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公共安全；治理理论；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8-0067-05

社会发展现代进程中，一定会经历一个或多个社会转型期。这些转型期各有特点，但社会问题频发是任何转型期社会的共性。同时，国家政府在治理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因此对新的问题解决针对性往往较差。而公共安全问题在众多社会问题当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不容马虎。由于转型期政府能力、经验的局限，其他社会力量就要分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在转型期社会参与治理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有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在治理效果上经验与教训并存。

一、现实挑战：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中间期，往往是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一个过程。这个时期，社会的结构、体制都将出现改变，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出现多种观念并存的现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难免引发社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也包含在其中。而转型社会中的公共安全问题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可以平稳度过转型期。

（一）转型期社会的特点

关于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不同的学者研究后都有着各自的结论。研究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外国学者Helga A·Welsh认为，转型期社会应该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转型是在相对有限的时间的制约下，处理某些相对重要的问题。第二，转型期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转型期迅速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需求，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结构。第四，转型是以精英为中心的，大众动员只是临时的。第五，转型包含商讨和谈判[1]。而研究泰国、菲律宾的学者Fred W·Riggs则认为，转型社会有三个特征：异质性、形式主义和重叠性。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对这三个特征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异质性”就是心态意识与物理环境上的广泛混合现象，即在经济上，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权主义观念与民主观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派并存；在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并存。“形式主义”就是“应然”与“实然”的脱节，表现为制度制定与制度实践的背离。“重叠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在转型社会中重叠并存[2]。

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很容易得出转型社会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转型必然会挑战原有的国家结构、法规制度，同时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经验就显得相对有限。就像Welsh所说的威权主义结构出现了改变。也像金耀基所解释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制度的制定与实践出现了脱节。第二，社会治理要素多元。转型期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其治理的主体和对象都存在多样性和可变性。这主要是因为，转型社会既有转型前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又具备其目标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这就使社会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确定。这种与Welsh认为的转型过程结果不确定性相符。而Riggs认为的“重叠性”和“异质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于这一特点。第三，治理活动参与加强。由于转型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强。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Welsh所讲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需求扩大，以及转型必然包括的商讨和谈判活动。

（二）公共安全与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安全问题，如国家的统治、社会秩序的稳定、领土的完整、核心价值的保护等等。这些安全问题往往是国家来主导。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非国家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于是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指国家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虽然现阶段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通常会把公共安全归入非传统安全。而公共安全区别传统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国家来主导，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成分渗透到公共安全当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学界虽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内涵应该包括关系公民生命、公民权利、公共财产和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安全范畴。区别于传统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是以人为本思想做指导去思考安全问题。也可以认为国家安全属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国防、主权等），而公共安全则关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安全问题，原因是在和平时期公共安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超过传统安全。而转型期社会问题突现，公共安全问题也处于多发态势。并且如果不重视公共安全问题，有些问题将会被发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层面。

（三）公共安全问题给转型期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必须经过的过渡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良性发展，达到预定或者说是期望的目标。但由于转型社会的自身特点。使其必须面对包括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首先，转型期一定会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的频发期。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多元性的特点，势必会使社会产生出各种矛盾。文化间的差异，价值观上的分歧使整个社会都陷入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中。在这样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矛盾的集合，挑战社会整体的包容极限，社会问题隐患加剧，导致公共安全问题频发。国外一些国家在转型期的数据就能证明这一点。匈牙利在上世纪80年代末 至90年代的转型期中犯罪率激增，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兰在1989年到1990年转型期间，侵害社会财产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单方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困难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与需要其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有众多理论支持这个观点。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社会在该历史阶段存在的特点，政府能力在应对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的能力差距明显加大。政府仅靠自身的努力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这也是当今社会对政府内含比较统一的看法。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政府，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当代。关于这一点以往的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得出相同的诊断。以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人们便在理性基础上通过契约结成一个共同体，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这就不难看出，政府是个人把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权利和能力就会有边界。而性恶论支撑下的古希腊的学者认为，“一些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说任何权力，包括政府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限制。而第三个对有限政府影响深远的理论派别当数西方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该理论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调节，因此政府干预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与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这种理论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经验不适应转型期

中国虽然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治理经验，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被反复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但经验永远只代表过去，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中国又进入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还是在国内发展的现状下，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发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对传统安全问题对治理的挑战，在现阶段应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相应的治理经验，同时以往总结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问题成为已当前凸显的重大社会问题。

1.以往的治理经验不是在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前10年，我们取得飞速发展的成绩，也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经验。但那都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世界局势相对简单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出来的，美国还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周边的国家也没有把中国当作“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阶段。以往的经验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2.转型社会的的特点，及近年的新技术的应用使以往的治理经验失效。转型社会多重矛盾共存，社会要素多元到应对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应迅速。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介入，让治理更加复杂。就以舆情控制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传统媒体，就不会出舆情失控的情况，因为离开传统媒体，舆情的传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传。但如今在新媒体，“微媒体”的冲击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亿网民中的一员传到互联网上，也可能被5亿手机网民中的一员用手机即时上传互联网上（数据来源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图片，甚至是视频。以往政治对舆情的治理经验基本上失效。

3.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公共安全问题政府要从头开始认识和应对。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的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在转型期有些新问题是没有经验可以遵循的。以外来生物入侵和PM2.5等公共安全问题为例，在社会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这两类问题都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随着环境承载力的饱和，该类问题出现端倪。PM2.5引发的雾霾等环境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公布的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计为6232亿元人民币，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达到19734亿元人民币（以2012年中国GDP为基数）；而外来物种入侵上仅马铃薯虫等十余种外来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损失超过574亿元人民币（国家环保总局公布数据）。这些新的公共安全类问题，都需要政府在没有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应对。

（三）政府解决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现实困境

转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已被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同时也积极地制定对策。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应的效果，但由于转型社会的特点，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存在以下几点现实困境。

1.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动，对政府负担较大。公共安全问题涉猎范围广，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不仅涉猎广而且频发。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要进行联动。仅拿辽宁某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看，仅反恐这一类公共安全问题就要求51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来联动配合。虽然这种安排会达到高效，但同时也给相应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带来一定的工作负担。政府治理成本较高。

2.仅靠政府自身对转型社会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资料整理。转型社会的资料信息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并且有时要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人员素质都很难与转型社会完全匹配。专业知识欠缺同时困扰政府相关部门。这样就对信息的收集时间上出现时滞，质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制定脱节。针对转型社会频发的公共安全问题，我国政策的制定速度明显满足不了。我国现在针对公共安全问题的政 策基本停留在《办法》层面，很少有相应的法规、法律与之相适应。特别是针对近些年来多发的网络舆情、群体性事件，大都应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几条处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强。

三、有效补充：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作用凸显

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社会参与意愿强烈。在这个时期里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强大起来，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其政治参与愿望也随之强烈。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要求国家治理要有一个新的变革。这个变革不可单靠政府单方的力量，还要把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有效补充。

（一）治理的内涵

通常意义上，治理是一个国家与公民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互动过程。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采取协作行动的持续过程[5]。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实际上拥有一种“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这丰富治理的内涵，治理主体不单单是国家政府，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是治理主体。

（二）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国家的补充者、偶尔的竞争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外。社会组织对治理体系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社会组织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第一手的资料收集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视。因为政府只是一个主体，在收集资料上难免出现死角，而社会组织分布广，散布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泛地收集各部门的情况资料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会组织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欲望。在转型期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欲望强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制度对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原有渠道相对不足，社会组织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最后，社会组织可以缓解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样难免出现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上，这个矛盾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如动迁问题，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官民对立的问题。这时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让政府从矛盾主体中脱身。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政府从矛盾的一方，转化为化解矛盾的协调员。政府与群众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会治理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问题是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社会治理也就同样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共安全问题中有专业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第三方机构的介入。现在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往往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政府需要有相对应的专业部门应对，但限于编制、经费等问题，部门设立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这时就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问题中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通过社会组织进行预警。对所有国家来说，维稳是转型期社会的首要问题。而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安全问题，如群体性事件，伴着新技术的介入，往往有着爆发快、串联快、发酵快等特点，政府在对其进行治理中常常处于被动。如果将社会组织力量应用到这些方面，提前对群众进行疏导，让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诉求及政治参与欲望，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该类公共安全问题发生概率，同时也可以在问题出现之前，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预警。最后，在一些极端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如恐怖事件中，社会组织联动会提高管控效率、效果，达到全社会安全稳定的目标。

四、协同高效：社会参与下的政府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治理

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是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参与只是政府治理的补充，两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处理公共安全问题则是需要两者的协同互补，高效运作，这样才能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发挥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一）政府为治理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刚性”保障

虽然转型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但政府的权威性还是不容易被质疑的。比如说，政府依旧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体。在社会治理上还会维持原有的“刚性”特点。这对解决转型期社会含公共安全问题十分重要。首先，政府为解决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针对社会频现的公共安全问题制定有效并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使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有“抓手”可以用。对公共安全问题通过制度来分类定性，再有针对性地解决，让治理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师出有名”。其次，政府为预防和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执法权。有了相应的政策法律，就要求还要具备一个拥有执法权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必然要归属于政府管理。虽然放权是现阶段政府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执法权特别是对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上的执法权一定要归属政府，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良性的发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问题一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加之转型社会的不稳定性，关于公共安全问题的一些行政权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关于公共安全问题政策法规的相对稳定。政府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就要保证其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指的是，既要保证在一定时期内政策法规是稳定的，又要对政策法规进行一定的调整来适应多变的转型社会。这个相对稳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这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二）社会组织为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柔性”支持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增强，为解决现实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会组织为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持。转型社会是一个变化快的社会，加之当今社会的技术革命，应对一些公共安全问题需要的技术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会组织因为没有政府 机关部门相对烦琐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纳专业技术人员来应对日益高技术化的公共安全问题。其次，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更为客观的第三方力量，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转型社会政府原有的威权主义受到挑战，加之种种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这时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往往就可以承担这一任务。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且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在其专业领域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国外的一些咨询公司和民调机构就是个例子。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客观而专业的，给出的解决手段也是科学的。最后，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难免不把政府与群众之间对立起来。比如，城市发展的拆迁改造上，群众与政府意愿和利益预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影响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重则就会引发更为严重公共安全问题。社会组织的介入就会将政府从这个矛盾对立中解脱出来，由社会组织去做群众的工作，而政府只来协调社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势必会大大降低公共安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总的来说社会组织为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柔性”的“软件”支持。

（三）社会参与是在政府监管下进行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安全问题治理要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虽然治理理论给社会组织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和转型社会的时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监管治理全过程。首先，公共安全问题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必须有所导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给社会组织。这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负责任的态度。并且政府的监管可以保证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扩大。其次，转型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对社会问题有统一的监管。转型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也是矛盾交织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轻则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如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重则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最后社会组织本身也希望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社会组织的运作应该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内，这个框架的设计往往是需要政府来考虑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要与政府“看得见的手”配合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总的来说，社会参与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来应对各类问题。但由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配合还要以政府为主体或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

从上述各种分析上来看，社会组织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治理，是一个解决该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社会组织快速健康的发展壮大。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来应对和解决转型社会中出现的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定度过转型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1]Welsh H A.Political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Comparative Politics 1994-4： 381-382.

[2]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3-77

[3]otspeich R.Crim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J].Europe.Asia Studies，1995-4：558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篇2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各项风险层出不穷，其中的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尤为突出。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如何高效预防和解决城市风险问题并为居民提供良好的公众安全服务已成为政府部门面对的首要问题，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恰恰为我国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和机遇。

二、大数据的概念

所谓的大数据，也就是Big Data，指的是因数量过于庞大而无法使用传统的数据处置方法在一定的时间内对其进行高效分析、比对和整合的海量数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并不单单指的是数据规模的庞杂，其也包含了对数据的分析和应用[1]。大数据技术的核心就是预测，即通过数学算法对特定的海量数据实施分析和研究，从而对某一事件的发展规律进行预判。大数据主要具备四大特征，简称为“4V”，Volume、Variety、Velocity和Value。

三、大数据环境下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

鉴于大数据技术具有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因而大数据环境下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就是以大数据为核心，让其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之中。

（一）大数据收集

要想充分发挥大数据的积极作用，首要环节就是收集大数据，即相关人员应有目的性地去积累各种形式的数据信息，并从中找出事实根据，而整个大数据的主要来源。在这一过程中，即使并未对收集数据进行深入探究，只凭初步证据也可有效发挥大数据的效应。

现阶段，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已转变为预防式治理模式，即工作重点为提供主动性警务服务，在源头上预防犯罪。众所周知，公安工作是建立在大量情报信息基础上的，而信息收集工作则与数据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三者关系为数据转变为信息，信息再转变为情报。从狭义角度看，数据无非是以阿拉伯数字形式呈现的数值，其本质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性涵义，如175，只有将数据放在一定的环境中，此时其才具备某种现实意义，如数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身高为175cm，而这就是信息，进一步讲，民警在调查过程中，从案发小区居委会负责人口中得知，近段时间入住了一名身高为175cm左右的男性，而且其作息时间基本与案件发生时间存在一致之处，此时的信息也就变成了情报，从而为公安机关提供了有力线索，即大数据环境下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起始环节就是收集数据，再探究信息，最后产生情报。通过将数据有效转化为情报，以情报对未来的活动进行预测，以此来达到预防犯罪的预期警务治理目标。

（二）大数据发掘

所谓的大数据发掘，就是指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海量数据，发现数据背后的隐蔽性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发掘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对未来的行为趋势做出预测。因此，预测行为的核心为情报，而情报则是明确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反恐预警。现阶段，我国反恐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一旦发生恐怖事件，就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动荡，由此引发的社会恐慌不可预估，而社会不良影响也会持续蔓延。相较于一般的犯罪活动，恐怖袭击中的犯罪分子往往怀有必死的决心，再加上反恐斗争必将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反恐斗争必须提高对事先预防和事中应急处理的重视程度，特别是事先预防，即在恐怖事件发生前将其终止，但由于恐怖事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因而事先预防具有较高难度。而通过引入大数据发掘技术，即可从蛛丝马迹中找到恐怖分子的行为趋向。由于犯罪分子往往有着一定的犯罪目标，而其所有的行为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无论是资金筹集，还是人员联络，各个环节的数据必会在数据空间中留下痕迹，而大数据发掘技术的核心就是找寻蛛丝马迹，以此来确认犯罪分子。总的来说，通过分析和比较海量数据，再加上监控信息，把握本地区的治安形势，其后向决策机关上交预测材料，以此来实现反恐预警。

