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1-27 16:04:22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儒家思想的价值,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性、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 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
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成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高兴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骗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是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郭洪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黄先海:中国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J].杭州大学学报,1994(4)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
从春秋到现代,儒家思想历经千年,贯穿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裨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儒家哲学义理中蕴含着对终生教育的价值观、人生历练与处世修养等方方面面,裨助我们找回原有的“仁爱”、“忠恕”的纯洁心灵与善良的“自性”。儒家思想的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助推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挖掘儒家思想包含的深邃的教育理念与哲学义理,即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解决社会道德问题更为迫切,急需借鉴儒家思想的至正至刚之气处理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一、儒家道德思想精髓的内涵
管窥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充斥着对“仁善”的道德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裨助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中的“圣贤人格”、“自强不息”、“见利思义”以及“以和为贵”,对裨助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充斥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以及“天下为公”的儒家言论,裨助我们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物质欲的泛滥,无疑儒家忧国忧民的道德境界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儒家认为,只有具备了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面对外在的威胁与物质诱惑,才能达到处之泰然、镇定自若的高贵情怀。儒家道德思想认为若想真正的把握和领悟“德”的内涵,必须从道德的根源性开始。儒家认为道德的根源在每个人所固有的“仁心”,即认为“仁心”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仁由己”的儒家认为学者必须先识仁才能在求知、做人、处事上有所依据,具有“依于仁”的完美性格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仁”之上,“下学而上达”的教育思想充斥着科学内涵。儒家“以义为上”的义利观对物欲泛滥的现实社会是正确的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良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迷失在物质的洪流之中,部分人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内心毫无国家民族的责任之感,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对儒家这种崇高义利观的弘扬,在一定程度上裨助当代青年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以致形成“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从切实问题入手“问仁”的儒家思想,避免了空谈道德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实践意义。“忠君爱国”与“忧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具有着崇高的道德境界,吸取儒家这种高度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与爱国意识,对于裨助我们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的现实意义。以“仁”为主体的“修身、齐家、治国”,是儒家道德的政治的实现路径,追求整体的和谐。我们只有树立至高至上的道德追求以及提升我们的心理思维,才能构建新的行为方式裨助社会风气的改变。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儒家认为“仁”是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是一种无待外求的“本性”东西;“仁”是本心善性,必须透过人的自觉呈现,而后乃能透显它超越而客观的现实意义。儒家把道德行为划分作初级和高级道德两种发生模式:根据不安之情引起心理效应,作为内在说服和根据,推动初级道德行为的发生;通过学习培养道德理性作为外在说服和根据建立高级道德行为的动机。个人从高级道德做起,必然得到他人以初级道德的回报,这种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也是个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儒家点出的“仁”,意指人都可以“克己复礼”与“反求诸己”,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因此,自我就可以做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儒家所强调的个人对他人念恩和善行实践的动机和反省批判的能力的“观功念恩”的教育思想,对于裨助当代青年人格的完善、情义的学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现实意义。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包含天人合德为理想,以仁义内在为动力来唤醒人的纯真本性,并从具体之生活来落实道德的实践,在实践当中亲自去体会,亲自去验证道德,以德行之自觉为进路来达到良知之自由。在如今高校只重视对学生道德理论灌输而忽视道德实践的情况下,儒家教育思想中追求“至贤至圣”的道德实践,对于我们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谦冲诚信”、“当仁不让”、“追求和谐”的理念充斥在儒家教育思想之中,很大程度上裨助我们克制内心与行动上的物质欲望,以致达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境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不仅通过“福德合一”的道德智慧启迪了现代人的哲学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助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权变智慧,对我们处理现当代的种种现实社会问题给予极大的启示,其科学内涵与教育思想增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弘扬。儒家“其善而从、不善而改”的见贤思齐的教育思想,使得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人们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
二、把握儒家思想精髓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延存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色彩以及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裨助我们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不仅在思想、内涵、形式、方法上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也直接或间接的贯彻在家庭、学校、组织所进行的教育之中,深刻且无形的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的特点,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科学内涵,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精髓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精髓增助人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树立,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逐渐流毒于当今社会,急需“臻于至善”的儒家精华洗涤人民的心灵引领我们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彼岸。儒家主张通过教育与修养让人们在黑暗现实之中发现人的本善,这也是孟子以人格修养为视点的论述,对于充斥着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今社会,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主张“诚者,天之道”的孟子思想,具有世界伦理价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主张“天人合德”思想的孔子,认为是人的“仁”彰显了天道天命的价值。“万世师表”的孔子认为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也要考量人民物质需求的合理满足,与孟子道德的产生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基础的主张相比,极具科学和实践意义。主张“内圣外王”与“天下大同”的儒家,并没有忽视人民正常的物质需求而是把它限制在“一箪食,一瓢饮”的合理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需要儒家“一箪食,一瓢饮”不堪其忧的思想治愈对物质欲极度追求的当今社会。诚然,灌输没有丝毫物质支持的“向善”道德思想,必然会成为空泛的道德口号,既无助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综合考量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一味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集体的需要,“道德”必然难以深入人心,也不能增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生命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语》被奉为儒家思想精髓的经典,被历代引以为修身处事的凭借,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生命观的科学内涵,通过对儒家生命观的管窥汲取精髓,裨助人们树立正确生命观,增益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语》中的生命观以“生活与处世”的内容最多,而“生存与生命”的内容较少。管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重视的是现世之事,在一定程度上也高扬了生命的价值。《论语》中这样写道:“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管窥这句话,我们可知儒家按部就班与循序渐进的做事要求。“经世致用”的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价值,关注的是生存的意义,而过度的强调生死与命理必然是本末倒置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儒家生命观体现的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追求在集体、国家、民族的危在旦夕之际能够挺身而出的至高道义,这种舍生取义的至高道德境界也凸显出儒家对生命的高度珍重。同样,“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凸显的也是这种至高的道义,儒家不仅单方的要求对“仁”的道德追求,管窥这种思想的背后是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要求与生命的珍重。以“未知生,焉知死”与消极以对的观点来诠释儒家关于死亡的哲思,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通过管窥孔子在祭祀中的谨慎与真情,也凸显了孔子对逝者的敬畏与生命的敬重。总括之,管窥《论语》中生命观可以发现,孔子虽然对死亡的概念未做深入的探索,但未对死亡的议题视而不见,通过谨慎积极的态度处理死亡祭祀的事宜表现出孔子超越命限的至高价值追求。通过管窥儒家“慎终追远”的谨慎态度以及对“立功”、“立德”、“立言”生命情操昂扬的追求,儒家将生命观最终回归到积极处理现实生活的努力之上,彰显生命价值的意义之所在。儒家生命观中凸显的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追求与生命的珍重,增益当代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裨助着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通过管窥儒家教育思想深刻挖掘其精髓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力求裨助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孔子教育原则总括之有四个方面,“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及“由博返约”。孔子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各种不同方式使学习者能知行通贯。孔子认为只有深刻的把握受教者的特点,在教育上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科学全面的掌握受教者的心理特点,对于不同年龄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及不同职业(学生、商人、工人等等)运用不同的方法。管窥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对“启发诱导”这种教育方式的重视。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在从教者与受教者中要找到这样两个平衡点:第一,从教者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平衡点,既要保证从教者的主动权利又不能完全扼杀受教者的积极性;受教者积极性与自由性,既要保证受教者的积极性又不能无视从教者的主导作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深刻洞察到了人类的认识规律,科学的把握了学与思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具参考意义。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既要求学生要博学多识又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不能杂乱,深刻地洞察到知识广与深的辩证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从教者与受教者都有很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学习立场上,孔子要求学习者能够以虚心的态度自动自发努力地去学习,并应珍惜时间,有恒心的学习,不可操之过急,而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孔子的学习观念讲求学思并重,尚立志,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以学习意义而言,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借着学习使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基于此,儒家在教育方法、内容等各个方面的精髓,都可以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三、儒家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
儒家思想精髓的实效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向教育的实效性上侧重,并充分考虑受教者的心理与生理特点,空洞的灌输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例如:微信、QQ等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采用多元化的教育避免呆板空洞的灌输。采用实效与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可以裨助受教者达到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儒家思想精髓的实践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思想的实践性在“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上抒发得淋漓尽致。管窥儒家“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的言论可见其对实践的重视,因此,应当着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道德实践能力,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受众者可以自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受众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精髓的爱国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的圣人是积极入世的,具有兼善天下、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理念,梦想着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孟子主张以集义养气的修养工夫培养出浩然之气,以养成大丈夫坚守善道、不为环境所左右的气度,最终在成德成物的实践中达成济世救民的终极关怀。孟子认为明善诚身的修养才能践行成圣,完成理想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把握儒家“尊王攘夷”民族大义的思想精髓,对于增助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发挥着重要作用,裨助着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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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凯麟:伦理学[M].2001年第1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
[3]杨伯峻:论语[M].2011年第1版.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7月.
