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的概念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游牧文化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从文化类型看,草原文化为地域文化之一种,而游牧文化则为经济文化之一型。

    从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带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则不尽然。

    从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

    从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

    近两年来,随着草原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梳理和辨析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学理问题。虽然学界至今尚未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专题讨论,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或分歧已有所表现,其中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从而对开展草原文化研究提出质疑。本文试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内涵、分布、起源和建构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专题讨论并重点说明二者之间的非等同性,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研究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

    关系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界定什么是草原文化和什么是游牧文化。虽然作出这一界定并使之能够得到学界较大范围的认同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必须要作出的尝试。我们认为,所谓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同族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着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的智慧结晶,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

    所谓游牧文化,就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显着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等,无不是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具体要素。

    从上述简略的界定中不难看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确实具有一些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实际上,不少学者把草原文化直接指称为游牧文化,或者把草原文化视为草原游牧文化的略称,都是从这个特定范围、特定时期出发作出的界定。然而,超出这种特定的范围和时期,再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进而质疑草原文化概念的提出,显然是缺失必要的逻辑基础和科学依据的。因为一旦超出特定的范围,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就完全从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领域。前者从属于区域文化类型,可列入海洋文化、大河文化、森林文化序列;后者从属于经济文化类型,可列入狩猎文化、采集文化、农耕文化序列。明确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只是界定概念的需要,更是从内在属性上把握其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需要。

    二、从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看,二者之间也有

    很多不尽相同的地方。由于草原文化是依草原生态环境生成的,因此草原文化实际就是依草地资源的分布而蔓延于世界各地的。现在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草地资源分布于世界各大洲,草原面积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以上。其中最大的一片是欧亚大草原,从我国大兴安岭东侧到欧洲多瑙河下游,东西跨110个经度,绵延万余里。这些草原由于气候和植被条件不同,又分为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及山地草甸类、沼泽类等不同类型。而生活在这些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草原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草原文化虽然存在地域的区别,但都是以草原这一自然生态环境为载体的,具有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因而在更高层级上都属于草原文化。

    如果说草原文化是紧随草地资源分布的话,那么游牧文化的分布就不尽其然。据ThomasJ·Barfield的《游牧选择》一书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到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还有一些学者对游牧文化的分布作出另外的归类和划分,这里我们不再详细引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对游牧文化分布的划分不管有多么不同,但有一点却非常一致,即他们都没有把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同草原地带的分布完全等同起来,有的甚至认为只有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才是游牧文化的真正分布区域。

    从上述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不尽相同的分布情况来看,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和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具有很多质的差异性。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主要是以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据的,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则主要是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三、从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看,二者之间也具有明显的非同步性。

    关于草原文化的起源问题,包括草原文化兴起的区域、起源的时间、最早的主要生产门类和经济文化形态等等,似乎至今还未得到专门的研究,更谈不到有确切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预设(也只能作为预设)提出的基本看法是,草原文化同其他古老的地域文化如两河流域文化、古埃及文化、黄河文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以中国北方地区为例,从距今大约70万年前开始这里就有远古人类繁衍生息。到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期阶段,这里相继出现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为代表的早期草原文化繁荣景象,被学者确认为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关于游牧文化起源问题则早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已有相当集中的讨论,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四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即:“狩猎说”、“农耕(畜牧)说”、“气候说”、“人口说”。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尽管视角更加新颖,但主要的进展也只表现于提出“混合经济说”和不同来源说,由于对游牧文化起源缘由的不同认识,导致学界对其起源时间的认识出现重大差异。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游牧文化起源可追溯到较早时期,例如狩猎或早期畜牧阶段。虽然我们不能把早期畜牧业视作游牧,但起源阶段的游牧又很难同畜牧作泾渭分明的划分。这一时期大致在公元前9000年至7000年间,而其形成期应在青铜器时代中晚期,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

    四、根据上述游牧文化

    起源问题的讨论情况,我们试采用一种“相互印证”的方法,具体讨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联系与区别。为此,我们将草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分为如下三个历史阶段,并加以简要说明与阐释。

    一是前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时间大致在从远古到游牧文化形成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多种文化,即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等相继出现并处于交互作用状态。由于草原各地类型、气候及族群不同,这些经济文化类型在各地出现、持续及处于主导地位的状况也千差万别。但总的看,在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中,采集、狩猎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二是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兴盛期,时间大致从游牧文化形成期到其衰退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在很多草原文化分布区域,特别是在欧亚草原地区,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完全交融在一起。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完全可以与研究游牧文化等同起来。

