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教育的形式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死亡教育的形式，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前言

死亡教育是指引导人们科学、人道地认识死亡、对待死亡，以及利用医学死亡知识服务于医疗实践和社会的教育。其主旨在于使人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人人都不可回避的死亡问题，首先是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的死亡，同时也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他人的死亡。死亡教育不仅让人们懂得如何活得健康、活得有价值、活得无痛苦，而且还要死得有尊严[1]。

随着文明的推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但重视优生、优活，也追求优死。临终关怀在我国越来越受重视。由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死亡文化的桎梏，人们对死亡观还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医护人员长期以来习惯的道德价值观、医学、护理伦理观与临终关怀也有着一定的冲突。普及死亡教育无疑应是实施优死制度和普及优死的前提。死亡教育是开展整体护理的要求，其实施直接影响临终患者的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及时的展开死亡教育便显得十分迫切和有意义了。我国临床进行死亡教育研究进展的综述如下：

1国内研究现状

1.1港台地区死亡教育现状

1.1.1台湾研究现状

20世纪末，台湾教育界将死亡教育引入，称为“生命教育”或“生死教育”，在学校广泛开展生命教育课程，并将2001年定为台湾的“生命教育年”[2]。黄天中[3]出版了死亡教育系列丛书；台湾的医学院均开设了死亡心理学等课程。台湾很重视对护理系学生的生死教育，很多学校将其列为必修课。

1.1.2香港研究现状

香港最初的死亡教育采用综合的方法，将死亡和濒死的知识整合到其他课程中，主要采用讲授形式，重知识传授，而不是态度和技能的培育，护理学生（护生）也没有机会检测自己对个人经历和临终患者的反应。近年来对护生或注册护士的死亡教育中均尝试PBI。教学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护理人员对死亡和濒死持有积极态度，并能获得相关的知识和心理社会技能[4]。

1.2大陆地区死亡教育现状

与港台地区相比，大陆的死亡教育起步晚，发展严重滞后。回顾其发展历史，死亡教育首先在医学教育领域、围绕伦理问题而展开[5]。内地的死亡学研究始于80年代[6]，1988年7月，中国内地第一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努力开展死亡学教育、更新死亡观念的问题。国内护理界死亡教育总体还处于理论水平，大多数护理院校未单独开设死亡教育课程。护生在校期间不能获得系统的死亡教育，在职继续教育也缺乏相应的培训内容，护理人员对死亡教育知之甚少[7]。

2提高死亡教育实行方法

2.1 提高护士对死亡教育的认知水平

死亡教育使人们懂得如何保证健康，有价值、无痛苦，而且还要死得有尊严，既强化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利于促进医学发展。护理人员对死亡教育的态度同时直接影响到临终护理的质量，管理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提高护理人员对死亡教育重要性的认知。

2.2 提高公众对死亡教育的认识，树立科学的死亡观

应该呼吁社会利用媒体宣传、印刷广告等方式开展死亡教育知识的普及，减轻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为护士开展死亡教育提供适宜的伦理环境。

2.3 重视护士对死亡教育相关知识、能力的培养

随着整体护理的开展和深入，护士在护理工作中越来越重视对病人的身心护理，但是，在护理临终病人时所缺乏死亡教育的知识以及技巧，对死亡话题探讨也较少。

2.3.1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死亡观

不同文化背景，死亡观不同，我国的传统文化接受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多数人对死亡是采取否定、回避的态度的。要对病人及其家属开展死亡教育，首先应该对护理人员自身开展死亡教育，提高其素养，摆脱其对死亡的恐惧，树立科学的死亡观，本着真诚善良的同情心和高度的责任心对病人及其家属开展死亡教育。

2.3.2加强对护理人员的死亡教育知识、技能培训

临终关怀与死亡教育是现代护理学需要研究的新学科、新课题，鉴于目前死亡教育的现状，应对护理人员强化有关死亡教育知识、技能的培训，通过自学、短期学习班、院内讲课、脱产学习班、脱产进修等，使他们了解患者心理需求，掌握病情告知的原则和技巧，处理好“告知事实”和“避免伤害”的冲突，掌握症状控制、生死问题谈话与教育等相关知识，使死亡教育成为健康教育的一部分。

