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保护海洋环境的措施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人类保护海洋环境的措施，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海洋环境；海洋环境保护；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图分类号：D9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2-0018-05

根据对以往海洋环境保护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把海洋环境自身的特性作为方案选择的重要依据，我曾提出保护海洋环境的四项基本原则，即“以海定海，关注长远利益，生态保护优先原则”；“以海定陆，海陆协调，分步推进原则”；“特域特法，一般法和特别法相结合原则”和“体制服从事务，多种管理模式并用原则”①。这几项原则以及支持我提出这些原则的主要“经验、教训”，都来自国内海洋环境保护的实践，适用于一国在本国管辖范围内开展的海洋环境保护。然而，当真正按照“海洋环境自身的特性”，把视野放宽到人类海洋环境时，我们发现这些原则有几分“狭隘”。不仅如此，人类海洋环境的视野也让我们对世界各国已经采取的国内的和国际的海洋环境保护之所以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②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虽然人们习惯上将国家管辖海域称为海洋国土，但海洋与陆地相比，除了在面积等个别自然属性方面相同之外，更多的是不同点。比如，人们不能以占有和保护私家园林的方式占有和保护海洋及其对人类的使用价值，因为海洋是广泛连通的，其对人类的使用价值是在普遍连通的状态下赋有的一种品质。虽然人们可以用海域的概念，利用经纬度等技术手段，对海洋作出此疆彼界的划分，对海洋实行分割“占有”，但人们无法在此疆彼界分割的状态下实现海洋的价值。同样，人们也无法在此疆彼界的限定范围内独立地（实际上是孤立地）实现对海洋的保护。要有效保护海洋，按照此疆彼界分别占有或领有海洋的人们必须按照海洋连通的自然本性，站在人类海洋环境利益的高度看待海洋环境保护，安排保护海洋环境的行动，制定保护海洋环境的法律或政策。

从保护人类海洋环境利益的需要出发，我们认为应当在海洋保护和利用上采用以下原则：

一、普遍合作原则

所谓普遍合作，包括省、市、区（县）等之间的国内合作，也包括邻国合作、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一章中，除要求“各国”履行“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③之外，还积极倡导国际合作④。《公约》要求的国际合作主要包括：

1.规则制订上的国际合作。《公约》第197条规定：“各国在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拟订和制订符合本《公约》的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应在全球性的基础上或在区域性的基础上，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同时考虑到区域的特点。”该条所要求的“在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基础上的合作”可以概括为规则制订上的国际合作。

2.消除污染影响、防止或减少污染损害上的国际合作。《公约》第198条提到了一种情形，即“一国获知海洋环境有即将遭受污染损害的迫切危险或已经遭受污染损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公约》除了要求获知这种情形的国家“立即通知其认为可能受这种损害影响的其他国家以及各主管国际组织”⑤外，要求“受影响区域的各国，应按照其能力，与各主管国际组织尽可能地进行合作，以消除污染的影响并防止或尽量减少损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公约》还要求“各国应共同发展和促进各种应急计划”⑥。

3.促进研究，实施科学研究方案，取得情报、资料、知识方面的国际合作。《公约》第200条规定：“各国应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以促进研究、实施科学研究方案、并鼓励交换所取得的关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情报和资料。各国应尽力积极参加区域性和全球性方案，以取得有关鉴定污染的性质和范围、面临污染的情况以及其通过的途径、危险和补救办法的知识。”

4.订立适当的科学准则上的国际合作。《公约》第201条规定：“各国应参照依据第二百条取得的情报和资料，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订立适当的科学准则，以便拟订和制订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的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和程序。”

这些合作都是必要的，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保持海洋的蓝色，因为海洋蓝色消退不只污染一个方面，而上述要求最多也只能解决污染防治的问题。

所谓普遍合作，其内涵之一就是针对海洋蓝色消退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国际合作的应对措施。比如，海洋蓝色消退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海洋生物资源衰减甚至枯竭，在防止海洋生物资源衰减、恢复海洋生物资源量方面也应该开展国际合作。《公约》在《公海》一章就有关于“在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方面合作”⑦的规定。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公海生物资源以及高度洄游生物资源等的养护和管理上开展具体的和更加有效的合作。

普遍合作，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就是普遍参与。《公约》第117条规定：“所有国家均有义务为该国国民采取，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根据这一规定，“所有国家”虽然有独立为“各该国国民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或者“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相关措施的选择权，但“采取”这样的措施却是“所有国家”的“义务”。各国可以选择的是采取措施的形式，而不是是否采取措施。按照这一义务设定的精神，当养护公海生物资源需要各国采取合作行动时，参与合作也是有关国家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合作包含着普遍参与。有关国家选择“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方式“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只是“参与”的一种方式。《公约》关于“各国在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方面的合作”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合作”以义务内涵。它规定：“各国应互相合作以养护和管理公海区域内的生物资源。凡其国民开发相同生物资源，或在同一区域内开发不同生物资源的国家，应进行谈判，以期采取养护有关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为此目的，这些国家应在适当情形下进行合作，以设立分区域或区域渔业组织。”⑧不管是“应互相合作”，还是“应进行谈判”、“应在适当情形下进行合作”，都是各国有义务做的⑨。这与《公约》接下来规定的“有关国家应确保养护措施及其实施不在形式上或事实上对任何国家的渔民有所歧视”⑩是义务一样。之所以把这些合作规定为义务，是因为要实现相关的养护和管理目标，或取得相关养护和管理条件，必须有相关国家的实际参与。显然，如果相关国家不参与，“分区域或区域渔业组织”就很难成立起来；即使勉强成立了，也难以发挥组织协调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的作用。如果“其国民开发相同生物资源，或在同一区域内开发不同生物资源的国家”不进行谈判，就很难“采取养护有关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这是因为，如果相关国家不能形成合作关系，一起确定和实施养护和管理措施，其结果就会是所有国家都不考虑采取或拒绝“采取养护有关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在多个国家的“国民”“开发相同生物资源，或在同一区域内开发不同生物资源”的情况下，单独一个国家采取养护措施是徒劳的。所以，在不能形成普遍参与的国际合作的情况下，所谓养护生物资源只能是一句空话。在这个意义上，普遍合作原则实际上就是无例外参与原则。在这个原则中，国际合作是形式，参与是内容。这个原则的实质是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参与海洋环境保护与管理。在具体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中，就是以国际合作的形式无例外地参与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

二、一致行动原则

所谓一致行动原则是指在实施海洋保护方面所有利益相关者采取一致行动。所谓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因蓝色消退而遭受损失的主体，也包括因恢复海洋的蓝色而可能受益的主体。所谓一致行动既包括采取行动的时间要求上的一致，比如按照时令要求进入或结束禁渔期；也包括采取行动的强度上的一致，比如对排放入海的污水采取相同的污染物许可标准。

