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04 15:10:44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然而,金融其本身和商科有着本质的区别。商科(Business)是一个很宽泛的专业,它包含很多专业,其中包括:金融(Finance)、市场(Marketing)、管理(Management)、会计(Accounting)、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 、运营(Operation)。
金融(Finance)的研究方向包括投资、金融工具定价及研究、金融市场、财务研究、银行、数学统计研究。
金融专业相对比较严谨一些,作为一门已经发展有几十年且作为经济衍生实务性的专业,其设置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一系列传统及衍生金融工具。对于资本市场及国际货币、银行等的事务性操作有非常深入的了解。细心的学生会发现金融专业要求申请者对于经济学基础和数学要有一定的理解,并可以以致其用的运用到金融学科当中。一般学生毕业后面向的求职公司主要为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金融工具系列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
金融最早源起于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后来,随着金融学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西方金融学宏观上分为公司财务和投资学两个方向。
随着时间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边,金融学里面又出现了交叉学科,特别典型的就是金融工程学(Financial Engineering)。从金融学的发展来讲,渐渐偏向计算机化、数学化、工程化,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金融工程特别像精算。金融工程是一门综合了金融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学科,其课程通常由大学的商学院、数学系和工程学院联合授课,其课程由于集中于金融领域,所以深度远远超过MBA金融方面的课程,通常包括股票市场分析、投资组合分析、期货和期权、资产定价、资本预算、固定收益分析、利率模型、金融风险管理等课程。其全部课程均围绕金融学的应用展开,具有实用性很强的特点,最适合那些立志于从事金融工作的年轻人。
从就业的角度来讲,金融和金融工程专业的就业单位可以在各大投资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风险投资公司以及各种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期权交易所、基金、保险公司及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来说,在美国,数据和数据分析的工作相对比较容易找。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金融工程相关专业的学生,相对其他专业来说要好找工作,而普通的金融专业其实并不很容易就业。因为会计是一个比较具有专业性技能的专业,而金融工程和金融分析是说比会计更加专业化的一个学科,而金融学本身的专业性相对要弱过会计学,所以从就业的角度,金融工程或金融分析相关的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第二位是会计,第三位才是金融。
美国大学一般在金融专业设三个相关的学位:Master of Science in Finance(简称MSF),Master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简称MFE)以及MBA下的金融方向。MBA下的金融方向偏管理,美国综合排名前50的大学除了个别大学不设商学院,其他大学在商学院下都会开设MBA专业,而能够单独开设金融硕士或金融工程硕士的学校并不多,而通常MBA需要申请人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美国常春藤院校本科几乎没有金融专业,主要原因是美国教育在本科强调文理教育,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本科阶段应该学会思考,学会做人,具备批量性思维的能力,而金融专业属于应用性专业。 而在硕士阶段,美国是全世界金融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有特别好的学校。著名院校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越来越多的美国金融硕士教育走向了交叉的学科,像康奈尔大学、罗切斯特大W等。衡量一个学校,金融教育是不是好的主要标准,在于它有没有金融工程专业,实际上金融工程专业代表了整个金融教育的整体水平。从金融学硕士的角度来讲,一种是MBA中的金融或者金融工程方向;第二个类别就是金融硕士;第三个是金融工程、金融数学、金融分析的硕士。最后一类主要是金融相关的博士。
美国的金融硕士课程根据录取难度将学校分成三类,像刚才讲的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和金融工程的专业的申请难度是排在第一的。同样录取难度高的还有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范德堡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罗切斯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波士顿学院、凯斯西储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
加拿大的教育体系和美国类似,综合性大学大部分有金融本科专业,和美国相比,加拿大名校的录取要求要比美国低,也不需要提供SAT1、SAT2的成绩。其实学生可以选择在加拿大读本科,然后去美国读金融工程。加拿大的硕士跟本科差别很大。加拿大的金融和金融相关专业相对比较少而且申请难度大。比方说萨省大学的MSF、约克大学的MFE、西安大略大学或滑铁卢大学的MFE等。
英国的本科中基本会计和金融一起学。对于英国来讲,商科领域里面,会计和金融也是最难申请的。如果想去英国读本科,中国高中毕业生基本都要读大学预科的。英国绝大部分金融硕士叫做Master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英国的金融工程也比较发达,如果攻读金融或者金融工程专业,英国也有十分不错的学校选择,例如伦敦大学学院 、曼彻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雷丁大学、埃塞克斯大学。
关键词:金融学科;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学科建设
现代金融学科理论探索之深、内容更新之速、交叉边缘学科发展之快是其他学科难以比拟的,深入研究和比较分析中外金融学科的内涵及其走势,加快我国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当务之急。
一、金融学科的发展演进
1.西方金融学科的发展历程
金融学科的演进是金融业发展变化的产物。金融学科最初研究的重点是货币问题如早期的货币数量论,随着银行业的迅速发展,研究的重点转向信用和银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金融学科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宏观的货币经济学理论体系。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直接融资和新的金融机构迅猛发展,微观金融理论开始出现,马柯维兹、托宾等提出量化的资产选择理论和模型即为发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频繁,浮动汇率制的实行和发展中国家在货币金融领域地位的突显,金融学科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资本市场、金融经济学领域,同时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和表外业务迅速增长,金融风险日益加剧,有关公司财务运营、衍生金融商品定价、风险量度与预测、金融规避与监管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当今,随着信息科学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金融等一系列新课题成为金融学科研究的重点。近年来,研究金融问题的蒙代尔、托宾、基德兰德特等经济学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说明金融学已经进入了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金融学科建设方兴未艾。
2.我国金融学科的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取向确立后,金融业地位日益突出,金融学科的研究空前繁荣。其主要表现:一是金融学科建设的学会发展及其交流活动频繁;二是学科下各层次培养规格的教材、工具书和学科研究专著层出不穷;三是各大专院校纷纷设立金融专业或开设金融课目,金融人才供需两旺。四是国外经济金融教材精选大量出版。
二、中外金融学研究领域的分野及其走向
1.中外金融学研究范畴的区别
国内外对于金融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别。国内说的金融,通常指的是货币银行、国际金融等“宏观金融”。这部分内容在国外也有,但不叫finance,而是属于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领域,相关课程大多设在经济系。国外说的finance,一般指的是公司金融、资产定价等“微观金融”,相关课程通常设在管理(商)学院,而这部分内容,国内的金融专业涉及较少。
2.金融学科的发展趋势
考察金融学的综合内涵,不难看出金融学发展演变的三大趋势:微观金融学、宏观金融学以及由金融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形成的交叉学科。微观金融学主要包括公司金融、投资学以及证券市场微观结构三个子系统。宏观金融则分为两类:一是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体的金融内容;二是微观金融学的自然延伸,如金融市场、金融中介和国际证券投资等。交叉学科主要包括金融和数学、工程学等交叉形成的金融工程学,金融和行为理论结合形成的行为金融学以及金融与法学交叉形成的法学和金融学等。
三、强化我国金融学科建设的对策与措施
第一,确立明确而可操作的金融人才培养目标。当代经济社会和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的金融人才是多层次的、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既需要复合型的通才,又需要单一型的专才:不仅要有领导决策层和经营管理层人才,而且要有业务操作层的人才。人才服务的对象涵盖于宏观的政府金融、中观的企业金融、微观的家庭金融及其相互交织的社会金融经济各个领域。金融学科建设要适应这一多层次的“大金融”需求趋势,确立并实施明确的、可操作的各层次金融人才的培养目标。
第二,构建优化、创新的金融课程体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金融人才的要求,要高度关注课程体系的优化和创新。为此,金融课程体系的构建,要以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管理经济学、财政学、保险学等为金融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培养学生的宏观经济概念、思维和分析能力,为专业课打下坚实基础。以中央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学、金融市场学、国际金融、金融工程、公司金融、风险管理为金融学科专业课程,以培养学生成为从事权益让渡、交易、转换等服务工作的专门人才,使他们能够在相关业务的设计、开发、评估、运作、管理、创新等方面发挥出专业水平。以经济数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操作、软件编程原理等为金融学科中的专业技术课程,培养学生运用各种现代工具(包括模型、分析方法、操作设备等)从事业务活动和金融创新的能力,以适应金融信息化、全球化的需要。此外,从金融历史、金融法规、电子商务、专业外语应用写作等角度设置“模块型”的专业选修课,以拓展专业外延,深化专业内涵,增加学科前瞻性,提高知识综合化程度。
第三,强化本科教学的“宽口径”。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在教学计划中非常重视通识教育,即培养具有广泛文化意识的现代知识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单一的精英型体系向大众型、精英型等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变,本科教育更应强调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因此,在构建大学金融本科教学计划时,应强调“宽口径,厚基础”,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既有对宏观金融的分析、判断能力,又有从事微观金融业务的能力,为未来发展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四,加强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金融人才的培养必须适应金融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随着金融与经济的密切融合,一方面金融运行的效率状况对经济、社会健康成长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金融效率的提高越来越离不开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即金融运行效率越来越取决于微观主体的行为。因此,金融学教学应该顺应这种微观化的金融发展方向,与国外金融学教学接轨,增加微观金融方面的课程,内容包括公司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组织学,具体表现在资本市场、投资理论、家庭理财、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的经营与管理等方面。加强微观类课程建设,有利于学生接近和了解现实,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当然,强调微观类课程建设,并不意味着宏观类课程建设不重要,我们提倡的是宏微观金融课程的平衡发展。
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Discus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 financial function and improv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ouDan GuoWanShan liaon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The paper keywords: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financial functi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bstract: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ws that our country financial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form needs to establish a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its research model and research method can be based 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necessary conversi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roused on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blems are constant attenti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rast that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qualitative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basis of financial resource view, the research basic shaft is financial function unceasing expansion and ascension.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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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金融体系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2-0011-05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一、政策性金融学的提出
政策性金融(Poliey-oriented Finance,POF)与商业性金融是现代金融体系中相互对称、平行、并列和互补的两大基本金融中介。目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已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刻和历史转折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许多基本而重大的问题亟待拨乱反正、整顿梳理。而创建政策性金融学科,重新认识、界定和全面深入地研究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并据此确立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和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重构或再构造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体制,从而按科学发展观实现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已经势在必行。
