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理论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发展理论，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2][美]科斯、诺斯等：《财产、产权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3]国际经济增长中心V奥斯特罗姆和D菲尼，H皮希特编，王诚等译：《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

[4]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林业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7]李悦：《产业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篇2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流派；关系；探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

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金融从属于经济增长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琼·罗宾逊反对熊彼特关于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强调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多恩布什认为，金融储蓄与真实利率并不相关。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后来的研究(包括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或通过证明两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存在性、或通过分析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或通过研究两变量间的传导机制，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国外学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有建树；而许多国内学者也基于中国数据、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检验。

综述以上研究，学者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间的相关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供给拉动性”(supply—leading)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根据这种观点，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渠道有：(1)通过提升资本积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Goldsmith，1969)；(2)通过提高储蓄率进而带动投资率(McKinnon，1973；Shaw，1973)。换句话说，通过增加储蓄规模和改进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将拉动更高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关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种视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发展“追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观点。该种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这种观点的实证支持可参见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文献(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种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是互为因果的，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联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种视角则缘于Lucas(1988)，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众多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体现在我国对金融体制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对我国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匹配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考察其深层原因仍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入WTO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和银行对融资机制做出新的调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篇3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2][美]科斯、诺斯等：《财产、产权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3]国际经济增长中心v奥斯特罗姆和d菲尼，h皮希特编，王诚等译：《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

[4]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林业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7]李悦：《产业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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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理论；经济发展；市民社会

一 国家与社会关系主要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理论与社会的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讨论初期，人们大多采用“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学术界对于“国家—社会”关系主要存在三种视角：多元主义、国家主义和法团主义。

多元主义认为，由个人简单集合构成的社会产生了政府（国家），政府与社会始终要保持一种信托关系。如果政府亵渎了社会的信任，社会具有重新选择政府的自由。对社会而言，政府的作用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它不能任意干涉社会的秩序。这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权力只是源于人民通过契约而让渡的部分权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是否违背契约而对社会造成致命的侵害由社会来做裁判者。

国家中心主义论者认为，国家不必代表某一种社会力量，它有着自己的目标、利益、资源和执行组织，有着管制权力和使用强权的合法性地位，通过一系列组织实现支配或权威。国家是一个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组织实体。所以，国家权力具有整合社会伦理和追求公共福利的义务，而不仅仅是消极地维护一个安全的社会秩序。

法团主义也称为合作主义，强调社会与国家通过一种中介进行合作。它特别突出组织和社会集团的作用，尤其强调正式的私人团体执行公共任务的责任，并且认为为了减少和控制冲突，就需要削弱个人或个别团体的突出地位，从而使它们都遵循受某种权威影响的秩序。

二 “国家—经济领域—市民社会”三分法

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经济领域—市民社会”的三分法被引入讨论，相对应的，政府部门、营利部门和第三部门（非营利部门）的概念被广泛采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国家和经济的关系的争论集中于一个单一的问题上，即国家在经济中应该起多大作用。在这个问题中暗含着一个有争议的假设，而国家和经济是两个功能自主的独立分析领域。事实上，国家和经济应该被看成是相互建构的活动领域，—任何一个都不能在缺少另一个的情况下发挥作用（Migdal，2001）。首先，国家明显地依赖于经济中的财政收入来开展活动。这种依赖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纯粹掠夺性的政治管理方式也是相对少见的。即使是最贪婪的统治者也了解，如果不对他们的掠夺行为加以限制，生产就会萎缩。因为人们需要一些保证来使他们能够保留一些自己的劳动成果。

坚持自由市场论的理论家认为经济只有在最少的政府“干预”下才能运转得最好（Friedman，1980）。但是，许多经济社会学家则认为，即使是最具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也要依赖于法律和政治结构。韦伯（1922；1978）认为在西欧占支配地位的“理性资本主义”的独特形式极大地依赖于财产与合同法的有效性，这些法律被用于保证利润能够主要通过生产活动而不是寄生式的剥削而产生。

政府在集中了权力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社会所不能提供的公用产品。Polanyi（1944；2001）进一步深化了韦伯的观点，他指出市场经济依赖于市场活动无法单独提供的三种关键投入。例如，对货币供应的管理，对劳动力供给的调整，以及为那些没有充足工资收入的家庭和个人提供资源的福利政策。而对土地供应的管理包括环境规划、交通政策、农业政策及其他的土地使用规划。可以确信的是，尽管不能确保政府将有效地管理这些虚拟商品，但也没有明确的其他选择可以替代政府行为。

国家和经济互构的思想通常是以简略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即经济嵌入于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市场经济嵌入于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被国家建构，同时也建构了国家。市民社会包括从行业协会、工会、政党的各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以及公民在其中形成其政治偏好的公共领域。但是法律和其他的政府活动深深地渗透到市民社会中，工会或行业协会的结构及其职责明显是由法规及政府官员互动的制度化模式建构的。然而，在理念上，市民社会和国家也保留了充分的自主性，市民社会对政府的权威设置了清晰的界限和约束，就像许多理论家坚持的那样，民主制度的活力最终依赖于市民社会中公民的政治活动能力。

市民社会的实质衍生于血缘、邻里、种族、宗教、阶级和其他身份的关系纽带组成的实在的人类活动。这些个人同时也是经济活动者和政治活动者，在这两个领域中，他们都依赖于最终建立在互动秩序基础上的规范性认同。例如，互惠的规则促进了经济交换和政治事务。在政治事务中，公民们提供选票，而政治家则承诺会制订满足他们需要的政策。市民社会的动力机制只是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固有的思想观念会稳固地占据着制度空间并努力阻碍新思想观念的发展。此外，经济或政治精英经常抵制对既有实践的变革，即使面临来自市民社会的巨大压力。

社会在某些时期可能经历长期的制度性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任何新的创举都会被竞争性社会力量所导致的停滞所阻碍，它们也可能会尝试制订一些新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会因其缺乏导向作用而最终被废弃。任何特定的嵌入形式都会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嵌入性概念旨在强调这样一种事实，即个人的经济行动总是被特定的理解力和制度性安排所形构。但是这些理解力和安排在市场社会中都是变动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对创新和建立新机制的刺激以改变经济行为嵌入的模式。

嵌入性通过制度创新而改变。有时候这种改变主要发生在市民社会中，通过建立一些新的联盟或制度以实现经济活动上的组织或合作。但是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如果那些新的形式要维持下去，它们必须得到国家的支持和法律的认可。其他时候，创新通过国家或国家中的行动者与市民社会中的行动者的合作来实现。但所有这些革新都倾向于重构国家与经济的关系。

像North一样，Polanyi举例说明了用制度性视角来分析欧洲发展的动力机制。对Polanyi来说，“英国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是被不断增强的干预主义打开并保持开放状态的，这种干预主义是连续的、集中组织和受控制的”。简言之，“自由市场”的建立是一种制度创新，需要国家的积极参与。

三 结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由市场必不可少。然而，国家适当的干预有利于部分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市场构建与相关正式制度的制定。政府的规模需要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过大的政府或者说过于臃肿的政府并不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简言之，政府必不可少，但政府必须得到限制。

参考文献

［1］张静.法团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Migdal，Joel，Atul Kohli，and Vivienne Shue，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3］Milton，and Rosc Fridman. Free to Choose：A Personal Statement［M］.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0

［4］Weber，Max.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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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实践;发展理论;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4-0007-04