2.3.3死亡教育应作为护生的必修课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在人们还未经过良好的死亡教育，不具备科学死亡观的国情下，作为培养护士的医学院校，应将临终关怀学作为护士的必修课，继续探讨“临终关怀”、“死亡教育”的适宜教学内容和方法体系，借鉴国外教育形式，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组织编写有特色、前瞻性的系列教材，使我国的死亡教育具有高起点和适用性”[8]。

参考文献：

[1] 诸葛毅，在高等护理专业开展死亡教育的社会价值[期刊论文]，医学与社会，2006（03）

[2] 传宏，杨海燕.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生死教育现状的比较.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5（3）：11―12.（3）（4）医学教育必须重视死亡教育，岳亮，《卫生职业教育》

[3] 黄天中.死亡教育概论I：死亡态度及临终关怀研究.台北：明田出版社，1992：1-532.

[4] Wong F K，Lee W M，Mok E.Educating nurses to care for the dying in Hong Kong：a problem-based learning approach.Cancer Nurs，2001，24（2）：112―121

[5] 刘辉，张希晨，李燕.灾难托起的生命伦理命题：死亡教育.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21（5）：97―99.

[6] 传宏，杨海燕.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生死教育现状的比较.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5（3）：11―12.

篇2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一直是中国学者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不仅是批判，更表现为重建理性化、现代化的社会“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重塑“公共领域”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条理论脉络：普遍语用学――交往行为理论――协商伦理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当前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要成为高校师生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集聚实现中国梦的巨大热情和正能量。哈贝马斯以语言转向研究为切入点，构建交往理论，并从人的行为理论过渡到社会理论，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否能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真谛、解决社会危机值得怀疑，但是其理论脉络对我们提升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哈贝马斯建立在普遍语用学基础上的交往理性理论

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主张以交往理性取代，以语言为桥梁构建主体间平衡、稳定的关系，呼吁回归生活世界，达到主体之间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一）在对工具理性批判中提出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因工具理性而异变、压抑。工具理性强调主体的理性能力，它“把自身以外的一切关系都用主体―客体对立关系模式加以抽象概括和实践操作，人为地设定一个与客观世界相对立的第一性的理性主体，迫使理性退化为对自然界等第二性他者进行无休止利用和支配的一种被片面化和阉割了的工具理性”[1]，世界被分裂为对立的主客体关系，现代社会陷入价值与道德的冲突：道德滑坡、自由丧失、人性压抑。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改造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哲学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基础上。对哲学语言转向的研究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让哈贝马斯认识到工具理性的缺点，即“把人的精神活动同人的行为、生活环境、‘生活世界’以及把人联接在一起的最普遍的语言中介物分裂开来”[2]。所以，哈贝马斯以语用学为切入点提出交往理性克服工具理性对现代社会的统治，跳出主客体的对立和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控制，关注作为主体的人与人的关系，强调人的社会行为是主体之间相互理解与共识;并且认为导致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差异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语言为中介，通过思想沟通、行为调整可以解决问题。

（二）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行为的主要方式之一，物质交往不是最基本的交往方式，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以符号即语言为媒介的交往才是最基本的，也是必要的。哈贝马斯建立的交往理性是指“论证性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和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3]，是人们之间以符号为中介的互动。由此分析得出交往行为、言语是构成交往理性的主要因素。交往行为以语言为媒介，体现了人们通过对话达成一致和协同的目的，以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为原则。因此从有效性看交往行为要具有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人们行为的协调基于同意。因此语言在交往行为中十分重要，发挥着多向度作用：搭建主体间理解桥梁;表达作为规范的共识;单纯的表达手段。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媒介相应也必须是真实的、真诚的、正确的，具有可理解性。交往行为要达成人们之间的一致和理解，必须蕴含着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交往行为强调主体间性，意味着多元价值的存在。第二，交往理性是原则、程序，是人们遵守的共同规范，更是人们之间相互的期望，需要主体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协商、沟通、理解达成共识。第三，交往行为是开放性的，其合理性就是人们之间互相征求意见达成的共识，是暂时的一致，其本身并非绝对的，是可协商讨论和批判的。由此，人们之间形成的交往关系不需要“任何外在语言行为的力量，而完全靠自由、平等、开放的讨论来形成而非强迫性共识”[4]。

