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系统理论的概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家庭系统理论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自我分化 焦虑 自主学习 学业自我概念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12年科研计划项目12JK0302阶段性成果。

美国心理学家Bowen的家庭系统理论为研究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开拓了新的视角。自我分化能力作为Bowen的家庭系统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个体区分理智思维与情绪反应的能力，即在重要关系中平衡亲密与自主的能力。自我分化水平高的个体其心理更健康，社会适应能力更强。[1]

国外研究表明,自我分化与社会焦虑、人际关系、心理社会发展、自我认同感的发展以及心理适应、心理健康都密切相关,主要研究结论如下：[2]

1.自我分化与焦虑呈负相关。Bowen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人的自我分化水平与他体验到的焦虑呈显著负相关。Nancy则发现自我分化不良的个体在面对外界压力时更能体验到内心的痛苦和焦虑。Skowron认为，自我分化水平高的个体拥有良好的心理调整和社会问题解决技巧。

2.自我分化与自主能力呈正相关。一些自我分化与自主性的研究结果指出:青少年若和父母的情感是隔离的，他们的独立自主能力越低，自我分化水平和适应能力也越低(Williams & Small，1986）。

Bowen自我分化理论也是近年来研究较多的一个课题。但国外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家庭治疗和心理咨询方面，而国内有关自我分化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目前国内的研究只在介绍Bowen的家庭系统理论时提及自我分化的概念，还未见实证性研究。本文将自我分化能力引入教学中，通过提高学生的自我分化能力，有助于降低其学习中的焦虑情绪，增强学习信心，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自主学习能力，进而影响其学业成绩。

学习者的自我分化力

Bowen的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家庭是一个情感系统。系统中的成员在情感上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在学校生活中，学校是一个小社会，班级是一个大家庭，老师似家长，同学似兄弟姐妹。在班级中，班级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在思想和行为上会相互影响，人际关系的好坏、自我分化能力的高低以及学习者的情感状态都会影响其学习行为和学习结果。由此可见，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与个人和师生之间的关系、与学生的自我分化能力有很大联系。

根据鲍恩的家庭系统理论，分化能力高的人一般具有独立的思想，能坚持自己的观点、态度和目标，能够理性地看待事物，不易受他人的影响，而分化能力低的人要么没有主见，摇摆不定，要么完全忽视别人的想法和意见。同样，在学校生活中，自我分化能力高的学生一般有着明确的学习目标，勤于思考，不会人云亦云，而且他们一旦认准目标不会轻易放弃，最后的成功往往属于他们。

本文从“自我分化力”的角度入手，结合内外因等不同因素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研究造成学习者学习成绩巨大差异的原因,为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提高教学水平提供借鉴。

自我分化能力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1.自我分化能力对学生学业自我概念影响

学业自我概念指个体对自己学业能力的一种自我知觉,是个体对自我学习能力的比较稳定的看法,是学生对于自己完成某些任务的自我评价和判断。[3]

学业自我概念会对学生选择何种学习任务、遇到困难的坚持性及在学习上所付出的努力产生影响。以学习不太好的学生为例，由于他们在学习上不断经历失败,从而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产生怀疑,丧失信心，最终产生强烈的习得性无助感。为了避免失败,他们逃避学习、学习动机逐步降低,学习成绩自然就会越来越差。由此可见自我概念的形成会受到学业成绩的影响,而已形成的消极自我概念又反过来压制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两者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2.自我分化能力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

尼克洛斯(Nicholls)等人认为,学生对学习任务的投入有两种方式,一种叫任务卷入(task involvement),另一种叫自我卷入(ego involvement)。任务卷入是指个人希望通过自主地完成任务来发展自己的能力,任务卷入者不会把成败看作是对自己自尊的威胁,它可以增强个体完成任务的内部动机;自我卷入是指个人通过与别人比较,以成功或挫折来肯定或否定自己的能力,它往往与自尊相联系,削弱个体完成学习任务的内部动机[4]。目前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属于自我卷入,他们常常根据老师、同学对自己的评价以及态度,形成相应的自我概念，这正是学生自我分化能力偏低的表现。我国的教育教学通常是更多地强调认知因素,而忽略情感认知方面的因素,显然这样会加剧自我概念偏差的那些学生的挫败感,因此这类学生就会将失败的结果归因于自己能力的不足,久而久之就会丧失学习动机,产生厌学情绪。

3.自我分化能力对学生学习策略的影响

篇2

关键词：人在情境中；生态系统理论；增权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30-02

一、人在情境中

20世纪初 marry richmond 和jane addams 在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中都推行“人在情境中”的理论范式。例如，marry richmond在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中提出“在情境中理解行为”，强调利用环境资源以促进案主的改变和提升（goldstein，1995；引自曾华源等，2002）。这一点奠定了社会工作从环境角度理解和干预个人以及个人行为的框架，检视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提升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成为社会工作实务的主要目标和手段。之后心理暨社会学派的汉密尔顿提出了“人与环境”一词，并用其来界定社会工作的特质。20世纪50年代的心理社会学派的托尔（towle）正式提出了“人在情境中”的概念（许莉娅等，2004）。随着社会工作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断提升，“人在情境中”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的主要实务原则。holis（1964）明确指出个案工作的核心观点在于“人与他的情境”（person and his situation）。到了80年代，在对个案工作的概念界定中都广泛提及人与情境视角，关注社会与个人的背景（goldstein，1996；p91；引自cornell，2006）。随着精神分析和心理诊断治疗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社会工作于是将“人在情境中”这一概念纳入到其定义之中。在1987年，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等权威机构将社会工作界定为以“人在环境中”为基础的知识和理论以及服务（northen，1995，p8；引自cornell，2006）。“人在情境中”成为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核心。

“人在情境中”在英语中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person-in-situation”，另外一种是“person-in-environment”。

心理暨社会学派使用的就是 “person-in-situation”这一表达方式，强调情境为个人的“situation”。该学派的“人在情境中”指个人受到其生存环境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人的内心事实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经常处于交互作用状态，因此必须注重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许莉娅等，2004：23）。“person-in-environment”由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于1994年正式使用，“人在环境中”指用以描述案主的人际、环境、心理与身体健康状况的知识系统，该系统兼顾了案主的问题和能力，强调问题不止来源于个体特质同时也存在于个人与环境的复杂性（karls&wanderl，1997；引自曾华源，2006）。

尽管“人在情境中”的表达方式不一，词汇背后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也不相同，综合而言，无论哪种表达方式都包含了三个层面：人的层面、环境的层面、人与环境关系层面。不同的理论对人的层面、环境层面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看法。下面将根据这三个维度比较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

二、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的比较

（一）人的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相信人的能力，认为个人是主动的有目标的，有能力为自己做最好的决定和选择，实现自我的发展。人的发展能力包括人际关联能力、胜任力等。人际关联指个人拥有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始于亲子间的依附关系的建立，并因此建构了个人在未来生命周期内所发展出来的各种互惠性的照顾关系。胜任力指通过个人与环境的互动而建立的个人掌控环境的能力，包括自我的效能感、建立人际关系、做决定的能力、获取资源和支持的能力（郑丽珍，2002：258）。

增强权能理论认为应将人视为有能力、有价值的人。每个人都不能缺少权能，个人的权能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要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增加。个人需求不足或者出现问题无法实现自我，主要是因为人受到来自于环境本身的压迫，而产生无力感、边缘化、缺权化（郑丽珍，2002），因而无法与环境进行交流，缺乏掌控自己生活空间行使决策权力的机会。增强权能取向的社会工作主要关注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在人性的层面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强权能理论都对人持积极的肯定态度，相信人的价值和能力。将个人的问题与环境的状况联系起来，避免对人问题笼统道

化的归因。

（二）情境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借用生态学中的“栖息地”一词来指代环境，栖息地指个人所在的文化脉络中的物理以及社会环境。首先，环境是结构性的。环境系统化分为不同层次。其认为个人所在的系统层次是一个层层相扣的巢状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微观、中介、外在、宏观系统（bronfenbrenner，1979；引自郑丽珍，2002：260）。同时，生态系统也将时间纳入到情境场域之中，主要指人的生命周期（life coerse）。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人生命历程随着社会改变而改变，不仅包括家庭、学校、工作以及社区的改变，还包括社会思想、价值和观念的改变（riley， 1997；引自germain&gitterman，1995）。时间维度又可以具体包括：个人时间、历史时间以及社会时间（germain&gitterman，1995）。

增权理论的目标在于协助案主获得掌控生活空间和发展的动力，以降低社会情境的压迫。其所说的社会情境主要指社会经济结构下形成的情境，包括主流意识信念、社会阶级地位落差、社会权利不均、社会标签和控制因素等（郑丽珍，2002b；引自曾华源，2006）。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的人们无法有效地从主流的社会环境中获取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资源。社会主流环境排斥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断地被边缘化，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弱势群体感到改变无望，产生无力感。

在情境层面上，生态系统理论对于情境的定义非常广泛，基本上将个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其中，建立了一个综融性的系统体系。尽管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包含的情境意义广泛，但其更强调面向人的情境，人生活的环境呈现由近及远的分层分布状态。相比之下，增权理论则更强调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的环境，个人的自我实现无法实现其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和机构的不公平，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受到制度的压迫和钳制，无法获取成长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机会。

（三）人与环境关系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自身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态思维（ecological thinking）”（germain & gitteman，1995），认为人在情境中是一个联合的交流系统，人与环境互相影响，形成一种互惠性的关系（郑丽珍，2002：257）。互惠性的关系体现在人与环境之间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双向相互影响的。人的改变会影响环境，受到影响的环境同时也会反作用于个人。人作为环境的主体，个体问题在于个体能否适应环境，也取决于个体与环境间是否能维持良好的调和度。首先，个体依赖于环境。个人在不同的成长发展阶段需要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获取足够的资源和支持。如果个人胜任能力不足，就将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以满足其需求，从而导致个体的问题。其次，个人需要适应环境。个人为了持续地从系统中获取资源以维系自身，需要与环境保持适度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称之为“调和程度（person-environment fit）”（german&

gitterman，1995）。人尊重环境，如果个体从环境中获取资源超过了环境的能力，那么就会逐步造成环境各系统的污染。人类一旦无法从环境中获取维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生理、认知、情绪和社会发展功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出现解组或死亡（郑丽珍，2002）。考虑到环境本身的结构可能也会对人产生的限制与障碍，即环境对于个体也产生反作用。

增权理论相信个体的问题不在于个体本身，而在于环境的压迫和限制。环境中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权能障碍。直接权能障碍限制个体获取物质资源，间接权能障碍指缺少维系社会均等的资源结构和社会价值，个体缺乏参与社会的机会，从而无法实现自我价值（郑丽珍，2002）。缺乏权能将导致无力感，个人因而无法有效地与环境进行交流，长此以往，弱势的个人将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在心理上会逐渐接受并内化主流环境对于他们的标签，逐渐缺乏改变的动力，弱势群体更加被边缘化。

回到人与情境的关系层面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展现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互为主体关系，人在情境中表现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惠交流关系。人通过提升胜任能力与环境建立良好的关系，环境也会产生好的人际关系（曾华源，2006）。增权理论关注人与环境之间是循环关系（曾华源，2006）。其逻辑在于：社会结构的压制导致微观层次个人的无力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转而影响个体的社会参与。个体想要改变自己的境遇，首先要通过意识的提

升，看到环境对于人的压制，提升改变的能力，才能去改变社会结构。

三、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介入策略比较

对于界定问题的来源会影响社会工作处遇模式的方向和策略。根据上文的讨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对案主问题的成因持不同的观点，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介入模式。