古今中外,政策性金融的实践活动一直持续和延伸着。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共生共存,不仅是一个自然历史规律,也是一个必然的经济金融规律,有着一般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具有深刻的基本经济学和金融学含义。金融史专家孔祥毅教授认为(2003),一部金融史就是商品经济发展且受市场规律支配的历史,也是政府干预的历史。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适度介入和干预的一种有效手段,在金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十分悠久。据史料记载(宋则行、樊亢,1993),国外最早出现的政策性银行,可能是1462年在意大利帕鲁奇亚市开业的第一家由政府低利向穷人贷款的“公立银行”(monti dipieta)。但真正开始引人注目是在20世纪40-60年代,即二战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被称为政策性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再度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不仅遭受危机的国家政府再次要求政策性银行发挥重要作用,重整本国经济,而且在国际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在发挥作用,援助和拯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与此同时,一些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国家纷纷要求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他们相信,无论是在工业化时期还是在经济转轨时期,政策性金融都与经济发展直接相连。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银行或非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有的国家,如日本、美国、法国、印度、巴西等,甚至设有若干家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办理政府信用业务、也就是办理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泉府”,经营政策性“赊贷”业务。泉府也可以说是我国政策性金融最早的组织形式。此后的一两千年来,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一直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而从未间断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性金融,则是一种不规范的“超政策性银行业务”(白钦先,1999)。1994年,随着三大政策性银行的组建,政策性金融业务逐步从各类金融机构或政府部门中分离分立出来,中国的政策性金融进入了机构专营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3年来,尽管目前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的还不是很充分,但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在贯彻落实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三农”政策、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等方面,为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业绩。然而,近年来,由于一些人和机构出于自己的局部利益需要,刻意或故意曲解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误导了有关决策部门,不仅造成政策层面的混乱,而且导致政策性金融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立法失衡(政策性金融立法严重滞后)、监督失衡(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及绩效评价体系缺失)、区域失衡(欠发达地区政策性金融缺位)、产业失衡(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错位)、机构失衡(在住房、存款保险等领域有待建立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行为缺位和越位并存等,影响了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也使得决策层不得不做出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政策主张。另外,有的政策性银行,做的主要是政策性金融业务,中央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也早已明确其为政策性银行,但在理论上却不明确承认自己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曾康霖,2004)。所以,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学科理论体系,深入系统地研究政策性金融科学理论,以更好地规范和指导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实践活动,则具有迫切的现实针对性。
在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从多种视角进行了一些探索。其中,作为政策性金融学科及理论研究的开创者和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首倡者的白钦先教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白钦先(1999)在诸多相关系列性研究成果中,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政策性金融的内涵、六大特有功能和理论依据,将政策性金融提到基本经济学金融学基础理论的高度,揭示了其深刻的经济学和金融学含义,并明确提出了在金融体系中,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是相互对称、平行和并列的两大金融族类。曾康霖(2004)认为,按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金融制度安排。现阶段我国金融制度需要四类金融,即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互金融和扶贫性金融。郭刚(2002)从财政学与金融学相结合的视角并以准公共产品为重要切入口,探讨了政策性金融若干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谭庆华(2005)基于金融功能观,分析了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机制。国家开发银行提出的开发性金融理论(2004),虽然没有明确而全面地界分开发性金融的概念,但也是对政策性金融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在国外,一般认为政策性金融是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需要而必然产生和发展的(Gary ClydeHuPnauer&Rita M.Rodriguez,2001)。W.G.谢波德(W.G.Shephard,1975)从产业组织论的角度分析了在金融业寡占的情况下,设立政策性银行可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在当今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改革发展的浪潮中,许多知名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仍然一如既往地声称并坚持其政策性金融的本质属性(KDB,2004)。目前,日本政府也要求改组后的新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树立鲜明的政策性金融的旗帜,充分发挥其先导性作用(张舒英,2007)。
国内外对政策性金融概念也有不同的表述,对政策性金融也有多种称谓,如国家金融、政府金融、制度金融、特殊金融、财政投融资等(白钦先,1999)。这种多称谓、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表明,各国对这一领域尚缺乏系统的全面的研究。笔者认为,政策性金融质的规定性,应该是指在一国政府的支持
和鼓励下,以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合理性为目标,以政府政策性扶植的强位弱势产业、强位弱势地区、强位弱势领域、强位弱势群体为金融支持对象,以优惠的存贷款利率或信贷、保险(担保)的优先可得性及有偿性为条件,在专门法律的保障和规范下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这里,所谓的“强位”,是指关乎国计民生而需政策性金融扶植的产业、地区、领域和群体,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战略性的重要地位;所谓“弱势”,是指这些政策性融资对象由于自身的和历史的种种原因,造成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和特别弱势的状态。所以,对强位弱势的产业、地区、领域和群体的金融支持,既符合并执行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外经外贸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也是政策性金融的“政策性”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作为一种制度,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经营主体有多种方式,既可以由专门组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独立经营,也可以通过公开招标,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兼营。国内外的相关实践证明,采取政策性金融机构专营政策性业务,效果会更好(王伟,2006)。
总之,目前学术界对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缺乏整体性、全面性、系统性、深入性的探究,也没有从一个学科发展的理论高度,系统地构筑政策性金融理论体系和学科架构。理论要联系实际,但理论更要超前于实践,未雨绸缪,以体现理论对实践的引导性、指导性作用,避免在改革发展中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及亡羊补牢等方法论上的失误。因此,在我国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金融理论体系,促进政策性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
根据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白钦先,1998),作为政策性金融学研究对象的政策性金融资源,包含着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和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从基础性核心政策性金融资源来看,政策性金融学研究政策性货币资本或资金量的高效筹集、融通和合理分配、利用。融资的高效性,体现于资金来源的充足性、优惠性、可得性和稳定性,这是政策性金融机构赖以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微观层次或基础层次上政策性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集中体现于对需要政府政策性扶植的强位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弱势领域和弱势群体,按照信用原则和特殊的金融规则提供贷款、保险、担保和投融资服务。
第二,从实体性中间政策性金融资源来看,政策性金融学研究政策性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两大类,大体上与戈德史密斯(1969)所称的金融结构相一致。作为政策性金融制度形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宏观主体,实现的是资源配置的宏观社会合理性目标。所谓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指由一国政府或政府机构发起、出资创立、参股、保证或扶植的,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但并非不盈利),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按照特殊的金融规则(如非主动竞争性盈利规则等)运作,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特定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在法律限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某种特殊政策性投融资活动,从而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稳定、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管理工具的金融中介机构。
发挥政策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要求实体性中间政策性金融资源保持一个合理的结构。这体现于对商业性金融资源没有或很少涉足配置的落后地区和领域,应及时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机构。李扬(2006)在“政策性银行改革与转型国际研讨会”上指出,目前中国最该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地方却没有政策性金融机构,比如住房领域,就应当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时,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要在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突出特色,引领金融创新的浪潮。在这方面,如出自法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混合贷款”和“网上信用评级”业务,就是在商业性金融领域绝无仅有的金融创新。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也是国内率先引进现金流量表的,体现出政策性金融应该具有的超前诱导性特有功能。
第三,整体功能性高层政策性金融资源,是政策性货币资金运动与金融体系、政策性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如果说上述两个层面的政策性金融资源是政策性金融资源的“硬件”,那么政策性金融整体则为政策性金融资源的“软件”。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优化和健全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方面。政策性金融主要是针对商业性金融功能作用的不足和缺陷而发挥自身特有的功能,特别是对商业性金融的首倡诱导与虹吸扩张。通过功能互补来提高金融的总体功能效应,强化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的效能。当前,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独立的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因为良好的金融法律生态环境是维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二者协调有序运作的基石和可靠保障。
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对象与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有着密切的关系。政策性金融学的对象制约着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实现着政策性金融学对象的要求。政策性金融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政策性金融这一宏观现象的产生、发展及运动的规律。具体地说,政策性金融学任务的内容主要包括:(1)揭示政策性金融质的规定性,划清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界限,阐明政策性金融与其相近学科的关系。(2)揭示政策性金融的产牛、确立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理论根基,阐明政策性金融活动的基本原理,明确政策性金融活动的基本规则。(3)阐明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规律和内在矛盾,为正确处理政策性金融业内部关系提供理论指导。(4)阐明政策性金融与政府及国民经济中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政策性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5)揭示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在其业务经营中的体现,为制定和调整金融产业政策,促进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三、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内容:POF-SFE框架
下面,借鉴金融效率研究的SFE方法(沈军,2006;白钦先等,2007),把政策性金融学的研究内容整合在政策性金融结构(Policy-oriented FinanceStructure)、政策性金融功能(Policy-oriented FinanceFunction)与政策性金融效率(Policy-oriented Fi,nance Efficiency)(简称POF-SFE框架)的系统视角内进行一般分析。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是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基轴
政策性金融功能是联结政策性金融与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节点,也是联结政策性金融结构与政策性金融效率的桥梁。任何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都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帮助不同的地区
或国家在不同的时间配置和使用经济资源。金融机构的形式、监管机构的形式都应该基于功能观点进行重新整合。(D.B.Crane,R.Merton,Z.Bodie,etc.,1995)基于功能观视角分析金融中介,不仅是金融分析范式的重大转换,也是研究政策性金融的理论根基。金融功能不仅包括一般金融功能和商业性金融功能,而且也包括政策性金融的特有功能。不同类别的金融功能既相互对立、又有机统一于金融总体功能之中而相得益彰,而金融总体功能的优化和健全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否则,对金融功能的研究将会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对金融理论的认识也将是片面的,对金融实践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我们应该首先从理论上重视对政策性金融特有功能或个的研究。只有首先深入系统地研究政策性金融的基本功能、核心功能和衍生功能,也才能更好地认识政策性金融,从而进一步探究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机制和政策路径。当然,与功能有正相关与负相关一样,政策性金融功能也有正功能(显功能)与负功能(隐功能、反功能)之分。其正功能体现在适度的、优化的政策性金融结构,从而可以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负功能则会延滞金融发展,进而延滞经济发展。
(二)政策性金融结构是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主体
政策性金融结构是政策性金融体系功能的主要体现,不同国家和地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区别也主要是表现在其政策性金融结构之间的差异方面。政策性金融结构作为衡量各国和一国不同地区政策性金融发展最直观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然也就成为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主体。自从美国著名的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金融结构”这一概念以来,国内外经济金融学者对金融结构理论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分析,也提出了不同的金融结构观。在此基础上,本文所指的政策性金融结构,是政策性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政策性金融相关要素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层次性。例如,国内政策性金融与国际政策性金融、地方政策性金融与国家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政策性银行金融与非政策性银行金融、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性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政策性金融资产与政策性金融负债、政策性金融负债中政府融资与市场融资、政策性金融与经济发展、政策性金融功能与金融发展、政策性金融理论发展与政策性金融发展……都是政策性金融的相关要素。它们之间可以有太多的排列与组合,都可以形成一种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许多可计量的政策性金融要素,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量的比例或比率(如政策性金融相关率PFIR等),从而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结构。
(三)政策性金融效率是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归宿
