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教学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政治经济学出现被不断边缘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而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奉为教条，从而西方经济学大有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比如我们学院的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只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他专业只开西方经济学，由此可以管窥全貌。鉴于我院政治经济学教学不断弱化，师资力量萎缩，课程建设不足的现状，在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重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保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1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的区别。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在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次人们彼此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即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方面。当今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一是其研究对象体现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在一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把古典经济学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是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外，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是其局限与片面的地方。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它强烈阶级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对20世纪社会发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同时注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可以借鉴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刘教授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拓宽。在纵向上从资本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必然性，使学生更深、全面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横向上，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拓宽，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特殊范畴、一般范畴、统一范畴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也为学生的经济学思维、科学思维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把握上，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而主要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教学内容；围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展开，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则不一定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

2.2 教学方法方面

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实践性教学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实践相结合；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和讨论教学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思想主张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经济学教学中的“自我否定”现象。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同一经济现象运用不同经济理论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从而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问题。讨论教学法在促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去观察与分析现实经济现象，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方面很有帮助，讨论教学的目标、内容、过程控制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完善。

篇2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篇3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机制 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95-05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IPE转型的背景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有着明显的政治学背景。按照海伦・米尔纳的总结，20世纪60―70年代诞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向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2]。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区别于传统政治学所主张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的观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4]认为，70年代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美国霸权的衰退有关，这一分析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转化搭建了渠道；而苏珊・斯特兰奇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5]，则建立权力结构模型，进一步探讨经济要素与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世界机制与权力的关系，如依附理论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6]；还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及区域制度如何对民族国家施加重要影响[7]。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经济要素作为分析变量引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是，无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或权力结构论，都以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对立为前提，学者们重视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而缺少对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视角，在这一阶段开始有所体现。这一视角侧重国际力量(主要是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存在着重要影响。早在1972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艺术》中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赞斯坦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8]中，把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卡赞斯坦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他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奠定了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不过，70年代开始出现的转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惯性力量，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几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以IR的三个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为IPE分类。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顺利接轨，但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环境的现实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苏联的解体，使得传统的权力政治学、霸权稳定论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力日渐苍白。

国际体系的经济权力分布、国际机制对国际环境的挑战，要求政治学者们必须倾注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PE逐渐摆脱IR研究视角的束缚，而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路径。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现实对IPE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OEP)问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全球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而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质利益(偏好)，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发生的转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方法来概括。除了丽萨・马丁所提出的立体2x2框架之外，海伦・米尔纳从研究议题的角度对IPE的成果进行了归类[11]，同样摆脱了早期单纯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转换关系的窠臼，体现出IPE学者从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如果对90年代以来的IPE理论进行作简单分类的话，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内因研究(国内政治制度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以及内外结合研究(国际和国内行为的政策选择)这三类。

1.外力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学视角影响下的早期IPE学者们，按照体系论把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层次，国际层次孤立于国内层次之外，并被视作后者的结果。而在经济学视角影响下的IPE学者们，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说，外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把国际市场一体化视作独立力量。国际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9]，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的这三个特征正好具备权力转换的要素。在这一思路下，罗戈斯基提出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0]。他通过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分析指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11]。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规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界定权力和义务的行为标准”[12]。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编的《跨国关系找回来》[13]一书，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则提出，国际力量通过“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4]这三种途径影响国内政治。

2.内因研究――国内利益群体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

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因袭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与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内因的时候，学者们同样从联系价格和国内制度两方面探讨国内利益群体[15]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由内而外的思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国内力量对国际力量存在“过滤”作用，而包括利益群体、国内政治结构等在内的中介环节是重要因素[16]；②国内力量的作用条件在于国内制度的变革。制度因素能减少或增加国际力量的影响力[17]，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可能接受国际力量影响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国内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变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立法机构都是IPE学者关注的行为体。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使不同的国内行为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益。行为体基于利益而重新结盟，改变或影响政策选择，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3.内外结合的研究思路――国际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除了上述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还出现了第三种思路：从国内力量和国外力量的互动入手，分析内外结合的交互影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20]。

普特南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总的来说，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对IPE理论转型的几点评价

理论总是希望对现实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路径去解释国际现象。9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IPE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巨大转型。国际化所导致的学术领域研究视角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确立了研究范式的独立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IPE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学科，但因为脱胎于国际关系学，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继承自国际关系学领域。自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IPE学者也以此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21]。尽管这一框架具有简洁、实用的特色，而且与IR一脉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框架使得许多IPE的研究成果无法纳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维奇的理论被归类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维奇提出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概念。

从90年代开始，有关经济利益、贸易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IPE理论中。IPE学者认识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领域；而经济学者也发现，研究经济政策必须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边界。学者们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议题也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海伦・米尔纳归纳当时的IPE课题为[23]：①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工具的使用(相对于军事手段)；②霸权稳定和美国的衰落；③国内政治的角色；④依存与发展理论；⑤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随着90年代IPE的转型，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课题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第三个课题被拓展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国际机制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IPE研究内容之一。尽管对一些学者来说，早期的五个议题依旧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分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制度利益，这就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范式打下了基础。

第三，需要进一步为打破研究壁垒而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90年代以来的IPE转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简洁的研究框架指导的情况下，IPE的研究出现了多个“理论孤岛”。经济学家用政治学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政治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行为体利益，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之间的争论便在此例。前者认为要素是可流动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模型预测了不同的联盟模式和贸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来IPE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打破这些理论孤岛，为将不同研究路径的理论连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强国际与国际层面互动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壁垒，而使之出现可沟通的桥梁。

注释：

[1]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书中考察了跨国性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跨国行为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两个中间变量――国内结构和国际制度。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系统并且组建政治联盟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国际制度的力量则受到双边协议、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约束。见：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欧汉和米尔纳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和流动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鲁杰就提出，被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国内社会力量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时不可忽视的变量。见：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见：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沿袭古勒维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环节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内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国际力量的影响。他们所引入的中介环节包括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行为体的利益、国内政治结构等。见：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这些学者把总统制、议会制等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认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并且是的，中央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见：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尔平从IR的研究范式出发，概括的IPE三种研究范式――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相互以来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依附论为代表的――至今仍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经典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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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消费；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43-03

消费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在消费经济学说中，生产与消费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总体。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整体，“生产与消费”一直都被经济学家们研究与讨论。学术界对于消费结构研究的定义有所不统一，但其中有代表性的言论是消费结构是指居民在消费时所使用的消费类型之间的比例关系。在许多的学术定义中，则过多的是将消费结构看做是一种比例关系的变化与函数关系，对于其中内涵的阐述则较少。

对于西方经济学家而言，分析消费结构，对于了解消费者行为，研究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以及研究社会消费水平、社会消费趋势和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很有帮助的。他们认为，对消费结构的研究是当代西方消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消费结构的分析方面则大多是从家庭消费结构、恩格尔定律、影响消费结构变化的因素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其中，很多观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威廉?配第的消费思想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向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源头，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时代中，资本积累的时代特征导致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便是主张资本的大量积累，注重商业的发展。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思想当中自然也秉承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他主张在消费上“少消费多积累”，重商主义观念较为突出，主张消费过多会使人们变得懒惰。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个人消费只不过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只要能使食物消费维持工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那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就可以持续进行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消费观。他把资金的支出按照是否有利于生产的程度分为五个等级：大吃大喝、购买衣料、家具、建筑房屋、改良土地、开矿和捕鱼、经营从国外运回金银的事业。他主张用赋税改变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提倡政府充分利用赋税的作用调节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威廉?配第对各种消费支出的认识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一切为了积累”的时代特征。

二、亚当?斯密的消费观

主张对消费的节制，主张将资本的积累放在首位是亚当?斯密的消费观念。与威廉?配第所不同的是，亚当?斯密首次提到：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消费，收入所能取得的一定量的消费品价值是消费力的实质是，而不是货币或金块本身。

亚当?斯密对人们的消费思想进行了分析，对倾向奢侈品的消费行为与节俭的消费态度之间进行了比较与讨论，主张有利于国民财富增加的节俭消费行为或者是干脆节制消费，不主张奢侈性消费，认为奢侈性消费不利于国民财富的增加。有些问题涉及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考察的消费习惯持久性问题。第一次真正地认识到消费的作用和地位是亚当?斯密对消费思想的突出贡献。

三、萨伊“萨伊定律”和马尔萨斯“有效消费”

让?巴蒂斯特?萨伊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是与李嘉图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部分进行的发展，被学术界称为早期庸俗经济学说的代表人物。

