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返乡就业的积极意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大学生返乡就业的积极意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一直被视为大学生向上流动的自然轨迹。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悄然出F大学生“逆势”下乡的现象。

虽然总计仅约百万的“新农人”，在每年都达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中数量并不算多，但是，他们的选择却透露出，转型中的中国农村正对年轻一代释放新的吸引力。 廖正军在养殖基地查看小

火鸡的生长情况

“我认准养鸡是条致富路”

6月，在福建福安市晓阳镇晓阳村的葡萄大棚，整齐的藤架枝繁叶茂，林恩辉熟练地喷洒农药。“夏季是葡萄防治各种病虫害的关键期。”经过几年创业，她已是熟练的“庄稼把式”。

2010年林恩辉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银行工作。几个月后，从小渴望田园生活的她，听从内心召唤，走进大山建立起一个全循环、生态化的立体养殖农场。

“种最好吃的葡萄”是她的追求。林恩辉的农场采用水肥一体化管理、太阳能灭虫灯和各种生物防控技术，将生态理念贯穿于种植全过程，葡萄亩产值由6000元提高到了15000元。

这样的故事并不鲜见。本刊记者在福建、浙江、江苏等地采访发现，多年来农村留不住人才的现象出现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正“逆流”下乡。

农业部测算，到2015年末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比例达1%，预计“十三五”期间这一比例还将提高。阿里研究院此前的一份关于“新农人”的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仅狭义概念上“新农人”已突破100万人，主要人群包括返乡大学生和城市白领。

2008年，当江苏军曼火鸡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廖正军放弃了上海年薪十几万元的工作回乡养火鸡时，他父亲生气地用斧头砸烂他的办公桌，说：“跑回来养鸡，能有什么出息？”

“我认准养鸡是条致富路，绝不是盲目冲动，而是认真调研后才下的决心。”廖正军说，他在大学期间作过调查，每只火鸡能有30元至50元的利润，是普通家鸡的好几倍。

“农民缺钱、缺技术，市民缺绿色食品。我两头打通，一方面搞订单农业，给农户提供种鸡、饲料和培训，另一方面开加工厂为消费者提供‘私人订制’。”目前，公司年销售额8300多万元，产品除了国内，还销往欧美。

江苏省人社部门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以来，全省共扶持近9万名大学生创业，其中不少是返乡大学生创业;据浙江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省大学生返乡创业就业人数有9.5万多人;福建宁德市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从2013年的600人增至2000多人，创业项目从500多个增至1800多个。

据农业部2016年初步统计，近年来，从农村流向城镇的各类人员返乡创业的人数累计达到570多万。其中，居住在城镇的科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人员约130万人下乡创业创新。

拓荒“蓝海”，互联网突破城乡市场壁垒

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赖钟熊认为，大学生下乡普遍体现出主动性，是对农村、农业发展水平与自身优势、兴趣权衡后的理性选择。

――现代农业显示“蓝海”吸引力。多年冷门的农业，在中国正逐渐受到资本的青睐，现代农业表现出“高效益性”。“现在介入现代农业能成为‘蓝海’拓荒者，值得期待。”宁德返乡大学生谢思惠放弃保送研究生的机会，回到家乡开发新的种植技术，实现生姜亩产值由500元增长到5000元，带动上千户农民致富。

――政府大力扶持，创业门槛明显降低。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从简化市场准入、改善金融服务等对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返乡人员到农村创业给予支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山东、江苏、福建等十几个省通过给予税收减免、现金奖励补贴等，增强大学生返乡的积极性。如福建宁德从2015年起，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作为大学生创业贷款担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大学生提供最高额度达2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生活成本“洼地效应”。一方面大城市竞争和生活压力加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乡村发展，加之无论是地价、房租还是劳动力价格，中小城市和乡镇都比大城市低，这让下乡创业的机会和空间在增加。

江苏大学生刘敏2012年回到老家连云港市赣榆区河西村，成立公司种植杏鲍菇。在她看来，城里生活成本高，比如在南京，一年租房和交通就要花费四五万元，相当于当地一户村民一年的收入。“返乡后，吃的是自己种的菜，住的不花钱。房租加上十几个工人的工资，每个月公司的成本仅约两三万元。”

――城乡一体化加速，“数字鸿沟”缩小。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认为，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农村交通和物流不断完善，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双向良性互动，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的带动和辐射力越来越强。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消费者更加关注食品质量安全，追求多样化的消费。”顾益康说，“这些消费观念的转变，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

此外，得益于互联网的开放和渗透，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在缩小，农村电商发展迅速，突破了制约乡村发展的市场壁垒，这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了技术支撑。

阿里研究院的一份关于返乡电商创业的研究报告指出，返乡电商创业正在成为一种新潮流，电子商务有效释放草根创造力，成为推动年轻人返乡创业的最大动力。

福建大学生姚志忠受到家乡电商创业的影响，回乡养鸡。“我养鸡不喂抗生素，在山地上放养，给鸡足够的运动空间。”姚志忠现在每天把出栏鸡的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常常收到许多消费者的求购信息，订单源源不断。

城乡资源双向流动的意义

几年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生姚丽云，从国外知名企业辞职回到老家福建古田县养殖食用菌。她依托京东、天猫等平台，将产品卖到全国大江南北，还与大学院校合作，进军银耳保健品、护肤品等领域。在她的带动下，周围很多年轻村民开始接触互联网。如今，古田县电子商务活跃网店超过120家。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认为，互联网让返乡大学生具备了直接与市场对接的能力，从产业链条末端迅速走到前端，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向信息化、市场化发展。

吉林大学商学院教授张秀娥认为，大学生等群体返乡，变过去的城乡资源单向流动为双向流动，对于推动城镇化有积极意义。

“农民离土、离乡向城市转移的发展模式，不仅物质成本高，还会产生农村空心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大学生返乡创业，为农业劳动力就地消化提供了良好途径。”张秀娥说。

