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和历史学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考古学和历史学，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渤海国五京是其辖境内重要的地理枢纽和行政统治中心。从流域的角度观察,渤海上京龙泉府地处牡丹江流域,中京显德府地处图们江中游左岸,东京龙原府则坐落在图们江下游流域的左岸,西京鸭绿府坐落在鸭绿江流域上游的右岸,南京南海府坐落在靠近朝鲜东海的沿海盆地中。这些地域分别是古代东北的肃慎、秽貊、沃沮、高句丽等民族的活动中心。渤海国的五京之设对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区域的各个民族政权的五京制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近十年来,有关渤海国的考古与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我们择其要点对这些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扼要的梳理,并就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综述。

一、渤海国五京的地理位置及地理环境

(一)渤海国五京之地理位置

渤海国五京包括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西京鸭绿府和南京南海府,是渤海国的统治中心。最早对渤海国五京作记载的历史文献是《新唐书·渤海传》。《新唐书·渤海传》只是介绍了渤海五京的大致地理位置。经过近一百多年的研究,我们对渤海五京的地理位置已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其中,较早对渤海上京龙泉府进行实地考察的是清初被流放至宁古塔的流人。他们的流放地靠近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着作中保留了许多记录渤海上京龙泉府的考察成果。但是,当时他们错误地认为渤海上京龙泉府可能是“女真人建立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对这一错误认识提出质疑的则是清乾隆年间的大学士阿桂。

阿桂是乾隆在位时期的重臣,曾两次充任伊犁将军,军功显赫,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乾隆四十二年(1777),阿桂等人奉敕编撰《满洲源流考》。据《满洲源流考》载:“考龙泉府即渤海之上京忽汗州也。”阿桂等人经过实地考察得出此结论。此后,曹廷杰等人经过实地考察又提出“东京城”即渤海之上京龙泉府遗址的观点。曹廷杰是清朝末年研究东北地理的专家,他撰写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对于东北史地的研究意义重大。

较早对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进行着录的是吴禄贞的《延吉边务报告》。吴禄贞是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与蔡锷齐名,有“北吴南蔡”之称。1907年7月,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吴禄贞随行任军事参议。此时,日本制造舆论,企图吞并中国的间岛地区。吴禄贞随即编写《延吉边务报告》,成为中日就间岛问题谈判的重要依据。

关于渤海国五京的地理位置,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上京龙泉府位于现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的上京城,中京显德府位于现今吉林省和龙市头道镇的西古城,东京龙原府位于现今吉林省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的八连城,南京南海府位于现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土城,西京鸭绿府推断位于现今吉林省临江市市区。”

五京中唯有上京龙泉府的地理位置没有争议,其他四京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分歧。金宗赫认为,朝鲜境内咸镜北道清津市富居里城址为东京龙原府故址,咸境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城址为南京南海府故址。学术界对于“青海城址为南京南海府”这一观点基本认可。田村晃一认为:“从现在发现的瓦当来说,西古城决不能说是迁都上京以前的显州。”

有学者从流域的角度对渤海国五京的分布状况作了概括。王禹浪等人在《图们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兼考靺鞨族源、渤海旧国、东牟山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一文中指出:“保留在图们江中游流域的城子山山城、和龙市西古城,以及珲春市的八连城都是渤海国都市文明的标志。王禹浪先生认为:‘中京显德府与延吉市郊区的城子山山城等图们江海兰江合流附近的渤海国遗址构成了渤海‘旧国的范围’。”

郐艳丽《东北地区古代城市空间形态发展背景与进程》一文指出:“五京中的二京中京显德府(吉林省和龙县西古城)和东京龙源府(吉林省珲春市)在图们江流域,其余城址大部分集中于牡丹江上游一带。”