让?巴蒂斯特?萨伊在消费理论中的突出奉献在于他将“消费”正是纳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人”，萨伊的观点中，消费即效用的消灭，不会损失价值的东西不能消费，而房屋失火也是消费，因为效用被消失了。在萨伊的消费思想中，“消费行为本身所产生的满足的程度”才是消费的真正且唯一的目的，他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生产能创造自身的需求，不会出现需求不足。”萨伊定律的在凯恩斯革命前一直为西方的经济学主流所接受，当时在当时则是被马尔萨斯、西斯蒙第和马克思等人反对与批判。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消费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有效消费”概念的提出，他第一次提出了“有效消费”这样的一个概念：人们能够而且愿意支付这样一种价格来购买产品的消费，这种价格会引起产品的继续供给而利润不至于降低，保护产品与消费的平衡是非生产性消费者的特殊作用，这种平衡使得财富增长、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获得最大的交换价值。地主的消费对于经济停滞是至关重要的，而经济停滞是由市场供给过剩所造成的，他反对对贫民的转移支付以增加消费需求导致人口增加的行为，反对政府对过多的非生产性消费提供资金。

四、西斯蒙地的消费观

西斯蒙地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值得重视的，将消费界定为人的需要，在消费方面应是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全然建立在人的需要之上，即消费应是第一位，有优先位置。在所研究的经济关系中，人才是其研究对象，财富则不然。他以人们全部都能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才是各国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应达到的目的为主张，主张精神消费，不仅仅是物质上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也应当包括精神上利益的满足，人们不应该过于重视物质的财富。西斯蒙地在消费观赏的贡献是较为丰富与科学的，他的学说奠定了消费优先的地位，值得肯定。与此同时，西斯蒙地也指出：“积累国家的财富决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正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财富所代表的物质生活所带来的快乐。”西斯蒙地对萨伊定律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成产决定消费，首次提到了“消费不足说”与“经济危机说”，认为：可能导致消费不足的原因无非是资本主义财产过于集中，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后必然会导致消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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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篇6

近几年，围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从未停歇，话题不断更新，层次逐渐深入，气氛愈加热烈。这是一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念碰撞，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众说纷纭，或针锋相对，种种纠缠不清的争论，多因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概念语言不通的缘故。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还乱，无果而终。只有站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看清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从而理清思路，得到有价值的成果。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5]董德刚《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前线》，2002年第2期第13页。

篇7

【关键词】 投资；预付资本；生产起始动力

新古典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厂商“生产要素最小投入与最大产出”的问题之上，尽管存在诸多不足，甚至严重缺陷［1］，但不可否认其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但社会再生产环节不仅限于单纯的生产阶段，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同样值得深入研究。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至今日阴影不去，世界各国尽管想尽办法，但成果甚微，英国伦敦街头的骚乱和美国占领华尔街的呼声都在为政策的无能为力进行着注脚。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并没有消失，但经济却陷入了泥潭，这显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投入产出范式所无法做出的解释，如何让厂商、让生产具备起始动力，似乎才应成为问题的关键，但这一问题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

一、问题的提出

日常生活中常用“投资”一词来表示市场经济下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辞海》中关于投资的定义是“企业或个人以获得未来收益为目的，投放一定量的货币或实物，以经营某项事业的行为”［2］。

百度百科中的词典解释是：

1、把资金投入企业或基本建设。叶圣陶 《坝上一天》：“群众提出修建海流图水库的要求，不用国家投资，群众愿意集中人力物力来修建。”

2、投入企业或基本建设的资金，泛指为达一定目的而投入的钱财。 《论十大关系》二：“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3］

不难看出，日常生活中“投资”一词被广泛的用作了厂商或某一主体开始生产或项目运作之前的一个经济行为，即资金投入。没有这个经济行为，生产或企业运行就无法开始。这与会计学或财务管理学中的“投资”概念基本一致。

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却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经济学中的投资概念并不包括上述含义，比如萨缪尔森认为，投资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即只有当物质资本形成生产时才有投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其论断形成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许可以解释其根由（社会意识由经济基础决定）。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厂商的生产起始动力，投资在这里表示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马克思用“预付资本”这一概念来表示生产的起始动力，“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启了政治经济学对生产研究的序幕，也给予了厂商生产最初的启动力。

今天面对全球经济挥之不去的金融危机，西方社会原本奉为经典的理论已很难解释。生产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最小投入最大产出的问题，不是通过产权明晰如何发挥市场效率问题，问题的关键成为了如何让生产开始启动，让静止的生产要素开始运动。鉴于此，本文希望在此方面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二、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是不是起始动力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普遍使用了投资概念，但这一概念基于的是社会有效需求扩大对均衡收入的提高，与微观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并无概念上的重合。在高鸿业《宏观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差异，书中写道：“在西方国家，人们购买证券、土地和其他财产，都被说成投资，但在经济学中，这些都不能算是投资，而只是资产权的转移”。［4］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投资又是何含义？书中继续写道：“经济学中所讲的投资，是指资本的形成，即社会实际资本的增加，包括厂房、设备和存货的增加，新住宅的建筑等。”［5］

梁小民在其《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中采用曼昆的定义，所做的叙述与前者一致，“资本存量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厂房，机器设备和其他耐用品以及居民用房。投资是用于增加或维持资本存量的支出。资本存量是存量，即在某一时点时的资本量的总和。投资是流量，即在某一时期内用于增加或维持资本存量的支出”。［6］

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投资与前文所讲的投资不论从含义和数量上都不是一回事。从含义上，两者角度截然不同，前者指的是目的在于形成社会资本而产生的社会需求，后者指的是厂商为了开始生产而投入的资金；从数量上，日常投资所指的资金投入既包括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部分，也包括不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部分，如为抵御风险的风险准备金或为增加自身信誉的闲置资金，并且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内容也并不全被日常投资所覆盖，原材料赊销和工资后付都不需要资金的投入，可见其在数量上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投资既可能小也可能大。在宏观经济学当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共同组成了社会总需求，通过扩大投资可以实现社会总需求的提高。在这里，投资是指购买和因此生产资本货物――不会被消耗掉而反倒是被使用在未来生产的物品。

由此可见，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尽管关注了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有效需求理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消除经济中抑制生产的因素，将经济领出衰退的泥潭，但其却是将重点放在了经济总量上，而对厂商的微观起始动力未加关注，这也正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长期受到诟病的原因――缺乏微观基础。微观基础的缺乏使得宏观政策的适用性不易明确，简单的套用（衰退就积极政策，繁荣就消极政策）常常事与愿违，不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常常发挥不了预期效果，经济现实与政策的适用基础常常并不相同，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已成为许许多多凯恩斯主义学者的努力方向。

三、政治经济学预付资本的内涵

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关注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政治经济学当中，预付资本是指资本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生产剩余价值而预先垫付的资本。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出去时，是为了要重新得到它，并且，还要带来比原预付资本更多的货币额，即剩余价值。这里资本预付成为生产开启之前的首要环节，只有进行了资本预付，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能按照生产的要求聚集在一起，预付为生产创造了条件，或者说是开启了生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它（货币资本）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社会总资本流通过程）的第一推动力”。［7］

同时，马克思对于他之所以选择“预付”这一概念也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在G―W―G’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购买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币。他拿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付出去。”［8］

马克思同时指出了预付资本的本质功用，货币一旦被预付出去就具备了获取剩余价值的作用，他指出：“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9］

为什么预付资本会具有这样的功用，能够开启厂商生产，马克思同样给出了解释：“很清楚，假如G-W-G’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么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100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10］马克思用短短几行字就道出了为什么市场经济社会会赋予预付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权利，因为它承担了“风险”，并且这种承担风险的能力被社会、被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认可，劳动力“愿意”被它雇佣、甚至为它“预付”自己的劳动，地主愿意给它出租土地，机器所有者愿意给它赁出机器。这正如农耕社会时，劳动力“愿意”给地主“预付”劳动一样，因为地主的土地给了农民以信心，他可以“放心”的给地主干活，因此在农耕社会有了可以保证产量的土地也就有了生产。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市场经济下厂商生产的这一基本过程，资本预付是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四、宏观经济的关注要点：生产起始动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分析为我们思考现实经济问题确立了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银行和股市等大机器时代财富积累的产物在经济中影响日趋重要，特别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人类已经完全的进入了信用经济时代，货币彻底实现了纸币化和信用化过程，预付资本也由预付货币转变为了预付信用，取代重商主义者对黄金的信赖，市场信用的存在与缺失已成为了当今左右经济兴衰的关键。