在连云港市赣榆区河西村，刘敏的公司带动400多户村民种植蘑菇，全村有260多人在公司工作。这个曾经对外连公路都不通、买瓶酱油都得上乡镇的“空心村”，已吸引大量青年返乡。如今，村里大部分人都盖起新房子，新建的宽阔水泥马路也通向周边城镇。

篇2

社会转型期的就业求稳

当今中国，一方面是高达8%～10%的经济增长率，形势看好；另一方面却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焦虑以及社会断裂带来的无所适从。我不否认生活中存在着就业者希望工作稳定的社会心理，但究竟该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时期就业的“求稳心理”？我们需要冷静客观地分析，而不能简单地贴个“创业欲望弱化”的标签。直言之，求稳的就业心理是对不确定环境和未来的能动反映。“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心理和集体意识的产生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

国情决定就业求稳要求。对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就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当前及整个“十二五”期间，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一方面，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很大，劳动力格局并没有改变。今后五年，城镇劳动力供求缺口每年达1300余万人，比“十一五”时期的1200万增加100万。另一方面，就业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加剧，部分地区企业招工难和部分劳动者就业难的问题同时存在。

经过“十一五”的“洗礼”，“十二五”时期我国进入了“稳健发展”的新时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政府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平行式”发展，这包括进一步平衡东西部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以及缩小贫富差距、共同发展的问题。稳健发展需要在各个方面减少社会摩擦和冲突，需要“稳健就业”。特别在社会转型时期，稳健就业可以减少就业风险、加强生活保障。在我看来，“稳健就业”的含义是降低失业风险，缩短平均失业时间，延长平均在业时间，而且就业者的就业心态相对平稳，就业满意度相对高。“稳”包含着降低风险、代价、成本乃至问题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含义。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求职竞争激烈残酷，失业率得不到有效控制，必然影响社会稳定。

就业求稳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就业中的求稳意味着可以减少择业风险和成本、减少失业带来的代价以及生计和心理上的问题，实现劳动力人口和就业机会的理性结合，促进人口与经济核心关系的和谐发展。稳定并不一定是固步自封、僵化死守或者衍生出其它负面的含义，而是可以成为稳扎稳打、徐图发展的基础。在一个充满活力和变数的经济体制中，“稳定”和“变化”的关系同时摆在政府、家庭和个人的前面，但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重视稳定的价值，曾经提出“稳定压到一切”的主张。经验表明，“和谐、稳健、发展”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中逐步走向复兴的中国经验和中国价值。我们需要肯定和发扬积极的“稳健就业观”，即在发展中求稳健，在稳健中求发展。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经典的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设，对人类的行为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诠释。在道德进化和人情浓郁的基础上，人类理性的发展应该看做是市场经济发展成功的象征，说明人们行事更有计划、更加务实也更有效率。稳健就业心态的普遍化说明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就业心理日趋成熟和理性，不再莽撞和随意。打个比方，经过市场经济二十余年的洗礼，我国劳动力的就业心理已经度过冲动的青春期，进入到成熟的中年期。所以，与其说是要担忧什么，不如说应该可喜可贺。

就业稳则天下平

针对当下的就业求稳现象，我的基本观点是：就业稳则天下平，安居才能乐业，稳定才能安心。

第一，就业乃民生之本，稳健就业是幸福生活的根基。失业率、待业率高的国家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失业和待业人口的无所事事和焦灼心理可能导致行为失范，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求稳心理的出现在主观上反映了就业者对社会转型时期就业和生活风险的自觉规避，客观上也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深化所带来的就业环境的整体改善。观念和心态是对现实的反映，求稳心态既是劳动力对就业状态的一种追求，也是对就业环境稳定性的一种肯定。这种心态的普遍出现说明了近年来“就业乃民生之本”在政策层面和环境层面上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和促进，是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反映，是就业理性增长、就业人口现代化的折射。

第二，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求稳”心态是一个双向负责的态度。既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也是对社会和政府的负责。相反，如果频繁跳槽，频繁流动，恰恰是社会不稳定的表征。

求稳是风险最小化的做法，求稳心态可以减少失业和社会摩擦。如针对大学生就业中的求稳现象，有人似乎并不赞赏：很多大学生喜欢稳定、清闲、福利保障好的单位，希望以此就能选定理想的职业，而不愿意选择有风险、有挑战性的职业，更不敢去自己创业。我倒以为，年轻人的这种求稳心态不仅是人之常情，而且是理性的做法，是对自己能力的恰当估计。年轻大学生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只要是对自己负责、对父母负责以及对社会负责的行为都是值得肯定的。除非有来自父辈强力的支持（如富二代），一般来说，没有实战经验的大学生创业的风险是很大的，开始阶段，还是“稳”为上。当然，如果有足够的勇气、胆识、条件和机遇，大学生创业也不妨一试。

目前农民工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曾有“离土不离乡”的说法，部分农民能够“离土不离乡”，这是一件好事。古人云：乡土难离。家乡有老父老母，有爱人孩子，有亲戚朋友，有熟悉的一切。所以，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崛起，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加，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可以不再背井离乡，乡愁与离苦两忘了。农民工就近就业是稳健就业的一种方式。

不难想象，在中国这么一个重视亲情和家庭的国度，只要“家乡经济”得以长足发展，“家乡人口”也会因此放慢流迁的步伐，两者的结合也将是相得益彰。对家乡经济发展而言，得到了家乡人力资源的支持；对家乡人口来说，就近就业和照顾家庭一举两得。例如，安徽省芜湖市创业富民、小额贴息贷款以及惠民工程等政策深深吸引了大家，吸引了不少返乡农民工决定回乡创业，就近就业。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中，不再单纯追求收入、“求稳”现象尤为明显。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离家近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离土不离乡”是因为人口大流动的外部环境还不够好，那么今天的“离土又离乡”则是我国中西部经济和区域经济得到协调发展的一个证明。

