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2-28 17:01:30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实行双减政策的原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关键词】“营改增” 交通运输业 税负增加
一、背景
我国自2012 年从上海开始,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进行“营改增”试点。具体税率为: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减轻企业税负提高企业效益。但是,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部分企业税负增加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对91家试点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有超过40%的交通运输企业一般纳税人税负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其他服务业企业对“营改增”推行前景的担忧。
二、“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理论模型
“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分为两种。第一,通过实施“营改增“可以实现实现进项抵扣,减少重复征税,从而实现减税,在此称之为抵扣效应。第二,实行“营改增”的企业适用的税率也会进行调整,税率升高会增税,反之会减税,在此称之为税率增(减)效应。因此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在此称之为减税净效应=抵扣效应-税率增(减)效应。
以下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对税税率增()税效应和抵扣效应进行分析,以探究“营改增”使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
设某个交通运输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为R,“营改增”前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t0,则在“营改增“前,该企业应缴纳的营业税额为Rt0。“营改增”后,设该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1,那么企业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Rt1。设企业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第i种外购商品的价格为Pi,其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i,则此企业的进项抵扣额为∑Piti,因此“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为(Rt1-∑Piti),税负变化为Δt= Rt1-∑Piti-Rt0=R(t1-t0)-∑Piti ,其中R(t1-t0)就是税率增(减)效应,-∑Piti是抵扣效应。
以下着重分析抵扣效应。为了体现产业分工的专业化水平和进项税抵扣全链条的完整性,需要分析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即中间投入①占总成本的比重以及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比重,因此引入进项平均税率 ,使 ∑Pi=∑Piti,∑Pi为企业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商品总价格。设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为P,则-∑Piti=-∑Pi=-P其中,表示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①企业中间投入指企业生产经营中所消耗的外购物质产品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之和)。因此Δt=Rt1-∑Piti-Rt0=R(t1-t0)-∑Piti=R(t1-t0)-P。
三、具体原因分析
(1)企业新适用的增值税税率t1过高。交通运输业的营业税税率为3%,但实施“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适用11%的税率,比较“营改增”政策实施前后,税率提高了8%,幅度过大,税率的增税效应明显。
(2)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 较小。在增值税抵扣全链条没有打通的情况下,
(3)企业中间投入P的特殊性。交通运输企业的中间投入具有特殊性,其所用的主要生产资料为汽车飞机轮船等,虽然当期购入设备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但是这些设备使用寿命较长,一般不可能每年大批量购进,日常成本主要以维修费和燃料费为主,因此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导致企业税负增加。
四、建议
(1)建立健全财政补贴机制。在“营改增”政策实施的过渡期,对因税改造成税负增加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以弥补增值税全链条打通前企业的进项抵扣不足和税率提高带来的损失。但是在实际实行中一定要落实,透明化运作,简化行政手续,确保企业可以获得补贴资金。
(2)调整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但从长远来看,也应对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促进行业税负的优化。不同行业的成本结构和中间投入的比率即特点上存在差异,交通运输业的成本结构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不能实现进项税抵扣,同时其固定资产更新周期长,会导致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但是,目前其适用11%的增值税,相比原来的营业税率大幅上升,为此,可以适当增加几档增值税税率,但也不能设置过多的税率档次,否则会给税收的征收征管带来困难。
(3)解决增值税发票取得困难的问题。对企业财务部门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结合“营改增”政策进行相应的税务筹划调整。做好企业增值税发票的归集和管理工作,尽量选择可以开具专用增值税发票的客户。另外,为了解决开票据繁琐的问题,可以采取集中采购分散适用的措施,例如企业为了取得燃油费的增值税发票,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同意集中购买油卡,再发放给驾驶员使用。
(4)加快“营改增”的双扩围。双扩围一是从地域上,向全国扩围。另一个扩围是从行业上,将更多行业纳入“营改增”的范围,这有利于打通增值税的全链条,增加进项抵扣效应,减轻企业税负,同时可以促进行业的专业化分工和结构调整,实现“营改增”的最终目的。但在双扩围的同时要注意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特殊性,进行相应的调整,切勿简单复制、一刀切。
二、牢牢把握环境保护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略)
三、扎实推进当前各项环保工作重点
(一)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切实发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作用,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一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要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要用足用好扶持政策,严格落实停止向一般传统产业供地的政策,每年20亿元的专项扶持资金要及时用出去。现代服务业方要乘势而上,加大政策激励力度,利用现有土地鼓励发展城市经济,重点抓好新型专业市场、物流园区等现代服务业项目建设。二是严把环境准入关。进一步完善环境准入标准,严格实施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的环境准入,从严控制“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项目,凡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评不过关的项目,一律不得批准建设。严格执行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实行全项目全过程监管,对未经验收就投入生产和以试生产为名进行长期排污的单位要严肃查处。三是发挥经济杠杆调节作用。改革探索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进一步完善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建立以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成本要素构成的环境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二)坚持加大投入和强化管理并重,切实发挥减排工作机制的作用,不折不扣完成污染减排目标任务。一是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全面实施淘汰落后产能三年行动计划,重点摸排一批印染、化纤、织造、化工等行业的落后产能,倒逼落后产能尽快实施关停并转。进一步完善按单位纳税的用电、用地、排污等指标确定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排序的做法,市经信委要抓紧公布市区企业排序名单。二是严格落实减排举措。围绕印染、造纸、电力、水泥等四大行业,扎实开展重点企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加快推进市区印染行业的集聚搬迁和清洁化改造工作。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各地要抓紧出台煤改气、关停燃煤小锅炉等有力措施,确保电煤消费总量有效下降。开展机动车尾气排放治理,加大黄标车淘汰力度。三是加快减排工程建设。全面推进热电企业炉外脱硫、炉内脱硝工程建设,加快水泥行业降氮脱硝改造,今年全市热电机组必须完成50%的脱硫、脱硝改造任务。开展工业企业纳管、污水处理厂排放“双提标”工程,所有工业企业进管排放从今年7月1日起执行国家三级排放标准。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深化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三)坚持综合治理和长效监管并重,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持续改善城乡环境质量。一是深入实施“清水工程”。继续推进“六小行业”的污水纳管行动,确保实现“十二五”末全市主要水体水质“消灭五类,确保四类,力争三类”目标。二是深入实施“蓝天工程”。要进一步加大对袍江、城西等区域性工业废气问题治理力度,在督促企业整改后仍无效果的,该关停就关停,该搬迁就搬迁。要加快PM2.5大气监测站的布局和建设,做好监测信息的工作。三是开展沿路沿河生态环境大整治。在4-5两个月集中开展沿路沿河生态环境大整治,其中主要公路两边整治由生态办牵头,主要河道两岸整治由清水办牵头。对于部分企业乘雨天通过雨水管道偷排漏排污水的行为,要开展专项行动进行有效整治。四是加强重金属行业整治。巩固铅酸蓄电池和小熔铸企业的整治成果,加大其他重金属污染行业的整治工作力度,力争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电镀、小皮革等重金属污染行业的整治任务。加大对乱倒、偷倒工业污泥的查处力度,加快推进污泥集中处置设施建设。
(四)坚持重点突破和全面推进并重,切实做好创模复查迎检准备工作,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当务之急是确保顺利通过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复查。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创模办的统筹安排,实行专人负责制,切实做好人、财、物等各方面的支持,全力保障复核工作开展。对由于主观原因没有按要求做好准备、完成任务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将追究责任。与此同时,要全面实施“811”生态文明推进行动。进一步完善评价机制和考核体系,全面落实“811”生态文明推进行动的11项重点工作,定期各地生态环境指数。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连片环境整治”工作,进一步完善农村环保基础设施,继续抓好汤浦水库上游6个乡镇的污染治理工作。此外,要大力推进生态系列创建活动,加大绿色社区、医院、学校、饭店等创建力度。
关键词:碳排放;配额;面板数据模型;价格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6日
一、研究背景
碳排放配额交易价格是碳市场运行的基础,合理的一个现货价格对于繁荣碳交易市场、有效促进碳减排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价格运行机制的分析、为政府确定排放配额供给量、供给分配方式、分配时机等政策设计提供参考;也为减排企业与投资机构,提供了投资决策信息,有利于碳交易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决策者构建碳交易市场的风险预警机制,确保碳交易市场的平稳运行。
碳交易作为新的事物,且一直处于探索发展过程中,由于欧、美等国碳交易市场建设起步早,碳排放配额现货价格波动比较频繁。因此,学者们对欧美碳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现货交易价格与价格波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Derek W.Bunn和Carlo Fezzi(2007)运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VAR)模型,分析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英国市场上的电、天然气、碳价的每日现货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Rita Sousa等(2014)采用小波分析法,发现煤炭价格引导碳排放价格变动,碳排放价格引导电价变动,碳价波动与经济发展一致。Alberola等(2008)等检验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试验期(2005~2007)内二氧化碳排放权的现货价格与工业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部门生产指标和二氧化碳排放合规位置,指出EUA的价格变化不仅反映了能源价格、极端气候事件,还反映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的三大生产部门(冶炼、造纸、钢铁)的工业经济生产活动。Mansanet Bataller等(2011)研究发现次贷危机对第二阶段 EUA价格影响不显著,但对EUA与二级市场CER的价差具有显著影响。相关研究还包括Rita Sousa等(2014)、Atsalakis(2016)、Luis A等(2016)。我国学者对国外碳交易下现货价格的影响因素也做了不少的研究,如魏一鸣等(2008)采用协整理论研究了EU ETS碳价格和能源价格之间的长期和短期互动关系,发现能源价格与第一阶段碳期货的关系较弱,与第二阶段碳期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指出能源价格变化是推动第二阶段碳价格变化的重要原因。王双英等(2011)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碳交易的量和碳交易的价格和石油价格的关系,发现石油价格和碳交易的量和价格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011年,国家发改委决定把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7个省市作为首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3年6月,我国首个碳交易市场――深圳碳交易市场开始交易。随后,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湖北等碳交易试点市场陆续开市。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宣布:“2017年中国开始实行全国碳交易市场”。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碳交易市场体系的平稳发展,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体系。本文将以我国碳交易试点地区的配额交易价格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其价格运行影响因素,以使对我国碳交易市场的价格运行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碳交易现货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碳排放配额现货交易价格的因素与机理非常复杂,但总体来说,有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因素。供给因素主要包括配额政策(配额数量、分配方式、跨期储备制度等)、碳减排技术、碳税政策、其他减排履约机制项目供给情况等。需求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价格水平、金融市场以及气候等。
(一)供给方面因素
1、配额政策因素。一级市场上的配额供给情况与供给方式将对二级市场上的交易价格高低与波动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政府当期发放的配额总量,当期核证减排量的供给、政府配额存储池中的数量、配额的分配方式(免费、出售、混合)等因素,都将对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的形成与波动产生显著的影响。
2、碳减排技术因素。碳减排技术会影响企业的减排成本,当企业面临比较高的减排成本时,可能就会选择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当企业减排技术成熟,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时,企业将减少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的购买,相应影响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
3、碳税政策因素。碳税政策作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政策工具,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效果已在许多国家被实践。碳税政策的实施加大了排放企业的生产成本,势必对排放企业的减排技术、产量有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其排放量,并进一步影响对碳市场交易价格的影响。
4、其他减排履约机制项目供给情况。《京都议定书》包括了国际碳排放贸易(IET)、联合履行机制(JI)、清洁发展机制(CDM)等减排机制,在JI与CDM机制下,减排项目的数量,开发减排项目的技术将对碳配额交易市场的供给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配额交易市场的交易价格。
(二)需求方面因素。影响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波动需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价格水平、金融市场以及气候因素等。
关键词:储蓄 投资 经常账户 顺差
一、储蓄、投资与经常账户:理论综述
从理论上对于储蓄、投资与经常账户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通过国民收入恒等式来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恒等式为:
GDP= C + I + G + X -M (1)
其中GDP,C,I,G,X-M分别代表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总消费、社会总投资、一国政府支出和该国净出口(出口减进口)。这里的GDP中包含了外国投资者的净财产收入Ya 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因此可得:
GDP=GNP+Ya =C+I+G+X-M (2)
从收入者的角度来看,国民生产总值GNP有消费、储蓄和纳税三个用途,公式表示为:
GNP= C+S+T (3)
这里的S 代表个人储蓄(包括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T代表政府税收。
由(2)(3)两公式可得:
C+I+G+X-M=C+S+T+Ya (4)
调整顺序可得:
I-[S+(T-G)]=M-X+Ya (5)
等式右侧的M-X+Ya 为国际收支中的经常收支顺差CA,代入公式(5)可得:
CA=[S+(T-G)]-I(6)
其中T-G为政府储蓄,S+(T-G)为社会总储蓄NS(居民、企业、政府储蓄之和),即:
CA= NS -I(7)
公式(7)表明,经常收支顺逆差取决于储蓄—投资缺口(社会总储蓄与社会总投资相减所得的差额)。若储蓄—投资缺口为零,国内储蓄等于国内投资则经常收支平衡;若储蓄—投资缺口为正,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则经常收支顺差;若储蓄—投资缺口为负,国内储蓄小于国内投资则经常收支逆差。 我国经常处于经常账户收支顺差的状态,这必定会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甚至是造成问题。经常账户盈余从公式中可以看出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导致,一个是一个国家将国内的储蓄投向国外,另一个是正在积累位于国外的资产和财富。一个国家经常账户过度盈余,可能引起的问题与那些由过度赤字账户所造成的问题不同。可是为什么一国对他国资产要求权的增加会成为问题呢?具体有三个方面造成的:第一,一国经常账户持续过度顺差会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增加。一国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贸易对方国有逆差,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就会采取限制进口等措施。
第二,一国经常账户过度顺差会导致国内居民储蓄提高,从而造成社会闲置资金增多,从而导致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因而,我国会出现经济增长和失业增加并存的现象。
第三,一国经常账户过度顺差会导致该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从而提高了外汇储备的成本,同时还会导致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使该国出口结构难以调整,从而影响该国市场化进程。
二、我国储蓄、投资与近期经常账户顺差的现实分析
从1989年至2012年的数据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来,我国几乎每年都处于经常项目收支顺差的状态,但1993年是个例外。1982—1989年,我国经常账户差额有时是顺差,有时是逆差。可见,储蓄—投资缺口是改革开放以后顺应当时经济形势出现的情况,但近年来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经济形势不同了,储蓄—投资缺口也应该顺应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国内储蓄率在最近10年平均保持在40%水平,国内投资率比国内储蓄率低2%左右,国内储蓄率大于国内投资率从而使经常收支逆差为负,即经常收支账户处于持续的顺差。
对于一个经济处于成长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持续性的长期顺差表示一个国家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胜利或对外经济联系开放度的扩大及该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一面,但是,导致我国经常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需要做具体分析。当持续的长期顺差是由对外贸易带来的并且不是人民币汇率贬值的结果,它的确能因此带动一国经济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但是,如果顺差是来源于外国资本流入,那就不同了。一种是借债导致的顺差,国际上靠外债兴国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一种是直接投资的顺差。后者对一国经济发展及走向国际市场都有好处,但如果国外净投资导致的长期顺差没有带来以后持久的贸易顺差,那就是有问题的。我国自1985年以来,投资率始终在保持在35%以上,近年来更是有越来越高的趋势,2001—2005年的投资率分别为38.0%、39.2%、42.4%、43.2%和43.4%。由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就在我国投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我国的储蓄—投资缺口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比如会导致国际贸易中政府间的不断谈判,以及本币升值,并因此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等。
那么我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三、改善我国近期经常账户顺差的政策措施
导致我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居民预防性储蓄较高,国民储蓄难以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下面针对我国储蓄投资转化现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改善储蓄投资关系,缩小储蓄负缺口,调整经常收支失衡。
1.首先,政府方面。要强化政府功能,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及其财政功能。
(1)政府要在消费方面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部门购买以及削减税收,刺激消费以降低社会总储蓄。
(2)政府要在投资方面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增加政府对技术开发方面的支持以增加社会总投资。
(3)政府要在社会方面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比如增加公共支出,像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以及教育体系等方面,提高居民生活安全性,以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从而降低居民预防储蓄。
2.其次,市场方面。要加强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和监督作用。
(1)我国的金融还没有完全开放,要抓住特殊时期大力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完善证券市场的建设。我国目前股票和债券市场取得一定成果,但整体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像金融产品比较单一,管理制度缺乏严谨性等。我国必须加大金融工具的研究力度,实现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拓宽居民的融资渠道,增加居民可选择的投资品种,满足社会不同层次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2)加强我国进出口市场的建设,实现我国出口产业初级化向高级化转变。技术引进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我国在基础理论方面和人才方面都非常高,但在应用方面和研究方面较差。要真正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要有技术政策的支持。
(3)加强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通过实现利率完全市场化、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完全开放性等逐步实现我国经济的真正市场化。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和监督我国的经济。
3. 再次,完善制度和国家政策建设,为储蓄转化为投资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1)要有驾驭或管理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能力及充分有效的法律规章和操作制度
(2)完善我国的汇率制度,发展和完善信用制度。我国的高储蓄是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要素,要实现储蓄向投资的高效率转化,目前还有一定困难,但必须努力做到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制定人民币汇率,杜绝频繁地波动,同时创造新的信用工具,推进我国信用制度的升级和发展。
(3)实行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对外资企业的利润外流严格检查。外资企业的产品定价应同国内企业一样。今后外资进入应着眼于特定领域,以引进高技术、新技术为主。
4.最后,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要刺激国内消费,增加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动力。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从根本上制约着投资的增长,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是投资增长的最终动因。我国的消费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为使储蓄向投资转化,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消费总量,和我国的经济总量相比,我国的消费总量较低,这主要是由于过去人们的消费习惯和历史遗留因素导致的;二是消费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多种多样,消费的结构也应随之发生转变,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促进我国投资需求的增长。
四、结论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以双顺差为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和外需,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中国到底需要多大规模的外资,是不是外资越多越好;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滞后,相关经济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不匹配;政府在行驶职能的时候,其范围和频率不当,对市场干预过多,特别是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所谓的政绩,盲目地引入外资等原因导致的。原因的复杂性导致制度的缺陷,从而导致资源真实成本“扭曲”,而后者又导致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长期处于这样的情况下,国内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将无法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由于双顺差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已经形成,要想调整这种失衡,需要各种政策措施的配合。从长期来看,可以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长期的。从短期来看,中国必须从政府、市场、制度等各方面做出努力,尽快调整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必须加速经济各方面因素的市场化进程。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和短期调整措施相配合,才能够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衡状态。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失衡是必然的,是过去特殊时期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但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只要我们能够渐进地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就能够继续维持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黄海洲.中国应该保持多大的投资规模.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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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路易.中国储蓄和投资差额将如何演变.中国经济季报
[4]丁骋骋.财政政策影响经常账户作用机制的文献概述.财经科学,2006年第11期
关键词:污染减排;减排目标;形势分析;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一、概述
永嘉县位于浙江省南部,瓯江下游,濒临东海。全县总面积2698.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78.92万人。目前,永嘉县正处于省级生态县创建的重要时期,到2014年还要创建国家级生态县。这就决定了永嘉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把环境保护放在首要位置,采取各种措施完成污染减排的硬指标。
二、永嘉县污染减排形势分析
1、减排工作压力大
在面临着向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形势下,污染减排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减排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每年产生的污染物增量居高不下,难以人为控制。以2010年为例,永嘉县GDP增长率为11%,但新增COD555吨,每年污染物COD新增量需要建设一个日处理1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抵消。
2、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
前几年受经济持续下滑的影响,减排压力有所反弹,对于造纸、铸造、电镀等重污染行业和落后产能,有关乡镇考虑经济发展现实问题,难以下决心整治和淘汰,导致工程减排和结构减排项目实施不到位,难以实现 "关停淘汰一批、整合入园一批、规范提升一批"的思路,整个产业的升级上档步伐有所放慢。
3、环保投入不足
资金缺口大,造成了目前城镇污水收集率低下,个别城镇污水处理厂建成后"吃不饱"的现象。
4、环境监管能力不足
永嘉县辖区大,环境问题欠账多,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相对滞后。监察、监测人员编制远达不到要求,直接影响监管减排、监察系数和监测频次。而且目前减排工作需各部门联动,但是污染减排核查核算是环保部在执行,造成污染减排任务都落到环保部门身上,部门间协调存在很大问题。
5、减排核算方法过于繁琐和严格
减排是全民联动的事情,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情,现在的减排核算方法过于繁琐,核算时要各方面的数据,如GDP增长率、城镇人口增长率、污普基数等数据。这样造成核算时间长,每年的核算数据出来时政府部门年终考核早已完成了,考核地方政府的意义就失去了。国家减排核算方法过于严格,永嘉县部分减排项目未得到认可或认可量小于实际排放量。如国家只对采取双碱法并且安装在线监测装置的大锅炉认可,小锅炉不予以认可,而永嘉县的企业规模小,存在大量6吨以下燃煤锅炉已实行双碱法脱硫但无在线监控,这些锅炉没被认可,也损失了很多减排量。
三、推进减排工作的对策及建议
1、高度重视,完善考核制度
充分认识做好"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进一步把节能减排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作为检验经济是否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标准,进一步落实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要求。要全面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领导,狠抓监督检查,严格考核问责。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明确分工,密切协调配合。
2、严格控制污染增量,严禁高污染高能耗项目进入
在项目立项上必须严把源头关口,把高能耗高污染作为项目审核的强制性门槛。支持节能降耗减排和循环经济项目,真正从源头上抓好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环评不符合项目一律不得立项,杜绝引进能耗大、污染重、效益低的项目,在重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才能实现经济真正的繁荣。
3、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把节能减排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刚性指标,严格执行《永嘉县"十二五"期间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深化整治促进提升实施方案》,按照"三生融合·幸福永嘉"战略的总体要求,以"关停淘汰一批、整合入园一批、规范提升一批"的思路,全面推进电镀、印染、造纸、化工、合成革等重点行业整治提升工作,使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下降,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明显优化,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4、大力推进减排重点项目建设
"十二五"期间我县的COD、NH3-N、SO2、NOX的减排任务,将通过污水处理厂建设(提高瓯北镇、上塘镇污水收集率,桥头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桥下镇污水处理厂建设、乌牛污水处理厂建设)、调整产业结构、企业污染整治、开展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加快企业锅炉脱硫工程建设、淘汰小锅炉建设集中供热项目、控制企业用煤以及加强环境管理执法力度等措施来完成。
5、加强污染减排环境管理,加大环保投入
继续加大执法监察力度。加强对重点企业的监管,对污水处理厂建设、企业治污设施运转、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专项督察,确保监察系数稳定提高;永嘉县农村地域大,畜牧养殖业发达,要根据环境承载能力适度控制畜禽养殖规模,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实现排泄物资源化利用和零排放。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按照国家的总体要求,增加投入,稳步推进统计、监测和考核三大体系建设,重点放在环境监测和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6、减排考核体系要与时俱进,贴近实际 减排的直接目的在于改善环境质量,环境质量的改善是检验减排到位的重要标准。但减排考核结果以减排指标下降率公布,未将环境质量改善列入考核内容。有些地方环境质量虽得到明显改善,但因减排指标下降率低,考核成绩差。现在,减排考核虽然只是单项考核,但实际上已成为环保考核最核心的内容,是对地方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否的评价。建议加大环境质量改善在计分办法中的比重,鼓励各地通过减排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减排难度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增量核算值高。永嘉县工业减排重点项目在"十一五"期间基本上都已核算,减排几无潜力,因此完成"十二五"削减任务重点项目就落在城镇污水处理厂。由于新增量核算值太高,"十二五"期间污染物排放必然是呈上升的趋势。因此,建议改变新增量核算方法。
结语
节能减排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改善发展模式的重要途径。我县目前减排形势严峻,政府部门要切实增强全局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把节能减排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快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温州市“十二五”主要污染物减排实施方案,2011.