（三）大数据参与

基于大数据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改变了传统的以公安机关为主的管理形式，重视主体多元化，也就是说一旦发生安全事件，就会立即形成以公安机关为核心，相关政府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相互协作的治理网络。例如，美国波士顿爆炸案，在这一恐怖袭击事件爆发后，警方立即对现场数据进行了收集，第一，提取袭击现场监控摄像头所录制的视频数据，第二，收集附近居民在案发时拍摄的各类照片或影像数据，第三，社交媒体中的照片或影像数据，第四，建立了一个专门网站，以让广大民众上传案发现场的照片和视频数据[2]。基于以上海量?稻荩?调查人员依据时间顺序对其进行排列，以还原现场情景，并应用了图像处理技术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由此可见，通过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到公众安全治理中，可发掘更多细节，而更优的治理方案也将被启发。

（四）大数据判断

大数据决策，也就是大数据判断，指的是借助数据统计技术，对异常数据进行分析和比较，以产生符合标准的数据，从而有效发挥大数据的判断作用，而该种功能对于实现公共安全事件的预防极为有效。从表面上看，安全事件均为突发事件，但其仍可利用大数据对其进行预测，基于大数据平台，对城市区域内的各种数据进行收集，并实施动态监控，以此来有效提升公安机关的快速应答能力，一旦发现某一区域出现异常数据，便立即借助各种现代化通信手段实现提前预警，以此来有效降低安全风险。通过大数据判断技术，实现了公共安全时间的及时应答和快速处理，从而在根本上维护了社会大众的安全。

篇3

社会治安安全工作是公司年度工作总体规划的一个重要部分，今年计划投入××万元，专项用于安全治理。围绕总体规划，大厦综治领导小组认真展开工作，每月组织检查讲评，评估大厦安全形势，及时查找安全隐患并认真组织整改。今年，在“人员密集场所专项整治”中，投入×××万元购置消防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通过层层发动，公司上下和全体业主整体联动，大厦安全一直处于良好的势态。

一、组织机构

成立综治领导小组、消防委员会、民调委员会、治保委员会、火灾扑救指挥部，明确各机构工作职责。

二、层层落实综治责任

公司董事长为综合治理责任人，与各部门层层签订《综合治理责任书》和《防火责任书》，工贸市场和物业公司分别和业主、使用人签订责任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大厦的方方面面，形成整体合力。。

三、加强法制教育

根据市场和居住户不同的特点，针对性地进行普法教育。市场的业主和营业员流动频繁，为了普法不留盲区，业主进场和营业员上岗必须参加普法教育，经考试合格方可经营和上岗；居住户难以集中，就利用业主委员会、业主座谈会、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消防法》、《刑法》等法律法规。另外，公司还征订《火警杂志》、《中国公安报》、《治安杂志》等，分发给业主、使用人阅读、学习。今年九月和十二月，两次请省安居消防安全培训中心派教官授课，效果甚好。

四、加强保安队伍建设

大厦共有保安×××人，协管员××人，持证上岗率达80％，从而保证保安的基本素质。保安队伍建设是今年的工作重点，从职业道德、业务技能培训、工作作风培养、快速反应能力等方面，全面提升保安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应急处置程序的培训，提高了抗击突发事件的能力。今年11月9日，大厦消防委员会组织大规模消除演练，由于基本功扎实，指挥程序正确，组织疏散有序，灭火作战迅速，后勤保障有力，消防演练取得圆演成功。原创：

五、加强民事调解工作

××大厦是一座综合性大楼，人员成分复杂，容易引发各类纠纷，为及时掌握民调信息，我们注重发展和建设民调信息员队伍，提高民调信息员队伍综合素质，及时掌握民调工作动态。全年调处一般纠纷21起，比去年同期下降20％，调处疑纠纷2起，比去年同期下防降50％，调处率100％，调处成功率100％，有效维护了大厦的稳定。

六、积极配合社区做好“五城同创”工作

我们是社区的一员，支持社区工作是我们尽量的义务。今年，作为提升城市形象的“××××”工作在全市铺开，和平桥街办、仓巷居委会的领导多次亲临××大厦指导工作。物业公司同样十分重视“××××”工作，在经费相当紧的情况下，相续投入近××××元，购置老鼠夹、垃圾箱等，放造排水设施，发放学习材料。有各级政府和我们共同努力，就会取得可喜的成绩，××大厦第一批通过市政府组织的验收。

七、加强消防管理工作

物业公司逐步完善了一系列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消防安全考评细则，消防安全管理完全制度化、规范化，通过层层检查、层层考核，层层落实责任。在今年的“人员密集场所专项整治”中，我们积极自查自纠，顺利通过考核验收。××大厦是高层建筑，消防要求特别高，我们经常提醒自己，消防安全来不得一点马虎，安全是更大的效益。

最后，由衷地感谢各级攻府对××大厦各项工作的有力支持！

篇4

关键词：电力工程；建设；智慧化；管理方式

现在，电力工程事故的安全问题突出，市场有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产生威胁，也导致电力工程建设单位不能稳定的发展。在电力工程建设的环节中，由于工程的规模大、施工地点非常的分散，而且各项监管措施不到位，直接导致事故产生。在智慧化管理的引导下，可以实现安全的监管。

1安全智慧化管理常见的方法

1.1门禁系统

门禁系统主要采用的是指纹考勤机和人脸识别等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对工地的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识别，并且每天进行考勤，生成考勤记录。非本工地的人员如果想进入的工地中，应该用身份证登记。这种方法确保工地现场的人员流动的合理性，防止一些外来人员非法进入工地中。

1.2报警系统

报警系统的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施工周围的安全性，防止各类不安全因素的产生。党入侵的行为发生后，报警系统就会自动的发出报警信号，值守人员可以及时的采取措施。采用红外对射探测器的方式，可以形成监视系统，如果有非法人员闯入，可以发出报警提示，保安借助地图识别的方式，可以对非法人员进行精确的定位。

1.3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实现了远程监控的方式，这种方式针对建筑工地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工地上发生的一系列的行为都能被全部记录，监控人员可以针对事故重复的观看录像，及时的发现各类违规操作的行为。

1.4无人机巡查系统

无人机巡查系统采用了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对巡查的路线进行设置，无人机可以定时对工地的安全进行巡查，发现问题采用报警的方式及时的通知管理人员。

1.5定位追踪和扫码系统

在施工人员的帽子上安装追踪芯片，从而可以对施工人员的现场操作的状态进行分析，并且借助电脑显示屏的方式及时的查看信息，对工人的操作情况有及时的了解。管理人员在现场勘查的环节中，通过扫一扫的方式，就能了解施工人员所有的信息，对施工人员的工种、工点和技术能力等进行了解。

2完善电力工程建设安全智慧化管理的策略

针对智慧化的管理方式，结合电力工程施工的实际情况，针对工程点分散、监管人员不足、监管方式单一等问题，采用信息技术实现工程施工的管理，完善智慧化管理。

2.1建立工地可视化的远程管理系统

通常情况下，电力工程的施工点非常的分散，不利于管理，在每个工程的施工点安装监控系统，从而实现每个工程点数据的整合和传输，完善施工单位、项目公司的合作，实现联动发展，确保视频数据可以实现共享，通过远程视频监控的方式，可以掌握每个施工点的现场施工情况，通过远程监控的方式，对施工地点进行安全的监控。工地可视化监控的方式可以实现工地现场情况的分析，通过远程云控制的方式，可以实现现场的报警，并且可以借助现场语音的方式，管理人员可以对施工现场进行指挥。在不同的施工阶段，管理人员应该结合实际的施工需求，有重点的监控。

2.2建立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

单位的施工人员应该运用统一的门禁的方式，对施工的现场进行严格的监控，在屏幕上可以显示不同施工现场的施工人员。将施工人员的资料以档案的形式整合，建立信息管理系统，从而可以对工程施工人员的基本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可以掌握工程现场所有的运作情况。为了确保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在信息库资料建立完成后，应该完善相关的监理工作，各个监理区域应该实现互相检查的机制，防止一个监理部门产生疲劳懈怠的问题。

2.3建立危险性较大部分的分享工程管理平台

在针对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等工程操作中，这些工程中都需要采用大型的设备，其危险源非常多，而且涉及的内容广泛，如果仅仅依靠人力进行检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排查的效率不能得到提升，而且工程不能实现全过程的管理。在对塔式起重机的使用情况进行管理的环节中，应该建立全面的管理系统，应该对塔式起重机的使用进行实时的监测，完善防碰撞计算，并且完善角度的限制等，采用声光报警的方式，如果发生意外，应该及时的采取措施。而且要完善全方位和多角度的实时监控，从技术的层面完善起重机使用过程的监控，防范各类安全隐患的产生。

2.4建立工程结构安全施工实时监测系统

在工程建设的环节中，结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要完善对建筑工地的环境监测，在进行混凝土浇筑的环节中，应该对钢结构的强度和抗压能力进行深入的分析。在传统的监测方式中，其效率低下，而且准确性低，不能实现集中的管理。所以，在施工中，应该采用不同的仪器检测的方式，确保施工的安全性。系统可以将各个监测点的信息汇总在一起，从而实现信息的共享，方便工地进行统一的管理。

3结语

在互联网技术投入使用后，在施工现场可以采用传感器技术，建立智能化的监控体系，将科学技术与安全管理体系有机的统计，弥补传统的监测方法的缺陷。在实际的工程中，可以实现人员、机械、材料和环境的监控，完善安全监督的新理念。

参考文献：

[1]常建磊.电力基建工程安全管理的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J/OL].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17-03-02)

篇5

笔者认为，看清各类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的来龙去脉，条分缕析危害发生的复杂因素，才有利于科学理性应对、实施有效监管、社会同力共治。

第一，从农产品生产环节说起。农产品生产是食品的最重要源头，近年来各级政府特别是农业部门坚持统筹农产品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质量安全，全面强化执法监管和推进农业标准化，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稳定、逐步向好。但同时要看到，由于农业生产仍以分散的、小规模的经营模式为主，使得生产标准难以统一，极其不便监管；由于大批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留在农村的老年农民掌握新技术、新标准的能力较弱；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起步晚、基础弱，部分生产者的安全意识不强：由于分散的小农缺乏科学施肥用药意识和能力，容易派生出质量问题。

第二，从食品的流通加工环节说起。我国的食品工业是全球老大，每天生产11亿千克的食品，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问题概率也不可小觑。流通加工环节过度分散，增加了食品安全控制的复杂性。其一，食品加工的集中度较低，传统工艺与现代制作混杂，地域性、分散性小作坊处处冒烟，各地风味食品以产地为中心并呈扇形扩散。其二，食品产业的加工链虽然不长，但是流通周转链、供应链过长，需经过多次转手、长途转运才能到达百姓餐桌。其三，食品消费以鲜活为主，一些简单加工和运输需要采取保鲜措施。本来就利益微薄的食品生产，还要经过生产、加工、流通的多次利益博弈，质量保障及道德防线经不住利益驱动的冲击。

第三，从食品链条的投入品市场来说。影响食品安全的污染物，是指食品从生产、加工、包装、贮存、运输、销售，直至食用等过程中产生的，或由环境污染带入的化学性危害物质。投入品的使用，关键在于量的控制、时间点的把握；更为关键的是，那些明令禁止的药物或添加剂，一定不能生产使用。那么，苏丹红、孔雀石绿、瘦肉精、神农丹等等这些披着美丽外衣的有是怎样屡屡浸染市场的呢？是一批无良企业、无良商贩受利益驱使，结成了“利益链”；同时从生产、销售再到餐桌的链条上，企业内控、标准制定、质量监督等诸多关口上的防线也屡屡“失守”。

第四，从政府重视和市场监管说起。保障食品安全，是需要政府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共同落实，行业自律和社会他律共同生效，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共同激活，法律、文化、科技、管理等要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的、系统的社会管理工程。我国的食品监管体系，还存在主体职责不清、部门分工不明、缺乏配合协调、各类标准打架、盲区盲点较多等现象。监管的体系完善与能力建设需要一个过程，且这个过程与食品安全问题易发多发的时期并存。

篇6

    由于我省部分企业经营者或负责人的知识产权意识相对淡薄，从而在有意无意之间引发了不少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有的仿制他人产品外观，有的则被国外企业状告专利侵权。

    这些现象再一次为我省企业在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知识产权意识方面敲响了警钟。

    案件一 超时使用外国专利

    案情简介：芬兰奥托昆普公司1988年3月26日就“一种铜及铜合金管的制作方法”向中国申请了专利，河南金龙精密铜管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1991年、1992年引进了两条铜管生产线。2000年7月，金龙公司自行组装了一条生产线，也向芬兰公司支付了专利许可证费用。

    为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2001年12月1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第80号公告中规定，芬兰公司的“一种铜及铜合金管的制作方法”的专利保护期限由2003年3月26日延长至2008年3月26日。2003年3月，芬兰公司以金龙公司侵犯其专利权为由，向我省知识产权局提出处理请求，要求河南金龙停止侵权并支付专利使用费1200万元。

    处理结果：省知识产权局经审理认为芬兰公司的专利有效期延长，是因国家政策调整所致，不能简单地以侵权或者不侵权进行处理。后经多次沟通，双方于2004年末达成了和解。

    案件二 惨遭百家企业侵权

    案情简介：郑州恒昊玻璃技术有限公司迄今为止已申请55项外观设计专利，10项新型实用专利，6项发明专利。2003年5月以来，在全省和全国各地竟出现了100多个侵权厂家。恒昊公司首先选定洛阳市恒美玻璃技术公司、洛阳市唐宫市场玻璃工艺经销部等五家企业，向洛阳市知识产权局提出处理请求。

