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基本理论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中医的基本理论，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篇2

【关键词】 中医理论；左传；内经；医学史料；传统文化；五行

Abstract： The medical historical data in the “Left Biography” show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s of TCM basic theor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 article exposes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to develop and carry TCM from the relative items concerned in “Left Biography” on Yingyang Five Elements，causa morbi and mechanism，healthykeeping，diseaseprevention，treatment principle and methods.

Key words: TCM theory；“Left Biography”;Internal Classic；medical historical data;traditional culture；five elements

到目前为止，春秋其时的医学史料惟有从先秦经史诸子文献中寻找。《左传》是传《春秋》经的重要著作，刘知幾在《史通·杂说上》称其“著述罕闻，古今卓绝”［1］。以往，人们更多地以之为了解春秋历史的文献，或是研究先秦文学的范本。然而《左传》的内容远远超出历史和文学的范畴。这本著作，保存了许多医学史料，藉此可窥春秋时期中医学之概貌。

中医学以我国传统哲学为理论架构，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阴阳五行学说。春秋时期尽管卜筮依然存在，但阴阳学说已被社会认可，成为人们日常解释自然现象的重要工具。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评论六鹢退飞过宋都之事时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天人合一的吉凶观在当时已经动摇，许多奇异现象在当时的有识之士看来不过是阴阳变化的作用所致，然而天人合一的吉凶观仍然是劝导君主实行德政的重要政治工具。在《左传》中尚未见到人体脏腑阴阳之划分，惟有僖公十五年论及“阴血”和昭公元年论及“阴阳疾”。虽然凭此还不能明了阴阳在当时是否已用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但至少可以证实其已经应用于医学领域。

1 五行

《左传》对五行的记载尤多，正如襄公二十七年子罕语：“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充分说明人们对五行的重视。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故有五行之官，是为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其采用“木、火、金、水、土”的次序，木生火，金生水，土之所以列于最后，应是因为人们尊崇职掌稼穑农耕之大神后土，而且人们在论方位时，属土的“中”往往列在最后。再如《尚书·洪范》之谓“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2］，亦以“土”为最后。因此，可以认为春秋之时“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理论已经形成。

再就是五行相克的关系，如昭公三十一年及哀公九年，史墨明确指出：“火胜金”，“水胜火”［3］。而文公七年，郤缺言于赵盾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六府”之中，水、火、金、木、土，完全是以五行相克的准确次序排列，充分反映人们已认识清楚了五行相克规律。

五行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联系也多有阐述。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则昏乱，民失其性。是以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比照《素问·六节藏象论》之谓：“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4］两者前后传承，何其相似乃尔！此外，五行方位与颜色的匹配也可从昭公十二年，子服惠伯谓南蒯：“黄，中之色”而知其一。《左传》并未记载五行与五脏的关系，或许当时还未产生五脏配属五行的理论。尽管在后世医学中五味、五色、五声、五位皆与五脏有联系而与五行相属，但实际上是前者先配属五行而后才产生与五脏相联系的理论。

2 病机

在疾病机理方面，从《左传》之中亦可以看到许多有探讨价值的证述。僖公二十四年，富辰劝谏周王勿以狄伐郑时说：“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昧，即目不明。不良情志因素的致病作用也引起人们的重视。哀公五年，齐景公劝大臣无忧君位时说：“二三子间有忧虞，则有疾疢。”而严重的情志刺激甚至造成致命的心疾。僖公三十年，卫国周歂正欲参加太庙祭礼，刚到门口，突然“遇疾而死”；襄公三年，楚国子重伐吴，军士伤亡惨重，又失一将一邑，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周歂之死，或许是因为其在杀害正直的元咺后内心惶恐不安，以致猝发心疾；而子重则完全是因为忧虑抑郁，内心不堪压力而疾作。再如昭公二十五年，在酒宴上，宋公使叔孙昭子右坐，两人语调甚是忧郁，几似哭泣，乐祁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素问·六节藏象论》亦谓“心者，生之本”［5］，忧郁哀戚而心之气丧失，魂魄离散则生之本湮灭，现代所谓“抑郁是隐形杀手”就是这个道理。不良的环境和嗜好亦能导致严重的心疾。昭公二十一年，周景王将铸大钟“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则和于物。……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窕则不咸，槬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次年，“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锜氏”。“槬”指声响很大。这种喧嚣环境能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近有很多研究资料表明，长期置身于喧闹的噪声之中，不但听觉器官受损，而且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都会受到损害。周景王就是因不堪大钟音响的惊扰而猝发心疾致死。当今不少青年男女恣情于蹦迪摇滚大分贝噪声之中娱乐，若沉溺过度不知持养之道就会严重损害心身健康。