金融效率是一个全球性论题,也是金融基础理论中亟待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政策性金融效率问题也应该成为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然政策性金融是一种资源、一种稀缺而特殊的国家战略资源或政府资源,那么政策性金融效率即为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政策性金融效率是政策性金融正功能的直观体现,能够比较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的有机统一。因为,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是强位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弱势领域和弱势群体,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合理性要求。这也可以说是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率。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活动严格遵循信用的有偿性原则和特殊的金融规则,体现了一种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效率性目标。这也可以说是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微观效率。所以,政策性金融效率包含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效率。同时,政策性金融效率也是政策性金融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有机统一。这种质性发展实际上是指在“六大协调均衡”基础上的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白钦先、王伟,2004),而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量性增长则体现了以虹吸诱导为导向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协调发展的量的比例关系。
四、政策性金融学的学科体系结构
政策性金融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创建。这里,从基础理论、机构运作和国际借鉴三个层面来进行构建。如图所示。
第一部分为基础理论篇,分别论述政策性金融质的规定性,政策性金融外延与政策性保险,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区别与联系,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的理论辨析,政策性金融机构含义及特征;政策性金融历史演进探源,制度变迁理论与政策性金融演进的自然历史规律,国内外政策性金融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政策性金融制度的永恒性与现实性;政策性金融的理论根基,包括市场失灵理论、资源配置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及政策性金融的基本经济学和金融学含义;金融功能观与金融范式理论,基于市场原则的政策性金融功能观,政策性金融的主导性核心功能,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机制;产权理论与政策性金融治理模式,政策性金融立法特征及内容,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与权力结构,中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实证分析,中国政策性金融治理结构的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外部关系,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关系、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与其客户的关系,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四川是西部大省,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84.61亿元的增长到2010年的16898.6亿元,增长了约91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金融也在快速发展,金融体系逐渐完善,金融工具日渐丰富。在中央启动第二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设立成渝经济区的战略规划后,四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挥金融的作用,推动四川经济进一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国学术界从上世纪90年代起,逐渐开始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全国范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鉴于我国处于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格局,针对单一省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将针对四川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展开研究,以期能为促进四川经济增长及金融发展提出适当的政策措施建议。
二、现有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格利和箫、戈德史密斯等的金融发展理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论,赫尔曼和斯蒂格利茨等的金融约束理论等;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实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潮,代表人物是King和Lvine(1993)、Singh(1997)以及Rousseau和Wachtel(1998)等;这些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出现,既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又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借鉴。
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之父戈德史密斯运用统计数据,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作了横向的国际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其主要结论为:从长期看,各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大多存在着平行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某些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也许会给经济带来消极影响,所以,从理论上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难以确定的。麦金农和肖(1973)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金融压抑与金融深化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纳入研究体系之中,他们认为金融深化既可促进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卢卡斯(1988)认为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夸大了。King和Lvine(1993)在戈德斯密斯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更多的数据和指标进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结论表明,金融发展决定经济增长,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开始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谈儒勇(1999)选取了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季度资料,分别对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中介发展与股票市场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其结论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我国股票市场和金融中介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
王志强、孙刚(2003)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角度分别选取了指标来衡量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并加入了三个控制变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和物价水平,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其检验结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结构比率和储蓄与贷款之比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以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结构比率和储蓄与贷款之比衡量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同时,经济增长又推动了金融的全面发展。
王志虎(2010)年利用1991—2009年间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单向引起经济增长,且金融发展显著地正向影响经济增长率,但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显著为负,总体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效率过低,不利于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冉光和、李敬、熊德平和温涛(2006)选择各省国有银行贷款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衡量经济增长,引入各省资本形成总额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各省通货膨胀率指标作为控制标量,实证研究西部和东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得出如下结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水平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水平既有双向长期因果关系,也有双向短期因果关系。
赵新伟(2010)用选择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FAE(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作为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指标、FMD(乡镇企业、私营部门和个体经营户所得信贷之和与总信贷之比)作为衡量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指标,选取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对陕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相关比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效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二者并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金融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中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后两者。
关键词 财经专业 综合模拟实践 操作技能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培养的学生既要具备相当的基础理论,又要注重专业实践应用和综合操作技能,所以在有限的课时中怎样设计课程体系和实践课程安排显得异常重要,下面以哈尔滨金融学院为例进行说明。
1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技能要求
哈尔滨金融学院具有两大鲜明特点:一是深厚的金融行业背景,二是毕业生实践操作能力强。正是这两个特点,让我院毕业生在金融行业成为一个品牌。在教学中注重学生办公技能、财经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齐头并进的培养方式。
1.1 办公技能
(1)办公软件应用技能。办公软件应用技能中,最常用的是文字处理及编辑、数据图表统计分析、 演示文稿制作等内容。(2)应用文写作技能。应用文又叫实用文,是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为人们处理公私事务时常用的一种文体,是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工具。包括介绍信、证明信、邀请函、启示、声明、公示、公告、海报、通知、请示、报告、会议记录、总结、简报、合同、章程和制度等。
1.2 财经基本技能
(1)财经数字书写。数字书写是计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经济工作者,特别是财会,计统和企管工作人员的一项基本技能,因此,数字书写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工作效率的准确度。(2)数据与文字录入技术。数据与文字录入技术是现代工作岗位人员的必备技能。经过科学、专业的训练,能达到快速、准确地录入各种文字和数据,并能够按照要求进行处理。(3)点钞技术。点钞技术是财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点钞速度的快慢、点钞水平的高低、点钞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资金周转和货币流通速度,学好点钞技术是搞好出纳工作的基础,也是出纳人员的基本业务素质之一。(4)珠算技术。珠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瑰宝,珠算技术是财会、金融专业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技巧,是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增强适应市场变化和职业变化的能力。(5)货币知识与识别技术。货币知识与识别技术是财经院校金融、财会专业的一门主要的专业技能课程。(6)外汇知识与外币识假技术。外汇知识与外币识假技术是银行工作人员和贸易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必备的工作技能,也是财经专业学生必须训练成熟的一项技术。
1.3 专业技能
(1)会计学应用技能。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学生通过课堂教学掌握较完整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核算方法,通过手工实验和会计电算化的实践训练具备实际动手能力、实务操作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等,使毕业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适应工作岗位。(2)金融投资技能。金融投资是从事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工具买卖的,要求从业者既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又要具备扎实的实践操作技能。并要能够根据金融市场的实时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3)理财规划技能。理财规划是金融从业者必备的一项技能。既要充分了解不同的金融产品的收益风险特征,又要了解客户自身的大量信息,只有选择与客户风险收益特征相匹配的金融产品才能做好理财规划。
2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综合模拟实践教学体系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检验,哈尔滨金融学院各专业在开设课程时主要有通识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骨干课和专业选修课四大类:
2.1 通识教育课程
在通识教育课中安排了常规的思政、英语、数学和体育等课程外,重点设计了计算机应用基础和应用(下转第194页)(上接第162页)文写作课程。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总课时是142课时,其中实验课66课时,能够保证学生熟练掌握计算机的系统操作和和办公软件。另外应用文写作安排54学时,基本能够保证学生掌握日常办公应用文的写作。通过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和应用文写作的训练可以保证学生具备办公技能。
2.2 专业基础课
在专业基础课中安排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统计学和经济法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安排可以保证学生掌握金融、会计等财经专业的基础知识,为后面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2.3 专业骨干课
在财经专业中,我们重点介绍会计学专业和金融学专业,在专业骨干课上两个专业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金融专业的骨干课程包括金融市场学、商业银行学、财务管理学、投资学、保险学、固定收益证券、国际金融和金融工程等课程。会计学专业骨干课包括商业银行学、财务管理学、财务会计、投资学、审计学、银行会计、会计电算化和管理学等课程。在每门课程中设置三分之一的课时作为实验课课时,能保证学生在实验中将相关专业技能训练好。
2.4 专业选修课
哈尔滨金融学院财经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主要考虑不同专业的不同发展方向和学生的具体研究方向来设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已达到保证学生丰富自己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目的。通过专业骨干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的设置,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3 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综合模拟实践教学注意事项
为保证教学质量,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才能保证财经专业综合模拟实践教学的成功。
(1)要具备专业技能的教师。要保证综合模拟实践训练的成果,必须保证采取这种训练方式的高校具备足够有实践工作经验的教师。哈尔滨金融学院要求专业课老师都要具备双师证,并且要求专业课教师到企业实习和挂职锻炼,在实践期间保证教师要有具体的工作岗位,从事具体岗位的工作。另外我校还从企业聘请了实习指导老师,并且我校部分教师有企业工作经历,从而可以保证综合模拟实践教学的要求。(2)实验课要保证训练效果。要保证训练效果,还要有配套措施,例如作为综合模拟实践训练的需要新的考核体系。一般来说,专业实验课程要有专门的考核办法,我院就制定了《专业实验课考核管理暂行办法》,通过考核办法可以保证实践训练效果。(3)注意课程课设先后次序。一般来说,一门专业课程是下一门专业课程的基础,所以专业课程要有先后次序。只有将专业课的先后次序安排好,才能使财经专业综合模拟实践训练循序渐进地进行,才能使综合模拟实践教学的效果更好,提高学生的专业操作能力。
总体来说,通过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综合模拟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再加上设计合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配合好的实验课室、实习基地和配套措施,就可以保证学生的综合素质整体提高。
基金项目:应用型本科院校财经专业综合模拟教学研究与实践;项目来源:黑龙江省教育厅;编号:JGZ 201201106
参考文献
[1] 甘鸿鸣.《金融营销学》教学实践及改进思路.商业经济,2012(5).
[2] 宋晓玲.高校模拟银行实验课程建设探析.经济研究导刊,2011(14).
[3] 钟云燕.金融模拟实验课程的建设与实践.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6).
