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现状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非遗传承的现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音乐艺术；古琴；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理论；现状；调查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识码：A

施咏教授的《弦外之音――当代古琴文化传承实录》就要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是他在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工作期间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也是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成功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又一部有关古琴文化传承及现状的有价值的调查研究专著。我认为这是近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建设方面一项重要收获。所以，不揣自己对古琴艺术的无知，不顾忌自己对当今古琴传承保护缺少调查研究，仍非常高兴给这部专著写几句感想。

本来古琴艺术申遗成功，已经大大推动了社会方方面面对古琴的关注，推动了琴乐的表演、传播，也有力推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和相关书籍的出版。例如，近年陆续出版了介绍古琴及其演奏的多种教材，出版了有关古琴历史、文化的多种研究成果，以及吴文光先生《神奇秘谱乐诠》这样的古琴曲打谱释读的专著，还有收有六朝后期至清末民初142种谱集所见载琴曲谱的30卷本的《琴曲集成》大型的古琴资料汇编，也终于由中华书局出齐了。又如，以涉及古琴艺术方方面面的申请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而言，仅我近年有幸审读或应邀参与相关答辩问题的，就有十几篇近20篇，可见青年一向古琴的学术目光之殷切，他们的成就也颇令人欣喜。可以说，我国古琴艺术的发展和保护、传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令人振奋的阶段。

施咏先生的研究，也许属于姗姗稍后来者，但在这百花竞放的场景中，却因别具风致，一定能够脱颖而出。

2010年11月下旬在江苏徐州中国中国矿业大学举行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我初次听到施咏教授介绍他有关古琴艺术保护的部分研究成果，当即感到非常有价值。例如，他从传播学出发，探讨了古琴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代武侠小说中的文学传播，探讨了古琴在唱片、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中的传播及所产生的偏误现象，他既探讨了古琴的网络传播概况和特点、古琴网站的类别与功能，还总结了琴乐传播的“模糊性、反传播性与多层综合性”三大特点，还提出多种传播手段相互交织相融、多层综合、多元并存，成为当前琴乐传播的发展趋势，共同推动古琴文化在当代的传播和发展。

尽管只是简短的介绍，但让人立马感到他的研究视角非常新颖，体现出他研究意识的独特性。

不由得想起唐代大史学界刘知几有关史学研究者所必须具有的几项重要条件的阐述。按刘知几字子玄，著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代表作《史通》，他提出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必须具有“才”、“学”、“识”这三种基本条件，即所谓的史家“三长”。

据《旧唐书》刘知几本传记载：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才，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左木右便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①

这里所说的“才、学、识”应如何理解？今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认为：所谓“史才”，指修史的才能，主要指历史编纂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所谓“史学”，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要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要有广博丰富的知识，还要深思明辨，择善而从。所谓“史识”，是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包括“善恶必书”的直笔论，也包括其他的历史观点。②

也有的学者认为“才、学、识”，其实大体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文、史、哲学，是从事史学以及其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必备的基本素养。

“才、学、识”三者，虽各有作用，但相互联系非常紧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三才之中，识尤为最重要。例如，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便在《通志・总序》中强调：“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明袁子才《续诗品三十二首・尚识》也说：“学如弓弩，才如箭簇，识以领之，方能中鹄。”

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认为识不可无，认为识也是才、学并重或相辅，因为识力就是洞察力、鉴赏力、判断力的别名，是以“学力”为其根本的。但他在《谈艺录》五一《七律杜详》中，还是强调指出：“识”固为先，“识曲听真”，方得为“具眼”。认为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发覆破的”的洞察力、鉴别力。

当今盛行的史学理论中，也有类似的强调。学者们指出，虽然史料或史实在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真实的史料当然是历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前提，所以史料对历史学的重要，甚至有傅斯年先生“史学便是史料学”③的说法。但是，史料或事实本身，毕竟并不能自行给出一幅历史学家所悬之为鹄的历史构图，也不能自行给出任何理论来。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乃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幅历史构图，但这幅图画最后是由历史学家的思维和想象所构造出来的，任何理论也总归是人的思想的产品。如果同样的史料和史实就能自行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只要根据一致同意的史料，历史学家就不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了，也不会一代一代的学者们来重新认识、研究历史，重新写作新的历史著作。所以，何兆武先生指出：对历史学的形成（即根据史料形成为一幅历史构图）而言，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积累。④

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中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观点，也正体现着对历史研究者“识”的强调。

我认为，才、学、识不仅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条件，也可以说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识”既是认识、辨识、识别、认知的能力，也是见识、理解、洞察、意识，是研究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识”包含着康德所说人类认知的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全过程，也贯穿在人类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再到实践无数往返的全过程。以历史研究为例子，从具体史料的选择、辨识，到史料确认后对它们做出的解释，对史料所反映的史实的认知，都离不开“识”。这些工作，有的是纯科学的，或“完全科学的”，或是技术性的，但有的则仅有科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贯彻始终。此外，如何兆武先生《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指出，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外，还有“第三个方面”即史家对人性的探微，这也是一种史家应该具备的见识和意识。⑤

由此看来，史家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识”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广泛和深邃的，一代人一代人不断进行的历史研究、学术研究，某种意义上讲，则是一代一代人认识不断发展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一代一代人不断获得新的认知和新的体会的结晶。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才、学的重要。推动史学进步的力量来自四方八面，史学大师王国维就认为学术史上的新突破，往往来源于新的发现，新材料。但甲骨文等这些导致学术突破的新材料，其价值和意义的揭示，不也需要目光如炬的王国维先生那样的远见卓识，才能揭示出其所埋伏蕴涵的重要价值吗？

施咏教授在其古琴调查的课题研究中，反映了他尤为突出的“才”、“学”、“识”三者的良好结合。正是很好地结合了传播学和历史学方法，又迅速网罗捕捉了许多新的传媒，以及网络上出现新动向，为我们考察研究古琴艺术遗产的保护传承，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新视角。

全书分为“实践调查”与“理论思考”上下篇两大部分。上篇由七篇分调查报告组成，通过对梅庵、广陵、虞山、浙派、蜀派、金陵、中州等七个琴派下的近三十个琴社、琴馆的古琴保护传承现状的实地考查，逐一调查了各琴社的生态发展环境、运行机制、相关流派琴乐的保护现状；以及相关琴人的琴乐理念、保护实践措施等。下篇则从理论层面对当代古琴的传播（类别、功能、特点、偏误）、传承（方式、组织结构、对象、技巧）、保护（问题与对策）以及发展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这一研究不仅体现了他的学力、才华，也的确体现了施咏教授的敏锐观察力，体现了他独到的学术眼光新颖的学术见识，由此我们看到一个青年学者已经具备了今后不断取得学术进展和突破的各种有利条件。

“山僧未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虽然未及从容细读施咏先生的全部文稿，也没有那么广泛的学识来评述他的所有心得，但通过对他的研究课题的点滴了解，我已感到它所拥有的分量和价值，也多少能看到他在博士后工作站期间合作教师刘承华教授的身影。相信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认真阅读本书，一定大有收益，能够得到种种启示。同时，加深自己对古琴艺术这一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立体的了解认知。

著名学人先生晚年，曾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他认为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世纪，指出我们已经错过来自西方启蒙时期“人的自觉”，不能再错过当今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之下的各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文化自觉”。我们每一个中华文化的传人，有必要不断提升自己文化自觉意识，积极参与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的传承弘扬，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事业，多一分担负，多一份贡献。施咏教授的努力，也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好的范例。

施咏教授正“富于春秋”。作为一位“70后”的年青人，已经获得各级学位，并被南京艺术学院聘为正教授――他已经建筑起了继续前进的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衷心祝贺他已取得的丰硕成果即将出版问世，同时也期待他今后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创造更新的业绩。（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新唐书》本传则简称刘知几云：“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

②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8页。

③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篇2

关键词：体育类回族“非遗”；学校教育；现状

【中图分类号】 G648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08-0204-01

一 引言

宁夏在我国是以回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回族人口占全区人口的34.77%（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回族人民群众在宁夏聚居区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创造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灿烂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把体育类回族“非遗”在宁夏回族聚居区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使其促进宁夏回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更加焕发生机，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认真思考的问题。学校是在传承和创新回族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宁夏回族聚居区的学校应当在传承和创新回族传统文化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在宁夏回族聚居区——固原市（一区四县）的农村和城镇学校进行调查，现将调查的基本情况和我们所做的简要分析作如下报告，并提出在学校需要加强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对策建议。

二 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宁夏回族聚居区中学学生。

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在2012年6～7月，通过随机抽样，分别在泾源县第一、三中学、固原市回中和西吉中学随机抽取中学生400名，发放问卷400份，有效回收378份，回收率为94.5%。

（2）访谈法：随机抽取9名学生班干部，10名体育教师和3名主管教学的领导进行个人访谈。

三 结果与分析

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聚居区回族的生活方式，而与回族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体育类回族“非遗”活动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和冲击。调查显示，在宁夏回族聚居区学校教育中，对体育类回族“非遗”文化的重要价值与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学校教育传承体育类回族“非遗”还有认识不到位的方面。其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学校因素分析

从调查结果看，宁夏回族聚居区中学对回族非物质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通过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非常重视”的占24%，“重视”的占22%，“一般重视”的占26%，“不重视”的占28%。通过调查，在泾源县第一中学开设“踏脚”项目作为体育教学的补充，但占体育课时较少，还有在固原回中，回族木球作为该学校的民族传统项目训练基地，但是没有真正把木球列入到本校的体育教学中，只是在有各级各类少数民族运动会时，才临时挑选队员进行训练。没有真正把体育类回族“非遗”传承，只流于形式。

通过对回族非物质文化教育人才的培训和培养，对教师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参加过”的占84%，“很少参加”的占13%，“经常参加”的占3%。从调查的结果表明，宁夏回族聚居区各学校普遍缺乏能够进行回族非物质文化教育的骨干师资力量。

2.教师因素分析

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大部分教师过分强调学生在主科和升学科目的考试成绩，缺乏回族非物质文化课程开发和教育的动力和创新力，特别是面临中考和高考时，学生的成绩与升学率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主要标准，教师往往把数理化、英语、语文等作为其升学考试的主要内容，忽视对回族传统文化的教学。体育类回族“非遗”是否有必要作为学校教育和体育教学的内容，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非常必要”的占41%，“必要”的占47%，“无所谓”的占10%，“没必要的”占2%。说明回族聚居区学生大部分学生期待在学校教育和体育教学中有体育类回族“非遗”的内容。

大部分回族体育教师虽然具有扎实的回族传统体育基础，但对如何开发回族本土教材，如何将体育类回族“非遗”文化与广大学生的需求相结合起来开展生动扎实的民族教育，态度不够积极，方法单一。