依据社会生态系统的观点，在生命历程中的事件会被界定为“问题”的，经常是发生在人与环境复杂的交流系统中所引起的落差或失衡，并进而产生压力或危机的感受，称之为“生活的问题”（german&gitterman，1980，1996；pardeck，1996；hartman，1983；引自郑丽珍，2002：265）。具体而言，生活问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困难的生活转型或创伤性实践，指的是个人与家庭生活周期阶段的交替和演变，包括生理和社会的变动，预期与非预期的，长期或突发的，这个会带来个人地位和角色的改变；（2）环境压力，个人从环境中获得资源以增进自己的适应能力，但环境本身的结构也会阻碍个人的适应性发展，比如不平等的机会、难以应付和没有回应的组织都会影响个人的生活；（3）功能失调的人际过程，包括剥夺、不协调的期望，不良的人际过程都会影响个人生活的结果和对环境的应对（payne，2005；引自何雪松，2007：91）。

基于此，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了“生命模型”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干预的对象包括个人、家庭、次文化、社区等各个层次系统，综合各种工作手法，通过多元和多面向的干预策略而增进个人适应能力或者加强或建立社会支持以达成个人与环境的调和度。具体的干预手段例如：增进适应性的技巧以降低个人源于压力而产生的挫折感；增进个人的能力以去除环境障碍，增进个人的人格动力等。当然，生态系统理论看到了环境本身可能对个人造成影响与困扰，强调环境改变的重要性，但是生态系统理论将环境分层，环境改变的重点是个人生活所处的微观与中观层面，对于大的社会制度等宏观情境的改变社会工作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增权理论认为个人的问题在于社会环境与结构，而不在于个人本身。个人受到环境的限制和压迫以及长期的负向对待，因而缺乏权能与资源发展和实现自己。那么，增权理论的干预策略在于增强“权能”。“权能”，即权力与能力，指的是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空间与发展的各种有利动力，也指个人对自己受压迫处境的意识提升。社工主要从三个层面上进行增权：（1）个人层次，使个人觉得他有能力去影响或解决问题；（2）人际层次，指帮助个人获得和他人合作促成解决问题的经验；（3）环境层次，改善社会制度或结构。

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的介入焦点都包括个人和环境，但是生态系统理论更强调个人的改变以适应环境，强调适应性仍说明了生态理论假设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而压制了激变社会变革的可能性（payne，1991；引自周玫琪等，1995）。增权理论试图增强个人的权能以改变受到压制的环境，相比之下更注重社会环境的改变。

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对于“人在情境中”的诠释不同，但是两者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是融合的。生态系统理论在策略上同样也强调增权。增权是生态系统理论生命模式的重要实务原则之一（for example， lee， 1994； simon， 1994； solomon， 1976， 1982；引自german&gitterman，1995）。增权策略适用于“生活模式”的各方面。例如，对于个体进行增权，提升个体的自尊、胜任力、人际关系能力等（german&gitterman，1995）。同样，在增权理论取向的社会工作实务中，利用生态系统对于环境的结构化框架分析案主面临的境遇，为增权提供了介入方向。

四、小结

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都强调“人在情境中”，关注个人和环境的关系。通过人的维度对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对于“人在情境中”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毋庸置疑，两者都对“个人问题”和“公共议题”进行了区别化对待，看到了个人问题背后存在的环境因素，避免了对个体道德化的归因。生态系统理论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人与环境综融性的分析框架，但是生态系统理论在实际的操作上有诸多的限制，强调对于案主适应环境，使个体仍然顺从于主流的社会压力与结构，忽略了案主的主动性。相反，增权理论弥补了生态系统理论，首先强调环境中的压迫与限制，试图由个体的自我成长汇集成大的社会改变和社会运

动（torre 1985，引自郑丽珍，2002）。

通过对应性的比较分析，尽管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各自的假设与理念存在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没有哪一个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这提醒我们必须以整合理论的视角看待人的问题与需求。

参考文献：

[1]何雪松. 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佩恩.当代社会工作理论：批判的导论[m].周玫琪，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

[3]宋丽玉，曾华源， 施教裕， 郑丽珍.社会工作理论——处境模式与案例分析[m].台 北：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2

[4]许莉娅 .个案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曾华源，黄俐婷.心理暨社会派、生态系统观点及增强权能观点对“人在情境中“的诠释比较[j].东吴大学学报，2006，6（14）：63-89.

篇3

智力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心理测量传统理论和认知理论。心理测量传统理论又分为智力的因素论和结构论，因素论包括单因素论(高尔、推孟、比奈等人支持这种理论)、二因素论、多因素论(由桑代克第一个提出)、群因素论(由瑟斯顿首次提出)、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论(霍恩和卡特尔)等，结构论包括智力的层次结构论和三维结构论。智力的认知理论又包括智力三元理论和智力的PASS模型(计划—注意—同时性加工—继时性加工模型)这两个智力信息加工理论。而在近二十多年，在智力发展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其中影响力的有三个：优势—领域理论、社会文化理论、认知—演化理论。

1、智力理论分为心理测量传统理论和智力结构理论 。 ( ╳ )

2、智力的结构理论包括智力的PASS模型和智力的三元结构论 ( ╳ )

3、比奈支持的是智力的单因素理论 ( √ )

4、第一个提出智力多因素论的是心理学家瑟斯顿 ( ╳ )

5、智力的PASS模型的“PASS”指得是计划—注意—同时性加工—继时性加工 ( √ )

6、近二十多年，智力发展研究领域的三个影响力理论是：优势—领域理论、社会文化理论、认知—操作理论 ( ╳ )

情绪是个体对外部和内部事物的主观体验，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变化，有三个基本成分：生理反应(指情绪与中枢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大脑两半球的功能密切相关)、表情反应(面部表情和声音)、体验反应(个人在情绪状态下的主观感受或认知判断，依赖于其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经验)。情绪有三方面功能：一是可以组织和调节自己的行为，二是与其认知过程相互影响，三是可以引发、保持或减弱其他行为或心理过程。情绪发展的理论主要有学习理论(无条件刺激引起情绪反应，认为大多数情绪反应是通过经典条件作用而产生的等)、精神分析理论、认知理论(认为情绪是认知过程的产物，真正的情绪依赖于认知的成熟)、生态学理论。

1、 情绪的三个基本成分是生理反应、表情反应、体验反应 ( √ )

2、 小李在紧张的时候会出现神经性胃痛，这是属于情绪的体验反应 ( ╳ )

3、 体验反应不需要依赖于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经验 ( ╳ )

4、 当小孩做了一件好事得到表扬，他感到很高兴，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去做好事，这说明情绪具有组织和调节自己行为的能力 ( √ )

5、 认为大多数情绪反应是通过经典条件作用而产生的是情绪发展的生态学理论 ( ╳ )

6、 情绪的认知理论认为真正的情绪依赖于生理的成熟 ( ╳ )

影响个性形成的因素主要来自三方面：生物的(包括先天气质—是影响儿童日后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体格外貌、成熟速度等)、社会的(主要包括家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校、同伴等)、个体的自我意识。关于生物因素的气质方面，托马斯和切斯发现幼儿的气质类型可分为：容易护理的、困难的、慢慢活跃起来的三种。关于社会因素，先从总的家庭系统来说，有4个特点：1、儿童不是被动的受影响者，抚养行为和儿童行为之间并不是单向关系而是相互关系;2、家庭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儿童的个性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3、家庭系统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并受到社会系统的影响;4、系统具有调节功能，随着儿童的发展，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接着是依恋，它形成于婴儿10—12个月，分离焦虑和怯生是其标志，依恋的发展阶段有：1、前依恋期，是无差别反应期;2、依恋关系建立期，是有差别的社交期，幼儿对抚养者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如更多的微笑;3、依恋关系明确期，标志事件是分离焦虑和怯生的出现;4、交互关系形成期，分离焦虑逐渐下降。再者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四种：****型、型、冷漠型、忽视型，其中型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抚养方式。

1、 影响个性形成的因素主要来自三方面：生物的、社会的、个体的自我意识 ( √ )

2、 一个人身体很高大，让他在运动方面很有优势，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开朗豪爽的性格，这属于影响个性形成的社会因素 ( ╳ )

3、 气质是影响儿童日后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 )

4、 在家庭系统里，儿童是被动的受影响者，抚养行为和儿童行为之间是单向关系 ( ╳ )

5、 当孩子可以自己拿筷子吃饭时，父母就不会给孩子喂饭了，说明家庭系统具有调节功能 ( √ )

6、 依恋形成于婴儿10—12个月，分离焦虑和怯生是其标志 ( √ )

7、 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型、民主型、冷漠型、忽视型，其中民主型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抚养方式 ( √ )

8、 幼儿对抚养者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发生在依恋关系建立期 ( √ )

婴儿一出生就能听到声音，新生儿的听觉阈限比成人高10到50分贝。婴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听觉敏感性越来越接近成人，但阈限随声音的频率而变化，婴儿对高频率声音的听觉发展早于对低频率声音的听觉。

1、婴儿一出生就能听到声音，新生儿的听觉阈限比成人低10到50分贝。( ╳ )

2、婴儿对高频率声音的听觉发展早于对低频率声音的听觉。( √ )

皮亚杰认为心理发展是认知结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认知结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儿童对外界事物作出反应的组织方式。认知结构的发展涉及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四个概念。

1、认知结构是一种外在的心理结构，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儿童对外界事物作出反应的组织方式。(×)

2、认知结构的发展涉及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四个概念。(√)

语言在儿童认知和社会性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是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最复杂的符号系统。这一符号系统是以语音为载体、以词为基本单位、以语法为建构规则而组织起来的符号系统。儿童语言发展主要有三种理论：后天学习理论、先天成熟理论、环境和主题相互作用理论。后天学习理论强调环境对儿童获得言语的决定作用。后天学习理论又可分为强化说和社会学习说两类。强化说以操作条件反射的操作行为和正强化、负强化等概念来解释语言的获得。社会学习说认为儿童语言是通过模仿承认而获得的，强调模仿作用，后又提出“选择性模仿”的感念。先天成熟说理论强调先天因素言语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儿童言语的发展决定于成熟，其代表人物是乔姆斯基。环境和主体相互作用理论强调环境和主题的相互作用对儿童言语的发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1、语言是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最复杂的符号系统。这一符号系统是以语音为载体、以词为基本单位、以语法为建构规则而组织起来的符号系统。(√)

2、儿童语言发展主要有三种理论：后天学习理论、先天成熟理论、环境和主体相互作用理论。(√)

3、后天学习理论强调文化对儿童获得言语的决定作用。后天学习理论又可分为强化说和社会学习说两类。(×)

4、环境和主体相互作用理论强调环境和主体的相互作用对儿童言语的发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篇4

关于对创造性思维的界定，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得出了不同的概念和内涵，综合、概括众多观点，将创造性思维定义为突破传统思维习惯和逻辑规则，以新颖的思路来阐明问题、解答问题的思维方式，并且这种思维具有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以及敏感性。它的流畅性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体现在解决问题时对刺激做出反应的速度；它的变通性是指在解决问题时能够思路开阔，从不同的侧面探讨问题；它的独特性是创造性思维较高的层次，体现在解决问题时不落常规的独特见解；它的敏感性是指个体及时把握独特新颖观念的能力。创造性思维是思维的高级表现形式，影响其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本文主要从环境因素着眼，根据个体的成长会接受到来自不同层次环境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彼此关联，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态学观点，探讨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二、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个体发展模型。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出发，探讨一个积极主动并不断成长的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在这些系统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的成长。这一理论使人们对环境有了更深刻地了解，把环境看作彼此关联的由内而外的一层包一层的结构体系，每一层环境与个体的关系都是相向的、有交互作用的，都对个体的身心成长有重大的影响。生态系统理论把环境分为微观系统、中介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四个层次。微观系统是环境系统的最内层，指发展着的个体在具有特定物理和物质特征的情境中所体验到的活动、角色和人际关系的一种模式，如家庭、学校、同伴等；中介系统处于微观系统的外层，指成长的个体积极参与的两个或多个情境之间的彼此关联，如家庭和学校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外层系统处于中介系统的外层，指并未直接参与个体的发展过程，但是却能够对其产生一定影响的环境系统，如家长的工作环境等；宏观系统是环境系统的最外层，指各种较低的生态系统在整个文化或者亚文化水平上存在的内容上和形式上的一致性，以及与此相联系并成为其基础的信念系统或意识形态，如社会文化等。环境系统所包含的这四个子系统彼此关联，形成了一个具有层次性的同心圆，各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并且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个体的发展，因此，可以在不同层面的生态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中探讨培养个体创造性思维的策略。