第三，稳健的就业景象才能创造和谐、发展的社会格局。与往年相比，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安营扎寨”，更多的农民工倾向于家门口找活干。截至2010年底，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达到2363万人，居全国第一。2363万人中有近一半农民工实现了省内就业，达1142万人，比2009年增加123万人。在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2011年春节后首场招聘会上，富士康等180多家招工企业打出“提薪牌”，薪酬普遍上调10％至30％，招聘会提供2.5万个岗位，涵盖职位从高管到工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民工潮”现象历经20多年之后，终于有所改变，返乡创业浪潮涌动，农民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这是稳健就业的新变化。

河南是我国人口第一大省，长期以来都是人口输出省。但河南经济的发展也在日新月异，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人口多带来的就业压力劣势转而变成了人力资源优势，特别是经过针对性培训之后，劳动力就业素质得到很大提升，减少了结构性失业，增强了就业的稳定性。2010年河南省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等培训项目，努力扩大培训规模，全年共完成近200万人的职业技能培训。目前已认定各类农民工定点培训机构1400多家，初步建立了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河南还为返乡农民工发放小额担保贷款20.6亿元，共扶持4.8万农民工创业。良好的政策环境使河南省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可喜变化：一是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稳定性逐步增强；二是参加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人数不断增多，2010年外出务工人员中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为835万人，占总数的35.34%，比2009年提高7.13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招工难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部经济回升看好，企业用工需求增加，就业机会增多，劳动力人口流向和流量发生转变；也反映了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预期不断提高等现象。人口大省和中西部地区家乡经济的兴起是东部沿海地区近年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如2010年，安徽全省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1300万人，其中在省内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近400万人，比2009年末增加42万人；截止2011年2月10日，地处川中丘陵地区的遂宁市17.3万返乡农民工中，已有16.9万人实现就地就业。

第四，稳健就业与积极创业并不矛盾。中国提出要打造成一个自主创新的国家，这离不开积极的创业和科技的创新。我们在肯定稳健就业观的同时，丝毫不否认积极创业的价值和作用。创业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也需要经验、资本和人力等。稳健就业和积极创业这两种观念既适用于不同的人群，也诠释了不同人群的社会分化，例如，一些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村年轻人，经过几年的历练和积累，有了经验和资本，眼界开阔了，本领增强了，摇身一变从就业者变成了创业者。在回乡创业的潮流中，有很多这样的成功者。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拓宽就业、择业、创业渠道，鼓励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等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四川某一总人口350万的中等城市，每年约有1万名本籍大中专毕业生，但近年却只有78名毕业生回乡自主创业。调查者感叹：不是大学生缺乏创业激情，而是他们受到太多环境的限制。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教授陈放给出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高校毕业生回乡自主创业仍然困难重重。自主创业毕业生中，46％从事农、牧、水产等产业，36％从事服务业，他们中的70％在毕业两年内收回成本并略有赢利。初期创业者期望投入少、见效快的创业心态，使他们集中在初期投入额、资金周转速度等比第二产业更有“优势”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高校毕业生创业缺少流动资金、无力扩大资金规模者占79.4％。投资额10万元以下者占58.9％，投资额10万～50万元者占29.4％，投资额50万～100万元者占1.2％，投资额100万以上者占2.4％。仅有20.5％的毕业生在政策咨询、关系协调等方面得到过当地党政、群团组织的直接或间接支持，其余毕业生创业则完全靠向亲戚、朋友借贷、自己“跑关系”和自我摸索来“起家”和运作。地方有关部门对高校毕业生回乡创业支持不够。

就业压力与产业结构调整

不争的事实是，大学生就业竞争日趋激烈。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改革高等院校毕业生“统包统配”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毕业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高校开始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以满足广大学生求学需要，受到社会欢迎。但由于改革配套措施没有跟上，为大学生就业埋下了隐忧。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大幅度上升导致就业压力持续增长。1999年以来，高校扩大招生规模，扩招后毕业生面临新的就业形势。根据国家教育部统计，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15万，待业人数约为34万，占总人数的30%。到2005年，待业人数增加到93万，比2001年增加了近两倍。2007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495万，比2006年的413万增加了82万，就业形势愈发严峻。有媒体调查报道称，2007年有六成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559万人，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630万人，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660万人。急剧的社会转型、激烈的就业竞争、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得年轻大学生一般不敢轻举妄动，而是采取求稳为上的谨慎理性的态度。

到底大学生就业难与大学毕业生人口的增加有没有联系？互联网上有一个分析，说得有些道理，作者说：大学生就业难和扩招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大学生就业作为劳动力供给方，不管扩招还是不扩招，供给总量没有变。大学生多念了几年书，没增加也没有减少劳动力总量。就这一点讲，和就业压力没有什么直接正相关关系。但是，到底是18岁就业还是22岁就业却大不相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普通农民工就业难性质不同，个中原因要看劳动力素质的变化。换言之，延迟就业改变的是劳动力的结构，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如果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那么这种变化将有利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就业。相反，高层次劳动力人数的增加也会优化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为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生生不息的人口动力，以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推动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也就是说，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既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关键看制度安排。

大学生就业难是一种结构性问题。上了几年学，有了一个专业，有了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在就业时就会产生相对明确的就业预期，例如，希望专业对口，收入预期升高，而不仅仅像简单的体力劳动者那样只要能挣钱就满足了。而对于劳动力需求方来说，需要的不是眼高手低，而是脚踏实地。何况有些用工单位需要的是简单劳动力或者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而非是有知识却无专业技能的劳动力。退一步说，即便大学生就业难与大学毕业生增加有关，也不能因此否认高校扩招的重大意义。劳动力人口发展的数量和素质能够与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数量需求和素质需求相契合，就是完美的人口经济关系。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协调发展正在不断转化人口压力，同时也期待着可持续的人口动力。人口问题是一个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的问题，当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人口，劳动力资源的素质得到提升之后，人口压力就转化成了人口推力。