3.学生因素分析

关于家庭、学校、社会对体育类回族“非遗”的传承作用，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在体育类回族“非遗”传承中“家庭”占13%，“学校”占71%，“社会”占16%。由于大部分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受到文化水平的局限，不能从理论的高度向学生进行阐述，使学生对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缺乏了解，难以认识到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的时代价值。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宁夏回族聚居区，传统非物质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融，急剧转型的社会环境，不仅给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化价值资源，也对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审美趣味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在日常生活中，有的青少年在传统节日穿戴回族服装的同时，平时经常喜欢穿着名牌服饰、吃清真西餐和喝咖啡，在讲流利汉语的同时，很少有能熟练讲说阿语的，喜欢上网，表明当今文化的多样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在深刻地影响着宁夏回族聚居区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四 学校教育中传承体育类回族“非遗”的对策

1.教育行政部门应重视在学校教育中传承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髓，回族传统文化经过长时期的积淀，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如何有效地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因此宁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充分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教学水平，培养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优秀人才。

2.学校应重视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课程的开发与利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培养学生对回族传统文化的兴趣。例如，成立多种形式的踏脚舞社会团体，经常进行交流，并且由专业的教师和聘请传承人进行系统深入地教授，组织各类竞技比赛，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3.营造浓厚的校园民族文化。校园文化建设需要从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着手，其中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基础，精神文化是根本。在制度方面要建立健全教师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水平的评价，激励和保障机制，学生和教师、教师与校领导、学校与社区的互动机制，使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正规化、科学化。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要充分激发教师和学生参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热情，努力营造重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校风和人人学文化，人人树新风的良好学习氛围。

4.加强对民族教师的培养，提高传统文化教育水平。培训应从教育理念入手，让教师从理念上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增强教师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充分理解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积极引导学生认识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学校要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教师的培养，采用“走出去，引进来”的方法，一方面派遣骨干教师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较好的学校和社区参观学习。另一方面，聘请民族文化教育专家和民间艺人来校指导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教育。

篇3

何谓民族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指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且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具有民族文化财富的表演技术类、工艺技术类和节目仪式类的传统文化事项[1]。何谓民族非遗传承？它指的是对民族非遗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促进我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提高。在新时代语境下传承民族非遗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第一，非遗文化特别是民族非遗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时展中沉淀下来的精神价值与思维方式，是少数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及文化的图腾。传承这一文化即传承民族精神。第二，民族非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民族非遗文化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应有之举。第三，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等技术优势，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政策红利的加持下，我们理应“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而民族非遗是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的最佳载体，也是“怀旧”与“创新”的完美融合。第四，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这一“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理应发挥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与职责，与中国西部乡村开展“校地共建”，通过大学师生对民族非遗的传播与发展，充分唤醒民族非遗传承的“文化自觉”，帮助中国西部乡村（以贵州为主）脱贫致富，共同实现“文化自信”，创造“美好生活”。民族非遗传承的现状和困境民族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承与发扬至关重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非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壮大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国人民开始走向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一定要找到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突破点”，才能实现人民期盼的“美好生活”。在这一背景下，高校作为“先进文化的生产地”，利用智慧与技术帮助民族非遗传承与发扬，成为其当前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贵州从江地区侗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民族歌谣、曲艺、传说等开始失传；精湛的民族工艺和建筑开始衰微；传统民族医药失去了市场；有利于培养人类美德的传统礼仪和习俗被逐渐废弃，等等。民族文化即将受到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一，文化断层。根据团队调查，在侗族人口占比超过90%的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陡寨村，大量青壮年人口纷纷外流，在返乡时兴建楼房，并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带回去；侗寨里麻将声、广场舞等现代休闲娱乐方式逐渐增多，而凝结着原始劳动风貌与情感的侗族原生态音乐和节庆活动却日渐衰落；1990年后出生的孩子受生活环境的制约，接受的现代科学知识教育较多，对侗族的节庆风俗、服饰穿戴、侗歌等知晓甚少。由此，传统侗族文化失去了基础的传承对象，导致出现了民族“文化断层”。其二，民族文化传承乏力。大部分青年由于接受了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难以形成传承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对传统民族歌舞、乐器、服饰的兴趣愈来愈淡漠，导致民族文化的自然传承难以延续；专门从事侗族歌舞及民族民间文化表演、传授、研究的人员相继离世或逐步退出舞台，造成了民族文化宝贵资源的巨大损失；民族文化的校园传承出现了多种误区，如把舞台歌舞当作民族文化、把学校老师当作传承人、教民族文化怕影响学生的文化课程、对民族文化的偏见与排斥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文化的教育传承。其三，留守儿童教育堪忧。随着当地劳动力外流，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剧增，而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却出现诸多问题：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儿童缺少陪伴；家长知识水平偏低，“望子成龙”却无法提供知识上的帮助；学校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比例失衡，儿童的课外技能培养受限。本项目着眼于民族文化传承，整合留守儿童资源，指出依靠他们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承，这样一来既能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找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其四，经济造血功能不足。在文化经济时代，文化本应成为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但民族非遗文化传承不力，其产品未能受到市场的普遍接受；或受缺乏技术性等综合因素影响，民族非遗的经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脱贫致富的能力明显不足。新时代民族非遗传承的路径“有故事”“讲故事”成为新时代民族非遗传承的两个必要要素。前者的文化内蕴多为“怀旧”，后者的核心则为“创新”。我国滇东南地区是以苗族、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其民族非遗高达上百种，承载着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价值观与民族精神，有着极为珍贵的价值。南京财经大学组建了“民族非遗的高校传承”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曾分别面向大学校园和社会公众进行有关民族非遗文化传承的问卷调查。面向大学生的调查问卷主要从对非遗的认知、对非遗传承的态度与责任等视角展开，对社会公众的调查问卷则在对非遗的了解、日常非遗消费等方面进行。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学生对非遗传承十分关心，但不十分了解，愿意为非遗的传承做出贡献，并期待大学多开设相关课程与实践活动。社会公众对问卷的参与较少，以中青年为主，他们对侗族非遗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但十分愿意参与非遗传承。这两类人群认为非遗传承的方式均以互联网为主，认为高校理应在传承中承担一定的责任。通过研究，笔者认为，高校作为先进文化的生产地，理应在民族非遗的传承中做出应有贡献。或可通过以下途径有所行动：（1）密切高校与地方（乡村）的联系，推动高校服务地方、深化劳动教育内涵、践行“乡村振兴”的高校担当；（2）将民族非遗文化创作与研究引入高校，充实高校美育课堂，践行“加强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的要求，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推动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3）通过民族非遗传承的中西比较，构建起中华民族非遗传承的“中国模式”，在我国欠发达地区进行推广和借鉴。鉴于这些认知，南京财经大学“民族非遗传承的高校担当”实践团队探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持续开展“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活动

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团成立于2014年7月，创始人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校友石贤。她带领的团队主要针对贵州从江的侗族文化传承现状开展文化志愿帮扶活动，与贵州从江团县委、县妇联合作共建“大学生志愿实践基地”两处，以贵州省从江县西山镇陡寨村为主要活动地点，创办“古梦清泉少年侗歌班”，带领当地留守儿童跟随老歌师学习侗歌。少年侗歌班项目激起了当地群众重拾侗歌文化的热情，被纳入从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侗族大歌保护项目”。团队还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发起了爱心笔友计划、援建爱心图书室、语音故事征集等活动，并通过团队微信公众号开展宣传，受到了校内外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围绕侗歌班，团队还在当地开展了系列公益活动：举办公益电影节、给老年人免费摄影、创办侗族手工公益微店、修复古榕碑亭等。2016年8月，古梦清泉创始人石贤组织筹建了从江县西山镇民族文化传习所，让侗歌和侗族传统技艺获得了良好的常规传承平台，充分提升了当地的文化自觉和传承意识。“推动民族非遗走进课堂”实践团队指导教师连续6年组织开展过“非遗进课堂”，2021年，团队与南京博物院合作，持续开展“馆校合作”，推动民族非遗进课堂，内容包括讲座、手工艺体验、文化研讨等，并且与学校艺术教育中心合作，开设常态化课程与课堂，开展“名家进课堂”“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到非遗传承地开展“实境课堂”等系列活动，在学校“文体增色”战略中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应有担当。同时还与西部高校进行联络，共同开展线上课堂，开展东西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志愿者活动，实现了互动往来与交流，共同促进了非遗文化的繁荣。

挖掘侗族非遗文化背后的故事

2021年寒假期间，实践团队制作了动画故事《四艾寻歌》。考虑到哔哩哔哩、抖音等视频平台的受众人群大都是年轻人，而他们对机械的、教条的、纪录片式的短视频兴趣很少，这将不利于视频的推广和非遗文化的宣传。因此我们团队创新性地使用了较为幽默风趣的PPT动画模式的短视频，以尽可能适应社会媒体高速发展、更新换代的特征。在视频故事制作完成后，团队利用多平台实时联动视频，在抖音、哔哩哔哩的视频制作和是相互协调配合的，并且与微信公众号“古梦清泉”的推送相一致。

为留守儿童开展“云端支教”与捐赠

“云端支教”是实践团队探索的创新性支教方式。实践团队成员大多来自外国语学院，团队成员的语言是优势，所以团队将民族非遗故事收集起来，简化成“儿童版”，继而进行翻译，在经过反复打磨后，使之成为适应留守儿童的简单英语，再进行录制、配乐。每一集原创非遗故事不超过5分钟，以确保留守儿童能够“听得进、听得懂”，既有趣味性，又具知识性。“云端支教”还采用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如录制一些弹唱的钢琴曲送给这些小朋友。团队认为音乐能够给人带来希望，也期待贵州的留守儿童能够感受到音乐和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其学习的热情。同时，团队还面向从江贫困小学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捐赠。如从江县西山镇中心小学期待能够得到体育用品与配套书籍，团队便联系了学校体育部，随即体育部教工党支部书记马肇国老师采购了篮球、羽毛球、足球、乒乓球等基本体育用品寄送给小学，同时还利用自己是网球专业运动员的优势，录制了简易的“网球教程”赠送给了小学的孩子们，表示了对他们认知网球、热爱运动的期待。同时，团队还向西山镇中心小学捐赠了一批民族文化类和通识文化类的名著，以助力民族地区的学生阅读文化书籍与名著，推动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非遗传承阵地建设。开展非遗传承的中西比较研究实践团队收集了20个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措施以及政策，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了解到了世界各国对非遗的重视，以及采取的良好举措、文化背景等，这对于视野的开阔、专业的拓展均有益处。笔者始终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视角去看待“抖音”等大众传媒，对其优势与劣势进行理性分析，继而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文化研究的自觉中建立了文化自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研究团队中的指导教师担任商务孔子学院教师多年，利用这一优势，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研究，研究如何将“民族的”转变为“世界的”，从而实现“用文化沟通世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