一、引言

一般而言,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有:学科内部的理论纷争、实践领域的影响、学科之间的相互促进等。本文主要探索二战后经济发展实践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二战后,新兴独立国家产生,为了设计适宜本国国情的发展政策,政策制定者们从率先腾飞的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中寻求答案,学者们则对这些发展经验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和推广,促进了经济发展理论的不断演化。本文跟踪了6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认为它们影响了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化。

二、上世纪50年代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

上世纪50年代以及二战以前的一段时间,苏联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苏联在“一五”和“二五”期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9.3%和17.1%,二战后,1946—1950年增长率达到20%,1951—1955年达到11.2%,它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其发展战略的典型特征是大规模的投资以及高速的工业化、国有经济、计划经济、内向发展。这些对于那些想迅速建立自己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强大的示范效应,上世纪50年代的发展理论大都受到了苏联经济成功的启发。

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理论包括:大推进理论(罗森斯坦一罗丹,1943、1955、1957)认为由于“货币的外部性”能带来规模经济,所以要靠大规模投资在几个互为补充的工业部门同时实行有计划的工业化;由于“技术的外部性”,教育和训练工人必须靠国家安排;他还强调了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计划化理论(钱纳里,1955)认为生产部门的相互关联和生产要素的结构性非均衡引起的外在经济是价格制度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因此强调了计划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贸易条件恶化理论(辛格,1950)和中心—理论(普雷维什,1950)从不同侧面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贸易保护来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起飞理论(罗斯托,1956)假定投资收益率是固定的,为了让收入的增长率高于人口的增长率,投资占GNP的比率必须超过一个最小门槛,强调了资本的重要性。

苏联的经济增长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蓝本。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都把GNP增长视为主要目标。各国仿效苏联模式实施唯工业化战略,采取牺牲农业的方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通过“剪刀差”压低粮食价格,提供廉价食品给城市工人,并减少了投入到农业中的公共资源。进口替代政策迅速在发展中国家蔓延,这种内向型的增长模式启动了工业发展,然而,由于与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并不匹配,培育了大量的低效工业产业。

三、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领跑是日本和巴西。日本1958年至1969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1.2%。其发展策略是:重视农业。60年代起日本大批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大量土地撂荒,城乡经济失衡,因此日本开始了以农业机械化、化学化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重视教育、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充分利用国外市场与资源。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与巴西的经济增长和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问题对这一时期的发展理论产生了影响。

舒尔茨(1960)在分析了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奇迹后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还强调必须给农业机会,把先进生产要素导入到农业中去。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揭示了增长过程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落后部门必须为工业部门提供资源,而现代部门必须有吸纳的能力。辛格(1964)肯定了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科学与工业之间相互累积性扩张等因素的递增收益效应,并将其称为“投资前基础设施”。刘易斯(1966)强调了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只有工农业平衡发展或者对外贸易取得重大进展才会出现没有通货膨胀的增长,当一国进口替代活力被耗尽同时又没有取得农业上的突破就会产生结构性通胀。

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能力大大超过预期,而50年代的发展战略在实践中受挫,各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战略选择。60年代的经济发展目标仍然主要集中在GNP增长上,另外增长与贸易平衡之间的关系受到更多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也亟待解决。60年代主流的发展战略中,教育、科技和农业受到重视。为了找到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之间更为合适的组合,发展中国家适当地调整了其汇率和贸易政策,并因此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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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法 劳动能力权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济的总体思路是发挥自身优势，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开拓国际市场，发展经济。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优势是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资源环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外技术和经验可被学习和借鉴的空间不断缩小。这些变化使得我国以简单制造方式生产低成本产品的竞争优势慢慢削弱。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向科技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人才创新型的道路发展。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在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十分明显。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科技对经济的贡献还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即使是上海这样一座代表中国科技创新最强和经济层次最高水平的城市，仍然主要是依靠资金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科技对上海经济的贡献率只有35%，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68%的水平。同时，我国企业社会化生产水平低，组织程度差，技术和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较还明显具有较大的差距。

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从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借鉴一些有益的做法。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增长。而同期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日本、欧盟国家则处在经济增长乏力的阶段。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一是美国重视发展人力资本。20世纪90年代，美国每年在教育上的投资达到了GDP的20%。并且，美国的教育极具自己的特色。美国不仅重视精英教育，而且重视普及教育。不仅重视抓好学龄教育，而且重视开展终身教育。美国每年的在职教育投入高达GDP的5%。由于美国对教育极为重视，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到美国学习，为美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资源。二是创新管理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美国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和激励经济的发展。在财政方面，政府优化开支，减少赤字；在货币方面，控制通货膨胀率，维护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在经济上，鼓励和奖励企业科技创新，强调科技的产业化，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贸易中，坚持“公平”政策，开拓科技产品的国际市场，增加出口，推动经济增长。总之，由于美国科技发展和管理创新的共同作用，促进了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且使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前进的步伐。由此可见，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重视科技发展，管理创新，而这些目标都只能通过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有效实现。因此，大力保护和发展全体社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

经济法是提高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基础性法律

经济法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发展，重要原因在于它可以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这种功能自经济法诞生开始就深深地镶嵌于其中，并不断发展和完善。1802年英国制定了《学徒健康与道德法》，以此来保护学徒的健康。这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意味着雇佣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得以保护，劳动能力权作为一种新型法权观念自此产生。随后，劳动能力权在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保护。法律对这些权利设立都是在确认和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则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保护劳动者的消费权，本质上是在规定任何劳动者都有正当消费、获取合格商品的权利，以保存和发展劳动能力。另外，有关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法律也同样是以确认和保护国家管理劳动力权的方式来调整经济发展。总之，不论是在生产、交换、消费等微观经济运行领域，还是在市场调控和监管等宏观经济管理领域，经济法都处处包含着对劳动能力权益的保护。可以说经济法是保护劳动者劳动能力权益，提高劳动者劳动力权的基础性法律。

经济法对劳动能力权益的保护和对劳动能力的提高，是通过调整剩余价值的分配来实现的。任何经济形态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劳动，越是高级的经济发展形态越需要劳动者的密切合作。那么，如何调整劳动者在共同创造的社会新增财富中的比例影响到人才的发展和企业的生存，并关乎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情况下，如果劳动者在创造财富时付出的劳动多，而所分的社会财富少，或者劳动力水平高，却得不到更高的劳动报酬，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这便直接影响了经济生产。另外，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偏低还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的营养、医疗、培训和对其后代的教育。因此，当劳动者的经济能力不足时，必然会阻碍其劳动能力的提升，甚至引起劳动能力的下降。所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保护和提高劳动能力的重点又在于合理分配劳动者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经济法调整社会财富分配，保障劳动力权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上，这一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普遍接受。其主要做法就是通过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使企业，即集体劳动者，能够通过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实现劳动剩余价值。这种借助“国家之手”克服“市场之手”的弊端的经济管理工作我国一直在做，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体现在，国家通过企业法调整投资者、管理者和生产者共同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分配。目前我国的公司法和劳动法基本上还是在遵循国外传统民商法的理论，承认了投资者资本获利的正当性，将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视作商品关系来确定权利义务，而对于劳动者通过体力劳动来分享剩余价值的权利未作规定。这种理论回避了为什么劳动者通过劳动利用资本生产产品，资本可以获得多数利润，而劳动者却只能获得少数利润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之所以要坚持建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就是要规定不论是投资者、管理者，还是生产者都只能通过劳动贡献分享财富，这种分配方式更有利于保障劳动力权，促进劳动能力的提高。

劳动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构建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充分肯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等多种手段的综合作用。构建劳动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需要从理论和制度两方面进行创新。

