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概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考古学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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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主要通过科学的手段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些物质遗存是经过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过的文化遗迹和遗物。在考古学中，对待所有的文化遗存应具有平等性与客观性的原则，而不会对器物有无文字而产生偏见。对此北京大学金石学大家马衡在思考学科发展时也有所觉察，并提出了“有意识之作品”的观点。这可能是他极力倡导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考古学就是要解决器物背后的人与社会的问题，通过古代的器物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通过器物在历史环境下的情景来复原古代社会，器物只是研究的一个媒介，重要的是其背后历史中的人与古代社会。考古学在西方被认为是人类学学科，而在我国则被划归历史学，这一学科的限定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和学术要求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一学科不断的发展，也在不断的突破原有的一些限定，也不断的出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

随着国际化进一步深入，“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日益流行，它比考古学或者文物学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与外延，正如《考古学：关键概念》所定义，遗产无所不包，从景观到收藏，建筑与制度，传统、巨石阵、法国奶酪等，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遗产。文化遗产具有比考古学和文物学更为广泛的领域，涉及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尽管目前大家在认识上大多将文化遗产等同于文物，有意无意的忽略非物质文化的存在。但是，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学科概念，不仅是学科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以及视角的变化。遗产原本就是一个社会与法律意味很强的词汇，这一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研究视角，从历史社会的角度渐渐向当代价值与社会的角度转移。正如《考古学：关键概念》所言：遗产是表现在古代遗存上的当代价值。古代遗存的价值存在于它对人们认识当代价值和身份认同的贡献上。

任何一个学科都在一定阶段不断发展或者分化，正如戴维克拉克所言，“考古学失去了的纯洁性(幼稚性)”。所谓学科纯洁性的丧失，也是学科不断发展和研究方法变化而造成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与科学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金石学、考古学、文化遗产看似三个简单的概念。却代表了三次学科研究视角的转化，金石学以古代青铜与碑刻为研究对象，尽管门类后来扩展，但是其研究的视角是古代器物和古代的文字，总是逃不出一个“古物”或者“古董”的器物研究范畴。考古学不但关注器物，同时更加关注与器物同时存在的环境，并且给予同一环境中所有客观存在一个平等性的地位。而关注这些环境中“物”的目的是为了其背后的“古代社会与人”。文化遗产则更进一步，其关注的不仅仅是客观的物，也包括了精神，同时，不仅包括古代的，甚至包括现代的，将研究的视角从古代转到现代。因此也就对学科的研究与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文化遗产的传承与阐释，人与遗产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金石学到考古学完成了“古代的物”到“古代的人与社会”的转变，考古学到文化遗产则完成了“古代”视角到“当代”视角的转化。

当然，这一视角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学科自我完善与修正、人文文化自觉等有着很大的关系。首先，社会的变革与国际交流的相互影响，会为一个学科带来或多或少的新气息，从而促使学科发生变化。在20世纪初期，新文化、新思潮的不断传播，民族自觉和民族振兴思潮的兴起，通过科学救国的观念逐渐改变青年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考古学便在中国开花结果。而文化遗产则是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签订而在中国兴起。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考古学所研究的文化遗存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因此，社会对于学科的要求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其次，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同时也促使交叉学科的发展与变迁。考古学的产生就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它源于地质学与生物学的发展，并借助于地层学和类型学理论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考古学的门类不断扩大，动物考古、科技考古等交叉学科的兴起都与新科技密不可分。因为在科技的辅助下，考古学可以延伸到一个以前从未达到的层次，不再是通过过去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与社会，而是通过科技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宽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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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古代文学课程 课程改革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The Reflect on the Reform of Ancient Literature Course

under the Concept of "General Education"

TANG Jingju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kang University， Ankang， Shaanxi 725000）

Abstract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in newly upgraded colleges， so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literature should reform from the curriculum offered， teaching methods， assessment method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body， in order to play a better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course； course reform； teaching method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及中文系开设的与古代文学相关的专业必修、专业选修课，以下简称“古代文学课程”，是新升本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课程。该课程不仅是学科知识体系里的基础性课程，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来看，该课程是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渠道。古代文学作品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素质教育内涵，因此，加强古代文学教学，探讨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是新升本院校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古代文学课程开设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几代人的摸索与努力，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教学模式。不过，该课程目前仍然存在一些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新升本院校里表现明显。新升本院校，主要是培养适应地方经济文化发展，行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对于其培养的人才是否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是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是否具有较好的运用知识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发挥古代文学专业课程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新升本院校要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核方式、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等做出改革，引导人才的培养向应用型、技能型、创新型方向发展。

1 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师的教育观念未能及时适应本科教学。部分教师简单地认为本科教学就是在专科的基础上再加一年，文学史、文学作品再多讲一些而已，所以有部分教师仍然采用固有的专科教学模式，没有真正搞清楚本科和专科在人才培养规格和培养目标方面、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方面的区别。

（2）教师的教研能力较为薄弱，不能满足本科教学的需要。在专科阶段，学校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教学上，无形中忽视了教师的科研工作，教师科研意识较为薄弱、科研能力相对较低。而升本后，学校对教师的要求转变为教学与科研并重，要求教师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在及参与课题方面做出要求。面对新局面，如何快速提高科研能力，为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是许多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

（3）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手段落后。在教学模式上，部分教师缺乏创新意识，把古代文学处理成“古代汉语”课的翻版。在教学内容上过于固定，如讲解作家及其作品时，总是按照作者生平、时代背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面面俱到地分析讲解，缺乏新意。在教学手段上仍然采用口授与板书结合为主，虽然一些老师使用了多媒体手段，但基本上是把授课内容罗列在PPT课件中，上课的时候照本宣科，缺乏对教学过程的设计、教材的整合。

由于上述原因，学生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情况不乐观，再加上新升本院校的生源素质较差、学生就业压力大等原因，学生普遍对古代文学兴趣较低。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学生更愿意把时间用在外语、社会实践等方面，而不再去阅读那些用文言文写作、对他们来说存在阅读障碍的古代作品，从而影响了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

2 新升本院校加强古代文学专业课程建设的措施

做好新升本院校古代文学专业课程的教与学，使本课程更好地发挥作为重要课程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一总体目标中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2.1 课程设置：实现真正的专业“选修”

很多新升本院校虽然也设有专业选修课，但实际情况是，专业选修课常被规定为必修课，抑制了学生自主选课的自由。为此，我们要注意两点：一是要改变观念，还给学生自主选课的权利，并且要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二是要鼓励教师开设选修课。

2.2 教学方法：多样化

在教学方法上，我们应该结合新时期、新情况，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改变过去教师灌输、学生死记硬背的形式，努力求新、求变。

（1）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学生进行自主性、探究性学习。课堂上注重讲授的生动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如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视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来。讲授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庐山文化、领略庐山仙境，可以给学生播放相关纪录片片断；学习《西厢记》时，可以给学生播放越剧演员尹桂芳的唱段，使学生更深切地体会古人“愿天下有情的皆成眷属”的美好愿望，感受古典戏曲优美的曲调。

（2）在课程教学改革中，推进数字化建设，建立教学网站，不断丰富与优化网上资源，如开设教授论坛、名师课程全程录像视频等，实现网上教学、网上答疑、网上师生互动。另外，利用网络平台宣传表彰学生学习实践成果，建设学生论坛平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加强实践教学。古代文学课程常常被误认为纯理论课程，但实际上，古代文学课程同样能够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发挥作用。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首先是课程论文的形式。教师将写论文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包括如何选题、查找资料等，学生按照一定的步骤完成相应的论文。论文的创作过程使学生对于研究对象有更深层次的把握，而且，经过多次练习，学生一旦掌握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后在学习或工作过程中，就可以利用这一方法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就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另外，还可以采取专门的实践课程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如教师根据讲授内容，布置专题给学生，学生结成小组课下查资料、准备教案，并在课堂上组织教学，由教师做相应的指导。这种方式相对于单纯的课堂讲授，能更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科研、语言表达、团队协作等能力。