（三）建立在交往行为基础上的生活世界

交往理性的建立和交往合理性是为了让理性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者置身其中的境域。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个性三大结构。文化结构意指知识的储备、前人特定的文化积淀，是交往行为者对世界理解的依据;社会结构则是在文化沉淀基础上构成的理解和交流关系，即合法的社会秩序;个性层面指个体依据文化积淀和合法的社会秩序教化自身，构建自我存在。生活世界是促进社会进化的动力：促进文化的积淀、传递和更新;促进社会的整合与团结;促进个体的社会教化。社会的进化过程不仅是指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更包括生活世界理性化。人们用不同的沟通形式理解社会规范、构建合法的社会秩序、促进个体发展，人们凭借言语行为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越来越美好。

二、交往理性理论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应用与启示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现阶段大学生教育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构建，更关系到意识形态激烈抗衡环境下的大学生教育。实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有效性是教育的首要目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忽视了大学生的主体性及其生活世界，造成传播语言有效性的缺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内化的认同感和外化的行动力。在如何提高有效性问题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遵循主体间性，搭建师生协商机制，培养学生主体意识、自我教化能力

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批判传统的“主体―客体”思维模式向“主体间性”转换，“主体间性”是民主协商的理论依据。“主体―客体”模式侧重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控制，目的在于探讨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能力基础上确定的主体对客体世界的最高权威，所以导致主体在选择最有效的工具达到预定目的的时候，而忽视了客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偏向于主体对客体的单向灌输，教育者是主体，学生变成被动接受的客体，但是教育者不是学生，关注的是教育的目的，教育对学生成长成才的意义、价值如何往往被忽略。“主体间性”则强调了主体多元化，自我与他者的平等、自由是一致的。主体间性原则下的教育强调教育者与学生的平等主体关系，教育者主体起着价值引导作用，学生主体则自主构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从社会层面来讲意义重大，是中国梦共同理想实现的精神支撑、意识形态领域抗衡的力量凝聚的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既关系到国家、社会的进步，也是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维度，是大学生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保证。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不仅是单向度的受教育者，更是教育的价值所在。所以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遵循主体间性原则，教育者与学生之间应建立平等的对话、相互作用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以平等对话而非说教开始，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国家、社会、个体共同利益为目的，以此共识目标为基础，通过自由、平等的民主协商，促成彼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理解，然后确定达成共识目标的教育秩序，即怎么做。只有达到教育实践参与者赞同的秩序、规范才能有效。教育中采取通过协商确定的不同形式的对话，突出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合作能力，即自我教化功能，更在此过程中让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探究、自主生成。为此需要做好两方面准备：一是培养学生商谈资质、能力，引导学生熟悉协商理论并做相应的模式培训。二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引导协商的发起，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教与学在价值观认同、目的、方法上可能存在的冲突和矛盾。

（二）构建有效语言，拓宽对话语境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就是以语言为媒介达成相互理解和目标的活动，语言是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形式。当然话语蕴含着有效性要求：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语言的表达能让听者理解、分享、相信、认同。哈贝马斯认为，“在理想的言谈情境下，通过合理、规范地使用语言，人们之间就可以达到相互理解，并在非强迫的情况下达成共识”[5]。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主体之间教与学的交往行为，这一交往行为主要通过语言进行，语言的合理化是交往行为遵循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国家、社会、个人三层面是并重的，教育者一方面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凝练的表述，另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其内涵，不能简单重复概括性表述或者说教式语言。教育者要拓宽与学生的对话语境，话语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教育载体而制宜，创设情境与学生的生活世界有机融合。双方对话在平等的基础上要遵循基本规则：真诚、发自内心、可达成共识，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对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境界。特别当下以社交网络为主体的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主体和受众界限日益模糊化，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充分运用网络，合理运用网络语言，打破交流的隔阂，缩短沟通的距离，形成互动，引导舆论导向，传播正能量。