[4]杨伯峻:孟子译注[M].2008年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6月.
【摘 要】社会工作作为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专业,它的价值和伦理都深深根植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社会工作专业本质的目标与中国儒家文化观念所强调的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是相通的,同时,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婚姻制度、“天命”思想和“保民而王”都与人本主义思想相冲突。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吸收两者契合之处,借鉴冲突之处,达到稳定现有的社会秩序的宗旨。
【关键词】儒家思想;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社会工作本土化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
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主要的观点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儒家的“仁爱”道德原则,这是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即一定血缘关系范围之内的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泛爱众,而亲仁”。“义”实为忠信诚义,既要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也要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第二,“礼”是儒家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中国还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若是爹娘不开口,不经过媒人介绍,和自己喜欢的人私会,那么,社会人士都会轻视他,认为他不遵守礼教。第三,孟子的“仁政思想”,简单地说是要保民、重民从而维护统治。其目的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政治秩序,施政于民就可以得民心,就可以得到天下。他认为不能在贫富的关系上破坏既有的阶级制度,贫富状态要维持。第四,《礼记·礼运·大同篇》提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缘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含义为:老人福利,就业服务,儿童福利,社会救助与残障福利。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曾经激励和引导着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去拼搏和奋斗。
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内涵
比斯台克在其1961年出版的The Casework Relationship(个案工作关系)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他认为:第一,尊严和价值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有不同的潜能,除了社会上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应被尊重之外,社会福利服务也应注重社会功能中人得潜能的存在;人具有实现其潜能的天生的驱动力和义务;人有与生俱来的动力和责任以实现其本能。第二,人文主义思想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它主张培养个性,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它坚持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创造和改变,人的潜能也得到发挥。第三,人具有选择的能力,并且由于其有自我实现的义务,他具有自我决定的权力,因而在完成自我实现义务的过程中,人应有自我抉择的权力。第四,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所有的人都有其基本的人性需要,自我实现必须通过潜能的发展和成长过程才能完成,基本人性需要的满足及和谐的成长,必须依靠社会所提供和保护的机会,才能到得到保障。
三、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之间的突出契合与冲突
(一)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契合之处。第一,中国儒家文化观念所强调的社会与人关系的和谐,与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中力求促进社会整合的观念二者是契合的。社会工作的目的是修复和修补社会中一些难以调和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所追寻的目标。第二,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修复和修补被破坏的社会秩序或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社会工作的目标和宗旨实际上与我国长期所推崇的“礼”是存在着互补作用的,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和存在的。第三,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大同”社会的理念,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中所主张的实现个人潜能的提升和推进总体福利进步是不谋而合的,社会必须建立和维持公正和和平的秩序,并且提供和自我实现有关的条件和资源,这强调的是社会对个体的责任。第四,儒家思想中的人世观所宣扬的人应该勇于承担各种属于自己的责任,为自己的国家和家庭做出一定的贡献,这和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社会通过其个体成员的贡献有权利变富是有一定关联的。
(二)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冲突之处。第一,儒家思想中的“礼”与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中注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相去甚远。中国自古就有着各种制度和礼节的约束压迫着人们的尊严,这种规约自我、顺应社会的道德原则与人本主义的个人自由意志可以决定命运,个人努力可以改造环境是明显相悖的。第二,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 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的,然而社会工作的理念中所宣扬社会工作的目标之一是要探索并消除社会中由于性别主义所造成的女性痛苦,有更大的能力去追求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第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与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所说的人具有实现其潜能的天生的驱动力和义务是存在很大反差的,前者是对人的潜能的泯灭和扼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接受教育和被关爱的权力。第四,儒家传统思想中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时,父母之命是最终决定因素。这与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提倡人具有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和权力是冲突的,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是有一定阻碍的。第五,“仁爱”与“博爱”。“仁爱”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就是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亲亲之爱。然而社会工作中所强调的“爱”是一种“博爱”,无论是乞丐、、罪犯他们都有权利得到世人平等的爱和保护。第六,孔子宣扬的“天命”思想麻痹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在遇到问题时不去勇敢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是逃避和隐忍。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专业,十分关注个人作为个体有权力用合适的手段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关系是社会工作本土化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1] 刘梦,张叶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13(6).
[2] 史铁尔,高桂贤.论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融合[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7,16(3).
摘 要: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在“爱”、人道主义和福利思想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同时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了解这些差异与共通之处,对于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价值伦理;“爱”;人道主义;福利思想
一、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社会工作“爱”的价值伦理
1、儒家的“仁爱”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孔子的仁爱思想。孔子曰“仁者,爱人”。对于“爱人”的要求,孔子指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实际上,孔子的仁爱思想是一种爱有差等的思想。他提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主张他的“仁爱”是由近及远、由己推人的一种爱,他的“爱”是有着“差序格局”的。正是这种思想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2、西方的“博爱”思想
西方的社会工作也主张“博爱”的思想。“博爱”(来源于基督教),简而言之,就是对全人类普遍的爱,是一种博大的爱。基督教的“博爱”包括着两层含义:
(1)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平等是博爱思想的基础。人人平等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同等的以博爱之心对待别人。
(2)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原罪观念要求人们通过“博爱”的方式来赎罪,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3、中西社会工作“爱”的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
(1)在根本的人性善恶的观念上,儒家的“仁爱”推崇的是“人性本善论”,每个人都有能力来通过自身的修行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并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状态[2]。所以,儒家的“仁爱”是自我修炼的方式和对自己的要求;而西方的“博爱”则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人性本恶论”的基础上的,“博爱”仅是人类赎罪的工具而已。
(2)儒家的“仁爱”在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差序格局的爱,是逐渐推进的由近及远的带有鲜明层次的爱,越远的层次爱的力量就越弱;而西方的“博爱”思想则认为“爱”是能够超越身份地位和国界的,全世界的人都应该通过博爱使自己进入天堂。
(3)儒家“仁爱”的实现,首先要求个人的自我修炼,一个人只有自己在品德上达到“仁者”的标准,才能更好地去爱人;而西方的“博爱”的实现要求人们在生活中主动去爱别人、帮助别人。
二、儒家的人道主义社会工作人道主义的价值伦理
1、儒家的人道主义思想
儒家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中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儒家人道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仁爱”思想和“孝道”思想中。
儒家的“仁爱”思想,主张将一切人都视为人来看,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的观念,主张统治者“富民”、“教民”;另一方面又主张“仁者”,强调的不是个性自由、个性解放,而是压抑、忍让、服从,是要节制自己,遵从社会规范1,如非礼勿视、勿言勿动等。
2、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
西方的“人道主义是善待一切人的思想体系;人道主义是使人成为人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根本观点是,认为人本身乃最高的价值或尊严”[3]。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提倡以人为中心,反对天主教会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它是人类追求真、善、美,发扬人性,把人的价值、尊严、权利、自由和发展放在首位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
人道主义思想告诉社会工作应该怎样看待一个人,在对待人方面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1)应该尊重每一个人并且平等对待每一个人;(2)应该秉持自由的理念;(3)要博爱;(4)奉行人有自我改变的能力,要求助人自助。[5]
3、中西社会工作人道主义思想的区别:
(1)儒家的人道主义中关于个人的尊严、权利等的要求是统治者给予人民的权利,是上层给予下层的一种福利;而西方的人道主义认为人对于自由、权利、尊严、价值等的要求是“天赋人权”,是自然存在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2)儒家的人道主义认为,君主是整个国家的主体,人民都是君主的附属,是为了君主而存在的;西方的人道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国家只是人民选举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一个组织。
(3)儒家的人道主义对人的自由和价值的相关论述缺乏,并且其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上的,在此基础上的人才有相关的权利;西方的人道主义提出了人的自由、权利和价值等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儒家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社会工作福利思想的价值伦理
1、儒家的社会福利思想
孔子在《礼运・大同篇》中提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大同理想所追求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工作的目标是极为吻合的,这是孔子的福利思想。孟子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主张政府应该先救助弱势群体。同时,提出应该“制民之产”,顺应时节,使人民富足,还提出人与人之间应“出入相友,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来达到“百姓亲睦”的局面。[6]
2、西方的社会福利思想
西方的社会福利是随着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早期的社会工作主要做的是救社会福利的工作,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大量失业人员出现,社会问题开始频发,人们意识到个人的、零散的救助已经满足不了这个社会的要求到19世纪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每个社会成员都由可能沦为社会的弱者。
3.中西方社会工作福利思想的差别在于:
(1)在中国,最低层次的社会福利一般是由家族来完成的,政府组织的社会福利也是以救助型为主,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统治秩序;西方社会注重个人主义的理念,秉持契约的思想,认为政府和公民是有契约的,政府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权利和享受生活的权利,政府是公民的服务机构。
(2)中国目前的社会福利的实现方式,基本上是通过个人或国家的方式,组织的作用没能发挥很大的效果,这是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遇到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是通过国家和组织或个人这三种方式来完成的。
参考文献:
[1] 刘强.论语[M].蓝天出版社,2006.
