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现状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非遗传承的现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音乐艺术；古琴；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理论；现状；调查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识码：A

施咏教授的《弦外之音――当代古琴文化传承实录》就要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是他在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工作期间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也是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成功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又一部有关古琴文化传承及现状的有价值的调查研究专著。我认为这是近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建设方面一项重要收获。所以，不揣自己对古琴艺术的无知，不顾忌自己对当今古琴传承保护缺少调查研究，仍非常高兴给这部专著写几句感想。

本来古琴艺术申遗成功，已经大大推动了社会方方面面对古琴的关注，推动了琴乐的表演、传播，也有力推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和相关书籍的出版。例如，近年陆续出版了介绍古琴及其演奏的多种教材，出版了有关古琴历史、文化的多种研究成果，以及吴文光先生《神奇秘谱乐诠》这样的古琴曲打谱释读的专著，还有收有六朝后期至清末民初142种谱集所见载琴曲谱的30卷本的《琴曲集成》大型的古琴资料汇编，也终于由中华书局出齐了。又如，以涉及古琴艺术方方面面的申请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而言，仅我近年有幸审读或应邀参与相关答辩问题的，就有十几篇近20篇，可见青年一向古琴的学术目光之殷切，他们的成就也颇令人欣喜。可以说，我国古琴艺术的发展和保护、传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令人振奋的阶段。

施咏先生的研究，也许属于姗姗稍后来者，但在这百花竞放的场景中，却因别具风致，一定能够脱颖而出。

2010年11月下旬在江苏徐州中国中国矿业大学举行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我初次听到施咏教授介绍他有关古琴艺术保护的部分研究成果，当即感到非常有价值。例如，他从传播学出发，探讨了古琴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代武侠小说中的文学传播，探讨了古琴在唱片、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中的传播及所产生的偏误现象，他既探讨了古琴的网络传播概况和特点、古琴网站的类别与功能，还总结了琴乐传播的“模糊性、反传播性与多层综合性”三大特点，还提出多种传播手段相互交织相融、多层综合、多元并存，成为当前琴乐传播的发展趋势，共同推动古琴文化在当代的传播和发展。

尽管只是简短的介绍，但让人立马感到他的研究视角非常新颖，体现出他研究意识的独特性。

不由得想起唐代大史学界刘知几有关史学研究者所必须具有的几项重要条件的阐述。按刘知几字子玄，著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代表作《史通》，他提出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必须具有“才”、“学”、“识”这三种基本条件，即所谓的史家“三长”。

据《旧唐书》刘知几本传记载：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才，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左木右便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①

这里所说的“才、学、识”应如何理解？今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认为：所谓“史才”，指修史的才能，主要指历史编纂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所谓“史学”，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要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要有广博丰富的知识，还要深思明辨，择善而从。所谓“史识”，是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包括“善恶必书”的直笔论，也包括其他的历史观点。②

也有的学者认为“才、学、识”，其实大体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文、史、哲学，是从事史学以及其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必备的基本素养。

“才、学、识”三者，虽各有作用，但相互联系非常紧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三才之中，识尤为最重要。例如，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便在《通志・总序》中强调：“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明袁子才《续诗品三十二首・尚识》也说：“学如弓弩，才如箭簇，识以领之，方能中鹄。”

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认为识不可无，认为识也是才、学并重或相辅，因为识力就是洞察力、鉴赏力、判断力的别名，是以“学力”为其根本的。但他在《谈艺录》五一《七律杜详》中，还是强调指出：“识”固为先，“识曲听真”，方得为“具眼”。认为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发覆破的”的洞察力、鉴别力。

当今盛行的史学理论中，也有类似的强调。学者们指出，虽然史料或史实在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真实的史料当然是历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前提，所以史料对历史学的重要，甚至有傅斯年先生“史学便是史料学”③的说法。但是，史料或事实本身，毕竟并不能自行给出一幅历史学家所悬之为鹄的历史构图，也不能自行给出任何理论来。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乃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幅历史构图，但这幅图画最后是由历史学家的思维和想象所构造出来的，任何理论也总归是人的思想的产品。如果同样的史料和史实就能自行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只要根据一致同意的史料，历史学家就不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了，也不会一代一代的学者们来重新认识、研究历史，重新写作新的历史著作。所以，何兆武先生指出：对历史学的形成（即根据史料形成为一幅历史构图）而言，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积累。④

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中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观点，也正体现着对历史研究者“识”的强调。

我认为，才、学、识不仅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条件，也可以说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识”既是认识、辨识、识别、认知的能力，也是见识、理解、洞察、意识，是研究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识”包含着康德所说人类认知的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全过程，也贯穿在人类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再到实践无数往返的全过程。以历史研究为例子，从具体史料的选择、辨识，到史料确认后对它们做出的解释，对史料所反映的史实的认知，都离不开“识”。这些工作，有的是纯科学的，或“完全科学的”，或是技术性的，但有的则仅有科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贯彻始终。此外，如何兆武先生《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指出，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外，还有“第三个方面”即史家对人性的探微，这也是一种史家应该具备的见识和意识。⑤