《左传》中提到了一些病名。昭公元年，赵孟问医和：“何为蛊？”医和对曰：“溺惑乱之所生也。”蛊疾是由于过度神志昏乱所致。这种疾病往往使人丧失工作能力。宣公八年，晋胥克有蛊疾，郤缺为政。秋，废胥克。《左传》还两次提到“痁”，即疟疾。昭公二十年，“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孔颖达疏曰：“疥当为痎，痎是小疟，痁是大疟。”隔日一发之疟曰痎，多日一发之疟曰痁。再如，哀公二年，晋郑铁之战，繁羽诈称赵罗“痁作而伏。”此外，昭公四年，叔孙豹梦见竖牛“黑而上偻”。哀公十四年，齐公孙告诉阚止：“有陈豹者，长而上偻，望视。”“偻”即佝偻，“望视”即远视。襄公十九年，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瘅疽”即热毒炽盛的痈疽，“疡”即已破溃的疮疡。

《素问·调经论》：“黄帝曰‘余闻刺法言，有余泻之，不足补之’。”［6］《灵枢·邪客》：“伯高曰：‘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7］其中体现的治则都是“补不足而泻有余”，从而达到《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的“以平为期”。［8］这种认识乃源于传统思维理念，也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在《左传》之中，这一理念已经充分体现。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可见不仅医道讲究“反之以平”，饮食之道亦讲究“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而平君子之心。音乐之道亦是如此，雅乐讲究“中正平和”，哀而不伤，乐而不，思无邪。“中庸”并非消极思维，去有余而补不足正是人为干预的积极措施，以达理想之境界而非一时之苟且。随着千百年来社会风气日渐颓废，“中庸”成了世故圆滑之术的代名词，丧失其真已久。

3 总结

《左传》中的医学史料可以清晰地反映在《内经》之前中医学基本理论形成及医学实践的轨迹，尽管这些记载是零碎不全的，但是足可说明传统文化与中医学是一脉相承的！《左传》以她载述之厚重，文笔之细腻激起我对先秦文史的深深向往，并由她引领我进入优秀主流传统文化的殿堂。遨游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融和碰撞的海洋里，可以历炼辨析与思维，提升认识和智慧。《左传》所记述的医和名言：“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医道的崇高在于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千载道统，天下谁御！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倘若每一位中医学人都能如此，那么我们就可能有一个通古达今的智者所具备的目光和胸怀，应对机遇和挑战就会多一份理性少一份浮躁，从而较准确地把握中医学的发展方向，并使之尽量接近其客观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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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顾从德刻本.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66，67.

［5］ 顾从德刻本.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67.

［6］ 顾从德刻本.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334.

［7］ 赵府居敬堂刊本.灵枢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112.

篇3

关键词：；资本；经济；思想

1 经济正义思想概述

关于经济正义最早的概念可以在古代中外思想家那里找到表述，比如：先秦道家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和经济正义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关于民众占有并行使财产权利适度和中道的正义观；柏拉图关于建立财产权利和财产关系亘古不变秩序的正义观念。这些古代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正义的形式观念大多已经表达出朴素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容，前者是尊重秩序、履行承诺，保持适中，后者体现为崇尚权利、和谐互利和经济恰当。在我国先秦时代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这些经济正义观念不约而同的隐藏在“善”的面纱下。

2 经济正义思想的特征

经济正义是指在正义的一般意义下，突出反映正义的理性实践精神或者现实的规定，即民众的经济行为需要选择一个理想的体制化目标和规范来解决社会经济关系所产生的矛盾。经济正义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化分配。

近代经济正义思想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精神紧密联系的，二者具有天然的契合性；经济正义思想的实质符合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和市场的价值原则，双方具有可通性；在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和私有制度中对经济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正义制度的发展；经济正义思想所具备的实现公有制经济目标的研究内容，自然成为马克思社会正义学说及社会经济正义观的理论源泉。