[2] 徐娅丽.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D].山东理工大学,2011(4).
【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 思政教育 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是我国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璀璨明珠,它经受了历史长河的考验与洗礼,依旧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熠熠生辉。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来讲,通过对儒家思想精髓的科学认知与合理借鉴,对于思政教育时效性的提升极具现实意义,是新时期摆在思政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n题。
分析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现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文化传承性对于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儒家思想的文化本性始终未发生改变,即通过文化来实现对人的“统治”。而现代思政教育衍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基于历史发展对儒家思想现实发展的审视。儒家思想在时代的变迁中饱受经济、政治、文化的洗礼,在一次次的磨砺中塑造了其鲜明的应变性与融合性,在历史的演进中,儒家思想始终承担着“吐故纳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与精髓所在。三是基于现实性对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就现实来看,部分企业以传统道德作为指导思想来谋求企业的更好发展,部分地区通过开展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和宣讲工作,提升了公民的素质,改善了社会风气。 儒家思想中值得借鉴与发扬的理论
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人的价值肯定与尊严的重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天地之行人为贵”是孔子的一句名言,他认为人的生命力是这世间上最宝贵和最具价值的。孟子基于孔子的理论,进一步强调了人的内在价值,内在价值即人的良知,是与生俱来的,而道德意识便是这一价值的内在表现。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禽兽,是因其具备了道德意识与做人的尊严。“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欲有甚于死者”两句名言便是对孟子“人本思想”的集中表现,第一句的意思是说人格尊严比生命更加的宝贵,第二句的意思是说人格的丧失比死亡更加的可怕,深刻地体现出对于人价值与尊严的肯定。中华民族在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行为模式与心理结构被赋予了鲜明的独特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人,学会自尊、自重和自爱,通过在道德修养上的不断完善,来实现对人的价值的开发与人的尊严的获得;二是尊重他人,将他人看作真正的人,通过对人的尊重、理解与关心,来体现出对他人人格的尊重。而这一思想如能够被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领悟,并运用于实际教学当中,便能够形成师生间良性的互动,这对于提升思政教育的教学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国家为重、民族为重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整体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其中的“整体”指的是国家与民族,而“整体主义”则指的是个人需要服从国家与民族。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中对于“整体主义”的强调,才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民族精神,即轻小我,重大我,顾全大局,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贾谊的名句“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之所以为世人所广为传颂,便是因为其对“国家为重,民族为重”这一民族精神的深刻解读。正是在“整体主义”的影响下,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仁人志士,他们乐于奉献,舍弃小我,而将生命意义体现在国家富强的建设之中,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国家与民族在经受无数次的内忧外患后不断地获得新生。而“整体主义”恰恰也是现代思政教育的目标所在,由此能够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抛开传统文化来谈思政教育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对于儒家文化中优秀思想的发扬与传承,就成为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双重需要。
重义贵和的思想。在以往的义利之辩当中,重义轻利备受儒家学者推崇,但要想在生活实践中贯彻这一价值观,“贵和”思想就至关重要,其能够提供道德层面上的保障。所谓“贵和”,强调的是在矛盾处理中谦忍与恭敬的态度,在人际关系的协调上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在儒家思想的认知中,“和”并非是无原则的一味调和,而是一种亲和,受到道德制约是其典型特征。儒家思想中讲求的是“和而不同”,即强调的非同一,而是统一,且这种统一是具有差别性的。而“重义贵和”恰恰是儒家思想的价值追求,其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内容,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价值取向极具借鉴意义。 挖掘与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上述思想是儒家思想中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内容,其作为对庞大儒家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达,是现代思政教育能够借鉴的理论源头。在对儒家思想现代价值的挖掘与探索过程中,可依靠对儒家思想的理论借鉴,来支持现代思政教育原则的确立。
立己立人。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道德,核心是仁爱,“亲亲之爱”是其强调的重点内容,但显然,“亲亲之爱”绝非目的,而是由此作为基础来实现推己及人,“泛众爱”便是对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仁爱不仅体现在“亲亲之爱”,还体现在“立己立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意思就是人既要爱自己、立自己、达自己,还要爱他人、立他人、达他们,且对于自己厌恶的东西也不要强行施加于他人。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真正领会“立己立人”的含义,并将其作为自身工作的基本原则,带着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必然会带来良好的成效。同时,教师的这种状态与承载的思想,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学生,这种超脱于课本、说教的教育形式,往往能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总的来讲,将“立己立人”的原则贯彻于现代思政教学当中,有利于师生间良性互动的形成,对于确保教学成果极具现实意义。
修己安人。“修己”在儒家思想中备受推崇,将其视作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前提。所谓“修己”即修养身心,从本质上说是长期同自己薄弱意志和恶习进行斗争的过程。古人圣贤,很多都将“修已”奉为一生的事情,为之孜孜不倦。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修己”同样十分重要,“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便讲的是“修己”是“安人”的重要前提。思政教育工作者作为学生在思想政治上的传播者与引路人,首先要做的就应该是“正其身”,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够形成榜样的力量。而相应的,如果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不能做到“正其身”,那么其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就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讷于言、敏于行。儒家思想中“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便是对于“行”重要性的强调,告诫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少说大话、空话,多用实际的行动,这对于现代思政工作来讲亦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思政工作会给人一种相对空泛的感觉,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内容。面对这一现实情况,我们必须从自身找原因,来就现行工作方法进行有效的改进,而这一过程中,“讷于言、敏于行”便是极具借鉴价值的儒家思想。家庭生活中,父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通过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来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学校中,教师应具备良好的品质素养,结合实际情况,来选择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如实地教学、网络教学、多媒体课堂等等,充分发挥学校这一思政教育主阵地的作用;社会中,思政工作者也需要采取生动、多样的宣传方式,适时通过榜样人物的影响来形成对学生较强的思想冲击,从而使社会教育的作用得以发挥。总的来说,现代思政教育只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摆脱僵化的教条与说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①李立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当代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8-0079-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8.036[本刊网址]http//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先秦儒家思想是指春秋战国由孔子创建,并由孟子、荀子发展形成的思想,其基本思想是仁、礼,伦理是它的本位,人道是其中心,理想人格是其总目标。
(一)“仁”“义”为核心思想
“仁”可以说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将其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它是将内心的情感、信念外化为爱人之心,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仁体现在“民兴于仁”、“天下归仁”的理想;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仁体现在爱人,“亲亲,仁也”。在孔子看来,仁的根本在于孝悌。他曾说:“弟子人则孝,出则悌。”指在家时要学会孝敬父母,在外面时要学会尊敬兄长。君子只有做到此点才能推己及人,将仁爱之心扩散,才能有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仁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如此重要,如何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认为应克己复礼,表现在“忠恕之道”上,即在肯定个体意志的同时也要考虑他人的意愿。“仁”在施行的过程中要符合“义”的规范。孔子在讲到义时指出“义以为上”将其视为人的行动指南;“义以为质”将义看作是自身一部分,使其对自己的言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成为自己的归宿。
(二)“礼”为行为规范
“礼”是先秦儒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论语》中关于礼的含义可分为三个方面:社会制度、规范;礼节仪式;待人的态度谦逊、恭敬、有礼。孔子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都旨在说明礼对人行为的规范。他认为礼的核心是“正名”即君臣父子都要按照各自的职责行事,要遵守礼仪规范。荀子将礼视作可同日月、水火、珠玉等量齐观。“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同时,荀子认为礼事关国家之根本。“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如何实践礼,先秦儒家认为应采用“中庸”、“和”,以此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三)“圣人”、“君子”为理想人格
培养理想人格是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总目标,理想人格是塑造“圣人”、“君子”般的品性。
“圣人”在心性修养方面具有模范、教导他人的作用;在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方面具有一定建树之人,世人敬仰。但“圣人”一般民众很难达到。因此,孔子提出了“君子”。他认为作为君子要具有三种品性“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即宽厚的情愫、智者的博学、坚强的意志。如何实现理想人格孔子讲到要“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见利思义”、“和而不同”等。可见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有着众多严苛的要求和丰富的内涵。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方法
先秦儒家不仅对自我修养、人格完善等方面有严苛的要求,在培养良好品格提升自身素养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方法,以此激励、引导自己和他人。
(一)榜样示范
先秦儒家重视身教重于言教的榜样示范作用,深切认识到教育者的言行举止形象风貌对受教育者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孟子“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荀子曾提出“师以身为正仪”的论断,这些都强调了师者率先垂范的重要性。在教育过程工作中,教育者更应注重其自身修为,做到“慎独”,‘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在言行、举止、思想等方面为学生做出表率,增加教育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与行为。
