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和历史学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考古学和历史学，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渤海国五京是其辖境内重要的地理枢纽和行政统治中心。从流域的角度观察,渤海上京龙泉府地处牡丹江流域,中京显德府地处图们江中游左岸,东京龙原府则坐落在图们江下游流域的左岸,西京鸭绿府坐落在鸭绿江流域上游的右岸,南京南海府坐落在靠近朝鲜东海的沿海盆地中。这些地域分别是古代东北的肃慎、秽貊、沃沮、高句丽等民族的活动中心。渤海国的五京之设对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区域的各个民族政权的五京制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近十年来,有关渤海国的考古与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我们择其要点对这些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扼要的梳理,并就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综述。

一、渤海国五京的地理位置及地理环境

(一)渤海国五京之地理位置

渤海国五京包括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西京鸭绿府和南京南海府,是渤海国的统治中心。最早对渤海国五京作记载的历史文献是《新唐书·渤海传》。《新唐书·渤海传》只是介绍了渤海五京的大致地理位置。经过近一百多年的研究,我们对渤海五京的地理位置已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其中,较早对渤海上京龙泉府进行实地考察的是清初被流放至宁古塔的流人。他们的流放地靠近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着作中保留了许多记录渤海上京龙泉府的考察成果。但是,当时他们错误地认为渤海上京龙泉府可能是“女真人建立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对这一错误认识提出质疑的则是清乾隆年间的大学士阿桂。

阿桂是乾隆在位时期的重臣,曾两次充任伊犁将军,军功显赫,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乾隆四十二年(1777),阿桂等人奉敕编撰《满洲源流考》。据《满洲源流考》载:“考龙泉府即渤海之上京忽汗州也。”阿桂等人经过实地考察得出此结论。此后,曹廷杰等人经过实地考察又提出“东京城”即渤海之上京龙泉府遗址的观点。曹廷杰是清朝末年研究东北地理的专家,他撰写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对于东北史地的研究意义重大。

较早对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进行着录的是吴禄贞的《延吉边务报告》。吴禄贞是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与蔡锷齐名,有“北吴南蔡”之称。1907年7月,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吴禄贞随行任军事参议。此时,日本制造舆论,企图吞并中国的间岛地区。吴禄贞随即编写《延吉边务报告》,成为中日就间岛问题谈判的重要依据。

关于渤海国五京的地理位置,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上京龙泉府位于现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的上京城,中京显德府位于现今吉林省和龙市头道镇的西古城,东京龙原府位于现今吉林省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的八连城,南京南海府位于现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土城,西京鸭绿府推断位于现今吉林省临江市市区。”

五京中唯有上京龙泉府的地理位置没有争议,其他四京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分歧。金宗赫认为,朝鲜境内咸镜北道清津市富居里城址为东京龙原府故址,咸境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城址为南京南海府故址。学术界对于“青海城址为南京南海府”这一观点基本认可。田村晃一认为:“从现在发现的瓦当来说,西古城决不能说是迁都上京以前的显州。”

有学者从流域的角度对渤海国五京的分布状况作了概括。王禹浪等人在《图们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兼考靺鞨族源、渤海旧国、东牟山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一文中指出:“保留在图们江中游流域的城子山山城、和龙市西古城,以及珲春市的八连城都是渤海国都市文明的标志。王禹浪先生认为:‘中京显德府与延吉市郊区的城子山山城等图们江海兰江合流附近的渤海国遗址构成了渤海‘旧国的范围’。”

郐艳丽《东北地区古代城市空间形态发展背景与进程》一文指出:“五京中的二京中京显德府(吉林省和龙县西古城)和东京龙源府(吉林省珲春市)在图们江流域,其余城址大部分集中于牡丹江上游一带。”

然而,渤海国的五京分布并非是仅仅分布在图们江和牡丹江流域,南京南海府是分布在朝鲜半岛北部靠近朝鲜东海的沿海地区,而西京鸭绿府则显然是分布在鸭绿江流域。鸭绿江、图们江、牡丹江都发源于长白山的天池,唯独南京南海府是临近朝鲜的东海。这一空间分布的规律,向我们昭示了渤海国的疆域其实没有离开长白山的山麓,基本上是依据长白山山脉东西南北的走向而沿着主要河流的走向和靠近沿海的地方。围绕着五京的分布,渤海的其他古城、村镇,也大致围绕着这五个中心而广泛地分布着,当然连接这五京的就是渤海国的主要交通线。宋玉彬在其文章《渤海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研究简史》中,对西古城城址的地理位置作了详细的介绍,他指出:“西古城城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西城镇城南村,西南距和龙市约25公里,东北距延吉市约55公里。城址地处海兰江流域最大的平原———头道平原的西北部,其南约2公里处为东西向流淌的海兰江,其北约0.25公里处为低矮的山冈。”

宋玉彬主编《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中介绍:“城址地处长白山北坡余脉丘陵河谷地带,平均海拔320米,其南约1.5公里处为图们江最大支流海兰江的中游区段,海兰江自西向东横贯头道平原,城址就坐落在头道平原的西北部,城址所在区域地势北高南低,其北0.2公里处丘陵区,其南为头道平原开阔区域。”

关于上京龙泉府下辖州的地理位置,学者们也作了论述。苏亮的《牡丹江地区古代遗迹述略》一文指出:“上京龙泉府当时辖三州:龙州、湖州和渤州。龙州即今渤海镇忽汗城;湖州即今镜泊湖城墙砬子古城;渤州即今牡丹江市郊桦林南城子古城。”

王培新等人于2004年对珲春八连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吉林省珲春八连城遗址2004年调查测绘报告》中,对八连城的地理位置作了描述:“八连城遗址地处珲春平原的西北部,近处地势平坦河渠密布,远处群山环抱。城址西2.1千米图们江自西北向东南流淌,东7千米珲春河自东北流向西南,于城址南方汇入图们江。”

(二)渤海国五京之地理环境

杨雨舒、蒋戎的《唐代渤海国五京研究》对五京的气候、土壤、河川、地形地貌、动植物、矿产等方面作了介绍。杨雨舒的《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认为五京的地理环境存在着共同性,“五京中的上京、中京和东京均位于渤海国境内地势相对平坦宽阔的江河冲积平原上或盆地中。”

孙倩在其《试论唐代渤海国的疆域、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布局》中指出:“上京龙泉府位于距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城30公里处的渤海镇内,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该地区原始森林密布,生态环境良好”,“无论是上京、东京、中京,还是西京,地理环境良好,水源丰富,气候宜人,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楚福印在《渤海国之上京城考

》中称:“上京城遗址所处平坦开阔、土地肥沃、江河纵横,有船运鱼樵之利,适合农牧渔业的发展,四周山高林密,既提供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特产,又恰似一道屏障保卫着上京城的安全。”渤海国的第二个都城———中京显德府,在显州,“显州地处图们江与海兰江之间的冲积平原之中,经济基础雄厚。渤海政权把国都迁于此,有利于组织经济生产,推动域内经济的全面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晓晨在《谈渤海文王大钦茂时期的都城建制》中,对中京西古城的地理环境作了描述:“城址南有开阔的海兰江冲积平原,北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正处渤海腹心地区,故后世厘定五京而将其命名为中京”。崔顺子、孙学宝对东京龙原府所处的地理环境作了总结:“珲春图们江下游一带是辽阔的河谷盆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中温带湿润季候,物产丰富,又东濒大海,十分有利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渔猎业和水产业的发展。”王培新等人指出:“八连城遗址地处珲春平原的西北部,近处地势平坦河渠密布,远处群山环抱。城址西2.1千米图们江自西北向东南流淌,东7千米珲春河自东北流向西南,于城址南方汇入图们江。”

总之,我们从地理空间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渤海国的五京分布的地理位置,基本上都是渤海国境内的地理要冲。五京虽然并不都属于都城性质,但是其中的上京龙泉府、东京龙源府、中京显德府却在渤海国存在的历史上都曾经起到过都城的作用。然而,南京南海府与西京鸭绿府虽然没有做过都城,但是其所在的地缘位置却十分重要。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都具有地理枢纽的作用。

二、渤海国五京的建筑形制与五京制度

(一)渤海国五京之建筑形制

关于渤海国五京的形制,晓晨在《谈渤海文王大钦茂时期的都城建制》一文中论述:“现存西古城遗址,特别是八连城遗址的基本布局和主体建筑应完成于渤海三世王文王大钦茂之世。即文王大钦茂世的都城建制应以现存西古城遗址和八连城遗址为代表,为内、外两重城制,内城居外城北部正中。文王大钦茂都上京时的上京城建制亦当与此相同。现存渤海上京城遗址应是渤海大仁秀、大彝震以后的都城形制,而不是文王时期的都城形制。”

宋玉彬将西古城与八连城作比较,指出在城址形制方面,西古城与八连城均为两重城制,主体建筑坐落在中轴线上;还将西古城城址与东京城城址在城市规划方面作比较。宋玉彬、曲轶莉在《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中指出:“渤海上京城址、西古城城址、八连城城址发掘,明确了界定渤海都城的3个标尺:城市设施的中轴线布局、大型宫殿建筑、釉陶建筑构件。”