    三是后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转型期,时间是大致从游牧文化衰退期开始的。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农业、工业作为新兴文化的因子,其影响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升,草原文化再度迎来了多种经济文化并存的格局。

    通过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历史分期的对比分析,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的关联状态并不完全一致,即:在前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主要是以狩猎、畜牧、农耕文化形态存在的,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有什么关系的话,只不过是为游牧文化的孕育、产生创造条件而已;后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更多的是同新的文明形态结合在一起,游牧文化在草原文化中已处于“隐而不彰”状态;只是在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才大致处于重合状态。因此,我们不能不分时期、不顾历史条件简单地将草原文化指称为游牧文化。

    五、从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内涵、分布、起源、发展历程中的比较分析,我们还看到这二者之间在建构特征上也有明显不同。

    首先,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首先是指孕育、成长于某一草原地域的文化,包括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在内。这里,草原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意义。草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相对于两河流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这些大的地域文化而言,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它是一种多民族文化,是由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开发的文化,而不是单一的或单一民族主导的民族文化,因而使草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形态和族群文化样式。而游牧文化,作为一种经济类文化主要是产业经济与民族的统一,虽然游牧生产也离不开草原区域,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同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篇2

而所谓的游牧文化，就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等，无不都是游牧生产方式和游牧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构成游牧文化的具体要素。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建构特征上有明显不同。

首先，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首先是指孕育、成长于某一草原地域的文化，包括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在内。这就是说，从远古至今，生发在特定草原这一地理范围内的文化，都分属于我们指称的范围内。需要指出的是，生发在这里的文化，虽然形态各异，但都是以草原为共同载体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为统一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意义。

草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相对于两河流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这些大的地域文化而言，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它是一种多民族文化，是由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开发的文化，而不是单一的或单一民族主导的民族文化。由于这些民族在文化上拥有各自的特性，又作为草原文化的民族主体相继跃活于不同历史时期，因而使草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形态和族群文化样式。比如中国北方的草原文化，在秦汉时期主要表现为匈奴民族文化形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表现为鲜卑族文化形态；隋唐时期，主要表现为突厥族文化形态；宋、辽、金时代，主要表现为契丹、女真、党项族文化形态；元代前后，主要表现为蒙古族文化形态。由于蒙古族在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实际上成为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传承者，是草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而游牧文化，作为一种经济类文化主要是产业经济与民族的统一，虽然游牧生产也离不开草原区域，但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同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其次，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采集、狩猎、游牧、农耕、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的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例如，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早在史前时期，继原始采集、原始狩猎业之后，就已出现原始农业，并成为中华文化的滥觞之一。只是后来由于气候的变化，游牧生产开始勃兴。但即使在游牧生产完全占居主导地位之后，农耕生产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以早期游牧民族――匈奴为例，农业生产仍是他们重要的生产方式之一。而游牧文化作为一种经济文化，虽然我们不能将之绝对纯粹化――事实上那种纯而又纯的绝对游牧生产并不符合历史状况――但我们仍然不能将一种经济文化同其他经济文化统一起来，实际上这种统一只能在地域文化中得以实现。

再次，草原文化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有悠久的文化底蕴和古老的文化传统。在几千年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草原文化虽历经多次更替、演变，但其内在脉络始终没有中断，成为人类文化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草原文化在保持和发扬固有的古老文化传统的过程中，积极吸纳现代文化的一切有益因素，从内涵到外在形式不断增强其现代性，与时代同步发展，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草原文化各个领域，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碰撞、冲突、相互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而游牧文化自近、现代以来，随着生产方式的逐步改变和多样化，其典型的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方式已开始向定居、半定居及都市化方式转变和过渡，游牧、定居、半定居和都市化生活并存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文化受到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其基础和核心，即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的历史已趋于终结。因此，我们很难认为，游牧文化同草原文化那样，是一种古老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

篇3

两个月前，额勒贝格道尔吉正式提出“永久中立”设想，欲效仿瑞士等国，实行平衡、非攻、等距、多点的外交国策。蒙方还提出希望将其“草原之路”规划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以方便俄、蒙的资源输入中国乃至东南亚。

