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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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七届八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总要求，以解决县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持的社会治理体系。

在全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中，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确保我县城市公共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以提升党员队伍素质为中心，开创“城市守护者”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党建引领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各方资源公平公正、务实高效进行城市管理。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围绕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优化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环境，聚焦全面小康城市品质，科学合理规划，突出时代、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原则，牢固树立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

三是坚持依法治理。坚持依法规范、执法为民，坚持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过程全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明确城市管理和执法职责边界，制定权力清单，落实执法责任。

四是坚持科学管理。明确城市管理执法的领域，具体实施范围，增强城市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五是坚持创新发展。整合城市管理资源，优化管理流程，逐步推行城市管理数字化的原则，加强政策措施的配套衔接，强化部门联动配合，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六是坚持社会共治。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和管理服务政策，加强公众监督，公开办事内容、程序、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坚持开展城镇居民卫生意识教育、环境意识教育和文明意识教育，提高广大居民整体素质。

七是坚持科技创新。为城市治理和决策提供支持，加快推动云、网、端等数字基础科技方式，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结合，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总体目标

推动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和智慧化，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管理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有效的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在城市管理方面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通过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到2022年，基本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目标、布局、体制、方式、政策、能力现代化。顿利通过中央、省委审核验收，获得“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称号。

四、工作任务

创建试点城市工作任务包括“共性、区域特色、特色和负面清单”四个方面，其中，城建中心共涉及共性工作任务中3个板块、8项重点任务、15项分解任务、23项基本要求：

1.治理体制现代化板块：4项重点任务、6项分解任务、16项基本要求。

2.工作布局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3项基本要求。

3.治理方式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4项基本要求。

五、实施步骤

创建试点城市历时三年时间(2020年—2022年)，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上级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工作，确保创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工作有序开展。

（一）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实施方案》要求，成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小组。

（二）是根据《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任务分解表》，结合本单位工作职能和特点对实施范围明确的工作事项进行全面的梳理，围绕分解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流程。

（三）是按照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面实施创建，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组建相应机构或专班，制订工作方案、政策意见和相关配套措施，为全面创建试点城市提供助力。

（四）是严把工作进程，实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按照任务分解阶段制定的落实措施和思路，全面实施创建，针对创建遇到的问题开展专项调研，遇到难以解决问题要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反映，报领导小组研究解决。

（五）积极配合上级创建试点城市考核办法、工作月调度季通报等制度，根据时间节点形成汇报材料，进行工作汇报；根据上级部门督查检查意见，针对问题和不足及时整改，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

（六）要根据中央、省委和市委政法委验收办法、评分细则等文件要求，对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查漏补缺，就创建试点城市完成情况进行总结、自我考评、材料归档，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自评得分情况，全面做好迎检准备。

六、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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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大局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是于都县委、县政府着眼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的一项重大工作部署，是推动该县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需要。于都县民政局高度重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把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落实在具体行动中，聚焦健全机制、狠抓落实，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制定了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推进措施和完成时限；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定期调度，大力推动，确保推进工作落地落实。

一、注重三个结合，强化主动担当

一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加强党的建设相结合。更加自觉地把做好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将各项具体责任细化落实到班子成员，把各项具体任务逐一分解到相关股室，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民政主责主业相结合。结合民政主责主业，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任务进行分解落实，重点在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发展志愿服务、关爱困难儿童等方面，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推动民政系统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三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联创共建相结合。积极加强与县政法委、组织部等部门的沟通联系，研究工作方法，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共同为工作开展献计出力。

二、突出三个重点，聚焦关键环节

一是突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逐步理顺基层组织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权责关系，制定事项清单，建立准入机制，使基层组织逐步回归服务群众的自治本位，切实帮助基层组织“减负增效”。全县391个村（居）按照“四议两公开”要求，落实了村（居）“三务”信息公开，将公开事项分为三类34项，建立了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村（居）民议事会、理事会等议事协商载体，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聚合力。加强红白理事会建设的指导力度，通过“以奖代补”措施落实，促进红白理事会在扭转“攀比之风”、抵制“高价彩礼”、树立“婚丧新风”等方面示范引领辐射作用发挥。指导对达到条件的思源安置小区、城南新建小区群、盘古山钨矿、银坑移民安置点、葛坳圩镇设立社区居委会，推进城镇规划区域内“村改居”试点工作，加强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二是突出社会组织管理。适度降低登记门槛，对城乡社区社会治理型社会组织采取备案制，以提高社会治理类社会组织覆盖率，目前，全县社会组织登记注册350家，其中社会团体91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59家，社会组织在村（居）覆盖率达89.51%，社区工作者3000余名，占全县户籍人员3‰；组织开展社工理论和实践技能培训，今年“牵手计划”广州北斗星社会工作中心来该县开展社工培训78人次。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专项治理取得成效，强化线索摸排和行政执法，公布了该县第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对12家长期活动不正常、不参加年度检查的社会组织进行了行政执法。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助学、关爱留守儿童、健康义诊等社会治理活动，累计投入资金126余万元，禾丰商会在2020年“百社解百难”行动中受到省民政厅、省扶贫办的表彰，被评为“积极单位”。三是突出志愿服务队伍壮大。合力在于都微爱公益发展中心、于都义工联、于都应急救援协会、于都心理健康服务协会、于都“打铁佬”平安协会等社会组织发展社区工作者3000余名，占全县户籍人员比3‰。积极开展婚姻危机干预和婚姻家庭疏导服务，促进家庭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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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治理体系 海事系统 水上安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不同于行政和管理，最基本的要求是掌舵而不划桨。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走好海事的发展变革之路，是海事工作者应当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下面以“海事监管现代化镇江示范区”建设为例，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海事改革发展的指导价值，尝试探索如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精神的指引下，扎实开展海事监管现代化镇江示范区建设。

融入改革大局，优化“海事监管现代化镇江示范区建设”定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丰富了国家现代化的内涵，是对改革目标的拓展和延伸。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在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海事系统在执行国家法律、行使执法权力以及实施监督检查等方面都与国家治理体系密切相关，海事系统的执法行为是“国家水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海事监管现代化镇江示范区建设是镇江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镇江海事落实海事“三化”建设要求的重要实践载体。在国家治理改革发展的大形势之下，镇江海事局应抓住机遇，融入改革大局，进一步优化“海事监管现代化镇江示范区”定位。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要立足海事系统改革发展和地方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大局”，按照“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安全监管能力和科技运用能力”总体目标，统筹规划海事监管现代化镇江示范区建设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各个要素，扩展目标空间和任务区域，推进各种资源的有效集中，推进各项目标的高效实现。二是夯实履职基础。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海事管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单元之一，全面高效履行海事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责，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为此，我们必须引导海事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到肩负的责任，增强提升履职能力的自觉性，持续提升抢抓机遇、承受压力、推动发展的综合能力。三是抓好统筹协调。海事部门作为中央垂直管理的经济类执法部门，既要全面履行法律赋予各项工作职责，全力确保辖区水上安全稳定；也要立足自身实际和海事工作规律，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找准海事工作与地方发展的最佳结合点，从而推动海事事业改革发展。要围绕海事工作的使命和地方发展的大局，努力实现争创“服务发展先锋区、科学监管样板区、智能管理先行区”与海事改革发展大势、地方经济建设大局的统筹协调和有效对接。

加快职能转变，扎实推进“服务发展先锋区”建设

加快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合理定位政府职能，要明确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权力的边界范围。在此基础上，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转变。

海事监管现代化镇江示范区建设第一个目标就是以“转变职能、优化服务”为基础的“服务发展先锋区”建设。镇江海事局将围绕镇江市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目标，助推临港物流产业发展，给力长三角区域物流中心建设，推动辖区码头对外开放和升等改造，支持新兴港区开发和临港重大项目、涉水重点工程建设，推动船舶海工产业集聚升级，鼓励并支持航运配套产业发展，促进传统港口企业向现代物流综合服务业转型，服务镇江水运经济发展繁荣。一是简政放权、优化机制。“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新一轮政府改革背景下，简政放权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理念支撑和制度取向。海事工作服务航运、服务船员，拥有为数不少的行政审批权力。如何履行好这些权力，事关行政效率和安全效率的提升。推进海事监管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我们要进一步优化业务运行机制，提高行政审批项目办事效率，按要求及时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审批权，压缩行政审批时限，优化政务办理环境。二是发挥作用、促进交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是新一届政府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发挥海事服务作用，服务水运经济发展，不是没有边界的无限服务，更不是要海事部门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要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认识基点，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为企业和地方发展提供政策解读、法律咨询和技术指导等公共服务。三是突出重点、提高效能。，简政放权，简的是办事流程，放的是手中权力，要的是办事效率，留的是肩上责任。只有把“管得多”转变为“管得好”，把“管得大”转变为“管得巧”，该放的决不伸手，该管的要责无旁贷，才能达到简政放权的真正目标。我们海事部门必须在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强化对涉水工程、通航管理、船员管理等重点事项的事中和事后监管，强化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积极完善简政放权后的管理制度，强化现场管理。

坚持依法行政，扎实推进“科学监管样板区”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味着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转变，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具有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强调限制公权力和合理配置私权利，给予每个个体平等的保护。依法行政，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方能在转型时期凝聚改革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科学监管样板区”建设，就是要以“依法行政”为基础，加强监管能力建设，提升科学管控效果。坚持以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推进海事管理，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履职，就是海事系统融入“法治中国”建设的最好方式，也是提高海事管理水平的最基本途径。因此，从“法治”角度抓好“科学监管样板区”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要更加注重精细化管理。要按照精确、细致、深入的要求，进一步明确部门岗位职责和分工，优化业务工作流程，建全和完善内部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加强协调配合，避免大而化之的粗放式管理。抓住工作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抓紧、抓实、抓细，持续强化重点水域、重点时段、重点船舶的动态监管，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能。二要更加注重综合治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一直是水上安全监管工作坚持的工作方针。在新的形势下要充分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对安全隐患实施联合执法、综合整治；要积极依靠地方政府开展综合治理，努力将非法采砂、碍航捕捞等影响海事监管的重大隐患整治工作，由单一部门执法工作上升为地方政府层面的统一行动。三要更加注重经验总结。要综合考虑人、船、环境等因素变化对水上交通安全的影响，合理制定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评价体系。要固化安全形势分析会等行之有效工作制度，制定并落实针对性事故预防预控举措。要定期分析形势，把握规律性，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实现安全监管从事后到事先、被动到主动、经验到科学的转变。