（三）回归生活世界，融入现实社会的对话情境

篇3

今年10月8日，江西赣州15岁初三男生悲情自杀。仅过两日，同为15岁的广东河源高一男生在宿舍楼坠亡。两人的遗书中，无一例外均提到了学习压力。类似的悲剧时常见诸报端。有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中小学生偶尔有自杀念头，其中经常有自杀想法的占到了4%。

每当有学生因学习压力等原因而自杀的事件出现时，人们在悲叹年轻生命逝去的同时往往将矛头指向当前的应试教育制度。以笔者之见，应试教育制度确实存在较大弊端，理应遭到质疑，但儿童自杀的原因很复杂，只归因于应试教育制度有简单化之嫌。生命教育特别是死亡教育的缺失也难辞其咎。

新世纪以恚针对诸多学生不尊重生命的现象，我国教育开始关注生命，生命教育应运而生，并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然而受城乡及地区差异的限制，加之应试教育对品德等非主干学科的轻视，使得生命教育在很多地方还处于基本空白的状态。此外，由于存在严重的死亡避讳，我国的生命教育往往只告诉儿童要珍惜和热爱生命，却基本不提及死亡。试想，不让学生认识和接触死亡，又怎能让学生认识生命的脆弱和易逝，真正做到珍爱生命呢？

死亡教育作为一种在欧美发展相当成熟的教育在我国却争议颇大、步履维艰。相对于生命教育的繁荣，死亡教育还鲜为人知。对死亡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不足，也使得人们对死亡教育的效果有所怀疑，担心对儿童进行死亡教育会产生负面效应。尽管有人针对诸多儿童自杀等死亡事件发出了“死亡教育，等待到何时？”的呼喊，每当发生地震等灾难或安全责任事故时也会有人呼吁“该给孩子补上这一课了”。但时至今日，我国死亡教育的普及度和认可度仍然极低。死亡教育相关的活动往往会引发激烈争论，反对声居多。学校和教育工作者也多持一种谨慎和保留态度。然而，不通过死亡教育帮助儿童从小认识死亡，形成科学合理的死亡观，儿童就无法理解生命的本质，无法真正成熟，更会被死亡恐惧等各种死亡问题所困扰，在错误死亡观念的指引下，将死亡当作儿戏，恐惧、轻视或向往死亡。

窃以为，死亡教育应当得到大力提倡，通过加大对死亡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合理借鉴国外死亡教育的经验，研究其在预防儿童自杀、认识生命意义等方面的实际效果，以期死亡教育能够成为拯救学生自杀等不尊重生命行为的一剂良药。死亡教育名为谈死，实为谈生，是教育人通过认识死亡的本质来最终获得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体认，实现向死而生。

篇4

1.交往的本质。对交往本质的理解必须结合人的本质进行分析，否则只能停留于对人的交往的事实的现象描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交往就是人的一种本质属性，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要求，人交往故人存在。

2.交往的类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把人的交往类型划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种类型。物质交往指在社会物质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能量上的交换，这种交换是其他一切交往的基础。精神交往指人以交换和传播精神产品为目的而进行的思想、文化、情感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由此可见，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的基础，精神交往是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

3.交往的发展形式。马克思把不同时期的交往从历史形态角度划分为三种交往发展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此时的交往具有自然性、原始性、依附性的特点。第二个阶段是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人的全面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克服了个人与社会间的矛盾，实现了对社会关系的自由驾驭，成为真正的交往主体，开始真正的社会生活。

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往性缺憾

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交往出现了主体间性、生活世界和精神交往三方面的缺失，表现为交往形式、交往内容、交往理念三种缺憾。

（一）交往形式被动与单向。人是双重关系的存在物，从这一视阈审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则出现了主体间性弱化的瓶颈。

1.教学被动。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平等的主体间地位的交往异化为不平等的主客体地位的交往，一方面，受教育者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常被忽视，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变成教育者垄断的交往;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常成为被动接受教育者教育的物化对象，丧失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无法完成自我建构。

