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哲学从古希腊发源开始，始终没有哪位哲学家能对哲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其实反映出了哲学的一个特征，即，哲学是时展的产物。因而每个时代都有伟大的哲学家，即使他们是思想能影响整整几个时代，但他们也只能是自己那个时代伟大的哲学家。科学也一样，没有哪位科学家得出了可以令整个科学界都信服的结论。现在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研究却又很多，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如：“改造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应该归功与科学方法的使用，因此，只有用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造传统的哲学，使其如同科学一样具有“实证性”，哲学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并行论”，这种观点认为：哲学与科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有各自独特的问题领域，二者并不相悖。哲学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科学研究对象世界的内部关系；以及“对话论”，这种观点主张“哲学既不是凌驾于全部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也不是作为全部知识基础的第一原因，而只是与科学、宗教、艺术等各种文化形式平起平坐的一种文化形式。”我个人认为在不明了哲学和科学是什么的情况下，似乎更应该从他们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其关系进行梳理。

一、科学源于哲学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相信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早起的古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于世界本质的哲学追问总是与其关于“终极实在”的科学假设交织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学成为了哲学与科学的共同载体。柏拉图也曾经说过，“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科学一而二，二而一，初无区别。”

在反思自然哲学的同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求哲学概念的确定性。“在苏格拉底以后的文献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哲学一词得到了明确的意义，而这个哲学指的恰恰就是德语中wissenschafe(即科学，多指自然科学)一词。”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作为狭义哲学中重要的形而上学的知识是至高的知识。数学、逻辑学等知识都是对形而上学知识的获得起辅助作用的知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哲学王的培养方法是就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柏拉图认为在哲学王真正通过哲学思辨获得关于实在的认识之前，需要首先学习算术。“要他们学习算术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为了用于战争以及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然后是几何学，他认为，几何学是认识永恒事物的。“几何学大概能把灵魂引向真理，并或许能使哲学家的灵魂转向上面……。”接下来是天文学，柏拉图认为“我们考察的这些科学技术的全部这一学习研究过程能够引导灵魂的最善部分上升到看见实在的最善部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自然哲学家那样将哲学与科学简单等同，他们将“第一哲学”视为最具普遍意义的科学，最高的科学，而将“个别哲学”看做是“特殊科学”。“meta-physics”一词的使用就内含着亚里士多德学派对于“第一哲学”与“特殊哲学”（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最初思考。可见，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知识只是达到哲学规定的终极问题的辅助知识，当时尚未分化独立的科学知识属于哲学的范畴。但是从中世纪开始哲学和科学之间发生了裂痕，在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哲学的地位大大减低，神学成为了一切思想的核心。因而适应神学的学科得到了发挥，就如同把数学应用于天文学的研究一样，数学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这就为哲学和科学的分离甚至对立买下了伏笔。

二、科学与哲学的分裂

时至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在摆脱了历史的“羁绊”之后迅速兴起。科学与哲学在形态上彻底分化，这标志着科学和哲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学不再具有“总括性”特征，而是作为一个与科学相并列的范畴存在；在内容上，哲学不再无所不包，科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康德在观念层面上对哲学与科学的明确区分，是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化的逻辑前提。”康德是近代以来将“哲学与科学之关系”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提出的第一人。

之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把哲学与科学区别开来。《逻辑哲学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界定。他认为，哲学是不可说，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才是可说的，并且，他在前期哲学中，主要告诉人们的是一种方法，即“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指谓。”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与科学完全区分开，通过可说的与不可说的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传统哲学家正是因为没有把哲学与科学很好的区别开，才提出了一些无意义的命题，因此陷入了混乱之中。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与科学的划分，一直延续到他的后期哲学。他不再像前期哲学那样坚持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但他仍然强调

三、哲学与科学的区别

随着“科学之上”成为科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的价值理念。哲学的价值性受到严重质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回应科学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也为了找回哲学失落已久的价值，现代西方哲学开始重新审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真正的哲学不能脱离和凌驾于科学之上，它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科学对于哲学的这种基础性决定了科学可以自下而上地对哲学施加影响。当科学本身改变和发展了之后，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也必然或早或迟的实现相应的改变和发展。一切有生命力的，能够体现它那个时代的精神和哲学，都是以它那个时代的最新科学的发展为其基础的。哲学发展对科学发展的这种依赖性说明了科学是改造哲学的最强大、最基本的原动力。

哲学与科学都曾经一度傲视群雄，自以为君临于其它学科之上。的确，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着不可忽视的引导力量，哲学作为一种思考、追问的学问是构建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力量。这一点从苏格拉底对后世西方社会的影响中就可以推断出来。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使得当时有教养阶层的求知欲泛滥。从他开始，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值得赞叹的天赋。即使是在像中世纪信仰主宰一切的时代，最高的知识也莫过于被描述成“上帝的理性”。而人的知识是从上帝理性中流溢出来的。到了近代，对科学的崇拜表明唯理智主义达到了顶峰。由此看来，一种社会的形成，必然可以追溯出其思想根源。

篇2

[关键词]科学革命；哲学思维；常规科学；科学危机；范式转换

在近代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前，一切学问或学术可以说都在哲学这一母体内孕育和成长。那么，当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逐步从哲学这一母体分娩并走上自身发展道路之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能脱离哲学及其思维方式而独立发展吗？或者说各门科学与哲学之间那个连接胎儿和母体的“脐带”真的能被剪断或真的被剪断了吗？这是一个过去和当代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必须面对并要加以认清的问题，否则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难以实现。本文力求从自然科学发展中的科学革命及其思维过程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

