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原理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国民经济学原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篇2

作为华尔街通讯社所评的“中国十大经济学家”之一，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李稻葵，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屡屡成真。

“大部分经济学家预测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在6.79%左右，这一数字是否也符合您的预判？”借第六届武汉城市发展论坛召开之际，《支点》记者向李稻葵抛出这一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处在周期性恢复中，我预测一季度GDP将会比去年第四季度的6.8%更高。”李稻葵说。果不其然，十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一季度GDP初步核算为1806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

中国这轮经济结构调整是否已经到位？在这个关键时刻，楼市下一轮调控走向何方？带着这些疑问，《支点》记者与李稻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拐点尚未出现

《支点》：中国经济实现强劲增长的态势是否已经出现？

李稻葵：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研究经济回暖背后的原因。

第一个因素，是政府引导、市场自发调节的去产能措施开始发力。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了上游产品的价格回升。

第二个因素是全球经济正在回暖。去年美国经济增速是1.6%，英国是2.2%，俄罗斯、巴西、南非去年也出现了正增长。尽管出口在中国经济的比重已从过去的30%下降到现在的13%，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回升也会带动出口增长和经济回暖。

第三是从2015年下半年延续至去年10月的房地产火爆行情，特别是去年房地产投资开发的增速高达6.5%。

可以看出，经济回暖在相当程度上是周期性因素所带来的短期现象。因此，不能说这轮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到位，也不能说已经迎来了拐点。

《支点》：您如何看待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武汉的发展机遇？

李稻葵：中国经济区域分层化现象非常激烈，一些传统资源类城市经济遇冷，而武汉、合肥、长沙、南京、厦门等成为热门区域。

人口、气候条件、交通区位优势是推动区域格局变化的三大关键性因素，武汉恰逢三大利好，发展前景极为可观。

消除“癌细胞”

《支点》：这轮经济回暖中，还有哪些下行风险值得注意？

李稻葵：现阶段货币存量居高不下导致了资金外流，并将进一步导致汇率下跌、人民币贬值。如果货币持有者对中国投资前景看淡，就会兑换外币、出境投资，导致人民币贬值。因此，2017年中国必须打赢的硬仗，是管住资本账户、严防资金外流。

《支点》：撤出宽松货币政策时刻是否来临？撤出存在哪些难点？

李稻葵：货币政策调整，一定要跟经济、金融环境同步。要谈清楚这一问题，就要先对当前金融环境进行客观分析。

目前中国潜在的一个金融风险，是大量金融资源通过相关投资平台，投到一些“不见得有高投资回报率的长期性项目”上。

举个例子，我去过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该省几乎每个县区都建立了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欠下了大量债务。但如今，这些园区入驻率普遍不高，难以盈利。于是只能“贷新还旧”，将风险掩盖起来。

在我看来，这类项目就是经济体中的“癌细胞”，它们会长期占有大量信贷资源，导致企业贷款尤其中小企业J款严重不足。而对金融机构而言，这些有政府资源进行担保的项目却是稳定的利润来源。这一背景下，宽松货币政策就类似于投入超量养分，在“癌细胞”抢夺营养的情况下，优质项目也能得到足够的金融供给。

在经济出现下滑时，这种货币政策有其必要性。但经过多年宽松货币政策后，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撤出。这一过程中，一定要精准地推进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借力国家财政、省级财政，对大量存在潜在金融风险的项目，进行债务重组甚至关停，或者将债务进行股权化，实现货币政策的平稳过渡。

《支点》：通货膨胀是否也是货币政策亟需调整的重要因素？

李稻葵：不一定。首先，目前中国总体上各类产业产能过剩，通胀问题处于温和状态。

其次，通胀统计数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产品，但当前老百姓开销中，农产品占比并不大，通胀对于居民生活冲击已经比若干年前低得多。

再次，现在老百姓真正关心的不是农产品价格，而是房价。一定程度的通胀，反而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二线城市商业地产用地过多

《支点》：很多人认为，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房地产大量泡沫的出现。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李稻葵：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通胀只是房价上涨的客观环境，并非核心问题。如果真的是通胀导致，那股市价格为什么没有上涨呢？