为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古典文学的艺术修养，培养学术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可以以古代文学专业课程为依托，成立“古典诗词社”、“戏曲表演社”、“国学读书社”，由相关老师定期指导学生组织开展有关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与研讨活动，如诗词朗诵比赛、戏曲表演等。

2.3 考核方法：加强过程考核

现有课程考核方式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重笔试轻实践的问题，考核效果难以客观体现教学水平与学生素质能力。为了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专业课程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我们认为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做如下调整：

改变原有的单一的以笔试为考核标准的评价体系，将课程的考核贯穿于整个课程的学习过程，注重考查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实践能力、协作精神和职业意识，使考核不仅是体现成绩的手段，更是探求和掌握知识技能的途径与方法。如学习古典戏曲时，学生不仅要掌握戏曲发展的历程、基本常识、经典名作，还要思考古典戏曲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意义。

2.4 加强古代文学专业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

为了更好地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一位优秀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师应该树立民族信念，有较强的民族自豪感，这样才能把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有效地传递给学生。

其次，古代文学课程具有较强的情感性，教师要专注自己专业素养的提升，从知识与情感两个层面上把握古代文学作品，后者尤为可贵。教师要将对作品的感悟融入到教学活动中去，用自己的欣喜、愤激、无奈等情绪感染学生。为此，教师还应学习一些朗诵技巧，用自身充满感情的朗诵打动学生，吸引学生，逐步引导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

再次，古代文学教师还应该及时了解本学科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及时更新看法和观点，抛弃过去那种只专注于教学不从事科研的弊病，要明确科研与教学的关系，树立“科研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的观念，真正把科研放在教学工作的先导地位。

最后，相对来说，一位拥有古典气质的古代文学教师，在课堂、课外活动中更易于引导学生，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所以说，古代文学教师可尝试培养自己的气质，使自己逐渐具备一种洒脱之气。

教育部1998年2号文件《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于是，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实施通识教育得以积极推动。古代文学课程是中文系学生提升人文素养的关键一环，而通过中文系学生的校园交际，可以辐射至全校学生，所以说，对新升本院校来说，古代文学课程在提升全体学生的人文素养方面，作用不可忽视。因此，新升本院校在基础专业课程方面也要不断地与时俱进，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为安康学院校级教研项目“新升本院校古代文学作品教学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g052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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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考古学 艺术史 艺术教育

大约有10年左右的光景，在中国的艺术院校以及一些普通高校的艺术专业、考古专业陆续开设了艺术考古课程，有的称作美术考古。这说明，作为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教育已经浮出水面，不仅仅是少数研究者书斋案头上的事情了。可是，开设课程只是形式上的事情，是否真正的艺术考古教育，以及艺术考古教育是否真正成为艺术院校的必要学科则仍然值得考虑。

西安美术学院在全国的艺术院校中首先成立了中国艺术考古研究所，说明了学院对于艺术考古学科的重视。西安美术学院在硕士和博士教育层面已将艺术考古比较系统地纳入教育与研究，但在本科教育阶段，还只是以普及考古学内容和讲授美术史的形式贯穿某些艺术考古学科的内容。下面笔者分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相关概念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

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

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

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

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

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 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

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

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

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

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

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

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

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

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

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

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

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

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

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

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

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

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

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

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

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

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

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

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

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

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

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

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

进行有关艺术考古学的专门研究和专题研究，展拓视野，寻找热点，并且与现当代的艺术实践相结合，提供高质量的“艺术考古学”博士论文。

从学科的持续发展出发，重点培养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各个层次的艺术考古学教员。组织去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考古的交流、调查、访学，引进新鲜理论、技术与器械。

（四）其他

关注艺术考古学推向一般院校的历史、考古、哲学等的人文教育，推向综合性院校（包括理工科）的素质教育。加强和文物考古科研单位的联系，掌握最新的考古出土情报信息，使艺术考古学紧盯田野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和收获。加强国际交流，及时掌握国际的有关学科动向。

加强艺术考古学本身的理论研究。加强与哲学、美学、人类学、民族民俗学、社会学等的互相渗透和促进发展，在学科上确立艺术考古学和诸如美术考古学、设计考古学、音乐舞蹈考古学等学科层级关系，在促进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同时，也大力推进相关子学科的向前发展。

根据地域特点、教学科研特点以及具体任务，建立和健全艺术考古力量。目前，我国高校和有关省市考古文博科研单位已经建有几所艺术考古研究所（或称美术考古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应当更充分地服务于高校科研，服务于艺术教学，并且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充实提高自身。各个有关研究所要互通情报，共同进步提高，为确立和发展艺术考古学科做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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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

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

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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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进行有关艺术考古学的专门研究和专题研究，展拓视野，寻找热点，并且与现当代的艺术实践相结合，提供高质量的“艺术考古学”博士论文。从学科的持续发展出发，重点培养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各个层次的艺术考古学教员。组织去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考古的交流、调查、访学，引进新鲜理论、技术与器械。

篇6

关键词：夜郎文化；夜郎考古；民族考古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5-0151-06

Yelang Civilization and Ethnoarchaeology

SONG Xian-shi

(Guizhou Provincial Ixstitute of Historical relic and Archaeology，Guiyang，Guizhou 550004，China)Abstract：In this article，we mainly discuss on different opinion about the yelang Civilization in

the Yelang archaeology research an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Ethnoarchaeology in the course

of explorations of the Yelang Civilization.

Key words：yelang Civilization；yelangarchae；Ethnoarchaeology

一、关于“夜郎文化”的界定

(一)不同学科对“夜郎文化”的审视

关于“夜郎文化”的探讨，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自彼至今，众多的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研究所得及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把贵州对夜郎文化的讨论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范畴，形成了各自对“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上述学科因各自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及整个研究体系的不同，导致在对同一个被称为“夜郎文化”的考察对象做出界定时，自然而然地从本学科的视角，分别给予了“夜郎文化”这一史载千年却又面貌不清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同的定义与诠释。

历史学视野中的“夜郎文化”，主要是依据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并结合考古学、民族学的资料，观察分析夜郎国产生、发展、消亡的整个过程。着重点在于夜郎国的国别疆域、政治军事、人文地理、历史文化。因而可视为对夜郎这样一个具有特定地域文化概念的战国秦汉时期地方政权的聚焦。在这一层意义上的“夜郎文化”，按有些学者的观点，可以将其定义为“夜郎国文化”。[1]

民族学关于“夜郎文化”的研究，得益于其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并吸纳了考古学、历史学的成果。注重于对创造“夜郎文化”的主体民族即夜郎族的整体研究。从民族史的角度，利用民族志、文献学的资料，深入探讨夜郎文化的民族属性、夜郎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特征及社会组织结构等。这一层面上言及的“夜郎文化”，已经超越了局限于夜郎国时空范围的“夜郎国文化”，应视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夜郎主体民族为主并包含了“夜郎旁小邑”等有关民族在内的共同体所创造的一种地方民族文化。

而考古学对“夜郎文化”的认定，一直囿于该学科对任一文化命名必须遵循的“三要素”原则，即必须具备共同的文化特征，分布与共同的地区，代表同一个时代。[2]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有的学者以此为依据反对提出“夜郎文化”；认为贵州目前只有“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而没有“夜郎文化”；[3]而极个别的又认为不仅具备了以上要件，将“夜郎文化”确立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甚至还进一步地把这种所谓的“夜郎文化”划分出了几个不同的文化类型，遭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否定和反对。[4]考古学界对“夜郎文化”研究工作的各树一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夜郎文化的客观认识，阻碍了夜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给整个学术界也造成了不小的困惑，令人无所适从。故此，本人不揣冒昧，提出一点肤浅的认识，以就教于考古界同仁及关心夜郎考古诸贤。