经济正义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或者说经济正义所追求的最主要目标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从这个理论意义上，可以把经济正义看成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意义元素或者经济学的精神核心。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历史性的存在，在对经济正义的认知和探索中也就表现出历史性的特征。突出特征就是经济正义的概念和内容会根据社会的发展出现相应的变化。社会正义的核心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经济正义，经济正义也是社会正义的表现形式和主要内容。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斯密对经济正义的最初步研究到近现代的莫尔、欧文以及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不断使经济正义问题的现实意义得到凸显。

3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中的经济正义思想

理论认为资本积累的主要内容是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家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除了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以外，还必须增加自己的资本，以便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雇佣更多的工人，扩大生产的规模。也就是说，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是推动资本家不断进行积累的内在动力。

资产阶级学者为了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一向用各种谬论来掩盖和歪曲资本积累的真实内容。在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前期资本主义经济学者的经济正义思想。比如在早期一些学者的的学说中认为经济正义是以功利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权利。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通过规则制定和制度安排，对私人财产权利进行有效界定，在满足人性中自私自利要求的同时，相应对私有制的正义性进行鼓吹。认为以“私恶即公利” 的方式增加了社会福利总量，从而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人们对经济正义的本质追求。也造成了对经济现象的错误认知：当一种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对功利进行提升时，它就是正义的。正义仅仅是促进功利的手段而不是经济独立的标准，亨利正义的惟一的标准是功利。按照这种逻辑理解，只要在制度层面体现了正义的要求，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就可以视而不见，而这恰恰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本积累的合理化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

而现实情况却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资本积累不断加速过程中，社会的财富以越来越迅速的态势积聚到资本家的手中，创造财富的无产阶级去日益贫困，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失业人口越来越多，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日趋恶化。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本质的分析中预言资本主义必将会最终走向没落和灭亡，这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认知结论。但是，为了摆脱这一厄运，资本主义学者不断对社会经济学说进行调整，在制度和思想层面，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借经济正义理论为资本积累披上虚伪的外衣。马克思在其理论著作中根本上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就必然会表现为不计一切地追逐金钱，这个基础上，是根本无法找到正义的一点点踪迹的。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的显著特点在于，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概念来阐述经济正义，其前提和基础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入剖析。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的关注点不仅仅是构建一种社会的正义形态，而是致力于最终探寻一种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从社会经济学视角打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通道，使得自身的经济正义理论具有唯物主义历史管的特征正如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一方面它的发展导致了繁荣与萧条的交替，改造了现存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这种由不断创新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它本身陷入困境，走向没落，必将趋于灭亡而过渡到“社会主义”。

4 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和思想在经济学界占据独特的重要地位，对经济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基础上，揭示了经济正义在社会公平正义体系中的基本性地位，进一步阐述了人们对正义的追求从个人美德向社会制度发展的大趋势，充分说明人们对经济正义的认识从形式正义阶段发展到实质正义阶段。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正义思想的批判性的继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开放性的指出经济正义在社会正义的理论体系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任何科学性研究都是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别是对经济正义的研究。

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揭示了人类追求正义事业的趋势是从个人美德向社会制度道德发展。人们对正义理论的认知可以从两方面阐述，一是美德，正义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崇尚和追求的正当行为；而是社会性制度规范或标准，正义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架构进行的制度性评价标准。在当今社会中，制度正义、规范合理、制度伦理已经显现出比单纯追求个人美德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在承认人的真正自由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社会制度的公平合理，引导人们认识到制度正义、规范合理和制度伦理对社会经济正义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人类对正义的追求由个人德性向社会制度道德转变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使人们对于正义问题的研究从形式主义演变到实质主义的范畴，人们关于正义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正义批判继承的过程中，马克思对经济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进行了严格的区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经济正义，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或程序化的正义，根本未触及实质正义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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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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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

篇4

摘要：作业成本法是将间接成本和辅助费用以作业为媒介，准确的分配到产品和服务以及顾客中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以更加准确的获取产品和产品线成本，更加明晰成本动因的耗用，从而为医院的战略管理提供信息服务与支持。本文以A 医院普外科为例，将对作业成本法在医院管理中的设计进行论述，并对成本薄弱项目制定控制措施，以帮助医院实现成本控制目标。