如果说前述普遍合作原则强调的是参与的无例外，那么，一致行动原则强调的是普遍参与的行动的一致性。这一原则关心的是海洋环境保护和管理中普遍参与的有效性。按照普遍合作原则，各国都应参与或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和管理；而按照一致行动原则，各国要力图使自己参与的保护和管理活动产生保护和管理的效果。以对“溯河产卵种群”的保护为例。对“溯河产卵种群”的保护需要“鱼源国”、“溯河产卵种群”洄游或通过其专属经济区的鱼源国以外的国家（简称洄游通过国）、既非鱼源国亦非“溯河产卵种群”“洄游通过国”而捕捞这种种群的其他国家（简称其他捕捞国）之间的合作，但这种合作要切实产生保护“溯河产卵种群”的效果，这要求有关各国之间的合作行动必须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协调的。《公约》之所以要求“鱼源国”对“溯河产卵种群”负“主要”“责任”，之所以要求鱼源国与其他相关国家通过“协商”，“确定源自其河流的种群的总可捕捞量”，要求在“专属经济区外部界限以外”捕捞的国家“保持协商，以期就这种捕捞的条款和条件达成协议”，之所以要求“鱼源国和其他有关国家”“达成协议，以执行有关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溯河产卵种群的法律和规章”B11，等等，就是要达到在对“溯河产卵种群”的捕捞和保护上实现有关各国行动上的一致。只有行动一致才能真正达到保护“溯河产卵种群”的目的。这里的一致包括执行同一个“总可捕量”，遵守有关捕捞条款和条件达成的协议，实施“有关专属经济区以外溯河产卵种群的法律和规章”等等。

三、惠益共享原则

海洋里有广阔的人类共享空间，这个空间可以笼统地称为公海和国际海底。这个公共的空间里既蕴藏着无穷的财富，也潜藏着使海洋的蓝色消退的危机。分享财富、避免危机的最好办法是惠益共享。

惠益共享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从人类共享空间取得的惠益由人类共享。这一原则中的惠益不是处于私人消费者控制之下的利益，不是私营企业家收获的产品和利润，而是海洋向人类提供各种服务的能力。比如出产鱼虾贝藻，提供货物运输通道，海底石油等矿产可以供人类用于生产和消费，潮汐、波浪等可以给人类提供动力，等等。所谓惠益共享的基本要求有二：其一，私主体，不管是个人、区域，还是个别国家、少数国家，都不得独享或联合独享海洋对人类的惠益，不管是海洋的某种服务功能，还是某个特定海域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利益。总之，海洋的惠益不得由个人、少数人或个别国家、少数国家垄断B12。其二，海洋开发活动不得以牺牲海洋的服务功能为代价。开发活动是为了取得海洋的惠益，而这种取得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人类个体利益的需要。为满足个体需要的海洋开发活动不能以牺牲海洋的共同惠益为代价。即使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也不应牺牲海洋对人类的服务功能，除非所得的利益明显大于所失的海洋惠益，因为人类不应为了眼前的开发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利益。

在从人类共享空间取得的惠益由人类共享的原则之下，我们应当承认不同的国家在开发利用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海洋上的均等机会。根据《公约》的规定，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所有船舶和飞机均享有过境通行的权利”B13就体现了这种均等性。

按照从人类共享空间取得的惠益由人类共享的原则，我们应当赞同用从共享空间取得的收益实施对共享空间质量的维护。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开发利用共享海洋空间的行为如果造成海洋环境损害，开发者有义务治理海洋损害。其二，从共享海洋空间取得的收益应当成为用于修复海洋创伤的财政来源。

按照从人类共享空间取得的惠益由人类共享的原则，应当承认一些活动的优先地位。这包括：

1.保护海洋的活动对开发利用海洋的活动具有优先性；

2.认识海洋的活动（包括为认识海洋而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对开发利用海洋的活动具有优先性；

3.为公共利益开发利用海洋的活动对私人或个别国家开发利用海洋的活动具有优先性。

四、谨慎开发原则

惠益共享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海洋开发活动不得以牺牲海洋的服务功能为代价。把它转换为按照损害―补偿的原理表达的要求，则该要求包含这样的思想：从共享空间所获得的收益应足以支付维护共享空间质量的费用B14。如果开发所得不足以支付消除开发活动给共享空间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费用，这样的开发活动就是支付了“牺牲海洋服务功能”的代价。

要确保海洋开发活动所获得的收益足以支付维护海洋质量的费用，对公海和国际海底的开发活动应当实行谨慎行事原则B15，或者叫谨慎开发原则。这个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在确信开发所得利益足以支付为消除开发活动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时才可以开发，对可能出现无力消除不利影响的情况，不能以无科学上确定的结论为理由而拒绝停止开发。

谨慎开发原则落实在海洋开发实践中可以表现为“先研究后开发”。实行“先研究后开发”的目的是实现有科学保障而后开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规定与谨慎开发原则存在精神实质上的暗合，有利于贯彻谨慎开发原则。它赋予“所有国家”“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B16，要求“各国和各主管国际组织”“促进和便利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和进行”B17，鼓励“各国和各主管国际组织”“促进为和平目的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B18等等，都有利于人类开展海洋科学研究，并进而掌握海洋的规律，取得开发海洋的知识、技术和能力。

按照谨慎开发原则，对深海资源的开发，对极区的开发和利用应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这里所说的准入主要是就技术水平、开发能力等设置较高的门槛。

五、强制保护原则

国际贸易领域奉行自由贸易原则，海洋环境保护不能接受“自由贸易”原则，而应采取强制保护原则。所谓强制保护原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公海和国际海底实施强制保护；其二，各管辖国家应对其管辖海域实施强制保护。海洋的连通性使海域的领土的绝对性大打折扣。国家可以从空间范围上对管辖海域行使管辖权，但这种管辖权的内容却不像对陆地的管辖权那样丰满。

所谓强制保护主要是指强制推行保护标准和保护计划，在私人或个别国家的开发活动与已确立的保护标准、保护计划相冲突时，保护标准和保护规划优先于私人或个别国家的开发活动。比如，《公约》规定，各国应制订“防止、减少和控制倾倒对海洋环境的污染”的法律和规章，而这种“法律、规章和措施应确保非经各国主管当局准许，不进行倾倒”B19。如果在国家有关“法律、规章和措施”制定之前客观上存在未经“主管当局准许”的倾倒，在国家有关“法律、规章和措施”制定之后，倾倒者也应服从先申请“准许”再行倾倒的规定。如果未得到准许就不能倾倒。再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条的规定：“国家根据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这个标准是强制标准，即使渔民、企业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取得海域使用权，也必须遵守海洋环境质量标准。在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与私人取得的海域使用权之间，是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决定私人海域使用权的限度，而不是私人海域使用权决定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的高低。