(二)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指根据受教育者的特性有针对性的施以教育内容。孔子认为对教育对象,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在听与行的关系上孔子针对不同的学生和情况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回答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回答说:“闻斯行之。”同一个问题孔子根据学生性格差异给予不同的回答来教育他们。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教育方法,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每个受教育者都有不同的特点,教育要有针对性的施教,使每一个学生的潜质得以最大发挥。
(三)学思并重
先秦儒家认为学与思相互作用不可偏废,应思学结合。孔子日:“君子学以致其道”。荀子在《性恶篇》中,提出“积学而不息”的思想。儒家认为学与思不能割裂开来而应学与思相结合,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提倡“反省内求”就是“思”的具体运用。学与思是学习过程的基本环节,不思考将不能把知识消化吸收,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因此,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授知识的同时还应启发学生思考,把获取知识、理解知识和巩固知识结合起来,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
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种理念的继承和传播只有与已有的文化体系相关联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认同、被继承、被发展,以达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指导作用。
(一)丰富教育资源
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无法脱离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认同,进行新文化建设更不能脱离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教育必须以传统作为基础,去继承、创新。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乐以成道,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之道,“见贤思齐”、“自强不息”的人格素养,“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克勤克俭”的勤劳节俭精神、“入孝出悌”的感恩意识;“榜样示范”、“因材施教”、“学思并重”等方法,不论是对教育者而言还是对思政教育工作而言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同它强调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自主作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都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自行设定。在这种经济体系下要保持经济的良好发展对市场主体提出了要求,市场主体要有勤奋进取的精神、敢于创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品格。先秦儒家“自强不息”的刚毅精神、“宁俭勿奢”的自律情怀、“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重群克己”的团队意识,对市场主体素养的提升、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力量。
儒家认为人与天、个人与社会之间平衡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本体论,并据此来进一步证明人伦道德与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儒家又凭借对本体的阐释,进一步论证了在本源上道德与人性、自然与人类是具有同一性的,进而来解释人伦道德规则与规范。那么,人性论又是什么呢?它是本体论对人的本质的观察与规定,亦或是在人性方面本体内涵的具体体现。人性论的衍生物是道德教育论,而与此同时它又是对人性内涵的拓展,这是由于道德性是人性的本质,也就是说,不管是对人性进行价值判断还是实质判断,都没有超出道德论领域的界限。
二、儒家道德教育的方法
儒家通过在道德教育的长期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道德教育与修养的方法。即:
一是学习与思考并重法。在道德教育上,学习是孔子首先要强调的,同时倡导学思并重
。二是自省与内求法。此方法强调使对道德规范的遵循成为自身内在的需要,强调进行自我批判、自我认知、自我教育。
三是慎言力行法。儒家强调身体力行。孔子主张少说多做,重在行动。
四是因材施教法。此方法是儒家的宝贵经验,也是重要传统。儒家道德教育在对待学生的问题上十分强调因材施教。也就是说,在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个别的教育,此方法在当今也是很有价值的。
三、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对个人的自我完善有重要的意义。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儒家很关注个人人格的自我完善与修养,认为这是作为一个人的根本所在,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那么,在形成良好的、积极的动机,培养个人崇高的道德品质,造就顽强的道德意志,鼓励个人进行自我完善,以及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儒家道德教育思想提倡的理想的人格与内在的修养途径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对建构和谐的社会主义有重要的意义。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同时它也是儒家学派最基本的范畴。可以说,孔子的所有思想都是以“仁”为中心来展开的。在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许多问题,处理各种矛盾,面对分配不公平,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以和为贵”,应该继承并弘扬传统儒家道德教育中的“中庸”,以尊重、包容的态度来对待譬如“经济与环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一系列问题,以此来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进而构建和谐的社会。
(三)对增强民族团结与爱国情感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新儒家;儒学;当代价值
近现代狭义新儒家以儒学作为或安身立命,或治国理政的根源,各有其不同的主张。以“新儒家家”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无论其“体用不二”的仁心本体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人生价值论,“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论,抑或“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的科学发展论,还是融合康德与孔孟陆王心学的哲学诠释,都致力于以儒学的精神,探寻当代社会发展的问题和人的价值,使中国走上“中体西用”并日渐强大的道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播,新儒学思想也随之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将中国传统儒学与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的更科学的道路,在当今转型期的中国更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一、新儒学为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经济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首要指标,中国自建国以来终于摆脱“一穷二白”的局面,经历改革开放逐渐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更是树立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1984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15.2%,之后均保持高速增长。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得到了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由此带来的产业发展不均衡、环境破坏等问题都在不断凸显。
新儒家提倡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是一种平稳的、和谐的,将副作用降到最低的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转型期,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注重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对目前而言比从前粗犷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为重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遗留问题也亟待经济发展速度的降低和调整来解决。虽然按新儒家的中庸思想和以和为贵的思想不可能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在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腾飞并且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的情况下,新儒家提出的经济发展理念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和最能解决目前问题的方案和理论落脚点。
二、新儒学为中国民主法制进程的发展提供理论渊源
解放前中国从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与儒家思想授予人们的“尊卑有别”的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密不可分。但儒家思想中是提倡民主的,孔子的“为仁由己”的自由观念涵盖了中西各种自由观念。康君毅大力弘扬民主观念,但是他指出,由于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层面,因此中国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牟宗三也赞成民主法治。他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是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之处,儒家以“仁”为中心的内圣是无法开出民主科学法制的外王的。现在的外王(民主),直推是不行的,必须由内圣曲折一下,转出知性,才能实现民主和法制。
儒家的传统思想是限于道德层面的民主,与西方启蒙运动后复兴的民主建立的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但道德的民主却能推动制度的民主。民主是公平与正义,法制是约束与尊崇,新儒家提出的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觉解是民主的最高层面的体现,西方的民主制度为中国的道德觉解提供了基础和实现的路径,而只有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觉解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相结合,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理想社会。”[1]
三、新儒学有助于公民树立“底线”思维
在讲话中提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底线思维,即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要善于思考,认真计算风险,估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底线思维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能够提供继续前进所必须的那份坦然。”[2]做事情之前绝不能盲目,不能头脑发热,要冷静地思考做事的风险和后果以及可能出现的突况。即使遭遇到失败和挫折,也不能一蹶不振,应坦然面对失败,运用反思和总结以继续前行。
儒学提倡“三思而后行”,认为做事情要进行系统地思考之后,做事情才会少出错,避免不必要的错误,更要多与他人交流心得体会从而启发自己的观点。而当面对人生困境或挫折时更是“君子坦荡荡”,就是面对人生的一份淡定和从容。新儒家更是主张“天人合一”,人不仅是自然界的人,社会中的人,更是宇宙中的人,一切都是“应然”,即使面对再大的困境,也只是宇宙不起眼的一瞬,是天理使然,既然不可更改,就要坦然接受。
四、新儒W可以提升公民的哲学素养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哲学的民族,任何一个民众的行为方式和交流方式都可以充满哲学意味,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决策者还是流连市井的平民,都是哲学的忠实信徒,每一个中国人都乐于并长于反思自己的人生,并提问自己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哲学的起点。“反思……把人生作为思考的对象。有关人生的学说、有关宇宙的学说以及有关知识的学说,都是由这样的思考中产生的。”[3]哲学是令人智慧的学科,其他的所有学科都在哲学的思考范围内,哲学能指导包括自然学科的所有学科的发展,而其他学科的发展又能反过来补充哲学。
新儒学学者不仅是儒学的研究者,也是儒学理论的实践者,更是一个个永远在路上的思想者。冯友兰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像西方世界曾经被宗教所统治,中国民众也不像西方人民那样笃信宗教和神灵,是因为中国民众太热爱哲学,完全不需要将人生的意义寄托于宗教和神灵上,他们只会笃信宗教并为之践行,任何虚无缥缈的主张“出世哲学”的宗教都不是对人生和价值的正确引导。然而儒学以礼义廉耻的道德标准树立的人生观,不仅是对人生的引导与纠正,也是对中国民众哲学喜好的满足。
五、新儒学对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做出突出贡献
新儒学的最大价值,仍旧是致力于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物质发展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精神文明建设却显然做得还远远不够,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大到瘦肉精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小到当前网络传播很广的碰瓷、地铁吃凤爪,透露出来的都是小到公民个人,大到社会整体的道德滑坡现象。政府即使设立更多监管部门、出台更多相关法案,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下策,治本之方仍旧是公民整体道德素质的提高,从根源上杜绝这些社会现象的产生。
