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发展史精选(十四篇)

篇1

在经济学中，经济思想史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学科，在经济学中是独立存在的。其着重研究人类在参与经济互动后所产生的观念与经济思想，并且对于人类在掌握一定经济观念与经济思想后所形成的系统的经济学说、经济理论以及经济制度等的产生与演变规律等进行记录。在西方经济思想史起源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国家，是发展时间较长的学术研究。其学科的研究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将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学术发展过程中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时代背景下群众的经济意识形态都详细的记录，以此形成全面系统的经济思想史。所以在现今的经济学的教学中展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促进现代经济学的建设与创新发展，并且能够通过将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相结合以此解决在经济学的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问题。

在经济学各类学科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史是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学科，但是也是最为特殊的学科。经济学是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思想展开分析，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则是对于经济活动展开深度分析之后再次分析的过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同于其他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便于使用文本展开记录，这样就与其他的研究记录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也就造成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的经济学研究中逐渐被学者忽视，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就逐渐的减少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是现代经济学只有对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度的研究才能够有效的发展与建设。现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西方各个国家的研究的速度与效率逐渐减慢，各国经济学研究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减少，虽然，目前依然有部分专业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与分析，但是在整体的经济学研究方向上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是呈减弱势态发展的。

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所不同，相对来说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要更加复杂。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来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各个方面的学术氛围逐渐固化，我国经济学者展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像是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国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针对西方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政策不斷放宽，大量外出留学归来的优秀学者开始回到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现象也就促成了我国的经济学主要以西方经济学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随着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部分的学者乘胜了经济思想史已经完成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任务，于是对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程度逐渐减弱，这样就造成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日益减少。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是自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在十八世纪初期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阶段，并且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系统的，在开展系统的研究过程中，开始着重针对经济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展开重点的分析与论述，并创作出大量的学术文章与理论。《一个新科学的起源与进步》是西方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最早的学术著作，其著作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最为整体的研究模式，将传统研究过程中零散的思维聚合征集成为一个整体，并且整理成为系统的理论形式进行编写。其著作是由重农学派代表人物“物杜邦”编写的，不仅仅是当时最早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术著作，并且也是当时第一本系统的理论知识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著作。在启蒙阶段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其阶段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但是在其阶段中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为经济思想史做出较大的贡献，并未更高效率的促进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经济学的研究是同步的，经济学者注重经济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发展，并对于其中的所蕴含的理论进行分析与整合，制定成系统的理论知识。亚当·斯密也针对之前的研究学者的思想进行国整合与研究，但是他在整理的过程中过度的倾向于自身的关断，所以其梳理的理论大多是与他的思想与观点相契合的，这样的梳理方式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纵观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突出学者并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并未促进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进步，在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并未留下较多能够供后世学者研究的学术贡献。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潮流所在启蒙时期所建立的基础上形成转变的。古典时期的发展是由十九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后期，部分古典经济学者认为自己已经能够掌握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对于前人对于经济思想的系统理论逐渐失去重视。由于这样现象的出现，在其阶段中任何人都对经济思想展开讨论与分析，并且都对前人的思想观点有所异议，甚至出现较多的小思想帮派。但是在其阶段中，真正能够引领理论思潮的专业性学术著作却少之又少，大多只为不痛不痒的评论与分析，缺少真正具有专业性的认定与分析。古典经济学者面对这样的现象，开始针对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并且通过各方面的研究结合历史将其整理成为真正系统的学说，其学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治经济的有效进步。其中韦斯特的观点更具影响力，他的著作《关于16世纪以来欧洲政治经济学之进步的观点》（1847年）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起源于亚当·斯密。这样，由古典经济学家的整合过后，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走向科学研究的正轨，开始通过历史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以此获得正确的理论来为社会提出有效的建议。在韦斯特的思想中，认为采用带由技巧性的条件来分析结论是错误的，所以在他的思想中，通过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作为检验经济学研究错误的工具，以此促进经学更好的发展与进步。麦克库洛赫认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在树立共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只有所有的观点都达到一致，这样才能将学科发展成为科学，成为具有研究价值的学术。并且麦克库洛赫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中将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详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并且再次提出上述的观点。另外在其时期的经济思想史中还存在一定的民族倾向，较多的学者在对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著作的创作过程中会增加较多的个人民族倾向，导致其思想观念出现民族倾向。不过经济学家布朗基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史》（1837年）中将代表欧洲的经济思想在不同的国家展开传播，并且将其国家的经济思想与欧洲经济思想结合。在古典时期的最后阶段，通过经济思想史来研究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方式在德国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较多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研究，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前人经济思想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形成了更加系统的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三）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新古典时期

新古典时期是指西方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开展，物理、数学以及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在科学界形成研究热潮，经济思想史在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悄然生息的发生了变化。经济思想史开始成为经济学家在创作学术文献过程中回顾与例子，而不在是曾经重点论述的中心论点，经济思想史开始主要出现在经济学者的文章前言、结语、附录以及注释中。在当时阶段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如此的文献回顾部分，这样就造成在此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出现带由个人思想色彩以及缺少系统理论化的特点。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也同时在发生者变化，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开始转变为静观点诚信与释放方面，而并非傳统的将非理论化的观点删除的方式。这样的转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前人所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对前人的研究展开更具真理性的检验与测试，分析前人观点的准确性。英国政治经济研究学家坎南的著作《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与分配理论史：1776-1848》（1898年）中所提出的观点对西方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并且西方经济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之久依然受到其观点的影响。坎南的观点并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与特维斯以及麦克库洛赫等学者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他认为早期的经济思想存在较多的缺点，并未表现出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所以早期的经济思想并非所谓的科学。这样的观点在极大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意义探究带来了阻碍与挑战，相关的学者开始怀疑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何在，对于其研究的价值与科学理论数去了方向。

与此同时，在奥地利兴起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既奥地利学派，其学派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由此开展。其学派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主要就在将传统的错误的经济思想史的理论由现今正确的观点相代替，而并非将传统经济理论一味的整合。

在经济思想史的新古典时期这一阶段，新的学者开始对前人的观点与理念提出怀疑与挑战，在这一学术环境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热度开始逐渐降低。其相关的学术书籍的出版较少，并且在经济学术书籍中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述也相对减少，大多数都在文献注释中出现。在其阶段中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虽然相对于前者来说其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在当时的学者与学派的研究中对其提出了较多的怀疑与批判，对与前人所提出的理论知识不在一味的整合，而是与新的思想相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有效提高与进步。

（四）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的阶段是在二十世纪早期直到中后期，其阶段所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其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方面上所获取的成就相对于其他阶段要高。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的黄金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之前，在学术研究界并未受到关注与重视。经济思想史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且走向更高的水平与时期阶段，主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各个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摈弃给在战后经济迟迟得不到回升，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现象，这就将新古典时期对经济学的怀疑彻底的打开。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经济问题并非是简单的论述问题，而是极其复杂与重要的，就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者们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的热潮。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在之前的新古典时期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批判是存在错误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发觉对于任何社会构建性的研究都不是简单对问题审核与批判，而是在应该更加全面的思考与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经济大萧条所带给人民的危机感，学者未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研究出能够复兴经济的方式与方法，于是及那个目光集中到经济思想史上来，在这一段时间所有的经济学者都认为经济思想史能够解决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帮助各个国家走上经济复兴的道路。

同时在这一时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开始不断的扩展，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在局限于经济类问题上而是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学术来开展研究，这样的方式在研究过程中显得较为杂乱无章，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较多学派的理论知识无法高效的应用与实施。所以部分学者为能够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各个种类的学说，将各类学说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开始通过经济思想史来展开研究，以此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其学术观点与理论知识做到有效的解决。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中对于研究成果不在采用传统的在附录与文献采用中出现，而是创作出一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经济思想史学术文章。并且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思想史也一改往日仅作为参考文献出场的尴尬地位，开始在其研究过程中作为研究的重点进行探究与讨论，并且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语言与知识更加的严谨。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思想史开始更加的重视与关注，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重新的定义与划分，学者认为经济思想史并非独立于经济学之下的一门学科，而是经济学研究中新的研究方式，是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经济中的研究模式，是与经济学研究中的研究方式一样值得学者花费时间花费心血潜心研究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段时期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且参加研究的学者大多为在当时阶段中最为顶尖的，引领一段学术潮流的优秀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哈伯勒，英美边际学派的希克斯、罗宾斯，美国制度学派的韦斯利·米切尔、康芒斯，以及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斯拉法、贡纳尔·默达尔等人。大量的学者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获取了更多的优秀理论知识，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在这一段时期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专题性的经济思想研究史学术研究成果，例如：瓦伊纳（JacobViner）的《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1955年）、斯彭格勒（JosephSpengler）的《马尔萨斯的法国前辈》（1942年）、马盖特（ArthurMarget）的《价格理论》（1938年、1942年）、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的《繁荣与萧条》（1937年）、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的《生产与分配理论》（1941年）、科尔（ArthurCole）的《经济学与商业文献的历史发展》（1957年）等等。在这一阶段中，经济思想史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也过去了更多的课程编排与课程教授地位，甚至在大学的教学中能够于经济学类其他学科共同的在大学生课表中编排。同时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者也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大量的出席经济学学术研究会议，在这一阶段经济思想史已经与主流经济学有了相同的地位。

（五）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西方经济思想史在经历了短暂且辉煌的黄金时期后再次走向没落，其学术地位逐渐衰落。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衰落是比较迅速的，在得到一个快速的提升之后由迅速的衰落，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黄金时期的最后阶段西方的经济开始大幅的好转，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连的战争并未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对西方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失，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站后经济学的影响力相对要更加稳固，甚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要更加的坚固。这样的现象就造成了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学的发展提高重视，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对经济的未来提起了更高的关注程度，这样也就开始忽视了对于经济历史的研究。并且随着数学学科新的计算方法与统计模式的出现与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样的现象影响下，经济思想史学术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衰落，并且相关的经济学者开始抛弃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脱离出西方主流经济学。随着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逐渐降低，经济思想史再次成为经济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并且其中相关的研究学者也逐渐减少。在此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仅有在黄金时期开展研究并接受相关训练的专业研究者依然坚守在岗位进行研究。并且在这一时期在国际学术格局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已经确定，暂时来说这一段时期经济思想史的地位是在经济学的一大分支学科。其研究学者的分布主要欧洲的英国以及北美的各个地区与国家，还有少数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另外在一些非英语的国家也有少部分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者，对经济思想史依然着重的开展研究。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学术研究的期刊与书籍发表方面依然是比较多的，在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对于经济思想史教材的编写相对较多。