王培新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八连城城址与西古城城址既存在较多的相似性,又存在部分差别。王培新等人的《吉林省珲春八连城遗址2004年调查测绘报告》指出:“八连城外城城垣接近方形,西古城外城城垣为南北向稍长的长方形。八连城内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北,西古城内城位于外城中央北部。八连城中轴线上最南面建筑址位于内城中央,西古城中轴线上最南面建筑址位于内城南部。八连城在外城北部及南部建多条隔墙形成若干封闭区域,西古城则在内城北部设一条东西向隔墙将内城分为南北两区”。

五京作为渤海国的统治中心,其城制建设也为统治者所重视。李爽《渤海国城市职能的转变———以渤海国五京为中心》指出:“以上京为例,其上京的建设,经历了成康时期的增修,乃至大彝震时期‘拟建宫阙’等大规模扩建而最终定型。”楚福印在《渤海国之上京城考》中指出:“渤海上京城的营造既依照唐都长安城,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设计严谨、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结构对称,宫廷、寺榭浑然一体。整个都城平面呈长方形,占地面积16.4平方公里,周长16.56公里,分山外城、内城、宫城三部分组成。”

魏存成也认为,渤海上京城的形制深受唐长安城的影响,在中京西古城和东京八连城的建筑中也均有体现。他在《渤海都城的布局发展及其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中对上京城的布局作了概括:“上京城址的整体布局分为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郭城呈东西横长方形,宫城和皇城位于郭城北部稍偏西处,皇城在前,宫城在后,宫城左右和北面又各有一个附属区。”

赵虹光在《渤海上京城宫殿建制研究》中指出:“渤海上京城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宫城位于该城的北中部,在中轴线上自南向北所建的五座宫殿,分别由殿、廊和墙、门等围成各自相对独立的宫殿区。”赵虹光在《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随笔》中指出:“上京城整体建筑的设计布局恪守中轴线对称原则,这条中轴线犹如无形的律典制约着上京城主体规划设计和建筑布局的外延,而且只能遵循但不能逾越也不可解构。”李陈奇等人对上京城址考察后发现:“渤海上京城的郭城、皇城和宫城,应用了不同的建筑方法,各自构成了不同的建筑单元,应是分别修建的。”

栗红在《唐代渤海上京龙泉府城址综述》对上京城的建筑形制也有阐述。董志、赵忠对上京龙泉府的建筑形制有所阐释,他们在《浅谈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城》中指出:“建筑所用材料为木材,建筑是木构,做法应与中原一致,不然,浩大的工程无法顺利完成。”

《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指出:“由于在营建时间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早晚时差,因此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渤海上京宫城的规划是对西古城内城格局的翻版,或者说上京宫城是依照西古城内城建筑模式而进行的拓展、扩建。”关于西古城的建筑形制,魏存成的《渤海都城的布局发展及其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一文指出:“城墙夯筑。在中轴线两端的南、北墙中间,各有一个门址缺口。”宋玉彬等人的《渤海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研究简史》一文指出:“西古城城址由内城、外城两部分组成,内城、外城平面均呈南北向纵向长方形,内城处于外城的北半部居中位置。”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西古城进行考古发掘后,在《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中指出:“渤海人营建西古城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都城营建理念。”该书进一步指出:“该城址的都城营建理念,大量吸纳、汲取了中原汉文化都城营建理念的先进经验与营养成分。”

关于八连城的建筑形制,崔顺子、孙学宝在《渤海“日本道”和珲春地区的开发》一文中指出:“八连城以我国传统的四方说建城思想为基础,吸收中原唐城制的精华,仿效渤海中京和上京内城的建筑布局而精密设计,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城呈方形,以土夯筑,周长2894米,四面墙上各有一城门,城有护城河。”1944年,鸟山喜一首先提出了西古城城址为中京显德府的观点。驹井和爱认为中京显德府初置显州,后迁至卢州。斋藤优等人通过调查、发掘,认为珲春八连城即为中京显德府故址。

进入21世纪以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市博物馆对渤海中京显德府———西古城城址、东京龙源府———珲春八连城遗址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并于2007年整理出版了《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报告》。该书总结了吉

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市博物馆对西古城为期5年的考古发掘成果。书中主要分为五大部分:西古城城址研究简史、西古城外城、西古城内城、西古城内城的建筑布局及西古城出土的瓦件。并附有西古城的遗迹、遗物图片等。此外,《珲春八连城考古发掘报告书》也将在2013年末出版。

渤海上京龙泉府古城研究的最主要成果有:赵虹光撰写的《渤海上京城考古》一书,已于2012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记录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从1981—2008年的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成果的书。作者以二十多年亲身经历的渤海上京考古发掘为基础,在连续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论文的基础上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重新编辑和梳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09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报告书》,是一部近七十年以来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最重要的资料。刘晓东的《渤海的历史与文化》、《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发现为视角》两部着作,分别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先后出版。书中有着丰富的关于渤海早期都城以及渤海上京城、珲春八连城等渤海历史遗迹与遗物的资料。此前,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学者对渤海国五京进行了掠夺式的考古调查。1939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出版了《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的发掘报告》,对渤海上京龙泉府的遗迹、遗物进行了考古发掘和研究。1963—1964年,中朝联合考古队对上京宫城西区、外城区街坊址、三灵坟和大朱屯渤海墓葬进行了发掘。朝鲜考古队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渤海文化》,中国考古队于90年代出版了《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1975年,渤海上京城遗址舍利函首次出土。上述这些资料是研究渤海五京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渤海国五京制度

渤海国五京制度是渤海国封建化进程的标志,同时也体现了渤海国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宋玉彬在《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中对渤海国五京制度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由于文献史籍中缺乏渤海国五京制度初置时间的明确记载,在审视史料文献中能够捕捉到的相关信息时,面对相同的线索,史学界形成了两种学术意见:

1.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为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创建。

2.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为大钦茂后世的渤海王所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围绕渤海五京初置时间而形成的学术分歧,进一步引发了有关五京制度原创性问题的讨论。在五京制度的原创性问题上,同样产生了两种意见:1.渤海的五京制度源于唐王朝的影响。2.渤海的五京制度继承于高句丽的五部制。”

关于五京制度设置的时间,中外学者存在着南辕北辙的观点。刘晓东在《关于渤海五京制起始年代的说明———兼谈渤海王孝廉访日诗中“上京”一词之所指》一文中指出:“似乎中国学者有意无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拖后,以此来证明渤海的五京制与唐王朝的五京制有关;国外学者有意无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提前,以此来证明渤海的五京制与唐王朝的五京制无关。”

宋玉彬、曲轶莉的《渤海五京制度与都城》一文认为:“依据宋基豪的论证,其始创年代应以大钦茂执政的8世纪60年代中叶为宜。”宋玉彬的《渤海都城故址研究》一文断定:“五京制度实施的上限到不了显州为都之时。”关于五京制度的渊源,杨雨舒在《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一文中认为:“渤海国仿照唐制先后建立了五京”,并进一步指出;“以五京制度为核心的渤海国城市体系并不是独立于唐朝之外的。”

刘晓东在《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发现为视角》一书中认为,渤海“五京仿制中原唐朝”是在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之世“厘定”。还有学者对五京制度的来源另辟蹊径,赵伟在《论五京制与北斗崇拜》一文中指出:“北斗崇拜在通古斯语系的东北民族多有体现”,得出结论:“五京制的产生与相继无论从思想基础上、布局上都符合北斗崇拜”。

关于五京制度的性质。宋玉彬在《考古学视角下的西古城城址》中指出:“关于五京,通常的理解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五京体现的是行政管理体制,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所拥有的特殊的行政级别。文献中不见有关中京、西京、南京曾经为都的具体记载,表明五京的‘京’,并不完全等同于都城,其具体治所不一定均需要具备都城的规模与设施。”

三、渤海国五京的交通及历史地位与作用

(一)渤海国五京之交通

渤海国之所以有“海东盛国”的美誉,与其发达的交通网密不可分。渤海国五京作为其统治中心,是渤海国的重要交通枢纽。渤海国有5条重要的对外交通干道,其中有3条道路的枢纽位于五京。这3条道路分别为鸭绿朝贡道(渤海国通往唐朝的水路交通道)、龙原日本道(从渤海国通往日本的陆路和海陆交通道)和南海新罗道(从渤海国通往新罗的陆路交通道)。这些交通通道的特点为陆路和水路紧密结合;运输手段多样,航海技术发达;水路交通网均匀地分布在各地;上京龙泉府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之一。

关于龙原日本道,崔顺子在《渤海“日本道”和珲春地区的开发》一文中介绍了大武艺开辟的日本道路线,及其子大钦茂开辟的日本道路线,并指出:“八连城不仅是渤海五京之一,又是日本道的枢纽和出访日本的重要基地。”桑秋杰、高福顺在《渤海政权迁都考述》指出:“东京龙原府是渤海通日本道的起点,足见东京龙原府地理位置之重要。”关于中京显德府的交通,桑秋杰、高福顺在《渤海政权迁都考述》指出:“显州是南海新罗道的中继站。”显州是渤海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贸易口岸。

