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 基于人口老龄化的多元养老模式研究 老龄化背景下的多元化养老模式问题研究 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探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思考 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养老模式研究 我国和谐老龄化社会构建研究 浅谈关于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考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影响因素分析 老龄化背景下加快完善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议 以房养老：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方式的创新 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探究 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的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我国城市养老方式多元化探索 老龄化社会城市社区养老模式探析 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村养老模式探析 老龄化背景下对我国家庭养老的探析 老龄化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影响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蒋泽中国老龄化社会将成常态“未富先老”才可怕[EB/OL].[2012-12-19].http：//newssinacomcn/c/2012-12-19/1720258496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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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济增速减缓 普享金计划

一个完美的普享金计划，不但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还能有效的减少因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丰富普享金的各项政策，放宽平台，并鼓励全国各阶层的人们参与普享金的政策当中，不断的完善普享金计划，进一步改进退休制度，加大计划和政策的执行力，促进普享金体系的全面改革，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有效的经济保障，实现人民、社会与国家的共同发展。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成因及影响

所谓的人口老龄化，也就是全国人口老年人的比率相对较高，并呈现着逐年持续上升的阶段。人口老龄化的成因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出生率在持续的下降，而人口的死亡率在先进的医疗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得到了下降，这也是导致人口老龄化形成的主要因素。对于当前时展而言，人口老龄化的界限年龄普遍在60岁及以上，只要这个范围年龄的人超过了全国总人数的标准比例，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处于人口老龄化阶段。

人口老龄化是证明这一国家在医疗水平上的进步，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而我国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性60周岁、女性为50周岁或55周岁，由于劳动者随着年龄的增加，丧失了相关工作的劳动力，也就无法保证正常的生活来源，而国家就会针对这种人群制定相关的普享金计划，确保老年人群能够拥有一个健全的保障体系，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增长，劳动力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完全影响到了我国经济问题，由于老年人无法参与到实际的劳动市场中，而社会中主要的劳动力范围在逐渐的缩小，就会造成社会生产效率降低，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因此，国家需要针对这个问题制定合理的普享金计划，来减少因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产生导致经济减缓的问题。

二、我国普享金政策的现状

我国的养老保险是国家给与我们的一种普惠的福利，这也是全球每个国家都有确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各个国家都会根据当代社会发展的现状，考虑到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他影响因素而制定的。普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要求了每个企业单位及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并对于符合要求的人群进行相应的福利供给。

我国是一个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由于本身的人口就非常多，这样就导致需要享受普享金的人也在增加，而需要供应普享金的年限也在逐年的增加，这就需要我国支出相对来说非常庞大的金额，而我国关于普享金的计划及政策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对于不同企事业单位及工种来说存在着不同的普享金政策，这也就形成了很多政策性矛盾，而普享金计划的不完善就会导致我国经济增速的问题逐年减缓，影响了我国经济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三、正确面对人口老龄化，制定合理的普享金计划促使经济增速

（一）实现我国普享金制度的改革

对于我国而言，养老保险的制度是针对于事业单位来说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有企业单位，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实现普享金制度虽然也是存在的，但是大部分的私营企业还没有将这项政策执行下去，从这就能看出我国的普享金制度在最初的实施中就存在着问题，国家应该根据我国企业单位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现状进行全面的考察，加大对普享金计划的实施力度，拓展普享金受益人的范围，并实现普享金制度的平等性，削弱收益不均的差异性，实现普享金计划中首要任务的体质改革。

（二）完善退休制度

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不断增多，这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劳动市场而言，过早的退休减少了有效的劳动力，再加上我国新一代年轻人的数量普遍偏低，有效的劳动力人口满足不了当前的劳动市场需求，这也就造成我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我国政府应该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并不断的完善企业退休的制度，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可以推迟相关的退休年龄，减缓劳动市场的需求的压力，并鼓励市场资源中劳动力的渗入，据可靠调查指出，美国的人口老龄化一直处于非常低的范围当中，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在移民政策上做出的良好成绩，利用移民政策的放宽，可以让世界各地的有效劳动力涌入到国家，并促进劳动市场与需求的平衡，这也就延缓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可以根据当代经济发展的现状借鉴他国成功的经验。

（三）丰富普享金政策的多样化

面对于人口众多的我国来说，结构复杂且不平等的普享金制度已经不能满足于当代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加不能满足于大范围老龄人口生活的需求，这也就不能给与众多老人实现经济保障，因此，我国可以在普享金的政策上，实现多种并能够满足于当前社会现状的普享金政策，开放普享金的政策要求，让社会中更多的平民阶层及生活收入较低的人群都能参与进来，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普享金计划，以此来满足于不同需求的人们。国家和政府应该大力加强普享金计划的执行力，以“以人为本”的计划为方针，以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为战略，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速为目标，多方面共同考虑制定一个丰富的普享金政策，削弱因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经济增速减缓问题的出现。

四、结束语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是当代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影响着各类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大大减缓了我国经济的增速问题，我国政府应该针对这一问题制定一个健全完善的普享金计划，并加大普享金计划的执行力，放宽普享金的各项政策，进一步的完善退休制度，实现普享金制度体质的改革，削弱制度的不平等性，实现普享金计划的科学合理性，并要满足于当展的需求，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熠.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速减缓与普享金计划[J].财经研究，2014，（3）.

篇3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如法国和英国,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自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口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结果导致人口老龄化。到20 世纪中叶,人口老龄化已经引起西方人口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联合国的人口资料,1950 年,发达国家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9 % ,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到1970 年代,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明显,而且在一些实行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也初见端倪,人口老龄化正越来越成为严峻的全球性问题。

    1956 年,联合国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一文中,对“人口老龄化”第一次做出了比较科学的定义: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是指人口定义为“老年”的人的比例增加。关于老年的起点年龄,为研究和统计上方便,联合国将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 岁或65 岁;关于老龄化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起点比例,世界公认的标准是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0 %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7 %。

    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1950 年代以前,一般认为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共同下降才会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随着稳定人口理论的确立与完善以及人口预测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的开发和使用) 的推广,西方人口学家对人口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和人口老龄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成因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联合国1956 年出版的《人口老龄化》中分析了稳定人口的构成,考察了生育率对年龄构成的影响,结论是:具有相同死亡率、不同生育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大于具有相同生育率、不同死亡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联合国1973 年再版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和后果》一文中强调人口生育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最大因素,如果生育率下降缓慢则人口老龄化不会很快。人口学家A·柯尔将人口出生率下降带来的老龄化形象地称为“从金字塔底部的老龄化”。中国1970 年代末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与此同时,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由1964 年410 %上升到1982 年的419 % ,2000 年升至6198 %。任何人口体系,只要它的出生率长期下降就会导致人口老龄化,也就是说,任何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迟早都会出现人口老龄化。中国已经实行了长达近30 年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于西方国家。据李仲生的预测, 2010年以后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2050 年将达到217187 亿人,老年系数也急速增长,到2050 年增至951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人口的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西方人口学者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消费需求、私人储蓄、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体制、公共财政以至经济增长都会产生影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是非常复杂的,其效应与经济中的具体条件有直接关系,如人口老龄化的具体程度、储蓄率水平、养老水平、工作时间、寿命预期和经济增长等。笔者结合中国的实际,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述。

    1. 对劳动力供需关系和就业的影响。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此后大约20 年后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假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变,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改善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率,这样看来较低的生育率对解决就业问题有利。但是,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影响整个经济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并进而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中国商品的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而减少甚至逐步消失,那么国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量出口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此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2. 对消费或储蓄需求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格利亚尼于1950 年代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他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一个人会以其一生拥有的要素资源总量来安排消费和储蓄,以实现一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一个人关于储蓄和消费的决策不仅着眼于现实的收入,而且着眼于终身的收入。根据这种假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储蓄率将下降。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1970 年代提出了合理预期假说,认为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不但受当期的各种条件约束,也受到他对未来的预期的约束,如果人们认为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保障计划会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那么现在人们会减少当期消费和增加储蓄,从而导致储蓄率上升。实践的情况是,由于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退休金或社会保险的津贴会供给老年人的养老费用,老年人不储蓄或减少储蓄,使得储蓄率下降。如瑞典在20 世纪60 年代普遍实行养老金计划后,储蓄率从7 %下降到低于1 %;美国在20 世纪70 年代由于社会保障的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总额。[1 ]从长期趋势看,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相对较低,通常在老年人口中,储蓄的数量和利息所得基本上是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减少,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特别是当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老人增加时,势必影响储蓄。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储蓄等于投资,储蓄的减少等于投资的减少,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1985 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储蓄动机调查发现,2000 年以后,在中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中排第一位的与社会保障有关,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近20 年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没有提高消费率,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已经成为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顽疾。从中国的具体实践来看,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储蓄,加重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消费需求不足将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问题,快速老龄化形成的消费需求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3. 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等于一定时间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各种生产要素总投入的比值。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受到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人口老龄化往往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克拉克在《个人与人口老龄化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构成不同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15~44 岁的劳动力人口和45~64 岁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明显差别。一般说来,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

    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自1978 年以来以3 %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与支持。但是,未来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尔费雷德·索维认为,老龄化人口的观念趋向于保守,缺少创造力,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来说,老年劳动力的反应速度比年轻劳动力慢,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中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仍然偏多。为了给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就要增加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投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为满足变化着的需求,生产和生产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要求对劳动力进行重新培训和教育,而由于大龄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差,重新培训的费用较高,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较慢,很难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不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较低年龄所占比例的下降,失业压力的减轻,又会对降低失业率产生有利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的作用。

    4. 对社会保障体制可持续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养老保障是一种重要的分配制度,具有调节不同代际人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功能。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在1950 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大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性。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分别由民政部门、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来加以实施和管理。几十年来,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对保护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国家保障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加以改革。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养老资金紧张、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较窄等。建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适当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是迎接老龄化挑战的重要课题。中国是在经济还不发达和人口总量巨大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与社会保障事业起步晚,并且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和特殊。

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区体育发展对策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增多，国家、政府、社会将面临老龄化的挑战。有资料表明，2007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了1.53亿人，占总人口的11.6%左右，且每年还在以3.37%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5年将增加到2.8亿，占总人口的19.2%。届时，中国将成为一个老年型国家。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政府提出了“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奋斗目标。特别是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体育法》都已将老年体育工作纳入了议事日程，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推向社会将是必然的。

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分析

人口老龄化就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减少、年长人口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所占人口比例增长的过程。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

现代社会由于科学的进步、医学的发展，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人口老龄化过程已成为发达社会必然出现的一种趋势，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

根据调查，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由1.26亿增长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高达3.2%，约为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

社区体育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作用分析

社区体育就是以基层社区为单位，以社区成员为主体，以自发性为原则，以本社区的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条件，实行政府部门支持、体育部指导、社区部门参与，为社区成员提供社会保障的群众性体育活动。

社区体育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群众体育实践中出现的一种体育形态，它首先具备体育的基本功能――强身健体。另外，社区体育是在居民住所周围发生的体育现象，因此社区体育还有一些间接的功能：丰富业余文化、改革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密切人际关系、培养社区感情、增强社区凝聚力、强化社区意识、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等。

因此，通过社区体育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可行性。

开展社区老年体育可以减少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健康长寿已成为中国人生活追求的目标。作为社会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区老年体育将是老年活动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老年医疗保健事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应该引起医疗工作者的重视和体育工作者的关注。因为老年医疗保健仅通过医学手段难以解决，只有结合体育锻炼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开展社区老年体育可以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人们普遍认为体育运动是预防老年疾病、增进健康、延年益寿和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社区开展老年体育健身服务可以对老年人的身心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体育活动为老年人提供了集体活动的形式，老年人在进行身体锻炼的同时，彼此间交流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技艺，在这种群体的活动中，老年人感到心情舒畅、生活充实。大力开展社区老年体育服务活动，科学合理地组织和指导老年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

开展社区老年体育可以进一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老年人力资源指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所需的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世界各国都先后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因此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也已提上日程。从世界范围看，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没有真正的系统化、组织化和规范化，仅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开展得较好。如：日本、加拿大、孟加拉给离退休老人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三国中60～65岁的老年人就业率分别高达81.5%、68.4%和84.7%。而我国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仅占离退休人员的30%～40%，远远低于上述国家。我国虽然在80年代就提出了“老有所为”，但目前主要还是强调“老有所医”“老有所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劳动要求。这就需要老年体育这一重要的生活内容来推动。

我国城市社区老年体育发展存在的不足及对策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老年体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以上分析，社区体育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行之有效的，但我国社区体育发展才刚刚起步，发展还不成熟，从组织到管理再到实施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是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和管理机制。为了增强人民的体质和满足人民对公共体育设施的需求，我国先后颁布了《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用地定额指标暂行规定》、《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一二一工程》、《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的意见》和《城市社区体育设施技术要求》等法规和文件，这说明我国立法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了社区体育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政策法规没有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知道的人很少。目前我国仍存在城市体育设施缺乏立法保护和标准制约的问题，缺乏应有的法律规定、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难以对社区体育与老年体育的结合起到保障作用。

第二是社区体育管理不完善，缺乏组织者和指导者。由于社区体育组织是地方性的群众体育组织，缺乏专人负责管理，体制不健全，业务不熟练，使社区体育组织发展处于泛化过程。社区体育组织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据有关调查，65%的社区体育组织形同虚设。体育指导者多为爱好体育的退休老年人，他们只是凭借自己的经验进行指导，专业性不强，缺乏相应的理论、技术和健康知识，往往达不到锻炼者希望的效果。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容易使本想参与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失去动力和兴趣。

第三是社区体育经费严重不足。体育经费是社区体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社区体育要想发展起来必须有充足的经费作保障。我国政府无力承担过重的社区体育负担，而社区体育本身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维持其自身的运行，致使社区体育工作很难有效开展。另外，组织某些项目，需交纳的参赛费很高，造成参加的队伍人数越来越少。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对社区体育的参与程度。

我国城市社区老年体育发展对策。首先，完善社区体育法律法规体系，为老年体育建立保障制度。完善体育法规是保障社区体育发展的必要条件，最基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来保证人们进行体育活动、增强体质的权利。在大众体育发展较好的美国、德国和日本，国家法律对社区体育都有严格的规定。在美国，为了确保每个人都有参加体育的机会，社区中心公布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成员提供参与社区体育项目奖金申请的具体标准和办法，低收入家庭可以通过奖金来参与社区体育活动。我国社区体育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政府应划分清楚各级各类主管部门在社区体育中的职责，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固定，同时针对企业或雇主为劳动者建立老年社会保险基金等事宜出台相应的法规。

其次，建立完善的社区体育管理体系。在大众体育发展较好的国家都设有健全的社区体育管理体系和活动场所。美国和德国的社区体育实行俱乐部形式，其管理是行政长官负责，下设专门机构，具体由职能部门进行运作，每个职能部门由公园与休闲委员会负责。公园和休闲委员会一般由5人组成，他们由市长任命，任期5年。日本的社区体育俱乐部管理体制大体分三类：第一类是政府机构，即市区町村教委，它对社区体育的发展主要起着宏观管理的作用；第二类是社区体育组织，即社会团体，负责广泛地筹措资金，吸纳社会人才，与社会各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第三类是民间性质的体育组织，由社会财团自发筹建体育中心和体育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并自负盈亏。借鉴国外社区体育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区体育发展的现状，制定我国社区体育的管理体系。

篇5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senility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China in 21 century. Suzhou is one of the first group of aged cities which joined this trend in 80s,20th century. The rapid growth of senility and the large amount of old people bring out the great old-aged demands on homes provide by institution. On the contrary, many problems and weak points could be found in the current system of welfare facilities and social service for old-aged people provided by institu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ension institution in Suzhou, this paper will propose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and do better service for old people in this city.