加强创新管理，扎实推进“智能管理先行区”建设

加强创新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有利于政府部门做出前瞻性决策和预见性应对，有利于政府部门增强自身科技含金量和智能化水平，有利于提升群众对政府部门的评价反馈和集体监督，对于提升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提高群众满意度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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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城市管理专业2011年酝酿设立伊始，就确定了高起点、国际化的办学理念。2012年6月即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签订城市管理专业“3+1”合作办学备忘录。2013年获得教育部城市管理新专业审核后，两校签署了城市管理专业“3+1+1”合作办学协议。由此，南开大学每年30名左右的城市管理本科生雅思考试达标后，第3学年整建制到英国城市学官方排名第一的格拉斯哥大学学习，第4年回国完成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可获得南开大学管理学学士和格拉斯哥大学颁发的留学一年课程学习证明。在自愿的前提下，学生第5年可返回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城市与区域规划硕士。迄今已顺利招生4届，项目运行良好。

与城市管理本科国际项目相配套，2014年经教育部批准，以南开大学与格拉斯哥大学联合研究生院为平台创办了城市学方向的“1+1”硕士项目，即考生通过全国研究生统考和南开的复试，符合格拉斯哥大学录取条件的通过其教师来南开组织的面试进入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和格拉斯哥大学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硕士1+1”联合培养项目，研究生课程学习全部在南开大学完成，英方派教师来校授课，实行2-4年弹性学制。

经过几年的城市管理专业建设，我们在目标定位、人才培养、师资队伍、教材及实验室建设等方面有几点体会。

一、目标定位

按照教育部2012年界定，城市管理专业旨在“培养能在城市建设和管理部门、城市管理政策及法规研究部门、城镇基层社会管理部门、城市社会团队综合部门、市政市容管理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科研、教学以及具体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南开大学在探索国际化办学过程中，获知由于发达国家现代化、后现代化的进程总体上快于中国，已完成“现代化进程”的欧美国家的大学基本上不开设“城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专业，而是开设与“后现代化”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城市学（urban studies）”专业。

例如，美国大学理事会（US College Board）对城市学的界定是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城市生活、管理和服务，主要学习如何使城市文化具有独特性，城市地区如何回应复杂问题和事件。简言之，城市学是让你懂得城市居民生活、行为方式及如何应对问题的专业。2014年，城市学科在英国官方排名并列第一的格拉斯哥大学官网是这样描述城市学：它让你从学界认可的相关领域的领导者那里学会和获取至关重要的形塑地区、强化社区和改进政策制定的实践知识。城市学涵盖都市发生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物理的所有方面的变化，包括城市的社区、治理、卫生、住房、不平等、规划、交通和房地产等领域（注：住房housing，在西方通常意味着通过政策或财税补贴的政府主导色彩更强，而房地产real estate一般指商业化、市场化的力量居于主导地位）。

鉴于此，我国高校城市管理专业建设应当综合考虑经济社会转型期特点，即“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两个历史进程高度叠加给我国大中城市治理带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挑战。

二、人才培养

城市管理专业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和专业学识。目前，城市管理本科毕业生可授予“管理学”或“工学”学士，各校的培养方向也各有千秋。为此，国内各高校在城市管理专业建设中，应当依托自身学科优势来打造其专业特色和品牌，通过服务于城市转型和城市发展提升专业的综合影响力。至于所培养的人才在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当中更侧重哪一个或哪几个方面，可以集思广益，精心论证。我们在论证城市管理专业建设时，考虑到南开在应用经济、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传统优势，结合格拉斯哥大学城市学系在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政策、都市再生、社区治理、城市经济等方向的雄厚师资力量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准，将南开城市管理专业定位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扎实的多学科知识功底，掌握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和城市规划管理动态，擅长城市和区域规划管理、都市更新和社区发展、城市公共事务应对、城市政策分析的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同时利用国际合作办学优势，瞄准部分国际机构和在华国际组织，为其推荐我们的毕业生。

三、师资队伍

打造一流的城市管理专业需要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近4年来，我们根据课程体系需要有步骤施行优化师资的学缘结构、联合申报科研项目等方式，在已有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政治学和经济学师资基础上，陆续招聘国内外高水平大学从事人居环境治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地理信息系统、社会政策等专业方向的优秀博士毕业生，引进了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经验的高端人才。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格拉斯哥大学城市学系在科研、教学上的全方位合作，包括联合申请到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自科重点项目和中英联合资助超千万元的“城市转型”国际合作项目，通过科研合作加快提升年轻教师的研究能力。同时，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新设的学术团队项目和南开大学一流专业建设专项资助等渠道，计划利用3-4年时间把大部分教师派到格拉斯哥大学等城市学排名居前的英、美大学研修，采用与对方教师共同备课、授课和联合指导硕士生的模式让南开城市管理师资队伍与国际高水平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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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效和存在问题

江阴市无论是率先实现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还是现代农业建设、水生态修复、人居环境改善，市、镇、村都把水利摆到了重要位置，上上下下都关心水利、支持水利。水利建设力求做到河道疏浚与新农村新市镇建设相结合、农田水利与农业结构调整相配套，注重解决水利民生问题，使人民群众普遍受益。市政府对河道达标、家河清洁、农田水利先后出台了专门文件，成立领导小组，明确任务目标、验收标准和奖惩办法，纪委监察部门定期督查、考核绩效，力度大、投入多、工作实、效果好。小康河道达标清淤工程，经验收后市里补助5元/m3；驳岸、泵站、农桥等配套工程市里补助一半；清洁家河工程，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实行以奖代补，按验收合格的“家河”水面积每亩奖励800～1000元，其余由镇村承担；对圩堤加固、防洪闸改造等工程，市里补助投资30%。同时，积极引导企业参与设施农业、河道整治建设。在长效管理上，一是全面实行“河长制”，市、镇、村领导分别担任市级、镇级、村级河道河长，同时强化考核；二是健全河道管理网络，各镇成立镇村河道管理领导小组，镇领导任组长，水利科长任办公室主任，各村河道管理由村主任负责；三是落实管理制度，一支管理队伍、一本管理台帐、一套考核办法、一笔管理资金；四是推进基层水利站达标，完善服务标准，提升管理水平。江阴市从2006年起就编制了水资源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水生态水景观规划、农田水利建设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从而使大规模水利建设有条不紊地实施。为了推进水利现代化，又编制了水利现代化规划纲要和水利现代化建设方案。但从水利发展现状来看，大的布局有了，具体工程实施还缺少详细规划。为提高规划的深度及可操作性，江阴市着手按片加强专项规划编制，月城镇、霞客镇较为典型，两镇先后编制了月城西部水利整治规划、徐霞客生态湿地水系沟通规划，并按规划实施了一期工程，但其余大部分片区、镇村专项规划工作都还尚未启动。展上存在一些不平衡一是涉水管理要进一步加强。沿江高速、新长铁路等工程以及新城镇建设打乱水系，有的堵断了河道，有的过水涵洞过小，有的没有考虑河道整治余地。“道路畅通了，河道切断了”情况普遍，不但引发内涝，也影响了水环境。二是水域保护的实施难度较大。近年来，江阴市镇村水面率有所下降，如：青阳镇建义村，上世纪80年代初期水域面积有7.2hm2，现状只有2.6•hm2多，主要是开发建设占用水域。在土地出让中，虽然要求河道“填一还一”，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填不还或补足不够。三是局部地区防洪排涝标准不高。一些万亩大圩圩堤未全面达标；地面沉降使不设防地区成了洪涝受灾区；青祝河以南水系原南排太湖、北排长江，太湖蓝藻事件后只能外排长江，减小了排涝能力；部分圩内和圩外河道整治配套跟不上，“动力提高了，水流不畅了”，加大了防洪压力等等。四是多元投入机制尚需推进。江阴市水利建设基本以政府投资为主，市场融资渠道少，虽然镇村水利投入中有部分企业投资，农业开发项目排灌工程也有企业投资，但总体上水利多元投入的量不多、面不广。

思考和建议

2011年，江阴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率先实现水利现代化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3年左右的努力，实现与江阴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利现代化。从江阴市水利发展改革现状来看，水利建设虽然有较好的基础，但任务仍然较重。由于水利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即使像江阴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也要分阶段地达到目标。3年实现水利基本现代化，要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突出重点难点、加强薄弱环节、着力强化短板，从而尽快提升总体水平。从这方面考虑，提出一些建议如下：从实践情况看，江阴市水利规划还需要深化细化，要按照《江阴市水利现代化发展纲要》提出的目标、指标，制定或完善详细规划或专项规划。一是要围绕市域发展总体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水利治理布局；二是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区域防洪排涝规划，认真研究区域河道系统治理，在此基础上完善镇村水系规划，做好规划衔接；三是细化3年实施方案，做一片成一片，并利用新沟河建设及锡澄运河外移的机会，调整理顺沿线水系。江阴市的经济总量决定任何地方都淹不起，加强防洪排涝薄弱环节建设刻不容缓。为此，针对青祝河、环山河、白屈港等骨干河道存在的薄弱环节，要一条河编制一个可研报告进行系统整治，分别列入中小河流治理等项目加快实施。内部河道整治、水系沟通建设应加大投入、分批组织实施，并积极争取全国农村河道综合整治试点，通过大中小河道系统治理和农田联片治理，发挥整体效益，推进水利现代化。为适应水利现代化建设，除继续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外，还需要拓宽投入渠道。一是要尽快出台土地出让收益10%用于农田水利的相关政策。可参照溧阳等地做法，按土地出让金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水利经费。二是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水利建设。对“家河”建设及管理、农村水环境整治、高效农业水利配套等，建议做好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出资。三是拓展市场融资的途径和方式。可搭建政府融资平台，研究发行水利建设债券，争取银行增加贷款，并进一步完善财政贴息政策。加强水利管理是水利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建议江阴市在加强管理上做出表率。一是针对建设项目切断水系影响防洪排涝问题，要加强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及行政许可。二是对开发项目占用水域，要严格实行“填一还一”，确保水面率。三是进一步落实三条红线，要重视区域发展和产业规划及重大建设项目水资源评价制度，严格取水许可；继续严格执行禁采管理，研究地下水回灌，避免部分地区持续沉降。