新儒家大力宣扬儒学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在转型期的中国尤为可贵。不忠,政府部门阳奉阴违;不孝,父子相残,妻离子散;不仁,社会纵容恶习滋生;不爱,老人跌倒无人搀扶;不知礼,学生公然打骂教师;不义,群众围观歹徒行凶;不廉,官员搜刮民脂民膏,坐拥无数企业;不知耻,越道德底线,触法律的红线。社会上有太多道德败坏的现象,新儒家大力宣扬的道德观念是杜绝这些现象的良药,更需要教育部门从幼儿时期对学生教育的配合,和社会各界对道德观念的宣传和起码的敬畏之心,做到标本兼治。
新儒学虽然也有一些不当的观点,如蒋庆主张恢复古代礼制,用礼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但如冯友兰、熊十力、唐君毅等更多新儒家学者将中外文化结合,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植根于中国的儒学为理论基础,去粗取精,辩证吸收外国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去伪存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并能为人民所接受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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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儒家思想 会计职业道德 关系
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调节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是人们从事职业活动中思想行为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而会计职业道德是一般社会公德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引导、制约会计行为,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会计人员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会计职业道德受到特定时期环境的民族文化、传统习俗和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由于文化是随着人类的产生和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人类和社会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变化。在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家,因、地理生态条件、民族生活方式和发展水平及风俗的不同,人民一代代创造和承传下来的文化环境就亦不同。就我国的文化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建立在小农、宗法制和中央集权制三位一体的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必然会影响会计人员的某些观点和看法,必然会影响到会计工作,进而会计职业道德也受到影响。由于影响是多方面的,所以对其要者进行。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会计职业道德中的适应性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如今已不在有正式制度的支持。在社会不断进步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受国内和国际的局势、形势的冲击,很难期望现时的人们会像传统中的人那样守信儒家思想文化。但就整个文化民族而言,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没有完全离我们而去,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从而决定人们的行为。许多相关的证实,当今人的待人处世、接物方式等,暗中依然有儒家思想文化操纵主持。 “诚实守信,操守为重,不做假帐,遵守准则”是现阶段会计工作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作为会计人员应牢记的会计职业道德标准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坚持原则、提高技能、保守秘密、文明服务。”在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过程中,儒家思想起着一定作用。
1.“仁”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是儒家道德的基础。“仁”的核心是仁爱,也即同情人和帮助人。在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过程中应与儒家的仁爱思想相结合,有利于形成尊重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心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真情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会计人员不断增强奉献精神,热心服务,形成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使会计人员更好的为服务,这也属于会计职业道德的范畴。敬业精神作为一种职业道德要求,理应成为人确认自身价值和追求自我完善的伦理规范。现代生产的规模化、劳动的复杂性和高新技术趋势,从事会计工作和从事其他行业同样,要求员工敬业重道,乐观爱岗,要有尊敬首先要源于对别人的爱护,敬业先需要爱岗,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敬业就要爱己、爱人、爱本职工作,同时爱岗敬业是主人翁意识和为人民服务意识的统一。
2.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诚实守信不仅作为为人处世的原则,作为企业商德的核心,而且也是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之一。具体的说,作为会计人员的工作就是记录和一个单位的全部财产物资的支付、消耗、使用和存量的情况。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还要计算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成果。例如,会计数据不实、帐目不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中的诚信原则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儒家思想中“诚信”被视为贯穿天地万物的基本原则,是天地之道,为人之本。正如大儒所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作为会计人员更要诚实、忠实。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是“求实讲真”,其中求实:一是数字求实,即从定量角度准确、真实地反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财务收支和经营成果;二是工作务实,要求可以引导出许多具体的道德规范及表现形式,如工作作风扎实等等。所谓讲真是真实认真的记录会计事项,准确地反映经营成果,追求真理。会计的管理层及社会公众进行经济决策的依据,遵循诚实守信这一原则不仅是会计本职工作的负责,而且有利于协调会计人员同上级之间的关系,让上级认为此会计人员值得信赖,从而鼓励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发挥其应有才能。因此,儒家思想中的“诚信”在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中起着一定作用。
3.就我国形势看,我国的会计队伍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过度时期。许多老会计正逐步退休,一大批年轻会计走向工作岗位,我国的会计队伍日益年轻化。新老会计在不同时代背景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特征。老会计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成长起来的,由于客观环境的约束以及会计人员自身的主观努力,普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能够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达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年轻会计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都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他们思想解放,具有竞争意识,接受了许多文化,有良好的业务技能。但是,他们在奉公守法和敬业精神方面比老会计有明显的差距。市场经济中的拜金和个人主义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些会计人员就会有失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这时只有认真考虑后果,及时悬崖勒马,才能避免恶果发生。这其中离不开儒家思想文化的支撑。儒家思想“以德为本”的道德意识有如下特征:①要有反省意识,经常检讨自己的作为是否合乎正道。正如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是这种反思意识的最佳说明。②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舍利取义。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对社会的道德秩序怀有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后来发展成为关怀意识,最典型的是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述意识特征很难说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踪迹,这些特征无疑是儒家文化独有的意识模式。显而易见,在现实工作中如果会计工作者遵循这样的道德意识模式,则从事会计工作就能有效的权衡利弊。特别是反思意识的形成,更有利于会计工作者深入了解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以免失范。会计实践中常见的见利忘义、重利轻信、弄虚作假等不道德的行为会得到更有效地遏制。儒家思想的“和谐”说明义和利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当义和利发生冲突而不可兼得时,儒家思想强调义重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重视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见利忘义,惟利是图,这不是会计职业道德的一种体现。
二、儒家思想文化在职业道德中的不适应性
1.我国自古以来奉行的都是价值决定个人价值。认为只有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基础上,个人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等等。把个人利益同家族、民族和国家的群体价值紧密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但往往抹杀了个人能力的发挥。过去,人一直生活在计划体制下,平均主义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工作中寻求个人利益被视为可耻的个人主义加以批评,那时也不存在贫富差距。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效率机制的推动下,个人利益得到承认,在这种条件下,会计工作者个人才能得以发挥,个人价值得以体现,仍然能更好的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推进会计事业的,进而更加促进会计职业道德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说,儒家思想文化也有不可取的一面。
2.“中庸之道”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都为之崇尚,可称“中庸”是中国人的天性,在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以及各个方面依然盛行。儒家伦理的“中庸”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中庸是指恰到好处,过犹不及。在“过”与“不及”之间“中行”。第二,作为儒家特色的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考虑、采取行动时,从全局出发,不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这也不一定适应会计职业道德要求。“不进”“不退”则“适中”这种过于谦逊则有迂腐之嫌;推崇清新寡欲,难免疏于参与和进取;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势必有碍于创新和进步。“中庸”处理问题善于“申时度势而后行”,不愿冒风险,且讲究人际关系抹煞个人观点;“隐恶扬善”,“执其两端”往往搞折中。而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为“求实讲真”。其中“讲真”要求会计人员不谓权势、不为利诱,与一切弄虚作假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因而“中庸”不愿冒险“只说三分话”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已在上述两大点中讨论过了儒家思想文化对会计职业道德的,有其适应性,也有其不适应性。所以说,对待儒家思想文化,我们应坚持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首先,儒家传统的敬业重道,诚实守信,注重反省、反思的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中存在着适应性,并有其体现。不但在现实条件、形势下对会计职业道德产生着正效应,而且更有利于会计职业道德的发展,对加强和完善会计职业道德起着推动性的作用。 其次,在弘扬儒家思想文化的同时,也必须摒弃与会计职业道德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和道德弱点。近些年来,我国文化方面的变迁十分明显,积极、参与、进取、竞争、开拓、创新、变革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观念深入人心。从会计方面看,会计工作者从机械、被动地记账、算账和报账,转变为积极参与会计改革,特别是会计准则的讨论和征询意见的反馈工作,积极参与会计改革的选择和调整、自发进行必要的财务信息披露,主动参与财务和经营方面的决策等等。面对挑战,会计人员应不断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个人技术的培养。因而,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抹煞个人能力及自身价值发挥的作用,以及不愿冒险、不求进步的中庸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是不相适应的。只有摒弃这些消极的思想,树立竞争意识、创新观念和民主意识,才能顺应的发展,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会计职业道德。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Abstract: As a kind of ideology,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e, tradition and the view of value of special time and condition. At present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newly challenged, and it is very urgent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Whether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has been influencing the culture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our country will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and stresses on dealing with the important effect of the Thought that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has on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Key words: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the accounting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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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庞长兰,《会计人员应具备的素质探讨》。财会,2006(01)