关键词：苏州市 机构养老 供求

Key words：Suzhou facilities provided by institution supply and demand

作者简介：张凌晨，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社会保障专业，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预测研究, 于2006年2月24日发表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报告中称，“到2020 年, 老年人口将达2.48 亿, 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到2050 年, 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 亿, 老龄化水平将推进到30%以上”；“2051 年, 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 亿, 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 倍”。苏州是我国最先进入老龄化的城市之一，而且在机构养老建设情况上也排在全国前列，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因此本文将对苏州机构养老进行探究。

一、苏州市人口老龄化及其对机构养老的需求

所谓机构养老主要指养老机构为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住养、生活护理等综合。苏州市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是全国最早的老年型的城市之一。苏州市老年人口众多，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众多的老年人口对居住、饮食、医疗、健身、娱乐等方面有着巨大的需求。加快养老机构建设，完善机构养老运作与管理，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苏州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

1.苏州市老龄人口老龄化现状

苏州市老年人口数量庞大，而且每年以一定的规模在递增，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根据苏州市民政局于2008年3月22日的《苏州市2006年老龄事业统计情况》称“2006年，按户籍人口统计，本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11.01万人，占总人口的18.02%，比2005年增加5.85万人，增长0.61个百分点”。2007年苏州60岁以上的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18.20%。截至2008年底，苏州市有在籍老年人口120万，占总人口的19.50%。

2.苏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苏州市老年人口基数庞大，增长速度快，老龄人口比重上升速度快。2006年底苏州市老年人口数约为111万，而2008年底老年人口在120万左右。苏州市老年人口数以每年4到5万的速度在增长，2010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129.3万，到2030年将上升至247.7万，所占比重将上升至37.4％。由于生活水平的改善，医疗条件的提高，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死亡率降低，越来越多的低龄老人进入了高龄老人的行列。苏州市各区域具体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太仓市老龄化程度已达到21.69%，平江区也达到了20.61%，而常熟市则为19.91%。老年人文化的素质不断提高，对文体娱乐的需求不断增长，相应的机构养老设施及服务无法满足迅速老龄化的需求。

（二）苏州市人口老龄化对机构养老的需求分析

苏州市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需求不仅量上是非常大的，而且对设施的多样性的要求也比较高。以苏州市老年人对养老院的需求为例，截至2008年底，苏州有60岁以上老年人120万左右。苏州市统计局2008对苏州市老年人养老生活状况进行了统计抽样调查，市区城市家庭60岁以上老人中有13.79%选择住养老院作为自己希望的养老方式；老年人子女对老年人养老方式的意向，住养老院的占15.13%。因此至少约有16.548万（120万×13.79%）老人有住养老院的期望。但是由于养老院价格及其他各种原因，实际有效住养老院的需求在期望的基础上有一定缩减的。

二、苏州市机构养老的现状分析及供需矛盾分析

苏州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非常重视机构养老的建设。2008年苏州市民政局在深入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拟制了《关于全面落实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目标任务，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措施》，就是要加大对机构养老的政策扶持力度。在苏州机构养老得到很好很快的发展，但是在设施供给和使用上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苏州市机构养老供给现状

1.苏州市机构养老设施供给的种类

苏州市提供的机构养老主要是医疗卫生、生活照料、文体娱乐和信息咨询四大类。其中包括老年福利院、老年公寓、托老所、敬老院、老年康复院、临终关怀机构、老年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室、诊所、健身器材、图书馆、计算机室等。

2.苏州市机构养老的供给数量

由于苏州市政府非常重视养老机构建设，因此苏州市机构养老供给的数量和种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苏州市机构养老总体上供不应求，老年人对设施的占有率比较低。平均每千名老年拥有的养老院的床位为15张。到2006年底苏州市共有养老机构158所，总床位16527张，只占老年人口的1.57%；入住老年人数9327人，不足老年人口的0.9%；建筑面积469957.9万平方米。《苏州市2006年老龄事业统计情况》统计：“其中民办养老福利设施21所，股份制2所，各种养老福利设施总投资94671.39万元”；其中老年公寓（托老所）29所，总床位3449张，入住老年人数2089人，占床位数60.6%；敬老院120所，总床位11772张，入住老年人数6417人，占床位数54.5%；护理（临终关怀）9所，总床位1306张，入住老年人数821人，占床位数62.9%。

（二）苏州市机构养老的供需矛盾分析

由于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裂变成现在流行的核心家庭，家庭养老功能减弱，老年人的家庭及其子女并不能提供充足的日常生活照顾，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社会养老的需求越来越大，而社会养老这种养老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有一定数量和种类的机构养老。因此一些社会机构和组织如养老院、托老所等所提供的照顾服务成为家庭照顾的有效补充。苏州机构养老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相对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中大量增加的需求，又显得严重不足。在苏州每1000名老年人拥有的养老院床位为15张，而发达国家每1000名老年人拥有的养老院床位数在五年前就已经超过50张了。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在增加，因此对护理院和社区医院、卫生站的需求不断增加，如今苏州几乎一个区或县级市才有一家护理院。对于健身设施来说，通常是很多才拥有几件的健身器材，一般都有人在使用了，常常要排队。

三、完善苏州市机构养老供给的一些建议

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充足的机构养老设施，满足老年人日常吃穿住行、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和信息咨询需求。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一项关系到未来稳定发展的重要事业。针对上述矛盾和问题，现给出以下几点的建议：

（一）完善立法，做好规划

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法规, 采取多种形式、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兴办老年社会福利事业，调动各方资源参与机构养老建设与管理。以形成资源共享新局面。认真做好机构养老建设的规划，将机构养老纳入苏州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统筹规划, 合理安排。不仅要在量上建设更多的养老院、健身设施、老年大学，而且应该更加注重这些设施针对不同需要的具体分类与合理的地理安排。

（二）加大财政投入，做好政策倾斜

要加大对养老事业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增加养老机构的建设，将机构养老建设纳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加大对养老机构的拨款。政府在政策方面给予更多的扶持和帮助, 养老如机构设施建设用地、用房优惠政策、机构养老收费优惠政策、机构养老事业的税收政策、福利彩票政策对机构养老建设予以优惠和倾斜。

（三）整合资源，降低成本

在更大的范围和不同的领域内进行资源整合，共享使用，以降低养老机构的建设和维护成本，从而降低其收费。如学校有些长期闲置不用的教室等可以开辟出来做养老院；在周末和节假日学校的体育场所、健身设施可以向老人开放（可以收取少量费用，或直接由政府补助给学校）。还可以多吸收志愿者参与到老年福利事业中来，与一些志愿者团体建立稳定的关系，志愿者定期服务，可以减少如养老院这样的机构养老的运营和管理成本，因而促进收费的降低。还可以建立起专门的组织，吸收社会捐赠，来办机构养老事业。

（四）针对需求，建立设施项目

根据老人的不同性别、年龄层次、受教育程度等对他们进行特点和需求分析，更加全面的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多与老年人交流与沟通，了解老年人的需要，听取老年人的意见建议，提供相应的设施。根据不同老年人对机构养老需求上的不同，建造各种规模与档次的机构养老设施，并注意设施的配套，以满足不同群体老年人的需要。增加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关注老人精神生活。多在社区建设一些体育锻炼运动健身的场所，增加一些适宜老年人活动的运动器材，增加室内老年活动室和娱乐设施。

四、结语

综上所述，苏州的机构养老建设在全国还是走在前面的，苏州市民政部相当重视机构养老，但是机构养老的供给和设施的使用上仍有一些问题存在，如设施供不应求、种类单调、分布不均、收费过高等。苏州市要立足自身，完善立法，做好规划，加大财政投入，做好政策倾斜，整合资源，降低成本，建立数量充足且符合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机构养老。并且要针对老年人特殊的需求，建设多层次多样花的机构养老，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要。后期做好监督管理，保证法律法规的落实，保障机构养老的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06、2、24

[2]苏州人口老龄化加速到2030年将上升到247.7万．苏州日报．2008、11、29

[3]社会化养老体系扫描．苏州120万老人安享快乐和谐．苏州日报．2008、12、4

[4]苏州市民政局．苏州市2006年老龄事业统计情况．200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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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人力资源开发　老年人力资源

1.绪论

1.1研究背景

2011年4月28日，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过后，国家统计局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据统计，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登记的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年均增长率为0.57％，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如图1，比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上升1.91个百分点。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我国早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众多老年闲置人口，造成劳动人口比重下降、老年赡养系数上升、国家老龄类支出增多等诸多不利影响 [1]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熊必俊（1993年）阐述了老有所为理论，提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使老龄化社会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并且指出我国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陶思敏、孙宏英（2000年）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认为老龄化群体规模较大，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分析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特点基础上，熊斌（2004年）论述了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的意义和困难，认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一方面能够缓解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另一方面能够调整老年人的各种不良心态。王树新、杨彦（2005年）结合我国实际发展情况提出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策略构想。认为老年人是各项建设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老年人力资源有其独特的优势，即经验优势、智能优势和文化优势。

2.人口老龄化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概念

2.1人口老龄化的定义

在人口学界，人口老龄化所指的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提高过程，是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这是西方学术界认同的定义。20世纪中叶联合国出版的第一本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以65岁作为老年人口年龄起点。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又将老年人口的起始年龄定义为60岁。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接受人口老龄化概念，“老年人比重提高的现象”，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定义，人口老龄化尤其是指老年状态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继续提高的过程 [2]。

联合国提出了一套对人口年龄划分的类型标准，如表1，它规定了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大于7%的国家或地区称之为老年型社会或人口老年型国家；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为4%到7%的国家或地区称为成年型社会，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在4%以下的称之为年轻型社会。

2.2 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概念

美国学者纳德尔在1989年提出了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概念：“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企业雇主所提供的学习经验导致雇员行为绩效改善和个体成长的可能性”。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了工作中学习的显著特点是其与工作的相关性。美国培训与开发学会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定义为：“人力资源开发是综合利用培训与开发、职业生涯开发、组织开发等手段来改进个人的、群体的和组织的效率。”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认为人力资源开发包括培训、职业生涯开发、组织开发和管理开发四个主要部分,通过对雇员有针对性的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运用组织手段都方式提高个人的效率。其中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是指相关组织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一系列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培训,使其潜能得以充分发掘与合理使用的所有活动。

3.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4]。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还不足，还存在许多主观和客观的问题，影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

3.1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和偏见

思想认识是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关键。思想认识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社会，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包袱，认为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与青年人争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是来自老年人自身的问题 [5]。通过王红漫2001年对老年人再就业状况的抽样，结果显示，未再就业老年人中，37.8％的老年人因为身体状况不好而不再继续工作，21.7％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8.0％是因为子女不赞成，另有32.5％的老年人则是自己不想再工作 [6]。

3.2缺乏政府规划，各项政策不完善

相关政策相对来说还不够完善，并且在具体的工作任务中落实不到位。集中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已就业的老年人没有足够的尊重，这些老人难免会感觉受到歧视，并且随后产生离岗的想法。二是老年人再就业后的薪酬待遇相对较低，经常会出现高质低价的现象，没有实行同工同酬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影响到老年人工作的积极性。

3.3没有形成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机制

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机制相对来说不够健全，因而造成就业率普遍不高，我国现阶段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主要途径的是强关系网，也就是由家庭或家族关系构成的亲属亲戚和朋友关系结构，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再就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而从表2看来也表明了城镇老年人的就业途径主要依靠委托亲友介绍，这说明国家组建的相关正式组织，组织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还没有足够的重视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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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预计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11.1%，年均净增高龄老人100万，增速超过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65岁以上空巢老年人口将超过51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近1/4，老年人照料问题更加突出。目前，中国老龄化的问题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各方面引起重视，积极应对。

1 人口老龄化的定义

人口老龄化主要指的就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占得比重越来越大，从国际通行标准来看，过了60岁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于10%，或者过了65岁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于7%，即为人口老龄化。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的分析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涉及到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为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来势猛；财富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老化速度，经济发展会背负沉重的负担；老龄人口分布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区域分布上，老龄化程度在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比较明显，如上海市、北京市，中西部地区相对较低；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等特征。

2.1 财富增长速度落后于老龄化的速度

2.1.1 未富先老

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以往都快，财富增长在我国历史发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这样的发展速度依然落后于人口老化速度，有数据显示，世界历史预期寿命从40岁到70岁，发达国家用了约100年，中国只用了不到50年；生育率下降也只用了其他国家的三分之一。

2.1.2 未富先老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会给公共财政转移、养老、医疗、家庭都带来压力

无论是世界经济发展，还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财富增长并不会一直呈上升趋势或是保持一个势头强进增长，金融风暴、通货膨胀等问题总会给经济的增长带来消极影响，然而人口老化的脚步却不会随之停下来，过快的老化速度势必会拖后经济发展的步伐，因为国家要拿出更多的资金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医疗问题和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人口的老化速度加快，庞大的老龄人口费用支出也会占据整个社会收入的相当大的比例，给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相应的，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投入会受到限制，社会公众的期望值越高，但政府所做的事情无法满足高期望，势必会让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给党的执政带来影响。

2.2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是时间和速度的问题，如何在这个时期到来的时候能够妥善处理并积极应对，使我们的国家走向更加富裕的道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富裕，也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从生育率的变小中也可以看出健康和医疗的进步。我们当下要解决的不是怎样维持这个老龄社会，而是怎样让社会幸福、更安全。

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在严重老龄化的条件下实现崛起是不太可能的。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这个现实，还要尽一切努力改变这个现实，再过20年，中国一定不会是10%的增长率，最高大约在5%。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体系，老龄社会能够满足基本的住房、医疗、老年人服务。全民的教育、医疗保障要做到位，建立更加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这样，人们就不会一味的存很多钱用于养老。老龄社会的幸福指数也会变得越来越高，实现社会的真正富裕。

据相关的经济学家预测，大约在本世纪50年代，美国将不会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国。但是，如果中国生育率依然较低的话，到本世纪中叶，就无法实现这个预测，美国或印度将会是世界经济总量居最高的国家，因为那时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会很高，性别比严重不平衡。美国现在的生育率仍然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结构比较合理，并且一直吸纳外国移民，使美国的人口数量的增长比较稳定。印度没有强制实行计划生育，人口结构基本还是原来的样子，在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方面，中国将赶不上印度。

3 建议及对策

3.1 应放开独生子女政策

独生子女政策是政府为当时经济发展考虑而制定的应对政策，30年前，为了缓解这种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政府出生子女政策，因为社会要可持续发展，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然而经过30年的发展，这个政策受到了未富先老的挑战，我们是继续坚持这个政策，还是要有所改变，人口政策要何去何从？如果放开独生子女政策，是否会带来人口井喷？据调查，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中的实行效果非常明显，即使现在放开这个政策，大部分的城市夫妇仍然不会选择生两个孩子。原因很简单，现在养一个孩子的成本非常高，一对夫妇养育一个孩子的同时还要照顾双方的父母，压力很大。很多年轻人都选择晚婚晚育，还有一些夫妇选择不要孩子，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会越来越高；再加上环境的影响，不孕不育的概率明显提高，这些都造成了生育率降低。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继续恶化，国家要放宽这种政策，保障绝对的生育自由，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保障生育自由，目的是改革整个经济制度和城市规划模式，提高分配率，降低民生成本，重建生育文化，鼓励一些能养得起三个孩子的富裕家庭愿意生。

