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济学常识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反经济学常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我们曾经目睹了很多次的金融危机，一些相对短暂温和，而另一些则颠覆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必要在恐惧中盲目前行。为了防止经济危机再度上演，我们也可以从危机中学习经验以使我们在日后提早发觉相似的潜在危机。也许最让我们受益的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恐惧在金融混乱中所扮演的角色。此书为大家解释了目前的经济形势，同样也详细地阐明了恐慌的过程，以使我们能够正确处理那些引起我们恐慌的因素，这样我们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持理智。

《知道力》

人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我为什么要做？我怎样做更好？怎样达成最佳效果？”这些正是本书要说的几大话题。

书中提供了一套解决个人职场生存和发展困惑的系统性方案――知道力。作者基于自身多年工作的宝贵经验，以活泼的形式，独特的视角和内容，阐述了凌驾于执行力之上的25条职场新思维。作者是这样表示的：谨将此书献给那些务实的、好奇的、爱思考的、脱离了刻板教条的、有志于自我提升的朋友们。

《人事经历职场笔记》

你为什么没有好工作？因为你不知道人事经理的选人标准！你为什么得不到晋升？因为你不知道上级甄选人才的喜好！你为什么不能成为领导身边的大红人？看看一个人事经理的笔记，你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为什么你总是招不到合适的人才？为什么你总是留不住你想留的千里马？为什么你的员工不能达到你的要求？为什么你的人员没有活力和激情？看看一个人事经理的经验，你能找到所有的答案！一部100天的职场升职传奇！一部实战型的励志作品！一部精彩的职场奋斗故事！一部菜鸟升职的秘籍！

《反常识经济学》

篇2

任务驱动与问题引导共存，丰实学习活动

两个团队的设计都能较好地体现“任务驱动，问题引导”的原则，通过有结构、有层次的任务与问题，强化了学生的学习体验，并以合理的方式呈现了学生的学习成果。园区十中队设计了“春景变秋景”、“春景变冬景”、“春景变夏景”三个任务，春景怎么能“变”秋景、冬景、夏景呢？以一个“变”字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又以“想”、“思考”等环节提出问题，引导学习与思考；常熟队则用“软件知多少”、“眼力大考验”、“技术初体验”三个环节，以“填空”方式提出问题，以“填空”方式明确任务，检测学生的任务完成。两个团队尽管侧重有所不一，但学习活动设计都较为丰富。

微课资源与要点提示互补，支持自主探究

两个团队的设计中都为学生提供了学习支架，一是微课，亦称微视频；二是要点提示。园区十中队提供了“调节图片的色调”、“使用ACDSee9中的效果功能实现对图片的特殊视觉处理”和“夏景制作”的微视频，给学生的操作提供支持，同时还在每一个大环节中，提出了“要点提示”，将各种操作的要点提出来，供学生参考；常熟队则基于Moodel平台嵌入图片处理的相关视频，并呈现大量图片的对比材料，供学生观察与识别，也设计了知识点、技能点与提示等内容，供学生选择学习。这样丰富了学习支架的形式与内容，更满足了不同层次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其实，制作微课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自主选择帮助，学生可以有一个自定进度的学习，即按照自己的步骤、节奏学习，可以暂停、倒退、重播，有利于根据个人情况完成学习任务，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需要视频支持，有能力的学生可能借助教材或教师给出的一点提示就可以解决问题。我想，两个团队可能就是基于这一考虑设计了相关的提示，让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更为方便。

技术思维与操作能力并重，促进学生发展

信息技术课堂教学重视操作。在前置学习中怎样呈现学生的操作、考探学生是否操作呢？两个团队都做了很好的思考，园区十中队设计了“作品展示栏”，将学生处理过的图片粘贴出来，方便评价；常熟队则通过填空形式，如“运用软件：________，调节内容：________，调节程度：________”来记录学生的操作过程，引导学生的操作活动，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当然，若将两种方式融合起来，既有过程记录，又有作品展示，学生的操作能更好地检测，效果会更好。而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反对机械的操作、为操作而操作，学生既要知道怎样操作，更要明白为什么操作、怎样做得更好，也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技术思维。两个团队在此方面都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常熟队要求学生完成“操作练习感悟：请写下自己对图片调整的操作感悟”；创作有主题“火热的七月、飞扬的青春”的图片作品，就是丰富学生体验与感悟，体会图片处理的意义和价值；园区十中队则将“想、看、做、试”贯穿其中，给学生更多的尝试与体验机会。不过，园区十中队侧重了操作，常熟队注重了知识，我们从两个团队的目标设计就可见一斑，为此，在技术价值的探寻上两个团队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篇3

记者：今年电影市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个趋势，您怎么看待?

王红卫：在我的印象中是在07年到08年中，创作界的一些同行聊天的时候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从07年末到08年开始形成所谓的黄金时代，这个趋势首先是体现在票房上，所以当这个膨胀真的开始发生的时候，速度比原来预计的还是要快一些。比如去年年末开始算一些今年上档片子的时候，对于预计票房我们按照以往的经验，如果是个两千万的话，我们说它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一个膨胀系数，但结果却是膨胀系数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在08年以前的电影，在票房上要有奇迹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些强烈的话题、一个好的演员阵容等等因素来支撑。到08年之后，有意思的是，好像它什么支撑都不需要了，票房的数字就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我觉得核心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消费形态的个变化，就是当电影开始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之后，大量资金开始涌向电影业，把电影作为产业经营的时候，另一方面，当消费观念已经全面的进入这个时代的时候，影院消费不再是像十年前大家都抱怨三、五十元一张电影票贵，让大家觉得它和其他消费比起来也是一个便宜的消费，这时候出现这种日常消费的形式在中国发展的这个时期是很正常的现象。

记者：去年中国电影的总产值大概是43个亿，43个亿相当于当时的5亿多美金，但这5亿多对于好莱坞来说或许只是一部电影的全球票房收入，而我最近看到的一个中国电影市场分析说到2012年中国电影总产值要突破100个亿，您觉得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还是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王红卫：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也不算是一个很天方夜谭的事情。WWW.133229.cOM从创作者而言，越是这个时候，尤其是行业中的龙头，能够控制整个投资和产业发展趋势的时候，更该清楚质量的问题。中国几乎所有产业都走过产业膨胀到产业爆发这个过程，只不过是说电影从来还没有，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当中，电影从来都是后发展，希望电影不会走弯路，能有一个良性的发展。

记者：中国的新一代正在成长起来，他们的价值观中能够接受看电影是日常生活娱乐的一部分，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王红卫：这个分析起来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我觉得以8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之前，无论是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还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观影经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真正的改革开放到之前，那么电影是作为一个免费娱乐存在的，不会成为我们消费支出的一部分。之后就会变为一个既贵又没有什么乐趣的消费，就变成一个艺术消费、文化消费，类似去听个音乐会，大家虽然听不懂，但是知道那是一个高雅的东西，那么进入电影院呢，虽然是门票很贵，却看不懂或不能接受，就是没意思。所以它经历的是这么两个奇怪的状态。到近几年呢，电影已经回归到个正常的电影消费状态，是不是年轻人已经能够把看电影作为一个习惯或是爱好?我觉得所谓看电影的习惯不是由于他们从小看电影养成的，因为他们的幼年时期或是少年时期，看电影也同样是学校组织或是从电视上看，那个时候爸妈没有带他们去看电影的习惯，如果一个八零年到八五年出生的一个小孩儿，当他们十岁的时候正是中国电影的最低潮，他们不会从小像一个美国小孩儿样，从小父母周末就会带他们去电影院，所以养成看电影的习惯，所以不是由于他的习惯带来的而只是大环境创造了这么个恰当的时机。

记者：从创作上来讲，您会不会觉得由于数码设备大量的普及使我们的创作环境宽松了许多?

王红卫：对学生或是民间的影像制作上有所影响，但对于真正产业这一块的影响，我觉得要再过一点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如果说民间趋势的话，这几年在民间影像上，随着器材在提升，从最早的拿个三十万像素的家用dv去拍一个小电影，到现在起码要拿一个hdv去制作，这一点我觉得还没有直接反映在产业中。我觉得产业中的变化，比如数字技术的革新，带给我们的是可以与国外片子去媲美，或者说是提供了一个挑战的可能性。前两天我刚看完田壮壮老师拍摄的《狼灾记》的一个访谈，访谈中偶然提到，十年前拍摄一部片子的时候最高的预算才两三百万。田老师在做预算的时候，说这个涉及到人和狼之间特技的变换，仅仅特技的花费都要几十万，对那个时候的中国电影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觉得没法拍了。而现在做不做片子或特技做到什么程度，已经不再是他做不做这部影片首要的一个问题了。他可以把他的精力和创作上的思维放在艺术创作这一块而不是技术这一块。

记者：学院主办的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到今年已经是第8届了，您认为电影学院的学生拍摄的作业和国外电影学院出身的学生拍摄的作品其实大家都意识到差距在哪里，但是为什么像是很难去追赶呢?

王红卫：我一直强调，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好市场。首先我们要先把它做大，然后再做好，而现在的市场只是开始形成的一个大市场，优胜劣汰的好市场还没有形成，同时有了好市场后才能真正有好电影。现在的大市场能形成的是多电影，是指能拿到高投资的电影，许多电影人开始有活干，题材能够多元化，这是大市场带来的。那么，定要等到好市场之后我们才会去做真正的好电影。

无论产业发展，经济发展，还是文化发展它其实是一个层面上的，他们之间的联系是看不见的也是必然的，我们整体的平台，整体的环境到了的时候，那么我们所谓的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差距才会显得小。其实电影这个东西，我总是爱拿它和体育比，一个国家的民众喜欢用这样的个东西去感受这个国家的强大或民族的自豪感，他需要一个民族自发的对体育的热爱。在电影上，某种成分也是这样的，人们总说我们学生的作业差，其实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非常完美》的导演金依萌，该片是金依萌在美国学电影的时候拍的一个学生作业，我问过看过这个片子的学生，对于这个学生作业的感受就是不仅仅是导演，这个片子背后的整个创作的团队都很有才华，这和她在美国的教育环境有关。这是和产业管理衔接的，作为一个毕业作业制作的技术力量和艺术质量。在我们这儿，同样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学生作业和国外学生作业的差距与其说是这是一个作品的差距不如说是一个电影教育和电影产业以及两者衔接中的差距。

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不是我们教育中出现了问题或学生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更全面的一个问题。

记者：这几年中国出了很多年轻导演，比如宁浩，管虎等等，他们走的是那种类似于国外的小制片方式，他们的成功会不会和他们走的这种带有欧洲独立电影元素的方式有关系呢?

王红卫：我认为，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从这些低成本影片，或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类似于西方独立制作的影片里头，他们读解到的可能是这些导演选择的种形态。这种形态是中国以前很少见的，所以他们借此上位了，但不是说导演意识到观众口碑这样的一个东西，而去选择这样的方式去拍摄。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在电影这样一个产业当中，作为产业，它不是个艺术。另外面看，其实是市场、是影院、是观众、是制片人在这样的个时机需要这样的影片出现。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你很难说是哪个决定了哪个。所以它是一个需求与创作愿望集合起来的一个力量。

记者：目前导演系在教学中采取怎样的方式，比起以往有什么变化?