本文作者：赵一晗工作单位：江苏省水利厅规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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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一段时期，我市教育工作的推进路径是：围绕“一条主线”、深化“三项改革”、突出“六个重点”。以“人民满意”为主旨，以“优质均衡”为主题，以“教育现代化”为主线，不断加大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力度，积极突破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奋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新一轮大发展大跨越，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一条主线”。即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现代化包括教育理念、办学条件、师资队伍、课程设计、教育管理、教育制度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我市教育现代化建设分两个阶段：到20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20年在全省率先实现现代化，教育综合竞争力进入全国同类城市先进行列；开展三级创建：创建教育现代化学校、教育现代化乡镇、教育现代化县区;着力点是实现教育“六化”：条件标准化、教育信息化、办学集团化、教学小班化、管理民主化、队伍专业化。去年，我市组织开展了首批教育现代化学校创建和认定工作，全市11%的幼儿园、21%的中小学、30%的中等职业学校达到了认定标准。今后，将深入落实市府办印发的《东营市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统筹进行、动态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教育现代化建设目标责任制、责任追究制，制定评估标准和实施细则，加强督导检查，努力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推进机制。

深化“三项改革”。一是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深入开发实施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程、校本课程、研究性课程，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鼓励学生创造性思维，增强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改进美育教学，增强学生体质健康，提高学生人文艺术素养。改革完善考试招生制度，研究制定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改革方案，优化考试方式和内容。稳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指标招生分配比例，稳妥推进优质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探索实施创新拔尖人才培养试点。改革完善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制度，明确质量标准，制订质量监测指标体系，开展质量监测和“绿色评价”。二是改革完善资源配置方式。以科学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把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贫困县区、薄弱学校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校际之间的差距，用2—3年时间逐步解决“大校额”、“大班额”、“择校热”等问题。以惠民政策保障教育公平，持续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政策，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以规范管理维护教育公平，通过依法治教、规范招生秩序、“阳光分班”等途径和措施，不断提高教育管理水平。三是改革完善教育保障机制。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制定深化我市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推进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集团化办学的意见等政策措施。围绕绩效工资分配、教师梯级发展、教育系统人、名师引进、教育附加管理、小班化教学保障等方面，研究制定相关措施。围绕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鼓励先行先试，积极突破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教育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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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是现代化理论的内核

现代化反映由“旧”到“新”的社会转化过程，创新驱动是现代化的“加速器”。美国社会学家布莱克认为，现代化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1]。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概念，创新推动人类由农业时代步入工业时代，再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化，因此，应从创新发展的视角深化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

1.创新领域的不断拓展为现代化多元化目标的实现提供前提

从中短期来看，在资源稀缺约束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目标间矛盾不断加剧，发展往往面临“顾此失彼”的两难选择，但可持续性的创新，能使经济、社会、生态现代化成为可能。如纳米仿真技术的进步，为重大疾病的解决提供新思路；新型网络技术的应用，深刻改变着人际交流、信息共享的基本模式与途径，不断引领现代化进程。创新在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延展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产生新的科学和技术；新的科学和技术导致新的经济和社会，新的经济和社会导致新的现代化。制度创新和知识创新还会导致新的政治和文化；新的政治和文化促进新的现代化；新的现代化会促进新的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相互作用推动了现代化进程”[2]。

2.非技术创新体系的完善使现代化进程日益开放化、网络化、系统化

创新特征的演化，直接影响着区域现代化进程。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在性质上的互补性目前日益受到重视，如企业对于数据化信息、品牌、个性培训及组织化投资日益增加，而新产品的商业化运作，需要新型市场手段的发展，新技术往往引致组织调整（OECD，2010）。OECD以21个发达国家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表明，整体来说存在三种创新模式：一是与技术自发性相关的市场新产品开发；二是与市场变化相伴随的产品创新；三是随设备更新而进行的过程改进；四是有关组织及市场创新战略；五是网络化创新。[3]第一种模式可以看作是传统技术创新思路，而后四种则是创新概念的拓展。

3.创新过程的开放性使区域在现代化进程中合作与竞争共存

一方面，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取向使得市场更加全球化，创造新市场机会的同时加剧了市场竞争，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化趋势加剧。在全球化竞争压力下，企业的创新需求强烈；另一方面，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日益提高，需要跨组织、跨学科领域、跨地区部门的协同创新，创新成果以集成化形式出现。在反映这一过程的区域现代化进程中，区域之间关系亦呈现竞争与合作局面共存的状态。这种新型区域关系，是以创新要素流动为联系纽带而形成的，与传统的以物质要素流动形成的区际竞争与合作，存在显著差异。创新要素共享，使区域实现共赢式发展，而非传统的“零和博弈”。

4.创新活动的区域不平衡性形成现代化进程的空间差异

创新影响区域发展的路径研究表明，一些区域比其他区域的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更强、使用效率更高，表明区位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特定区域在创新过程、创新系统中实现某些领域的专业化分工，区域作用日益凸显，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区域现代化进程的变化，有些区域成为现代化的“先行区”，有些区域则沦为“追随区”，发展的路径依赖有可能被打破。

二、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示范效应

总体上来看，苏南在诸多指标上相较江苏和全国，都具有明显优势，如人均GDP已超1万美元，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领先，社会、生态指标上亦优势明显，尤其是在创新投入与产出上具有绝对优势。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将在发展模式、城乡协调、区域合作等方面发挥示范效应。

1.创新驱动产业转型的发展模式

以创新引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实现转型发展，已成为苏南发展主题，如无锡提出建设“创新型经济领军城市”，苏州提出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创新型经济发展高地等。无论从国内外宏观形势还是从苏南推进基本现代化进程的实际需要来看，“现代苏南模式”与苏南迈向现代化的新阶段相适应，是融入现展理念的创新驱动型区域发展模式。

苏南不断推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强。

传统产业实现与高科技的互动，正在步出“夕阳”产业的困境。

2.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形成的城乡一体化效应

以乡镇企业发展创造的“苏南模式”，为县域经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了坚实基础，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使苏南成为全国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代表性区域，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路径的选择，在城乡产业选择与布局、要素整合等方面积累了经验。2011年，苏南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全国领先，而且区域内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收入差距比进一步缩小到2.09︰1。创新驱动城乡一体化还体现在苏南城乡的生活方式、公共资源、生态环境等一体化。

3.协同创新形成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苏南作为长三角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尤其是在创新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为其他区域现代化进程创造了示范效应。从区域的视角来看，技术创新按照技术来源可分为外源型和内生型两类：外源型技术创新主要依赖于外部技术的输入，如通过技术市场交易、区际贸易及跨区域投资实现的技术跨区域流动；内生型技术创新主要是依靠区内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创新主体间形成的相互作用及反馈机制，形成区域源源不断的技术来源。以南京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中心，与以苏州、无锡为中心的产业创新进程的有机结合，创造出协同发展效应，取得“1+1>2”的发展绩效。

4.政府与市场调控有机结合形成的乘数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现代化进程之所以逐渐进入快速期，一是因为以乡镇企业发展为标志，凭借劳动力、市场、区位（临近上海获得“星期日工程师”的技术溢出效应）等要素优势，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二是借助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依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优势，实现了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在区域实现转型的各重要时期，政府调控的能动性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的相结合，是推动苏南经济在不同时期成功实现转型的重要经验。苏南在应对市场竞争、积极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通过政策支持吸引大量创新人才集聚、产学研合作“牵线搭桥”、完善创新服务等方面，与市场机制良性互补，为苏南创新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面临的约束

从国际经验看，当人均GDP实现从3000美元向1万美元跨进时，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使现代化进程出现停滞。苏南在要素支撑、产业转型、区域分工体系、环境约束等方面面临发展瓶颈，将影响苏南的现代化进程。

1.传统能源供应体系成为实现基本现代化的一个瓶颈

传统能源供应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但也带来诸多问题：以煤炭、石油消耗等为基础的能源体系，因不可再生性的内在约束构成成本上升的重要来源。传统能源的消耗造成日益加剧的生态压力，制约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如燃烧煤炭的火力发电，是苏南能源构成的重要部分，但其粉尘、二氧化硫、噪声、粉煤灰等主要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传统能源供给与需求的季节性失衡，也成为苏南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传统能源的集中化生产与供给模式，影响产业空间的区位选择，一般倾向于集聚式布局以降低成本，但加剧了局部地区的人地矛盾。

2.创新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区际协同创新网络有待完善

创新网络中创新要素的空间流动，与企业价值链空间配置耦合的发展过程，是推动区际协同创新网络形成的重要力量。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促成区际创新分工及空间依赖，推动区际经济联系由传统要素推动向创新要素推动转化，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而创新要素空间集聚呈现的区域不均衡性，创新集聚中心与企业创新需求空间的非对称性、创新成果供需的空间非对称性等特征，使得科研设施和科研信息难以被企业共享，共性技术需求分散、重复投资研究，使创新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偏低。同时，区际技术转移机制有待完善，这些都是苏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约束条件。

3.城市之间在创新分工上有待进一步优化

苏南各市在发展战略尤其是新型产业发展上，仍存在低水平竞争现象，如在产业选择、人才引进等方面，由于行政区经济利益的约束，追求本行政区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导致无法形成区域发展的“合力”。因此，如何在创新要素集聚与扩散基础上实现城市间的创新分工，从而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共赢，亟需深入探讨。

4.在解决共同面临的社会和生态问题上合作不足

目前太湖跨界水污染防治合作，还停留在浅层次上。当涉及各自关键利益时，区域合作仍存在较大难度。企业税收由所在地收取，而污染在一个更大区域内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就是说，大区域承担了部分企业的生产成本，这种收益与成本承担的空间不对称，造成跨行政区流域治理难题。

四、创新驱动：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提升路径

1.集成新能源发展与基础设施创新

创新驱动战略的全面实施，新能源网技术、现代通讯技术、综合高速交通网络与产业技术创新相耦合，催生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新型、绿色能源技术的研发突破与产业化，以互联网为核心的通信技术创新与以高铁为代表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破解苏南面临的要素约束、创新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现代化进程创造前提条件。新兴的通信媒介和能源体制的集成，将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属性，促进制造业组织结构的演化，由集中、层级式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转变。[4]互联网将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组织通过分散化网络连接，消除传统供应链中每个阶段的交易成本，并在企业间形成以合作制为主导的新型组织关系，在区域间形成由产业供应链向供应网络转化的新型空间经济联系。毗邻区域创新资源禀赋、与创新中心的空间距离等对创新扩散的影响，即空间区位对区域创新水平及相关区域产业关联方式的约束作用，将发生演化，区际联系由传统的投入-产出联系向以创新分工为基础的企业价值链空间分工转化。苏南应充分利用这一发展契机，集成现代化交通通讯与新能源体系建设，迎接新变革。