3.2 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建设，发挥社区养老功能

不少国家都是在考虑怎样建立完善的养老制度和适宜的养老方式的同时，努力完善现有的养老方式。欧洲和美国的养老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传统的养老院养老，而是社区养老，这样将会很大程度上消除老年人心理上的孤独感、封闭感。

我国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2010]43号”文件中也强调统筹各类业态发展，重点发展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社区照料服务和病患陪护服务等业态，满足家庭的基本需求；加快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展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养老服务设施的运营，开展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鼓励发展残疾人居家服务。

3.3 在农村实行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制度

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主要是要解决好农村养老问题。不少农村，因为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子女数量也越来越少了，很多的青壮年都开始走向城市，农村将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因为农村有很多的老人，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所以从主体上来看，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加强自我养老意识。农村中那些没有生活来源，没有劳动能力，没有子女来养老的老人，要通过“五保”制度给予他们帮助，帮助他们安度晚年。

3.4 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消费市场

人口老龄化要求有更多的老龄产业出现。从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为老年人服务的专业医护和服务人员还很有限；还没有足够健全的、完善的养老机构；上门服务的保健机构比较少，我们通过设置这些服务产业和岗位，还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减轻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难的问题。从老年消费市场来分析，我们发现：老年人总是不容易买到适合自己的服装鞋帽，老年食品也不多，缺少对老年药品、老年保健护理用品以及其他各种老年商品的供应。

参考文献：

[1]《国际先驱导报》假如中国不停止计划生育就没办法走向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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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统账结合”；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2．0098．06

一、问题的提出

从人口结构变化看，我国正在经历快速老龄化的过程。目前，国际上一般把60岁及以上人口称为老年人口，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10%，则称为进入老龄社会（或老龄化社会）。根据这一标准，我国在2000年就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当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了10％，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也达到7％，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统计，在2004年，这两个数据则分别增加到了12．38％和8．58％。根据曾毅的预测，[1]在中生育率与中死亡率假定方案下，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在2030年将达到15．8％，2050年达到23．1％。联合国1999年公布的预测表明，中国2030年与2050年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7％与22．6％，其他学者的预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2．4]官方公布的最新预测数据则显示[5]，从2001年到2100年的100年间，可以划分为快速老龄化（2001―2020年）、加速老龄化（2021―2050年）、重度老龄化（2051―2100年）三个阶段，在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的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亿至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的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基本可以判断出，在本世纪中叶，我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

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张本波分别从劳动力市场、养老模式、社会保障成本、消费储蓄模式和社会需求结构五个方面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并提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基本原则、根本前提和养老模式等对策。[1]程永宏通过定量方法分析了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关系，[2]结果发现，现收现付制基本上不会因人口老龄化而出现支付危机，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不能作为中国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实行基金积累制的理论根据。姜向群和万红霞则重点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障和老年社会服务的带来的挑战。在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上，姜向群强调家庭养老在人口老龄化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应该把家庭养老和社会保障政策结合起来应对老龄化的挑战。[3．4]田雪原认为，解决老龄化中的养老问题，需要加大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的改革，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并发展社区服务。[5]

综观上述研究不难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带有综合性，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对策也是多维度的。从某种角度讲，老龄化的重要影响之一在于经济体系中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放缓乃至负增长，因此，如何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延长劳动力停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Boskin研究了欧美过去40年中劳动力市场老年劳动力参与率降低的现象，结果表明，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引起的。[6]他的这一观点得到Gruber和Wise的支持，二人经过研究发现，在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的提供和劳动力的早退休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7]而另外的研究则表明，一个设计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推迟劳动力的退休时间。Morten I． Lau 和Panu Poutvaara把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和退休决策放入一个简化的（居民只进行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生命周期模型中，分析了不同的社会保障支付方案对个人福利、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供给的影响。[8]其研究发现，精算的社会保障金支付模式（actuarial adjustment）以及个人社会保障税和收益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可以促进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并推迟其退休年龄。从国内研究看，大多数是探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影响，很少有人以社会保障制度的视角来分析劳动力的退休行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人力资本也对居民的劳动参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拟从我国现存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出发，以我国养老保险的“统账结合”模式为例，对社会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关于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赖德胜和田永坡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参见赖德胜、田永坡[9]。

二、社会保障制度、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口老龄化：以“统账结合”为例

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很多，在这里，我们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社会保障的运作模式上，分析的基础是养老保险体系现存的“统账结合”模式。从1997年开始，我国把养老保险模式确定为“统账结合”的混合模式。在交费上，个人和企业共同承担养老保险费，交费比例为职工工资总额的28%，其中的11%进入个人账户，2000年12月25日的《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将个人账户的规模降到了本人缴费工资的8%。用于在职职工养老金的积累，17%进行代际转移，用于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从养老金的领取上看，实施“统账结合”模式后加入养老保险的职工，个人交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退休后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包括两部分：一是基础养老金，额度相当于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地（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左右。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支付标准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20。若缴费年限不满15年，该劳动者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其个人账户全部存储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结养老保险关系。我们先撇开这种制度选择的初衷不谈，只分析这种模式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在“统账结合”中，职工退休时享受的基础养老金的计算标准是社会平均工资，这意味着，这部分养老金与职工个人退休前的工资水平联系不大。而个人账户部分则与受益者本人退休前的工资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因为在交纳社会保障费（即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积累基础）时，费用的多少就是按照职工缴费工资的一定比例来确定的。下面根据我国养老保险的这些特点，给出模型的假设条件：

1．人口增长率为零，个人的收入只包括工资。

2．劳动力一生的时间效用包括消费和休闲两部分。一个人的生命期望值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是确定的。

3．人力资本投资是个人决策，用受教育水平来表示。

根据第二条假设，可以得到一个人的时间效用函数：

=U（C）+V(R)（1）

式中，为一个人一生的时间总效用，U是消费C的凹函数，V是退休时间R的凹函数，工资率w是人力资本投资H的凹函数：w=w(H)

由于个人收入来源只有工资收入，因此，个人消费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之和不会超出其从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工资总和，由此得出个人的预算支出约束为：

(1．R)×w(H)=C+H（2）

其中，（1．R）为工作时间，C为消费，H为人力资本投资。

在引入社会保障（这里是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劳动力在退休时可以获得一笔保障金，从而其预算支出也会发生变化。在“统账结合”体系的社会统筹部分，一个人每月（年）领到的养老金为b，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为t1 ，则公共预算支出约束为：

t1(1．R)×w(H)=Rb（3）

等式左边为下代人上缴的社会保障费，右边为通过统筹账户支付给退休者的养老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个人在退休时领取的基础养老保险金是下一代人的统筹账户转移支付而来的，在这里，缴费率t1实际指的是一个人在退休时领取的统筹账户的额度，经过换算后相当于其工作时工资的一定比例。在这里，我们将统筹账户跨代平衡问题进行了简化处理，未考虑下一代的工资和缴费率变动的问题。

在个人账户部分，养老金数额决定于退休前一定时期内（n）的工资收入的一个比例，假定该比例为k。在我国，个人账户的月支付标准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20，而累计储存额是由劳动者退休前月工资的一定比例形成的，因此，可以说个人账户每个月的支付金额是退休前工资的一个比例（K）。在我国的“统账结合”体系中，这个时期（n）为劳动者退休前的缴费时间。让xnk。第i个人获得的社会保障金由下面的等式确定：

等式左边为工作的人上缴的社会保障费，右边为通过个人账户支付给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将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联合在一起，可以得到如下的个人预算支出约束：

式子左边表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右边是既定消费的机会成本。等式左边的第二项Rx*w’（H）衡量的是由于人力资本对社会保障收益的影响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收益。社会保障费减少了人力资本回报，但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可以部分地抵消这种作用，Rx×w’（H）衡量的就是这种作用的大小。

就退休而言，劳动力根据等式（5）的约束条件最大化其时间效用，关于退休时间的一阶条件为：

式意味着增加社会统筹账户份额而减少个人账户份额时，人力资本投资会减少。反过来讲，这意味着个人账户资金比例的增加有助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提高。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收入随年龄增长按照递减的比率递增,达到最大值后呈平缓甚至下降状态。而学历层次高的人,其收入最高水平通常在较晚时期达到。这意味着，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以教育来衡量的话），劳动力获得最高收入的时间就越迟，从终生收入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就会越迟。

在保持政府支付给退休者养老金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增加t1而减少t2，则有：

（11）式意味着增加社会统筹账户份额而减少个人账户份额时，退休时间会增加。反过来讲，这意味着个人账户资金比例的增加有助于劳动力停留在劳动力市场时间的延长，从而推迟劳动力的退休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阶段，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处于分割状态，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较大，这使得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和劳动力退休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下面我们就来对此展开分析。

三、城乡分割状态下社会保障制度对人力资本投资和退休的影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城乡差异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享有较高的社会保障，而对农村就业的劳动力来说，几乎没有或者是只能享受水平很低的社会保障。享受养老保险的就业者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等正规部门，而在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等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员，则基本没有被纳入养老保险体系。[9]根据2000年底中国老龄研究中心对全国城乡老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城市老年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为70％以上，而农村则不到4％，并且，在农村享受养老保险的居民，许多实际上是将原来在城镇就业时获得的养老保险带回到了农村，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并不能享受这一保障。在养老保险金的分配上，同样是非农户口，城镇每月的人均养老金为677元，农村为565元，城市比农村高出约20％。同样在城市，非农业户口老年人和农业户口的人均养老金分别为677元和321元，非农业户口的老年人比农业户口老年人高出110％。[10]

关于养老保险覆盖率，可以使用自1989年来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数据进行简单测算，详见表1。

从表1中不难发现，我国的养老保险覆盖率还是比较低的，以全国的就业人员为基数计算，我国2003年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仅仅为15．65%,这主要是因为享受养老保险的人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的正规部门，而在广大农村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则没有被纳入养老保险体系。以城镇就业人员为基数测算的2003年养老保险覆盖率则比前者高，但也才45．42%，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城镇，也有一多半劳动者在退休时无法享受养老保险。

在这里，以p代表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对一个劳动力来说，其享受养老保险的概率就等于覆盖率（暂且这样假定，在后文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这种假定实际上低估了社会保障覆盖率对人力资本和退休的影响）。根据方程（5），我们定义U1、U2分别为劳动者在享受和不享受养老保险时的消费预算，则方程（5）变为：

采取同样的办法，我们可以得出：p越小，养老保险支付模式对退休时间的影响越小。这意味着，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有利于增加社会保障对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和退休的影响力度以及人力资本延迟退休的作用。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增加“统账结合”模式中个人账户的比例将促进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延迟劳动力的退休时间，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本身又会对劳动力的退休产生延迟的作用。但在我国，由于社会保障覆盖率不高，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较大，“统账结合”模式中个人账户资金比例的提高对人力资本投资和延迟退休的影响受到了限制，社会保障覆盖率越低，这种作用就越小。而且，在我国的老龄化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农村的老龄人口高于城市。人口老龄化城乡不均衡的存在，更有必要在适当增加“统账结合”模式中个人账户比例的同时，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最终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原本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并在本文得到了新的理论支持。根据我们的论述，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社会保障覆盖率P），可以促进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推迟其退休时间，而人力资本的提高，又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延迟劳动力的退休时间。当然，考虑到我国财政实力的具体情况，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的扩展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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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课题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R］．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Social Security， Aging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IAN Yong．po1，ZHENG Lei1，CAO Yong．fe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NU,Beijing100875 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Zhejiang 313000,China）

Abstract:

Based on“social pooling and individual account combination”mod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s on investment of human capital and aging of the social security.By this model, the article analyzes how the change in rate of personal account influences the investment and retirement of resident.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personal account will encourage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delay the retirement of resident, so the negative effect of ag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retirement.The finding is increase i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could prolong the working time in a persons lifetime.According to our outcomes, China should carry on the following reforms: proper to increase proportion of personal account on the social security mode of “social pooling and individual account combination”; set up the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篇9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aging residential becomes popular.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residential optimum alzheimer is lack.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y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residential optimum alzheimer at home and abroad. Finall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residential optimum alzheimer.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residential optimum alzheimer to promot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sidential optimal aging and make the elderly are provided for.

关键词： 老龄化；住宅适老性；层次分析法；评价指标

Key words： aging；residential optimum alzheimer；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evaluation index

中图分类号：TU98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4-0059-04

0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 20世纪以来世界性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1950-2050 年为人类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年“人口世纪”，前50年为人口数量迅猛增长时期，后50年则是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1]。到2025年，全球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达到12亿，这意味着到那时全球的老年人将比年轻人还多[2]。而在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民寿命不断增长，老龄人口不断增多。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3]。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很多层面带来影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对于人口老龄化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影响，持悲观态度的陈斌开认为人口老龄化将使中国的住房需求在2013年以后成负增长[4]，而持乐观态度的杨红旭则认为在未来的15年里住房需求仍将持续旺盛。对此，本文认为不论人口老龄化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的是挑战还是机遇，我们目前最应该做的是对住宅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为了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住宅的结构必然需要向适老化方向调整，以使得住宅更加适合老年人的起居生活，同时也符合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对此，我国的各大房地产公司已经频频发力。截至2014年，包括保利、万科、远洋、绿地、万达、绿城等企业在内，全国已有超过80家房企开始调整楼盘开发方向，开始建造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的适老社区。但目前我国关于住宅适老性的评价指标仍然欠缺研究，评价指标的欠缺必然是不利于住宅适老化的良性发展的，本文通过对我国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的研究来推动我国的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的发展。

1 目前国内外住宅适老性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情况

要对我国住宅适老性的评价指标进行研究，就必须了解目前国内外对于住宅适老性的理论研究现状和实践情况。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国际目前关于住宅适老性的主流理论主要有：通用理论，潜伏性理论以及住宅适应性理论。表1为这三种理论的主要特点。

由表1可以简单归纳：通用理论是从老年人的人格尊严角度出发，潜伏性理论是从前期规划的角度出发，住宅适应性理论是从住宅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出发。所以本文在编制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时综合考虑了这三种理论，在这样的评价指标指导下，住宅适老化才能向更符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可持续化方向发展。此外，国内外住宅适老化的发展现状对于评价指标的研究也十分重要，因此本文在表2中列出了国内外住宅适老化的发展现状。

通过表2对欧美，日韩，中国三者住宅适老化的发展现状的对比，更加突显了中国在住宅适老化上的落后。同时，通过对比也可以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比如：欧美从老年人尊严角度出发的“通用设计”理念和日韩从前期规划角度出发的“潜伏性设计”理念。此外，由上表可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目前对于住宅的适老性研究基本上都是重视前期规划而忽视评价指标的制定，这就导致了住宅的适老性程度只能由专家进行评估，然而这种主观定性的方法又难免缺乏科学性与客观性，所以建立一个可行、客观且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当下显得尤为总要。