由此看来，史家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识”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广泛和深邃的，一代人一代人不断进行的历史研究、学术研究，某种意义上讲，则是一代一代人认识不断发展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一代一代人不断获得新的认知和新的体会的结晶。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才、学的重要。推动史学进步的力量来自四方八面，史学大师王国维就认为学术史上的新突破，往往来源于新的发现，新材料。但甲骨文等这些导致学术突破的新材料，其价值和意义的揭示，不也需要目光如炬的王国维先生那样的远见卓识，才能揭示出其所埋伏蕴涵的重要价值吗？

施咏教授在其古琴调查的课题研究中，反映了他尤为突出的“才”、“学”、“识”三者的良好结合。正是很好地结合了传播学和历史学方法，又迅速网罗捕捉了许多新的传媒，以及网络上出现新动向，为我们考察研究古琴艺术遗产的保护传承，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新视角。

全书分为“实践调查”与“理论思考”上下篇两大部分。上篇由七篇分调查报告组成，通过对梅庵、广陵、虞山、浙派、蜀派、金陵、中州等七个琴派下的近三十个琴社、琴馆的古琴保护传承现状的实地考查，逐一调查了各琴社的生态发展环境、运行机制、相关流派琴乐的保护现状；以及相关琴人的琴乐理念、保护实践措施等。下篇则从理论层面对当代古琴的传播（类别、功能、特点、偏误）、传承（方式、组织结构、对象、技巧）、保护（问题与对策）以及发展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这一研究不仅体现了他的学力、才华，也的确体现了施咏教授的敏锐观察力，体现了他独到的学术眼光新颖的学术见识，由此我们看到一个青年学者已经具备了今后不断取得学术进展和突破的各种有利条件。

“山僧未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虽然未及从容细读施咏先生的全部文稿，也没有那么广泛的学识来评述他的所有心得，但通过对他的研究课题的点滴了解，我已感到它所拥有的分量和价值，也多少能看到他在博士后工作站期间合作教师刘承华教授的身影。相信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认真阅读本书，一定大有收益，能够得到种种启示。同时，加深自己对古琴艺术这一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立体的了解认知。

著名学人先生晚年，曾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他认为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世纪，指出我们已经错过来自西方启蒙时期“人的自觉”，不能再错过当今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之下的各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文化自觉”。我们每一个中华文化的传人，有必要不断提升自己文化自觉意识，积极参与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的传承弘扬，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事业，多一分担负，多一份贡献。施咏教授的努力，也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好的范例。

施咏教授正“富于春秋”。作为一位“70后”的年青人，已经获得各级学位，并被南京艺术学院聘为正教授――他已经建筑起了继续前进的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衷心祝贺他已取得的丰硕成果即将出版问世，同时也期待他今后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创造更新的业绩。（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新唐书》本传则简称刘知几云：“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

②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8页。

③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篇2

关键词：体育类回族“非遗”；学校教育；现状

【中图分类号】 G648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08-0204-01

一 引言

宁夏在我国是以回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回族人口占全区人口的34.77%（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回族人民群众在宁夏聚居区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创造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灿烂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把体育类回族“非遗”在宁夏回族聚居区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使其促进宁夏回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更加焕发生机，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认真思考的问题。学校是在传承和创新回族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宁夏回族聚居区的学校应当在传承和创新回族传统文化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在宁夏回族聚居区——固原市（一区四县）的农村和城镇学校进行调查，现将调查的基本情况和我们所做的简要分析作如下报告，并提出在学校需要加强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对策建议。

二 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宁夏回族聚居区中学学生。

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在2012年6～7月，通过随机抽样，分别在泾源县第一、三中学、固原市回中和西吉中学随机抽取中学生400名，发放问卷400份，有效回收378份，回收率为94.5%。

（2）访谈法：随机抽取9名学生班干部，10名体育教师和3名主管教学的领导进行个人访谈。

三 结果与分析

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聚居区回族的生活方式，而与回族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体育类回族“非遗”活动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和冲击。调查显示，在宁夏回族聚居区学校教育中，对体育类回族“非遗”文化的重要价值与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学校教育传承体育类回族“非遗”还有认识不到位的方面。其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学校因素分析

从调查结果看，宁夏回族聚居区中学对回族非物质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通过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非常重视”的占24%，“重视”的占22%，“一般重视”的占26%，“不重视”的占28%。通过调查，在泾源县第一中学开设“踏脚”项目作为体育教学的补充，但占体育课时较少，还有在固原回中，回族木球作为该学校的民族传统项目训练基地，但是没有真正把木球列入到本校的体育教学中，只是在有各级各类少数民族运动会时，才临时挑选队员进行训练。没有真正把体育类回族“非遗”传承，只流于形式。

通过对回族非物质文化教育人才的培训和培养，对教师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参加过”的占84%，“很少参加”的占13%，“经常参加”的占3%。从调查的结果表明，宁夏回族聚居区各学校普遍缺乏能够进行回族非物质文化教育的骨干师资力量。