关键词 ：作业成本法；医院；成本管理；设计；控制

一、引言

新医改和新医保政策的推进都使得医院面临着新的挑战，各种改革都对医院的医疗经费开支、成本控制提出了要求。2010 年卫生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文实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探索实现医药分开的具体途径，改变其过度依赖药品销售收入维持运转的局面，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2012 年新的医院财务制度中规定的医院财务管理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加强经济管理，实行成本核算，强化成本控制，实施绩效考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而医院作业成本法的实施，将“作业”作为媒介，将医院的成本核算过程分成资源———作业———产品成本三个步骤。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医院的成本核算的科学性，有助于医院消除浪费，并且持续有效的降低成本，也为医院的定价提供合理依据，将大大减少患者的治疗费用，同时保证医院的效益的完成。

二、以A医院普外科为例试述作业成本法在医院成本管理中的实施

A 医院为一家综合性的三级甲等医院，编制床位1500 多张，实际床位2000 余张，一共设置了45 个科室，分设专业54 个。医院现有核磁共振、西门子64 排128 层螺旋CT、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西门子S2000 多普勒彩超等先进诊疗设备，并有分子生物实验室等相关科研设备，总价值3.9 亿。该医院普外科实施作业成本法进行成本的核算。

该医院普外科共有医护人员42 人，其中医生18人，护士24 人，分为两个病区。主要工作场所为手术间与病房，其中每个手术间有2-3 名医生和4-5 名护士参与手术，病种主要为普外手术，诊疗项目主要包括X 线摄影、螺旋CT、手术治疗等。

按照作业成本法的方法和原则，将医院内的45 个科室分为主治中心（包括门诊和住院）和辅助中心。辅助中心按照是否直接参与构成最终结算价格价值链分成直接辅助中心和间接辅助中心，直接辅助中心包括药品配送、检查、化验、抢救、病理、保健中心等部门，间接辅助中心包括：门诊收费住院处、职能管理、行政管理、后勤管理中心等部门。各中心独立实行作业成本核算，按照医院经营管理的目标，直接辅助中心实行不同的内部转移价格，间接辅助中心按实际价格计算。本文以普外科手术室、病房以及门诊和相关辅助科室为例来对作业成本法进行论述。

（一）作业与作业中心及作业动因的选定

作业是医院发生医疗卫生服务时资源消耗的活动和事项。A医院普外科的工作主要分为管理和临床两部分，对管理工作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又包括人力和行政事务的处理，临床工作又可划分为病房和门诊工作。因此，有必要根据“同质性”原则，即归集在同一个作业成本库中的不同的成本由相同成本动因引起的这一特性，建立起作业库。如A医院普外科的消毒作业库中，不同消毒服务产生的成本会有差异，然而这一作业库中的成本都是由消毒这个动因产生的，都是由所消耗的消毒剂的量来决定的。此外，还应按主治责任科室和最终结算为依据划分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相应的设置各成本中心，对各成本中心的成本按作业成本法归集、考核和评价，以利于正确合理的考评绩效，促进医院经营效益并符合医改政策导向。

（二）确定资源成本动因

资源作为医院医疗服务最原始的消耗，对医院的成本控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资源成本按照资源成本的动因分配到各项作业当中，资源成本动因与作业成本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可以对作业耗用资源的状况进行反映。其具体的确定方法有：通过对可测量资源的测量确认资源成本动因；通过统计数据建立公式确定资源成本动因；通过访谈等方式确定资源成本动因等。具体到A 医院普外科，其资源成本动因的确定如下：普外科资源主要包括技师、管理、医护人员在内的人力资源成本等，以及办公、差旅、科研等管理费用，此外还有房屋、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医疗器具的保障服务费等项目。按照资源动因对每项费用进行分析，然后归集到相应的作业中心。

（三）将资源动因分配到各个作业，计算作业成本

资源动因分配到作业成本库的目的是为了确认作业资源耗用量。A医院普外科服务项目的具体核算步骤如下：首先，确定成本核算对象，即资源成本库大致分为：薪资福利费用、邮政电信费、水电费用、设备费用、房屋费用、消毒洗涤费用等。资源成本库的建立和归集应当科学合理，资源的设置应当与医院的医疗服务产品相匹配，谨慎对待金额较大的容易产生较大误差的资源。资源成本库的获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计入的直接成本，另一种是无法直接计入而按照资源的使用方式以合理的方式分摊计入的成本。