2 评价体系的建立方法

建立一个评价体系往往是先建立评价指标，但由于每个评价指标对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往往是不一样的，所以还需要根据每个评价指标的重要性对其进行赋权。本文的评价体系也是先建立评价指标再对其进行赋权，而在赋权方法的选择上，目前主要有：环比评分法、FD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多目标距离最大法、数列分析法等。基于住宅适老性的评价指标是新近出现的、缺乏研究经验的，本文选择了主观赋权法中比较偏向客观的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能很好地将定性的研究指标转化为定量的研究指标，同时还可以很好地避免了客观赋权法过于行而上学的缺点。

层次分析法是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不同层次，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定性和定量的决策方法[6]。层次分析法的步骤为：分层、确定标度及构造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及权重的求得。首先对评价指标进行分层，得到分层指标后便可以开始层次分析，分析的步骤为：同一层的评价指标进行对比得出各自的标度值，由得到的标度值编制各个层次的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并得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首先表3给出了标度值的计算方法。

按照表3的计算方法将住宅适老性的同层评价指标进行两两对比得出各个层级的评价指标的标度值，得到标度值后便可以开使编制判断矩阵。判断矩阵的形式见图1，判断矩阵中的 Bi与Bj代表同层次用来对比的两个评价指标。Cij表示与Bj 相比，Bi得到的标度值。

求出每个层级的判断矩阵后，开始进行一致性检验，CI=（λmax-n）/（n-1），CI为一次性检验的指标，λmax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n为该评价指标层次的指标个数。在求出CI后求CR，CR=CI/RI，RI的值见表4，得出的CR值如果小于0.1，则认为判断矩阵是合理的，否则需要对指标两两对比得出的标度值进行修改，直至修改后再次得到的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在通过一致性检验后，便可以开始计算每个层级的指标占该层级的权重，Bi的权重。在得到权重后便可以对待评价项目进行适老性评价，首先对项目的各个评价指标的完成程度进行打分，打分可以通过专家评估的方式进行，再根据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分层加权，最终得到待评价项目的适老性得分。

3 评价体系的建立

3.1 评价指标的建立

要研究住宅的适老性评价指标就必须从老年人这个主体出发，只有知道了老年人的真正需求，也只有依据这些需求编制的社区适老性评价指标才能真正服务于老人。随着人的身体慢慢衰老，人的体型和外貌会开始变化，体内的各种器官会开始老化，人的免疫系统也会开始慢慢退化，这些是生理上的变化。同时，当人们老了退休以后，每天的重心将不再是工作，将从以前的没时间陪家人变成天天围绕着家人，从原来的每天忙忙碌碌变成现在的赋闲在家，这些给人们带来了心理上的改变。所以当你老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会慢慢发生变化，图2列出了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通过对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分析，在进行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的编制时，本文认为首先是硬件上的配备必须方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同时，应采取通用设计原则，应避免那种养老院式的模式，本文认为养老院模式会让老人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从而从心理上产生自卑感。此外，本评价指标的编制还综合考虑了潜伏性理论以及住宅适应性理论，从住宅通用设计，套型空间设计，适老服务配套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的编制。同时，本评价指标在指标编制时参考了周燕珉的《老年住宅》[7]，陈百泉的《老年住宅与通用设 计》[8]以及常怀生的《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9]。本文将评价指标分为：类别层、指标层、具体指标层，见表5。

3.2 评价指标的赋权及打分

本文的评价指标来源于实地调研，在调研中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本文的评价指标做了实地调研，调研数据见表6，并在调研材料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对各层指标进行对比打分，从而得到了每个指标的各个标度，见表7，然后对这些标度进行一致性验证，得到的一致性检验结果均为通过，最终算出每一层级各个指标的权重见表8。得到权重后，本文编制了具体指标的打分表，见表9。在具体评价一个项目的适老性时，可以通过专家评估的方式得到打分，然后对得分进行加权从而得到待评价项目的适老性得分。

3.3 住宅适老性的分级

基于目前市场上适老住宅基本上朝新建方向一边倒的趋势，本文认为在进行住宅适老性的分级时应该将改建和新建的项目区别对待。根据本文对老年人的需求调研，本文发现大多数老人是负担不起新建适老住宅那高昂的费用的，然而由于在既有住宅基础上进行改造的适老住宅模式的成本回收较慢且直接利润较低，所以本文认为可以通过评价指标的区别对待来扶持推动在既有住宅基础上进行改造的住宅适老化模式的发展。本文住宅适老性的分级方式为：对项目的各个评价指标进行打分并依据权重进行加权得到项目最后的总分；依据得到的分数对项目进行评级，评级表见表10；对不同的等级实行不同的财政政策，见表11。

4 结论

当下的中国已然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社会化的趋势已经逐渐明朗[10]。社会化养老必然导致住宅适老化的兴起，但目前国内关于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的研究仍十分欠缺。本文首先从国内外住宅适老化的发展出发，为编制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奠定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并通过本文的调研和专家的讨论，最终得到评价指标的权重，从而编制了本文的住宅适老性评价体系。本评价体系通过层次分析这一方法将住宅适老性的评价指标定量化，这使得评价指标更为客观科学。此外，本评价体系通过对新建和改建项目的区别对待起到了推动既有住宅改建模式的发展，这一点是符合国内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的，是有利于住宅适老化的良性发展的。最后，由于本文的学术水平有限，本评价体系一定存在不完善之处，敬请各位指正。同时，本文希望借此文引起大家对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研究的重视，从而使得住宅适老性评价指标不断完善，推动住宅适老化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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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百泉，刘艳辉.老年住宅与通用设计[J].住区，2004（3）.

篇10

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总人口继续直升，估计到2050年将达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达94100万人，所占比重将增长至2010年，大约占67%左右，届时从属年龄人口比下降至50%以下，社会赡养负担最轻，即从现在至2020年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最佳时期，随后从属比上升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未来一二十年我们在面临劳动人口比重和绝对量增长的同时，还将面对失业人口继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劳动就业战略决策的合理选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丧失的不仅仅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国家财力和自身养老金积累的“黄金时代”；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面对着人口年龄加速老化的挑战。如下表所示，未来16年我国将进入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届时老年人口将逐年递增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9.96%；此后30年间将进入快速人口老化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32.73%,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

二、综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呈现以下五个特征。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1％。但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4.11亿，占到总人口的29％，它将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的人口总和。解决好我国老年人口问题，对亚洲和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来势猛

老龄化可能是由于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能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3.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变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婴儿出生率甚至已经降到了1.0；而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70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低收入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另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但就动态而言，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从乡下涌到城市，农村老人因此经常无人照护，因此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

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人口学中认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现在说“活到70不稀奇”。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美好的愿望，标志着经济、文化、卫生和社会安定的水平。当然，我们也应当以辩证的观点全面看待这个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认真对待。

1.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

如上图所示，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199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对老人赡养比为13.7%，2000年上升为15.6%，预计到2025年上升为29.46%，2050年上升为48.49%。如果再加上对幼年子女的抚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比上升得更为迅速，2025年达到59.5%，2050年达到76.8%。人口老龄化将使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

2.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带来相关影响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二者此消彼长。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口无力储蓄，老年人口减少投资并开始动用储蓄，人口老龄化会使人口从劳动状态转移到退休状态，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成为单纯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这样无疑形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比例降低，单纯消费增加。当然从近期看，消费增长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从长期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使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后劲，必须继续扩大积累，持续增加投资。

3.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

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已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列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

4.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影响家庭结构和赡养功能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我国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和“四二二”型。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据从中国老龄人协会和劳动保障部获得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目前65岁的老人中，有64％与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这一比例在农村显得更高；而在老年妇女中，65岁至79岁的有67％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相比之下，80岁以上的则有80％与自己的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们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

5.人口老龄化使完成脱贫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社会供养矛盾突出。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绝大多数享有退休金，但其经济收入受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物价等因素影响较大，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则主要依赖家庭成员资助生活养老，其生活水平不仅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受子女实际供养能力的制约。老年人尤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还难以满足。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贫困风险增大。

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和80%左右的农村老人在银行中基本上没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供养。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低于全国人均储蓄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世代同堂比例下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我国尚有500万贫困老年人口，他们有的处于老少边穷地区，有的身为孤寡，有的染病在身，有的身患残疾。在人生的晚年仍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病痛的折磨，他们成为社会最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和脆弱群体。

6.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人口的心理变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帮助

中国的老龄工作刚刚起步，基层服务网络薄弱，专业工作人员缺乏，老龄工作资源不足。城乡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少，服务水平低，服务对象覆盖面窄，老年人的参与率和收益率不高，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都将给老年人的心理带来极大的伤害。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对于逐渐增加的独居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问题就更为突出。目前，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约有2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千万。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予老人经济上的赡养，而且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给予他们安慰、体贴、照料、尊重和帮助。

四、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产物。发达国家大部分早在50年前就已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因此我们也不必“谈虎色变”。正因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波及许多领域的重要趋势，因此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必须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综合考虑，协调运筹，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全面策划，及早部署。

1、做实“个人帐户”，逐步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目的就是为了迎接下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时养老金支付的危机。基金累积制养老金拥有许多优势，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的不断提升，它能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成功的果实，并且拓宽和拓深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是由于当前国企处于战略重组阶段，经济效益不佳，养老金替代率又不断提高，因此现在的“个人帐户”实际上起不到积累的作用，存入的基金甚至不能满足当期的支付，“个人帐户”只起到了支付退休金的作用，基本是“空帐”。

为了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模式顺利转变，为制度转换成本寻找积极有效的支付手段已经迫在眉睫。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实际工资每年只递增0.38%，到1978年职工的货币工资平均才615元，1978年居民人均储蓄额仅有21.88元。而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其中有的年份高达43.8%，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8.9%。所以国有资产的存量是政府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从理论上说，通过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支付社会保障的转制成本，将“老人”和“中人”的空帐填实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关于这笔转制成本的估算，国内外专家的测算不尽相同。据世行1994年测算，大约有19170亿元，只占当年GDP的40%多一点。据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1997年的测算，大约在27628亿元—108260亿元之间。笔者认为，如果剔除1997年提前退休者集中以及投资回报率不高等因素，这个成本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水平。另外，这个转制过程将经历30年，因此分摊到每一年大约只占GDP的3%左右。尤其是在2000年至2020年之间，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而总抚养率相对较低的时期，应当抓住这个黄金时段，增加积累，将空账填空，顺利完成转制的历史性任务。

2、建立老年医疗健康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

按照人的生理演变，人的一生80%的医疗费用在60岁以后，但目前大部分老龄人存在看病难的问题。主要因为经济拮据，无钱看病，有了病也只能“硬撑着”。以武汉市汉阳区为例，老年人中享受公费医疗的只占全区老年人的38%，大部分老人患病时，医疗费全要自己出，那些退休金少而又不能按时足额拿到手的老人显然是难以看病的。至于农村，合作医疗未能普及，许多地方缺医少药，农村老人看病更难。

首先我们要建立和健全老年医疗保险制度。与总人口相比，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伤残率、高医疗利用率的特点。位于前五位的慢性病依次是：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肌肉骨骼结缔组织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眼及其附属器官疾病。身体机制的退行性改变以及疾病导致了老年期伤残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降。76、7%的60岁以上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听、语言、智力、肢体等功能方面的残疾，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3、6倍。因此，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及其家庭不致因为疾病导致个人及家庭经济危机。在建立面向整个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有必要对老年人制定有关政策（可根据情况先从高龄老人开始逐步进行），以保障老年人医疗的基本需求。开展面向老龄化社会的教育，医学教育要兼顾人口老龄化有其对医疗保健需求的特殊性，在医学院校、护士学校的课程中增加有关内容，使医务工作者系统掌握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疾病特点。同时要培养一批适合社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全科卫生工作者，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区成员提供初级医疗保健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面向社会、家庭和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包括保健常识，护理知识，紧急状况下的应急措施，提高人群对老年身心特点的认识和一般保健护理知识。努力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城镇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农村探索多种形式的健康保障方法。逐步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改善特困老年人的医疗条件。

其次要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国际上的有关研究和经验均表明，疾病和伤残并不是老年期的必然产物，通过努力完全和可以把它们压缩到生命最后的较短时期内，即实现健康的老龄化，这是老年人及其家庭乃至老龄化社会的期望。在促进老龄人的全面健康对策中，要建立医院、家庭、社会（社区）和老年人个人组成的健康促进整体。特别要注意家庭小型化趋势下老年家庭看护照料的供需状况，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在逐步妥善解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强调并重视老年人的文化养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使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条件。

3、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

据报道，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68.9岁，高于世界平均63.2岁的水平①。健康寿命延长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将成为可能，总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会下降。在德国从1972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凡年满63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从2000年起，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3岁提高到65岁；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女性55岁分别逐步提高到65岁和60岁；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我国实行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年龄制，与那些预期寿命与我国同水准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普遍较低。从而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隐性就业；二是退休时工龄越长养老待遇往往也就越优。前一现象使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反映和掌握当前的就业状况；后一现①《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比较》，《上海证券报》1998年3月11日。

象也就意味着求学时间越长退休时比同龄人的养老金会更低，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考虑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寿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资源。根据社会需要和自愿量力的原则，鼓励和引导老年人从事教育传授、社会公益事业、社区服务和自我服务等活动。对于从事教育、科研、医务工作和有其他特殊专长的老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按规定和需要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为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有条件的老龄工作机构可帮助把退休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组织起来，让他们为企业界充当顾问，提供咨询服务。三是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以促成整体国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四是有利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则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发掘新费源，实现保费的潜在收入水平。

4、在农村实行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制度

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广大农村，由于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子女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动态速度也在加快。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

对于农村“三无”老人（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子女依靠），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据不完全统计，这项保险在辽宁、福建等地试点以来，全国累计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超过4500万户，投保金额在40亿元以上，受到这些家庭的欢迎，他们由养儿防老走向投保养老，观念得到很大转变，今后还应继续加大推广商业养老保险的力度。从80年代兴办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整顿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已经停办了2年，现积累基金184亿元。对于这项制度下一步向何处去？移交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其不愿意受理；维持现状，则现有的管理人员继续消耗着管理成本，长此以住拖下去使基金的安全受到影响，因此应当抓紧决断。笔者建议，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另外，该公司还可以开展全国农作物财产保险业务，填补我国在这一业务中的空白。在组建完毕正常运营之后，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司的功能转移到保监会去。

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建设，发挥社区养老功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功能基本上由单位和家庭承担。随着我国“入世”之后，企业不仅面对国内竞争，而且面对国际竞争，企业中的“小社会”功能一定要向社区转移。老年人口中的大多数已从过去的劳动岗位上退下来，活动范围圈在缩小，因此社区成为老年社会活动的基本领域。社区养老服务包括提供家务劳动、家庭医疗保健、老人照料、护理等，还包括在社区兴办老年食堂、茶室、托老所、老年病防治站、法律咨询服务站、以及各种老年文体设施等等。面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多形式的系列服务，努力做到老年人的小事不出家门，难事不出居委会，有些大事也不出街道。

社区养老服务是一项公益事业，要发挥社区助老功能，不以盈利为目的，有社会公益性质；但同时，又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实行合理收费，维护良性循环。一方面，开展邻里互助，组织低龄老人、健康老人参加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工作，动员社会各方义务为老人服务等等；另一方面，还有不少项目可以按保本微利原则提供有偿服务。这既可以补充街道、居委会的经费，又可以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社区养老功能的发挥，社区组织和社团组织具体组织实施。他们在社区住宅设计中早就提出所谓“太阳系”的建筑格局。以老人住宅为中心，在周边建设为老人服务的医疗、娱乐、学习、健身的设施。有的国家还建立了“日托中心”(DayCenter)，白天把老人送到中心，晚上接回家与子女团聚。既解决了子女在白天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困难，又满足了老人与子女经常在一起的精神需求。社区养老的独特优势，既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又补充了家庭结构变化后单纯由家庭养老的不足。