2004年,由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朝鲜学者张国忠所着的《渤海交通运输史》一书,2006年,由北京华龄出版社出版的延边大学尹铉哲所着的《渤海国交通运输史研究》,这两部着作都是专门研究渤海国交通史的重要专着,填补了渤海学中渤海交通史的空白。尤其是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中、朝、日三国的考古、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针对渤海国的陆路交通与海上、水路的交通作了深入的研究。

(二)渤海国五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渤海国五京作为渤海国的中心城市,在渤海国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李爽在《渤海国城市职能的转变———以渤海国五京为中心》中指出:“五京加快了渤海经济封建化的进程”,“五京也加强了渤海的封建专制统治”,“五京也成为渤海文化中心”,“五京制加强了渤海在中国东北的历史地位”。杨雨舒的《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一文指出:“五京的设置,促进了渤海国的封建化,对渤海国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唐代东北地区城市的建设、发展和分布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辽金两朝的城市布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玉彬、曲轶莉的《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一文指出:“五京制度的确立意味着渤海国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的完备,是渤海国政治制度封建化进程的时段性标志。”渤海的五京之制虽然是承继唐朝或效仿唐制而设,然而,这一五京制度的确立和完备对10世纪以后的东北地区古代各族政权的影响极其深远。无论是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帝国,还是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国,都是直接延续和运用了渤海国政权在白山黑水的地域内所确立的五京制度。这种以五京之制而确立起来的多中心地缘关系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作用的体制,是东北民族在东北建立政权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篇2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 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着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

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着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着《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 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 of 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 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着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着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篇3

1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和应用统计专硕初试笔试科目调整

2中央民族大学

招生专业及部分考试科目调整

3兰州大学

各个专业招生专业目录公布

最新的招生专业目录之后，大家跟去年对比，毕竟专业课少不了历年真题，如果考试科目有变化，大家做真题就要小心了。

比如：对比去年兰州大学历史学招生目录来看，2019年兰州大学历史学招生有几个变化：

①兰州大学2018年招收历史学研究生的专业只有考古学、中国史、敦煌学，2019年则加上了世界史专业，并且实行分科考试，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②从招生人数来看，去年招生目录显示的招生人数为97人，推免30人。而2019年增加了世界史专业招生的情况下，招生目录显示招生人数为95人，推免人数29人。增加了招生专业，招生人数却在减少，这说明除了世界史专业外，其他的三个专业招生人数会相对减少，这也是一个重大变化。③去年兰州大学中国史、敦煌学、考古学均考的是“632历史学综合”，也就是这三个专业是同一张试卷。但2019年中国史、敦煌学均改为了“630历史学综合”，考古学改为了“629考古学基础”，也就是说考古学现在实行单独命题，不再和中国史、敦煌学一张试卷，命题将会以考古学内容为主，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④中国史、敦煌学从“632历史学综合”到“630历史学综合”也是一个重大变化。虽然看起来只是考试代码变化了，其中很可能蕴含着考试命题的巨大变化。考过或看过兰州大学真题的同学肯定会清楚，兰州大学之前虽然不招收世界史研究生，但在“632历史学综合”的试题中，包含着世界史的内容。

4南京大学

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具体招生专业请以南京大学当年招生目录为准。

篇4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篇5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 一级学科 挑战 建议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将历史学一分为三，把原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的考古学和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为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随之而来的，我们面临着如何更加合理地设置二、三级学科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故不可小觑。目前的分类方案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将考古分为6个二级学科，分别为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汉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和专门考古，其中专门考古中，包括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二级学科的一些学科，如古代文字与铭刻、外国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美术考古等。而北大的学者鉴于中国考古学正在发展成为理论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技术全面现代化的跨学科交叉综合体系，主张设5个二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考古学、外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专门考古和博物馆与遗产保护科学，这种划分也值得借鉴。

在科技发展迅速、跨学科交流频繁、国内外合作进一步加深的大环境下，文物保护事业和科技考古迅速发展，再加上晋升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机遇，一起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如何去解决这些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 当代考古学面临的挑战

考古学自身的学术定位问题是我们首先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切实关系到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了一场题为“考古学的定位”的学术研讨会，约有近50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就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应该从属于人类学或历史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的学者较为普遍的认为，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科中更为广泛的应用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和理论不断的渗透，考古学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势，这种发展使得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与以往的传统考古学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考古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并且应当成为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而不应该被置于他们的附属下。笔者认为，考古学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其学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们所言的“传统考古学”并不是与现在所定义的考古学截然分离。“传统考古学”所倚重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方法延续到现在虽已不能作为主要的方法对考古现象予以解释，但其思想贯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终。此外，前后对于人类起源及进化、文明发展进程、农业起源等重大问题的关注都是一致的。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期，观念的转变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广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也必须通过这个过程对现有的考古资源进行整合，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实现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目前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尚存在学术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课程设置落后于时展潮流的问题突出，培养计划中还存在着一些已经与时代脱节的课程，而一些先进的技术并未得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存在知识陈旧，知识结构不完整，国际视野不开阔，理论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学科建设的失衡问题也较为严重，体现在考古和博物馆专业发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研究团队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问题上。

二、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解决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人才培养出现的矛盾，适应新形势下考古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考古学能够沿着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轨迹运行和发展，笔者认为需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我们当以此次学科体系调整为契机，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进行认真的梳理，继续巩固旧有的优势学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设薄弱学科，更加注重交叉学科的发展和与国外考古学的交流，建立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话语权、注重方法和理论创新、更加严谨科学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

其次，适当地调整现有的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着力解决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人才供需矛盾。考虑到文物保护人才的缺口，具备条件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应该考虑在本科生或研究生培养阶段增设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或方向。应摒弃旧有的轻文物保护重考古发掘的做法，转变观念，尽快培养一批技术扎实、学术能力突出的文物保护人才。

篇6

关键词： 《中国古代史》 课程教学 学术前沿 多媒体教学

《中国古代史》是大学历史学科的专业基础课，一般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刚进入大学，学生的知识和思维一般还停留在中学阶段，大学《中国古代史》课程无论是在基础知识还是思维方式上，都提出了与中学阶段完全不同的要求，如何迅速转变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思维习惯，使之适应大学阶段学习的要求，是任课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我通过教学实践，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有了一些体会和思考，现提出来，以期与同仁交流。

一、通过研究和讨论的方式促使学生从单一性思维向多元性思维转变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生普遍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创新的现象。某些中学生把中学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当做绝对正确的东西，而实际上，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论的正确性永远都是相对的。进入大学后，这种单一性的思维方式导致大学低年级学生不能较好地转换角色，不能较好地转变学习方法。当他们遇到与原来不一样的说法和学术观点时，往往变得不知所措，他们不免问：是中学历史课本错了呢，还是大学老师教错了呢？这时，靠硬性灌输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学生陷入进一步的迷惘之中。因此，促使学生由中学阶段简单化的单一性思维，向大学阶段多元性的思维方式转变，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笔者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讨论和研究的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通过提出问题，让学生主动寻找答案，促使学生转变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掌握系统的中国古代史知识。如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问题，中学历史教材认为是战国时期，虽然一些大学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但对于学术界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的说法只是学术界众多观点之一种，不是唯一的说法。因此，让学生掌握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几种观点，是非常必要的。我的做法是，首先介绍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几种说法，如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的说法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说法②，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时期的说法③，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汉时期的说法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东汉时期的说法⑤，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晋的说法⑥。其次让学生阅读相关资料，比较几种观点的不同理由，形成基本看法。最后通过课堂讨论的形式，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虽然这种研究和讨论的结果，最终并不能解决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问题，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使学生掌握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问题的基本内容，改变中学阶段形成的历史观点绝对正确性的误解，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养成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有利于学生开拓思维，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二、站在学术前沿的角度，介绍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现在大学里使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种类不少，数量很多，但大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内容和观点老化。许多教材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写的，材料不全，观点守旧。尽管后来也陆续编写了一些教材，但大多是过去教材的改良，并无多大新意。比如目前所用的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材[1]，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读大学时就用过，现在还在使用，虽然有些边边角角的修改，但整体上来说，换汤不换药，从形势到内容，在体系上并无多大变化。八十年代以后，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黄金时期，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成果层出不穷，也更成熟，但这些很少反映到教材中。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不能及时反映到教材中，所谓新教材，仍然延续过去不成熟的，甚至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观点，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比如关于井田制的观点，教材一直沿用郭沫若先生的解释，即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周天子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将土地分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将土地分给士，从而使各级奴隶主贵族成为所受封地的实际占有者；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不得随意买卖转让，因而成为“公田”，在西周中期以后，在“公田”之外，一些奴隶主贵族往往驱使农人和奴隶开垦荒地，增加分外的土地，有时王室也常将一些未垦辟的荒地或者山林随意赏赐给下级贵族，这些田地不属于“公田”，不征贡税，实际承认为他们私有，称为“私田”⑦。二是缺少个性和独创性。大多数《中国古代史》教材，都是众人合作的结果，很多教材只是材料和观点的集合，难免显得涣散和粗疏。