(二)考古学研究中对“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学术观点：

1、“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论

该论点的提出，主要基于两点，(1)“根据文献资料和已发掘的遗址、墓葬、遗物综合研究”认为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均系古夜郎国地望。其境内发现的这批墓葬，埋葬习俗特殊，出土各类器物具有强烈的地方特征。尤其是奇特的‘套头葬’，独具一格的陶器和青铜器，以及无法辨识的陶器刻画符号和青铜钺上的符号，为国内考古资料所罕见或少见，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与汉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不同的文化。”(2)同时又认为“第一，这种文化发现的地域性不够广泛，要构成一种文化，尚需发掘更多的同类型遗址和墓葬……第二，这种文化的典型遗址、墓葬和遗物发掘太少，要从考古学上正式命名为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属。”“因此，我们将其定名为‘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5]

这一概念的提出，给夜郎文化研究罩上了一层迷雾：一方面认定讨论的对象是存在于“古夜郎地区”范围内与古夜郎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具有区别于其它文化特征的自身民族文化特点的一个地方青铜文化。充分论证出土遗迹、遗物的夜郎文化性质，认为“不管上述遗址和墓葬的分布地域、时代、还是葬俗、遗物，均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夜郎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它们有可能就是夜郎先民的遗迹。”同时还进一步分析出“夜郎民族社会经济中，渔猎业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夜郎民族的制陶业和纺织业也是社会经济中的组成部分。”“夜郎先民已经开始使用文字”等等。[6]但又从各个方面否认这些夜郎民族的产物属于任何层次上的夜郎文化。因此在此之前早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7]笔者认为，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具体内容分析，“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这一命名都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从理论上来讲，既然“要从考古学上正式命名为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熟”那“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又是根据什么文化理论提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概念下的文化？按原观点，既不是考古学文化，也不是“夜郎文化”，只让人理解成是一种分布于“古夜郎地区”并且与同时代的“汉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不同的文化”。殊不知符合此条件的除了关系“极其密切的”古夜郎国之外，还有其它什么文化具备如此特征？

篇7

就学科名称而言，音乐考古学是一个合成词，它反映了“音乐”与“考古”二者的交叉与联系，清晰地表明“音乐”与“考古”是构成其学科概念的二元结构。

1982年初，笔者在初用“音乐考古”一词时，曾尝试着解释为：“音乐考古，是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音乐文物和文献对古代音乐所进行的研究，是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也是音乐史界、考古界共同开辟的一个科学新领域。”这只是对一个新兴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词强调了考古之于音乐考古的重要关系。

更多学者先后从学科的高度定义“音乐考古学”，大多数也凸现了这种关系。

秦序：“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出土和传世的古代音乐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它既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换言之，它是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相互交叉渗透、相互融合发展起来的专门学科。”

蒋定穗：“‘音乐考古学’是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音乐文物大量出土和音乐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潜科学’”。“音乐考古发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学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乐史学方法研究出土乐器，也已显得不够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音乐方面实物，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音乐历史的学科。”

谭若冰、黄翔鹏：“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围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与美术考古、丝绸考古、陶瓷考古、青铜器考古等学科并立的，国际上称为音乐考古学。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

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

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

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

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

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

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

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

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

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

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

篇8

关键词： 考古学；知识；秩序；认识型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2011605

一 、福柯式知识社会学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是法国的著名思想家，其研究的主题思想丰富，充满着与传统不相衔接且存在于认识本身的“断裂”，也就是说，他认为传统的知识系谱学失去了连续性。愉悦、疯癫、监狱、犯罪、性、医学、文学、审美、人文科学诞生等都是他的研究主题，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把这些研究在《福柯》一书中总结为三个主题词：知识（savoir）、权力（pouvoir）和自我（soi）。福柯的研究脉络如同他对历史的看法一样，总是存在着非连续性――如历史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决定论的特征，这些非连续性不仅体现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如疯癫、权力等），而且也体现于研究方法（如考古学），就是在这些非连续性和多元历史性的交叉中，福柯构建了对知识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认识地形图。他的研究和方法是如此广泛和富有见解，以至于他的著作成了诸多学科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工具箱”。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以下简称《词与物》）是米歇尔・福柯于1966年出版的考古学三部曲（其他为1963年出版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和1969年出版的《知识考古学》）之一。福柯的考古学既不是指一门学科，也不是要构建一种传统的连续的线性历史，而是一个研究领域，展示某种学科话语在一定时期产生的可能条件，呈现把不同话语事件（局部知识）和权力联系起来的机制的横向截面图。福柯认为，话语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他把这些条件称作“认识型”（épistémè），理解“认识型”是理解考古学方法的关键。这里的话语有别于语言学的概念，是指从属于不同领域但遵循相同功能规则的一揽子陈述。这本福柯自己并不看重的书――被认为是自己《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两本书的附记――却使他名声鹊起，享有了国际声望。自《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福柯认为自己的“横向上”考古学研究走向困境，于是转向了“纵向上”系谱学研究。由“考古学”转向“系谱学”，其目的在于强调，在横向阅读话语性（即横切面构型研究）之外，还存在着纵向阅读我们话语体制的历史决定的必要性。从考古学向系谱学的转向表现为研究关键词从“认识型”向“装置”（dispositif）概念的转换，即从“不同理论和辩论生成的可能条件”或“特定话语的装置”向“权力的运作装置”或“所有非话语社会活动”的转换，从“研究话语对象”转向了“非话语现实的实践、策略、机构”等。由此福柯从横向上对话语生成条件的考察转向了纵向上的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考察。这种转换是在“认识型”认识上的过渡和延伸，“装置是一种比认识型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认识型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装置，它与装置的区别在于，后者既是话语又是非话语的，它的构成元素更为混杂与复杂”[1]300。

如果考古学是对某一既定时期“知识”（savoir） 法语connaissances和savoir都可翻译为“知识”。在学界，福柯的savoir经常被翻译为“知识”。福柯对两者做了区分： connaissances与有关可认识对象的话语的构成相对应，也就是说，一种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对客体进行合理化、辨认和分类的复杂过程；相反， savoir指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变化和修正过程，简而言之，connaissances指有关不同客体话语的构成，savoir是描述认识（connatre）主体在认识中的变化过程。 话语现条件（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等）的考察，那么系谱学则偏重从多元性、发散、偶然的开始出发，试图重构知识（savoir）与认识对象（客体化）及认识主体（主体化）发生关系的方法。换句话说，知识与权力构合的方法把事件重新置于它们的特殊性之中。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不是去构建一个传统的、连续的思想或观念史。“在写《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时候，我认为自己正在书写科学的历史。”然而，在《词与物》中，他认为：“在科学的传统史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方法：不是过多地去考虑科学的内容，而是它的存在，一种探究社会事实的方法手段，它使我看到在西方文化中，科学实践有一个历史显露过程，它包含着历史性的存在和发展，遵循着一定数量与其内容无关的演变路径。必须把科学的内容和组织形式问题放在一边，来研究科学存在或一种既定科学开始存在并在社会中承担一定数量功能的原因。这就是我在《知识考古学》中试图界定的观点。”[2]157福柯的表述不但表明了自己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史学特征，而且显示了考古学主题的一致性。

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构成了福柯研究知识、权力和自我的重要方法。从系谱学出发，福柯认为存在着三种系谱学可能领域：我们自己与真理发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认识主体；与权力领域发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影响他者的主体；与道德领域发生联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伦理行动者。如，《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这三者都存在，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更多涉及真理，《规训与惩罚》涉及权力，《性史》涉及道德[3]。这种本体论与其说是在分析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性，倒不如说是在探讨有关某种历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属于分析历史哲学的范畴。可以说，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构建了一个横向和纵向交叉的（客体化与主体化）知识、权力与自我研究的立体图景。但就《词与物》而言，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某种社会文化现实或知识的方法，尽管这些现实或知识在纵向层面上与权力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了知识生成条件的延伸。