实践团队所在的南京财经大学拥有经济、管理等商科以及大数据、信息技术等理工学科，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有着极大的支撑作用。经调研笔者发现，当前民族非遗要想走出世界，就应将“制作技术”转化为“传播技术”，即如何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讲好非遗故事”，如何挖掘每一件民族非遗产品背后的故事，并用故事吸引市场、用故事传承文化，而这也是笔者团队项目的技术创新之处。实践团队的成员中有擅长大数据分析以及VR、微视制作的同学，而且在自身的专业之外，笔者对这些当前和未来的“必备技术”充满热情，希望能够借助对该项目的探索与尝试，真正实现学科与专业的融合，而这也是未来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综合素养的要求。团队从优秀校友石贤的卧松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着手，开发线上App，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说非遗、讲故事、播文化”，探索先进技术融入文化传播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篇4

关键词：档案机构；非遗保护；边缘化；重要参与力量

一、新《档案法》实施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机遇

2004年的《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未提及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中没有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地位，也无非遗档案必须向各级档案机构移交的相关条款。新《档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条提出“鼓励档案机构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新《档案法》是鼓励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1.参与非遗保护有法可依。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档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励”，肯定了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虽然“鼓励”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对档案机构能够积极借助档案馆藏资源参与到非遗保护意义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新时代档案机构尤其是档案馆利用馆藏和现有的平台来实现宣传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的档案式保护让非遗的文献资源保存得更久，且档案机构利用参与非遗保护，来重塑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二、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一）调查概述

1.调研方式。为明确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采取直接访问省市级档案机构网站的形式，具体调研中是采取对省级档案网站和百度以“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的文献进行统计。2.调研内容。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形式。赵跃博士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收集、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业务指导共7种。结合档案机构实际工作，在结合赵跃博士的分类基础上，稍做调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5种，将收集更改为接收（含捐赠），增加移交、修志2种形式，共计9种参与形式（见表1）。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参与数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综合档案馆3337个。调查中发现仅有107家不同级别档案机构参与到非遗保护，占比3.2%，比例低；参与的107家机构中，按照档案机构的级别划分，有13家省级（直辖市）档案机构，36家地市级档案机构，58家县区级档案机构。可见，档案机构整体参与的数量较少，参与比例低（见图1）。2.参与形式呈现被动性。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9种形式中，征集、编史修志、建数据库、采集建档被归入主动参与形式，而接收、展览传播、业务指导、申报支持、移交则归入被动参与形式。调查发现，对107家档案机构涉及的9种形式统计后共得到总参与数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档29家、展览传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数据库5家；主动和被动形式分别占比为40.69%和59.31%。对接收非遗保护中心移交的非遗档案的档案机构仅有3家统计，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县的档案机构。调查发现，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还以接收、展览传播等浅层次的被动参与形式为主，而编史修志、建数据库的主动参与形式占比不高。3.参与类型单一。为掌握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形式的丰富度，对档案机构参与类型进行统计。统计发现，有81家档案机构仅有1种参与形式，占比高达75.7%；而参与形式在3种、4种和5种的档案机构分别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张家港市）、2家（武汉市和扬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见，档案机构参与类型单一、不丰富。

三、我国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现状原因分析

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存在数量不多、参与形式单一等问题，这与学界期望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身份未得到“官方确认”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机构是文化部门。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国家层面就非遗保护已出台《非遗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办法》等9部政策法规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列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的主体机构；文化部牵头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9个成员单位，也没有国家档案局身影。官方确认的非遗保护主体机构中并没有提及档案机构。《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具有接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定期移交档案的职能。但早在全国部署非遗普查工作时，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遗实物资料所有权归国家，由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保护机构保管。”《非遗法》中也未有非遗档案必须移交到档案机构保管的相关条款。新修订《档案法》特别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文献信息同时是档案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中心等主体机构产生的非遗档案不一定得向档案馆进行移交。文化界和档案界相关法规政策均未将档案机构列入非遗保护的主体机构，这意味着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只能充当“社会参与”力量，参与非遗保护的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这也是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数量少的原因。

（二）档案机构工作机制不适应非遗保护

档案机构改革后，档案馆属于文化事业机构。一直以来，档案机构保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移交的档案，是一种基于传统档案形式的服务官方机构的工作机制；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开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两类型机构存在本质区别。具体到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遗项目是植根于民间，属于非官方机构的工作，档案的官方机构身份与非遗植根民间存在天然的不适应。档案具有保密性，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25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会开放；而非遗传承在保障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传播和传承、振兴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遗、使用非遗，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档案的保密性与非遗的社会参与性存在矛盾。

（三）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主动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档案机构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馆职能的理解十分狭隘，认为只需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不愿主动介入，也不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更不愿“越位”参与非遗保护。目前，仅有江苏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档案机构主动与文化部门联系洽谈非遗档案移交事宜并付诸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不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势必会造成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

（四）保存类措施相较保护类措施处于“弱势地位”

《意见》明确非遗建档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由此可见，非遗建档仅被窄化理解为“收集、整理”，和档案界界定的建档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相比，唯独少了“保存”。可能从语义上理解，非遗的建档“保存”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但是无论是《公约》《“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都将非遗保护措施分为保存类措施和保护类措施，其中认定、记录、建档保存类措施针对所有非遗项目，而特别优秀的且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容易造成保护优于保存的印象。而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多为认定、记录、建档的保存类工作，保存类措施的“弱势地位”可能导致档案部门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

四、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档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专业优势，筑牢非遗档案式保护

1.保持“前端”业务指导优势。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应主动与文化部门加强联系，协助完成非遗保护规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导非遗中心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确保对非遗档案规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业务的指导，利用业务优势积极参与非遗保护。2.利用档案技术延长非遗档案保存时间。档案修复技术是档案保护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能提高档案耐久性。在开展非遗保护过程中，会重点关注传承人的实物档案、纸质档案以及声像档案，而在保护过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纸质档案，利用先进的档案修复技术进行杀虫、除菌、脱酸等服务，延长非遗档案的保存时间；还可以主动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遗的传承人提供免费的档案修复、加固、装裱等修复服务，以解决非遗家庭式保护条件局限造成非遗档案保管不规范的问题。3.通过编史修志来开展非遗保护。档案机构利用编史修志的优势，联合地方志主管部门、文化旅游部门，编写全面反映地区非遗项目规模及非遗保护工作的志书，如《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用档案机构独有的编史修志方式，记录非遗保护的脉络的形式来开展非遗保护。4.档案记忆工程延续非遗传承脉络。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乡村记忆档案信息资源库，有效提升档案部门的公众文化形象。档案机构在开展乡村传统村落档案建设工作时，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的抢救性保护结合起来，在抢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过程中，尤其重点收集含有非遗项目的资料，创编成文字、视频资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艺、习俗等分类整理成专项档案数据库。通过乡村传统村落档案的建档工作，将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资源库，在保障传统村落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的同时，保障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延续，保护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

（二）借助特殊档案建档契机，丰富非遗保护的多元化形式

1.将家庭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档案机构抓住为非遗传承人建立家庭档案和非遗传承人个人档案契机，全面、客观、真实记录非遗传承人表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的艺术内涵，并借助文字、声像、实物及口述等载体形式实施非遗保护。例如张家港市已经为48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档案，并完成档案的数字化。2.口述档案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口述档案将历史“原音再现”，可以很好记录那些濒临失传的老记忆、老手艺。档案机构合理筹划、多方联系，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建档工作，逐一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对象实地走访，并进行口述档案视频采集、现场录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将资料存档于档案馆永久保存。3.方言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地方方言承载着乡愁、乡情，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话和南京白局。档案机构在开展方言建档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优秀非遗项目，比如传统方言戏曲、方言童谣、方言故事、方言说唱等，通过方言建档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乡愁，并传承优秀非遗文化。如陕西省档案局的《传承非遗文明，纪录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档的形式开展非遗保护。4.精准扶贫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2018年的《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就对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开发利用做出明确规定。“非遗+扶贫”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很多精准扶贫档案，档案部门要注意收集非遗扶贫过程中这部分特色形态的档案，将其归入“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两类中，真实、完整、准确、全面地记录和保存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对非遗的保护。

（三）遵循非遗保护趋势，加强非遗文化传播

1.关注非遗传播工程，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传播。档案机构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关注文化传播工作的新动态，加强非遗文化知识的传播。首先，利用档案馆建成的档案网站开展非遗知识传播，可以在档案展览下设立非遗文化传播专栏，开展非遗文化的图片、视频形式的传播。其次，利用档案机构已经建成的官微官博进行非遗文化的传播，通过撰写推送非遗小知识等相关推文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制作非遗短视频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文化的传播，促进社会共享。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活态传承的文化服务、文化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继续把握新机遇。第四，拍摄专题片进行非遗传播。档案机构可以拍摄以“传承地方优秀文化”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展非遗保护。如浙江省档案馆面向全省档案馆启动电视系列节目“跟着档案去旅行”，传承以浙江历史为依托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传统古城古镇古村文化，运河、钱塘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曲艺、传统手工艺、饮食等非遗文化，乡贤文化、浙商文化等乡土文化，诗书画文化等。2.重视文化传承服务，开展档案非遗知识服务。非遗传承是非遗保护永恒的话题，尤其是教育、培训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档案机构除了提供非遗档案借阅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部门合作，通过引入传统编研的成品、VR等先进技术的视频形式来构建非遗教育资源库，为教育和培训的传承提供知识服务。3.寻求多方互动合作，集中优势资源保护非遗。档案机构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并积极与文化部门、文化产业等主体机构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广社会化合作模式来打造档案特色的非遗文化产品。利用新媒体形式加强非遗档案资源宣传，如采取举办展览、编辑书籍、录制声像作品等形式进行传播，助推非遗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非遗。档案机构应把握非遗保护的前沿趋势，提升参与非遗保护的主动性，发挥专业优势，“有为才有位”，做历史的守护者、记忆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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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DB/OL].