（一）构建劳动经济法理论

从理论上来说，需要构建劳动经济法理论，以此来指导经济法律制度的改革。所谓劳动经济法是指，以劳动能力权为经济法的基础性法权，以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为基本制度的经济法律理论。具体来说，我们有必要突破两种传统法学理论的束缚。一是突破传统的国家干预论对经济法的禁锢，加强其他有关就业、创业、生产、分配、管理、持股等劳动能力权保护的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的研究。传统经济法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它容易割裂法律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使法律有时难以正确反映经济发展规律。因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的，从理论上来说这些法律应当反映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实际中国家制定的法律并不必然全部符合公益。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于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因此，运用公司法、劳动法，甚至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通过教育法、知识产权法和社会保障法等法律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力权及劳动成果分享权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二是要突破传统的财产个人所有制理论的限制，建立以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法体系。由于传统私法以财产个人所有制为基础，构建了以所有权、债权和人身权等为基础权利的法律体系，体现了个人利益发展的需要，因此它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进步。然而，人们过于追逐私利会最终导致贫富悬殊、资源枯竭、经济危机的出现。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建立以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法律体系，再一次确认和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益。所谓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度是指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力天然归于本人所有，为本人自身生存和发展所用。我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彻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现了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这种创举彻底粉碎了以往任何一种依靠资本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制度，实现了人人平等地、完整地拥有个人劳动力的目标。当前，为了进一步保护劳动能力权，以立法形式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对于调整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激励劳动者提高劳动能力，激发创造财富的热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创新经济法律制度

从具体制度上来说，需要创新经济法律制度，进一步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益，提高劳动者劳动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变。一是要在经济法中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虽然目前我国的经济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但是我国其他法律中的某些规定却早已隐含着对二者的肯定。比如宪法中有关按劳分配的规定，劳动法中关于专业技术培训和同工同酬的规定等等，这些法律规定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对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的承认。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全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可以，并且有必要在经济法中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设立劳动能力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佣工人只能通过出卖劳动获得基本生活资料，而资本家却凭借资本占有剩余价值，以此来积累财富，这种生产方式包含对劳动能力个人所有的某种程度的否认。然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保护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的法律制度。如美国的人力资本入股制度就是对劳动能力确认和保护的直接案例。美国学者西奥多・ W・舒尔茨认为人们对劳动能力的投入使人的劳动能力形成并得到提高，并成为人力资本。这些投入包括卫生保健、教育培训等等。这种资本同样可以在公司中享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与其他资本形式共同分享剩余价值。有数据显示人力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可是，正式确立劳动能力权的问题在我国却还没有广泛受到重视。我国本身既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当前又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之下，我们更宜尽早在经济法中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度，设立劳动能力权。二是要扩大经济诉讼的种类，完善经济诉讼法。目前，为了解决经济诉讼法可诉性差的问题，许多学者提出公益诉讼的解决方法，并且对操作性问题也作了研究，这无疑值得肯定。但是经济法需要保障的权益并不只限于公益，还有以个人劳动力和集体劳动力为主的私益。例如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关于劳动报酬的争议，对劳动者健康保护的忽视，职业和技能培训不足的问题等等，这部分利益纠纷的解决被传统的经济法所忽视。这些涉及劳动能力保护和剩余价值分配的问题都需要有相应的经济诉讼机制加以保护。目前，在这些利益冲突中，尤其要注重对企业内部劳资双方利益纠纷的诉讼解决。这不仅可以解决当前劳动报酬偏低、劳资矛盾尖锐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以经济数量增长为统一标尺的发展观念和对劳动能力保护和发展不足的现状，构建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科技发展为引领，以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环境优化为依托的和谐经济社会。这种转变成功与否将会决定中国能否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质的飞跃，成为世界真正的经济强国。为此，我们要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下，通过经济法和经济诉讼法对全体社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权益进行更加明确、更加充分的确认和保护，以此促进人们提高劳动能力，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让社会各个层次的劳动者都能共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经济成果，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幸福与福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陈乃新.论劳动力权是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兼论研究经济法权利应当突破三大理论障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

3.陈乃新.劳动能力权导论―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经济法保障[M].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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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方式 结构

一、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

在很早以前的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样的含义。“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值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1]。当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一般指的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各项经济指标在数量上的完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种片面地在数量上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经济结构失调、区域失衡、收入分配不均、工业污染及生态恶化等。于是，人们开始审视过去经济的发展态势，重新定义经济发展的内涵，把增长与发展明确的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指的是人均产品在量上面的的增加，一般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衡量。而发展则包含两层含义，它既包含人均产值的增加，也包含另外一个指标：即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的必要性

（一）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各个地区只有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找出并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才能缩小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实现我国经济在总体上的同步发展。目前，我们西部和东部在经济发展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和人均值上都要比西部高。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则相对落后，西部地区在资源、环境上的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差异，致使很多西部地区的人们跑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挣钱。这导致本来就没有人口优势的西部地区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反过来使东西部经济的差异更加加剧。因此，统筹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才能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进步。

（二）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2013年1月14日起，连续三天的时间里，中国一些城市的空气都陷入了重度污染中，北京甚至变成了“雾都”，浓雾弥漫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威胁公众的身体健康，对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硕果累累。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伴随而来了很多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和酸雨。使社会、环境、资源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三）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步伐虽然有所加快，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毋庸置疑，传统行业、低效能产业依然占主导的地位，高新技术和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则发展比较缓慢。“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但技术含量较少，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在我国的手机制造业中，国产手机所用的屏幕、芯片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进口。中国的电子巨头富士康，也只是雇佣国人廉价的劳动力，组装电子产品，而真正的核心技术，依然被国外掌握着。这反映出我国自己主导的产业技术相对较少，所以才导致国产手机大部分沦为大同小异的“山寨”产品。如何把“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成为产品链上游的供应端，才能使我们创造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才能使我们的企业真正走向现代化。

三、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创新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到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统筹规划，按部就班地开展和实施。

（一）对经济结构重新审视和调整

“民以食为天”，农业方面，努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产工具的科技化，优化农产品种子的质量，更新农民的劳作观念。工业方面，更新效率低下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发展高新产业，增加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使我国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去，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服务业方面，在完善传统服务行业的基础上，拓展新型的现代服务业，使服务业跟上时代的步伐。例如现在网上购物的兴起，为物流企业带来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传统物流企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如何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使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二）把科教兴国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而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则制约着该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现怎样的发展，发展的水平怎么样，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劳动者来实现。为此，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首先，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提高大学的录取率，给更多人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其次，加强职业教育的培训力度。目前我国政府在职业教育这方面还不够重视，投资力度也需要加强。再次，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教育重视，使不同地区的人都能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公平，人才才能公平，各地区经济发展才能平衡。

最后，经济发展在数量上的增长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增长，就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2]。”因此，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态势，对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澳]海因茨·阿恩特. 经济发展思想史[M]. 唐宇华， 吴良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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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 外部性 政府管理 市场机制

党的十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因此，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

一、低碳经济的外部性分析

最早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低碳经济”这一概念。《能源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外部性是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者其他个人部门造成了影响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获得回报。同时，外部性有正负之分，正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经济主体受益而无法从后者获取报酬，即代表公共产品的生产，如城市绿化；负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经济主体受损而后者无法获得补偿，即代表环境污染。可见，外部性是经济活动中的一种溢出效应，对受影响者来说，这种成本或收益不是自愿接受的，而是由对方强加的，并且这种成本或收益并不反映在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之中。