一、科学革命及其实质

所谓“科学革命”，是指“一种整体性的革命，这既可以针对整个科学而言，也可以针对某一学科而言。至于某一学科内部某个理论体系中的个别科学观念的变化，我们一般不称其为科学革命，而把它视为科学观念的局部变革（也有人称之为‘局部革命’或‘小型革命’）。这种变革虽然也是科学观念的部分质变，但并未引起整个科学观念的根本质变和整体质变”。这里所说的“科学革命”，“其最极端、最易于识别的形式可以用哥白尼主义、达尔文主义和爱因斯坦主义的出现作为例证——在这种事件中，一个科学共同体放弃一种长期看待世界、探索科学的方式，转而支持另一种往往不相容的探索这个科学的进路”。例如，拉瓦锡的氧化说取代燃素说所带来的化学革命，物理学中牛顿革命和爱因斯坦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相应的整个科学革命，等等。

最早明确提及科学革命的思想家也许是彭加勒。在1905年，他就敏锐地洞察到物理学危机和革命的征兆，并对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李醒民把彭加勒关于科学革命的基本观点概括为：（1）由于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物理学已处于危机之中；（2）危机能加速物理学的根本变革，是物理学进入新阶段的前兆；（3）要摆脱危机，就要在新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改造物理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科学革命是新的科学理论代替旧的科学理论，并且新理论与旧理论有根本的不同，是理论的根本变革，即科学理论发生根本的质变和飞跃；（2）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它是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

继承并发挥了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中科学理论质变和飞跃思想的科学革命论者是波普尔。他把科学看做人类心灵的探险事业，认为科学的本质就在于永无止境的探索。他把问题作为整个科学探索的起点，运用“证伪”或“否证”概念，把科学看做四阶段的发展：P，（问题1）TT（试探性理论）E（消除错误）P2（问题2）。科学探索和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过程。

然而，库恩不满意波普尔把理论看做科学变革实体的思想，认为波普尔“过分集中注意了科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只是盯住科学发展中的非常规事件或革命事件”，“把科学事业中非经常性的革命部分的特点赋予了整个科学事业”；应该更强调常规科学的作用，因为“正是常规科学而不是非常规科学，最能把科学同其他活动区别开来”。当然，库恩也继承和发挥了彭加勒的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彭加勒、波普尔和库恩是一致的，“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

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思想是对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的具体展开和深化。他对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为动态、细致的描述模式：前科学一常规科学一危机一科学革命一新的常规科学一十……在库恩的描述模式中，常规科学就是有确定的范式并在范式指导下的有固定套路和方法的解题活动；危机是出现反常——原有范式下不能解决的实验和现象，是随着反常的增多而产生的对原有范式的怀疑和动摇；革命是新理论的产生并取代旧理论而成为新的范式；因而革命是范式的转变——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其中，常规科学中出现的反常以及所引发的危机是科学革命不可或缺的前奏。

库恩对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反常、危机之间的辨证发展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库恩看来，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不是革新者，而是解决疑难的人，他所集中注意的疑难，恰恰是他相信在现有科学传统范围中既能表述、也能解决的”。“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受这种传统束缚的研究工作，最终的结果还是一定会改变这个传统。几次三番地连续致力于阐述公认的现行传统，最终还是会在基本理论中、在问题领域以及在科学标准中出现一种变换，即我以前所说的科学革命。”可是，常规科学研究为什么“更能产生打破传统的新事物”？“这是因为，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作都不能这么容易通过注意力的长期集中而找到困难的所在和危机的原因，而基础科学最根本的进展正是依赖于对这种困难和危机的认识上”。库恩认识到，当“理论碰到了麻烦……科学家需要彻底依附于一种传统，但要取得完全成功又必须与之决裂。部分是由于科学家常规研究的问题性质，要求这样的依附。我们已看到，这通常都是一些深奥的疑难，疑难的挑战性并不在于解答所揭示的内容，而在于为提出任何解答都有待克服的技巧上的困难。人们只有确信的确存在一种可以由创造能力揭示的解，才能研究这些问题，也只有现有的理论才有可能保证这种信心。只有理论给大多数常规研究题目以意义。怀疑理论，往往也就是怀疑构成常规研究的复杂的专门疑难是否真有一个解”。因而，在库恩看来，常规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完善现有范式，而非发明新范式。只有当这种完善工作失败后，科学家才会遭遇第三类现象，即公认的反常现象，其特征是无法被现有范式同化。只有这类现象才会促成新理论的发明”。而且“反常只在范式提供的背景下显示出来。范式越精确，涵盖面越广，那么它作为对反常的一个指示器就越灵敏……范式不会太轻易地被抛弃，科学家将不会轻易地被反常烦扰，因而导致范式改变的反常必须对现存知识体系的核心提出挑战……常规科学具有强烈的传统性质，也标志着这种传统的追求为常规开展自身的变化彻底地铺设了道路”。

从常规科学到科学危机再到科学革命，其间有不可分离的张力和辨证推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没有常规科学研究的推进就不可能有科学危机，而没有科学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的发生。因此，“富有成果的科学家也必须是个传统主义者，他很乐于用已有规则玩复杂的游戏，以便成为一个发现用来玩游戏的新规则和新棋子的成功的革新家”。库恩还用发散和收敛之间的相互补充及其张力来形象地描述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说：“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因此，它们确实要求思想灵活、思想开放，这是发散式思想家的特点……如果不是大量科学家具有高度思想灵活和思想开放的特性，就不会有科学革命，也很少有科学进步。”然而，“常规研究，甚至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获得的一致意见上，这种一致意见又在以后专业研究的生活中得到加强。可以肯定，在典型情况下，这种收敛式的或者说受一致意见制约的研究工作终将导致革命……收敛式研究的持久时期正是革命转换所必不可少的准备。”从库恩的描述可以看出，收敛式的常规科学研究是革命发生的不可或缺的准备，没有持久的常规科学研究，也就不可能发现和应对反常和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和科学的进步。“科学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谈到一种隐含在科学研究之中的‘必要的张力’。”