6、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消费市场

人口老龄化呼唤老龄产业。所谓老龄产业，就是指由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产业，它包括所有有关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等设施和经济活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产业尚未完全开发，企业经营者对老年消费市场需求攀升反应比较迟缓，政府部门对此也还没有相应的扶持引导政策。但我们应对老龄产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首先，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多，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庞大。其次，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第三，我国地区间差异大，需求层次多，为发展老龄产业提供了多种选择。第四，社会化服务需求在增加。据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的丧偶率为33、4%，独居户为25%，独生子女政策继续执行，“4—2—1”家庭结构普遍出现，独居户比例还会增大。众多的独居老人对服务需求会日益增大。第五，城市老人的消费能力不可低估。

老龄产业作为老年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程度。人们通常说的老年事业，更多的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来对待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老年事业中的政府负责供养“三无”老人等仍属于社会公益事业，还有一些为满足老年人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事业，要转向从产业角度考虑生产、消费、就业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发展老龄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为经营者牟利，为此，政府从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包括给予政策扶持。如考虑到当前老年人口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对老年人生活服务市场政策中采取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使从事此类市场的经营者能有适当营利和拓展产业的能力。可见，经营老年产业，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市场专家指出，全国老龄消费者中每年有100亿的购买力没有实现，换句话说，老龄产业现今还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我们缺乏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专业医护和服务人员；缺乏足够的养老机构；缺乏上门服务的保健机构，而这些服务产业和岗位将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再看看老年消费市场：老年人很难买到合适的服装鞋帽，老年食品也很少研究开发，老年药品、老年保健护理用品以及其他各种老年商品都处于匮乏状态。

参考书目：

①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1期。

②岳颂东：《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策》，《社会保障制度》2001年第5期

③武汉市教科文卫委员会：《武汉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对策》1999年9月10日

篇11

关键词：人口减少　老龄化　人口结构　综合国力　人口策略

作者简介：田香兰，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3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107－15

基金项目：2011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TJZZ10－098)。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已进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这种情况将长期持续下去。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再生产，就谈不上综合国力。现行的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是以人口增加为前提的，而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必然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矛盾，从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削弱综合国力。

一　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现状及趋势

人口减少及老龄化是日本人口变化的主要特点。考察人口减少现状及趋势时，可以运用人口规模、出生人数及总和生育率等指标，而考察人口老龄化现象及趋势时，可以运用老龄化率、老龄化速度、平均寿命等指标。

(一)日本人口减少现状及趋势分析

从人口规模来看，2004年日本总人口为1亿2779万，达到高峰，2005年减少到1亿2777万，比上年减少2万人，二战后第一次出现人口减少现象，日本开始进入人口减少阶段。今后，人口将持续减少，到2055年将减少到8993万，到2105年减少到4459万(参见图1)。由于人口规模的变动具有再生产惯性，即使大幅度提高出生率，到2055年为止，也很难改变人口减少趋势。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劳动力人口也明显减少。2008年，劳动力人口为6650万人，但到2050年，将减少到4228万人(预测数据)，相当于2008年的三分之二。图2显示了日本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总和生育率在2.1～2.2左右称为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表明人口数量会维持现状。1950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3.65，而到了1960年下降到2.0，总和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以下。1989年总和生育率为1.57，由于创历史最低(低于1966年的1.58)，称作“1.57冲击”。日本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低生育率一直持续，2005年再次创造历史最低水平，降到1.26。此后，2007年虽增加到1.34，但仍然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从出生人数(参见图2)来看，第一次婴儿潮时期(1947～1949年)最高年份的1949年出生人数为270万人，而第二次婴儿潮时期(1971～1974年)最高年份的1973年为210万人，但到了1975年减少到190万人。此后，出生人数持续减少，1985年为143万人，2005年为106万人。2006年，虽有所增加(109.2674万人)，但到2007年(108.9818万人)，又减少了2856人。日本已进人人口减少的循环当中。

(二)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及趋势

196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少儿人口所占比例为25.6％，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为68.1％，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6.3％。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为1:11.2，人口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而到了200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所占的比例下降到13.8％，15～64岁所占的比例为66.1％，65岁以上所占的比例增加到20.5％。由于老年人口增加，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到1:3.3。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

人口老龄化率(总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是衡量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值越大，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日本于1970年老龄化率达到7.1％，进入老龄化社会；1994年达到14％，进入老龄社会；2005年达到20.5％，进入超老龄社会。日本人口老龄化率从7％增加到14％，仅用了24年，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日本总务省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8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1亿2743万人。在总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占13.3％，创历史新低，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23％，创历史新高。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持续增加。据日本《2009年版老龄社会白皮书》预测，到2055年，老龄化率将达到40.5％，每2.5人中就有1位老人(参见图1)。从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平均寿命来看，1955年，男性平均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7.7岁，而到了2008年，男性平均寿命达到79.6岁、女性达到86.05岁，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长寿国之一。

二　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对其综合国力的影响

人口变化是影响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是一场国家危机，将严重削弱其综合国力。为了便于考察日本人口结构变化对其综合国力的影响，笔者主要从有关研究机构的综合国力指标中选取了几个影响因素。

(一)人口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1、综合国力概念及指标体系

衡量一国实力最常用的指标是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力量，主要包括经济、军事、科技、政治、文化、外交、自然条件和人口等。经济、军事、科技、自然条件、人口等是物质形态的，可称为硬国力；政治、文化、外交等是精神形态的，可称为软国力。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汉斯・摩根索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口来创造和供应综合国力的物质工具，它显然不能成为一流国家。”丰富的人口资源是提高综合国力的最具活力的因素。雷・克莱因(Ray Cline，1975)曾提出如下国力方程：

P=(C+E+M)×(S+W)

式中C为土地和人口，E为经济实力，M为军事能力，S为国家战略系数，W为国家意愿。综合国力是前三者相加与后二者相加的乘积。

从国力方程中可以看出，人口显著减少意味着综合国力的下降。而且人口减少，经济实力也会随之下降。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委托日本综合研究所进行了综合国力基础调查。在其出版的《日本的综合国力》一书中，提出了由国际贡献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三个层次立体构建的综合国力评估体系。2004年，日本内阁府报告指出：“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直接影响综合国力及社会活力。”同年7月，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发表了《关于人口减少与综合国力的最终报告概要》，其中提出了NIRA型综合国力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市民生活能力、经济价值创造力、国际社会应对力等三个部分组

成。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口结构变化直接影响日本综合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对11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评估，评估的评价体系包括领土与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军事、科技五个直接构成要素以及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安全与国内政治、国际贡献四个影响要素。国情决定其综合国力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其综合国力研究更加关注社会发展、可持续性，而日本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是其最大的国情，因此其综合国力研究考虑人口因素较多。

2、人口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人口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人口作为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考察人口问题，不仅要考虑人口数量，还要考虑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因素。人口并非越多越好，但需要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在人口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人口质量尤为重要。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就能为经济发展和国防提供更为雄厚的人力基础。相反，如果未成年人、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过大，就可能会出现社会生产劳动力不足甚至兵源缺乏的情况，从而对经济建设和战争进程产生不利影响。任何国家，只要人口减少，人力资本总量也会减少。一旦人口减少，从宏观上看综合国力会缩小。科技的进步只能部分替代人口再生产。人口状况最终决定国家的竞争力。因此，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双重压力下，日本面临综合国力日趋衰弱的局面。1950年，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3.3％，排在第五位。而到了2005年，所占比重缩小到2％，排名也下降到第十位，预计到2050年所占比重将下降到1.0％(第18位)。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减少，意味着消费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力削弱。中国与日本比较，1950年，中国人口为日本的6.6倍，1995年为9.7倍，2050年将增加到15.1倍。从长远看，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

(二)人口减少及老龄化与综合国力

根据上述有关研究机构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从人口角度，笔者选取了其中六个对日本综合国力影响较大的因素进行分析。

1、经济价值方面

短期经济预测关注的是需求层面的变化，而长期经济预测需要关注供给主体。一般预测长期经济活动需要以20～50年或更长时间为对象，因此劳动力和资本作为供给主体受到关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使劳动力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劳动力人口减少，竞争力削弱，抑制经济发展。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及优良的人力资本，科技创新能力及创造经济价值能力受很大影响。虽然可以利用老年劳动力，但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因此直接影响产业升级及技术创新。而且，老年人的流动偏好低，直接影响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阻碍经济发展。日本劳动力人口正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减少。根据推算，到2015年，日本劳动力人口比2005年将减少400万，GDP增长率被拉低0.4个百分点。有预测说，到2030年，日本实际国民收入将比2000年缩小15％。GDP减少，内需也随之缩小，内需规模缩小，导致各种产业基础削弱，储蓄率下降，影响投资所需资金。财政状况恶化，政府的长期投资减少。而企业投资又主要依赖国内储蓄，因此假如中长期国民储蓄率下降，企业将很难维持较高的投资率。劳动力供给不足或劳动力质量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及产业竞争力下降，从而影响其创造经济价值能力，进而削弱综合国力。

2、国际影响力方面

国际影响力与人口及GDP规模密切相关。日本人均GDP从1991年的第9位，下降到2009年的第24位。20年来，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明显下降。1990年，日本在东亚拥有7.9％的人口和72％的GDP以及67％的制造业GDP，而到2001年，日本在东亚所占比重下降为人口6.7％、GDP52.6％、制造业GDP55.3％。日本GDP缩小，政府开发援助规模随之减少，很难维持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70～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以后，ODA的规模大幅度扩大。但进入90年代，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长期低迷，财政困难，日本政府不仅改变了ODA的政策方针，也修改了援助条件。曾位居全球榜首的援助规模近年降至第五位。2010年4月12日，日本外务省向国际合作局及其他四个与对外援助有关的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冻结日本对外经济援助项目。外务副大臣福山哲郎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于政府公共债务负担沉重，今后日本可能不再增加ODA贷款规模。ODA规模的缩小再次印证了日本综合国力削弱，也说明日本国际影响力正在下降。

3、可持续发展方面

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人口变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维持适度的人口规模，不仅是民族及文化得以延续的需要，也是保持综合国力的基本条件。人口的过度老龄化及急剧减少将削弱综合国力。2005年，日本国情调查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32个道县人口都在减少，市町村中有三分之二人口减少。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调查显示，全国62271个人口过疏村落中有2643个村落正面临消失的危险。由于税收减少，公共汽车、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很难运行，基础设施投资受阻。由于耕地荒废，交通通讯落后，过疏地区的农地和森林很难维护，粮食生产、防止灾害等问题颇多。市町村负责的护理保险、国民健康保险等难以维持。而上述地区的风俗文化、自然遗产也面临无法传承的局面。

4、国家安全与国内政局稳定方面

日本人口结构变化使其国家安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公众对于良好社会保障的诉求会使国家不可能将更多财富用于国防建设。联合政权的上台，表明了“民生优先”的执政理念。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是刚性需求，因此日益增加的福利财政侵蚀防务支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军事开支，这不仅影响军事安全，也影响其战争能力。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中位年龄投票人也趋于老龄化。1970～1990年，投票人的中位年龄为40～49岁年龄层，而到2000年后，推到50～59岁年龄层，到2040年后，将增加60～69岁年龄层。由于老年人的发言权增加，日本政治将更加趋于保守，政策焦点也将集中在与民生有关的问题上。此外，从民族结构的变化上看，虽然目前日本民族仍占主体地位，但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加。上世纪80年代为止，移民不过60万～70万人，但到90年代，超过100万人，到2005年超过200万人。1990-2005年的15年间，增加了1倍。移民在日本总人口中所占比重1985年为0.6％，到2005年，增加到1.2％。日本政府担心这将会影响到日本人作为主体民族的地位。但为了维持现有的经济规模，又不得不增加移民，这使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陷入两难境地。政府既希望用引进外来劳动力来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问题，又担心移民增加引发其他社会问题，从而影响国家稳定。

5、国民生活水平方面

随着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的加剧，社会保障费用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儿童补贴及老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提高整体国民生活水平带来极大影响。尽管突出民生主义，强调收入再分配，但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对抚养人口的分配，意味着对劳动力人口的分配减少。尤其是抚养人口分配升高，不仅加重劳动力人口的负担，对财政也带来巨大挑战。如果养老金及医疗费用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国民对社会保障的负担有可能超过其负担能力。2008年，日本的国民负担率为40.6％，潜在的国民负担率为47.5％。这说明国民负担率已超出其承受范围，严重影响国民生活水平。另外，2008年，国民养老金保险实际缴纳率低于50％，而国民健康保险未缴纳率超过10％。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影响其缴纳各种保险费用的能力。

6、国家发展方向选择方面

日本国家发展正处在历史性转折时期。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的140年里，日本经历了四次国家发展方向的选择：第一次是军国主义武力扩张(1868～1945年)，第二次是依靠美国优先发展经济(1945～1983年)，第三次是靠美谋求政治大国(1983～2009年)。

在第三次国家发展方向选择上，日本全然不顾人口结构变化及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大环境，选择了走政治大国道路。事实上，人口增长为前提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已被人口减少的低速甚至负经济增长模式代替。因此，综合国力逐渐衰弱的局面已形成，不适合走政治大国道路。第四次日本国家发展方向转型从2009年执政开始。政权已提出“民生优先”的发展模式下的“新增长战略”。“新增长战略”需要以人力资源为依托，因此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背景下，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是国家发展模式成功转型的有力保障。保持综合国力，并非只有政治大国一条路，只要符合国情，民生优先，将人口制约条件转变为发展杠杆，仍然可以保持综合国力。通过采用适合于少子老龄社会的制度、技术、服务，照样可以为世界提供新的国家发展模式。

三　阻止综合国力衰退的三种人口政策及效果

对于已进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的日本来说，如何保持综合国力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为了消除人口问题对综合国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不得不同时推进三种不同政策，即：“防止人口减少政策”、“适应老龄社会政策”，以及“适应人口减少社会政策”。

(一)防止人口减少的政策

1、提高出生率的政策措施

实施“防止人口减少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出生率，改革社会经济体系。为了防止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9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育儿休假法》，1996年规定育儿期间可以得到25％收入补偿以及免缴社会保险费。1994年，由文部省、厚生省、劳动省、建设省等四个部门共同制定了“天使计划”。1997年，人口问题审议会发表了《少子化报告书》，开始认真考虑少子化问题。1999年，设立了“少子化对策促进阁僚会议”，制定了《少子化对策促进基本方针》，并根据此方针制定了新的“天使计划”(2000～2004年)。此后，为了进一步促进少子化政策，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及《培养下一代支援对策促进法》。2004年根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