[摘 要] 保险风险证券化是金融和保险在风险管理领域融合的根本课题。从风险管理供给看,它是保险公司方法和金融市场方法融合进而扩展彼此功能的结果;从风险管理需求看,其根源是公司风险管理变化,直接原因是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要求。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技术条件是金融数学和保险数学融合,未来取向在于风险标的的扩大,其对保险公司的影响将是深刻的。我国试行保险风险证券化,应该整合保险公司的金融功能,改革保险教育和研究,完善偿付能力监管。
一、保险风险证券化的理论基础
传统上,保险属于广义的金融学范畴,但是高度独立,单独推进的,至于两者的联系一直为人所忽视。20世纪90年生的金融和保险多尺度、全方位的融合已经改变了这一状况,现代金融学对保险理论和实用研究的影响日益增强,保险研究也越来越遵循一个一般金融研究范式。保险风险证券化(Insurance risk securitization)始于美国1988年寿险和年金组合证券化,指通过证券的创造和发行将承保风险转移到金融市场上,这等于为风险创造了其他承担者,从而触及到保险公司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风险管理核心功能。所以,保险风险证券化是金融和保险在风险管理领域融合的根本课题,可以运用金融学的基本方法和工具对之作深入探讨。
(一)保险风险证券化的金融基本功能解释
风险管理是一个超出保险领域的概念,其基本原则是让合适的人承担合适的风险,如何分散风险,以及是否存在适合承担风险的实体是其中关键问题。潜在逻辑是非常简单而强制性的,即风险趋于发现其最经济的价格和最有效的持有人。根据默顿(Merton)等1993年提出的金融中介学说的功能观点,金融体系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组成,任何经济社会的金融体系的功能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在时空上便利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拓展,具体有六项基本功能:支付结算;聚集和分散资源;在时空上转移经济资源;风险管理;提供信息;解决激励问题。金融基本功能长期保持不变,彼此并不是独立的,功能比其制度结构更稳定、更重要。这样,就风险管理功能,存在两种提供方法:金融中介方法和金融市场方法。保险公司是传统上进行风险管理的金融中介,侧重于纯粹(或物理)风险,具有在代际(跨期)间熨平风险的优势;金融市场也提供很多风险转移合约,比如期货、远期、期权和互换,且非常透明化和标准化,一直扮演管理金融(或财务)风险的角色,能有效分担横向风险。以往这两种风险类型不同的风险管理及供给风险产品的行业或市场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术语、概念和方法分隔的,前者是一种保险精算和物理的世界,后者属于财务和金融领域,公司、个人或其他决策单位究竟选择保险方法还是市场方法取决于其特定的需求。
希勒(2003)指出,风险管理将是金融市场最有发展前景的功能。过去金融过分强调金融市场的资金动员以及资金配置功能,现在可以把金融更扩展一些,通过更好的金融安排,把许多保险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过剩风险,进一步消化掉。他提出了金融风险管理的六个新想法:个人生计保险、宏观市场保险、收入相关贷款保险、收入不平等保险、跨代社会保障和国家风险保险。同理,过去保险过分强调纯粹风险管理,现在也可以把保险功能更扩展一些,它可以应用到社会更多的方面,来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规避掉一些大的风险,让我们的生活更稳定。基于此,实现保险和金融市场彼此功能扩展的有效途径可以是融合两种风险管理方法。保险风险证券化就是这种融合的表现,保险公司的风险转移效益、可保风险范围和承保能力都得以改善,金融市场也间接为纯粹风险提供保障,重大风险累积在保险公司和金融市场间实现了优化配置。
(二)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根源和直接原因
金融机构是客户导向的,公司不通过金融中介也可以进行风险管理,只是参与成本较高,任何金融创新根本上都是客户需求驱动的。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公司面临风险复杂性增加,竞争日趋激烈以及股东对回报的持续关注,风险管理不仅被定位于保护公司免受非预期实物损失,还要管理影响日增的金融风险,同时承担资本有效配置以及优化风险回报的责任,能够真正为公司增值,导致了传统风险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框架转型,这为国外学者称誉为“公司风险管理革命”。集中反映在两个层次的融合上。一是风险管理作为一种组织流程的融合,包括整合纯粹风险和金融风险管理;通过VaR等风险度量共同标准来考察公司风险全貌;在组织内跨系统、过程和人员整合风险管理流程;寻求更多整合风险管理产品和解决方案。二是风险管理与资本管理的融合。即风险管理和最优资本结构决策同时协调考虑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这一融合已经实质性地改变公司风险管理的功能,成为很大程度上驱动上述整合的真正基础性融合。处于融合浪潮中心的是非传统风险转移(ART)市场,ART指由保险或再保险公司提供的、宽泛的和成长的“合约、结构和解决方案”集合,它使得公司能以非传统方式转移风险或为之融资,而保险风险证券化只是一种ART产品。
金融机构实物资产较少,所面临的纯粹风险可以忽略,主要风险是金融风险。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金融中介,包括典型金融风险(市场、信用和操作风险)和保险风险,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属于广义金融风险管理范畴。在金融服务业,一种实体的过剩风险可以是另一种实体的分散化风险,这构成了风险转移的坚实基础,且使得这种机制不断发挥作用而进化。重大保险风险累积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影响极大,但与金融市场风险不相关或很小,可以通过证券化方式实现分散化。进一步讲,上述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对保险公司仍然适用。面对巨大的行业灾难,监管者、评级机构和股东日益增加的压力,以及最重要基础业务考虑,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始接受企业风险管理 (ERM)理念。为了对其全面风险管理提供紧密的支持,保险公司也需要更灵活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这必然要求不断补充和改进ART形式。巨灾风险由于其低发生频率和高损失幅度成为保险公司整体风险状况的关键组成,应该采取高度个性化的证券化形式实现更广泛分散。
综上,保险风险证券化作为一项风险管理创新,始于保险公司分散自身过剩风险的要求,由于客户风险管理需求变化的长期战略考虑又使之变得不可或缺。所以,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要求是证券化的直接原因,根源在于公司风险管理变化。
二、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技术条件
金融市场用于保障传统保险风险的主要困难在于供给方的合约化,也就是产品设计问题。从金融角度看,
保险风险衍生工具是标准金融合约应用到新的标的市场所导致的新风险管理产品,有交易所标准合约,也有场外市场合约;风险证券可以视为一份标准债务或权益和一份金融衍生证券组合的混杂证券。与之类似的结构模式在金融市场上早已存在,所以产品构造难度不大,难点在于定价。保险风险证券化定价一般可以采用统计建模、金融工程和精算模拟方法,但现有新产品定价都是金融工程方法。因而,保险风险证券化依赖于金融数学和保险数学融合这一技术条件。20世纪90年代之前保险数学和金融数学几乎是平行发展的,基于金融风险的金融合约和基于保险风险的保险合约单独被引入到市场上,相应合约的估价方法和潜在风险过程的随机模型已经分别在金融数学和保险数学中独立开发出来,金融数学的巨大进步基本上没有对保险数学产生影响。70年代和80年代不断增加的巨灾索赔迫切需要新数学和统计方法;90年代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也强烈需要新投资机会。这促使了金融数学的模型和工具大规模地转嫁到保险数学中来,特别是金融资产定价方法在保险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传统金融与保险定价方法有很大不同。金融定价是完全市场假设下的和基于套期保值观点的无套利定价,导致了一种唯一的鞅测度。但是,保险市场一般是不完全性的,如果根本上存在鞅测度,那么就会有无穷多。这意味着鞅测度的唯一性只有通过施加一定的、能够导致风险最小化测度的最优条件获得。保险定价则避免了价格不存在或无穷多的问题,其价格基础是实际概率测度,采用诸如大数法则和依靠一种附加系数来防止随机波动。但对于复杂的巨灾保险或者与金融市场连结产品,这种方法引起了一些问题。考虑到市场在决定保险产品价格中的作用,按照金融定价,保单价格应该反映风险和收益间的均衡关系,或者最低程度地避免创造套利的机会;而传统精算费率原则模型采取一种供给方视角,包含了价格主要是由保险公司确定的假设。通过比较两种方法计算同一风险过程的费率,很容易得出,在一个充分流动的保险市场,精算费率原则可以用一种标准无套利定价结构重新解释。随着保险风险可以通过保险和金融合约同时交易的市场出现,这些合约共存导致一种新的价格选择标准,供给方法正逐渐地为金融方法所取代,这反映了金融专家和精算师共同努力的结果。
目前已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和期权模型,开发出许多保险金融定价模型,这方面的最新研究都集中于巨灾风险证券化定价。1992年考克斯(Cox)等运用 BS方程作为巨灾期货和期权的定价模型至今,学界和业界已经贡献了许多模型。但是多数都是采用假设保险市场是完全市场的无套利方法开发的,现实意义不大。不完全性也是保险风险证券化区别其他证券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应该改用均衡定价方法;同时由于证券化产品与现有保险合约的风险标的相同,所以其金融价格必须与精算费率一致,以排除套利的可能性。目前基于均衡理论、效用理论和Esscher变换的适用于完全市场和不完全市场的精算一致金融定价方法运用很广。最后,为了达到解决理论障碍,精确定价从而支持巨灾保险风险在资本市场交易的目的,当前保险风险证券化定价研究主要在两方面推进:一是继续改进风险过程模型来模拟巨灾损失或索赔;二是在产品定价中权衡基差风险、信用风险、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外汇风险。未来开发更实用的不完全市场的保险金融定价模型还需要补充研究,考虑了市场中摩擦性的金融定价理论方面的研究推进会对之增加更多见解;同时非均衡定价范式的新金融学发展也将对进一步完善保险风险证券化定价模型产生积极影响。
三、保险风险证券化的发展前景
(一)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未来取向
相对于数以万亿计的保险资产,现在保险风险证券化水平还较低、规模尚小,且市场发展很不平衡。产品方面,芝加哥交易所(CBOT)推出的保险期货和期权分别在1995年和2000年停止交易,但是巨灾债券自1997年以来持续发展,市场余额从7.83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3.36亿美元,成为风险证券化最有发展潜力的产品。标的风险方面,最初证券化用于巨灾保险市场,且迄今为止大部分都与巨灾风险有关,但是证券化保险风险的内容正在扩大。
理论上,保险风险证券化并不仅限于自然巨灾,只是关于保险和再保险风险、资本充足率和风险融资的讨论通常集中于保险业巨灾相关负债的重大累积,巨灾风险承保能力的严重不足促使了这一领域的率先起步。从银行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证券化潜力往往后者比前者更大,正如非保险证券化已经集中于住房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等量多业务,未来保险风险证券化的焦点将不是变异巨大的巨灾风险,而是其他更为传统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健康和意外保险、农作物保险与寿险(含年金)。健康和意外保险由于数学基础与财产保险有很大相似性,所以也可实行证券化。巨灾风险的特点与那些造成大面积农作物损失的自然灾害十分相似,因而证券化也适用于农业保险。最后,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寿险风险证券化,寿险的期限相对较长,损失分布规律(生命表)也比较稳定;财险多为短期业务,标的损失情况也花样繁多,损失分布规律比较复杂难以建模和定价。所以寿险风险证券化潜力很大。
(二)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潜在影响
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功能的扩展和风险衍生工具推出后,“未来保险公司会不会消失”、“抛弃保险”等类似观点流行颇广,这也就是证券化导致保险业所谓的“脱媒”问题。根据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尺度中不会消失,而是与金融市场共存,金融产品在中介和市场之间不断交替发展,成为“金融创新螺旋”的一部分,推动整个金融体系朝着一个具有充分效率的理想目标演进。据此,传统保险和再保险与证券化产品是竟合关系,公司风险直接证券化将不多见,仍然依托保险公司中介实现风险证券化。当前巨灾保险衍生工具尚未成熟,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取代传统保险产品;即使巨灾债券颇为盛行,但再保险仍然是最主要的风险分散机制,证券化的作用很小,且交易大多是再保险性质,作为传统再保险的另类途径或补充。当然,原则上并没有任何因素限制非金融公司及其自保公司将其风险直接证券化,但在迄今公布的交易中,只有两起是由非保险公司发行的。所以,保险公司不会消失,但存在形式一定会发生变化。根据银行业经验,保险公司完全可以通过产品和组织创新参与到证券化过程中,现在属于ART的保险风险证券化未来将变成“传统”保险形式。
四、保险风险证券化对于我国保险业的启示
保险风险证券化由于具有巨大潜力和社会经济正外部性特征,不光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出现了许多新兴市场案例。就巨灾风险方面,土耳其实施了地震保险证券化计划;我国台湾地区在2003年8月发行了1亿美元的地震巨灾债券;拉美一些国家将证券化经验推广到农业保险中。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也应该以此为先导,逐步试行和推广证券化方式来分散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重大风险。但是,保险风险证券化是一国保险业以及金融业整体发达水平的体现,不应脱离我国的现实条件,而要做好以下基础性工作:
(一)整合保险公司的金融功能
从金融基本功能之一的风险管理角度来审视保险业在现代风险管理中的结构变化和功能定位,有助于保险功能内涵的深化,有助于保险公司正确地履行其职能。ART形式表现为保险业对曾经几乎是商业银行和投行独占的公司融资和资本构成过程领域的一种“入侵”。对此,国外大型保险和再保险集团,为了加强在ART市场上的地位,纷纷自建或并购设立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等子公司,在新的机构框架下为公司客户提供 综合化、覆盖整个生命周期的融资或转移风险产品和解决方案。因此,我国保险公司也应该通过结构重组,发展成为功能型金融集团,参与企业金融服务一体化进程,处理好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的平衡。
(二)改革保险教育和研究
风险可以被公共部门、保险公司以及通过金融市场而得以分担,巨灾保险市场不存在说明了现有保险理论和实践间存在的重大分歧。许多应该被保险的重要风险没有保险。而且,未来必定会遇到其他重大的新风险,也必须发展新的机制使之分散化。传统保险理论不能保证合适的实体为合适的被保险人提供合适的保障合约。所以,保险理论必须能够精确描述以发现社会需求和解决实际问题。保险学教科书必须加入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实质性地扩充概率统计知识;保险研究人员必须经常在一些新方向上探索。保险实践应该被调整到怎样满足风险被有效分散的现实期望。这样通过逐步调整最终实现保险理论和实践的协调。
(三)完善偿付能力监管
严格的监管资本约束是保险风险证券化客观条件之一。近年来,英国金监局(FSA)正在将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置于单一的、基于巴塞尔2号协议(BaselⅡ)的风险敏感制度下;欧盟也借鉴了Basel II,采用了“三支柱”监管方法(最少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制定了SolvencyⅡ保险监管计划;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1AlS)为了早日建立像银行业那样国际范围内广为接受的监管协议,已制定并公布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评估全球性框架》草案。对此,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应该借鉴上述推荐协议,逐步建立和完善偿付能力评价体系,并在监管资本要求中反映证券化的风险减少利益。这样既促进风险证券化创新,又为创新营造宽松的监管环境。
【内容摘要】随着金融业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社会对我国金融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培养规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人才培养方案是专业教学的指导性文件,是保证学院培养人才质量的前提。为培养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专业人才,本文拟结合无锡太湖学院教学宗旨,围绕无锡太湖学院金融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方案、课程体系创新、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等方面,对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金融业;金融人才;人才培养
一、背景分析
(一)金融学科的发展。起初货币是金融学科研究的核心,由于银行业的迅猛发展,与之相关的信用及银行成为新的研究重心。而当前伴随互联网金融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壮大完善,风险度量、风险规避、衍生品金融产品定价、金融监管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1.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呈现新的特点。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教育的发展阶段,加强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与研究是历史所趋。其中,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便是为了适应该需求而产生出来的教育类型,这与大多数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一致的。应用型人才在能力培养别突出对基本知识的熟练掌握和灵活应用,擅长解决实际问题,是把成熟的技术和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的技能型人才。
2.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作为金融学科下的应用型人才,应当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良好的素质、敏捷的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能快速融入金融工作环境当中,成为拥有金融业务和企业一线管理工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二)人才培养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不足。