显然，库恩的核心问题是科学革命，但他着墨的重点却在常规科学上，强调常规科学研究的持久和坚定所导致的物极必反的效力——旧范式的突破而导致科学革命。因此，在库恩的思想中，不论是常规科学、反常、危机还是科学革命，都是围绕范式而展开的。常规科学是范式不变并在范式指导下的解题活动；危机是范式的动摇；科学革命是范式的转换。

总之，科学革命是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范式转换，这是一个从常规科学到出现反常再到危机并最终实现科学革命的持续发展的过程。

二、哲学思维贯穿科学革命始终

上述分析表明：从形式上看，科学革命是有与旧理论根本不同的新理论的产生，是有不同于旧范式的新范式的产生和确立。那么，新理论与旧理论的根本不同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此，李醒民在总结诸多科学哲学家关于科学理论的要素和结构的论述基础上，认为“成熟的或高级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公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导出命题或科学定律、科学事实（感觉经验和观察资料的科学陈述）三大要素组成的严密的逻辑演绎体系。”其中，科学公理是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或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建筑基础，离开它们，科学理论就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和进一步展开的依据，就根本无从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更新是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更新，是创建出比原有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更适合于自然对象、具有更大解释力的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过程。因此，要进行科学革命，必然要有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创立，这是前提，也是最为关键之点。也可以说，建立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基础上而形成的新理论及其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就实现了科学革命。在李醒民看来，科学的概念基础和基本假设是科学理论赖以立足的本体论和逻辑基础。“在科学理论的更迭中，特别是在科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科学革命中，摧毁的正是这个基础，而不是别的”；“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了旧的科学公理，比如用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取代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和分类范畴，用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这就是所谓的范式转换”。对此，爱因斯坦也认为，在面临科学革命时，“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可能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我们关于物理实在的观念绝不会是最终的。为了以逻辑上最完善的方式来正确地处理所知觉到的事实，我们必须经常准备改变物理学的公理基础”。

那么，什么样的科学家才能担当此任（改变科学理论的公理基础）呢？答案是：只有那些有意识地对科学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哲学思维、在哲学思维的层面上工作的少数科学家。事实上，具体的科学理论都有特定的哲学世界观为其基础，要建立新的科学理论就必须找到新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其基础；而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必须在比科学理论层次更高的、哲学世界观的层面上来思考问题，它不再是科学层面上的问题，而是更高、更抽象的哲学思维层面上的问题了。

在哲学思维层面上，范式不仅包括科学理论的公设，而且也包括关于这些公设必须适合的世界的预设，关于它们应该如何适合那个世界的预设，关于试图使它们适合的恰当步骤和判断何时是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标准的预设，这些都与哲学世界观层面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相联系。这依赖于人的整体论（wholism），“整体论导致与传统观点的巨大差异。所谓的整体论，我意指下述观点：组成部分融入这样的统一体，以至于即使部分本身的性质也受到那个统一体的影响。整体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分本身的性质的决定因素。库恩的整体论奠基于整体论的感知理论和整体论的（或融贯论的）意义理论。”对此，马根瑙（H，Margenau）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在顶端一级，我们遇到所谓的原始经验（protocol experience），即感觉材料、观察，它们无凝聚力，本身没有秩序，需要用在原始领域没有直接给出的辅助概念（supplementary con—cepts）来“说明”或理论化；说明包含着概念化的程序，处于原始经验之下的一级结构；在底部，每一门科学都显示出十分普遍的命题，它们被称为公理或公设；无论给定的科学在给定时刻的公理是什么，它们都通过演绎的形式分析导出高一级的即较少的普遍的命题，通常称它们为定律或定理；由定律或定理还可以推出比较特殊的推论；这些推论借助对应规则与经验资料联系，以决定其去留。

关于此，库恩有经典的阐述：“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科学家通常并不需要当哲学家，也不想当哲学家。的确，常规科学通常与创造性的哲学保持一段距离，而且这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在常规研究工作中能够利用范式作为模型进行时，就无须使规则和假定弄得很清楚明白……由哲学分析所找出的整套规则，甚至也并不非要不可。但这不是说，寻找假定（甚至是不存在的假定）不可能是削弱心理上的传统束缚、并为新传统提供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17世纪牛顿物理学的突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突现，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两者都以相同时代研究传统的基本哲学分析为先导和相伴随的。在这两个时期，所谓的思想实验在研究的进步中起到如此重要的批判作用，也不是偶然的。”在此，库恩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1）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与哲学保持距离，科学家不做哲学家的事，也不想当哲学家；（2）在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并且这种哲学分析是摆脱旧传统建立新传统的有效工具和途径；（3）牛顿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的科学革命，都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种哲学层面上对问题的分析，也必须结合原有科学理论背后的哲学世界观问题来进行，即挖掘并揭示原有科学理论与其背后的哲学世界观的深层关系。这一点，库恩也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成熟科学中，新理论以及越来越新奇的发现不能从头诞生。相反，它们是从旧理论中涌现的，是关于世界应包含什么现象和不应包含什么现象的旧信念的母体中涌现的。通常这种新奇事物太过于奥妙莫测，引不起未受很多科学训练的人的注意。即使受过相当的训练……更为可能的是，即使敢于闯进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仅仅依赖于他接受新现象的能力以及对新的组织模式的灵活性，也将一事无成。倒不如说他会使他的学科退回到意见尚未一致或自然状态的历史阶段。”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实际上是形成科学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假说、评价标准、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哲学世界观的改变。因此，科学革命是一场科学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彻底重建。当然，科学革命并没有抛弃已有的经验材料和经验知识，只是改变理解原有材料和知识的方式和规则：“科学革命打碎的只是科学理论的旧框架，摧毁的只是科学的旧基础。”