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科已经有了适合自身学科发展的制度与规划，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顺应科学哲学的潮流，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开展适合自身学科的学术研究。为了能够防止经济思想史改变现状，能够重新回到经济研究中的更高地位，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学者们在研究中积极的对本学科的意义与理论知识及逆行探索。例如利兰·耶格尔在对人思想的研究中也提出只有做好提前的准备，才能够防止学说被后人们忘记，他在其发表的书籍中特别提出：“纯经济学比自然科学的早期发明更有被遗忘的危险，这使得知识的积累式增长更为困难。……所以，我们需要能专门帮助我们保持警惕，以及当其面临可能的新观点时能够识别早期的贡献，以及早期的谬误的学者”。但是现今的經济学发展趋势是依然在不断下降的，在西方各大学经济学科的课程安排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安排逐渐减少，甚至有部分大学已经将经济思想史排除了重点课程安排规划中。这样的现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是逐渐降低的，这也是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危机与挑战，只有通过更高水平的研究方式以及理论知识分析才能够重新树立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由上文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需要与现代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在上文的论述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阶段的学术特征都有明确的表现：首先，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正是通过现代经济学的不断研究与分析而出现的。在现代经济学出现前，在经济学研究学界已经开始出现了较多带有先进科学性质的经济思想研究出现，后来随着现代的经济学不断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西方经济思想史才正式出现，并且发展成为系统的知识与理论系统。并且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考察对象也都是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出现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中大多都与现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对象有所关联。另外，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也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需求有所关联，经济思想史是根据现代经济学的需求而出现地位的升高与境地现象的，可以这样解释，西方经济史的研究是为满足现代经济思想的需求而开展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五个发展阶段中，主要分为：启蒙时期；古典时期；新古典时期；黄金时期；重构时期；这些时期的变化也刚好是现代经济学的五个发展时期。并且，由上文中的论述可以清楚的了解到，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地位的降低与提高刚好的三段式的，同时也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需要而提高与降低的。当现代经济学受到困难与挑战时，学者开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寻找帮助现代经济史创新与发展的方式，当现代经济学发展较为顺利时，就将经济思想史作为边缘化的学说，在其学说下独立发展。最后，在于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方向与发展方向，传统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在学习过程中所接触的专业学科训练多为经济类学科训练对于历史类的训练少之又少，并且对于经济类问题的理解能力与应用能力也极高，但是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面对经济学家在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思想却没有更好的办法给予评析，存在局限性。二、中國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部分对于国外学术关注程度较高的人群会对相关的学术论文进行简要的阅读。在国内大部分的人只针对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的相关论文展开研究于讨论，并且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相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论文要少。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例如在1979年学者孙治方所发表的一期文章：《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疑问中注重讨论了马寅初同志在这一阶段中所提出的新的思想与理论，并且简单的介绍了在当时学术界所争论的问题是如何由正常学术争论演变成过度的政治风波的，对这一历史事件展开了详细的讲解。由上文中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我国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的发展并不顺利，甚至在学术界出现较多的动荡现象，这样对于经济思想史的初步研究就不易开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是最早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可以被称作学科建立初期的探讨与研究。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建设是比较迅速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不断增加，并且还出版了大量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并且在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著作与学术论文相对于其他时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论文比例上占到二分之一，所以能够明显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广泛的开展，并且掌握了一定理论探索与研究的方法。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特点相对比较明显，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以传统的具有一定影响力与地位的代表人物作为研究方向，但是却比之前研究作所采用的方式更加的先进，这样在研究过程中就有效的提高研究效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更多的研究成果。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这一阶段中，并非针对人物思想研究作为基础研究方向的论文由奠基阶段的100篇文章发展到现今这一时期大概800篇左右，在本阶段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能够达到文章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相关模式的学术著作也开始不断的提高出版速度，在前一阶段此类著作是处于空窗期的，而现今也由零向着一百而变化了，已经达到了大概32部学术著作。大概占本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著作总量的三分之一。

在这一阶段中有部分的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对于学术的变化与争论来对经济思想的变化展开分析，并不是传统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思想死板的开展研究。还有部分的研究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关注特定的学科或者一项较为重要的问题所出现的学术争辩以及思想变化展开研究，例如对于政治思想史、农业思想史等。还有部分的学者在研究中针对国际间一些国家经济的对比于分析来开展研究，将国家间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程度进行对比，以此发现一定的理论知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中，有关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不仅取得了更多的重视与研究环境的变化，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所采用的方式与方向也发生了极高的提升与改变，学者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模式更加的丰富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好开展，以及研究成果的有效丰富。这样丰富的研究方式在有效的改变了传统学术研究中过度关注时期中代表人物的考察所出现的研究漏洞与研究错误，这样的研究模式更大程度的面向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或者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作为背景，来针对历史、针对学术变化，针对各经济模式的对比展开更具科学依据更具真实性的经济思想史分析。所以，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多实质性的进展，并且在优秀成果方面的获得也极其丰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含金量高并且质量优秀，可以称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一段时期。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

2000年到2014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在这一段时期取得了更好的进步与发展，其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对于研究方向的扩展与研究内容的丰富才达到的。首先随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深度研究以及经济理论的更好发展，并且学者在针对早期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的提高，大量具代表性人物的经济思想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较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对于经济决策者如国家领导人等或者此阶段较为优秀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展开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思想成果。其次在各个学说的发展史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发挥在哪，在各个方面与领域中经济思想的研究都获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大范围开展，经济热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于经济四线那个是研究的方向与范围作为更有效的规定，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生态经济、旅游经济等反面的经济思想都展开了详细的调查与研究，并且获得了相应的成果。

在这一段时期论文统计与著作统计的结果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并且史在数量上的差异。这一阶段发表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约有5400篇，出版的著作约有89部，分别约占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与上一阶段相比，论文总量增加了86.2%，但是著作总量却减少了9.2%。另外是在内容结构上所产生的差异，在这一阶段中对人物的研究有3600篇论文与43部著作，约占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总量的四分之一与四分之二，所以对于期刊论文著作部分的人物研究比例有所降低，本文论述中认为差异和变化与本阶段学科任务的变化有关。例如在对新代表人物的深入考察中，此类的学术期刊论文在这一阶段中大量的出现，但是学者们在开展研究的时候并未给研究对象更多的时间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验与分析，所以这就导致所汲取的理论思想的准确性缺少实际的检验，所以在这一段时期信息量虽然大，但是所出现著作并不系统与成熟。并且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三、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与现状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

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学术环境相对应的，也就是代表学科地位是否提高学科是否取得好的成就的重要指标是在于本学术在学术期刊的发表状况。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术方面在不同时期都出现了独立的学术团体，是不同思想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共同研究与讨论的专业学术组织。例如：美国经济学史学会（简称HES，成立于1974年）、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SocietyofAustralia，简称HETSA，成立于1981年）。另外在日本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较为重视，其中在日本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也相对较早。这些专业的学术组织会定期的组织开展会议，并以学会为单位创办期刊造纸，将其思想在期刊中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走向更加规范的道路。但是经济思想史与其他的经济学科来对比的化，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独立性，与其他的学科融合性有所不同，并且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在研究方式与研究对象方面与其他的经济学科并不相同，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也能够清楚，经济思想史很难融合与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中。尤其在对于专业的学术团体的成立时间来看也能够清楚为和经济思想史学科与主流经济学无法融合，主流经济学会的成立时间要明显的早于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综上所述，经济思想史的学科虽然与经济学的建立是在同一时期发展的，但是在学术发展方面经济思想史学科要远远落后于主流经济学，并且与主流经济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现今来看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是在不断缓和的，随着学术期刊的不断增多，有关于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刊物开始增多，所以相关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派的研究理论于思想也能够大量的在期刊中有所发表，帮助西方经济思想史在次走向更好的方向。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现状

学术期刊是在现代的学术体系中检测学科发展能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学科证明自己理论与知识的重要平台之一。现今在世界范围内专门刊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期刊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史》（简称：HOPE）、《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JHET）、《经济学史评论》（简称：HER）、《经济思想史》（简称：HEI）、《欧洲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EJHET）等。在这其中发展时间最长，并且最具学术界代表性的期刊是的攻治经济学史》，此期刊创建于1969年春季，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以季刊形式每年分4次发行。HOPE刊登的论文则着重针对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分析史方面研究与论述，并且在期刊中着重对于有关经济思想发挥与经济学历史中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背景以及思想的解释与经济理论史学家的方法论研究等。笔者在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学史》（HOPE）中所发表的论文中展开研究，能够明显的发现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存在较多的特点。

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虽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于进步，国家经济也走向好的方向，并且在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向着多方面给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学术研究上依然是针对人物的经济思想作为研究重心展开研究。在针对人物经济思想展开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更高水平研究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部分研究学者开始着重关注一些具有代表性人物身上并未被其他研究者所发现的经济思想观念，例如：“詹姆斯·穆勒与效用价值论”等。另外就时在对于经济学著名学者的研究中或者对于其他带由经济思想的学者研究过程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社会史思想色彩的经济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所以更加着重对于主流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展开研究。

另外在研究模式的变化上，在现今大范围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研究出的成果都对历史的研究方式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并且在针对素材研究重要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着重对于研究对象所表述的思想展开解释与论述，并且对与研究对象的思想产生背景也有一定的分析，将经济思想所产生的背景与原因都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在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过程中应该严格结合人物的生平，与思想产生的年代，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其思想所产生的原因，并展开注重的分析，将思想研究成为能够供后世学习与应用的理论知识。现今大量的美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将研究目光转移到对于时代档案与文献的研究中，开始从档案中寻找研究的价值。例如，杜克大学的布鲁斯·卡德维尔教授近些年就针对哈耶克的文献进行新的整理与论述，并且研究出较多新的观点与理论，他在杜克大学还专门建立了哈耶克档案室，并主持编写“哈耶克文集”系列丛书。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对于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更好提高，同时也是对于历史环境评价相对不足的一种调整与平衡式的发展选择。

并且，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对于本学科的未来发展的预订中，大多数的学者所保持的态度并不是积极向上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相比是相对立而发展的，现今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相对比较矛盾，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依然呈现出逐渐下滑的现象，但根据研究发现，现今在经济思想史学家的学者而数量以及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活动与创建却呈现出一种上升的状态。对于这种现象，可以根据相关的研究人员的解释是由于高校经济院系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教学逐渐降低，甚至在核心学科课程中已经排除了经济思想史，所以在学术界中经济思想史的地位逐渐降低，但是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挥在哪，在其论述方式与分析模式方面的转变，造成在主流经济学中部分的学派与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分歧，所以主流经济学内部的发展出现困难，于是部分的学派开始转移到相对稳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中来。其中就包括较多的主流经济学的代表学派例如；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斯法拉学派等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人数与学会数量的增多。但是也有相关的研究所表示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未来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地位是不可估计的，其主要由于现今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中，学术期刊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研究学者持续着一种亢奋的研究状态，并且在强烈的学术冲击下，经济思想史学科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研究模式与学术研究方法。当然在西方学术界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对于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不理解的声音，认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没有必要的，无谓的。但是部分的经济学者依然将经济思想史作为其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方面组成部分，主要在文献中有所体现，认为经济思想史依然不是经济学中的重要学科组成部分。所以在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专业能力培养与训练中依然需要有效的稳固与增强，保证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有过硬的研究技能与专业水平。在学科建设中本文已经论述到，在西方的各国大学中，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地位正受到较大的冲击，甚至即将被排除出重点课程安排中，其在大学中正受到较多学科的排挤与轻视。所以在这样的现象下，20世纪60年代布劳格教授曾在耶鲁大学为研究生开设过经济思想史的课程，但是在教学中从学生到其他教师对于其学科的重视程度依然较低，对课程并未做到应有的学习与尊重，甚至导致在讨论其终身教职时，布劳格教授被委员会成员以学科缺乏价值而否定。直到现在，相同的情况以让屡见不鲜，甚至此类现象更加的嚴峻。在欧美顶尖大学的经济院系中，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地位极低，甚至完全被放弃开设课程，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中更是将经济思想史课在历史系中开展教学。在较多大学的经济院系中对于经济思想史并未单独开设课程，部分大学在未开设其课程的情况下，在其选修的课程中也有所开设。在美国排名前30的经济系中，仅杜克大学保留了经济思想史研究方向，该校经济系大约每周有3次课时的经济思想史基础课程，课程设计上不仅有教师理论知识的讲解，还有学生的课堂讨论与点评。另外，杜克大学经济系还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每周举行一次学者间的工作论文研讨会，参与者包括该中心的成员以及经济系的专职教师、受邀的外校访问学者，以及在读互访的经济学博士生等。该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包括前文提到的卡德维尔教授（中心主任）、古德温教授、温特劳布教授，并且有胡佛教授和马奇教授等，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学术交流与深入探讨付出了较多的努力，从而成为了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与核心力量。但是即使在在杜克大学这样的经济思想史重要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也依然呈现着衰落的趋势；现今古德温教授业已退休，其余的四位教授也都年过半百。现今，在杜克大学经济系，选择进入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博士生数量极少，所以其专业中的人才相对较少。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情况也表现出了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落后状态。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体系与成果