应该说，旨在减少第三方猜忌的“永久中立”是蒙古国拓展“第三邻国”外交的逻辑延伸，而经济多元化是蒙古国避免过分倚重矿业的战略举动，此外还应加上对传统游牧文化的升级利用。譬如，蒙古国草场承载了约7000万头牲畜，每年向中国出口1500万～2000万头，但这些草场不少已面临严重的环境透支问题，可以通过文化旅游等尝试，将其从畜牧负担中解放出来。 游牧文化的困厄时代

近期受“亚欧人民论坛”之邀，笔者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会。飞机落在乌兰巴托机场，四处可见蒙元大帝国的符号和身影。忽必烈、成吉思汗是这个民族的永恒偶像，不管作为自然环境的天如何污染变幻，蒙古人似乎只有这一个“天可汗”。

从机场往乌兰巴托市区，沿途萧条不堪，常见冒着黑烟的烟囱，在褐色荒地、蓝色天空、橙黄的植被之间，横出一道道“人工污染云”―蓝黄黑构图;进入城市，则是遍地的污染性大排放汽车，满街的俄文字母转写的蒙文，还有频繁出现的韩国餐馆。

这一刻开始，我知道那个草原牧歌式的蒙古早已经被驱逐，成为远方的想象。蒙古国一半的人口―超过150万人拥挤在乌兰巴托，大部分是散居在中心城市的各种蒙古包贫民窟。虽说是蒙古包，大部分的建筑却是由破木板、废旧电脑铁皮、废旧集装箱构成，污水四溢，垃圾成堆。

我参加的会议由欧盟赞助，主要讨论气候变化、可持续能源和废物回收等全球性问题。作为主旨演讲人之一，我分析了尼泊尔、泰国、缅甸、印度、中国的环境案例，尤其是水的案例，来讨论为什么亚洲欠发达国家都陷入相似的生态困境。

这里的问题，通常表现为一种生态、文化、政治的三重困境，也就是围绕3个变量的互相矛盾和牵制。例如，第一重是自然和经济财富的持续增长和全民享有，第二重是自由的现代性流动和文化革新，第三重是守护民族文化的意识和文化地理观的抬头。

换句话说，既要追求现代和发展，完成西方式现代化，又要保持财富持续增长，同时还要保护那些具有重要文化保育和族群象征的生态环境和属地。

通过此行，我看到了蒙古国身上的游牧文化困厄。在财富累积方式上，蒙古国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输出和低水平工业化，大量采挖地下的矿藏资源，造成环境退化。

正如会议期间蒙古国环保官员所说，他们已经意识到环境退化的严重程度，已经开始在政府层面设计绿色增长，但即便如此，长期处在寒冷气候下的蒙古国仍然依靠焚烧煤炭这一主要供暖模式，乌兰巴托的城市建设并没有出现任何草原地带的“建筑适应”，仍然是高耗能、低保温、分散供暖、自由排放的高污染模式。

乌兰巴托城市贫民窟不断通过侵占草场，通过以廉价汽车连接城市中心的卖场和公共服务资源的方式向周边扩散，已经在乌兰巴托周边创造了多个透支环境的贫民窟游牧群落。

一位参加会议但不愿具名的蒙古国环保人士反映，部分的蒙古国草场已经被核废料污染，水源污染尤其严重，部分牧民报告牲畜多发畸形案例;一些牧民在乌兰巴托抗议之后，国家组织部分牧民前往哈萨克斯坦的核废料处理“示范区”观摩，大部分牧民因为知识来源单一，反而成为核能废物处理的代言人。

据会议期间专家介绍，蒙古国蕴藏大量的铀矿（根据上世纪70年代苏联探测数据，储量达15万吨）、约3100万吨的稀土资源，约1623亿吨的煤炭资源（中国截至2010 年底的煤炭保有查明储量为1.3412 万亿吨），这些资源带来国家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不可持续的城市建设和能源利用格局。中长期看来，这些通过攫取地下资源产生的财富，并不能保持国民财富和健康水平的均衡增长。 “蒙古现代性”的创意设计

对于环境负面性问题，蒙古国需要寻找到一个基于历史、文化尊严、自然禀赋的顶层设计和社会动员框架。比如，在蒙元大帝国基础上，寻找并生成一个新的具有历史归纳性和召唤性的社会心理框架。