强制保护原则表现在立法实践中，就是依据海洋环境保护的需要设定规范，不必考虑已经形成的对海洋的占有、使用关系以及有关主体依据这种关系所享有的利益。

强制保护也可以理解为先行保护。就像在各国对南极的大规模开发到来之前先缔结《南极条约》，建立保护南极的法律规范一样。

六、保护措施法律化原则

不管是普遍合作原则、一致行动原则，还是惠益共享原则、强制保护原则等，都需要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把保护措施、共享利益的分配、合作方式、实现行动一致的办法变成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现在国际层次上的海洋环境保护得益于《公约》的制定和实施，南极的环境之所以没有遭受严重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极条约》以及《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等国际法律文件对南极地区设置了保护网。《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养护和管理协定》等国际法律文件对保护海洋生物资源无疑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按照保护措施法律化原则，我们需要做的是制定更多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法，这些国际法还应当要求缔约国、签署国等及时制定符合国际法要求的国内法。

按照保护措施法律化的原则，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法还应建立相应的诉讼制度，给相关国家、非政府组织等阻止或干预侵犯海洋环境的行为提供通畅的诉讼途径。

注释：

①参见拙作：《保护海洋环境应当坚持的几项基本原则》，载徐祥民主编：《海洋法律、社会与管理》（第二卷），海洋出版社2010年版。

②《21世纪议程》对海洋治理的成就也做如此判断。《议程》第17章第4条称：“尽管在国家、分区域、区域和全球各级都作出了努力,但是,目前针对海洋资源和沿海资源的管理所采取的方针并没有常常证明是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而世界许多地区的沿海资源和沿海环境在迅速地退化和受到侵蚀。”

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

④后来的《21世纪议程》等国际文件也都注意到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见《21世纪议程》第十七章）。

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8条。

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9条。

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17-120条。

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18条。

⑨之所以把这些合作规定为义务，是因为要实现相关的养护和管理目标，取得相关养护和管理措施，必须有相关国家的实际参与。显然，如果相关国家不参与，“分区域或区域渔业组织”就很难成立起来，即使勉强成立了，也难以发挥组织协调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的作用。

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19条第3项。

B1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66条。

B12我们曾就禁止或限制围海造地做过较深入的思考，提出的禁止或限制围海造地的理由之一就是“海洋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而填海所造之地归某些个人或单位占有或使用”，（参见徐祥民、凌欣著《对禁止或限制围海造地的理由的思考》，载《中国海洋报》2007年3月13日“理论实践”版），也就是惠益由个别社会主体享受。

B1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8条。

B14围海造地就存在“围填海造地所得的是低价利益，而付出的是生态成本”的情况。参见徐祥民、凌欣著《对禁止或限制围海造地的理由的思考》，载《中国海洋报》2007年3月13日“理论实践”版。

B15我们曾对“谨慎行事原则”做了如下界定：“谨慎行事原则是指各国在从事与环境有关的活动时，应当谨慎小心、周密计划和安排，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潜在性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本国能力范围之内的、符合成本效益的合理措施防治环境恶化。”（徐祥民、孟庆垒等著：《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B16《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38条。

B17《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39条。

篇2

【关键词】海洋污染；危害；途径；防治措施

0 引言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越来越频繁，航运业也随之不断的发展，船舶活动对海洋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船舶活动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一些民营个体船舶，船舶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和增加效益，在船舶防污染方面的投入往往不足，致使船舶污染事故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海洋环境。

1 海洋环境污染的危害

海洋环境的污染物大体可分为三类：1）生活污染物；2）油类污染物；3）物理污染因子（辐射、噪声等）。船舶生活污染物排人海中之后，会逐渐被海洋中的微生物氧化分解，消耗掉海水中的氧。当海水中溶解的氧不足时，船舶生活污染物就会发生无氧分解，即发生腐烂，致使海水发臭，对海洋生物的生存产生一定的危害。例如，船舶生活污水排放入海后，由于船舶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的磷酸盐和硝酸盐，容易造成海水富营养化，致使海水中的澡类大量繁殖。在这些藻类死亡后，枝叶氧化腐烂，消耗海水中大量的氧，致使高级海洋生物无法生存，海水变黑腐臭。另外，1ml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中往往含有几百万个细菌，其中大部分是病原体或是诱发因子，可能会造成一些疾病的传播，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和生活。

船舶活动往往会因船舶操作不当或船舶事故而造成海洋油污染事件的发生，当船舶油类污染物入海后，往往会在海面上形成一层油膜，油膜存在不仅降低了阳光向海水的辐射，削弱了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致使地球上氧气量下降，同时还阻挡了空气中氧向海水中的扩散，破坏了海洋食物链，最终导致生态的失调。因此，海洋污染不仅直接危害着沿海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而且还会破坏海滨环境，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健康。

2 船舶对海洋环境污染途径

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主要是通过事故性和操作性等因素将污染物带入大气或海洋而造成污染。船舶对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途径有：

1）船舶压载水、洗舱水、生活污水、含油舱底水的排放。

2）船舶垃圾和包装有害物质的倾倒。

3）船舶发生事故造成溢油入海。

4）船舶有毒液体的排放。

5）船舶废气的排放。

3 减少船舶对海洋污染的措施

3.1 加强船舶污染防治立法，建立和完善海洋环境法律体系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人类在海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活动的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化，海洋环境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应根据现代海洋污染的表现形式和国际相关海洋防污染条约的规定，在我国现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订，不断完善我国船舶污染防治立法，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全面强化海洋环境管理，提高人们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

3.2 通过船员培训教育和宣传教育，不断提高船员海洋环境保护意识

通过对船舶污染事故的调查发现，船员的安全意识、防污意识和法制观念比较淡薄，致使违反操作规程的现象比较严重，是造成船舶海洋污染事故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提高船员的安全意识和防污染意识是减少船舶海洋污染事故的有效途径。通过船员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船员对防污染设备的操作技能以及对国内和国外相关防污染公约和法规的认识，同时通过宣传教育的强化，使船员充分认识到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意义，增强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另外，公司应该制定相应的考核和激励制度，是船员能够自觉学习相关知识，提高操作技能和安全管理技能，自觉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从而保证船舶的安全航行，保护海洋环境。