低碳经济也存在外部性，例如：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降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这就是正外部性；与之对应，一些生产企业向大气中释放温室气体，产生的温室效应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福利，这就是负外部性。低碳经济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在低碳经济外部性产生前，没有任何交易行为；例如，企业排放温室气体前不会与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受害者进行讨论还价，以确定这种行为的产权形式或者交易方式。对于外部性的范围和补偿支付，双方当事人也没有在事前进行任何的谈判。（2）低碳经济中外部性存在产权的缺失，使事后的补偿和谈判存在困难；例如当企业将未经严格处理的废气排入空气时，企业所污染的空气是很难定义其产权。而这种产权的缺失却使排污者过度使用这些物品，不考虑其他人的公共权利。

二、基于外部性理论的低碳经济发展策略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由于低碳经济存在的外部性，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这样的“公地悲剧”。要解决低碳经济的外部性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目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政府管理

1、政府管制。政府采用一些激励性的政策及强制性规制方法，例如转移支付的补贴、技术标准、规定限额、强制性命令及处罚等。目前我国主要采取以政府管制为主的减排政策，比如排污收费、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政策、逐步完善的各项环保制度等。

2、通过征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作为世界上最先采用税收手段控制温室气体的区域，欧盟形成了完整而健全的征税体系。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征碳税，此后，瑞典、挪威、荷兰、丹麦、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等国也相继开征。近年来，为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一些国家如日本、加拿大、瑞士等国也纷纷开征碳税。

（二）市场机制

科斯认为，外部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产权界定不够明确或界定不当。低碳经济涉及到减排和碳排放碳交易问题，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物权的确定，其理论基础就来源于科斯所提出的“通过权利的清晰界定来获得资源配置的效率”的论断。解决外部性问题另一个方式是产权交易，使涉及外部性问题的各方就外部性的水平达成一个最优的协议。碳交易是其中的典型情况。碳交易是对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1997 年《京都议定书》明确提出环境合理容量是有限的，因此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就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使得碳资产成为有价资产。目前，碳交易有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三种减排机制。根据以上三种机制，碳交易可以分为两种形态：基于配额的交易和基于项目的交易。配额型交易指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排减单位的交易，主要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附件一国家之间超额排减量的交易，通常是现货交易。项目型交易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如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排放减量权证（CERS）”、联合履行机制下的“排放减最单位（ERUS）”，主要是通过国与国合作的排减计划产生的减排量交易，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据估计，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将有可能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三）企业发展

1、企业要积极进行产品结构升级，大力发展低碳化新能源产品，尽可能减少碳排放，切实做到低碳制造。这就要求企业更新设备，创新、研发新技术，围绕节能减排、环境脆弱、低碳经济等重大问题，提高资金利润率，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同时，要求企业在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降低管理成本，减少不必要的工作环节，提高效率，从用车、招待、出差方面严格控制费用额度，有效控制非生产性支出，实现低碳办公。

2、企业要转变增长方式，由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变，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首先，加快科技进步，提高科技进步对企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全面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其次，提高企业内部劳动者的素质，选拔和培训优秀的产业工人。要把企业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抓住“低碳”乘势而上。

3、企业要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逐步完善本企业的节能低碳目标体系。在制定企业发展规划时增设节能低碳目标项目，同时，严格规定产品在生产、流通领域内的碳排放，保证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朱四海.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的选择[ J ]. 发展研究，2009，（5）

[2]邓越月，金仁椒. 低碳经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J ]. 社会科学家，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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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发展模式”不是理论家凭空创造的，而是基于内蒙古近年来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努力奋斗创造了内蒙古发展模式。“内蒙古发展模式”是对独具特色的内蒙古成功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它包括具有内蒙古发展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模式、生态发展模式等。经济发展模式是基础，也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对象。内蒙古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连续6年全国第一，举世瞩目，对内蒙古的宣传报道显著增加，内蒙古草原文化加速扩散，内蒙古大草原成为国内外旅游者梦寐以求、趋之若鹜的地方，内蒙古成为世界各地关注的投资热土，“内蒙古现象”成为区内外媒体记者追逐报道的热点，“内蒙古经济模式”成为国家和地方理论家研究的对象。

二、“内蒙古发展模式”的特征

在此，我们主要探讨经济发展模式。

(一)经济增长战略优先

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相一致，内蒙古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从政府到企业，从干部到群众非常重视经济发展，采取了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包括招商引资，项目推动，干部考核，实行经济建设的政绩观等等。

经济增长速度快。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连续6年在全国名列第一，内蒙古的地区生产总值6000多亿元，在全国升到第16位，财政收入1000多亿元，上升到第17位，人均生产总值进入全国第十位。由于人口不多，多项人均指标在西部甚至全国名列前茅，内蒙古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

(二)资源型经济特征明显

内蒙古是发展中的民族自治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众所周知的资源大区，资源转换是主要途径，资源型产业是地区主导的产业经济，通过资源开发转化利用，内蒙古发展创造了奇迹，真正扬眉吐气了。同时许多资源型行业产品的附加价值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因此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任务非常重。

(三)外部依赖型经济

内蒙古是边疆民族地区，也是华北东北发达地区的边缘地区，尤其是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兰州等中心城市的蓬勃发展对内蒙古相邻地区经济发展形成强大而有力的带动。投资依赖型经济显著，政府投资导向，市场和外来投资、民间投资在增加，经济自主增长机制作用增强。

三、“内蒙古模式”产生的原因

内蒙古奇迹就发生在这个过去生态环境条件较差，发展封闭落后的民族地区。30年的改革开放是内蒙古模式产生的重要原因。经济规模小，基数低，增长快，影响大成为“内蒙古现象”和“内蒙古模式”产生的必然结果。内蒙古发展模式形成的动因是内蒙古发展的优势条件和动力。

(一)基本条件较好

地缘交通条件。面积辽阔，占全国面积的1/8，是3个日本，5个英国的面积；地跨三北，北连俄罗斯蒙古，南靠8省区，是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的经济后院，是国家向北开放的前沿；交通方式齐全、方便、现代，公里建设成绩大，正在建设九纵三横十二出口，铁路建设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也有不少改善。看地图，像一匹骏马，正在腾飞。

资源开发条件。土地、能源、建材、原材料、矿业、农牧林业、药材等非常丰富，有62种储量居全国前10位，28种名列前3位，5种居全国首位。丰富的资源储备以及多年来围绕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建设的基础，使得内蒙古能矿资源日趋凸显，加快发展能矿资源为基础的多重加工转换，形成优势产业恰逢历史上的最好机遇，而且开发条件比新疆、甘肃、青海等西部边远地区的相对较好，发达地区工业化对内蒙古丰富的资源形成强大的市场拉动，内蒙古资源大区的建设又成为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当然还有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精神文明，社会风气良好。地广人稀条件，政策环境宽松，后发优势等一系列有利条件也是形成“内蒙古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

(二)基本动力较强

1、内蒙古有正确的发展战略，思路和政策。内蒙古具有赶超思想，后进变先进，内蒙古制定了走进全国前列的蓝图。确立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思路，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实施资源转换战略、开放驱动战略、科教兴区战略、名牌推进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尤其是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战略，制定了现实可行的发展政策，各个地方发展政绩与干部考核挂钩。正确的战略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内蒙古区域经济的发展。