其次，房地产行业是否存在泡沫，还要取决于后续经济增长能不能跟上，房租能不能跟上，可支配收入能不能跟上。

如果可支配收入继续像今天一样能跑赢GDP，房租能跟GDP同步保持增长，目前这个房价水平会逐步坐实。但如果房价继续像过去那样保持两位数上涨，那么，房产泡沫就可能变成威胁中国经济的最大资产泡沫。

《支点》：您曾谈到一二线城市房价高涨的问题，主要在于供给与需求之间不匹配，导致这种不匹配的原因是什么？

李稻葵：根本问题体现在调控方式上。只要房价高于既定标准就应该增加土地供给，反之，房价稳定，则减少土地供给。目前一二线城市把太多的用地供给了商业地产，导致住宅地产供给不足。

背后原因很简单――盖房子的好处是能获得高额土地出让费，但是，同样的土地用来建设办公楼、招商引资，能吸引更多企业，创造更多GDP，所以土地供给就更倾向于商业地产。

举个例子，因房价上涨太快，北京五道口地区被我们戏称“宇宙中心”。除学区因素外，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五道口过去15年来很少有住宅土地供给。这种现象在未来可能会发生转变。

《支点》：对一二线城市房价调控以及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您有何建议？

李稻葵 ：一二线城市房价调控需要“双管齐下”。

一方面，一些短期产业政策必须到位。限购或调整对二套房、三套房的信贷政策还是必须的。

另一方面，需要持续增加住房供给。重庆模式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政府在土地供给方面“随行就市”，用土地供给多寡来控制土地价格。

对于三四线城市，我的建议是由政府通过发债或出让其他资产的方式，去持有购买一部分住宅性库存进行出租，让空置物业发挥作用。

注册制不可轻易推出

《支点》：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资本市场将出现怎样的变化？

李稻葵：目前，经济企稳，但股市价格却较低。我预测，这两三年股市股指会恢复较快，未来大股会上升、小股会下调。

这一过程中，建议政府建立较大规模的资本市场稳定基金。如果指数跌到市盈率8倍以下，稳定基金就应果断入市。有了这种决心，股市就会稳定下来。接下来，该破产的企业破产，该重组的企业重组，不会影响全局。

《支点》：您怎么看待整个新股发行的节奏以及注册制的问题？

李稻葵：注册制就像取消高考，不可轻易推出。

取消高考，很多学生家长可能是很高兴的，因为大学的门打开了。如果大学生进去以后不好好学习怎么办呢？我们的对策是，每一门功课必须严格监考，防止作弊，一旦不及格马上责令退学，这才是注册制核心所在。

但如果监管跟不上，前门放开以后，后门堵不上怎么办？所以注册制推出必须谨慎。如果真要推，建议新企业新办法、旧企业旧办法，对按注册制上市的企业实行更加严格的监管，一旦出问题就马上退市，这才是赢得股民信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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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管理主要学的课程有：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经济法、管理会计、经济预测与决策、计量经济学、证券投资与期货、高级财务管理、成本管理、公司财务案例分析、审计学、项目评估和税法等。

2、财务管理学是研究如何通过计划、决策、控制、考核、监督等管理活动对资金运动进行管理，以提高资金效益的一门经营管理学科。它是以经济学原理和经济管理理论为指导，结合组织生产力和处理生产关系的有关问题，对企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管理工作进行科学总结而形成的知识体系。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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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原理 高职 教学 制约

《经济学原理》是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作为基础理论课对学生学习运用经济学基础原理，研究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了解现实社会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实用型人才的需求，无疑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经管专业学生感到《经济学原理》是难度较大且较枯燥的一门课程，学生综合学习效果欠佳，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一、目前《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在教与学方面存在的制约

（一）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性质相制约

当前，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能熟练运用经济管理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解决经济管理中的实际问题的技能型、实用型人才，以适应企业对一线操作人员和中基层管理人才的需要，并为企业提供高级管理人才的后备力量。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的工作岗位基本是会计、统计、文秘、促销员、营业员、物流管理员等。因此，高职院校在培养目标上对于专业基础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常被忽略。而经济学恰恰是一门逻辑性、系统性、完整性、连贯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造成学校培养目标与课程本身性质的相制约。