    处理结果：洛阳市知识产权局对涉嫌侵权厂家采取统一行动，查处、封存了涉嫌侵权产品，并责令销毁全部的侵权模具和侵权产品。五家企业分别向请求人做出经济赔偿。

    案件三 侵权企业三次更名

    案情简介：兰考永昌机械厂的法定代表人王永昌拥有“全自动液压吊装机”新型实用专利。该专利产品一经投放市场，就遭到数家企业群起模仿生产。权利人虽对其中一个侵权企业通过民事诉讼打赢了官司，但侵权企业采取注销和改变企业主的方式逃避法律制裁，使强制执行因被执行主体不存在而落空，但随后又注册新的企业，改头换面后继续实施侵权行为。2004年4月20日，王永昌以开封新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兰考永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侵犯其专利权为由，分别向河南省知识产权局提出行政处罚请求。

    处理结果：经河南省知识产权局主持调解，开封市新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向王永昌支付专利许可费用5万元。

    案件四 农民告倒韩国侵权企业

    案情简介：南阳农民朱某先后申请拥有5项专利权。2004年，朱某发现韩国商人开办的独资企业某石材有限公司加工的产品涉嫌侵犯其专利权，遂向南阳市知识产权局提出了处理请求。

    处理结果：韩国企业被责令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销毁用于生产侵权产品的专用设备和侵权产品。

    案件五 假冒专利被判8年

    案情简介：洛阳市黄河软轴控制器厂研制的“发动机软轴控制器”被授予专利并实施后，该厂业务员唐亚杰从2000年9月起伙同他人成立了洛阳市精工企贸有限公司，仿制“发动机软轴控制器”专利产品，并打上专利产品和专利号，伪造专利证书，构成了假冒他人专利案。

    处理结果：唐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没收非法所得。

    案件六 摩托车专利起纠纷

    案情简介：偃师市争胜摩托车厂许战争开发出了“正三轮豪华车转动机构”、“倒顺挡齿轮换向器”，于2002年12月获得专利权。同年6月，偃师市飞龙摩托车厂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仿制该产品，并委托他人进行加工生产组装销售。

    处理结果：洛阳市知识产权局责令飞龙摩托车厂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销毁全部的制造模具及侵权产品。

    案件七 无效专利继续宣传

    案情简介：2002年6月，洛阳市关林雄鹰硬质合金厂的“复合合金材料导卫板”曾被授予专利权。2003年9月，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但洛阳市关林雄鹰硬质合金厂仍在媒体上刊登宣传文章，称其取得国家专利。

    处理结果：2003年12月，洛阳市知识产权局责令当事人宁少俊和关林雄鹰硬质合金厂立即停止宣传无效的专利行为，并处以5万元罚款。

    案件八 外观设计专利侵权

    案情简介：旅居驻罗马尼亚的华商张嫩枝女士根据罗马尼亚等国家民族生活习惯，设计了多种线毯图案，2001年9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了专利权，权利人在洛阳偃师组织生产，销往国外。

    2002年3月，专利人发现罗马尼亚市场出现了与其专利相同的产品，为偃师市昝书和等四人生产、销售，遂向洛阳市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侵权处理请求。

    处理结果：经洛阳市知识产权局协调，昝书和等四人停止侵权行为，侵权企业统一纳入请求人的生产企业管理。

    案件九 利用网络虚假宣传

    案情简介：2003年11月，投诉人商丘市的江旗先生自主开发的“折合式全封闭轿车库”被授予了专利权，投诉人发现被投诉人商丘市梁园区樵雅铁艺有限公司公然在阿里巴巴网站上使用投诉人的专利号许诺销售WN-180智能化折合车库。2004年10月，投诉人要求责令被投诉人立即停止假冒侵权行为。

    处理结果：专利管理部门依法对被投诉人提出书面警告，责令其立即停止网上宣传行为。

    案件十 为专利屡败屡“告”

    案情简介：1989年，现郑州拓普XGK轧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红专、赵林珍夫妇研制成功了XGK型冷轧机，并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自1989年已经得到授权6项。2003年3月，郑州拓普公司在天津市人民法院，对天津冶金规划设计院、山西万邦公司提起了专利侵权诉讼，败诉后，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申诉，现已被最高法立案。

    据赵林珍介绍，2001年11月，正当公司要求与原郑州拓普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部负责人的胡玉秀签订技术保密协议时，胡突然卷走大量专利轧机技术图纸资料，不辞而别。

篇7

关键词：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供应链可持续治理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6-0047-12

作者简介：戴勇，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教授、博士 （上海 200241）

一、引 言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食品安全治理最近几年来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并且随着公共治理理念的提出，研究重点逐渐由行政监管转向了公共治理，强调高效、垂直、集中统一的行政监管机构，强调食品产业链“从农田到餐桌”监管过程，强调透明性和公众参与的监管主体等理念。公共治理模式成为目前的重要研究方向。目前的研究体现在以下方面：

分散的监管权力配置结构、监管独立性的不足、过于依赖行政方式的监管风格以及孱弱的监管基础设施建设，是制约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提高的四大结构因素1。因此针对我国食品安全的治理模式的设计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研究十分必要，宋强提出了大食品安全的综合治理思路，包括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综合协调功能，明确食品安全机构的监管责任，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运行效率，促进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公共治理模式的形成，由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构成监管主体2。政府在依法履行监管职能、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同时，应注重发挥消费者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已成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方向。

在此基础上，如何设计有效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保障社会化监管等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由于食品安全事件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作为公众利益人的政府，实行食品安全管制是弥补市场机制失灵的有效手段，其中信息的供给是重点。周应恒等指出食品安全问题根本上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市场扭曲失灵的问题，增加食品安全信息供给是解决食品安全市场失灵问题的重要手段1，由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在考核方式和信息传递等方面存在着激励失灵的问题，因此需要建立制度和信息结合的治理方式2，如政府应加大信息披露的补贴3。

同时食品监管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因此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选择是消费者、生产商、政府等利益团体博弈的均衡解，吴元元提出了声誉机制，借助无数消费者的用脚投票将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执法4。杨光飞认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微观层面上表现为我国食品行业责任伦理的缺位以及相关监管部门行政伦理的缺失，需要重视经济伦理观念和市场实践的有效结合。5

围绕着治理机制的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政策手段包括经济公共政策如强调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弥补作用、重视分析政策的经济影响以及社会公共政策如强调教育和知识在食品安全保障中的作用、分析社会共同监督食品安全的公众参与机制和方式6。在食品安全治理的行政监管政策研究上，目前的研究大多从企业行为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经济激励政策，社会政策的研究则相对关注不足。研究中虽然涉及了消费者、社会组织等在食品安全保障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对食品安全保障的社会参与机制等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综上所述，由于食品的信任品属性，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着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的特点，单独的政府和市场本身无法完全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通过社会共治的方式去弥补单一监管机制的缺陷。但目前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研究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是研究对象的局限。对食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消费者行为、企业行为的探讨上，对社会组织、政府管理的研究仅仅局限在体制和法规等范围7，没有深入的讨论社会共治主体在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中的定位和作用。二是食品行业分类众多，既有大型企业为主体的现代化食品加工制造业，又有小企业小作坊式的农副产品加工业，这却是我国食品行业的常态，对这些小企业的食品安全监管研究还很薄弱，这也造成了目前社会共治模式的探讨缺乏针对性。三是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发达国家以新技术和微生物风险为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参照，没有意识到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事件主要是基于食品供应主体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四是对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方面技术与制度结合的研究很少，缺乏改进监管工作绩效的基本依据和路径研究。因此，对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制的重塑及相关治理政策的完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二、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框架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型设计

（一）食品安全共治的关键要素：供应链的视角

大量产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为研究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但是对这些事件的解读往往针对的是单一事件，而且解读的角度可以从质量、公关、财务等方面多角度展开，王常伟、顾海英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了供应链区分，认为供应链环节、主体等才是区分食品安全事件的有效维度8。基于供应链的视角，我们容易发现食品安全与供应链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食品行业是供应链高度分散产业，分散的全球供应链意味着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加和事件处理的时间增加以及相应的后果严重，因此供应链的成员、层级、决策方式等供应链的内部构成将影响着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导致食品行业风险的识别、风险管理、信誉管理等供应链风险管理体系较弱。（2）食品安全与供应链利益相关者关系密切。除了供应链的内部结构之外，食品安全还与消费者、行业组织等其他供应链外部成员密切相关，从食品安全事件的后果和损失中我们发现这些成员构成了事件后果和损失中较大范围难以简单量化的损失，如社会影响、环境破坏等对于安全治理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借用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来定义，其范围要比股东、投资人等狭义的利益相关者要宽泛一些，可以更好的反映食品安全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其中，大部分食品安全事件都与政府的监管不力有着直接的联系，美国的花生酱事件虽然是由微生物感染引起的，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监管不力的责任不可推卸，中国的三聚氰胺奶粉则与政府部门管理混乱、导致供应商的道德风险的监管不力密切相关。（3）食品安全事件处理带来供应链持续发展的要求。食品安全的大部分案例从事件发生到治理完成，短的需要赘鲈拢长得往往横跨数年，甚至反复发生，如蒙牛几年内发生了几十次，因此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需要建立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在供应链环境下，食品企业的研发、制造和销售都需要整个供应链的配合，供应链的结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对食品行业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食品安全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适应供应链结构，保证供应链主体作用的持续有效发挥，即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理念的引入对于食品安全的治理机制完善十分重要。

（二）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特点和要求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SCM）是指通过系统地协调跨组织的核心业务流程，对组织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的三重目标进行战略的、透明的集成和实现，以提高企业和企业所在供应链的长远经济效益。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的治理机制是关键。Monks and Minow定义治理机制为用来保证企业能够实现长期可持续价值的决策结构1，考虑到供应链的视角，我们将可持续供应链治理机制定义为焦点企业通过对内部部门、供应链成员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的管理，将供应链的市场参与者和非市场参与者整合在一起以构建企业可持续能力的决策管理与实践过程2。

一个有效的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机制应包括治理系统设计、政府及公众参与、志愿者组织和信息技术保障的共同作用3，其中包括了市场交易型、社会关系型、政府监管型等多种治理模式。

不同的治理模式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描述其特征，一个是合作还是非合作，另一个是正式还是非正式。关于合作，企业可以运用其市场地位和力量保证可持续战略的推进，或者在非合作的情形下，焦点企业依靠共享、合作的方法去定义治理参数和实施对供应链伙伴的决策影响4，在可持续供应链的研究中，合作和共享的机制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5。在可持续治理的框架下，社会化的作用加速了供应链之间的信息交换，成为平衡传统力量的新的合作机制6，这就使得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机制的合作性特征愈发明显。关于正式和非正式，正式的治理机制的决策需制定遵循清晰的规则和过程1，包括政府机构制定的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化流程、冲突解决机制条例等，正式制度往往与激励和惩罚相联系。非正式制度是在社会交往中长期形成的，对行为产生广泛约束但未成文的行为规则，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主要体现了社会力量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其对行为选择只具有自律性约束力和道德约束力。

因此在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要求下，我们对于食品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机制的设计希望将供应链利益相关者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通过正式/非正式，合作/非合作的治理模式的选择，实现市场、政府、社会等多方影响下的均衡，以体现供应链主体共同作用下的治理模式特点。

（三）供应链可持续治理分析框架的构建

围绕着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要求，Li等基于主体-结构-影响因素-治理模式的思路，以快速时尚产业为例建立了可持续治理的框架2。考虑食品安全的治理需要，本文将在其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治理模式延伸到制度设计和保障手段，建立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框架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型（如图1所示）。

1.目标：基于可持续供应链的三重底线：经济、社会、环境，我们将食品供应链的治理目标同样设定为这三个方面。

2.主体：根据利益相关者影响的思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界定治理主体，我们将直接参与供应链的企业称为内部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将不直接参与食品供应链但对供应链产生影响的机构、组织和个人设定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社会组织、消费者，其中的社会组织指的是与食品供应链相关的第三方机构、NGO组织，例如认证、检验、鉴定等组织。

3.结构：不同供应链结构下供应链内部主体之间的地位和力量的不对称程度对治理产生了不同的影响，Gereffi等归纳了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制五种典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方式3。在可持续发展的供应链治理中，基于合作性的区分，我们选择市场型、领导型以及关系型三种供应链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市场型结构主要反映基于供应链的合作，是一种依托市场的团队式供应链，领导型结构强调供应链核心的作用，关系型结构则是一种弱联系的供应链结构，这三种供应链结构在食品供应链中普遍存在。

4.影响因素：我们依托供应链的结构设定，考察对该结构下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们从内部参与主体特征（供应商能力和核心企业的领导性）、交易关系特征（供应链网络和交易复杂性）、外部参与主体的特征（消费者需求特征、政府监管能力和NGO能力）三个方面设立治理影响因素，对不同影响因素作用下的治理机制进行研究。

5.治理模式：基于主体-结构-影响因素的设计，我们可以归纳出适应不同供应链结构、影响因素主导下的供应链治理模式。

6.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设计：根据不同的治理模式，我们梳理出主要的治理制度，并从以下几个方面M行制度设计：①责任认定：层层追溯、相互制约的违法企业责任认定和惩罚。②监管激励：依托政府立法监管，鼓励社会组织及消费者参与监督。③市场声誉：利用市场和社会治理形成的声誉体系，形成食品行业的行业自律。④信息共享：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公共治理中加强透明性和公众参与的要求，构建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参与的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共享机制。