（四）将作业成本分配到各个医疗服务项目中

通过上述方法，我们得到了各作业成本库的成本，再将作业动因的总数作出统计。根据各作业成本库成本和作业动因总数，可以计算出各个作业单位的作业动因的成本分配率。根据各个医疗服务项目的作业量和成本分配率的乘积将作业成本分别分配到各个医疗项目中，得到医疗产品的总成本。

三、作业成本法在医院成本管理中的控制建议

针对A 医院作业成本法在医院成本管理中的不足以及我国公立医院成本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A医院作业成本管理法实施的具体改进措施如下：

首先，要根据医院的自身特点选择适合自己医院发展的成本管理办法，依据医院的现实基础、组织结构和医院管理方式来确定具体的成本管理方法。此外，医院要从成本效益角度出发，在公益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必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个环节必须运用作业成本法，使资源耗费变得清晰，以便于成本控制。以医院的行政部门为例，医院的行政部门可以采取年初将预算上报、年末进行考核的方法。但是，临床科室的成本随着业务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临床科室就不能采取年初报预算、年末考核的成本控制方法，可以采取收支结余率来进行成本控制。

其次，各主治科室要加强对直接成本的管理。就A医院普外科而言，材料和设备等的消耗在直接成本费用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而材料费的控制相较其他费用而言又较为容易。因此，医院的管理者要加强对卫生材料使用过程的管理。比如，对于卫生材料消耗较大的科室在科室内部建立二级仓库，科室的卫生材料直接由耗材库房发放到二级库房，由科室具体负责人申领科室的卫生材料，杜绝耗材的不必要浪费。对于价值比较高的耗材，从入库到病人的使用都要有专人记录，每个环节都要有迹可循，以便于管理人员进行成本控制。此外，还要对病房和手术室的设备器具进行科学的优化和配置，并推行绩效激励措施，提高科室人员对卫生材料使用的节约意识。

再次，将间接成本的核算管理作为医院成本核算的重要环节。间接成本是由其他科室分摊入本科室的成本，各个科室无法对间接成本进行控制，但是，如果这样的间接成本被具体科室分摊的过多，势必会影响科室成本管理的积极性。在主治中心里有间接费用，同时在辅助中心里也有相对于他的直接费用，应根据各中心实际情况合理划分。因此，医院的管理层要运用有效的作业成本法对间接成本进行准确合理的核算，对间接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分配，然后合理的分配到各个职能科室，提高间接成本分摊的科学性。

最后，在手术和各项检查的定价上，作业成本法的核算方法更加科学合理，既符合医院的实际利益，又没用增加患者的负担。在作业成本核算的实际过程中，应该针对每项手术建立临床路径，从而对每项手术实行成本核算。对盈利的手术项目医院要给以鼓励，科室也要积极开展。对于入不敷出的手术项目加强作业成本法的核算，找出成本过高的具体环节，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控制。通过作业成本法的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制定出既符合医院利益又不会增加患者负担的价格，实现医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四、结论

作业成本法在医院的实施，各成本中心将按照医改政策和绩效考核的导向，以作业为中介进行精确的积极控制，减少医院经营中的盲点和误区，使耗材和药品得到有效的控制，鼓励手术和治疗费用控制的实施，同时积极利用医院的大型设备增加医院经营的潜力，在控制居民医疗费用的前提下达到政策与效益的平衡，促进新医改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丁兆娟. 试论医院成本管理中作业成本法的运用[J]. 财经界(学术版), 2014(5).

篇5

【关键词】：医院经济管理；成本核算；应用

医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就是医院经济管理对医院成本核算的进一步加强，同时也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选择[1]。这就意味着市场规律是医院经济管理的指导核心，将医院的有效资源充分的利用起来，通过科学的、合理的手段对医院成本进行核算、管理，从而有效的将医院成本降低。基于此，本文就医院经济管理中成本核算的具体应用进行以下几点的分析。

一、建立完善成本核算体系

财务会计制度和准则是我国当前经济管理采取的主要制度，但是医院成本核算的体系没有明确的、具体的制度和准则，因此完善成本核算体系是成本核算顺利实施的基础。根据相关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对医院成本核算体系进行完善，并且综合各类要素对医院内部成本进行全面的控制。在建立医院成本核算体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医院管理者一定要考虑医院的社会公益效益，将成本控制好，最大化的提高医疗服务水平[2]。第二个方面就是医院成本控制需要满足医院、患者、社会等方面的需求。