（二）由于《经济学原理》课程自身特点造成的制约

《经济学原理》的核心在于理解社会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利用配置和利用问题。课程揭示了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各种经济活动的规律，具有内容抽象、逻辑性和系统性强的特点。它是一个完整、严密、前后紧密衔接的理论体系。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数理基础和逻辑推理能力，而且必须紧跟教师讲授，一旦前面的课程落下几节后面的课程便难以理解。尽管许多学生认为这门课程具有很高的学习和使用价值，但课程的这些特点导致学生感到枯燥、缺乏趣味性、晦涩难懂，致使一部分学生中途放弃学习。

（三）高职院校学生自身不足与课程要求较高之间的制约

要想学好《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需要许多领域的知识，比如需要高等数学、英语、国际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现状等综合知识，因而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高职院校的经济管理类专业一般是文、理兼招，且文科学生偏多。他们与工科类学生相比，有其自身的知识特点和思维特点，大多数学生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相对薄弱。这一明显的知识结构特点，导致学生普遍对定性分析感兴趣，对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骤不愿深入。而且，他们的思维方式偏重于感性认识。教学中讲到经济学的案例、经济学的渊源时，学生非常感兴趣，而讲到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模型等内容时，则不容易接受。再者，大部分学生是从校门到校门，缺乏对企业和社会的深入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学生迫切需要了解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指导企业运营管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引导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了解我国现实企业的管理体制、管理现状及其深层次原因。但学生在这方面的实践活动相对较少，少数同学甚至对国家的基本经济方针都难以理解。同时，学生中存在一种片面认识：高职院校主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只要会操作、能实践就行了，没有必要掌握那么多理论知识。所以，很多学生把《经济学原理》看成是可有可无的课程，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技能性较强的课程上。

（四）课程的教学模式与高职院校的教学要求之间的制约

《经济学原理》课程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由于课程的自身特点的因素，大多数高职院校教师仍然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就高职的教学而言，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被认为是其一大特色，这门课程似乎缺少了这一环节，而且由于课程自身特点的因素在向实践性教学方面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这些问题严重地阻碍了高职院校《经济学原理》教学质量的提高，使教学效益始终在较低的层面上徘徊。

二、高职院校《经济学原理》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

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一样，都是对人的能力培养，但社会对其的客观要求及其产生发展背景与空间决定了其办学思路与理念的特殊性，它既不同于注重学科体系建设和理论研究的本科教育，也不同于以培养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为重点的中等职业教育，而是介于本科教育和中职教育之间的一种具有高等教育特点和职业教育特色的双重特性的高等教育形式。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必须结合学生的特点，精心组织各门课程的教学。《经济学原理》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学质量不仅关系到学生对该门课程内容学习掌握的程度，而且对后续各门专业课的教学也有一定的影响。针对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经济学原理》课程学习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多年来对高职层次经济学的教学实践，我认为提高《经济学原理》的教学质量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整合教学内容，协调教学中的制约

基于高职院校是培养适应社会生产、管理与服务一线需要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对《经济学原理》的教学内容应作如下整合和处理：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将来主要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又必须关注宏观经济环境，因此，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微观经济学为主，宏观经济学为辅，微观部分从经济学的基础讲起，并重在应用，近似于管理经济学。宏观部分仅介绍一些基础的知识，但强调微观基础和宏观政策对企业决策的影响。突出主体，淡化经济领域。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科学，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按照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整合的。在《经济学原理》的教学过程中，首先，应按照经济主体行为分章教学，尽量结合一些实例来讲解，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其次，重在应用，淡化理论。由于《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比较抽象，难度较大，加之刚入校的新生不具备一定的基础，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应尽量淡化理论，比如涉及高等数学方面的公式推导和理论论证，要进行淡化，通过一些案例来讲授经济学原理；联系中国国情，力求洋为中用，力求本土化。在授课过程中所用的数据、案例应尽可能采用我国的资料，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实证分析，以便于学生学以致用。

（二）结合课程特点，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为了提高学习效果，还要对《经济学原理》传统的从书本到书本的课堂教学方法实行全方位的改革。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广泛采取案例教学法、课堂讨论法、调查研究法和互动教学法，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讲授到影响供求的因素就可以让学生调查一个季度内影响学校周边市场的某种商品变化的因素有哪些，并且采用课堂讨论的方法，讨论中各种观点的相互碰撞，锻炼了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讲授宏观经济政策时，要经常布置一些时事的宏观经济学热门话题，让学生课下查阅有关资料，培养学生课下阅读经济类书籍报刊的习惯。这样，既考核了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程度，又让他们学以致用，用成熟的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即提高了他们的专业素质和文化修养又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强化他们运用书本知识，分析现实经济现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总之，在针对经济、管理类学生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既要弥补这类学生数学基础薄弱的特点，又要调动他们的参与意识和主动性，增强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