基于这两点因素，我认为，目前的《中国古代史》教材，难以达到让大学低年级学生系统掌握中国古代史知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目的。因此，在教学中，应不单纯依靠教材，而是注意介绍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学生尽量靠近学术前沿。

三、将考古学的成果运用到教学中

由于受学科特点和教学方法的影响，考古学的成果往往不能很好地运用到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教学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两个学科间的关系长时间以来仍然处于较严重的隔离状态，考古学家与以研究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应该说是很不够的，彼此间在心态与操作层面上都有隔阂，甚至缺少对话。”[2]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长期的弱交流态势，不能不说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共同损失。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需要考古学的参与，为其提供证明观点的有力证据，考古学需要中国古代史为其提供基本方向和指引。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大多依靠传世文献，传世文献的抵牾和错讹之处甚多，加之古人用语的模糊和缺乏对概念界定的习惯，使得对一些历史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得不到解决。考古学通过科学的地层分析和器物界定，给我们提供了较为确定的历史信息，使我们一步步走近历史真实。因此，利用和吸收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李玄伯先生说：“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考古学。”⑧这可谓一语中的。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的出现，解决了商文化的问题；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回答了秦律的疑问；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汉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等等，无不是考古学成果的作用。可见，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考古学的支撑。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可谓慧眼独具。

具体涉及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教学，我们需要跟踪考古学的新成果，及时将考古学的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如讲述夏代，应联系二里头考古发掘情况，证明夏文化的确凿无疑；讲述《孙子兵法》，应联系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证明其所言不虚。总之，在讲述具体历史史实时，结合考古发现的新成果，不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可以纠正中国古代史教材中一些相对滞后的内容。

四、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和手段，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随着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的进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可以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

在传统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教学主要以讲授为主，手段单一，靠的是教师的一本教案、一支粉笔、一张嘴。但中国古代史课程内容繁杂，历史时间跨度大，教学时间有限，因此，要面面俱到，不仅困难，而且教学效果不佳。多媒体具有传统教学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它通过直观的影像，配以声音信息，让学生如身临其境，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视听器官，帮助学生掌握和理解问题，提高学习兴趣。如在讲授原始社会时，通过直观的图像，可再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工具的不同形状，使学生快速把握旧石器和新石器的差异和不同特点；可以再现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不同外形，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进化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基本史料和各种流派的观点非常多，这些都是需要学生掌握的。如果利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将其均写在黑板上，那么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师生都会感到疲乏，不仅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而且使学生觉得枯燥，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可以节约时间，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基本史料和学术动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中国古代史课程是一门基础课，涵盖面非常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教师在课堂上要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信息资源。传统的教学手段所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多媒体技术通过信息存储器和更广泛的网络，能够克服传统人力的局限，为学生提供各种需要的信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课件，“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互动性，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直接观看到与中国古代史教学有关的人物、器物、地图、遗址、表格、文献资料、思考题等”[3]。这正是多媒体教学的一个重要优点。

当然，无论多媒体技术多么优越，它总是教学的辅助手段，对其不能过于依赖。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手段，而且是师生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的过程。过于依赖多媒体手段，会影响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最终影响教学效果。因此，无论现代技术如何发达，都不应该忽视师生交流，现代教育技术只有和传统教学手段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会发挥作用。

注释：

①战国封建说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也是中学历史教材长期采用的观点。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一书中，以公元前475年，即战国开始的时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杨宽先生也是战国封建说的主张者，但他在《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以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即公元前453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吕振羽先生在《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一书中，把韩、赵、魏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03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

②西周封建说的代表有范文澜、、王亚南等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在《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都认为西周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

③主张此说者有李亚农、唐兰、祝瑞开、吴慧等。代表作有李亚农《李亚农史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祝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吴慧《西周的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④西汉封建说以侯外庐、赵锡元为代表。侯外庐在《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法典化》（发表于《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一文中把有无固定的法典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标志，他认为直到西汉初，才有固定的封建法典。赵锡元在《论中国奴隶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发表于《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一文中通过探讨中国奴隶制的灭亡过程，考察封建社会的开始时间，他认为直到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得以形成。

⑤东汉封建说的主要代表是周谷城和郑金滏。周谷城在《中国封建社会论》（发表于《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一文中认为，中国奴隶社会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封建社会到东汉才开始。郑昌淦在《井田制的破坏和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一文中也持此观点。

⑥魏晋封建说以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等为代表。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⑦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7页。关于郭沫若的观点可参见其《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6页。这种关于井田制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公田”和“私田”的解释，已经被绝大多学者所否定，被证明是错误的。（郭沫若关于井田制观点的错误之处，可参见金景芳：《论井田制度》，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9-23页。）

⑧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1924年12月27日。

参考文献：

[1]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篇7

关键词：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初探

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以七个纲领式的标题划分部分，概括地回顾了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探索中国文明、中华文化起源过程这一重大课题的历程。在这本书中，苏秉琦先生归纳总结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模式和规律，即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和国家形成发展的“三类型”和“三部曲”。可以说，这是一部既对中国各个地区考古分别进行论述，又整合起来总结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著作。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苏秉琦先生学术体系的核心内容。约一万年以来中国的六个主要区域大致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历程，然后又从古国发展至方国，最后汇入到统一的帝国阶段。燕山南北地区的发展过程最早，约在距今8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5000年前进入了古国阶段，也就是传说时代中的黄帝时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而到距今2000年前进入帝国阶段。这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属于原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为北方型。中原地区大约在距今6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四五千年间，不断吸收北方、东方、东南方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在治理洪水过程中，进入古国阶段，其中在晋南形成了传说时代中的尧舜时期，这是第一个“中国”概念的产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即夏商周三代。距今2000年前秦统一了六国，进入了帝国时代。这是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次生型的模式，又称中原型。而在秦汉统一帝国解体后，北方草原民族在经历了古国、方国之后，鲜卑族、契丹族、满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了北朝、辽、清帝国。这是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续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北方草原型。古国阶段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基础。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的时期，而最后终于达到了多元一体格局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最后一个阶段——帝国阶段则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巩固下来，并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此书中还有一些问题和说法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历史研究的“两个怪圈”概念，第一个“怪圈”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存在一种“中原文化中心思想”，意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直有“华”、“夷”之分。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四夷”的各少数民族恰恰是中国文化同外部文化的连接点和桥梁。没有“四夷”的存在，以及“四夷”与“中原”的交流和融合，中国文化很难展现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异彩纷呈，所以不能把中国与周边世界文化分割开来。从旧石器时代起，中国就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孤立的。虽然在历史上曾有过“闭关锁国”的时代，但那其实是统治者主观上的意愿，实际上中国和各民族的交流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而考古研究也证明，中国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另一个“怪圈”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但是不同地方的历史发展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中国的历史发展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有自己的轨迹，传统历史研究中把历史发展过程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对号入座，就有“牵强附会”之嫌了。苏先生认为，这样的思维模式，是当今历史学界应当反思，并进行改变的问题之一。

篇8

关键词： 实证主义 功能主义 过程主义 象征考古学 结构考古学

可以说，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带着重建中国上古信史的使命传入中国的，而且在其学科定位方面也从来没有人将其视为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学科。王国维提出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傅斯年将史料分为两类，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即实物遗存和史书文献。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并在美国接受西方考古学教育的李济，他的毕生心愿也是希望通过对夏商城址的发掘重建中国上古史。所以可以看出，在中国，考古学从来就被视为历史学的一部分；似乎对于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研究者来讲这样的划分是妥善恰当和毋庸置疑的。

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所倡导的一些理论和基本方法分别运用于我国考古学对于历史时期考古、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这是根据不同流派的理论和不同时期考古研究的特点得出的观点。而最重要隐性根据则是以时间为轴，人类和环境相互之间此消彼长的影响。因为环境条件并非简单地单方面对人群起作用，事实上，环境是文化和自然的动力组合部分，它们持续的被人类的干预所改造。

一、新考古学的相关理论引入

新考古学又被称为过程考古学，这里的过程和动力机制同义，意思是其主要宗旨是研究历史演变的动力或原因，将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究看做是考古学最高目标。[1]过程考古学秉持的两大主义是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此外，实证主义也是新考古学的一大特点。

（一）、实证主义与旧石器时代考古

众所周知，因为距今年代相对较远，所以旧石器时代保留至今的遗存很少。此外，由于在旧石器时代，尚处于人类的"蒙昧"时期，即使现在运用科技可以较为准确的得知当时人类的脑容量等数据，但是，那时人类的智力水平和认知能力到底发育到什么层次，现在的研究还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在目前看来，对于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对于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研究；直接从考古材料入手，通过今天能够看到的遗存，来尽可能的还原和模拟古代人类的生活；第二，就是对世界上一些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发展速度较慢，没有经过工业化和依然保存传统的人群和民族进行实地考察，通过今天这些人群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来和旧石器时代相关人类遗存进行比对和分析，希望以此来破解古人类的生存密码。这也是新考古学中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目的。我国研究者一般都采用第一种方法，对于第二种方法是不大相信的，而将其归类为民族学材料。事实上，这其实自己关上了一扇可以眺望远古的窗户，实际上，也将实证主义拒之门外。一个存在的现象是在西方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这三门学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促进的，而在我国却人为的割裂了。