王红卫：近几年有所变化。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导演系连续招了八届学生。教学的变化中，最显著的还是实践量增加，这也是数字设备普及化带来的变化。虽然说传统上一直是以实践带动教学，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在近十年才真正落实的，因为设备问题，在校期间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是不可能拍摄太多的作业，所以说导演系的教学方式的变化，可能最显著的就是这一点。

另外可能还有我们在教学中感受到的问题，一方面是八零后的学生在视听语言方面，每一届比每一届都有明显的进步。这个可能和整体的社会环境有关。在八、九十年代，我们总觉得让学生去学习拍摄技法，需要很多的时间，并且有很多的困难，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会变得相对于之前进步比较快。但同时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学生对于一部作品，除了表面的技巧和叙事之外，从故事之中能够去抓取更广泛受众心理的一个东西，相对而言显得比较薄弱。这个可能由于他们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以社会内容或是有关人为主的事情，他们是在一个消费的形态下进行的关注，当他们开始去做作品，他们也会停留在一个浅尝辄止的消费状态下。这样，无论是他们继续的往前走也好，还是对他们以后去适应一个真正的市场也好，可能都会有一定距离。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以后我们教学中学生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

从明年新的招生开始，考生开始变成清一色的九零后，面对新的学生一定会产生新的问题。我在广州开的一个编剧会上就说，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所有在座的无论是资深的、成功的、还是新锐的那些编剧，当八零年代未生的和九零年代后出生的这些人开始成为消费的主体的时候，这些文化我们习不习惯、适不适应、作为作者是不是适应?作为教育者能不能适应?这其实是个需要去双向解决的一个问题。

记者：今年导演系并没有招生，是什么原因呢?明年电影学院会招生吗?具备哪些素质是导演系最基本的要求?

篇4

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认知心理学的先驱布鲁纳提出：“我们教某人学习一门学科，决不是要将结果记在心中，而是帮助他参加到形成知识的过程中去。”电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与各个学科都有联系。因此，教学生学电脑，培养的是其驾驭电脑的能力，而不应是一种或几种具体的操作。

在教学过程启用“自主尝试”教学法，可以给学生以足够的时间去动手尝试、去探索，在体验成功的基础上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二、理论思考

1.概念界定

尝试教学法，顾名思义，就是让学生在旧知识的基础上先来尝试练习，在尝试的过程中指导学生自学课本，引导学生讨论，在学生尝试练习的基础上教师再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

这种尝试教学活动具有三个特点：（1）通过学生尝试活动达到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目标，尝试目标非常明确；（2）学生尝试活动过程中有教师的指导，它是一种有指导的尝试；（3）尝试形式主要是解决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所提出的尝试问题，学生解决尝试问题的过程也是一种探索活动、一种创新活动。

2.研究目标

基于数字化环境，自主尝试教学充分关注教学过程的本质，注重突出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教学中立足学生本位，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为教学的出发点，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在参与中按照网络上布置的任务进行自主尝试，通过探索去“发现”新知，并建立相应的结构，通过网络提交作业，并接受同伴的评价，这样既培养了学生自主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形成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三、范式结构

数字化环境下信息技术课堂中自主尝试教学范式的基本结构如下图：

[数字化环境] [教 师] [学习程序] [学 生] [创设情境] [出示尝试] [指导自学] [协调促进] [精讲释疑] [课堂作业] [引导总结] [创景设疑] [研读任务] [自主探究] [小组讨论] [共性问题] [研讨交流] [总结延伸] [激发兴趣] [尝试练习] [自学步骤] [相互促进] [教师讲解] [整体回顾] [二次尝试]

该范式具体细分为七个教学环节，其中第三至第六个环节为核心环节，它可以根据重要问题的数量和解决办法选择再循环，第四个环节则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选择是否采用小组协作学习。

四、操作程序

1.创景设疑，激发兴趣

在教学中教师可利用信息技术的图像、声音、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体融合在一起，形成图文并茂、音像结合的多媒体情境。这种情境能引起学生的多感观参与，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主动参与的愿望，而不是被动接受信息，使学生成为知识信息的主动构建者。

2.出示尝试，任务驱动

在该教学范式下，教师出示的尝试题目可以让学生明确本节课所学习的新内容，以及要实现的各项操作，既是学习新知的切入点，又是检验知识掌握度的标准。出示尝试题目，可以事先由老师设计好存放于学习资源教学网页，让学生自己自行打开进行思考，不断地进行尝试，从而达到知识掌握的目的。

3.自主探究，文件帮助

在尝试操作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提供文件帮助完成教学。由于学生操作水平的差异性较大，对于自主探究过程中遇到的阻碍，教师事先做好帮助文件，如，书本、操作步骤的提示，或是操作的演示视频，让学生自由地选择，进行针对性的学习，引导学生掌握解决策略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4.小组协作，相互促进

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类具体的细节问题，而教师的指导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因此，小组协作学习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补充。一方面，可以让两两相近的二至三人组成固定的学习小组，发挥物理空间距离短的优势，相互帮助；另一方面，可以发挥网络通信技术的优势，协作交流，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解决问题的质量。教师则提供良好的协作学习环境，并适时参与交流，及时进行学习调控和指导。

5.共性问题，精讲释疑

教师根据学生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讲解时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1）内容要精，要有针对性，可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和教师设计的问题开展。（2）方式要精，要有启发性。要克服满堂灌、满堂问，尽量让学生自主解决，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3）训练要精，讲评时的重点放在学生学习的难点上，根据练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目标、教学进度、教学方法，做到有的放矢。

6.二次尝试，体验成功

在大多数学生基本完成教学任务时，从学生的制作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作品，由学生自己介绍、演示，然后让学生互相讨论，发表意见、看法，实现相互交流、学习的目的。以这种方式进行学习效果的评价，给学生以成功的机会，使学生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实现“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7.总结延伸，整体回顾

这一环节是学生对整个操作过程的再一次回顾。通过设置各个任务，进行先导后学、先练后讲的教学，可以让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思维也非常活跃，在小组的讨论和老师的一步步引导下，学生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成功，体验成功的喜悦，增加自信。这样在以后的学习中他们也会更加积极地去尝试和探索，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能尝试，尝试能成功！

篇5

大学翻译教学只是作为提升非外语专业学生外语能力的工具，所以翻译训练可以涉及多学科并立足传统翻译类型，而专业翻译教学是为了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在市场经济中，为了这一教学口的，MTI教学的立足点应该是社会翻译需求，而不是与大学翻译教学相似的类型。所以，从社会翻译需求出发是MTI教学作为专业翻译教学有别于大学翻译教学的关键。因此，翻译训练不应以文学领域为主，而是要增加社会实际所需翻译领域的实例练习，减少文学味，这才是MTI教学作为专业翻译教学的体现。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翻译教学方案提出:“水培养实用翻译人才的原则，重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语义学、语用学、文体学、文化学等跨学科知识的引人，有助于创新教学内容体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语境意识和交际策略，提高学生的口、笔译质量改革MTI教学方式势在必行，社会需要的是实用型翻译人才，当前翻译硕士从事专业工作的情况不尽如人意。〕    

从图1与图2差异可以看出福建MTI教学方式与社会实际翻译需求之间的偏离。高校翻译教学偏重文学领域，而社会实际翻译需求则以工程类、财法类居多。文学翻译讲究理论的结合，文学味较重，而工程类翻译要求直白明了。长期接受高校翻译教学的翻译硕士自然无法适应与自己早已习惯的翻译类型不同的文本，其中还包括让文科翻译硕士头疼的理科内容文本。同时，高校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引人其他跨学科的知识，虽然增加了学习面的广度，但是术业有专攻，还是无法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   

综上分析可知，福建高校MTI教学方式偏离了社会实际翻译需求，导致翻译硕士无法适应社会翻译需要，所以最后从事翻译事业的人少之又少，这也是图2所反映出来的情况。    

当然，不是所有翻译硕士一定要从事翻译事业。高校培养方式是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标准，不只是局限于本专业的职业，导致翻译硕士没有从事翻译事业的原:很多，不能只怪教学方式。但是，高校MTI教学方式的口标是培养实用翻译人才，可是实际上培养出来的翻译硕士中走向实用翻译领域的人少之又少，又有几个成为真正的实用翻译人才?不是所有翻译硕士最后一定要从事翻译事业，但是极大一部分翻译硕士最后都不从事翻译事业，这其中肯定存在问题。MTI教学应始终>IC这一口标，努力培养翻译硕士对翻译这一职业的兴趣，传授给翻译硕士适应社会实际翻译需要的翻译知识，教导翻译硕士努力学好自身专业为自己谋生、为社会付出、为国家效力，而不是简单地认为翻译硕士只要能找到工作就行。培养一位能找到工作的硕士生几乎所有专业都可以，还要MTI教学何用?所以实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取决于MTI教学方式，而MTI教学方式的关键是要增加社会实际需求的翻译类型实例，减少文学味的翻译练习。 

篇6

论文摘要：教师专业发展是当代国际提高教师素质的一个普遍趋向，而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势必期待教师能力的提高。这其中教师自我努力的环节是至关重要的。本文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和科研工作，以高校合唱指挥教师为案例，阐述教师专业化背景下合唱指挥教师的能力构成及自我培育途径。

当前，教师专业化发展问题成为高等教育的热点话题，在教师专业化背景下，任何教师都迫切需要对自身教学能力的提高和发展进行反思。目前我国的教师专业化运动已经逐渐从片面追求教师群体的专业地位转到关注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个人角色实践，从关注教师的认知能力和技术化教学转向对教师极富人文气息的文化层面的整体关怀，从机械地要求教师在学习培训中的整体接受转到鼓励教师进行个人反思，从短期的、集中的学习培训转向教师持续、终身、多样化和多途径的学习与发展。作为高校合唱指挥专业教师，教师的专业技能、教学能力、科研水平及舞台艺术实践经验，直接关系到合唱指挥课程教学质量，关系到能否培养出高水平、高素质、专业化的合唱指挥师资及人才，也将关系到我国合唱指挥事业的泉性发展。随着国内外合唱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合唱艺术以其高雅、专业的艺术形式受到人们及社会的关注和喜爱。由于该课程所涉及的知识层面广，知识结构较为复杂，指挥技能技巧专业性强，因此，迫切需要对高校合唱指挥教师对教学能力与职业发展的自我提高进行深思。正是基于这种背景，笔者本文主要探讨自我在反思过程中积累的观点，以期与同行们交流。

一、教学能力反思是教师自我培养与发展的必要途径

教师专业能力是随着教师专业化的国际潮流的出现、对教育活动复杂性的认识发展及对教育价值功能的重新评估而产生的一个专门性术语。同时，教师专业化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内涵一般包括专业精神、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发展等。高校合唱指挥教师在专业化过程中，既有一般普通教师专业化的标准，也有自身合唱指挥专业学科教育的专业精神、专业知识、从教的专业能力和自我专业发展的意识。

在教师专业化发展过程中，专业教师的自我能力反思成了专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反思指的是教师立足于自我之外考察自己的教育教学过程，对自己已有的观念和所做出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它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笔者认为国内学者张建伟对教师反思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反思是教师以自己的教学活动过程为思考对象来对自己所作的行为、决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进行重视和分析的过程，是一种通过提高参与者的自我觉察水平来促进能力发展的途径。反思不是简单的教学经验的总结，它是伴随整个教学过程的监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活动。

“合唱指挥”是高校音乐教育学科中一门重要教学课程，也是一门融理论、技能、创作、审美、实践于一体，具有综合性特点的课程。由于合唱指挥学科是集理论、创作、表演于一身的综合艺术，这就要求合唱指挥专业教师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自身专业结构，在专业方面掌握扎实的知识和技能。因此，高校合唱指挥教师的专业能力反思过程是在当前教育专业化背景下，实现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高校合唱指挥教师应具备的专业能力构成及提高的方法、途径

高校合唱指挥教师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高教学技能，研究发现音乐合唱指挥艺术学科中教育教学的新规律、新特点，使自身专业化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不仅要有娴熟的教学技能，还要重视教学方法及科研能力的提升，善于在教学中发现问题，勤于在研究中解决问题，坚持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之路。此外，合唱指挥学科也是一门表演艺术，因此还要讲究舞台表演及艺术实践。本文中笔者就高校合唱指挥专业教师所应该具有的专业能力，具体探讨在教学、科研和表演方面教师如何进行自我培养和发展。

1、教学能力的发展是高校合唱指挥教师专业发展的首要内容

在高等教育职能体系中，培养人才是其最基本的职能，因此，教学能力的发展是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首要内容。合唱指挥教学目的是为了培养合唱指挥方面的人才，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合唱学”与“指挥法”方面的知识，二者既是有机结合的整体又是同属音乐范畴的不同分支。高校合唱指挥教师在教学中，一方面要让学生进行合唱与指挥技巧的学习，另一方面则要从演唱者与指挥者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各种合唱作品的音乐形象、音乐内涵、创作背景、曲式结构、风格特点及处理要求，把合唱与指挥的技巧训练和教学技能训练融为一体，从而体现教学的实用性及专业性。