三、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个体的创造性思维形成的过程不是完全独立、不受外界环境干扰的，个体发展的这一过程会受到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各层次环境系统以及其互相之间的联系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可以从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等方面入手，提出相应的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策略。

（一）微观系统

微观系统是指发展着的个体在生活的过程中直接接触到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环境。个体发展经历的第一个微观系统是家庭，随着个体的不断成长，幼儿园、学校、同伴等不断纳入到微观系统之中，共同影响个体的发展。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是对个体发展影响最大的微观系统。家庭的氛围、父母的期望与关注、父母的教养方式等都对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父母应当努力营造和睦、融洽的家庭氛围，充分给予个体积极关注，肯定个体各种天马行空的奇怪想法，最大程度上开发个体的想象能力；采用民主式的家庭教养方式，提倡家庭成员人人平等，给予个体足够的个人空间和自主决定的权利，培养个体专注、自信、反应快、创新动机强、谦和热情、正直诚实、勇敢独立等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不断塑造个体的创造性人格。学校，是对个体进行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的正规教育的场所，是除家庭以外对个体发展作用最强的微观系统。学校教育在系统、全面的激发和培养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国传统教育理念中的应试教育、单一的教育模式、过窄的专业教育和教师的素质等都是制约个体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因素。因此，学校教育应当淡化应试教育的概念，提倡教学围绕着开发智力、发展能力展开；调整对学生的评价标准，降低对学习结果的重视程度，侧重于检验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充分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营造宽松的心理安全环境，鼓励学生自由思考，互相交流，成为课堂上的主导者，从而形成双主体的教学模式；重视教师素质的培养，以教师创造能力的提升带动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同伴，是由年龄相仿的、有共同行动目标和共同行为准则的个体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同伴群体辩证地影响着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它为个体提供情感和社会支持的同时也限制了个体的行为和观念。因此，一方面个体要努力维系良好的同伴关系，在同伴中得到归属感，为自己提供一个向其他个体，尤其是比自己年龄大的个体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个体要积极主动的摆脱群体的压力和舆论，面对问题时有主见的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二）中介系统

中介系统是指各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或相互关系，如个体在家庭中与兄弟姐妹的相处模式会影响到其在学校与同学的相处模式。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如果微观系统之间的关联是正面的，那么个体的发展就有机会达到最好的水平，反之，如果彼此间的关联是负面的，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可见，无论是单一的家庭还是单一的学校都是独立的微观系统，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不仅仅要有独立微观系统的影响，还需要家庭与学校的交互作用以及其与外部系统的相互联系。所以，应该采用家校配合制，让家庭对个体的教育成为学校对个体教育的前提和基础，让学校对个体的教育成为家庭对个体教育的补充和升华，使这两个微观系统凭借各自的优势，为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发展提供便利的条件。

（三）外层系统

外层系统是指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个体的发展产生间接影响的系统。如个体接触到的大众传播媒介、个体生活的社区环境以及其父母的工作环境和收入等都会对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产生影响。大众传播媒介采用网络、电视、平面媒体等形式传播信息，不同于传统教育中的封闭式教育，为个体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因此，个体应当在父母的帮助下对信息加以辨别，屏蔽消极的、不健康的信息，积极主动的接受积极的信息、新鲜的事物以及社会的热点动态，促进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社区环境主要是指个体所生活的社区为社区居民提供的学习和活动的设施，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因此，个体应当利用课余时间，根据自己的需要，到社区为居民提供的少年宫、图书馆、科学馆、文体室等场所进行学习或娱乐，逐渐扩大其知识面，对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父母的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直接影响父母的生活状态。因此，父母应当学会及时控制自己的情绪，杜绝将工作中遇到的消极情绪带到家庭生活中，影响对个体心理品质和创造性人格的培养；父母还要在家庭开销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多让个体参加有益于其身心健康、创造性思维发展的活动，促进个体创新能力的提升。

（四）宏观系统

宏观系统是指存在于微观系统、中介系统和外层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它不但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影响以上三个系统来间接的影响个体的发展，如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等，宏观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广阔的意识形态。传统文化是指贯穿于民族和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类文化的核心精神。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这种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会影响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因此，个体应当在鼓励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社会背景下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突破思维定势的局限，培养个体的创造性思维。价值取向是指个体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价值取向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种相对的稳定性会影响到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因此，个体应当及时摒弃不适合的价值取向，树立符合社会要求、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价值取向，尝试用新颖的方法解决问题，增强创造动机，提高创新能力。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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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女性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瓦伦丁?M?莫格哈登博士最先提出了“贫困女性化”概念，分析了贫困女性化的原因和趋势[1]。 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也指出，贫困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全世界1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妇女占70%，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贫困有一张显著的女性面孔。2005年中国妇女研究会消息称我国贫困人口中有60%是女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2010年中国妇女研究会举办的“社会性别与贫困”论坛会再次提出，我国女性贫困化程度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农村女性贫困具体表现为：女性参与教育、政治决策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和比例明显少于男性，她们的教育权、社会参与权、文化消费等权利明显不足。确切地说农村女性贫困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贫困。因为文化贫困很难用数字量化和衡量，因此，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就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重心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忽视文化贫困治理” [2]，因而一直难以从源头上彻底消除贫困。文化贫困容易产生，从而加剧经济贫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结构性改变？导致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后果是什么？如何能够有效改变这一状况？将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置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之下，分析并尝试解答上述问题是本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

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 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 （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 （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

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

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3]。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三、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 年人类发展报告》 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4]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5]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5]。 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

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 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6]。 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7]。 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8]。 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8]。 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9]。 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

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四、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

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0]。 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11]，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3.通过政策法规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农村女性应有权力的剥夺。对于无法可依的家庭问题，国家有义务在保证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不受损害原则下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以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女性实现功能性活动自由的困扰；坚持有法必依的原则，特别是在关于土地分配与补偿的问题上，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回应女性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利益受损问题；切实维护农村女性合法权益。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如农村女性土地承包权被剥夺、财产权受侵害等问题。

（三）宏观层面：性别取向的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的根本保障

依照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并非仅仅是微观的个人现象，宏观社会环境中的障碍是导致其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定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的解决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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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年人虐待问题;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一、老年人虐待的概念

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受其本国国情、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对老年人虐待问题有着各自的理解和认知，因此，老年人虐待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是，世界卫生组织采用的英国老年人虐待问题研究行动组对老年人虐待的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可。英国老年人虐待问题研究行动组将老年人虐待定义为“在本应充满信任的任何关系中发生的一次或多次致使老年人受到伤害或处境困难的行为，或以不采取适当行动的方式致使老年人受到伤害或处境困难的行为”，并将老年人虐待分为4种类型，即身体虐待、精神虐待或心理虐待、经济剥削或物质虐待和疏于照料。相较于西方，我国有关老年人虐待的研究开始得较晚。张敏杰认为，我国老人虐待问题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精神虐待、经济虐待和肉体虐待。他特别提到子女干涉老年人婚姻问题，并将其归为精神虐待，将社会上以老年人为目标群体的虚假宣传、经济欺诈归为经济虐待。李超比较国外有关老年人虐待的研究，认为虐待老年人事件与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所以老年人虐待的定义在国际上很难统一。她从我国文化的角度出发，给老年人虐待下了定义:“在家庭养老或机构养老中，负有责任关系的人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对老年人的伤害，包括身体虐待、精神虐待、物质虐待和忽视照顾。”这一定义对老年人虐待的分类与英国老年人虐待问题研究行动组的分类基本相同，但此定义更加强调负有责任关系的当事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受到了我国儒家文化影响。面对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济、观念的变化，老年人虐待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调查研究表明，虐待老年人的行为并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某一个类别中，通常是多种虐待行为同时发生。在许多虐待老年人的案例中，一个老年人会同时遭受多方面虐待，既有心理上的虐待，也有身体上的虐待。由于老年人虐待多发生在老年人个人生活圈子内，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并且老年人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对于社会上或家庭中的受虐待行为多采取隐忍的态度，这就导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读受虐待老年人目标群体比较困难。当前，许多研究从心理学视角分析老年人虐待问题，认为个人行为和个人心理因素缺陷在发挥主导作用，受虐待的老年人和施虐者的个人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老年人虐待问题发生。笔者认为，老年人虐待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许多遭受虐待的老年人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站在社会的聚光灯下，所以从社会学理论角度分析老年人虐待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给出相应的合理化建议，尤为必要。

二、老年人虐待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一种社会学理论。这一理论主张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人类需要在彼此的相互交往中通过交换得到回报，并试图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社会报酬。此社会报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在性报酬，即从社会交往关系本身中取得的报酬，如乐趣、社会赞同、爱、感激等;一类是外在性报酬，即在社会交往关系之外取得的报酬，如金钱、商品、邀请、帮助等。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指出，一个人(群体)如果没有使其他人为自己提供必要服务的资源和办法，且在没有某种服务的情况下无法生活，那么他(他们)就一定会依赖此特定服务的提供者。据此理论，老年人虐待问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大多数老年人退休后将财产赠与子女，缺乏可以继续用来进行社会交换的金钱、权利等外在性报酬，尤其是老年人失能或失智后，他们对子女或其他照顾者极易过度依赖。此时，子女或其他照顾者在护理老年人的过程中获得的内在性报酬已经无法满足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会互动要求，社会报酬失衡致使老年人的社会互动减少，使其被家庭和社会所孤立，甚至被虐待。

(二)符号互动理论

符号互动理论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种关注个体行为的社会理论。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继承并发展了米德的思想，提出了符号互动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的主要观点为:人类互动是在学习了周围人或物的意义之后发生的，互动就像一场持续的对话，针对互动双方的言语、肢体动作、意图等持续进行解释和回应。该理论强调人的主观理解，认为社会结构是众多个体理解和行动的结果，人们通过互动获得自我感觉及认同。根据该理论的观点，老年人对自己的角色认同也是通过社会互动而产生的，他们退休后对自己的角色转换不适应，对原本树立的自我认同产生动摇。此时，如果社会或家庭成员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负担、家庭的依赖者，老年人就会受这种看法影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进而产生自暴自弃等自我忽视的情况。研究表明，机构养老护理员为老年人安排吃穿住行，为老年人提供他们认为正确的护理服务，却忽视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这使老年人感到自己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依赖者，心理也会变得更加脆弱。

(三)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界又被简称为“生态系统理论”，用来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间的交互关系。美国的扎斯特罗和阿什曼在他们的新版《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一书中阐明社会生态系统具有层次性。书中指出，个人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即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因素构成的一种功能性整体，包括个体关系等微观系统，家庭系统、朋友系统、工作职业系统等中观系统，社会服务系统、政府系统、宗教系统等宏观系统。个人作为在环境中与各种生态系统持续互动的主体，在受各种不同系统影响的同时，也持续地与系统发生相互作用。根据该理论的观点，对老年人产生影响的社会生态系统也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其中，老年人与向其提供照顾的家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属于影响老年人的微观系统，老年人与家庭、邻居、社区服务人员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属于影响老年人的中观系统，文化规范、社会价值观等属于影响老年人的宏观系统。值得一提的是，在养老机构中，护理员与老年人之间的关系代替了老年人家属与老年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老年人的微观系统。虽然养老机构中老年人受虐待问题及其成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是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全面解读。