然而,渤海国的五京分布并非是仅仅分布在图们江和牡丹江流域,南京南海府是分布在朝鲜半岛北部靠近朝鲜东海的沿海地区,而西京鸭绿府则显然是分布在鸭绿江流域。鸭绿江、图们江、牡丹江都发源于长白山的天池,唯独南京南海府是临近朝鲜的东海。这一空间分布的规律,向我们昭示了渤海国的疆域其实没有离开长白山的山麓,基本上是依据长白山山脉东西南北的走向而沿着主要河流的走向和靠近沿海的地方。围绕着五京的分布,渤海的其他古城、村镇,也大致围绕着这五个中心而广泛地分布着,当然连接这五京的就是渤海国的主要交通线。宋玉彬在其文章《渤海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研究简史》中,对西古城城址的地理位置作了详细的介绍,他指出:“西古城城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西城镇城南村,西南距和龙市约25公里,东北距延吉市约55公里。城址地处海兰江流域最大的平原———头道平原的西北部,其南约2公里处为东西向流淌的海兰江,其北约0.25公里处为低矮的山冈。”

宋玉彬主编《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中介绍:“城址地处长白山北坡余脉丘陵河谷地带,平均海拔320米,其南约1.5公里处为图们江最大支流海兰江的中游区段,海兰江自西向东横贯头道平原,城址就坐落在头道平原的西北部,城址所在区域地势北高南低,其北0.2公里处丘陵区,其南为头道平原开阔区域。”

关于上京龙泉府下辖州的地理位置,学者们也作了论述。苏亮的《牡丹江地区古代遗迹述略》一文指出:“上京龙泉府当时辖三州:龙州、湖州和渤州。龙州即今渤海镇忽汗城;湖州即今镜泊湖城墙砬子古城;渤州即今牡丹江市郊桦林南城子古城。”

王培新等人于2004年对珲春八连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吉林省珲春八连城遗址2004年调查测绘报告》中,对八连城的地理位置作了描述:“八连城遗址地处珲春平原的西北部,近处地势平坦河渠密布,远处群山环抱。城址西2.1千米图们江自西北向东南流淌,东7千米珲春河自东北流向西南,于城址南方汇入图们江。”

(二)渤海国五京之地理环境

杨雨舒、蒋戎的《唐代渤海国五京研究》对五京的气候、土壤、河川、地形地貌、动植物、矿产等方面作了介绍。杨雨舒的《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认为五京的地理环境存在着共同性,“五京中的上京、中京和东京均位于渤海国境内地势相对平坦宽阔的江河冲积平原上或盆地中。”

孙倩在其《试论唐代渤海国的疆域、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布局》中指出:“上京龙泉府位于距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城30公里处的渤海镇内,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该地区原始森林密布,生态环境良好”,“无论是上京、东京、中京,还是西京,地理环境良好,水源丰富,气候宜人,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楚福印在《渤海国之上京城考

》中称:“上京城遗址所处平坦开阔、土地肥沃、江河纵横,有船运鱼樵之利,适合农牧渔业的发展,四周山高林密,既提供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特产,又恰似一道屏障保卫着上京城的安全。”渤海国的第二个都城———中京显德府,在显州,“显州地处图们江与海兰江之间的冲积平原之中,经济基础雄厚。渤海政权把国都迁于此,有利于组织经济生产,推动域内经济的全面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晓晨在《谈渤海文王大钦茂时期的都城建制》中,对中京西古城的地理环境作了描述:“城址南有开阔的海兰江冲积平原,北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正处渤海腹心地区,故后世厘定五京而将其命名为中京”。崔顺子、孙学宝对东京龙原府所处的地理环境作了总结:“珲春图们江下游一带是辽阔的河谷盆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中温带湿润季候,物产丰富,又东濒大海,十分有利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渔猎业和水产业的发展。”王培新等人指出:“八连城遗址地处珲春平原的西北部,近处地势平坦河渠密布,远处群山环抱。城址西2.1千米图们江自西北向东南流淌,东7千米珲春河自东北流向西南,于城址南方汇入图们江。”

总之,我们从地理空间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渤海国的五京分布的地理位置,基本上都是渤海国境内的地理要冲。五京虽然并不都属于都城性质,但是其中的上京龙泉府、东京龙源府、中京显德府却在渤海国存在的历史上都曾经起到过都城的作用。然而,南京南海府与西京鸭绿府虽然没有做过都城,但是其所在的地缘位置却十分重要。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都具有地理枢纽的作用。