[6]赵昌彦.世界记忆工程与中国地方档案事业发展[J].档案与建设，2017（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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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商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品格和民族气质，体现各族人民群众的审美追求、生存智慧，乃至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问题，政府和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各省也相继制定了各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实施有计划的资助。但政府补贴终归有限，可谓杯水车薪。依靠补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利用经济杠杆来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积极性的最佳方式，恐怕还是要变“政府输血”为“自我造血”。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网络紧紧联系在一起，网络购物已成为日常购物的重要组成部门，那么在网络化时代，能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电子商务平台结合起来，给非遗传承人与消费者一个的沟通平台；帮助不懂市场、不懂营销的非遗传承人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优势，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有效传承，并为消费者提供非遗“正品”，让更多的人感受非遗魅力，推动非遗产品的转型和审美价值的提升，已成为非遗发展的新命题。

一、电商时代非遗产品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非遗产品淘宝网店铺。淘宝网是亚洲最大的网上交易平台，每天超过8亿的在线商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字搜索到23家相关淘宝店铺。这些店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打着非遗旗号的店铺。这类店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宣传口号，宣称卖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具有代表性的淘宝店铺为“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 国漆旗舰店”。这些店铺的主要优势：（1）价格合适，能被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2）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名号的店铺偏少，同类竞争商家不多。同时主要劣势：（1）东西难辨真伪，品质无法保障，难以被消费者认可；（2）店铺宣传力度不够知名度不高导致消费浏览者偏少。

同时，淘宝网上还有一些传承人自己开设的店铺，主要代表性店铺有“内联升”（俗称老北京布鞋、 “盛锡福帽子”、“国家非遗浦江麦秆画”。这些店铺的主要优势：（1）是非遗传承人自设的网店其销售的商品百年传承，专注一物，贵在精致可信赖度高；（2）是非遗传承人自设的网店，制成商品的材料都是自己进购，再制成成品。然后直接放于网上销售，没有过多的中间环节，也不存在实体店的店面费，商品价格相对实惠。主要劣势：（1）是绝大多数非遗传承人自设的网店只有成品照片，没其制作过程的照片，不能够的向消费者展示其商品的手工价值所在。内联升和盛锡福帽子虽有制作过程图，但过于死板，对非遗的展示不够，故事性不强；（2）非遗传承人自设的网店店内品种单一，让有送礼意愿的消费者不能多选择的挑选想要的作品，而且具有地域局限性，不为广大人民所熟知。

（二）非遗产品相关网站。网上有很多非遗产品网站，代表性的网站为“中国民间工艺品网”、“中国民间手工艺品网”、“ 中国工艺品网”这些网站汇集民族特色产品，其优势：该类网站收集的商品种类多样，款式新颖，提供给消费者多方面的选择，同时能较好宣传民间文化。其劣势：该类网站承担展示和宣传产品的责任，并不出售商品，消费者点击图片时会链接到企业网页，如阿里巴巴、淘宝等店铺。因此，其品质和信息安全均无法保证。

二、电商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途径探析

（一）准确定位，打造非遗产品营销网站。文化遗产是大家的，最终也必须依靠大家来传承下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非物质文化传统渐渐被人们所遗忘。因此，要创办一个非遗产品营销网站，通过这个网站让公众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并喜爱传统文化手工艺品，了解国家文化遗产之博大精深。守住文化之根、民族之魂！打造非遗产品营销网站，首先要明确网站是为了销售非遗传承人的产品。把网站打造成为聚集非遗传承人作品的平台，平台对非遗进行集中宣传，产生集群效应，让消费者更多的非遗作品，避免了非遗传承人势单力薄，缺乏宣传的困境。此外，为了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投放的产品出了介绍作品外，还介绍了传承人的传奇一生，因此，每一个产品有一段故事，也有产品制作的生动过程图，并会及时在讨论区上传制作的现场图，使消费者更加深刻的认识非遗。

目前，网络上销售的产品都是1件起出售，这使得这类纯手工的产品价格较高。而我们打造的网站上每件产品会在图片左上角设置最小订单量，采用团购模式售卖非遗产品，产品的价格将比市场价格便宜，从而增强与实体店铺的竞争力。同时，网站可设立预购项目模块，展示传承人的新品，设置若干各展位，展示时间为一个月，根据下定金的客户人数来测试产品的市场投放效果。当下定金的人数达到最小起订量，订单满额就会放入生产。新作在网站上的第一时间和推广，带给顾客第一时间上的视觉享受和精神享受，并且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以消费者的眼光去判定一件作品是否值得投入生产线，既能解决作品不受喜爱滞销导致的库存过大的问题又能解决生产浪费的现象。

（二）畅通渠道，加强宣传力度。根据2014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整体即时通信用户规模在移动端的推动下提升至5.32亿，较2012年底增长6440万，使用率高达86.2%。尤其突出的是，近年来，微信聊天工具越来越受欢迎。利用好这个平台将是推广网站非常重要的一步。微信二维码主要通过以下几个精准渠道宣传：（1）与网站签约传承人协定，在他们产品附赠的说明书或收藏手册上印有网站的网址和二维码。（2）与旅游文化局沟通，在全省范围内的景区门票上印上网站信息及二维码.与游客量大的景区合作，在景区入口检票时为游客们免费提供擦汗用的手帕，印上景区的路线和相应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品，并在手帕的角落上印上网站的信息。使中外游客欣赏历史文化古迹的同时也能看到非物质传统文化遗产让人惊艳的工艺品。（3）在客流量多的餐厅餐桌菜单上印网站的二维码，这样就能利用微信扫二维码关注，关注的同时系统将推送网站平台，在微信聊天室的下端，可以分为上架新作/在线艺术/传承人的故事三个点击都可进入网站相应的网页的平台，并利用服务号定期推送上架新作。

同时，可以建立官方微博，利用微博这个平台网站推广、活动策划、作品推广等系列营销活动。在网站上传播非遗传承人的故事和作品，网站上畅销作品，转发一些客户评价、心得为网站做宣传，一些高质量的原创文章。转发浙江非遗V（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官方微博）更新的微博，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传。不定期推出为期3～7天的优惠活动，增加粉丝的浏览量和关注量。从而达到每个粉丝都是最好的客户和宣传平台做推广。

当然，政府必须承担宣传推广的责任。目前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扶持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真实性和整体性的保护原则。我国22个省区市在文化厅局单独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室），国家设立了非遗保护工作专项资金。因此，网站可以携手政府一起举办各项宣传活动，如“文化遗产日”活动，借此机会为网站做介绍推广。借助政府的力量，在老百姓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形成良好的口碑。

（三）结合市场，进行网络营销。首先应把礼品市场作为网络营销的突破口。常言道：来而不往非礼也。送礼和回礼是增进感情，协商事宜的好方法。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礼品消费总额高达7800亿元，而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礼品市场将会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稳定高速增长。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为纯手工制作，历史沉淀厚重，民族性强，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这类产品适合的送礼对象有：送外国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具有浓郁的中国风，赠送外国友人、合作伙伴，绝对是首选礼品之一。送恩师：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群，特别是研究生，他们为了表达对导师的感谢，总会增导师礼物，非遗产品就是很好的馈赠礼品。其次就是开发旅游纪念品的网络营销。每个游客来游玩景点都希望带上当地特有的产品，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十分符合这些游客的需求，如浦江麦秆贴，王星记扇子等。但由于许多人旅游喜欢自由自在，不乐意被繁杂的身外物所束缚，许多人旅游完都选择在网上购买纪念品送亲朋好友。在速图网的市场调研中，发现有1/3的人选择了网购春节礼物，这说明网购礼物将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再者，收藏市场应引起重视。《2005年北京市文物拍卖工作总结》显示，2005年，仅北京市各个文物拍卖公司的拍卖成交额，即达到91.6亿元人民币。中国本就是文化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市场。网站与非遗传承人合作，销售的每件商品都有其特定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对于收藏爱好者购买网战的产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信赖度高，风险较小。最后，需重视手工市场的网络营销。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统计

2012年底浙江在校小学生有346.73万人，在校中学生有

236.88万人，对于孩子的成长，学校和父母关心的不单单只是学习，对于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大脑思维能力越来越看重。当下，中小学设有手工劳动课，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同时提高大脑的思维能力。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余姚的剪纸，舟山普陀渔民画等非遗作品的制作过程均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大脑思维能力。而学生家长多数热衷于网购，这都为非遗产品的网络营销畅通了渠道。

总之，电商时代既要一方面集中展示各种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非遗魅力；另一方面为非遗作品的生产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拓宽销售渠道，解决发展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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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国务院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确定了“国家+省+市+县”的四级保护体系。

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此后国家每年都会不同程度地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其主要发展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2017年，国家更是强调“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非遗作为最具文化价值的文化品类，这12年来，其传承与保护情况到底如何？还有怎样的想象空间？《经济》记者带着这些问题，来到全国红色文化资源大省――陕西一探究竟。

40-50岁的传承人挑大梁

记者来到陕西省文化厅，看到凤翔泥塑、安塞剪纸、耀州窑陶瓷、澄城刺绣等12个独具陕西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被展示在装修风格一致、具有汉唐风韵的门面房中。“这12个门面房无偿提供给各地市文化局，用于展示陕西优秀传统文化。”陕西省非遗处处长刘卫东说。

截至目前，陕西省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6人、省级398人、市级1281人、县级3977人。

记者分别走访了延安市、铜川市、宝鸡市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0余人。

延安市文化局副局长孙文芳告诉《经济》记者，目前延安市共有1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但只有8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中陕北民歌传承人贺玉堂、安塞腰鼓传承人曹怀荣、安塞剪纸传承人高金爱已去世，剩余5位传承人的平均年龄超过73岁，而且安塞剪纸传承人李秀芳已瘫痪在床，失去了传承能力。”谈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现状，孙文芳眉头紧锁，十分揪心。“好在前两年以采访他们的下一辈或者周边人等用数字化方式做了一些抢救性传承，保留下来一点，要不然可怎么办啊？”

非z传承是活态传承，其最大特点是人在艺在，人亡艺绝。

在陕北民歌的传承上，孙文芳他们选出了新的传承人――王玉成。《经济》记者采访王玉成时了解到，2006年，他因为偶然的机会在公开场合唱了几嗓子，人们都说他有天赋，加上他自己从小也喜欢唱民歌，所以自此开始了唱民歌的生涯。

经过短短一年的时间，王玉成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团，不仅一个人承包了团里所有的支出，还想办法给艺术团的成员发工资。“为的就是让艺术团的人能够坚持下去，把陕北民歌唱遍大江南北。”王玉成说。

2014年，王玉成的艺术团成为“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基地”。也的确，王玉成为了陕北民歌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很多事情，如定期带艺术团的成员下乡采风，办民歌比赛，每年招收10-20个学生，积极参加文博会等。

收效还挺显著，王玉成解释说，陕北民歌关键在于原生态，而陕北人民大多天生都有一副好嗓子。“口传身教的方式还比较管用。”