7.保障手段：在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我们考虑技术保障手段来保证治理机制的实现，包括：①建立社会共治信息的云平台，畅通公众参与渠道；②推行可追溯系统标准化建设，利用可追溯系统，建立责任认定，辅导企业实施可追溯系统；③建立食品信用档案，实施均一化的信用评级标准；④教育培训：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育和发展第三方检测等社会中介组织，提升其自身能力和公信力，引导公众积极、理性、合法、有序地参与食品安全社会管理。

三、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基于SSCM的食品安全治理分析框架，并参考Bush等关于可持续治理模式的研究1，我们提出如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如图2所示）。

（一）治理模式Ⅰ：核心企业 CSR主导型

该模式的供应链呈现出核心企业领导型的供应链特征，供应链围绕着一个领导企业展开，往往是食品的制造商或者零售商，如食品跨国公司主导的供应链模式。这种类型的供应链治理主要受到了核心企业可持续治理能力的影响，核心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可持续性是该类型食品供应链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呈现出内部治理的特征，该模式治理的主体是供应链核心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对核心企业CSR实施的监督来实现对于食品安全治理的影响。核心企业是连接供应链内外部的桥梁，对政府、消费者及社会团体传递来的治理要求进行转化，通过公司CSR的表述一起传递到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

两类社会共治主体是该治理模式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首先是政府，政府部门通过对核心企业CSR的监督，以及相应的行政干预、法律诉讼实现对企业内部CSR实施的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建立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俗继逑担来监督和引导企业完善CSR。其次是消费者，消费者对核心企业CSR报告的关注，CSR实施后产品的消费响应对于企业推行CSR具有积极的作用。

该治理模式的主要制度设计可以体现为政府规制为主，市场声誉为辅，政府应充分发挥立法作用，完善食品企业CSR的法制建设，如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环境标准 ISO14001，对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起到强有力的引导、管理和监督作用。将相关的CSR融入食品企业管理规定，引导和推动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合理的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和相应的信用档案，客观公正地评估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管理和监控。

（二）治理模式Ⅱ：供应链交易主导型

与模式Ⅰ不同，治理模式Ⅱ的供应链呈现出规范的供应链结构特点，供应商、制造商以及零售商在外包的基础上形成了合理稳定的分工，供应链之间的合作规范有序，如工业化流水线下的食品加工业，由于长期稳定的供应链的交易关系，使得企业之间形成了可以依赖的信任合作基础，因此链内的合作治理是该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在这种模式下，供应链的交易机制、成本成为影响治理模式的主要因素，一方面传统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发挥作用，通过市场价格等交易要素的传导可以实现治理信息的链内企业的传递，另外一个方面，稳定的供应链伦理的形成将会为该类食品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构造良好的氛围，这是一种依托市场规范、供应链内部交易关系的治理模式，与此相适应，外部的社会共治主体中社会组织和消费者主要起到对于交易合作关系的监督作用，通过监督形成有效的供应链内部治理机制。

社会组织如媒体，可以通过对可持续发展合作成功的典型供应链企业进行宣扬，营造良好的供应链伦理道德氛围，消费者作为供应链的客户端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倒逼供应链的可持续治理。

在该模式下，供应链可追溯系统将成为非常重要的保障手段，对于食品安全的责任认定和交易成本的激励惩罚将起到关键的作用，由于供应链企业间成熟规范的合作关系，对于可追溯的实施难度也会下降。

（三）治理模式Ⅲ：利益相关者主导型

该模式食品供应链治理的难度在于大量的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在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食品供应链中，如农副产品加工，该供应链结构既不存在具有领导地位的核心企业，又不存在规范有序的供应链合作层级，而是体现出一种网络状的供应链结构，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十分紧密，是一种松散型的结构，因此内部的交易因素不足以发挥治理的作用，不仅是核心企业层面的CSR，也不仅是供应链内层面的协调合作，而是一种更广泛层级的供应链内外的相互作用，外部关系主体是该类供应链的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介入并贯穿供应链始终是该类供应链治理的关键要义，这是一种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力量的多元化的平台型治理结构。

在该治理模式中，外部利益相关者不仅仅是简单的监督作用，而是主导了整个的供应链治理，作用如下：

1.政府：政府可以依托诚信系统，建立法律框架体系，建立标准化的可追溯流程是部门监管的重要方法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食药监、质检、贸易等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可追溯流程的标准化建设降低安全交易风险。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对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的引导和扶持，鼓励第三方机构为企业可追溯系统的实施提供基础性的平台架构。

2.社会组织：第三方组织如检验检测、咨询、教育培训等社会组织在该治理机制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独立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是监管资源的有效补充，GFSI（全球食品安全倡议） 就是一个全球食品贸易的认证机构，美国FDA在2010年对进口食品安全监管上专门引入了第三方审核机制。在欧洲，DNV、SGS、英国食品标准局的食品欺诈检测机构FFAU（The Food Fraud Advisory Unit）等处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方机构和非官方组织，拥有丰富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和强大的食品安全标准检查能力，在食品安全的治理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许多第三方主导的认证成为全球食品安全的重要标准，如Global GAP就是适用于全球范围农产品认证的自愿性私人标准。

同时社会媒体在食品安全中的作用同样重要，一方面媒体的报道对于食品安全的信息披露、监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新媒体例如微信对食品安全的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另外一方面媒体为迎合公众需要产生的畸形的报道也是需要规范和引导的。

3.消费者：消费者的参与也是社会公众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者的态度、觉醒、消费者的评价排名以及消费者协会等相关机构对于食品安全执法、源头发现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消费者通过与制造商的合作联盟，建立生产者―消费者联合型社会组织，直接参与到生产决策中，西方社区支持农业组织（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CSA） 就属于这一类型的社会组织，截至 2007 年美国的 CSA 型组织便达到12549个。近年来，我国都市中蓬勃兴起的“租地种菜”联盟也是生产者―消费者联合的新尝试1。

利益相关者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丰富和多样化，政府的立法监督、信息披露―传播―反馈整合基础上的信息共享、根据可追溯系统的责任认定机制、市场声誉机制都是有效的制度组合，可以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对于食品安全治理的主导作用。

该治理模式主要依托信息共享平台和可追溯系统来实施保障。首先是依托可追溯系统，建立基于RFID/条形码的可追溯技术和包含item级/ batch 级以及case级的可追溯层级系统，利用可追溯系统实施one up one down 的食品可追溯。其次是依托信息共享平台，首先构建信息生产的编码系统，实现有效追溯信息的记录与分级，第三利用编码系统，基于条码标签/RFID建立信息披露准则、传播途径，最后考虑大数据技术下的消费的信息反馈与评价。从信息共享、技术集成等方面构建这样一个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关键控制点的方法实现对信息各阶段的监督控制。另外，教育培训也是该治理模式的重点，通过教育培训激发消费者意识和社会媒体组织的规范性运营。

（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比较

我们将上述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表1），发现三种社会共治模式，具有不同的特征：

首先，核心企业主导型，是一种链内核心企业（in chain）为权威力量的治理模式，其对供应链相关成员的合作型要求有所降低，对其的治理是政府立法监管为主，社会监督为辅的正式的治理机制。

其次，供应链交易主导型是一种依托供应链交易规则沿着供应链结构层级传递（of chain）的治理模式，供应链的正式合作关系是该治理机制的基础，政府通过交易规则的监督，社会力量通过供应链伦理，用脚投票等方式影响到了供应链内部治理的伙伴选择、流程、绩效。

第三，利益相关者主导型则是一种链外治理力量渗透到链内的模式（through chain），该治理模式强调社会力量对供应链从投入到产出的全程的贯穿式介入，利益相关者成为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非正式的社会道德，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的结果。

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案例研究

根据上述的食品安全共治模式，我们将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验证。在食品安全的研究中，零售端的食品安全尤为突出，因此我们以零售链为例（retailer chain）进行研究。我们考察三种常见的零售链：

（一）自有食品链

该供应链主要依靠零售企业为核心，如连锁店的大型零售商，他们往往在销售品牌食品的同时，也会生产销售自有食品（Private-label），根据统计，自有食品的销售往往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 在欧洲部分地区，市场份额占到20%左右。这里我们以英国的Tesco为案例来分析该类企业是如何依托CSR管控自有食品安全的。

Tesco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包括：①经济责任，向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或者服务；②环境责任，关注环境保护，避免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等；③伦理责任，确保食品质量，确保消费者身体健康，及时召回缺陷产品；对员工提供安全保障和相应培训；其中转基因食品、杀虫剂使用和重金属超标以及有机食品的关注是CSR中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托Tesco的社会责任体系，Tesco开发了3800自有品牌产品。Tesco公司对于所有的自有品牌产品，严格甄选合作伙伴，由经验丰富的技术经理专门负责管理与指导，对供应商的生产、加工制订了一系列的社会责任标准和行为准则。产品上市后通过专业审核人员的供应商监督、技术经理对工厂的无预警随机拜访等等，帮助供应商提高其生产质量或其他技术能力，使供应商成长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同时，Tesco委托国际知名的独立检测机构及政府检测机构对产品定期进行监督检测，确认产品符合BRC（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及Tesco内部的要求如TNC（Tesco Nature Choice）、TFMS（Tesco Food Manufacturing Standard），对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监督。同时，供应商需按要求在生产质量管理系统中建立产品追溯体系，以确保制造商的原辅料的来源及实际生产过程可追溯。其中，英国政府通过对BRC标准的支持，要求Tesco定期公布社会责任报告，促使Tesco通过强化CSR的实施来保障食品，消费者通过对CSR的关注，影响到了企业食品安全的治理。

从上述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Tesco自有食品链的监管中主要依托了Tesco的CSR，将其标准流程作为供应链食品安全管控指南。

（二）品牌食品链

该供应链指的是依托供应链关系，零售商负责销售制造商的品牌食品。考虑到研究主要是以零售端为对象，因此我们选择零售端和制造商（供应商）的合作型案例。其中合作社作为新鲜农产品供应链中一个有效的组织形式被广泛的使用，我们以荷兰草莓生产合作社的案例来分析，在该案例中草莓供应商（农户）和零售商建立了纵向一体化的股权结构安排，研究表明依托供应链层级的合作社模式比单纯依靠市场治理的合作社模式取得更好的食品安全绩效1。

荷兰的某草莓供应商建立的合作社有354名成员，以自有品牌的方式销售产品，年销售额为3亿欧元，其中75%的销售是通过直接与零售商签订合同完成的，零售商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了合作社的治理。合作社负责生产基地建设、技术和信息提供、农产品检验。在合作社内部，投票权按照一定的产量比例进行分配，该合作社投资建立了自己的物流公司，提供包装、配送服务，每年都有针对新规则、新设备、新产品的成员培训，建立了食品安全的保险制度。该合作社成员的治理程度较高，通过社员大会与信息披露制度，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通畅，合作社与成员之间形成了监管机制、检验检测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产品追溯机制等，是保障合作社质量安全控制的关键所在。

合作社与零售商的对接是以草莓为媒介，以合作社、零售商为实施主体，基于供应链实现。合作社通过合同向零售商供货，能够获得稳定的收益和持续发展的空间。零售商直接从产地采购，能够稳定货源，降低采购成本，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这种稳定的供应链结构通过零售商的股权投资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该治理机制主要通过合作社的制度安排，通过纵向一体化的股权结构有效降低供应链内部交易成本，依托供应链内部层级的交易型治理机制能够很好的保证食品质量和安全。其中外部的治理力量主要通过对内部交易治理机制的监督和强化来实现有效的食品安全防范，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主要通过GlobalGAP认证来实现监督，消费者则通过对产品的购买来表达意愿，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合作社食品安全控制主要依赖于供应链内部结构的治理，食品安全机构的支持力度高，治理机制比较正式化。

（三）松散市场链

在零售链中，还有一类属于依托批发市场、交易市场的一种供应链，在该类供应链中没有严格的层级体系，供应链伙伴关系不紧密，属于一种松散的市场的食品链，这种供应链由于缺乏来自供应链内部治理力量的约束，主要靠社会共治完成即利益相关者主导，我们以水产品中的小规模渔业为例，来探讨该类供应链的治理。

小规模渔业是全球重要的海产品提供方，占据了全球渔产量的50%，由于小规模渔业的规模小，尽管小规模渔业中有零售商的直接采购，但依托交易市场如水产批发市场进行交易是其零售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销售几乎全部是在现货市场完成的。与小规模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环保问题一直是小规模渔业的重点，但同时食品安全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最近这些年多尺度的治理模式（Multi Scale Governance）逐步成为主要的模式，如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的渔业1案例的研究，从中可以发现多尺度的治理方式下政府、利益相关者、消费者都可以参与到其中。其中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的治理模式如下：

首先，隶属于农业部的全国渔业和水产业委员会（CONAPESCA）整体负责渔业的食品安全问题，旗下的国家渔业研究中心（INAPESCA）负责科学和技术的部分，议会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保证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政府决策、提供食品安全建议给政府部门。其次，利益相关者通过NGO等社会组织的安排参与到渔业计划、生产、物流配送、市场交易等供应链环节的决策与监督。第三，在市场交易方面，主要通过产品的质量检测来防范食品安全。第四，消费者可以通过追溯系统查询产品信息来源。

这种多规模的治理模式在层级上可以分为基层和上层。在基层通过渔民合作社建立自治机制，并在渔民合作社的基础上逐步汇总，形成地区性的渔业联合会，然后再汇总到全国层面的渔业联合会，其中最大的一个，包括32个地区组织，2685个合作社。多参与主体互相联系、合作管理是多尺度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

我们注意到，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的渔业治理模式中，NGO发挥了重要的作用，AGS（Alto Golfo Sustentabl）就是一个多利益相关者的NGO，其成员包括工业和手工渔业部门、虾营销公司的代表，以及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食品的安全，帮助政府推行了梭子蟹渔业管理计划。主要作用包括：①NGO深入参与到渔业供应链从投入到产出的全程（例如生产计划、物流）的整个环节，为企业提供决策建议。②NGO不仅帮助小规模渔业建立了从底层的合作社到上层联合会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帮助这些合作社获得了参与当地渔业规划的决策权力。③NGO帮助建立了水产品信息共享的网络平台，实现供应链的信息共享，如统一的市场信息平台，建立供应链成员间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沟通渠道，值得注意的是，NGO等利益相关者建立了社会学习机制，通过学习教育、贯彻食品安全的要求。通过设置基金，鼓励食品安全的研究。④食品安全标准的建立，NGO大力推行MSC（The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标准，帮助建立海产品可追溯性产销监管链体系，例如建立了下加利福尼亚龙虾的MSC认证。