在北欧一些传统扩张型国家的现代建构中，他们的国歌都体现出一种孔武有力、好战、武人的“战国气质”。挪威的国歌仍然在高喊杀破罗马的威风凛凛，但同时他们也在完成一种和平取向的潜在转化，形成一个沿着波罗的海一路北上的极地高寒地区的文化创意圈，同时将一些具有驯鹿文化、萨满气质的族群纳入这个“高寒创意国家集群”。

对蒙古国而言，戈壁、荒漠、草原、山地，实际上是它的文化地理的物质基底。蒙古国应该挖掘这些具有相同文化地理和文化心理的元素，产生出一个独立于蒙元大帝国时代的重要叙事，而不是生活在具有历史文化阴影的帝国语境里。

同时，基于一个新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地理架构，蒙古国可以尝试培育一种新的游牧文化气质、聚落形态、资源利用形态、建筑形态、能源模式、生活物产形态和物品贸易形态。在此过程中，蒙古国当然可以根据历史的互动后果，尝试进行跨文化的整合，形成新的“蒙古现代性”。

当文化肌体和精神气质的顶层设计及社会心理共识完成之后，当这种凝聚相同文化类型、气候类型、精神遗产类型、族群类型的“蒙古现代性”要素被提炼出来之后，蒙古国便可以在落地和实践层面来“建造”一种全新的可能，也就是历史型游牧帝国在高寒缺水型地貌和跨国界域中，如何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和文化可能。 文化的隐形和无形资产

在寻找物质载体，突破上面所说的现代性的三重困境时，蒙古国除了继承和创造更加多元的历史记忆和想象之外，还应该注重自己文化的重大精神价值和观念价值，它比物质矿藏更具超时间的价值。

我从蒙古国朋友口中得知，蒙古人把传统的靴子做成头部卷曲的形状，最初目的就是害怕鞋头撞着地面，惊扰了大地的神灵。这种深入骨髓的生态文化细节和自觉，连同蒙古“呼麦”（一种“喉音”艺术）和“潮尔”（蒙古族复音唱法）式的民间传统，作为蒙古的文化珍宝，具有跨文化和穿越时间的价值。

在乌兰巴托城郊1小时车程的“传统蒙古草原”，我看到了尝试通过组织蒙古包、马群、羊群、天空的星斗、柳树林、河流等资源，进行文化旅游尝试的蒙古大姐敖云茨兹格。她使用简单但美味的食物、蒙古的民谣、农事诗的日常美学等，反向输出了一个“新的蒙古”，虽然这个新蒙古也要把各种细节做得更精致。

与高呼猛进的蒙古骑兵气质并列，蒙古人也有另外一种先进的族群观念，那就是不使用国家和族群这样具有固定性的概念形容人和国家，而是像进出蒙古包一样，使用“进出”的概念来传递作为一种自由人的族群认同。蒙古语称之为oron，它表示“进来”，也表示“一个人睡觉的床位或铺位”，这个具体但又包含宏大意旨的词，对于现代人理解族群的执念、人群边界、跨族群的桎梏等概念，有重要的启发。

篇4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又满足现代人的需求能力。就是指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有两个最基本的内涵：首先，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然资源的存量是有限的，这种经济上的稀缺性和物质上的稀缺性相结合，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条件；其次，当代人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且更应该重视后代的人的利益，要为后展留有余地。

一、呼伦贝尔草原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呼伦贝尔草原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目前世界上得天独厚最具优势的天然草原之一，面积达到1.25亿亩，素有世界第三大草原之称。呼伦贝尔大森林，即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是中国最大的亚寒带原始森林，有天然林地2.03亿亩，人均占有量居全国之首。

陈巴尔虎旗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辽阔的天然牧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生态草原，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这里以森林的原始、湖泊的天然、冰雪的纯洁、草原的辽阔、口岸的集中、古迹的民族性和民俗的独特性而受到世人的瞩目。野生动物有400余种，野生植物有1000余种，被称作“北国野生动物的天然王国”。呼伦贝尔大水域是以大兴安岭为分水岭，形成额尔古纳河和嫩江两大水系，有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特别是中国第五大湖――呼伦湖水域，水资源总量达到286.6亿立方米，占内蒙古总量的56.3%，人均占有量是全国的3.9倍。呼伦贝尔以其丰饶的自然资源孕育了中国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被誉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成长的历史摇篮”。

