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分析，也提出了不同的金融结构观。在此基础上，本文所指的政策性金融结构，是政策性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政策性金融相关要素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层次性。例如，国内政策性金融与国际政策性金融、地方政策性金融与国家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政策性银行金融与非政策性银行金融、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性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政策性金融资产与政策性金融负债、政策性金融负债中政府融资与市场融资、政策性金融与经济发展、政策性金融功能与金融发展、政策性金融理论发展与政策性金融发展……都是政策性金融的相关要素。它们之间可以有太多的排列与组合，都可以形成一种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许多可计量的政策性金融要素，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量的比例或比率(如政策性金融相关率PFIR等)，从而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结构。

(三)政策性金融效率是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归宿

金融效率是一个全球性论题，也是金融基础理论中亟待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政策性金融效率问题也应该成为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然政策性金融是一种资源、一种稀缺而特殊的国家战略资源或政府资源，那么政策性金融效率即为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政策性金融效率是政策性金融正功能的直观体现，能够比较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的有机统一。因为，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是强位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弱势领域和弱势群体，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合理性要求。这也可以说是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率。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活动严格遵循信用的有偿性原则和特殊的金融规则，体现了一种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效率性目标。这也可以说是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微观效率。所以，政策性金融效率包含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效率。同时，政策性金融效率也是政策性金融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有机统一。这种质性发展实际上是指在“六大协调均衡”基础上的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白钦先、王伟，2004)，而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量性增长则体现了以虹吸诱导为导向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协调发展的量的比例关系。

四、政策性金融学的学科体系结构

政策性金融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创建。这里，从基础理论、机构运作和国际借鉴三个层面来进行构建。如图所示。

第一部分为基础理论篇，分别论述政策性金融质的规定性，政策性金融外延与政策性保险，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区别与联系，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的理论辨析，政策性金融机构含义及特征；政策性金融历史演进探源，制度变迁理论与政策性金融演进的自然历史规律，国内外政策性金融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政策性金融制度的永恒性与现实性；政策性金融的理论根基，包括市场失灵理论、资源配置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及政策性金融的基本经济学和金融学含义；金融功能观与金融范式理论，基于市场原则的政策性金融功能观，政策性金融的主导性核心功能，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机制；产权理论与政策性金融治理模式，政策性金融立法特征及内容，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与权力结构，中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实证分析，中国政策性金融治理结构的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外部关系，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关系、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与其客户的关系，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

篇5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四川是西部大省，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84.61亿元的增长到2010年的16898.6亿元，增长了约91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金融也在快速发展，金融体系逐渐完善，金融工具日渐丰富。在中央启动第二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设立成渝经济区的战略规划后，四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挥金融的作用，推动四川经济进一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国学术界从上世纪90年代起，逐渐开始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全国范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鉴于我国处于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格局，针对单一省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将针对四川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展开研究，以期能为促进四川经济增长及金融发展提出适当的政策措施建议。

二、现有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格利和箫、戈德史密斯等的金融发展理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论，赫尔曼和斯蒂格利茨等的金融约束理论等；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实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潮，代表人物是King和Lvine（1993）、Singh（1997）以及Rousseau和Wachtel（1998）等；这些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出现，既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又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借鉴。

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之父戈德史密斯运用统计数据，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作了横向的国际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其主要结论为：从长期看，各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大多存在着平行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某些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也许会给经济带来消极影响，所以，从理论上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难以确定的。麦金农和肖（1973）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金融压抑与金融深化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纳入研究体系之中，他们认为金融深化既可促进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卢卡斯（1988）认为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夸大了。King和Lvine（1993）在戈德斯密斯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更多的数据和指标进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结论表明，金融发展决定经济增长，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开始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谈儒勇（1999）选取了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季度资料，分别对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中介发展与股票市场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其结论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我国股票市场和金融中介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

王志强、孙刚（2003）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角度分别选取了指标来衡量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并加入了三个控制变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和物价水平，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其检验结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结构比率和储蓄与贷款之比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以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结构比率和储蓄与贷款之比衡量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同时，经济增长又推动了金融的全面发展。

王志虎（2010）年利用1991—2009年间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单向引起经济增长，且金融发展显著地正向影响经济增长率，但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显著为负，总体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效率过低，不利于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冉光和、李敬、熊德平和温涛（2006）选择各省国有银行贷款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衡量经济增长，引入各省资本形成总额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各省通货膨胀率指标作为控制标量，实证研究西部和东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得出如下结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水平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水平既有双向长期因果关系，也有双向短期因果关系。

赵新伟（2010）用选择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FAE（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作为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指标、FMD（乡镇企业、私营部门和个体经营户所得信贷之和与总信贷之比）作为衡量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指标，选取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对陕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相关比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效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二者并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金融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中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后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