安塞剪纸的传承人数量稍微多一点，其中以李福爱、余泽玲、余琴等人为主要代表。《经济》记者分别采访了这三位传承人，了解到他们除了会剪纸外，还会画农民画，题材以表现陕北的风土人情为主。

余琴的一组农民画让记者印象深刻，她以黄土地上人们即将消失的生活场景、劳动场景为题材进行创作，可谓“非遗中的非遗”。她告诉记者，剪纸是陕北妇女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以前一位寡妇用剪纸的形式表达对自己丈夫的思念，“把他一生的情况都用剪纸表现出来了。”

余琴她们剪纸已剪了30余年。30年前剪纸是为了给家里增添点节日的气氛，做装饰用，现在剪纸“有时候是为了追忆黄土人民的生活，有时候是作为一种闲暇时的消遣。”

但不可否认的是，剪纸传承的主力是她们。

存在同样情况的还有耀州窑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孟树峰。《经济》记者了解到，他已退休，目前以到各地活动讲学为主。记者到铜川市耀县见到的传承人是沿用传统工艺的其他人。“耀州窑陶瓷研究所主要做研究工作，并不涉及技艺的实战。”耀州窑陶瓷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单超告诉记者。

在陕西省其他市也是如此――真正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很少在一线，新一代传承人的年龄大概是40-50岁，他们这个群体成了非遗传承的主力。

多方式扩大非遗影响力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不仅看到了非遗的现状，也了解了非遗传承和保护领导层面的一些想法。

陕西省文化厅方面，刘卫东表示，他们不仅重视组织机构建设，为非遗保护提供组织保障，还努力探索保护工作的新方法、新方式，采取积极举措推进项目科学保护，而且从基础教育入手，普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等。比如，积极开展非遗“四进课”，在全省部分中小学试点开展了传统体育进体育课、传统技艺进手工课、传统美术进美术课、传统音乐进音乐课的试点探索。

在扩大非遗影响力方面，政府层面鼓励与旅游结合。

把文化与旅游结合得最为紧密且目前已初见成效的当属延安市。每年从4月份开始，延安市就迎来了旅游旺季。“目前已经打出品牌的是延安市安塞县，它是腰鼓之乡、民歌之乡、剪纸之乡、绘画之乡、曲艺之乡。”孙文芳介绍说。

安塞腰鼓是陕北特有的地域文化现象，表现了陕北人的精神风貌和陕北古老的历史，并能较全面地展现陕北文化的状态――第一，陕北的山、水等自然景观呈现出的文化；第二，陕北人在生存和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第三，陕北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呈现的文化；第四，反映陕北人气质、性格、行为处事、风俗习惯等精神层面的文化。

陕北民歌以抒感见长，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通俗易懂，易于流传。这便是古人所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写照。“信天游”就是民歌手们随心所欲唱出来的。

孙文芳说：“这些都是延安市丰富的文化资源，未来会加大力度进行推广和宣传。”

此外，为扩大当地非遗影响力，陕西省还积极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做出了有影响力的影片。

比如，孙文芳策划制作发行的目前国内唯一用剪纸动画艺术形式反映新农村建设的30集剪纸动画《延河湾》，以及《东方红》、《赶牲灵》、《兰花花》、《想起我的男人背地里哭》四部微电影。孙文芳说：“将古老的陕北剪纸、民歌与现代高科技动漫及时尚微电影相结合，可以探索民间剪纸和民歌的产业化发展和国际化传播之路。”

其中《延河湾》荣获了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工程奖和全国“金喜鹊”原创动漫优秀作品奖；四部陕北民歌系列微电影先后荣获第三届亚洲国际微电影节优秀影片奖、第三届中国微电影大赛最佳影片奖、金鸡百花电影节・国际微电影展优秀影片奖等30多项大奖。

记者观看了微电影《兰花花》，其讲述了陕北高原上最美的女子兰花花本与杨五娃青梅竹马，彼此相爱，却被赌博的父亲输给了周家，五娃为了救花花不幸被抓，花花为了五娃跳下了山崖的故事。

“根据这个故事创作的民歌《兰花花》，是陕北民歌中的经典之作，被称作陕北高原上的《梁祝》。许多年过去了，那动人的故事和凄婉的旋律，依然在黄土高原上传唱。”孙文芳表示。

有此想法的还有铜川市的政府官员，铜川市文物旅游局局长惠善利曾公开表示“要按照5A级景区的标准建设耀瓷文化景区”。

单超表示：“耀州窑文化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目前与耀州窑相关的只有耀州窑陶瓷这一款非遗产品。”

铜川市耀县是以煤矿为主的县城，目前迫切需要进行消费转型升级。单超认为，还需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保护。“耀州窑的代表不仅是青瓷，还有唐代的唐三彩等，这些工艺都是很先进的。”此外，还需与耀州窑博物馆、陈炉园区、黄堡园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一同挖掘文化资源，打造文化旅游生态。

非遗传承人观念有所进步

令人可喜的变化是，在政府的推动下，非遗传承人已经意识到政府给的扶持资金远远解决不了他们的根本问题，依此状态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生活，走入寻常百姓家将成为空谈。

记者明显感觉到非遗传承人力图改变现状的迫切感。

在采访中，记者问及剪纸传承人是否愿意把剪纸商业化，余泽玲说：“我也很矛盾，商业化吧，担心失去了传统的东西；不商业化吧，看此情况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余泽玲用剪纸这门技艺供孩子读书，并保证了家里大大小小的开支。“现在我做两手准备，一部分是做传统的剪纸，另一部分是走商业化路线。”余泽玲说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陕北说书传承人曹伯炎在这方面找到了平衡。

曹伯炎很早就意识到民间传下来的段子固然经典，“但没有市场，没人愿意听。”曹伯炎瘪着嘴，摊开手，表示很无奈。

但陕北说书还是要继承和发展的。于是曹伯炎在传统的段子中融入了现代的元素，比如，使用传统段子的旋律，加上现代化的词儿。同时，曹伯炎多次对《经济》记者强调：“像《刮大风》这种传统的段子是必须要学会的，这是核心竞争力。”

多年来，在传承方面他也一直这样要求学生。在曹伯炎家族的推动下，陕北说书已从地摊文化转向在人们心目中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台面文化。这与他们“用心说书”是分不开的。

记者走访“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文化品牌产业――凤翔泥塑、耀州陶瓷”时发现，他们的特点是都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走的路线也偏向中低端。胡新民表示：“我也希望一年制作几件顶尖的、无可挑剔的作品，但各种事情缠身，没办法潜下心来创作。”

耀州窑陶瓷中的唐宋陶业，从拉坯到花纹的创作全是纯手工，一个四件套的功能性陶瓷卖只180元。而真正价位比较高的，基本是因为创作者或者花纹制作者较有名气，人们主要以收藏、增值为目的购买。

总体来说，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传承人，其思想观念都能与时俱进。像陕北民歌传承人王玉成等，基本都把非遗传承作为一项事业来做，用各种方式把非遗的种子撒得更多、更远，而不是以前那种“只传自家人”的传统观念。

非遗产业化发展是未来方向

尽管如此，非遗活态传承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知名文化学者袁茂林告诉《经济》记者，他下了这样一盘棋：以文化产业园区为载体，以文化广场的形式进一步挖掘和展现延安的历史文化，并找到与当下的契合点；以非遗传承研发基地为落脚点，汇聚非遗传承人、特色非遗产品，形成集观光、体验、学习为一体的乐园；以非遗博物馆、民俗馆为依托，以“三黄两胜”（黄河、黄土、黄土风情；文化胜地、革命胜地）为特点体现寻根文化。

袁茂林解释说，1942年5月23日，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个特殊的日子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鉴于此，袁茂林把“5・23”这个文化符号根植于文化创意园区的名字中，让人们重温75年前同志的《讲话》精神――牢记“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等教导，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以延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在厚重的黄土地上用文化补‘钙’，用文化产业的大手笔来撬动文化和经济的共同繁荣。”这是袁茂林最终的目标――形成文化、旅游、金融良性循环的产业链。

但这些目前都还只是构想，具体落地实施还需资金推动。

孙文芳也向记者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是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这些年她做了很多尝试，想了很多办法。

孙文芳想以“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项目为龙头，科学规划，统筹实施，加强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比如，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启动实施“延安民间艺术产权交易中心”、“民间艺术品O2O交易平台”和“民间艺术专业村”建设项目。同时，在枣园路和桥儿沟建设“延安非遗街区”，开发“民间艺术一条街”和“特色美食一条街”，集中展演民歌、说书等民间音乐，展示剪纸、农民画、布堆画、刺绣等手工艺制品，提供凉粉、煎饼、羊肉等名优小吃，让外来游客集中感受、体验陕北文化的底蕴。“一方面带动民间艺人增收致富，另一方面也带动延安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孙文芳说。

她希望能尽快启动“延安非遗博物馆”和“非遗数据库”建设工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并实施“非遗陕北”民间手工艺大赛、非遗美食大赛和王向荣师生陕北民歌演唱会等项目

篇7

一、基本情况

望松街道境内有始建于民国初期的黄家大院及始建于清代的吴弄古建筑群。黄家大院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民国初期续建，占地面积为6460平方米，建筑面积1942平方米。现保存较完整的只有楼房3座，1986年被列为松阳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景点是“七间”也称百寿厅，均围绕“寿”字为主题，牛腿和雀替上108个篆体寿字，无一雷同。吴弄古建筑群位于吴弄村，建筑群始建于清代，15幢古民居较完整地保留着清代至民国时期民居建筑风格，粉墙黛瓦，高耸的马头墙，错落有致，散发着古色古香的韵味。

二、农村传统文化概况

松阳县望松街道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地域特色非常鲜明，古村落、古建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散布各行政村。2008年松阳县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望松街道不断挖掘非遗资源，共收集资源线索153条，普查项目101项，基本掌握了辖区内非遗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

望松街道下辖的吴弄村文化底蕴丰厚，2003年，松阳县人民政府公布吴弄村为县级历史文化村；2012年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13年收录国家《第二批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2015年获浙江省第三批非遗旅游景区（民俗文化村）。

吴弄村较为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文化有：舞龙灯、闹鱼灯（翻新亭）、鳌鱼灯（桂花亭）、民间小调等。吴弄民间习俗有大年三十祭拜社公，正月初一叶氏后代祭拜先祖等活动。望松街道民间传统节气大致有春节（过年）、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等，代代相传。斗转星移，传统的民间岁时习俗依然如旧。