2、减轻养育孩子的负担

2009年，上台后，非常重视养育及教育问题，制定了多项措施。具体政策为：(1)增加各项补助。增加生育一次性补贴(55万日元)；到中学毕业为止，每年给每个儿童补贴31.2万日元(平均每月2.6万日元)。为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实施高中生学费减免制度，在大学设立奖学金。(2)放宽对幼儿园、保育园的各种限制，鼓励民间企业投资幼儿托保设施，实行弹性产假，营造良好的生育和育儿环境。(3)扩大教育需求，发展教育产业，广泛接受外国留学生，推动民营教育的健康发展。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加强理工科教育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日本政府2003年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来，虽然针对出生率下降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出生率依然很低。上台后，把政策重点放在支援家庭育儿上，动用巨额财政资金，实施了儿童补贴政策。但由于财政状况恶化，儿童补贴的可持续性遇到挑战。增加儿童补贴，只能适当减轻家庭养育子女负担，不可能根本上解决家庭收入减少的问题。养育成本上涨、家庭收入减少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不景气、男性无法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为提高家庭收入，女性参加工作是必然趋势。因此，为了提高出生率，需要把政策重点转移到为女性创造工作家庭兼顾的社会环境上。但日本现有的社会经济体系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改革现有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经济体系是有效实施“防止人口减少策略”的体制保障。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日本人口结构(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加剧、劳动人口减少)、产业结构(服务业的扩大及雇佣的不稳定)及家庭结构(女性就业、家庭不稳定)的变化，福利供给的三极结构(国家、家庭、市场)发生了动摇，国家的福利供给功能下降，家庭负担增加。在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已不适应新的环境。因此，需要改革现有的就业、养老、医疗、福利、企业经营体系，适应女性平等参加工作的社会。同时，还需要增加多元化的保育服务设施，实现保育服务社会化，让更多的民间企业及非营利团体参与这项事业。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兼顾工作及家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生率低的问题。

(二)适应老龄社会的政策

1、制定实施《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日本政府制定实施《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1995年法律第129号)，并根据该法第9条至第13条，就“就业与收入”、“健康与福利”、“学习和社会参与”、“生活环境”、“调查研究”等五个方面制定了具体方针。内阁府、总务省、法务省、厚生劳动省具体负责制定相关政策。内阁府下设老龄社会对策会议，协调各省厅的具体计划，从宏观上综合促进老龄社会政策。总务省下设老年人对策室和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老年人对策室主管老龄问题，主要调查全国各地人口老龄化的动态，并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提出老龄问题的对策建议。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人口问题。通过制定和实施护理保险制度，该制度的实施，实现了向契约制度的转变，消费者可以根据“契约”自己选择服务方式。

2、加快发展老年人福利事业

日本实施以全体老年人为对象的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厚生劳动省作为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组织实施老年人福利发展规划。1986年制定了《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9年制定了《老年人保健福利推进十年计划》(黄金计划)，1994年制定了《新黄金计划》等。为发展老年人福利，积极增加各项资金投入。在各都道府县及市町村成立了社会福利协会、非营利性组织中心等，利用多方面力量为老年人提供福利服务。在福利供给上，扩大民间企业的参与，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多样化。民主

党政权确定的“新增长战略”中提到发展医疗护理和健康相关产业。主要措施有积极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扶持新药品和医疗护理技术研发，开发和建设无障碍住宅，开展新型居家服务，填补护理保险制度的空缺等。

日本政府于1995年制定《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及加强老年人福利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收入、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十年来，实现了“行政措施”向“契约制度”的转变，基本满足了老年人的多样化护理需求，在适应人口老龄社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巨额财政支出。2007年，日本社会保障支付总额为91.4305万亿日元，占GDP(374万亿日元)的24.4％。而GDP增长率仅为0.3％。社会保障支付额中与老年人有关的支付为63.5654万亿日元，占总费用的69.5％。按具体领域来看，养老金支付为48.2735万亿日元(占总费用的52.8％)、医疗支付为28.9462万亿日元(31.7％)。日本财政已不堪重负。因此，财政重建及增加GDP是有效实施“适应人口老龄社会策略”的资金保障。在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长期停滞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的增加。为了阻止债务的持续增加，必须增加分母即GDP。通过经济增长，增加税收，缩小财政赤字，实现财政重建。除了做大分母之外，还需要缩小分子，但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很难缩小财政赤字规模。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推测，假如落实的竞选公约，国债总额将从2009年的165％增加到2020年的243％。因此，只要不缩减社会保障支出，很难缩小财政赤字规模。财政重建的关键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实现财政重建的途径并不是缩小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而是提高消费税。但是，为了得到国民的理解，政府需要把新增消费税的名称改为社会保障目的税。此外，并非所有老年人都是社会弱者，不应把全体老年人当做社会弱者，用巨额的社会保障财政供起来，过度保护老年人。应为老年人营造创业及再就业的环境，使其发挥潜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三)适应人口减少社会的政策

1、制定男女就业平等政策，促进女性就业

1985年，日本政府制定《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法》，第一次把女性看成与男性平等的劳动力，禁止就业上的歧视，此法成为女性劳动力政策的历史性转折点。很多女性倾向于育儿任务完成后再就业。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女性再就业制度》和《劳动省关于确保男女雇佣机会和待遇平等的法律》。具体内容为包括确保在就业方面男女机会和待遇平等、支援女性兼顾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制定时间制工作、提高女性地位、开发女性能力等。具体措施：(1)通过女性重返工作岗位计划，对女性进行普遍的技能训练，使女性可以寻找离家近的企业上班，让女性可以灵活地在企业之间流动，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机会成本；(2)改变工资体系，采取同工同待遇，减少女性的收入损失；(3)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方便出入。另外，通过制定《劳动者派遣法》、《短时间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等，为女性再就业提供方便。

2、修改移民政策，吸收外国劳动力

2005年6月，法务省设立了“促进多文化共生社会研究会”，2006年3月总务省也召开了“多文化共生研究会”，提出不同国籍和民族的人在互相尊重对方文化的基础上，平等生活。过去，日本移民政策强调“同化”，而现在强调“共生”，并采取提供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措施保证外国人在日本就业及生活。“外国人才交流推进议员联盟”提议，今后50年内，日本应该向“多民族共存的国家”过渡，使移民人数达到日本总人口的10％，即1000万人左右。该机构还建议制定专门的移民法，以明确移民国家的理念，并设置移民厅负责相关事务。

3、实施《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促进老年人就业

2004年6月，日本政府重新修改《老年人就业稳定法》，实施继续雇用制度。《老年人就业稳定法》是日本应对老龄社会所制定的法律。《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规定，所有企业都有义务雇用老年人。从2006年开始，企业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到2013年，提高到65岁。企业可以从以下三种形式中任意选择一种：(1)废除退休制度，不以年龄为理由终止劳动合同；(2)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到2013年采用65岁退休制度；(3)采取“延长工作年限制度”以及“再就业制度”，确保65岁为止的雇用。实施《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之后，到退休年龄后仍被继续雇用的人数，从2005年的12万人(48.4％)增加到2008年的31.6万人(73.3％)。《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不仅有效保护了老年人的权益，也促进了老年人就业。

“适应人口减少社会政策”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老年人、女性及外国劳动力。日本政府为促进老年人及女性就业，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社会及企业雇佣意识尚未发生变化，老年人及女性只能从事短期劳动及临时劳动，无法获得长期稳定收入。特别是老年劳动力创新精神减弱，劳动生产效率不高，也影响再就业。而女性由于习惯在结婚后辞掉工作，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职业培训，无法挖掘女性劳动力的潜力。因此，日本单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源难以满足国内对劳动力的各种需求。

篇12

一、引言

宏观的高储蓄率是由微观家庭的储蓄行为导致的。根据莫迪利亚尼和布伦伯格（Franco Modigliani 和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LCM），消费者通过调节边际消费倾向可以达到一生收入效用最大化，如通过储蓄把一生中高收入时期的收入转移到低收入时期，这种消费者行为理论就是经典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基于此理论，可以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是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而来的，由于人们在年少和年老时无收入，因而会在成年期出于对子女教育、养老的考虑进行预防性储蓄。调查研究也证实我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1997年国家统计局抽取6250户非农业家庭，调查显示居民投资的第一意愿为储蓄，第二为子女教育，而储蓄动机中子女教育是第一位的。时隔20年之后，事实仍是如此。2005年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居民的储蓄目的中，其一是子女教育，其二是养老。子女教育和养老是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排在总消费的前两位。

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分析储蓄率的研究（董丽霞、赵文哲，2011；王德文、蔡?P、张学辉，2003）通常只考虑少儿抚养比和老龄抚养比的此消彼长，而忽视了家庭教育投资的提高所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而我国实际情况是家庭储蓄较大部分是用于少儿抚养，即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投资。因此，把家庭教育投资率看作一个内生变量将有助于更加准确合理地判断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长远影响。

本文首先利用孤波理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然后在戴蒙德（Diamond，1965）叠代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不确定性的预期寿命和生育率等变量，并假定理性人从自身的生命周期消费、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中获得最大效用，构建了一个在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家庭内部的微观决策行为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均衡动态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深入挖掘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二、人口年龄结构孤波分析

生育率的高低所引起的人口波动在年龄结构中具有孤波性质，由此会转化为未来的出生波、教育波、就业波、老龄波等一系列社会孤波，将对近期及未来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

（一）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分析

描述人口年龄结构的常用工具是人口金字塔，它包括扩张、静止、收缩三种典型类型。扩张型表现为下宽上窄，属于真正的金字塔形。呈现的特点为少儿人口比重大，而老龄人口比重小，是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较高的结果。静止型金字塔的特征表现为各年龄组人口的比重分布均衡。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相当，未来的人口增长速度维持在零左右。如果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就会转变为第三种类型――收缩型。收缩型的表现特点为底部收缩、上部变宽，呈现的人口年龄分布为少儿人口比重缩小、老龄人口的比重增大。

本文利用普查数据和全国抽样数据画出了1990年、2000年、2010年及2014年以人口分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图（见图1―4）。从图形分布可以看出，199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呈现弱扩展性，儿童人口比重较大，而老龄人口比重很小；而2000年的年龄结构分布已属于收缩型的，到2010年和2014年年龄结构分布的收缩型趋势越来越明显，40―50岁人口占较大比重。

国际上根据0―14岁人口占比、65岁以上人口占比、老少比例和年龄中位数几项指标值，将人口年龄结构分为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三种。将我国人口各项指标与国际通用标准比较来看（见表1），2000年各项指标就已逼近老年型人口的下限，处于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期。而2010年的各项指标已经突破成年型的下限，表现为典型老年型人口结构的特点。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孤波分析

在一定条件下，非线性人口发展系统具有渐进稳定性，因此，人口演变可以用弱非线性作用下的波动方程来模拟。通常把非线性发展方程的局部行波解称为“孤立波”。所谓“局部”是指微分方程的解在空间中收敛于零或确定常数。

1. 人口结构孤立子理论模型分析。“孤立波”如果通过相互碰撞后并不消失，而且波形和速度不发生改变或只有轻微的改变，这种孤立波就是稳定的，稳定的孤立波便称为“孤立子”。通常将具有类似性质的物理现象和自然现象看成孤立子，如人口演变中由于生育高峰与低谷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的行为。

通常用以下方程来模拟人口演变过程，该方程称为Kdv方程：

其中，a表示孤立子的振幅。孤立波的波长与振幅的平方根呈反比，由此表明由于经济、社会及自然等因素的限制，人口在增长过程中，如果增长率过高，则波长就不可能过长。这里表示无穷远处的均匀态，即长期人口演变过程中趋于稳定的人口状态。令=0，=1，从（10）式便可以得到方程（2）的局部解：。

令，便得到如图5（Ⅱ）所示的钟形孤立波，相当于一个生育高峰。

2. 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孤立子特征分析。当时，孤立子具有稳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性质能刻画人口年龄结构的孤立峰的特征。图6是我国各阶段年龄结构分布曲线。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可以看出，0―4岁年龄段人口剧增，形成人口波峰，表明1985―1995年是人口生育的高峰期。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分布可以看出，1985―1995年生育高峰期所出生的人口成长到年龄10―14岁形成人口波。形成后，以c=1岁/年的稳定速度逐渐从低年龄组向高年龄组传播，到2010年时，形成20―24岁人口波。该次人口波到2010年已经成长为劳动力人口，因此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期非常有帮助。经过20年的传播，从到再到，人口波的波形、速度及波高都只有微小的变化，始终保持其产生时固有的特征，这就是典型的孤立子行为，因此人口波可以称为人口孤波。由于我国在1980年初开始实行严格“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经过10年的成长，形成了1990年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中10―14岁的涡旋形孤立波（波谷），分别完整传播至波谷（20―24岁）、（30―34岁）。由此再一次显示了人口年龄分布的孤立子特征。

从1990年人口年龄分布曲线中20―24岁年龄段的波峰来看，这次波峰是由1965―1975年的一次生育高峰导致的，在此阶段还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水平较高。观察图6可以发现，该次生育高峰所形成的人口波比振幅大，波形更宽。与人口波类似，该人口波到2000年时，形成了30―34岁人口波峰，到2010年时，形成了40―44岁人口波峰。所以近10年我国人口红利丰富得益于该人口波。但再经过20―30年后，该次人口波将迈入老龄化阶段，将加剧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

3. 人口孤波的经济效应分析。人口孤波在传播过程中保持速度、能量、相位等特征参数的不变性，在不同时期移动到不同年龄阶段时会产生不同社会效应，对经济造成影响。主要体现在生育、教育、就业和老龄化等几个方面。本文主要分析图6中1965―1975年形成的人口波C和1985―1995年形成的人口波A。

（1）出生波。人口波C经过20年传播期，到1990年时正好都进入了育龄期，导致育龄妇女人数增加，产生一场生育高峰，由此形成人口出生波A。但是由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现代生育观的转变，由人口波C传播到育龄妇女生育高峰年龄而产生的人口出生波会发生变化。图6显示，人口出生波A相对于C的振幅和波长都有所降低，而A波经过20年传播又进入了育龄高峰期，所以在2010年左右又迎来一次生育高峰期，形成一次新的人口出生波D。从2010年0―4岁人口总量来看，这次人口出生波相对前次人口出生波的振幅又大大降低了。所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孤波行为决定了人口出生高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生育观念的转变能对人口出生波起到削弱的作用。

（2）教育波。目前人口波A、C都已经通过了7―15岁年龄段，而正在形成的D波将在2012―2022年通过7―15岁年龄段，所以届时学龄儿童将有所增加。由于D波相对A、C波其振幅和波长都要小，所以2012―2023入相对于1972―1982、1992―2002的入要小得多，这样就造成了以前师资力量及教学设备的过剩，面临师资力量转移与教学设备的合理利用问题。这一现象早在2000年初在我国就已经出现，根据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要求，全国在农村范围内调整了中小学布局分布，主要采用“撤点并校”的方式，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同时，教育波的形成也会对届时的家庭教育支出造成较大影响。

（3）就业波。人口波C在1990―2010年的20年中，一直处于劳动年龄人口阶段，所以我国在这一阶段享受着丰富的人口红利。且人口波A经过20年传播后，目前正进入了劳动年龄人口阶段，所以2010年以后人口红利还会进一步增加。在A、C两个人口孤波的联合作用下，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丰富。未来20年内A、C人口波仍处于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为经济发展提供较多的廉价劳动力，同时降低社会负担系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4）老龄波。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及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从图6可见，三条曲线的尾部逐渐抬高，且人口孤立波逐渐向高龄组传播。这说明老龄人口总量及比重逐渐上升。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显著提高，将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人口波A，尤其人口孤波C产生的作用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起重要作用。根据人口孤波的传播速度，2035年后C波传播至老龄组（大于65岁），2055年后A波完全传播至老龄组。届时，我国老龄人口将急剧增加，人口老龄化将十分严重。按照国际标准，目前我国人口年龄分布已经步入老龄化阶段，这是人口孤波作用的结果，即在人口孤波尚未传播至老龄人口组时，人口老龄化就已呈发展趋势，当人口孤波传播到老龄组时，将使老龄人口激增。老龄波的形成势必对家庭养老支出及社会保障体系造成较大的影响。