（二）、"功能主义"与"过程主义"对新石器时代考古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慢慢意识到，文化-历史考古学难以胜任了解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演变的工作，于是他们采取新的方法，对人类行为系统进行人类学和社会学调查来研究史前史。这些途径从性质上一般被称为功能论和过程论。传统上，文化-历史考古学从外部解释变迁，将其归因于传播和迁移。功能和过程研究试图从内部来了解社会和文化系统，以决定这些系统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关联，以及这些部分彼此之间是如何互动的。[2]

用简单的词语解释"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的话，那么可以将功能主义简单的理解为"文化系统"，将过程主义理解为"动力机制"。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功能主义其实搭建了一座社会运转系统的模型，而过程主义则提供了供这个系统良性运转的动力。如果将文化系统比作一个有机体的话，功能主义构建其所需的各个子系统，然后将所有的子系统联系在一起，合并为为一个整体；而过程主义则为这个有机体添加动力元素，让这个有机体具有活力并健康运转。毫无疑问，越是运用于复杂的社会，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的价值越大。格拉厄姆・克拉克在他的Reckitt讲稿中展示了其完善后的社会生态系统图示，他提供的思路对于研究过去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依然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二、后过程考古学相关流派观点的借用

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一批考古学家开始从人类文化的象征性和人的意识形态和认知角度来研究考古材料，关注人的能动性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他们认为，人类文化并非一种只对环境起作用的适应系统，人类思想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同样重要。人类的物质文化是由人类的思想所积极操纵，物质现象不止是对生存环境和社会结构的被动反映，而是特殊策略的一部分。[3]

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社会和个人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演变所起的作用，关注文化现象所蕴含的"思维"和"价值"。

（一）、象征考古学与新石器时代考古

象征考古学希望了解器物中那些和功能无关的纹饰和设计在那些方面反映了人们当时的宇宙观，贵族如何应用奢饰品的象征性来操纵社会信仰和运用他们的权力。

象征考古学的价值在于提醒人们通过对器物本身的研究来探讨其背后的意义。象征考古学对我国新时期晚期文明孕育和初现阶段社会研究的将会有非常大的助益。我国新时代时代晚期，各个地区相继初现了一些社会发展程度很高的文化。比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等。这些文化表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玉器作为"国之重器"的存在。那么研究这些考古文化中出土的玉器，主要探讨的应该是这些玉器背后体现的社会意志和精神，而不仅是质地或是工艺。[4]

（二）、结构考古学与新石器时代考古

结构考古学试图分析考古材料之间在结构上的关系，解读背后蕴涵的规则。结构考古学认为，许多信息并不反映在个别器物的特征上，而是保存在一组器物和遗迹现象共生的结构关系上。[5]

对于器物组合的记录和研究，是考古学研究中的盲点之一，而恰恰有些器物组合所蕴含的信息往往是非常重要且是单个物体所无法承载和体现的，这更加凸显出器物组合的珍贵性和进行结构考古学的迫切性。尤其对于文字尚未出现而社会物质和精神方面发展层次却较高的前文明社会来讲，结构考古学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例如小到对岩画、刻画符号、动植物摆塑的分析，大到对聚落形态、墓葬制度的研究，都离不开在整体结构上的把握。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文明史的悠久，以及史料丰富，中国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较为细致和全面。所以西方考古学理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借鉴重点应该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两个时期。因为在当时，文明尚未起源，国家尚未出现，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国家地域和版图。人类在整个世界中自由迁徙，文化也随之扩散和传播，后来随着人类智商的发育和技能的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技术足以支撑社会的建立，一切才步入正轨，并未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所以，旧石器时代和新时期时代的考古想要研究过去的人类如何生活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那么便需要借鉴和整合国际上相关研究，才能扩展研究的思路，加快研究的速度，这也是引进西方考古学理论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3]（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9页。

[2]（美）蒂莫西・厄尔著，陈洪波、陈虹译，《酋邦的演化》，《南方文物》，2007年第4版。

篇9

文物与博物馆学考研属于文物与博物馆学科，属于历史学门类；

博物馆学专业是研究涉及博物馆物品的陈列等诸多问题的专业。现代的博物馆学一般都和考古学专业或历史学专业设置在一起。博物馆是保藏并展出有关历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文物资料或标本的一种文化机构，可以对人们进行教育和宣传，本专业培养具备文物学、博物馆学的系统知识，能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机构、各类博物馆和陈列展览单位、考古部门、文物与艺术品专营单位、海关、新闻出版、教育等单位从事文物与博物馆管理、研究工作的博物馆学高级专门人才。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0

[关键词]科学技术　档案鉴辨　发展历程　特性与功能

[分类号]G270

1、引言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演进历程中形成并留存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致使大量伪误档案混杂其间，因此在进行历史研究之前必须对其真伪进行考订。我国档案鉴辨工作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后经两汉、唐宋至明清不断发展，为后世留下了丰硕的鉴辨成果，并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鉴辨方法。特别是近代以来，我国档案鉴辨在继承传统鉴辨方法的基础上，采取化学、物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法及图形图像等现代信息技术，大幅度提高了鉴辨的准确性和普适性。本文主要对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档案鉴辨中的应用历程进行论述，并深入分析其应用特征及功能，以期对今后档案鉴辨技术及鉴辨工作的发展有所裨益。

2、科学技术在档案鉴辨中的应用历程

“档案真伪技术鉴辨是借助于物理、化学原理和方法，利用一些设备和仪器，凭借鉴辨人员的丰富经验和与档案相关的信息，分析档案制成材料的类型和特征，考证作者，时空定局，由此而确定档案的真伪”。档案鉴辨技术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的，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档案学囿于史学，因此档案鉴辨技术亦主要蕴含于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具体而言，科学技术在我国档案鉴辨工作中的应用历程大体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2.1　“”前的初始阶段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国家的一些科学家，如意大利的Fabroni、德国的戈贝尔(F.Cobel)、法国的达牟(A.Damour)、美国的理查德(T.W.Richards)等就开始应用化学方法分析文物成分。一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20世纪上半叶“发射光谱开始用于青铜器成分的分析，开了用科技仪器分析文物的先例”。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传人，我国考古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如20世纪30年代周仁和叶麟趾最早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中国古陶瓷进行了研究，50年代梁树权等采用重量法对44件殷周青铜器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测定，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建我国c测年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系率先在国内“采用液体闪烁计数器技术进行常规c－14的测年研究，技术简化，工效高，而且有效地防止了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缩短测量时间，提高测年精度”。此外，金相分析、电子探针检测等科技方法亦开始在出土文物的检测与断代中得到应用，如1964年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室采用金相分析法对元大都出土的55件铁器进行了成分检测，1974年又采用电子探针检测了大葆台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墓中出土的环首刀和铁笄。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主要应用于考古学中的田野挖掘、古迹调查、测年断代等领域，而对于文物特别是档案的应用尚不多见。

2.2　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阶段

“”时期，我国各项事业遭受了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再次引发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急剧变革，如1990年在参观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中国文物精华展览时就曾强调“鉴定文物要利用科学技术，不要净用眼学，这种老传统的办法，要结合科学技术”。近年来，电子显微镜、热分析技术、光谱、色谱、质谱、x射线、碳14测定等现代化仪器及科学技术在考古、文物鉴辨中逐步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如北京大学建成的加速器质谱计(PKUAMS)被大量应用于文物鉴定等研究之中；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文化部门分别使用x光、电子探针等技术手段对馆藏毛公鼎、陈侯午敦等文物档案的真伪进行了科学鉴辨。同时，计算机技术在信息存贮、转换、检索及传输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也为文献鉴辨注入了新的活力，如1991年杨镰曾利用计算机检索技术对《坎曼尔诗笺》(以下简称《诗笺》)的真伪进行了科学鉴定。此外，有些学者还利用统计学、数值计算方法等对档案进行了考据。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已被应用于科技考古、档案鉴辨及相关领域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严谨的工作体系和研究方法。

3、科学技术在档案鉴辨中的应用特征

根据不同标准，档案可以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其鉴辨技术亦互有差异，这也就决定了档案鉴辨技术既具有一般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3.1　档案鉴辨技术的共性

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其内容信息需要借助某种记录方式附着在特定的载体之上，一般而言，档案鉴辨工作通常可以从外形和内容两个方面展开。

篇11

［关键词］音乐考古学;考古学;音乐学;音乐学学科体系

一、音乐考古学在中国

虽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但近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当始于刘复在1930—1931年间，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正是刘复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付诸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开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新的篇章，中国音乐考古学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学之堂，入音乐学之室”。譬如:杨荫浏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一书中，援引了当时许多有关出土文物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李纯一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运用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夏商)一书中，这两位学者对考古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运用改变了自叶伯和以来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音乐考古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二、音乐考古学作用于他种音乐学分支学科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在考古学和音乐学的羽翼下逐渐形成的。于音乐学而言，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得到国内外学者一致的认识，例如，德国学者德列格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五大类，其中，音乐考古学是作为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认为:“它(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虽然音乐考古学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但其在整个音乐学体系中的地位却并非仅仅只作用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以及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依然有着促进作用。