二、存在成本意识，对成本意识加强重视

现如今，随着我国国门的打开，我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就意味着控制成本才是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生存的关键。制约医院经济发展永恒的话题就是成本核算，对医院内部成本核算采用低成本扩张的方式进行控制，积极的开拓服务领域，增大业务量的总收入，争取将医疗服务做到最强，从而适应激烈的市场需求[3]。医院内部全体员工一定要有成本意识、以及投入产出意识，医院院长一定要充分意识到成本核算在医院管理当中的重要性，对成本支出积极探索出一条有效的途径。

三、健全成本管理机制

医用材料、公用经费、人员工资成本等等都是成本控制的主要内容，医院领导对成本核算观念进行更新和重视是实现成本控制的第一个条件。医院领导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更而不断对成本管理观念进行更新，将计算机网络化建设应用到医院经济管理当中，从而使得医疗成本管理通过计算机网络应用技术实现成本核算，实现数据的自动收集、存储分析等，有效的提高医院成本核算效率，减少成本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并且能进一步的调动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医院管理者一定要组织医院的所有员工都参与到医院成本管理当中，对成本核算的内容、目的等都进行明确的说明，只有这样才能将成本控制切实的应用到日常工作当中，从而有效的实现控制成本、减少浪费，最终实现成本管理的最终目的。

四、将监督系统建立健全

医院成本控制的主要内容就是成本核算，成本核算的规范有序是靠多层次的监督管理手段，并且一定要做到每天都要进行成本核算，全面进行监督。现阶段，人们最常见的监督管理方式就是必须符合监督管理系统，并且监督方式一定要简单，要全面进行监督，从不同的环节、不同角度、不同阶段等，明确相应的监督人员对成本管理进行监督。最后还要学会使用科技手段，从而有效的提高成本核算的效率，对成本质量管理进一步的加强。医院管理者一定要将将医院的收入、付出等数据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将医院经济营运能力的真实的反映出来，并及时的向医院的管理者进行反馈，产生一个反应机制，各科室要对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从而有效的加强成本效益的全面监督，同时还可以激发科室人员对成本控制的积极性。对每一个从医人员进行全面的监督、检测、反馈，从而使得从医人员将成本核算理念应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全面提高医院的运行效率、服务水平，进一步的加强医院经济管理中的成本管理，使得医院走向可持续发展战略。

五、用客观的角度分析经济成本

医院管理人员在进行成本管理的时候，一定要将成本管理与社会效率综合考虑，将现实当中的经营分析，并将所得的结果进一步的、客观的、合理的进行全面的视角分析，具体的做法例如：医院的检验室想要开展一个科研项目，医院管理人员就需要对这次的科研项目使用成本效益方法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是否要开展这个科研项目。在项目成本控制方面考虑的是大量的试剂选购，科研人员的人工费，以及培训教育费，水电资源的消耗，所需要的硬件设备等等，都可以进行量化的成本[4]。在效益方面需要考虑，科研的研究成果，将原操作的流程进行简化，从而将工作效率提高，对准确性的检验，最终达到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从实际的操作当中，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在对成本管理的经营分析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隐性的效益是无法进行估算的，但是可以采用正确的成本效益分析，通过评估的方式对这类效益给予一些权重，之后间接的转换出来。每一个医院行为准则的核心理念就是：“医疗质量、效益及满意度”。并且在理念的正确指导下，社会效益成为了一个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全面的、客观的将经营分析结果表现出来。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应该要求相关部门对医院事业投入并构建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

结束语

随着我国的市场与国际的市场融合，成本核算便是整个医疗事业发展的必然规律。医院经济管理使用成本核算可以让医院管理者一目了然的清楚医院的资产，从而达到明确的投入成本，资金的回收、补偿，最终达到明确真正的收益。因此医院应该将成本核算当成每天都必须做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陈珏燕. 全成本核算在医院经济管理中应用的问题和对策[J]. 中国卫生资源，2014，06：422-424.

[2] 刘清梅. 全成本核算经济管理模式在医院绩效考核中的应用[J] 财经界（学术版），2014，1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