（一）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并且在阶段中，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

（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时间相对于西方较晚，但在延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并不落后与西方国家，尤其在对于任务思想的研究与讨论方面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并且在课题中分别列成各类体系的研究模式。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与传统经济学相互融合，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已经逐渐由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现代经济思想研究，并且其研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大的提高与进步。当然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在研究体系与研究模式建设采用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还应该吸取更多的经验完善学科体系建设，以此提高经济思想史研究水平现今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等，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各类的经济学说的对比也相对较多。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本文中对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现状的研究主要针对西方于我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过程于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化展开详细的描述。西方经济思想史是根据经济学的发展而展开记录的，经历了由启蒙时期到形成思想宗旨的古典时期再到以对学术发展回顾为中心的新古典时期，着重于启发与反思的黄金时期，最后直到其逐渐被学者抛弃后寻求突破的重构时期。在针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在开始的阶段主要采用经济分析的方式，在之后的研究过程中，随着其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始转变为采用经济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现今几年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学者更加注重对于经济文献与经济档案等作为素材展开研究，重点对于人的思想与详细的研究，并且在研究过程中更加注重对细节的表述以及其背景的再次呈现。在西方经济研究学者的研究中其主要重视本学科的学术期刊的编排，并及那个学术期刊作为学术论述与学术进步与创作的发展平台。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是由欧洲开始发展，在美国更好的发展与繁荣，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向是变化较多的经济学，所以在研究过程中的难度就相对较大，由此可以得出西方国家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是世界前茅的。对于中国来说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学者对于学术发展的过程与发展的成果了解较少，对于其经济学科学术界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接触较少，并且与国外优秀的经济思想史学家的交流也相对较少，无法在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表达属于中国的观点。

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趋势；历史沿革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0-02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家族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财富和生产关系的社会科学，产生于十七世纪。在工厂手工业时代，由于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以及各欧洲封建民族国家的不断形成，整个社会对于一种能够解释社会财富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并能够向国家政权提供富国强兵的方略的科学产生了迫切需要。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

伴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西方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蒸汽机的轰鸣不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带来了社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和力量对比的改变使工业文明之下产生的现代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解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以此指引他们改变社会发展的不公正状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初期，工人处于社会生产当中的被剥削地位。工业社会当中，广大工人阶级沦为了机器的附庸，被按照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和管理起来，工人阶级还要忍受长时间的劳动，但他们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大行其道的环境之下，工人们不得不面临十分严酷的劳动状况，食不果腹，饥肠辘辘，还要面临失业的危险。倍受压迫的无产阶级需要在一种科学理论的指引之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有面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产生的那天开始，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是一种服务于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无产阶级能够用这种科学理论作为武器指引自己的革命行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引之下，世界无产阶级很快就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工人运动，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逐渐改变。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其创始人在吸收了人类历史所产生的众多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之后创立的，在其创立过程当中，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又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吸收。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充分观察，结合传统经济学的概括分析方法，塑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架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对其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论断。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一门可以在实践基础之上得到不断补充和发展的科学。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形态逐渐被垄断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取代。各种垄断组织最终使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帝国主义的社会发展状态，在这种新情况新问题出现的情况下，列宁通过自身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工作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升华，创立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获得了良好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著名论断，并正确总结出了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发展水平是不尽相同的重要特征，这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质的飞跃。

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垄断组织的统治之下，产生了各个资产阶级垄断集团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尖锐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相对薄弱的环节。列宁最终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某一个国家实现单独胜利的观点，这种一国胜利理论不仅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推动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终于，在列宁的英明领导之下，俄国人民发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带领俄罗斯人民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验，从此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纪元。

三、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有一国走向多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的国家被同时展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实践当中被不断地发展。

篇3

关键词：计划经济；“一五”计划；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018-02

计划经济，顾名思义就是有计划、有统筹地发展经济。从而避免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问题给社会经济全面、均衡发展造成的危害。比如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工厂的倒闭和破产、工人的失业、地域和部门经济不平衡，甚至经济危机等问题。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对计划经济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正是这种选择，巩固了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奠定了中国完备的工业经济体系，在某些方面比如人造卫星、原子弹技术等也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可以说，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归功于当初计划经济给它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必然性

（一）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不仅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科学地预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1]。而且当时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家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中国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也就选择了计划经济。

（二）国际环境

新中国的成立，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感到非常惊异和恐惧，他们害怕社会主义之火燃遍全球，建立了对社会主义，包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圈。新中国面向西方国家的大门被迫关闭。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向中国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特别是苏联，不但向刚成立的中国政府提供贷款，而且还派遣了1万余名专家到中国指导经济建设，为中国设计和援建了156项大型工程[2]。

（三）国内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首先，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反动派的残酷统治，旧中国工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其次，新中国从政府手中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以1949年为例，与1936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40%，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5%。第三，当时革命战争未完全结束，反动派在大陆留下了约200万特务，一些边远地区还有的残余部队。1949年底，国家财政出现了三分之二的赤字[3]。1950年我国又开始抗美援朝，军费开支非常大。

（四）现实需要和可能

我国当时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第一，就中国当时的形势来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到10%，其中重工业不到工业的20%，农业仍然是非常原始的生产方式，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快发展轻工业、农业，经济建设规模非常宏大。而国家的经济建设资金、人才、资源等却严重不足，只有集中使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它们的效益。第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教育、科技水平非常低。技术力量和生产经验非常缺乏，这就要求我们把有限的技术力量集中起来使用，以首先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

二、全面认识计划经济

（一）计划经济的作用

1.具有资源合理配置的优势

计划经济使国家能够根据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合理开发、配置、利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其他资源，能够集中使用资金、人力、物力，最快地实现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比如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仅仅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其速度之快、其质量之高，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一个奇迹）。计划经济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真正实现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满足人民的需求。

2.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1）建立了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从1950年到1952年短短的三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0.6%，年均增长20.2%。“一五”期间全国实际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总额588.47亿元，其中重工业达到88.8%。我国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些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高级合金钢业、有色金属冶炼业等都建立起来[4]。同时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现代国防工业。这样，我国初步建立了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为以后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雄厚的技术支持和物质基础。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3%，1956年以后的10年，虽然1958年到1960年三年由于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和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但是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0%，每年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7%。“”后的197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7%。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1.3%，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了9%[2]。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比较合理的产业机构体系。

（2）解决地区经济不平衡的问题

“一五”期间我国政府还着重解决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加强原有的工业中心，如东北和沿海商埠城市的同时，中央领导深思熟虑地把人力、投资和资源从先进地区重新分配到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和建设，特别是铁路和公路，开采和提炼自然资源工业。截止到1957年上海共有2.8万技术人员，17万熟练工人到中原地区长期定居。内地的运输和其他形式的基础事业的发展，是地区发展政策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1950年中国的铁路系统在京广线以西的不到五分之一。“一五”以后几乎所有的新线都在内地。连当初苏联的援助也不是在沿海城市，而是面向华北、华中和西北。如湖北的武汉、内蒙古的包头、吉林的长春、四川的成都等[2]。

（3）努力地推动科技的进步

早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就提出“向科技进军”的号召，我国科技领域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等等。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完成的。试想如果当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面临那么大的困难情况下，结果会如何呢？印度当时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其经济发展速度不到中国的二分之一。非洲国家独立后大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发展的结果是单一经济模式，所谓“咖啡王国”，不是美誉，而是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和高度的对外依赖性，民族经济不能独立发展的结果。

（二）计划经济的局限性

1.计划经济自身的局限性

计划经济中，由于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高度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经济计划滞后于需求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容易造成生产和需求的脱节。企业缺乏创造性和灵活性，缺乏发展新技术和开拓市场的主动性。而且长期的价格背离价值会造成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当我国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健全后，特别是我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使过于僵化的、行政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也愈来愈突出地表现出来。

2.科技发展的压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越来越大。有的行业科技贡献率甚至达到90%以上。而新科技革命的特点是领域广阔，多层次性，加速度更新，瞬息万变，国家不可能制订一个迅速满足各方面需求的十分有效而又能促进科技发展的计划。而市场却能依靠自身的价格、竞争、供求机制成功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科学认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手段的作用

从党的十二大我们就开始逐步进行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轨。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对计划的全盘否定。第一，计划经济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二，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未完全抛弃“计划”，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指导性计划）下以市场为基础对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客观地说，作为调节资源的手段，计划和市场各有千秋。市场调节虽然具有其对供求、价格反应灵敏，能充分发挥竞争的作用的优点，但是它也有资源调节上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其自发性会导致社会主义的两极分化，导致大众的贫困。目前，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8，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5]，这其实是国家使用计划（宏观调控）不力的结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政府要加强计划（宏观调控），以有效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体现。第三，到了将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计划生产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将得到合理、科学的贯彻执行，那将是计划经济真正主宰社会的时代。

总之，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计划经济，既要看到其发挥过的历史性贡献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又要看到它的不足之处，坚持用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有所促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郭大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篇4

“八个最”和“五个时期之一”

奠定跨越发展基础

过去的五年是我省发展思路最清晰、工作重点最突出的时期之一。提出基本省情是欠发达、欠开发。强调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贵州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把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作为全部工作的根本主题，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抢抓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新阶段扶贫开发战略机遇，大力加强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以“西电东送”为重点的能源建设，实施以退耕还林为重点的生态建设，推进以“两基”攻坚为重点的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两基”覆盖人口达100%。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开发、以创新促跨越，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综合改革等各项改革，大力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着力推进创新型社会建设。

过去的五年是我省经济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之一。全省生产总值从1133亿元增加到2267亿元，财政总收入从176.9亿元增加到448.7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从18.6亿元增加到110.9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0.7%、20.5%和42.9%，三次产业结构从24.2∶38.3∶37.5调整为17.3∶43.3∶39.4，经济发展呈现出速度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质量较高的良好状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优质粮食作物、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逐步扩大，畜牧业、非农产业比重不断提高。“两烟一酒”支柱产业和原材料工业实力增强，能源工业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民族制药、特色食品等产业活力增强，航天航空、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加快，文化、房地产、金融、信息、商贸流通等产业繁荣活跃。

过去的五年是我省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局面最好的时期之一。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各派和工商联的作用，认真做好民族宗教、侨务和对台工作，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营造了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加强、改进和创新宣传思想工作，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视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涌现出“四在农家”和陆永康、李春燕、韦正雄等先进典型，举办“多彩贵州”系列活动，开展“整脏治乱”专项行动，塑造和宣传贵州新形象。人口和计划生育、卫生、体育等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积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加强和改进工作，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扎实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持党管武装原则和制度，积极支持部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发挥了部队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巩固和发展了军政军民团结。

过去的五年是我省坚持以人为本、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坚持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首位，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全面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全部免除农业税，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扎实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净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52万、低收入人口87万，易地搬迁贫困人口19.6万，对110万农村特殊困难群众实行了长期救助。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环保、安全等问题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省，初步建立了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新增城镇就业85万多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5%。切实帮助失地农民、工程移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城市低收入者和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坚决制止和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持每年办好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10件实事”。