2.构建创新共享平台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

区域创新能力越来越依赖于创新主体形成的开放式、网络化系统，关键是充分发挥和利用区内外创新要素，优化创新要素集成和组合机制，由封闭式系统转向开放式创新系统。在苏南着重推进“物质资本积累”向“知识资本积累”提升过程中，在注重自主技术创新的同时，应重视通过创新要素流动提高技术扩散的效率，以良好创新共享平台的有力支撑，降低搜寻成本，提高创新要素利用效率。同时，随着创新过程的日益开放与合作，区域创新系统日益成为全球化创新网络中的节点。如何实现创新收益的区域化，是政策面临的挑战，而切入并利用全球创新网络以获取新知识并使价值增殖地方化，是突破点所在。可能的政策起点是完善区域创新服务体系，如构建知识共享平台等，是构成创新系统诸多要素中日益重要和关键的因素，成为区际、国际创新要素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也推动区域现代化进程差异的形成。但由于这类服务创新的非技术创新的本质使其收益具有隐蔽性特征，因而在实践中缺少应有的有力支持。从苏南角度来说，应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等公共研究部门的作用，在人力资本培养与引进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创新参与者之间发挥必要的桥梁性组织作用，这是苏南参与全球创新网络、收益地方化根植的重要渠道，助推区域面对更加开放、广阔的全球创新网络。从政策角度来说，必须鼓励形成独立性、竞争性、流动性为特征的区域创新人才管理服务体系。

3.创新扩散与产业优化相耦合促进区域创新分工

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突破行政区经济约束，在遵循区际产业关联规律基础上，伴随技术创新与扩散过程，促进新型产业升级与传统产业向其他区域扩散的统一。同时，苏南五市发展具有互补性，如以南京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中心，与以苏州为代表的产业创新中心，应当实现创新扩散与产业升级的互动发展，从而形成新型区域分工模式。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企业总部与制造基地空间上实现分离，是一种发展趋势，以实现空间组织生产的最优化。企业内价值链配置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的过程，从而实现产业合作模式的创新。促使总部经济向南京集中，有助于提高城市集群的创新能力。一方面，大量国内外研发机构特别是公司研发中心的聚集发展，能够充分释放南京的科技研发资源的创新潜力，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聚集，不断扩大南京的研发规模和创新能力，实现循环累积因果的正反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中心的集聚，会强化企业间的学习效应和知识溢出，并在企业间产生竞争效应与示范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由此，总部经济在不断增强南京创新辐射力的同时，能够将丰富的知识、信息、技术等通过技术交易、信息传递、人力资本流动等方式辐射制造业基地，有助于提升其创新能力。

4.以合作创新加速苏南社会和生态现代化进程

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提高、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和互利耦合，寻求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是苏南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应对日益紧迫的健康、气候、食品、饮水安全及贫困等社会、生态问题，依赖于更有力的创新及新形式的区际、国际合作。创新对于低成本、高效率解决这些社会、生态问题十分关键，如在太湖综合治理问题上，若无相应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高昂的成本对任一城市来说都无治理激励。在污染源控制、污水处理等方面，都需要组织管理的体制创新。生态环境是区域性公共产品，水污染的治理涉及全流域，治污投入应该是大区域范畴合作框架下的环保合作。为从根源上控制污染，流域产业发展规划应事先协调，也需要跨区域合作模式的创新；在提高社会现代化方面，不仅要强调经济发展，还要考虑影响创新绩效的诸多因素和主体，兼顾医疗、教育等的完善，需要由目前关注特定技术的供给方政策，转向更系统化的政策支撑体系。政策设计目标不仅要创新，还要关注创新的应用是否能使大部分人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城市间的合作，在苏南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共享化及医疗、养老等体系的融合基础上，完善区域创新服务功能一体化，从而形成区域联动发展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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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1：现代化科学概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OECD .The OECD Innovation Strategy：Getting A Head Start On Tomorrow[M/OL]. http：/// publishing/corrigend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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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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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8]陈庆云,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J]公共行政，2003(1)

篇9

关键词 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多维价值；“二元”结构；“三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34-0061-05

一、职业教育治理的多维价值

职业教育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治的过程，强调政府、学校、社会等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治理格局[1]。职业教育治理价值为职业教育多元主体共治提供了方向和指针，科学的价值导向能够有效化解各主体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疑惑、迷茫和失落等问题，通过治理价值的疏导使各主体获得归宿感、认同感和方向感。职业教育治理蕴含着多层价值维度，主要包括主体价值、底线价值和终极价值三个层面。

（一）主体价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教育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职业教育作为职业导向性较强的教育类型，其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劳动分工，由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专业职业教育对受教育主体具有职业定向影响，容易导致个人的片面发展，最终产生“劳动异化”，这有悖于教育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通过对职业教育治理活动和行为进行引导，最大化地消解受教育者的“劳动异化”现象，同时，要求职业教育治理行为必须强调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着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多元化发展。因此，职业教育治理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动力源泉，职业教育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对人的教育权利诉求作出回应，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鼓励多元成才，为学习者的未来发展提供充足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教育自由是每个公民所应享受的权利，教育应当是一个自由的教育[2]。职业教育治理要主动承担起维护受教育者选择自由权、表达自由权、学习自由权等的责任，充分发挥学习者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职业教育治理除了维护受教育者的教育参与自由权之外，还应担负起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发展自由，发挥职业教育治理的民主活力，尤其要充分维护弱势主体在多元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利益诉求表达、决策参与和监督权的行使。这样不仅可以实现职业教育治理自由，同时还能有效规范教育行政行为，防范教育行政权错位、失位和越位现象的发生。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处于一种非均衡、粗放式的发展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教育文化权利发展与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全面利益需求相脱节，不利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鉴于此，应通过探索集约型、均衡式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革新职业教育治理理念，以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全面利益诉求为己任，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源水平，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底线价值：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效率，构建职业教育新秩序

提高职业教育发展效率是职业教育治理关注的永恒主题，职业教育发展效率即职业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在职业教育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科学治理能够实现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职业教育运行效率的提升，从而达到更好的产出效果。同时，构建职业教育新秩序也是职业教育的底线价值之一，职业教育新秩序是对传统职业教育活动或行为的任意性、偶然性、情绪化的超越和否定，也是对职业教育管理活动和运作模式进行科学规划所达到的一种有序化状态。

一般来说，教育效率和教育秩序在语义层面具有价值中立性，在不同语境下所表达的含义有所不同，既有正向含义，也有负向含义。职业教育治理所追求的教育效率和教育新秩序无疑是一种正向化的含义，职业教育治理本身就是一种多元化治理，强调多主体参与决策管理，治理过程重视民主化氛围的营造，使教育决策更加科学，正向的教育效率和教育秩序更容易达到。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治理本身也是一个权力分化的过程，职业教育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虽然达到了对教育行政权的分化，但分权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管理行为的低效，甚至陷入一种无序化状态，尤其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表现得最为明显。职业教育治理涉及到民主与效率、秩序的关系，职业教育治理是教育民主管理的重要表达形式，共同治理与民主管理需要更多的沟通、协商，相较而言，耗时较长，决策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效率损失，远不如个人决策来得快，但民主是一种制度化、理性化的纠错机制，其有助于科学决策的达成和实施，为教育发展带来“长期效率”。因此，维持职业教育发展效率、建立新的教育秩序是职业教育治理必须遵守的价值底线。

（三）终极价值：实现教育的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也是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终极目标[3]。通过职业教育治理以提高职业教育效能，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促进教育公平中的应有效用。职业教育效能的高低主要以职业教育对于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作为衡量标准，现代职业教育要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紧紧围绕这两大发展目标开展教育活动，切实发挥其在促进受教育者个人发展、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方面的独特优势，在提升受教个人素养和水平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社会发展。

教育公平是时展赋予职业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平等地接受教育是现代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职业教育治理的终极价值就是实现教育公平。职业教育为擅长技能操作，动手能力较强的个体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体现出教育的公平性价值。同时，职业教育并非会对劳动者的社会阶层产生固化作用，而是能够有效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很好的技能获得和利益表达平台。相比而言，职业教育比其他教育类型更多地担负起社会“拖底”责任[4]，实现受教育者“体面就业”、“体面生活”是职业教育重要任务之一，其可以让职业技能人才通过接受更高层次和质量的职业教育，获得职业晋升的空间，促进底层劳动者向社会上层流动，进一步发挥在促进平等性公平、差异性公平、补偿性公平中的作用。

二、职业教育治理的原则指向

（一）本土治理原则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条件、文化环境不同，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各有差异，因此，职业教育治理所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倾向也各不相同，这就要求职业教育治理应做到因地制宜。在我国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应紧密围绕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特点和现状，充分考虑到我国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文化环境，在遵循本土化原则的基础上，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治理行为和举措，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治理实践的深入开展。一是应立足于我国具体国情，在治理中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治理理论，通过职业教育治理实践的深入开展，形成具有本土化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二是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特点，积极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研究的本土化，形成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相匹配的教育治理理论；三是针对我国区域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在治理实践中应充分尊重各个区域的文化特点和经济发展现状，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职业教育治理措施，最大限度地实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总之，职业教育治理应以本土化原则为本，坚持治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我国自身特点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

（二）权责明确与权力多元化制衡原则

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权责不清会导致权力的越位、错位甚至缺位现象，权责明确是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要求。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要实现职能转型，由过去扮演“全能型”角色向“服务型”角色转变[5]，在职能范围上也要由传统的“全能主义”转向现代的“有限主义”。职业教育治理要正确地处理好纵向和横向两种权力，在纵向权力上要明确各个层级部门的权力边界和职责范围，避免各层级部门的权责混乱；与纵向权力强调层级相比，职业教育横向权力比较注重主体性，主要是指职业教育权在政府、学校、社会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明确职业教育的横向权力分配要求各主体明确自身的权力性质和作用对象、范围，以免教育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出现滥用或缺位等问题。坚持权责明确原则是职业教育“管”“办”“评”相分离的必然要求，在权力导向上，政府要发挥好宏观调控职能，而学校、社会要在职业教育的微观调控和监督评价中履行好其应有的职责，以促进职业教育的科学治理。