【关键词】 国际收支 持续顺差 原因 影响 对策
一、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收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将相应地提升。近几年我国原本就已存在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现象出现了总体扩大化的趋势。可以说,我国是当今世界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典型国家。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 持续顺差是指在一定的单位时间里(通常按年度计算),贸易的双方互相买卖各种货物,互相进口与出口,甲方的出口金额持续大过乙方的出口金额,或甲方的进口金额持续少于乙方的进口金额,其中的差额,对甲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顺差,反之,对乙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逆差。我们看到,我国国际收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1993年以外,经常项目始终保持顺差并呈逐渐上升趋势。而资本和金融账户除1998年因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而出现小额逆差外,其他年份也一直保持顺差。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2006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大,2006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同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一举跨过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我国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外汇储备1.5898亿美元。
那么,我国近几年国际收支方面总体扩大化的持续顺差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对我国经济有哪些影响,我们应该对此做出什么反应,采取怎样的对策,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一个总结性的梳理和简要性的回答,以便给读者们一些启示。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
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存在,既有外因,也有内因。从国际上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 同时,全球过剩的流动性不断地输入我国。2001年以来,美联储开始实施了长打两年多的低利率政策,与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步,我国资本项目顺差开始持续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国际压力也日益高涨。
从国内来看,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基础。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取得明显效果,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初见成效,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 这些因素有利于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有利于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有利于增强国内外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信心。2、结构性失衡。而造成这种结构性失衡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近年来国内储蓄总量高于国内投资与消费而导致的内部失衡。这就意味着当前国内经济存在着流动性过剩和资本投入不足共存的现象。过剩的生产就大量出口到国外,导致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 3、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鼓励政策。借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原因,中国一直坚持着出口导向型的 工业 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足。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储蓄也不能通过其他渠道转化为国内投资。而鼓励外资进入的各种优惠政策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合资方式引入外部资金。外商将直接投资带来的外汇简单地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然后用换来的人民币购买国内资本品,投资生产的产品进一步通过出口产生经常项目顺差,从而产生了“双顺差”的格局。
转贴于 三、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基于以上对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宏观调控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是宏观调控的必然产物,它在客观上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稳定物价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1、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现;2、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3、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4、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直接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持续顺差对一国经济而言是一把双刃剑。长期的持续顺差情况下,我们更要去注意它的负面影响:首先,持续顺差会破坏国内总需求于总供给的均衡,使总需求迅速大于总供给,冲击经济的正常增长。这是因为持续顺差在贸易上表现为大量商品出口,而大量的出口商品会直接减少国内社会产品供给,是国内需求相对增大;持续顺差产生的储备结余,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兑换压力,各个持有者的兑换要求,会迫使本国金融当局增加本国货币投放,从而又创造出新的需求,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其次,持续顺差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有大量的外汇供应,这就增加了外汇对本国货币需求,导致外汇汇率下降,本币汇率上升,从而提高了以外币表示的出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一本币表示的进口产品的价格。这样,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其国内商品和劳务市场将会被占领。 第三,长期双顺差将加剧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尤其是欧美的贸易摩擦。短期内,持续的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导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摩擦愈演愈烈,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重点目标,使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受到更大制约,贸易谈判中需付出更多代价。第四,持续顺差也将直接冲击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外汇占款增量大于基础货币增量的部分需要由中央银行对冲掉。在国际收支双顺差仍将维持一段时间的情况下,对冲过多的流动性是中国货币政策,对中央银行来说,造成了被动投放货币的的重要任务。“这样巨大压力,并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放大了市场货币供应量。长此以往,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随着整个金融体系统中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和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货币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使得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直接冲击。”
四、国际收支调节的政策建议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切实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
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应转向“以质取胜”,从根本上扭转贸易的贫困化增长局面。为此,在继续加强引进、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的同时,政府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鼓励生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品牌意识,实现由目前的贴牌加工为主向自由品牌生产、营销为主的转变;要积极推动一般贸易和其他形式贸易的发展,改变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占主要比重的局面。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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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我国近几年来税收超常增长速度谈起。“九五”时期,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每年增长额都在千亿元以上,1999年税收总收入突破万亿元,2000年超收2000多亿,2001年又增收2511亿元,比上年增长19.8%。这种增长速度令不少人感到不安,照此速度增长,税收收入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时间不用太长,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税收超常增长。我国税收高速度增长,并非完全依赖于税率的提高和税种的新设。在整个超收收入中,政策性、一次性收入和税收流失回笼收入所占比例较大(2000年车辆购置税增加266亿元,减持国有股收入122亿元,利息税40亿元),同时,有一部分收入是经济内生增长带来的税收自然增收。另一方面,我国94税制改革之后,税收制度一直平稳运行,未能进行较大的变动和调整,只是根据经济环境状况灵活作了些停、开征税种的工作。(如固定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停征,车辆购置税、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因此,从上述税收增长收入的结构和94税改后我国税制的平衡运行状态可以推出,税收增长并未是真正在法律基础上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其增长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即税务工作者的勤勉工作、征管方式的改变和纳税人纳税意识的逐步提高。
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我国税收收入结构。最近,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994年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6.3%,2001年上升至23.9%;与之相对应,流转税1994为79.5%,2001年下降为69.3%,这组统计数据虽然表明所得税在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流转税占绝对优势的基本税制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的复合税制结构,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绝对地位有所改变但我国的税制结构仍然是属于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典型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推行减税政策,至少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税收收入的降低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不仅存在经济风险还蕴含着相应的政治风险。显然,减税存在着较大的阻力,虽然广大投资家期望政府能够削减部分税收,但事实上,投资需求的增长在目前看来取决于投资者情绪、经济景气指数和市场进入门槛的高低三大因素,减税直正与投资需求的增长关联程度不高;二是通过减税来扩大内需,在我国缺乏实践环境,西方国家通过低税政策可以鼓励勤奋工作、提高税后收益水平产出规模和企业自身的积累率,进而达到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在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推行减税政策,“储蓄—投资—产出”循环流势必会受到险碍,并不一定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多大的刺激(这从我国降息与储蓄存款的增长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三是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对企业都实行了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只是未能冠以“减税”二字,而是以“税式支出”的方式存在。从1994年以来,特别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政府已经在很多领域相机实行了力度很大的税收激励政策。例如,暂停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允许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抵免企业所得税;对高科技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实行特殊的广告业务费用扣除法;并与此同时,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出,在支持农业、环保、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综合上述分析,答案我们不言自明,税收的超常增长实在不能成为减税的理由。