过去的五年是我省党的建设成效最突出、工作大局把握最好的时期之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兴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历时一年半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基层党组织先进性建设工程扎实推进。大力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认真开展干部培训工作，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重视人才工作，努力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平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认真抓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以“三创三强”活动为载体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建立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强化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等措施，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成效。

谋划未来：

牢牢把握六个方面

谋求实现历史性跨越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是：按照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部署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是指全省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由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们要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现有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实现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努力实现由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今后五年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保持在10%以上，到2011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4000亿元左右，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改革开放取得重要进展，发展环境有明显改善；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明显加强，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社会和谐安定，基层民主健全，法治秩序良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和谐贵州”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今后五年我省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总书记视察我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抢抓机遇、发挥优势，大力实施环境立省、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开放带动和创新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法治化和学习化，全面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切实把中央的精神与贵州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把加快发展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与深化改革和维护稳定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各族干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为大力构建“和谐贵州”、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始终坚持把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作为全部工作的根本主题，能快则快，只要符合科学发展观，有条件、有效益，就要努力加快发展，在充分发挥优势、突破重点、攻克难点、解决薄弱点上下工夫，千方百计在全省形成奋勇争先、生动活泼的发展局面。

第二，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开发、以创新促跨越。大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和创新发展战略，把解放思想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把深化改革作为加快发展的根本动力，把扩大开放作为促进发展的重要途径，举全省之力建设创新型社会，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模式，营造发展优势，增强发展活力。

第三，坚持把改善环境作为立省之本，提高发展环境的竞争力。加快构建适应实现历史性跨越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建设功能配套、景观良好、整洁文明、生活舒适的人居环境，始终保持山清水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积极营造法治规范、程序透明、服务高效、诚信公平的投资环境。

第四，坚持把提高全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根本途径。大力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经济社会发展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第五，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广大群众从改革和发展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六，坚持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建设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切实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善于领导科学发展、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团结坚强的领导集体。

战略举措：

从七个方面

为发展谋篇布局

一、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壮大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根本是要大力发展经济。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不断改善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在加快工业化进程中迅速做大做强全省经济。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把加快发展建立在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基础上。坚持把以交通和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大力推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提升工业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坚持以旅游业为龙头,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必须统筹解决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加快新阶段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城镇化，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动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千方百计解决农村现有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扎实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提高城镇化水平；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现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是强大动力。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加快市场化进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消除体制和机制障碍，拓展发展的空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培育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下硬功夫治理软环境。

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重要目标。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省的有机统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高法治化水平，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立科学有效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大力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

五、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根本途径。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通过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化建设，大力提高全省各族人民的素质，努力把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加强、改进和创新宣传思想工作，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实施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质量；大力发展卫生、人口计生和体育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素质。

六、大力构建“和谐贵州”，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构建“和谐贵州”，是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推进“和谐贵州”建设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努力形成各族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实现历史性跨越提供坚强保证。实现历史性跨越，关键在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为实现历史性跨越而奋力拼搏的坚强战斗堡垒。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着眼于提高领导实现历史性跨越的能力，大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增强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全面加强作风建设，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确保各级领导干部既廉政又勤政；以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为重点，积极推进制度建设。（彭 勇 辑）

关 键 词

环境立省战略

上世纪90年代，我省明确提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促进我省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进入新世纪，省委九届五次全会继承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强调把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我省最突出的竞争优势之一，提出要大力实施“生态立省”战略。在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调研起草过程中，许多同志针对我省目前发展环境和投资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强烈要求把“生态立省”战略提升为“环境立省”战略。这里的环境是一个大环境的概念，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等。

篇5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摘 要 题】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 speaking，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need conformity and innovation. Research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es all have undergone a course， which formed economic history to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which Fu Yilin sponsored is the direction that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attend. The social history without economy will not become an entir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es in economic history also need combine with social history.

【关 键 词】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整合/创新

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吴承明先生十年前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在我国经济史、经济学乃至历史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读吴老新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1]，深悟其经济史观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这篇有关经济史学理论的文章中，作者不仅回溯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历史哲学、比较中西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之路、反思批判理性主义，而且对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包括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经济计量学、新制度学派经济史观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吴老在文章的最后，特别论述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明确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而言，笔者本属门外汉，然多年从事中国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实践，又使我体悟到吴老此观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经济史的研究要跳出就经济而经济的框子，"注意非经济因素"，尤其要注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经济史。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撇开对经济因素的研究，社会与经济紧密粘连，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一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置于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19世纪西方史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实证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主体和客体不存在任何依存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人与事。对原始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的严格考订和批判，是兰克实证史学的基本要求。如此，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便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件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伊格尔斯尖锐地指出：

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局限性。[2]

兰克的实证史学虽然位居19世纪西方史坛的霸主地位，但与其观点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兰克史学始终并存而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史坛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并对新旧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中总体史的追求及经济史从历史学中的分立，对日后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18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总体史的追求就成为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史学潮流。被法国年鉴学派奉为新史学"祖先"的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中就发出了历史研究应当使"人们了解所有的人，而不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的呼声。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当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随后，夏多希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基佐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称为"文明史"，认为"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通的和最终的事实"。米勒更明显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精神文化的历史。[3]（P18～22）对总体史的追求，不仅触及到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而且为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大体来看，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史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虽然初期的经济史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但像阿什莱（Williams J·Ashley）、坎宁翰（Williams Cuningha）、施穆勒（Gustav von schnoller）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已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至20世纪初，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更加受到重视，以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如克拉潘（John H· clapham）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汤普逊（James.W· 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均以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名盛一时。[1]值得重视的是，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皮埃尔·肖努在《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中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竞争、经济学思潮以及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论家对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大大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从更高层次上总结唯物史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两个方面与经济史直接相关。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史。[5]（P27）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日后的快速发展，则使经济史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的轨道。1929年，法国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格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刊物的名称本身即明确表达了年鉴学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显然，利用"经济"一词，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经济领域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契机，一反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正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的动力。从此，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成为新史学追求的目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对孪生姐妹也"由灰姑娘变成了公主"。1946年，年鉴易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标志着年鉴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但"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菲利普·阿里埃斯强调指出："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3]（P179）

被西方学者誉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是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宏文《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此三种时段相适应的"结构"、"局势"、"事件"三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对历史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业变化等，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6]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在他的两部不朽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具体实践，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事件，代之以包括生态、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全面历史"，而且从方法论上沟通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发挥。正是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撇开政治事件的精英人物，而去研究经济、社会结构和"局势"，而经济始终占据着"优先地位"。阿里埃斯总结道：

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那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3]（P174）

随着战后年鉴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新史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并在整体上革新了这些领域。虽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利用现代统计和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电脑对历史经济现象作计量分析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但"经济史在法国始终是社会史和总体史的一部分，年鉴派试图通过社会经济两层次来达到把握总体史的愿望，因而经济史便始终保持着和其他领域的对象和交流"[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吸收新经济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总体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对经济的各种层面做出调查和分析，更加注重对特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更加注重将经济史置于宏观社会研究的范围内来理解，同时也加强了运用计量方法并注重解释模式的清晰度，这一切都必然使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将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并旗帜鲜明地宣称："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言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3]（P6）。

二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自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直至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载，但此类文献多偏重典章制度，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经济史。

中国"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吴承明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官僚资本论》、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代表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经济史的理论建设而言，国内经济史研究大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尤其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真正以经济学理论从事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史成为史学界备受关注的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仍在继续热烈地争论中，或经过争论逐渐取得共识；专题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区域经济史、城市史、生产力发展史、人口史等长期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的专史得以加强并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中国经济史及断代经济史的论著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经济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的问世，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经典著作的译介、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论著的翻译出版等等，都说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预示着她在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已故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林甘泉先生在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径称"傅衣凌学派"，认为"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在谈及傅衣凌学术思想时，林氏概括道：

傅先生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出了很多成果，做了很大贡献。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8]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更为可喜的是，傅先生的传人继承其学术传统，仍在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着这块史学园地。但是，审视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之统一，"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有通过个别而存在"[9]。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对象，都必然体现着特定时代环境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任何范围和层次的历史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历史的内容既是多样的又是具体的，从多样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我们从区域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从学术意义上而言，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为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检索林林总总的年鉴派学人的重要著作，我们会发现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是属于区域性的研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其研究对象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史著吗？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10]。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5]（P128）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阶段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看，短时段的因素，尤其是革命、战争，中时段的因素，如人口、物价、贸易、运输、工农业等，中国经济史学界都曾开展过不同程序的研究，而长时段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的是，长时段因素对一定的地域社会而言，甚或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在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阻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失掉了。但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7]（P111～112）

强调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应特别注意对"长时段"的考察，并不是要一味夸大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体现整体历史变迁的面貌。事实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生产、流通等等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离开对"长时段"的深入系统考察，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的变迁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区域、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也应放在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加强对"长时段"因素的研究，同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11]其意亦在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可以各显其能，但田野调查却是一种非常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好处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体验和领悟，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客体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的内容。其次，田野调查可以得到更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原始资料和口碑资料。年鉴派学人不仅从理论上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大大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强调说：

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3]（P6～7）

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就特别注意田野调查，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组织助手在福建农村进行过大量调查，地方文献、口述资料、地契碑刻、历史遗存等大量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想，吴承明先生讲，经济史学者应"依靠社会学家的成果"，似亦蕴含此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拙见，欢迎识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10.

[3]勒高夫.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72.

[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7.

[6]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51.

[7]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别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

[8]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庆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42.

篇6

关键词:经济史；教学；思考

经济史是人类在一定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的某个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在教育部的规定中，将经济史课程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通过对经济史的学习以及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的考察，可以为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更好地探究经济发展规律提供历史学的方法，拓展其思路，也可以为其它应用学科的学习提供大量的经验和资料，对构建经济学学生的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经济史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它不仅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交叉，还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目前，经济史学科的设置存在两种体系，经济院系与历史院系都可以设置和教授经济史课程。但由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与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对问题的研究方法、视角等有所不同，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以及研究结果的表现也存在着差异。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史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对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对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实际上，经济史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仅仅用经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仅仅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两种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缺一不可。

1．与经济学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理论就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而任何的经济理论也离不开大量历史事实的验证。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诺斯曾指出：被认为是约束演进理论的经济史，不仅能解释过去的经济绩效，而且为现代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绩效的日臻完备的框架‘P236)。

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某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探讨其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经济关系，并探索经济、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而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的经济学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经济行为的学科。从研究对象上来讲，经济史与经济学大致相同。经济学研究中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是其两种基本的分析方法，而经济史可以看作是实证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史为现实经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事实，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其区别于西方的特色，因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亟需中国经验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而经济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特点也在于经济史是运用经济理论去阐明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具体作用。具体而言，是利用经济理论来考察历史上的经济活动，总结经验教训，供人们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时借鉴和利用。

2．与历史学的关系

经济史与历史学的关系也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经济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两者的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比如两者都是考察以往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经济的发展轨迹等；在叙述方法上，两者都重视时序性，“用史料说话”的分析方法也是一致的。当然，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的任务不同，经济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通过对经济理论的不断证实和证伪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但这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却并非重点。再者，经济史需要在史学家的人性判断中，加入“经济人”的假设，因而两者研究的观念不同。此外，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有差异，经济史在研究中一方面运用史学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借用经济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创新理论等和经济分析工具如数学模型、经济图表等来展开分析。

二、经济史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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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理论研究

【关 键 词】经济史/理论经济学/现代化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2)03-0068-06