篇3

关键词：就业；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

一、导言

随着我国的就业体制从“统包统配”彻底走向“市场化就业”，国有企业改革的“再就业工程”使数以千万计的传统产业工人下岗、转岗：加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使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镇就业：高校扩招又使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特别是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业问题更成为全世界共同的难题，我国经济近年来虽然一直保持8％以上的GDP年平均增长率，只在2009年上半年下滑至7.1％，但就业形势同样严峻，2002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保持在4％以上，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在2003年后每年都超过了800万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对于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加速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国内学者对于就业的研究主要有：以胡鞍钢博士为代表的学者关于我国城镇失业的研究，以中国社科院的蔡防研究员为代表的学者研究了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歧视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等多方面问题，以袁志刚为代表的理论研究，集中体现在其著的《失业经济学》之中。还有杨宜勇对经济转型期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的分析。

而本文的研究把有效需求限定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劳动力市场之内，区别于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理论，只有增加就业数量的需求才是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随后探讨了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最终基于文章的分析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二、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

(一)劳动力市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直观地反映在企业提供岗位的多少，间接体现在劳动力的就业之上。企业招工与人员就业看似具有直接因果联系，企业招聘的人员越多必然导致人们就业的轻松，然而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却出现“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2003年起开始出现“民工荒”，2004年甚至在农民工输出大省，也出现企业招工难的现象。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3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监测数据分析表明，各技术等级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都供不应求的状况，技师和高级技师的严重短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可见大多数农民工的岗位技术性不强，受市场形势的影响非常大。农民工技术能力的要求直接影响着其需求。同时，拥有高学历的大学生群体也出现就业困难，尽管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高薪招揽人才的报道屡见不鲜，但随着高校扩招普通高校毕业人数逐年增多，2008年已逾580万，而年平均就业率自2001年以来逐年走低，2008年为70％。高校毕业生失业人数达到174万。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二)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

马克思在其工资决定理论曾提到，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由就业的“劳动”供求决定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来决定，劳动力的数量可以由雇主方面自身决定：因此，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上虽然可能存在整体的“劳动”需求增加，但不一定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即就业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这一观点可以很好解释“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我国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的需求增加，却并没有形成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因而直接导致“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产生。因此，劳动力的有效需求指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实现平衡时的劳动力需求。它表现了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意愿的吸纳水平。只有带来就业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才能称作构筑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

三、我国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原因探讨

尽管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比较旺盛，但鉴于我国劳动人口众多、国民教育水平不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就业容量有限的基本国情。21世纪头20年，受我国城镇化将加快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剧烈变化，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经济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换言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历史性原因或经济体制转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制结构单一，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经济没有得到发展：到经济转型初期后，国有企业受到市场化的冲击，冗员情况严重，不得不将富余人员释放出来。而此时非国有经济的劳动力需求却严重不足。大批人员的下岗、转岗、再就业，不仅仅在当时造成了失业率居高的局面，也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形成了就业压力。

(二)经济产业结构导致劳动力需求不足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始终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很高的比重。但是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所能够创造就业的能力却很低，制造业部门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上升，一定程度上造成“机器排斥工人”的现象：同时，能够吸收大量就业的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最终的结果就是“奥肯定理”在我国失灵，经济增长带来的创造就业能力下降，这集中体现在近几年来就业弹性的下降。

(三)城乡经济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有效需求的增长

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在很大程度上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发展了城市。城乡差距开始拉大。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城市，但就业机会增长也仅仅限于城市，又由于城市自身发展程度及地域和环境的限制，还有户籍、人事制度等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因素存在，城市承受就业的能力有限。且根据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则，很多时候每增加一单位经济产值所创造的就业机会降低，即就业弹性呈现降低的趋势。因此，相对于城乡均衡发展而言。城乡差距大的地区将拥有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有效需求。

(四)其他市场对劳动力市场的溢出作用，作为引致需求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受到商品市场需求的影响

由于受到其他市场对劳动力市场的溢出作用，考虑到企业生产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为商品供给与劳动力需求，因此作为引致需求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受到商品市场需求的影响。我国外向型经济过去几年内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但这种外贸依存度高的经济结构不是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形式，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南沿海大量企业倒闭、农民工返乡、高校毕业生就业紧张

更说明了这个问题。国家已经将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转移到刺激内需上来，由于内需不足直接影响着企业的销售及资金回笼，使得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存在，从而也使企业新增岗位出现困难，劳动力市场需求较为低迷。

四、构筑我国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的建议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还存在着劳动力歧视、岗位待遇差距过大等问题，我们应着力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并对非正规就业和隐性就业者的情况加以改善。此外，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应多样化，避免大学生与下岗工人争抢同一职位的局面。在建立平等、健康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之上积极采取措施构筑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

(一)发展中小企业，增加劳动力市场容纳就业空间

中小型企业始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力军。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相关资料，我国中小型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户数的99％以上，而就业人数约占全部就业数量的75％。在我国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大型国有企业的就业基本饱和，有些仍处于“富余”的状态，对于劳动力需求潜力相对较低。而中小型企业，在经济体制转型之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同时也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无疑在今后的劳动力市场上扮演主要角色，中小企业能够广泛吸收社会上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尤其能够吸收国有企业中的富余人员，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市场的需求。因此，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是努力增加劳动力有效需求的主要途径。

(二)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产业结构演进有其特定规律，一味地强调产业升级甚至用行政手段来推进，会干扰产业发展的自主成长机制，破坏产业的均衡性。以致效率性降低。尽管产业结构升级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客观要求，但一国的竞争力既体现在产业的技术水平方面，也体现在资源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方面。为此，要兼顾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裕之特点，在充分考虑该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大力提升工业部门科技水平的同时，要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第三产业发展。

(三)建设县域经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

当前城乡差距过大、劳动力流动受阻、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解决可有赖于建设县域经济。县城可以作为“农村一城市”的过渡地区，其发达程度不像大城市那样高，产业也更倾向于劳动密集型；而且生活成本较城市要低，生活方式也更贴近农村，限制人口流入的壁垒较少，是作为城市接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冲之地的绝佳场所。建设县域经济必须以现存的县城和具有相对条件地区为发展基础，因地制宜，科学发展。充分考察该区域内劳动力人口数量、经济水平、政策等条件，同时顾及周边的城市以及乡村的协调发展，以对周边地区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