二、从当前政府的事权看减税
目前,我国已是WTO的正式成员,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去。我国税收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企业在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整个世界经济做大做强的过程中间切到其应有的份额,简而言之,其主要功能是帮助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政府可以通过税式支出和直接的财政支出两种方式来达到目的,但无论是那一种都需要政府财权的支持。坦诚地讲,我国经济仍处于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通货紧缩压力较大,还需要通过积极财政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当今,政府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花大力气解决:(1)继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挥乘数效应;(2)西部大开发的直接资金注入(或转入政策性银行);(3)社会保障投入和下岗人员再就业;(4)落实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政策;(5)增加教育、科学、环境、农业投入;(6)农村费改税后面临的巨大财政支出缺口。以上六项项目,项项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需要政府强大的财力来推进改革,丝毫马虎不得。所以,从经济运行环境来看减税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从经济运行环境看减税
无论是“减”还是“不减”,改革的推进是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下。1992年,我国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历程,2001年又加入了WTO,可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正逐步由不成熟、不规范走向成熟和规范,在这种体制转轨过程中,很多问题会由于诸如传统和国情的原因而使问题复杂化。因此,当经济结构改变、企业转制推进、投资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伴生、“三农”问题凸现等关键问题交融构成我国宏观经济大背景的时候,减税是很难的选择。1994税制改革的起因是为了调整财政收入分配格局而进行的改革,而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经济运行环境下,减税和不减税不是税制改革的要害,改革应着眼于运用税收杠杆增进国家、企业效率,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着眼于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公平税负;着眼于全社会福利水平提高。
四、从税负看减税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我国近几年来税收超常增长速度谈起。“九五”时期,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每年增长额都在千亿元以上,1999年税收总收入突破万亿元,2000年超收2000多亿,2001年又增收2511亿元,比上年增长19.8%。这种增长速度令不少人感到不安,照此速度增长,税收收入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时间不用太长,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税收超常增长。我国税收高速度增长,并非完全依赖于税率的提高和税种的新设。在整个超收收入中,政策性、一次性收入和税收流失回笼收入所占比例较大(2000年车辆购置税增加266亿元,减持国有股收入122亿元,利息税40亿元),同时,有一部分收入是经济内生增长带来的税收自然增收。另一方面,我国94税制改革之后,税收制度一直平稳运行,未能进行较大的变动和调整,只是根据经济环境状况灵活作了些停、开征税种的工作。(如固定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停征,车辆购置税、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因此,从上述税收增长收入的结构和94税改后我国税制的平衡运行状态可以推出,税收增长并未是真正在法律基础上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其增长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即税务工作者的勤勉工作、征管方式的改变和纳税人纳税意识的逐步提高。
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我国税收收入结构。最近,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994年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6.3%,2001年上升至23.9%;与之相对应,流转税1994为79.5%,2001年下降为69.3%,这组统计数据虽然表明所得税在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流转税占绝对优势的基本税制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的复合税制结构,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绝对地位有所改变但我国的税制结构仍然是属于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典型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推行减税政策,至少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税收收入的降低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不仅存在经济风险还蕴含着相应的政治风险。显然,减税存在着较大的阻力,虽然广大投资家期望政府能够削减部分税收,但事实上,投资需求的增长在目前看来取决于投资者情绪、经济景气指数和市场进入门槛的高低三大因素,减税直正与投资需求的增长关联程度不高;二是通过减税来扩大内需,在我国缺乏实践环境,西方国家通过低税政策可以鼓励勤奋工作、提高税后收益水平产出规模和企业自身的积累率,进而达到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在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推行减税政策,“储蓄—投资—产出”循环流势必会受到险碍,并不一定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多大的刺激(这从我国降息与储蓄存款的增长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三是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对企业都实行了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只是未能冠以“减税”二字,而是以“税式支出”的方式存在。从1994年以来,特别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政府已经在很多领域相机实行了力度很大的税收激励政策。例如,暂停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允许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抵免企业所得税;对高科技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实行特殊的广告业务费用扣除法;并与此同时,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出,在支持农业、环保、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综合上述分析,答案我们不言自明,税收的超常增长实在不能成为减税的理由。
二、从当前政府的事权看减税
目前,我国已是wto的正式成员,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去。我国税收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企业在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整个世界经济做大做强的过程中间切到其应有的份额,简而言之,其主要功能是帮助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政府可以通过税式支出和直接的财政支出两种方式来达到目的,但无论是那一种都需要政府财权的支持。
坦诚地讲,我国经济仍处于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通货紧缩压力较大,还需要通过积极财政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当今,政府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花大力气解决:(1)继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挥乘数效应;(2)西部大开发的直接资金注入(或转入政策性银行);(3)社会保障投入和下岗人员再就业;(4)落实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政策;(5)增加教育、科学、环境、农业投入;(6)农村费改税后面临的巨大财政支出缺口。以上六项项目,项项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需要政府强大的财力来推进改革,丝毫马虎不得。所以,从经济运行环境来看减税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从经济运行环境看减税
无论是“减”还是“不减”,改革的推进是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下。1992年,我国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历程,2001年又加入了wto,可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正逐步由不成熟、不规范走向成熟和规范,在这种体制转轨过程中,很多问题会由于诸如传统和国情的原因而使问题复杂化。因此,当经济结构改变、企业转制推进、投资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伴生、“三农”问题凸现等关键问题交融构成我国宏观经济大背景的时候,减税是很难的选择。1994税制改革的起因是为了调整财政收入分配格局而进行的改革,而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经济运行环境下,减税和不减税不是税制改革的要害,改革应着眼于运用税收杠杆增进国家、企业效率,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着眼于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公平税负;着眼于全社会福利水平提高。
四、从税负看减税
一、未实行编制实名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编制概念模糊。一是认为人员即编制,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编制,把人员与编制完全等同起来;二是把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混淆,把全额编制、差额编制、自筹编制混淆,对编制性质认识不清。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造成编制意识不强,管理不规范,使用不严格。
2、超编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由于只管编制、不管人头,重审批、轻监管等原因,使一些政策性安置人员不能及时纳入编内管理,从而造成部分单位存在超编人员。
3、混编混岗现象严重。编制概念的模糊及人岗相适的需要,造成部分单位用人随意调整,机关事业人员混用,编制、岗位与人员错位。
4、自请人员比较随意。乡镇由于阶段性的中心工作和后勤服务的需要,存在随意自聘人员或请临时人员现象。
5、吃“空饷”现象难以控制。由于编制不到人头,监管措施不严,有些单位存在一些长期旷工或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虚报、多领、冒领工资津补贴等吃“空饷”现象。
二、实行编制实名制管理的有效措施及步骤
实行编制实名制是机构编制管理的一种新的尝试,它既是管编与管人的有效结合点,又是加强机构编制监督管理的有力突破口,它的实行,有利于形成机构编制、人员、财政预算相互配套相互约束的机制,有利于从源头上控制财政供养人员的增长,有利于加强社会监督,从而充分尊重和落实群众对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苏仙区为落实编制实名制,做了大量而有成效的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1、编制落实到人。
通过机构编制、组织人事、财政等部门相互配合,组织专人对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进行了彻底清理和核对,保证机构编制部门的在编人员、组织人事部门的在职人员、财政部门的人员经费核拨情况“三相符”,为编制实名制管理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2、实名建立“两证”。
继续完善《机构编制管理证》(称为单位证)。《管理证》实行双证管理,单位一本,编制部门一本,在《管理证》中规范完整地对在职人员及其所在岗位、占用编制类别逐一登记,并形成完善的办理程序,对领证、增人上编、减人下编、人员编制变更、办理时间进行严格规定,实现动态管理人员编制。核发《个人编制证》(称为个人证)。在核对无误的基础上,实行“每人一证、编制到人,实名建制,证随人走”的办法,建立《个人编制证》,作为《管理证》的补充。《个人编制证》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职务变动情况、工作变动情况等。对《个人编制证》实行分类管理,行政单位人员编制证为红色,事业单位人员编制证为黑色,并区别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经费自筹不同情况,分别加盖“财政”、“差额”、“自费”印章。
3、适时对外公示。
建立单位证和个人证工作完成后,在编制部门的监督下,由所在单位进行对外公示,接受群众监督。每逢机构改革、竞争上岗、人员变动,各单位还要在人员到位后,再次进行公示。与此同时,编制部门及时受理群众举报,处理件。
4、健全管理制度。