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市场信心丧失殆尽，尽管各国政府多方弥合，但要素所有者不再相信谁能够承担风险。尽管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已实行两轮，国债上限一再放宽，但市场“预付”始终不能形成。机制上，一方面银行希望放贷，并且资金“充裕”，另一方面企业希望获取贷款，但银行并不认可其市场信用，货币市场表现为供需极度不平衡，因此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投机横行，并可能成为加速美国经济帝国倾倒的“游牧民族的铁骑”（谢国忠语）。谁能成为市场所认可的预付资本？中国以国家信用为依托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找到了这个市场认可的预付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但以外需为保证的实体经济衰退趋势明显，而市场信用并不认可消费内需，经济走向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则将筹码放在了金融市场上，结果事与愿违：2011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长年率仅1.3%，低于市场预期的1.8%；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滑，终值63.7，低于预期的64.0，也低于初值63.8；美国经济仍处于持续疲软状态［11］。

经济走向何去何从？2008年9月24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总理面对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12］一语中的，宏观经济的关注要点应从生产要素转向生产起始动力，金融危机并没有消逝生产要素，社会匮乏的是信心，信用经济的今天黄金已经不能再给我们强有力的生产起始动力，我们凭借的又将是什么？马克思给了我们起始，未来则需要今天的理论经济学者特别深入的思索和研究。

【注 释】

［1］ 比如不断被诟病的“资本悖论”问题已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摆脱的阴影，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帕西内蒂.资本理论：悖论［D］.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97-339.

［2］ 辞海(199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P1694.

［3］ baike.省略/view/7581.htm.

［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P527.

［5］ 同上

［6］ 梁小民.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P263.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3.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0.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2.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9.

［11］ 广发证券.美国经济数据周报省略/commons/yjbgContent.jsp?docId=954191.2011年8月1日.

［12］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新华网news.省略/world/2008-09/30/content_10135445.htm.2008年9月30日.

【参考文献】

［1］ 姚宇.基于组织要素的新古典经济学资本悖论新解［C］.《资本论》研究（第七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2011.

［2］ 姚宇.资本、资金和市场信用概念辨析［J］.新西部，2009（10）.

［3］ 姚宇.虚拟资本下价值分配机理研究［J］.人文杂志，2010（3）.

［4］ 姚宇.生产要素关系的时代差异研究［J］.价值工程，2010（7）.

［5］ 姚宇.从要素制衡谈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J］.民办教育研究.2009（2）.

［6］ 姚宇.虚拟资本与美国金融危机关系研究［C］.《资本论》研究（第六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姚 宇（1977-）男，经济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

本文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本科生苏桢雅和赵佳欣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上接第57页）

4、积极引导教职工树立正确的公平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公平理论着眼于分配公平，即个人之间可见的报酬的数量和分配公平。在当前高校人事管理中，一方面要考虑程序公平。高校在制定分配政策时应尽可能地考虑决策过程公开化、民主化，遵循一致和无偏见的程序；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教职工树立正确的公平观。

综上所述，激励，着眼于激发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高校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要想达到科学管理，必须合理运用激励机制，使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达到人力资源的合理、充分的利用，从而促进学校管理绩效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王珊.论高校激励机制运行中的公平问题［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02.

［2］ 岳敏.高校人才激励机制的构建［J］.财经科学,2003.03.

［3］ 张克勇.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3.04.

［4］ 杨秋艳.论高校管理中的有效激励［J］.西北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5.01.

［5］ 殷进功,汪应洛.高校教师激励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4.02.

［6］ 刘广林.高校人力资源激励对策研究［J］.高等农业教育,2006(06).

［7］ 王勇明.中国高校教师激励机制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7.

篇8

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就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和影响及其与发展中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琼•斯佩罗（JoanE．Spero）认为，就像经济因素产生政治结果一样，政治因素也会导致经济结果的产生。从内涵的外延化来看，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因为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样，都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迫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对财富和利益的追求会导致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是围绕对市场的争夺，对原料和生产手段的控制而展开的。①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它们以牺牲南方国家为代价，加强了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和经济力量。跨国公司不仅通过贸易与投资的方式向全球扩展，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国政府、发展中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政治决策，从而追逐最大化的利润。②因此，只有将政治与经济关系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现实和本质。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首先应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总和及其互动关系。“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需要更重视其他角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③对跨国公司之间的“跨国关系分析应包含在任何完整的世界政治分析之中”，把跨国关系定义为“跨越国界不受中央政府外交机构控制的联系、结合和互动。”④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关于跨国公司的理论可以被分为三大模式，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依附论，三者对于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各有不同的解释。⑤但学术史上的各种所谓流派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学者们的观点往往彼此影响，相互渗透。⑥

（一）现实主义

1975年，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霸权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1975）一书中提出一个新的观念，即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富与权力的关系。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的概念。更有意义的是，这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恰好是一部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著作。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跨国公司是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催生出的一对孪生子。吉尔平在后来出版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TheChallengeofGlobalCapitalism）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尽管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举足轻重，但民族国家依旧在唱主角”，“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政权的斗争中，优势仍在民族国家那边”。⑦吉尔平在他的另一本书《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GlobalPoliticalEconomy：Understanding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的第十一章中深入讨论了“国家与跨国公司”，论及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问题。⑧他在自己的另一本著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美国与西欧之间在防务上的联系，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为这些经济活动以及其他跨国活动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⑨现实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N．Waltz）也指出：“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政治学者都把体系简化到部分之间的互动上，或者是行为角色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注重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只局限于单位，没有认识到体系因素的作用，因此，只有在单位层次上又在体系层次上才能解决问题，才能说明国际体系的行为。”华尔兹的这个观点对研究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可以将建立国际体系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模型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现实主义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的主要贡献在于引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概念。例如，他将经济学中“成本”、“公共产品”等概念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金德尔伯格的主要代表作是《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①他认为，传统的厂商理论把分析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之上，而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是建立在市场不完全性之上的。根据早期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观点，市场不完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紧密的联系，“直接投资的兴旺必定是存在着产品或要素市场分割的政府或企业对竞争的某些干预。”②这就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跨国公司与母国或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各种博弈关系。

戴维•麦克格鲁（DavidMcGrew）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③一书则考察了在主导公众和学术论争的所有重大领域中趋向和反对全球化的所有情形：国家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命运、世界经济的本质、全球治理的角色、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以及政治团体和全球秩序的伦理基础等问题。关于跨国公司的角色，他指出：“人们都同意，在几乎实时通信的世界里，公司资本甚至是小笔业务也许都具有选择上的巨大灵活性。但公司无论大小，其命运依然主要取决于地方和国家的竞争优势及其经济环境。甚至在巨大的跨国公司中，竞争优势也主要是其各自国家的革新体系的产物，而生产和销售则倾向于强烈的地区性集中，实际上，跨国公司和‘具有国际协作的国家公司’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们的总部是其继续成功和认同的至关重要的基础。财富500强所列举的世界大型集团公司，其总部几乎没有设立在美国、英联邦、德国和日本之外的。

因此，公司并没有统治世界，国家在极大程度上依然是世界经济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力量。”④例如，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效率主要依赖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质量。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活动基本不需要任何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美国在贸易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等领域所具有的优势。对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对跨国公司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涉及该领域的主要是一些案例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罗伯特•吉尔平的《美国的实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对美国跨国公司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⑤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的《捍卫国家利益：原材料投资与美国的外交政策》（DefendingtheNationalInterest：RawMaterialsinvestmentsandU．S．ForeignPolicy）则是对美国能源政策的分析。⑥例如在2000年的《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中，把“保证全球主要体系（贸易、投资、金融市场和能源供应）的活力和稳定”视为对美国最重要的“生死攸关”（Vital）利益之一。⑦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力图保持在制定新的国际投资规则中的主导权。二战后美国多次修订《对外援助法》。历次法案规定，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优惠贷款时，要求受援国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或“双边投资保证协议”。缔结“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旨在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商创造良好的投资气候，要求发展中国家给美国子公司以“国民待遇”，取消或放宽投资限制，允许美资企业自由汇出资本和利润，保证在实行国有化等措施时给予“及时和足够的赔偿”等。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议”，旨在保证海外美资的法律保护得以切实贯彻实现，为美资提供双重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开始致力于同发展中国家谈判和签订双边性“投资保护条约”。新条约模式把注意力集中于有关保护海外投资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如投资的入境兴业手续问题、投资兴业的待遇问题（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等）、投资企业的征用问题、资本和利润向境外转移汇出问题、投资纠纷处理问题等。⑧