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抽象，将中国经济史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由使学生了解经济发展过程，变为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经济工作经验和经济理论与历史理论，是我在面向21世纪中国经济史课程改革建议中的三个目标之一。

一、经济史学是理论学科

经济史学教材之所以要加强理论分析，是根据以下三种情况：

（一）经济史学科的性质与学生的要求。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知道本国经济国情，包括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规律、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的水平与阶段，它的历史方位，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而提出过的各种理论和方案，等等。要使学生深刻地掌握这些问题，教材必须给予理论的回答，即对一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成果凝聚成理论观点，以便于学生接受它们，并具有启发性。

经济史教材必须具有启发性，而不能限于告诉学生中国近现代时期里经济领域发生了哪些事实。教材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有关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经验、方案的理论，而且要使他们知道，要用什么理论和怎样运用这些理论去分析史实与过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使他们从这个分析过程中学到经济理论、历史理论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启发他们的理论思考和运用理论分析具体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理论性是经济史教材应有的特色。

任何一本经济史教材，它的首要任务是将历史过程事实叙述清楚。历史过程是进行理论概括的依据。学生对仅介绍史实的教材有意见。他们需要知道史实，也需要知道用以分析史实的理论和从分析史实中得出的理论。为了满足学生的这种要求，本书在叙述史实过程中，采用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对史实作理论分析。在每章的末尾设“结语”，概括该章的理论观点，在每个历史大阶段后设立专章或专节，对相关的经济形态作理论分析。

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直接目的，是分析历史过程，探索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以说明现在，启示未来。没有理论分析和理论结论，达不到此目的。认为经济史学科就是讲史实的，是一门没有理论的学科，这是一种偏见。它的形成，与一些人对真正的经济史不了解有关。事实是，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来源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2](P37)经济学史证明，不仅是马克思的全部理论，而且是所有含有真理成分的经济理论，无一不是研究经济史与经济现阶段状况的结果。现状转瞬即是历史。故理论出自历史。历史出科学。经济史学担负着出经济理论的任务。

（二）教学改革的要求。当前，高等学校有关专业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的情况是：开设一门“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的，讲一个学期，每周4课时或3课时；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的，各讲一个学期，每周3课时或2课时。采用本教材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从开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来说，是精减了一门课，但内容上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了。比“中国近代经济史”课增加了1949年以后的经济历史，比原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两门课程增加了港、澳、台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史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史，增加了大陆1979年或1984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史。教学改革要求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时间，以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因而必须精减课程与课时。故教学时间不可能增加，且有可能减少。教学内容增加与教学时间减少的这种情况，要求教学内容与教材内容少而精。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色彩，将大量史实与过程提炼为理论，这是达到少而精目的的办法。

（三）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走自己的路。这需要有从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成败得失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发展理论作指导。100多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理论的落后，中国长期没有摆脱搬用外国经济理论来指导本国经济发展的窘境。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理论经历了多个阶段。向西方国家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但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主体部分未获成功。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也有教训。1958～1978年经济处于基本停滞和徘徊状况，就是与所学的经济理论有关。鉴于这种经验教训，1984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宣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邓小平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既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准备。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已有300余年的历史，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比较充分，其中的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原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其中，有许多东西必然不合中国的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寻求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学习西方经济学，吸收外国的经验；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从中国经济的历史事实出发，总结中国的经验，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建立中国经济学。这后一个方面是基础。因为，学得的外国经济理论是用于中国，必须与中国的经验相结合；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必须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这种理论只能从自己的历史中抽象出来，从本国经验中抽象出来，并系统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学。

二、分析理论举例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尽可能地吸取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凝聚了作者50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所形成的部分观点，并使之系统化。它是一本专著性教材。因此，对某些理论观点需要作点介绍。

作者在加强理论分析上所作的努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分析经济史实的理论，二是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的理论概括。在分析理论中，有用于某章某节某个专门问题的，有贯穿于全书的。后者对理解本教材的内容与结构颇为重要。现略举数例如下。

（一）经济现代化两个主要层次理论。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两个主要层次，市场化是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理论。这个理论既与通行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工业化”不同，也与“现代化就是市场化”有区别。本书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对经济现代化内含的新解释，和用这种认识分析经济现象，给本书带来一些新的观点。例如，用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的理论观察经济变化，就会发现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商品生产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制度的统一与废两改元，地租与财政收支的货币化等等，都是经济现代化在前进的表现；就会发现在1842年之前，中国经济已存在经济现代化的因素（萌芽），在向经济现代化方向前进，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门槛，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基础与动力；就会发现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发展、进步、上升，而不是如某些书所描绘的破产、进一步破产、崩溃或倒退、落后、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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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史学，尤其是近现代经济史学研究，多样化发展趋向日益明显，《中国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等杂志有关综述中对此都有所总结。笔者认为，经济史学多样化发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表现：?

(一)研究手段多元化?

这首先表现在使用史料的种类有较大拓展。以往偏重于使用官书、政书、文集、地方志、年鉴及其他工具书等图书史料，这二三十年代来经济史学研究不仅发掘了更多的图书类史料，而且也越来越多地运用档案、碑刻、文契、宗族谱谍、广告、各种调查和统计等非图书类文字史料；所用文种除中国原有的汉、满、蒙等文字外，又增加英、日、俄、法、德等文字。"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犊、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使研究增添了活力和动力。现代仍然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丰富而生动的资料，如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利用。"[1]口述史料也越来越多地变成文字，被人们运用。近年来，有的学者又提出除了文字史料外，还要重视旧照片、旧图画等图像史料的运用。?

与此同时，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也趋向多元化，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人口学、地理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引用，使经济史研究扩大了内涵，提高了理论研究水平。中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吴承明先生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对文献学、考据学、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地区经济和周期论、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等经济史研究方法作了评介。[2]他认为研究经济史应根据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取不同方法；方法论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没有高下、优劣之别。吴承明有关方法的见解，在经济史学界，特别是在中青年经济史学工作者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前中国大陆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着重于批判封建主义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批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等。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人员思想逐步解放，视野日益扩大，因而中国经济史学，尤其是近现代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十分明显：先前研究较多的一些课题如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土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等，探讨继续深入，发掘了一些新资料，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通讯业、财政、货币金融、民族市场、城市经济史、地区经济史、人物评传等，研究论著大大增多，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例如，在货币金融史方面，既有从宏观上考察中国货币金融史、金融业管理、外资在华金融势力等方面的研究论著发表，又有从微观上剖析一些近代著名银行及其他金融企业的专著出版；在城市经济史方面，

有关近代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经济史的专著在1990年代接连问世。过去几乎是研究空白的中国企业制度演变、人口经济、华侨投资、房地产业、国际收支、市镇经济史、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等方面的课题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这方面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更加侧重于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或者给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有关问题以历史的透视，例如上海的经济史学者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加强了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市场发育、企业发展和公司制度历史演变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造成较大的反响；厦门大学的杨国桢教授则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倡议开展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些中青年学者响应这一倡议，经数年努力，已经出版了有关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一系列新论著。这样以强烈的现实感和新视野来研究经济史，将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给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二、跨代专题研究与注重历史连续性?

与""前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重视阶级斗争对经济生活影响的状况相适应，过去经济史研究中往往重视一些事件，尤其是改朝换代，对经济的影响；强调这些事件所引起的"断裂或转变"，即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重视断代史研究。随着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拓展，这种状况逐渐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有一个"时滞"，因此到了世纪之交时，在中国经济史学多样化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日益明显，打破断代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可以说，20世纪里断代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重点，而在21世纪里这一重点将转移到跨代专题研究上来。与之相适应，研究者们也日益注重有关历史连续性的研究。?

(一)从断代史研究向跨代专题研究的重点转移?

每个学科的发展在各个时期各有不同的重点。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科有重大发展，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本国历史上各个断代都集中了一批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出了一大批断代史研究成果。与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可以说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重点是断代史研究。中国历史悠久，新史学初兴阶段需要先把各个断代历史理出个头绪，同时按断代收集史料也较为方便，因而20世纪中国史学在断代史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并也给20世纪后半叶国内教学和科研机构的设置以及学会组织等打下了浓重的断代史痕迹。?但是，随着学科的继续发展，到20世纪末时断代史研究的局限也日益明显。过于强调断代史研究，容易割裂事物的前后联系，容易束缚研究者的视野。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就出现了研究各断代经济史的学者分别强调所研究朝代经济的发展，而为此贬低以前朝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

按照布罗代尔等人的观点，历史发展是在多元时间体系中进行的，一般可分为短、中、长三种时段，分别受快、中、慢三类变量的作用，将三种时段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显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就中国史学发展状况和走向来说，在新世纪里需要加强打破断代的长时段专题研究，这一点对于经济史研究尤其重要。经济史研究主要构成，不是着重于快变量研究的事件史，而是着重于慢变量、中变量研究的形态史、结构史。毋庸讳言，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尤其是改朝换代、变法改制等都对经济影响很大，甚至一个诏令的颁布，一个条约的签订都可成为划分经济史发展阶段的标志。但是过于强调这些事件对经济的影响，就会忽略原有经济结构、文化与科技、社会组织、地理环境及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作用，犹如考察江水流动仅注意风和潮汐对江面波浪的作用而忽略地球转动、地质构造、流域面积与降雨量等因素对江水流动的深层次作用一样。《中国经济史研究》前主编李根蟠教授提出，研究经济史不仅要重视"横观"，更应当重视"纵观"，注意考察各类经济关系中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认识其来龙去脉以及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点与原因等。他认为经济史研究应注重中长时段的考察，"经济史若局限于一个断代，往往看不清来龙去脉和长期趋势"。[3]?

在世纪之交时，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者们已经开始关注传统经济的近代化过程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间历史的连续性，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时段研究。这一期间，跨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大致可从中国经济史学会几次年会的主题[4]这几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合作，围绕"传统经济与近（现）代化"这一主题，召开了有关"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等一系列小型讨论会，这些会上所讨论的问题都反映了注重跨代长时段研究这一趋向。进入21世纪后最初几年的迹象表明，这一趋向在新世纪里会进一步加强。断代史研究与跨代长时段研究相互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合乎逻辑的发展。可以说，在21世纪里断代经济史研究仍将继续有所发展，而打通断代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在前者发展的基础上会有更快的发展，很有可能后来居上成为新世纪经济史研究的重点。

?(二)贯通古今的长时段专题研究与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断层的填补?

在跨代经济史专题研究中，贯通古今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意义更大，其发展可能也比较快。在新世纪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继续深化，以及进一步对外开放，现实经济中也不断出现许多重大经济问题，例如，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发展前景，国内保险、通讯、证券、汇兑等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机制，金融体制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等等，将对经济史研究提出众多的新要求，也将带动诸如历代"三农"史，城乡经济往来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近现代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历届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财政及金融制度关系史，企业制度和工商组织史、各个时期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贯通古今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在新的形势下，一些学者已提出要回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研究理路上来。?

要进行贯通古今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原先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断层就必须要填补。所幸的是，共和国经济史研究从1990年代以来进展很快，尤其是在50周年国庆前后，出版了一大批共和国经济史研究专著，有关的数量则更多。共和国经济史料整理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其中重要者首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的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成果，收录汇编的资料出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档案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国家建设委员会、财政部、贸易部、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经济主管部门的档案资料。这些材料在几十年前绝大部分属于绝密、机密文件。它们对于全面总结新中国建立后有关经济决策和经济运行的历史经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必将为今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厚实基础。可以说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拓荒"时期已经基本结束，新世纪里这方面的研究将会有更大发展。?

(三)注重历史连续性的研究取向?