1.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滞后。人才培养目标是高等学校教育的工作方针。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是建设应用型大学的必需之举。课程设置是否符合行业发展与之紧密相联。分析发现,部分高校金融学科下的人才培养目标存在滞后,传统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与金融业的高速发展相背离,不能紧跟发展走向造成学生就业形势恶化,学生对金融业的认知和匹配度逐渐弱化。
2.僵化的教学质量评估机制使得教学内容脱节。传统的教学质量评估体制一般都沿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材”、“教学日志”四项一致的评估方法,由于课程设置的需要,大纲、计划和日志都是提前确定的,但是行业发展千变万化,尤其是金融行业日新月异,不能及时结合当前热点作出更新,造成教学内容脱节,加上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进一步束缚了教师不断创新进取的热情和积极性,落后的教学模式和过时的教学内容达不到课堂教学预期效果。
3.金融学科人才培养供需失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缺失。为了适应社会对金融人才的需要,如今越来越多的民办高校都开设了金融专业。可是伴随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与金融衍生品相关的新兴行业不断崛起,金融专业的人才仍然无法满足其需求,尤其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方面更是存在一大漏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落后所致。即使未来人才培养供需达到均衡,不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仍会造成学生由于达不到金融机构招聘要求而就业困难。
4.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滞后。部分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讲求方法,照本宣科,按照教材的编排平铺,生硬死板,纯理论讲解,甚至大段念诵教材,不能调动学生听课积极性,学习热情低下,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即使在具备多媒体或实验室的良好硬件设施条件下,仍然无法物尽其用。
二、创新人才培养方案,适应金融业发展
(一)完善人才培养目标,实行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培养目标统领全局,对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质量评估的制定具有指导作用。在知识经济和就业环境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成为时代潮流,满足对金融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及时更新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唯一出路。
(二)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计。学生获得知识最主要的渠道是课堂教学,而课程和教学内容设计是否合理,恰恰关系到学生知识的储备和未来的就业,正是由于其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如今成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点和难点。由金融工作性质和特征影响,金融性人才一般需要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健康的体魄,爱岗敬业精神,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以及创新进取的精神。因此,课程体系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各门课程的学时和学分比重,重点突出金融专业必修课的地位,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充分利用实验实训课程,强化学生的模拟操作分析能力。课程设置要有针对性和应用性,紧跟社会所需,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完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提升培养人才的教育质量。
(三)教学方法改革。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几乎不言而喻。传统模式下的“一言堂”、“满堂灌”、“填鸭式”教学已经成为过去式。尤其是科技进步提供了现代化、信息化、立体化和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改革,既能针对全班学生情况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又能区别学生个性给予特殊指导,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个体优势与潜力。为了实现这样的要求,就要在教学方法上废止“注入式”,实施“启发式”。一是问题导入法:教师提出问题和相关背景材料引导学生思考,由学生得出结论,教师再加以总结并给出准确表述的答案。二是重点讲解法:教师只详细讲解重要的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从各方面阐述其内容与意义,引导学生独立推演和理解其他次要问题。三是发现式教学:教师提出一些情景、现象和问题,然后由学生逐一追索并得出结论,使学生感觉是自己发现了真理,学习兴趣和信心大增。如何适当启发学生思维,参与教学过程,变被动为主动,决定于课程的性质与内容、学生的接受能力与程度、课堂的规模和教师的讲授艺术,是非常灵活、多样的,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此外,教学方法改革还涉及多种教学方式的运用和革新。包括课堂讲授与讨论、习题、实验、实习和课题研究等教学方式相结合,穿行;个体学习与集体研讨相结合等。
(四)强化实践教学环节。金融专业同其他专业一样,需要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社会性、创新性和综合性。教学环节是体现应用型人才教育的关键,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关键还是在于实践教学是否完善合理。应用型人才培养决定了民办高校需要突出学生就业服务对象、突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培养企业欢迎的一线管理人才。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前提是将其目标与理论教学培养目标有机结合起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进而建立校内教学实践基地群平台和校企联合校外实践平台。校内平台包括实验室、计算机室、校内实践基地等。校外包括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的实习实践集教学实习基地。针对基础课程设置的实验主要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基本技能。如购买模拟操作软件系统,让学生通过虚拟参与股票、基金、外汇、期货等实验,锻炼学生的金融专业技能。同时突出校企合作基地的建设,让学生亲身参与其中,通过自身探索与思考进一步提升各方面能力。学校也可以聘请校外实践经验丰富的管理和业务人员作为学院的校外指导教师。
(五)优化师资队伍。高水平师资队伍是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保证之一。师资队伍结构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师资队伍建设,影响到专任教师队伍的水平和学校的办学质量。民办高校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金融专业师资不足,“双师型”教师数量偏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一方面,民办高校可通过社会招聘或校企合作,引进专任、兼职教师,加强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及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以优化金融师资队伍结构。另一方面,加强对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通过教师参加企业实践锻炼、课程进修、鼓励学术交流或培训等途径,更新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升教学、实践和科研能力。
三、结语
金融学科日新月异,这是其他学科难以比拟的,尤其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外金融学科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加快我国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当务之急。同时,社会对金融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不断提高,复合型人才是历史所趋。民办高校必须加强教学方案改革与创新,培养优秀的应用型金融人才,从而为社会输送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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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策性金融 综合开发性金融 市场化
一、引言
中国政策性金融市场化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金融问题。国内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从实务角度的分析如石汝杰(1998)认为,农业政策性银行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筹资体系;马尽悦(2001)分析了粮食市场化对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影响与对策;余浩宇(2003)分析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影响;黎兆蕻、许革伟(2012)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农业发展银行的影响。从理论角度的分析如史美琪、郭小夏(2004)对我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行为的表现形式、产生机理、国际经验与合理评价;李静(2004)设计了农发行市场化运作程度的指标体系;程建伟(2006)从准公共产品和混业经营的角度进行分析了政策性银行的市场化运作。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但忽视了中国开发性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存在,没有将开发性金融纳入到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体系中来,这种彼此分割的研究方式影响了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
目前,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实践出现了综合性开发性的金融特征,中国开发性金融理论已经形成,这些为人们重新理解相关问题提供了条件。本文尝试从综合性开发性金融视角对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进行研究,分析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经济学内涵、金融学内涵、财政学和法学内涵,并提出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合理性和多种优化路径。
二、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形成、含义及特征
(一)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形成
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94~1998年之间,属于早期的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国政策性银行经营绩效普遍较差,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而且出现了政策性银行越界经营商业性业务的现象,一度遭到大型商业银行的非议。第二阶段是在1998年~2004年,是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改革加快的阶段。主要围绕不良贷款展开的信贷改革,从内部管理到外部管理,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2002年左右,中国政策性银行逐渐摸索以债券市场融资逐渐取代了财政和中央银行贷款融资,形成了金融债为主的市场化筹资,此后这种方法沿袭至今。第三阶段是在2004年到2006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出了开发性金融理论,并使之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市场绩效和社会绩效。这一阶段的国开行主要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而存在。第四阶段是2007年至今,国家开发银行正式转型为商业性银行,令2家银行保持政策性银行身份不变。按照这种思路,国家开发银行在推进商业化方面越来越像商业银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国开行中长期贷款在以市场化方式帮助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政策性银行商业化转型的不彻底性促使其形成为综合性开发性金融,具备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功能并存的综合性特征。
(二)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含义和特征
1.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含义。所谓综合性的开发性金融,是在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后形成的、以开发性金融形式存在的、综合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金融形态,它不只具有政策性金融的基本形式和功能,而且同时具备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复合功能,它不仅包含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自身纵向演化,而且包含一国包括财政金融体制环境下政策性银行面临的多重利益博弈,是特定条件下政策性银行市场化选择的结果。我们认为,中国政策性银行具有这种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特征。
2.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特征。第一,时间维度的纵向功能演进多样性。从时间维度考察,在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进程中,政策性银行的形态和功能往往会出现纵向演化的特征,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的基本形态:一般性的政策性金融、政策性的开发性金融、商业性开发性金融、一般性商业性金融。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市场化也不例外。第二,空间维度横向功能分布多元化。从空间维度考察,横向多功能存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瓶颈领域,国开行最早进入,发挥出一般政策性银行的作用。随着国家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国开行开发性金融的作用日益显现,同时城市基础设施的成熟度日益提升,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显现,相当多的商业性金融和国开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此时的国开行同时承担起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开发性金融的功能。因此,我们认为,对综合性开发性金融,因地制宜分析,承认其在中国环境下所具有的相当程度合理性。第三,系统维度多元功能并存性。从时空综合的系统性维度考察,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综合了政策性银行功能的基本功能,在同一时空下的多功能并存状态。2007年以来的国开行发展实践就是典型范例,在坚持政策、开发性金融功能和商业性转型背景下,国开行的多功能复合型特征并存显而易见。第四,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中国综合性政策性银行的形成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一是特殊的法律和银行监管环境。中国传统上还没有完全形成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银行运行,即便是商业银行法已经出台,但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是在缺乏必要的专门政策性银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的。二是复杂的国家背景。转轨经济体制、中央集权的政府主导模式、国有为主的所有制经济、渐进性市场化改革等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特质,决定了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政府决策、政策性银行自身决策和中国财政金融体制演化的影响。
三、对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重新审视
综合性开发性金融作为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结果,对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本身有极大的启示作用。通过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多功能,折射出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含义。本文通过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和法学等视角分析,对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所表现的多功能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一)从经济学视角的审视