3.3 加强船舶安全检查，完善船舶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机制

作为船舶污染防治监管的主管机关，海事主管部门应具备配套的、有效的海洋环境污染监督管理机制。在船舶安全检查过程中，不仅要严格检查船舶防污染设备的配备是否符合标准，还要对船舶防污染设备的性能和结构以及使用情况作详细的检查和记录。除了对防污染设备做严格的检查之外，还要对船员严格检查，一方面严格考察船员对船舶防污染设备操作程序的认识以及操作的熟练程度，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操作程序或不规范的操作，要及时纠正并要求整改。另一方面还要考察船员对一些国际防污染公约以及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知识， 使船员能够真正具备防污染知识，提高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以及船舶防污染设备的操作管理技能。此外，海事主管部门还应配备必要的装备和仪器，加强危险品货物运输船舶的现场监督以及船舶防污染设备的专项检查，对于一些违章操作以及违法排放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舶，应加大惩治力度，要求及时整改并承担相应责任，增强船方的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

3.4 建立完善的海洋污染监控系统，提高处理海洋污染事故的能力

为了能够及时发现船舶污染海洋事故，分析和判断船舶污染事故发生的规模、地点，扩散趋势等，及时采取正确、有效的措施，将船舶污染损害降到最低，在国家沿海海域建立先进的网络化监视系统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能够及时发现一些船舶将海洋污染物直接排放入海的违章操作，还应建立陆-海-空立体化的监管体系，利用巡逻艇、直升机、卫星等设备加大海洋监控力度，对于一些故意违章操作引起海洋环境污染的船舶和个人，应加大惩处力度，并限时整改，使船员能够真正吸取教训，提高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减少人为故意违章操作而引起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在做好海洋环境污染监控的同时，相关管理部门还应做好海洋船舶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以及应急反应体系，一旦海上发生船舶污染事故，能够整合较多的应急资源，建立强大的污染事故处理力量，并且能够自上而下有条不紊、积极有效应对和处理污染事故，使污染的损失能够降到最低。

4 结束语

海洋占据了地球将近四分之三的面积，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海洋庞大的资源，但是随着海洋环境不断的被污染，海洋资源也正遭到巨大的破坏。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人们已经深深的认识到了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各个国家尤其是一些沿海发达国家不断采取措施甚至是通过立法来加强海洋环境的保护。保护海洋环境是每个人共同的责任，每个人都应该真正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从而主动承担起保护海洋环境的责任。尤其是作为船员，应该深深的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和活动都直接影响着海洋环境，不断提高自己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升自己对船舶防污设备的操作技能，不断改进自己对船舶设备尤其是船舶防污染设备的管理方法，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最大程度的减少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从而使船舶航行更安全，海洋环境更清洁。

【参考文献】

篇3

 

基于其广泛的分布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政府从未停止对其展开积极防治与管理措施，以期研讨出适合我国发展国情与实际需求的新型海洋污染防控体系。本文主要介绍了当前海洋环境污染特征，藉此提出了此类污染防控的治理思路，希望通过与国外先进经验的结合实践能够有效改善我国海洋环境。

 

0引言

 

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多由人类活动给所带来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污染，其中污染危害主要侧重于对海洋内部环境自身产生的破坏，比如污染指标超出了海洋的自净能力而造成水质的下降，水域污染带来的海生物变异和死亡，沿岸固态污染导致的海岸线后退、海洋面积的锐减等现象，且这些污染现象都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持久性。由此，积极展开海洋环境污染防控治理研究不仅具有极大现实意义，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求。

 

1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特征

 

(1)污染源种类多且数量大，治理措施复杂。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源主要来自于人类生活和工厂生产两个部分，仅这两个部分即已包含各式各样的各种污染源。其中来自生活污染源的数量与形式举不胜举，如生活垃圾的沿海堆积、生活污水的肆意排放、填海造陆带来的材料污染、人类沿海实验基地造成的核泄漏等。

 

国海洋污染则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其中造成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当属石油污染、重金属污染和海洋有机物污染，且这些污染源的数量极其巨大的，所以面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措施相当复杂，且难度极大。

 

(2)与人类生活相关度较大，根治难度极高。根据近年来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统计数据和图表现实，以人类生活为切入点作分析，其生活污水排放和沿岸固态垃圾占据了污染源的相当大比例，然而这些污染的来源都与人的生活离不开。即使努力治理，像生活排污、农药使用、固态垃圾堆放等污染都是在所难免的，极尽所能也只是可以从一定角度进行限制，根本无法完全将其杜绝。

 

同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石油和重金属污染也很难得到有效根治。因石油产业和重金属开采行业是我国重要经济产业来源，对其调整和治理需要更为尖端的科学技术辅助，稍有不慎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国家工业生产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损失或不便。因此，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一定要结合实情，准确把握方寸，慎重而为。

 

(3)污染物危害间接性较大，扩散相当迅猛。由于空气污染会直接促使人呼吸不畅，引发呼吸道疾病;光污染会通过折射和散射直接损坏人的视网膜，造成短暂性失明等严重后果;相对于这两类污染而言，海洋环境污染距离人们日常生活较远，其所产生的危害多为间接性质，故而短期内不会对人类造成直接危害，对工业生产也并无明显影响。

 

究其原因，是因为单凭海洋环境污染还不足以直接、快速地影响人类生活，其可怕之处是在于得不到有效治理而带来的附加隐患，如污染源的迅速扩散和二次污染的形成，石油原液、核物质、有机化合物等液态污染源一旦融入水中，就会借助风势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扩散至无尽海域，轻则只是对海水质量和周边环境造成污染，重则会导致海洋生物的种族灭绝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紊乱。

 

不仅如此，二次污染相较于一次污染更具杀伤力，它在破坏环境的同时让人类在无形中麻痹，产生对环境污染置之不理等消极的情绪。

 

2有效控制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思路

 

(1)完善海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少研究海洋环境的学者都存在这样一个疑惑：为何在海洋污染高清洁率的当下，仍有越来越多海域被污染?越来越多海洋生物濒临灭绝?经对比近年各地方官方出具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调查表与实地考察数据得知。

 

两者在环境污染恢复数据报告上存在较大偏差，可想而知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症结所在。由此，亟待相关部门端正并强化环保意识，秉持自我剖析、自我反省的精神，使之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大的内在推动力，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人民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2)提高海洋污染损害赔偿标准。许多公司尤其是一些海外石油公司在其他国家的海域出现污染物泄漏等现象时通常会逃避责任、相互推诿，甚至一些国家也出面来维护本国货轮的利益。表面上看这些国家是将货轮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保住了本国的利益，但这种纵容海洋污染而不予以严惩的行为本质上是害人害己。

 

由此，必须建设并完善有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同时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在海洋污染事件发生后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参与污染的治理和海洋环境的修复。

 