2.教师因素分析

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大部分教师过分强调学生在主科和升学科目的考试成绩，缺乏回族非物质文化课程开发和教育的动力和创新力，特别是面临中考和高考时，学生的成绩与升学率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主要标准，教师往往把数理化、英语、语文等作为其升学考试的主要内容，忽视对回族传统文化的教学。体育类回族“非遗”是否有必要作为学校教育和体育教学的内容，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非常必要”的占41%，“必要”的占47%，“无所谓”的占10%，“没必要的”占2%。说明回族聚居区学生大部分学生期待在学校教育和体育教学中有体育类回族“非遗”的内容。

大部分回族体育教师虽然具有扎实的回族传统体育基础，但对如何开发回族本土教材，如何将体育类回族“非遗”文化与广大学生的需求相结合起来开展生动扎实的民族教育，态度不够积极，方法单一。

3.学生因素分析

关于家庭、学校、社会对体育类回族“非遗”的传承作用，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在体育类回族“非遗”传承中“家庭”占13%，“学校”占71%，“社会”占16%。由于大部分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受到文化水平的局限，不能从理论的高度向学生进行阐述，使学生对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缺乏了解，难以认识到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的时代价值。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宁夏回族聚居区，传统非物质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融，急剧转型的社会环境，不仅给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化价值资源，也对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审美趣味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在日常生活中，有的青少年在传统节日穿戴回族服装的同时，平时经常喜欢穿着名牌服饰、吃清真西餐和喝咖啡，在讲流利汉语的同时，很少有能熟练讲说阿语的，喜欢上网，表明当今文化的多样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在深刻地影响着宁夏回族聚居区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四 学校教育中传承体育类回族“非遗”的对策

1.教育行政部门应重视在学校教育中传承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髓，回族传统文化经过长时期的积淀，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如何有效地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因此宁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充分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教学水平，培养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优秀人才。

2.学校应重视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课程的开发与利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培养学生对回族传统文化的兴趣。例如，成立多种形式的踏脚舞社会团体，经常进行交流，并且由专业的教师和聘请传承人进行系统深入地教授，组织各类竞技比赛，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3.营造浓厚的校园民族文化。校园文化建设需要从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着手，其中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基础，精神文化是根本。在制度方面要建立健全教师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水平的评价，激励和保障机制，学生和教师、教师与校领导、学校与社区的互动机制，使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正规化、科学化。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要充分激发教师和学生参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热情，努力营造重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校风和人人学文化，人人树新风的良好学习氛围。

4.加强对民族教师的培养，提高传统文化教育水平。培训应从教育理念入手，让教师从理念上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增强教师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充分理解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积极引导学生认识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学校要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教师的培养，采用“走出去，引进来”的方法，一方面派遣骨干教师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较好的学校和社区参观学习。另一方面，聘请民族文化教育专家和民间艺人来校指导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教育。

篇3

何谓民族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指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且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具有民族文化财富的表演技术类、工艺技术类和节目仪式类的传统文化事项[1]。何谓民族非遗传承？它指的是对民族非遗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促进我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提高。在新时代语境下传承民族非遗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第一，非遗文化特别是民族非遗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时展中沉淀下来的精神价值与思维方式，是少数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及文化的图腾。传承这一文化即传承民族精神。第二，民族非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民族非遗文化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应有之举。第三，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等技术优势，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政策红利的加持下，我们理应“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而民族非遗是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的最佳载体，也是“怀旧”与“创新”的完美融合。第四，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这一“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理应发挥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与职责，与中国西部乡村开展“校地共建”，通过大学师生对民族非遗的传播与发展，充分唤醒民族非遗传承的“文化自觉”，帮助中国西部乡村（以贵州为主）脱贫致富，共同实现“文化自信”，创造“美好生活”。民族非遗传承的现状和困境民族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承与发扬至关重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非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壮大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国人民开始走向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一定要找到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突破点”，才能实现人民期盼的“美好生活”。在这一背景下，高校作为“先进文化的生产地”，利用智慧与技术帮助民族非遗传承与发扬，成为其当前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贵州从江地区侗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民族歌谣、曲艺、传说等开始失传；精湛的民族工艺和建筑开始衰微；传统民族医药失去了市场；有利于培养人类美德的传统礼仪和习俗被逐渐废弃，等等。民族文化即将受到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一，文化断层。根据团队调查，在侗族人口占比超过90%的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陡寨村，大量青壮年人口纷纷外流，在返乡时兴建楼房，并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带回去；侗寨里麻将声、广场舞等现代休闲娱乐方式逐渐增多，而凝结着原始劳动风貌与情感的侗族原生态音乐和节庆活动却日渐衰落；1990年后出生的孩子受生活环境的制约，接受的现代科学知识教育较多，对侗族的节庆风俗、服饰穿戴、侗歌等知晓甚少。由此，传统侗族文化失去了基础的传承对象，导致出现了民族“文化断层”。其二，民族文化传承乏力。大部分青年由于接受了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难以形成传承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对传统民族歌舞、乐器、服饰的兴趣愈来愈淡漠，导致民族文化的自然传承难以延续；专门从事侗族歌舞及民族民间文化表演、传授、研究的人员相继离世或逐步退出舞台，造成了民族文化宝贵资源的巨大损失；民族文化的校园传承出现了多种误区，如把舞台歌舞当作民族文化、把学校老师当作传承人、教民族文化怕影响学生的文化课程、对民族文化的偏见与排斥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文化的教育传承。其三，留守儿童教育堪忧。随着当地劳动力外流，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剧增，而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却出现诸多问题：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儿童缺少陪伴；家长知识水平偏低，“望子成龙”却无法提供知识上的帮助；学校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比例失衡，儿童的课外技能培养受限。本项目着眼于民族文化传承，整合留守儿童资源，指出依靠他们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承，这样一来既能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找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其四，经济造血功能不足。在文化经济时代，文化本应成为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但民族非遗文化传承不力，其产品未能受到市场的普遍接受；或受缺乏技术性等综合因素影响，民族非遗的经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脱贫致富的能力明显不足。新时代民族非遗传承的路径“有故事”“讲故事”成为新时代民族非遗传承的两个必要要素。前者的文化内蕴多为“怀旧”，后者的核心则为“创新”。我国滇东南地区是以苗族、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其民族非遗高达上百种，承载着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价值观与民族精神，有着极为珍贵的价值。南京财经大学组建了“民族非遗的高校传承”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曾分别面向大学校园和社会公众进行有关民族非遗文化传承的问卷调查。面向大学生的调查问卷主要从对非遗的认知、对非遗传承的态度与责任等视角展开，对社会公众的调查问卷则在对非遗的了解、日常非遗消费等方面进行。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学生对非遗传承十分关心，但不十分了解，愿意为非遗的传承做出贡献，并期待大学多开设相关课程与实践活动。社会公众对问卷的参与较少，以中青年为主，他们对侗族非遗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但十分愿意参与非遗传承。这两类人群认为非遗传承的方式均以互联网为主，认为高校理应在传承中承担一定的责任。通过研究，笔者认为，高校作为先进文化的生产地，理应在民族非遗的传承中做出应有贡献。或可通过以下途径有所行动：（1）密切高校与地方（乡村）的联系，推动高校服务地方、深化劳动教育内涵、践行“乡村振兴”的高校担当；（2）将民族非遗文化创作与研究引入高校，充实高校美育课堂，践行“加强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的要求，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推动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3）通过民族非遗传承的中西比较，构建起中华民族非遗传承的“中国模式”，在我国欠发达地区进行推广和借鉴。鉴于这些认知，南京财经大学“民族非遗传承的高校担当”实践团队探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持续开展“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活动