在明晰各个主体权责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权力的效用，需要形成权力的多元化制衡机制。权力多元化制衡是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想实现职业教育权在政府、学校、社会等主体之间合理配置，必须构建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一方面，权力相互依赖能够更好地促进多元主体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协作配合，发挥各主体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权利相互制约能够对各主体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在职业教育治理中达到一种权力平衡，实现职业教育治理效率的“帕累托最优”。在传统职业教育管理模式中，政府处于权力的中心，独揽职业教育管理的决策权，学校、社会处于一种无条件服从状态，政府与学校、社会的关系主要是单一指令性的支配关系，职业教育治理的提出，正是要打破这种畸形关系，形成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共治格局。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理念主导下，职业教育治理要求遵守权力的多元化制衡原则，必须打破政府对教育权的一元垄断地位，实现职业教育权力配置的多元化，同时，还要保障职业教育资源供给、生产与监督相分离，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制衡的关系，从而避免权力过度膨胀所导致的权力失衡、教育治理失效等问题的发生。

（三）权责非线性转移与权力重心适度下移原则

权责非线性转移是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处理职业教育权力分配、权责转移关系的根本性原则。充分认识权责非线性转移原则，必须明确职业教育治理权的得失关系并非简单的“政失即校得”、“政失即社得”或“校社失即政得”的直线对应关系，也不是“权随责走”或“责随权走”的线性关联关系。遵守权力非线性转移的重要支点是在职业教育治理权责分配过程中打破简单的线性对应权力关系观，明确职业教育治理权在政府、学校和社会等主体之间的分配中还存在着一种中间要素，对各主体的权力进行着调节。权力的“得”与“失”并不是一种线性关系，即教育权力获得者并不一定与教育权力失去者存在直线对应关系，职业教育由“一元”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必然会对政府的教育权力产生分化，政府的权力并不是完全下放给职业院校，而是部分下放给社会主体，如对职业院校办学的监督权可以由社会专业组织执行。同时，权责非线性转移并非意味着职业教育权力转出主体在权力转移以后就可以免去相应责任，尤其是对政府而言，权力下放并非是责任的下放，政府向学校、社会分享职业教育管理权力，但却不能向各主体转移其作为公共教育主要供给者的责任。

教育权力适度下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不同阶段政府对教育权力的集中度也应不同，政府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教育发展水平作出适度调整，在社会发展和教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政府对教育权的集中度较高，有利于对教育资源的统一调配和管理，发挥教育应有的优势。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越来越高，学校、社会对教育治理权的渴求日益强烈，政府对教育权力下放和权力重心下移成为必然趋势。面对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政府应逐步加大对学校、社会等主体职业教育权力重心下移，提高职业院校自身的自主办学和管理权限，加大职业教育管理权力在社会方面的配比，为社会参与职业教育治理提供充足的空间，充分发挥社会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监督和中介作用。

三、职业教育治理的未来发展路向――实现治理现代化

（一）职业教育治理法律现代化：做好法律建设的“立”与“破”

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为职业教育治理提供法律依据和支持，依法治理是职业教育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而健全的法律体系是职业教育法治化的基础。一方面，加快完善教育法律法规，能够为职业教育治理行为和活动提供合法化基础，保障职业教育治理的效率和威严；另一方面，完善的法律保障，能够更好地激发职业教育多元化治理主体的能动性，为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让渡必要的空间。当前，我国教育法治化建设较为缓慢，难以跟上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尤其在职业教育法律建设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一是职业教育立法较为分散，主要表现在地方立法较多，遍地开花现象严重，导致职业教育法律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不足；二是有关职业教育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活动还未形成科学的制度规范，职业教育法制运行机制尚未建立等。针对这一现实状况，为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必须加快完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在职业教育法律建设上适时做到“破”与“立”。“破”主要指打破旧有落后的法律法规束缚，对不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法规及时进行更新、修订或删除。“立”强调新法条、规章的编纂与实施，特别是围绕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适时将那些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较为成熟的职业教育治理制度、政策、文件上升为教育法律，为职业教育治理提供坚实完善的法律后盾。同时，还要根据不同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特点、任务、要求，建立健全规范各个治理主体行为的法律体系，进一步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为职业教育多元治理主体之间互动、协作、沟通关系的建立和维系提供法律制度支持。

（二）职业教育治理结构现代化：由“二元”向“三元”结构转变

自亚当・斯密强调发挥市场这双“无形之手”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来，以“政府、市场”为主导的“二元”结构范式引领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统治框架[7]。随着20世纪80年代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为政府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管理范式，以“政府、市场、社会”为主导的“三元”治理结构初现雏形，有效解决了单一依靠传统国家管理、市场调节所导致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治理方式上由传统的政府“一元”管理向“政府、市场”二元结构治理转变。职业教育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职业教育治理方式上需要由过去的“政府垄断”发展到现代的“多元主体协同”。根据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对政府的职业教育治理权力和职能进行重新配置，在治理理论指导下，实现政府从“政府垄断”向“政府主导”的治理职能转型，打破垄断，在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职能的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和社会多主体参与，实现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有机结合，从“碎片化”的政府垄断模式转变为网络型多元治理模式。

治理结构现代化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构成要件[8]，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治理结构现代化必须按照“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的思路开展，在职业教育治理范式上由“政府、市场”为首的“二元”结构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的“三元”治理结构。构建职业教育“三元”治理结构要注意合理运用各方之力，发挥各个主体的最大化优势。首先，促进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必须合理运用政府之“力”。面对当前政府在职业教育治理中存在“拉力”、“阻力”过大，对职业院校自主办学行政化干预过强的现状，必须重构政府的职能权限，合理运用政府之“力”，通过政策引导，制定实施旨在引领职业教育发展的教育政策，变“拉力”、“阻力”为“推力”、“引力”，为推进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其次，促进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必须有效凝聚社会之“力”。社会参与是推动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职业教育治理要求职业院校要主动面向社会、融入社会，积极吸纳社会主体的参与，这也是促进职业院校由封闭管理走向开放治理的必由之路。第三，有效整合职业院校内部资源，提升职业院校自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形成治理“合力”。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和状况对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产生直观影响，深化职业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调整职业院校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运行机制，充分调动职业院校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达到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集合效应。民主化作为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向，保障广大师生参与职业院校治理不仅是民主化的重要体现，更是推进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因此，培养师生共同参与学校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现代化：“管”“办”“评”相分离

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多方主体的协助和配合，需要厘清各主体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权责关系，积极探索“管”“办”“评”相分离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9]，促进职业教育治理向现代化转向。政府作为职业院校的主办者，需要由过去的微观直接管理走向间接宏观治理，治理重心应放在职业教育相关的政策法律建设上，同时，还要履行起监督职业院校办学行为，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等重任。职业院校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执行主体，应落实好自主办学定位，做好发展规划，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社会专业组织作为“评”的主体，应发挥出职业教育评估中的作用。总之，“管”“办”“评”相分离是职业教育治理走向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各主体在职业教育治理中各司其职，切实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共同为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这一共同目标努力奋进。

首先，政府在职业教育管理中应扮演好“掌舵者”角色，掌握好管理的“度”。“掌舵者”角色要求政府应主动承担起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指挥者”、“教练员”职责，负责制定和完善职业教育相关的政策制度，指导和监督各方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行为，充分发挥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宏观调节作用，更好地引领职业教育发展。其次，职业院校要不断强化办学自主性，提高“办”的特色和水平。当前“管”“办”“评”相分离的教育治理模式改革，为学校的自主办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职业院校应抓住改革机遇，变“被动”为“主动”，充分利用教育行政部门所下放的权力，消除对教育行政机构的习惯性依赖，提高自主办学意识和学校领导者的院校治理水平，进一步激发学校的创造活力，促进职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最后，发挥社会组织在职业教育评估中的专业优势，提升“评”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与政府相比，社会专业评估组织不仅相对专业，而且作为第三方机构独立性较强，对职业院校的评估也更为客观、科学。因此，应积极探索以非政府组织为首的社会专业评估结构作为教育评价的主体，政府应积极向社会专业组织授权，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治理的“管”“办”“评”相分离，由过去政府主导下教育评价向由政府、社会专业组织、公众等多主体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转变，使社会专业组织和公众真正享有并掌握教育评价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治理的民主化进程，最终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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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彩波，陈亮.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及其表征――基于“价值多维性―主体层次性―方法复合性”的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5（4）：113-120.

[3]褚宏启.教育治理：以共治求善治[J].教育研究，2014（10）：4-11.

[4]杨清.区域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内涵、原则与路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5）：131-136.

[5]王珊，苏君阳.走向现代教育治理的教育管理权力重构[J].现代教育管理，2015（5）：27-31.

[6]张建.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标准、困境及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14（9）：27-33.

[7]范逢春.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意蕴、价值维度与实践向度[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86-94.

篇10

[关键词]大都市；区域治理；模式创新

[作者简介]曾望军，湖南文理学院科技处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生，湖南常德415000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6-0006-04

大都市区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我国面临着城市化进程的跨越式；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产业跨越发展相适应，以都市区带动城市化的新城市时代。因此，大都市区管治是中国未来区域政策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相对与世界各国大都市区域发展的成熟经验，我国大都市区建设存在诸多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在借鉴世界经验和我国城市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如何通过体制创新完善我国大都市区的治理。

一、国外大都市区域治理的经验启示

许多欧美国家比我国较早进入城市化阶段，积累了许多大都市区域管理的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大都市管理方法和模式，为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的大都市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一)国外大都市区域协调治理注重长期推进农业现代化、郊区工业化、乡村城镇化。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协调发展是国外大都市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中心城区的不断扩展是大都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日本东京、澳大利亚墨尔本、美国纽约等为代表的国际大都市，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城区范围迅速扩展到近郊甚至远郊；中心城区制造业、零售业等产业大批向郊区转移；人口加快向郊区扩散；郊区小城镇和各种规模的商业、工业、聚居中心大量涌现。实践表明，在中心城区扩张的同时，推动农业现代化、郊区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是国外大都市实现城郊协调发展的普遍选择。

1　郊区工业化是实现城郊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郊区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承接中心城区产业转移，逐步建立起与中心城区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才能全面带动郊区经济发展，缩小城郊经济差距。郊区工业化一方面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先进的机械设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还能为郊区城镇化提供物质保障，支撑乡村城镇化所需大量人力、资金和物资投入。澳大利亚墨尔本在短期内通过新建和迁移来实现郊区工业化，其大多数大工厂主要集中在墨尔本康、富茨克雷、威廉斯敦及阿尔托纳等近郊区，而许多小型企业特别是传统工业，如服装、首饰、印刷业则集中在城市中心及近郊。