(四)拉动消费内需。间接刺激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

我国整体消费需求不足的关键在于农村市场没有打开，原因不在于缺乏新的消费热点，而在于农民收入水平仍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农民的消费水平增长没有跟上经济的总生产供给增长，从而导致出现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因而，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拉动他们的消费是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村城市化的建设，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带动整个商品市场的需求使得企业利润增加。追加投资扩大生产一。加大新增岗位的供给，从而对整个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的增加都有着积极意义。

五、结束语

就业是民生之本和安国之策，是社会居民获取收入和谋生的根本手段。我国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在一定时间内仍将处于不足状态，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以着力构筑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解决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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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西部地区；新能源产业；自我发展能力；三元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11-0066-07

一、 引 言

2000年1月“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十年间西部地区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人均收入水平和各项经济指标均取得了跨越式发展[1]。2010年，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二个十年[2]，要破解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实现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当前，西部地区在争取优惠扶持政策连续性的同时，更要从自身自我发展能力着[，减弱对中央政策的过度依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西部地区新能源资源种类多样，储量丰富，有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包括沼气、酒精、生物制柴油和生物制甲醇等）以及煤层气、页岩油气等多种非常规油气资源，目前的勘探程度和总体利用水平低，具有巨大的可供勘探开发潜力[3]。过去几十年来，国家在西部地区重点部署的电子信息、航空工业、航天工业、核工业、常规武器工业、新材料工业以及大型科研机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军工大专院校，建成了产学研一体、国防科技工业门类齐全、重点突出的产业基地，人力资源丰富，为西部地区发展新能源产业在技术层面上奠定了基础。要改变西部地区长期处于“欠发达”的境地，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是西部地区发扬自身优势，开创新的发展模式、实现基于历史积累和时代机遇的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4]。

全球化视角下，环境保护、低碳减排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已成为各国共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思路应顺应时代潮流由过去掠夺性开发转向可持续性开发、由资源依托型开发转向市场导向型开发、由国家推动型外源开发转向自我发展型内源开发。培育和发展西部新能源产业的核心问题，是在当前全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区域内产业自我发展能力。

二、 西部地区新能源产业发展限制因素

新能源产业在我国西部的发展目前受制于三方面因素：一是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二是西部以及我国的整体经济情况；三是西部的产业发展环境。具体而言，面临以下7个发展障碍：

1.西部经济发展仍然落后

在我国区域经济板块中，尽管西部地区这十年取得长足发展，但是和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西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27.5%，而消费份额占全国消费市场的份额只有18.4%。西部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是贫困地区，现在全国年收入在1，196元以下贫困人口，有66%在西部地区。此外，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经济发展面临不确定性，作为后发地区，西部地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更弱，正如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指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地方财力薄弱，还要承受劳动力市场不景气带来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压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部地区应对金融危机的回旋能力弱于东部地区；从整个周期看，西部地区应对金融危机面临的困难将更加突出，付出的努力会更加艰辛。”[5]

2.东西部互动面临新困难

首先是政府观念问题。与中央政府大力推动相比，地方政府对东西互动的积极性显然较弱，东部一些地方认为企业西进是经济资源和财富的流失，会影响本地的经济发展，因而推动力度不够，更多把东西互动视为政治任务或扶贫措施；而西部一些地方政府缺乏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承接东部企业转移的意识和能力，办事效率较低，服务意识不强，政策不能保持连续和稳定，还存在着地方保护、市场封闭等倾向，不利于生产要素的跨区域合理流动。其次是产业层次问题。东部转到西部的很多企业在产业链中处于低端，无法实现西部的跨越式发展；如果仅遵从正常的产业发展规律，西部必然要陷入中国在全球产业结构中一直承受的产业低端发展之痛——微利，难以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和快速发展。还有环境成本转移问题。少数东部地区企业无视国家产业政策，借国家鼓励产业西移之机把资源利用水平低、污染严重、技术水平落后的产品和工艺转移到西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形成新的污染源。

3.环境保护难题待解

建立可持续的生态补偿机制在设计上存在较大问题：一是环境责任主体不明确，目前中国生态环境管理分别涉及林业、农业、水利、国土、环保等部门，部门分头管理现象严重，导致部门利益化和利益部门化，区域补偿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部门补偿，这导致了补偿不到位，农牧民得到的实际补偿少。其次是补偿方式设计不科学，采取“项目工程”的补偿方式，主要对农牧民退耕、退牧进行补偿，而缺乏产业结构等生产、生活方式调整的补助，导致生态脆弱区的农户主要依靠补偿金生活，当补偿结束后，农户丧失生活来源时，面临“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两难选择，不可避免又要造成新一轮的生态破坏，政策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对比陕北和甘肃就可发现这一点，陕北由于资源产业发展引导农户向采掘业转移，生态保护成效显著；而甘肃缺乏这样的产业支持，生态保护效果极其有限。最后是生态产权界定困难进而引起跨区域生态补偿困难。尽管目前中央确立了“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谁污染谁治理”的补偿原则，但涉及到具体补偿行为时，难以确定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受益者，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实施东西部大尺度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时，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4.民营经济发展不快

目前制约西部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首先，民营经济发展舆论氛围不足，自然经济观念、计划经济观念和做法仍大行其道，缺乏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等、靠、要思想严重，更有甚者，部分地方自己没能力发展经济，对外部引入的非国有经济存在排外心理，对其发展设置各种障碍。其次，部分地方政府缺乏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意识，习惯于以公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行为不规范，对民营企业干预过多，角色错位，政出多门，政策缺乏连续性、公平性、稳定性。再次，当地缺乏企业家。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人才大量外流，从而造成发展的人力资本不足，加大了企业家创业的成本，再加上舆论氛围不利，导致企业家产生的土壤不足，有个说法是：在西部是条虫，出了西部就成龙。人们只津津乐道于西部地区出了多少个有全国影响的大企业家、大经济学家，但往往忽略了这些人虽在西部出生、学习，却不是在西部创业并发展起来的。最后，资本市场不完善，企业缺乏必要的融资手段。西部民营经济起步较晚，规模小，内部积累不足，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其资质都比较有限，融资渠道不畅，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西部尤其突出。