（二）新自由主义

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她在《国家与市场》（StatesandMarkets）一书中提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问题。斯特兰奇用四个基本结构以及四个从属结构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主要适应于为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不平衡地而又显然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适应于为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许多作者全神贯注于跨国公司的兴起，同时谋求找到一个关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组织机构性质变化的解释。”①在《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一书中，斯特兰奇认为跨国公司掌握了生产结构中的三个关键因素，即技术、资本和销售网络，“意味着跨国企业可以与国家一道对民族和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发号施令”②。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大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一书中的第三部分“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系统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贸易和石油领域中的机制演变，提供了从“国际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视角。③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JosephS．Nye）1977年合著的《权利与相互依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之一，④他们摈弃了“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主张，认为战后国际社会中国家间（interstate）和跨国（transnational）关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国际层次的诸行为者的研究，重视对超越国界的相互联系、结盟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

基欧汉和奈申明其目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式，提出新的研究纲领的构想，包含如下核心内容：其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讯联系）；跨国组织（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其二，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它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其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作者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非常符合某些全球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的状况，也接近于勾勒出国家之间全部关系的特征；他们并不认为复合相互依赖完全忠实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现实，恰恰相反的是，复合相互依赖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一样，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数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过，复合相互依赖正越来越反映出世界许多地区的现实。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跨国公司在与母国和东道国的角逐中无疑占了上风。跨国公司要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舞台，以经济要素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因此，它们要竭力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这个观点就反映在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⑤。威廉•内斯特（WilliamNester）的《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InternationalRelations：PoliticsandEconomicsinthe21stCentury）也是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前言中指出：“国家自身日益弱化，虽然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角色仍将继续，但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强大力量的挑战，这些力量包括：跨国公司、国际法、国际道德、政府间国际组织、私人国际组织，以及日益稠密的地缘经济相互依赖或全球化的复杂网络。”⑥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约瑟夫•A•凯米莱里（JosephA．Camilleri）和吉米•福尔克（JimFalk）的《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⑦和詹姆斯•德•代元（JamesDerDerian）主编的论文集《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提供了对问题的一些新的研究视角。⑧凯米莱里与福尔克合著的《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一书的第五章指出：“像高压统治技术一样，监控技术在国家和国际非国家行为者中广泛扩散。它们不仅被国家利用，也被商业企业甚至公民个人使用。商业信贷组织可以在世界范围跟随公民的迁移、喜好和信贷记录。银行、信贷、职业及其他商业机构可以购买同样的数据库。广告机构经常活动于许多国家，它们也可以使用国际数据库来获取有关共同体的信息并形成某些见解。大集团为了获取利润控制和发展通讯媒体，使它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国家边界，国家利用通讯媒体来巩固共同体对其政策的支持，但非国家组织，包括媒体集团，也可以利用它们来重新塑造或破坏国家的现行政策和结构。全球经济和通讯系统的结合开创了全球互动关系系统，在这一系统内，家只是其他行为者中的一员，国家边界的重要性日趋削弱。”①

（三）新依附论

新依附论是从战后“新”理论体系中孕育而来的。依附论者虽然也大量使用“阶级”、“剥削”和“社会主义革命”等词语，但其理论思维不完全与“新”一致，而且只局限于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②作为现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附理论认为现今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政治、经济、金融和技术的垄断，进而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经济和社会上的扩张和渗透，促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依附；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即由于依附于发达国家发展本国的经济，或由于依附于跨国公司而变得落后和贫穷。③依附论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视为“当代帝国主义的细胞”，认为其发展将造成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剥削和控制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该理论认为，由于跨国公司的介入，形成了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即所谓的“新依附”。新依附的特征是：（1）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出口产业，因为出口能赚取外汇来购买资本货物。这种依附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需要保持传统的出口产业，这在经济上由于保持落后的生产关系因而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在政治上就会通过那些颓废的统治者维持权力。（2）工业发展为国际收支的波动所左右，这往往导致附属国在国际收支上出现赤字。这主要是因为在高度垄断化的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也因为外国利润的汇出，同时还因为需要依靠外资的援助。（3）工业发展受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技术垄断所左右。这种基于跨国公司的新依附使得附属国的生产结构出现如下的状况：首先，由于需要保护农业或矿业出口结构，从较落后部门榨取剩余价值的比较先进的经济中心之间就出现了联系，国内“宗主”中心与国内互相依存的“殖民地”中心之间也出现了联系。国际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等和联合的性质在国内精确地重演了。其次，工业与技术结构更紧密地响应跨国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响应国内发展的需要。再次，霸权经济社会中同样的技术与财富积聚不加多大改动就转移到大相径庭的经济社会中去，造成了生产结构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高度集中、生产设备的开工不足、对于集中于大城市的现有市场的加紧利用。因此，在这种新依附中，如果附属国内部结构以及与统治国的外部关系不变的话，附属国与统治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就不会改变。随着附属国的国内和国际结构受跨国公司、国际商品以及资本市场影响性的加强，依附性的结构就会加深，附属国就仍然处于不发达的状况。④例如，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DosSantos）在其《帝国主义与依附》（Imperialismoydependencia）⑤一书中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依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跨国公司从技术—工业统治转向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工业部门投资。”⑥在技术—工业的依附模式下，依附国的工业发展将受到三方面的限制：第一，依附国的生产体制为跨国公司利益所决定，从而产生一种畸形的生产结构；第二，依附国必须从国外购买机器和材料，必将深深受制于帝国主义中心的技术和金融的控制；第三，由于依附性生产体制造成的高度剥削、限制就业机会并抽走部分国内盈余，将削弱依附国国内的购买力、资本积累力，最终制约其国内市场的发展。⑦帝国主义霸权中心的大资本统治通过在附属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中的投资进行扩张，以满足霸权中心的消费需求，在附属国形成面向出口或外向型生产结构，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工业部门投资。⑧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形成对地区的支配，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依附归结为生产要素即生产力发展的依附。⑨即落后国家在技术、资本、出口等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其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完全取决于中心地区跨国公司的辐射程度和主观意愿。

与多斯桑托斯持类似观点的有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R．Prebisch）。他在其《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CapitalismoPeriferico：CrisisyTransforma－cion）一书中认为，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初级产品与制造品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在他看来，世界“经济星座”中存在着“中心”和“”的格局。“中心”指富裕的发达国家，它们组织起来并主导着国际经济体系，使其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指通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与“中心”发生联系的各种各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而有利于发达国家，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事实上起着把收入从吸引到中心的作用。①托马斯•劳尔森（ThomasD．Lairson）和大卫•斯基德莫尔（DavidSkidmore）在他们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TheStruggleforPowerandWealth）一书中也涉及类似观点，例如，如何理解南方和北方国家在对外投资或借贷领域的相对讨价还价力量？此书与其他类似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南北关系、南南合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讨论也采取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正统理论，也不同于激进派学者的独特视角。他们的观点和约翰•罗尔克（JohnT．Rourke）有类似之处，即“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最强的500多家跨国公司中，大约有95％以北方国家为母国，仅仅只有少数大公司建立于欠发达国家”②。

二、评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理论体系发轫于三大知识传统，或者说受到三大意识形态的浸润，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被肯尼思•汤普森称为“国际思想之父”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如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18世纪的亚当•斯密和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正是这三大知识传统或意识形态的创始人。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力量与跨国公司》一书中，把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概念”③。后来，他又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上述说法加以修正，用“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一词来描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思想分野，而弃用“理论”或“流派”。“因为每个观点都蕴涵着一个有关人类社会的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因而类似于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所说的范式。”④所谓“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主要是指深嵌于理论知识体系之中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三大基本范式（或意识形态），它们在核心假定、价值观念和经济政策等方面都是方枘圆凿、不相通约的。尽管研究者为诠释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发展了各种观点，但这三大意识形态各成体系，各自形成了独立的话语符号系统，以及影响广泛的理论成果，“几乎每个人都会落入这三种竞争性的观点、意识形态或思想流派之一”。因此，“通过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强弱变化来解读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是可能的”⑤。