2　乡村城镇化是实现郊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郊区依托产业布局，通过开展大规模城镇建设，逐步改变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及公用设施落后状况，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环境卫生状况，形成产业布局与城镇布局互为依托的格局，将推动郊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经济高速起飞，农村人口大量涌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在城市近郊大量农田被占用，污染严重，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加之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业生产大幅下降。对此，日本制定了农村整治计划，加大对农村投资力度，引导工业合理分布，促进农村开发。1970年至1977年建成430个小城镇；20世纪80年代继续建设450个小城镇。日本在推进村镇建设过程中，注意防止农村人口外流，大大促进了农村致富的过程，推动了郊区与城区协调发展。

3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城郊协调发展的必要举措。国外大都市普遍依靠现代化的装备等手段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也解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释放出大量土地用于工业、住房、公共设施建设。如以日本园艺生产为例，从播种到成品包装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操作，其蔬菜生产过程有52％实现现代化，花卉栽培过程有80％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农业生产激发了高水平生产率，释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和土地，为城郊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注重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城市化早期的欧洲及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多数在都市快速膨胀时期，过分强调城乡经济发展均衡，而忽视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结果导致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基础设施与居民生活基本需要之间产生巨大缺口，发生了严重的“城市病”。所以，越来越多的大都市从历史教训中总结经验，逐步改变单一追求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致力于城郊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加大郊区基础设施、居民生活设施建设。如一些国家相继制订法律，规定大都市新兴工业区和居民住宅区都必须有相应的排水、给水和道路设施及垃圾处理设施。另一方面越来越重视郊区规划和环境保护。国外大都市纷纷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规划管理，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力度，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

(三)根据大都市区内部事务相互关联性。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美国虽有强烈的地方自治传统和需要选民支持的“民主自由”文化背景，但为了协调区域性矛盾，解决单一城市政府无法解决的区际问题，仍有为数不少的大都市区在城市政府之上建立了统一的权威机构――大都市区政府。大都市区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盛极一时。当前，最为典型的例子有“华盛顿大都市委员会”和“双城大都市区议会”。华盛顿大都市区包括哥伦比亚特区(核心区)及马里兰州、弗吉尼亚洲的15个市县，由于其作为联邦首府所在地而受到相对强烈的政府调控影响和成员政府间较强的合作意愿，1957年成立了统一正规的组织――华盛顿大都市委员会(MWCOG)现已成为包括18个成员政府、120名雇员、年预算千万美元的统一正规组织。其主要职能为实施从交通到环境保护的众多规划，并具有联邦和州政府拨款的资金分配权，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公众关注的区域问题。双城大都市区(位于明尼苏达州东部两城市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及其附近连绵成片的城镇密集区)总共有372个独立的地方政府单元，包括58个县、138个市、50个镇、149个学区、6个都市组织、22个特别法院；同时，为了解决因机构复杂多样而导致的区域矛盾，于1967年终于成立了双城大都市区议会(MUC)，议会共有17个成员，由州长按照城市规模提名任命。其主要职能是对大都市区的交通、空间用地、垃圾处理、机场、环保等事务进行长远发展规划；x~--些都市组织(交通局、垃圾处理委员会等)进行监督，就某些重大问题给县政府和市议会提供咨询服务。实践证明，通过都市区政府管理都市区的最大优点是它能够充分考虑到都市区的各种功能联系，使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更加高效合理，从而有利于促进都市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

(四)以横向合作为基础。组建松散型城市政府联合组织。在美国强大的“地方自治制度”传统和“民主自由”文化背景下，普遍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具有一定的难度。在此背景下，广泛形成了都市区域内的各城市水平方式的自愿联合、获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支持、具有特殊协调功能的半官方、松散型城市市政联合组合――大都市区地方政府协会，这是一种城市联合管理体系，而非城市政府结构的联合最为典型的就196年成立的“旧金山湾区地方政府协会”(ABAG)悼J。在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有8个县、82个城市作为资格成员，其起初职能定位是大都区发展规划咨询机构，旨在向区内地方政府和州政府提出解决各类区域性问题的方案；后来又逐渐成为专门进行区域性废弃物处理和空气质量控制计划的管理机构，开始从事环境管理的工作，其影响力很大。

二、我国大都市区域治理尝试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建轻管”和“单一式”的治理理念。当前，我国大都市区建设和管理的主导思想仍然是注重城市管理的“硬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城市管理的“软件”――人文环境的保护和人的素质的提高。突出表现为城市管理投入与建设投资增长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使许多城市发展的外延形态同内涵功能之间的差距拉大，导致管理工作跟不上；管治滞后又使建设好的设施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有的甚至损失较重，现有城市基础设施作用发挥不足，成为制约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管治理念的“单一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把大都市区管治与发展中的“发展”单纯地理解为主要是经济增长和物质性扩张，而把城市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置于次要地位，或者不能把经济、社会、环境整合起来进行发展与管理；二是把大都市区管治与发展中的“管治”理解为政府单一主体的行为，并以建立在传统科层制基础上的行政为主导。

(二)区域间政府职能定位不合理。在我国的大都市区管治中，普遍存在着区域间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越位”是政府插手不该管的事情，及运用本部门的权威和其他便利条件，制定某些符合部门利益的规章制度，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缺位”是政府部门应该管理的领域却又没有部门管理，如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秩序，给失业者、贫困者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充足的公共品和各种社会服务，政府的工作却经常不到位。“错位”是政府与企业、市场分工不清，行使了一些不该由政府行使的职能。政府管理虽然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调，管理成本高昂。

(三)部分大都市区缺乏统一的治理行政主体。大都市区的发展一般经历三个阶段：以集聚城市化为主的大都市区形成阶段；集聚与扩散并行的大都市区形成阶段；多个大都市区的空间联合阶段。这表明从集聚城市化为主的大都市区发展到多个大都市区的空间联合；大都市区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当超出了一定行政范围之后，就出现了没有明确行政主体的大都市区，由此导致行政主体的缺失，这种现象在京津冀和长三角非常突出。部分大都市区行政主体的缺失，是长期以来制约区域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瓶颈，导致各地方行政主体各自为政，使发展成熟的大都市区管治处于无序状况。

(四)大都市区域间公共管理协调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在我国以行政区划为基本格局的城市政治经济管理模式下，各城市形成了彼此分割、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和公共管理主体。他们单独承担对城市内的所有公共事务的管理任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公共管理体系。(1)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整体协调范围较窄，协调力度不足。目前城市群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部门垄断和地方保护。虽然区域间行政区划界限有所淡化，但区域内政府行政关系复杂。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2)城市间分工不明确，产业结构趋同。我国城市群内的城市间联系度不高，区域内的城市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的目标大体相似，产业结构雷同，导致整个区域内资源浪费。各城市之间的竞争多于合作，摩擦大于融合，这使城市群难以形成具有特色竞争力的整体发展优势。

(五)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度不高。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管理体制下，大都市区各类社会组织发育相对迟缓，各种功能也不够健全。有些社会组织是在政府管理部门培育和推动下产生的。由于这些组织与政府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组织很难拥有独立的意志和活动，不得不将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完成本来需要政府部门完成的工作，而在发动市民参与大都市区管治方面又相对有限；加上一些非政府组织自我规范性不够、自律性不强、社会监督缺位，导致一些违法乱纪现象出现。尽管城市居民参与城市管理的意识也有了较大的增强，但由于受传统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市民的行为仍呈现出明显的顺从性与依赖感，没有形成良好的参与意识；加之参与公共管理的范围有限，参与程序非常复杂，参与形式单一，整体上呈现参与程度较低的局面。

三、我国大都市区域治理的模式创新

(一)树立全局发展。综合协调的治理理念。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快速扩散与融合，城市功能的国际化日益明显；城市之间相互依赖程度明显加强；城市空间形态的网络化特征日趋明显；城市化发展模式也开始转变为以城镇密集区为主的“都市区化”模式；大都市区已经成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因此，选择“大都市区化”发展模式也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当前，我国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珠江三角洲等城镇密集区的各城市政府要正确认识国内外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借鉴国外大都市区发展的过程和经验，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尽快转变传统的地方观念和本位主义做法，树立区域观和全球观，逐渐淡化各自的行政区划界限，按照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从思想、观念上积极主动地将自己融入到“大都市区”之中，并为此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这是能够真正构建对内对外开放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大都市区的根本基础，也是建立大都市区长效性协调管理机制的保证。

(二)科学定位区域间政府职能。我国的城市政府是城市建设、管理和维护的主导力量，是城市公共资源和资产的所有者、控制者和管理者；城市发展和规划的决策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同时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资金也几乎完全由政府筹措和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面I临着城市建设资金和服务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此外，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同时，效率低下、浪费严重，难以适合城市居民的实际需要。因此，需要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尽快转变，强化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生产服务、社会保障等职能；要关注社会公平目标、环境目标，以及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障；鼓励中

介组织、非盈利机构、市民、企业等广泛参与维持秩序，参加经济和社会管理。

(三)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域治理行政主体。在中央指导下组建集权过渡型大都市区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成熟的“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内部的行政分割和区际矛盾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的根除。由于我国长期的集权政治文化背景，人们部分还存在行政命令高于一切的意识，现实国情也表明集权化管理模式确实能够起到协调和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作用。我们认为，在中央的指导下可以在中央成立一个“大都市区协调与规划办公室”之类的机构，在其直接指导和领导下，组建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珠江三角洲三个集权过渡性大都市区政府。其权力来自于中央下放、省政府及中心城市政府适当上收两方面，并赋予它以区域环境整治、交通建设等资金的分配权、区域性空间协调发展的审批权或实施监督权、区域性贷款投资的倡议权等。经费来源中央政府出一部分，中央政府给地方拨款中抽一部分，大都市区相关省市政府出一部分。主要职能为对大都市区的公共服务、交通、空间用地、产业布局、垃圾处理、机场、环保等事务进行统一长远发展规划；对大都市区各类省市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就某些重大问题给省政府和市(县)提供咨询服务，使省市(县)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更加高效合理，促进大都市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大都市区政府应置于省政府之上，形成大都市区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的等级序列。其过渡性主要是指，等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熟，大都市区要素市场发育完善，城市政府职能转变基本到位的时候，撤销大都市区政府，其职能完全让位于大都市区具有跨界协调职能的松散型政府联合组织――大都市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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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家中心城市 城市空间治理 成都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6-0033-04

[基金项目] 2016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6Z03），2016年度成都市社会科学院院级重大课题“一带一路战略下成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水平测度及比较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 姚毅（1982 ― ），四川阆中人，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