三、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路径的影响

上述人口年龄结构分析表明，理性行为人的生育行为以及人口结构变化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果突破经典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假设，理性行为人不仅在消费和储蓄两者之间进行跨期的理性决策，还会在子女数量和质量之间权衡进行选择。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的限制，我国家庭普遍存在家庭代际支持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抚养，二是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赡养。为了使我们的模型更加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本文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家庭消费和教育投资对储蓄率影响的理论框架，基于数值模拟方法来分析由于人口结构转变所引致的储蓄动机变化对教育投资、储蓄率的影响程度。

（一）理论模型分析

目前我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阶段（总和生育率低于2.1），微观家庭的收入预算约束也随之发生转变，进而对其消费预算约束产生影响。

1. 理性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通常家庭由三代人组成：老年代（用下标t-1表示）、成年代（用下标t表示）及少儿代（用下标t+1表示）。

少儿代只接受教育积累人力资本，无劳动收入，其受教育程度取决于成年代对其教育投资和成年代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假定其形式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其中A表示人力资本积累的技术常数，、分别表示成年代和少儿代的人力资本存量，表示成年代对少儿代的教育投资。

成年代从事劳动产生收入，同时伴随其产生储蓄及消费的决策行为。成年代需同时抚养少年代、赡养老年代。假定成年代具有单位时间为1，其抚养单个子女需要花费单位时间，假定子女数量为，共耗费时间为：。假定老龄代的存活单位时间为p，而每个成年代赡养老人所耗费的时间为：。由此，成年代的工作时间为：。成年代单位时间、单位人力资本存量的工资水平为，则总收入为。假定成年代赡养老人的支付比例为m，赡养老人的总预期支出为。如果老年代死亡的情况下，其养老储蓄投资将作为遗产被成年代所继承。若为利率，老年代的储蓄率为，其储蓄总额为，则成年代所继承的遗产为：。成年代消费额等于总收入减去储蓄、子女教育投资、赡养老人支出，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

2. 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生产函数同理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表示总产出，D表示技术水平常数，表示资本存量，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对求偏导，得到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其中。同理对求偏导得到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假定产品和劳动力市场同时出清，那么社会总收入=社会总消费支出+储蓄。从微观个体来看，成年代总收入等于自身消费支出及储蓄、子女教育投资支出、赡养老人支出，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社会总收入=成年代消费支出+储蓄+对少儿代的抚养教育投资支出+老年代赡养费支出。即：

（14）式表明，如果上期资本完全折旧情况下，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代的储蓄总额，且储蓄的回报率等于物质资本的租金率，即：。

3. 家庭最优效用的储蓄率路径。假定成年代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来决定储蓄率（）和教育投资（）。因此对（1）式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求规划的最优解，则关于储蓄率和教育投资的一阶条件为：

（二）数值模拟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推导的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的变化路径及经济增长率，对模型中参数初始值进行设定，然后进行数值模拟。结合众多文献研究成果，资本产出弹性H的初始值设定为0.786（张军，2003；王金营，2012）。老年代消费偏好效用的折现率的初始值设定为0.78（参考贺菊煌（2002）的索罗折现率的取值来确定）。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60岁以上老人的家庭赡养率约为0.41，故m的初始值设定为0.41。根据张、J?张和 R?李（Zhang， J. ， J. Zhang和 R. Lee，2003）对我国家庭实际情况的研究，抚养少儿代所花费的单位时间约为0.03，故的初始值为0.03；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约为0.628，故B=0.628。由于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变化的影响，技术水平常数的初始值设定A=D=14.5（张、J?张，2003）。

本文主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人口结构变化是由生育率水平和老龄人口存活率共同决定的。我国在短短30年时间里，经历了从两高（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两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因此本文模拟不同生育率水平下，随着老龄人口存活率（p）的变化，储蓄率、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

1. 家庭教育投资率路径模拟。图7分别模拟了在生育率（TFR）为1、1.5、2三个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随老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演变路径。

首先，图中三条曲线的叠高说明了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微观家庭对单个子女的教育投资率提高。家庭代际的依赖关系是靠“隐性合同”来维系的（欧利希，1991），成年代考虑到自身老龄阶段的消费支出，会在子女的质量（指子女进行教育投资）和数量之间进行选择。在养老动机支配下，储蓄、子女质量和数量都成为未来养老的源泉。所以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成年代不仅可以通过增加生命周期储蓄，还可以通过增加子女的数量、增加教育投资率提高子女质量三种方式来保证未来老龄代的消费支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已经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政策约束减弱的背景下，子女对于成年代来讲，其“投资品”属性要高于“消费品”属性。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增加生命周期储蓄和提升子女质量已经成为未来预期寿命延长的保障。在我国的城市地区，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城镇覆盖率已经达到80%以上，“养儿防老”已不是主要生育目的，反而在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期，会不同程度地“啃老”。即便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农村地区，子女的素质教育也越来越受到父母的重视，成年代会在生育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之间进行权衡。由此可以解释目前我国家庭储蓄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居高不下的原因。

其次，由三条曲线所呈现的倒“U”形态可以看出，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家庭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理论模型来看，导致此种形态的原因是随着预期寿命延长，成年代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回报的确定性逐步提升，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应越高，那么成年代未来将有更好的养老保障，所以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教育投资率会增加。然而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将引致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的延长使理性的成年代增加生命周期储蓄，且寿命的延长不可避免地发生代际转移支付（包括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和保留遗产），由此造成了退休期的消费支出和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竞争对立的关系。所以当老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增加成年人的养老负担，且继承的遗产也会减少，导致当期收入降低，所以家庭教育投资率会下降。本文数值模拟显示，老龄人口的存活率为69%时，家庭教育投资率达到最大值。

2. 家庭储蓄率路径模拟。图8为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储蓄率的演变路径。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假定，本文所设定的储蓄率主要是衡量成年代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由储蓄率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储蓄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由此可知，经济发展初期，随着老龄人比重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会增加储蓄以维持将来养老消费。此时成年代在自利动机下，子女对他们而言只体现了“消费品”属性，没有考虑其“投资品”属性，从而增加储蓄以备将来养老，导致储蓄不断增长。从新增长理论也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初期，人口死亡率高，用于储蓄的物质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要高于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物质资本回报率。但随着经济发展和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物质资本在不断积累，储蓄资本的边际回报率相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物质资本边际回报率将不断降低，从而导致成年代不断降低家庭储蓄率，而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伴随老龄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下一代所能继承的遗产将减少，从而也会降低成年人当期收入，进而使家庭储蓄率降低。数值模拟显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的存活率达到72%的时候，家庭储蓄率达到最大值。

3. 经济增长率路径模拟。图9为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图形呈现的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所引致的储蓄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生育率TFR=1的条件下，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经济增长先快速增长后急剧下降。而在TFR=1.5、2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要可持续很多。可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保持适当的生育率水平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三条曲线呈现倒“U”形来看，在老龄人口预期寿命较短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与之成正比关系，当预期寿命超过一定临界值后，经济增长速度与之关系成反比。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初期，预期寿命的延长使理性的人们增加生命周期储蓄，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时，预期寿命的延长提高了人们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回报的确定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如果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将导致人口增长的减缓和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发展形成严重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退休期的消费支出和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竞争对立的关系，这种资源的掠夺效应不仅体现在家庭的微观收支环节，还表现在宏观的公共投资预算过程中。当人们预期到老年阶段潜在的消费支出增加，又可能反过来影响人们在年轻时的生育行为，使他们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从而进一步加剧老龄化而阻碍经济发展。从本文的模拟结果来看，在总和生育率TFR=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7%；TFR=1.5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55%；在TFR=2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59%，即生育率水平越低，经济增长的拐点来得越早。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孤波性质所产生的出生波、教育波、就业波、老龄波等一系列社会孤波会对经济近期及未来发展的影响分析，本文在戴蒙德（1965）叠代模型的基本框架下，加入预期寿命、代际转移支付、教育投资、养老储蓄动机等生产要素，分析了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水平的变化，微观行为决策对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养老储蓄率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一个包含养老储蓄、家庭教育投资、代际转移支付和预期寿命内生化的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复杂。

通过模型的数值模拟发现，在目前可能的三种生育率水平下，由于成年代对子女的“投资品”属性和“消费品”属性认可的强弱程度不同，预期寿命延长对家庭教育投资、养老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单调性的。在存在家庭代际转移支付和较低生育率水平的情况下，成年代普遍认可子女的“投资品”属性而弱化“消费品”属性，导致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养老储蓄率居高不下。从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来看，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养老储蓄率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拐点来得比家庭教育投资率、养老储蓄率的演变路径要早，因此，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双重作用下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导致目前居高不下的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储蓄率，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阻碍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在一个系统的整体框架下得到了关于生育决策、预期寿命延长、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丰富结论，这些分析结果对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第一，现阶段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尽管生育政策的实施并不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约束生育行为下的低生育率水平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利；但是生育率太低又会导致人口的老龄化，在预期寿命逐步延长的情况下，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对生育率的影响是非单调性的，现在人们对子女质量的偏好已经超过子女数量，也就是说，目前的预期寿命水平已经达到需要放开生育控制的程度。由此可见，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政策的取舍，目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篇13

刘元志（1992-），男，湖北黄石人，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摘 要：本文针对延迟退休相关问题，通过定义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国民受教育年限等指标用以描述社会经济状况，并结合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已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国家的相关数据，通过DEA-CCR模型计算得到延迟退休可能性系数。同时结合回归预测方法预测我国未来三十年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我国的延迟退休方案。结果表明，在2014年延迟退休3年，并在2015、2016、2036和2040年分别增加延迟退休一岁最适宜。

关键词：延迟退休;DEA-CCR模型;实施方案

一、引言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为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年龄这场争论划上了句号，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设计合理科学的延迟退休年龄方案以及如何对设计好的方案进行检测，所以国内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计量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选取合适的指标和角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定量计算出延迟退休年限，给出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如王甜（2012）以城镇人口为研究对象，从人口增长规律出发，采取分步法，建立了基于人口增长增长下、中短期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定量数学模型，求解得出我国未来15年内的最佳退休年龄[1];二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不同延迟退休年龄方案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进行定量测算，以检测不同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如王振军（2014）依据人均预期寿命、劳动者参加工作的初始年龄和不同类型劳动对人体体力要求的差异等，就从事不同类型劳动的退休年龄标准进行了延迟设计，然后通过对不同方案自我养老系数的定量测算，检测了其设计的合理性[2];杨忠庆、秦森（2013）通对对基金积累支付年数、制度内抚养比、新退休少退系数、财政补贴、劳动力和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等五个指标进行测算，对已有的三种不同的退休方案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进行了定量评估[3];苗（2011）在设定合意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的相关假设和模型下，分析了推迟退休对养老保险和劳动人口的影响，指出其在社会各个方面发挥的作用[4]。但是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均有一定的自身缺陷，只对退休方案设计进行计量研究，并没有进行方案预期检验;而仅仅对方案预期检验，甄别不同方案的优劣，却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方案。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延迟退休年限的确定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确定影响延迟退休的指标，并将其分成不同的两类，一类与延迟退休正相关，一类与延迟退休呈负相关，进而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来计算出相应的延迟退休效率，并用延迟退休效率来代表是否应该延迟退休以及延迟退休的年限长度，进而制定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时间表。

二、指标数据的选择及假设

（一）指标的选择

1.国民人均预期寿命Y

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俗称“人均寿命”。它一般指全体国民的人均寿命，其计算方式为对同时出生的一批人进行追踪调查，分别记下他们各年龄段死亡人数，直至最后一人寿命结束，然后根据这一批人活到各种不同年龄的人数来计算人口平均寿命;计算公式是：

Y=∑ni=1xifi∑ni=1fi

（1）

其中n是指分为n个年龄段，fi是指第i个年龄段的死亡人数，xi是第i个年龄段的组中值。

2.人口老龄化程度P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们定义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公式为：

P=P60PN

（2）

式中，P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指数，P60表示年龄大于60岁的人口，PN为总人口数。

3.劳动力供求状况Ns和Nd

劳动力供给Ns是指在一个国家，在某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工资水平上，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劳动力需求Nd是企业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种工资率下愿意并且能够雇佣的劳动量，计算公式是：

Nd=Ed・wp，Ns=Es・wp

（3）

其中Ed代表劳动力需求弹性，Es代表劳动力供给弹性，w为货币工资，p为价格，wp代表实际工资。

Ed=ΔDDΔWW，Es=ΔSSΔWW

（4）

其中ΔDD为劳动力需求变动率，ΔSS为劳动力供给变动率，ΔWW为工资率变动率。

4.国民受教育情况

我们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指标来衡量教育的各个方面， 这些指标包括：入学率、教育成就指标、教育质量指标、受教育广泛度指标、受教育年限标准差等。我们认为最能恰当测量国民受教育情况的指标应是教育成就的存量指标，它被定义为平均受教育年限.：

Ao=∑5i=1OitiON

（5）

其中：Ao为人均受教育年限;i为受教育程度为标准而分组的组数，i = 1，2，3，4，5，分别代表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中专、技校）、高中（高职、高专）、本科（大专）及以上学历;O为各受教育程度的年限，在本文中，我们定义文盲半文盲受0 年教育，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大专及以上16年;Oi为接受各教育程度的人数;ON为全体国民。

（二）数据的获取

本数据来源于CEIC全球数据库中2001年至2009年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五国的相关数据，和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的与中国有关的数据。通过分析数据可知，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延迟退休情况，以延迟退休的年限记，以60岁为0，，65岁则记为5，给出其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年份与延迟退休年限表（表1）;并结合上述四个指标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各国相应年份对应的四项指标值表（表2）;通过同样的方法给出中国1991～2010年的四项指标值表（表3）。

表1 各国延迟退休年限表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年份 2003 2006 2008 2001 2007 2014 2001 2004 2008 2011 2009 2008