三、老年人虐待问题的防治

老年人虐待问题是复杂而隐蔽的，导致老年人虐待问题发生的社会原因也是多样的。对于老年人虐待问题，笔者给出的防治建议如下:

(一)加强对老年人的社会保护

继承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加强对老年人正面形象的宣传力度，帮助老年人对自己的社会角色产生认同感。提倡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帮助有参与社会活动意愿的老年人获得展示自己的机会，帮助有求偶意愿的丧偶老年人重新组建家庭，增强其幸福感和主观获得感。当今，以老年人为目标群体的虚假宣传和经济欺诈等侵害老年人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所以要加大社会宣传力度，让老年人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合法权益，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的情况下，知道如何联系相关部门寻求帮助。

(二)加强对老年人的社会支持

研究表明，老年人虐待事件的发生率随着社会支持力度的提高而降低。可以建立责任共担机制，由街道居民委员会牵头，组织有偿居家养老服务，按照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和身心状况等选派护理人员，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在提供护理服务的同时，可向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法律、法规咨询等相关服务，帮助老年人掌握处理自身经济问题的基本知识。此外，社会支持还包括在老年人遭受身体虐待的情况下，临时向其提供避难场所和收容场所。

(三)构建健康的老年人社会生态系统

作为老年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微观关系者，照顾老年人的家人对老年人的家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政府等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老年人照顾者的支持力度，提高他们的护理技巧和社会适应能力，增强其家庭凝聚力。社会可免费向老年人的家人照顾者提供护理知识培训课程，同时关注照顾者在护理老年人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对于选择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建议其家人和朋友经常参加养老机构举办的活动，与养老护理员加强联系，构建健康的老年人社会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姜向群．年龄歧视与老年人虐待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李虹彦，殷欣，刘涛，等．社会养老机构中虐待老年人问题的现状与思考［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32(21):4846-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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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少年；社会支持；理论评述；视角转向

一、导论

青少年正处在社会化进程的关键阶段，各方面的发展都尚未完全成熟，是一个经常引起我们关注和思考的群体，如何积极有效促进地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对于青少年群体的研究都浩如烟海，而这其中，对于特殊青少年群体的研究又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如街头问题青少年、犯罪青少年、单亲家庭青少年、流动青少年等，对于这些青少年中的弱势群体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引导和帮助，那么他们往往会发展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不仅影响其个人发展，也事关社会的和谐。

基于此，西方社会庞大的福利机构和社会组织把特殊青少年群体作为他们社会工作事业的重要服务对象做出了许多专业性的介入。在中国，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加快，青少年自身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日益凸显，从政府机构到学术界也都做了大量务实的努力，以引导和帮助特殊青少年群体健康、和谐地发展。对这些已有的研究进行必要的梳理对于构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方面的研究可谓迫在眉睫。

二、理论回顾与评述

对于社会支持，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人应对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问题的角度出发，此后研究的领域和内容逐步扩大。在首要的概念厘清的工作中，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人际互动、社会整合、社会交换、生态系统等角度出发对社会支持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而对于青少年社会支持的相关界定就更加复杂了，这其中加入了诸多反映青少年群体特征的因素。一一回顾这些不同的界定和研究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作，综合已有的文献，考察其中的关键词，我们可以把学者们对社会支持的定义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即青少年的社会支持指的是青少年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从家庭、学校、同龄群体等获得的及时、持续性的支持，这些支持包括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讯息性支持等。

从获得支持的途径上看，一般的研究都会把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分为正式的支持系统和非正式的支持系统，前者指的是来自正式社会组织的支持，如政府机构、社区、学校等，后者主要是指来自非正式组织，即个人社会生活网络的支持，如家人、亲属、朋友等的支持。目前对于青少年社会支持的研究多是从非正式支持的角度出发的，一方面是由于青少年日常与父母、亲属、朋友的接触机会比较多，接触时间比较长，获得的支持也比较多，另一方面也与学校、社区等作为一个组织，其对于青少年群体的支持不易显现、不易观察有关。

社会学的研究都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文献回顾显示，对于青少年社会支持的研究，学者们比较集中探讨的理论内容主要有生态系统理论、依附理论、社会发展模型、社会失范理论等。这些理论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青少年问题的工具，也是指导我们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

1、生态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又称“社会生态理论”）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并非独立于他的系统，而是与他有关的外在环境和外在系统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要了解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或行为，需要同时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和系统，如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大众传媒、社会等，不同系统之间的联系也会给青少年的成长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在分析青少年社会支持状况时，这些因素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起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2、依附理论。Ainsworth曾引述2，“人类的依附行为存在于每一个人生阶段，由出生后开始，至死方休。”。理论指出，青少年时期与重要他人的联系会对人将来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研究还显示，虽然青少年时期已经和同龄群体和其他重要个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若能继续维持与父母稳定而良好的关系，会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正面的裨益。

3、社会发展模型。该模型指出，少年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必定会从环境中学会亲社会或的行为，若少年儿童与家庭、学校和社会有较强的联系，便较容易学会亲社会的行为，反之在成长中就会出现问题，因此，与父母、朋友、老师和其他健康成人建立良好的联系有助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4、社会失范理论。该理论又被称为规范失调理论，最早由莫顿提出，在研究越轨青少年问题时经常被引用，由于他们未能获得社会认可的合法途径及方法，获取社会追求的目标时，就会容易选择以越轨行为、违规或违法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将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纵观这些理论，对于青少年社会支持的研究都与青少年的生活环境紧密相联，如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大众传媒、社会环境等，相关理论的解释也是以此作为立足点的，即青少年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外部各个系统的有效支持，青少年各类问题的产生与周围某些支持系统的缺失有关，以此为依据来解释一些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往往有较好的解释力。但另一方面，这些理论似乎并没有考虑到青少年自身的特质、能力（如抗逆能力、明辨是非能力）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在进行青少年社会支持与自身发展的研究时，关注提高青少年个人的能力、素质和改变环境中的负面与阻碍因素同样重要，二者不可或缺，从亲子关系、与朋辈群体的关系、与学校老师的关系、与周围社会的关系出发，构建起完整、有效的支持系统，并着力提高青少年自身的素质、发掘他们的潜能，使他们拥有把握这些支持的素质和能力，如此，将外部的多元支持和内在的自身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更好、更有效地帮助青少年走出迷茫、健康地实现社会化的过程。

三、现有研究及其视角转向

目前内地对于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特殊的青少年群体上，如犯罪人员子女、单亲家庭子女、留守青少年、失业社区青少年、偏差行为青少年的研究，这些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他们获得社会支持的类型、来源、有效性以及面临的困境、亟待解决的问题等，侧重探求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实现自身身心健康发展的角度。在研究的方法上，一方面是定性的深度访谈、个案研究，如沈黎、胡如意对上海某失业社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研究，就是通过对8名青少年进行深度访谈的形式获得这个群体社会支持和社会融入的状况，另一方面是定量的调查研究，如赵景欣等对于河南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研究，他们选取了400余名留守青少年，采用社会支持问卷的形式，设计了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陪伴、肯定价值和亲密感5 个维度。在一个5点量尺上(1“从不”到5“几乎总是”) ，让儿童对每个项目进行评定，最后对5个维度一致性的信度系数进行研究。总体来看，虽然研究者的研究策略和方法各有特点，但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个路径展开的。

在研究的视角上，以往对于青少年问题的研究一般集中于预防模式，即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帮助青少年解决当前面临问题的解决，解决自身的行为问题等。随着社会发展观念的转变，对青少年群体问题的研究视角也发生了变化，即认为“青少年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有待发掘的资产”，基于这样的理念，研究者们认为，聚焦于发展青少年的能力和潜质比强调他们的问题更为有效。香港推行的“青少年正面发展计划”正是这种研究视角转变的范例，根据《“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概念架构和课程设计手册》的表述，该计划的特点主要有：（1）强调青少年的全人发展，而不是处理单一的青少年问题；（2）赞成“没有问题不等于有足够的预备”的信念；（3）强调人在环境中的观点；（4）着重青少年如何成长、学习以及改变的发展模式。该项计划的实施在香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种体现人文关怀的视角和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接受。

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对我们今后的青少年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还以“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为例，研究者从促进青少年资产发展的理念出发，提出了15个关键性的构念以帮助帮助他们实现良好的自我认知、建立有效的家庭支持、学校支持、朋辈支持和社会环境支持，这15个构念是：与健康成人和益友的联系、社交能力、情绪控制和表达能力、认知能力、采取行动能力、分辨是非能力、自我效能感、亲社会规范、抗逆能力、自决能力、心灵素质以及明确及正面的身份。并且针对这15个构念有针对性地设计了培训课程，使得专注于青少年发展资产的研究模式由理论走向了实践。

四、反思与启示

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化过程离不开有效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对于特殊青少年来说，有效地社会支持对他们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显得更加重要。如何为青少年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这是摆在社会学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社会学一直以来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把青少年特别是特殊青少年看作是“尚待挖掘的资源而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将外部的多元支持和内在的自身力量结合起来，树立促进青少年正面发展的理念，才能更加有效地帮助青少年走出迷茫、健康地实现社会化的过程。

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对于青少年特别是特殊青少年群体的社会支持的研究和干预体系已经逐步构建起来，西方国家和香港地区做的已经比较完善，一些模式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可借鉴性，值得我们学习。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思维、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也需要我们加强对青少年群体（特别是特殊青少年群体）社会支持的本土化研究，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所应具有的精神，也是社会科学“经世致用”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Ainsworth MD.Attachments and other affectional bonds across the lifecycle.in:ParkCM，Joan SH，MarriesP，editors.Attachment across the life cycle.London:The Tavistock Instiure of Medical Psychology;1991

［2］石丹理、马庆强《“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概念构架及课程设计手册》学林出版社2007年7月

［3］香港青年协会、上海市青年联合会 《预防犯罪与青年工作》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年12月

［4］沈黎、胡如意 “浅析失业社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年 01期

［5］沈黎、汪光珩“青少年社会支持研究综述”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年 03期

篇8

〔论文关键词〕父母冲突；心理行为；综述

中小学生的发展受到家庭、社会、学校等环境的影响。家庭是少年儿童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场所，从出生起他们就潜移默化地受到家庭成员的性格、心理、行为和人生观等影响。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其他影响因素不能代替的。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父母双方的消极相互作用即“婚姻冲突”对儿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面对父母冲突，儿童是一个积极的认知主体和问题解决者，他们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并努力解决问题，以焦虑、害怕、躲避等一些消极方式来维持家庭系统的稳定，而这很可能导致儿童的心理扭曲。心理学研究发现，具有问题行为的儿童更多地来自充满争吵和敌意的不幸福家庭中。

一、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行为影响的四种理论

中外学者提出各种理论模型来解释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影响较大的四种理论是：社会学习理论、家庭系统理论、认知－背景理论和情感安全假设。

1.社会学习理论（the theory of social learning）

班杜拉（Bandura） 的社会学习理论是最早被用来解释婚姻冲突和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该理论指出，儿童的学习主要来自对他人的观察，儿童观察榜样的机会越多，越容易塑造他的行为，特别是当行为榜样来自跟自己同一性别的家庭成员。研究表明，儿童观察暴力行为更容易使得他们获得赞成暴力行为的态度，最终模仿暴力行为。1981 年，贝斯基（Belsky ）提出充满暴力攻击的婚姻冲突为儿童提供了一系列不良的人际交往模式，儿童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及其后果，获得有关人际交往的知识和不恰当的攻击性冲突解决策略。父母在冲突中的行为和后果间接强化了儿童的错误观念——攻击行为是一种解决矛盾的可行方法，这种错误观念将直接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儿童将这种负面的技能运用于日常与同伴、兄弟姐妹和父母的人际交往之中。卡明斯（Cummings）等人的实验研究也发现，目睹成人激烈争吵后，儿童对同伴的身体攻击或言语侮辱行为增多。而且，父母之间公开冲突发生的频率越高，儿童进行观察学习的机会越多，其产生问题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学习理论给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解释的模型，但是儿童是个积极的认知加工者，儿童在模仿父母冲突的行为时，已经有认知因素的参与。所以此理论不能够很完美地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认知加工角度提出了认知-背景理论。