墨西哥加利福尼湾的渔业治理模式可以看成是一种基于NGO的利益相关者主导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的治理作用，在政府制度、渔业市场和第三方标准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桥梁。

三种不同零售链的案例丰富了前述的治理模式理论模型，对其总结如表2所示。

五、结论与建议

论文通过对食品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研究来解决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问题，基于主体-结构-影响因素-治理模式的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框架，设计了核心企业CSR主导型、供应链交易主导型以及利益相关者主导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

从基于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不同的供应链结构下，社会共治主体发挥不同的作用，三种治理模式从法律监管、交易流程完善和信息平台提供三个方面提出了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政府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规范和激励社会共治力量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的引导作用，因此我们认为政府的作用应该着眼于以下方面：

（一）完善的立法体系：为监督执行提供法律基础，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因此我们应该以食品安全法、消费者保护法等基本法的构建和完善为依托，建立法律框架体系，在基本法的基础上，一方面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如第三方组织介入的可执行条例。另外一方面，完善信息披露系统，强化对核心企业CSR的监督要求，建立社会信用档案，完善监督机制，积极鼓励和倡导社会媒体包括新媒体通过大数据、即时通信技术等新型技术加强监督，关注舆情监控，推动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可追溯系统的建设。

（二）标准制定与流程完善：实现政府制定标准，依托社会组织实施

在内部交易为治理主体的供应链中，政府应通过流程的规范来引导交易中的食品安全。全球可追溯的标准和流程的主要制定者GS1就是一个非政府的第三方组织，当然我们国家目前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组织，发挥不了完全的标准及流程功能，但是我们可以两步走，一方面，政府通过食品可追溯标准的制定和导入的行政治理方式影响食品供应链决策，另外一个方面，利用社会中间组织的监督职能，建立完善的召回及追溯实施流程规范，政府应通过社会服务购买、税收减免、转移支付等方式，大力培育召回检测、信息、可追溯实施辅导等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鼓励担任可追溯流程的实施方。

（三）社会平台的建设：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共享平台

篇8

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市场竞争中，大部分企业时刻面临着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困境，特别是私营企业，由于工作节奏快，职工的压力较大，因而更具有特殊性。任何一家企业的正常运营都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和团结奋斗，但是私营企业往往无限度的给员工加压，这种压力不仅包括工作环境和工作负担等因素，也包括企业过度忽视员工的工作感受。过度的压力会导致员工工作态度消沉，并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员工生理和心理的不良反应，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重大隐患。

工作不安全感是工作压力的重要来源之一[1]。目前理论界对工作不安全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Greenhalgh和Rosenblatt认为：“工作不安全感是雇员在一个受到威胁的工作情境中，对于维持所希望的继续性的一种无力感。”[2]强烈的工作不安全感在不同程度上对于组织、家庭、以及个体都会带来很多消极影响，一些可以阻碍和减弱工作不安全感消极后果的缓冲或者调节变量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社会支持。

目前，国内关于员工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欠缺，在国内私营企业管理方式还存在很大缺陷的情况下，私企员工工作不安全感总体状况如何？它对私企员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吗？社会支持是否能够减弱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的损害呢？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工作不安全感量表、社会支持量表、以及华人心理健康量表对私营企业中工作的员工进行现状调查，并探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同时探索社会支持是否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图1所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私企员工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

随着员工身心健康不断出现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关注工作不安全感对个体身心健康影响的重要性。Sverke等人的元分析表明，工作不安全感对雇员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会形成极大的威胁，但相比之下，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程度高于身体健康，这说明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更大影响[3]。Cheng和其工作伙伴对中国台湾25-65岁之间的8705名男性雇员和5980名女性雇员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工作不安全感在职业人群中的总体流行率达到50%，而且在调整年龄、控制工作内容和要求以及工作中的社会支持以后，雇员的工作不安全感仍旧与较差的健康状况之间仍存在强烈的联系[4]。Strazdins（2004）研究发现，存在工作不安全感的员工通常都有一定的抑郁、焦虑问题[5]。

相比于国外二十多年的研究积累，国内对工作不安全感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研究和解决。国内对于这两者之间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比较少。如冯冬冬等人对广州某中外合资企业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研究，结果发现，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的身心健康有非常显著的消极影响；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工作不安全感与身心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6]。胡三??和李中斌（2010）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中国企业中的工作不安全感由五个维度构成，即工作丧失不安全感、人际关系不安全感、工作执行不安全感、过度竞争不安全感以及薪酬晋升不安全感[7]。

基于以往国内外学者对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1：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1：工作丧失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2：人际关系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3：工作执行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4：过度竞争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2-1-5：薪酬晋升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1.私企员工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已有一些研究指出，社会支持水平对员工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如高校图书馆员工的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健康水平有密切联系[8]。另外龚德英等人（2008）在关于外企员工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现状调查中也证实，员工的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9]。

本研究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进行研究，该量表将社会支持分成三个构面，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率，在国内研究中被广泛的使用。研究表明，主观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员工心理健康水平越高[10]。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2：员工社会支持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2-1：主观支持维度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2-2：客观支持维度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2-3：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维度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

2.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

Sverke等人在其工作不安全感整合模型中提出，社会支持可能在工作不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并指出未来研究应该检验如何减少工作不安全感的消极影响，特别要检验工作不安全感与结果关系中调节变量的作用。

国内学者如胡三??、佐斌等人对工作不安全感影响的因素及其各种后果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11]。但国内关于社会支持对工作不安全感和心理健康之间调节作用的相关研究极少，那么，在不同水平的社会支持下，工作不安全感及其各个维度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会如何呢？

基于Sverke（2002）的工作不安全感的调节变量整合模型以及前人的相关研究，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3：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工作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1：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工作丧失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2：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人际关系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3：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工作执行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4：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过度竞争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H2-3-5：私企员工社会支持正向调节薪酬晋升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按照随机取样原则，选取绵阳市私营企业中的员工共300人，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来收集数据，数据收集的过程是在被调查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和相关领导的支持配合下完成。

在此次调研中，共发放300份调查问卷，回收了263份有效的问卷，回收率为87.7%。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3-1所示。

（二）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本研究尽量采用现有文献已使用过的量表，再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加以适当修改作为搜集实证资料的工具。

员工工作不安全感：采用胡三??与李中斌所编制的25个条目的量表，此量表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如：“我害怕丢了现在的工作再难以找到与之相当的工作了”、“我害怕自己没有特别努力就会被单位淘汰”。员工基于likert-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非常不符合；2=不符合；3=不确定；4=符合；5=非常符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809，五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88、0.799、0.768、0.709、0、785，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员工社会支持：采用肖水源（1994）所编制的10个条目的量表，此量表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如：“您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只选一项）”、“过去，在您遇到急难情况时，曾经得到的安慰和关心的来源有：”。员工进行评价的评分方法为：第1～4，8～10条，每条只选择一项，选择1，2，3，4项分别计1，2，3，4分；第5条分A，B，C，D四项，将四项得分相加得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1～4分；第6、7条如果选择“无任何来源”则计0分，若选择“下列来源”，那么有几个来源就计几分。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659，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员工心理健康：采用我国杨廷忠教授经过中国大陆适宜性研究后，对台湾学者郑泰安所编制的量表进行调整之后的12个条目的量表，此量表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如：“请问您最近是不是觉得头痛或是颈部有压迫感？”、“觉得神经兮兮，紧张不安？”。员工基于likert-4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比平时严重的多；2=比平时严重些；3=和平时差不多；4=一点也不）。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807，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表明，员工的背景变量（如性别、年龄、工龄、婚姻状况、学历、职位层次、月薪）会影响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胡三??2010），工作不安全感又会影响员工的心理健康。因此，本研究将选取员工的性别、年龄、工龄、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四、数据分析和结果

本章首先检验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社会支持各个维度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其次，根据调节效应的判定原则，探讨社会支持水平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和员工心理健康之间关系中起到的交互效应。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私企员工工作不安全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进行考察，从相关系数矩阵表可以发现，各研究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

私企员工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各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P

（二）假设验证

1.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将可能会对心理健康有影响的性别、年龄、工龄、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第一层，再将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第二层，结果如表4-2所示。多重共线性的VIF检验值都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说明进入模型的各个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该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接受。

从表4-2中可以看出，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工作丧失不安全感”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053，P?0.05，未达到显著，研究假设H2-1-1未得到验证；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的“人际关系不安全感”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046，P?0.05，未达到显著，研究假设H2-1-1未得到验证；心理健康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工作执行不安全感”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154，P

2.社会支持对工作不安全感影响心理健康的调节效应检验

（1）社会支持对私企员工心理健康的关系检验

通过上述相关分析，我们了解了社会支持各个维度与员工心理健康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然而通过相关分析只能说明研究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无法说明变量之间具体有怎样的关系，也无法看出研究假设是否支持，因此，此部分将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层次回归的方法来检验各研究变量间的关系及验证相关研究假设。

从表4-3数据运行结果来看，私企员工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维度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292，P

（2）调节效应检验

值得说明的是，工作不安全感共有五个维度，社会支持共三个维度，因此，如果两两维度之间进行交互项讨论的话，就会产生15个交互项。在很多现有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也经常把社会支持作为一个整体构念来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会把社会支持视为一个整体概念，检验其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和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效应。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社会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具体操作步骤为：第一步，将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将自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三步，将调节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四步，放入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如果交互作用显著，则说明存在调节作用。为了避免在进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分析时回归方程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需对交互项的各变量进行中心化转换。

模型1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的回归，F值为2.390，P值?0.05，模型不显著，模型1的调整后的R2为0.021，模型解释了员工心理健康2.1%的方差。

模型2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的回归，F值为9.547，P值

模型3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以及调节变量（社会支持）的回归，F值为11.124，P值

模型4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调节变量（社会支持）、交互项（工作丧失不安全感×社会支持）的回归，F值为10.620，P值

模型6表示心理健康对控制变量、自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各个维度）、调节变量（社会支持）、交互项（工作执行不安全感×社会支持）的回归，F值为10.628，P值

为了更加直观形象地表示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绘制社会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效果图4-1。

从图4-1可以明显看到，工作不安全感高的私企员工在获得较少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其心理健康得分尤其高（即其心理健康水平尤其低）；而获得较多社会支持的私企员工其心理健康虽然会受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但程度却并不大，即便是体验到高工作不安全感的私企员工在感受到高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其心理健康得分也较低（即心理健康水平较高），这一结果再次说明社会支持能够有效缓解私企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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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迅速传达会议精神，提高整体认识

1、迅速组织干部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关于加强粉丝群体领域安全稳定风险应对工作重要部署精神，从思想上提高认识，树立“底线”思维。根据辖区内各地区粉丝群体领域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和判断，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防范粉丝群体领域安全稳定风险的准备。

2、责任细化分解到位，狠抓落实工作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紧盯社会组织有效监督管理，对重点人群、重点机构、重点领域进行持续、拉网式梳理排查，确保风险排查做到全覆盖、无盲区。一是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严把登记审批关口，加强对“僵尸组织”、不规范社会组织的行政处罚力度，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不断促进社会组织规范化管理。二是加强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社会组织审查、社会组织日常活动监管，对粉丝应援会等粉丝组织，依法登记监管，对非法组织依法打击取缔。三是开展对对粉丝应援会等粉丝组织线索摸排，在全镇社会组织中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要求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填报《关于加强学生粉丝群体领悟安全稳定风险治理的工作问卷》，未发现社会组织领域粉丝应援会等粉丝组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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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项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教育质量内涵式发展是教育永恒的主题。远安教育发展到今天的良好局面，既是县委、县政府持久高度关注、关爱和关怀的结果，也是几届教育党组带领全县教育人开拓进取、拼搏创新、敬业奉献的结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的自主意识不断觉醒，需求不断多元。为了人的全面综合发展，除了完成大一统的国家课程、狠抓学生学业成绩之外，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多元选择的课程，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是我们这一届教育一班人应该深刻思考、努力探索和奋力践行的。

一、以生为本，践行生本、课程、服务教育理念

1．大力推行生本教育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潜能无穷和充满无限可能的，教育的本质是为了人的发展，即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让每个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从这个角度上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教育不应当像工业一样实行标准化和模式化的流水线生产，而应该像农业一样，适时、适性地因节律而动地静等花开。

(1)生本德育与惩戒。德育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各学校要积极探索德育“三化”（生活化、课程化和仪式化），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生校园生活中。生活化中，创设情景，引发学生参与的兴趣；课程化中，赋予价值和意义；仪式化中，制造关键事件，有意义的事情或者伟大的事物能够拥有一种伟大的时刻，获得神圣、庄严与尊重。

学生是成长中的个体，其认知和行为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很正常的。若学生什么都懂，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能按要求做到位的话，还来学校干什么呢？其实，学生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待学生身上问题的理念和态度出现偏差。若总想用处罚和清除等简单思维来对待学生身上的问题，教育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和价值。学生是家庭的最大希望和财富，给家庭一个身心健康而有为的孩子是教育的使命和担当。对于违纪学生，学校和教师负有教育的责任，学生理应承担违纪成本，即适度的惩戒。但如何教育和惩戒学生是一个智慧性的话题，是教育人要与时俱进反复探索的课题。我认为，惩戒要遵循如下原则：一是要实施爱的惩戒。教育的任何行为和举措都要符合道德伦理，教育既不能挥舞着爱的大旗体罚学生，更不能以爱的名义放纵学生。违纪必惩戒，但惩戒要有选择性和弹性，体现个性化，其目的不是震慑、不是绑架、不是杀鸡给猴看，而是为了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引发学生自内而外地生长。二是永远不要把孩子逼到墙角。教育一定要留有回旋的余地。对学生负责，就应该为爱而严格，更可以为爱而包容。教师要用大度化解学生的叛逆，用宽容为他们构筑成长空间。未来充满着变数，我们不能因为孩子的身上存在着不足、错误和毛病，而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更不能随便轻易对某个孩子的未来做出一个肯定性的负面性结论。对于有“问题”的孩子，我们只能心疼不能头疼，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点，立足于“争”，着眼于“拉”，着手于“帮”；而不能立足于“整”，着眼于“批”，着力于“推”。这样的教育与惩戒不仅能转化和发展学生，融洽师生关系，更能保护从教者的自身安全，让每一个从教者的教育人生一路安好。