目前，呼伦贝尔大地上集聚着40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三少”民族和俄罗斯族，民俗文化原始奇异，颇具魅力。呼伦贝尔大民俗是呼伦贝尔旅游资源的灵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成草原文化普遍性的核心内容，由此也就衍生出每个部落都把天、地和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尊重，至今保持着崇尚自然、祭祀敖包、信封萨满教的宗教习俗及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的观念，杜绝毁灭成为这里每个人的行为准则。

二、草原文化旅游业已逐步成熟

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服务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借助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只要合理开发和利用，就可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从产业角度看，文化旅游产业消耗资源较低，其中观光类产品几乎是无限利用，符合国家资源短缺的现状。另外，旅游需求本身也创造大量中间需求，由此可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如旅游装备工业、旅游购物体系等。在发展过程中，文化旅游产业还可实现四个层次的交流：一是实现了国际间的交流，改进国际间的财富分配比例；二是实现产业间的交流，改变产业结构的比例；三是实现城乡之间的交流，完成又一次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四是实现地区间财力的再分配，是货币与资源的再交换。

呼伦贝尔文化旅游产业优势，不仅在于自然生态环境上，而且在于挖掘潜力更大的人文生态环境上。生态旅游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依托自然生态系统以及与之共生的人文生态系统，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高级旅游形式，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和产物。

（一）作为一种发展理念，生态旅游是指在旅游活动全过程及旅游经营管理的各环节，均以生态保护为主要原则，突出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强调天人合一，追求可持续发展。

从呼伦贝尔草原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劣势及当前中国旅游业发展前景三个方面不难得出：呼伦贝尔草原的可持续发展需从呼伦贝尔草原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出发，以呼伦贝尔草原独有的多民族草原文化为基础，以环境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为原则，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体，引进投资、人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呼伦贝尔草原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提升旅游，旅游传播文化。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结识了陈巴尔虎旗旅游局长宝乐日，并一同对陈巴尔虎旗旅游与文化的结合做了较深的探讨。陈巴尔虎旗是呼伦贝尔草原旅游的核心区，它的旅游业发展现状、前景在呼伦贝尔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旅游的内在动力是通过亲历亲为，从而达到愉悦身心的目的。文化作为人类积累和沉淀的精神财富，具有真善美的本质，是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对文化的交流和吸收已成为旅游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发展趋势。如文化部部长蔡武所说，“文化提升旅游，旅游传播文化”，一语道出了旅游与文化关系的真谛。

（三）草原游牧文化是蒙古民族文化的核心之一，其精华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兼容并蓄的人文观，表现特征为开放性和流动性。这与中原地区相对保守的农业文化构成鲜明对比。陈巴尔虎旗地广人稀的环境、复杂多变的气候、大起大落的温差，让人不得不随季节逐水草而游牧。这种生产形式培养了人们豪放的性格，开阔的胸襟。这种环境特点、生活特点、性格特点反映在文化上，就产生了独有的游牧文化特征，即“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勇于开拓的进取观，简朴为荣的生活观。把视野放在我们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就会发现，当地的自然环境，草原、牧民、蒙古族（巴尔虎、布里亚特）和其他三个少数民族的存在，就是我们最大的文化载体。

（四）重点打造蒙古之源――这是近年来呼伦贝尔当地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定位，为这里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基础。在呼伦贝尔民俗与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中，开发游牧文化及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民俗、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少数民族的民俗是必然选择。我们应将传统文化作现代解读，依托牧民的真实生活场景和保存较为完整的游牧文化特征，发展观赏型畜牧业，还可考虑建设畜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相衔接的大型游牧文化公园或游牧文化旅游区。利用传统资源结合现代产品，延伸旅游产业。

草原大型实景演出“天骄．成吉思汗”可视为把蒙古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成现代化视听产品的成功案例。“实景演出”是产品，“成吉思汗”是品牌，民族歌舞、那达慕等传统资源都可开发成现代产品。把民族特色的传统食品如牛肉干、奶食品等以现代化的加工和市场营销手段做成旅游产品，传统蒙古包改成草原旅店，传统的蒙式分餐适合现代人的卫生饮食要求，传统的骑马放牧与现代的马术运动等都能找到相对应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