5.重点工程、产业发展对地方经济拉动不强

大开发以来，国家在西部地区投资建设数百项重点工程，但这些工程往往与西部地区本土经济的关联性小。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工程主要是为东部地区发展服务的，工程承包商、主要设备与材料、技术人才主要也来自于西部地区之外，西部沿途地区的政府主要提供附加值不高的辅助材料和非熟练工人，不仅产业关联度和直接获益小，还要付出土地成本，贡献与收益极不对称。就重点产业而言，“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西部地区重点发展能源化工、重要矿产资源开采及加工、装备制造、高新技术、特色农牧产品加工、旅游六大产业，前四项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度高，对劳动力就业吸纳能力有限。事实上，西部地区以资源采掘、军事工业、装备制造为主的工业产业结构具有一定封闭性特征，对地方产业配套要求少，对地方经济的拉动性一向较弱。

6.地区创新体系建设的意愿与能力差距大

西部大开发以来，陕西、四川、重庆等西部地区的主要省份均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高新技术发展计划，建立起多家国家级高新区，此举被认为是实现西部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选择，是破解西部地区资源环境约束难题、加快提升发展质量的迫切要求。但由于发展基数较小，目前西部高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仍然很小；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对地区创新体系建设的支撑能力有限，主要问题在于科技与产业的脱节问题比较严重。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主要环节，西部地区的科技成果主要来源于高等院校和国家科研机构，大中型企业多数不设研发机构，科研、生产独立运行的体制和机制导致了科技与产业相脱离的现象，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的程度比较低。尽管西部在许多产业领域拥有一定技术优势，但由于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的渠道不畅，以至于科技优势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7.人才外流问题比较突出

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储备与人口比是全国最低的。造成西部地区人才（除企业家外的人才）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原因在于条件较为艰苦、待遇较低，经济较落后，吸纳聚集人才的能力较弱，客观上造成长达近30年的“孔雀东南飞”现象，而因经济落后造成的教育投入不足进一步造成人才不足；其主观原因在于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政策规定多而落实少。虽然国家近年来通过对口支援，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鼓励大学生、留学生、东部人才去西部开发创业等措施，加上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西部人才流动的宏观环境不断改善，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已经得到了初步遏制，但从整体看，目前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基础不够雄厚、高层次优秀人才紧缺、科技队伍创新能力有待加强的形势仍比较严峻。

结合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自身限制因素，可以将西部发展新能源的限制性因素总结为：西部经济总量和发展动力都不如东部，当地市场机制不成熟，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缺乏优势，在东西部互动—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难以摆脱产业链低端陷阱，且新能源市场尚处幼稚期，产业利润难以支撑产业的自我发展，无法大力支持地方建设，由于缺乏企业家发挥的空间，民营企业成长较慢，人才外流严重，创新不足，环境保护的要求在提高，环保机制尚待健全以形成环保与新能源产业的双赢而不是矛盾。这些限制因素都是局部的，而真正的限制是在局部因素之上的、整体性的。解除前述产业限制，专项措施必不可少。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有即时性和专业性，弊病也不少。缺乏整体的体制支持，问题会层出不穷。

三、 西部地区新能源产业自我发展能力理论分析

1.自我发展能力理论分析框架

自我发展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系统内部的经济效益和地区积累能力。它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或造血功能。它并不排斥外部力量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是外部力量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础。”[6]但是如果过度依靠外部资金的扶持和帮助，会增加自身经济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如果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很差，也不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来发展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7][8][9]。其构成包括要素凝聚能力、资源组合能力、科技进步能力、制度创新能力、科学决策能力五个方面。概括总结广义的自我发展能力发现，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特性[10]：

自生性——在没有外部推动的情况下，能力主体可以在某种制度下适应该制度的“选择标准”而生存，但没有外部扶持不等于不能利用外部资源。

扩展性——能力主体在规模和范围上扩大，可比照哈耶克的扩展秩序。

内生性——依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创新，使能力主体的结构升级和改善。

持续性——能力主体的存在是持久的，短期和长期都能够适应环境（广义的环境，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生态）。

由此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自发性”不是自我发展能力的必要条件。例如，一国的某一产业，由于外力（国家政策、国外的技术创新）促使而生成，一样可以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否则后发优势就是空谈；又比如一个区域，它的经济起飞是靠外力促成的（国家政策、特殊时机、外资涌入），但一样可以培育出四个特性，进而形成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这样的例子在区域发展研究中比比皆是。新能源产业在发展初期理应借助外力（如政府扶持）。美欧日各国发展新能源的过程中，就没有寄希望于自发性。

第二，要素禀赋不是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如果能力主体的要素禀赋具有比较竞争优势，则主体在短期内会较容易加强自生性和扩展性，而内生性和持续性受益不多。主体需要利用先发（或自生）优势，积极加强内生性和持续性，才能真正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否则只会是昙花一现，甚至于陷入“富饶的贫困”。如果能力主体的要素禀赋不具有比较竞争优势（例如，没有顺应“其所在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或要素禀赋在多个竞争者中都不占比较优势），它在短期内自生性会很弱，进而在放任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在起步阶段很容易被后发劣势限制发展。但制度提供者可以通过人为设计，靠后天弥补先天不足，借助后发优势培育、加强扩展性、内生性和持续性，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获得长期竞争优势。这就为政府通过制度设计发展新能源产业、促进新能源产业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是美欧日等国目前着力作为的。加强研发、促进技术进步就是要弥补自然资源要素禀赋不足，形成内生性和持续性。