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团成立于2014年7月，创始人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校友石贤。她带领的团队主要针对贵州从江的侗族文化传承现状开展文化志愿帮扶活动，与贵州从江团县委、县妇联合作共建“大学生志愿实践基地”两处，以贵州省从江县西山镇陡寨村为主要活动地点，创办“古梦清泉少年侗歌班”，带领当地留守儿童跟随老歌师学习侗歌。少年侗歌班项目激起了当地群众重拾侗歌文化的热情，被纳入从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侗族大歌保护项目”。团队还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发起了爱心笔友计划、援建爱心图书室、语音故事征集等活动，并通过团队微信公众号开展宣传，受到了校内外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围绕侗歌班，团队还在当地开展了系列公益活动：举办公益电影节、给老年人免费摄影、创办侗族手工公益微店、修复古榕碑亭等。2016年8月，古梦清泉创始人石贤组织筹建了从江县西山镇民族文化传习所，让侗歌和侗族传统技艺获得了良好的常规传承平台，充分提升了当地的文化自觉和传承意识。“推动民族非遗走进课堂”实践团队指导教师连续6年组织开展过“非遗进课堂”，2021年，团队与南京博物院合作，持续开展“馆校合作”，推动民族非遗进课堂，内容包括讲座、手工艺体验、文化研讨等，并且与学校艺术教育中心合作，开设常态化课程与课堂，开展“名家进课堂”“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到非遗传承地开展“实境课堂”等系列活动，在学校“文体增色”战略中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应有担当。同时还与西部高校进行联络，共同开展线上课堂，开展东西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志愿者活动，实现了互动往来与交流，共同促进了非遗文化的繁荣。

挖掘侗族非遗文化背后的故事

2021年寒假期间，实践团队制作了动画故事《四艾寻歌》。考虑到哔哩哔哩、抖音等视频平台的受众人群大都是年轻人，而他们对机械的、教条的、纪录片式的短视频兴趣很少，这将不利于视频的推广和非遗文化的宣传。因此我们团队创新性地使用了较为幽默风趣的PPT动画模式的短视频，以尽可能适应社会媒体高速发展、更新换代的特征。在视频故事制作完成后，团队利用多平台实时联动视频，在抖音、哔哩哔哩的视频制作和是相互协调配合的，并且与微信公众号“古梦清泉”的推送相一致。