2. 认知－背景理论（the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1990 年，综合分析以往有关婚姻冲突和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盖瑞（Grych ）和 芬彻姆（Fincham）提出了认知－背景理论。此理论认为儿童在经历父母冲突时，会通过评价、归因和应对等来感知父母冲突，间接影响自身的适应问题。

该理论强调儿童认知评价的作用，把儿童对冲突的认知过程分为初级加工(primary processing)和次级加工（secondary processing）两个阶段。在初级加工过程中，在父母冲突发生时，儿童会经历一系列的害怕体验，他们开始评价自己在冲突中受到的威胁程度。初级加工过程的评价受儿童本身的特点（如性别、气质）、父母冲突的性质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对冲突过程的期望、当时的情绪等情境性因素影响。儿童对婚姻冲突的评价将决定其感受到的压力水平，由此便进入次级加工阶段，在这一阶段儿童开始思考冲突为何发生（原因归因）、谁对冲突负责（责任归因）、自己应作出怎样的反应（冲突应对），即对冲突作出归因，对自己的冲突解决能力及解决方式提出期望。次级加工过程也受儿童的年龄、性别和当时的情绪影响。

儿童在冲突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评价类型，就会发展成什么样的行为结果。例如经常采用自责归因评价方式的儿童会出现抑郁问题，而经常采用受到威胁的评价方式的儿童会出现焦虑问题。

该理论主要强调儿童对冲突意义的评价、感知到的父母冲突的威胁程度、冲突归因自责和应对父母冲突的能力，同时也很重视环境变量，如儿童当时所面临的发展任务及其他压力源对儿童的影响。它几乎包括了儿童生活中各种相互作用的力量，认为儿童对这些力量的感知是理解婚姻冲突与儿童适应问题的核心。

认知－背景理论在婚姻冲突与儿童问题行为作用机制的解释过程中已经取得很大成功，但也有研究者提出该理论过分强调儿童认知加工的作用，而对情绪加工的作用却未给予重视。据此，有研究者从情绪情感角度提出了另一种假设，即情绪安全假设。

3.情绪安全假设

1994年，戴维斯（Davies）和卡明斯（Cummings）以依恋理论为基础提出“情绪安全假设（the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强调儿童情绪在感知、解决婚姻冲突中的核心作用。提出婚姻冲突可能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威胁儿童情绪安全导致问题行为，其引发机制集中在儿童的情绪上。一方面，当儿童长期面对具有破坏性的父母冲突时，他们内心否定消极的情感被激发，对抚养者的依恋和家庭的稳定性产生不安全感，加重了对冲突的过多的感知和反应，这会影响儿童情感调节和言语的表达，使儿童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处理情感问题，最终有可能出现人际交往等问题行为。另一方面，长期的消极情绪状态不利于儿童对婚姻冲突作出恰当归因，也会导致儿童问题行为。除了这种直接影响外，婚姻冲突也可能破坏亲子关系而间接地引起儿童问题行为。通常，父母间严重的冲突会导致离婚或父母生理、情感上的精力匮乏，并将婚姻冲突中未能疏导的敌意迁移到亲子交往中，从而威胁儿童的情绪安全；或者冲突使父母忽略了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需要，敏感性降低，导致儿童的不安全依恋，引起问题行为。

情绪安全假设认为，情绪不安全感会表现在儿童对婚姻冲突和家庭关系的认知、情感和应对行为等不同环节上，在任何一个环节上过大的压力都会导致儿童问题行为。但这三个环节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会彼此联系共同调节婚姻冲突对儿童的影响。例如，儿童在长期生活中已经形成了对婚姻冲突和家庭关系的一般认识，当儿童面临冲突情境时，有关父母关系、家庭关系的表征会使儿童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出恐惧、痛苦、警戒和明显的敌意等情绪反应，如果这种消极情绪反应长期持续下去则会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为了减少、消除冲突带来的消极情绪，儿童会主动调节婚姻冲突在自己面前的暴露程度。但缺乏情绪安全感的儿童可能会对冲突暴露程度进行过分调节，如儿童过分卷入冲突，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或者逃避冲突以减少冲突带来的消极后果，增加安全感。

4.家庭系统理论

家庭系统理论（the ideas of conflict as family system disruption）将家庭看作一个系统，认为婚姻冲突通过破坏家庭系统中的夫妻子系统和亲子关系子系统，从而使整个系统破裂，最终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也有学者认为是冲突“外溢”(spillover) 。

夫妻子系统的破裂是夫妻双方由于教育子女观念的不一致，使得双方很少过问对方的子女抚养观念而坚持自己的抚养方式，导致抚养质量的下降，间接影响儿童的问题行为。教养观念的不一致可能导致更多有关教育行为的公开婚姻冲突。这类冲突与儿童有直接关系，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比那些与儿童无关的冲突更大，在这类冲突中儿童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自责、羞耻和恐惧。

另外，婚姻冲突通过破坏父母和儿童间的情感联系而影响两者间的关系。戈德堡（Goldberg）等认为，在长期的婚姻冲突中，父母的情感和精力被耗尽，从而降低了对儿童情感需要的敏感性和反应性，使亲子间不易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亲子关系的质量会影响儿童对婚姻冲突的评价，缺乏安全、稳固的亲子关系的儿童更容易将婚姻冲突视为对家庭和个人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

家庭系统理论还提出了两种外溢的假设：Erel提出的补偿假说（compensatory hypothesis）被用于解释那些高冲突家庭，但是父母的抚养行为是积极温暖的。当夫妻冲突使双方感情不能调和时，情感不能从对方得到满足，从而转向对子女积极的抚养方式和补偿性的爱。米纽秦（Minuchin）提出的迂回假说（detouring hypothesis）被用于解释那些高冲突家庭且父母的抚养行为倾向于过多保护和溺爱，紧张的夫妻关系使得他们将注意的目标转移到子女问题上来，婚姻关系的敌对性和消极性转嫁到对子女的过分严厉和过多保护教养方式上。

二 、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影响的实证研究

儿童对父母冲突的感知，对研究父母冲突和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关系至关重要，许多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如1984年艾米丽和奥利瑞（Emery，O’Leary）发现，经常发生的公开婚姻冲突比隐蔽的冲突更容易引起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如攻击性、不服从、反社会行为、抑郁、退缩及自我概念发展障碍等）。海瑟林顿（Hetherington）等人也发现只有暴露在儿童面前的婚姻冲突与儿童的问题行为有关，而那些隐蔽的、儿童未感知到的冲突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似乎很微弱。更早的一项对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具有问题行为的儿童更多地来自充满争吵和敌意的不幸福家庭中，而在冷漠的不幸福家庭中出现的要少些。这说明公开的、儿童感知到的婚姻冲突比隐蔽的冲突更可能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本研究将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分为行为、生理和学业成绩三类。 转贴于

1.父母冲突对儿童行为影响的研究

布拉萨( Bourassa)对984名法国青少年运用青少年自我报告量表进行测试，得出了高父母冲突家庭的青少年比没有或者低父母冲突的家庭更容易出现外部和内部的问题。许多研究都认为高父母冲突组的儿童比控制组儿童更有可能变得敌对、叛逆、焦虑和抑郁。我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指向父母冲突可以显著地预测儿童的抑郁情绪问题。1997年标乐（Buehler）对来自心理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的68篇关于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行为问题的348个统计结果作元分析，结果发现父母冲突和青少年的行为问题的平均相关系数达到0.32。计量分析还得出儿童青少年不分年龄大小、不分性别都逃不过父母冲突对他们消极的影响。

在大部分的行为研究中，研究者都采用Achenback 1991年编制的青少年自我报告量表，此量表的测量内容包括内部行为问题（如回避、焦虑和抑郁）和外部行为问题（如过失行为、攻击行为）。虽然男孩和女孩都会受到父母冲突的负面影响，但是由父母冲突而产生的内部和外部行为还是有性别和样本来源上的差异。研究表明，男孩更容易出现外部问题，而女孩更多表现为内部问题，可能是由于男孩更多地去直接干涉父母冲突，而女孩更多倾向于自责。但是研究者通过计量学分析发现，虽然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受到父母冲突的影响，但是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来自临床的样本比非临床样本表现出更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问题。

2.父母冲突对儿童健康影响的研究

心理学研究表明，父母冲突影响儿童心理健康，使其出现攻击、敌对、抑郁、焦虑等，但是对生理健康的影响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可以从离异家庭和婚姻满意度这两个侧面了解婚姻冲突与儿童身体健康的关系。

研究表明，那些父母关系不和谐和离婚家庭的儿童比来自和谐家庭和完整家庭的儿童表现出更严重的身体症状（如反常的疼痛、反胃、呕吐、头疼等）。可见，婚姻结构与和谐度可以预测孩子的身体健康。

父母之间的冲突如何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呢？2004年温迪（Wendy）在总结前人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父母冲突对孩子身体健康影响的模型。此理论承认芬彻姆（ Fincham）1990年提出的父母冲突对儿童的情感和生理调节因素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还认为抚养行为的变化在父母冲突和儿童的身体健康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由婚姻冲突而产生的紧张感可能危及到父母的抚养行为，弱化了父母与子女的情感交流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情感外溢”（spillover effect）。父母照顾力度的下降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另外，儿童感知到的婚姻冲突程度可能通过父母的抚养行为模式的变化而增加了子女攻击和敌对行为的发生率。此理论认为父母冲突威胁着儿童的安全感和情绪调节能力，情绪调节能力的欠缺可能导致儿童难以面对外界的压力，而且情感、认知和行为能力的赤字可能通过生理途径（如神经内分泌系统、被弱化的神经传递系统）而导致身体的不健康。

3.父母冲突对儿童学业成绩影响的研究

儿童感知到的父母冲突直接和间接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唐纳德（Donald）等研究者在2000年运用父母冲突量表、青少年感知家庭和谐度量表对115名儿童青少年进行测试，结果表明父母冲突与他们的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家庭支持和父母对子女学校事件涉及程度两个变量在父母冲突和儿童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可能是因为冲突使父母很少顾及到子女的教育问题，给予其学习上必要的支持与鼓励，使得儿童很少能够感知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这种感受间接影响儿童对家庭作业的完成、对学校的评价等。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父母冲突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儿童学业成绩的，但是实证研究表明，父母冲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对儿童的学业成绩产生影响。

三、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健康影响途径的研究

父母冲突是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等问题呢？目前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证明这种影响有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影响是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行为产生直接作用，间接影响是父母冲突通过其他的相关变量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

珍妮（Jeanne）等人在研究的过程中运用结构方程模拟模型，证明父母冲突对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和行为有直接的影响；评价在父母冲突和抑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抑郁是父母冲突和儿童的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还有学者证明了社会支持、家庭支持、家庭功能、儿童应对策略、父母教养方式等变量在父母冲突和儿童心理行为、学业成绩和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我国学者池丽萍认为，认知评价在婚姻冲突与儿童内部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它能够将两个系统（婚姻系统和儿童发展系统）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和规律。