合唱指挥专业教师既是指挥角色，更是高校教师身份。高校合唱指挥专业教师教学能力主要包括教育观、专业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教育观是指教师在对教育工作本质理解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教育的观念和理性信念，是教师根据学科的教学理念与人才培养目标，在人才培养中遵循高校学生成长的特殊规律及教育教学规律指导自己教学工作的教育思想。在合唱指挥课程教学中所需的专业学科知识既包括了教师所教学科知识，也包括教学技能知识，是精湛的专业知识、广博的文理基础知识和扎实的教育科学知识的有机统一。合唱指挥教师自身的学科专业结构是提升教学能力的基石，充分认识合唱指挥专业的学科特点是增强教学能力的保障，而运用科学的学法，丰富教学内容及形式，推进教学专业化，则将进一步展现合唱指挥教师的教学能力。

只有在教学内容及形式上，突破常规的合唱教学模式，进一步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合唱训练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教学规范，并采用多种方式、方法，指导学生参与具有教学实践性质的课堂教学活动;始终贯彻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原则，把教学重点放在具体作品的训练和指挥技巧的实际操作，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结合学生个性特点的不同，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充分挖掘学生潜在能力，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才能提高教学效果，培养综合能力强的合唱指挥人才。

2、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校合唱指挥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科学研究是高等院校发挥教育功能的主要任务之一。对于高校合唱指挥教师而言，既是指挥，但却区别于一般合唱团的指挥。高校合唱指挥教师无疑是承担培养音乐教育合唱指挥专业师资的主体力量。在长期的教学、排练实践中，绝大部分高校合唱指挥教师已经认识到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特别是对于高校教师，这两者更是不可或缺。但仍有部分教师认为，艺术教育研究只要在艺术学科领域里进行就可以了;合唱指挥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学科，讲究个性，无须太多的理论和规则;只要把专业理论和技能教授好，就是好老师;把衡量标准侧重在教师现有的专业技能以及是否有耐心、有讲解能力等方面。这种种片面性现象抑制了教师自身的知识更新、教学创新、科研出新的主观愿望。 高校合唱指挥教师增强科研意识，重视科研能力培养迫在眉睫。近年来，“教师成为研究者”的观念已被人们所认同，因此要求教师有能力对自己的教育行为加以反思、研究和改进。目前，人们几乎把高校教师和研究者当成教师专业化的同义词，而是否具有较强的教育研究能力，又成为区分一个教师是否专业的根本标志。不少合唱指挥教师在教学上、在排练中很有办法及经验，无论他们的口才或者教学的智慧都出类拔萃，所培养的学生也有出色的表现。但如果不注重进行研究并提炼成成果，丰富的实践经验未能上升到理论层次，当然也就不便于推广他们的经验。不可否认，合唱艺术教育和其他教育相比较，其有特殊性。所以，无论是在教学组织还是教学方法上都允许存在相对的自由度和个性化。但是，恰恰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共性和个性相统一本身就是教育规律的客观要求，是最基本的教育理论和原则的具体体现。因此，称职的合唱指挥教师首先应是音乐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单纯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这就必须强调教育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高，强调教育教学方法和科研方法的探索。根据自身实际与研究能力，自主选择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教学中的诸多具体问题应被统整到课题研究中进行系统研究。教师在课题方案的拟定到实施的过程中，既是一位学习者，又是一位研究者，需要分析、审视个人的教学观念和技巧知识、教学方式的运用情况，这对教师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自我发展的过程。可以不断地发展个人的教学思想和反思教学的能力，促进研究者在实验过程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从而将实践经验提升为有价值的理论认识。笔者认为，合唱指挥的教学和实践，必须超越经验阶段，必须与其他的艺术和科学一样，以一种科学的理论知识作指导，而不是纯粹凭借经验和模仿。正如王次绍先生所说:“一门学科或一种艺术门类的建设与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或形态学层次，只有把它上升到理论和观念的高度才能使其发生质变，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艺术，从实践的意义上看，它充满着经验和技能;但音乐历史的发展，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理论的创新和观念的变革。

英国著名课程论专家斯腾豪斯说:“如果教学要得到重大改进，就必须形成一种可以使教师接受的，并有助于教学的研究传统”，而教师教学研究应注重科学方法的运用。这种方式是一种“系统的，持续的，有计划的和自我批判的探究”，而不是零碎的或偶然的思考。因此，作为高校合唱指挥教师，在从事教学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具备一定的教育理论素养和科学精神，并遵守一定的科学研究规范。研究意味着探求新的知识，其本质是追求现实和真理。只要我们能深刻地反思问题、提出问题，就点燃了我们研究问题连串反映的第一个火花，而研究活动就是由此开始的。

3、舞台表演的能力是高校合唱指挥教师专业发展的艺术展现

合唱指挥学科的特殊性，使合唱指挥教师与其他艺术学科的教师不同。虽然声乐、钢琴、舞蹈等专业课也是讲究舞台实践，但只有合唱指挥专业是最体现师生集体创造的特性。以广东省高校为例，在省教育厅及团省委主办下，几乎每年都会组织全省高校合唱比赛，如“广东省百歌颂中华歌咏比赛”、“广东省南粤杯大学生合唱大赛”、“广东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合唱比赛”等，全省性大型合唱赛事得到了各高校积极参与，促进了各校校园合唱艺术交流，也为高校合唱指挥学科建设及专业展现提供平台，更是很好地检验了各校合唱指挥教师及音乐学科学生的专业水准。此外，各类国家级、国际级合唱比赛、合唱演出也倍受关注。在舞台表演中，合唱指挥教师要带领学生或全体队员，相互配合，共同演绎，把课堂授课的知识及排练的成果通过舞台表演充分地展现在评委和观众面前，接受检验和考查。

因此，合唱指挥教师要讲究舞台形象气质，要大方、得体，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当合唱指挥教师走上舞台时，同时也是一位演员，要通过自身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沉着、稳重而得体的动态，稳定、感染和调动演唱和伴奏者，努力通过演出让演出前的所有工作成果能够得到充分展现。在舞台上，合唱指挥教师除了要有良好的舞台表演风范外，更要展现准确、协调、得体的肢体语言。指挥动作是无词的语言、无声的表演，表达了指挥对作品的阐释和对合唱队员的演唱要求。因此，在表演过程中指挥动作应当做到科学化、美观、灵动、有感染力。具体说，指挥在指挥任何一部作品时，其拍子图式不可能是一成不变，而必须结合作品的情感内容变化，在图式及指挥动作上相应变化。此外，在舞台上的所有表现，都要服从于音乐内容表达、细节刻画需要和整体调动的需要。指挥教师的指挥动作要讲究省、准、美原则，要与音乐进行和发展保持一致，任何表现自我、哗众取宠的动作和行为都是不适宜的。舞台表演的能力是高校合唱指挥教师专业发展的艺术展现，是体现指挥的综合素质和审美价值取向的一部分，是指挥内在素质的外延。

篇7

政府医保引导合理定价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各级政府往往为大多数民众提供医疗保障，成为医疗服务的最大购买方和支付方。因此政府对医疗服务的定价和补偿方式，往往成为市场上的主导性定价和补偿方式。完全不由政府提供，也不由政府支付的医疗服务自由定价则变成辅助和补充；并且由于竞争，其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受政府定价和补偿的制约。因此，政府如何合理地设计定价和补偿机制，对整个医疗行业和各相关产业有决定性影响。

一套符合经济运行规律、适应社会发展水平、遵循科学管理原则、执行配套有序的医疗定价和补偿系统，能对医疗提供和患者就医起到双重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促进整个医疗行业和相关产业健康良性地发展，鼓励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从长远上满足日益老化的人口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需求。反之，一套过时僵化、自欺欺人、违背基本经济规律和常识的定价和补偿体系，会扭曲医疗和就医行为，制造医患矛盾，催生权力寻租，激发社会问题，阻碍医疗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医患关系从20世纪70～80年代的基本和谐互信，已经恶化到了普遍不信任的程度，甚至发生了一连串的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事件。事件背后，社会公众普遍对医生失去信任的现实，与医生开药拿回扣、手术收红包等有违基本医德的行为紧密相连，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中国公立医疗系统的医生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没有获取正当的体面收入的可能。而其最大的障碍是国家发改委过低的、多年没有调整的、脱离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

为什么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十几年如一日，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相应调整？这套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的依据是什么？参考标准是什么？有没有考虑到提供这些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

根据经济学原理，均衡价格的形成是市场供需双方对比的结果。而人为地压低或抬高价格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会严重扭曲供需平衡和资源配置。具体到医疗行业，违反经济规律、人为压低医疗服务价格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回扣红包等黑市交易和报考医学院和执业医师人数下降等资源配置失当，严重阻碍中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并最终损害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

针对目前中国简单粗放的医疗服务定价和补偿机制，笔者认为，政府医保的定价和补偿机制是运用市场经济手段主导医疗资源配置，规范医疗行为，引导合理就医，鼓励良性竞争，提高效率质量，控制成本费用，鼓励技术和管理创新，满足社会需求，提高健康水平，改善医患关系、促进行业和产业健康发展的最集中、最有效手段。其实施的效率和效果远远优于各类行政手段的干预。

例如，在以补需方为主的前提下，在计费和补偿方式上，按照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经验，住院服务可以按病种打包付费，专科非住院诊疗服务可以按次计费，全科保健门诊服务可以按照负责参保人数按人头每年打包付费的方式进行补偿。其标准必须建立在大量的数据积累和完整真实的成本核算基础上，并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调整和完善。

为保证数据的充分性、完整性、真实性和及时性，医保管理部门可以利用医保与医院之间的数据，制定和执行全国统一的数据汇总和统计制度，利用大数据的理念和手段，对全国和地区性的医疗服务使用和提供，进行深度数据挖掘和分析。

而在成本核算上，医疗服务的成本包括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所有医疗人员的专业服务，以及除此以外的所有辅助服务。在核算成本的时候，应该充分且科学地核定医生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和劳动价值。确定了总体的平均成本之后，医保部门可按照这个平均成本标准，对所有医疗服务进行支付补偿。

另外，对所有的医疗服务进行精细、科学、高效的管理和支付，必须有一套科学的医疗编码系统，包括病种分类编码和医疗服务编码，并且根据病情的严重情况进行调整分组。设计编码的过程其实就是对不同病种和医疗服务的分类过程。科学合理的编码是科学管理和支付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美国的编码系统经过几十年的创建和完善过程，比较成熟，笔者建议以此为基础，根据中国的临床实践进行适当调整使用。

美国医生服务费率

美国在医疗服务上奉行市场原则，医生和医院对医疗服务自由定价，政府无权限价。但是美国联邦政府是美国最大的医疗服务购买方，通过市场购买行为影响整个医疗市场的价格。所以联邦医保的定价体系成为了美国医疗服务市场事实上的价格基准，也被绝大多数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与医疗提供方议价的基础和准则。

美国联邦政府为确立医疗项目的收费标准，制定了一套医疗收费费率。由于美国医生大多独立于医院自由行医、独立收费，所以美国联邦医保的费率也分为医院服务费率和医生服务费率。

其中，美国医院和医生相互独立，分开经营，各自收费，大部分医生不从医院取酬取薪。医生既可以自己开诊所行医，同时也可以在医院收治患者。医生和医院是共生的关系。那么，联邦医保如何制定医生的诊断治疗手术费？美国医生组成的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为了标准化医生的医疗服务，并便于沟通和管理，为所有可能的治疗、诊断、手术操作设置了一套5位数编码，称为“当前操作专用码”（Current Procedural Terminology，CPT）。比如阑尾切除手术的CPT代码为44960。同样的操作由于情况的不同，可以有一个系列的操作码，比如医生坐诊的CPT代码（见表1、表2）。