为留守儿童开展“云端支教”与捐赠

“云端支教”是实践团队探索的创新性支教方式。实践团队成员大多来自外国语学院，团队成员的语言是优势，所以团队将民族非遗故事收集起来，简化成“儿童版”，继而进行翻译，在经过反复打磨后，使之成为适应留守儿童的简单英语，再进行录制、配乐。每一集原创非遗故事不超过5分钟，以确保留守儿童能够“听得进、听得懂”，既有趣味性，又具知识性。“云端支教”还采用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如录制一些弹唱的钢琴曲送给这些小朋友。团队认为音乐能够给人带来希望，也期待贵州的留守儿童能够感受到音乐和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其学习的热情。同时，团队还面向从江贫困小学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捐赠。如从江县西山镇中心小学期待能够得到体育用品与配套书籍，团队便联系了学校体育部，随即体育部教工党支部书记马肇国老师采购了篮球、羽毛球、足球、乒乓球等基本体育用品寄送给小学，同时还利用自己是网球专业运动员的优势，录制了简易的“网球教程”赠送给了小学的孩子们，表示了对他们认知网球、热爱运动的期待。同时，团队还向西山镇中心小学捐赠了一批民族文化类和通识文化类的名著，以助力民族地区的学生阅读文化书籍与名著，推动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非遗传承阵地建设。开展非遗传承的中西比较研究实践团队收集了20个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措施以及政策，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了解到了世界各国对非遗的重视，以及采取的良好举措、文化背景等，这对于视野的开阔、专业的拓展均有益处。笔者始终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视角去看待“抖音”等大众传媒，对其优势与劣势进行理性分析，继而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文化研究的自觉中建立了文化自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研究团队中的指导教师担任商务孔子学院教师多年，利用这一优势，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研究，研究如何将“民族的”转变为“世界的”，从而实现“用文化沟通世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

实践团队所在的南京财经大学拥有经济、管理等商科以及大数据、信息技术等理工学科，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有着极大的支撑作用。经调研笔者发现，当前民族非遗要想走出世界，就应将“制作技术”转化为“传播技术”，即如何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讲好非遗故事”，如何挖掘每一件民族非遗产品背后的故事，并用故事吸引市场、用故事传承文化，而这也是笔者团队项目的技术创新之处。实践团队的成员中有擅长大数据分析以及VR、微视制作的同学，而且在自身的专业之外，笔者对这些当前和未来的“必备技术”充满热情，希望能够借助对该项目的探索与尝试，真正实现学科与专业的融合，而这也是未来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综合素养的要求。团队从优秀校友石贤的卧松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着手，开发线上App，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说非遗、讲故事、播文化”，探索先进技术融入文化传播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篇4

关键词：档案机构；非遗保护；边缘化；重要参与力量

一、新《档案法》实施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机遇

2004年的《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未提及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中没有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地位，也无非遗档案必须向各级档案机构移交的相关条款。新《档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条提出“鼓励档案机构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新《档案法》是鼓励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1.参与非遗保护有法可依。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档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励”，肯定了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虽然“鼓励”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对档案机构能够积极借助档案馆藏资源参与到非遗保护意义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新时代档案机构尤其是档案馆利用馆藏和现有的平台来实现宣传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的档案式保护让非遗的文献资源保存得更久，且档案机构利用参与非遗保护，来重塑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二、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一）调查概述

1.调研方式。为明确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采取直接访问省市级档案机构网站的形式，具体调研中是采取对省级档案网站和百度以“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的文献进行统计。2.调研内容。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形式。赵跃博士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收集、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业务指导共7种。结合档案机构实际工作，在结合赵跃博士的分类基础上，稍做调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5种，将收集更改为接收（含捐赠），增加移交、修志2种形式，共计9种参与形式（见表1）。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参与数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综合档案馆3337个。调查中发现仅有107家不同级别档案机构参与到非遗保护，占比3.2%，比例低；参与的107家机构中，按照档案机构的级别划分，有13家省级（直辖市）档案机构，36家地市级档案机构，58家县区级档案机构。可见，档案机构整体参与的数量较少，参与比例低（见图1）。2.参与形式呈现被动性。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9种形式中，征集、编史修志、建数据库、采集建档被归入主动参与形式，而接收、展览传播、业务指导、申报支持、移交则归入被动参与形式。调查发现，对107家档案机构涉及的9种形式统计后共得到总参与数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档29家、展览传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数据库5家；主动和被动形式分别占比为40.69%和59.31%。对接收非遗保护中心移交的非遗档案的档案机构仅有3家统计，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县的档案机构。调查发现，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还以接收、展览传播等浅层次的被动参与形式为主，而编史修志、建数据库的主动参与形式占比不高。3.参与类型单一。为掌握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形式的丰富度，对档案机构参与类型进行统计。统计发现，有81家档案机构仅有1种参与形式，占比高达75.7%；而参与形式在3种、4种和5种的档案机构分别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张家港市）、2家（武汉市和扬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见，档案机构参与类型单一、不丰富。

三、我国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现状原因分析

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存在数量不多、参与形式单一等问题，这与学界期望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身份未得到“官方确认”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机构是文化部门。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国家层面就非遗保护已出台《非遗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办法》等9部政策法规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列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的主体机构；文化部牵头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9个成员单位，也没有国家档案局身影。官方确认的非遗保护主体机构中并没有提及档案机构。《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具有接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定期移交档案的职能。但早在全国部署非遗普查工作时，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遗实物资料所有权归国家，由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保护机构保管。”《非遗法》中也未有非遗档案必须移交到档案机构保管的相关条款。新修订《档案法》特别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文献信息同时是档案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中心等主体机构产生的非遗档案不一定得向档案馆进行移交。文化界和档案界相关法规政策均未将档案机构列入非遗保护的主体机构，这意味着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只能充当“社会参与”力量，参与非遗保护的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这也是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数量少的原因。