城市空间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及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同时城市空间治理必须充分尊重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规律，推动城市空间由“单中心、摊大饼”向“多中心、网络化”的转变；必须坚持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推动实现政府、市场、市民多元主体的有序参与以及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等多个机制共同作用。

一、成都推进城市空间治理的

发展形势和基础

近年来，随着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功能定位的升级，成都城市空间布局进入了深度调整期，逐渐呈现出向“双中心、网络化”发展的态势。同时，中央、省委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深入实施，成都获批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使得成都城市空间治理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上位区域发展战略部署需要得到深入贯彻落实

“十三五”时期，国家区域空间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东中西和东北部“四大板块”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战略，最终形成“4+3”的国家区域战略布局。同时，四川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明确提出“坚持把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作为总揽，在加快区域竞相发展中提升全省整体实力”，并进一步指出“首位城市要对标高端、辐射带动”。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城市、“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四川“多点多极支撑”战略的“首位城市”，成都城市空间治理需要以中央、省委的区域发展战略为导向，在推进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互联互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二）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需要强有力的空间载体支撑

国务院通过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增强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国家中心城市的获批，表明成都由区域中心城市正式升级为国家中心城市，成渝城市群也将由国家级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需更加注重多层次的区域交流与合作，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积极融入全球分工合作体系，努力为内陆其他城市转型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探索可复制和推广的经验。这需要改变成都“单中心、圈层式”的城市空间格局，着力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加快构建“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格局，为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空间载体。

（三）天府新区建设的加快为成都城市空间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

2010年天府新区成立以来，尤其是2014年天府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以后，新区发展迅速，为成都空间格局由单中心、摊大饼向双核、哑铃型转变提供重要的战略机遇。国务院批复明确提出“把天府新区建设成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国际化现代新区，打造成为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宜业宜商宜居城市、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四川“三大新兴经济增长极”的首位增长极，天府新区“四化同步、四态合一”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新区，经过5年多的积淀，逐步形成了符合内陆区域经济发展要求、顺应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趋势、具有经济高地典型特征的发展趋势。

（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为成都城市空间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成都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成都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成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特色亮点，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市）县GDP已经占到全市经济总量的50%以上。同时，成都各区（市）县产业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态势明显。中心城区正逐渐成为现代金融、现代商贸、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都市工业的重点区域；近郊区域以产业和城市互动升级为重点，加快推进产业升级、产城融合和城市功能的提升；远郊区现代旅游业和现代农业等产业特色化发展态势明显。成都中心、成都科学城、成都医学城和成都城市音乐厅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加快推进，将进一步增强成都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功能升级的载体支撑。

二是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成都中小城市人口和产业承载力。近年来，成都市立足“全域成都”的发展思维，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建设，加快推进 “覆盖全域”、“区域统筹”、“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连片推进“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型”的新农村建设。成都市域的副中心、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和新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到目前为止，成都市实现就业政策和就业工作的城乡全覆盖；农村中小学、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文化活动场所全部实施标准化建设；“全域成都”范围内社会保险制度城乡全覆盖和相互衔接；城乡户籍一体化进程基本完成，城乡居民自由迁徙以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一体化目标基本实现。

三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市域各地区之间的网络化联接。市域轨道交通水平大幅提升，地铁运营总里程108公里、在建205公里，第三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正式获批，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完成。“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按照“中心城区加密成网，天府新区核心成网，两核互动加强，全域基本覆盖”的要求及构建市域和市区两个“30分钟轨道交通圈”的目标，强化“双核”之间轨道交通联系，形成“3快3普”共6条轨道交通线路的便捷联系，强化“双核”与城市副中心、卫星城之间点到点的轨道交通联系。

同时，成都城市空间治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在城市快速扩张中的土地集约利用效率中心城区、近郊、远郊逐次递减的问题；中心城区功能疏解不够和产城融合发展不足，市域“承担、分担、共担”的城市功能布局体系尚未有效形成；城市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加大，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融合”发展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

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背景下

成都城市空间战略指引

在成都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提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157”总体思路中，明确了“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建设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的城市空间战略。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从“市域、区域、国际”三个层次协同推进，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重要的空间载体和功能支撑。

（一）市域层面：推进城市功能的整合与提升

从城市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塔尖”，需要在推进城市转型升级发展方面走在前列、形成示范，而市域空间布局调整和功能结构优化是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的先行策略。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市域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来看，国家中心城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阶段，需要顺应城市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圈层式”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的发展趋势，加快形成城市中心、副中心、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和新农村等不同层次的市域空间在城市功能上的“承担、分担、共担”的良性关系；另一方面，从国外城市空间治理的经验来看，需要注重城市增长边界的控制、城市用地的再开发、城市社区的人文关怀以及各个功能组团交通的网络化联接。

（二）区域层面：加强多层次高水平的区域交流与合作

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升级版，需要切实贯彻落实上位区域发展战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发挥区域的引领、辐射、集聚作用。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区域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要按照国家“4+3”的区域发展战略，立足城市发展实际，以融入发展为基本路径，主动对接国家相关区域发展战略，更好地承担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国家使命；另一方面，要注重城市与区域的动态平衡和有机平衡，立足城市和城市群发展实际，找准在不同区域层次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主体作用，促进多层次区域空间互为支撑和协调发展。

（三）国际层面：增强与全球的互联互通

从世界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世界城市网络体系重要节点，是国家推进开放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功能载体。同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确立的“五通”合作重点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发挥着先导性作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国际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要树立全球视野和开放理念，主动对接国家开放发展的战略部署，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不断提升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水平和能级；另一方面，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先导，统筹推进“五通”的协调互动发展，建强作为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门户城市的功能。

三、成都推进城市空间治理的重点策略

成都城市空间治理要立足成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尊重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基本规律，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城市空间战略为基本指引，增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治保障、多元参与，有重点地推进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功能的升级。

（一）增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治保障

一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制建设。加快城市空间治理的立法进程，统筹市政设施建设、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发展、城市交通、城市环境、城市公共安全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等六大重点领域的城市建设管理，为城市空间治理提供法制保障。二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规划引领。聚焦国家中心城市“四中心一枢纽”功能定位，抓紧各类城市规划修编，注重市域和区域的统筹，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各类专项规划之间的衔接，以“多规合一”确保“三生”空间、开发边界、城市规模等重要空间参数一致。三是完善城市空间治理的政策体系。重新梳理成都已有的城市空间政策体系，加大对于环高校成果转化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等城市空间治理新兴领域的政策指引。

（二）促进城市空间治理的多元协商合作

一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PPP模式的运用。建立健全城市空间治理的PPP模式，重点推进市政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生态环保、旅游、医疗卫生及教育等多个领域的PPP项目试点，增进成都城市空间治理效率。二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社会参与和规划参与。发挥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民互动桥梁的作用，拓展民意表达的渠道和方式，完善民意表达的规则和信息指引，搭建多层次的多方利益协商平台，建立健全及时回馈、共同决策的良性互动模式，强化公共参与的社会监督，使得成都城市空间治理的规划和政策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三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决策咨询。探索建立由党政职能部门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等各界精英组成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咨询委员会”，采取“官助民办”的运行模式，对涉及城市空间治理的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形成决策咨询报告，为政府相关决策制定提供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三）推进多层次区域空间治理的协调互动

一是注重不同区域层次的空间治理的协同推进。在市域层面，要注重城市功能的整合和升级，推进城市发展空间的优化；在区域层面，要加强成都平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不同区域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在国际层面，要强化与全球的互联互通，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二是注重城市内部“双中心”和卫星城的网络化联接。进一步明确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直管区“双中心”的核心功能，合理疏解城市中心的非核心功能；各卫星城要按照“独立城市”发展理念，建强各自主体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并注重引导形成多样化非主体功能，增强卫星城的对于产业、人口的吸引和吸纳能力；加快实施轨道交通加速成网建设计划，加大力度，统筹推进，加快建立市域铁路、地铁、有轨电车、轻轨多制式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综合轨道交通系统。三是注重城市基本空间单元的“人文关怀、功能复合、有机组合”。要注重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城市枢纽站点区域等城市基本空间单元的治理，增强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绿化景观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配套，强化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和城市建筑功能复合性开发以及城市枢纽站点地下空间的使用，强化各种功能之间的系统组合和高效的网络化联接。

[参考文献]

[1] 刘卫东.经济地理学与空间治理[J].地理学报，2014（8）.

[2] 方维慰.城市空间结构政府治理的优化[J].学海，2014（6）.

[3] 王宁.特大城市空间结构缺陷与“城市病”治理[J].区域经济评论，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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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理的含义及特点 

治理，英文为governance①①也有学者如毛寿龙等，将其译为“治道”。，是当今流行的一个概念，源于拉丁文，意指“操纵、掌控”，在公域和私域广泛使用。在传统政治学、行政学英文文献中，该词尤常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替使用，包涵以下几层涵义：“一是存在着一整套正式的组织机构，它拥有对同一社会中的其他组织和团体的强制性权力，而且，这种强制性权力得到其他组织和团体的承认。在现代社会中，这套组织机构就是政府；二是在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或处理方面，政府拥有最终的决策权，同时也承担最终的责任；三是虽然政府可以采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但这些行为的实质性效力取决于政府强制力的存在，政府活动的过程就是权力的运用过程。将上述涵义落实到公共行政上，公共行政就成了政府机构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垄断性和强制性的管理活动。”[1] 

然而，西方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通过二十世纪的发展实践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国家和市场手段都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面对国家和市场机制的双双失效，人们开始转而寻求新的治理手段和方式。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治理一词被国际组织、学术团体、民间组织等频繁使用，并且其涵意已大大超出统治的涵义。正如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所言，“治理与政府统治并非同义词。尽管两者都涉及目的性行为、目标导向的活动和规则体系的含义，但是政府统治意味着由正式权力和警察力量支持的活动，以保证其适时制定的政策能够得到执行。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换句话说，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2]。也就是说，治理不再是统治的同义语，相反它标志着一种不以强制力为依托，强调协商、互信、平等、自主、合作，以政府、企业、社会、个人为共同参与主体的新的管理过程或方式的产生。于是，围绕治理这一核心词汇，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理论——公共治理理论便应运而生。 

（二）现代化治理的特征 

对于治理的界定，学术界尚难达成一致。然而，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极具权威性和代表性：“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3] 

此外，格里·斯托克所提出的五个论点进一步揭示了治理的特征，并且比较完整地概括了目前对治理理论进行研究的各种观点。 

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它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式各样的公共和私人的机构只要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2.治理理论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它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便日益变得模糊不清。 

3.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动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进一步说，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为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各参与者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交换的环境。 

改革论坛每个栏目名称宋心然：依法治国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几点思考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这一自主的网络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行政管理责任。 

5.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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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着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着名学者利格斯(Fred 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着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6.