(2)生本课堂与生成。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课堂，教师既放心又可以自我安慰，放心的是课堂上该讲的我都讲了，该练的全都练了，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当考试出现问题时，我都已经讲过和练过N遍了，问题是学生的。学生为什么要上学？上学就是打开他们个人的经验世界和他人的经验世界与书本世界发生联系，并培养其逻辑思维能力。对于课堂教学，一是要建立学生个人经验世界与他人经验世界和书本世界的互通、互动的立体通道。显然，灌输和机械训练阻隔了个人经验世界和他人经验世界和书本世界的互动。因此，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展示互动、质疑问难和教师点拨是生本课堂的五大特征元素，各学校要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灵活选择，自由组合。幼儿园要去小学化，利用活动区角，通过互动游戏、角色扮演和亲子互动，实现做中学、玩中学和演中学，以达成幼儿发展的五大领域目标（健康的、社会的、语言的、科学的和艺术的）；小学阶段，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相对较弱，生本教育中的教师引领相对重要；初高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明显增强，五大元素在课堂中体现得就要更加充分。但不管如何选择，有无学生参与学习过程，即是否从“多讲多听”转向“多做。多说”，是判断生本教育的根本标准。二是把学科教学设计成种子课而不是知识课。当我们用告知灌输的方式，满足于知识结论的传输，概念、性质、方法的机械套用时，就是学科教学的知识课。知识课由于忽略了知识的生成过程，直奔知识主题，看起来很快，但不是真快，省略了学科的内涵，当下知识课的快，将来可能会慢，是没有生长的重复。在自然界中，我们经常看到，在合适的条件下，一颗小小的种子能发芽长成参天大树。科学家们研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种子虽小，但它是全息的，包含了以后长成生物体的所有信息，种子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具有生长性的。那么学科教学中种子课是什么样的呢？根据种子课具有生长性的特征，围绕核心概念而展开的教学就是种子课。即以核心概念为中心，创设学科教学情景，架设由面及里、由浅入深的思维台阶，突出核心概念和主干知识的形成过程，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种子课是精耕细作，用生长代替重复，看起来是慢，但现在的慢是为了将来的快和后发优势。是把知识堆砌在一起，搬运到孩子头脑的硬盘中，还是把知识镶嵌在学科情景中，让学生学会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知识课和种子课的区别所在。三是设计“一问抵多问”的主问题。现实课堂教学中，另一种悲剧性表现手法就是用满堂问替代满堂灌，认为在满堂问中学生参与了，也就突出了学生主体地位。但由于满堂问过于关注知识的获取和掌握，问的大多是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用碎片化的知识问题遮蔽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所谓主问题，是引导围绕核心概念和主干知识而设计的需要深入文本研读品析、思维加工的重要问题、中心问题和关键问题。可以说，“主问题”是课堂教学中能从文本研读品析、思维加工和学生整体参与的角度引发大家识记、品味、理解、思考、讨论、探究、创编、欣赏等活动的重要的提问或问题。四是关注学生的“相异构想”，引发由“误”到“悟”的学习过程。即先呈现自己的最初思维，进而引发学生之间的思维产生碰撞，在呈现中暴露思维，在碰撞中完善认识。此时，学生感受到学习是一个研究探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获取答案或结果。

教研师训中心要进一步优化课堂评价标淮，引领课堂教学的生本化。一要突出情景创设，把知识镶嵌在具体情景中，赋予生硬的知识和抽象的概念及符号以温度，从而持久激发学生学习的内趋力。二要突出核心概念、主干知识形成的过程性、探究性和体验性。三要从关注教师的教转向关注学生的学。观课议课时，不仅要关注教师的教有多高位，更要关注学生的独学、互学、展示、质疑和表达有多精彩。四要建立1:2评课议课机制。评课议课时，提出一条优点时，必须提出两条建设性意见，以保证反思评析的点做到“宜小不宜大、宜少不宜多，择其一点思深讲透”，并有效防止评课议课被风化。

(3)生本作业与评价。“边际效应”告诉我们，当其他投入固定不变时，连续地增加某一种投入，所新增的产出或收益不全一直成正比，达到一定值后，产出反而会逐渐减少。作业是为了巩固，考试是为了诊断，一定量的作业和考试是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根据“边际效应”，训练数量和考试频度不仅需要适度适量，而且要分类推进和增加。为了保证学生在高考时有一个好的成绩，十五年教育需要一贯制，但十五年一贯制不等于十五年普高制，教育的每个学段都应该有自己的教育价值追求。幼儿园重在游戏和体验；小学阶段重在构筑快乐的童年和培养良好的习惯；初中阶段以激活潜能、培养学习兴趣、体验成功为主，让学生以好学、乐学的心态进入高中；普高要以学业成绩为主，在曲线工程、幸福教室、生本课堂和五个研究中，达成扎实学习、快乐成长目标愿景；职高要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实现学生“就业+高考”双向成才模式。

实施作业转型。家庭作业转型不是不布置家庭作业，而是控制纸质作业，减少机械重复训练，杜绝惩罚性作业，拓展家庭作业类型（阅读类、游戏实践类和制作劳动类等）。学生学习上的问题主要是习惯和阅读方面存在问题，阅读是最好的补课，要让阅读成为每个学生的必做作业。同时，小学和初中严禁周末补课；家庭作业要做到“四必”，即有做必收，有收必查、有查必改，有改必评；严格实施一科一辅。

控制考试频度。一是控制考试频度。小学、初中实行每学期两考，即期中考和期末考，初中九年级考试次数可适当增加，其中，学年期末考试由教研师训中心统一命制试题。二是教研师训中心对小学和初中实行“1+X”学年末统一检测，“1”为定点检测一个学段的一个年级即六年级和九年级，“X”为随机检测的年级和学科，不预告；“1”由教研师训中心组织，学校间交叉监考，1之外的由学校组织考试，学校内交叉监考。“1+X”检测由教研师训中心统一组织阅卷，“1+X”之外的由学校交叉阅卷。三是教研师训中心要不断提升命题质量，命题要忠于文本和课标，严禁随意拓展和盲目拔高，杜绝偏、怪、难，引领全县教师走上文本与课标研究大道。

实施绿色评价。评价就是方向盘和导航仪，评价什么，我们将看到什么和收获什么。一是多维度。按照“建设成为受人尊重的学校”的原则，选择影响学生终身发展的重要维度，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维度不求面面俱到，只求重点突破和成功转型。二是绿色化。学业成绩仍是绿色质量评价的维度之一，不同阶段的学校被赋予不同的权重，但不是唯一指标。教育局要通过这一评价体系，引领学校立德树人，深化课改，确保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谐发展。三是绿色质量评价主要评价学校“全体发展、全面发展”的整体办学水平，不评价个人。绿色质量评价等级与教职工表彰比例挂钩。教师个人由学校制定多系列的评价体系自主评价，择优按比例报教育局表彰。

2．课程理念

在管理层面中，很多学校存在着把课程等同于学科教学的认知偏差。课程有着三维目标，但学科关注的往往是知识和认知目标。因此，判断一所学校是否真正践行了新课改，标准就是学校能否从课程的层面来研发、设计、开设和教学，没有学校层面的课程改革就没有新课改。一是开齐开足国家课程。通过校本研究的不断深入，力争用两年左右时间，把体、音、美、科学、综合实践、信息技术、劳动技术等小学科教学做到“三专”（专职、专业和专用教室或场地）。为保证开设质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侵占这些课程。二是用课程理念谋划各种学生活动和德育活动，如科技体育艺术节、读书节、校园开放日、国旗下讲话等活动，赋予特定的价值和意义，重视学生的参与率和参与度，让学生在玩中、做中、乐中和演中深化认知，拓展素养，从而在仪式化中把每项活动变成学生自己的节日。三是着力开发校本课程和学生社团。各校根据校情、教师资源和地域文化，充分依靠学生，发动学生，开发和开设校本课程，组建各类学生社团，以走班上课为平台，建构学校新的管理文化，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一定的选择机会。四是职业教育中心要启动课程改革。除上述校本课程和学生社团的要求外，中专各专业要围绕“重实用、多实训和强素质”的目标来优化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课程设计，杜绝满堂灌和被动式吸收，把课堂的时空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参与体验、动手实践中获得丰富而有个性的成长。五是建立学生成果展示新常态。在学校展示校本课程和学生社团等成果的基础上，教育局每年组织一次成果展示和评比。

各学校要利用3个学期的时间，积极稳健地完成校本课程和学生社团建设。课程改革中，我们既要有先破后立的勇气，更需要有先立后破的智慧。同时要坚守问题工作法研究解决所遭遇的问题，不折腾、不动摇，杜绝“运动式”，防止一遇到问题就撤回到原态起点的现象发生。

3．服务理念

教育的本真目标是为了人的发展。因此，学校的责任就是要建立良好的教育生态，让生态里的人在行为自律的同时，能够自由地呼吸、自主地成长。然而，在教育现实中，教育仍然是灌输和命令、说教和钳制，缺乏必要的对话和协商、宽容和民主。学校真正要建构起“对话、协商、宽容和民主”的和谐生态，教育者就应该有服务的理念。

一是建立同心圆。同心圆分为四层，从内至外依次是学生、教师、管理者和校长。从服务同心圆的角度上讲，工作中自外向内服务，校长经营学校的重点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师生4的合理诉求和经营人心。用圈子来表达的话，学生、教师和管理者都是校长圈子里的人，校长要形成包容学生、老师、家长和管理者的大圈子，而不是只有身边人的小圈子。

二要“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学校的管理人员尤其是校长不要把自己看成官，而应该是教师团队中平等中的首席，铁肩上负载的不是名利和权利，而是责任和担当；校长要成为“学校发展”的外交家，而不是吃喝玩乐的交际家，要成为引领学校发展的行家里手，而不是发号施令的指挥者，要求教师做到的，校长和管理者必须先做到，教学上，除校长外，其他管理人员一律要专业归位。制度是刚性的，人文是柔性的。校园里，教师喜欢的是民主和平等的氛围，厌恶的是等级森严的所谓行政做派，校长要在制度和人文的融合中，引领教职工一心一意为学校的发展出力，简单纯粹地为学生的成长加油。

三是与教职工共同勾画学校愿景。我们生活在“比”的世界里，有的人比出了满足、快乐和幸福，有的人比出了自卑、抱怨和失衡。为了价值引领，各学校每年都应该组织“在升官发财的同学、朋友和亲戚面前，教师拥有哪些值得骄傲的资本？”主题教育论坛，在讨论、争论和碰撞中，达成“在学生今日之爱戴和未来的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人生”的职业定位。

四是教育者要善于归零。我们都在教育岗位上工作劳累了多年，出过力，流过汗，为学校的发展、学科的建设和学生的成长做出过贡献，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铁打的学校，流动的学生，若我们以过去的贡献而自居，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说轻点是伤害了现在的学生及家庭，说重点是影响了未来发展的人才储备。教师这个职业吃的就是良心饭，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要常常思考“若是我的孩子，该如何办？”。教育不应该成为追逐名利（如有偿家教）的功利场，而应该是追求教育理想的理想国。

五是教育者要服务于学生的发展。学生的发展有迟有早，有快有慢，满怀期待，尊重节律，静等花开，是教育的应有旋律。面对个性特长各异的学生，我们要抛弃唯学业唯分数论，建立多元化和发展性评价，多一把评价尺子，就会多一批好学生。有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对于学生而言，成功才是成功之母。能为学生搭建成长的立体平台，提供成长的公平机会，给予成长的适性支撑，就是服务学生的发展。

六是远离吃喝和送礼之风。引领教师专业成长，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服务家长急时之需，是校长和教师的分内之事，校长不要接受教师的吃请和送礼，教师不要接受家长的吃请和送礼，从而让学校获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真正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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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概念界定

按照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对公共安全的四个方面的分类，围绕社会治安与犯罪预防等相关事务，应对社会公共安全作相对狭义的理解。本研究认为，社会公共安全是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相并列的公共安全的一种。社会公共安全是指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基于对犯罪活动的有效预防控制及实现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使社会公众免于遭受生命、健康、人格尊严或财产方面的侵害，并能获得较高程度的安全感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涉及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是与公众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财产等与社会治安秩序相关的安全，其实质是对法定的以生命和公私财产为核心的安全利益的维护和保障。

二、西方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路径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总体分布于多个学科领域，且多自成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视角的研究。

（一）基于宏观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安全研究社会秩序理论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社会秩序理论中的基本线索之一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各个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冲突为主还是一致为主？冲突范式是西方社会秩序理论的研究范式之一，主要注重社会结构内部的冲突性，强调社会异质性对于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整合或者社会秩序的变迁所起的作用。如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将社会冲突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亲密关系的冲突、内群体冲突与外群体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等，他指出，“许多通常被看作是对社会有破坏作用的过程，如暴力、抗争、越轨和冲突等在特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在加强着社会体系的整合基础，同时也在加强着社会体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著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认为，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第三次浪潮中经历了大分裂，这期间西方世界的犯罪率在升高，作为社会合作最基本单位的家庭出现了破裂，而人们对他人、对公共机构、对政府的信任在下降，这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②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研究不直接涉及安全问题，却为安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宏观背景和思维基础，是对安全研究的思想基础。