二、渤海国五京的建筑形制与五京制度

(一)渤海国五京之建筑形制

关于渤海国五京的形制,晓晨在《谈渤海文王大钦茂时期的都城建制》一文中论述:“现存西古城遗址,特别是八连城遗址的基本布局和主体建筑应完成于渤海三世王文王大钦茂之世。即文王大钦茂世的都城建制应以现存西古城遗址和八连城遗址为代表,为内、外两重城制,内城居外城北部正中。文王大钦茂都上京时的上京城建制亦当与此相同。现存渤海上京城遗址应是渤海大仁秀、大彝震以后的都城形制,而不是文王时期的都城形制。”

宋玉彬将西古城与八连城作比较,指出在城址形制方面,西古城与八连城均为两重城制,主体建筑坐落在中轴线上;还将西古城城址与东京城城址在城市规划方面作比较。宋玉彬、曲轶莉在《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中指出:“渤海上京城址、西古城城址、八连城城址发掘,明确了界定渤海都城的3个标尺:城市设施的中轴线布局、大型宫殿建筑、釉陶建筑构件。”

王培新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八连城城址与西古城城址既存在较多的相似性,又存在部分差别。王培新等人的《吉林省珲春八连城遗址2004年调查测绘报告》指出:“八连城外城城垣接近方形,西古城外城城垣为南北向稍长的长方形。八连城内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北,西古城内城位于外城中央北部。八连城中轴线上最南面建筑址位于内城中央,西古城中轴线上最南面建筑址位于内城南部。八连城在外城北部及南部建多条隔墙形成若干封闭区域,西古城则在内城北部设一条东西向隔墙将内城分为南北两区”。

五京作为渤海国的统治中心,其城制建设也为统治者所重视。李爽《渤海国城市职能的转变———以渤海国五京为中心》指出:“以上京为例,其上京的建设,经历了成康时期的增修,乃至大彝震时期‘拟建宫阙’等大规模扩建而最终定型。”楚福印在《渤海国之上京城考》中指出:“渤海上京城的营造既依照唐都长安城,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设计严谨、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结构对称,宫廷、寺榭浑然一体。整个都城平面呈长方形,占地面积16.4平方公里,周长16.56公里,分山外城、内城、宫城三部分组成。”

魏存成也认为,渤海上京城的形制深受唐长安城的影响,在中京西古城和东京八连城的建筑中也均有体现。他在《渤海都城的布局发展及其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中对上京城的布局作了概括:“上京城址的整体布局分为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郭城呈东西横长方形,宫城和皇城位于郭城北部稍偏西处,皇城在前,宫城在后,宫城左右和北面又各有一个附属区。”

赵虹光在《渤海上京城宫殿建制研究》中指出:“渤海上京城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宫城位于该城的北中部,在中轴线上自南向北所建的五座宫殿,分别由殿、廊和墙、门等围成各自相对独立的宫殿区。”赵虹光在《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随笔》中指出:“上京城整体建筑的设计布局恪守中轴线对称原则,这条中轴线犹如无形的律典制约着上京城主体规划设计和建筑布局的外延,而且只能遵循但不能逾越也不可解构。”李陈奇等人对上京城址考察后发现:“渤海上京城的郭城、皇城和宫城,应用了不同的建筑方法,各自构成了不同的建筑单元,应是分别修建的。”

栗红在《唐代渤海上京龙泉府城址综述》对上京城的建筑形制也有阐述。董志、赵忠对上京龙泉府的建筑形制有所阐释,他们在《浅谈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城》中指出:“建筑所用材料为木材,建筑是木构,做法应与中原一致,不然,浩大的工程无法顺利完成。”