因此，从本质上看，如何实现科学革命——基本假设的革命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只是在自然科学中它是由科学家来表述、刻画和解决的。纯粹的哲学家很难解决这些专业内的科学问题。但是，专业的科学家如果还在原有范式指导下工作而不进行哲学创新思维，也是不能实现科学中的革命的（这并不是说，在科学危机时期，科学家要接受哲学家的指导而从事科学研究；而是说，如果科学家在该学科中不进行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和创新，从而打破原有范式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禁锢，是不可能实现科学理论创新即科学革命的）。所以，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就是在做哲学的工作。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提出某种本体论和方法论，但哲学家要对这种本体论和方法论进行展开和论证，而科学家的工作是把新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即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具体化为新学科的理论并用实验加以检验。这恰如查尔默斯所说，“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最恰当地说，是哲学而非科学所具有的特征”。而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只能是少数的具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工作。科学家“经常不能”完成新旧范式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如果科学不处于危机中，他们也不能进行或完成科学革命。因而，“替论的发明恰恰是科学家们很少做的，除非在其科学发展的前范式阶段和在其后演变期间非常特殊的场合”。在一个学科内，如果像波普尔“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所表征的那样，不断地对基本原则提出质疑，那么该学科就不可能取得重大进步。这是因为那些原则没有足够长的不受到挑战的时间使专门的工作得以完成。虽然爱因斯坦凭借他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勇气对物理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挑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正是经过在牛顿范式框架内200年的逐一的具体工作，以及在电磁学理论内100年的工作，才揭示出爱因斯坦将会认识到并且用他的相对论来解决的问题。

因而，“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旧的科学公理”。在波普尔看来，科学革命就是一个科学理论被另一个科学理论所取代，就是一组主张被另一组不同的主张代替；同样，库恩也认为，一场科学革命不仅涉及一般定律的变化，也涉及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变化，还涉及在那些评价理论时所要持有的标准的变化。

总之，科学革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革命包含在危机及解决危机的艰难的探索过程之中，没有对危机和解决危机的探索，就没有科学革命。这一过程，必须打破原有常规科学时期的科学观念，并创立新的科学观念，即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并建立新的理论范式，才能最终实现。而“获得新范式、做出这些基本发明的人，几乎总是非常年轻的人，或者新进入一个其范式将由它们所改变的领域的人，也许对此不需要再做更明确的说明，因为很明显，他们很少在以前的实践中受常规科学传统规则的束缚，他们特别有可能看出，那些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了，并且去设计出另一套规则代替它们。”

即使在有不同理论竞争对手的威胁时，科学家的哲学思考也是必要的。由于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接受训练的方式以及他们若想有效地工作就必须接受的训练的方式，他们对他们在其中工作的范式的确切性质，将是一无所知的，也无法加以阐述；但当一个范式受到某个竞争对手的威胁时，他们就必须努力清楚地说明一个范式中所包含的普遍定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原则，以便保护它们免遭有威胁的新范式中的那些替代者的伤害。库恩总结说，“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在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当人们认为反常正在给某个范式提出严重问题时，一个“明显的无专业安全感”的时期便来临了。此时，常规科学家开始进行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争论，并且试图依据哲学论据为他们的创新辩护。

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事实上，科学革命不但没有改变科学与哲学之间原有的生成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反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这种生成关系。从这方面看，具体科学不但是从哲学这一母体中生发出来的，而且在它独立后的每一次的科学革命中，都要回到哲学思维的层面才能得以完成。可以说，具体科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科学革命）都是借助于哲学思维（哲学世界观的改变而形成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来完成的。

其实，理论思维，就是确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然后形成判断、推理的过程；没有这种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过程，就没有理论及其理论思维。科学理论的发展就是基本概念的逻辑展开，就是围绕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建构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理论的关键和核心就是确立并描述各种范畴如何围绕基本概念而展开并得出结论的。可以说，由基本概念构成的理论的逻辑基础决定着这个理论的本质以及它在认识对象上可能达到的程度。概念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基本概念及其关系构成了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而哲学思维是科学革命的酵母，无论是在科学的创立之时还是在科学危机以及科学革命时期，哲学思维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方法，科学理论的逻辑展开必须不断地与现实对象接触；从理论的抽象的一般到它的任何一个具体形态，都必须有中间环节作为对应原理，即科学理论的结构形式是由抽象一般、经验具体和中间环节构成的演绎的逻辑体系。

于是，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可以具体地表述为：一切科学的最基础部分、也是最深处，都是哲学问题，都必须进行哲学思考。有人把哲学看做概念思维，是很准确的。哲学就是形成对认识对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而推理、演算和验证就成了具体科学的事了。因而，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永远保有切不断的“脐带”，科学借助这一“脐带”从哲学母体中不断获得新生的根基和养分；哲学通过这一“脐带”，从各门丰富发展的科学理论中不断获得重生的形式。按库恩的说法就是：“恰恰是抛弃批判性对话才是转变到科学的标志。一个领域一旦转变成为科学，只有在基础摇曳的危机时刻才会出现这种批判性对话。只有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必须进行选择时，科学家的行动才像是哲学家。”