二、福柯式知识理解格栅

“知识”（savoir）是福柯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词。自《古典时代的疯癫史》（1961年）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1963年）开始，他就在探求一种知识（savoir）与形成该知识的社会、经济、历史等条件间的关系。福柯的《词与物》仍是在横向维度上来思考不同科学间的关系。他的这部著作就是试图去回答《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中已经提出的问题：第一，在彼此完全陌生且毫无直接沟通的科学实践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根据相同形式、朝着相同方向同时发生的嬗变（transformations），这是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与欲望、需求和冲动可以表现在个体的话语及其行为之中不同，作为一种科学出现、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语境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科学中并不表现为科学话语的形式。换句话说，非话语组成（如经济和社会条件）与话语组成（formations）内容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和纯粹的“表达”（expressif）关系，这是考古学层面上的问题[2]160161。具体地说，在第一个问题中，福柯选择了三个不同的、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语法、自然历史和财富分析，藉此展示它们在两个时期（17世纪中期和18世纪中期）所发生的一揽子相似的变迁，指出了知识围绕并进行组织的三种“认识型”原则：相似性、表象和历史性。在第二个问题中，他从考古学分析入手，试图从这些科学构建自己对象、概念形成方法以及认识主体相对该对象领域的定位方法的层面上来理解语法、自然历史、财富分析的变迁。

福柯的 “人文科学考古学”的中心问题是“从何时开始人成为知识的对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向读者展现了在西方社会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勾勒其文化的认识构型。具体地说，福柯的《词与物》试图借助三种科学实践变迁（从“普通语法”到“语言学”，从“自然历史”到“生物学”，从“财富分析”到“政治经济学”）的比较来展示一种“认识型”的嬗变历史，“认识型”在于揭示形成于其中的不同理论和辩论的可能发生条件，是知识（savoir）的“历史的先验”或“认识场域”。在福柯看来，“在一个社会中，知识（connaissances）、哲学思想、日常观点以及机构、商业与治安实践、风俗习惯等，都指向一定的内在于这个社会的知识（savoir）。这种知识与在科学书籍、哲学理论、宗教辩护等中找到的知识（connaissances）不同，但就是这种知识（savoir）使一种理论、一种观点或实践成为可能”[4]498。换句话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场域”或“认识型”，它是不同知识（connaissances）产生的基础，并影响着它们的出现。找出“认识型”就是要去发现一种“真理”――一套能够在每时每刻让每个人发表被看作是“真实的”（vrais）陈述的程序[1]407――的根本体验。

福柯认为，自古典时代以来，在西方的文化上出现了两次重要的认识型间断性：“第一个间断性开创了古典时代（大致在17世纪中叶），而第二个间断性则在19世纪初，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的开始。” [5]13在这两个间断中，福柯明确地指出了西方文化的三种认识型：“相似性”占支配地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表象、秩序、一致性、差异占支配地位的古典时代的认识型，最后是现代认识型。在现代认识型中，生命、工作和语言成了研究的对象，历史性则是现代认识型的组织参照。人们从自然历史过渡到了生物学，从财富分析过渡到了经济学，从语法过渡到了语言学。在这些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可认识对象：在经济学方面，生产代替了交换；在生物学方面，生命代替了生物体；在语文学方面，语言代替了话语。科学改变了性质和形式，前后之间存在着断裂。

“在时至16世纪末，相似性在西方的知识（savoir）中起着构建作用。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指导文本的评注和阐释；相似性组织着符号规则，使可见与不可见的物的认识成为可能，引导着表达艺术。”[5]32在文艺复兴时期，相似性主要通过相配（convenientia）、仿效（aemulatio）、类推（analogie）和交感（sympathie）的方法战胜了时间和空间，存在与其自身的根本关系是相似性的关系，相似性成了知识的组织原则。古典时代（17和18世纪），问题在于创造一个符号系统，以便把所有的表象构合在一起来产生一种秩序。古典时期的认识型是通过普遍度量科学（mathesis）、分类学（taxinomia）和发生学（genèse）构合的系统来界定的，换句话说，这三个概念界定了古典时代知识（savoir）的普通构型。也就是说，在17和18世纪，普遍度量科学、分类学和发生学通过图表（tableau）来表达知识，根据一致性和差异性来组织的物的表象 （表象使真实的存在变得可见）被秩序化于图表，图表成了知识（savoir）的中心，自然的历史、语法以及货币科学就存在于这个图表之中。

进入现代后，一致性的图表开始解体，图表不再是所有可能秩序的场所、所有关系的发源地，知识寄存于一个新的空间、存在于历史性（historicité）之中。换句话说，在19世纪，知识的构成不再基于图表形式，而是基于序列（série）、链接（enchanement）和变迁（devenir），这种变迁的流变被吸取在人类学的有限性（finitude）之中。对物所做的表述不再是展示使其秩序化的图表，而是一种有关人这种经验个体的秩序现象，这种秩序现在从属于物本身及其内部法则。用福柯的话说：“在这种（秩序）表述中，一致性不再是存在显示的对象，其显示的是它们与人这种存在所建立的关系。这种拥有自我存在和表达能力的人的存在出现于生命体、交换物体以及词所腾出的空间中。生命体、交换物和词放弃自己时至当时仍是其自然场所的表象，退缩回物的深处，根据生命、生产和语言法则回归到自身。” [5]324也就是说，物回归到自己的厚度并外在于表象的约束中，语言及其历史、生命及其组织和自治、劳动及其生产能力就这样出现了。面对这种情况，在起表象作用的“古典语言”留下的空间中形成了人，一个既生活、说话和工作又可在生活、说话和工作中被认识的人，即伴随被定义话语的古典语言停止了对经验世界的立法作用，人开始出现在19世纪。也就是在生活、语言和工作的自身回归中，出现了人的实证性并成了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

自康德以来，人的经验―超验双重特性使人文科学具有了独特的特征，人不但是认识的主体又成了认识的客体，实现了自己的主体化和客体化。“现代思想中的所建构的人的存在方式使人扮演着双重角色：它不但是所有实证性的基础，而且以一种不能说是特权的方式存在于经验事物的元素之中。”[5]355当人们决定把人当作科学对象时，人文科学还没有出现，只有当人必须被思考和认识而在西方文化中形成时才出现了人文科学。“一般说来，人之所以成为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不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形式，而是这种生命体在自己从属其中的生活内部构建因之而进行生活的表达，从该表达出发，人具有了表达生活的奇怪能力。人文科学实际在生活、讲话和生产层面上来研究人。”[5]356人文科学不是对“人本性是什么”的分析，而是对“在实证性（鲜活的存在、劳动、说话）方面人是什么”以及使该存在能够知道“什么是生命”、“劳动及其法则意味着什么”，以及“用何种方法进行说话”等的分析[5]364。不过随着后现代主义先驱的尼采（1844―1900）的“谁在讲话”的提问和马拉美（1842―1898）的 “词在讲话”的回答，在福柯看来，作为实证性的人因语言话语地位的回复而有可能消失，就象画在“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被海水抹去了一样。

这两个重要的间断反映了“认识型”或人文科学产生的可能条件的嬗变，换言之，不同时代的知识（connaissances）的生产有着不同的“认识型”，即不同的知识发生的可能条件，或者说，词与物（或能指与所指）间的构合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话语实践”格栅――在这里，话语实践被界定为：“一系列无名的、历史的、常常在既定时空中被确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个既定时期，为某给定社会、经济、地理、语言等领域规定了陈述功能发挥作用的条件。”[5]153154