《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指出:“由于在营建时间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早晚时差,因此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渤海上京宫城的规划是对西古城内城格局的翻版,或者说上京宫城是依照西古城内城建筑模式而进行的拓展、扩建。”关于西古城的建筑形制,魏存成的《渤海都城的布局发展及其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一文指出:“城墙夯筑。在中轴线两端的南、北墙中间,各有一个门址缺口。”宋玉彬等人的《渤海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研究简史》一文指出:“西古城城址由内城、外城两部分组成,内城、外城平面均呈南北向纵向长方形,内城处于外城的北半部居中位置。”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西古城进行考古发掘后,在《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中指出:“渤海人营建西古城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都城营建理念。”该书进一步指出:“该城址的都城营建理念,大量吸纳、汲取了中原汉文化都城营建理念的先进经验与营养成分。”

关于八连城的建筑形制,崔顺子、孙学宝在《渤海“日本道”和珲春地区的开发》一文中指出:“八连城以我国传统的四方说建城思想为基础,吸收中原唐城制的精华,仿效渤海中京和上京内城的建筑布局而精密设计,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城呈方形,以土夯筑,周长2894米,四面墙上各有一城门,城有护城河。”1944年,鸟山喜一首先提出了西古城城址为中京显德府的观点。驹井和爱认为中京显德府初置显州,后迁至卢州。斋藤优等人通过调查、发掘,认为珲春八连城即为中京显德府故址。

进入21世纪以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市博物馆对渤海中京显德府———西古城城址、东京龙源府———珲春八连城遗址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并于2007年整理出版了《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报告》。该书总结了吉

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市博物馆对西古城为期5年的考古发掘成果。书中主要分为五大部分:西古城城址研究简史、西古城外城、西古城内城、西古城内城的建筑布局及西古城出土的瓦件。并附有西古城的遗迹、遗物图片等。此外,《珲春八连城考古发掘报告书》也将在2013年末出版。

渤海上京龙泉府古城研究的最主要成果有:赵虹光撰写的《渤海上京城考古》一书,已于2012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记录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从1981—2008年的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成果的书。作者以二十多年亲身经历的渤海上京考古发掘为基础,在连续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论文的基础上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重新编辑和梳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09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报告书》,是一部近七十年以来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最重要的资料。刘晓东的《渤海的历史与文化》、《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发现为视角》两部着作,分别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先后出版。书中有着丰富的关于渤海早期都城以及渤海上京城、珲春八连城等渤海历史遗迹与遗物的资料。此前,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学者对渤海国五京进行了掠夺式的考古调查。1939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出版了《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的发掘报告》,对渤海上京龙泉府的遗迹、遗物进行了考古发掘和研究。1963—1964年,中朝联合考古队对上京宫城西区、外城区街坊址、三灵坟和大朱屯渤海墓葬进行了发掘。朝鲜考古队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渤海文化》,中国考古队于90年代出版了《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1975年,渤海上京城遗址舍利函首次出土。上述这些资料是研究渤海五京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渤海国五京制度

渤海国五京制度是渤海国封建化进程的标志,同时也体现了渤海国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宋玉彬在《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中对渤海国五京制度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由于文献史籍中缺乏渤海国五京制度初置时间的明确记载,在审视史料文献中能够捕捉到的相关信息时,面对相同的线索,史学界形成了两种学术意见:

1.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为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创建。

2.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为大钦茂后世的渤海王所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围绕渤海五京初置时间而形成的学术分歧,进一步引发了有关五京制度原创性问题的讨论。在五京制度的原创性问题上,同样产生了两种意见:1.渤海的五京制度源于唐王朝的影响。2.渤海的五京制度继承于高句丽的五部制。”

关于五京制度设置的时间,中外学者存在着南辕北辙的观点。刘晓东在《关于渤海五京制起始年代的说明———兼谈渤海王孝廉访日诗中“上京”一词之所指》一文中指出:“似乎中国学者有意无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拖后,以此来证明渤海的五京制与唐王朝的五京制有关;国外学者有意无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提前,以此来证明渤海的五京制与唐王朝的五京制无关。”

宋玉彬、曲轶莉的《渤海五京制度与都城》一文认为:“依据宋基豪的论证,其始创年代应以大钦茂执政的8世纪60年代中叶为宜。”宋玉彬的《渤海都城故址研究》一文断定:“五京制度实施的上限到不了显州为都之时。”关于五京制度的渊源,杨雨舒在《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一文中认为:“渤海国仿照唐制先后建立了五京”,并进一步指出;“以五京制度为核心的渤海国城市体系并不是独立于唐朝之外的。”