这些代码是标准化核算医生诊疗和手术费率的基础。从1985年到1988年，由美籍华裔经济学家萧庆伦教授领导的团队建立了一套“基于成本的相对价值参数”（Resource-Based Relative Value Scale），为每一个CPT代码确定了一个加权值，叫“相对价值单位”（Relative Value Unit ，RVU）。这个值越大，说明医生提供这项医疗服务消耗的时间、人力和其他成本越大。所有医生医疗步骤的RVU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实际操作价值单位（Work RVU）、诊所成本价值单位（Practice Expense RVU）和医疗过失保险费用价值单位（Malpractice RVU），基本涵盖了医生开业的所有费用。

最后一步，联邦医保中心按照每年的财政预算，算出一个费率常数，叫“变换常数”（Conversion Factor），与每一个CPT代码的RVU相乘，其积就是每个CPT代码所代表的诊疗手术的费率。这个费率常数随地区的不同略有不同。例如在南佛罗里达州，这个常数在2009年为36.06美元。

由此可以算出，2009年在南佛罗里达州，医生每做一个阑尾切除手术，如果患者是联邦医保患者的话，医生一共可以收到23.73×$36.06=$855.78。其中80%为联邦政府负担，20%由患者自付。

患者收到的账单上会有医生自己的自由定价，这个定价是非常高的。比如一个阑尾炎手术，医生的账单上可能会写3000美元。但是如果这个患者是联邦医保患者的话，联邦政府只支付联邦购买定价的80%，即$855.78×80%=$684.62，患者支付$855.78×20%=$171.16，总额就是联邦医保的定价。医生不得再向患者收取自由定价和联邦医保总价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就作为会计成本核销了。所以，联邦患者为这个看似天价的3000美元账单只需支付171.16美元。

因此，所有医生可以提供的诊疗手术服务价格全部有据可查，基本全美统一。当然，如果患者是私营保险公司投保，那么医生诊疗、手术总价由保险公司出面和医生谈判决定，一般参照联邦医保的费率，略有提高。患者自付部分要视他们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同而定。

有一点很明确，美国的医生是不卖药的。医生可以开处方，但去哪里买处方上的药，是患者的自由。

中国医生合理薪酬估算

中国医生合理的薪酬应该是多少呢？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欧美各国专科医师、全科医师的年平均收入，以及与该国人均GDP的比较（见表3）。

我们可以看出，欧美国家专科医师的年平均收入是人均GDP的2～6倍，平均为3.84倍。全科医师的年平均收入为人均GDP的1～4倍，平均大约2.77倍。其中，荷兰和美国专科医师年平均收入最高，达20余万美元；美国和爱尔兰全科医师年平均收入最高，达15万美元左右。

我们现在根据以上各国医师年平均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平均值，推算一下中国医师的收入（见表4）。

篇8

公益诉讼近年来不仅成为法学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成为法院立案和审判工作所直接面对的一种新型案件类型。尽管公益诉讼案件在我国“屡诉屡败”，但那些关心社会正义的人们仍“屡败屡诉”，这充分暴露出在我国对社会公共利益救济途径的缺失和人们对“公益诉讼”所寄予的厚望。公益诉讼在我国之所以步履艰难，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从立法上看，目前，“公益诉讼”在我国尚缺乏诉讼法支撑，现行民事、行政诉讼立法只是规定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才可以向法院；同时，在理论上，“公益诉讼”的实体法基础并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作为中国第一位出版公益诉讼专著（1）和发表公益诉讼学术论文的学者（2），本人有责任尝试着说明公益诉讼的实体法基础，尽管没有十足地把握。限于篇幅所限，笔者这里重点论述经济公益诉讼（3）的实体法基础。本文将从经济法规定的一种新型义务——市场主体对社会的义务展开论述。

一、经济法规定了市场主体（4）对“社会”的义务

英国学者哈特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法的概念：法是设定义务的规则（主要规则）和授予权力的规则（次要规则）的结合。（5）在权利义务关系的问题上，理论界有不同的‘本位观，如权利本位说、义务重心说、权利义务一致说等等。笔者研究经济公益诉讼的实体法基础是以“义务重心说”为逻辑起点的，因为虽然民法的立法特点是以授予权利为主，但属于公私混合法性质的经济法同刑法的类似之处是比较多的规定主体的义务，并通过规定义务人的义务折射出权利人的权利。如我国《反不正当竟争法》规定了禁止11种不止当竞争行为，从反面说明经营者享有的公平竞争权。

法律义务概括来说是指法律为保障权利和权力的有效运行或实现而规定的、相关主体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法律义务首先与权利相互依存。如民法上的义务与民事权利相对应。但细致思考会发现民事权利如果分为对世权和对人权两大权利的话，但民事义务一般则只是义务主体对特定人（也可以理解为个体）的义务，（6）义务人不论是侵犯了权利人的物权、债权和人身权等，一般都只会侵犯特定人的权利和利益，而不会侵犯“社会”（7）的利益（8）。法律义务也与权力相互依存，如税法上纳税人的义务与国家的征税权力相对应，这是纳税人直接对特定主体国家的义务。在行政法上，有行政主体对社会的义务，但没有市场主体对社会的义务。可见，至少在民法和行政法中没有规定市场主体对社会的义务。

市场主体对社会的义务或者学界讨论的更狭义的一个范畴：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实际都属于经济法法律关系主体的一种特别的义务，这种义务如果得不到履行，损害的不是特定人的利益，而是不特定人的多数人的利益。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这些义务面向的是所有消费者，而不是像一般民事合同中作为另一方的个体当事人。

市场主体对社会义务的产生是生产高度社会化（9）的必然结果。社会化是现代经济的共通属性。现代经济的本质属性在于其是一种社会化的经济。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早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在经济生活的层面上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景象，在这里：经济活动是建立在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基础之上，每一个人按照社会分工从事极为专业的经济活动；生产不是为了直接满足自己而是为了满是社会的需求；劳动成果不能直接满足生产者的要求，人们主要依赖他人的劳动或劳动成果满足自身的需求；生产的社会化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专业化分工导致经济组织形态发生变化，企业化经营逐步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组织形态。社会化导致人们相互依赖性加强，为降低交易成本和生活成本，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逐步集中，城市化进程随着市场的发达而逐步加强。（10）

生产社会化使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它在促进人类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同时，带来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第一，生产社会化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从由家庭供给转变为从社会获取，实现了消费的社会化。形成了作为个体的经营者和作为社会群体的消费者之间的新型关系。第二，生产的社会化使单个人的劳动转变为社会的共同劳动，实现了劳动社会化。形成了作为个体的雇主和作为社会群体的雇员之间的新型关系。第三，生产社会化促进了单个资本转变为集中的社会共同资本，实现了资本社会化。中小股东大量出现，形成了作为个体的上市公司和作为社会群体的中小投资者之间的新型关系。第四，生产社会化使人类从对资源的少量利用转变大规模的攫取，从对环境的少量破坏转变大规模的破坏。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环境问题凸显出来。形成了作为个体的环境破坏者和作为社会群体的居民之间的新型关系。总之，在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出现了新的利益群体和新型的社会关系，原有民法调整的平等的个体与个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中，一方个体膨胀成为特定的社会群体，统称为“社会”。

社会化的现代经济催生了新的利益群体，相应的是出现新利益群体保护的法律思潮和相关的法律，最终使“社会”成为法律保护的新型主体，市场主体对社会的义务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二、“社会”享有的“社会权”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所谓对立统一是讲任何事物都是由既互相对立而又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构成。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如此。讲义务必然有权利，而有义务主体，又必然有相应的权利主体。如讲子女的抚养权和教育权，必然有父母的抚养义务和教育子女的义务对应。因此，当我们讲一种义务时，在确定了义务主体后，然后应当找到相应的权利主体。任何权利义务都是由两方互相对立而又统一的当事人享有和承担的。有其一，必有其二，无其二，其一便毫无存在意义；一方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存在条件，缺少任何一方，它方便不复存在。就像婚姻关系中的男女，缺少任何一方，其夫妻关系便无法结成一样，夫为妻而存，妻为夫而存。

如果市场主体负有对社会的义务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按照一般的法律常识，会从逻辑上推导出一个自然的结论，即“社会”是享有市场主体对社会义务的权利方。因为既然市场主体有社会义务，市场主体是赋有社会义务的一方当事人，那么显然“社会”即是享受市场主体义务的权利方了，因为权利义务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有义务一方必然有权利一方。市场主体对“社会”的义务就是“社会”的权利。市场主体有对雇员、对消费者、对债权人、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对所在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等义务，相应的“社会”就有对市场主体的权利。如消费者享有保障安全权、知悉真情权、自由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依法结社权、求教获知权、维护尊严权、监督批评权；中小股民享有的知情权、获得真实信息的权利、提案权、质询权、诉讼提起权、股东大会召集权；劳动者享有安全生产的权利；储户享有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权利等。

“社会”享有的这些权利，其权利性质应当是有别于民事权利的一种新型权利——社会权。社会权是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权利。是相对自由权的一个概念。自由权是 “对国家的自由”（freedom from state）。意味着排除来自国家权力的不当或违法干预的权利。社会权是通过国家（freedom through state）或由国家（freedom by state）保障的权利，是通过公权力的积极介入干预来保障的权利。例如，生存权、受教育权、劳动权等，都是这里所说的社会权。（11）民事权利属于自由权：经济法规定的权利属于社会权。社会权是同民事权利截然不同的一种权利。它是全体社会成员每一个人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都享有的一种无差别的积极权利。它的主要特征至少有以下4个方面：

第一，社会权是一种群体性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主体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即“人人”。但群体性权利与个体性权利是不可分离的。因为从哲学的角度看，社会群体与个人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部分和整体是互相联结的，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没有部分，也就没有整体。同样，整体是部分合成的整体，部分是整体分成的部分，整体和部分逻辑上是互相蕴涵的。社会权维护了社会群体的利益不仅会使每个人受益，而且对个人利益的维护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民事权利是“个体性”的权利，是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

第二，每一个人享有的社会权在量上是无差别的。即主体享有的社会权是平等的，没有差异，而不同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社会权是非对等权利，法律只是规定公民享有社会权，并未要求公民承担与此对等的义务。也就是说，公民所得的待遇与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实际贡献之间不是等价交换关系，即使某个公民较之其他公民而对国家和社会没有贡献或贡献甚微也可以享有社会权。民事权利一般是“对等性”的权利，或者说是“微观上”对等的权利，每一个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在数量是有差别的。其享有的权利是以承担的对等义务为条件的。

第三，社会权是一种积极权利。“西方政治哲学认为，个人权利可以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两大类。所谓消极的权利（negative rights）就是个人由于政府的无所作为而获得的权利，对于个人的这些权利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得加以侵犯，他只能消极地不作为。消极权利通常包括各种自由权，如个人的居住、迁徙、言论、出版、信仰、通讯、结社等自由。对于个人的这些消极权利，国家不但不得侵犯，反而有保护它们不受他人侵犯的义务。所谓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就是个人要求国家采取积极行为的权利，这类权利主要是指各种社会福利权利或各种受益权利，如公民的工作权、受教育权、社会救济权、保健权、休假权等等。对这些权利，国家不得消极地不作为，而必须积极地作为，他有不可推卸的实施义务。（12）民事权利性于消极权利，国家不得侵犯公民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但有义务保护其不受侵犯。社会权显然是一种积极权利。社会权是通过国家或由国家保障的权利，是通过公权力的积极介入干预来保障的权利。在社会权法律关系中，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与公民形成一种公共服务关系，需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公民实现自己的社会权。

第四，社会权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同时也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义务。“在一个社会，无论权利和义务怎样分配，不管每个社会具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怎样不等，也不管规定权利与规定义务的法条是否相等，在数量关系上，权利与义务总是等值或等额的。”（13）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4）即社会成员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虽然社会权对每一个主体来说是非对等权利，但在全社会范围内是对等权利。如全体社会成员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多少，决定于全社会平时缴纳和积累的社会保险费和缴纳的相关税收总量。民事权利的对等性则体现在特定当事人之间。