(3)加强国际海洋环保交流合作。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环境法体系的建设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不仅因其涉及到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更是由于海洋环境污染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国家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国际友好往来，树立共同的奋斗目标，积极筹办和组织国际交流与合作，早日实现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和海洋环境法律体系的完善。

 

3国外海洋环境防污的治理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现代工业的起步和发展早于我国多年，因而也较早的进入了环境污染带来的困境之中。从宏观上讲，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体系与我国并无实质差异，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有长短之处。以美国为例，该国针对环境的保护与立法不仅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且覆盖范围相当广泛，甚至可说不存在显而易见的法律漏洞。

 

因其在最初治理环境问题时，便将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及责任处罚等明确纳入法典，清晰划定了“何种行为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何种污染行为构成了违法”、“违法后如何承担责任”、“由哪些部门来负责追究责任”等问题，这一先见性和涵盖性相当值得借鉴，正所谓“预防永远胜于治疗”，由此，为弥补我国目前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显著问题，首要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制定严谨全面的法律，最大范围展开对海洋环境的保护。

 

4结语

 

综上所述，限于篇幅有限难尽述细末，笔者希望藉此引起社会正视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面临的严峻形势，对海洋环境污染投入更多关注，集合众力共同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篇4

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条可知，外来物种入侵主要包括对陆地系统和海洋系统的入侵。海洋是陆地面积的近2.5倍，是环境的重要调节器，因其开放程度相比陆地更高因而更容易发生物种的转移，因此，对自然海域生态系统的破坏，相对陆地系统的物种入侵来说影响范围更大、时间更长久，控制和治理也更加困难。同时，领海是沿海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生物入侵还可能对沿海国国家主权构成威胁。因此海洋生物多样性存在着比陆地生物多样性更为特殊的潜在危险性。但现实是，在海洋生物入侵方面，无论立法还是研究都落后于陆地生物入侵的防治。预防和控制海洋外来生物入侵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证沿海国安全稳定的重要内容。

一、海洋生物入侵的概念及其产生的特殊危害

目前，理论研究领域对海洋外来物种入侵并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通过分析、研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于外来物种和外来物种入侵所下的经典定义，笔者认为，所谓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是指某海洋物种通过自然途径或是人类有意无意的活动，被引入到其他海域生态系统，其建立的族群影响和威胁到了当地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并对当地海域生态系统和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海洋生物入侵的途径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引入两类。自然因素入侵诸如洋流运动，热带风暴等自然原因导致的物种转移;人为活动引入包括船底携带外来附着生物，压舱水，水产养殖品种的引进等。相较于陆地物种入侵，海洋外来物种入侵具有一定的特殊危害性。

首先，入侵的海洋生物会破坏本地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降低区域生物的独特性，威胁本地海洋的生物多样性。入侵物种可能通过占据当地物种的生态位，建立起自己的种群，逐步消灭当地种族群，打破了维持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地理隔离。它们还可能与本土物种进行杂交，对本地物种遗传多样性造成破坏。同时，还会破坏当地海底的自然原貌和特有景观，比如珊瑚礁。此外，外来赤潮生物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较强，很可能连续爆发赤潮，对当地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其次，入侵的海洋生物可能会直接或间接的造成当地经济上的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危害农林业、水产养殖业的发展，造成景观破坏进而影响旅游业的收入等，间接经济损失主要是破坏其他物种的生存环境，改变生态系统。据农业部的初步统计，目前我国已被400多种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其中一半以上的损失是海洋外来入侵物种导致的。

最后，入侵的海洋生物会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海洋入侵物种有可能携带着一定的寄生细菌或病原体，这将对本地物种的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甚至会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特别是海水养殖类的物种，经常会携带各种病毒和病原体，稍有不慎就会在引入地区爆发疾病。例如，从1993年起，我国海水养殖对虾开始流行大规模病毒侵害，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便是当时从台湾等虾病流行地区引进了带病毒的苗种。

海洋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积约占地球总面积的71%，是地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由于海洋处在地球的最低处，各种废弃、污染物质最终都将进入海洋，海水通过洋流运动进行着不停地流动，污染的来源往往难以确定。同时，海上作业的科学技术要求极高，海洋物种一经破坏便难以修复，损害结果往往是无法挽回的。尽管，目前已有二十余部有关外来物种入侵预防及管理的国际公约，但专门解决海洋和水生环境生物入侵问题的国际法律规制却发展缓慢，落后于陆地生态系统中对生物入侵防治的国际法律规范，也与海洋物种愈发严峻的形势不相适应。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特殊性探析

源于德国环境法的风险预防原则，最初的核心是社会应当通过认真的提前规划和阻止潜在的有害行为来避免破坏环境。以第二次保护北海国际会议为开端，也就是从海洋环境保护开始，风险预防原则逐渐进入国际环境法领域。由于环境保护领域的范围广泛，涉及政治、经济、伦理、科学等多方面问题，哪怕是在海洋环境领域，目前在国际上都很难对风险预防原则下一个统一或权威的定义。但人们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价值角度是一致的，根据大量的国际条约和会议宣言对于该原则的表述，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该原则的核心要素:

首先，环境风险的潜在危害被怀疑达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环境风险是指公众对环境危害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后果的严重程度的认识，具有潜伏性和不可逆转性，根据发生原因的不同可以分为自然和人为两种。自然的环境风险几乎是不可控制的，而人为的环境风险产生的关键因素是人类利用、开发、获取资源的活动，当这些活动所引起的环境风险达到一定严重的程度时，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大。当然，风险程度因地区和适用范围而异，各国可以基于自身对环境标准的要求进行衡量。

其次，发生的风险与其将要产生的危害的因果关系中存在科学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尚未取得支撑该因果关系的确切可靠的证据。尤其是在面对从未遇见过的新型海洋环境问题时，必然会存在不确定的认识。但是，这种科学的不确定性不能作为延迟行动或拒绝行动的理由，否则，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或许将遭受更为严重的不可逆的损害，这种损害远比提早做好预防措施的人力财力耗费大得多，更何况人类的生命健康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最后，风险预防原则能否有效实施关键取决于正确有效的风险预防措施。目前国际公认的风险预防措施主要包括:禁止与限制、最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和清洁生产等。各国应当在本国能力范围内，最大化地就现有水平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并以之为重要参考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预防环境风险。但是从上面对于科学不确定性的论述可以得知，这种不确定性会对成本效益分析构成一定的局限，人类只能够按照现有的认知水平和科技水平进行分析，在将来甚至有可能被认为是与成本一一效益相违背的。因此，环境风险的成本效益分析只具有参考价值，而不能成为唯一的决定性依据。

三、风险预防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中的适用

如上所述，海洋生物入侵问题所带来损害结果是灾难性的，但如今，该问题愈演愈烈的现状似乎还没有唤起人类的危机意识。风险预防原则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具有针对性的，在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上引入风险预防原则，并配以相应的预防措施，同时加强国际协作，必将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形成有力的保护。