（二）档案机构工作机制不适应非遗保护

档案机构改革后，档案馆属于文化事业机构。一直以来，档案机构保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移交的档案，是一种基于传统档案形式的服务官方机构的工作机制；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开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两类型机构存在本质区别。具体到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遗项目是植根于民间，属于非官方机构的工作，档案的官方机构身份与非遗植根民间存在天然的不适应。档案具有保密性，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25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会开放；而非遗传承在保障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传播和传承、振兴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遗、使用非遗，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档案的保密性与非遗的社会参与性存在矛盾。

（三）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主动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档案机构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馆职能的理解十分狭隘，认为只需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不愿主动介入，也不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更不愿“越位”参与非遗保护。目前，仅有江苏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档案机构主动与文化部门联系洽谈非遗档案移交事宜并付诸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不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势必会造成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

（四）保存类措施相较保护类措施处于“弱势地位”

《意见》明确非遗建档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由此可见，非遗建档仅被窄化理解为“收集、整理”，和档案界界定的建档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相比，唯独少了“保存”。可能从语义上理解，非遗的建档“保存”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但是无论是《公约》《“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都将非遗保护措施分为保存类措施和保护类措施，其中认定、记录、建档保存类措施针对所有非遗项目，而特别优秀的且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容易造成保护优于保存的印象。而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多为认定、记录、建档的保存类工作，保存类措施的“弱势地位”可能导致档案部门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

四、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档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专业优势，筑牢非遗档案式保护

1.保持“前端”业务指导优势。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应主动与文化部门加强联系，协助完成非遗保护规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导非遗中心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确保对非遗档案规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业务的指导，利用业务优势积极参与非遗保护。2.利用档案技术延长非遗档案保存时间。档案修复技术是档案保护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能提高档案耐久性。在开展非遗保护过程中，会重点关注传承人的实物档案、纸质档案以及声像档案，而在保护过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纸质档案，利用先进的档案修复技术进行杀虫、除菌、脱酸等服务，延长非遗档案的保存时间；还可以主动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遗的传承人提供免费的档案修复、加固、装裱等修复服务，以解决非遗家庭式保护条件局限造成非遗档案保管不规范的问题。3.通过编史修志来开展非遗保护。档案机构利用编史修志的优势，联合地方志主管部门、文化旅游部门，编写全面反映地区非遗项目规模及非遗保护工作的志书，如《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用档案机构独有的编史修志方式，记录非遗保护的脉络的形式来开展非遗保护。4.档案记忆工程延续非遗传承脉络。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乡村记忆档案信息资源库，有效提升档案部门的公众文化形象。档案机构在开展乡村传统村落档案建设工作时，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的抢救性保护结合起来，在抢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过程中，尤其重点收集含有非遗项目的资料，创编成文字、视频资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艺、习俗等分类整理成专项档案数据库。通过乡村传统村落档案的建档工作，将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资源库，在保障传统村落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的同时，保障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延续，保护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

（二）借助特殊档案建档契机，丰富非遗保护的多元化形式

1.将家庭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档案机构抓住为非遗传承人建立家庭档案和非遗传承人个人档案契机，全面、客观、真实记录非遗传承人表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的艺术内涵，并借助文字、声像、实物及口述等载体形式实施非遗保护。例如张家港市已经为48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档案，并完成档案的数字化。2.口述档案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口述档案将历史“原音再现”，可以很好记录那些濒临失传的老记忆、老手艺。档案机构合理筹划、多方联系，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建档工作，逐一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对象实地走访，并进行口述档案视频采集、现场录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将资料存档于档案馆永久保存。3.方言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地方方言承载着乡愁、乡情，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话和南京白局。档案机构在开展方言建档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优秀非遗项目，比如传统方言戏曲、方言童谣、方言故事、方言说唱等，通过方言建档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乡愁，并传承优秀非遗文化。如陕西省档案局的《传承非遗文明，纪录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档的形式开展非遗保护。4.精准扶贫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2018年的《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就对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开发利用做出明确规定。“非遗+扶贫”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很多精准扶贫档案，档案部门要注意收集非遗扶贫过程中这部分特色形态的档案，将其归入“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两类中，真实、完整、准确、全面地记录和保存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对非遗的保护。