开展贯通古今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来看，就是要注重历史连续性的研究。太史公"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观，就是要反对割断历史，提倡对历史连续性的研究。马克思在论历史时也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每一代必须接受前一代留下来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历史上形成的关系"[5]。只能继承下来进行改造。注重历史连续性的研究，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也是对"历史"[6] 概念更为深入本质的认识。

?与以往强化断代史研究的状况相适应，前一阶段国内一些学者看待"历史"，往往片面地强调它的不连续性，强调"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例如，一位资深史学理论专家就这样解释："历者过也，史者事也，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7]实际上，历史是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统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联系的统一。例如，生活在寒武纪早期的海口虫虽然现在已成为化石，但是它的头及脊椎等中枢构造特征，一直演化留存下来，至今仍留在所有人及其他脊椎动物的体内，而且还将留存下去；又如，人类社会的社会分工，过去早已进行，现在和将来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上述关于"历史"的解释，最好改为："历者经历也"，既有过去经历的含义，也有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的含义。这样，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历史"的本质特征，有助于强调对于历史连续性的研究。?

以往大陆学者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变革，强调一些事件所引起的"转变"作用，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过去西方国家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所宣扬的"冲击-反应模式"，强调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之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停滞与落后等，也是在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而吴承明先生等人过去对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最近十几年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们对中国明清至民国时期、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经济所进行的新探讨等，则突出反映了注重历史连续性研究的趋向。?

对"经济史"概念的理解，应当突破"过去发生的经济事情"这一认识的束缚，理解为"较长时段经济发展的过程"会更确切些。即使研究者出于工作需要，研究对象时限暂限于某一断代，心中也应有"通古今之变"这一全局。在世纪之交时，不少经济史研究者认识到研究工作应当注重古为今用，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更加侧重于对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有关问题以历史的透视。例如，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进行商会改革，建立和改进各类工商同业组织，已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近代曾经在各市县广泛成立了商会及各种工商同业组织，它们按照当时政府颁布的有关法令办事，充当了政府与企业间的中介人，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对于近代商会及各类工商组织的研究，可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因此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近代商会及各类工商组织的研究出现高潮，国内有关近代商会及各类工商组织的论著不断发表。?又如，国内一些学者打破断代界限，就有关中国历史上财政、金融、市场发展等专题进行合作研究，其研究成果将以《中国金融通史》、《中国财政通史》、《中国市场通史》等形式在21世纪初相继问世。这些都反映了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史学界注重历史连续性研究的取向。?

三、经济史研究应打好基础，迎接新发展?

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中国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关注当前的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诸如有关各类市场史与经济运行机制发展过程的研究，传统经济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中外经济关系与民族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的研究、中国企业发展与企业制度演变史的研究等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对经济史研究

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注重历史连续性研究也需要不断创新，而经济史研究为此也需要打好基础，以迎接今后新的更大发展。本文在这里主要讨论以下有关问题：?

(一)关于经济史计量分析方法?

计量方法是史学现代化的有力工具。它可以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电脑技术来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关系。它要求定性分析要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它可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以尽量避免随意性定性判断，它还可以揭示多种变量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经济事物发展变化趋势，可以使人们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于特别是经济史领域深入进行历史连续性研究有重要作用。?

1980年代中国史学界不少人曾一再鼓吹学习西方计量史学方法，开展中国计量史学研究，但是近20年过去了，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进展不大，成绩较好者可能还是要数经济史领域。1980年代以来，吴承明先生曾多次强调了经济史研究中计量方法的重要性，他希望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8]吴老还身体力行，

带领一批经济史专家对近代中国工农交商等各部门的收入、各类资本在不同时期的增长、国内市场的变化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这些分析使人对近代中国经济史上主要数量关系有了较为清晰而深入的了解。例如，在论及清代国内市场发展时，同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史室的学者新近出版的两本书，一本论述了清末市场上度量衡混乱等流通"梗阻"（实际上有些"梗阻"是从清前期延续下来的），并指出中国货物由内地运至通商口岸的百里路程运费往往高出出口后万里海运的运费[9]，较为强调了当时市场不发展的一面；而另一本则较为强调了清前期国内市场发展的一面[10]。不同的作者观察问题的视角不一样，如果没有定量分析帮助进行历史纵向比较，读了上述两本书后容易使人得出清后期国内市场发展不如清前期的印象。读者如果要想了解从清前期到近代国内市场发展总的过程，必须借助于有关定量分析。所幸的是，吴承明等学者对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在广泛考证了各种资料后指出，粮食、茶叶、蚕茧、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1840-1894年年均增长率不足1?3％，但比起鸦片战争前已大大加速，1895-192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6％，1920-1936年间约为1?8％，他们又用海关的土产埠际贸易统计和历年厘金收入、常关税等还原法估算1870、 1890、1908、1920、 1936年五个基期市场商品总值（包括进口货）分别约为10?4、11?7、23?0、66?1、120?2亿两（规元），五个基期之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0％、1?14％、6?28％、2?89％。[11]这些数据使人对中国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状况有了大致清楚的了解。可以说，计量方法已是经济史研究，特别是有关历史连续性的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尽管计量方法也有它的局限，必须与其他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但是对计量方法越来越重视，已成为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趋势。许多研究者对于过去那种笼统的定性叙述已感到不满意，尽可能收集资料作定量分析，在关于历代亩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货币需求数量、物价变动、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国际收支、对外贸易条件、中国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变动因素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在新世纪，这方面的探索将会取得更大成果。?

(二)关于中国长期经济统计?

与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相比，在经济史计量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仍有很大差距。不用说外国学者对各自本国经济史的研究了，即使就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来说，近几年日本学者、欧美学者都在对中国长期经济统计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的工作已经走到了中国本国经济史研究者的前面。从1995年夏季开始，日本政府文部省以一桥大学的研究团队为核心，组织有关亚洲（包括中国）长期经济统计的研究（简称"COE"项目）。其最终成果既准备出书，又打算上国际互联网。这一大项目完成后，将在世界经济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一丰碑，对推动亚洲经济学的发展也会起到很大作用。在欧洲，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资深研究员、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所著《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对中国19、20两个世纪经济增长情况作了长时段的分析，并将中国与日本、美国、俄国、印度及欧洲等进行了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都希望通过对中国跨代历史资料的整理利用，来把握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

?从科研角度，站在客观立场上，用科学的方法，对历届政府及其他组织编制的各类经济统计及其所用方法、资料来源等进行审慎考证，并收集其他方面资料进行对照和补充等，整理编制较为全面系统的长期（一般在百年以上）经济统计，是一项多学科结合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它对于更好地认识国情、对于制定宏观发展战略、对于发展经济学科及深化经济史研究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对以往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得失进行系统总结，借鉴好的成果与方法，下大功夫对中国数百年来经济统计资料进行搜集、考证、整理及分析，并适当进行国际比较，做成《中国长期经济统计分析》丛书。?

笔者设想中的这一丛书，研究对象主要是从19世纪（视资料情况可适当向前延伸）至20世纪末中国（大陆）各类经济统计资料，拟分《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矿业（上）》、《矿业（下）》、《工业（上）》、《工业（下）》、《农业（上）》、《农业（下）》，《交通通讯业（上）》、《交通通讯业（下）》、《商业及其他服务业（上）》、《商业及其他服务业（下）》、《物价（上）》、《物价（下）》、《人口和劳动力》、《资本形成》、《储蓄和通货》、《综合》等卷。其中，"农业"指大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和养殖业；"工业"包括建筑业等；（上）（下）时间划分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分类，是否要将诸如能源工业、轻纺工业等另行分卷，以后可以再讨论）?

各卷在经最大可能搜求以往有关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来源、统计方法等进行认真细致地考证，去伪存真，并根据新搜集的其他资料进行补充和修正，整理编制成系列统计表；然后在新的经整理修正过的统计表基础上进行各阶段增长分析、结构分析等，并进一步讨论所研究行业或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等[12]。?《综合》卷是在前面讨论基础上，整理GDP、人均GDP、GNP、人均GNP、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等综合性指标，并进行分历史阶段、分地区的考察，再作国际比较研究。

?(三)关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数据库?

中国古代有着"左图右书"进行研究的良好学术传统。当代，这一学术传统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例如，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的P.Bol （包弼德）教授、澳大利亚格里菲思大学空间信息网络中心主任L.W.Crissman（库里枢）教授等，近年来利用电子地图技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为中国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也与他们合作，已初步开发建成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库（简称CHGIS）。我们应借鉴他们的方法和成果，在做《中国长期经济统计分析》丛书的同时，利用收集整理好的历史统计资料和电子地图技术，组建中国经济历史地理数据库。例如，在做《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卷的同时，可以先将近现代各年（每年各做一套文件）各口岸进口、出口商品量、值等在电子地图上标出。等以后《物价》卷做好后，可以再根据各地物价变动的回归相关分析，将各口岸有关年份的大致腹地范围等在电子地图上标出。在做《矿业》卷的时候，也可以将各年各地探明矿藏种类、数量、各年各矿产量标在电子地图上。其他诸如做《工业》、《农业》、《交通通讯业》、《物价》、《人口和劳动力》等各卷时，可以放入电子地图内的数据种类是很多的。我们还可以将中国地形电子地图技术与历史上各地有关灾害的记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辨别历史记载的真伪，总结各种灾害的变化趋势等。电子地图技术应该成为新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的重要手段。?

这一套丛书和这一数据库，可以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计量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提供新的研究手段，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两项基础工程。它们对中国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都属于顾炎武所说"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研究项目，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两项基础工程。

[1]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

[2]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章节。

[3] 李根蟠：《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应在继承中发展》，2002年"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讨会论文。

[4] 1996年武夷山会议主要讨论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与市场，以及向现代化过渡等问题，1998年上海会议主要讨论城市发展与市场发育等，2000年武当山会议主要讨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等，2002年太原会议主要讨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机制演变历史等问题。看出。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51页。

[6] 这里仅指"历史1"，即客观的历史，或曰"历史本体"，没有"历史学"的含义在内。

[7]吴泽：《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8]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章节。

[9]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10]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中），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11]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王水：《评珀金斯关于中国国内贸易量的估计--兼论20世纪初国内市场商品量》，《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许涤新、吴承明等上引书第二、三卷有关章节；吴承明：《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篇9

据我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日本《国家学会杂志》上先后发表了高桥作卫《王安石财政政策》1890年、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年、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年等；中国的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1896年、《[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年等。进入20世纪以后，作为本学科先驱者的梁启超，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同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中，提出“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接下来，陈焕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观点提问，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较早露头角的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1）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发端的中心时期(2)，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在这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大量问世，同时在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如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3)又如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就是作为大学教本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4)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再如侯外庐自述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5)据上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已普遍开设。

当时，在西方的学者则主要进行典籍如《盐铁论》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书，似乎直到1936年才有S.Y.李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大纲》，这在J.A.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本编的计划”中提到，同时也提到了陈书，但认为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又说“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观，何况其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这比后来美国人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6）已是进步了。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是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年）、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年）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年）等专著的问世。尤值重视的是，田岛锦治先生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专著即后学整理汇编之讲义。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或经济史学等学科之中。不过，其后学本庄荣治郎等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的开拓者。

这一时期国人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陆续问世，主要如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年）、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年初版）、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年）、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年）、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年初版）、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年初版）、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年）、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年初版）、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年初版）、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年）、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年）等等，这在此前未见；1949年以前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问世的。(7)

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其自序为学目的是“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 “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的努力。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8)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9)