国家不过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是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在一起生活的群体。公民社会权的实现，需要物质保障，而国家的财富是公民创造的，国家的资金是公民提供的税收，因此社会权仅仅是通过国家或由国家保障的权利，是通过公权力的积极介入干预来保障的权利，实现社会权的义务人虽然是国家，但最终还是全体公民自己。

社会权除上述特征外，还有一些重要特征。如社会权利涉及的权利内容是基本人权，主要有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社会权利的内容是财产性与人身性相结合的权利；社会权具有法定性，不是由当事人约定产生；社会权的救济是事先救济与事后救济相结合。以事先救济为主，目的是防患于未然等等。

三、“社会权”的司法救济需要公益诉讼

（一）适用私益诉讼救济社会权会导致权利被搁置，社会正义被践踏

典型的私益诉讼应当是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诉讼。民事诉讼的标的一般是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主张，包括物权、股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等内容。民事诉讼过程是通过对民事纠纷的处理，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障当事人的民事权益，恢复、弥补被侵害的权利。司法机关代表国家作出的判决、裁定，能够确认和保护个体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实现社会正义。私益诉讼比较公益诉讼最主要的待点是，私益诉讼直接维护的是特定个体的利益。

笔者承认，社会权的司法救济程序可以适用私益诉讼，因为社会权利受到违法侵害，意味着有无数特定的个体利益受到损害，因此特定的个体提起私益诉讼是可行的，但传统私益诉讼解决民事纠纷问题的最大特点是它只具有个别的效力，实现的是个别止义而不具有普遍性。（15）然而，社会问题本身，如劳资问题、消费问题关系的却是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弱势群体所处的实际地位，使其往往难以都提请司法帮助。显然私益诉讼所具有的实现个别正义的结果明显已经不适应对关系社会群体公共利益的保护。

另外，因为当事人维权成本过于高昂，往往得不偿失，最终可能会不得不放弃诉讼权利，使得社会权利被大量甚至全部搁置。如遇到火车站违法向消费者收取使用厕所费或公用电话亭该收半价而收全价电话费的事，一般人都会默认倒霉，认为为区区一点钱较真讨说法不值得。学者将个人经过权衡不愿去争取的权利，也就是“小额多数”的权利称为“易腐权利”。大量“易腐权利”的存在，不仅使违法者获得暴利，而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因为如果以身试法的人不仅没有承担他们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且获得暴利，那么，会使所有的守法者心理失衡，使越来越多的人走上通过违法获利的道路。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江伟先生说：“当经济生活的发展推出新的纠纷形式时，就要求有相应的诉讼形式与之配套。”（16）顾培东先生也说过：“诉讼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冲突进行司法控制的基本手段。在任何社会中，诉讼都以解决某种社会冲突为自身使命。换言之，当某类社会冲突大量出现，需要相应的解决手段时，一定的诉讼形式便获得了产生的根据。”（17）古罗马的公益诉讼制度在今天的中国被广泛引起重视说明了诉讼程序与实体法有紧密的伴生和对应关系，正像马克思所说：“二者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动物的联系一样。（18）有什么样的实体法，就应当有什么样的程序法。没有恰当的程序法，实体法的内容就不能实现。要使规定社会权利的经济法得以真正实现，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诉讼程序的设计同违法行为是否造成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有关。如果只是私人主体之间存在的 “你失我得”以及损益补偿等问题，就完全可以运用私益诉讼等私法手段来解决。如果违法行为给诸多的私人主体乃至整个社会秩序造成损害，运用私益诉讼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或者私益诉讼解决的运行成本过大，就需要考虑公益诉讼程序的参入。

经济法调整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它是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经济法调整个体与社会之间经济关系决定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一定是侵犯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行为。那么，追究违反经济法行为法律责任适用公益诉讼程序就能够直接实现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旨。

因为公益诉讼是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19）因此公益诉讼具有“一人诉讼，大家受益”的效果。例如，2002年9月17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加拿大一家生物实验室提讼，指控其作虚假减肥药品广告欺骗消费者。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诉状指责加拿大生物实验室生产的“快速苗条”和“脂肪杀手”药片根本不能快速显著地达到减肥效果。该公司的减肥广告声称，服用这种药片的人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可以减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当日发表的报告说，美国近29%的男人和44％的妇女共计 6800万成年人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减肥。他们愿意为此花大价钱。（20）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公布这些数字的目的显然是说明加拿大生物实验室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为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该机构提讼。此种诉讼属于典型的公益诉讼案件。

（二）适用公益诉讼程序救济社会权符合“效益性”的价值目标

效益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反映成本与收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诉讼效益则指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的开支，有关国家机关的人力与物质耗费与通过审判所实现的当事人的权益、及社会公正和正义实现之间的比例关系。二者的比值越小，则诉讼效益越高。公益诉讼对提高诉讼效益有重要作用。其一，众多的受害人可免受诉讼之累。经济违法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侵害不特定人经济利益的特点，决定了受害主体的众多性，提起公益诉讼，能够节省众多受害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他们免受诉讼之累。其二，可以简化诉讼程序。提起公益诉讼能够把涉及到众多的当事人的而又案情复杂的诉讼，合并在同一诉讼程序中。这不仅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而且有利于人民法院集中精力，完全、彻底地解决有重大影响的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社会权是一种群体性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主体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即“人人”或称为特定的群体。社会权与自由权的最大不同是，自由权的主体是个体性的成员，即“单个的人，或称为特定的人”。因为自由权的主体是个体性的成员，因此自由权的救济显然应当适用私益诉讼即可，因为私益诉讼对应的是个体权利的保护；社会权是一种群体性的权利，如果适用私益诉讼程序处理关系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或全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案件显然是小马拉大车，不仅不经济，而且没有效率，这应当是不需要论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而适用公益诉讼程序追究侵犯社会权行为的责任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维护社会利益更直接、更有效率、效益会更好。

如果我国启动公益诉讼制度审理“小额多数”权利的案件，那么近年出现的许多“小额官司”，就不再是凡角钱的诉讼标的了。类似“如厕收费”的，原告就可以提出数百万元的赔偿。因为一人3角钱的如厕费，每天如果以两万人次入厕计算，就是6000元，一年就是200万元。如果违法收费超过一年，还可以加倍。显然，一人打几百万元的诉讼，不仅自己受益，社会效益也是巨大的，这种赔偿足以令违法者裹足不前，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更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参考资料：

（1）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实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韩志红：《建立我国的经济诉讼制度》，《法学》1994年第10期。韩志红：《公益诉讼制度，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新途径——从重庆綦江“彩虹桥”倒塌案说开去》，《中国律师》1999年10、11、12期连载。

（3）经济公益诉讼是指对私权主体违反经济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经济利益行为提起的公益诉讼。本文所说的经济法主要包括国家干预法（市场规制法和经济调节法）和国家参与法（国家作为公权主体的参与法和国家作为私权主体的参与法）两部分。

（4）关于市场主休，通常人们从宽、中、窄三种意义上使用。较宽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包括经营者、消费者和政府；取中的使用包括经营者和消费者。最窄的意义上仅指经营者，本文取最窄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5）〔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83页。

（6）也有例外，物权主体就负有一定的对不特定人的义务，如从高楼上掉下东西来就会侵犯不特定人的人身权。虽然会侵犯不特定人的权利，但真正被受到侵犯的人一般应当不会是众多的人。

（7）“社会”一词实际是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一种法学上的抽象，“社会”在国家法律、法规层面具体表现出来的是消费者、劳动者等特定的社会群体，其主体人数众多，并且不特定。因为社会本身就是无数个人组成的集合体，包括不同年龄、性别、种族、民族、阶层甚至不同国家的社会成员。这些社会成员在不同的群体中是不断流动的，每一个群体在量上是不能确定的。例如一个人昨天可能是股民，明天就可能因将股票全部抛售了出去而离开这一群体。

（8）似乎侵犯知识产权应当除外，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知识产权法属于经济法的原因。

（9）所谓生产社会化，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生产资料社会化，即生产工具、劳动手段己经不再由个人操作，而必须集体共同使用：（2）生产过程社会化，即由原料到最终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已经不能由单个人甚至少数人完成，而往往需要由众多的企业和个人甚至几千几万个单位联合完成；（3）产品使用社会化，即产品的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个家庭、一个地区，而是供全国乃至全世界来使用。

（10）许明月 张新民：《现代经济的社会性与经济——关于经济法产生原因与性质的思考》，《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第132—138页。

（11）杨建顺：《宪法与法治行政的课题》，《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卷第1辑，第43页。

（12）俞可平：《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及其公益政治学评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108页。

（13）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14）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卷，第137页。

（15）长春市政府规定老年人持证免费乘公交，可专线车就是不让上。李成宪老人为此打起了“优待证”的官司。要求市公交总公司停止侵害他免费乘坐专线车的正当权利，并向他赔礼道歉，同时赔偿精神损失费1元钱。经过3年多的诉讼，李成宪终于赢了这起官司，他想这回终于可以为4万多持证的老人讨回公道。然而事实是此判决只对李成宪一人有效。按常规逻辑理解，办理乘车优待证的老人是一个群体，终审判决可以认为是针对一个特定的群体作出的，这个判决的意思应该理解为，凡是70岁以上的老人持乘车证坐专线车都不用买票了。法官李海峰解释说：按照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案件是不告不理，其他国家的民事诉讼也基本都是这个原则，所以二审作出这个判决，它的法律效力只给予李成宪老人本人。终审判决只对李成宪好使的说法让他感到十分吃惊，其余的除李成宪之外的所有的持证的老年人，要想免费乘坐专线车也必须通过诉讼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结果让他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16）江伟：《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史命》，《现代法学》1996年3期，第4页。

（17）顾培东、王莹文、郭明忠著：《经济诉讼理论与实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18）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178页。

篇9

〔关键词〕多元张力哲学; 哲人科学家;批判学派; 爱因斯坦

作者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撰文 ，论证了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此后在对哲人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科学思想家) 现象的研究中，作者注意到他们哲学思想的鲜明的张力特征。九十年代，随着作者对哲人科学家个案研究成果———《理性的光华:奥斯特瓦尔德》、《彭加勒》、《马赫》、《迪昂》、《爱因斯坦》、《皮尔逊》———的相继面世，作者对该论题的认识又有一定的拓展和深化。本文拟结合案例分析，展开自己的观点。

一、判学派的代表人物:不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

批判学派 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活跃于科学和科学哲学领域的著名学派，因其对经典力学的理论框架持批判态度而得名。批判学派是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物理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维也纳学派及其逻辑经验论)的先驱，其代表人物是科学和哲学大师马赫、彭加勒、迪昂、皮尔逊和奥斯特瓦尔德。他们当时都站在时代哲学思想的峰巅 ，不仅是“前”现代科学哲学的创造者和集大成者，也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引线和酵素。

恩斯特马赫 (Ernst Mach，1838～1916)是奥地利著名的物理学家、生理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的《力学史评》(1883)是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 ，爱因斯坦如实地尊奉他为“相对论的先驱”。他关于“科学中的普遍原理是观察到的事实的简要的经济的描述”和彭加勒关于“普遍原理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的观点，被维也纳学派尝试“结合成一个融贯的体系”，从而成为“逻辑经验论的起源” 。