（二）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研究国际关系领域对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安全观的研究上，安全观研究分为以下几种视角：一是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安全观，主张以集体安全模式取代以往的均势模式来寻求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强调规范主义和律法主义。二是以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安全观，认为保持权力均衡是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基本因素。三是新自由主义安全观，特别是近年来以基欧汉（Keohane,R.O.）和奈（Nye,J.S.）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安全观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安全理论，主张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是政治因素，还有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国际安全只有通过制度下的安全合作才能够得以实现。四是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如哥本哈根学派的“语言——行为”（speechact）安全分析认为，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条件下“制造”安全，就可能调整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并抑制“安全困境”；同样，一个行为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也塑造着国际体系内的安全互动。新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都强调了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的重要性，是安全协同研究的思想源泉之一。

（三）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国外学者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其代表性的研究路径有零容忍警务政策、安全节点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等。第一种路径：纽约警察通过处理轻违法行为来应对和控制犯罪的零容忍警务政策。这一政策以破窗理论（BrokenWindowTheory）为基础。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JamesQ.Wilson）和犯罪学家凯林（GeorgeL.Kelling）于1982年提出，它主要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即一栋建筑物的一扇窗户玻璃破烂后，没有及时维修，就会暗示，这栋建筑物没人关心，与这栋建筑物一起的街道也无人管理，从而纵容更多的人去砸烂这栋建筑物更多的窗户玻璃。破窗理论生动地揭示了社会失序与犯罪行为之间的一种潜在相联关系。这一理论引用到犯罪学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某一社会失序的蔓延必然会导致犯罪的滋生和猖獗。根据这一推理，人们又得出这样一个理论：维护社会秩序与解决犯罪问题同样重要，严肃处理小偷小摸等轻微犯罪行为能够预防更多的严重犯罪。从这一理论出发，针对纽约市严重的社会失序与犯罪活动猖獗的现象，美国纽约警察局提出了零容忍警务政策。它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对各种轻微犯罪（特别是公共秩序犯罪）和违法犯罪活动决不容忍，坚决打击，即通过在警务工作中加强对日常侵犯行为的控制和管理，有效防范更为严重的犯罪类型的产生。在策略层面上，对轻微犯罪和社会失序行为方面，要有更加灵活的执法手段。英国学者诺曼•丹尼斯（NormanDennis）认为，实践零容忍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是“防患于未然”，确保这种控制不要有任何程度的侵犯性；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减少轻微犯罪，将有助于预防更严重的犯罪。①第二种路径：英国学者约翰斯通（Johnston，L.）和希林（Shearing，C.）提出了安全节点治理理论。他们认为“社会”的一般性概念，从理性治理（即作为政府干预的对象和机制）的角度看，将逐渐被更为中心消解的概念“社区”所取代。作为这种发展模型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政府提供安全的权力减少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现在只是诸多提供安全角色中的一个。节点治理的核心思想认为，国家在安全治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公共警察机构的功能正逐渐变成收集和分析从其他机构得来的信息并把这种信息到警务网络系统的其他节点上。②这一路径重新审视了国家与社会在安全供给领域的角色和关系，提出了新的安全治理模式。第三种路径：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基于都市警察服务的多中心治理研究。奥斯特罗姆（Ostrom）等将警察服务当作公共经济的产业，从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对警察绩效进行评估，认为制度安排会对警察服务绩效产生影响，与较大规模的生产者相比，小规模、直接服务的警察服务生产者效率往往更高。③洛林•梅热罗尔（LorraineMazerolle）、珍妮特•兰斯莉（JanetRansley）提出通过改变第三方日常行为的活动方式实现犯罪控制的第三方警务，并认为，“在第三方警务中，许多合作伙伴是人为锻造出来的且主要是用于犯罪控制的目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本质特征上是松散的、偶然性的，紧紧围绕遵守规则和解决当前面临的犯罪问题这个中心展开活动。”④上述主张为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提供了基础性理论设想。以上三种路径都主张，伴随风险社会的出现，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责任不仅归国家一方，而要由社会多方共同承担，而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中的发起者、多方协作的方式、进程、焦点等方面有所差异。

三、中国学者对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不同视角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路径对我国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政治制度、行政体制和警察职能的差异，我国的安全研究还要结合自身的体制和环境特点加以分析，相关理论的运用要注意本土化的适应性问题。我国学者对公共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五种视角：

（一）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重要方面，我国学者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政治学视角对社会稳定的类型及地方政府维稳困境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压力维稳的模式存在成本扩大化、价值预设与行为结果的背离等困境，需要改革当前的维稳方式，“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⑤二是从管理学视角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需要加强对于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建设。虽然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起相关制度，但主要是围绕项目或决策的合法性、可行性、合理性、安全性等内容实施评估，这种做法不够科学严谨。应以风险为核心设置评估指标，将风险与政府风险控制能力分别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实际风险值。①当前从量化视角考虑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是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应对研究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应对研究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近年来，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总体呈现高涨趋势，且对公共安全的关注维持在较高水平。对于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内涵、特点、原因、对策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对策措施的研究中包括许多对农村、城市或某一类型的具体对策研究，宏观对策分析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有学者认为首先要以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为主要手段，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性和回应性；其次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换，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及政府与企业、公民的关系；再次要建立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②此外，还有学者从当代的后果出发，对后果性质评估的“肯定论”与“否定论”分别进行综述，认为我国目前后果研究相对稀薄，国内研究迫切需要注重界定抗议行动的后果、拓展抗议行动结果的研究方法、探寻抗议后果的因果机制等问题。③近几年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对网络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学者们分别从公共管理、公安工作、传媒、信息技术、传播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二是研究的视角呈现多学科趋势，学者们从风险社会下政策冲突、社会资本、群体行为模式、协商民主等众多领域研究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问题。三是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性质评价研究出现了争论，出现了“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立场，特别是将与社会抗争、民主转型、政府政策、社会变迁等问题联系起来，这无疑扩展了对分析的视野。四是出现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量化模型研究。以往或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近两年有学者尝试进行了实证研究或模型研究。如有学者提出在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进行概念界定和突变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尖点突变模型，指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发生过程是连续性和突发性的统一，突跳值大小决定了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程度，政府应针对控制变量进行政策研究。④

（三）城市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研究近年来，对于公共危机管理综合性研究呈上升趋势，学者们纷纷对危机及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对公共危机类型划分、公共危机的诱因、研究领域和范围以及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机制）的构建等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制度论”、“公共关系论”、“经验论”和“全面整合论”等不同分析视角。但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的危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范畴，主要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视角，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安全管理现状加以评价，并提出城市公共安全资源的整合及公共安全管理机制的完善路径，并尝试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相关模型。如有学者运用可靠度理论，探讨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量化及其模型建立；以Logistic修正模型为例，提出了系统评价预测研究的方法论，共同构建城市公共安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框。⑤

（四）社区安全问题研究社区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社区安全的治理机制、评估体系和安全建设等领域。中国80年代开始社区警务改革，并于2004年在全国大中城市全面实施社区警务。我国学者借鉴西方社区警务的理论与实践，就社区警务的合作、预防、服务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就社区治理与社区警务、社区警务的模式与工作机制、社区警务与犯罪控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我国社区安全建设中存在政府唱独角戏的弊端，需要调整府民关系，具体来说，要促使政府从社区安全建设主导者逐步变成引导者，最后成为监督者和评估者；同时整合各类社区安全建设方案，从而减少基层管理者承担的“运动式”的工作任务。①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的建立。通过采用在指标权重赋值基础上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遵循科学性、标准化、实践性、发展性、可行性原则构建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对制约社区安全状态负面指标决定的静态安全状况与促进社区安全正面指标决定的动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估。评估模型指标（因子）权重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指标（因子）水平采用标准化方法确定，并可在定量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等级评估。②有学者以治理机制为分析视角，对台北市内湖社区安全促（协）进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描述，着重对其在社区安全治理机制建设上的表现及作为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以内湖社区为代表的台湾社区安全治理机制重视横向维度的建设，这值得大陆地区在开展安全社区建设活动中参考借鉴。③

（五）公共安全管理综合模式研究这类研究从总体上较少。有学者提出了进一步改进中国各级政府综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对策应重点关注完善安全信息共享体系；公共安全管理的纵向、横向与综合协调机制；建立发展规划的风险评价制度；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建立社区综合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区域综合风险防范关键技术示范基地等思路。④在社会治安供给领域近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聚集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重研究其组织网络，认为在充分吸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社会和市场组织资源的基础上，建构起比较有效的组织化调控体系，是中国社会实现平衡转型的关键所在。此外，有学者借鉴西方的相关评价体系，从“脆弱性——能力”的视角构建公共安全评价框架，提出区域公共安全综合评价核心指标体系应包括：脆弱性指标（包含暴露性和敏感性指标、易损性指标）和应对能力指标（包含基础设施、管制能力、社会防御和经济能力四个方面的二级指标）。⑤这些研究对于我国公共安全服务供给模式、社会治安的供给现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发展等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关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协同机制，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四、当前公共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主要进展与不足

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涉及面广，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以下进展：一是公共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在近年来受到多学科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以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公安学为代表等，许多学科为与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如风险社会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危机管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治理理论等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这些为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二是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出现多元化视角。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社会公共安全理论研究出现了零容忍警务、安全节点治理模式、情报主导警务、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问题导向警务、社区警务等多元化研究视角或实践战略，为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研究向纵深扩展奠定了基础。三是出现了对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量化研究。在社会公共安全评价体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数学分析模型，尝试设计社会公共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或进行定量评估基础上的城市社会公共安全系统研究。这些量化研究成果为寻找中国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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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四级责任机制

按照“条块结合、属地监管”的原则，建立镇、村（居）委和行业部门、生产经营单位四个层次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责任机制。生产经营单位是隐患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其主要负责人负有全面责任。应根据“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使作业场所、工作环境和各项设备设施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涉及多因素且本单位不能解决的重大隐患，要报告行业主管部门，说明隐患危险情况、存在的问题、消除隐患的建议以及有关资料。生产经营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对所属单位隐患治理负有支持、督促、报告责任。要认真研究处理本行业事故隐患，应由单位解决的，要督促帮助落实整改措施，应由主管部门安排解决的，要纳入治理改造计划，并保证整改资金的落实。对涉及面广、整改难度大或责任主体单位不明确，隐患后果将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应提出专题报告，按照安全生产监管和行政隶属关系，分报区、镇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研究处理。

各镇、村（居）委和行业部门、有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对本地区隐患治理负有协调、监督、报告责任。要监督、推进本地区隐患治理工作，协调落实财政资金支持。按规定时限向镇安全办报送阶段患排查治理开展情况和隐患排查治理数据。对构成社会公共安全威胁、涉及镇有关多职能部门的重大及潜在隐患，应分报镇安全办及镇有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镇安全办应综合汇总后专题向区安委办报告。

镇有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对本监管系统隐患治理负有组织、监督、协调、报告责任，应该结合本镇的实际，拟定年度的隐患排查治理方案，提出隐患排查治理的重点、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监督本系统隐患治理措施的落实，检查隐患治理工作开展与实效。协调、推进本镇和本监管系统重大及潜在隐患的治理。按规定时限向镇安全办报送阶段患排查治理开展情况和隐患排查治理数据。对构成社会公共安全威胁、涉及其他职能部门监管的重大及潜在隐患，应明确责任，积极协调落实财政资金支持，并报镇政府和镇安全办。

二、建立三级督办机制

建立三个层面的督办机制，实施隐患分级治理和动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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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及其维护，涉及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秩序及其危害因素，以及公安警务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公安队伍建设及发展等。[1]明确界定了公安学的研究对象为“秩序和安全”，故应当以此准确界定治安学二级学科研究对象，以此阐明治安学与同属公安学一级学科的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与区别。那么，治安领域特殊矛盾性的分析确立也就成为研究的核心所在。笔者曾在比较分析众多“治安”概念的基础上理清了治安、治安秩序、治安问题、治安管理等治安基本概念：[2]治安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状况，是反映社会安定和公共安全的一种社会状态；治安秩序是一定时期社会管理者（统治阶级）以及社会大众所普遍规定（追求）的一种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治安问题是一定时期人们对治安秩序的期望目标和治安现实之间的差距的显现；治安管理是对现存“治安”状态的管理和控制。显而易见，治安基本概念的明确要求治安学学科研究着眼点不能简单冠以“安全和秩序”的名头，应当以此为“基”，作出清晰的界定，据此划分与治安现象研究紧密相关的学科群。学科外延的划分是学科能否存在和能否保持学科独立性的必然，治安学学科的划分和研究必然要准确区分与治安现象研究紧密相关的学科群，使其在纷繁复杂与混沌中清晰。故治安学学科研究的“秩序和安全”的范围应当主要界定为“社会公共安全”，而秩序的确立和维护亦是为了实现“安全”，有秩序才能确保安全，秩序是安全的实现形式，无秩序乃至混乱则将引发安全危机。反之，只有在安全状态下才能确保有秩序，无安全则谈不上有秩序，安全的状态才是有秩序的状态，安全与秩序互为依托，互相映衬。治安学研究的“社会公共安全”实则是“社会治安安全”，即由公安机关控制、管理、保障和维护的同社会公众人身和财产直接相关的社会安全因素和安全状态。其涉及关系体为治安力量、治安对象、治安相关对象等；而涉及关系表现则为政治关系、行政关系、法律关系、管理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等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故对其涉及具体关系表现的认识也要从管理学的视角、政治学的视角、法律的视角、社会学的视角等多方位去认识和应用。我们知道，和谐稳定、平安有序社会的实现需要社会的安全整治，但社会安全整治是个综合性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治安只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治安作为社会安全表现状态，其影响因素遍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内外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法制、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现实社会治安状态并带来治安管理理念、治安管理方式方法的变革。而且，区域和影响力的差异、思想认识的偏差等不可避免制约着具体治安管理行为的实施，影响到治安管理行为追求的结果和治安价值的实现。故以二级学科界定的有限性而论，治安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切忌简单地将“治安”二字所能包含的对象和问题统统纳入治安学的研究对象范畴。治安的外延分布无疑是极其广泛的，但治安的内涵无疑也是确定的，其决定了治安学研究和借鉴的宽泛性。但比较治安学与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如涉外警务、交通管理、禁毒学等学科（他们在治安学二级学科地位确定前均纳入治安学范围，或以一定形式存在于治安学下）前后发展的现实变化，学科发展的独立性和空间性也要求治安学做出相应变革，在此情况下，治安学二级学科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小治安（如将治安划分为大治安和小治安等）或狭义治安（如将治安划分为广义治安和狭义治安等）。