2、改革开放是“内蒙古发展模式”的动力。

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革命，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环境，成为解放生产力、促进内蒙古发展的重要动力。内蒙古以改革总揽全局，在竞争性领域国退民进，抓大放小，促进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改革发展步伐，成为优化地区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外开放。北开南联的条件好，加快口岸建设与边贸经济发展，实施向北开放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大范围整合资源和要素，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发展中、蒙、俄区域合作经济，参与国内外产业分工和竞争，使内蒙古成为中国向北开放的战略前沿。不仅促进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全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成为内蒙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内蒙古发展呈现典型二元结构特征，二元结构转换是内蒙古发展的大趋势，是形成内蒙古模式的重要原因，即现代化、工业化(农牧业产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成为内蒙古发展的强大动力。“鄂尔多斯模式”就是区域二元结构转化的产物。鄂尔多斯人把本地的资源优势与呼和浩特、包头的大城市科教文化优势相结合而创造的发展模式。因此，二元结构是矛盾更是潜力，是弊端也是机会。

现代化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企业的现代化水平。

工业化是农牧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农牧业产业化经济。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集中转移，逆城市化，城市人口资源向农村的扩散。

四、“内蒙古发展模式”的挑战与出路

“内蒙古模式”是内蒙古人民过去创造的辉煌，是国内外理论家和决策者对内蒙古发展成就的肯定和赞誉，但是内蒙古人绝不能在表扬和吹捧声中忘乎所以，高枕无忧。在当前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应该理性分析内蒙古传统发展模式的不足，思考内蒙古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应对措施。

第一，根据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社会保障、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改善民生，让社会主义公共政策的阳光照耀农村牧区和弱势群体，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从战略、投资和机制上重视经济发展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事业的协调。要坚持发展速度与质量的统一，促进内蒙古发展结构的改善与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二，依据国家和地方垄断势力强大，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和民营业经济发展不足的问题，应该高度重视市场和社会中介服务组织的发育与旅游服务业的发展，要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重视民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内蒙古整体市场经济竞争实力和政府监管能力。在财政金融经济环境发展危机四伏情况下，尤其要加强社会经济危机预警机制、防治机制和监管机制的研究和建设，特别是注重发挥人大、政协、派，工会，行业协会和各类媒体的监督制约作用。

第三，针对经济粗放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不适应，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问题，应该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大区和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建立资源和环境补偿和社会节约的经济机制，提高北方生态屏障和地区生产生活环境的保障能力。尤其是草原地区，更应从制度、政策、规划、管理上注意资源开发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其实内蒙古已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鄂尔多斯模式”生态经济模式是用产业化把富起来与绿起来结合，呼伦贝尔的生态经济模式是美丽加富饶。

篇10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许多复杂的产品和工程都需要大规模的调整分工，这便对管理方法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更为规范、统一、多方面的管理和控制.在现代管理中强调的是系统化、理论化和重视人才、重视组织、重视能力、重视信息的管理理念，不断地将效率与效果有机结合.为了能够更好的贯彻这种管理理念与管理手段，各国逐渐配备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我国工商管理的结构逐步完善，与之相匹配的管理设施也逐渐形成.

2工商管理的基本职能概括

工商管理可以规范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工商管理的自身管理理念存在着对市场经济的调控与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并不存在规则的发展规律，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行为与现象采取一定的管理方式，这样能保证有序的经济发展.我国自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后，融入了国际经济发展规律中，国内企业与国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我国也提倡引入外来资金来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样频繁的国际经济相互交流阶段，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管理手段和工具，将对本国经济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因此，现代学者认为，工商管理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保护网，政府需要通过工商管理对市场经济作出宏观的调控，并对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与现象进行指导与规范，将不规则的市场发展在规范的工商管理理念的引导下，使商家得到更多的利益、消费者得到更多的权益，社会经济将会更平稳的发展.

3工商管理的工作特点分析

3.1工商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

工商管理的管理方式是以一种积极的行政管理手段对市场经济发展环境进行维护，营造出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与其他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区别是，工商管理部门没有独立的资金和项目，其责任是维护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市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软环境，特别是在我国，市场开发、生产、交易、竞争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融为一体的市场大环境下，更加使工商管理的职能得到有效发挥.只有在市场经济大环境进行规范后，才能使投资、交易、竞争增加，进而能够使我国市场经济得到更快速的发展.

3.2监督的手段与方式较多

我国的工商管理主要是行政处罚和行政指导相结合的一种管理方式.通过宏观调控来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监督.在我国颁布的各种法律法规中，对工商管理工作的执行管理条款占据了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对工商管理的重视，加强执法力度，对市场经济中不规范的行为依法行使处罚权力，并利用工商管理中的理论管理加以辅助，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3.3管理的范围较广

工商管理在管理过程中，不仅仅包含市场经济中的有形市场，例如生产市场、经营市场等，还包括了市场经济中的无形市场，例如竞争市场、合作市场、交易淘汰市场等.

3.4与消费者关系密切

上文中有提到，工商管理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并建立起良好的市场经济软环境，而这些举措最终的目标是更好的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工商管理的管理职责中，多数是以消费者权益、市场经济的秩序为主，工商管理在对市场经济做出调控维护时，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一种很好的保护.

3.5工商管理属于日常性管理工作

日常性管理工作是深入到市场经济内部的一种管理方式，工商管理工作的日常性与突击性的结合十分密切，因为只有将监管工作融入到日常工作中，才能更好的完成监督管理工作，也能够更好的将市场经济发展做到规范化.

4工商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4.1规范了市场经济主体的进入准则

工商管理工作能够对市场主体的行为有效规范、对市场主体的经营正确引导、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次序合理维护等方面都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从而使市场主体的准入制度更加合理化、规范化.我国的经济市场中通过多层审批和严格审查为准入标准进行审批登记.随着工商管理准入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只要到当地的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申请并进行登记，便可以获得准入资格.工商管理部门对于准入机制需要严格审查，并制定明确的审批程序，审批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制定的审批程序进行审批，这样才能够保证市场主体的质量，并且在管理过程中积极培养优良的企业为市场经济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工商管理部门规范了市场经济主体的进入准则后，首先对规范市场十分有利，其次可以维护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轨迹，最终能够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4.2强化了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监督管理工作

工商管理对规范和监督市场行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企业的商标注册管理进行有效的监督，使市场的主体在经营和竞争过程中都符合工商管理的规范理论，从而使市场中的主体在一个良好、健康、稳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积极的发展.工商管理工作在强化市场经济和监督管理工作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4.2.1针对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实施有效的监督在市场经济中，难免出现垄断性和不正当性的竞争行为，工商管理部门需要对此进行有效的监督，为我国市场经济环境营造一个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良好氛围，这样可以使我国市场经济主体在投资、经营、竞争方面得到更好的平台，以饱满的热情对市场经济积极投资建设，有效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4.2.2积极保护社会主体的商标权需要加大对商标的保护力度，因为商标是企业和商品的标志，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今天，商标的作用越来越大，在针对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中需要进行严厉的打击.商标能否得到保护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也能够对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次序起到维护作用.

4.2.3对于行业分类的监管体系的完善工商管理体系中，对于行业分类的监管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针对行业风险及信用等级等行业进行分类监管，能够使监管体系更加完善、细化，使各行业的监管更加具有针对性.