马赫哲学的目标很明确，这就是把认识论从思辨的、空泛的哲学议论发展到科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层次加以研究。为此，他把他的哲学奠定在要素一元论(广义的)或感觉一元论(狭义的)的根基上，其主题自然落入经验论的范畴——马赫的经验论是感觉经验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马赫主导哲学的感觉经验论虽则在某些方面显得彻底和激进，但并不狭隘和极端，其内和其外(与马赫哲学中的其他组分)充满了鲜活的张力。首先，它包容了经验论的多个变种的成分，诸如实证论、现象论、操作论、工具论、描述论、呈现论(presentationalism)、实用主义。这些成分不仅相互交融和制约，而且马赫对每一成分也或多或少有独特的理解和必要的限定。例如，马赫的实证论的意向与孔德和逻辑实证论者的截然不同:马赫实证哲学是感觉取向的，其目的是为了统一科学和改造自然科学;孔德则反对内省心理学，力图以物理学为范例而改造社会科学;而逻辑经验论者则致力于改造哲学，使哲学科学化。马赫的现象论主要并不体现在他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中，而充满在他的科学研究纲领和科学观中。其次，马赫哲学的特色充分体现在他的进化认识论和思维经济原理中，这本身就与他的感觉经验论平分秋色。尤其是，进化认识论的五大内涵——世界或自然界是一个自然的、统一的整体;思想适应事实和思想相互适应是生物反应现象;科学是一种生物的、有机的现象;人生来不是一块“白板”，而具有天生的倾向和“观念”，它们是生物进化的产物;所有的知识和理论都是可错的、暂定的、不完备的，其形成具有偶然性——或超越了感觉经验论，或包容它的异质因素。同样，从思维经济原理的丰富内涵(布莱克默把它分为十一种:思维的经济、精力的经济、功和时间的经济、方法论的经济、作为数学简单性的经济、作为缩略的经济、作为抽象的经济、作为不完备的经济的逻辑、本体论的经济、自然界中没有经济、语言的经济) 和精神实质(思维经济是科学的目的、方法论的原则、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反形而上学的武10、关于知识的生物经济学)来看，情况也是如此。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赫哲学思想中包含着诸多非经验论的乃至反经验论的组分，尤其是其中的理性论、约定论和反归纳主义更引人注目。马赫认为，“我们的理性”“这种感官比其他任何感官都要丰富”，“它处于感觉之上，只有他才能发现关于世界的永久的、充分的观点”。 他早就洞察到当代科学哲学“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几乎任何一个观察都已经受到理论的影响 ；“投有某种先人之见，实验是不可能的” 。正是基于这些言论，费耶阿本德甚至有点言过其实地认为马赫哲学是“辩证理性论” 。马赫是约定论的先驱之一，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而约定沦思想对他的感觉经验论起到了削弱和平衡作用。马赫对经验论的方法论即归纳主义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他不相信“发现是按照亚里士多德或培根的归纳图式即枚举相互一致的例子作出的” 。在他看来，“归纳科学”是早巳过时的传统和习俗，用不恰当的名字“归纳”称呼的心理操作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心理操作过程，它不是逻辑过程，而是抽象和想像的过程。此外，马赫还多次为科学的抽象本性辩护，强调普遍概念和数学概括在科学中的重大作用，同时极为重视、推崇、赞美思想和观念——这一切也与他的感觉经验论构成多元张力的关系。

昂利彭加勒 ( Henri Poincaré，1854～1912)是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是相对论的名副其实的先驱和首屈一指的数学设计师，是约定论哲学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

彭加勒的约定论内容丰赡、新意迭出：它断言在科学理论中存在约定的成分，这尤其体现在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中；指出约定对于非约定的(准经验的)陈述所起的作用；把认识论地位的改变，从而把约定的改变归因于科学共同体的决定；宣布所谓的判决实验不可能；揭示出理论的经验内容在约定变化的条件下是不变量，这保证了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以及科学进步的连续性；坚持理沦多元论，于是与约定有关的理智价值评价介入到理论选择的过程之中；隐含本体论的约定性和真关系的实在性；断定物理几何学本身的约定性。从上述内涵不难看出，彭加勒的约定论溶人了实在论、理性论、经验论的要素，它是一种带有多元张力特征的弱化约定论。

事实正是如此。彭加勒虽然说约定是“精神的自由活动”，但其本意是“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动性”。他明确指出这种“自由”“并非放荡不羁、完全任意”，学者所思考的世界、所拥有的科学事实，并非他本人“任性创造”。 而且，约定的提出既要避免逻辑矛盾，又要受实验事实引导(注意:不是由实验决定!) 彭加勒说约定是出于方便，无所谓真假，不能被实验证实或证伪，这并非否认客观真理。因为这里的方便只是表达手段的方便，约定仅仅强加于科学，并未强加于自然界，实在事物的真关系即科学中的不变量依然如故。彭加勒只是强调这样一个命题:没有构成两个基本因素——语言的和真实的(经验的)假设——的实验体制，经验检验是不可能的。一个假设的证伪既可以通过把实验的否定结果归咎于一个辅助假设来避免，也可以通过改变语言来避免。

要知道，彭加勒也是一位关系实在论者、科学理性论者和温和经验论者，他是怎样把这些异质的乃至对立哲学协调起来的呢?彭加勒通过限定约定的辖域，使之与实在论协调。也就是说，约定仅限于科学而非自然界;数学中的公理是约定，物理学中的可以检验的假设和中性假设均非约定，仅有一种表面看来是假设而实质是伪定义的才属于约定;约定尤其在从定律提升为基本原理时起重大作用。对于理性论，彭加勒并未把它推到极端，而是在经验和理性、实验和数学、事实和理论之间保持了适当的平衡，而没有固执于一极而排斥其他各极。他不赞成康德的先验论(理性论的极端)，他把“先验的”冲淡为“约定的”。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康德的天赋观念论，尤其是康德的几何学先验论，而用进化认识论对其加以诠释，认为几何学中一切本能的、直觉的东西不是个人的获得物，而是种族的获得物，即“祖传的经验”。彭加勒就是这样用经验论和约定论对极端理性论作了必要的限定和补充，并把理性论与实在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集中体现在这样的见解上:世界是统一的、和谐的、有规律的，它具有理性的结构，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彭加勒虽像一般自然科学家一样处于经验论的传统中，但他的经验论不同于休谟和穆勒的经验论:他不仅强调个人经验的意义，而且也强调祖传的经验的重要性。尤其是，他的经验论并不狭隘和极端，从而并不与实在论思想冲突，他甚至很不赞成当时流行的感觉论和实证论:这二者都极力把不可观察物这样的“形而上学”排除到科学之外。他一方面认为实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科学必须用事实建造，但另一方面又指明实验并非总是可能的和充分的，有时思想要超过实验才行。他讲了一句在经验论和理性论之间保持恰如其分张力的话:脱离实验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脱离理论的实验是盲目的实验。

皮埃尔迪昂 (Pierre Duhem，1861～1916)是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整体论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迪昂的影响是潜在的、持续的、深广的，这既与他涉猎广泛、思想深邃有关，也与他的哲学思想的张力特征有关，以致不同学科、不同倾向的研究者都能从中获取智力财富和发掘精神宝藏。迪昂对逻辑和语言的重视，直接影响了逻辑经验论路向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迪昂的历史主义取向，直接有助于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崛起和繁盛。迪昂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见解，也激励了像希尔伯特和爱因斯坦这样的哲人科学家的灵感和智慧，从而间接地有助于丰富二十世纪的科学哲学。

不用说，迪昂哲学的特色是理论整体论。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是:物理学理论是一个整体，比较只能是理论描述与观察资料两个系统的整体比较；不可能把孤立的假设或假设群与理论分离开来加以检验；实验无法绝对自主地证实、反驳或否决一个理论；判决实验不可能，归谬法在物理学中行不通；观察和实验渗透、负荷、承诺理论，物理学理论中的理论描述和观察资料两个系统从而结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经验虽然是选择理论假设的最终标准，但决断则是由历史指导的卓识或健全的判断力作出的；反归纳主义，即归纳法在理论科学中是不切实际的；反对强约定论，同意弱约定论中某些与整体论相关的主张。不难看出，迪昂的理论整体论本身就包含诸多哲学体系的合理因素，是一个多元张力哲学综合体。

事实上，迪昂哲学可用本体论背景上的秩序实在论(物理学理论趋向自然分类，自然分类是物理世界的本体论秩序之反映)、方法论文脉内的科学工具论和认识论透视下的理论整体论来涵盖。这三种类型的异质哲学之前的定语指出其大致范围，从而保证它们会聚于迪昂思想，虽有张力却不致发生剧烈的冲突。然而，工具论(理论是描述现象的工具)和实在论(理论是说明实在的真理)毕竟是两种大相径庭的哲学，迪昂是如何把二者融会贯通的呢?

首先，在对待实在论的态度上，迪昂并未反对实在论一般或总括的实在论，而是反对实在论特殊或历史上相对化的实在论。具体地讲，迪昂在本体论上反对实体实在论而坚持朴素实在论(或常识实在论)和秩序实在论;在认识论上坚持有保留的实在论和有保留的工具论;他也部分地反对语义学的实在论。其次，迪昂关于现象实在、描述———说明二分法大体上为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划出了辖域，也为工具论和实在论概略地设置了活动范围。关于事物的真正本性或潜藏在我们正在研究的现象背后的实在，是由形而上学告诉我们的，但是在现象王国内，科学则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具有无可争辩的自主性。再次，迪昂的科学工具论主要是作为方法运用的，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他基本上持实在论的观点:他承认外部世界和物质实在的存在，承认科学能够认识物质世界的真理，并持有与实在论相符或相容的真理观。要知道，实在论的工具论是否认实在、抛弃真理的。再者，迪昂清楚地看到，工具论并不足以使科学成功，科学目标是工具论和实在论的混合方向。他明知自然分类只可接近而无法企及，深知理论融贯或统一无力用物理学方法辩护，但还是毅然采用这两个与工具论不相容的概念，从而有助于克服工具论固有的弱点。最后，除《保全现象》(1908)洋溢着强烈的工具论倾向外，迪昂的其他著作均与此不同，尤其是他的科学哲学代表作《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中的反对极端工具论、主观论和反对贬低科学知识能力的价值的色彩是相当明显的，表明纯粹工具论的物理学仅具有贫乏的意义。 迪昂钟爱的能量学实际就是工具论和实在论两种研究进路结合的体现:它是着眼于现象而不涉及假想实体的现象论的或工具论的理论，但是它却趋向于自然分类，是本体论秩序的完美图像。此外，迪昂在对科学与形而上学和宗教 的关系的看法上也持有张力关系的观点。

卡尔皮尔逊 (Karl Peason，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应用数学家、统计学家、生物统计学家、遗传学家和优生学家，也是颇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以及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他钻研过科学史、思想史、宗教史、艺术史、性史、中世纪史等)、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头骨测量学家、语言学家，还是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自由思想者和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亦是优秀的教师、文艺作品和传记的作家、律师。总之，他是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皮尔逊的认识论脱胎于英国土生土长的经验论传统。它是沿着贝克莱、休谟的观念论的经验论发展的，而不是循着培根、霍布斯、洛克的物质论的经验论行进的。但是，它也溶入了后者的一些合理因素，从而显得有点像洛克哲学那样的“折衷”性质。皮尔逊也从大陆哲学家笛卡儿的怀疑论、康德的批判观念论和理性论、孔德的实证论、马赫的感觉论汲取了一些有效成分，他又直接受到当时在英国盛行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的强烈影响，以及克利福德的科学哲学的感染，加上他本人的科学创造和哲学反思，从而熔铸成他的以怀疑和批判为先导和特征的，以观念论自我标榜的，带有明显的现象论、工具论和实证论色彩的，属于经验论范畴的感觉论的认识论，即观念论的感觉经验论。这种哲学本身就蕴涵着某些张力。

作为观念论者，皮尔逊试图消除物质论和观念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人为对立。他甚至偶尔说过:“断言意识能够存在于物质之外，是不合逻辑的”。“几何学的概念能够来自物质的宇宙，但是物质的宇宙不能够来自几何学的概念”。 皮尔逊对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观念作了进化认识论的解读，先于逻辑经验论者把客观性界定为主体间性，坚持真理符合论和获取真理的科学方法，以及旗帜鲜明地批判陈旧传统、蒙昧迷信、教条主义、唯灵论(或泛灵论)、神学和形而上学，都对他的观念论构成牵制的张力。作为一个经验论者，皮尔逊也没有忘记对理性的重视和强调:科学定律是理性和想像共同活动的产物，但要获得关于宇宙的知识和真理，最终诉诸的是理性而非想像。知识严格地讲是理性认识，而不是停留在低层次上的感性认识，因为未经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的感性认识是表面的、肤浅的、概然的。他甚至宣称，理性和知识是道德行为的唯一因素。 皮尔逊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也是有张力特征的。例如，他在批判机械论(力学主义)的缺陷和教条时，也告诫人们不要陷入相反的极端，低估了我们关于宇宙的力学模型的惊人价值。对于科学的无知，他认为既要勇敢地坦白无知，又要积极地克服无知；坦白无知不是软弱的坦白，而实际上是有力量的标志，它找到了未来进步的安全通行证。