三、从象征走向现实：格栅的意义

《词与物》的原名为《物之序》，在编辑的要求下才改成《词与物》。《词与物》中的秩序（ordre）是与认识型、历史的先验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秩序既是作为物的内部规律和彼此借以审视的秘密网络而产生于物中的东西，又是只通过一种视角、关注和语言格栅才得以存在的东西；就只是在这种空白网格中，秩序才深刻地表现出来，似乎它早已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自己被陈述出来的时刻。”[5]153154寻找秩序及其存在方式的体验，就是“从去重新发现知识（connnaissances）和理论依据什么才成为可能；知识依据何种秩序空间才得以构成；基于何种历史先验、在何种实证性的元素中，观念才得以出现、科学得以形成”[5]13的过程。从书中看到，所谓的“物之序”意味着按不同的“认识型”或 “历史先验 ”对物进行秩序化表述：文艺复兴时期按相似性组织的物之序，在古典时代通过依据差异和一致性而表述出的图表秩序，现代时期则因历史性而依据变迁途径等形成了19世纪的物之序。

总之，福柯的《词与物》体现三种知识的组织中心：文艺复兴时期的“上帝”，古典时代的“理性”（无限性）与现代时期的“人”（有限性），以及语言将成为“知识”围绕组织的中心而引发的人的消失。实际上，福柯的“认识型”演变也反映着西方哲学自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发展路径：神学、理性主义、有限理性、语言学转向。

就《词与物》的分析来看，福柯的研究一开始就表现为对作为唯我论的、非历史性的、自我构建的、绝对自由意识的大写主体的批判――在福柯看来，从笛卡尔到萨特以来的法国哲学中的主体意识成了为万物立法的尺度。他从“人之死”中来探讨西方文化中知识的形成，即不参照主体地来探讨知识、话语、对象领域等的形成，主体和客体都被看作构建于外部决定性基础上的对象而加以思考。福柯的 “人之死”并不是来表示尼采的“上帝之死”，“而是主体之死，作为大写知识、大写自由、大写语言和大写历史来源与根本的大写主体之死。所有西方文明都是奴役的，哲学只需要进行笔录， 把一切思想和真理都指向意识、大写的我和大写的主体。在这种今天撼动我们的喧嚣中，必须要认识到一个世界的诞生， 在那里，我们知道主体不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Un），而是分裂的，不是至上的，而是具有依赖性，也不是绝对的本源，而是不断地进行修正的函数”[4]788789。在这里，福柯解构了西方文化中有关人的无限性描述和大写理性，于是历史不再是线性的、连续的历史，不再是不断完善的进步，历史变成了复数，一种出现于不同实证元素中的历史叉。非连续、偶然、独特性成了福柯描述历史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体现着西方文化“认识场域”的变迁。换句话说，西方文化中物之序的变迁，也正是这些特征成了我们理解福柯的知识、权力和自我的阅读格栅。

虽然《词与物》的法文版出版于1966年，但我们对其所作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可能是福柯本身的思想丰富、晦涩难懂和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不同语言间的可译阻止了人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的热情。虽然福柯在当时的法国因自己的思想发生了许多论战，但我们无意去评判社会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是非，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之社会学”概念已经对我们有所启发――社会学研究有着自己的不同语境。不过从经验角度来讲，研读《词与物》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理论方面，一方面，《词与物》提出的非连续历史观丰富了对历史哲学的理解，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历史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即福柯的历史观既是一种历史本体论，又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另一方面，特别是， 《词与物》中提出的“认识型”概念如同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一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知识变迁的框架，一种理解西方文化中知识变迁的框架（不过这不是一种结构主义的描述），一种构合能指（词）与所指（物）的认识格栅。

在实践方面。一方面，在进行史学著述时，它能促使我们从不同视角和方法来思考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撰写；另一方面，如福柯所说：“支配一种文化的语言、知觉图式、交流、技术、价值、实践体系等的基本代码，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确定了与其相关并置身其中的经验秩序。”[5]11

福柯不断地提醒读者自己《词与物》的研究语境是西方文化与西方社会，并展示了西方文化中“认识场域”的变迁。这种知识社会学的启发性意义在于，不同时代和社会存在着解读当时知识生产的理解格栅。因此，理解福柯的“认识型”不仅有助于理解西方社会的知识变迁模式，而且也有利于领会中国语境下的知识生产精神。它使我们认识到，知识的生产因历史背景不同，会产生知识形成方式上的差异，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词”因“话语实践”不同而指向不同的“物”，即“能指”因话语实践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所指”。理解“认识型”变迁的重要性在于，其揭示了认识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不同时代知识（connaissances）有着不同的认识逻辑或文化编码特征，话语实践是理解能指与所指间意义指称过程的关键。这种实践的必要性在于当前的发展势头迅猛的全球化整合趋势以及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与转型。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更是文化和传播的全球化。在传播全球化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全球―地方化”的过程中，文化间的彼此认识和融合成为必要和必然的趋势。在本土层面上，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体现为主体及其表达的多元化，而且需要借助信息传播来构建一种适合“和谐社会”和“和平崛起”理念的象征秩序。这都需要理解相关知识的生产与组织原则，而福柯的“认识型”则为这种理解提供了思路和启发。总体来说，这种隐含于西方文化的知识组织原则，对文化自身的生产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彼此理解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

参考文献：

[1]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I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2]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3] JUDITH R. Le Vocabulaire de Foucault [M]. Paris： Ellipses Edition Marketing S A， 2002 ：38.

[4]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5] MICHEL F. Les Mots et les Choses [M]. Paris： Gallimard， 1966.

Reading Grid of Knowledge： Review on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ZHU Zhenming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Michel Foucault’s analysis on the épistémè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comes from his reflection on the birth of human sciences. After analyzing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ree independent sectors （general grammar， natural history and wealth analysis ） in the mid17th and mid18th centuries， Foucault pointed out that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western society there existed different épistémès that were considered as possible conditions for certain scientific discourses or different theories and debats and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was organized around some épistémè prinicples concretized in discursive practices； épistémè and the related discursive practices could work as “reading grid” for the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production. This epistemology would facilitate the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e self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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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初探

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以七个纲领式的标题划分部分，概括地回顾了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探索中国文明、中华文化起源过程这一重大课题的历程。在这本书中，苏秉琦先生归纳总结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模式和规律，即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和国家形成发展的“三类型”和“三部曲”。可以说，这是一部既对中国各个地区考古分别进行论述，又整合起来总结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著作。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苏秉琦先生学术体系的核心内容。约一万年以来中国的六个主要区域大致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历程，然后又从古国发展至方国，最后汇入到统一的帝国阶段。燕山南北地区的发展过程最早，约在距今8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5000年前进入了古国阶段，也就是传说时代中的黄帝时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而到距今2000年前进入帝国阶段。这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属于原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为北方型。中原地区大约在距今6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四五千年间，不断吸收北方、东方、东南方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在治理洪水过程中，进入古国阶段，其中在晋南形成了传说时代中的尧舜时期，这是第一个“中国”概念的产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即夏商周三代。距今2000年前秦统一了六国，进入了帝国时代。这是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次生型的模式，又称中原型。而在秦汉统一帝国解体后，北方草原民族在经历了古国、方国之后，鲜卑族、契丹族、满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了北朝、辽、清帝国。这是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续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北方草原型。古国阶段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基础。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的时期，而最后终于达到了多元一体格局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最后一个阶段——帝国阶段则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巩固下来，并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此书中还有一些问题和说法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历史研究的“两个怪圈”概念，第一个“怪圈”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存在一种“中原文化中心思想”，意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直有“华”、“夷”之分。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四夷”的各少数民族恰恰是中国文化同外部文化的连接点和桥梁。没有“四夷”的存在，以及“四夷”与“中原”的交流和融合，中国文化很难展现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异彩纷呈，所以不能把中国与周边世界文化分割开来。从旧石器时代起，中国就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孤立的。虽然在历史上曾有过“闭关锁国”的时代，但那其实是统治者主观上的意愿，实际上中国和各民族的交流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而考古研究也证明，中国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另一个“怪圈”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但是不同地方的历史发展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中国的历史发展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有自己的轨迹，传统历史研究中把历史发展过程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对号入座，就有“牵强附会”之嫌了。苏先生认为，这样的思维模式，是当今历史学界应当反思，并进行改变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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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宗教考古；宗教；研究方法；学科定位