据此，可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跨国公司理论划分为三种范式（paradigm），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与自由主义模式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有益的合作的模式不同，也与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帝国主义的不等价合作的模式不同。现实主义模式强调的是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这种模式将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看成是世界经济的首要的因素。⑥具体到投资领域，就是国家想方设法扶持本国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很相似，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经历了数次变革。从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阶级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直至今天的新保护主义等，其名称在不断改变着。”⑦他在自己所著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书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⑧因此，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首先，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利于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其次，跨国石油巨头在中东以及其他产油国的开发和经营保障了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能源供应。再次，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吉尔平在结论中写道：“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⑨与上述现实主义模式不同，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影响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诸多关系的重要因素。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开始建立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国际关系的演变内容经常表现为以经济为中心，而国际关系的变革同样以经济关系的变革为基础。在当今时代，经济优先已成为各国的选择，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旋律；第二，经济利益的追逐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三，经济手段的运用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第四，经济安全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课题。因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跨国公司才得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

新的依附理论模式（thedependenciamodel）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对世界市场的总体性研究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的，新的依附理论模式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范围的再生产，这一点与商品输出和货币资本输出有明显不同。后者虽是资本输出，也体现一定的国际生产关系，但不会直接输出生产关系。当对外直接投资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时，由于不存在所有制形式的差别，投资国产业资本的跨国界扩张与东道国经济能够自由融合，不存在制度上的兼容问题。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成为促进宗法或封建社会制度逐步瓦解的催化剂，相对商品输出或货币资本的输出来说，能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化。①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比较和吸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思想的基础上，将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划分为世界性帝国和世界性经济两大类，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历史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跨国公司理论中的依附论（dependencytheory）视角是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扩展和延伸，认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它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有些国家（统治国）只能以此作为扩张的反映时，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跨国公司在依附论中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正是由于跨国公司组织体系的扩张才形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强权地位。②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战后殖民体系日趋瓦解，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海外利益，迫切需要通过以上的跨国垄断组织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保持原有的销售市场、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从而继续控制和剥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方面来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这些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以后，一般都缺乏发展民族经济的必要资金，这使得它们的贫困程度和对北方国家的依赖有增无减。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诸如掠夺燃料和原材料，推销陈旧设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打击甚至挤垮民族工业，促使外贸条件恶化，进行重利盘剥，导致人才外流以及扩大两极分等。例如，197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为37．49亿美元，但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利润却高达127亿多美元。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剥削活动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有时，一些跨国公司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和维护其在某些国家的特殊权益，恣意干预这些国家的内外政策，甚至不择手段搞政治颠覆和军事。③

篇9

近代以来，亦即资本时代以来，无论是在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还是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最初的含义也是政治经济学，意即与城邦、共同体、国家相关的经济活动。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问世之后发表了《国富论》，开始了经济学的独立行程，也就是说，经济具有自己独立的运动规律。李嘉图理论的意义就是发现了一切经济运动都是围绕着“价值”这一共性展开的，对于价值规律的思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逐渐形成。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化为两支，一支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从一般价值走向剩余价值，直指社会生活的本质；另一支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启了经济学的非阶级分析，即纯粹数量化的经济学分析，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可以看作这一学派的代表作，熊彼特曾赞誉此书为经济学作为严密科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凯恩斯、琼•罗宾逊、斯拉伐、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越来越数量化、公式化、模型化，无论是强调国家干预还是主张进一步自由化，其基本的依据都是对经济过程的量化分析，也就是说，摒弃一切非经济价值的判断。以社会价值中立的立场研究经济现象各变量之间动态平衡及其变化规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追求。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走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过去我们主要是从价值判断或阶级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批判，认为这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从知性科学、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角度去思考，我们却发现这是一门知性科学成熟的标志，即从“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前提出发，排除一切非经济因素干扰，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探索经济过程的规律性。现代经济学包括从微观层面定量分析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操作过程及其经济后果的性质和规律；从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或衰退的性质和原因，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要素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性质和规律，定量分析货币体系平衡和失衡的原因和规律；从超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国际资本市场、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各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上的变动和规律。

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化，说明了两点，一是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而把经济看作“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纯粹的数量演绎；二是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正像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能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也就是说，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学已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数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经济过程的规律，但这种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一切推论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是具体的，除了经济属性，他还有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血缘的、民族的等属性。当一种学说专注于人的一种属性，而舍弃人的其他属性，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同样，人类社会也并不等同于经济社会，除了进行物质生产，人类社会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当一种学说把人当作经济人，把社会当作经济社会，而专注于人类某一种活动时，其思维的本质和内涵都是抽象的、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狭隘的。它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人的全面的存在和全面的需求，它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它探寻的目的仅仅是要说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规律，因而一切非经济因素在它看来都是要排除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说，工人的苦难和人类的幸福不在它的思考范围之内。哲学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总体性思考，因而当经济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的时候，经济自然进入哲学的视野，但是这种研究不是经济学的路径，而是哲学的路径，它思考的重心不是经济内部的经济规律，而是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如果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于经济行为的思维着的考察。在哲学看来，经济不是抽象独立的东西，而是人类千千万万种行为之一种，它无不生发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存在价值都必须以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来衡量。在哲学看来，经济也不是孤立独行的，而是与政治、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孤立的经济行为是不存在的。在哲学看来，经济还只是在普遍联系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在与政治、社会、文化的错综复杂关系中，经济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因而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本质上都不是非历史的，永恒的经济现象和范畴是不存在的，无论商品、货币、资本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这点讲，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本身是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的。它不是在真实的历史中研究经济，而是在假想的前提下研究经济。

不难发现，经济哲学是把经济放到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大视野中思考的，而经济学是把经济从大社会、大历史中抽象出来，经济哲学思考的正是经济学所忽视的，因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二者具有互补性，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与哲学家长期喜欢对话的根本原因。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一种经济问题的发生，其根源可能在政治、社会、经济之外，这时如果一味以经济的方法和理念去解决，结果就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对经济的研究也必须有哲学的眼光。经济学如果排斥哲学，其结果不仅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越来越孤立和片面，而且有可能将经济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上升为社会的根本原则，而使自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工具。因为排斥哲学的经济学只把人看作经济人，把社会看作经济社会，因而背叛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的基本哲学立场。任何理论都是有哲学立场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提纲》第十条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排斥哲学的经济学立场，本质上就是市民社会立场，因而也就是资本的立场，因为市民社会的本意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在旧唯物主义看来，人就是经济人，社会就是经济社会，因此弱肉强食是社会的基本原则，财富急剧地向资本集中，以及一切人间悲苦都是合规律现象，不需要反思、不需要反抗、不需要改造，这种立场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立场，它关心的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所有人的幸福。现代经济学标榜“价值中立”，而客观上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并不关心人民、关心社会。但是如果哲学排斥经济学，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现代经济为基础和内核的，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比作两个同心圆，那么现代社会是大圆，而现代经济是小圆，以小圆取代大圆，是知性形而上学的资本立场，然而无视小圆的存在和规律，则是反科学的经济虚无主义立场，真正的哲学是以对经济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因而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里所指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计算的领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领域。正是这种可计算性，使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科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经济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离开了经济领域，就没有真正的哲学思维。正是由于经济学与哲学的这种互补性，才使人类对经济的认识更加完整和全面。

二、资本与经济哲学

经济哲学是对经济过程思维着的考察，在所有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资本的全面认识，以便弄清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弄清资本、国家与人民的本质联系。在经济学看来，资本只是物，只是一种生产要素，但在经济哲学看来，资本不是物，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奠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因而市场经济的真正起点不是商品，也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本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动力，因而一切经济学，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本质上都是对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过程的思考，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思考。经济哲学本质上也是对这一问题和这一过程的思考。如果说经济学侧重于物质过程，那么经济哲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侧重于从宏观上分析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经济思想家不是没有哲学，而是认为经济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亚当•斯密就是在研究了人的社会本性，即《道德情操论》之后，专门发表《国富论》的，以证明经济领域存在“看不见的手”，提出“理性经济人”的假说。以后的所有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说基础之上的，无论各种理论之间存在多大分歧，但基本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这就说明，经济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资本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发展的，这个逻辑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追求剩余价值的逻辑，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说就是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主体是资本，工人是被排挤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从属于资本并受资本剥削的，因而市场经济表现为资本间的竞争，表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资本的本性，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从理论和现实性上讲，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但是为什么狭隘的本性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虽然每一个资本家的目的都是狭隘的，但是他只有通过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通过市场并生产社会需要的东西才能获得利润，由此展开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谁越能发现社会的需要，谁越能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越能高效率地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正是这种狭隘目的所导致的竞争，使社会的需要不断被发现、被满足、被高效地满足。现代社会正是由此发展起来的。资本不仅推动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着科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剥削的秘密是：“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其次，人口的增长，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正因为资本家看到了无偿占有科学力量和劳动的社会力的可能性，发现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因此有史以来，只有资本家最重视科学，重视管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并利用它们为资本的增值服务，从而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因此，从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讲，资本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使人摆脱政治的、地域的、宗教的人身束缚；通过交换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把一切人力、物力组合进社会化机器大生产；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式积累相对剩余价值，发展交通、通讯、信贷，激励教育、科学为生产过程服务；通过竞争，瓦解着一切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激发起一切人的致富欲望，并把市场交换推向全世界。自资本诞生以来，资本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搞市场经济不能离开资本，不仅不能离开，而且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但是资本的发展“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是以雇佣工人的普遍贫困和普遍异化为前提的。