奥斯特瓦尔德 (Wilhelm Ostwald，1853～1932)是德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颜色学家，也是真正的哲学家、科学史家、心理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作家、教师和编辑以及颇有影响的宣传者、组织者、改革者和社会活动家，难怪人们称其为“高级万能博士”和“天才的综合体”。

奥斯特瓦尔德的哲学创造是能量论或能量一元论，其方法论是现象论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指用直接可测量的诸量的函数关系来描述各种现象，并以此作为科学的目标，而不用超越于现象的假设来说明自然现象。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排除有启发意义的假设，即作为暂定假定的原始命题。此外，奥斯特瓦尔德既重视实验和事实，又注意整理和概括，认为立足于实验的清晰思维是取得成果的最好途径。他既持之以恒地从事有意识的实验和思考，又留心倾听无意识的突如其来的灵感。这些带有张力特征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方法贯穿在他的各种创造性的工作中。尤其是，奥斯特瓦尔德关于知识中的主观成分和客观成分的张力关系的分析发人深省，他的“筛子”比喻(我们可以把世界比作一堆沙砾，把人比作一个比另一个粗的一对筛子。当沙砾通过双重筛子时，明显相等的大小的沙砾聚集在两个筛子之间，较大的沙砾被第一个筛子排除，较小的沙砾被第二个筛子容许通过。断言所有的沙砾由这样的相等大小的细沙砾组成，恐怕是错误的。但是断言使细砾变成相等的东西是筛子，同样也是虚假的) 寓意深刻(我们不妨将其命名为“奥氏之筛”)，与爱丁顿的鱼网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先于后者。

二、爱因斯坦:发现正确比例的能手

阿尔伯待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1879～1955)是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或哲人科学家。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博览群书，悉心研读科学和哲学大师们的著作。爱因斯坦的哲学发源地在于:第一，各个时代的哲学大家几乎都是爱因斯坦的沃土，其中包括古希腊的先哲，近代哲学大师如笛卡儿、莱布尼兹、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等；第二，从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到普朗克的诸多哲人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第三，批判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给爱因斯坦的哲学打上了明显的烙印；第四，与石里克等逻辑经验论者的交往和与哥本哈根学派的交锋；第五，尤其在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科学探索过程和科学创造成果的哲学反思中。也就是说，对前人和时人的思想成果的吸收、批判和改造，对自己的科学实践沉思、总结和提炼，构成了爱因斯坦明澈的哲学思想的取之不竭的源泉。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是熔实在论、经验论、理性论、约定论、整体论于一炉的多元张力哲学。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现成的哲学体系，而是在诸多异质的乃至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或恰当的平衡，因而明显高于其中每一个流派。爱因斯坦甚至在早期就拥有极强的独立性和怀疑批判精神，从未成为各种哲学派别的俘虏，从未墨守单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力图在事实与理论、经验与理性、逻辑与直觉、现象与实在、意义与真理、感觉世界和思维世界的永恒反题的张力中开辟自己的道路，从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奇迹和闪光思想。难怪玻恩称赞爱因斯坦“是一位发现正确比例的能手”。

爱因斯坦的经验论思想是温和经验论。在早年，爱因斯坦迷恋同直接经验接触，偏向经验论的一极，但并未囿于经验论。在广义相对论创立之后，他的哲学向理性论一极回摆，即便在此时，他也没有放弃经验论的合理内核，而是充分肯定观察实验和经验事实在科学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但是，二十世纪的物理学毕竟明显地打上了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印记，削弱了经验的作用并淡化了经验论，使经验论的归纳法让位给理性论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爱因斯坦看清了科学发展的趋势，清楚地认识到，概念虽然在发生学上一点也离不开我们的经验本性而独立，但在逻辑上则是独立于感觉经验的，即二者的关系是间接的、直觉的，并不具有逻辑的本性。他打了一个维妙维肖的比喻:这种关系不像肉汤和肉的关系，而倒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同大衣的关系。因此，爱因斯坦在科学理论的起点和终点对经验的作用和地位作了必要的限制。在起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不是经验的逻辑推论，经验在这里仅起提示作用。理论家必须通过理性思考和直觉领悟，发明出作为逻辑起点的前提，因为再多的经验事实也不会导致广义相对论和引力场方程。在终点，经验虽则是真理的最终判定者，但是出于约定论和整体论的考虑，必须对经验的功能作出恰当的限制:检验理论的经验是经验的总和或复合，而不是单个的经验或经验原子;把经验证实冲淡为经验的确认;用“内部完美”这一辅助评价标准补充和冲淡“外部确认”标准，从而构成所谓的双标尺理论评价系统。此外，爱因斯坦坚决反对经验论的极端即实证论，以及经验论的方法论即传统的归纳法。总之，爱因斯坦哲学中包含着双向弱化的温和经验论成分，但不能说他是一位经验论者，因为经验论不是其哲学的主流或主要方面。

爱因斯坦的约定论思想是基础约定论。这种约定论虽不及彭加勒的内涵广泛，但爱因斯坦在某些方面对它作了更为明确、更为严格、更为深入的阐释与发展:第一，明确地阐述了科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严格界定了约定主要在构筑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时起重大作用；第二，响亮地提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是思维的自由创造、理智的自由发明、自由选择的约定的命题，说明了从感觉经验达到它们的直觉途径及微妙关系；第三，形象地指出这种选择自由是类似于猜字谜的特殊自由，以及选择的双重标准，其“内部完美”标准是与他的逻辑简单性原则和准美学原则的方法论相通；第四，严格区分了作为纯粹命题的非解释系统和与感觉经验或实在相联系的解释系统，表明真理概念仅适用于后一系统。尤其是，爱因斯坦在基础约定论之上形成了他的卓有成效的方法论原则——探索性的演绎法，以此构造像相对论这样的原理理论(与构造性理论相对)，从而使约定论这一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焕发出新的活力。此外，爱因斯坦在进行科学探索时，对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界)和研究结果(理论本体，尤其是它的形式和结构)具有一种可以确信的看法，即科学信念。这些看法是一种总括性的信条或纲领式的预设。它们是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积淀和科学家个人智力的、心理的、气质的成分相互综合的产物。它们虽不能用科学方法辩护，但却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实际上是一种更根本、更深邃的约定或约定式的预设。爱因斯坦的科学信念有客观性、可知性、和谐性、统一性、简单性、因果性、不变性等。

整体论以及其中蕴涵的不充分决定论(经验无法充分地决定理论的取舍)是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又一个组成部分。爱因斯坦通过多年缜密的思考，把迪昂的理论整体论发展为意义整体论：单个概念或命题只有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体系中才能获得其意义，把它孤立起来则无意义或无法辩护。爱因斯坦的意义整体论不仅先于奎因两年提出，而且它也包含着对经验论两个教条(其一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的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分。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的明确反对。爱因斯坦早期决不是所谓的“纯粹的经验论者”，除理性论外，带有不充分决定论的整体论和理论多元论的约定论也是他的哲学的鲜明特征。由于这些思想比经验论或实证论更能容纳假设和深刻的理论(如相对论)，所以它们才受到爱因斯坦的青睐。而且，爱因斯坦认为，在经验上等价的理论并非仅仅是表达方式的差异，而是在理论的深刻的本体论水平上对应着不同的实在。这意味着，对应于同一经验总和的不同理论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进化得越充分的理论逻辑前提越简单，其物理实在越深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爱因斯坦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终极的、不变的物理实在观。此外，爱因斯坦的意义整体论和基础约定论，决定了他对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和逻辑经验论所采取的批评态度:他用它们削弱或抗衡康德的先验论和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的分析——综合命题绝然二分及意义证实原则。

科学理性论是爱因斯坦式的理性论，是古代和近性论的现代版本，是爱因斯坦把他所汲取的传统理性论的精髓与现代科学的思想意向和精神气质加以彼此切磋琢磨的产物，从而成为二十世纪科学和哲学的主旋律之一。爱因斯坦科学理性论的核心是:经验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界是可以想像到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际体现，在某种意义上纯粹思维在经验的提示下可以把握实在。它的特色在于:它是科学自己的哲学;它立足于实在论的地基上；它清除了传统理性论中的先验因素和极端成分；它把探索性的演绎法和逻辑简单性原则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它抛弃了科学观念的“显然性”；它与其对立面经验论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关于后一点，尤其表现在他对理性、数学和思辨在科学中的地位和功能的富有张力的看法上。他认为，经验事实是整个科学的根底，但是科学理论的逻辑体系则必须由理性构造入手，这才是科学的内容和它的真正本质，不过这个体系或它所代表的概念总体是同经验对象相对应的。只有考虑到理论思维同感觉材料的全部总和的关系，才能达到理论思维的真理性。通过数学构造能够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使世界图像尽可能达到最高标准的严格精确性，但是这样做不应以牺牲与物理实在的接触为代价，也不应排斥直觉和想像力。爱因斯坦洞察到任何理论都具有思辨性，承认科学的思辨性质已经成为公共的财富，号召科学家大胆思辨而不要堆积经验。另一方面，他又说过，思辨并不比经验更高超，从来也没有一个真正有用和深刻的理论是单靠纯思辨发现的。 爱因斯坦的实在论是纲领实在论。这种实在论以双重实在——本体实在和理论实在——为根基。本体实在常被爱因斯坦称呼为外部世界、物理世界、实在世界、客观实在和存在的实在等，它在其外在性而非不可知的意义上相当于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外部世界不是直接给予我们的，是由感觉经验间接地向我们提供关于它的信息，而我们则通过理智的构造或直觉的领悟断言它独立于我们感觉经验而存在，从而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理论实在是物理学理论中使用的物理概念或物理量所指称的东西，物理学家正是用它们来建构简化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的，它们是理论的本体论，对应于客观实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基本概念并不是客观实在直接呈现出来的，而是人们的精神的自由发明或约定，是以文字或数学符号的形式在理论中出现的。它们构成描述客观实在的图像的基本框架，从而把科学理论和客观 实在联系起来。理论实在的判据是可分离性和定域性。理论实在并不像康德的范畴那样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伴随着物理学的进化而改变的，其原因在于我们从感觉经验只能间接地得到关于外在世界的客体的知识。作为科学家，爱因斯坦看重的是理论实在，他认为理论实在并不等同于本体实在，但又反对把二者割裂开来的现象论和工具论观点，指出前者更能深刻地反映和揭示实在。对于经验实在或感觉实在，爱因斯坦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也不满意甚至反对朴素实在论或常识实在论，尽管它充分肯定了其功用。爱因斯坦把物理实在(本体实在尤其是理论实在)视为一种纲领，他把实在论科学化为一种建构实在论的物理学理论的研究纲领。他不止一次地申述了他的纲领式的看法:像物理体系的“实在状态”这样的事是存在的，它不依赖于观察或量度而客观地存在着，并且原则上是可以用物理学的表述方法来描述的。由以上陈述不难看出，爱因斯坦的纲领实在论是一个充满哲学张力的研究纲领。