三、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史学

较之于其他音乐学科而言，音乐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这是因为:其一，在研究对象的时间维度上，它们都是指向于过去，研究历史上的音乐事项，以了解古代的音乐社会生活;其二，在史前史时期，音乐考古学研究是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手段，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后，有关音乐的考古实物和文献典籍是音乐史研究的两大史料来源。具体来说，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学的作用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考古史料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极其漫长的，即便是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大约有300万年的历史;而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有比较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的信史，就中国而言，大约是从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开始的，距今不过4000年左右。从300万年前到4000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除了通过神话传说获得一鳞半爪的模糊的认识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夏后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商以前的历史不仅模糊不清、无法得以考证，而且也是一种无奈。可见，通过文字了解人类音乐的历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以及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话传说的尴尬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认识。例如，1987年，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25支骨笛，据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约8000—9000年;根据测音和实际的演奏实验表明，这些音已包括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曲调。这一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们之前对新石器时期音乐认识上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对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诸多研究成果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考量，如学界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争论的“战国时期有无五声音阶以外的偏音”的问题;音阶发展史是由少渐多，还是一个从多到少不断规范的过程的问题等。这方面的音乐考古发现甚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骨哨、西安半坡陶埙等。可以说，从科学的意义上研究史前音乐历史，考古实物是唯一的途径和手段。它不仅是我们了解史前音乐历史的不二法门，也对其后有文字记载的音乐历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主张研究古史当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这在历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导源于对科学研究实证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这一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指出:“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2］其后，学者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此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实践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为之一变，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也使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了些许的实证面貌。例如，古书中有关鼍鼓的记载甚多，《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鼉也”、《诗经•大雅》:“鼍鼓逢逢，矇瞍奏公”、李斯《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提到的“灵鼍之鼓”。鳄鱼在古代被称作鼍，鼍鼓即是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在没有有关鼍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学界对这些记载多半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015号大墓木鼍鼓的出土，释解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从而确信鼍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3．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翻开历朝历代正史乐志可知，其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载内容侧重于宫廷雅乐，对宫廷之外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记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为了取悦于统治者甚至会歪曲历史，因而必然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此外，在“重道轻器”的古代，记载音乐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乐工，而是一些对音乐一知半解的文人，这也必然会使有关音乐的记述含混不清，乃至错误失实，以讹传讹，贻害千年。如此，考证、校雠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筹莫展，考古史料则表现出其特有的参证和纠错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及其大量精美的乐器的出土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地下音乐宫殿”的辉煌，其重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已有的通过文献研究而获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些偏颇的认识:其一，对一钟双音现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脚。1977年，吕骥、黄翔鹏等音乐家去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四省做音乐考古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钟，在敲击钟的不同位置时可发两个相距三度的音，但这一理论在提出时遭当时学界众多人的怀疑，人们普遍持否定态度。次年，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让世人承认并接受了“一钟双音”的事实。其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古音阶”和“新音阶”的问题。其三，对于中国只有首调唱名法而没有固定调唱名法的问题以及工尺谱的渊源、中国的乐律学理论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作了很好地解释。

4．扭转了用文字描述音乐史非直观形象的不足

音乐是一门时间艺术，也是一门声音的艺术。撰写一部有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直是音乐史学家的追求，从杨荫浏“音乐史是不能没有音乐的历史”［3］的治史观到黄翔鹏“曲调考证”研究的身体力行，无数学人为此孜孜不倦地摸索着;但我们同时也应知道，音乐生活的画面并非仅有声音组成，在三维空间里尚有乐器的形制、乐队的组织、器乐的编排以及乐人的服饰和奏乐的场景等，考古出土的遗迹、乐器实物以及音乐图像，包括绘画、画像砖、编织图、乐舞俑、洞窟壁画、器皿饰绘、墓葬壁画、画像石、石刻、书谱等，则可以直观地以立体的或平面的方式完整地再现历史上的音乐画面。例如，文献中有关先秦瑟的形制的记载语焉不详，甚至有分歧之处，我们如若仅仅通过文献并不能对此有清楚明白的了解。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古墓出土的有关先秦瑟的实物，则能立即给予我们非常明确的感官认识:先秦瑟的形制是“四枘四岳”式，一般具有二十三至二十五弦和柱。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再如，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一书通过对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的研究，揭示出了汉朝音乐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收集了各省的出土器物，形象而直观地展示出了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乐器的类型、特征等，并可以对不同省的出土乐器进行比照，揭示其间的异同之处和源流动向。可以说，考古史料让音乐史的研究具有了现场感和亲切感，让人如置身于历史的语境之中。

综上可知，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其下属于历史音乐学，但其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音乐史学，其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于珊珊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总论•序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篇12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写的，它揭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有学者把它和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并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为中山大学学生讲课而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的《史料论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计七讲，现仅存《史料论略》）、《考古学的新方法》（1929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年）等文一并都阐发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贯性。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学”。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他还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中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史学不是做文章，不是说教，不是搞政治宣传；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工作是整理史料，以建立史实。

傅斯年认为判断一种学问是否进步，取决于三个标准：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第二，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 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之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

总之，傅斯年强调研究历史学要能运用新工具（如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生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扩充新材料，“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相互促进，史学方可走上科学的大道。正因傅斯年视史学为一门科学，所以他“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成为“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也正因要建设客观史学，所以“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 ，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这正体现客观史学（实证史学）重视材料，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

“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史料搜集以后，下一步工作就是整理史料。那么，如何才能把史料整理好呢？傅斯年的方法是：“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通过比较不同的史料，可使史实得以“近真”。这种方法也就是“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也可称为“史料整理学”。傅斯年说：“历代官修史书，不甚足凭，而私人所记，每取传闻，又多失实，后来史学，只应是史料整理学而已。”因此，傅斯年所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实际上是指“我们要建立的近代历史学便是史料整理/编辑学”。它既是针对过去史学的弊病而发，又是针对近代史学的缺点而论：“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勿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近代史学，亦有其缺点，讨论史料则有余，编纂技术则不足。”

前面谈到，学界对此思想评价不一。一种在肯定其重视史料、强调考证的同时，也指出其证而不疏 、轻视理论、割裂主观与客观、实证与义理的统一等弊端。一种则充分肯定其思想的正确性，批评对其主张的误解，或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

出现分歧的原因，一是对傅斯年的这一思想理解不同。双方都认为傅斯年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促进了史学的现代化、科学化。但前者认为，史料学派在“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支配下，他们的“证”的范围则退缩到材料的真伪这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史学研究是无从开始的。所以我们虽然同情史料学派对“证”的强调，但是却绝对不以此为史学的止境。傅斯年把史料学的地位提高到不合适的高度上，认为历史学科里唯一可以称得上科学的是史料学，历史学的全部功夫要看处理史料的能力如何，于是在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史料轻理论、重考据轻思辨的倾向，其结果往往陷入繁冗琐细的考证中，难以发现事物、现象的内在的、本质的特征及其联系。后者则认为傅斯年所说的“史料”实有广狭二义：《旨趣》所阐发的是广义说，在专义的史料之外，还包含理论、学说、知识等可供史家利用的“工具”在内；《史料与史学发刊词》所重申的，大体是狭义说。世人不察，每以狭义代广义；或望文生义，误认他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但求史料不讲史学；或断章取义，刻意在“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句话上做文章，指责傅等非止本身不讲，甚至不许他人讲求史学义理。因此，只要不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就不会以为他真在“史学”与“史料学”之间划了等号。综合《旨趣》的要旨及其他有关论述看，所谓“史学便是史料学”，或“史学本是史料学”二语，无非是要强调，史学研究当以史料学为根本。邓广铭曾说，史料之于历史学若如生命之源，傅斯年所言历史学即史料学是不错的。史学是史料学不等于史学即史料，一个“学”字的学问大也；离开了史料谈史学，讲探求历史规律，这样的学问就不能说是史学。前者以为傅斯年只讲史料，不讲理论；只讲考证，不讲规律。后者则指出傅不仅重史料，也讲理论，史料学不等于史学，史学也不等于史料学。

二是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批评者站在今天的角度，以所谓正确的理论和真正的史学来分析评价史料学派。认为“真正的史学应当是实证与阐释或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完美结合”，“史观与史料、义理与考据、实证与阐释犹如鸟之两翼，缺一构不成完整的史学，无论哪一翼膨胀，都将导致史学的失衡。”余英时说：“从理论上说，这两派（指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其实各自掌握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因此，史料学派的史学思想是偏颇的，真正的史学研究也就无从开始。而肯定者则站在当时时代的角度，“能同情地理解”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许冠三说：“从否定的界说看，或许更易明了傅氏倡此义例的苦心和时代意义。他当时似乎亟于要澄清史学界的惶惑与迷乱，特别要和旧式‘著史’、历史哲学以及国学或汉学划清界限，故《旨趣》一开头就表白：‘历史学不是著史’。”另有学者也指出，傅斯年重视史料是代表一种史学理论，而他的主张绝非无的放矢。他有他面临的问题，当时国内最大的势力当然是顾颉刚。史学即是史料学，以求实的态度破疑古派的陷虚。他要找遍一切可用的材料，来重建历史。而傅斯年反对疏通的史学方法，基本上也是针对日正当中的疑古派说的。可见，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并非只是一句标新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时代（及以前时代）学术所存在的问题而发的。