更一般地说，哲学是回答为什么（why）的问题，而科学是回答怎么样（how）的问题。前者是讲道理、讲原理的学问，后者是讲机制、讲理论的学问；机制、理论来自于道理和原理，没有道理和原理就没有机制和理论。就像地基和大楼的关系一样，有什么的地基才能建起什么样的大楼，大楼是由地基决定的；但从思考建什么样大楼的角度看，也可以说，要想建造什么样的大楼，就要思考打造什么样的地基的问题。一个是大楼与地基的原理关系问题，一个是如何造大楼的机制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一定要认识为什么的问题，才能回答怎么样的问题；但解决了怎么样的问题，一定包含着对其中为什么问题的正确的原则性理解，即隐含了对为什么问题的原理的理解，虽然我们并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从怎么样的问题回到为什么的问题，即从建什么样的大楼回到要建什么样的地基的问题；而在常规科学中，科学家面对的是在一定的地基上如何具体建造大楼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一般地说，哲学家做的是打地基的工作，而科学家做的是在一定的地基上如何建大楼的工作；但在不得不推倒旧大楼而建造更高的新大楼时，问题首先还得回到建造合适的地基问题上，虽然这时的工作还得由科学家来做，但科学家必须在哲学家工作的意义上展开工作，否则他将一事无成。并且这样的工作，也只能由少数的、有哲学家头脑的科学家来完成。

篇3

【关键词】 体育 科学 哲学 互动

一、体育与科学的互动关系

体育与科学的互动关系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体育与科学的发展也是行影相随的，体育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支撑，科学指导体育的发展，体育为科学提供了服务，体育与科学的关系既是互动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体育离不开科学，科学也少不了体育，体育是永恒时刻都发生着的。体育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活动，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和总结，适用于所有的自然现象。体育追求的普遍真理性植根于整个人类，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尽管科学的普遍性和体育的普遍性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

二、体育科学化、体育现代化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造现代化的奥林匹克、亚运会、全运会等体育中心，同时提高科学管理与组织好中心场馆的有效服务，发挥其建造的多功能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我国一流的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等优秀选手和教练，取得国际水平的战绩，这一切都体现着体育科学化、体育现代化。

游泳训练的历史从游泳竞赛出现后就已经开始了。现代游泳训练到今天已经发展了100余年。100年来，游泳训练从无到有；从简单的技术改进，到多种训练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从单纯的追求运动量到注重强度与量的结合；从注重发展运动员的体能到强调技术和专项能力并重发展。简单的说，游泳训练的发展同人们对于游泳项目的本质的认识紧密联系。随着人们对于游泳运动本质的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游泳训练的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科学观念深刻性的提高，从而把游泳运动训练工作建立在科学的思维方式基础上，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三、体育与科学的哲学思考

体育和科学的互动关系，体育与科学的融合是已经成为21世纪体育发展的大趋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与体育的交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已成为当今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特征之一。体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体育的深层哲学思考也越来越深入。对于体育的哲学思考，我个人并没有太独到的见解，一直都在努力地探索着和追寻着，什么是体育，什么是哲学，这个概念非常的抽象，很难理解，体育与哲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到底里面有什么联系呢?这样的问题似乎也引起思考过，一直没形成系统的东西。

现今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很难让人跟得上。体育的发展也呈现了非常繁华的局面，这让我发现了一些东西，看到体育和科学的跟紧密联系，工业化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创新，就是所谓的学科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也需要体育，他们之间就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形成一种彼此依赖关系，科学的进步，对体育就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科学是服务人类的，科学的产品也是一样，体育也是一样。体育是要人性化的，是和人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才能让人接受，体育运动动作需要根据人体的内在联系进行设计，而这个过程就恰恰是科学设计的过程，是科学思考的过程，是体育与科学互动的过程。

体育与科学除了有互动关系之外还有哲学关系。中国武术的发展，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太极拳。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经典的研究，以期增进大家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此处所选哲学著作，大部分都是先秦哲学著作，也适度的选取其它时代的作品。另外，也有部分对理解拳法有益的文章，也收录于此，如《棋经》等。

要提醒一点，就是这些书中所讲的东西，要有辨证的思维，要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另外，也不要断章取义，要联系整个文章的精神来看。朱熹说：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读完书后，是要认真思考才能有所得的。这些古籍中，本人最喜欢读的是《老子》，其次是《孙子》。《老子》包含许多哲学思想，令人久久玩味。其思维的精华是“天人合一”，可惜，能理解的人太少。更多的人都是退而求其次，以思辨的系统论而替代之。《孙子》是讲计谋的，但本人感悟最深的却是个“正”字。《庄子》分为内、外、杂三篇。一般认为内篇最能反映庄子思想，有可能是庄子所作，或其弟子所录。外篇可能是徒子徒孙们写的，杂篇则可能成书更晚一些，有些甚至是汉代的作品。感觉《庄子》尚未能完全领悟《老子》的思想，但已比历代以来各家对《老子》的注解要强得多。