宗教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目的，因此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那么，作为宗教考古学的上位概念――宗教又应当怎样理解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它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科林・伦福儒与保罗・巴恩则引用一本权威辞典的定义，认为其“表示一种信仰的行为或举止，或崇拜以及取悦于某种神圣的统治力量”，这样，“宗教就成了一个信仰的框架，并涉及于超自然、超人类以及超出日常的物质世界的人类能力…同时，宗教也是一个社会机构…它有助于一个社会有规律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1]。可以说，宗教既抽象又具体，并且像维柯所断言的那样，“宗教，一如人类其他知识和文明，也是人类原始心智的产物，其发展也是一个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的有机过程，而且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可重复的，都具有各自的特点。[2]”整个宗教的历史发展从一方面来看，是一个从“自然宗教”到“多神教”和“一神教”的发展过程，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则又是一个从“氏族宗教”到“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的发展过程[3]。在人类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两条路线的各个环节并非一一对应，但却是大体平行的。通过对其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使我们更容易抓住宗教的本质。

宗教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是复原古代宗教活动的发展历程。但由于学科所固有的局限性，考古学研究宗教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我们所发现的遗物遗迹并不会明确表述它们在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另外，宗教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很难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区分开，例如在宗教仪式上出现的器物可能庸俗化，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具有宗教涵义的动作行为可能是对习俗的再包装。因此，从物质文化来研究宗教需要有特殊的方法论，而不能仅仅依据个别的发现就将其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首先要做的就是辨识。

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认为，如要将宗教活动和日常活动区分开来，应当特别关注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那些超自然的物体或器物。宗教的祭祀仪式是对神灵或超自然力量表示敬畏的一种活动，其一般来说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使用一些有助于集中注意力的手段，比如利用神圣的地点或辅之以特殊的光线、声音与气味去吸引信徒们的注意力，这样能够表现出主祭者狂热的宗教热情。

另外需要区分人界与神界。祭祀活动的焦点是现实世界和神界的交界区，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特殊而又神秘的区域，任何不洁和不当的行为都有可能带来危险。因此，梳洗和清洁是祭祀活动必备的程序。

对于有效的祭祀活动，神或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与人同在。在大多数社会中，神都是以某些物质形式或形象予以象征。这种象征物不一定非常复杂，比如一种符号或容器里看不见的东西都可以被用来代表神灵，这就是神祗象征物。

此外，祭祀活动不但包括语言和动作的祈祷和景仰，而且常常需要一种积极的参与活动，比如宴饮和舞蹈，此外还包括贡献给神灵的供品和牺牲。从考古角度而言，如果在一个地点或地区能够发现较多和较明确的祭祀标志的话，也就是参与宗教仪式的遗迹与祭品的遗存，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来推断宗教活动的存在[4]。

通过对与这四个方面相关的证据的统计，我们自然而然能轻易提高辨识结果的准确性。

宗教考古学是认知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认知考古学，是从物质遗存来研究古代人类的思维方式，相应的，宗教考古即是通过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还原古人的宗教思维及行为方式。这一新型考古学科的兴起，使考古学研究开始触及过去认为无法企及的有关人类精神层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何要研究古人的信仰呢？ [5]

首先，我认为考古学研究中这样的探索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掘的对象，不论是遗迹还是遗物，经常会与宗教有关，那么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想通过研究这些遗迹遗物来破译其背后所蕴含的宗教思想。

其次，在以历史文献的角度处理考古学证据的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必然会涉及对人类思维、信仰的研究。

最后，考古是通过一种哲学观来研究古代社会，如果不涉及人类的思维、信仰，那么可以说就无法讨论人类的行为。诚然，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研究古人思维信仰会有诸多的的难点，如，科学研究很难从物质现象的实证研究去检验思想。人类行为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现在的人的心里在想什么，只能观察记录他们的行为以判断动机，显然，研究古人的想法就更加困难。这需要符号学、心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甚至医学人类学等多角度研究，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再比如，对人类思想的研究不是达成考古学目标的必要条件。在文化学者看来在考古学上复原古人的信仰和感觉的可能性很小，实际研究状况也表明确实在这一领域倍感吃力。从这个意义上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新考古学中“认知考古学”的研究处于一个次要位置。

所以，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现象，以达到复原古代宗教活动的目的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而宗教考古学研究也更期待多学科交叉的灵感以获得新的理论突破！

参考文献：

[1][4]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文物出版社，2004

[2]维柯，新科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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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考古学 主体 整体 历史性

“主体终有一天——以历史的形式将所有那些被差异遥控的东西重新收归己有，恢复对他们的支配，并在他们中找到我们可以成为主体意识场所的东西。” [1]在主体与“人”可以化等价的时代，人总是试图以自身的需要阐述历史，以此构造人为的历史，塑造人的历史性主体地位。针对思想界存在的连续性地“总体历史观”，福柯指出，“总体历史观”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总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精神——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以及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以至历史的描述必然使自己服从于知识的现实性，随着知识的变化而丰富起来并且不断地同自身决裂”。[2]

一、主体的迷失

现代哲学通常是现代实践的指导意见，同时也接受现代实践的印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然而这种实践观通常是以人作为主要实行者。以此而形成的对实践观的认可，从而陷入了主体哲学的盲目崇拜。然而人始终是有限性的存在，主体的存在受制于人的具体活动、生命以及语言的阐述，也就是说人表现为一个有生命的，说这话的存在。由此，现代哲学陷入了一种‘人类学沉睡’。这种沉睡的根源在于主体迷信，这种主体迷信使现代哲学等价为主体哲学。“福柯对主体与主体哲学的解构正是为了把现代思想从这一沉睡中唤醒”[3]。

在主体性哲学建构的过程中，由于是以实践观作为参照标准，试想一下，此时作为实践的主体站在什么角度？在发展和充实的过程中，似乎整个体系都是彰显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能动性，可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人在确定主体性的同时，丧失了主体地位，成为以主体性为目标的构造活动中，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努力的机器，处于建构和被建构这一双面性中一个自以为是主体实质是客体的矛盾体。对于这种主体的丢失，或者说主体的被奴役，“我们要做的是分析具体的理性，而不是总是引出一般的合理化过程。”[4]

二、话语分析理论的考古学

总体历史观的主体的迷失，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开始对陈述整体进行倒推式的反思，这一反思从话语单位，也就是陈述的基本单元开始，这是对话语甚至是对整个历史进行根本上的颠覆，由此形成的话语分析理论。

“首先应该完成一项否定性工作：摆脱那些自以为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5]福柯在对话语的单位的开始阐述中，对人习惯的表达，指出其在日常表述中所存在的不合理，否定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联接单个事件的关系网络，甚至对于连续性本身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并不是盲目，毫无理由的束之高阁，正如福柯所说的“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最终把他们摒弃，而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某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他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规则，并对它做验证，为了确定在那些条件下和做什么样的分析”[6]。在这里的表述中，福柯尽力避免掉进自己的理论客体中，不否定一切事件，然而在处理话语的单位之后，福柯谈到了陈述的形成，“强调陈述本身不是一个单位，只是一种功能，当命题、句子和表达行为符合一定的规则，发挥一定的功能，才能进入陈述空间”[7]。