完善“两证”管理程序。制定了《机构编制管理证》和《个人编制证》办理程序,并以文件形式下发。在文件中规定:行政事业单位之间相互调动的,由调入单位将“两证”送编制部门审核盖章,办理纳编、减编或换证手续;对退休人员,在各部门接到退休通知后,一周内到编制部门核减在职人数;对调往企业和部门出区工作的,由所在单位将“两证”送编办予以核销;对新招录人员,在各种手续办理完毕后,填写“两证”,予以纳编。健全相互配套约束机制。《管理证》由编制部门和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各存一份,出现人员异动时,经编制部门审核后同时调整,做到相互监督。将“两证”作为审核财政拨款、工资基金、审批工资计划和调整工资等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以“两证”为基础,由编制部门会同组织人事、财政等部门建立机构编制、人员经费和人员基本信息数据库,实行资源共享,相互交流,做到了全区财政供养人员清楚准确。编制实名制管理的实施,“两证”的同时使用,促进了机构编制宏观与微观管理的有机结合,实现了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有效转变,有利于强化机构编制管理和群众监督,使机构编制部门与组织、人事、财政等部门相互配套约束更加有效,防止了超编进人、混编混岗、吃“空饷”和随意调整人员编制等现象的发生,为实行“阳光编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实行编制实名制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意见
1.1废品回收成为低值微利行业
国外废品没有回收价,有些废品,废弃者还要支付处置费。而国内,废品有收购价格,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废品收购价格在提高。比如PET瓶子、废铁、废板纸、废电视机这4大品种,从回收站点往打包厂(拆解厂)集中,现在的收购价格比20年前翻了几倍(表2)。废品收购价翻4~8倍,但是再生资源销售价并没有相应提高。比如废钢铁,十几年前是3000多元/t,现在是2000元/t,不升反降;废板纸,10多年前与今天的价格都是1100元/t。收购成本上升,销售价原地踏步,回收环节的利润空间大大压缩。加上现在回收体系层次比较多,废品从拾荒人员回收站点分拣中心(即打包厂)集散市场,要经过4个环节运转,每个环节都会产生成本和费用,进一步压低利润率。废纸、废塑料回收环节的毛利仅几个百分点;废钢毛利仅20元/t,毛利率不到一个点;废玻璃价值600~700元/t,如果采用汽车运输,运费占货值1/6;废家电如果没有基金补贴,每拆解一台废电视机,要亏损30元。二、三十年前,收废品与贩、卖军品并列三大暴利行业,而今天,废品回收已沦为低值微利行业。
1.2回收公司开不起增值税票
现行税收政策对回收行业全额征收增值税,而回收行业大部分是社会收购没,有进项票抵扣,回收公司一开增值税发票,按照17%的税率,加上3个地方附加税,要缴纳开票额16.27%的税收。这样高的税负,成为回收公司不可承受之重。因此,这个税收政策脱离了回收行业“低值、分散、经济效益差、公益属性强、资源环境效益好”基本面。回收公司在实际运作中被迫采用不开票的灵活方式,售价相应降低,利润更加微薄,经营举步维艰。“收废品暴利”在回收公司老板的脑海里已经成为模糊的记忆,在社会上,也变成一种神秘的传说。
1.3利用企业用不起再生资源
回收公司开不起发票,利用企业得不到进项抵扣,大大影响利用企业的成本构成。以2013年11月13日国内铜市场行情为计算基点(当天市场行情是:废杂铜48500元/t无票,电解铜51000元/t有票,铜杆51700元/t有票),对比采用废杂铜加工成铜杆,与采用电解铜加工成铜杆,这两种的成本构成。从表3可以看出,废杂铜进货价48500元/(t无进项抵扣),从废杂铜到铜杆的加工生产成本是1684.85元/t,加上增值税7512.01元/t,总成本是57696.86元/t。铜杆售价51700元/t,亏损5996.86元/t。第二种,直接采用电解铜加工铜杆,成本构成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电解铜购进成本51000元/(t有进项抵扣),从电解铜到铜杆的加工成本是506元/t,再加上抵扣后的增值税101.71元/t,总成本51607.71元/t。铜杆售价51700元/t,还有92.29元/t的微利。对比表3和表4的成本构成可以看出:表3中,原料废杂铜购进成本加上3个环节加工成本,合计50184.85元/t;表4中,原料电解铜购进成本加上铜杆加工费用合计51506元/t,可见采用废杂铜比采用电解铜,成本要便宜1321.15元/t。但是废杂铜无进项抵扣,缴纳增值税7512元/t,电解铜有进项抵扣,仅缴纳增值税101.71元/t。由此可见,利用企业得不到进项低扣,税负大增,成本增加,造成“废杂铜比电解铜贵”。这种情况在废钢、废塑料、废纸以及其他品种普遍存在,产生了“再生资源比原生资源贵”的不正常现象,抑制了利用企业“吃废”的极积性,导致一部分利用企业放弃再生资源,转而采用原生资源。
2现行税收政策带来四大负面后果
第一,政府和行业“双输”。回收公司因开不起增值税发票,销售时干脆全部不开票,国家增值税及3个地方附加税全部流失,每年财政流失税金估计在800亿元以上。回收公司受税负影响经营困难,业务量大大萎缩,整个行业的回收总量近3年来逐年递减:2011年回收总量1.65亿t;2012年回收总量1.6亿t,比上一年减500万t;2013年回收总量1.5亿t,比上一年减1000万t。逐年递减的原因,有市场周期性低迷因素,但是现行税收政策对回收量逐年递减有很大的“贡献度”。第二,利用企业被迫违法、违规。回收公司不开票,利用企业没有进项抵扣,税负大增,能够采用原生资源的,如铜加工、炼钢、造纸等,就放弃再生资源,采用有进项抵扣的原生资源。其他利用企业由于设备工艺原因,只能以再生资源为原料,就被迫采用一些球甚至违规、违法方法,以取得“进项增值税发票”,降低企业税负。第三,催生了地下增值税发票交易市场。利用企业需要进项抵扣,而回收公司不开发票,这个需求空白必须有人来填补,这就催生了遍布全国的地下增值税发票交易市场。这个地下市场规模无法统计,但是发票交易价格非常清楚,有6个点、3个点、1.5个点3个价格档次。其中6个点的增值税发票,其来源与各地财政部门和国税部门的“土政策”有关,3个点和1.5点的增值税发票,来源于发达的高科技软件技术。第四,对严峻的节能减排造成更大压力。以2012年为例,2012年回收总量1.6亿t,比2011年的1.65亿t,减少了500万t。相当于2012年比2011年,多消耗2060万t自然资源,多燃烧700万t标准煤,多增加4000万t垃圾处理量,多排放2880万t二氧化碳气体。据相关政府部门评估,我国“十二五”中期经济增速高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预期,但节能环保方面的主要指标完成进度滞后,氮氧化物排放量指标2011年比前一年上升5.74%,2012年比2010年仍高出2.82%;能源消费强度前两年仅下降5.5%,要实现下降16%的目标,后3年需年均下降3.84%;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目标是下降17%,前两年只累积下降6.6%。“十二五”后二年,实现节能环保约束性指标的任务很重。现行这个税收政策,给完成“十二五”后二年节能环保指标增加了难度,对日趋严重的雾霾天气起着推波助澜作用。
3如何调整回收行业税收政策
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
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3、杨慧.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浅析[J].Industrial&ScienceTribune,2007(6).
3.1 企业债务的”实际增长“
通常我们从统计数字中看到的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包含着通货膨胀的 影响 。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间产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因为企业间相互拖欠主要是由于中间产品的交易引起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于扩大了企业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了 经济 中交易手段的总额,本身可能就是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因素(有人认为在独联体国家,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见rostowski,1994)。特别是经济高增长时期(繁荣时期或”过热“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会影响到以后物价水平的上涨。但在有些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主要受前期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导致同一生产资料的交易款项因价格上涨而较前期增多(我国1993-1995年期间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
人们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来 计算 企业间的”实际债务“(rostowski,1994),我们也按照这种办法进行了 分析 (见表2)。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体制转轨经济中,经济结构一般距均衡点较远,不同市场上物价变动幅度相差较远,用物价总水平的变化率(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并不能准确地说明主要由生产资料(中间产品)交易引起的企业间债务 问题 。比如,在最近的一次周期性波动中,1992-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roducerindex)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消费品价格指数增幅不大;而当开始实行宏观紧缩政策之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下跌,而消费品价格在1993年下半年以后因成本上涨而大幅度上涨(见表4,各种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更详细的分析还应计算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平减指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从而对企业间债务的实际增长率有一较清楚的认识。例如,在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小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而在1994年,由于生产资料价格趋于稳定,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高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增长率(见表4)。
3.2 企业间债务的” 自然 增长“
除了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企业债务增长之外,经济的增长、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本身也会引起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生产的东西多了,每一笔交易的数量大了,企业间相互欠债的规模自然也会加大。当然,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实际债务增长率是”自然的“。一个复杂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可能正是与企业间债务的过分增长相关(见后面的分析),但是,为了近似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假定与经济增长率, 工业 总产值(工业企业的总交易量)增长率相等的债务增长,为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率“。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有的年份(比如1994年)企业间债务大规模增加,大大超出正常增长的范围,导致下一年的债务增量虽然绝对值也很大,但与前一年的总量相比增长率却较小甚至出现增长率下降(比如1995年)。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以货币紧缩政策实施以前的债务增量为基数,乘以各年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得出一个乘积,可视为”企业实际间债务自然增量“;然后 研究 各年实际债务增量与这一”自然增量“的关系,可得出一个债务增长是否正常的概念。
3.3 企业间债务的”超常增长“
我们在现实中直接观察到的是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用d表示;而要得到需要我们着重研究的”实际债务的过度增长率“(用d′表示),需要从d中”减去“以下因素:
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用g表示;
即:d′≈d-p-g
(此外,还有在前面第2.1小节分析过的企业间债务”体制性增长“的因素。由于统计上存在的困难,我们在对近年债务增长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
举例来说,1994年37万家工业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d)约为82.65%,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为18.6%;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26.8%;我们所能得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过度增长率“(d′)约为37.97%。这一数字比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名义增长率要小许多,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3.4 当前 企业 间债务 问题 的严重性
尽管我们指出了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或” 自然 的“,但仍然不能否定我国近年来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可以由以下几个指标看出:
--连续3年超正常增长。在减去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和 经济 增长的因素之后,我们看到企业间债务从1993年开始连续以较大幅度”超正常“增长,1993年为69.6%,1994年为38%;1995年初步估计还会达到近20%的水平(见表2);
--企业间债务与 工业 增加值(相当于工业gdp)的比重,1994年已达到43%,已超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低于日本(英国为20%,美国为17%,法国为38%,日本为59%);
--企业间债务的平?quot;周转天数”(表明人欠债务与总产值即总交易量的比重的指标),已经达到114天,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法国为110天),甚至越过了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经济转轨初期(1992)的水平;
--企业间债务与银行(工业)贷款的平均比率,已提高至67%,个案调查中发现有些企业该比率已接近于一甚至大于一,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般为一左右);考虑到我国企业的银行负债率本身较高,从整体看67%这个水平也已经很高了。
四、宏观波动与企业间债务行为