篇5

关键词：青海蒙古族 马文化 传承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009-03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影响对人类文化的推动作用超过马，马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它对游牧文化和游牧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文化可以是游牧文化的核心，“马背民族”之称的蒙古族的马文化是丰富多彩的。青海蒙古族是蒙古族的主要分之，他们至今还处于比较原始的游牧生产状态，所以马有一定的生产价值。对“马文化”概念的界定，各国民俗学者们认为，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动物民俗中的一类，即本意；二是指驯马人和骑马人的民俗，即引申意。后者探讨与马有关的人类社会行为。这引申意的马文化概念，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以不同文化方式而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对人类的生活习惯、、民族文化等诸环节。这种民族传统文化和人类自然环境因素影响人类生活习惯的例子很多。因此，我们不能说是人类征服了大自然，而只是人类适应了大自然。[1]马文化是人类适应大自然的产物，笔者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马文化，纵观人类历史几乎每个民族都有驯养过马匹，但是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模式的不同，有了文化的差异性。

一、青海蒙古族马文化分析

（一）历史记忆

人类驯养马匹的历史悠久。“据考证，蒙古先民早在青铜器时代就有养马的文化遗迹。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在大同附近以四十万骑兵围困汉高祖刘邦，曾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卒马”。可见匈奴“良马”的数量和品种已有相当规模。以后陆续兴起于大漠南北辽阔草原上的鲜卑、柔然、突厥、回鹊、契丹等游牧民族，均富以马。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阴山道，阴山道，绝逻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的名句，描绘出当时居住在阴山一带的游牧民族，每逢与中原汉族进行交易时，阴山道上那茂盛的野草，被过路的马群吃得净光的景象.史载:“成吉思汗的七纪祖母莫挚伦的马多到无法计算，当她坐在山头上，看到从她所坐的山顶上直到山麓大河边，遍地畜蹄。”[2]

蒙古马是世界各大马种中的优秀品种。在历史舞台上，以其冲力、耐力、速度快、体质健壮等特征，被誉为世界著名马种。这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礼物、是蒙古人的卓越创造，更是蒙古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正如《蒙古古代战争史》所总结的：由于养马业发达，从而依靠为数众多、品种优良的蒙古马为基础，建立了一支日行400里的“箭速传骑”，成为当代世界上最优秀最精锐的犹如今日之机械化部队一样的快速骑兵，使蒙古人的特长得以发挥，百万铁骑则成征服者的象征。[3]还有准格尔铁骑突袭拉萨，固始汗率领和硕特部迁居青海等等。纵观蒙古族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蒙古族的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马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上所述都是蒙古马对蒙古民族灿烂历史形成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功勋，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而言马是他们征战、迁徙、放牧时所需的重要交通工具。因此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中蒙古人和马产生了浓厚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与他们的物质生活领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精神领域的崇信。

（二）蒙古马的文化功能分析

蒙古族马文化询丽多彩，调训马匹的习俗也多是多样，在蒙古语中形容马的词汇非常丰富，这是蒙古族与蒙古马几百年朝夕相处的结果。笔者认为蒙古马之所以能够成为青海蒙古族崇信的“义畜”，其主要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马在蒙古族地区的社会用途

马在古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战争工具，马在蒙古族征战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暂且不做讨论。

马成为人类最主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之后，极大的提高了人类的移动和迁徙能力。蒙古族是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属性是逐水草而游牧，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类需要大规模，远距离的移动和迁徙那么就得需要机动性和承载能力较强的代步、运输工具，那么马的耐力、体型、速度、承载力都无非是所有家畜中最适合的，

在蒙古族地区马是交通工具也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马在户外生产中几乎都可以派得上用场，放牧时牧人可以乘骑，搬迁时可以拖车，还有马鬃，马皮，马肉，马奶都可以是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而且蒙古马的耐性非常强，不论是在“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蒙古马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可以说,蒙古马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蒙古马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而且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同时,蒙古马可以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工作,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好马最终全部被蒙古马取代的原因。它们既没有舒适的马厩,也没有精良的饲料,在狐狼出没的草原上风餐露宿,夏日忍受酷暑蚊虫,冬季能耐得住零下40度的严寒。”[4]蒙古马的这些特性恰好适合蒙古族生存的艰苦环境中完全能胜任游牧作业，这就是蒙古马能得到广泛推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