刘晓东在《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发现为视角》一书中认为,渤海“五京仿制中原唐朝”是在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之世“厘定”。还有学者对五京制度的来源另辟蹊径,赵伟在《论五京制与北斗崇拜》一文中指出:“北斗崇拜在通古斯语系的东北民族多有体现”,得出结论:“五京制的产生与相继无论从思想基础上、布局上都符合北斗崇拜”。

关于五京制度的性质。宋玉彬在《考古学视角下的西古城城址》中指出:“关于五京,通常的理解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五京体现的是行政管理体制,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所拥有的特殊的行政级别。文献中不见有关中京、西京、南京曾经为都的具体记载,表明五京的‘京’,并不完全等同于都城,其具体治所不一定均需要具备都城的规模与设施。”

三、渤海国五京的交通及历史地位与作用

(一)渤海国五京之交通

渤海国之所以有“海东盛国”的美誉,与其发达的交通网密不可分。渤海国五京作为其统治中心,是渤海国的重要交通枢纽。渤海国有5条重要的对外交通干道,其中有3条道路的枢纽位于五京。这3条道路分别为鸭绿朝贡道(渤海国通往唐朝的水路交通道)、龙原日本道(从渤海国通往日本的陆路和海陆交通道)和南海新罗道(从渤海国通往新罗的陆路交通道)。这些交通通道的特点为陆路和水路紧密结合;运输手段多样,航海技术发达;水路交通网均匀地分布在各地;上京龙泉府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之一。

关于龙原日本道,崔顺子在《渤海“日本道”和珲春地区的开发》一文中介绍了大武艺开辟的日本道路线,及其子大钦茂开辟的日本道路线,并指出:“八连城不仅是渤海五京之一,又是日本道的枢纽和出访日本的重要基地。”桑秋杰、高福顺在《渤海政权迁都考述》指出:“东京龙原府是渤海通日本道的起点,足见东京龙原府地理位置之重要。”关于中京显德府的交通,桑秋杰、高福顺在《渤海政权迁都考述》指出:“显州是南海新罗道的中继站。”显州是渤海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贸易口岸。

2004年,由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朝鲜学者张国忠所着的《渤海交通运输史》一书,2006年,由北京华龄出版社出版的延边大学尹铉哲所着的《渤海国交通运输史研究》,这两部着作都是专门研究渤海国交通史的重要专着,填补了渤海学中渤海交通史的空白。尤其是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中、朝、日三国的考古、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针对渤海国的陆路交通与海上、水路的交通作了深入的研究。

(二)渤海国五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渤海国五京作为渤海国的中心城市,在渤海国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李爽在《渤海国城市职能的转变———以渤海国五京为中心》中指出:“五京加快了渤海经济封建化的进程”,“五京也加强了渤海的封建专制统治”,“五京也成为渤海文化中心”,“五京制加强了渤海在中国东北的历史地位”。杨雨舒的《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一文指出:“五京的设置,促进了渤海国的封建化,对渤海国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唐代东北地区城市的建设、发展和分布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辽金两朝的城市布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玉彬、曲轶莉的《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一文指出:“五京制度的确立意味着渤海国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的完备,是渤海国政治制度封建化进程的时段性标志。”渤海的五京之制虽然是承继唐朝或效仿唐制而设,然而,这一五京制度的确立和完备对10世纪以后的东北地区古代各族政权的影响极其深远。无论是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帝国,还是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国,都是直接延续和运用了渤海国政权在白山黑水的地域内所确立的五京制度。这种以五京之制而确立起来的多中心地缘关系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作用的体制,是东北民族在东北建立政权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篇2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 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着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

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着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着《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 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 of 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 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着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着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篇3