从前面的统计 分析 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企业间债务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但经济高涨时期的增长率和经济紧缩时期的增长率是有差异的,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两次宏观调控的初期,企业间债务都出现了突发性的高增长;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产值的比率以及企业债务与银行贷款(货币供给)之间的比率,在经济波动的不同时间是不同的,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同时,在现实中,人们对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的感觉,在宏观波动的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在紧缩时期企业拖欠的问题变得十分严重,而在高涨时期,尽管企业间债务也在增长,但人们似乎感觉不到,也并不引起实际的经济问题。这表明企业债务的相对规模和作用也是受宏观经济 影响 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对企业债务问题进行分析。
4.1 高涨时期的企业债务
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也会增长。从1985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应收款”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包括1985-1988年的经济高涨期,和1992-1993年的经济高涨时期。但是,经济高涨期的企业债务变动,相对于紧缩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增长率相对较低。1985年12月至1988年6月紧缩之前,企业名义债务的增长率没有超过35%;1992年经济逐步复苏之后,名义债务增长率从40%以上降至20%左右,1993年1-6月则是近10年来企业债务增长率最低的时期,最高的月增长率为11.8%(1993年6月),最低只有2.6%(1993年1月)。
80年代后期,企业债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幅度较高①,其原因之一是经济“信用化”。1985年开始搞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改革原有的中央计划体制,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扩大,企业间债务从无到有,开始增加。这首先可以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中看出。在1986-1988年9月的长时间里,4000家主要大中型国有企业应收预付货款与工业贷款总额(全部企业)的比率只有7%-9%,没有超过10%;而在1992年底这一比率已达到17%。从企业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来看,1985年12月只是3%,1987年12月只有4%;而到了1992年底,已达到7%。总之,在经济增长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一部分属于正常增长。
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净产值的比率相对较低。1985-1988年经济高涨期,这一比率在3%-5%之间,而1989-1991年的紧缩期达到19.2%,而在1992年经济高涨期中这一比率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企业债务的“平均周转天数”相对较短。总的来说,企业债务的周转天数这些年来具有逐步增长的趋势,但是1989年以前只有18.78天,而1989年实行紧缩后突增到32.68天,199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4.53天。而在1992年底,周转天数回落到26.57天,1993年中,实行紧缩政策后,年底平均拖欠时间增至78.32天,1994年底则增至114.43天。
从逻辑上说,在 经济 高涨时期, 企业 间债务的增长是必然的。一方面,由于经济高涨,大家对未来还款的信心都比较强,相互间欠债的发生也就较为容易;另一方面,高涨时期的总需求因货币量的增大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而增长较快,实际的货币购买力较大,企业债务的偿还事实上也较有保证。如果将“经济信用化”的因素剔除,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可以因货币量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可能在债务增长的同时,出现债务/贷款比率的下降和债务/产值比率的下降。
4.2 紧缩时期的债务增长
企业债务一般来说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在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特殊体制下,企业债务的规模和比重会更大一些。但企业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取决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状况。
80年代后期以来,
在传统的行政计划体制下,行政手段本身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能较为有效而迅速地压缩投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紧缩之后由于项目下马,不再发生新的购买行为, 企业 债务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幅度超常增长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行政分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自扩大,导致中央的宏观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大大减弱;在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对中央压缩投资规模的政策采取抵制的态度。这一方面使中央政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货币政策即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央整个压缩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会越来越弱,地方和企业会想尽各种办法避开中央宏观政策的 影响 ,使自己的投资项目以及地方增长计划继续进行下去。所谓“各种办法”,归根到底就是在缺乏货币交易手段的情况下,用欠债、赊账、不还旧帐等办法,得以继续获得投资物品,维持项目进行。正是对投资资金供给的压缩和地方企业继续维持投资规模的各种办法,导致了企业间拖欠债务的增加。
不仅如此,投资项目和投资物品(主要是建筑材料、机电产品、车辆工具等)货款拖欠造成的企业间债务,在
总之,把握 企业 间债务的增加与最终需求减少的关系,对于理解企业间债务这一现象与宏观 经济 运行的关系以及解决债务 问题 的有效手段等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4.4 不同的宏观政策与不同的“债务链”传导过程
虽然从基本经济关系上看企业间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增长可以归结为最终需求的紧缩,但债务增长过程中的“传导”过程,可以因宏观政策的不同以及操作方式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这可以由1989-1990年和1993-1994年两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中看出。
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时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压缩投资规模,减少投资贷款。这首先导致投资项目欠款增长,然后,因此为“源头”,债务链一环一环的传导下去,整个经济发生“市场疲软”,并使企业间债务逐步增大;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最终需求规模缩减所决定这一关系也就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1993年实行紧缩时首先起到决定作用的政策是“抽回贷款”,也就是紧缩货币,而且力度较大。因此,这时出现的情况是所有环节上都发生“资金紧张”,并导致所有环节、所有部门的企业间债务突然增大。然后,随着债务周转天数以及债务的进一步增加,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才逐步明显起来(由于缺乏不同部门的数据,因此无法在此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定量 分析 ,但以上的说明是对于我们个案调查与各方面情况反映的概括)。
4.5 企业间债务拖欠与宏观政策效果的减弱
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的突发性增加,是在紧缩货币供给,而企业又没有相应地缩减投资与生产的条件下形成的,企业间债务的这种增长,其宏观效果就在于“抵消”或“瓦解”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效力。在宏观货币紧缩的背景下,大量增加的企业间债务相当于企业用相互之间给予的信用,代替减少了的国家法定信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实现了产品的购买,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本文前面给出的公式(1)(见第一节)表明,在一定时期,若pt为一定(增长速度为一定 ),v不变(假定),m减少或增长速度下降,必然是因为d,即企业间债务增量增加。这一关系体现为企业间债务与贷款量(m)的比率,与 工业 总产值(pt)的比率增加。
1993-1994年的经济紧缩时期,上述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1993年7月之后货币供给量的增幅速度下降,而企业间债务猛增。经济增长率、工业增长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高不下,gdp在30个月内仍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企业间债务的增加还是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原因,关于1993-1994年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参见樊纲1994、1995)。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企业间用相互欠债的方式来中介其投资物品和中间产品的交易,就使得有限的、甚至是相对减少了的货币量得以“节省出来”用于其他物品特别是消费品的交易,使得工资性支出和消费品市场上的购买力仍能持续增长,从而使得以消费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这是这些年来
其次,产品积压,没卖出去,说明就这些产品来说没有交易发生,即没有货币中介的交易,也没发生由 企业 间债务为中介的交易,也就根本没有引起什么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下游企业”在“最下游企业”拖欠债务而没有购买“上游企业”的产品,是由于“最下游企业”缺乏购买手段,既没有货币,也无法再用制造企业间债务实现购买,总之是因为有人盲目生产,又没发生企业间的债务,才形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是库存积压导致了企业间债务。
有的企业产品老化,没有市场,但又继续购入原材料进行生产,结果是产品积压,欠的债还不上。这种“坏债”,当然是 经济 当中的一种微观的或结构性的隐患(只能用停产、破产、改革等方式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中,我们也要 分析 一下:第一,这些企业在经济高涨时期卖得出东西,而现在卖不出去,这是因为宏观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第二,假设这些企?quot;改好了“,生产对路了,产品卖出去了,如果经济的总体规模没有变,总需求还是那么大,那么人们买了这个企业的东西,一定少买了另一些企业的东西,这个企业不欠帐了,另一些企业却会增加欠债。这说明,微观的”生产不对路“ 问题 、市场竞争问题,与宏观的总需求缩减问题是不同的,是可以分别加以分析的,也是需要由不同的对策加以解决的。
当库存积压发生,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有钱来买东西“?就微观问题或结构问题来说,是因为产品”不对路“或质量太差而没人要;就宏观问题来说,则是因为人们缺乏购买手段,或是缺乏货币,或是无法继续增加企业间债务(不能?quot;赊卖”),而不存在相反的因果关系。就宏观问题而言,是“资金紧张”(这件事的发生可以是因为必要的紧缩政策)引起“库存积压”和“企业拖欠”这两个后果,而不是相反;同时,也不是“库存积压”引起“企业拖欠”。
五、各种“清欠”方式及其效果
5.1 我们面临的特殊问题
企业间债务不能无止境地扩大下去,问题 发展 到一定程度, 自然 产生了如何解决的问题。
如果企业是“预算硬约束”的,自己的债务要由自己负责,还不上债要受到 社会 的制裁,直至破产倒闭,由债权人对其进行清偿或强迫还债。那么,一方面,企业间债务的极限会很快达到,另一方面,企业间自己会采取各种方式及时偿债,因而会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一种企业间自己自动或被迫清债的机制。企业清债的措施包括:第一,减少自己本来的资金储备?quot;闲置资金“;第二,出售或抵押一部分自有资产,包括拍卖一部分别人欠它的债务或自己欠人的债务(这需要存在一个商业票据交易机制,而卖出债务的价格显然要依当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的市场前景、还债能力等所决定而打一折扣)。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债务长期不还的最终后果便是破产,这当然是信用状况彻底恶化的苦果。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企业预算软约束,欠债可以一直拖下去不还,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至少不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企业间债务量会无限增长,另一方面也不会?quot;自发的还帐机制”,再加上市场体制还不健全(比如说还不存在债务转让或拍卖的市场),信用制度与 法律 体系(执法)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和处理企业间债务问题?
5.2 一些“清欠”措施的局限性
解决企业间债务增长的根本性措施当然是要进行制度的改革,最终实现企业的预算硬约束。但体制改革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不可能一时奏效,在此过程中债务还在增长。因此,问题便归结为在中、短期内,如何缓解这一问题?这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以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有三:第一,银?quot;注资清欠“;第二,债务各方”多方磨债“,即相互抵销一部分债务;第三,”三不原则“,主要就是不还旧债、不付货款、不发新货,以此来逐步减少债务。
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用银行注资清欠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反倒会前清后欠,越欠越多。同时,由银行出面注入资金统一清欠的作法还是属于一种”一刀切“的计划经济作法,而不能使市场的优胜劣汰选择机制发挥作用。企业与企业是不同的;不同企业欠下的债务的性质与质量从而其债务的”市场价值“也是不同的;有的企业产品有销路,经营状况也好,一时由于其他企业拖欠而欠下债务,从长远看是能够还上的,因而其市场价值就高些;而有的企业属于该破产、被淘汰之列,所欠债务本身就属于不良债务,不值什么钱,银行帮它还债,实际是高估了其价值,使它占了好企业的便宜,并助长了不良企业靠在国家与好企业身上而不思进取的恶习,因此,属?quot;劣币驱逐良币”的作法。在向市场机制过渡过程中,这种作法应尽量减少与避免。