微观经济学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公共产品等问题,市场失灵现象较为普遍,这正是政府干预理论的微观基础。而凯恩斯理论则开辟了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理论基础。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了政府失灵问题,指出了政府失灵的原因和负面作用。因此,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意味着政策性银行相对于政府应该有所区别,政策性银行应该充分发挥其银行机制的作用,在支持政府政策性目标的同时,依靠资金风险控制机制制约政府可能出现的负面作用。
纵观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进程,正好验证了市场化在平衡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的主要作用。正如陈元(2012)所说,政策性银行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寻求平衡。因此,我们认为,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应该不仅是平衡政策性和商业性的途径,也是平衡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二者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二)从金融学视角的审视
1.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应体现出“四性原则”。大多数情况下,政策性银行既是政府部门,也是银行部门,政策性银行机构具有市场和政府双重属性,其提供的金融产品自然应该具备准公共产品的特征,体现出政策性目标和盈利性目标的和谐统一。其一,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具有明确的政策性目标作为前提。例如政策性银行无论怎么市场化,中国政策性银行不能脱离微观政策性意图而持续存在,应该对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化、新农村发展、中小企业发展、民生工程等是一些带有中长期意义的政策性重大问题重点支持。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政策性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信贷方法的改革,消化大量的不良资产。2008年金融危机政策性银行的作用则是配合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其二,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基于其银行的根本属性,要求其必须按照银行商业化运行的原则运行。即既要贯彻商业性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三性原则”。又要政策性银行的市场化具有贯彻政策性目标的前提,因此,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是“四性”原则的市场化。
2.政策性银行市场化体现出政策性金融体制演进的与时俱进。转轨国家的经济体制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政策性银行面临的外部环境都会处于一种相对变化之中,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则是政策性银行主动适应金融体制及其演化的进程,它以更加动态地机制弥补金融体系缺陷,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是整个国家金融体制市场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3.政策性银行市场化体现出金融市场资源的再配置。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包括资金来源市场化和资金运用市场化,它同时体现在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以及其他金融市场等多个领域。从融资看,一方面,依托国家信用的支持,政策性银行可以通过债券市场发现金融债券进行融资,将大量的商业性资金转换为政策性资金,丰富了中长期信贷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化融资,既推动了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创新,又使政策性银行管理接受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双重约束,推动了政策性银行和债券市场的互动发展。
4.政策性银行市场化体现出全面金融创新的过程。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是其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实施金融创新的过程。包括财政金融体制创新、金融市场体系创新、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创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创新等。其中,金融机构体系创新包括发展地方性政策性金融;金融管理创新包括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创新、政府投融资平台合作创新、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与金融的合作创新;金融工具创新包括基本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衍生品等。以国开行为例,各类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如三次信贷管理创新、政府投融资平台合作模式创新、积极引进德国微小贷款技术创新、参与债券市场金融产品创新、中非产业投资基金等金融创新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从公共财政视角的审视
公共财政理论认为,为例克服市场失灵问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之一是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军事等大量公共产品的提供。而政府是基于财政投融资体制来完成上述任务的,但是,财政收入的限制和财政投融资体制性缺陷往往是政府的公共财政资金的十分缺乏。单纯靠财政资金来完成大量的公共服务是不现实的,客观上需要有新的融资渠道对其进行支持。
显然,政策性银行可以帮助政府实现其政策性意图,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则强调了政策性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了政策性银行和政府合作的基础是按照市场原则,这意味着,一方面,政策性银行绝不是政府的附属物,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坚持信贷资金支持财政的市场化原则,可以规避信贷资金财政化的弊端;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主动减少对政策性的直接干预,建立起和政策性银行对接的市场化合作模式,让政府实际上成为政策性银行的一个关键客户而不是管理者。
(四)从法律视角的审视
中国政策性银行专门立法滞后具有双重效应。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这句话对于政策性银行及其市场化来说同样成立。实践中,中国政策性银行专门立法的缺失一直是中国政策性银行监管制度性缺陷,而且依靠商业性银行监管办法管理政策性银行也存在管理错位。在此情况下,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约束相对较小,日益出现越界行为,客观上有利于政策性银行的盈利性,却日益造成对一般性商业银行的不公平竞争,这是应该加以限制的。但是,法律也并非总是完美的,由于政策性业务往往具有模糊性和易变性,因此,法律调整往往滞后于实际业务的发展,所以依靠立法来调整政策性银行行为也具有局限性。相反,尽管中国政策性银行专门立法滞后,但是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调整是通过强势的政府主导和政策性银行合作来完成,法律缺失实际上给出了政策性银行更大的可操作空间,只要政策性市场化业务拓展不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公平竞争,政策性银行坚持市场化合作原则,这种市场化就可以推动政府行为的变化,这种市场化就可以理解为政策性金融在专门法律缺失下的一种市场自动适应机制。
四、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认识:第一,作为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结果,综合性开发性金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第二,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内涵是多重的。第三,要不断优化市场化运行模式。一是要真正建立分账管理和分类监管系统。二是要理性对待分账管理存在技术性和制度性难题,任何一刀切的做法都不利于政策性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不断完善法律监管体系,坚持政策性银行专门立法。四是坚持创新性和适应性相结合。在适应中创新和在创新中完善;促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量贷款管理风险控制和新增贷款创新融资安排创新相结合;应学习德国模式,开辟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的批发转零售合作模式,以分散过度集中的金融风险。五是尽快设计出相关的定量模型和政策性银行业务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分别为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实践提供科学的评价工具和业务自动运行和调整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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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斯蒂文.G.米得玛编,罗君丽等译,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6月第一版.
[3]陈元.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
[4]李静.政策性银行的市场化运作研究综述[J].安徽:华东经济管理,2010年11月.
[5]白钦先,王伟.各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体制比较研究[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6]国家开发银行、财政部财政科研所联合课题组.开发性金融与健康财政的和谐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 功能监管 “伞形”监管体制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对“金融”的简要解释为:“金融以其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基本的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运营、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其方法论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①参照一个对“金融”更为简洁的解释“跨期配置稀缺资源”②我们就能对“金融”概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金融监管(financial supervision)意指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者和经营行为的监管。”③具体来说,它“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督管理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④
“金融监管的最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尽力防止或制止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的发生;二是保护知情较少者的合法利益。”⑤
金融监管体制的探索是建立在上述对金融和金融监管本质理解的基础上的,是以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为导向的。无论是三种标准金融监管模式―机构监管模式、功能监管模式还是目标监管模式之间,或是他国通过对标准模式的发展形成的“伞形”监管体制、“双峰”监管体制或是混业监管体制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选择哪种监管体制或者如何探索最适合中国的监管体制取决于对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程度的深入了解和对金融监管发展趋势的预判。
三种标准金融监管模式
金融监管模式是具体金融监管体制的标准化模型,各个国家的监管体制都是以监管模式作为蓝图构建起来的。即便是采用单一监管体制的国家只设立一个综合的金融监管机构,但是它的内部架构依然不可能脱离传统的监管模型。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三类:机构监管(institutionregulation);功能监管(functionalregulation);目标监管(objectiveregulation)。
机构监管一般是指以金融机构的分类来区分监管者,例如银行业的监管机构监管银行、证券业的监管机构监管证券公司、保险业监管机构监管保险公司。作为一种历史上最简明有效的监管模式,机构监管有以下的几种优势:其一,有相对全面的监管覆盖。在法治市场中,金融机构都需要进行登记,所以只要金融机构符合某一个监管者监管对象的类别,就会被这种监管模式覆盖。其二,因为监管对象是一个金融机构整体而不是局限于某一种业务部门,所以有利于把握整个金融机构的运营风险,发现混业区域的违规问题。
功能监管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美国。1999年美国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法案》首次提出了“功能监管”概念。意为相似的金融业务要由同一个监管者监管,例如银行业的监管机构监管银行业务、证券业的监管机构监管证券业务、保险业的监管机构监管保险业务。这种监管模式的优点在于:首先,每个监管者只监管其最专业和最熟悉的业务,这不仅提高了监管效率也保障了监管的质量。其次,类似的业务由同一监管者监管有利于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和原则,避免类似业务却有不同标准的监管。例如在机构监管模式下,银行业的监管机构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某些涉及证券业务的监管标准可能就与证券业的监管机构对于证券公司的监管标准产生冲突。最后,功能监管有利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平等竞争,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目标监管一般是指面对业务种类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一种更为直接和理想的监管模式。它的理念是根据最终的监管目标设计监管机构,“使金融监管的三个方面―系统监管,审慎监管和业务经营监管均能达到各自的目标”⑥。这种监管模式的优点在于:一方面,目标监管主旨明确,直击要点。无论是在机构监管模式或是功能监管模式下,总体的监管目标是分散在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制度中实现的,毫无疑问,经过这样的稀释,监管目标的明确性和主导性自然会有所下降。而目标监管模式是根据监管目标而设计监管机构,例如系统监管机构,审慎监管机构和业务经营监管机构,目的性和监管侧重自然清楚明确,监管效率自然提高。另一方面,目标监管模式根据监管目标不同设立各自独立的监管机构可以消除基于不同监管目标而产生的理念和制度之间的冲突。系统监管、审慎监管和业务经营监管是相互间区别度很高的监管目标,有各自不同的理念和监管文化,一个监管机构要从理念到制度完美统合不同的监管目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加速,不同的监管目标之间的差异化会越来越明显,基于监管目标的不同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具有现实意义。
当今主要的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监管体制所需的设计是建立在以下制度基点的充分论证之上的:审慎监管与市场行为监管是否合并、中央银行的角色、各监管机构的政治独立性、监管竞争需求、监管权力制衡和如何更好地衔接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等等。
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分类是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各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都是选择其中的一个方向或者走折中路线,然后参照三种监管模式设计出来。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混业监管体制和美国的“伞形”监管体制。
混业监管体制也称为单一监管体制或集中监管体制,即只设立一个综合金融监管机构,对各类金融机构的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等各种金融业务尤其是混业经营程度较高的金融集团的所有金融业务进行全面监管。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其典型代表。英国于1997年合并了原有的各类金融监管机构,成立金融服务局(FSA),并于2000年颁布《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Bill, FSMB),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服务局综合监管者的地位。虽然2010年6月,英国对其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变革,撤销金融服务局,由英格兰银行执行其大部分职能,但是并没有改变英国混业监管的基本体制。
混业监管体制的优势在于:首先,混业监管体制适应当今金融创新能力急剧增强,市场细分化和业务多元化显著的金融业发展趋势。随着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对于资本市场日益提高的金融服务要求,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和日益细分的业务类型蓬勃发展,混业监管可以涵盖所有的金融业务,从宏观上控制总体风险。其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监管分割所导致的重复监管及监管对立,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监管环境。再次,混业监管体制可以产生规模效应,降低监管成本。最后,混业监管体制这种简洁的结构可以更好地明确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与责任。
混业监管体制的劣势在于:首先,混业监管体制只适合非常成熟的金融市场。其次,唯一的监管者就意味着缺乏竞争环境,无论是监管效率还是勤勉程度没有类似机构的比较就只能寄希望于自觉,这为的滋生创造了可能。最后,唯一的监管者这一状况本身就意味着高风险,一旦这个监管机构的制度和理念出现偏差和疏漏或者没有紧紧跟上金融市场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发展,那么某种程度的监管失效就几乎无法避免,因为没有另外的监管主体和监管系统可以对此进行补救。