1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和应用统计专硕初试笔试科目调整

2中央民族大学

招生专业及部分考试科目调整

3兰州大学

各个专业招生专业目录公布

最新的招生专业目录之后，大家跟去年对比，毕竟专业课少不了历年真题，如果考试科目有变化，大家做真题就要小心了。

比如：对比去年兰州大学历史学招生目录来看，2019年兰州大学历史学招生有几个变化：

①兰州大学2018年招收历史学研究生的专业只有考古学、中国史、敦煌学，2019年则加上了世界史专业，并且实行分科考试，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②从招生人数来看，去年招生目录显示的招生人数为97人，推免30人。而2019年增加了世界史专业招生的情况下，招生目录显示招生人数为95人，推免人数29人。增加了招生专业，招生人数却在减少，这说明除了世界史专业外，其他的三个专业招生人数会相对减少，这也是一个重大变化。③去年兰州大学中国史、敦煌学、考古学均考的是“632历史学综合”，也就是这三个专业是同一张试卷。但2019年中国史、敦煌学均改为了“630历史学综合”，考古学改为了“629考古学基础”，也就是说考古学现在实行单独命题，不再和中国史、敦煌学一张试卷，命题将会以考古学内容为主，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④中国史、敦煌学从“632历史学综合”到“630历史学综合”也是一个重大变化。虽然看起来只是考试代码变化了，其中很可能蕴含着考试命题的巨大变化。考过或看过兰州大学真题的同学肯定会清楚，兰州大学之前虽然不招收世界史研究生，但在“632历史学综合”的试题中，包含着世界史的内容。

4南京大学

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具体招生专业请以南京大学当年招生目录为准。

篇4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篇5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 一级学科 挑战 建议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将历史学一分为三，把原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的考古学和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为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随之而来的，我们面临着如何更加合理地设置二、三级学科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故不可小觑。目前的分类方案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将考古分为6个二级学科，分别为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汉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和专门考古，其中专门考古中，包括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二级学科的一些学科，如古代文字与铭刻、外国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美术考古等。而北大的学者鉴于中国考古学正在发展成为理论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技术全面现代化的跨学科交叉综合体系，主张设5个二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考古学、外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专门考古和博物馆与遗产保护科学，这种划分也值得借鉴。

在科技发展迅速、跨学科交流频繁、国内外合作进一步加深的大环境下，文物保护事业和科技考古迅速发展，再加上晋升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机遇，一起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如何去解决这些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 当代考古学面临的挑战

考古学自身的学术定位问题是我们首先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切实关系到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了一场题为“考古学的定位”的学术研讨会，约有近50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就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应该从属于人类学或历史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的学者较为普遍的认为，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科中更为广泛的应用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和理论不断的渗透，考古学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势，这种发展使得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与以往的传统考古学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考古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并且应当成为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而不应该被置于他们的附属下。笔者认为，考古学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其学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们所言的“传统考古学”并不是与现在所定义的考古学截然分离。“传统考古学”所倚重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方法延续到现在虽已不能作为主要的方法对考古现象予以解释，但其思想贯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终。此外，前后对于人类起源及进化、文明发展进程、农业起源等重大问题的关注都是一致的。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期，观念的转变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广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也必须通过这个过程对现有的考古资源进行整合，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实现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目前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尚存在学术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课程设置落后于时展潮流的问题突出，培养计划中还存在着一些已经与时代脱节的课程，而一些先进的技术并未得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存在知识陈旧，知识结构不完整，国际视野不开阔，理论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学科建设的失衡问题也较为严重，体现在考古和博物馆专业发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研究团队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问题上。

二、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解决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人才培养出现的矛盾，适应新形势下考古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考古学能够沿着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轨迹运行和发展，笔者认为需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我们当以此次学科体系调整为契机，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进行认真的梳理，继续巩固旧有的优势学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设薄弱学科，更加注重交叉学科的发展和与国外考古学的交流，建立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话语权、注重方法和理论创新、更加严谨科学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

其次，适当地调整现有的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着力解决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人才供需矛盾。考虑到文物保护人才的缺口，具备条件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应该考虑在本科生或研究生培养阶段增设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或方向。应摒弃旧有的轻文物保护重考古发掘的做法，转变观念，尽快培养一批技术扎实、学术能力突出的文物保护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