    〔2〕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序言)1.

篇14

协同共治写就新格局

江门市管辖蓬江区、高新区（江海区）、新会区、开平市、台山市、鹤山市、台山市七个市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制约着各市区教育现代化推进的进程。但是由于侨乡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在政府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政府与民众、社会、企业、学校等多元教育治理主体和谐地协同共治，形成了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乡贤广泛参与捐资助学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新路子。

恩平市拥有众多海外华侨和热心家乡教育的社会贤达。这些海外侨胞非常支持教育现代化的建设，捐资助学时纷纷慷慨解囊。于是，一个个奖教奖学基金陆续成立，一笔笔捐款接连到账，一座座教W大楼拔地而起，一批批现代化教育教学设备逐渐投入使用……漂亮而又现代化的学校吸引着莘莘学子，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到外求学；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座无虚席，孩子们尽情地在书海里徜徉。自开启“创强争先”以来，恩平市共投入教育建设经费6.5亿元，其中侨捐项目达1400多宗，捐出善款达2.3亿元。

在创新办学体制上，鹤山市有着丰富的经验：一是创新民办教育办学模式，由市资产办融资，鹤山一中输出品牌和管理，成功开办优质民办学校――鹤山市昆仑学校；利用闲置厂房和闲置校舍创办普惠性民办学校――雅瑶镇振华学校和共和镇黎明学校；二是探索新形势下职业教育发展新路径，实施鹤山职校与雅图仕职校合作办学项目，推进鹤山市职业教育实训中心建设；三是实施鹤山一中与碧桂园学校师资交流项目，实现“1+1>2”的效应；四是实施沙坪街道联盟办学模式，推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一体化发展。

县域教育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从管理走向治理，以教育治理现代化推动县域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实践探索，更要注重教育治理主体的责任担当，进而形成自身独有的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态。

2013年，新会区在江门市率先全面启动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机制。2014年，新会建立督导经费保障机制，每年将督导责任区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且逐年提高，切实解决督学工作经费和培训经费问题。2014年2月，新会实现督导“三全”战略（即全面实施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覆盖全部中小学和幼儿园、挂牌督导涉及学校服务全过程）。全区有中小学校107所、幼儿园137所，共划分为13个责任区（其中，中小学校8个，学前教育5个），平均每名督学负责学校3.67间。各责任督学率先应用“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平台”，对规定的八项主要事项实施经常性督导，挂牌督导工作走向规范化、公开化、现代化。

蓬江区在办学模式上勇于改革创新，成立江门九中和潮连中心学校合作办学共同体、江华教育联盟、西区中小学协作办学联合体，推进合作办学模式改革，提高了区域均衡发展水平。

为推进优质资源共享，新会区尝试以名校带动弱校的形式，打通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的共同发展通道。从2015年9月开始，新会区会城创新初级中学与河南初级中学结成首个合作办学共同体，共同实现了“三个优化”：教师作风优化、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质量优化。

从2013年开始，开平市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开展合作，启动和实施了“推进区域学校特色建设，促进内涵发展”项目，由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专家组采取全面引领与试点学校重点指导相结合的原则，重点开展“学校特色建设规划与指导”，帮助各学校因地制宜制定学校的特色目标和实现途径。

教育优质化总揽全局

当前，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优质教育既指学校校舍、教育设施、现代教育技术等“硬件”的高水平，又指教育理念、课程教材、教师队伍、教育管理等“软件”的高水平；既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大，又有优质教育内涵的开掘。

5年来，蓬江区中小学基建和校园改造工程总投资为4亿多元，其中新建扩建校舍的学校15所。2017年，全面启动江门教育“321工程”和区“十三五”期间新建学校任务，计划投入5.5亿元，通过PPP形式，扩建和新建6所学校，进一步扩大城区教育资源覆盖面。

高新区（江海区）近年投入1.3多亿元，新建了天鹅湾小学，新建、扩建了外海中心小学、礼乐中心小学、银泉小学、新民小学、蛲沸А⒗窭侄中、礼乐中学、麻园中学、华兴小学等9所学校的教学楼和体育馆、图书馆等。2015-2016年新增建筑面积35128.2平方米，新增学位3650个，学校的功能室、教学实验室仪器、现代化设备均按标准配置，达到标准化要求。

“十二五”期间，鹤山市教育经费总投入27亿元，年均增长17.7%，办学条件显著改善。2013-2015年，市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年增长率分别为38.29%、11.43%、12.97%。其中，投入超过4亿元，以超前的眼光，高起点高标准建设沙坪实验中学和新沙坪中学。同时新建了沙坪六小，利用原城镇中学改建沙坪七小，扩建了沙坪楼冲小学、古劳龙溪小学、古劳连南小学等一批学校。此外，在用地紧张的情况下，仍旧在沙坪城区划拨24.3亩土地建设市特殊教育学校。

优质教育应追求全局的优化。教育发展要由数量增长、规模扩张转入质量提升、公平优质的新发展阶段，教育发展要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从“有书读、有学上”转向“读好书、上好学”。江门县域教育优质化不仅“硬实力”方面打得坚实，“软实力”也抓得厚实。

蓬江区的“名师工程”推进力度很大，全区已有19个名师工作室，其中，区级13个，省级6个，现在全区有106名教师参加学习培训。评为区级以上名师和学科带头人163人，骨干教师58人。高新区（江海区）积极探索教师交流改革模式，建立完善校长轮岗、教师交流机制，加大校长、教师交流力度。近年全区有367名教师进行了校际间交流，占教师总人数的34.27%；实施强师兴教工程，坚持外引内培，着力培养区域名校长名教师，建立了省、市名校长、名教师、名班主任工作室5个，培养了区级以上名校长、名教师和学科带头人62名。

2016年，新会区与中国当代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数学会基础教育委员会、中国外语研究中心中小学英语研究中心共建全国语数英名师发展基地（新会中心），发展基地聘请的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将深度介入新会课程安排、课堂教学、师资结构，凭借课程理论培训、课堂实践观摩对新会教学、科研进行手把手的指导，全面促进新会教师的专业发展，打造一批在江门乃至在全省有一席之位的教学专家。

台山市为了全面提升教师业务水平，制定了《台山市教师梯级培养计划实施意见》，启动实施了“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名师、教育专家”四级培养计划。同时，市政府在财政资金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每年由财政预算600万教师专项培训经费，用于全市教师的学习培训。

教育信息化强力布局

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教学领域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优化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形成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教育形态。教育信息化的特征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教育技术层面上看，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特点是教育设备和教学手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二是从教育理念上看，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特征是_放性、交互性、协作性与共享性。

江门教育信息化追求的是一个多元动态的过程，倾力打造教材媒体化、资源共享化、教研网络化、学习自主化、活动合作化等特性。

随着南方教育装备创新产业城落户蓬江区，为蓬江区以教育信息化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提供了优势。该区确立了“网络共建，数据同构，资源共享，特色发展”的发展思路，充分整合南方教育装备创新产业城、南方教育装备创新研究院及学校资源，构建及完善教育信息化建设、应用、评价体系。为深化新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运用，蓬江区实现10个100%（100%学校有计算机室、 100%学校有校园网、 100%学校有网站、 100%实现“校校通”、100%实现“班班通”、100%教室配备多媒体教学平台、100%教师有办公电脑、100%学校与省市基教网互联、100%信息技术开课率、100%信息化办公）。电子白板班级覆盖率达92.5%，12所学校成为“广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2012年，蓬江区也成为广东省首批“以信息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验区”。2016年，蓬江区完成500M教育专网的建设，全区各公办学校的网络带宽已达500M或以上，班均带宽接入在10M以上，超过省教育现代化的标准，也是目前江门地区最高的。这为蓬江区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了解，蓬江区还将进一步在教育大数据建设、教育资源共享及建设线上线下教育生态环境方面继续探索和完善。

“十二五”以来，新会区投入1.25亿元专项资金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成效显著。2015年，新会区有8所学校参加市智慧校园的试点工作，探索采取互联网+在线智慧教育技术，促进传统教学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与创新，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与应用。目前，新会区正在高标准推进“校校通”工程，对新会区教育专网进行全面提速升级。新会区将继续推进智慧教育建设，力争在两三年内建设 2 所省级智慧校园、3 个未来教室和6个智慧教育示范项目；并继续促进教育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2017年2月，台山市新宁中学投入132万元把36个课室的投影式多媒体教学平台升级为86寸大屏的“交互智能化平板教学平台”，使学校在无纸化办公、资源共享、教育评价、教研分析和教育质量监控、家校互动和学生个性化学习、突出师生教学互动的智慧课堂等方面的应用提升了一个层次。

教育多样化谱写大局

教育的多样化是指教育思想、教育结构体系、办学模式、教学形式、评价标准等的多样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已经由单一走向多元，对教育服务的选择由被动走向主动，只有不断推进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才能真正呈现出县域教育现代化内涵的勃勃生机。

早在2012年，蓬江区创建“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区”时，就已确立了“本立道生，止于至善”的核心文化理念和“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和终身幸福奠基”的教育理念。5年来，两个理念在全区教育系统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学校积极挖掘特色教育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开展特色学校创建活动，特色育人的意识增强，特色教育的目标更加清晰，特色学校的质量层次不断提升。截至目前，全区累计评审认定“特色学校”23所、“特色项目学校”34所。特色教育从最初的以活动类课程为主，逐步扩展到了学科课程、环境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并提升到以办学理念为基础，把办学特色渗透到课程体系建设和教育教学管理中。

而在新会区，特色教育已从“创强”时期的“一校一特色”逐步走向“一镇一品牌”。如从崖门镇黄冲小学走出来的蔡李佛特色教育，今日已发展至全镇的武术特色教育；从大泽镇五和小学走出来的足球特色教育，今日已在全镇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开展。获授首批“全国航天特色学校”的梁启超纪念中学（为广东省唯一一所航天特色学校）在平日的教学中融入了航天科技元素，去年又在包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北京景山学校、北京航天中学在内的2102间学校中脱颖而出，获全国“神箭神舟杯”航天知识大赛决赛总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