话语对象是通过“在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之间建立起的关系整体使这个形成得到保证”[8]，由此考古学话语对象不是指明哪些是对象，而是对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以此来确定对象，同时指明对象在何处出现，如何相互区别和对象“分离、对比、联系、组成、分类和派生”的规则。主体相对于对象而言，主体的地位是由不同的对象的范围来确定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时常由于时代的变迁而转变，主体要表述事件，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不能随心所欲。

三、反主体认识论的考古学

按照考古学的理论，所谓的人的知识属于话语实践。对于知识，福柯认为：“这个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构成的并未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 [9]福柯强调知识是组成科学的要素，但是不一定是科学。知识并不是都局限在科学之内，是一种认识论场地，也就是说除了科学知识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知识。由此，从福柯的观点出发，所谓的知识开骨血就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认识论——“知识论乃是对一些话语的描述，而这些话语是在一特定时刻的社会中，作为科学的话语而发生作用，同时又作为科学的话语而被制度化的。”[10]

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反连续性、反主体性，而连续性最终会被归结为主体性，所以考古学是一种反主体的理论。而福柯的在《知识考古学》中的反主体性直接表现为反历史连续性。他写道：“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而历史连续性主题就是“为了反对一切便宜，挽救一切主体的至高地位，挽救人类学与人文科学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11]换句话说，历史的连续性是与主体性联接在一切的，对历史连续性的批判也就是对主体的反叛。。所以，知识考古学“确定一种超脱了人类学主题的历史分析方法”，“确定一个无任何人本主义的分析方法”。[12]

注释：

[1]【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3

[2]【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3

[3]刘永谋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 中国人民大学. 2005

[4]福柯. 福柯的附语：主体与权力，附于【美】L·德莱弗斯 保罗·拉比诺. 张建超，张静译. 超越解构主义与解释学【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274.

[5]【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21

[6]【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26

[7]刘永谋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 中国人民大学. 2005

[8]【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41

[9]【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206

[10]【法】米歇尔·福柯 《言与文》，转引自冯俊等. 《后现代主义哲学演讲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44-445

[11]【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13

[12]【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17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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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考古学学科中“田野学校”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基本建设工程，而考古部门则积极参与了诸如三门峡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等珍贵的考古遗址，从而使考古发掘和文化保护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然而，与我国近年来发现的大批珍贵遗址相比，我国考古学科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力量却远远不能支持和满足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因此，坚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国外同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使中国考古学更快走向世界;坚持把考古发掘同遗址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自觉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学术支撑，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这两方面内容近几十年来都积累了基本经验，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应予以传承和弘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例，1994年以来，它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考古研究部门和高校合作开展中国田野考古工作［4］;2000年、2002年还派遣考古发掘队前往德国、俄罗斯等国参加田野考古活动。目前，该所已与日本、韩国、越南、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等国的相关高校及考古机构，签署了近20个长期友好合作交流框架协议项目。这也体现了田野学校这种交流手段已被国际考古学界接受，并在我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一)“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考古学是文理交叉的边缘学科。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国内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以及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培养研究生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前提下，如何使得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生教育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除了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的力度，进一步改善教学环境，创建国内一流的考古学专业实验室和一套完备合理的教学体系，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考古学者已经认识到参加及举办田野学校(FieldSchool)在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其所取得的成绩，具体如下:1．2004年7月5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师生7人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阿穆尔州的伊凡诺夫卡进行了考古发掘［5］。经过40天的野外作业，发掘面积共计250平方米，使用高技术手段测绘了30座靺鞨人古墓的地形图与平面图。同时，在此次发掘中，出土了包括陶器、金属耳环、马具、武器、青铜带具、石器等在内的一批对研究靺鞨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遗物。针对此次考古田野学校的实践，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说:“这是一次全新概念下的田野考古发掘活动。”2．2009年7月15日至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两位研究生赴罗马尼亚参加由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罗马尼亚皮特雷特遗址的联合考古项目［6］。1943年，罗马尼亚国家博物馆曾对其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自2002年始，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瓦西里•帕尔万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此次考古发掘之前已经进行了6个季度(2002、2004、2005、2006、2007、2008)的田野发掘作业。其发掘的目的是复原当地古代居民的生活，并考察当地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的社会分化进程。此次发掘的领队为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的汉森教授，田野学校的成员包括来自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芬兰、美国、中国的30多位考古学、地理学专业的学者及研究生。田野调查主要由考古学和地理学两个团队完成，其中，考古学团队负责遗址的发掘、土壤的浮选以及地磁探测等;地理学团队主要负责大面积的钻探、取样，以及勘测河道等收集古地貌信息的工作。在田野工作进行的同时，室内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主要包括陶片的清洗、统计、拼对、绘图、摄影等，负责室内工作的队员同时也负责考古队的后勤事务。另外，特殊的遗物亦有学者专门负责，并进行同步研究，例如对燧石核、石叶的分类，以及微痕分析等。通过参加此次的田野学校活动，使得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熟悉并掌握了德国、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的考古发掘方法和研究理论，并与西方年轻学者建立起了联系，为促进日后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学习搭建了平台。3．2010年夏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系的一位研究生赴洪都拉斯参加由美国哈佛大学皮博迪(Peabody)博物馆组织的夏季田野学校(SummerFieldSchool)［7］。皮博迪博物馆此次在科潘遗址举办的田野学校内容丰富，包括了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重要遗址参观、西班牙语和玛雅文字的专门教学、知名学者讲座、阅读与讨论等诸多内容。除了上述活动外，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在发掘环节中还和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合作分组进行探方发掘，并参与了撰写报告和整理陶片。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实习，使学生基本了解了科潘遗址的历史、发掘现状以及考古工作的方法。4．2008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研究生参加了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的田野学校［8］。此次夏季田野学校发掘的均为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别为Kulbulak，Kyzyl－AlmaII，Obi－RakhmatandDodekatymII四个遗址。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学习活动，使中国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不仅学习了中亚地区较为独特的考古发掘方法，还对中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遗址文化面貌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对晚更新世末期石叶技术在欧洲—中亚—东亚地区的传播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田野学校”的特点及其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

根据国际考古学专业田野学校的一些主要活动情况，我们可以对田野学校的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归纳:一是在注重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着重培养了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和研究创新能力;二是注重教学相长;三是与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相结合，并贴近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同时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考虑到未来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因此，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学校应该纳入我国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之中，最终成为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落实高校固本培源以及着重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办学特色的主要途径。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其发掘和研究的进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为自然科学技术所推动。中外考古研究工作基本状况的差异尽管有着社会制度、历史情况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通过阅读相关专业文献获得全面的认识，但仍然可以通过采取使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参加田野学校的形式进行了解，并为今后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的专业研究提供很多借鉴。由此可见，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田野学校形式多样，培养了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二是提高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巩固了其专业兴趣;三是搭建了与国外考古青年学者及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为其毕业后可能存在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实行“田野学校”培养模式的思路及方案

篇13

该书共分艺术考古学理论基础、音乐考古、美术考古、建筑艺术、四川少数民族美术考古、宗教艺术考古六大章节，第一章主要是对艺术考古学学科背景的介绍，以及对该学科领域的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的总结，对“艺术考古学”概念的提出、学科的设立、理论研究现状作了梳理和概述。其后五个章节分门别类地对艺术学各个研究领域的考古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说。

一、艺术・考古――学科交叉新思维

艺术考古学研究的专业性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其中包含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有许多已经超越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艺术考古概说》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艺术考古学基础理论，对学科的相关研究论著进行了梳理归纳。

1978年国务院批准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列出有关艺术类考古学的条目，成为中国艺术考古学科的正式提出和设立。《艺术考古概说》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为基本理论构建，指出，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亲自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总论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说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目的：“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学科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②之后正式列出了“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条目，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音乐史的关系等作了规定，也成为我国明确设立“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专业学科的依据。作者依据上述文献，对艺术考古学的分类、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进行了阐述，说明艺术考古学是探究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探究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许多艺术遗迹和遗物，凝结着古代物质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因此艺术考古研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补充资料，并且涉及许多自然科学知识，是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重要补充。作者除采用考古学、艺术学研究基本方法外，还特别指出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研究艺术考古的重要性。