三、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现状

1.初步形成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机制。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先后出台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对加强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2.积极开展非遗项目申报。望松街道开展了《制豆腐皮》《石雕》《古沉木根雕》《晒红烟及加工技艺》《驱邪巫画》《吴弄社公祭祀》《浙江省第三批非遗旅游景区（民俗文化村》申报工作。经过评选，吴弄村2015年获浙江省第三批非遗旅游景区（民俗文化村）。《传统晒红烟及加工技艺》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豆腐皮制作技艺》、《黄家大院木雕技艺》列入第二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岗后村王客妹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3.注重农村传统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承。针对传统文化的多样性，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和保护措施，特别是“活保护”措施。搭建非遗传承基地，在松阳城北小学建立太极传承基地，每星期上一堂太极教学课，并聘请专业老师授课。在吴弄村晒红烟陈列馆展出晒红烟实物、制作器具、种植、加工流程以及销售、烟具、烟俗等内容。开展晒红烟制作体验、演示活动，吸引游客，宣传松阳，提高松阳晒红烟知名度。

四、存在的问题

1.欠发达地区区位劣势明显。松阳县地处浙西南山区，是浙江省六个重点扶持的欠发达县之一。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历史和交通等多方面原因，松阳县非遗项目虽多，却是多数分布于偏远山区和革命老区，面临着薪火失传的困境，欠发达地区的区位劣势限制了我县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

2.非遗传承的年轻化转变。非遗传承的关键是传承人，而现今的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传承人不断老去，而年轻人却不愿意去学习，培养新的年轻的传承人已是非遗传承所面临的重中之重。

3.专业技术人员力量欠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工作量大、涉及面宽、专业性强，除了要建立专门的工作机构，还要有一支业务精、善管理且较稳定的工作队伍。基层从事的非遗者多为半路出家，专业人才相当缺乏，尤其在乡镇一级，多数文化员身兼数职，导致许多工作流于表面，保护工作相对滞后。

4.非遗项目挖掘整理滞后。经过2008年非遗普查，我县共收集有价值的非遗线索2121条，然而现在县级非遗名录项目仅63项，还有众多富有价值的非遗项目未被包装整理。乡镇人手不足，挖掘经费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县的非遗项目挖掘整理滞后。

五、对策建议

1.夯实基础，大力建设“四大体系”。逐步建立资源、名录、传承人、传承基地四大体系，搭建非遗保护整体框架。一是完善非遗资源普查体系，在非遗普查的基础上，查漏补缺，并整理挖掘重点项目，争取每年挖掘包装一个好项目；二是搭建四级名录体系，国家、省、市、县四级体系完善，争取有价值的非遗项目上等级；三是搭建代表性传承人四级体系，完善传承人梯队，培养一批年轻传承人；四是扩大非遗传承基地建设，立足现有的传承基地积极开展传习活动，新建一批非遗传承基地。

2.统筹协调，大力落实“四大保障”。逐步落实政策、组织、设施、资金四大保障，建筑非遗保护强力后盾。一是落实政策保障，从政策制度上保证非遗保护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二是完善组织保障，成立松阳县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组建松阳县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库；三是强化设施保障，以县非遗馆为龙头，乡镇非遗展陈室为辐射，搭建非遗展演展示平台；四是确保资金保障，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篇8

关键词：蒙古族；民间美术；传承保护

一、蒙古族民间美术保护的现状

（一）蒙古族民间美术的基本情况

伴随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外来的文化和现代高科技的不断渗透，蒙古族的民间美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冲击，逐渐的已经有了淡出人民视线的倾向，许多蒙古族民间美术的传承人虽然可以忍受多年的学习之苦，可是却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所学转变成可以带来实质的经济利益，往往不得已放弃自己真爱的美术艺术，这样的状况造成了诸多民间美术面临失传，而蒙古族地区别具一格的民间美术、民族服饰、风味独特的民族饮食、精彩绝伦的搏克比赛等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急待抢救与保护。

（二）蒙古族民间美术在保护与传承中遇到的困难

虽然近几年我们把民族文化传承推到了重要位置，但是当地蒙古族文化却呈现出了十分浓厚的商业色彩，导致原有的传统文化内涵被淡化或者过度开发，比如蒙古族传统的“那达慕”，原有的赛马、射箭、摔跤等活动已经被经济贸易和文艺演出所代替，许多人来是为了做买卖，已经失去了原来“那达慕”的意义。还有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蒙古刺绣、皮画等出现批量复制品，这些商品对蒙古族文化内涵研究放弃，作品缺少创新，生搬硬套，蒙古族民间美术所包含的精神内涵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传承，这往往成为变相破坏和摧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当地人选择走出去，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当地旅游。为了与外地人做生意，进行交流，加上国家的推广普通话，学习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只会语言，不会文字，也不利于民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

二、蒙古族民间美术保护传承的对策研究

（一）国家要为蒙古族民间美术传承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与政策支持

国家应该加大对蒙古族民间美术资金注入，同时设置专门负责人员，制定有效保护措施和具体实施步骤，才能更好地做到对蒙古族民间美术的保护和传承。之前诸多的民间艺术辛苦创作者，并没有受到重视，其收入方面也很微薄。相比于从前，现在国家对于蒙古族的民间美术已经开始逐步重视起来，府部门、博物馆、高校、热爱收藏的爱好者也都可以出资进行收藏，民间的艺术工作这的经济收录得到了极大的增加，同时，也将蒙古族民间艺术的地位不断提高，这对于蒙古族民间美术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另外，国家还应该为蒙古族民间美术传承与发展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对科学与有效的措施进行鼓励，进一步推动蒙古族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

（二）以学校教育为中心，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传承中的优势作用

1.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

教学活动不能单纯地依靠课堂上老师满堂灌的模式，现在的学生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探索与面对面交流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教学中应积极拓宽教学渠道、思路。例如学校可以与展览馆对接，采取将课堂搬进展览大厅的教学方式，带领学生到展览馆参观学习，将展览大厅所展示的数量庞大的蒙古族剪纸、服装服饰、皮画、刺绣进行逐一解读与分析，以多元化的教学手段使学生亲身感悟整个过程，唤起学生心灵的促动，由此生发出“初步认同、开始关注、逐渐喜欢、想去研究、思考文化”等一系列的由心到思维方式的改变。

2.大型公共场合展演活动

学校也可以与大型公共场所合作，如社区、机场、广场等，联合开展“蒙古族民间美术与现代生活展演”活动。学生可以把设计的蒙古族特色产品、包装、服装服饰、皮画、刺绣等设计作品或毕业设计展演给四面八方的人，展演也可以加入牧民日常生活场景、马头琴独奏、蒙古族刺绣现场技艺展示等，旨在以综合动态展演的方式将蒙古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历史、民俗全方位展现给四面八方的人们，让他们直观感受和了解蒙古族艺术之美，让更多的人了解蒙古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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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华夏文明看山西。作为一名山西人，这也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山西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的积淀非常深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类繁多，是一座蕴藏极丰富的宝库，是中华民族文化当中最亮丽、最精彩、最生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植根于人民群众，存活于老百姓的生活中，因此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民间技艺的需要，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需要，更是促进山西文化繁荣昌盛的需要。正如在2016年两会上，代表委员聚焦非遗保护与传承，亮出的观点是：让非遗“活”在当下、“火”在民间，提出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力度、增强非遗发展后劲。这和我们宣传非遗的主旨高度一致。

本刊倾力打造的特色阅读专栏“传承”，主旨是：关注非遗，助力传承。作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的会刊，任务是为全省各非遗单位及非遗传承人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宣传及销售平台，并让更多的人走近和了解非遗文化，使非遗项目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科学之友》每期精选一至两个非遗项目，全方位、多角度深入宣传，展示非遗魅力，领略非遗技艺，分享非遗文化，传承传统精髓。

对于非遗项目的专题宣传，在省文化厅非遗保护促进会的协作下，我们提前策划选题，通过寻找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从历史溯源、工艺制作步骤、传承人谱系以及项目的现状前景入手，来做深度的挖掘和系统梳理。自2015年起至今做过的非遗项目全部来自省内，分别为芮城县永乐木雕、繁峙县晋绣坊、介休市唐源古建琉璃制品、太原市梅花剪工作室、长治市黎城县黎侯虎、阳泉张文亮刻花瓷、晋中鱼羊包、平遥道虎壁王氏妇科、稷山螺钿漆器、晋中雾酒疗法、临汾市襄汾县晋作家具、平定砂器、芮城布艺、大同铜器、交城堆绫、侯马蝴蝶杯、交城琉璃圪嘣等。

本刊非遗专题的呈现，受到了非遗方的喜爱，吸引了更多关注的目光，在弘扬、宣传非遗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对非遗项目起到了推动作用。通过大力宣传非遗项目，有效增强了其创新能力，并带动了非遗产品的销售，并且因为其产品已广泛推向省内外、国内外市场，如“晋酒”“晋醋”“晋药”等，促进了人们对山西非遗文化的直观感受和深刻体会，进而提升了山西的文化形象和影响力。

十年发展看经济，百年发展看制度，千年发展看文化。山西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的底气。作为非遗会刊，我们在不断宣传非遗项目的基础上，今后要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一宣传平台，不断提高非遗产品的知名度和其自身的文化魅力，给山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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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档案数据库；惠州市

惠州市是一座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和14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资源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截至目前，惠州市拥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两项(惠东渔歌、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21项、市级非遗保护名录54项、县区级非遗保护名录95项。为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州市应该采取建档保护在内的措施来保护和传承这些千年历史的活态遗存。

1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现状

非遗建档保护，就是将非遗的项目情况介绍、代表性传承人的情况、展演的图片音像、名录项目申报资料等，收集制作成档案，并根据档案管理的要求进行保护。建档保护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有多少艺术档案（还必须是符合档案质量的），就有多少艺术财富；有多少艺术档案留给后人，就意味着有多少历史艺术遗产传给后人”。

1.1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中所做的工作

1.1.1在非遗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惠州市重视非遗的挖掘、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2005年国务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后，惠州市的非遗保护工作也随之展开。近几年来，惠州市借助申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契机，根据各类非遗项目的特征及存续状况，通过记忆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方式，对全市的非遗实行了分类保护和区域性整体保护，取得了明显效果，初步建立起了功能较完善、布局较合理的非遗保护网络。一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了体制机构与法规制度。惠州市从市到各县区、乡镇街道都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制订了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建了专家委员会，成立了非遗研究所等。市文化行政部门牵头制定了《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惠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评定管理暂行办法》《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等五个专门关于非遗的行政法规。二是在非遗保护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惠州市组织对全市非遗进行了普查与分类整理，制作出了全市非遗分布图，并在全市推广建设非遗的传承示范基地和生产性示范基地。目前，惠州市有惠东渔歌、龙门舞火狗、小金口麒麟舞等三个省级非遗传承示范基地；博罗百草油制作技艺生产基地等1个省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此外，惠州市还通过给予传承人补助、启动“非遗学堂”项目、开展传承人带徒学艺活动等措施，培育非遗项目的继承人。1.1.2在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从档案管理的角度看，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分为收集、整理、保管、统计、鉴定、检索、编研和利用八个环节。目前，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第一，相关部门对老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进行抢救性记录，用笔记、录音录像、拍摄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非遗资料；第二，相关部门将收集到的民俗、民歌、手工技艺等非遗资料进行了初步的规范整理，包括实物的、纸质的、照片的、录音的、视频的，基本上建立了文件级目录数据库，同时进行了重要档案的异地异质备份。