由于《周易》被奉为经典，人们不敢对其再进行修改，因此，在其后的差不多一千多年中，哲学思想基本上没有太大进步，陷入机械论和辩证思想交错存在的一种状态。本来“易”讲的是变化，却被许多人生搬硬套其中的话语。直到北宋时期，太极学说异军突起，将周易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升华和总结，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辩证法。其后，经过宋、明两代人的努力，太极学说与周易学说融为一体，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哲学。其中太极学说就如同现在讲的哲学，而周易就如同现在说的方法论。但人们仍不敢去改经。只是在宋朝时部分文字的次序被儒学大师朱熹改过。

总之，体育与科学的互动关系运用哲学思考的方法是相互联系的，科学的进步促进体育的发展，体育的发展进一步服务于科学。体育、科学、哲学，这三者是连在一起的，思考起来三个都是要涉及到的。如果用哲学的眼光看待，用唯物辨证主义和方法论来认识，来思考。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必然推动了体育的进步与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逻辑思维，非常的通俗，虽然运用哲学思考，对上面所进行的论证也许不够能证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但我想应该也有一定的道理，哲学与体育、科学的关系也应该是紧密联系的，哲学思考得越深入就能更好地理解体育与科学的关系，同时科学与体育的进步、发展，也就越能促进哲学的思考。

参考文献：

[1]中国体育博物馆、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志[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

[2]伍绍祖.与体育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3]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4]崔乐泉.中国近代体育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陈武山等.游泳训练理论[讲义].2000.

篇4

把“法理学”视为“法学理论”的代名词，也许是可以成立的。但它同样没有解决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问题。因为，当前流行的各种版本的“法理学”，几乎都是若干理论板块（法的概念、法的历史、法的价值、法的运行、法与社会等）的简单堆积，至于各个理论板块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却很少有人深究。

近几年，在思考“法学理论”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又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并由此引发了多种不同的观点。比如，有学者相信两者是一回事，即法理学就是法哲学；也有学者认为它们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码事，即法理学与法哲学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还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即法哲学是法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等。

其实，单从字面上看，“法理学”之“理”与“法哲学”之“哲”，在汉语中，都是含义宽泛的术语。比如，传统中国有“理学”，后来还有“新理学”。但传统中国却无“哲学”这个概念，更无“法哲学”概念可言。概而言之，“哲学”是一个西方传来的概念，“理学”倒是一个中国本土的范畴，二者分别出自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因此，如果仅仅通过词义上的辨析来厘清汉语中“法理学”与“法哲学”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并进而为“法学理论”学科找到一个相对确定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恐怕将难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也很难在短期内达成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共识。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路径来深入细致地探讨“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知识考古学”的角度、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等等，也许都会推进学术界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但是，如果只想更有效地理解“法学理论”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则不妨通过一种更古老的视角，即从价值与事实二元划分的认识论出发，来重新审视“法学理论”的内容到底包含了什么。

简单地说，所谓“法学理论”，就是关于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理论，也可以简称为“法理学”或“理论法学”。在本文看来，它的内容大致可以一分为二：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

其中，法律哲学关注的对象是法的应然问题，即关于“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研究法律哲学的基本方法是价值分析。有关法的本质问题、本位问题、伦理问题、价值问题；有关自然法、上帝法、神法、人法的问题；有关天理、天道的问题；有关权利、正义、自由等等之类的问题，甚至女性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等等西方后现代主义法学关心的问题，只要它涉及到“法律应当是什么”这一主题，都可以归入“法律哲学”的范围。对于这一类问题的探讨，没有终点，也不大可能获得某种“科学”的结论。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通过反复的交流与不断的对话，有可能促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群体，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达成共识。

至于法律科学关注的对象，则是法的实然问题，即“法律是什么”的问题。研究法律科学的立场是价值中立，它坚持实证主义的或科学主义的研究路径。这里的实证主义既可以是逻辑实证主义，也可以是经验实证主义。从逻辑实证主义出发，可以获得关于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等问题的认识，这部分内容，大致可以归属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范围。从经验实证主义出发，关注的主要领域是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现实主义法学等等，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交叉科学研究，比如：法律与科学技术、法律与经济发展、法律与生态环境，等等。在关于“法律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大致可以获得一个实证意义上的“科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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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与自然；实践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含了丰富的生态自然观，把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物化自然”中解放出来，创立了“人化自然”的观念， 第一次用实践的观点把人和自然统一起来，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

一、《手稿》中关于人的定义

马克思将人定义为：“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具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产生的结果，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就规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另外，“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他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样就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人的活动才能称得上是有目的的、自由的活动。

二、《手稿》中关于自然界的定义

马克思将自然界定义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在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活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这就说明，自然界是人类活动的源泉，它不仅为人类提供直接的生活资料，而且还为人类的劳动创造活动提供材料、对象和工具。第二：“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这就说明，不仅人的物质生活来源于自然界，就连人的精神生活也是自然界所赋予的。

三、《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

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从这两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人与自然是密切相关的，人是自然界中的人，自然是为人类活动提供可能的自然，两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因此，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的观点，认为正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过并打上人的目的和意志烙印的自然。这样，就引出了马克思思想的关键所在——“实践”的概念。

四、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

（一）实践活动使人与自然相分离

在《手稿》中，马克思严格地区分了人和动物的区别：“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样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他的内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人与动物在对待自然时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自觉的，而动物的活动则是无意识的、被动的。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人类不自觉地将自然界变成活动的对象，人类在这场实践活动中占有主体性的地位，因而使人脱离了动物的范畴，使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

（二）实践活动使人与自然密切相连

尽管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分离而消失，反而愈加紧密：“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人通过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自然，使自然界成为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界，成为人道主义的自然界。另一方面，自然又通过实践反作用于人类社会，使自然人化。“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正是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才使“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完美结合，同时也是人与自然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三）“天然自然”不断转化为“人化自然”