（三）遵循非遗保护趋势，加强非遗文化传播

1.关注非遗传播工程，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传播。档案机构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关注文化传播工作的新动态，加强非遗文化知识的传播。首先，利用档案馆建成的档案网站开展非遗知识传播，可以在档案展览下设立非遗文化传播专栏，开展非遗文化的图片、视频形式的传播。其次，利用档案机构已经建成的官微官博进行非遗文化的传播，通过撰写推送非遗小知识等相关推文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制作非遗短视频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文化的传播，促进社会共享。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活态传承的文化服务、文化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继续把握新机遇。第四，拍摄专题片进行非遗传播。档案机构可以拍摄以“传承地方优秀文化”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展非遗保护。如浙江省档案馆面向全省档案馆启动电视系列节目“跟着档案去旅行”，传承以浙江历史为依托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传统古城古镇古村文化，运河、钱塘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曲艺、传统手工艺、饮食等非遗文化，乡贤文化、浙商文化等乡土文化，诗书画文化等。2.重视文化传承服务，开展档案非遗知识服务。非遗传承是非遗保护永恒的话题，尤其是教育、培训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档案机构除了提供非遗档案借阅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部门合作，通过引入传统编研的成品、VR等先进技术的视频形式来构建非遗教育资源库，为教育和培训的传承提供知识服务。3.寻求多方互动合作，集中优势资源保护非遗。档案机构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并积极与文化部门、文化产业等主体机构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广社会化合作模式来打造档案特色的非遗文化产品。利用新媒体形式加强非遗档案资源宣传，如采取举办展览、编辑书籍、录制声像作品等形式进行传播，助推非遗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非遗。档案机构应把握非遗保护的前沿趋势，提升参与非遗保护的主动性，发挥专业优势，“有为才有位”，做历史的守护者、记忆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

参考文献：

[1]倪永宁，徐拥军.档案机构如何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北京档案，2011（08）：37-38.

[2]陆国强．为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N]．人民日报，2020-06-24：10.

[3]赵跃.新时期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反思与再定位[J].档案学通讯，2020（02）：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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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DB/OL].

[6]赵昌彦.世界记忆工程与中国地方档案事业发展[J].档案与建设，2017（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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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商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品格和民族气质，体现各族人民群众的审美追求、生存智慧，乃至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问题，政府和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各省也相继制定了各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实施有计划的资助。但政府补贴终归有限，可谓杯水车薪。依靠补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利用经济杠杆来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积极性的最佳方式，恐怕还是要变“政府输血”为“自我造血”。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网络紧紧联系在一起，网络购物已成为日常购物的重要组成部门，那么在网络化时代，能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电子商务平台结合起来，给非遗传承人与消费者一个的沟通平台；帮助不懂市场、不懂营销的非遗传承人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优势，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有效传承，并为消费者提供非遗“正品”，让更多的人感受非遗魅力，推动非遗产品的转型和审美价值的提升，已成为非遗发展的新命题。

一、电商时代非遗产品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非遗产品淘宝网店铺。淘宝网是亚洲最大的网上交易平台，每天超过8亿的在线商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字搜索到23家相关淘宝店铺。这些店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打着非遗旗号的店铺。这类店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宣传口号，宣称卖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具有代表性的淘宝店铺为“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 国漆旗舰店”。这些店铺的主要优势：（1）价格合适，能被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2）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名号的店铺偏少，同类竞争商家不多。同时主要劣势：（1）东西难辨真伪，品质无法保障，难以被消费者认可；（2）店铺宣传力度不够知名度不高导致消费浏览者偏少。

同时，淘宝网上还有一些传承人自己开设的店铺，主要代表性店铺有“内联升”（俗称老北京布鞋、 “盛锡福帽子”、“国家非遗浦江麦秆画”。这些店铺的主要优势：（1）是非遗传承人自设的网店其销售的商品百年传承，专注一物，贵在精致可信赖度高；（2）是非遗传承人自设的网店，制成商品的材料都是自己进购，再制成成品。然后直接放于网上销售，没有过多的中间环节，也不存在实体店的店面费，商品价格相对实惠。主要劣势：（1）是绝大多数非遗传承人自设的网店只有成品照片，没其制作过程的照片，不能够的向消费者展示其商品的手工价值所在。内联升和盛锡福帽子虽有制作过程图，但过于死板，对非遗的展示不够，故事性不强；（2）非遗传承人自设的网店店内品种单一，让有送礼意愿的消费者不能多选择的挑选想要的作品，而且具有地域局限性，不为广大人民所熟知。

（二）非遗产品相关网站。网上有很多非遗产品网站，代表性的网站为“中国民间工艺品网”、“中国民间手工艺品网”、“ 中国工艺品网”这些网站汇集民族特色产品，其优势：该类网站收集的商品种类多样，款式新颖，提供给消费者多方面的选择，同时能较好宣传民间文化。其劣势：该类网站承担展示和宣传产品的责任，并不出售商品，消费者点击图片时会链接到企业网页，如阿里巴巴、淘宝等店铺。因此，其品质和信息安全均无法保证。

二、电商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途径探析

（一）准确定位，打造非遗产品营销网站。文化遗产是大家的，最终也必须依靠大家来传承下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非物质文化传统渐渐被人们所遗忘。因此，要创办一个非遗产品营销网站，通过这个网站让公众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并喜爱传统文化手工艺品，了解国家文化遗产之博大精深。守住文化之根、民族之魂！打造非遗产品营销网站，首先要明确网站是为了销售非遗传承人的产品。把网站打造成为聚集非遗传承人作品的平台，平台对非遗进行集中宣传，产生集群效应，让消费者更多的非遗作品，避免了非遗传承人势单力薄，缺乏宣传的困境。此外，为了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投放的产品出了介绍作品外，还介绍了传承人的传奇一生，因此，每一个产品有一段故事，也有产品制作的生动过程图，并会及时在讨论区上传制作的现场图，使消费者更加深刻的认识非遗。