1.2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中存在的不足

惠州市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和轻管理的情况。同时，由于观念、资金、部门配合等原因，惠州市在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尤为不足。1.2.1专项经费、硬件设施及专业人才存在欠缺第一，惠州非遗建档保护的资金投入不足，目前尚没有专项经费；第二，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是非遗档案的主要搜集和保管单位，但缺乏专业的档案库房与档案设备；第三，惠州市没有配备专门从事非遗档案管理的人员。1.2.2尚未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建立档案数据库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基础性工作。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在2006年就建立了非遗数据库，但已经出现了存储空间不足、功能滞后的问题。同时，非遗数据库里虽有大量资料，但没有进行专业化的档案分类管理，显得较为杂乱。而许多镇级的非遗保护中心在档案资料的收集、存储、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空白点。1.2.3基于档案资源的非遗编研、宣传不足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在非遗文献资料的编辑出版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编辑出版了《惠东县渔歌客家山歌业余学校教材》《客家山歌民间歌谣》《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惠州水北民谣（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内刊）》《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巡礼（2010年内刊）》《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2012年内刊）》等著作和十余本普及性刊物。这些出版物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教育和宣传价值，但相比庞大的非遗资源，编研、宣传仍不足。

2完善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举措

2.1制定非遗建档保护的实施细则

有法可依是非遗建档保护取得真正实效的必要保障。目前惠州市在非遗档案管理方面缺乏明确、详细的法规制度和操作办法。因此，惠州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非遗建档保护的实施细则：第一，惠州市要尽快制定出关于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相关条例，并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与档案部门牵头，对非遗的建档主体、建档流程、知识产权归属、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等工作作出部署；第二，在相关条例没有出台前，非遗保护中心应当和档案部门密切合作，建构非遗档案的业务标准规范，如接收办法、征集办法、鉴定标准、归档范围、所有权的界定以及保管期限等，从而使当前较为迫切的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具有明确、科学的操作性。

2.2建立非遗档案的协同保护机制

非遗建档保护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多部门协同合作才能做好。然而现有法规对非遗的协同保护、保存都是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而对于建档主体和保管主体、具体的协同机制与程序，都缺乏明确规定。惠州市应该克服和避免部门间各自为战、重复征集、档案遗漏的现象，建立良好的共享系统与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体制与机制，并根据非遗档案的收集、分类、保管和开发利用的现状及规律，形成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为主管，以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档案馆为主导，各公共文化机构承担传播和展示功能的非遗建档保护的协同工作体系。

2.3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资金

惠州市县两级已将非遗保护、保存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设立了保护专项资金，用于非遗的调查、传承、传播、濒危项目抢救等保护、保存工作，如根据《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对成功申报省级和国家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以及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都有资金扶持。在建档保护方面，惠州市虽然也有经费资助，如2016年下拨16万元更新非遗数据库的专项经费，但没有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资金。惠州市2016年GDP达3390亿元，人均GDP达7.1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361.3亿元，有着较雄厚的财政基础。因此，惠州市应该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拨给非遗保护中心统一管理和规划使用，专门用于非遗普查资料的分类归档、口述档案的采集整理、非遗濒危项目的采集整理、非纸质档案（如传统技艺流程、仪式规程的图片、音像、多媒体）的采集整理、库房设备与档案设备的购买和维护、非遗档案资源的编研与宣传等。

2.4建立惠州市非遗档案数据库

非遗档案数据库是利用数字技术对非遗档案数据进行学术分类、信息化存储、智能管理的软件系统，建立档案数据库已经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主要手段和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惠州市应该高标准地建立一个共享的、多功能的非遗档案数据库，实现非遗档案资源的信息化，促进非遗档案的统一管理及资源整合。非遗档案数据库里的档案，应该包括非遗活动档案、传承人档案、非遗保护档案。这些档案的分类与存储，应该坚持系统有序原则，即对档案进行系统科学的整理、分类、排列和编目，使之条理化，便于查找和利用。同时，惠州市应不断提高非遗档案数据库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要设置有数据备份、数据恢复功能和数据访问权限控制等功能，保证数据库安全。

2.5加强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建设

非遗项目传承人是非遗产生与生存的原本环境，传承人的叙述和展示，体现了非遗的原貌。惠州市重视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如现在给予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6000元补助，但建档保护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应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是针对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其社会文化活动、标识其民族（族群）文化特征的档案集合。目前，惠州市关于传承人档案建设，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仍存在不足，如惠城区汝湖镇的绳结艺术，相关部门调查发现传承人基本没有了，而文字、声像资料也没有保存。因此，为了不“人亡艺歇”,惠州市应该不断加强传承人档案建设。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建设主要包括：文字档案材料的收集、图片声像档案、口述档案等。在非遗传承人档案建设中，惠州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及时开展抢救性档案记录工作。因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老龄化问题较突出，惠州在世的各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60周岁的已达50%以上，所以惠州市要积极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并为其建档，尽可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2.6推进非遗档案的优化利用

首先，非遗档案不应被束之高阁，而要优化利用，以为社会各界提供信息介绍、咨询与利用服务，同时通过编研、宣传等途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其次，非遗保护部门应该与档案馆、博物馆、艺术馆、民俗馆等进行合作，深入挖掘非遗档案信息资源，借助互联网、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通过举办非遗展览、非遗演示、专业培训等形式，生动展示与积极宣传非遗，使非遗作为活的文化灵魂渗透到社会环境中。再次，惠州非遗档案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将非遗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向社会公开，便于公众查阅，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最后，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应该联合档案、文博部门以及高校、社会研究机构，大力开展资料整理、文献编研以及书籍音像出版的工作，挖掘惠州非遗档案资源的潜在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1］周解.艺术档案管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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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传承人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因子，呈现出了文化的多元性。当下，面对全球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应审时度势，全面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提高文化事业发展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价值解读

保持文化的多元性，提高文化软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群众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创造演绎出来的，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着文化的精义，是文明的结晶。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不仅有助于弘扬传统文化，也能维护文化的多元性，促进文化发展。此外，全面做好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能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中蕴含重要力量，尤其是具有独到的艺术造诣、思维模式及情感表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社会、艺术、文学以及科技等方面的价值，是维系民族情感，提高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也是实现文化发展创新的源泉，彰显了文化软实力。

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多样，不仅有民间美术、戏曲、民间传说，也有节日风俗、传统杂技等，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当下，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不仅能更好保护传统的精神文化，使其更为丰富；也能够结合时代需要，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产品，满足广大群众化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

传承人的匮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大难点是传承人缺乏。由于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效益不佳，学艺过程中充满艰辛，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实效，再加上学艺也需要个人禀赋等方面的综合因素，以及传承人并未受到社会的认可及社会地位不高，使得非遗项目难以找到合适的传承人。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独门绝技，传承人作为非遗项目核心，如果缺少传承人，就会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传承陷入尴尬。

文化遗产生存环境堪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变化，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遭受到较大冲击。特别是人们的生活理念、方式的变化，传统的民风民俗难以被年轻人所认可，传统的信息资源、文化符号渐渐被扭曲，出现了变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土壤渐渐受到了破坏。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靠独特的土壤才能生存，这无疑加剧了其消失的进程。

重视申报开发，缺少保护管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还存在重视申报开发，缺少保护管理的困境。有的地方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之后，保护措施不到位，出现了超负荷利用，甚至是破坏性开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是金字招牌，专注于挖掘其含金量，缺少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原则

一是系统性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要与当地的经济、科技、文化与政治等实际紧密结合，系统性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特殊技艺，突出其经济价值，加快推进当地特色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也要深入探讨曲艺、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推动道德体系的建构。还要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其不仅是文化整体，也呈现出多种文化形态，虽然在内涵、形式及功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别，但都是民族情感的衍生品，具备一致性，是民族文化的共同体，是相互联系的。

二是可持续原则。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终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到的领域多，并有着较广泛的覆盖面，内容相对来讲，也较为庞杂，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一定要摈弃急功近利的错误理念，开展科学规划，逐步实施，做到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的结合。特别是对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展可行性研究，逐步推进，长期坚持，确定合理的规划，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举措

首先，全面做好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及培养工作。一方面，做好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一是构建完善的经济保障模式。非遗项目文化传承人确定后，需要解决其生活方面的问题，对其进行一定的生活补助是非常有必要的。非遗项目所在地要设立非遗传承人资助方面专项资金，给予其必要的生活补贴，不仅体现政府对非遗保护的重视，也能确保非遗传承工作能顺利进行。与此同时，在全面掌握传承人现状后，对各级名录的传承人加以认定与命名，特别是对那些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应给予额外的资金补贴，确保资金及时到位。二是还要给予荣誉称号，让其成为文化市场领域的“带头人”，以此来更好地传承技艺。

另一方面，加强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培养工作。要着眼于非遗项目发展的未来，科学合理制定传承人培养制度。政府不仅要提升传统师徒制培养模式下传承人的工资待遇，同时，也要给予那些自愿加入到非遗项目传承中的人必要的生活补助，搭建良好的学习氛围。鼓励非遗传承人积极参与非遗项目展示平台，提升非遗项目收益水平，进而激发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非遗项目传承中来，扩大非遗传承项目传承队伍，培养大量的专门人才，提升管理效能。再者，政府也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为那些新参与进来的传承人提供政策保障，让其无后顾之忧，更好融入到非遗项目的钻研中，提高非遗项目的传承水平。

其次，创建非遗项目文化生态区。非遗项目本身有着自己的文化生态，在建设文化生态区的过程中，要将原生性保护置于首位，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特别是依附于农耕文明的非遗项目，其所依靠的社会经济基础在逐渐消解，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以活态保护为主，静态保护为辅的方式，落实好非遗项目的保护，打造非遗项目保护的生态博物馆，为实现静态保护提供更好指导。另外，还要不断壮大保护主体，需要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动因，非遗项目从不同角度、层面满足大众的生活、生产及精神需要。善于利用非遗项目充分满足人们日常需要，也能收获较好的经济效益。