“伞形”监管体制属于分业监管体制的改良体制,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为分业监管机构设置一个“伞顶”―牵头监管者。以美国为例,首先根据功能监管的模式进行分业监管,“在银行业领域,财政部货币监理局(OCC)、联邦储备银行(FRB)、储蓄性金融机构监管局(OTS)、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各州的银行局(SBD)共同负责监管。”⑦,证券业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期货业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监管,保险业由所在各州的保险监管局监管。在这些监管机构之上由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联邦储备理事会(FED)进行总体监管。美国拥有最为复杂的体制,“有100多家联邦或州立机构负责负责不同类别和层次的监管”。⑧
“伞形”监管体制的优点在于:首先,基于功能监管模式的分业监管设计可以发挥各类监管机构自身的专业性。其次,在监管机构之间产生监管竞争,有利于激励各个监管者的勤勉和高效。最后,在分业监管之上有牵头监管者的总体监管可以在宏观层面控制风险,协调监管中的冲突和矛盾。
当然,“伞形”监管体制也有其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体制非常繁琐和复杂。其一,整个监管体制需要精简集中,牵头监管者的权力需要得到加强。其二,监管范围除了传统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外,要把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纳入监管。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无论哪种监管模式或监管体制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采用哪种监管体制必须建立在各国自身的金融业发展水平和具体国情之上。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
选择监管体制应当充分考虑该国的金融行业的融合性,包括跨业经营的法律障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国家上层权力制衡机制等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整个监管体制的基础与可行性。关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混业监管体制和“伞形”监管体制。
混业监管体制的建议主要体现在对于“大部制”的讨论,“整合金融监管资源,成立金融部一度呼声很高。”⑨具体而言,就是把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为一个类似英国金融服务局(FSA)的部门,对整个金融行业进行统一监管。混业监管建议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混业经营的必然性。混业经营已经逐渐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种趋势。对于顾客来说,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可以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降低交易成本,满足个性化的需要。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混业经营可以拓展业务范围,通过多元化业务类型来分散风险,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但是回到前文关于混业监管体制的优缺点分析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实施混业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这个国家要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市场,英国、德国、日本等皆是如此。对于中国而言,金融市场发展不过三十余年,年轻与不成熟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金融市场由政府主导的痕迹非常明显。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建立混业监管体制,那么其优势将大打折扣,而缺点―和缺乏风险控制将彻底暴露。中国是由国务院而不是央行在主导金融政策,而如果建立“金融部”或类似的机构自然也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下,这样一来不仅仅是监管竞争的缺失,连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之间的身份界限都将含糊不清,最终“教练”与“裁判”的身份再次合一,中国金融市场失去市场主导的可能。由此可见,中国实行混业监管体制缺乏现实条件。
其实除了混业监管体制,以分业监管中功能监管模式为基础的“伞形”监管体制也能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虽然美国的次贷危机给它的“伞形”金融监管体系敲响了警钟,但从这个体系自身来看,经过完善(主要是对“伞顶”监管机构的功能强化)的“伞形”金融监管体制依然是一种比较平衡的监管体制。而对于中国而言,选择“伞形”监管体制有以下的这些优点:首先,中国现有的监管资源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有效的利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才刚刚建立不久,在这样的情况下轻易改变整个监管体制,推倒重来确实有些草率。其次,中国金融机构的架构和运营模式比较多地参照了美国的经验,那么在监管体制方面的参照也是一种配套。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设立和运营都参照了美国的很多经验,尤其是在金融控股公司这种混业经营公司的设计上直接借鉴了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那么既然美国的“伞形”金融监管的体制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基本是有效的,那么作为参照美国发展起来的中国金融市场继续向“伞形”金融监管体制发展也是符合逻辑的。最后,建立“伞形”监管体制适应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成熟状态。“伞形”体制应当说是一种安全与效率较为平衡的体制,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这样相对不够成熟而且需要尽可能快速发展从而满足全球化压力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安全保障的金融市场而言,“伞形”监管体制是一种有较强适应性的体制。
中国要建立“伞形”金融监管体制的最大难点是在于“伞顶”的选择,是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总体监管能力还是在国务院再新设立一个机构?从现实考虑,舍弃中国人民银行这个既存的总体监管者再去新设一个总体监管机构,然后重新梳理监管体制并非明智的做法。而直接加强中央银行的总体监管权限,以它作为总体监管者和协调者,以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作为平行的功能监管主体,是实现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有机统一原则的合理方式。
结语
随着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再一次提速,作为中国金融业持续繁荣和健康成长的保证,中国的金融监管能否尽快完成监管体制的转型,能否适应中国金融业和世界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是事关中国金融战略成功与否的重要环节。而且目前中国又面临如何尽快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组织,面临21世纪战略发展机遇期的重大挑战,金融监管作为贸易和投资双重自由化的核心监管领域,如何在体制和执行力方面寻找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监管体制,进而更顺利地嵌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已是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
希望笔者的一些浅析,能够和理论界的其他讨论声音一起,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该如何转变发展的问题贡献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作者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美]彼得・纽曼,默里・米尔盖特,[英]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第一卷上册),胡坚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②[美]兹维・博迪,罗伯特・C・默顿,戴维・L・克利顿:《金融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③[美]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九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30页。
④⑤⑦⑨郭田勇:《金融监管学》(第二版),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1页,第13页,第82页,第95页。
⑥郭锋:《全球化时代的金融监管与证券法治―近年来金融与证券法的理论研究与学术争鸣概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84页。
(一)“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在互联网时代下,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发展阶段中,“互联网+”是必然的产物,“互联网+”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是与市场、用户、产品、技术、企业价值链乃至整个商业生态进行深度融合、重组和创新的过程。“互联网+传统行业”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实现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在“互联网+金融”的模式下,本质是互联网,内容是金融服务,金融依托互联网发展,这也是当今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互联网和金融两者进行的融合打破了传统金融行业的发展模式。金融服务以服务用户为导向,优化用户的金融服务体验,使得用户价值的提升,向用户随时随地提供贴身的金融服务,同时可以实现信息化、大数据化,从而可以深度挖掘和利用金融数据的价值。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分析
2005年以前银行的一部分金融业务已经逐渐依托互联网实现技术支持,但是这时还未形成互联网金融概念,其次是从2005至2012年期间,互联网借贷业务开始在互联网上萌芽,第三方支付开始逐渐兴起,这是“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初始阶段。这时的“互联网+金融”只是实现了一部分金融业务和互联网技术的融合,金融业务并没有充分的利用网络技术,进行资源的获取和整合。2012年之后,由于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和潮流,促进和金融和互联网和深度融合,不仅是部分银行金融业务实现互联网技术,还包括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金融业务也实现了与互联网的融合,出现了很多创新点,如网络借贷、众筹平台、网络银行等互联网金融机构迅猛崛起,包括2017年兴起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功能,实现了居民出门买菜不带一分钱的愿望,这标志着“互联网+会计”模式发展的成熟阶段。
可见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不可回避的现实,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趋势。高校作为培育优秀金融人才的基地,必须紧跟“互联网+金融”的时代步伐,引领金融教学改革的潮流,把握互联网时代的脉搏,下大功夫改革金融教学,这既是对未来金融人才的培养需要,也是对未来互联网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高校金融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二、互联网金融对我国互联网金融教学注入新的内容
(一)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是指非金融机构作为收、付款人的支付中介所提供的网络支付、预付卡、银行卡收单以及央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第三方支付首次出现是以线上支付的形态,通过网购平台,买家通过互联网进行支付,实现卖家与买家的线上交易。如今的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不仅包含线上支付,而且涵盖线下支付,线下支付渠道包括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线下支付渠道的打通,实现了民众日常出门只带手机即可支付的愿望。支付宝支付推广的优惠活动,更加满足了用户体验,在第三方支付势头正热的今天,势必会影响高校的金融教学课堂,让高校学生了解第三方支付的发展过程,了解其背后的体现金融知识,培养第三方支付方向的金融人才。
(二)互联网金融的融资模式:P2P网络借贷、非P2P网络小额贷款、众筹融资
“互联网+金融”的融资模式区别于传统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融资模式,主要包括三类融资模式:P2P网络借贷、非P2P网络小额贷款、众筹融资,这都是金融课堂教育改革的典型案例,属于重要教学内容。
首先介绍P2P网络借贷,字面意思解释为个人面对个人,即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实现借贷服务;其次是非P2P网络小额贷款,这种模式不属于个人之间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借贷,而是企业之间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借贷关系,主要是电商自建的贷款平台与个体或者企业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借贷关系;最后介绍的是众筹融资,顾名思义就是在互联网平台进行的面向大众的融资,该种融资方式一般适用于从事某项创业和活动的资金的筹集,不仅可以解决项目发起人的资金??题,而且也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
三、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教学内容改革的思路
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应从实际出发,了解金融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以及学生自身的需求,针对具体需求进行金融教育改革。从当前学生和金融企业的需求来看,金融学教学内容应倾向于微观化、产品化,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应将金融理论与具体的金融产品有机结合,实现金融教育的创新,以下是改革倾向的具体措施:
(一)更新教材内容,将互联网金融产品列入教学
目前的金融教材内容仅仅局限于宏观的金融理论,教材中对于当下金融产品的介绍少之又少,所以要求教师在课堂中不能完全拘泥于课本内容,而应该创新教育内容进而教育形式,在课堂中加入对金融产品的介绍,同时鼓励同学们各自介绍了解的金融产品,在交流中提升对金融产品的了解。
(二)丰富案例教学库,以教师为主体
金融教育的改革要求丰富案例教学库,在对金融理论知识的讲解中应穿插案例教学,并且确保案例的真实性、时效性、典型性。需要教师在课下通过亲自参与金融实践,总结相关的金融案例;浏览每日金融市场信息,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政策动态、金融大事件等,建立金融市场信息库。
(三)运用金融APP,进行金融产品教学
互联网金融时代,催生了大量的金融APP,方便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同时也给金融教育改革带来了便捷,教师可以通过在课堂中介绍相关金融APP的方式,让学生学会使用一部分较为常用的金融APP,通过这些APP的使用,使得学生可随时随地感受信息对于金融产品价格的影响,并且全面地了解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及其变化,掌握查询利率及其?化的方法。
(四)鼓励学生参与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交易
金融教育的改革要加强对学生的实践教育,在金融产品理论教学的基础上,要鼓励学生参与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交易,激发学生对金融专业的爱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针对学生在课下参与的金融产品交易活动中产生的心得体会,让其理解信用、利息等基本金融要素,收益与风险的关系,理解金融市场的功能,了解国家货币调控的机制与原理,了解金融的基本要素和货币宏观调控,鼓励学生在课堂中进行总结发言,达到对金融产品知识的互相交流和金融交易方法的学习效果。其中学生参与的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交易,我们推荐余额宝、众筹、证券投资基金,不推荐参与股票、P2P网络借贷交易活动,由于两者的投资风险大,大部分学生在对金融知识掌握不是很全面时,可能会产生较大投资损失,学生的经济能力有限有限可能较难承受,失利过后可能会导致学生对金融的厌恶,丧失对金融的学习兴趣。
创意世界:您自称终身读书人,能先从这儿讲起吗?
林天强:我生于1970年,白羊座,属狗,我们这一代人对读书有一种特殊的热情。我从小就喜欢读书,读书是我终身的热爱。很小的时候,我就通览了母亲工作的学校图书馆里的藏书。
我大学时就读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受聘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馆员,那时我整天扎在图书馆里阅读各类书籍。我最喜欢三类书:历史、科学和经济学,尤其喜欢霍金的书。也读军事、地理、哲学、神学,也读小说,可以说阅读闲书居多。我读书的速度很快,很多年后还能记得随手翻阅的书籍中的内容。
学好专业给人基本的谋生之道,但是完善自我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比如科学素养,比如人文精神,比如经济学视角,比如政治学博弈,乃至当代艺术、雕塑、音乐、影视等文化的表现形式。我认为只有一种理工科专业背景的人,知识架构是不完整的,只做技术工作容易导致人格不完善。而且,对我来说读书是跟幸福有关的,文化是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相关的。
创意世界:您在清华大学读电子工程专业,而后选学北大金融和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学历如此不搭界,当初是怎么想的?