目前，网络上销售的产品都是1件起出售，这使得这类纯手工的产品价格较高。而我们打造的网站上每件产品会在图片左上角设置最小订单量，采用团购模式售卖非遗产品，产品的价格将比市场价格便宜，从而增强与实体店铺的竞争力。同时，网站可设立预购项目模块，展示传承人的新品，设置若干各展位，展示时间为一个月，根据下定金的客户人数来测试产品的市场投放效果。当下定金的人数达到最小起订量，订单满额就会放入生产。新作在网站上的第一时间和推广，带给顾客第一时间上的视觉享受和精神享受，并且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以消费者的眼光去判定一件作品是否值得投入生产线，既能解决作品不受喜爱滞销导致的库存过大的问题又能解决生产浪费的现象。

（二）畅通渠道，加强宣传力度。根据2014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整体即时通信用户规模在移动端的推动下提升至5.32亿，较2012年底增长6440万，使用率高达86.2%。尤其突出的是，近年来，微信聊天工具越来越受欢迎。利用好这个平台将是推广网站非常重要的一步。微信二维码主要通过以下几个精准渠道宣传：（1）与网站签约传承人协定，在他们产品附赠的说明书或收藏手册上印有网站的网址和二维码。（2）与旅游文化局沟通，在全省范围内的景区门票上印上网站信息及二维码.与游客量大的景区合作，在景区入口检票时为游客们免费提供擦汗用的手帕，印上景区的路线和相应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品，并在手帕的角落上印上网站的信息。使中外游客欣赏历史文化古迹的同时也能看到非物质传统文化遗产让人惊艳的工艺品。（3）在客流量多的餐厅餐桌菜单上印网站的二维码，这样就能利用微信扫二维码关注，关注的同时系统将推送网站平台，在微信聊天室的下端，可以分为上架新作/在线艺术/传承人的故事三个点击都可进入网站相应的网页的平台，并利用服务号定期推送上架新作。

同时，可以建立官方微博，利用微博这个平台网站推广、活动策划、作品推广等系列营销活动。在网站上传播非遗传承人的故事和作品，网站上畅销作品，转发一些客户评价、心得为网站做宣传，一些高质量的原创文章。转发浙江非遗V（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官方微博）更新的微博，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传。不定期推出为期3～7天的优惠活动，增加粉丝的浏览量和关注量。从而达到每个粉丝都是最好的客户和宣传平台做推广。

当然，政府必须承担宣传推广的责任。目前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扶持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真实性和整体性的保护原则。我国22个省区市在文化厅局单独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室），国家设立了非遗保护工作专项资金。因此，网站可以携手政府一起举办各项宣传活动，如“文化遗产日”活动，借此机会为网站做介绍推广。借助政府的力量，在老百姓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形成良好的口碑。

（三）结合市场，进行网络营销。首先应把礼品市场作为网络营销的突破口。常言道：来而不往非礼也。送礼和回礼是增进感情，协商事宜的好方法。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礼品消费总额高达7800亿元，而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礼品市场将会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稳定高速增长。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为纯手工制作，历史沉淀厚重，民族性强，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这类产品适合的送礼对象有：送外国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具有浓郁的中国风，赠送外国友人、合作伙伴，绝对是首选礼品之一。送恩师：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群，特别是研究生，他们为了表达对导师的感谢，总会增导师礼物，非遗产品就是很好的馈赠礼品。其次就是开发旅游纪念品的网络营销。每个游客来游玩景点都希望带上当地特有的产品，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十分符合这些游客的需求，如浦江麦秆贴，王星记扇子等。但由于许多人旅游喜欢自由自在，不乐意被繁杂的身外物所束缚，许多人旅游完都选择在网上购买纪念品送亲朋好友。在速图网的市场调研中，发现有1/3的人选择了网购春节礼物，这说明网购礼物将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再者，收藏市场应引起重视。《2005年北京市文物拍卖工作总结》显示，2005年，仅北京市各个文物拍卖公司的拍卖成交额，即达到91.6亿元人民币。中国本就是文化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市场。网站与非遗传承人合作，销售的每件商品都有其特定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对于收藏爱好者购买网战的产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信赖度高，风险较小。最后，需重视手工市场的网络营销。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统计

2012年底浙江在校小学生有346.73万人，在校中学生有

236.88万人，对于孩子的成长，学校和父母关心的不单单只是学习，对于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大脑思维能力越来越看重。当下，中小学设有手工劳动课，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同时提高大脑的思维能力。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余姚的剪纸，舟山普陀渔民画等非遗作品的制作过程均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大脑思维能力。而学生家长多数热衷于网购，这都为非遗产品的网络营销畅通了渠道。

总之，电商时代既要一方面集中展示各种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非遗魅力；另一方面为非遗作品的生产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拓宽销售渠道，解决发展难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