“人化自然”和“天然自然”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参加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天然自然”是没有经过改造的“自在之物”，而“人化自然”却是掺杂了人类的主观目的和意识并经过实践活动加工、改造过的“为我之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大规模地进驻自然界，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天然自然”变为“人化自然”。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人类只是单纯地对自然界进行索取，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工具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导致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的过程日愈肆意，甚至不考虑自然界本身的运行规律，这就导致了大自然本身的运行系统遭到破坏，甚至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在人类社会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在慢慢失衡，人们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已使人和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而且对于每一次环境的破坏，自然界都报复了人类，越来越多的生态危机无不提醒着人类要开始重视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了，而研究马克思《手稿》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可以为人类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道路，只有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自然规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正确理解《手稿》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我国当今发展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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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系统科学；志愿者管理；信息反馈；信息传输；系统结构

大学生志愿者是大型体育赛事的重要人力资源，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成功举办的过程中，大学生志愿者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众多高校的参与为赛会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总结实际操作和具体运行过程的经验，研究如何有效做好志愿者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系统的定义及系统科学的介绍

所谓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又称为整体或总体；要素又称为元素、部分、局部或零部件，在一定的意义上，又称为子系统。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要素和特点分为：自然系统和人造系统，实体系统和概念系统，动态系统和静态系统，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控制系统与行为系统。系统科学是一门从总体上研究（复杂）系统共同运动规律的科学。系统科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60年代形成了体系。从1944年，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到《运筹学》、《信息论》、《控制论》、《自组织系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协同学》等理论的提出和应用，系统哲学、系统方法、系统技术和系统实践在各个层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系统思想已经广泛应用于传统科学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管理的一切领域。

二、志愿者管理系统的特点

大型体育赛事的志愿者工作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一般包含志愿者招募、调配、培训、后勤保障、激励、宣传、总结表彰等子系统。这个系统的组成要素包含志愿者、高校管理人员、竞赛、赛事组委会、运动员、观众等。这个系统具有一般系统的特性。如：目的性；志愿者工作的目的是为大型赛事提供志愿服务，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各个要素或子系统的功能都是指向这个目的。整体性；志愿者的招募、调配、培训、后勤保障、激励、宣传、总结表彰都属于志愿者管理的范畴，它们作为系统的要素围绕系统目标，相互联系，相互协作，其中的任何一环缺失都可能导致整个志愿者工作的失败。层次性；志愿者工作系统是大型体育赛事中是赛事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志愿者工作系统又包含了志愿者招募、调配、培训、后勤保障、激励、宣传、总结表彰等子系统。上层系统和下层系统之间，以及同一层次各组成要素之间存在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

三、系统科学对于志愿者管理的借鉴

1．增加志愿者管理系统传输信息的明确性。控制论认为，管理即控制。一个控制系统一般由控制对象、控制器、执行机构、反馈装置四个要素组成。其中控制器是控制系统的核心部分，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接收作用，它接收外界输入的各种信息和反馈回来的信息，并对这些接收来的信息进行加工即分析、比较、论证。二是发出作用，它根据加工后的信息，向执行机构发出必要的指令。在志愿者管理系统中，控制器是管理者和管理机构。因此要对志愿者工作进行有效控制，就必须建立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在信息指令传输过程中由于介质造成的损耗会造成管理信息的衰减，所谓信息的衰减就是指信息由确定要变得不确定，直至解体。越是不确定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越容易因衰减而解体，系统要素的作用发挥，影响系统目标的达成。因此，有必要增加志愿者管理系统中信息传递的明确性，减少因信息衰减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志愿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信息传送途径的选择，尽量选择会议传达、书面文件的信息沟通形式，不要选择QQ群信息等易变的途径。

2．建立志愿者管理工作的信息反馈的纠偏机制。反馈在控制系统中非常重要，控制器正是根据反馈信息的量才能比较、纠正和调整它发出的控制信息的量，从而实现控制。一个良好运作的系统，必然是一个具有完善反馈功能的系统，系统对环境的适应性，主要靠反馈来实现。反馈有两种：一种是线性反馈，如物理系统、生物机体系统中的刺激――反应模式；另一种是非线性反馈，大部分社会系统中的反馈是非线性反馈，志愿者管理系统也是如此。志愿者管理者发出的管理信息，经信息通道由被志愿者接收。接收者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会加入自身的因素，同时受到噪音的干扰，反馈结果可能不是信息发出者所期望的。为此要建立信息反馈纠偏机制，形成有效地反馈回路，使系统朝着减少偏差的方向发展，即朝着人们预期的目标发展。志愿者管理者如果不深入基层，不了解志愿者第一线情况，就得不到反馈信息，于是对偏差心中无数，其决策或指挥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就会给工作带来损失。可以设立志愿者信息处理中心，由志愿者经理与志愿者骨干、志愿者党员作为信息处理的专门人员，建立投诉邮箱、留言板，收集志愿者的反馈信息，第一时间对反馈信息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意见反馈给意见提出者，这样一方面可以纠正志愿者管理乃至整个竞赛系统的偏差，以做出尽量正确的决策，及时解决涉及志愿者切身利益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激发作为系统的要素的每个志愿者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志愿者服务。志愿者信息处理中心的设立还提高志愿者的士气，提升志愿服务的质量。