4.2.4加大对虚假广告的治理工作有效治理虚假广告是对整个市场环境净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规范市场也十分重要，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4.3促进社会经济中各个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工商管理通过自身的行政管理职能，对市场主体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不仅能够使市场经济在各方面共同发展，还促进了市场中的各种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使经济资源合理调控，还可以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提供正确的引导，一方面增加了市场监管的控制力度，另一方面也对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4.4有效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法律的权威性

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中对于工商管理的职权赋予了很大的空间.因此，工商管理的监管范围大、监管事项多，而且需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行，这样，不仅加大了执法力度，让工商管理工作有法可依，同时也保障了国家的法律法规的实施和贯彻，对国家法律法规的权威性进行了很好的维护.工商管理工作不仅是监督、处罚，还需要进行行政教育，对经营行为进行正确的引导，使市场经济得到有效的保护.另外，在商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中，需要加大监管力度，积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消费者正确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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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可以促进企业稳步发展。在平时的工作中，协调企业和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工商管理部门主要的工作任务，以此来协助法律部门对企业法律法规实施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在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之下，改变工商管理部门的管理理念是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的需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改变工商管理的管理理念，建立服务模式和机制，这种做法不但有利于我国经济稳步发展，而且还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企业的管理层的思想觉悟也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提高工商管理的重视程度，但是在对企业进行工商管理的同时，要对企业面临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入的评估，不断地完善工商管理方式。我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才能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而因为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企业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工商管理模式，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为我国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

2.加强企业的管理力度。

逐渐完善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企业管理，促进了企业对工商管理重视程度的提高，在企业的管理中确定了工商管理的重要地位。企业依据如今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调整和完善企业的工商管理，而且必须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以保证企业在每个工作环节都能顺利进行。在工商管理中要树立服务意识，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有科学合理的工商管理保障着，而工商管理则承担着稳定市场秩序的责任，指引市场经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工商管理指导下的企业，可以不断地加强企业管理的力度，改进不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对企业的形象和信誉具有维护作用，更好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3.工商管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具有积极影响。

篇12

哈罗德—多马模型及资本形成分析

哈多模型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这种模型由于忽视技术进步、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适合落后地区。此时，资本内含了技术，机器设备与经过培训的人力相结合，就可以生产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落后地区缺少技术、人才、资本，必须吸引外来资本与人才，营造生产要素良性聚合机制（赢利企业）。资本形成，即实业投资，是人力资本、先进机器等的集合。

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后发劣势。类似德国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业崛起为特征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例如，在软件业领域，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应用软件开发一直跟在美国的后面；钢铁、水泥、重化工等产业现属夕阳产业，污染高、能耗高、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少，且对环境影响大。后发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势，且经济资源外流，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这些地区不找准、不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地区发展将不可持续。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矿产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主要劣势是市场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资本不足，资金、技术不足等等。

总之，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先期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最终经济能否实现腾飞及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前期投资的利用率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保持。

索罗-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不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均储蓄率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随着人均投资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越高，折旧越高；存在一个最佳的投资规模，此时，长期可持续性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二是考虑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从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口增长带动产出总量增长，这也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资本需要更高的产出率（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才能维持可持续的最大消费能力；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

索罗-斯旺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在该假设下，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快，这个推理结论与现实并不符。穷国比富国增长快是有条件的，必须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或者对多个互补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大推进”（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达到“临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视了市场问题。西方经济学普遍忽略市场问题，似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动销售出去。实际上，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英国、德国、日本的崛起都是从国内市场保护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大，容纳了大部分华商企业、欧美跨国公司，还有国内的中小企业。

索罗-斯旺模型告诉我们：一是在人口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国西部地区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尽办法吸引外地人口与优秀人才，重视利用市场手段笼络社会稀缺人才。二是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故应利用金融、财政甚至非经济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三是对应于长期最大可持续性消费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场问题，注意通过配套政策与机制、投资驱动等来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场，通过人口政策培育内部市场。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起因于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索罗-斯旺模型将技术、储蓄等作为外生变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地区和国家最终经济增长率趋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引入，改变了过去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的传统经济学假定，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内生知识增长理论强调教育投入和专利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对于基础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参与，越来越呈现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知识的源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下游有所作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日本模拟技术在20世纪60-80年代风光过，90年代在数字技术上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军事科技往往是技术革新的源头，美国新技术的起源就在于军事技术革新转民用。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军事科技立项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术的一条综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发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影响因素众多的系统工程，难以短期见成效。这种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归国创业，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如导弹、芯片都离不开归国的留学人才。

要争取研发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人才落户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技术引进和消化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地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自然要考虑到经济地理的作用。经济地理在地理学里与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同处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见图1）。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各有侧重。区域经济学更加理论化、抽象化，经济地理则更加实用化、个性化；区域经济学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则涉及到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思维过程大致是：针对具体区域，从具体条件出发，深入分析研究诸地理条件，再结合经济思维，从而形成对区域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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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旅游资源丰富。矿藏资源丰富。长期被边缘化，一直是发达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市场。一般有广大的山地为腹地，盛产水果、中药、林木等。生态脆弱，如果被破坏，恢复困难。

鉴于上述经济地理特点，我们认为：一是与发达地区存在协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要把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避免在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二是因本地市场空间不大，西部地区的产品主要应销往内地、珠三角或国外。此时，市场将成为巨大制约因素。三是西部地区初期应主要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经济。四是应注意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很可能会由于沿海钢铁产业带来的污染而受到重创。新经济地理学强调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小区域循环经济。因此，钢铁产业、镍加工产业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不可破坏环境。五是经济起飞过程中，投资规模、产业规模、集群规模都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有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服务。要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配套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发、咨询、销售等。

增长极理论及分析

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法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应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产业涵义，美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空间地域涵义，联合国学派则重点强调的是增长极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增长极作用机制的两个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经济集聚效果。西部地区要关注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济集聚效果，这是增长极的核心思想。要从这四个维度去培育增长极，力求避免“拉郎配”。

产业集群的区域实践、转本文由收集整理移及升级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产业集群之所以能比单个企业节约成本，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企业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时，要着力于提高集群内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建设水平；二是完备的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集群内信息服务组织和网络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产品供求、政策导向、新技术的更新等最新消息，减少企业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些公证、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机构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发挥作用；四是健全的产业配套体系，包括政府为企业举办的贸易交流会、与国外市场互动的交流访问等。

我国第一产业集群如云南的花卉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广的是第二产业集群，特别是制造业，并且绝大部分都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产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产业领域的化纤纺织、服装、机电、家具等和重工业领域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产业集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分布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发育比较滞后。第三产业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发展情况不理想。如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还只分布在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深圳等。金融服务业集群虽然这几年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数量较少。

原来的一些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资本需求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结构中仍占主要比重的产业集群，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融资能力差、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信誉不高，转移较为困难。

这种转移要积极主动地完成，否则，可能会造成东西部双输的局面。第一，由于欠发达地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结构的变化缓慢将减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发达地区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现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将会加剧，同时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将更加雷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现紊乱。

在发达地区将过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本地产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过程升级（生产过程更加效率）、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改变价值链中自己的位置）、价值链升级等。

其它经济发展理论

（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该理论研究经济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资驱动下，主导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产生新产业，扩大出口，并在投资乘数作用下带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广西北部湾产业规划通过钢铁、冶炼等巨型企业的引入，配套基础设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就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可行的。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对先进设备的高度依赖，技术蕴含在设备和生产流水过程中，对工人和管理层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地区对该产业的主动放弃。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已经到了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都不发达。中部地区，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电等大型企业入驻。转贴于

（二）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正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现实。传统部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现代部门包括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传统部门工资低，现代部门工资高，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三元经济理论引入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传统部门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挤占或淘汰。