综上所述，在理论上，自由放任经济的拥护者们所批评的产业保护、扶持政策是“可以”有积极意义的，关键在于目的和路径的选择、设定。在实践中，由于市场机制发展的不成熟和市场本身的不完美性，唯市场主义之外的制度安排（例如法律、政策）就是经济管理者培育、增强个人、企业、产业、市场、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国内外制度安排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中，尚未发现普适性的“好制度”。这就需要制度制定者针对特定能力主体的个体情况，在一定的原则下（例如总体战略）进行制度设计。根据自我发展能力的四个特性，注重要素禀赋和技术创新两个基本能力因子的作用，尤其是后者。还要注重在不断学习、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完善制度。

2.三元合作经济治理体制

政府、市场、企业三者的关系历来就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治理框架的基本元素（见图1）。

在已有的经济理论中，大都会提到政府、市场和企业，但是真正研究三者关系的理论并不多。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的，关注的是市场—企业关系，但是企业不是治理制度的主体，只是在市场上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黑匣子”，市场才是经济资源配置的制度主体。新制度经济学将市场和企业并列为经济治理的主体制度，交易成本是区别二者的根本因素。新古典和新制度两种理论范式构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但是都没有对政府在经济中的治理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而仅仅是坚持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排斥“积极有为的政府干预”。所谓的大市场小政府，其实并不是指在经济治理中的比例大小，而只是单纯规模上的横向比较（与其它类型经济体制的比较），因为二者根本就不是对等的制度主体。无论是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还是福利国家式的公共经济，都是如此。

在经济实践中，政府和市场成为主要的治理主体。日本的经济学家[11]总结了三种政府干预模式：市场友好型（market-friendly）、市场替代型（market-substituted）和市场增强型（market-enhanced）。主流经济学中的政府是市场友好型的，是维护市场的制度供应主体。另一个极端是古典社会主义（东欧剧变之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强调市场替代型政府，弥补、纠正市场的不足和错误，是国民经济治理的绝对主体。但是从目前的实践来看，这种全能型政府并不能取代市场经济。而20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腾飞使得市场增强型的政府颇受重视和赞赏。这种理论总结认为，政府和市场并不是对立的，至少在实践中政府是可以促进市场机制的发展。

基于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理念不同，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是多样的。在主流经济理论中政府和企业可以用比赛中的“裁判员”和“运动员”来类比，而市场则成为比赛场所和规则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企业（firm）未必都是私有的，例如公共企业、混合经济企业、NGO等，但是都遵照私有制下的市场规则追求自己的目标。在市场替代型政府治理体制中，企业几乎都不是私有的，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仅仅是政府在微观层面治理经济的工具。这种经典意义上的国企在古典社会主义时期比较流行，但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企显示出极大的不适应性，目前也多数成为了市场上的商业行为（逐利）主体。在市场增强型政府治理框架下，企业也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主体，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是变化的。

我国当前的经济大环境正处于一种意识模糊状态，企业并没有成为治理主体，市场被当作一种不成熟的、有规则的竞争场所，而政府始终是起主导作用的治理主体。但是，这种模糊是主体和主体功能含糊不清，与三元合作治理机制提倡的模糊（fuzzy）的内涵是不同的，后者强调的是摒除非0即1、非对即错的二分法，避免极端化，接近于中庸的理念。三元合作治理模型并不是作为渐进性经济体制改革的工具来设计应用的，而是融合了市场替代型政府治理的一种经济体制。在当前设计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时，与主流经济理论相比，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我国转变政府职能应是从全能的政府治理转向政府—市场—企业的三元合作治理，而非转向纯粹的市场友好型政府。当然政府的经济治理主体地位是可以与社会管理功能兼容的，二者不必然发生冲突。

至今为止，我国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设计政府职能改变时，受市场友好型政府治理理念影响过深，恰恰丧失了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促动作用。实践中，地方的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及官员业绩考核的重点指标，但是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上被税制束缚，财力短缺，同时禁止干预地方经济，而只能将短缺的资金投入到“商业环境”的改善上，以便招商引资。这就造成了重复性建设过多、同质化竞争过度的困境，而招商引资在短期内是零和博弈，欠发达地区更加无法与发达地区竞争。地方政府虽然对经济负有责任，却没有干预的权力和能力；市场会加剧极化效应，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尤为不利；企业以逐利为目标，不会自动开发地方经济潜力，进一步强化了极化效应，这些共同造成了地方层面经济治理的失效。

3.创新三元合作治理体制，推动西部地区新能源产业自我发展

设计三元合作治理体制，首要的是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强调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要求和普遍规律，紧紧围绕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企业的主体功能进行开发。结合前文对自我发展能力的探讨，可以从其四个特性分析西部的三元合作治理框架。

西部经济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不具竞争力。而新能源行业也由于技术限制而不具有经济可行性。但是二者在长期来看，是有发展优势和潜力的。因此，关键是如何在短期存活并与长期效益对接。在主流的市场经济规则中，这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新古典的边际效用理论计算出的长期效益最优是基于短期效益的不断最优的。西部发展新能源必须要走新路。而市场增强型的政府治理就成为必要条件。通过改变区域市场的“优胜劣汰”标准，使暂时不具有经济效益的企业起步，企业借助起步之势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获取短期的生存能力。这恰恰是我国政府与市场友好型政府相比的优势所在，目前大多数政府也这样做了。关键是起步后，企业要依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创新，提高内生能力以获得长期的生存能力，当然这种技术进步也可以是政府部门和企业（包括各类科研机构）共同完成的。只有具备了内生性，企业才能利用自身掌控的资源“生产出外部市场”（即供应满足需求），发展市场，并在市场中进一步增强内生能力、扩展能力和自生能力，同时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并做好适应长期发展的准备，形成良性循环。