资本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资本的发展有四个界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00页）因此，只要有资本存在，社会必然潜伏着矛盾和冲突。经济学只思考经济过程的必然性，经济增值的趋势和规律，而经济哲学则必须思考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思考经济过程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反过来对经济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哲学眼光看，资本只是一种与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有限的生产方式，按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的逻辑，资本运动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而必然不能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能解决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问题，也不能解决由资本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也就是说，资本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本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社会生活需要更高的生活原则。由此，我们必须把整个社会生活区分为两个领域：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非经济领域也就是民生领域或社会和谐领域，这两个领域通行的原则是不同的。经济领域，通行的是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而在社会领域，通行的是人本原则或社会原则。离开了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经济就发展不起来，而离开了社会原则或人本原则，社会就要衰弱。资本的领域在经济，如果认为资本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那么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什么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以资为本的，是资本主义；以人为本的，则是社会主义。资本的本性必然是想占领整个世界，使资本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其结果必然是伤害人类和社会，因此必须站在人民和社会的立场上，思考资本的历史必然性。资本的界域和有限性，就成为经济哲学在当前的最主要任务。对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实际上是资本、国家与人民（或社会）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唯有组成国家，才可能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成真正的人民的国家就成为追求幸福生活的所有个人的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活的双重性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人的这种生活的双重性，其根源就在于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生活原则的双重性。因此，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人必须要干活，要挣钱，要遵循市民社会原则，但作为政治社会的一员，作为公民，人必须要过政治共同体生活，热爱社会，关心社会，并把公众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由此提出了一个更深的理论问题，即资本、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社会中，人并不等同于经济人，社会也并不等同于市民社会，那么在经济生活之外，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一般人们是通过组织政治国家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篇10

 

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斯特兰在这时提出了结构性权利，将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国际竞争经济学结构，其他包括金融结果、知识结构、生产结构及安全结构，这些结构在非政治单位与主权国家中起到了相互影响的作用，也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具有代表性的结构特征，其实，很多学术界的学者之所有对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对权利结构的不理解所导致。

 

一、结构性权利思想的形成

 

国际政治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不断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在发展的过程中相继的出现了。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权力论在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相继脱颖而出理想主义国际治理论的辩论，其核心地位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到了确立。现实主义权利论对军事实力和物质在国际政治中被过分强调，甚至把政治与经济都不同程度的割裂开来进行探讨。世界各国间经济来往越来越频繁，国际政治经济中不再将经济和政治分开来解决出现的许多重要问题。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她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进入了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因为她十分不满国际政治中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现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思想也是她不断提出的，为国际政治理论注入了新活力，尤其是她的结构性权利更是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结构性权利的内容和特点

 

四大结构

 

生产结构。自从在19世纪以来的200年来，生产结构发挥了两种不同变化，第一种是出现了世界市场，本国市场服务生产结构逐渐被国际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而取代，使生产慢慢出现国际化的特征。第二种变化是西欧国家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世界市场销售的全球战略一直是中小企业和跨国公司的主导发展目标，但民族经济不平衡的状态因全球生产结构的变化有了十分明显的突出表现，有些发展中国家十分不满跨国公司的经济权利和社会影响。

 

金融结构。金融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双方是互利共生的关系。虽然金融体系效率不高，其结构也不稳定。如果没有金融体系，只会存在初级金融形式和次级金融形式，尤其是次级金融形式，其特点太过松散、单一及不稳定。国家也会成为只有商业关系，国家体系就不会存在了。国际社会的分工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也因社会分工所带来的贸易有所促进。因此，国际金融体系可以使国际贸易变得更有效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工具。所以，国际金融体系是十分有必要的。世界生产结构可以利用金融体系来重新分配成本和利益，风险和机会。

 

知识结构。人们最容易低估和忽视知识结构所衍生的力量。在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研究中，知识结构受到了严重忽视，虽然有些技术专家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但很少很专家能够监测、分析及理解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中包含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因素，还能影响生产结构和牵涉国际政治体系，使权利更加集中。科技改变的论点没有出现到斯特兰所强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当中，技术(知识结构)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是处于很重要的地位，是不能够被忽视的。传统权利和加强其他权利支柱的保证也是来源于此。知识结构已经开始主导其他结构，权利结构也因技术变革而改变了。还改变了金融结构，而生产结构的改变是通过生产和贸易从政府转移至公司，后续由发展了全新的技术。

 

安全结构。在政治经济学中，某些人另一些人提高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利框架。提供安全的人可以获得某种权利，而在运用这种权利时，在财富的生产或消费方面提供安全的人也为自身谋取了福利，并在社会关系方面拥有了特权。虽然安全结构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不少很大，但它也不是随便可以忽视的。安全结构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中是围绕国家体制而建立的。

 

三、结构性权利对现实经济的影响

 

以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为例来分析结构性对权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所谓商品定价机制，就是确定商品进出口贸易的交易价格模式。在大宗商品贸易中主要有两种定价方式：一是对于成熟的期货品种和发达的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如原油、大豆和天然橡胶)来说，其价格基本上是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标准期货合同的价格决定;二是对于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如铁矿石)来说，其价格由市场上的主要买方和卖方每年达成交易。近几年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已难以仅用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以解释，而表现出明显的金融化特征。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来看，定价机制，不论是定价的规则协商还是基准价格的确定，都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权力，是对在大宗商品市场上交易双方选择的一种限制。而这种限制又与诸多因素相联系，定价规则的选择与市场结构、生产结构和安全因素息息相关。市场基准价格的确定又牵涉金融和知识等诸多方面，受生产、金融和安全方面因素的限制，以下以铁矿石为例，对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行具体分析：

 

基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中国大宗商品定价权缺失的解决办法亦可以从生产、金融、知识和安全四个维度予以分析：首先是金融角度，可以从期货市场的建立和人民币国际化两方面入手，积极参与全球定价机制。期货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一国拥有国际定价权的前提，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现已主导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中国要赢得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必须培育成熟有效的期货市场，保障定价权的获取。中国的期货市场自恢复以来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大连成为芝加哥之外重要的玉米期货市场，郑州的小麦和棉花期货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中国价格”，上海的铜价为全球认可，但距离定价权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美元霸权依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在可行的市场逐步建立人民币结算机制，来规避美元波动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拒绝为美联储的宽松埋单。其次是知识;我们有必要建构中国在世界的话语体系，为中国的正常需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放任外媒恶意炒作“中国需求”概念。同时，需要避免民族主义倾向，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客观分析和理性论证来赢得世界主流媒体的认可，发出我国在大宗贸易领域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自身在大宗商品定价领域的话语权。第三安全;中国应该积极执行资源外交的战略，努力制定包括外交、财政方面的政策，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开矿设厂，降低对个别国家的资源依赖，保障铁矿石的国际航运安全，与航线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防范海盗、台风等各种自然和人为风险。最后是生产;中国的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低中端的加工生产环节，资源和原材料需要大宗进口，成为遭受国际企业和国际炒家两头夹击的对象。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斯特兰的结构性权利中的四大结构分析可得知，虽然作者对它们进行了划分类别，但最终目的让大家对复杂纵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有清晰性的了解，虽然斯特兰的结构性权利思想和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的要求并不相符，但她的结构性权利理论简单直观，对政治和经济的紧密结合起着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研究思想，可以说，斯特兰的结构性权利理论在国家关系理论中仍占据特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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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早在1998年即被引入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并在债务重组、投资和非货币易三项具体准则中得到运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证券市场刚刚起步，流动性不强，且占据较大比重的国有股权尚不能流通，公允价值的确认结果难以“公允”体现，同时，证券监管体系不够完善也导致了会计信息不能真实公允。因此，上述三项准则实施不到两年，我国财政部重新修订了相关准则，重新以账面价值作为账务处理的基础，从而回避了公允价值计价。2006年2月15日，为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同时，出于完善我国会计核算体系、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考虑，《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重新引入公允价值作为独立的计量属性之一，并在17项具体准则中运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见表1）。