二、案头・田野――研究领域新突破

在第二章至第六章的分类介绍中，作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作为推动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背景。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引起国内外关注，两个遗址挖掘清理出土大批文物，在世界尚属首次，它们的文化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两个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并取得了成功经验，为四川省艺术考古的全面研究、开发、转化、利用，打下基础。例证、图片丰富，每一部分的参考文献也十分标准，可以看出，作者在前期的搜集和考证中的扎实案头工作。

我国艺术考古理论的探索实践，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西方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对我国学术理论界的影响，书中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建中国美学、音乐学、甲骨学、考古学、古建筑学的奠基人的理论思想作了论述。如我国第一代美学思想家朱光潜、宗白华先生；我国第一代音乐理论家王光祈、杨荫柳先生；我国第一代考古历史学家李济、郭沫若、夏鼐、冯汉骥先生；我国第一代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童、杨廷宝先生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赴西方或者日本留学后，回到中国，运用西方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在古物考证、文化内涵分析以及建立方法论等方面，填补了中国某项专业理论研究的空白，开启了中国美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考古学、中国古建筑学等理论研究之先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思维，也在这些专科研究过程中产生。

三、实用・前瞻――文化产业强推动

艺术考古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成为艺术事业建设中快速发展的一种艺术类型。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艺术欣赏需求的不断增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发展，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和转化，将成为文化艺术事业、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强势品牌，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在丰富国内大众文化鉴赏娱乐活动中，都会以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品质，受到观众的喜爱，成为展演、影视市场上不断创新的类型。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人类精神文化起源。

《艺术考古概说》一书中，作者分析了目前艺术考古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缺乏统一的综合研究机构，出土文物的调查研究受到行业管理约束，各类艺术考古所需用的科技手段如“音乐声学测量”等专业性强、技术上难度大等问题，提出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综合学科、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开设专业课程、建立艺术考古研究协会等设想。在书中，作者还从打造精品品牌、推广多媒体制作和传播、规范旅游区开发、加强对外人文交流和宣传、筹建艺术考古专业六个方面，提出了针对四川地区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与转化建议。在开发转化方面，四川落后于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归结原因是缺乏资源整合与合作开发。四川应在已有成果，如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地方考古资源和考古人才，推动四川艺术考古发展。

四、巴山・蜀水――古老文化的焕新

《艺术考古概说》一书的艺术考古地域基本集中于巴蜀地区，这一地区艺术考古资源非常丰富，但研究却相对滞后，成果形式也基本停留在纸质书著阶段，对这一地域的艺术考古研究来说，需从最基础的工作入手，更大限度地实现成果转化。编者以四川艺术考古研究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对古巴蜀区域的音乐考古、美术考古、建筑艺术、四川少数民族美术考古、宗教艺术考古等，作了归类整理和阐述；对目前作好四川艺术考古成果转化开发作了可行性研究，提出总体构想和开发建议。

篇14

关键词：考古；研究；模式；对策

引言

中国考古研究时代比较久远，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考古实践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与考古环境和考古的要求相比，中国的考古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考古研究的模式分类

不同的分类角度，考古研究模式并不一样，本部分，笔者从考古环境的角度对当前中国比较流行的几种考古模式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地理环境考古模式

地理环境考古模式是由周昆叔最先提出来的，他根据自身的工作实践，结合中国考古环境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地理环境考古模式。地理环境考古模式强调的是：在考古过程中，首先进行勘探定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探测验证，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开发挖掘，并从人类的行为、地质结构的构成、地形地貌以及工艺过程中收集有关的考古环境信息。该种考古研究模式主张的是在环境考古工作过程中，考古研究者首先应该去探索环境的演变规律，并根据环境演变的规律所导致的地质结构的变化来分析由此导致人类生活环境场所所发生的变化，来分析人类进步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环境——人类活动——文化”三者之间考古关系的表达。这一模式同时还具备了自然科学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特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二）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模式

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揭示的是环境考古学考古遗存与其赖以“生存”并发展起来的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发展的关系，来通过考古研究揭示人类的行为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演变之间的规律变化。该种模式的环境考古模式具备一定的现实事实基础：（1）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考古模式基本上都属于物质文化，而这些物质文化基本上都取自于“自然”；（2）传统意义上的考古文化中，尤其是关于生产工具方面的考古都直接取自于自然环境，因此，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三）资源环境考古模式

资源环境考古模式是由汤卓炜在其《环境考古学》一书中首先比较完整地、系统地提出来的。资源考古研究指得是环境考古根据反映人类各个时期生活环境的信息、资料以及开发出的遗存物，并利用环境学考古的理论方法、理论技术等，来研究古代人类的环境特征以及历史演变之间的规律性，进而根据这些规律来分析环境、人类以及与其赖以存在的文化特征、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该种模式在前两种模式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系统化了环境考古的理论过程和模式，完整的环境考古模式应该包括踏勘、探测、挖掘，然后再根据挖掘出的文物来分析地质地貌、古代生物学的特征等有关方面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来分析各个时期的人类的行为、地理环境、物质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形成完整的考古报告。该种模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以资源的利用为切入点，环境考古的空间也被相应地划分为考古区域、遗址区域以及遗址等三个层次，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资源环境考古模式实现了与西方考古环境之间的接轨，标志着以遗址作为核心、以资源利用为关键点、以环境理论为特征的资源性考古模式的正式形成，这也是当前中国环境考古模式中比较常用的一种环境考古模式。

二、考古研究模式存在的问题

三种比较典型的环境考古模式在中国环境考古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其所强调的重点来看，每一种考古模式都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环境考古模式存在的问题

该种模式在早起环境考古模式中应用的较为广泛，而且在研究环境与人文、生活形态方面也起到了积极地意义，但是，该种模式也存在诸多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搜集不够准确，而且将信息的搜集与考古研究混为了一谈；古代环境与人类生存行为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我们所猜想的之间的关系；古环境与各个时期生产工艺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该种模式所倡导的环境考古模式将人类的行为、地质地貌以及生产工艺作为环境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与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出现了偏差。

（二）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模式存在的问题

文化历史环境将工具、手段以及人类活动作为考古的重要载体，并单独将手段作为了一个文化的概念进行运用，这就为环境考古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比较具有实际意义的“媒介”。但是，该种环境考古模式仍然没有摆脱考古学文化背景下的考古学研究的“桎梏”，仍然将考古研究认为是特定的、对考古学文化的考古遗存以及作为整个考古学文化生存背景之下的自然环境、遗存两个主要的部分。仅仅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与前文提到的地理环境的考古模式的确定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二者之间的界线也并不是特别的明晰。

（三）资源环境考古模式存在的问题

资源环境考古模式在考古实践中，由于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和把握是建立在“考古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很容易将考古文化作为整个环境考古的核心，对环境背景的考古就出现了偏差，这种先入为主的特征使得环境考古的价值也出现了“折扣”，容易先入环境可能论的误区，而且还将历史环境、人类行为以及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简化，环境考古的目标也出现了偏差。但是，与前两种考古模式相比，该种考古模式仍然相对比较完善，研究的价值也较高，因此，其成为当前环境考古模式的主体就成为必然。

结论

中国现代的环境考古研究为我们深入地了解历史环境的变迁提供了可靠的渠道，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的考古学一直是建立在文化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这就导致无论哪一种环境考古模式都将考古的核心定位于考古学文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环境考古的发展，因此，中国的环境考古学者们，应该从文化考古中走出来，应该更加尊重当时的历史特定的环境，以实现促进中国环境考古的快速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许永杰.中国考古层位学的里程碑之作——《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导读[J]. 南方文物，2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