综观上述两种观点，我们以为，第一种观点有“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之嫌。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对各派就会“各打五十大板”，以示客观公正，其实，“后世之理论”本身是否真理也难说，不然，这些理论也就不会“此消彼长”了。第二种观点则以同情的、了解的态度，结合时代背景去分析评价，在此基础上的是非得失才不至于离事实太远。此点陈寅恪作了极好的阐述：“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极难推知。”因此，“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论也同样适用于近人的学说。

篇13

[关键词] 迷你临床演练评估；临床能力；住院医师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10（a）-0123-04

Application of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for assessing clinical competence of residents in the Hematology Department

HUI Wuhan SU Li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Mini-CEX） for clinical competence evaluation among residents in the Hematology Department. Methods The modified Mini-CEX scale with seven programs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clinical core competence of thirty-six residents who were standardized training in the Hematology Department of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during the year of 2014 and 2015. Then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were assess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 training， the scores and qualified rates of residents in medical interviewing skills， physical examination skills， humanistic qualities， counseling skills， overall clinical competence of Mini-CEX ha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raining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of both teachers and residents for assessments of Mini-CEX was up to 90%. Conclusion Mini-CEX can fully assess clinical competence of residents. It is a convenient tool with teaching function， and is worthy popularizing in the standardized residents training program.

[Key words]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Clinical competence； Residents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毕业后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1-2]，而科学、实用、有效的临床能力考评体系则是保证规范化培训质量和考核可信度的重要条件[3-4]。因此，探索临床能力评估方法对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迷你临床演练评估（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Mini-CEX）[5-6]是美国内科医学会发展并推荐的一种评价住院医师临床能力的测评工具，其过程是指在门、急诊或病房工作中，由主治医师直接观察住院医师的临床诊疗工作，评价其知识、技能和专业素养，并及时给予反馈和指导。目前已成为国外医学院校临床实践考核的常用评估工具[7-8]。我国大陆医学院校对Mini-CEX的应用尚处于探索之中[9-11]。本研究通过分析Mini-CEX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以下简称“我院”）血液科住院医师临床考核中的效果，探讨其在临床综合能力评估中的价值，为进一步引入和改进Mini-CEX体系奠定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2015年在我院血液科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非专科住院医师36名，包括住院医师32名和临床型硕士研究生4名。规范化培训时间为2个月。

1.2 方法

1.2.1 Mini-CEX培训 由我院血液科临床教师进行Mini-CEX培训，内容包括Mini-CEX简介、实施细则（如考评条目、分值要求、反馈方法）等。统一评分标准，保证考核的一致性和公平性。对住院医师介绍Mini-CEX的目的以及流程，提高住院医师对考核的接受性。

1.2.2 Mini-CEX量表内容 研究者根据Mini-CEX表格，制订针对血液科特点的中文Mini-CEX量表。量表从7个方面体现了对医学生的核心能力评估。①医疗面谈技能：自我介绍，采用合适的面谈技巧引导患者对病史进行全面而有重点的阐述，对患者的情绪及肢体语言有适当的回应；②体格检查技能：告知检查目的，针对患者的病情，做出全面而有重点的专科查体，正确操作，顺序合理；③人文关怀：表现对患者的尊重与同理心，有亲和力，在检查过程中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④临床判断：结合病史及体格检查，判读相关的检查结果，做出相应的临床判断和鉴别诊断，制订相应的治疗方案；⑤沟通技能：使用患者能理解的语言告知诊断（包括告知坏消息）以及治疗计划、检查和操作的目的和风险，解释检查结果和治疗方案，针对患者情况进行具体的健康宣教，并评估患者是否了解医师的说明；⑥组织效能：根据患者病史临床体征，做出有优先顺序的临床处置；⑦整体临床胜任能力：整个诊疗过程思路清晰，处置有条理，操作熟练。

1.2.3 评分标准 评分采用3等级、9分制评分，其中，1～3分为未符合要求，4～6分为达到要求，7～9分为优秀。4分及以上为合格。项目合格率=每个项目合格人数/考核人数×100%。

1.2.4 考评流程 评估者为我院血液科已进行Mini-CEX培训的带教医师4名（包括副主任医师及主治医师），每次评估由1～2名医师参加，随机挑选我院血液科住院的患者，并取得患者知情同意。在评估教师的观察下，由住院医师针对患者进行诊疗工作，包括自我介绍、问诊、体格检查、解释、健康教育等一系列医疗常规工作，每名医师考核时间为15 min，教师同时进行评估。每次评估后，带教医师对住院医师的表现进行5～10 min面对面的反馈辅导，指出优点和缺点，对于考核项目中存在的问题给予及时纠正，并请带教医师和住院医师分别对该次评估进行满意度评价，分为3级，即非常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并提出建议，以利于不断改进教学及评估方式。每名医学生在轮转期间接受2次考核，对比培训初期和轮转结束时各项目的平均分数和合格率。所有评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1.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考核结果

36名住院医师在初期和轮转结束时Mini-CEX考核中的医疗面谈技巧、体格检查技能、人文关怀、临床判断、沟通技能、组织效能、整体临床胜任能力项目平均分均有所提高，其中，在医疗面谈技能、体格检查技能、人文关怀、沟通技能、整体临床胜任能力项目上，分数提高显著，两次考核间分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36名住院医师在初期和轮转结束时Mini-CEX考核中的医疗面谈技巧、体格检查技能、人文关怀、临床判断、沟通技能、组织效能、整体临床胜任能力项目合格率分别为88.9%（32/36）、86.1%（31/36）、75.0%（27/36）、97.2%（35/36）、66.7%（24/36）、91.7%（33/36）、88.9%（32/26）和94.4%（34/36）、97.2%（35/36）、91.7%（33/36）、100.0%（36/36）、88.9%（32/36）、94.4%（34/36）、97.2%（35/36），即所有7个项目的合格率均有所提高，其中在医疗面谈技能、体格检查技能、人文关怀、沟通技能项目上，两次考核的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图1。

*P < 0.05

图1 血液科住院医师Mini-CEX培训初期和轮转结束时

考核合格率比较

2.2 满意度调查结果

30名住院医师在Mini-CEX初期考核中对考核满意（包括非常满意和基本满意），占83.3% （30/36），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对Mini-CEX考核模式不熟悉。轮转结束时34名住院医师对考核满意，满意度提高至94.4%（34/36），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部分病例过于复杂。教师对考核的满意度在初期和轮转结束时分别为91.7%（33/36）以及94.4%（34/36），不满意的原因是部分住院医师在Mini-CEX考试前未做准备，考核未达到预期标准。

3 讨论

近年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强调岗位胜任能力的培养，不仅要培养知识和技能，更强调沟通能力、爱伤观念、健康宣教、职业精神等能力的培养[12-14]。传统的病例分析及临床技能考核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一个住院医师的临床综合能力，而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通过模拟临床场景以及标准化病人来测试医师临床工作能力，考核知识面广、信度较高，但是需要特殊场地和时间，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较难进行多次评估[15-16]。国外研究显示，Mini-CEX是一个耗时少、弹性大、可行性高的测评工具，覆盖了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理事会要求临床医师具备六大核心能力的考核（包括医学知识、患者照顾与临床技能、人际沟通技巧、专业素养、系统为基础的医疗以及执业中学习与改进）[17]，重视人文素养，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和再现性，Cronhch α系数为0.90以上，效标关联效度达0.7以上[18-20]。近些年国内教学医院也对Mini-CEX进行了探索性应用。2005年中国医药大学的陈伟德教授将Mini-CEX引进台湾，经由工作坊训练和推广，目前台湾多家教学医院开展了Mini-CEX，住院医师的技能与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大陆方面2008年起，华山医院进行了Mini-CEX的初步探索，制订了相应的量表，并对临床教师进行培训和考核，促进了内科住院医师的标准化培养和考核，提升了不同教育背景下住院医师的医疗水平。姜从玉等[10]报道了将Mini-CEX应用于康复医学住院医师培训学员日常评估考核，取得了良好效果。该研究完成176例次有效的完整的第二阶段临床能力Mini-CEX考核，住院医师总平均分为7.13分，提示Mini-CEX考核表能够实际反映住院医师真实临床诊疗能力的水平。另外，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杨冬等[11]将Mini-CEX评估应用于临床医学八年制内科学呼吸系统的床旁教学实践双向评估中，教师对学生进行分项评估的同时，学生也对所有带教教师进行教学评估，体现了Mini-CEX及时反馈的特点，实现了教学相长，是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湖北医学院附属太和医院张晶等[21]报道在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引用Mini-CEX，比较住院医师临床能力的变化，并形成动态的书面评价，起到了监管和评价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作用。