然而，从公允价值概念首次在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粉墨登场至今，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公允价值的争论从未停息。公允价值是一个会计学概念，是一种在特定时点为特定对象接受的，能够独立于其他四种计量属性用以进行账务处理的“价格”；还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一种内在的、不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价值”，一直众说纷纭。本文将从理论定义以及应用实务的角度，阐述笔者对公允价值实质的理解，以供进一步研究探讨。

一、“价值”和“价格”的内涵

众所周知，价值是一个哲学和经济学上的概念。关于价值的定义，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术流派有着不同的理解。然而，价格的定义则相对统一，泛指交易双方就所买卖商品而订立的兑换比率，换言之，即买方为获取商品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对价值和价格做了系统的定义：

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二因素之一。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产品的社会联系的反映，不是物的自然属性。商品要用来交换，各种商品之间必然有一个可以比较的共同基础。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以及创造它们的具体劳动性质不同，无法比较。真有撇开劳动的具体特点，化为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形成价值，才能相比。未经劳动加工的东西（如空气）和用以满足自己需要、不当做商品出卖的产品都不具有价值。价值通过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即交换价值表现出来。”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的基础是商品的价值。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商品的市场价格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经常围绕着价值而自发地上下波动，当供过于求时，它降低到价值以下；反之，则上升。在社会主义社会，大部分商品实行自由价格，受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少数或个别商品实行计划价格，由国家依据商品的价值和供求情况有计划的制定。”①

《辞海》对价值和价格的解释基本沿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其核心在于“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实早在17世纪初，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即开始研究价值的内涵。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大小，如果将价值以人为的共同的标准银币来衡量，就可以得到我们所寻求的价格，即真正的市场价格。②亚当·斯密对价值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和价值决定于商品能够买到或支配的劳动”，并提出，“自然价格（即价值）好像是一种中心价格，一切商品的市场价格都趋向于这一中心价格”③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指出“商品的价值或这个商品所能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的相对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一劳动的报酬的多少”。④20世纪30～40年代以来，由于价值研究无法做到确切定量分析，西方学者在论著中大多绕开价值概念或价值问题，直接分析市场价格，从而将经济学的问题定位在价格理论上。

无论经济学界对价值的定义如何演变，一件商品的价值，自生产者通过劳动产出之日起，其内在性、在一定时期的确定性的内涵，是毋容置疑的。

二、公允价值的定义

早在1952年，艾利克·L·柯勒在其编著的《会计辞典》中即对公允价值进行如下定义：公允价值意指“公平合理之价值，本辞往往为公用事业所采用”，该词通常与公允市场价值所通用，意指“消息灵通之买卖双方以诚意磋商而决定之价格，此价格通常在一定期间内有效。倘无交易或报价，则本词指估计之公允市场价值”。随着公允价值概念在会计理论界越来越活跃，各国会计学者均对公允价值进行研究，其成果在各国的会计准则中均有所体现。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96年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25号《金融资产的转让和服务以及负债清偿的会计处理》（FAS No.125）中对公允价值作了如下定义：在非强制交易或清算的前提下，自愿参与者在当前的交易中购买（或承担）或销售（或清偿）资产（或负债）的金额。⑤之后，FASB在总结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2006年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FAS No.157）中，对公允价值作了如下定义：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在有秩序的交易中销售一项资产或转移一项负债所接受的价格。FASB在FAS No.157中，对公允价值的计量设置了优先级逐次降低的三个层次的估值方法：（一）在活跃市场中，报告主体所能获取的相同资产和负债的报价；（二）在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和负债的报价；在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似资产和负债的报价；资产或负债可观测的价格；用回归或其他方法，从可观测的市场数据中推导出的价格；（三）在无法获取可观测的市场数据时，报告主体使用所能获取的最优信息（包括内部数据），采用市场参与者通用的定价假设，所得出的销售资产或转移负债的对价。⑥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1993年修改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8号《收入》（IAS 18）中，对公允价值作了如下定义：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双方自愿据以交换资产或清偿负债的价格。

由IASC任主席，并由13个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代表组成的金融工具国际联合工作组（JWG）在2000年了《准则草案与结论依据—金融工具及类似项目的会计处理》征求意见稿，在意见稿中公允价值的定义是指在计量日，由正常的商业考虑推动的，按照公平交易出售一项资产时企业收到的或解除一项负债时企业应付出的价格估计。

我国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公允价值作出如下定义：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⑦

上述主要会计政策制定者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普遍认为公允价值获取的最优途径是市场价格，只有在无法获取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的市场价格的前提下，才可以有条件的选择其他方法确定公允价值，凸显了“价格”本质。虽然，FASB在FAS No.157中对公允价值的定义由“交易双方接受的价格”调整为“市场参与者接受的价格”，增强了“价格”的普适性，但与价值“内在性”的内涵仍是大相径庭。

三、从公允价值应用实务中判断其“价格”本质

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已在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会计处理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为保证会计指标真实可靠、口径可比，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在《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2010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号）中为公允价值计量设置了三个层次的估值方法：（一）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的报价；（二）类似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的报价，或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在非活跃市场上的报价；（三）无法获得相同或类似资产可比市场交易价格的，以其他反映市场参与者对资产或负债定价时所使用的参数为依据确定公允价值。一方面，上述方法确定的公允价值用于账务处理并无不妥；另一方面，上述方法在实务中的运用进一步揭示了公允价值的“价格”本质。

（一）存在活跃市场报价的资产

企业持有的某种资产，例如金融资产，尤其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通常存在活跃市场报价，并以该金融资产的活跃市场报价作为其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按照《企业会计准则—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该金融资产进行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例如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实务中通常以每日收盘价作为其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计算公允价值的变动。

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变动频繁，图1中⑧详细列出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三家上市公司2011年12月每日收盘价变动情况，波动较大。在每一个交易日中，股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此外，在每日收盘之后，股票大宗交易成交价与收盘价通常也并不一致。上述每一项交易价格，均为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公平自愿地买卖股票的价格，按照公允价值的定义，均可以作为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然而，一支股票的内在价值，除非受生产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管理层发生重大变动等重大事项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应该是确定的。因此，对于上市公司股票来说，所谓公允价值仅是在某个时点该股票的市场价格，并非该股票的价值。

（二）存在类似资产活跃市场报价的资产

企业持有的某种资产，例如用以出租的写字楼中的某层，由于地理位置、楼层等外部因素的唯一性，不存在完全相同的资产。如果该写字楼位于房产交易市场活跃的城市，企业所持有的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就存在类似资产的活跃市场报价，可用以确定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实务中，若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通常仍需专业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作为公允价值变动的入账依据。

然而，以评估价值确定的公允价值是被称为“价值”，还是一种经过专业方法确定的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价格”？

第一，一项资产对于不同的实体来说，其评估价值应当是不同的。唐伯虎的《春树秋霜图》在国画收藏者看来价值连城，在普通人看来也许与普通的客厅挂画并无区别；一架大型民用客机，在航空公司看来价值不菲，在普通企业看来也许会成为累赘。因此，以评估价值确定的公允价值，只是评估师依据合理的方法给出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价格，这种价格首先是一种基于一定客观条件的价值认定，而不是客观存在的内在价值。

第二，由于教育背景、性格特征的不同，评估师所给出的评估结论并不是绝对客观的。虽然，具备足够职业道德、专业素质的评估师在评估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从而将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降至最低。但是，同一评估师选取不同的评估方法往往能得出不同的公允价值判断，同时，评估过程中涉及较多的假设、参数选取和专业判断，从而使不同评估师给出不同的公允价值判断。然而，一项资产的内在价值应该是一定的，以评估价值确定的公允价值并不是一项资产的内在价值。

（三）不存在相同或类似资产市场报价的资产

企业持有的某种资产，例如拟上市公司股权的公允价值，往往不存在相同或类似资产的活跃市场报价，甚至不存在市场报价，此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可以通过评估的方法确定，但如前文所述，评估确定的公允价值虽然可用以进行账务处理，但并不是资产的内在价值。在实务中，拟上市公司股权的公允价值也可以通过股权交易前后6个月内财务投资者的增资价格确定，但上述增资价格是公司与财务投资者之间利益博弈的产物，不同的财务投资者对公司质地的判断并不一致，同时，财务投资者所掌握资源的大小同样能够影响博弈的结果。因此，增资价格是为公司和财务投资者所接受的交易价格，据以确定的公允价值并不是股权的内在价值。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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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的本来面目，真正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经济学应当以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指导。首先，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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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性