总的来说，在高职《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学中，要整合教学内容，改变传统教学方法，缩短理论与实际的差距；同时，要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使学生参与其中，感受到学习经济学的乐趣，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学生培养成为适应社会生产、管理与服务一线需要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陈伟民. 简述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亟待处理的几个关系. 商业研究，2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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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模型构建与数据收集

本文所列的联立方程模型共包括有4个方程，分别为3个行为方程，1个定义方程。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支出法GDP核算恒等式，并把等式中的涉及到的统计指标作为联立方程的内生变量，分成了消费模块、投资模块及真实货币供应量模块，并从其他核算账户中引入外生变量，具体如下：

其中，C（1）～C（7）为待估参数，Y为总产出、C为消费、I为投资、R为利率、M为货币供给量、P为价格水平，G为政府支出、NX为净出口。消费方程的最后选定来自凯恩斯所提的绝对收入假说，而投资方程则依据凯恩斯和克拉克分别重视利率和收入因素而提出，真正的货币供应量是受产出和利率作用。

二、模型估计与解释

联立方程的估计首先要对模型进行识别，通过内生变量个数及外生变量个数对比，方程个数的多少等因素来确定模型是否可识别，通过检验发现本文模型为过度识别，故可对模型进行估计。在对整体模型进行估计前，对每个行为方程进行协整检验，采用E-G两步法得出相应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说明行为方程的设置具有合理性，由于篇幅原因，本文不对具体结果进行展示。在联立方程模型的整体估计上，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联立方程模型的结构参数。3SLS方法的思路为：第一阶段中，首先估计联立方程系统的简易形式。之后，采用所有内生变量的拟合值得到联立方程系统中全部方程的2SLS估计。计算出2SLS的参数后，各个方程的残差值就能够估计方程间的方差和协方差，类似于SUR的估计过程。第三阶段，将会得出OLS的参数估计量。本文用Eviews7.0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出结果如下：

由上述消费方程可见，各系数显著，估计效果较好。我国居民平均自发消费为1166.7元，消费额对产出的斜率为0.45，每增加1元的社会产出，就会有0.45元用于消费。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视角来说，最终消费由当期产出水平决定，而在支出法核算的GDP恒等式中产出有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及净出口决定，因此两者之间互相影响，相互依存。

由上述投资模块方程可见，投资额与产出也有着一定的关系，不过产出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并且滞后一期具有正向的作用，滞后二期具有负向的作用，同时，投资额同样受市场利率的影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视角看，与消费方程同样，投资额与产出水平互相影响，相互依存，同时外生变量利率的影响则体现了经济总体账户间的互相影响，投资来自收入分配与支出账户，利率来自金融账户，两者之间长期的协整关系体现两个相关账户间的联系与相互依存关系。

由上述真实货币供应量模块方程可见，货币供应量由当期产出水平和利率共同决定，并且与产出水平正相关，与利率水平负相关。上述结论符合经济学原理，属经济学常识范畴，但带入到国民经济核算各账户中就会发现不同账户间的联系，产出水平处在核算的生产账户，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水平则在金融账户，从而发现两账户间的联动作用。

当我们得到了联立方程模型后，十分重要的应用就是对模型进行模拟，本文基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可对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进行模拟，同时更好的体现我国宏观经济指标间的相互关系，下文利用情景分析方法，模拟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假设情景1：从2008年开始，一年期存款利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0.5个百分点。在此假设下，带入到已建立的联立方程模型中，得到利率变化后的各经济变量对应的变化值，表中计算公式为：（模拟结果-拟合结果）/拟合结果*100，得到结果如表1：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从2008年开始，如果一年期存款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即央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GDP、居民最终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然而紧缩作用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对控制多度投资可以起到较有效的作用，从而说明适当升高存款利率能够显著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下降。各指标处在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从这种联动机制可以看出，我国的货币政策正是利用不同账户指标间的作用传导机制，达到保证我国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目的。

三、 结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