二、治安学的学科定位

学科建设必须以清晰的学科定位为基础，其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从当前治安学学科建设的现状来看，学科研究底蕴不足是不争的事实，有待学科进一步研究和发展解决。但学科定位的模糊性和发散性，学科研究范畴的无限性和学科内涵外延界定的不准确性，不可避免淡化甚至弱化治安学学科建设者、研究者和治安实务管理者的治安学科意识，无意识即难以形成发展思维，学科槽更难以建立。在治安学乃至公安学学科地位确立之前，《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包含“治安学专业”在内的14个本科专业作为“公安学类0305”列入“法学03”学科门类，授予法学学位；而公安学领域的研究生培养的相关专业及研究方向则被列入法学、教育学、军事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分属于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军队指挥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一级学科，散见于十余个二级学科，治安学相关的研究方向治安管理和安全管理则被归入行政管理学二级学科，属于管理学门类下的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学科门类的不清晰亦充分表明治安学学科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报的《公安学一级学科调整建议书》认为，公安学是研究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的公安警务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特点的新兴学科。公安学一级学科的任务则界定为：科学研究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的警务活动及其规律。公安学的学科性质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涉及人文学科等方面的内容，是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军事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需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构成的知识平台支撑。从学科的基本分类来看，公安学属于应用学科，有突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侧重研究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社会治安和查处犯罪的对策、方法与手段。[3]而治安学作为公安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其涵盖范围超越了所有同级并列二级学科，学科属性的多元化决定了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包括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知识功能等都应当吸纳相关学科知识为其所用，故治安学学科应当界定为交叉学科或互设学科，横跨法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研究社会公共安全的维护和保障为己任。“学科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展的，它是科学及社会内外部多重因素冲突、碰撞和博弈的产物。……学科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社会机制、经济结构，科技水平决定了学科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社会需求成为学科发展不竭的外部动力源泉”。[4]至于如何为治安学学科下定义，迪尔凯姆的观点可供借鉴:“只取这样一种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它的外形已经明确，具有一种团体现象的特征，并且能够将一切相同现象的性质都包括在它的定义里”。[5]在目前学科现实确定和公安实践部门业务划分日趋细化的大背景下，治安学学科应定位于由公安机关引导的，以安全需求满足为目标，以社会公共安全维护和保障为基础，以社会法治治理、秩序控制和危机处置为基本工作取向，以法学、社会学、犯罪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诸多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所构成的知识平台为支撑，同时借鉴运用部分相关物理学和化学知识，并与诸学科互相关联、借鉴和影响的社会交叉应用性学科，具有极强的社会现实应用性。鉴于治安学与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渊源关系，在形成和发展的初期阶段，治安学从这些学科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无疑应继续借鉴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促进自身发展

三、治安学学科框架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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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广佛肇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范畴和研究进展进行了阐述，并从社会建设实际角度入手，分析了广佛肇公共服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希望本文能够为广佛肇经济圈建设提供帮助。

关键词 ：广佛肇区域 公共服务 一体化发展

引 言：

2008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了《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以下简称《纲要》），为珠三角地区未来12年的发展制定了一个完备的、符合国民需求和国家可持续发展需要的规划。这一发展规划将整个珠三角地区划分为“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区域，其中“广佛肇”区域代表广州、佛山和肇庆三个城市呈线型分布在广东省中部，三城可谓是山水相连。广州市作为省会发挥着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佛山和肇庆则以其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成为广佛肇经济圈发展的后继力量。为了使广佛肇区域发展更加迅速、平衡，对这一区域的公共服务建设进行探讨，已经成为区域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1、广佛肇公共服务一体化概述

1.1 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范畴

公共服务指的是由政府主导的、能够充分发挥政府对国民的公共服务职能的一系列社会基础设施、服务项目以及建设项目。公共服务的范围十分广泛，但凡由国家政府为主要负责人执行的、与国民生活相关的内容都是公共服务。从公共服务的分类来看，公共服务包括国民生活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四个要素。公共服务的质量对区域国民生活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广佛肇地区要建立经济发展圈，就必须重视到三城居民生活质量的协同发展，减少三城消费能力和经济发展环境之间的差距。因此，广佛肇公共服务一体化意味着要统一区域公共服务最低标准、提高次发达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和实现区域公共服务自由流转，使三城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一致、资源分配科学。

1.2 公共服务一体化研究进展

广佛同城建设成为广佛肇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表现形式，研究者对广佛地区从2008年开始进行的同城建设进行了研究，对城市之间交通建设、资源流通等情况进行总结，认为通过政府主动联合，推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平衡、惠及全民”的配置原则，保证广佛两市居民共享、文化福利，提升广佛同城化整体文明素质是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的基础；而重视地区城市发展的空间规划，分析城镇交界地区的空间格局、生态区划与生态结构特点，进行区域交通协调发展战略，进行基本公共设施或服务的整合和合理规划则是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的根本途径。广泛研究证明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是城市协同发展中必须重视的一个环节。目前，广佛同城建设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就，城市之间在交通、教育、公共资源等方面的合作利用和流通，使广州市获得了更广泛的城市活动空间，而佛山市则获得了更多的建设资源。

2、广佛肇区域发展过程中公共服务一体化融合发展现状

2.1 基础公共服务一体化现状

社会基础公共服务包括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建设、电力建设、交通发展和燃气输送是基础公共服务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自从《纲要》以来，广佛肇区域在基础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在水利建设方面，广州市关注城市湿地建设，进行了广州北江引水工程（水源工程）取水口工程建设等，而佛山和肇庆则着重区域水源治理和防洪、防旱工程建设，如佛山市禅城区半月岛河滩绿化提升工程项目的开展等。从表面上看，三城的水利建设并无具体联系，然而，佛山和肇庆对水源的治理行为确实减轻了广州城市湿地建设中污染治理负担，实现了水资源的优化利用；三城基础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中最明显的成果是交通方面，除了广佛肇高速公路的建设之外，广佛肇城际轨道建设也计划于2015年6月竣工，全线设站15个，将佛山、广州和肇庆三城相连，从佛山到肇庆最短时间为25分钟。

2.2 经济公共服务一体化现状

经济公共服务指的是为了实现区域经济发展而提供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和技术、设施方面的支持，《纲要》中明确指出，以服务业的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线，因此，广佛肇区域在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中颁布了一系列有助于三城科技推广、金融和信贷业发展的措施，其中包括三城银行无门槛建设措施以及科技交流措施等。由广州政府主导的中心梯度分布空间发展的经济格局建设，成为经济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发展的基础。目前，广州市的一系列经济公共服务资源已经能够依靠经济发展的扩散形势分配给佛山和肇庆，而佛山和肇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来自广州的金融服务资源和产业发展优惠政策，促进了自身的经济全面发展。

2.3 公共安全服务一体化现状

公共安全服务是政府为公众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务类型，城市警力状况、城市管理工作效力和消防工作等，都是公共安全服务的重要内容。广佛肇三城的公共安全服务尚未取得十分明显的一体化建设成果，但是，佛山和肇庆两城的城市司法和安全部门始终与广州市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三城相关单位互相学习，为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发展进行准备。

2.4 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现状

社会公共服务指的是教育资源的建设、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环境建设等。广佛肇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教育方面，广州市高校与佛山、肇庆相关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互相交流人才和科研成果。三城的医疗卫生事业以及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在广佛同城建设中初见成效，广州和佛山已经在城市医保报销、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方面，因此备受公众好评。

3、广佛肇公共服务一体化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3.1 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中的资源分配不均衡

由于《纲要》的时间不长，因此，广佛肇区域大多数公共服务建设的资金都来源于国家政府和三城市政府的拨款，许多大型的交通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几乎全由国家一手操办。广佛肇区域将公共服务建设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上，虽然能够为三城的协同发展提供基础，但是并不能满足三城公共服务水平趋同的要求，广州市的公共服务建设始终处于最高的水平，而肇庆公共服务水平虽有所发展，但碍于政府财力薄弱和城市发展现状的制约，始终处于最低水平。虽然各城市政府相关部门都出台了吸纳相关行业资金进行公共服务建设的政策，但是这些资金的投入大多数都是应用在经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面的。由此可见，广佛肇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中存在资金来源单一和资金应用失衡的问题，这是目前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

3.2 公共服务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存在人才急缺的问题

公共服务一体化既是广佛肇三城政府体现自身服务职能的一种途径，也与民众的生活质量提高直接相关，除了进行资金投入之外，公共服务一体化还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包括技术、人力等，而承载这些资源的，是能够促进公共服务发展的人才。广州市能够始终保持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得益于广州市长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广州市各所高校能够为城市公共服务建设提供足够的人才，因此，城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事业建设发展也比较快，而佛山和肇庆则缺乏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要使区域公共服务真正达到水平趋同，就必须解决佛山、肇庆两城，尤其是两城乡镇地区公共服务人才急缺的问题。然而，佛山和肇庆城市规模较小，自身发展能力有限，进行公共服务人才调用和储备，成为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融合发展中最棘手的问题。

3.3 公共服务中的各个环节衔接不良

广佛肇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融合发展在基础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取得的成果比较明显，但公共安全服务一体化建设尚处于准备阶段，这说明，公共服务中的各个环节衔接的并不是十分紧密，与公众生活安全感相关的公共服务并没有走上正轨；另外，三城的公共服务建设成果不一致，导致三城公众对区域环境协调发展的认同度较低，大多数市民仅认为广佛肇经济圈中的医疗、社会保障的跨市转移有利，而对教育和基础公共服务建设发展并不敏感，这说明公众并没有积极参与到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融合发展过程中。公众对不同城市公共服务的评价标准不一致，也是公共服务各环节衔接不良的主要体现。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环境、公众生活水平的发展一致，公共服务各环节衔接不良，成为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瓶颈。

4、对广佛肇公共服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建议

4.1 积极寻求多方资源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

要使广佛肇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融合发展真正走上正轨，就必须在坚持公益事业发展由政府主导的原则下，探索公共服务的多样化供给形式，使各项公共服务建设的速度均衡，使公共服务建设资源分配达到真正的区域共享和科学分配。建议广佛肇三城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市场（私营组织）、第三部门（非营利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根据广佛肇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建议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国内外民间资本、社团组织进入公共事业领域，改变以往由政府单一供给的模式，逐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供给主体格局，循序推进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体系的形成。在多元主体联合供给区域公共服务模式中，要政府供给主导为服务主导，主要是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环境等方面提供服务，并予以组织监督。在区域公共服务合作供给形式上，可以通过项目、市场等多种形式来实现合作。如对于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等，既可通过政府间的服务合同、政府间服务转移形式来运作，也可通过政府向市场、向非府组织购买的方式来实现政府间的合作。

4.2 以人才储备和共享为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的基础

城市社会公共服务人力资源是城市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实现有效配置的重要条件，在广佛肇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融合发展过程中，人才储备和共享是基础性的工作。三城政府要重视人才自由流动机制的建立，以人的能力作为选聘社会公共服务人才的重要标准，并且要加强服务人才的开发和培训。广州市拥有众多高校作为公共服务人才选用基地，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主动为佛山、肇庆提供相应的人才输送，例如，以广州市政府的名义选择相应的人才，以派遣的形式供给佛山、肇庆以做公共服务人才储备之用；还可以将目前参与公共服务建设的优秀人才直接调任到佛山和肇庆，以公职人员的调派实现公共服务安全一体化建设；佛山和肇庆应该主动利用广佛肇经济圈城市一体化发展的有利环境，积极为优秀人才提供相应的职位和待遇。首先应该大胆地进行公共服务机构中的组织整改和人员裁换，以便吸纳新鲜血液，提高公共服务的执行力度；其次，应该挑选发展潜力较大的工作人员到广州市相关部门进行实践学习，将先进的公共服务工作方法和工作模式引入佛山和肇庆，实现三城公共服务的统一发展。

4.3 加强公共服务一体化中的制度建设

改变过去以层级、职能划分为特征的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格局。从纵向上看，实现社会公共服务各层次的整合，改变以往政府纵向结构上的职权交叉、服务缺失的局面。通过在政府部门建立高效的纵向整合机制确保社会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可以将相应的社会公共服务内容统一纳入到指挥、协调、监控、监督层面，对相同类型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进行上下层级的调剂使用，实现城市社会公共服务的统一管理。从横向上看，实践中产生几个部门管不住一个井盖的主要原因在于部门之间的分散化管理。要整合同一组织内以及不同组织之间的服务功能，解决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中职责不清、多头管理所带来的服务供给破裂和责任模糊的问题，通过实现不同社会公共服务资源之间的联动、调解和利用，确保城市社会公共服务的无缝对接。制订适合各级政府、同级政府不同部门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与监测体系，绩效评估体系应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各项内容，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

公共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评估指标应该逐步以结果为导向，综合性政绩考核体系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框架和立法相配套。评估方法应该具有创新性、透明性和公开性，保证公共服务的用户和民间社会组织也参与评估。同时，要健全公共服务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推行公共服务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媒体监督对促进政府改善公共服务职能的积极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广佛肇地区作为珠三角三大经济圈中综合实力较强的一个区域，要实现区域共荣，就需要在公共服务资源、公共服务人才储备和公共服务制度建设方面实现全面的一体化融合发展。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融合发展，必将促进这一区域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的协同发展，使广佛肇地区成为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建设中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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