2.交往单向。一方面，教育者受传统“主体一客体”教学模式影响，通过制度化的权威将思想与规范单向灌输给受教育者，异化了教学交往。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无条件地接受、服从，无视自身的能动性与话语权，不会对教育者提出质疑，很难实现对意义世界的觉解与对思想境界的提升。

（二）交往内容抽象与疏离。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指向的是现实生活的交往，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却模糊了这一立足点，总着眼于抽象疏离的理论，脱离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

首先，交往内容抽象。本应体现现实生活的教育交往内容却被过度意识形态化，脱离受教者的生活世界，丧失其应有的真实性与可信性、现实性与实践性，成为空洞说教。其次，交往方式疏离。师生平等的生活化交往方式被异化为单调的“程式化”交往、“课堂式”交往，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渐渐异化为“填鸭型”教育模式，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交往理念重理轻情。交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重要，在于既延展到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领域，又根源于受教育者的深层心理。然而，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中，对于精神交往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尤其是情感和心理。

1.情感交流缺失。情感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需要、愿望和观点所产生的内心体验，是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实效性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中往往缺少这一媒介，也就是说，虽然受教育者对情感交流有着迫切的需求，但情感交流在现实思想政治教育中并未达到客观要求。

2.心理沟通不畅。心理是大脑的机能，而思想是心理的产物。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将心理咨询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但其实践过程中仍存在问题。一方面，心理沟通以门诊式咨询为主要方式，违背了“交心”的疏导原则，另一方面交往内容未建立在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之上，对其学习、生活等解疑答惑的心理沟通更是无从谈起。

三、提升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全面发展，而提高实效性意味着这一教育目的可以更有效地实现。针对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提升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思路：

（一）实施理念：互相理解。理解是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和前提。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是“单向度”的“理解”，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主体之间的理解为核心，注重双方的平等参与，实现主体之间的精神沟通，寻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视界交叉点和融合点。

教育者应敞开心扉，与受教育者平等对话，使受教育者积极参与和表达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形成“双向互动”，最终与之产生情感共鸣。同时，注意言语表达，以理解为目的进行的沟通交流，往往注重发挥语言的媒介作用，而且言语必须具备“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2]。只有这样主体才会寻求改变自我、接纳对方，达成真正的理解。

（二）内容选择：回归生活。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世界指的是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相关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思想政治教育要在现实生活视阈下关注受教育者的存在状态与发展程度，就不能游离于受教育者的生活之外。一方面，尊重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教育内容要贴近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做到人性化与知识化兼顾、生活化与政治化统一。另一方面，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实用性与多样性。既要包括正确的政治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内容，也要包括人格塑造、社会交往能力等普世内容。丰富的教育内容，可避免单一枯燥的理论内容所引发的厌恶和逆反，满足受教育者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拓宽两者的对话语境。

篇5

关键词 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ased on Internet

ZHOU Lingya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10）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as a modern university students' learning， life， vision has brought great improvements，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college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lso ushered in the era of challenges. From the impa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egan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ource from the elements， processes， results analysi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hree aspects， the following basic conclusions： First， the most fundamental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actual effect； second play the positive factors in the spread of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rd， the basic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t this stage is to cultivate literacy， the ability of the subject of education； four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social and corresponding demand for college as the ultimate goal； fifth， a sound legal system i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enetr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fundamental ways.

Key words interne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1 网络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随着网络信息的普及，大学生这个网络主体的人数越来越多。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调查表明，每10个大学生就有7.2个网民的比例计算，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在校大学生网民高达1826.32万，是中国上网群里的最大比例人群。对于大学生而言，上网的用途主要为：购物、查找资料、学习、游戏、娱乐、聊天、下载、阅读、新闻、邮件等基本用途。当然，在这其中，上网聊天和娱乐的比例占总人数的50%以上。网络科技的发达为大学生们带来了新时代的视听盛宴，这一场前所未有的信息革命相较于传统的信息系统，为人们提供了庞大的信息资源库，内容涉及到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体育、科技、金融等各个方面。丰富的资源库让当代大学生们的生活、学习的内容更加丰富，方式也趋向于多样化，形成新时代双向性教育模式，使得教育更加趋向于民主与平等，从而更能够增强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塑造自我性格。