(一)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必要性

1.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海洋生物入侵所造成的危害

国际海事组织指出，这些外来物种的入侵，是对全球海洋健康造成致命威胁的元凶之一。海洋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物种的入侵途径多样，传播速度快，繁殖能力强，土著物种的生存空间被占据后，就很难再继续繁衍，只有逐渐消亡这一条路。海洋物种一旦灭绝，便不复存在。风险预防原则正好与这一点相对应，只要出现对本地海洋物种产生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就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预防。

2.适用风险预防原则弱化了海洋生物入侵对于科学因素的高要求

在无法预知环境对外来物种吸纳能力的情况下，根据法不禁止即允许的理论，现行法律一般默认不能证明对环境有害的即视为环境安全的的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问题上，无论是在事前预测还是事后治理上都对科学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但在风险与损害的因果关系上一定会存在着科学的不确定性，若是都以无法证明对环境有害而逃避责任，那么必然会放纵外来物种的入侵。采用风险预防原则可以在这点上做到很好的弥补，各个国家都不得以缺乏准确的科学依据为理由，延迟或拒绝采取预防措施使海洋生物入侵带来的损害最小化。

3.对于海洋物种多样性的预防保护符合成本效益理论

在应对海洋物种入侵问题上，成本效益分析法确实比较难以适用。一方面是海洋环境复杂性、变化性的特点使得这种预防成本难以精确估测，另一方面是从历史上来看，对于生物多样性这一问题的保护，一直以来都遭到忽视，人类通常只会看到引入物种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往往不会考虑本地稀有物种所拥有的更为长久的生态利益。海洋物种一旦灭绝就无法修复，其生态价值是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贯彻风险预防原则防止海洋生物入侵所带来的效益一定远远大于事后修补所花费的成本。

在防治海洋生物入侵方面，较之损害预防原则，适用风险预防原则明显更为合适。下面以船舶压载水这种海洋物种入侵最为典型的例子进行说明。为平衡船舶，保证安全航行，在船舶离岸时底舱都要注入一定的水体，当船舶装载为了空出吨位，就得将水体排除舱外，这样就产生了在不同海洋生态系统间进行的压载水排入和排出活动，同时发生无意的物种引入行为。据估计，船舶每年将约百亿吨压载水带到世界各地，几乎每九个星期就会在世界各地发现一种新的入侵者。这种合法的人类活动所引起外来海洋物种的入侵，比违法活动所带来的危害更大，并且更加难以控制。因此，风险预防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的防治上更加有效用。压载水所携带的外来物种往往会对本地的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土著物种若是遭到排挤直至灭绝，这种后果是无法修复、无法逆转的。若是等到破坏后再进行治理，地球生态利益所遭受到的损失将难以估算。目前，将有害水生物体引入新的海洋生态环境已经被确定为全球海洋面临的四大威胁之一。因此，不仅在船舶压载水排放之前必须对排放地以及压载水中的生物进行调查，还应当在本国的能力范围之内采取足够的措施进行预防，比如及时清理压载水中的沉积物等。即便存在尚未确定的科学证明，也应当将预防措施最大化，倘若污染，便再没有进行治理的机会。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具体适用

1.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制定相关法律的基本原则

将一项原则能够尽快用于解决现有问题，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以该原则为中心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如前所述，海洋生物入侵问题具有特殊性和不可逆转性，针对这类问题法律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以弥补其稳定性和滞后性所带来的空白，以达到最大限度减少损害的目的。例如我国1988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虽然在立法宗旨、预防原则的精神，提出的诸多诉求，但遗憾的是该法并未明确设立风险预防原则，制度设计等方面或多或少渗透着风险其内容已经无法满足当前风险社会所在海洋生物入侵问题上更是如此。把风险预防原则正式确立为制定相关法律的基本原则，同时在环境立法中将该原则的几个要素一一科学的不确定性、危害结果的不可逆转性、本国范围内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等在海洋生物入侵问题中具体化，这样才能够在短时间能减轻海洋物种遭到破坏的程度。

2.借鉴其他国家相关方面的先进措施

对于海洋生物入侵问题适用风险预防原则最富有经验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早在1991年，澳大利亚为预防及控制由压舱水携带引入外来有害水生生物，颁布了《压舱水管理指南》，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制执行的关于压舱水方面规定的法律。该法明确要求压舱水排放前要进行交换并去除其中的沉积物。1999年，为保护自然物种，《澳大利亚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全法》第一章第3条中规定了预防灭绝、促进受威胁物种的恢复和为鲸建立保护区等措施。此外，还要求行政机关制定有关生物多样性事务的决策时必须适用风险预防原则。2001年7月起，澳大利亚还加强了对进入其沿海地区船舶的压舱水管制。凡是由管制机构评估后显示含有危险外来海洋物种的高威胁度船舶，必须在公海更换压舱水。这种典型的风险预防方法可以成为我国国内法关于这方面防治的典范。

还有一些国家根据风险预防原则制定具体措施，并且对这类措施给予法律保障。例如，1993年，德国于《遗传工程法》第6条中规定，从事遗传改性生物体的任何人必须进行风险评价，这种评价程度应当根据最佳实践、适用最佳可行技术以避免对人类、自然和环境的潜在危害。而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相关法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定。

3.加强国际协作

由上述海洋的特殊性可以知道，海洋物种的维系和海洋环境的保护不是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做到的。防止海洋物种入侵，必须要加强国际协作，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国际公约对这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定。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196条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减少和控制由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使用技术而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或由于故意或偶然在海洋环境某一特定部分引进外来的或新物种致使海洋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和有害的变化。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更是多处涉及了风险预防原则。其中第8条规定，各成员国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计划或其他管理战略，建立保护区，重建和恢复已退化的生态系统，促进受威胁物种的复原，防止引进、控制或消除那些威胁到生态系统、生境或物种的外来物种。2000年的《卡塔赫纳议定书》第15, 16条中有关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规定更是充分体现了风险预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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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环境保护区；国际法基础；有关问题

中图分类号：D9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0.2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0-68-04

一、海洋环境保护区制度介绍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Nature and Nature Resources， IUCN）将海洋环境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定义为任何通过法律程序或其他有效方式建立的，对其中部分或全部环境进行封闭保护的潮间带或潮下带陆架区域，包括其上覆水域及相关的动植物群落、历史及文化属性。①