当今社会是一个不断创新的社会，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定律、公式和繁杂的函数，在EXCEL中并没有现成的函数可直接套用，这就要求学生在进行实验分析时善于化解进而创建自定义函数，这就是一种创新；对数据和图表进行恰当的分析就是对自我知识应用能力的创新；另外，通过正确的数据和图表分析也可以发现教材中的不正确之处，然后给与纠正这也是一种创新。

如在做“就业与失业分析”实验时，一组来源于中国2009年鉴的数据，先要求学生将中国2009年鉴中有关就业和失业部分的数据整理归纳，然后用EXCEL建立一个带有自定义公式的电子表。实验具体任务是插入一个就业折线图表，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再插入一个折线图表，分析就业产业结构，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求2007-2008个年相对增加的工作岗位（相对岗位空缺率）；求城镇理论失业率；未来就业状况如何；使用贝弗里奇曲线解释失业原因。

这个实验不仅让学生用真实具体的数据分析了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员数量和产业结构的实际问题，而且在使用贝弗里奇曲线解释失业（这里可以用各年增加的岗位数-失业人数就是摩擦性或结构性失业，其余的部分为其它类型的失业，如周期性失业）原因时，发现了这个实验其岗位与失业分析曲线图和贝弗里奇曲线图是有明显的差异的，而通过对这种差异的深入分析可以让学生认识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也更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学生对微软的EXCEL软件不会太陌生，但必须对EXCEL的有关经济类函数有较深入的了解。如果能把VB或VBA编程和EXCEL结合起来，那么实验分析将更高级、更智能化，当然这比较难，不过恰当地使用IF函数也可以进行简单的智能分析。例如“某商品进口配额的影响智能分析”实验模型就很好的分析了进出口经济活动中的许多问题。此外,还可以让学生利用EXCEL图表的“添加趋势线”功能可以分析不同参数变量经济发展趋势。

我们的实验有30多个项目，分为必做和选做两大类。尽管未能把课本中所有的知识包含尽，但实验由浅入深，先易后难，先进行数据输入，再建立模型函数，然后进行图形数据分析，时间稍长之后同学们基本上能举一反三，自建实验模型，进而继续研究探索，学生感到西方经济学原来也不是死记硬背的东西，而是具体生动引人喜爱的学科。

参考文献：

[1]高鸿业.宏观经济学[M].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2]高鸿业.宏观经济学辅导书[M].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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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活动，大约已有200万年的历史。在经济活动中对资源有效利用问题的探索，也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则是近几百年的事情。有关文献资料表明，经济学出现于奴隶社会产生以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的《经济论》一书问世，表明了西方开始出现了早期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部研究奴隶主家庭经济管理问题的著作。色诺芬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善良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经济学虽然出现于奴隶社会，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未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并取得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名称，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而形成的。17世纪初，法国重商主义代表安•德•蒙克莱田（1575-1622）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其用意在于表明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超出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且涉及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但重商主义经济学还不能算做真正的现代经济学，因为其研究范围仅局限于流通过程。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完成这一转变的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本方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有200多年的历史。2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典经济学阶段、传统经济学阶段、现代经济学阶段。

第一阶段：古典经济学阶段古典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开始发展起来的。但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由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创建的。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正式创立。在这本著作里，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被后人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亚当•斯密写到：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要大。古典经济学批判和否定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研究和提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确立政治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趋于激化，使古典经济发生了危机。

第二阶段：传统经济学阶段18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宣告解体，形成了以法国的萨伊、英国的马歇尔等为代表人物的传统经济学派。其标志是马歇尔在1890年所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传统经济学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自行调节而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保证经济增长。但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使传统经济学走入困境。

第三阶段：现代经济学阶段现代经济学产生的标志，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书中，凯恩斯表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总是实现充分就业，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常常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他主张，要实现充分就业，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有效刺激总需求。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帮助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困境，困此受到了普遍的重视。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发生了经济“滞涨”，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凯恩斯主义对此无法解释，也没有有效的应对方法，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又一次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局面，西方经济学的众多流派纷纷出现，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货币学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等。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供给学派主张削减税率；理性预期学派则试图用信息的不完全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波动。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表明，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研究形成经济理论，研究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理论形成经济学。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即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

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据其研究的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一）微观经济学

1、微观经济学的定义

“微观”的英文为“Micro”,意思是“小”。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的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点：第一，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经济单位是指组成经济的最基本的单位，即家庭与企业。家庭是经济中产品的需求者（消费者）和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企业是经济中的产品的供给者（生产者）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家庭面临的问题是，在既定收入的约束下如何使自己的满足程度（效用）最大化。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在投入一定生产要素条件下，如何使利润最大化。既然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那么其研究方法就只能是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单个经济变量包括单个生产者的产量、成本、利润，单个消费者的效用，单个商品的需求量、供给量、价格等。第二，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家庭和企业的行为都要受到价格的影响，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经济活动，实现了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其他内容都围绕这一中心问题进行的。所以，微观经济学又称为价格经济学或价格理论。价格理论实际上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第三，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就是经济资源的不同用途的选择。解决资源配置就是需要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即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微观经济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其原理如下：如果每个经济单位都实现了最大化，那么，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也就实现了最优化。

2、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微观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第一，均衡价格理论。研究某种具体商品需求、供给以及价格的决定。在此基础上，分析价格如何调节整个经济活动。这一部分是微观经济学的中心内容，其他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而进行的。第二，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消费者（家庭或个人）如何在有限收入条件下购买各种商品组合，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从需求方面决定了价格。第三，生产者行为理论。研究生产者如何在有限投入条件下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组合，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生产者的生产行为从供给方面决定价格。第四，市场结构理论。研究厂商在不同结构市场上的行为特征与市场均衡。前述的均衡价格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完全竞争市场，这一部分研究其他市场结构中均衡价格的决定的理论。第五，分配理论。研究社会产品按照何种原则在集团或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即研究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如何决定。在一部分是运用价格理论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第六，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研究经济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实现以及社会福利的实现等具有一般性的问题。第七，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有比较严格的假定条件：完全竞争、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现实生活中，这些假定条件很难同时满足，这是因为存在着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与信息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价格调节经济会受到影响，并不总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被称为市场失灵。解决市场失灵可能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但是，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调节经济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即政府失灵。除此之外，现代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还非常广泛，如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例如，像国企、私企、外企等根据市场要求组织生产配置人力、物力、财力。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按什么价格出售等等每一环节，都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

（二）宏观经济学

1、宏观经济学定义

“宏观”的英文为“Macro”，意思是“大”。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研究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总量如何决定及其变化，最终说明经济资源如何充分利用的问题。宏观经济学的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点：第一，研究对象是整个国民经济。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各个经济单位所组成的国民经济整体。如果把各个经济单位比喻为一棵棵树木，那么由它们所组成的国民经济整体就好像森林。宏观经济学就要研究整个经济运行规律，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的方法，只能采取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经济变量，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总投资、总消费、一般价格水平、经济增长率、国际收支、汇率、货币供给量、货币需求量等。宏观经济学通过分析这些经济总量的决定、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进一步说明整体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经济政策的运用。第二，中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以国民收入的决定为中心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规律。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经济理论则是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整个经济中心出现的各种问题。第三，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利用。宏观经济学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解决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已经配置到各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资源的利用情况、充分利用经济资源的途径以及对一国经济总量的决定问题。

2、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是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状况的基本指标。宏观经济学主要通过研究国民收入的决定，进一步研究宏观经济中的其他问题，如物价水平、就业状况、经济周期问题等。第二，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失业反映一国资源的闲置状况。通货膨胀是指一国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过程。失业与能货膨胀是任何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宏观经济学将失业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寻找克服的途径。第三，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地区）国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经济周期是指国民收入在短期内由衰退与繁荣交织而成的波动状况。这一理论主要研究国民收入短期波动的原因、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等问题，以求实现较小波动的长期经济增长。第四，开放经济理论。现实中的经济都是开放的。在开放经济下，商品与要素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从而将各个国家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开放经济理论分析国家间经济过程的相互影响，进一步提出调节经济的措施。第五，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学在分析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国家调节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在宏观经济理论指导下，由政府出面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干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主要研究政策内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政策的传导机制。例如，国民收入、财政、税收、失业通胀治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拉动内需等等都属于国家宏观调控，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