关键词:儒家思想;定罪规制;小农经济
儒家思想是贯穿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的重要思想,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法制建设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典型的就有“春秋决狱”“悯囚制度”等,礼与法的碰撞与融合造就了古代法制的独特魅力。儒家思想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不仅对古代,对现代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对刑法的影响
1.先礼后刑,重礼轻刑。礼法并用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重要举措,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为什么说礼的作用重要,是因为礼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调整社会的多方面,其中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婚姻、司法等方面。在诸多学说中,儒家最为推崇礼的作用,因此在儒家大师的文章中对礼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其中《荀子•荣辱篇》曾说:“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得其宜。”在《礼记•曲礼》中也曾有这样的论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可见,礼的作用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社会中产生巨大的影响。相反,如果礼在古代社会中得不到维护,那么社会秩序就会陷入混乱,犯罪频发,社会的稳定性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婚姻之礼受到破坏,夫妇之道不存,之事频发;丧葬之礼受到破坏,则贪生畏死者众矣;君臣之礼受损,则诸侯割据,国家分崩。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古代一直倡导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在国家社会中的作用。从这一侧面就可以看到礼在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古代就有“礼防”的论点,主张的是礼在禁止犯罪方面的作用,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古代的学者也十分重视礼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礼在社会中之所以地位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礼是为了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可以在广大民众的心中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可以更好地预防犯罪,即可以起到“禁于未然之前”的作用。而法律则更注重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通过严酷的手段对犯罪者进行惩处,即“人心违于礼义,然后入于刑法”。礼和法虽然都是行为标准,但在儒家看来,二者有先后与重轻的区分。刑用于规制人的行为,通过严酷的刑罚让人产生惧怕之心而不敢去违背法律;而礼虽然也可以规制人们的行为,但是却不如刑对人们有那种威慑力,旨在强调人们自觉自律,主动遵守社会规范。在礼、刑到底适用谁的问题上,儒家学者继承了三代时期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点,即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在犯错之后适用的惩罚制度是不同的,贵族适用礼,庶民适用刑。同时从亲属间的犯罪的规定来看,儒家思想认为亲属之间应该互相包庇,在汉律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宣帝四年的诏书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道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不只儒家大师提倡容隐原则,连皇帝也支持下属官员互相容隐犯罪,看起来荒诞悖理,但是合乎中国古代家、国相通,君、父、忠孝相连的传统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礼在历朝历代中都有着体现,法律所容隐的范围被不断发扬光大。2.对古代刑法典的总体渗透。儒家的刑法思想主要是通过儒家经典巨著而渗透到刑法典中去的。儒家经典巨著对古代刑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是指利用儒家的仁爱思想,渗透到刑事判决中来,以其作为量刑的依据。其次是“引经注律”,就是依据儒家的经典巨著对法律条文进行注释和解析。单纯地从时间上来看,上述两者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随着汉代以来儒家思想的发展,“春秋决狱”在整个社会正在被广泛的应用,而且也进一步促进了据经解律的兴盛及别具风格的法律制度的深度发展。东晋之后,个人注释法律的行为正在逐渐的缩小,但是在此前包括据经解律在内的诸多法律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促进了唐朝《唐律疏议》和明、清律学进一步发展,导致一些重要律法方面的著作的出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使儒家思想在以后朝代的立法中越来越受到了重视。再次是“纳礼入律”,指通过对法律进行修订,把儒家经典中和法律相关的原理和其对法律的基本看法,渗透到法律编纂中去。这种做法其实早就已经有了,持续的时间很长,但是到了唐朝以后这样的做法才被真正的完成,但是并没有因为《唐律疏议》的问世而结束。在唐朝以后,特别是程朱理学出现之后,将儒家的思想直接写入法律中还在持续的发展和进行,但是《唐律疏议》的完成基本上标志着“纳礼入律”的完成。刑法的儒家化在唐朝达到较高的形态,同样法律理论也在唐朝达到了最高,以后的朝代都在仿效唐朝的刑法模式,自己创新的并不多,在刑法思想上也是大致相同。儒家思想对刑法的渗透最主要是因为修订法律的学者本身受到儒家思想巨大的影响。他们掌握建立篇章规制、修改法律制度的时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将儒家经典的精华思想渗透到法律条文中去,直至儒家思想将法律制度全部渗透。
二、儒家思想对经济制度的影响
1.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经济的被动性。儒家思想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认为,所有的利益、富贵都是不可追求的,是否富贵在于天命,而不在人为。这种观念的产生与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相关。我国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下,人们的经济状况会因为天时和地利的影响而变动。“岁美则穰,岁凶则恶”。这种观念的形成,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2.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经济增长动力。儒家的“禁欲主义”不支持人们去追求财富,对经济利益和富贵都持否定的态度;这种禁欲主义也使人们对劳动成果并不珍惜,不能完成大量的资本原始积累,进而再生产。所以,就造成了经济增长缓慢,人们并不热衷于追求更大的财富,而是满足于现状。儒家的禁欲实际上是经济发展动力的绝弃。3.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经济文化。我国最早发明了造纸术、指南针和其他具有里程碑式的技术,并且我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但是,我国一直未能形成发达的货币经济。儒家文化影响下,人们一直不太注重经济效益,很少有机会成本的概念,很多都以道德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很少有人认识到小农经济造成的巨大浪费,为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发展而促进新经济现象诞生的社会土壤十分贫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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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以文化为依托和基础,需要构建文化载体并以此来推进思想政治研究和实践的开展。因为思想观念和政治理念是融入文化之中,并且是通过某种文化形式得以体现的,所以有专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教育。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传统为前提,为基础。”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新时代的新产物,但它并不是凭空创造的,不是空中楼阁。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形成的,所以它必然存在对传统教育的传承与转化。
儒家文化“礼”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培养理念有助于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儒家文化提倡君子应“志于道”,视“道义”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孟子也主张:“舍生取义”。儒家文化将“道义”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也将它作为“成人”的根本标准。“使人从被世俗功利所压迫和扭曲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完善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助于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将道德教育作为基础内容,正是认识到了“良好的道德品质不仅是国家社会对个人的期望和要求,也是个体自身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它对每个人的学习、生活、工作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二)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启示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蕴含的教化理念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儒家思想主张道德教化与道德实践结合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内容是道德教育,实际上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却存在诸多问题。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只注重道德观念的灌输,对于道德实践活动就缺少督促和组织。我们今后在道德教育工作中所要做的就是,借鉴儒家道德教育模式,将道德教育和受教育者自身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相结合,将道德观念的灌输融入到受教育者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去。
第二,儒家“礼法并用”的管理手段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核心以及最具特色的内容就是“礼法结合”“礼法并用”这样一种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的思想策略。形成了儒家的“礼法”并用的教化管理理念,也构成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的基本结构。这是一种双重的教育管理模式,道德教化和法律规制互相渗透,从而使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
二、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目的和价值上存在着冲突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从其性质上来看,是儒家所提出的一种治理国家、教育管理民众的一种政策和手段。这种政策和手段是儒家为统治阶级献出的“良策”,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等级秩序。
与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不同,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着眼点是受教育者,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是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在灌输科学理论和提高人们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基础上,引导人们走向健康、科学的发展道路,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人的物质生活发展与精神生活的发展统一起来,从而进一步地促进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某些腐朽和落后成分不适应当前的时代环境