三元合作治理应用在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上，可具体关注三元的各自职能设计：

（1）市场职能。从经济角度而言，市场是供需关系的集合，其本身具有“优胜劣汰”的竞争性，当经济成本成为优劣胜败的标准时，部分有潜力但暂时成本高的产品就不具有市场优势，市场本身无法纠正这一竞争程序和结果，只能依靠政府干预。市场的有效性是基于竞争和要素回报，合理分配资源。在推动市场化的过程中，应理顺要素价格和投资回报机制。

市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普世的，市场本身就是制度，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受时代环境的限制，无论是自生的、还是催生的（如我国人为设定向市场经济转型），都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我们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努力必然是对规则的设定，即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未必和其他各国的市场经济是一样的，我国的市场规则必然要服务于我国的宏观—微观、产业—区域经济。

西部市场必然受欠发达的地区特征影响，在价格机制和回报机制上不如发达地区完善，因此，就地区市场的竞争（比较的是市场的效率）而言，西部不具有优势，要素流出是正常的。要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发展西部，就需要政府干预。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条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在国内使用，虽然有地方保护主义的质疑，但是，这种保护是对资源禀赋高而技术资本实力弱的欠发达地区的保护，既有经济上的积极意义（根据中心—边缘理论，国内的区域经济差距过大不利于国家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又有切实的社会效益（维稳）。

（2）政府职能。新能源产业在全球尚处于起步前阶段，即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也无法摆脱“幼稚产业”的先天不足。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共同认识：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新能源产业仍然缺乏自我发展能力，政府的有效作为是新能源行业、企业和市场发展的唯一可见的助力。

简单再生产能力的过剩使得低技术水平的规模扩展极为容易，却在拥挤的市场中竞争激烈。要摆脱低端产业链无利竞争的陷阱，政府的资助方向应有所选择，着重投向西部难以独立完成的新能源科技研发，而非投入简单再生产。目前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中央财政应对新能源科技专项投入（尤其是回报不确定的基础研究投入）做好规划，同时鼓励民间资本投入科技转化和技术商业化。政府的投入不应过于追求短期高回报，在研—产过程中的成本、利润分配上应秉承政府投资预算控制、企业投资利润导向的原则，进行公私合作。

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推动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资产重组的同时，还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中央政府应为西部大开发和新能源资源的开发提供战略指导，抓好重点区域开发，构建西部大开发的增长极，加强引导，构建东西互动与合作双赢平台，广泛推进东部和西部之间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协作和产业合作；地方政府应根据地区优势，探寻适应国内外大市场新态势、适合西部区情的发展战略与对策，发展各具特色的新能源产业，切实辅助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不搞重复建设，防止简单照搬、盲目攀比，更不能头脑发热、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一些假大空的跨越式口号。

目前非常规油气正面临迅猛发展，例如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正在改变全球能源行业、市场格局。我国西部也有巨量的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是否可以在产业规划中适当扩大当前新能源的范畴，纳入非常规油气？如此，针对非常规油气的诸多优惠以及良好的产业发展预期和现实经营收益将极大弥补其他新能源行业发展的乏力，并以优势带动弱势，为其他新能源行业提供共享性配套政策、设施、技术。

针对缺乏发展动力的各新能源行业，政府除了补贴生产方，还应在公共采购中适度倾向于新能源产品，一方面可以保证基本需求量；另一方面可能会带动（而不是挤占）民间需求，并获得低碳减排的效果。例如，政府公车可全部采用电动车。

中央政府出台“全国一刀切”的产业扶助政策有四个弊端：一是对尚未全国一体化的诸多地方市场扭曲严重，不利于全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二是在具体的地方操作上会出现很多政策不对路的情况，降低政策的效率；三是容易被国外政府在进口我国新能源产品时以过度补贴、不正当竞争、贸易保护等违反WTO原则的理由处罚或设限；四是同样的扶助政策，会在发达地区获得更高的效率，进一步导致西部的资源流出。因此，中央政府专门针对西部发展新能源的优惠政策，或者给西部的地方政府授予更大的产业政策自，可以使西部出台适合自身的扶助政策，当然这些优惠政策必须加以期限。另外，中央政府应调整财税体制，在新能源相关税项上除了进行削减之外，还应加大地方财税的留成比例，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扶持发展新能源。

（3）企业职能。企业是利润导向的，从事新能源也必然要满足资本回报的要求。新能源产业在短期内的利润几乎是依附于设备制造和能源生产上，可以由简单再生产完成，但容易出力不讨好，低利导致激励不足。要想改变这种不利的市场环境，把政府仅当作“裁判员”是肯定行不通的。哪怕政府不作为，让企业在合法的前提下随意发展，企业也无法找到利益突破。“看不见的手”在当前新能源的发展上是无力的，企业必须和政府合作。如前所述，在科技研发和商业化上与政府各负其责，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收益模式不同）。

向政府寻求政策扶助和资金支持，这只是自我发展的基础，更应借助政府的支持和国内外行业内合作拓展技术的应用并开拓市场，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用供应刺激需求。另外，投资回报可以是混业经营的商机，例如企业可以利用在新能源产业中的投入向政府交换部分受限制产业的经营权，这也有助于打破其他产业的行政垄断。

企业要根据自身特点，确定发展战略，是技术研发—创造市场需求，还是着重于技术应用转化、商业化。前者虽然有极高的盈利期望，但是风险也高，而且对技术水平要求很高，目前国内的大部分企业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即便在国际上，技术瓶颈仍然亟待突破。后者更适合目前国内的企业。国外很多技术受制于当地的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和人口、文化等因素，无法投入到实际应用中，更无法商业化、产业化。例如，欧洲很多新能源车已有技术和原型，但人口少、基建不足，无法大量投入使用，无法形成规模效益。而这些缺陷在我国却不存在，我国缺的主要是相关技术。这就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目前，已有不少国外的新能源技术、设备供应商进入我国，独立或合作开发市场，我国的政府和企业应抓住机遇，共同致力于对外开放、国际合作，真正把握市场换技术的本质，在当前国内尚不成熟的新能源市场和国外较成熟的新能源技术间找到结合点，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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