年限 5 6 7 5 6 7 3 5 6 7 7 5

表2 各国四项指标值表

国家 年份 人均预

期寿命 人口老龄

化程度 劳动力

供求状况 国民受

教育情况

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2003 76.99 0.12 13.2 0.9401

2006 77.59 0.12 13.17 0.9539

2008 77.9 0.125 13.23 0.942

2001 81.42 0.17 12.97 0.9496

2007 82.51 0.21 13.2 0.9588

2014 86 0.209 11.6 0.9566

2001 78.33 0.16 12.18 0.9212

2004 78.68 0.18 12.28 0.8948

2008 79.74 0.2 12.54 0.924

2011 77.8 0.197 12.2 0.9405

2009 81.54 0.136 11.62 0.9442

2008 81.39 0.2 10.1 0.9322

表3 中国四项指标值表

年份 国民人均预期寿命 人口老龄化程度 国民受教育程度 劳动力供求状况

1991 68.835 0.06 0.977 4.9008

1992 69.12 0.062 0.977 4.9807

1993 69.405 0.062 0.974 5.0589

1994 69.69 0.064 0.972 5.1359

1995 69.975 0.062 0.971 5.2139

1996 70.26 0.064 0.97 5.2904

1997 70.545 0.065 0.969 5.3667

1998 70.83 0.067 0.969 5.4459

1999 71.115 0.069 0.969 5.5285

2000 71.4 0.07 0.969 5.6127

2001 71.743 0.071 0.964 5.6598

2002 72.086 0.073 0.96 5.7087

2003 72.429 0.075 0.957 5.7594

2004 72.772 0.076 0.958 5.8100

2005 73.115 0.077 0.958 5.8598

2006 73.458 0.079 0.959 5.9123

2007 73.801 0.081 0.96 5.9648

2008 74.144 0.083 0.958 6.0172

2009 74.487 0.085 0.957 6.0701

2010 74.83 0.0887 0.959 6.1229

（三）模型假设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在研究时假设：第一，在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时，假设不同教育阶段在入学时即接受了此教育阶段的所有年份教育;第二，假设劳动力供求状况表示为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的比值;第三，假设各职位的环境因素可以粗略的进行比较;第四，假设我国延迟退休年限接受程度与其他国家相同;第五，假设劳动率年增长率保持稳定。

三、我国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预测时间表

（一）研究思路

目前世界各国的退休年龄各不相同，而大部分国家退休年龄都是以60岁为界限。本文选取了5个延迟退休年龄超过60岁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的国民人均预期寿命 、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等影响延迟退休年龄[5]相关因素，来制定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从而预测我国出台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时间表。

（二）研究方法

本文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情况这四个指标分成不同的两类，一类是与延迟退休正相关的指标即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一类是与延迟退休呈负相关的指标即国民受教育情况，通过DEA-CCR模型[6]，来计算出相应的延迟退休效率。效率越高，实施延迟退休的可行性越大。用延迟退休效率来代表是否应该延迟退休以及延迟退休的年限长度，进而制定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时间表。

1.求得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运用CCR模型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类，并结合表1和表2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得出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如表4：

表4 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年份 2003 2006 2008 2001 2007 2014 2001 2004 2008 2011 2009 2008

可行性 1 0.98 1 0.99 1 1 0.97 0.95 1 0.99 0.968 0.97

2.预测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数据

结合表3，分别以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及国民受教育程度为被解释变量，以时间系数为解释变量做四个指标的回归模型，用来预测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的数据。设时间系数为t，时间系数从1990年起为0，时间系数=年份-1990。经过异方差、自相关等检验，得到四个指标的回归模型：

Y=0.343t+67.79，O=e0.020263t-2.856269，L=0.064854t+4.886962，E=e-0.001129t-2.856269

（6）

通过此回归模型进行预测，得到了2011年至2040年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力供求状况的数据，如表5：

表5 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数据预测值表

年份 国民人均

预期寿命 人口老龄

化程度 国民受

教育程度 劳动力

供求状况

2011 75.173 0.088 6.248896 0.9539

2012 75.516 0.0898 6.31375 0.9528

2013 75.859 0.0916 6.378604 0.9517

2014 76.202 0.935 6.443458 0.9506

2015 76.545 0.954 6.508312 0.9496

2016 76.888 0.974 6.573166 0.9485

2017 77.231 0.0993 6.63802 0.9474

2018 77.574 0.1014 6.702874 0.9464

2019 77.917 0.1035 6.767728 0.9453

2020 78.26 0.1056 6.832582 0.9442

2021 78.603 0.1077 6.897436 0.9432

2022 78.946 0.1099 6.96229 0.9421

2023 79.289 0.1122 7.027144 0.941

2024 79.632 0.1145 7.091998 0.94

2025 79.975 0.1168 7.156852 0.9389

2026 80.318 0.1192 7.221706 0.9378

2027 80.661 0.1217 7.28656 0.9368

2028 81.004 0.1241 7.351414 0.9357

2029 81.347 0.1267 7.416268 0.9347

2030 81.69 0.1293 7.481122 0.9336

2031 82.033 0.1319 7.545976 0.9326

2032 82.376 0.1346 7.61083 0.9315

2033 82.719 0.1374 7.675684 0.9305

2034 83.062 0.1402 7.740538 0.9294

2035 83.405 0.1431 7.805392 0.9284

2036 83.748 0.146 7.870246 0.9273

2037 84.091 0.149 7.9351 0.9263

2038 84.434 0.152 7.999954 0.9252

2039 84.777 0.1551 8.064808 0.9242

2040 85.12 0.1583 8.129662 0.9231

3.求得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运用CCR模型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类，并结合表5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得出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7]，如表6：

表6 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可行性系数 0.86 0.86 0.86 0.98 0.99 1 0.88 0.89 0.89 0.9

年份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可行性系数 0.9 0.91 0.91 0.92 0.92 0.93 0.93 0.94 0.94 0.95

年份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可行性系数 0.95 0.96 0.96 0.97 0.97 0.98 0.98 0.99 1 1

因为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及国民受教育程度对延迟退休的影响较大。这四个指标是计算出的延迟退休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是否可以实施延迟退休即相应的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由表4可知实行延迟退休的国家，实施延迟退休的相应年份所对应的可行性系数都相当高，基本接近于1。且可行性系数区间值在[0.95，1]。由此可知，我国若要实行延迟退休，必须在相应的可行性系数较高的年份即在可行性系数大于0.95的年份里。

（三）结果分析

由表6可知，在2011年到2040年中，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大于0.95的年份为2014-2016、2031-2040，故认为可在2014-2016年以及2031-2040年进行延迟退休。另外，借鉴发达国家逐渐延迟的方式，并考虑到民众的接受程度，认为可在这两个年份区间中分别延迟两岁。在2014―2016年中每年推迟1岁，在2031―2040年中每5年推迟1岁，可制定延迟退休时间表，如表7所示：

表7 延迟退休时间表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36 2040

推迟岁数 3 4 5 6 7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借鉴国际社会延迟退休年龄的经验，如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通过研究这些延迟退休年龄超过60岁的国家的国民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建立延迟退休年龄效率模型，对国际社会延迟退休年龄各项影响因素制定标准。标准制定后，根据中国各项指标历史数据，计算中国国民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未来预测值，当影响因素达到标准值时，就需要进行延迟退休年龄。

我国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而在欧美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都为65岁。我国正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 1990至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保持稳定，GDP稳定增长;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国民受教育年限指标，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从4.83年提高到6.13年;预期到2020年，国民预期寿命将达到77.1岁，人口老龄化程度指数高达 0.1，劳动供求指数为0.944，国民受教育程度为6.83年，各项指标均满足延迟退休年龄标准。综合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趋势，现阶段或者不久的将来，我国有必要进行退休年龄的延迟。（作者单位：1.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2014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制造行业从业人员延迟退休年龄政策》（AH201410378305）。

参考文献：

[1] 王甜.我国最佳法定退休年龄的趋势分析与数学建模[D].赣州：江西理工大学，2012.

[2] 王振军.我国退休年龄延迟设计研究[J].西北人口，2014，35（05）： 29-34

[3] 杨忠庆.秦森.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比较[J].中国社会保障，2013，（1）： 43-45

[4] 苗.中国城镇职工推迟退休年龄研究[D].辽宁：辽宁大学，2011.

[5] 周辉.我国延迟退休年龄限制因素分析与建议[J].学术交流，2011，02：136-140.

篇1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农村养老保险 农村养老保险模式

一 引言

在新的形势下，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严重冲击，保障功能逐渐减弱，学者们通过分析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认为未来家庭养老必然要逐步向社会化养老过渡。肖大伟，刘大勇（2010）认为：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较早，发展缓慢，而农村地区对社会养老保险又有较强的需求。黑龙江省应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做好战略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试点实施方案，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1] 。陈淑君，刘建锋（2010）认为黑龙江省在人口结构上具有老年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快，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的特点。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人口养老的主要模式，农村老年人口的实际生仍比较困难，黑龙江省急需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

二 黑龙江省农村人口老龄化概况

1 黑龙江省老龄化概况

一般说来，人口老龄化是指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根据全国1‰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2013年末，我省常住总人口为38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82%，居全国第15位。我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当前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黑龙江省人口发展呈现总量低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的态势。2013年，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358.9万人，全省老年人口数量较2010年增加了40万人，所占比重上升了1.5个百分点，达到9.4%，略低于全国9.7%的平均水平，属于典型的老龄化人口结构类型。

2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第一，老年人口呈高龄化特征。如表一所示，2010年黑龙江省60-69岁，70-79岁和80岁以上的老年人分别为297.4万人，156.9万人和44.8万人，分别比1995年增加了106.1万人，84.2万人和27.5万人，分别增长了55.46%，1.16倍和1.5倍。各个年龄段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各不相同，以高龄老年人增幅最为显著。第二，老年人口总量大幅增加。如表三所示，根据预测，2010- 2050 年黑龙江省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65 岁以上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将在2050 年达到 1373.9 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 2010 年的 8.32%迅速上升至 2050年的 28.98%，上升 20.66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 0.52 个百分点，明显高于 1985至 2010 年年平均 0.18 个百分点的升幅。

二 黑龙江省农村养老模式的现状与分析

早期研究一般将农村养老模式划分为集中养老和分散养老。通常人们将集中养老等同于社会养老，分散养老等同于家庭养老。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养老模式的选择上也有差异。国务院印发印发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全国范围内选取具有代表性质的试点城市正式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它是以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的基本生活为目的，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养老待遇由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分散养老是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反馈模式[4] 。在经济供养上分散养老是代际之间的经济转移，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自然完成保障过程。下一代对上一代予以反馈的模式在每两代之间的取予是是互惠均衡的，在家庭单位内形成一个天然的养老基金的缴纳、积累、增值以及给付过程[3]。

1 人口发展弱化了农村家庭养老模式

千百年来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观念根深蒂固。第一《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黑龙江省城镇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依靠家庭其成员供养的占21.5%，农村高达50%。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拥有子女人数减少，"四二一"家庭日益普遍。家庭人口小型化正逐渐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第二，由于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养老不可能再保持以往中青年赡养老人的形式，老人赡养老人的情况日益增加，代际反哺型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第三，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不断加快，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近年来，受自然条件、经济因素、社会条件及农业机械化等影响，导致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快速下降，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根据《2013年黑龙江统计年鉴》统计，全年转移农村劳动力540.3万人，实现劳务收56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0.8%和19.4%。农村年轻劳动力外流，出现了"空巢家庭"和"空巢老人"。 留守老人普遍缺乏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从而导致家庭养老的作用日益弱化。第四，农村子女养老观念日益淡薄，频频出现"重幼轻老"推卸赡养义务甚至拒绝赡养义务的现象。而老年人又顾念亲情缺乏法律观念，不会追究其子女责任。因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中国几千年来的"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的养老传统正遭受着现实的严峻挑战。

2 土地发展弱化了农村土地养老模式

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障世代以土地为中心。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村土地也日益丧失了这一功能。大量耕地被征用，使得农村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失地农民越来越多。2003年至2013年黑龙江省总人口由3815万人增加到3835万人，十年间增长了20万人。非农业人口比重由52.6%增长到57.4%，而同一时期人均耕地面积由最初的0.31km2下降到0.29km2。现在留在农村耕种的大部分劳动力为中老年劳动力人口，青年劳动力纷纷流向城市。而这部分中老年劳动力大多是以地养老。若土地被征用，虽然政府会给与一定补偿，但由于补偿机制的不完善，并不能解决这部分人的老年保障。土地征用使农村中老年劳动力陷入"种田无地"的处境，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再就业也就成了问题[5]。这部分人口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观念陈旧，适应能力差，不可能与年轻劳动力一样拥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机会。随着失地老人人口数量的增多加上老龄化加剧，以地养老日益弱化。

3 人口老龄化弱化了农村集体养老模式

近年来，黑龙江省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为城镇老年人确保基本生活提供了保证。但在农村，由于老年人在年轻时一般无养老金积累，老年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后也无退休金，长期以来，养老基本上是由家庭来完成的。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深入落实及经济体制的改革的逐步深化，家庭多子女的现象正逐渐成为过去，而独子女户和少子女户的增多，以及年轻夫妇家庭与老年父母家庭的分设，极大地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老年人赡养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突出。就农村老年人家庭而言，无固定养老收入，没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极大地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以致于许多农村老年人年遇古稀仍难以退出劳动力行列[6]。针对于农村家庭的演变趋势及农村老年人所面临的无人赡养或赡养不足的现状，如何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水平，推进农村养老的社会化进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急迫的任务。

三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模式

1 家庭养老

无论农村养老如何变革，家庭养老仍占农村养老保险的主要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养老成本较低，黑龙江省的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家庭服务业不发达，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对老人养老有一定的影响。根据当前我省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模式，社会化服务状况以及养老的实际情况，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农村的主要养老方式，只不过这种家庭养老已不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我们要兼顾老人的身体心理的健康精神的愉悦，以及经济来源有所保证。要将长寿养老转变为健康养老。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发展以家庭养老作为载体的多种养老方式为补充的农村养老模式。

2 农村代际养老和金融投资养老

所谓代际养老是指由劳动人口向老年人口提供物质帮助的过程，劳动人口的实际经济负担能力，是决定养老待遇实际水平的前提条件。代际养老的执行主体是国家，国家承担着代际养老金转移支付的责任，并通过法律规定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强制劳动人口履行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代际养老具有鲜明的层次性，既包括家庭内的代际养老，也包括一定地区（如一个省）的代际养老，还包括一个国家的代际养老。我国农村劳动人口资源丰富，社会赡养比例较低，养老负担并不太重，近年曾几度出现资金来源不足的困难来自于养老保面过窄。代际养老制度的建立，将极大缓解养老资金紧张的局面，促进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行。发展养老金融业，形成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是缓解我国当前养老压力，提高养老保障水平的重要途径。开展养老金融服务最早毫无疑问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养老保险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人才，但受制于整个行业资本实力，难以支撑养老金融的发展，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机构的主体，资本实力丰厚，风险管理能力强，如果商业银行加入养老保险这一领域，将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和保险公司的技术优势和业务能力相结合必将带来养老金融业的新突破。推进个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目前在发达国家较为风行的一种养老模式，个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指拥有房产的用房产，金融机构根据房屋的净值支付相应的现金，当借款人死亡后，金融机构取得房屋的所有权的一种养老模式。

3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核心，以农村社区为依托，可借助养老机构力量引进专业化服务的一种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服务共存的一种新模式。截至2013年底黑龙江省只有165个仅占全部乡镇总数的15.6%，而且由于农民居住分散，受益人群非常少，据不完全统计，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农村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的比例仅有不到1%。因此所采取的方式是第一，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公办养老机构的设施建设。第二，要通过土地划拨，税费减免，资金补助等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兴办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第三，养老机构应注重环境的设计，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提高农村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

四 结论与发展

由于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土地养老模，集体养老模式被弱化。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在黑龙江省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契机下，做好战略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试点实施方案，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落实实施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肖大伟，刘大勇，胡盛德. 黑龙江省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 [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8）

[2]陈淑君，刘建锋.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发展黑龙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探讨 [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10，（2）

[3]金燕玲，王红每.黑龙江省农村养老保险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 [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13，（4）

[4]辛立秋，朱晓，谢禹.黑龙江省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分析 [J] 财政研究.21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