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西方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10）。日本著名经济史家泷本诚一1931年出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11）当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唐庆增本人即是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的。那时，国人不满足仅仅“引进”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创始的重要基础。（12）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此研究的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而非历史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我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研究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振兴中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收集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但到3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破坏等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前期的系统性代表成果（发展后期的代表就是《通史》），就是胡寄窗先生的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3卷本，从1962年至1981年出齐，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1984年另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出版。此外，1964至1966年间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3卷本陆续出版，作为高校的授课教材（此后多次再版）。与此配套的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3卷本，因“”而停顿，到1982年才面世。“”后系统性的著作如叶世昌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也是3卷本，同样作为高校教材自1978年至1983年出齐，研究时段拓展至“”前（此书近年也在修订再版）。到此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很大发展，成果中专题性、类别性、断代性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资料的发掘也有很大发展，如巫宝三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从先秦至明清共分5卷先后出版，配套的系列专著已出版“先秦卷”70余万字，其余待续。另外许多成果问世，汇聚而成1980至9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后期的高峰。（13）

更为重要的是，多所大学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本科教育以外，从60年代起北京大学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到70年代末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最早设有博士学位的学科点之一。全国有4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学术堡垒”，即以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为主要学科带头人的学科点，他们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全国四大博士点的开山人（胡、巫两位均以九旬有余的高龄回归道山）。1980年代即已培养出了一批本学科最早的硕士和博士，此后更有大发展。近年，在教育系统中国经济思想史又与外国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合并为经济思想史，成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多所大学具有经济思想史博士点。

上述四个学科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又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复旦大学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个人专史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贯通。

透过本学科长年的研究历程和学理分析，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以抽象概括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也要求“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中国学”（亦称“汉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对“中国学”有着特殊意义。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在世界经济史学中独具优势，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跨学科性质，且更年轻、更有理论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或文化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是颇受广泛重视的问题），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将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总结和提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基础性质，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并有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作用。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代化发展起著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上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奠定理论基础，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和经验借鉴。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约80年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也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而中华文明的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之长，不仅有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价值，而且有着诸多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以作用于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14）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努力；尽管基础研究工作在现今确有很大压力，但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将越来越得到证实。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色与发展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

注释：

（1）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2）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等。

(3)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4)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6)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巫宝三、胡寄窗、赵靖等人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成果予以有力回击，《通史》就是最好的证据。

(7)据我统计解放前相关论文约五百余篇，多为1925年以后问世。

(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赵序》、《李序》。

(9)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第362页。

（1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11）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应当说明，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12）据我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等。此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及中国人的自着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英文版“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篇10

据我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日本《国家学会杂志》上先后发表了高桥作卫《王安石财政政策》1890年、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年、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年等；中国的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1896年、《[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年等。进入20世纪以后，作为本学科先驱者的梁启超，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同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中，提出“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接下来，陈焕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观点提问，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较早露头角的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1）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发端的中心时期(2)，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在这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大量问世，同时在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如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3)又如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就是作为大学教本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4)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再如侯外庐自述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5)据上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已普遍开设。

当时，在西方的学者则主要进行典籍如《盐铁论》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书，似乎直到1936年才有S.Y.李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大纲》，这在J.A.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本编的计划”中提到，同时也提到了陈书，但认为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又说“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观，何况其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这比后来美国人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6）已是进步了。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是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年）、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年）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年）等专著的问世。尤值重视的是，田岛锦治先生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专著即后学整理汇编之讲义。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或经济史学等学科之中。不过，其后学本庄荣治郎等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的开拓者。

这一时期国人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陆续问世，主要如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年）、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年初版）、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年）、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年）、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年初版）、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年初版）、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年）、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年初版）、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年初版）、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年）、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年）等等，这在此前未见；1949年以前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问世的。(7)

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其自序为学目的是“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 “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的努力。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8)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9)

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西方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10）。日本著名经济史家泷本诚一1931年出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11）当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唐庆增本人即是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的。那时，国人不满足仅仅“引进”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创始的重要基础。（12）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此研究的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而非历史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我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研究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振兴中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收集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但到3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破坏等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前期的系统性代表成果（发展后期的代表就是《通史》），就是胡寄窗先生的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3卷本，从1962年至1981年出齐，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1984年另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出版。此外，1964至1966年间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3卷本陆续出版，作为高校的授课教材（此后多次再版）。与此配套的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3卷本，因“文革”而停顿，到1982年才面世。“文革”后系统性的著作如叶世昌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也是3卷本，同样作为高校教材自1978年至1983年出齐，研究时段拓展至“五四运动”前（此书近年也在修订再版）。到此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很大发展，成果中专题性、类别性、断代性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资料的发掘也有很大发展，如巫宝三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从先秦至明清共分5卷先后出版，配套的系列专著已出版“先秦卷”70余万字，其余待续。另外许多成果问世，汇聚而成1980至9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后期的高峰。（13）

更为重要的是，多所大学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本科教育以外，从60年代起北京大学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到70年代末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最早设有博士学位的学科点之一。全国有4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学术堡垒”，即以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为主要学科带头人的学科点，他们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全国四大博士点的开山人（胡、巫两位均以九旬有余的高龄回归道山）。1980年代即已培养出了一批本学科最早的硕士和博士，此后更有大发展。近年，在教育系统中国经济思想史又与外国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合并为经济思想史，成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多所大学具有经济思想史博士点。

上述四个学科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又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复旦大学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个人专史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贯通。

透过本学科长年的研究历程和学理分析，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以抽象概括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也要求“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中国学”（亦称“汉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对“中国学”有着特殊意义。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在世界经济史学中独具优势，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跨学科性质，且更年轻、更有理论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或文化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是颇受广泛重视的问题），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将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总结和提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基础性质，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并有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作用。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代化发展起著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上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奠定理论基础，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和经验借鉴。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约80年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也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而中华文明的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之长，不仅有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价值，而且有着诸多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以作用于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14）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努力；尽管基础研究工作在现今确有很大压力，但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将越来越得到证实。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色与发展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

注释：

（1）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2）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等。

(3)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4)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6)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巫宝三、胡寄窗、赵靖等人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成果予以有力回击，《通史》就是最好的证据。

(7)据我统计解放前相关论文约五百余篇，多为1925年以后问世。

(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赵序》、《李序》。

(9)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第362页。

（1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11）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应当说明，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12）据我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等。此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及中国人的自着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英文版“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篇11

今天的中国，就是通过自身的国情来进行经济的发展，我国根据自身的国情提出了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的政策，经过了不断的努力、通过了解放、注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都是促进我国经济在这些年来不断飞跃的根本原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外，我们坚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方针，这样的方针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对内，我们通过努力建立、完善“健全社会保障“的体系，以“时刻关注民生”为导向，国内的社会秩序不仅得到了改善，还保证了我国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开始以经济的建设为中心，经济学这门学科也逐渐的受到了重视，成为了一门显学。但对于经济史来说，它只是一门介于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真实的经济现象。另外它还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学性质，因为它的研究是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来的。

“经济、经济史、经济学”这三个概念的区分是学好经济史的前提、基础。经济史是以经验的归纳法和历史的分析法来对人类的活动以及历史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的社会生产的发生、发展以及演变的规律。对于它的研究不但可以有效的提高自身修养，还能激发人们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经济史和经济学这两门学问是相得益彰的，经济史的学习可以有效的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一种不一样的视角，经济史的内容中有着反对脱离事实的抽象，这有助于让经济学真正回归到社会科学这一类来。现在很多经济分析中犯下的错误，说着是因为其他条件的欠缺而导致，但视乎大多数都是因为缺乏历史的知识、经验，经济史的研究可以有效的给经济学的研究提供有效的、已经合格的资料。

篇12

【摘 要 题】经济思想史

【关 键 词】中国经济思想史

【 正 文】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学科建设也必然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任务。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在迈入新世纪之际，也必然面临着新历史条件下的新，面临着时代赋予学科建设的新使命。

一、回顾：从草创起步到初步繁荣

自梁启超1902年提出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设想开始，屈指算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至今已走过了约一个世纪的历程。大体说来，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经历了从草创起步到建立基业再到初步繁荣这样三个大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近50年左右时间大体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草创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梁启超是先驱者，有首倡之功；甘乃光最先于1924年发表以中国经济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先秦经济思想史》，有开创之举；唐庆增于1936年出版其具有性和代表性的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先秦部分），有集大成之劳。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大体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基业的阶段。这一阶段最为活跃的是60年代。胡寄窗先生的代表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分别出版于1962、1963年，下册完成于1965年。赵靖、易梦虹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于1964-1966年分三册出版。这两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总结了我国先秦以迄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经济思想，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基业得以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步入初步繁荣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不仅胡寄窗、巫宝三、赵靖、陈绍闻、侯厚吉、马伯煌、李守庸、叶世昌等一大批老专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大显身手，而且像吴申元、谈敏、王毅武、郑学益、叶坦、唐任伍、韦苇、赵晓雷、钟祥财等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也极为活跃。这一阶段，出版了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中、下册）、侯厚吉和吴其敬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一、二、三册）、马伯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全六卷，已出4卷）等一大批颇有份量和水平的著作。不少人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断代、专题、比较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兴旺景象。

回顾已经过去的一个世纪，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其学科建设的宏伟基业已经建立，正在朝着更加成熟、更为高远的目标向前迈进。

二、对象：从厚古薄今到融通古今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从过去的情况看，在本学科草创起步时，学者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主要局限在先秦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也仍然偏重于古代，即令近代的研究也只限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内至今还没有一部通史性著作将研究的下限延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这表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厚古薄今”倾向。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当要以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为对象；但应该指出，远离今天的历史是“历史”，离今天很近的历史也是“历史”。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历史也在不断向后延伸，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时间范围理所当然也应不断向后推移，也就是说，它的研究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跟踪”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如果说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围的重点在古代和近代的说，那么，新世纪研究的主要范围则将会转向、当代。这是因为古代和近代部分的研究经过前几辈人的艰辛努力，已有大量成果问世，后继者一时很难取得更多的突破性成果；而现代、当代部分的研究则因过去涉猎不多，故后继者们还大有用武之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现代、当代内容的研究将会因为它们对我国今后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意义而越来越显得重要与突出。同时，对历史事件的总结也决不允许拖得过久，属于当代人完成的任务理应由当代人来完成，把理应由当代人完成的任务作为历史悬案留给后人总不是学科研究者们所应持有的态度。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今”的研究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范围内的一大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尚需进一步指出的是，是具有延续性的连惯性的，我们决不可割断历史，而应融会贯通加以。思想史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产生的历史，只有融通古今进行系统研究才能真实、地揭示其历史演变过程，探讨其发展变化。因而，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要延续至“今”，而且要融通古今，这将是新世纪赋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者的一大新的历史使命。

三、任务：从偏重展示到经世致用

作为一门学科，它必须以揭示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为己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揭示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运动规律。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在挖掘、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展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与精神风貌方面做了大量艰辛的基础研究工作。在迈入新世纪之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不仅应在整理、挖掘经济思想遗产内涵等基础研究方面继续下功夫，而且还应把传统与现实联结起来，追踪热点，将本学科发展任务的重点从展示遗产内容转向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增强其“经世致用”的感与使命感。结合当前情况，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应从以下两大方面强化、拓展其经世致用的功能或作用：

l.为主义化经济建设实践提供历史借鉴。在这方面，无论老一辈学者还是中青年研究者都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批开创性的成果，诸如中国经济管理思想、中国管理思想、中国市场经济思想、中国利用外资思想等方面的有关研究成果即属此列。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进一步拓宽、拓深服务现实的领域、范围以及参与服务现实的程度。从当前情况来看，我们觉得有如下一些思想可进一步深入进行挖掘：如中国历史上的富国富民思想、产业结构思想、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思想、对外开放思想、区域开发思想、经济伦理思想、工商经营管理思想、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思想、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思想、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思想等。