很多国家依据世界自然联盟的定义，对海洋环境保护区进行了不同的界定。澳大利亚在《建立国家海洋保护区代表系统指南》中规定：海洋环境保护区是“专门用于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自然及相关文化资源，并通过法律或者其他有效方式进行管理的海洋区域（包括陆地、海床和水下底土）。”②美国在2001年国家研究委员会报告中，将海洋环境保护区定义为：“为了特定的保护目的，用于加强海洋资源管理的一种前景广阔的，并作为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对海洋生物资源进行保护的涉海区域。”新西兰在《海洋保护区政策和实施计划》中强调保护区是旨在“通过全面保护，特别用来在生境和生态系统层次上维持和恢复生物多样健康的海域。”

截止到2012年底，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会议报告，全球被保护海域面积已超过83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海域面积的2.3%。依据现有国家实践，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海洋环境保护区是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杰弗逊堡国家古迹（Fort Jefferson National Monument）。全球最大的海洋环境保护区——大堡礁国家公园（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是澳大利亚于1979年建立的。此外，百慕大群岛、加拿大、古巴、新西兰和欧盟也在积极推进国内和国际海洋环境保护区系统的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从国家层面发展到国际层面。

二、海洋环境保护区的国际法律基础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2年，海洋法公约为沿海国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区奠定了国际法基础。《公约》确立了沿海国在不同海域的管辖权③，还增加了专属经济区制度。根据《公约》第56条：“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有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不论为生物或非生物资源）为目的的权利……”，以及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的管辖权。

伴随着权利的扩大，沿海国也承担着更多的义务。例如，《公约》要求“沿海国参照其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学证据，应通过正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确保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维持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④沿海国在决定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捕量时，“应考虑到与捕捞鱼种有关联或依赖该鱼种生存的鱼种所受的影响，以便使这些有关联或依赖的鱼种的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其繁殖不会受到严重威胁的水平上”⑤在第十二部分项下，各国都应在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地采取保护海洋环境的措施，各国都有权针对特定海域的特殊生态条件采取特别措施。⑥根据《公约》第192条，各国无论其地理环境如何或是否是港口国、船旗国和沿海国，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尽管公约没有对“海洋环境”做出明确界定，但依据第1条第4款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解释可以推断出涉及到每一个海洋区域的意图。《公约》第193条重申了各国开发其自然资源的权利，但将这种权利置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前提下。第194条进一步要求各国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任何来源的污染，为此应按照其能力使用最切实可行的方法。依据第194条第5款，这种措施应“包括保护和保全稀有或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衰竭、受威胁或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和其他形式的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而有必要的措施”。

为了加强对跨界鱼类种群的管理，缔约国于1995年8月4日通过了《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协定》。尽管协定的关注点仅限于跨界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但体现了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协定的通过表明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正式纳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视野。

（二）21世纪议程

1992年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里约会议，与会国通过了旨在促进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⑦议程第15章“促进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包括“对生态系统和生物栖息地的保护”体现了环境保护区的突出地位和重要意义。议程第17章强调了对“所有海洋环境的保护，包括封闭、半封闭海域和沿海区域，并对其中的生物资源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⑧还鼓励各签署国对国家管辖下的海域，包括已经建立正在管理中的保护区，采取适当措施维持生物多样性、提高海洋物种产量、保护海洋栖息地。⑨

（三）生物多样性公约

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通过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公约》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持久使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利益。⑩ “各国具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其资源的权利，同时负有责任确保在它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致对其他国家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11《公约》规定“每一缔约国应按照其特殊情况和能力，为保护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样性制定国家战略、计划或方案，或为此目的变通其现有战略、计划或方案；这些战略、计划或方案除其他外应体现本公约内载明与该缔约国有关的措施；尽可能并酌情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久使用订入有关的部门或跨部门计划、方案和政策内。”12第8条还特别要求各缔约方“建立保护区系统或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地区”。13

由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用语相对概括和抽象，1995年巴黎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雅加达任务（Jakarta Mandate）将目标明确为保护海洋及沿海生物多样性。142004年2月巴黎第七次会议中，与会各方认识到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正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并出现局部地区恶化，全球、区域和国家管辖下的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正在锐减或消失的现实。15会议决议提到海洋和沿海保护区对于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已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物种可持续利用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决议呼吁各方建立海洋和沿海管理机制并将海洋和沿海保护区纳入其中，同时要求通过国际合作在国际水域建立海洋和沿海保护区。

三、海洋保护区制度可能产生的问题

（一）权利滥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00条要求缔约国诚意并不得滥用权利，各缔约国应诚意履行根据本公约承担的义务并应以不致构成滥用权利的方式行使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管辖权和自由。在毛里求斯诉英国有关查戈斯群岛海洋环境保护区的案件中，毛里求斯请求法院判决英国建立保护区的行为违反了公约第300条的规定。根据维基解密披露的一段关于美国驻英大使与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部长之间的对话显示出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更多的是为了防止原岛民返回该岛，企图通过严格禁止捕鱼限制原岛民获取生存所必要的物质资源。16

《公约》第300条最早源于1977年对专属经济区法律地位的探讨，于1978年第七次会议上由墨西哥作为公约中一个新的条款提出。该提案旨在要求各缔约方遵守以下原则：（1）行使公约所承认的权利和管辖权不应损及其他国家的权利或国际社会的利益；（2）善意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在1979年第八次会议上，美国提出议案要求各缔约国不得滥用权利或误用公约所承认的权力。在1980年第九次会议上最终通过了“不得滥用权利”议案，并形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00条。

“诚意”来源于联合国第2条第2款和“条约必须被遵守”原则。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将该原则具体表述为：“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在Dicitionnaire de la terminologie du droit international中，“滥用权利”是指一国以规避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方式或在此种情况下行使权利，或以与被承认权利本意相背离的目的行使权利。17

海洋环境保护区的目的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18一国行使权利不得侵害他国权利，这是国际法朴素的价值追求。利用环境保护以实现政治目的明显扭曲了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区的真实意图。如何避免将保护区作为政治工具和制衡手段，成为今后海洋环境保护区制度建设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二）领土化问题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专属经济区制度，该制度是国家间利益平衡和相互妥协的产物。自专属经济区制度确立以来，一直受到各种直接地或间接地挑战，其中以环境要求（environmental challenge）最为突出。19实行严格禁止政策（no-take policy）的海洋保护区将可能引发新一轮领土化和地方主义浪潮。20

《公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强化。它包含着现存最权威和最全面的环境保护条款。21为了加强环境保护，《公约》设置了详尽复杂的条文对世界各国的利益加以协调。第56条确立了沿海国享有以养护、管理鱼类资源为目的的权利并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享有专属管辖权，但同时也顾及到沿海渔民社区和发展中国家对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特殊要求，要求沿海国在确定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可捕量时将这些因素纳入考量，并允许他们捕捞可捕量的剩余部分。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区并禁止任何国家和个人对任何自然资源和生物资源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保护区内部分专属经济区“领土化”的要求，实质上是国家权利的扩张，打破了制度设计之初国家间的利益平衡，忽视他国利益片面强调环境保护将可能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争端。