企业 间实行的所谓“磨债”,即多方债务人与债权人走到一起,将相互之间可以抵销的债务冲抵掉,这种办法当然有助于削减一部分债务,但也有其局限性,难以普遍实行。这是因为第一,根据 理论 分析 与实例 研究 ,由于企业债务?quot;源头“是投资资金和最终需求增长速度下降,而在投资项目还未完成投产之前,债务链不会是”闭路“的,大量债务无法通过企业磨债加以处理(无论是银行组织还是企业自己进行)。第二,在”实物偿债“的场合,这显然受到实物交换本身的限制,受到实物的”通用性“的局限。如果是象能源、基本原材料这种通用性较强的部门欠债,情况会好些,但恰恰是这些处在生产环节的最上游的部门企业被人欠最多(最下游的债务最终都会递推到这些最上游部门)。这些部门的债至少是无法用磨债的 方法 解决。
”三不原则“是在企业间拖欠 问题 发展 到一定极限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较为严厉的措施,也是有利于打消人们无限借债预期的较为有效的措施。事实上,1993年以来,出于宏观调控、抑制 经济 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需要,中央货币当局自己一直在采取一种不妥协原则,即一直不搞”注资清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产业已经被巨额拖欠首先逼到了”极限“,到了再没有现金收入就难以为继(发不出工资)的地步。于是我们看到了煤炭、电力、冶金等”最上游“部门最先搞起了”三不主义“,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三不原则“ 自然 是有效的。1995年上半年,在全国企业间债务继续增长15%左右的情况下,煤炭行业人欠款下降了16.2%;冶金行业下降8.3%。事实上,在各行各业,只要欠债总量增长到一定程度使企业难以为继下去,都会或多或少地采取”三不原则“,有的更严厉些,有的则采取”至少付50%现款“或至少还20%才发新货的办法,等等。对个别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的界限在于它是处在生产流程和债务链条的哪一环节上。上游企业人欠大于欠人,三不原则就可以较为严格,因为不必担心别人也对它实行三不原则;而对另一些处在”下游产业“的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就较为”心虚“,因为当它们对别人实行”三不原则“的时候,要面临别人也对它们实行同样的”三不“,结果可能使它们境况更加恶化。此外,如果企业一直采取严格的”三不原则“,还可能妨碍企业间合理的商业信用关系的发展。
从宏观角度看,当企业间债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往一段时间是靠着较高的债务增量来使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大家都真正实行”三不原则“可能导致交易量和增长率的猛然下降和失业率的猛然上升。由于前一阶段企业债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瓦解“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迫使中央货币当局在延长紧缩时间和紧缩力度上,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过猛“的方式(如1994年末以来的实际情况);当企业开始被迫采取”三不原则“,企业间债务停止增长的时候(d=0),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也就是说,使m有较多的增长),则经济的失业率将会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这里的悖论在于:如果要求企业实行三不原则减少债务而无适当的货币扩张,失业率会猛升,而若同时采取增大货币供给的措施,又可能使企业因资金宽裕而放弃实行三不原则,使企业间债务又重新增长,对政府的”软约束预期“提高,经济再度进入过热状态。看来,采取怎样的一种有效政策组合,是解决企业间债务及其连带问题的一个关键。
六、对策思考:调节总需求
与降低债务/产值比率
6.1 长期出路:通过基本体制的改革,”硬化“债务人的预算约束
从微观层次上看,企业间债务拖欠情况恶化最根本地出于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国有企业靠在国家信用”背景“上,欠债人并不能在事实上对自己的债务负责任,欠多少债也能生存,花多少钱也不会破产;二是整个信用制度缺乏有效的 法律 保障,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障,拖欠者得不到应有的、有效的处罚,结果形成了”欠得越多越占便宜“的”欠债文化“。如果这两方面的制度(国有企业与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改革,企业拖欠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治,良好的信用关系不可能建立起来。
产权关系改革(包括非国有 经济 的 发展 )、 企业 改革、银行制度的改革、破产制度的建立、 法律 制度的完善,等等,都是硬化债务人预算约束的必要前提。
这些制度的改革,都是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实现并见效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在这些基本制度要素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在中短期采取可能使情况有所改善或得到控制的对策。
6.2 中期改进:加强银行对企业债务的监控,发展商业票据交易与结算机制
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较为具体的一个体制上的原因是由于 金融 市场不健全,银行部门没有严格履行对企业信用状况的监督,防止企业间债务恶性膨胀;另一方面,企业间债务之所以能在较大程度上抵消和瓦解宏观货币政策的作用,原因之一则在于企业债务不能与货币(贷款和现金)更紧密地”挂勾“,企业大量拖欠,并不妨碍其继续获得贷款,继续大量申请贷款,甚至可以在银行有存款仍然拖着债不还;企业债务本身也不能通过某种市场机制进行”货币的评估“。
银行对企业债务往来应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将其与银行贷款联系起来,实行”债贷挂勾“。比如,当企业欠人债款达到某一规模(比例)时对企业贷款实行一定百分比的”清债预留“;达到某一更大规模时停止银行贷款,以此从贷款与债务的关系上降低企业的”拖欠极限“。
商业票据交易机制是资金市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间债务的凭证即商业票据的可交易、可转让、可抵押、可兑现,是对企业信用状况、负债状况以及经营状况进行市场评估的重要机制。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好帐“与”坏帐“可以通过票据的转让价格显示出来;也可使企业通过这样一种竞争性机制获得更多的公开信息,也使较好的企业获得应有的流动性。票据市场本质上也是企业间多头”磨债“的一种机制,但由于信息的公开性和更多企业的加入,它可以突破少数相关企业”磨债“在信息和交易手段上的局限性。
发展商业票据结算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但应结合《票据法》的实施,尽早开始,逐步完善。
6.3 短期对策:”三不原则“加宏观政策的调整
体制改革、市场发育都是中长期才能奏效的解决 问题 的途径。面对大量现存的、并且还在继续增长的企业间债务,我们还必须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制定短期的政策加以缓解,以使好的企业摆脱债务拖欠困扰,保持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根据前面的一系列 分析 ,我们知道,第一,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宏观现象,是与压缩最终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相关联的。第二,以往用在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清欠资金“只是一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的具体形式)的办法,放松银根、缓解企业间拖欠问题,由于并没有解决最终需求不足的问题,结果只能造成前清后欠及企业库存增加,还能造成好债坏债一锅煮,企业更加放心大胆地拖欠的不良后果。第三,如果企业拖欠问题进一步恶化到极限程度,迫使更多的部门和企业实行”三不原则“,企业间信用突然紧缩,又会导致宏观经济过度滑波。
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建议在 目前 情况下,即在1993年7月开始实行紧缩政策30个月之后,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10%、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0%左右、宏观调控目标已基本实现的情况下,采取以下的综合治理措施:
--进一步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注资清债;
--鼓励企业之间自行”磨债“,银行适当帮助提供信息,为企业”搭桥“(但银行本身不负责清欠);
--在人欠大于欠人的行业继续鼓励企业实行”三不原则“;
--在实行以上政策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向在建和一些新建项目发放投资贷款,在投资资金这个与最终需求直接相关的环节上向经济中注入资金,缓解企业资金不足的境况,压缩企业间债务。
--对一些技术水平较高、产品能够出口或实现进口替代的企业,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国内最终需求和减少”对国外的最终需求“,而不是”挤掉“另一部分国内需求);但要明确不能再普遍追加流动资金贷款;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第一,在最终需求环节上注入银行贷款,增加了货币供给,可以在宏观调控目标基本达到的情况下实现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仅仅在 经济 的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供给而不扩大最终总需求,不可能实现此目的,而只能增加库存。
第二,用这种方式增加货币供给量,然后逐步流通到整个经济,可以通过经济内部的选择与竞争机制(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有了一定的竞争机制),让 企业 去自行解开债务链,使好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流通手段,差的企业获得较少的补贴( 目前 情况下还不可能完全取消),而不象”注资清欠“或普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那样抹杀”好债“与”坏债“的差别。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般地说总是政府应该履行的公共职能;在目前能源、 交通 、城市基础设施仍大量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这些领域里的投资,既可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就业并更充分地利用目前已出现闲置的生产资料生产能力,又能缓?quot;基础瓶颈”,释放出过去被瓶颈压抑的大量生产能力,增加总供给,缓解总供求之间的矛盾,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同时,在目前地区间差异较为突出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对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又可缓解这方面的矛盾。
当然,应该注意到的是,政府出面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质上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而在目前情况下,由于缺乏完善的货币市场和政府?quot;公开市场业务“机制,我们执行这种财政政策,事实上还不得不通过直接由银行增加政策性长期贷款的方式进行,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也会造成一定的扭曲(当然比单纯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所造成的扭曲要小)。这是需要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逐步创造条件加以扭转的。
6.4 当前考虑宏观对策时应注意把握的几个原则
在当前制定解决企业间债务的对策时,要注意把握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要注意区分”短期 问题 “与”长期问题“,区分宏观问题与体制问题、微观问题、结构问题,以便真正能对症下药。象企业经营缺乏效率、产品不对路、经济结构不合理?quot;预算软约束”、法制不严等等,这些问题无疑都是与企业间债务增长相关的,但是这些问题是无法在近期内解决的;要想在近期内缓解企业间债务问题,只能在给定的企业行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前提下用宏观政策(宏观政策本质上是“短期的”)加以解决。
一、组织实施
(一)根据省、市政府部署,按照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征迁、统一补偿和分级负责、责任包干的要求,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铁路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县指挥部)全面负责铁路建设工程征地拆迁政策处理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监督、管理工作。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主要负责县指挥部日常工作和铁路建设工程征地拆迁政策处理工作的组织实施。
(二)沿线乡镇(街道)对辖区征迁工作负总责,按照统一的标准和统一的时间,做好本辖区内的土地征占、青苗补偿、坟墓迁移、房屋拆迁、协议签订、拆迁户安置等工作;同时做好宣传发动和群众思想工作,及时协调处理好征迁、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治安,营造良好的建设施工环境。
(三)县国土部门负责土地征收(用)和报批、落实临时用地、组织复耕以及配合县人劳社保部门和乡镇(街道)做好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等工作。
(四)县财政、建设、规划、交通、人劳社保、农业、林业、水利、公安、民政、环保、供电、广电、电信、移动、联通等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征迁相关工作。铁路建设工程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和施工单位按照业主职责和有关规定,做好征迁、建设等相关工作。
二、征迁内容
(一)征地拆迁范围
1、红线内征地拆迁。原则上按铁路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批复意见和用地红线规定执行(包括设计变更)。