（三）大卫·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坚持认为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了利润增长，从而制约了投资增长。边际报酬规律只有人力资本或者技术革命能够打破，技术革命能将边际报酬放到另一个轨道上，实现报酬递增的飞跃。按照这种规律分析，美国现在如果能够领导高科技革命的话，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现实与原有世界秩序发生了矛盾：中国在现代工业领域进步太快了，而美国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却相对不足。美国的国策似乎就是制约中国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以给美国高科技更多的缓冲时间。因为信息技术只是知识经济的敲门砖，美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世界旧秩序，其地位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来说，已经衰落了。而基因技术、海洋技术、现代医学技术的巨大市场空间将远远超过信息技术，美国还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国未必愿与中国一战，但是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符合它的利益。中国要摆脱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术上一定要后来者居上。同时，我们要强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仰仗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四）新制度经济学

gdp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内涵，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有所思考和创新。电子政务与网上监督、政策公开、投诉解决机制等结合起来，执政水平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北京经验）。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品供给、寻租、法的经济学分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与思想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础上解决我国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供给的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育了国民的自私自利、破坏规则、没有道德底线等性格。“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风格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不合拍。中国要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仍然是指导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最小，是与中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分不开的。按照经济学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上，经济始终第一性的，金融则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并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在本部地区发展经济与金融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金融业的发展，否则，金融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结论

（一）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本、市场都依赖外部环境

人口数量与质量是本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决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一揽子政策。西部地区必须借助外来资本，因而资本净流入是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往往在外地，因为本地市场规模容纳不了大规模产业投资所对应的市场扩张。

（二）扬长避短、扎实推进

以重大军事科技立项、军用技术转民用、归国留学人才创业等手段来推动知识内涵式增长。西部地区往往拥有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须做大做强，以点到面，带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切入点要比笼统地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加可行。以地产为驱动力的高科技园区建设，与高科技的内在规律恰恰是矛盾的。这是我们的高科技园区不“高科技”的内在原因。

经济在起飞准备阶段需要主导工业部门实现规模经济。要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办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延长产业链，并争取形成具有一定特点的垄断优势。西部地区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有优势，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污染环境。旅游业季节性明显，且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率，故可以惠民，但难以富民。

篇13

一、生态经济的局限性与多重理论视角思路的优越性

生态经济与其它经济发展理论一样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而各种经济理论的互补则是解决生态经济理论自身局限性的关键。所以，在阐释多重理论视角下农业生态经济发展思路及其相关问题的之前下，有必要对生态经济理念自身的局限性和多重理论视角分析经济问题的优越性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

(一)生态经济的局限性

生态经济是一种先进的经济理论，它不仅可以促进本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可以在获得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构建一个理想的生态环境。但这并不等于农业生态经济理论没有自身的弱点和缺憾。农业生态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说明。

1、首先，理论层面的局限性表现经济模式构建的复杂性。

在理论的层面上，所谓的农业生态经济是指：生态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和解决生态经济问题、探究生态经济系统运行规律的经济科学，旨在实现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和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它的外延主要包括生态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这个界定涉及到三个重要的问题，即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以及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问题。经济生态化也好，生态经济化也罢，这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对于经济和生态两个系统的发展而言，它更需要长期的经济构建才可能实现。这也就是说，在生态经济模式的构建过程中，它不仅需要有对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地思考，而且还需要有对其子系统，即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两个子系统构建的分析。生态经济模式构建的的复杂性必然会导致理论运用的困难性。

2、其次，实践层面的局限性。

农业生态经济在实践层面上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周期长、显效慢、认识不足。传统经济对资源的肆意破坏使生态系统的重构面临诸多的困难，特别是对于生态系统的修复而言，它更不是一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课题。传统经济发展对于农业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又势必导致生态经济显效慢的特点。这里所谓的显效，既包括经济收益，又包括生态系统的重构和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生态经济建设周期长、显效慢的根本原因则是认识不足所致。如果，在传统的经济的发展有更多的实践者认识到了生态经济的优势，如果在目前的经济建设中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了生态经济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当今的生态经济也就不会面临如此灾难性的农业资源破坏现实和推行过程中的众多阻力了。

(二)多重视角的优越性

多重视角探讨生态经济发展思路的优越性表现为：首先，在理论的层面上，各种经济理论可以实现彼此的互补。例如，生态经济理论关注经济的生态化、生态的经济化以及两者的和谐发展;而旅游经济的理论则关注的对本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开发过程中的经济收益。如果把两者科学地结合，既可以利用旅游经济的收益来促进本地生态系统的重构，又可以通过生态系统的重构拓展本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例如，建平县的天秀山森林公园就是最好的例证。天秀山森林公园于07年始建，到如今森林覆盖率在其占地面积的一点万亩中已达百分八十一点多。天秀山公园的建设可以分为宗教文化区、农耕文化区、生态保护区三个重点的区域。这样的公园建设规划，为开展文化旅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文化旅游的收入又为天秀山生态系统的重构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支持。其次，在客观的经济建设中，多重经济建设实践可以充分利用各地的经济资源。虽然同处于一个县的区域内，各地拥有的农业资源与生态系统也是不一样的。多重理论的视角下可以为充利用本地的农业资源并拓展经济建设思路。建平县的矿业生产对耕地这一农业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县农经局大力推进生态经济建设以修复传统工业经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于是县农经局在15 年推广秸秆腐熟还田技术面积11.25 万亩，总增产622 万公斤，总增纯效益915 万元，而这就是两种经济理论整合的客观结果。再次，多重视角可以拓展思路，扩大经济收益。仔细分析上边提到的两个事例，读者还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多重视角可以拓展思路，扩大经济收益。天秀山森林公园的建设如此，矿区生态系统的重构也是如此。

二、农业生态经济发展的思路探析

下边结合自己对于参与农业经济生态经济建设的反思，参考其它研究者对于经济问题的论述，从以几个方面的理论视角对如何拓展辽宁省建平县农业生态经济的思路问题研究例证式分析：

(一)低碳理论视角下的生态系统重构

低炭经济理念与农业生态经济的整合，既可以拓展农业生态经济的发展，又可以通过理论的互补实现对经济实践的开拓。低碳理念与农业生态经济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即生态系统的重构。前者低碳理论认为，生态系统的重构主要是依赖新技术、新能源的应用来降低碳的排放，从而实现低碳的目的;而农业生态经济理论解决生态系统重构的问题主要是通过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来实现。在这两类看似不同的生态重构方法体系中，如果能够把低碳理论强调的新方法、新技术、新能源应用于生态经济的实践并关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那么就可以促进农业生态经济层次的提升。

对于农村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原因，有研究者在理论的层面上进行过如下的总结和归纳：我国农村地区，长久以来就一直实行粗放的经营模式，这一模式的延续，不但浪费了农村地区的资源，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粗放的经营模式，使得水体流失、土地沙漠化现象加剧，耕地资源日益减少二此外，农村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其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使得环境污染问题更显突出。由于农民科学知识的匮乏，在粮食生产的过程中，他们往往通过使用过量的化肥来实现增产、增效的目的;在蔬菜生产中，往往使用巨毒农药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通过使用农作物的秫杆等作为燃料，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于是，建平县农经局通过低碳理论与农业生态经济理论的整合实施玉米双增二百科技行动项目，实施面积为100 万亩，项目区平均亩产755.8 公斤，亩均增产106.9 公斤。然而，由于施肥适度，用药合理，每亩节本增效113.8 元，使全县总增产粮食1.069 亿公斤，增加经济效益2.14 亿元，而且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也被降到了最低的限度。

(二)循环经济视角下的庭院经济推广

庭院经济是农民接受和实践生态经济的基础，而循环经济理论强调的核心又是对生态规律的尊重与利用。因此，两者不仅具备整合的理论基础，而且又有实践验证的必要。循环经济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使不同的物质实现了在系统内部的重复使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业环境条件实现最大的经济产出。而对于庭院经济而言，生态养殖又是其核心的经济形式。在生态养殖的过程中，养殖动物的粪便处理是最为关键的内容。它不仅关系到养殖的成本，而且还会涉及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如何能够运用新技术，对其进行燃气化的提取，进行有机肥转化，既可以减少养殖户日常生活因燃烧而产生的碳排放，又可以通过有机肥的使用促进当地绿色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既提升了农民的科学素质，又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因此说，循环经济视角下的庭院经济发展是推广农业生态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新常态理念下的经济形式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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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生态经济 发展模式 政策选择