网络因其开放性、隐蔽性、及时性成为大学生的新宠，同时也为大学生带来了新的困恼：过多信息的无效筛选、不良信息的传播性等让大学生这个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动摇，从而对大学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网络世界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同时，在目前的国际互联网的各类信息中，80%以上的网上信息以及95%的服务信息均是由美国提供，我国在信息传递中所占份额仅占0.1%，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的思想、民族认同感对大学生网民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网络低俗的消极文化让学生真假难辨。由此可见，网络这把“双刃剑”为大学生带来了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威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已经迫不及待。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实效性概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从广义上来看，是指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实施的教育行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也就是当代大学生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在这其中，包括了教育客体及与其有关的他人和社会之间发生的一切作用。从狭义上来看，是指教育主体使用教育手段对教育客体所产生的有效用的结果，从某一方面来说，它反映的是教育主体希冀能够通过教育手段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以及目标实现的程度，它能够通过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表现教育手段的有效性，是一种检验教育成败的根本标准。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是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区别的，因为网络的发展、网络的特性带来的（下转第135页）（上接第61页）就是和传统教育不同的特征：在网络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的主动性不再取决于教育主体，而更多的是取决于教育客体与教育主体的互动，是一种平等的、开放式的学习，因此，网络思政教育的实效性是具有互动性的；网络的特性绝对影响网络思政教育的特性，网络的开放性、隐私性、便捷性、新颖性在为教育客体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选择”的伤害，网络的无序传播、舆论的多元化传播、信息中复杂的内容，在产生积极效用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些非预期的效用或者是错位的消极效果，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双面性；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效用的存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在一个效用产生负面效用后，可以采取其他的教育手段进行互补，或者利用另外一种传媒方式进行弥补，从而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能够达到最大效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互补性。

3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效性的对策思考

3.1 建立对话模式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首先是要建立在网络中的，而网络具有开放性，给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建立的是平等交流的平台，也是一个双方不断认识自我、反思自我的过程。平等的交流平台打破的不仅仅是教育主体的权威性，打破的也是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的隔阂。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强迫性地将教育内容传递给教育客体，教育客体只能被迫性接受教育主体灌输的内容，但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不占据主动地位，无法直接阐述出教育客体自我的认知过程。缺乏交流的教育课程使得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产生思想上的隔阂。而在网络平台中的交流，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存在于同一个平等的平台中，双方是同等地位的个体，双方能够自由表达心中所想，从而消除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间的隔阂，让双方在不断的自我认识、精神沟通的过程中达到教育的目的。同时，平等的交流平台能够促进教育客体主动进行思考。双方的一种交流，一种合作，而不是传统式的单方面灌输。对话模式能够让受教育者主动追求道德上的提高，不断地修炼自我，提高自我。当然，对话模式对于教育者的要求相对而言有所提高，这要求教育者能够及时发现教育客体日常生活、学习中的问题，并且针对问题将国家的政策方针进行引导，将大小道理陈述清楚。

3.2 提高教育主体素质

教育主体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执行者，也是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主导因素。教育者本身的世界观、价值取向直接或间接影响教育客体的思想，所以要提高教育传播主体的综合素质，创造最佳的传播者条件。教育主体自我的声誉以及形象受到自身知识、素养的限制，所以作为教育主体需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教育主体应该对自我需要进行教育的内容在理论知识上有所专门研究，成为该方面教育的专家，能够获得一定的权威性，才能够使得自我在教育客体的教育过程中满足需求；第二，教育主体在教育过程中在网络上应该表达客观、公正的信息，使得教育客体能够接收到足以信赖的信息；第三，教育主体需要在网络上下均能成为道德模范，能够以自身的道德修养得到他人的尊重，才能够以足够的表率作用、个人魅力影响教育主体，增强教育内容的可信性。

3.3 健全网络法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