四、儿童应对父母冲突的相关研究

儿童主要从两个层面来应对父母冲突，一是情感反应，二是应对策略。奥布赖恩（O’Brien）等人1995年将儿童应对父母冲突的策略分为10种类型：远离冲突（离开冲突现场）；转移注意力或者自我安慰以缓解自己的压力；寻找同伴或者兄弟姐妹；寻求其他成人的帮助；直接告诉父母停止冲突；自责；动手阻止父母冲突；冲突后利用父亲或者母亲来解决；直接的情绪表现（如吵、闹、叫、哭、打等）；无助行为（如站在一旁自己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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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社会适应；自我认同；生态系统理论

一、前言

（一）问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人口的流动性日渐加大，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及迁移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最显著的现象。尤其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及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社会群体分隔的格局背景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游离而出，现代社会已形成农村与城市之间这一最主要的双向流动形式。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流动人口在经历了个体型流动，如单独打拼、夫妻共同外出打拼之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进入了在结构上以家庭型流动为主导的阶段，“举家迁徙”同移民定居的趋势逐步扩大，这便形成了流动儿童这一新生的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

这一阶段的流动儿童面临着成长环境的改变，城乡不同的文化特征、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等，为新环境下的他们实现自身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的转变以适应与融入城市生活造成了不容忽视的阻碍作用。

（二）概念介入

概念上，流动儿童是指6至14岁（或7至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从年龄阶段来看，儿童期的他们正处于身心发展和接受教育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可塑性大、学习能力强和模仿能力强等特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21亿，其中流动儿童群体占流动人口总数的20.8%。在我国现行的二元户籍体制的限制下，流动儿童被迫处于城市生活和发展的夹缝之中，这一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群体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问题和挑战，其成长过程中的城市融入与适应困境十分显著。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是指流动儿童接受城市文化、进入城市原住民及其子女社交圈，并最终实现与城市原住民子女的融入过程。社会融入的前提是流动儿童能够接受城市文化，被城市文化所同化，随后实现在城市环境中重新适应社会。在这一融入的过程中，流动儿童需要通过改变对生活地域的自我认同，在角色、身份、生活模式、归属感和认同感等方面对城市中的结构性制度和规定进行逐步地接受和适应。这对于处于早期社会化阶段的流动儿童而言，对城市环境的适应与社会化密切相关，因此，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我国城乡现存体制下的流动儿童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而该群体自身年龄的特殊性导致他们的城市融入与适应不同于一般群体，他们不得不面对社会本身和新的社会环境的双重适应问题，任何一方的适应出现问题都会深刻影响到流动儿童的成长与发展。

二、研究综述

一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流动儿童问题的研究颇多，包括分析流动儿童的年龄特征、家庭背景、教育环境及其心理问题和特征等。学者们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大致都是从心理、社会、教育这三个层面进行分别概述：

从心理层面来说，流动儿童群体主要表现为一系列问题行为。问题行为指个体表现出的妨碍其社会适应的异常行为。流动儿童正处于身心发育和接受教育的重要时期，从农村到城市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的转变，使得一些儿童不能较好的适应新环境以融入城市生活，容易出现心理偏差，突出表现为自卑、焦虑、叛逆、反抗等，并由此引发问题行为。

从社会层面来说，它涉及经济、文化、人际交往、社会关系等多个层面。一方面流动儿童群体的家境相较同辈的城市儿童而言差距较大，导致其家庭在经济方面的支持力量较为薄弱；另一方面，流动儿童在与新环境中的接触与交往对象主要是城市人群，两类群体之间存在着颇多文化差异，因而在城市文化占主流的社会环境中流动儿童的融入受到来自多社会方面的影响。

从教育层面来说，流动儿童迁移至城市后主要面临以借读生身份就读于公立学校和进入由社会力量创办的专门招收流动儿童的打工子弟学校这两种教育安置方式。但就当前状况而言，相当部分的流动儿童就读的学校集中在打工子弟学校。学校是流动儿童成长的重要外部环境，但这类学校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在于师资力量的薄弱，还在于这种群体相对集中的方式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阻碍。教育安置方式通过影响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从而影响其城市融入与适应的过程。

我国流动青少年问题是众多学者研究和成就的领域，学者们对此进行了重要的概括和总结分析，经过梳理了学者们的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研究理论不难发现，它从总体上对我国流动儿童问题进行了较为重要的概括和总结分析，共同的趋势是将流动儿童看作一个能动的主体，这点对于探讨流动儿童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分析视角。但既有的对于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研究的大都更多的聚焦于流动青少年的心理状况分析和教育权力的维护上，较缺乏对于该问题的动态综合分析。本文在参考了其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选取了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需求问题作为切入点，并结合生态系统理论以进行探讨，以期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问题予以支持有所裨益。

三、城市社区中的流动儿童群体的融入困境

流动儿童自身处于特殊的成长时期，其行为和表现十分强调个人认知、环境和行为三方的交互作用，个体在社会环境中不断地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刺激做出反应，其中的一些社会行为会被保留下来，并形成较为稳定的行为倾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在新的城市社区中的生活本质上是行为与环境的互动，通过不断的模仿-学习-改变的循环，使得流动儿童群体逐渐适应并习得城市的生活行为方式。

就我国目前现状而言，在新的城市环境中，社会对流动儿童的关怀一直处于缺失状态，这些儿童缺乏足够的支持系统，甚至被迫贴上“二等公民”的标签，这些负面的环境导致他们产生自卑心理，从而在人际交往、行为习惯、社会责任感等方面都受到较大影响。该群体大多由于家庭贫困，在城市生活中缺乏足够的物质资源，加之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家庭教育的缺失，从而难以融入新的生活学习环境。这些来自心理、社会、经济等系列问题不利于他们在城市中探索与成长，对于他们的城市融入构成严重威胁。流动儿童群体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社会参与和支持网络重构的需求，但是他们和周围社区整合状况不理想，相互缺乏足够的认同。由此，流动儿童群体在城市融入和适应的困境本质上是未解决的自我认同、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网络构建这三个方面的需求问题。

流动儿童群体作为城市的第二代移民，与其父辈不同，其在早年成长时期迁移到城市并与新环境形成互动。社会大环境的融入氛围是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大背景，这包括了政策引导以及社区支持等。在迁移至城市后的外来家庭大都分散于城市的各个社区，社区是社会的缩影，对城市的融入更是基于在社区的融入的前提之下。城市社区作为流动儿童群体在城市新环境的之中发生互动和互动频率最高的区域，对其而言，所处社区的环境和社区成员的行为与态度代表并反映着城市大环境的特征，这对流动人群的心理和社会融入将产生最首要也是最直接的影响。根据布劳提出的核心假设：与其他群体和阶层的交往推动和促进向这些群体和阶层的流动。他强调了群体间及阶层间交往的重要性，这种群体之间的交往促进着结构性融合，是群际间流动和族群融合的必要条件。其实，群际交往的外显行为在更深的层面上对应了群体成员的心理认同和自我认同。城市社区集合了多样化的人群，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作为新居民的流动儿童群体的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大都与社区中的其他成员相互连结，对融入影响最深远的则是与作为原住民的城市群体之间的互动。流动儿童在社区中的互动以形成自我认同，因而社区构成了并是支撑着流动人群最主要的社会支持网络。当然，对于流动儿童群体而言，学校也是一个重要的互动社区，帮助引导和建立流动儿童的朋辈群体网络。这也是基于对无锡市金星街道金城社区的项目活动的成果。

四、社会工作与生态系统理论的干预构想

针对流动儿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不同问题与困境，社会工作的干预可采取相应不同的有效介入策略，紧紧围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大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依据生态系统理论，流动儿童的生态系统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指处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看似单个的个人，即流动儿童的年龄、性格、性别、家庭环境、学校、同辈群体等；中观系统是指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即与流动儿童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多个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家庭、学校、社区之间的关系、同辈群体间的人际交往关系等；宏观系统则是指个体未直接参与但却对其微观系统产生影响的更大的社会系统，即社会氛围、价值观念、我国关于流动儿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组织和制度等。这三大系统相互影响并持续的产生相互作用。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和适应便是在多重因素下的一个复杂过程，包括制度、学校、家庭、社区及流动儿童自身的复原力与潜能等多方面间的互动作用影响。

综上，根据城市流动儿童在城市融入与社会适应层面的需求，结合生态系统理论同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进行多角度、立体化的定位、评估和干预。设想如下：

第一，外来儿童的自我认同需求。自我认同是指一个人处于族往的场景中，如何给予自我定位。这一自我意识产生于群体间接触之后，并感觉到彼此存在差异或者利益冲突。社会成员的身份其实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定义，是成员的自我认定同其他阶层或群体对之的认定这二者的相互作用。流动儿童的自我认同便是其与和其相对的城市居民相互交往，比较差异并界定差别从而建构与发展出来的。进而，在自我认同方面的融合需求是指群体与相对的另一群体相互接纳并达成认同。对此，项目设想为通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帮助服务对象消除自身问题，预防问题的发生以及发掘和利用自身能力，是解决服务对象社会融入困难的基础条件。社会工作需着眼于个人所在的社会环境，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和支持，以增进和鼓励案主自身能力的提升和发展。

第二，外来儿童的社会参与需求。社会参与是指社会成员能够广泛利用各种途径并以某种方式有效地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活动和现状投入参与，其中参与意识起着重要作用。对此，社会工作需通过搭建活动和相互交流平台，帮助服务对象丰富业余生活，增强外界接触，是解决服务对象社会融入困难的重要渠道。同时进行个人倡导、动员各方资源、引导社会政策制度改变，以有效协助流动儿童群体改善其与环境间的调和度。

第三，外来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构建需求。社会支持网络是在所处的环境中，个体与他人不断互动而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经济、工具性、情感支持等）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个体通过这个网络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实现正常生活的能力。对此，通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服务对象同伴之间、家长之间和邻里之间建立支持网络，是解决服务对象社会融入困难的主要手段。

五、总结与反思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和户籍制度的长期历史下，城市和农村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特征。在异质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不仅在物质和社会地位上具有巨大差异，并且在价值观、自我认同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形成了日渐鲜明的差别。随着社会的变迁引发的人口的流动，刺激着不同群体与阶层之间的接触和碰撞。流动儿童便是这一情境下当今中国最聚焦的弱势群体之一。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精髓所在，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与适应正是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和内化的过程。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而社会工作者就是实践这一行为的行动者。对于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和社会适应困境，社会工作者在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过程中，首先应充分站在案主的立场上，在全面了解流动儿童群体所处的复杂的生态系统之后，发挥小组工作的团体优势并以个案工作形式弥补小组活动中对个体成员不同特性关注不足。一方面重点关注微观系统中致力于挖掘、支持、鼓励和促进流动儿童的融入和适应能力；另一方面致力于增进外部环境对其需求的回应和支持，建立社区-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结构化适应格局，以整合与流动儿童群体相关的各类资源，为其的良好成长搭建桥梁，并通过多元文化视角促进的变化与发展，从而促进系统的平衡，帮助困境中的流动儿童厘清问题，实现自我认同、促进社会参与并搭建社会支持网络。这一改变对于流动儿童群体而言应将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互补，制度层面的促进，更关键的是实现流动儿童群体在个体心理层面身份认同的整合和个体行为层面社会交往的整合。整合的实现不仅是问题困境的解决，还将推动着社会内部张力的扩展，也利于实现结构融，促使整体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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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简称CAS)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复杂系统，复杂适应系统主要有主体性、层次性等特点。学习型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上述特点，因此，CAS理论对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也颇具方法论意义。在CAS理论视野中，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应该遵循如下四个基本原则：主体性原则、整体涌现原则、活力性原则、标识性原则。