2.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养分。任何一门学说或理论的创建，都存在着一个思想渊源的传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除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吸纳、借鉴西方经济学说的科学养分之外，还必须充分吸取中国历史上固有经济思想的有益成分，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路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诸多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建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养分。

四、：从规范到多元探讨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但应该承认，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于注重规范分析，使用的研究方法手段较为单一，和制约了学科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地增多和创新。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内，研究方法也开始由原来较为单一的规范分析转向多元探讨的研究格局。面临新世纪的挑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在下述几个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1.注重知识积累，积极开展学科间的交融与渗透，不断提高学科研究水平。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边缘交叉性学科，它既需要具备经济学科知识，又需要具备历史学科知识；既需要具备经济理论知识，又需要具备实际经济知识；既需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又需要具备西方经济学知识；既需要具备定性分析知识，又需要具备定量分析知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者必须掌握多种知识和方法，不断进行知识积累，积极开展与相邻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学科间的交融与渗透，提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水平。

2.紧密结合现实，开展实证，保持学科的旺盛生命力。为了“跟踪”思想的发展现实，在研究上必须大胆进行创新，除通过图书馆、资料室搜集资料，和资料，进行规范研究和分析之外，还必须深入生动的经济实践中去调查、去访谈，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甚至通过同政府部门和的合作来进行专题研究，直接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服务。

3.拓宽学术视野，开展比较研究，确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地位。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勇敢地和外国经济思想进行比较和分析，在比较和分析中认清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发现优势与不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其间出现的许多，如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国有企业改革、特区经济等，从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可以说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课题，如果中国能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必将在当今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写下光彩夺目的新篇章。

4.运用技术，改进研究手段，提高学科研究效率。人类已进入信息社会，电脑、的已非常普遍，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广泛传播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应当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学术研究，并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等手段宣传、展示和交流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改变封闭、保守、僵化的研究现状。

五、关键：从坚守阵地到开拓创新

应该看到，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物欲横流波及各个领域的现代社会，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本来就相对“冷僻”的学科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以至不少颇具学科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专家在若干年前即发出了坚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阵地”的慨叹与号召。时至今日，面临新条件下的新问题，要完成新赋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新使命，仅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坚守阵地”上已远不足以对应时代挑战了。为今之计，唯一可行之举是走创新发展的路子。结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现状，我们认为应当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

1.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的创新。胡寄窗先生在80年代中期曾说过：“作为一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础知识，恐怕在各种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要求中要算是学科项目最多的”（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1986年3月），见《胡寄窗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789页。）。在今日信息发达、知识“爆炸”的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原有知识已远远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因而，在胡先生的论述后面，我们还应加上一句话，即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恐怕是最需要进行创新的。

篇13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Historical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1989)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1987)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规模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同时，计量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三、新制度经济史学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篇14

关键词：区域经济史研究方法徽州

吴承明曾经讲过：“我以为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虽然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史无定法”，但运用区域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各区域间在一定时空坐标中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可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热潮。以中国之大，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史的研究实属必经之路。

一、区域经济史学科的历史来源

区域经济史首先是史，这个问题吴承明先生在论述经济史的方法论中已经对经济史进行了合理的定位，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无疑要借助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对特定区域进行分析和考察。

区域经济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适应国际与各国内部地域分工的深化，并针对当时国家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从经济学与生产布局学中脱离出来的伊恩新兴学科。斯（H.O. Nourse）从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和空间组织来定义区域经济学，他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序，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高洪深总结的区域经济学为：“研究区域经济活动的组织和区际经济联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决策的科学。”从以上两种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强调一个地理的区位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地点感”。而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这里的“一定时空坐标”让我们感受到，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光强调区域经济学所重视的“地点感”，同时也特别强调了“时间序列”的概念。区域经济史终究是历史的一个分支，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时候需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的结构与变迁。

二、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日本的经济学家斯波义信讲过：“经济史研究之目的，是为了认识，第一，各个时代的人们能够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呢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第二，他们解决以上问题的方式有何变化或发展；第三，决定以上情况及其变化的原因何在；第四，上述情况及其变化，与社会的经济以外的人类活动有何关系，后者对前者有何反作用。”美国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也指出：“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傅衣凌先生也指出：“史学研究的功能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功能，即史学研究的发展可以推动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丰富和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二是社会功能，即史学研究通过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和哲理。对当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影响。”通过对历史长河中经济现象进行历史的分析，使我们对特定时期的历史现象能有更深的了解。由于历史进程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的不平衡性使得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成为必要。以中国社会为例，面积几乎与欧洲相等的广袤国土上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各个地区的人文社会情况又由于历史上本地区开发的先后、人口的迁徙、风俗习惯的差别等等因素而出现了千姿百态的面貌，只有分区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概况全国历史的总体。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得出结论更接近客观历史实际，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区域经济史在经济史的研究前提上添加了一个空间的限定，但这种限定却又不是研究范围的枷锁，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的经济历史，更要通过对区域与区域外的经济联系看到那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

三、以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经济史为例论述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一）、从宏观层面上看，用一种整体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史的研究

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仅要考察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历程，同时也要考察本区域外的经济发展对本区域的影响，以及一定时期整个社会历史大背景对该区域经济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普遍的现象，没有一个区域是脱离其他区域而单独存在的，一个区域也需要与外界进行商品的交换、资本和信贷的流通、技艺的传播、文化的交流等发面，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区域经济史的研究需要考察区域间的经济史以及在这个时期的社会大背景的经济史研究。因此，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而且，应该通过经济史的研究来解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们在研究任何具体课题时，都要把它置于社会历史运动的总体中进行考察，从总体的结构中把握其地位、价值和发展趋势。这种从总体中把握个体。就是要求在研究某一问题时，注意与其它问题的联系，同样在研究某一地区时，注意该地区与其它地区的联系，以及与全国，乃至世界历史总体的联系，要以一种系统的结构性的观点来认识所研究的地区。

徽州本地是它的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沿长江、运河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得江南，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了。徽州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徽学作为一项区域史的研究，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区域发展的历史透视整个中国，故徽州的经济史虽为区域经济史，但实质却仍然是整体史，记得在2010年11月16号安徽大学举办的“走向世界的徽学、敦煌学和藏学”的高端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会的栾成显先生讲过：“传统的历史，是以区域历史观为基础的。作为三大显学之一的徽学，虽有区域性质，但不应为地方学。”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会的卞利老师也进一步指出：“以徽州契约文书（约50万件）为基础，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商人、宗族、文化构成了徽州社会系统的三个子系统，但就全中国而言，徽州社会本身则又成了这一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与整体中国发生作用，与同为子系统的其他区域社会互动互补。王健对唐力行的《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先生并没有把徽州的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停留在整体观察阶段，而是进一步将自己的视野放大，把区域研究放到世界的大局中考察。“因此也便有了对徽州海商的研究，为‘倭寇’正名，并将其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联系了起来。作者认为由于明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出现衰退，因此很难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简单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以及由此引发的走子贸易的兴盛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发，徽州海商则为走私商人的典型代表。正是他们冲破了明王朝的禁令，顺应世界潮流，形成了海商、行商、坐贾紧密结合的海外贸易的三个环节，将当时的中国江南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大量供应丝绸、瓷器等商品，刺激了这些商品的生产，从中最早产生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就深刻地解释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生于明代嘉万年间的原因。”在傅衣凌研究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时，把徽商放在明代社会这一大背景下，从宏观上阐述了徽商在明代社会里所能发展的前途问题，指出“明代徽商资本在分解封建社会的过程上所起的作用，且产生有不少新的资本主义成分的萌芽因素，然终被这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紧紧地限制着，于是遂使得徽商资本的发展，一方面，受着古旧的老朽的生产方式的残存所压迫；另一方面，又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所苦，死者捉住生者，形成了徽商资本的一个基本特点。”

（二）、从微观层面上看，注意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加强区域的个案研究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

横向分析，既可理解为对一个问题的分析，要兼及与之相联系的其它相关问题，也可理解为在研究某一地区时，注意该地区与其他地域的联系。横向分析也是对某一课题的多侧面分析。历史客观实体既是错综复杂地联结在一起，从不同侧面作全面的分析，自当可以使各个问题互通、互补，从而更真实地重建或还原历史。

个案研究试制选择有代表行的社会历史现象、事件、人物或集团的个体进行典型分析，被研究的个体往往是同类事物的信息载体，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同类历史现象及整个社会历史的总体认识。如研究明清徽州地区的区域经济史就需要考察：第一，自然环境，顾炎武在《先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徽郡系界山谷，土田依原麓日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拥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饶河自宣城者，舰相接肩相摩也。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田即废为砂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这里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不适宜农耕，而人们又有掌握一门技艺或从事贩运业的背景，从而为徽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人文社会因素，包括文字、语言、风俗、习惯、社会底层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家族制度、聚落形态、社会心理等等。例如徽商是明清时期在商界占据鳌头的商帮，徽商的故乡――徽州又是中国正统文化传承的地区。因此，以“贾而好儒”的徽商作个案分析，探讨儒家文化传统与商业发展的关系，理出徽商如何利用儒家的经济论理发展贾道，应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徽商的“贾而好儒”的现象可以从徽州林立的书院中看出明清时期徽州教育的发达。徽属六邑还有许多书院，讲学蔚成风尚。据康熙《徽州府志》的记载，徽属各县书院有：歙县十四所，休宁十一所，婺源十二所，祁门四所，黟县五所，绩溪八所。徽属六县共有书院五十四所。因此，从这里走出去的徽商，大多是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儒商”，对于徽州地区“守法律，娴礼教”的传统美德，他们大都能够传承，并运用到纷繁复杂的商业竞争中去，以诚信守法托起一个个商业成功的典范。卞利在《明清徽州社会研究》中也讲到：“徽商的经营理念和营销方略，其实并无多大创新之处，问题在于他们大都是报读诗书之士，在经商的过程中，不仅仅依靠资金和闯劲，他们还善于动脑筋，善于观察市场行情的变化，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营销方略，终于使其在经营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区域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不仅指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而且包括同一地区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比较，还应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性比较。区域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比较研究，纵向、横向、顺向、逆向都可作比较。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和同类社会经济现象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彩多姿的风貌。叶显恩的《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一文中，作者将南方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就徽州和珠江三角洲而言，宗族制和商业的关系都相铺相成，但又各有不同，如果说徽州宗族制一直保持与正统文化相一致，堪称正统宗法制传承典型的话，那么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却是已经变异的亚种形态。宗族制在徽州是以维护和谋求社会地位、政治特权为其主要功能的；而在珠江三角洲却着力于扩大其经济功能的一面，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直接经营产业，并出现向经济实体转变的趋向。宗族内部也相应出现利益分沾，而不是徽州的余缺互济的道义经济”又如张丽和骆昭东的《从全球经济发展看明清商帮兴衰》一文中，作者通过对明清时期各商帮的形成、鼎盛和衰落的时间，以及各时段内主营商品进行比昂较研究，并把商帮的兴衰放到全球经济发展的框架中进行考察，认为明清诸商帮的兴衰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存在紧密的联系。“众商帮中，尽管山东、陕西等商帮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没有闽、粤、浙、晋、徽那样明显，但16-19世纪初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和大量白银流入所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是他们得以兴旺发达的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在做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时需要兼顾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第一，用一种整体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史的研究；第二，注意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加强区域的个案研究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只有兼顾这两方面才能使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更加的完整和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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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