2、红线外征地拆迁。边角地、夹心地、环境保护敏感建筑物的具体范围,由项目公司和有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共同核定,并按以下方式进行分类处理(如遇特殊情况由县征迁部门与项目公司协调处理)。
(1)边角地和夹心地。边角地是指新建铁路与既有铁路、高等级公路、河流、其它屏障性建(构)筑物地界桩之间形成了合围,而且无法耕种的小面积土地;夹心地是指新建铁路与既有铁路、高等级公路、河流、其它屏障性建(构)筑物地界桩之间形成的宽度小于米范围内的长带型可继续耕种的土地。
(2)边角地和夹心地上的房屋按拆迁处理。
(3)新建铁路经过人口密集地段,距外轨中心线米以内的住宅、学校、医院敬(养)老院等敏感建筑物,优先采取功能置换措施,无法置换的按拆迁处理。
3、新建铁路从企业厂区穿过,其红线内拆迁量超过厂区建筑总面积%或直接影响企业的主要生产功能,原则上应作整体拆迁处理。
(二)征地拆迁数量
1、用地数量。包括主线红线内用地量、拆迁安置用地量和“三改”项目用地量等,纳入项目用地同步报批。具体数量由县国土部门会同县指挥部、项目公司等成立联合调查组,在勘测定界的基础上,结合现场实际,对包括边角地、夹心地、“三改”项目用地等进行共同查核,确定数量,分类统计,共同签认。
2、房屋拆迁数量。由县指挥部和项目公司成立联合调查组,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结合现场实际对住房、农用房、企事业用房、学校用房等进行联合调查丈量,确定数量,共同签认;无法改变功能继续使用而需拆迁的环境保护敏感建筑物,由县指挥部与项目公司等联合调查,确定数量。
3、地上地下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拆迁数量。必须拆除或迁建的地上地下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包括水电、通讯、道路、桥梁、管线、市政、水利设施、河埠、机埠房、水井、水塔、晒谷场、树木、绿化物、围墙、广告牌、坟墓、庙宇等。建(构)筑物由项目公司与县征迁部门和权属单位共同现场查核,确定数量,分类统计,共同签认。地面附着物由项目公司与县国土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现场核查,确定数量、类别,共同签认。
三、土地征占
(一)铁路建设工程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被征占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国家建设需要,积极支持征地拆迁工作的实施。
(二)铁路建设红线内占用的集体土地、国有农用地,全部采取国家征收(用),征收(用)补偿费用按政办发〔〕号文件执行。
(三)对占用国有出让土地的使用权收回,实行货币安置,货币安置补偿按出让合同结合市场价评估扣除已使用年限的形式确定。
(四)对占用工业园区土地的,除按国有出让土地补偿外需对其开发成本予以补偿。
(五)“大三改”项目用地补偿按本办法确定的标准执行,其用地数量纳入项目用地同步报批,报批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小三改”项目用地实行只补不征,由项目公司按区片综合价补偿。
(六)边角地按区片综合价补偿;夹心地实行只补不征,由项目公司按万元/亩予以补偿;环境保护敏感区和边角地、夹心地上的房屋拆迁安置用地按区片综合价补偿。
(七)征占水域的,由项目公司向县水利部门申请,经审核审批后方可使用。征占水域要补建,在无法补建时,由项目公司按照国家、省及县政府有关政策评估后给予补偿(包括费税),协议由项目公司与相关单位或权益人签订。
(八)征占林地的,由项目公司向县林业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使用。征占林地补偿标准按国家、省及县政府规定政策执行,协议由项目公司与相关单位或权益人签订。
(九)临时设施用地按照节约集约用地和尽量少占耕地原则,由项目公司(或委托的指定施工单位)向县国土部门申请,并制订复垦方案和签订临时用地协议(临时用地协议由权属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县指挥部、项目公司、县国土部门鉴证;临时用地时限原则上不超过2年),向县国土部门缴纳临时用地复垦履约保证金(临时用地复垦履约保证金按水田万元/亩、其它地类万元/亩缴纳),经批准后方可使用。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工程临时用地在施工结束后由项目公司负责复垦,恢复其原有的使用功能,并由县国土部门会同县指挥部、农业部门负责验收。复垦验收合格后,临时用地复垦履约保证金退还缴纳单位。已用于工程临时用地的夹心地、边角地,并已缴纳了临时用地相关费用,临时用地租金与土地补偿费两者,按“就高原则”计取其一。
(十)对于工程建设期间,遇到坍塌、滑坡占用征地红线外土地且无法恢复的,由施工单位按照只补不征原则和区片综合价标准,对土地权属单位予以补偿。
(十一)各类苗木、附着物,由所有者在规定时间内迁移。其补偿费(除大型苗圃和零星珍贵树木)由县国土部门与乡镇(街道)依据政办发〔〕号文件精神,实行包干,并按照标准补偿到户。大型苗圃和零星珍贵树木的补偿费,由县国土部门委托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后补偿。征收(用)土地方案公告后种植的树木、苗木、农作物等不予补偿。
(十二)坟墓迁移补偿费:单穴元/座,双穴/座,根据详查实际数量补偿。对征收范围内需要迁移的坟墓,原则上要求安置在公墓内,并给予安置墓地的投资主体元/座补助。
(十三)养殖鱼塘:主要指正规鱼塘且深度超过米,浅于米酌情扣减补偿费,养殖食用鱼的—元/亩,含迁塘费、筑塘费;同时养殖珍珠的水塘,另外补偿不超过元/亩的珍珠迁移费。
(十四)为确保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凡因红线内土地、边角地、红线内的房屋拆迁安置用地、环境保护敏感区和边角地及夹心地上的房屋拆迁安置用地等征用,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缴费标准中政府出资部分及参保人员的档案保管费、管理服务费由项目公司承担。
(十五)按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必须缴纳的规费(税)由项目公司负责缴纳。
四、建(构)筑物拆迁
(一)铁路建设征收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和其它构筑物实行一次性拆迁、补偿,按本办法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和其它构筑物拆迁、补偿按照现行政策处理。建(构)筑物拆迁原则上由被拆迁人自行组织,残值归其所有。
(二)被拆迁居民房屋的补偿费以下列标准为基础,按照房屋建筑的不同结构和新旧程度、装修程度,经评估机构评估后,给予补偿。
类别房屋结构补偿标准
(单位:元/平方米)分类简要
1框架结构房屋整体为全框架结构,内外墙粉刷,水电卫齐全,设施良好(外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内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
2框混结构房屋建筑部分为钢筋混凝土框架和砖混结构,内外墙粉刷,水电卫齐全,设施良好(外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内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
3砖混一级房屋整体砖混结构,屋面现浇或预制板隔热,内外墙粉刷,水电卫齐全,设施较好(外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内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
4砖混二级房屋整体为砖混结构,屋面盖瓦,内外墙粉刷,水电卫基本齐全,设施尚好(外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内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
5砖木一级房屋整体为砖木结构,内外墙面粉刷较好,室内设施一般(外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内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
6砖木二级房屋整体为砖木结构,内外墙面粉刷一般,室内设施较次(外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内墙未粉刷的减元/平方米)。
7泥木结构房屋墙体为泥墙,屋面盖瓦。
8简易建筑建筑结构简单,室内较为简陋(主要指披屋、柴房、猪栏、厕所等附属用房)。
9毡棚屋面为油毡、茅草、石棉瓦等。
说明
1、楼层计算办法:属楼板分层,安全承重,层高米(含)以上,按一层计算;层高米(含)~米(不含)按不高于层计算;层高米(含)~米(不含)按不高于层计算;层高米(含)~(不含)米按不高于层计算,层高米以下不作楼层计算。
2、建筑年限在3年以内的不计算折旧;超过年的每年按%折旧,最高折旧率不超过%。
(三)被拆迁居民房屋内的装修及设施通过评估予以补偿。
(四)企业拆迁实行货币安置,其中:
1、对被拆迁企业的用地及地面附属物,按市场价格评估实行货币安置。根据土地取得的不同方式,由房地产评估机构按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如缺乏足够的市场成交案例不能采用市场比较法时,可采用成本法等其它评估方法,评估结果由县国土部门会同县建设部门审核。
2、被拆迁企业生产设备,由被拆迁企业自行搬迁。机器设备搬迁补助及安装调试、停产(业)损失及过渡费补助由受委托的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予以补偿(补偿设备范围:必须是在生产线上正常使用的固定设备,废弃设备以及运输、装卸设备等动产设备除外);停产(业)损失及过渡费补助按月计算,支付4个月。
(五)畜禽养殖场所临时建筑物及配套设施通过评估予以货币补偿,其中临时建筑物参照上述建筑补偿标准评估补偿。
(六)其它构筑物补偿:
1、氨水池、水泥蓄水池:按砌体的立方计算,每立方米为元。
2、晒场:水泥晒场—元/平方米,三合土晒场元/平方米。
3、围墙:砖砌元/平方米,石砌元/平方米,三合土元/平方米,地下基础部分不另计。
4、水井:深井元/口,沉井元/口,手压水井元/只。
5、粪缸:一担缸元/只,二担缸元/只,三担缸元/只,千斤缸元/只,粪池元/只。
6、洗衣池:元/只。
7、蔬菜大棚:钢架棚元/平方米,其它棚架(竹木等)5元/平方米。
(七)征收(用)土地方案公告后建造的建筑物、设施等不予补偿。上述未涉及的建筑物与构筑物(不含机器设备)拆迁,按评估价或重置价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
五、拆迁户安置
(一)对因铁路建设涉及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住宅统一实行迁建安置,拆迁户的安置由各乡镇(街道)、村按有关建房规定和标准落实;安置用地按照县国土、规划部门核准的面积确定并置换;安置用地由县国土部门统一征用,其安置用地征用和报批费用由项目公司支付,纳入项目征地成本。安置户安置标准按家庭实际在册人口划分为大、中、小三种户型,其中人以上的大户建筑占用耕地面积不超过平方米;人的中户建筑占用耕地面积不超过平方米;人的小户建筑占用耕地面积不超过平方米。
(二)拆迁户搬家费补助(以户为单位)人以下(含人)一次性补助元,人以上(含人)一次性补助元。拆迁户安置过渡费,人以下(含人)一次性补助元;人以上(含人)一次性补助元。过渡用房由拆迁户自行解决。
(三)拆迁安置点的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其费用列入项目拆迁安置成本。项目公司可以直接组织实施拆迁安置点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也可按相关配套标准预算包干补助给乡镇(街道)或村组织实施建设。拆迁安置点勘测、设计、规划等和新建安置房屋报批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对被拆迁人自行组织拆、建房屋过程实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其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
(四)鉴于铁路建设拆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实际,对被拆迁人按时完成拆迁并及时交付使用的,实行一定数额拆迁奖励。凡超过限期者不予奖励,奖励以户为单位。具体包括:
1、被拆迁人按时完成其住宅房屋拆迁并及时交付使用的,按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元;提前-天的,按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加奖元;提前-天的,按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加奖元;提前天及以上的,按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加奖元。
2、被拆迁人按时完成其除住宅房屋外泥木结构(含)以上等级建筑物拆迁并及时交付使用的,按其拆迁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元。
3、被拆迁人按时完成其简易建筑、毡棚等级建筑物拆迁并及时交付使用的,按其拆迁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5元。
六、杆(管)线迁移及其它
(一)铁路建设涉及需要迁移的高压铁塔、高低压电力杆、通讯杆(含光缆线)、广播电视杆、自来水、燃气管道等设施由各产权单位负责迁移,其迁移费由项目公司(或委托施工单位)与各产权单位协商确定,县相关部门给予配合。杆(管)线迁移“三杆”迁移涉及到的用地和青苗补偿标准按政办发〔〕号文件精神执行。
(二)“三改”项目原则上应由项目公司予以修复或还建,确保完善设施的系统功能,对不能恢复或相关权属单位认可不再恢复的“三改”项目设施,经评估机构评估给予经济补偿。因工程影响涉及新增设的排灌涵洞、渠道和道路等“小三改”项目,由项目公司或施工单位和所在的乡镇(街道)、行政村共同商定,并签订协议,项目公司或施工单位按协议改建。
(三)因工程施工损坏民房、毁坏山林、环境污染等,由项目公司督促施工单位负责按有关规定或经评估机构评估补偿。
(四)施工车辆使用国、省、县、乡、村等道路(含桥梁),由项目施工单位直接与相关权属单位或权益人协商确定并签定协议缴纳一定数额的道路损坏恢复保证金,其中:对于施工车辆使用县道以上道路的,由施工单位与县交通部门签订协议,县指挥部、项目公司、乡镇(街道)鉴证;对于施工车辆使用乡道及以下道路的,由施工单位与各乡镇(街道)签订协议,县指挥部、项目公司鉴证。损坏道路由施工单位负责恢复,经验收合格后退还保证金。
(五)铁路建设工程涉及的文物保护、考察等费用由项目公司直接支付给相关单位。
(六)为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建立项目工作劳动竞赛考核奖励机制。其奖励费用按照项目征地(包括临时用地)、拆迁面积的一定额度标准计提控制,纳入征迁成本。具体考核奖励办法由县指挥部负责制定实施。
七、工作要求
(一)鉴于征迁工作政策性强、情况复杂、工作量大,工程建设涉及到的乡镇(街道)、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通力协作,确保按期保质完成征迁任务。县指挥部与相关乡镇(街道)、部门签订征迁工作目标责任书,明确征迁任务、完成时间和补偿标准。对按时完成征迁任务的予以表彰奖励,对不能按时完成征迁任务的乡镇(街道)、部门进行通报批评。
(二)各有关乡镇(街道)、部门在征迁工作中要严肃纪律,规范操作。对征迁工作中出现恶性事件的、或严重拖延项目进度的、或有违法乱纪行为的,查明原因后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三)各项政策处理补偿费用统一由县指挥部按规定标准和实际征收数量核计,分期拨付,包干使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截留、挪用、私分被征迁单位和农民的征迁补偿款。
八、本办法适用于在县行政区域范围内开工建设的铁路建设工程项目的政策处理。
九、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县 铁路电气化提速改造工程所有项目仍适用《县 铁路电气化提速改造工程征地拆迁政策规定》(政发〔 〕号),在县 铁路电气化提速改造工程所有项目终结时,政发〔〕号文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