关键词：复杂适应系统学习型社会主体性原则

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复杂适应系统(CAS)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复杂系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美国计算机科学家．H．Holland教授于1994年提出的。他认为，复杂性来源于系统内部，是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的要素的适应性促成并发展了复杂性。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定义复杂适应系统，它是由许多非线性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部分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且，每一个“部分”都存在于另一个“部分”之中，从而形成了嵌套的层次结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CAS的复杂性起源于其中的个体(ActiveA．gent)的适应性，正是这些个体与环境以及与其他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不断改变着它们的自身，同时也改变着环境。这些个体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个体进行交流，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学习”或“积累经验”，不断进行着演化学习，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各个底层个体通过相互间的交互、交流，可以在上一层次，在整体层次上涌现出新的结构、现象和更复杂的行为，如新层次的产生，分化和多样性的出现，新聚合的形成，更大的个体的出现等。

复杂适应系统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主体具有主动性、适应性、并发性。系统中的主体可以自动调整自身的状态、参数以适应环境，或与其他主体进行协同、合作或竞争，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或利益。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主体的性能参数在变，主体的功能、属性在变，整个系统的功能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系统中的主体是并行地对环境中的各种刺激作出反应，进行演化。(2)系统具有层次性。在适应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个体之问的差别会发展与扩大，最终形成分化，渐渐地建立层次。首先，这种层次性比较明显，各层之间界限分明；其次，系统内很多层次之间存在嵌套关系。(3)标识性。标识就是个体在与其他个体或环境相互作用时，尤其是在搜索与接收信患时，相互识别和选择的标志。(4)主体与主体、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变和进化的主要动力。这种相互作用越强，系统的进化过程就越加复杂多变。由于学习型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诸多特点。在学习型社会系统中，学习型个体作为基本的社会成员，是存在于这个系统中具有自身目的与主动性的、积极的“活的”主体个体通过积极与社会环境以及其他个体进行持蕈学习到笛的经耋验丢改矍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同类羹个豢为了完成共同的功能，通过“黏合”形成较大的所谓多主体的聚集体——元主体(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同样可以像主体一样再聚集成更大的聚集体从而导致层次的出现，学习型组织(元主体)在系统中有时像一个单独的个体那样行动。因此，CAS理论对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也颇具方法论意义。

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野中学习型社会构建的基本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

所谓主体性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尊重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终极价值，以现代人的精神培养现代人，以全面发展、科学发展的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主体”这个概念是CAS理论最核心的概念。CAS理论将系统中的个体称为“主体”——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强调它具有自己的目标、内部结构和生存动力，把个体的主动性提高到了系统进化的基本动因的位置上。

遵循主体性原则在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这是学习型社会的理念所决定的。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学习型社会就是一种教育机会，是一个人人皆学、时时皆学和处处皆学的社会。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传统中以人为本的观念相当薄弱，如果不能够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确定教育的意义，社会和教育的发展方向就有可能与学习型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学习型社会的

建设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学校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态度、方法和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学校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在把学校资源向社会开放的同时，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学校要重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非正式教育的和谐发展。学校还要注重各级教育渠道的衔接和贯通，注重不同教育类型间的相互转换，尤其是学校内外教育机构要相互承认各自的学习成果。

(二)整体涌现原则

所谓整体涌现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系统的构建要以学习型组织为基础，遵循整体构建的思想，强调学习型社会系统各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作用，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学习活动，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CAS理论认为，整体涌现性是指整体才具有而孤立的部分及其线性相加之和不具有的特性，它主要是由系统的组成成分按照系统的结构方式相互作用而激发出来的，是一种组分之间的结构效应或组织效应。不同的结构方式或组分之间不同的相互激发、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产生不同的整体涌现性。当我们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时候，指的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带来的“增值”效应。

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组织构成的，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必须使这些组织转变成学习型组织，也就是要求各种组织通过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组织共同愿望，并通过共同学习和系统思考，克服组织发展智障，使组织充满生机和活力，不断追求发展和进步。所以，我们要大力开展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等各种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当全社会各种组织都变成学习型组织时，我们的社会就会自然过渡到学习型社会。

(三)活力性原则

所谓活力性原则，就是指学习型社会成员的学习活动，应该在坚持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前提下，承认学习者基础的层次性，把学习活动保持在具有层次性的复杂阶段，使教育资源层次化，学习方式多样化，使具有不同知识层次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找到激发自己不断向高层次目标前进的动力，保持学习活动和学习型社会主体蓬勃向上的活力。

CAS理论告诉我们，“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特点就是永恒的新奇性。”秩序状态太规范，太死板，不利于作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利于自动催化组的产生；混沌状态又太混乱，太无组织纪律，内部的自我破坏力加大，也不可能有什么造就。处在秩序与混沌之问的复杂阶段是最佳位置。因为在这样的阶段，系统既具有秩序与混沌_两方面的优越性，又少了两者的缺点。因而在这个阶段，作用者的活力与系统的活力(组织的活力)就能够充分地显示出来，达到创造某种新奇的目的。

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大力倡导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观念，倡导构建一个无人不学、无地不学、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学习贯穿于人的一生，不再划分为学习阶段和工作阶段；学习是没有围墙的，不再局限于学校学习，还包括在职学习、社会学习等；学习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技能，还包括态度、方法、行为习惯等；学习形式是多样的，不仅包括正规学习，还包括非正规学习，大量的学习是生活中、交往中、工作中发生的；继承和创新都是学习，而且创新是更重要的学、习，要重视创新性学习。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随时随地抓住适应自己需要的高品位的学习资源、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

(四)标识性原则

所谓标识性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在整个社会中确立一个总体上的组织者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以便学习个体在与其他个体或环境相互作用时相互识别和选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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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学；生态学；档案生态研究；述评；展望

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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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工作生态系统理论

中图分类号： C29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能再单纬度的从经济创收来考量企业的价值，企业责任也已不再是之前仅限于为自己创造利润，为政府创造税收。另外，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以媒体传播为助力，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呼声也传遍世界。一些较好的承担起社会责任的企业，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推动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塑造了良好的企业形象。通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的意义，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自身创造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是维护企业长远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互利”行为。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由于其注重经济效益，会使得部分公益效果削减，此时急需企业社会工作者为企业塑造公益价值观。

一、文献综述

学者陈讯，韩亚琴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包括经济、法律、伦理和自愿性责任等方面，并从历史发展角度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古典观点和社会经济学观点。李伟阳，肖从时间纬度，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个别研究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广泛关注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全球发展阶段。生态系统理论源自人类生态学。该理论可应用于个体、家庭和其他如学校、工作场所等组织。Bronfenbrenner(1979)在考量了各种环境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人类发展模型，将社会环境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目前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的研究尚不多见。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分层

笔者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微观企业社会责任，中观企业社会责任，宏观企业社会责任。

（一）微观企业社会责任

微观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指企业对自己的员工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不仅要善待员工，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为员工提供定期培训，以促进员工的进步和成长，工资报酬要达到法律或行业规范标准，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不得超过国家标准，且要按照法律规定支付费用。其次企业要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不仅仅将员工视为创造利润的工具。此时需要企业社会工作者来作为企业和员工之间沟通的桥梁，努力为企业员工争取更多的权益。日本松下公司就很好的维护了员工的权益，在日本经济危机爆发时，各大企业纷纷裁员自保，松下新之助却提出终身雇佣制，和员工一起度过难关。虽然在危机下企业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当企业很好的履行了对员工的职责，员工将会对企业无限忠诚，为企业尽职尽责，且员工之间会团结一心，团队合作精神会大大提高，在员工中间树立起“企业就是家”的理念，会共同追求共同奋斗。有学者研究证明，不能善待工人而产生的负的外部性后果，比起环境污染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中观企业社会责任

中观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要对自己的顾客及消费者负责。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大环境下，这是企业最能自觉履行的社会责任，因为消费者手中掌握着企业生存的决定权，一旦企业无法使消费者满意，消费者将把手中的资金选票投给其他企业。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各企业越来越重视服务质量的提高，高度贯彻顾客即上帝理念。尽管大部分企业都能认识到承担起对消费者责任的重要性，但很多企业仍将其流于形式，重服务轻质量，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甚至将消费者的安全置之不顾。三鹿是我国奶粉业第一品牌，但因没有承担起对消费者的责任，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因而迅速破产。企业已经能够认识到承担对消费者责任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切实的贯彻实施，为保证企业生存，必须切实的承担起对消费者的责任。

（三）宏观企业社会责任

宏观社会责任，指企业对自然环境以及社会公益的责任。早期经济学家认为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是创造经济价值，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观点已受到社会大众的拷问，企业的利益来源于社会，理应回报社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紧密相关的，企业要依靠自然环境发展。近年来由于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自然环境收到破坏已经危机人们的健康，笔者认为企业应当承担起保护自然环境的职责。诺基亚建造的中国园“绿色大楼”，因为使用了大量的环保材料建筑，虽然费用增加了不少，但却实现了节水37%，节能20%。诺基亚使用了紧凑环保型手机包装盒后，两年间节约了超过4亿欧元的包装和运输费用。实践证明，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不是一件花钱的事情，反而能够为企业节省一笔巨大的运营成本。对于企业社会公益责任，笔者认为这是一项自愿性责任。但履行社会公益责任并不是一项毫无回报的企业社会责任。加多宝王老吉坚持多年“王老吉―学子情”项目，为贫困高考生提供助学金，捐赠金额数千万。2008年汶川地震后，加多宝王老吉捐款一亿，受到了全国网民的热烈追捧，网友打造出“捐款就捐一个亿，饮料就喝王老吉”的网络热词，并倡导“封杀”加多宝王老吉，即一旦出现在货架上立即抢购一空，当时很多地方出现了脱销现象，加多宝王老吉当年销售量增加130%，成为罐装饮料销售冠军。2009年加多宝王老吉出现了“添加门”事件，但官方澄清后其销量并未受到影响，这也与加多宝王老吉长期承担社会责任，建立起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信任。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能够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还能够取得名牌效益。

三、企业社会工作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一个重要领域，2009年4月，“企业社会工作与企业社会责任”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大大加强了对于企业社会工作的关注。企业社会工作在介入企业社会责任有其专业优势，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知识、技巧以及独特价值观是协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大优势。

在推动企业承担微观社会责任时，社会工作者要努力为企业员工谋取自身发展。员工的福利和保障问题有时也需要企业社会工作者同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合作。社会工作关注人的个别化，有着独特的价值观及专业视角，这些都使得社会工作者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企业员工争取更多的权益。企业中观社会责任方面，企业社会工作者虽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销售服务环节，但可以与企业销售部门合作，对客户宣传企业文化，提供企业形象的指导。不可否认，企业社会在工作者在帮助企业塑造良好企业文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社会工作者在宏观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上，更能体现专业性。目前公共慈善事业已经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工作恰恰是关注弱势群体，帮助弱势群体的专业，因而企业的公益慈善事业是企业社会工作者介入的重要领域。企业社会工作者协助企业开展公益慈善事业能够使得企业慈善事业更加完善，发展更加高效，惠及更多人群。

四、结论

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的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笔者采用生态系统理论将其分为三层，这三个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有一定次序的。作为一个企业，首先应当满足其职工的利益需求，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如果忽视职工的权益，单纯靠压榨职工获得利润，这样的企业是无法长久运行的。企业产品进入市场后，要对消费者负责，只有争取到更多的消费者，企业才有利可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广大企业深谙这一道理，但却流于形式，没有真正为消费者承担起责任，为图眼前利益而采取杀鸡取卵的发展模式，这样的企业最终将被市场淘汰，收到法律制裁。宏观企业社会责任虽是自愿性责任，但很多企业也看到了公益事业带来的品牌效益，争相投身公益事业。在此过程中，由于部分企业过于追求媒体宣传效应，忽视了对受助者的保护，或者没有真正帮助到受助者。企业社会工作者在公益事业开展方面，有着较强的专业性，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同时，为社会弱势群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目前企业社会工作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只有部分中大型企业设置有企业社会工作岗位。在为数不多的有社会工作岗位的企业里，企业社会工作仍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下工作，通过与销售部门，宣传部门，决策部门的合作来开展各项工作，没有自己独立发展的空间。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社会工作会逐渐得到关注，终将会赢来企业社会工作的春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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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灰色模型MG（1，1）；Excel软件；IPTV；预测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1020