综上所述，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是一个由多元哲学构成的兼容并蓄、和谐共存的统一综合体。这些不同的乃至异质的哲学思想相互限定，珠联璧合，又彼此砥砺，相得益彰，保持了恰到好处的“必要的张力”，从而显得磊落轶荡、气象万千。这样的独特而绝妙的哲学思想很难用一两个“主义”或“论”来囊括或指称，我们不妨称其为多元张力哲学。这种哲学具有巨大的解释力量，例如爱因斯坦对“真理”概念的看法就包括着上述诸种哲学的视角和因素 。这样的哲学也具有巨大的启迪力量，它在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作用 。在这篇论文中，既有经验论和操作论的成分(量杆和时钟的可观察、可操作定义，提出两个原理的经验启示，推论的可检验性等，但相对论的语义指称并非由量杆和时钟组成，因为该理论也适用于微观世界)，也有理性论(对称性的考虑，追求逻辑统一性和简单性，用探索性的演绎法形成原理理论等)、约定论(大胆选择假设，同时性的约定等)、整体论(该理论是一个有层次、有结构、逻辑严密的整体，像考夫曼之类的单个实验很难动摇它，除非摧毁其整个基础)、实在论(作为研究纲领已渗透在整个理论中)的诸多因素。

以往的有些研究者往往看不清多元张力是爱因斯坦哲学的特色，更认识不到它的深邃意蕴和现实力量。他们误以为爱因斯坦的哲学“庞杂”、“多少有点混乱”，甚至指责爱因斯坦“在基本的哲学问题上居然安于作一个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这显示出他的哲学思想的矛盾和局限性。”前面的论述已使这种观点不攻自破。我们在此只想指明，爱因斯坦的多元张力哲学不是庞杂，而是丰富多彩；不是混乱和矛盾，而是在对立和张力中和谐互补，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不是有局限性，而是虚怀若谷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广博性；不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而是既坚持原则，又审时度势，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这正是爱因斯坦所谓的哲学上的“机会主义”之隐喻的真正涵义。对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他是很鄙视的，能够撕下他们的假面具，他就感到痛快。至于许多哲学家(包括波普尔、费耶阿本德、法因、范弗拉森等等)或出于自己哲学体系的偏见，或囿于某种单调、狭隘的认识论立场，肢解爱因斯坦，从爱因斯坦的众多言论中摭拾片言只语，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铁证”和反对别人观点的“旗帜”，那就纯属拉大旗作虎皮了。

三、采取多元张力哲学的缘由

像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爱因斯坦这样的哲人科学家为什么会采取或者要采取多元张力哲学的立场呢?我以为，其缘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他们深知自然、人、人的活动和文化以及科学本身都具有两极张力或多极张力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帕斯卡和卡西尔的论述中得以深刻的揭示。帕斯卡说:自然不会停止于一端。自然把我们妥善地安置于中道，以致如果我们改变了平衡的一边，也就改变了另一边。我们头脑里的弹力也是这样安排的，谁要是触动了其中一点，也就触动了它的反面。人在自然界中到底是什么呢?对于无穷而言就是虚无，对于虚无而言就是全体，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项。我们在各方面都是有限的，因而在我们能力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这个在两个极端之间处于中道的状态。一切过度的品质都是我们的敌人，极端的东西对于我们仿佛是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我们就根本不在它们的眼里；它们回避我们，不然我们就回避它们。中庸最好，脱离了中道就脱离了人道。 卡西尔表明，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我们发现一种基本的两极性，这种两极性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我们可以说它是稳定和进化之间的一种张力。这种二元性可以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看到，所不同的只是各种对立因素的比例。有时是这一因素占优势，有时是那一因素占优势。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种种个别形式的特征，并且使它们各自具有自己的面貌。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不和谐就是与它自身相和谐；对立面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互相依存:“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 我们所论的哲人科学家或者了解这些思想(比如迪昂熟知帕斯卡，爱因斯坦也可能获悉卡西尔的观点)，即使有人不了解，也肯定会分享这样的思想或拥有类似的看法。尤其是，作为哲人科学家，他们深知科学的多面张力形象——它包括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它既需要理性和逻辑，也需要想像和直觉。他们深知科学的历史是在经验论和理性论、现象论和实在论等等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科学创造是在诸多哲学和方法论原理的张力状态的指引和启示下开辟自己的道路的。这个缘由以及紧接着的第二个缘由从而成为哲人科学家采取多元性张力哲学的主动缘由。

2.他们对哲学遗产以及科学和哲学的本性有清醒的认识。哲人科学家从小就对科学和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涉猎广泛，学识渊博，又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我们已讲过爱因斯坦、皮尔逊等人的丰富的哲学源泉，其中不少人(尤其是其中的哲人科学家)都具有张力哲学的特点。再以迪昂为例，他不仅熟知帕斯卡，也熟悉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任何一种技艺大师，都避免过多或不足，而寻求居间者并选取了它。美德是一种适中，它是两种恶行——由于过度和不足而引起的——之间的中道，是以居间者为目的的。 托马斯是一位综合和平衡的大师，他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作为联系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两个极端的中间媒介，其学说在各种对立的两极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无怪乎有人这样称颂他:“从他以后基督教思想就再也没有失去科学态度，也没有失去对物质感性的科学态度。全宇宙是一件完整的作品，无论如何破碎的现象都不会是形而上学的弃儿:在存在的秩序中有张力，但没有对抗，……对比的出现是在一种更高原则上来表现对立的和谐，而并非要排斥掉一个前奏曲或将二者弄模糊。” 哲人科学家熟悉人类的哲学遗产，他们对于类似的睿智无疑能心领神会，甚或发生强烈的共鸣，从而在诸多的对立两极中找到最合适的联系中介、最恰当的互补因素和最微妙的平衡支点或比例中项。对于科学理论的本性，哲人科学家的态度既是批判的和反思的，又是本能的和自发的。前者的理性思考使他们认为理论是分类和发现的工具，后者的直觉领悟使他们认为理论指向日益精确和完美的真理。诚如迪昂所说:“在马赫、奥斯特瓦尔德和兰金以及所有审查物理学理论本性的所有人中，我们都能够注意到这些相同的两种态度，一个看来好像是另一个的平衡重量。宣称在这里只存在不融贯和荒谬是幼稚的；相反地很清楚，这种对立是一个与物理学本性在实质上相关的基本事实，我们必须如实地记住这个事实，如有可能就说明这个事实。” 对于哲学的本性，哲人科学家也心中有数。在他们看来，哲学史上任何一个认真的、严肃的、沉思的哲学派别，都有其长短优劣之处，都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哪怕只是一小点思想火花。正确的思想方法是合理取舍、恰当矫正，使它们和谐互补，而不是把某元推向极端，或简单地排斥对立的一极。正如爱因斯坦在1918年所说:“我对任何‘主义’都不感到惬意和熟悉。对我来说，情况仿佛总是，只要这样的主义在它的薄弱处使自己怀有对立的主义，它就是强有力的;但是，如果后者被扼杀，而只有它处于旷野，那么它的脚底下原来也是不稳固的。”

3.问题的驱使。哲人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面对各种各样的亟待解决的前沿问题，他们手中往往缺乏现成的范式和工具，因而需要广泛地求助于哲学思维，以便弄清楚“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他们也需要采取不同的思路和发明新颖的方法灵活处理问题，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墨守一隅，偏执一端，往往难以自拔。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家在理性论和极端经验之间摇摆的原因时说:一个逻辑的概念体系，如果它的概念和诊断必然同经验世界发生关系，那么它就是物理学。无论谁想要建立这样一种体系，就会在任意选择中遇到一种危险的障碍(富有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力求把他的概念尽可能直接而必然地同经验世界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态度是经验论的。这条途径常常是有成效的，但是它总是受到怀疑，因为特殊概念和个别论断毕竟只能断定经验所给的东西同整个体系发生关系时所碰到的某件事。因此他认识到从经验所给的东西到概念世界不存在逻辑的途径。他的态度于是比较接近理性论了，因为他认识到体系的逻辑独立性。这种态度的危险在于，人们在探求这种体系时会失去同经验世界的一切接触。爱因斯坦认为，在这两个极端摇摆是不可避免的。 依我之见，这种摇摆正是在问题的驱使下，哲人科学家力图寻找微妙的平衡和恰当的居间，从而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

在这方面，马赫也有类似的精辟见解:“英国哲学家惠威尔指出，对于科学的形成来说有两件事是必需的，即事实和观念。仅有观念只会导致空洞的思想，而仅有事实也不会产生有组织的知识。我们看出，一切取决于现存在的概念适应于新事实的能力。过于迅速地屈从于一个新事实会妨碍稳定的思想习惯的形成，而过分僵硬的思想习惯又妨碍观察的自由。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斗争中，在判断和预断(成见)之间的妥协中使用该关系，那么我们理解事物的范围就会扩展。” 马赫在这里阐明了科学家受问题的驱使在事实和观念之间不得不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也预示了库恩后来关于在传统与革新、在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之间保持张力的思想。对于有人指责他陷入狭隘的或极端的经验论，马赫在自我辩护时讲得言之有理:“有人从其他方面发现，我的观点可以从过分重视感性和相应不了解抽象作用和概念思维的价值得到理解。须知，若不重视感性，自然科学家便不会有多大成就，而重视感性，并不会妨碍他建立明晰而精确的概念。恰恰相反!近代物理学的概念在精确性和抽象程度方面可以与任何其他的科学概念相比，同时还表现出一个好处，即人们总能轻而易举地、确定无疑地追溯到建立起这些概念的感性要素。对于自然科学家，直观表象与概念思维之间的鸿沟绝不是很大的、不可跨越的。我们可以顺便指出，我绝没有轻视物理学的概念，而是在过去几乎四十年中，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更彻底地从事于评论这些概念。” 事实上，马赫确实在经验论和理性论之间保持了张力，不过与爱因斯坦相比，他是偏向经验论一极的。在马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下，他这样做也许是合情合理的:这既是抵御新康德主义的先验论和黑格尔思辨的自然哲学的影响的需要，也是他反对力学神话(力学先验论和机械自然观)的需要。不用说，到爱因斯坦之时，时代和环境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爱因斯坦顺应时势，及时调整他的哲学意向，告别马赫，向理性论回摆。

4.外部条件的约束。也许对于以构造体系为圭臬的专业哲学家来说，他可能需要一个一元论的逻辑起点(如水、奴斯、数、理念、物质、精神、实在、存在、元气、仁、道等等)，而且为了把他的思想贯彻到底，他倾向于排斥对立的东西。可是，对于哲人科学家来说，他并不想构造洋洋大观的庞大体系(尼采称这样的体系为辉煌的海市蜃楼式的主观安慰物，爱因斯坦称其为用蜜写成的浆糊状的东西)，也不想蹲在一颗哲学树下守株待兔。尤其是现实状况迫使他必须敞开思想、博采众长、优势互补，从而有可能铸造一种既有助于解决科学问题，又能说明科学基础的哲学，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具有多元张力特征的哲学。爱因斯坦说得好:“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意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然而，科学家对认识论体系的追求却没有可能走得那么远。他感激地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在构造他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图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像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给定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像一个观念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于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像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歌拉斯主义者。”

马赫在谈到他的思想和言论常常被批评家误解时也讲过类似的话语:“这些批评家还责难我没有将我的思想适当地表达出来，因为我仅仅应用了日常语言，因此人们看不出我所坚持的‘体系’。按照这种说法，人们读哲学最主要的是选择一个体系，然后就可以在这个体系之内去思想和说话了。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非常方便地拿一切流行的哲学观点来揣度我的话，把我说成是观念论者、贝克莱主义者，甚至物质论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关于这点，我相信自己是没有过错的。” 在这里，爱因斯坦所谓的“机会主义”，马赫不坚持所谓的“体系”，都意指由于外部条件的制约而不得不在种种对立的哲学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因此，问题的驱使和外部条件的制约就成为哲人科学家采取多元张力哲学的被动缘由。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哲人科学家是集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于一身的时代巨人。他们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承载者和缔造者，是人类思想史上路标的设置者。他们之所以能站在时代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峰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不像搬运材料的蚂蚁和吐丝结网的蜘蛛，而像采花酿蜜的蜜蜂，把人类的思想遗产和个人的思想创造综合起来，在科学实践中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多元张力哲学，从而谱写出一曲又一曲的人类思想中最高的音乐神韵。遗憾的是，在我们以往的哲学史中，充斥的只是职业或专业哲学家的名字，而把哲人科学家往往排斥在外，这是极其荒诞的现象，理当予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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