进一步来说《公约》第十二部分虽然认可缔约国有权在特定海域针对特殊的生态条件采取特别保护措施，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可通过在专属经济区内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区，永久地禁止获取鱼类资源、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活动。这些资源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绝对禁止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发展的意义，体现着环境极端主义思想。退一步来说，即使这种特殊的“领土化”要求被公约所允许，那么在程序上是否要求相关的国家进行磋商，还是说一国的单方行为就能够获得国际法上的效力。22

（三）环境保护与人权的价值冲突

在多数情况下，环境保护是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环境保护也可能构成对人权的侵犯。两种价值的平衡对海洋环境保护区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条要求缔约国尊重、保存和维持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又与保护和持久利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法并鼓励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识、创新和做法而获得的利益。第10条对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持久使用应当保障及鼓励那些按照传统文化惯例而且符合保护或持久使用要求的生物资源习惯使用方法。西北夏威夷群岛的帕帕哈瑙莫夸基亚保护区允许当地居民为维持生存需要获取海洋资源并保留传统实践。23而查戈斯群岛的原岛民是否有权返回该岛的法律问题仍在欧盟人权法院的审理中，英国通过建立完全禁止型海洋环境保护区而实质上排除了岛民获取生存资源的可能，实质上使得原岛民的回归成为不可能，侵犯了岛民的基本人权。参考帕帕哈瑙莫夸基亚保护区的做法，为当地社区提供生存所必须的鱼类资源并允许小范围的商业捕鱼以供应市场的做法才是更合理的。24不做这种变通，单纯依靠进口食品维持当地居民的生存和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通过建立完全禁止型海洋环境保护区以排除所有人类活动，包括禁止获取为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须的资源及小范围的商业捕鱼，以达到对环境的周全保护是一种极端做法。从人权的角度来说，环境保护和保全的最高价值在于支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置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于不顾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如何实现两种价值的平衡，并将环境保护与人权相结合，实现制度价值的最大化是海洋环境保护区制度的意义所在。

四、结论

海洋环境保护区作为保护保全海洋环境资源的一种制度具有重大的价值，通过对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高生产力的海洋系统进行富有成效的保护，缓解近岸海域污染和生态系统破坏的压力，以实现逐步改变海洋环境质量、保护生物多养性、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海洋环境保护区还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和观赏、旅游价值，通过对珍稀生物资源的保护和保全实现人类历史的延续和发展。

目前，针对海洋保护区制度的建立已形成了一套国际法律框架体系，国际组织也通过指南对保护区制度的建设加以指导和完善，大量国家实践丰富了海洋环境保护区理论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借鉴。

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种新制度可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如何规制权力滥用，防止“领土化”倾向以及实现价值平衡等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以促进制度的合法化与合理化。

注释：

① Guidelines for Marine Protected Areas，1999： 11.

② Commonwealth marine protected areas program， http：//environment.gov.au/coasts/mpa/commonwealth/ index.htm1， 访问时间：2012-11-10.

③④⑤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A]. 1982年，第2条； 第61条（2）； 第61条（4）.

⑥ Jon M. Van Dyke，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CEAN & COASTAL LAW & POLY 375 （2008）.

⑦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 Social Affairs， Agenda 21：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 3-14 June 1992， Rio de Janiero， Brazil， http：///esa/sustdev/documents/agenda21/index.htm.

⑧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 Social Affairs， Agenda 21：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 3-14 June 1992， Rio de Janiero， Brazil， http：///esa/sustdev/documents/agenda21/english/agenda21 chapter17.htm.

⑨111213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第7条；第3条；第6条；第8条。

⑩ 199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条。

14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UNEP， Jakarta Mandate： Marine and Coastal Biodiversity Introduction， http：///programmes/areas/marine/default.asp.

15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Decision VII/5： Marine and coastal biological diversity p.11，http：// /decisions/default.aspx？m=COP-07&id=7742&lg=0.

16 Peter Prows， Mauritius Brings UNCLOS Arbitration Against the United Kingdom over the Chagos Archipelago， 15 AM. SOC'Y OF INT'L LAW 1 （2011）. Irini Papanicolopulu， Submission to Arbitration of the Dispute on the Marine Protected Area around the Chagos Archipelago， 26 INT'L J. MAR. & COASTAL L. 667 （2011）.

17 Myron H. Nordquist&Shabtai Rosenne ，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Marinus Nijhoff Pub. 1995）， p. 152.

18 Guidelines for Marine Protected Areas，1999， p. 18.

19 Bernard H.Oxman， The Territorial Temptation： A Siren Song at Sea （100 AM. J. OF INT'L L.830 2006）， p. 843

20 以毛里求斯诉英国关于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的仲裁案为例。

21 John R. Stevenson&Bernard H. Oxman，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88 AJIL 488， 496 （1994）. Secretary of State Christopher offered the same appraisal in his Letter of Submittal of the Convention of September 23， 1994. S. TREATY DOC. NO. 103-39， at V， VIVII （1994）.

22 Alison Rieser， The Papahnaumokukea Precedent： Ecosystem-scale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EEZ（Asian Pacific Law & Policy Journal 13 Asian-Pacific L. & Pol'y J. 210 2010）， p. 37.

23 Pew Environment Group. Scientists Sign Statement Calling for Large， Ecosystem-scale Marine Reserves. http：///GOLScienceStatement.pdf.

24 De Santo EM， Jones PJS and Miller AMM， Fortress conservation at sea： a commentary on the Chagos marine protected area （Marine Policy 35 2009）， pp. 258-260.

参考文献：

[1] Guidelines for Marine Protected Areas， 1999.

[2]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Decision VII/5： Marine and coastal biological diversity （Feb. 2004）.

[3] Myron H. Nordquist & Shabtai Rosenne ，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Martinus Nijhoff Pub. 1995）

[4] Alison Rieser， The Papahnaumokukea Precedent： Ecosystem-scale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EEZ， Asian Pacific Law & Policy Journal 13 Asian-Pacific L. & Pol'y J. 210 （2010）.

[5] Bernard H. Oxman， The Territorial Temptation： A Siren Song at Sea， 100 AM. J. OF INT'L L. 830 （2006）.

[6] Irini Papanicolopulu， Submission to Arbitration of the Dispute on the Marine Protected Area around the Chagos Archipelago， 26 INT'L J. MAR. & COASTAL L. 667 （2011）.

[7] John R. Stevenson & Bernard H. Oxman，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88 AJIL 488， 496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