最后，激发非遗项目的生命力，提升开发与保护档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自民间，有较重的乡土气息。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多元化的日益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及文化土壤出现了诸多新变。但是，考虑到非遗项目的主体是民间，要实现非遗项目的传承，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更加注重非遗项目在民众生活中的生命力与具体功能。因此，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必要的创新变革，实现与时俱进。要善于取其精华，重点发展，适当引入新的形式与题材，将传统的艺术文化和当代思想、科技手段相融合，让具有传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当代文化实现相融共生，演绎符合当代人审美、娱乐需要的非遗项目作品。同时，也要积极实行适当的产业化运作。要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产业，激发其潜在的价值，开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参考文献】

①徐辉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机制探讨》，《理论导刊》，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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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校;非遗传承;苏扇;校企合作

苏州市具有二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名城，其手工艺历来非常发达。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蔓延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非遗苏州折扇全盛时期有400多种不同样式，如今只剩七八十种，有些制扇工艺已基本失传。苏扇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本地高校传承苏扇的职责理应担负起来。目前校企合作教学为企业和学校之间搭起了一个良好的互助平台，各高职院校推进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方案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中心工作。非遗传承在高职校的行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非遗传承认知调查，区域培植文化土壤

为了更好的利用高职校资源，必定要对学生现状有一定的了解，设计了一套《调查问卷》，主要针对是五年制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发放调查表总计有405，共回收答卷401份，通过数据分析课题组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了解苏州本地的传统手工艺占56%，反之不了解的占38%，其余无效;100%的人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和传承有必要性;高职应当开设当地非遗有关的课程持有支持态度的人高达81%;平时生活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参与性活动仅仅16%;了解苏扇特点的占到52%;曾买过苏扇的的仅仅是6%;相关苏扇现状营销市场问题的仅在10%左右。从调查问卷的分析得知，当前青少年对非遗是比较感兴趣的，普遍认同非遗的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缺少对非遗的参与性，也对非遗更多文化层面的东西不很了解。周围能参与到非遗的机会是非常少。依此认为，在高职校开设相关的课程有一定的基础，在高职校区域内有发展非遗普及认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 建立和运作非遗基地，高职校构建传承机制

苏州市的非遗项目种类丰富，包含民间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等多种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已逐步进入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本地高职校担任着发扬本地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为非遗传承在高职校有一个长效机制，特别成立了“苏扇技艺传承研发教学基地”。基地享有专用教学场地，三个功能教学区。同时行业企业成为了学校实训的校外基地，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成为了苏扇传承教学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学生参观学习的基地。本基地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藏展示、交流合作、聚集示范、展示展览、研发孵化、教育培训、创新探索。此外，组建了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机制。有《基地建设目标和内容》、《基地管理办法》、《基地管理人员及职责》、《旅游工艺品实训室基地规章制度》、《基地教学研讨记录》、《基地活动手册》等。从日常细节到宏观组织，都有严谨的制度并认真执行，使基地真正成为一个校内外合作交流的良好平台。

3 实施高职课程教学，专业课程凸显地方特色

高职课改从未停下脚步，各专家学者对高职课改有众多的认识和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无不体现出现代教育对职业教学中的人才培养的重视。高职课改的人才培养从技术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的模式转变。苏扇艺术的课程落实，主要采用单元化课程设计模式在课堂教学实践。高职校采用项目化模块式的课程体系，把苏扇艺术课程在艺术专业的各个有关课程中进行了教学目标、教学课时、教学计划、教学教案、教学反思的各个环节的课程设计。苏扇艺术的教学在主要是在corelDRAW课程、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线描课程、工学一体毕业创作设计课程等进行了项目化教学实践。从专业教师的集体备课，对校本的教材分析、课程性质和重难点、学生情况分析、使用的教学模式和策略、引发兴趣、深化思维、学法指导和重难点解决的方法等等，教学中的各个环节中从理论到实践的认真落实。课程的单元化研究性学习要求有严格的教学设计，重点难点，不同课程嵌入的时间长短根据本课程的总体要求来进行设计。通过本地高职校开展苏扇课程，彰显了地方文化和高职办学特色。

4 编写苏扇校本教材，落实理实一体高职课改

教材的编写是为了适应高职教改的前提下进行的一套全新的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理实一体化”的教材，确定了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宗旨。苏扇教材的编写要突出本地传统文化的深厚沉淀，力争在非遗继承与传扬上有所突破。教材主要是参考了原有企业编制的论文集以及网络资料，其次是通过访谈求教学习，对多位行业专家的意见整理。通过对苏扇行业专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扇传承人的访谈，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目前苏扇的状态。然而现有关非遗苏扇前身今生后世的资料并不多，所以编著相关教材难度特别大。再次，通过收集和整理其它地方的非遗项目的著作，例如《杭州像景》、《南京云锦》等平行项目的研究进一步指导苏扇的教材编制。校本教材中还附有一张苏扇教学辅助的光碟。这本教材的编著填补了目前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5 建立苏扇名师工作室，加强行业交流与探讨

苏扇的发展已有百年历史。历经多次变革和创新。发展到如今，更需要的是对传统手工艺的深刻的认知，更好做好传承和创新工作。目前，在众多檀香扇企业中，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辉煌后，行业急转而下，企业萎缩，很多专业技术人才大量流失，有很多设计人员改行。即便现在从事苏扇行业的众多人员，由于经济单方面的追求使得在技术、艺术造诣有所停滞，尤其是在新品开发上不尽如人意。近年来，由于社会的重视和行业的复苏，设计专业人才尤其显得特别紧缺。建立专业的苏扇研发教学的师资队伍，建立苏扇艺术研发的专业人才库非常重要。名师工作室将苏州本地有利资源进行整合，将檀香扇技艺的行业专家与高职学生对接，古老精湛的技艺传授给年轻的一代。在本设计团队中，主要有专家学者的指导，高职校艺术专业教师为核心，以五年制高职艺术专业学生为主体开展苏扇的传承和创意设计。

综上所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前提下，针对高职学生艺术设计专业的特点，以单元化研究型的创新教学实践，走出了一条培养学校中的非遗传承的特色之路。以校企合作为机制的传承基地是积极有效的，单元化研究型课程的嵌入是合适的必要的。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能够培养学生的兴趣，能有效地提升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编写檀香扇校本教材，更是学习和总结的一次历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专业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许思豪.手工艺创意产业[M].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2009.

[2]潘嘉来.中国传统雅扇/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书系[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3]马骏，赵莉.中国扇文化[M].云南：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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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有着58年办学历史的艺术教育单位，遵循着颜文O先生“实用美术”的教育理念，做一个勤勉的工艺美术“教书匠”，与传统手艺匠人心系一脉，身体力行地进行传统技艺的传承保护。“百工录”丛书动议之初，就许了愿：丛书志在“为民族传艺、为文化存根、为大师立传、为百工留名”，“百”是对浩如烟海的传统工艺美术种类的概括；“工”指传统手工艺，也指工匠；录为记录，是编写态度，也是编写原则。现在回头来看，我们坚守的对传统技艺原汁原味的保存，初心还在，呈现结果也较为妥帖。不敢说丛书首开风气，但所有与创者共同的思路便是以不厌其精、不厌其详的考究态度，完整展示传统工艺的一榫一铆，表述传统技艺的一招一式，汇集各家各范。这是一个由点及面、又化整为零的做法，于工艺美术行业而言，是摸清家底；于文化产业而言，是丰富成果；于院校而言，是传承文明。

说由点及面，主要来自于学院的体会。学院早期办学设立织绣、工艺国画、器皿设计、雕塑等多个工艺美术专业，进入高等教育阵列后，形成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并行的专业格局，探索实践政、校、行、企合作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尤其是十多年来对传统工艺美术非遗传承保护的努力到了多方认可，将国家级非遗项目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传承保护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苏州镇湖合作培养国家级非遗苏绣新传人，为贵州雷山国家级非遗苗银苗绣的技艺存录、传人培养做出积极的努力。文化部授予学院非遗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学院也成为江苏省首批非遗研究基地。

以“百工录”丛书为发端，学院对传统工艺美术技艺的传承保护，由分散的点位探索进入系统的整理发掘，以“苏作”为发轫，联合行业、专业的有识之士，各举所长，迈出了服务工艺美术全行业的关键一步。2014年，国家多部委发文鼓励艺术职业院校在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勇挑重担，教育部立项了由学院担纲的“百工录：中国工艺美术非遗传承与创新”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堪为丛书在数字化领域的变身和转型，这是更宽更广层面的建设，延续了“百工录”丛书的编撰精神。资源库建设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民间（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项目为资源载体，应用数字媒体技术，按照行业规范和职业标准，政、校、企、行共建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宽视野、大容量、全开放、多互动、可更新的中国工艺美术非遗传承与创新的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培养非遗创新传人，实现职业教育与非遗项目双向互动、协同发展，保存、传承、传播、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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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王天凯、党委副书记陈伟康，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王晨阳，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副司长钟廷雄等纺织行业领导、专业机构专家和致力于纺织非遗传承的有关人员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淮滨主持。

会上，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主任张家洲首先介绍了我国纺织类非遗保护现状和自身特点。截至目前，我国政府分四批公布了137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纺织类82项，分布于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三大类。纺织类非遗具有自身显著特点，一是底蕴深厚、品种丰富；二是促进就业、精准扶贫；三是精工细作、彰显个性；四是亲和百姓、融合生活；五是绿色环保、拓展性强。

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王晨阳就文化部关于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规划和任务做了全面介绍，他强调，尊重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同时融入现代生活、满足大众需求是传承非遗文化的关键。希望纺织行业、企业积极参与非遗保护与创新工作，加强文化领域与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副司长钟廷雄重点谈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开展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他指出，在82项纺织类非遗项目中有52项为少数民族项目，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内容丰富、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对少数民族纺织类非遗的重视，希望纺织行业、企业能够共同参与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广东名瑞集团董事长蔡民强、北京皇锦品牌创始人张雪梅、北京雪莲集团董事长孟泽、著名中式服装设计师顾林，以及孙颖、王国英、郑芬兰等非遗传承人，都是对中华优秀文化及传统技艺有着深深情怀、执著坚守、不断创新的人。这些与会嘉宾认为，纺织行业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具有明显优势。首先，产业链条完整；其次，企业品牌资源丰富；此外，成功模式可供借鉴。

之后，与会嘉宾就如何有效开展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形成几点共识：市场专项调研、培育共建基地、丰富产品设计、规范生产标准、增强产权意识、发挥网络优势、建立专项基金、推进跨界合作。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王天凯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纺织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其工作的根本是保护，工作的难度是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