林天强:我有幸能接触到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对比反思,我感觉到传统的中国教育模式泯灭个性,比如在体制和课程设置上几乎不强调人的独立思想、强大内心和原创精神,反而让人远离这些,可以说对人们追求的幸福、健康、成功等关键价值,几乎不提供方法论和解决方案。
至于我的选择,都是我的实际工作需要和成长需求,而不是为了混学位、评职称。我选择在清华接受最严格的科学教育、逻辑训练与理工技术培养,在北大接受最规范的经济学金融学教育和管理训练,在北京电影学院接受最专业的电影教育和最开放最具有人文精神的创作训练,再后来我对文化产生浓厚的学习研究兴趣。
创意世界:有意思,听您这么一说,好像不搭界的又都搭上了。
林天强:是的。拿我学的金融来说,经济学是一种很实用的工具,是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看待问题,帮我们解析发生在身边最实际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利博弈甚至婚姻家庭等问题,逻辑清楚,是非明确,我从中发现很多乐趣。文化创意不结合技术和资本,就不能形成产业。产业不结合资本,就会发展缓慢。
我也曾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电影、电视、戏剧、音乐等创意产业中,在美国制片人中心制和法国电影作者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完全导演论,形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且可以用来解释从卢卡斯、斯皮尔伯格等新好莱坞大师的创作到今天宁浩、徐静蕾和徐铮等中国电影新生代的创作现象。
至于文化创意产业,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大发展给文化人提供了机会,文化创意要跟信息技术结合,要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结合,要跟资本和金融结合。乔布斯不是技术专家,他是个真正的文化创意产业大师,这是一种权力转移,力量从暴力、资本转移到了知识,但是要善用技术工具和资本工具,“有组织的创意和有信用的创意”才是有价值的。
创意世界:你最钦佩的人是谁?
林天强:乔布斯是我最钦佩的人之一。因为他把科技、艺术完美结合,创造伟大的数码产品iMac和iPhone。你还记得教皇就职典礼吗?所有人都举着iPhone拍照,乔布斯肉体不存在了,但是精神犹存。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第二个最钦佩的是电影人。在世界范围内是卢卡斯,要说中国人就是张艺谋。中国电影界是很封闭的,论资排辈比较严重,不是想做导演就能做导演的。但是他做电影很好,后来又做歌剧、做印象。他超越了电影,在电影之外的领域获得很多经验,最后又回归电影,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佩服他勤奋肯干、不局限于专业,向伟大生活学习的精神。
第三个最钦佩的是。我不关心他的政治评价。但是我钦佩他的力量,他是中国人中最具有力量感和战略眼界的人。他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时说他改变了中国人的存在方式。
创意世界:您做过798艺术区的总规划师,那您是否曾经给自己的事业做过规划?
林天强:我认为做事就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只有发自内心的喜欢,才能更加认真把事做好。最终会得到别人更多的认可与鼓励,逐渐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中。
我大学时初步建立了人生追求的目标——三大自由,即财务自由、选择自由和心灵自由。毕业时,我不确切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但是我确切知道我不想干什么。所以,我没有随大流出国,没有急功近利南下赚钱,也放弃了到地方政府工作。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跟电影有关的事情。后来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成为电影业第一批导演专业的博士,在798又参与到当代艺术领域。从此,电影、音乐、诗歌、艺术成为了我工作和生活方式。
今天我很庆幸我当初的选择。不管做文化产业,做电影,做当代艺术,都要让文化艺术有实现价值的途径,不只是自己知道参与,而是要让更多人知道和参与——这就是文化创意产业,这就是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创意世界:是什么机缘让您去做798艺术区的总规划师呢?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林天强:2002年,在798还没形成气候的时候,我和朋友们就常在那里扎堆、聚餐、研讨,还在那里排演过话剧。2006年798管委会成立了,希望找一个懂艺术、懂管理的人出来为大家做一些事情,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我。
我当时30岁出头,我对自己能否干好这件事情并不确定。但是当时支持我的朋友很多。我征求导师郑洞天老师的意见,他鼓励我: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等,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80年代时候中国文学界有莫言等很多新锐作家、美术界有陈丹青等很多新锐画家,文化各领域发展得非常好,第五代导演们有机会去看画展、听文学讲座,接触到文化艺术最前沿,能长见识,所以才能拍出有文化的电影。今天你有机会做当代艺术的事情,就要大胆去做。我身边很多同学和朋友认为我是个对文化抱有热情的人,都支持我去做。
另外,赶上了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年代,我能够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参与到一个关键事件,成全了一个关键性的机缘和奇迹,这奇迹就是国营798工厂转型为798艺术区的过程。我庆幸能参与其中。
创意世界:798当年曾经面临被拆除的境地,当时已经到了哪种地步了?
林天强: 798曾经面临被拆除的境地,拆除的几率几乎是99%。如果拆除卖地,业主能马上收到钱且有现实业绩,能立即解决遗留的工人社保问题;反之,做园区地租高了就会有人出来吵闹。这是由利益结构和运营难度决定的。而且当时文化创意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做。如果没有后来政府支持、资本引导和媒体关注,也许798真的就不存在了。
我们做了几件事情,一是把工厂和建筑作为文物保护起来,二是利用奥运会加强了艺术规划,另外是引入了世界级的艺术机构,把798做成了一个艺术园区。今天,很多艺术家以在798做展览为荣,不是在这里画画,而是做展览。
创意世界:很多艺术家因为房租涨价迁往宋庄,798未来会成为空壳吗?或者已经成为空壳了?您怎么看待798艺术区?
林天强:北京作为世界之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798艺术区的存在,北京不能只有故宫和长城,保留了798比没有798要好得多。最初关于798并没有共识,但我提出了一个798共识。那就是:中国的、当代的、艺术的、原创的。
首先是中国的。798不是巴黎的左岸,不是纽约的Soho,也不是德国的鲁尔区,而是包含了独特的中国元素。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几乎任何文化进入到中国的土壤中都能生根发芽。因为是中国的,所以是世界的。而且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第二,它是当代的。到北京来要看三个地方,长城、故宫和798。去长城和故宫是看传统,体现北京古老的文化,而到“798”是体验时尚前卫,工业与艺术并存,历史与未来同在,展现的是当代的文化。第三,“798”的定位是艺术,可以在这里看到最前沿艺术的东西,因此搞设计的人都到“798”寻找灵感。因为艺术,798区别于中关村,区别于其它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四,原创是“798”的竞争核心力。单纯的模仿可以短期见到收益,但是没有知识产权的制造,其竞争力很容易被剥夺替代。在798展示和交易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原创艺术作品,这是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因为798艺术区是在城区里,面积有限,不可能像宋庄那样可以提供大量空间做艺术家工作室。今天798的定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展示交易中心,未来会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园区。我坚定认为798仍然处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未来,至少10年,798还会充分发挥当代艺术中心的作用,依然会是世界关注的园区。
创意世界:谈到了原创,您认为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应该做哪些努力?
林天强:从两个方面讲,第一,政府要倡导版权保护意识,对于保护原创是最有效的措施。设计师、艺术家的发明创造非常难,如果没有一个收益机制,就不能鼓励创作。另一方面,创造者要学会保护创意。
说到保护创意,会遇到一个“创意悖论”。也就是说,创造者不能随便把创意告诉投资者,否则创意就有可能被白白利用;而不把自己的创意拿出来,投资者也有疑虑。解决的方法就要靠“有组织有信用的创意”,“有标志性符号(版权)的创意”,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无偿免费和浪费才干的现象。
创意世界:您规划设计了很多园区,您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很多园区运营亏损,您认为跟规划是否有关?
林天强:很多地方政府把文创园区变成了土地、GDP的工具,没有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对地方的长远贡献,没有给予积极政策,也没有积极协调各方关系。要让利给文化创意企业,因为都是小微企业,不能太苛刻。园区企业发展好了,园区就发展好了。政府加强服务功能就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最大贡献,北京市政府做得比较好。
园区运营亏损与规划有很大关系。规划不是万能的,但是主持规划的人要有全盘发展的思路。只考虑土地价值、政策,没有把当地资源条件以及经营园区的思路理清楚,后面就会有很多问题。每个园区都有自己的特点,只要用心一定做得好。再大的困难,也比不上当年798面临拆除,很多人骂他困难。如果不懂经营园区,只是急功近利想利用园区来赚钱,必定是资源的最大浪费。
创意世界:您曾提出过“首席生活方式经营家”这一概念,这怎么理解?这是否也是您努力的方向?
林天强:文化企业的CEO不仅应该是首席执行官,而且应该是首席娱乐官(Chief Entertainment Officer),伟大的企业家不仅提供畅销的产品,还创造伟大的文化,而且引导先进的生活方式,比如乔布斯就是CLO,也就是首席生活方式经营家(Chief Lifestyle Operator)。
文化创意产业,这是我一辈子做的事情。电影电视、雕塑、戏剧等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分类都是文化创意的表现形式和媒介工具,关键是有没有思想有没有创意。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是有灵魂的创意,要掌握技术和资本等关键的产业工具,通过影音、视听、造型等专业手段成为大众必需品。像房地产、汽车、服饰、养生等等……所有产业都需要文化创意的植入。“文化创意产业高铁”就是传统产业通过文化创意对产业链增值增信建立产业升级转型的国家级基础设施工程,产业升级和转型与文化创意密切相关,这将是一个伟大的规划和工程。
创意世界:您怎么看待文化创意产业?
林天强:文化是灵魂,是思想,文化能深入所有产业,改变所有产业的产业链环节,能把所有产业的价值提高。文化是通过创意、设计、品牌、市场营销、投融资、连锁、流通等诸环节,通过文化资本的整合运营改造其他产业,是产业升级转型的核心。要打造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铁,需要实施国家级的文化创意产业基础设施改造工程。今天做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件挺伟大的事儿,跟中国的产业升级转型有关系,跟中国梦有关。克林顿曾经在西安秦始皇兵马俑旁说:中国的千年比美国的百年还多。中国要在全世界传播自己的文明,让世界向往中国生活方式,一定是靠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说:798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这代人最该坚持不懈努力去做的。
创意世界:您的雕塑作品《大爱永生》令我震撼,虽然也间接了解到这幅作品的一些情况,还是想听听您的亲口讲述。
林天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小学时曾经临摹小人书画画去参加县里的画展比赛,结果得了一等奖。也喜欢玩儿泥巴,喜欢捏各种人物。但父母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于是我顺从父母意愿,选择了理工科,考上了清华。
《大爱永生》不是委托创作,而是我在灾难发生和救援过程的海量信息中敏感地抓到了关键信息,由此产生了创作冲动和灵感。我从北京奔赴灾区,在汉旺看到废墟中伸出一只求救的手,深受震撼——我相信那只手全世界几十亿人都通过网络影像看到过。回京后我就睡不着觉,我总感觉它在告诉我什么。我尝试了各种手段创作,最后以呼救、牵手的简洁动作,创作了雕塑作品《大爱永生》。
这件作品首次公开发表在四川汉旺地震工业遗址纪念中心,随后在北京798艺术区落成,2010 年应邀参加上海世博会,被特邀为“城市救援”主题作品。“大爱永生”受到关注,是因为这件作品传达的人类的生命意志、互助互救和大爱精神。其实,爱一直是我艺术创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超越人生、超越时代、超越种族的大爱构成了我独特的艺术生命。
创意世界:听说您很快出台一部大型的话剧,名叫《海天间远航》,说说您创作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