由于血液科病房多数为血液肿瘤患者，住院医师培训更要求沟通能力和人文关怀的强化，更适合Mini-CEX的应用。本研究中，针对我院血液科疾病特点，制订改良版Min-CEX量表，应用于住院医师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对其临床能力进行评估和量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首先，本研究显示Mini-CEX操作过程简练，具有教学考核的优势。临床教师可在例行的临床工作中，对住院医师进行考核，只需花费20～30 min，并能多次考评。在评估中，临床教师可直接观察住院医师临床诊疗过程，测量其多方面临床能力，又助于做出全面的判断。同时每次评估可选择不同类型病例，使考核的病例更加多元，更能真实反映医师的临床工作能力。

其次，Mini-CEX提高了临床教学质量。Mini-CEX量表对每名住院医师的核心临床能力进行表格式分项评估，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既可以根据多数住院医师共存的问题进行选择性重点教学，对存在问题的知识点进行多次的重点强调，同时也根据每名住院医师的不同问题进行针对性教学，有的放矢，从而促进了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例如，本研究在初期考核中，大多数住院医师缺乏对血液科疾病特点的认识，在专科体格检查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带教教师根据多数住院医师存在的查体问题，例如对浅表淋巴结的检查方法等进行了有针对性反复教学以及多次考核后，体格检查的分数和合格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此外，Mini-CEX在充分评估住院医师沟通技能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住院医师的人际交流技巧。本研究中，Mini-CEX量表对于住院医师是否表现出对患者尊重和关心，用适当的语言解释病情和健康宣教等技能列出了详细的评分标准，能够全面评估住院医师的职业素养和人文素质。初期考核对住院医师测评的结果显示，轮转住院医师在人文关怀、沟通技能项目平均分数和合格率较低（75.0%、66.7%），尤其是坏消息告知方面，经常面对患者家属情绪崩溃而手足无措，缺乏沟通技巧，也没有健康宣教的意识。这些能力的欠缺可能与目前医学教育的模式更侧重于临床技能的培训有关。在初期考核后，住院医师均认识到在医患关系中沟通能力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学习沟通技巧，在带教教师的重点培训和示范下，以及多次迷你演练考核后，在轮转结束时，住院医师人文关怀、沟通技能项目的合格率提高至91.7%以及88.9%，医学人文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另外，评估后的反馈指导是Mini-CEX量表的重要特色。评估后立即给予适当的反馈指导，指出住院医师的优点和缺点，并给出改进建议，有助于住院医师检查自己的技能状况，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能够及时学习及改正，显著提高了临床工作能力，真正做到了“以考促学”。而且通过分析Mini-CEX量表结果发现，对于在反馈过程中指导过的不足，住院医师在以后的评估中很少出现类似问题，达到良好教学效果。

最后，在本研究中，根据教师及住院医师的反馈意见，教师及大多数住院医师对Mini-CEX的考核感到满意。考核初期部分医师对考核不满意的原因在于对Mini-CEX考核模式不了解，经过考前的介绍以及多次考核后，住院医师整体考核分数以及合格率较前提高，住院医师也认为Mini-CEX评估提升了自身的临床综合能力，满意度明显提升。另外，考核教师也提出部分考核中患者的病情过于复杂，提示在今后Mini-CEX的应用中应注意患者选择的问题。

综上所述，Mini-CEX是作为临床医学教育新的评估模式，简单易行，考核内容全面，重视人文修养，并兼具评量与教学的作用，在科学评估同时也促进了临床综合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提高医疗质量，值得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尹超邦，孟开.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研究现状分析[J].中国医院，2016，20（2）：26-28.

[2] 张淑华，张思嘉，何仲.毕业后医学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我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管理总结[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3（2）：21-22.

[3] 佟野，赵霞，于晓松.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阶段考核的研究[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3，12（11）： 1171-1175.

[4] 董美丽.美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评价现状与借鉴[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5（12）：25-26.

[5] Norcini JJ，Blank LL，Arnold GK，et al.The mini-CEX（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J]. Ann Intern Med，1995，123（10）：795-799.

[6] Norcini JJ，Blank LL，Duffy FD，et al. The mini-CEX：a method for assessing clinical skills [J]. Ann Intern Med，2003， 138（6）：476-481.

[7] Malhotra S，Hatala R，Courneya CA. Internal medicine residents′perceptions of the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J]. Med Teach，2008，30（4）：414-419.

[8] Weston PS，Smith CA. The use of mini-CEX in UK foundation training six years following its introduction： Lessons still to be learned and the benefit of formal teaching regarding its utility [J]. Med Teach，2014，36（2）：155-163.

[9] 杨帅，李秋洁，范宇莹，等.Mini-CEX的应用现状及展望[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5（2）：87，143.

[10] 姜从玉，黄虑，朱玉连，等.Mini-CEX操作考核在康复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6（1）：4-6.

[11] 杨冬，金美玲，白春学.Mini-CEX在临床教与学双向评估中的应用及意义――以临床八年制呼吸科床旁教学为例[J].医学与哲学，2014，35（10），87-89.

[12] 吴玉章，方建群，李燕，等.年轻临床医师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探析[J].医学教育管理，2016，2（1）：326-331.

[13] 韩睿，施伟丽，李彦林，等.医患沟通技能在临床医学生中的重要意义[J].中国医药导报，2015，12（35）：140-143.

[14] 刘力戈，郑志红，潘丽恩，等.某三级医院第一年住院医师岗位胜任力现状评价[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4， 13（3）：305-308.

[15] 刘健，付滨，张童燕.基于标准化病人的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应用现状分析[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5（4）：69-70.

[16] 宁红英.OSCE在地市级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评估[J].现代医药卫生，2016，32（6）：941-943.

[17] LaMantia J. The ACGME core competencies： getting ahead of the curve[J].Acad Emerg Med，2002，9（11）：1216-1217.

[18] AI Ansari A，Ali SK，Donnon T. The construct and criterion validity of the mini-CEX： a meta-analysis of the published research [J]. Acad Med，2013，88（3）：413-420.

[19] 顾杰，杨华，寿涓，等.小型临床演练评量在全科医师培训轮转考核中的信度与效度分析[J].中华全科医师杂志，2010，9（11）：786-787.

[20] Duming SJ，Cation LJ，Markert RJ，et al. Assessing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for internal medicine residency training [J]. Acad Med，2002，77（9）：900-904.

篇14

这或许是曾千百次地发生过的情景――

中国的南海上。一艘古代帆船正在乘风破浪，水手们在甲板上忙碌着，海风张满了所有的帆。它满载货物奔向异国的港口，并被期待着满载银钱和珍宝返回故土。突然，海上卷起了风暴，狰狞的暗礁也拔出了森冷的利刃，这艘巨大的船如同中的一枚鸡蛋被抛来抛去。当一切都平息下来的时候，美丽的帆船和呐喊声都消失了，平静空旷的洋面上，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只有浪花们在小心翼翼地彼此咬着耳朵。深幽的海底，一个巨大而狭长的黑影旁，一条小鱼正好奇地打量着它的新邻居――几只美丽晶莹的瓷器……

一个大胆的猜测：

宋元以来。中国沿海沉没了约10万艘船

自从这方古老的东方大地开始孕育文明的萌芽，她的子民便对那片浩瀚的蔚蓝色开始了探索。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中国人便已经轻舟出海，成为世界上最早探索海洋的族群之一。自有文字记载，从春秋战国直至明代，中国人的航海水平都位居世界前列，在唐宋元及明前期更是达到了巅峰。

然而，历史也留下了重大的遗憾，与拥有统治地位、各种历史文献汗牛充栋的大陆农耕文明相比。由于长期的忽视、压制甚至是抹杀，中国海洋历史在主流文化中残留的记忆少之又少。“殷人东渡”被称为“一段失落的历史”，徐福东渡则被抹上了传说的色彩。而那些幸存下来的民间记忆，如航海记录、贸易文书、古港遗址等则凌乱断裂，如碎片散佚四方。以至于一位历史学家曾以“失忆的海洋”来感叹中国蓝色历史的追溯之难。

而在另一方面，那条古老而漫长的海洋丝路所穿越的，正是热带海洋风暴的领地，很多地方暗礁密布，充满凶险的航路“留下”了无数古船。沿海渔民们多有和古老遗物邂逅的经历。一个大胆的猜测是，宋元以来，仅中国沿海地区就可能沉没了约10万艘船。

在文物界有“一船十墓”的说法，一艘长30米、宽10米的普通商船，便能转载10万件以上的船货，好似一部部特殊的蓝色档案。由此，欧洲考古学者雷纳克曾感叹道：“古代世界最丰富的博物馆就坐落在海底。”

不过，深邃的海洋犹如天然的屏障，直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自携式水下呼吸器即常规轻潜的出现，水下考古才真正打开了海神宝藏的大门。一时间，华光四溅，都铎王朝的宝船、西班牙的战舰……诸多浓缩着古老文明的沉船给世界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曾称：“海底考古对拜占庭历史的贡献超出了任何别的学科。”与此同时，沉船中的巨额财富也催生了一大批进行商业打捞的国际“寻宝者”。1985年，英国人迈克，哈彻在南海捞到一艘清代沉船，在公海藏匿一年后，便按照“无人认领船只”的国际公约将大批文物送上了阿姆斯特丹的拍卖场，攫取了几千万荷兰盾的暴力。在这过程中，为了便于运输和抬高价格，他竞敲碎了大批成色略普通的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