首先,礼教中的专制主义不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是产生于几千年前的封建社会中的一种传统思想文化,它的礼教内容不仅蕴含着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而且礼教的方法和手段也存在着专制主义的性质。时至今日,“这种专制主义的惰性因素依然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的头脑中保留了痕迹,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自觉不自觉的垄断倾向。”这种明显带有专制主义痕迹的教育模式,与当今时代的社会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流于教条、空洞。
其次,礼教中的等级观念不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儒家所推行的礼教内容中,等级观念的灌输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种教育内容是明显带有“奴化”的性质的,在当时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下是一种需要,在现今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则是一种腐朽、落后的思想。
三、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
首先,找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传统要同现代实现有机结合,首要条件就是两者必须具有结合点。没有结合点,两者的结合将无从实现。”我们要通过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那么我们就要在批判继承的过程中,找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这样,才能准确找到批判继承的路径,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切实有效地达到批判继承的目的。
其次,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和综合创新。所谓“现代诠释”,是要求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所包含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予以发掘提炼,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含义。要完成这个创造,必须首先实现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的现代转换。这样才能做到既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融。所谓“综合创新”,指的就是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积极合理因素与当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转化。同时,要将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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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 生态伦理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福祉,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一系列负面效应,造成的生态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实现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准则和道德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恰恰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这些生态伦理思想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值得深入挖掘。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
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内涵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天人合一”是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在儒家看来,“天”是宇宙的最高实体,“人”是其中的一部分。孔子从天道与人道高度统一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延续到了人以外的自然界,构建了一个“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为核心的生态伦理学思想体系。他指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认为,只要通过推己及物,推己及人,就能够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动态平衡、和谐共生的状态。荀子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认为天有自身的运动规律,是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界,认为人与天各起各自的作用,和谐共生。张载在孔、孟思想基础上,又提出“民胞物与”,指出万物是我的好朋友,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妹,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统一。
儒家通过两条路径阐述天人合一。第一,以天为核心,遵循自上而下的路径,天在不断进化过程中赋予了人以自然的生命。第二,以人为核心,遵循自下而上的路径,人能够更加理性地认识理想的价值,保存了天生生不息的进化机制。在这种“天人一体”的双向互动中,人通过自身的不断实践,澄清了人而为人自身存在的意义,彰显了天作为价值根源存在的意义,与此同时,天也赋予人内在价值。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伦理思想的行为规范。崇尚勤俭、反对浪费是我国的传统道德规范。儒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伦理规范告诉人们,对自然资源要合理使用,建议人们“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这些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孔子“取之有度”的生态智慧。孟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描绘了他理想的生活环境,极力反对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在荀子看来,“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不可去,求可节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他主张通过“道”来节制人的欲望。如果人们按照“道”来行事,近就可以接近他的欲望,退就可以节制他的所求所要。因而,对于那些不可尽也不可去的欲望,要加以引导,倡导人要合理地利用天,使天能够为人服务。朱熹进而提出了私欲与天理对立统一的思想,要求人们不要被欲望所引诱,保持道德自觉。
“圣王之制”彰显了生态伦理中的法律保护。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延续到法律领域,在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周礼》《礼记》等都记载了有关生态资源的立法保护。比如,禁止人们乱捕乱猎、乱砍乱伐,保证生物的生长期,防止生物匮乏。这一传统在有关的法令中传承下来,荀子把它概括为“圣王之制”,“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秋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湾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礼记・月令》规定为了遵循自然规律,每个月所从事的生产活动都要和保护环境资源密切结合,严格保护自然,不去触碰种种禁忌。例如,正月的禁忌是“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天飞鸟”。这种为保护自然环境而形成的禁令、礼制逐渐演变为历代王朝的法令。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这样记载:“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陧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麂卵,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享者,是不用时。”儒家保护自然环境的法令还演变为一些家族的族规,例如,清代江苏昆山《李氏族谱、族规》规定:“如有乱砍本族及外族竹木、松梓、茶柳等树及田野草者,山主佃人指名投族,即赴祖堂重责三十板,验价赔还”。
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树立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就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意味着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不要为了满足一时的需求而导致人与自然分裂。孟子、荀子还详细阐述了具体做法,强调人类要保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这样既有利于自然界,也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利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并非主仆关系,而是伙伴朋友关系。在这种和谐关系中,人类自身就越能实现更好地可持续的发展。这与当今生态伦理学上所强调的人类在利用自然时应遵循自然规律的观点是一致的,人类对自然应该怀有感恩之情、敬畏之心。
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有助于人们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选择适度的消费方式。儒家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思想和道家的“知足去奢”思想,告诫人类应当克制自身欲望,珍惜、节约资源,既考虑到当前,也应该考虑到未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合理的消费理念。这一思想与当今社会存在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思潮是针锋相对的,与此同时,也将进一步引导人们更加注重环境、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公正分配,给自然留下更多的修复空间,给子孙留下地绿、天蓝、水净的生存环境。因而,人类应该提倡一种既符合生态发展,又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生活方式,既不危害生态环境,又满足人类自身需求的,绿色、自然的消费观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强调对生态资源进行立法保护,这对当今生态文明的建设依然有借鉴价值。比如,建立责权明确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划定草原、森林、海洋等生态保护红线,对不达标排放等一系列违法行为零容忍,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建立损害赔偿制度,努力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与每个人的生活、健康等密切相关,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应建立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力度,使每个人都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与自己息息相关,自觉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注:本文系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项目编号:16240041010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筒》,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小说中的四位母亲均来自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她们出生并成长于旧中国,在大陆的娘家都曾有着不错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早在她们赴美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她们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她们的四个女儿均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与生俱来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国文化中鼓吹的个体与独立,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基于这样的背景,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就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
本文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由于中美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小说中人物间的性格冲突,从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促进不同文化圈的人们的和谐共处。