1引言

IPTV（Internet Protocol TV，Interactive Personal TV）也称交互式网络电视，具有IP交互特性，在传统电视基础上，加入了数字电视、互联网、多媒体等技术，面向家庭用户提供多种交互式服务的新媒体产品。它融合了多媒体技术、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网络资源，是这个网络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带来电视产业的颠覆式变革。

IPTV具有IP网的对称交互特性，几乎可以实现网内节目的所有方式及各种控制功能，包括及时更新、节目预约、调节观看进度、终端账号和计费管理等，满足了时下观众多样性、定制化的视听需求。除了基本的电视服务功能之外，还可以基于互联网展开其他内容业务，如网络游戏、收发电子邮件、网上购物等。以上就是IPTV的两大卖点：交互特性和扩充互联网内业务。IPTV更新了传统电视服务的概念，而且将在线的信息、娱乐、教育及商务等多种功能融入其中，强大的综合性多元化会使它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同时，IPTV的发展也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是技术影响，受到宽带和光纤线路质量、网络路由器信号强度、机顶盒的画质传输质量及视频编码技术等影响，还有最基础的家庭联网普及程度。二是内容影响，观众已经习惯了低价格的广播电视节目收费方式，但随着版权的法制化管理和网络节目的性质，IPTV是根据选择的节目内容差异化收取费用的，这和传统电视的收费方式大相径庭。所以，IPTV的发展要以内容为王，只有内容做到高水准、个性化、定制化，才能吸引观众为其买单，引导他们习惯这种消费方式，否则IPTV的优势就难以实现，只是一项增值或附加业务，难以成为行业主流。三是政策法律影响，目前我国对电视媒体市场采取的仍是准入管制，广电总局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国内影视制作传播系统，所以政策变动会对IPTV发展有很大影响。此外，法律上对IPTV的定位尚不明晰，是继续打球还是明确归属、法律授权，业内需要密切关注。[1]四是产业链影响，原有的广播电视体系是远远无法满足IPTV的发展需要的，这条产业链上需要大量从事各类节目内容的开发、制作及传播的专业人士及组织加入和进行产业合并，整个行业才能有序发展。综上可见，IPTV的发展受很多因素制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IPTV市场发展系统中既有人们已知的白色信息，又有人们未知的黑色信息，更多的则是人们部分了解又不很清楚的灰色信息。其中的随机量则被处理成为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时段上变化的灰色量及灰色过程。[2]灰色系统理论中处理灰色量的原则，是从无规律的原始数据中找出规律，即对数据通过一定方式处理后，使其成为较有规律的时间序列数据，再建立模型。

本文以我国2009―2014年IPTV用户总量为基础数据，建立灰色动态预测模型，对2015―2017年我国IPTV的市场规模进行预测。结果表明：灰色模型能较准确地预测我国IPVT市场的发展趋势。

2灰色动态模型GM（1，1）

我国的邓聚龙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灰色系统理论，是用来解决信息不完备系统的数学方法。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系y称为“灰色系统”。灰色系统理论是研究解决灰色系统分析、建模、预测和控制的理论。[3]在灰色系统建模中，最具特色的是针对生成的时间序列建模，即灰色模型（Grey Model，GM）。灰色动态模型――单变量一阶微分方程GM（1，l）是其中较为简单的一种，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未来数量大小的预测。该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主要用于预测行业产值和市场规模等。

运用GM（1，1）预测的思路较为简单，数据单纯，不需要用到专业软件实现，因此也提高其在各行业商用中的推广。具有数据统计处理及表格生成功能的通用计算机办公软件Excel，则成为了用GM（1，1）预测的常用运算工具。本文用其实现了对IPTV市场用户量增长趋势的自动建模和快速预测，结果直观，数据完整，精确度较高。其建模步骤如下：

第六，外推预测按式（4）和式（8）向后预测。

3用Excel实现灰色模型GM（1，1）预测IPTV总用户量我国2009―2014年IPTV总用户量如表1所示（数据来源：工信部）。

用Excel实现灰色动态模型GM（1，1）预测未来三年我国IPTV用户总量，建立电子表格步骤如下：

第一，调整电子表格的格式如表2所示。

第二，输入原始数据。原始数据即表1中2009―2014年的我国IPTV总用户量。

第三，编程。

Excel软件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黑框中为原始数据，其余数据均为自动计算结果。

根据灰色模型预测到的2015―2017年我国IPTV总用户量见表3。

4结论

基于影响IPTV市场用户量的因素具有多样化且不确定性强的特点，所以本文选用灰色系统中灰色动态模型GM（1，1）进行预测，这是灰色数列预测的基本模型，对样本含量的概率分布无严格要求。[4]一般只需要3～4年以上的统计指标值，就可以预测未来2～3年的发展情况，且不必过多地考虑宏观政策、社会需求等难以量化的影响因子，适用于预测未来用户量的趋势。

C=S1/S2，S1代表预测误差离散性，S2代表原始数据离散性。根据后验差检验的原则，后验差比值C越小越好，因为C越小则是残差总体标准差S1越小，原始数据总体标准差S2越大，说明预测误差离散性小，原始数据离散性大，预测精度高。本组数据后验差比值C=00475

对我国IPTV总用户量使用灰色模型GM（1，1）预测表明，2015―2017年IPTV总用户量年增长率将稳定在150%左右（分别为14728%，15286%，15286%）。目前，我国IPTV行业正处于市场快速发展期，在2017年将突破1亿人。面对如此迅速发展的市场，相关业内人士要抓住机会，提供更完善的服务，研究更先进的技术，开创新颖丰富的内容，彻底改变我国消费者的视听习惯。在政策法律方面，希望国家进口出台更多针对性的利好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助力我国IPTV市场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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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

论文摘要：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简称CAS)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复杂系统，复杂适应系统主要有主体性、层次性等特点。学习型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上述特点，因此，CAS理论对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也颇具方法论意义。在CAS理论视野中，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应该遵循如下四个基本原则：主体性原则、整体涌现原则、活力性原则、标识性原则。

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复杂适应系统(CAS)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复杂系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美国计算机科学家．H．Holland教授于1994年提出的。他认为，复杂性来源于系统内部，是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的要素的适应性促成并发展了复杂性。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定义复杂适应系统，它是由许多非线性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部分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且，每一个“部分”都存在于另一个“部分”之中，从而形成了嵌套的层次结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CAS的复杂性起源于其中的个体(ActiveA．gent)的适应性，正是这些个体与环境以及与其他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不断改变着它们的自身，同时也改变着环境。这些个体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个体进行交流，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学习”或“积累经验”，不断进行着演化学习，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各个底层个体通过相互间的交互、交流，可以在上一层次，在整体层次上涌现出新的结构、现象和更复杂的行为，如新层次的产生，分化和多样性的出现，新聚合的形成，更大的个体的出现等。

复杂适应系统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主体具有主动性、适应性、并发性。系统中的主体可以自动调整自身的状态、参数以适应环境，或与其他主体进行协同、合作或竞争，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或利益。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主体的性能参数在变，主体的功能、属性在变，整个系统的功能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系统中的主体是并行地对环境中的各种刺激作出反应，进行演化。(2)系统具有层次性。在适应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个体之问的差别会发展与扩大，最终形成分化，渐渐地建立层次。首先，这种层次性比较明显，各层之间界限分明；其次，系统内很多层次之间存在嵌套关系。(3)标识性。标识就是个体在与其他个体或环境相互作用时，尤其是在搜索与接收信患时，相互识别和选择的标志。(4)主体与主体、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变和进化的主要动力。这种相互作用越强，系统的进化过程就越加复杂多变。由于学习型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诸多特点。在学习型社会系统中，学习型个体作为基本的社会成员，是存在于这个系统中具有自身目的与主动性的、积极的“活的”主体个体通过积极与社会环境以及其他个体进行持蕈学习到笛的经耋验丢改矍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同类羹个豢为了完成共同的功能，通过“黏合”形成较大的所谓多主体的聚集体——元主体(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同样可以像主体一样再聚集成更大的聚集体从而导致层次的出现，学习型组织(元主体)在系统中有时像一个单独的个体那样行动。因此，CAS理论对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也颇具方法论意义。

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野中学习型社会构建的基本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

所谓主体性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尊重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终极价值，以现代人的精神培养现代人，以全面发展、科学发展的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主体”这个概念是CAS理论最核心的概念。CAS理论将系统中的个体称为“主体”——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强调它具有自己的目标、内部结构和生存动力，把个体的主动性提高到了系统进化的基本动因的位置上。

遵循主体性原则在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这是学习型社会的理念所决定的。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学习型社会就是一种教育机会，是一个人人皆学、时时皆学和处处皆学的社会。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传统中以人为本的观念相当薄弱，如果不能够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确定教育的意义，社会和教育的发展方向就有可能与学习型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学习型社会的

建设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学校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态度、方法和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学校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在把学校资源向社会开放的同时，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学校要重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非正式教育的和谐发展。学校还要注重各级教育渠道的衔接和贯通，注重不同教育类型间的相互转换，尤其是学校内外教育机构要相互承认各自的学习成果。

(二)整体涌现原则

所谓整体涌现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系统的构建要以学习型组织为基础，遵循整体构建的思想，强调学习型社会系统各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作用，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学习活动，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CAS理论认为，整体涌现性是指整体才具有而孤立的部分及其线性相加之和不具有的特性，它主要是由系统的组成成分按照系统的结构方式相互作用而激发出来的，是一种组分之间的结构效应或组织效应。不同的结构方式或组分之间不同的相互激发、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产生不同的整体涌现性。当我们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时候，指的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带来的“增值”效应。

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组织构成的，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必须使这些组织转变成学习型组织，也就是要求各种组织通过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组织共同愿望，并通过共同学习和系统思考，克服组织发展智障，使组织充满生机和活力，不断追求发展和进步。所以，我们要大力开展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等各种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当全社会各种组织都变成学习型组织时，我们的社会就会自然过渡到学习型社会。

(三)活力性原则

所谓活力性原则，就是指学习型社会成员的学习活动，应该在坚持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前提下，承认学习者基础的层次性，把学习活动保持在具有层次性的复杂阶段，使教育资源层次化，学习方式多样化，使具有不同知识层次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找到激发自己不断向高层次目标前进的动力，保持学习活动和学习型社会主体蓬勃向上的活力。

CAS理论告诉我们，“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特点就是永恒的新奇性。”秩序状态太规范，太死板，不利于作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利于自动催化组的产生；混沌状态又太混乱，太无组织纪律，内部的自我破坏力加大，也不可能有什么造就。处在秩序与混沌之问的复杂阶段是最佳位置。因为在这样的阶段，系统既具有秩序与混沌_两方面的优越性，又少了两者的缺点。因而在这个阶段，作用者的活力与系统的活力(组织的活力)就能够充分地显示出来，达到创造某种新奇的目的。

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大力倡导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观念，倡导构建一个无人不学、无地不学、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学习贯穿于人的一生，不再划分为学习阶段和工作阶段；学习是没有围墙的，不再局限于学校学习，还包括在职学习、社会学习等；学习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技能，还包括态度、方法、行为习惯等；学习形式是多样的，不仅包括正规学习，还包括非正规学习，大量的学习是生活中、交往中、工作中发生的；继承和创新都是学习，而且创新是更重要的学、习，要重视创新性学习。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随时随地抓住适应自己需要的高品位的学习资源、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

(四)标识性原则

所谓标识性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在整个社会中确立一个总体上的组织者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以便学习个体在与其他个体或环境相互作用时相互识别和选择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