西部地处祖国内陆，海拔较高，东西、南北跨度大。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湿地资源、耕地资源、生物资源分布很不均衡，气候差异很大，生态环境复杂多变。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规律的作用，使得西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这不仅给西部的发展造成巨大损失，而且给东部和中部的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如何保护和建设西部生态环境，不仅是西部区域性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成为包括东部和中部在内全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是西部经济发展的必然前提。

一、西部生态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一）基于外部性理论的解释

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对其他消费者和生产者产生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影响，它是一种成本或效益的外溢现象。外部性是1910年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庇古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庇古指出：“经济外部性的存在，是因为当A对B提供商品或劳务时，往往使其他人获得利益或受到损害，可A并未从受益人那里取得报酬，也不必为受损者提供补偿。”当外部不经济产生时，人们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才能消除它的影响。

组织或个人对环境破坏可能给自身带来短期的收益，但对整个社会的其他群体却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而且后者要大于前者。从私立的角度来看，破坏者获得了一定收益，但从整个社会来讲，总体福利是下降的。这就说明了组织（或个人）为什么要破坏环境，政府为什么必须治理这个问题。

(二)基于消费偏好理论的解释

生态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在一定时期内，自然界或生态系统对人类提供的可利用物质资料总量是有限的。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物质资料总量的下限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小量，上限是生态系统的刚性极限。当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既不大于生态系统的刚性极限，又能满足人类最低需要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才可能处于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在现实中，人类很难做出如此理性的选择，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们总偏好当前消费，这主要是由未来因素不确定引起的。偏好当前消费是指人类在代际、不同时期的消费之间做出选择时，往往偏爱于当代人或当期的消费，而不顾及或较少顾及下一代或后期的消费，这就给未来留下的在生态系统刚性极限内的资源总量较小。但未来时期或下一代人在消费时也存在共同的消费偏好，也要以最小的成本占有尽可能多的生态资源。这样的消费模式最终会造成人类索取的物质资料量超出生态刚性极限的结果，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三）基于帕累托最优理论的解释

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可以解释西部生态环境的破坏。帕累托效率认为，一项公共政策实施时，如果没有人的效用因此而减少，又至少一个人的效用因此而增加，那么这项政策就符合帕累托效率。但公共政策在多数情况下会使部分人的效用减少，所以帕累托效率就失去了对公共政策的指导意义。为了解决帕累托原则在实际中的“失效”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补偿原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希克斯―卡尔多的补偿检验(Hicks―Kaldor Compensation Test)。这一理论假设以政策A的原有状态为出发点，如果引入政策B使得该政策实施后所得的收入增加不仅能对受害人进行补偿，而且补偿后还能剩下一部分净收入，那么从政策A到B的变动就是一种潜在的帕累托改进。

二、西部生态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模式

(一)按循环经济理念建立产业互动模式

产业互动是指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推进西部地区三次产业优化，协调发展三大产业，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发展。在西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对传统的三大产业加以改造，遵循4R(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回收)原则，建立西部地区的循环型农牧业、生态型工业以及可持续型的第三产业，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良性互动与可持续发展。在传统的粗放生产方式下，建立西部地区的循环型农业，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产业内部循环模式，在农牧业生产中推行清洁生产、全程防控、草地资源可再生；二是将农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实行生态立体式农牧业；三是建立生态型工业，不但实行工业内部结构优化与升级，同时将工业与其他产业进行结合。

（二）资源互补与替代模式

西部地区矿产能源储量丰富的地区一般是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如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呼和浩特、乌海、鄂尔多斯、包头、银川、石嘴山等。这些地区以资源开采初级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粗放式的资源利用方式不仅导致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工业污染致使当地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此外，水资源短缺是这些地区未来面临的共同难题。生态脆弱与工业污染严重的现状要求必须纠正过去 “竭泽而渔”的资源开发模式，实行资源替代战略：一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势，在现有资源型产业基础上延伸产业链条，通过精深加工、扩大贸易，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资源转化能力；二是大力发展工业循环经济，通过废物再利用把工业污染程度降到最低；三是遵循市场导向原则和以再生资源替代非再生资源、以人力资源代替自然资源的原则，逐步引进技术含量较高的替代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整体竞争力，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三)优势资源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模式

贵州、云南以及广西等地区大多位于高原山区，山高坡陡、土层稀薄、生态环境脆弱。但是这些地区拥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可以从本地资源特点和自身优势出发，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发展有市场前景的优势资源产业，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如西南地区发挥工业污染较少，水、热、光能充沛的优势，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生态农业，如贵州生产的茶叶、玉米、稻米、无公害蔬菜、猕猴桃、刺梨、马铃薯等为原料的特色农产品，并进行农产品精深加工，生产特色绿色食品。西部地区应该将独特的民族文化元素融入旅游产品之中，将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相结合、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发展民族文化产业。通过民族文化资源的广泛利用，不仅使得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而且扩大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并通过生态旅游业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形成工旅联动、商旅联动、农旅联动的新型发展模式，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为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之间协调发展探索更广阔的空间。

三、西部生态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一）做好生态经济建设规划

古人云：“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落实生态经济建设规划就是要为长远发展做好计划。生态经济建设规划要因地制宜，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必须紧密结合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力度，项目与目标相衔接，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统一。要看到生态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坚持由点到面，分步骤、分阶段地开发，进而整体推进。要根据西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些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小计划来辅助大规划，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确保完成预定工程，建立目标责任制，抓好落实。西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要根据各地实际，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领导小组，建立目标责任制，任期内应逐年考核，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各项措施和政策落到实处。

（二）做好新产业的规划和布局

根据我国产业结构的布局和现状，今后应当加强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结合西部地区的具体情况，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景观、独特的民族风情、悠久的历史文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大力倡导立体生态农业，通过“种、养、加”的合理结合，多层次、多形式、高效地利用土地、光、热等资源；其次，积极推广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全面提高西部地区农业的综合效益，力争制定和培育布局合理、结构完整、特色突出的支柱产业群，使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三）积极探索西部生态补偿制度建设

根据前述理论，生态环境是一种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且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西部生态补偿制度可以分中央财政、区域之间和西部自身三个层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国家根据西部生态建设的需要，对生态建设重点区域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或减免税款政策；区域之间的补偿指东中部地区作为西部生态建设的受益者应对西部地区予以相应补偿，促进西部的生态保护和恢复建设。作为西部自身，也可以建立一些环境保护基金，通过这些基金筹集生态建设的资金，并完善相应的管理、监督机制，使资金合理使用，达到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服务的目的。

（四）制定绿色产业政策，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制定绿色产业政策，就是依据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原则确立生态产业政策。为此，我们一方面应选择环境保护与经济健康发展相统一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结构和生活消费结构；另一方面淘汰存在严重污染的产品和工艺，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在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最重要一点就是必须保证生态产业发展政策的连续性，重视产权制度改革，提高当地人民发展生态经济的积极性与未来预期。这不仅可以提高污染治理效果，减少资源消耗，而且能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技术进步。根据外部性理论，我国在西部地区应通过建立特别基金，给予投资和贷款支持，加大税收优惠，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等措施，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不断加强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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