一、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美国文化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源于不同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倡长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辈必须服从长辈,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不得有半点违背。《弟子规》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没有像中国那样一统数千年的传统核心伦理思想,但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渊源。在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很重。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是人文主义,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这极大地推动了个人进取精神。另外,在欧美文化中,人们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崇尚个性。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的伦理思想虽然起步较晚,但它继承了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伦理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其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特立独行,而不是百般服从”[2]431。美国伦理思想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却富有“美国特色”。美国“辽阔的土地、独立流动的气氛、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等,为美国伦理思想注入了鲜明的美国特征”[2]427,培育了独特的美国精神。
无论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还是独特的美国精神,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二、《喜福会》体现出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冲突
小说中,随着对这四位女儿成长的描写,作者展示了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文化隔阂。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四位母亲要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塑造自己女儿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儿,而在美国生长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四个女儿要按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无法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两代人无法沟通思想因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四个女儿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美国人发生矛盾。在女儿方面,她们几乎都不能理解她们各自母亲的过去,而且常常为中国的习俗、规矩大伤脑筋。在母亲方面,因英文的贫乏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不甚了解,她们无法接受各自女儿疏远自己这一事实。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凤之心的膨胀,几位母亲都企图控制她们女儿的命运,这无疑激化了母女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和美国家庭中的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母亲龚林达一直试图教会女儿韦弗利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顺从父母,做事中庸,“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从小到大,每一个成长阶段无不浸透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儿女必须对父母尽孝。“孝”的第一层含义是不仅要尊敬父母长辈,物质上精神上还要无微不至地关怀父母,而且要养老送终、传宗接代。“孝”的另一含义是顺从。“顺”就是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但是,韦弗利从小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熏陶,强调独立能力,自我意识和反叛心理强烈,所以她抱怨妈妈对她“管头管脚”。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要求弹琴时,妈妈说:“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3]145晶妹顶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 [3]146她认为“我不是她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3]145,表达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无处不在的独立自主观念。妈妈的话一语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关系的区别。在中国,人们常用“女儿是妈妈的贴心袄”来形容妈妈和女儿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母女关系是诸多家庭关系中最和谐、最容易理顺的。美国伦理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间是平等关系,是朋友关系。美国人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平等地位意识极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使得美国父母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小说中的四对母女之所以冲突不断,就因为女儿已经美国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国妈妈仍按华人的传统解释母女关系 例如,在韦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间,母亲常常不打招呼,随便来访,这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却遭到了女儿的抗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姓名,这也是长幼有序的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规矩。《弟子规》中写道:“称尊长,勿呼名。”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不论长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亲密越如此,体现了对平等的追求。小说中,瑞奇初次拜见未来的丈母娘,临别时,他紧握两位老人的手,说:“林达,庭姆,我相信我们不久以后还会见面的。” [3]189 林达和庭姆是韦弗利的母亲和父亲的名字,除了几个同辈的至亲好友外,无人这样直呼他们的大名。这个举动在华人眼里就是“没大没小”!可瑞奇浑然不知,还觉得自己与未来的丈母娘挺谈得来呢。但是吴晶妹和韦弗利等人由于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她们总是以“叔叔、阿姨”等称呼长辈。简单的称呼,体现的却是价值观的差异。 (二)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
为了得到母亲的支持,经过精心策划,韦弗利带瑞奇来家里吃饭。因为她知道“烹饪是我母亲表现她的爱意、骄傲和能力的一种方式” [3] 186。谁夸颂她的烹饪,谁就会取得她的欢心。赴宴前,韦弗利反复叮嘱瑞奇:“饭后一定要告诉她,她烧的菜是你吃过的最好的。” [3]186果然她妈妈烧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国的习惯,老太太对自己的拿手菜总是先谦虚一番,说自己的菜做得如何不好,其实意在获得大家的表扬。那晚,她满心欢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骄傲地放在未来女婿的面前,自己尝了一口后故意谦虚地说:“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 [3] 188那句话实际上是提醒大家快来尝一口,然后称赞她烧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还没来得及这样做,瑞奇就接着老太太的话说:“你知道,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 [3]188说着就在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层乌黑的酱油,顿时老太太变了脸色,气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场的其他人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谦虚为美德,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更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绩;美国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对自己的成绩也乐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搅混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自贬式的谦虚。
(三)儒家伦理中的家族观念与美国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
韦弗利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她妈妈喜欢到处炫耀,自己也跟着出名。女儿看不惯这一套,抗议道:“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 [3] 97儒家伦理重视家族的力量,一家人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母亲们望女成凤,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无形中给女儿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女儿成名了,母凭女贵,当妈的当然高兴。可是小说中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精神中的“个人奋斗”。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纯粹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父母无关。韦弗利对母亲行为的反感使她最终放弃了下棋。
(四)作为华裔的女儿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四个女儿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但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成长、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的美国人发生了矛盾。韦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结婚。可瑞奇比韦弗利小几岁,她担心这桩美国式的婚姻会遭到母亲的反对。尽管对母亲心存怨恨,她还是想方设法试图先得到母亲的认可而没有如瑞奇所说的“说一句‘妈妈、爸爸,我准备结婚了’” [3] 189。母亲总是对瑞奇挖苦讽刺。韦弗利向朋友玛琳娜诉苦,玛琳娜建议:“告诉她住手,别破坏你的生活,告诉她闭嘴!”[3]182女儿让母亲闭嘴,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闻所未闻。韦弗利虽然对中国传统伦理——孝道一知半解,却深知作为女儿,是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的,“你会被指控为杀人帮凶” [3]182。韦弗利一方面讨厌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坚决要独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中国的孝道,这让她处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小说主人公之一罗丝是位性格温顺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请出席他父母的招待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泰德的母亲婉转地表示不同意罗丝和泰德结婚。罗丝听后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没有公开表示反抗。当泰德得知此事时,他大为恼火。首先他对罗丝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感到吃惊和不解,然后他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斥责他的母亲不尊重他的权利。婚后罗丝对泰德百依百顺,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爱他的表现。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夫唱妻随”的伦理要求。然而事与愿违,泰德反而对她产生了厌倦提出离婚。这下震动了罗丝,经过痛苦的反思后,她终于明白了,在美国,作为一个人,她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她决心为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斗争。泰德发现妻子原来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权利意识的弱女子,两人竟破镜重圆,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满。在这里,先是泰德违背父母之愿选择了亚裔妻子,而后一向没有主见的罗丝学会了对丈夫说“不”。这两件事都表现了美国家庭中的独立意识。
女儿们在与母亲们的不断冲突中长大,经历了各自的快乐、烦恼与痛苦,也希望能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试图去理解母亲。小说行将结束时,女儿们已意识到她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并使其变为优势。吴晶妹的中国行从中国传统伦理角度看,实际上是在尽“孝”,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母亲们在遭到长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亲的权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们了,注意到在她们生活的基础上女儿们正在谱写更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间的这种和解,不只是两代人之间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华裔的后代能在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和谐地融合。
三、结语
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精神相比,无所谓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处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应该互相宽容、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只有这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和谐;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