3．构建开放的志愿者管理系统。开放性是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系统只有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互动，将环境中的物质和能量吸收、利用转化成自身有序化的动力和物质条件，从而增值和有序化，实现有效发展，否则就是无序化的系统。耗散结构理论也认为，系统的稳定是开放中的稳定，只有保持系统的开放性，通过输出熵，才能保证系统的有序。志愿者管理系统是大型赛事系统中的子系统，它涉及高校、场馆、学生素质、社会风尚等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要依赖与外部环境保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就决定了构建开放的志愿者管理系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是要充分利用网络、报纸等媒体宣传和报道志愿服务，用正确的思想、健康的舆论引导志愿者，形成有利于志愿者管理工作的良好环境。二是注重相关信息的收集和传递，消除信息障碍，做到畅通无阻。广州亚运会共面向高等院校及社会招募了赛事志愿者6万人，城市志愿者60万人。除此之外，还专门组织成立了代表性群体志愿者，招收了外籍人士、港澳台同胞、穗外人士、残疾人志愿者。代表性群体志愿者的加入，有助于加强跨文化交流、吸收借鉴国际志愿者管理经验，进一步展示广州形象，扩大亚运会的影响。

4．优化系统结构，提升志愿者服务功能。系统科学理论认为，当组成整体的各部分单独存在是，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功能和性质。而一旦将它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组合成整体，其性质和功能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好的组织结构，是一种科学的安排，一种优化的排列组合，而不是简单的罗列堆砌。系统科学告诉我们，每个单元只有通过系统的有序结构才能表现自己的性能，而且“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提升系统结构的方法：一是提升各要素的质量；二是系统要素结构的优化重组。要做好志愿者工作，除了要选拔素质优秀的志愿者人才，做好志愿者培训工作，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也尤为重要。要实现志愿者工作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必须要进行系统结构创新，从调整要素结构，协调要素关系，提升要素质量等方面着手，才能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体现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益。如根据志愿者的需要，可以通过建立志愿者信息处理中心提升志愿者的士气，修正志愿者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可以设立志愿者心理驿站，为志愿者提供压力释放、心理健康的加油站。也可以结合党员创先争优活动，激发志愿者党员的工作积极性，发挥他们模范带头作用，推动各项工作的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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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职学生入学的分数线普遍不高，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本身缺乏积极主动的学习意识和良好的学习习惯。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目标的实现应当建立在被教育对象主动的学习意识和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基础之上，这种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形成的教育效果不尽人意、教育活动流于形式等问题。新生在入学之初往往怀有无限憧憬和美好设想，这个时候思想活跃、热情洋溢、充满希望，但这种热情背后掩盖的却是缺乏良好学习习惯和科学学习系统，因此一旦真正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以后，这些学生过去一些学习方面的问题便逐步暴露出来。比如不会安排充足有效的学习时间;缺乏合理的计划;难以保证预习、听课、复习等最起码的课堂学习过程，学习效率不高，等等。由此往往造成如下一些问题。

1 课堂学习方面

部分同学难以保证认真听讲，或者认真听讲的时间不长，课堂时间不能充分利用。另外，即使认真听讲的学生，由于普遍缺乏预习环节，对课堂内容不熟悉难以达到主动思维，而大学课程又往往不局限于书本，因此在课堂上真正听懂并且掌握全部内容有一定难度，学习效果也难以达到高职教育所要求的标准。

2 课后学习方面

自习时间不够。学习较好的学生能够保证的自习时间一般平均每天两个小时以上，许多同学平均每天的学习时间甚至连一个小时都不到，而且许多学生缺乏主动的意识，单纯地觉得不自习不行，自习过程中效率不高，甚至有的学生还要过分依赖零食、MP3或别人的带动等，难以达到主动学习应有的效果。

3 学习目标、知识掌握程度方面

许多学生延续了过去“学习就是为了取得好的成绩、获得奖学金”的思想，平时不用功，重视考试前的突击复习，缺乏更高层次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动机，最终真正学习到的东西空空如也。

4 学习内容方面

缺乏探究性学习，仅仅局限于看书本、做习题，许多学生缺乏主动做好课堂记录的习惯，甚至根本不知道高等教育中各类笔记（课堂笔记、阅读笔记、日记等）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利用各种笔记的方法;不会合理利用图书馆资源，相反到图书馆单纯是阅读娱乐类期刊、上网聊天和看影视剧。

5 能力培养方面

在技术应用能力学习和理论能力学习方面，由于目前许多高职院校的普遍重视和适当引导，学生都能够逐步实现由单纯强调理论学习向技能学习和理论学习相结合转化，但是在综合能力培养方面却往往处理得不够恰当，或者过分重视学习成绩忽视综合能力的培养，或者过分重视综合能力的提高而忽视学习能力的提高，甚至造成二者的对立。

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部分学生的学习一直都是以应试为目标，缺乏较高的学习动机、学习目标，主动学习、探究学习的习惯，以及科学合理的学习系统，造成了“不想学”“不爱学”“学不了”而又“不得不学”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不学”的问题。高职教育的教育目标是要以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中心，面向基层、面向生产服务第一线，以就业为导向，贯彻教育服务理念，努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以及良好职业道德、管理高技能人才。同时高职教育也是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重要途径，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有利条件。从学习能力方面，高职尤其要求培养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和培养创新能力，这些必须要以学生良好的学习动机和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作为基础。而上述这些问题与此相距甚远，因此高职院校只有首先解决好学生“学不学”的问题，然后再探讨“怎么学”和“学什么”的问题才具有实际意义，否则一切工作只能是空中楼阁，最终必定流于形式。

马克思曾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即人的观念、性格、心理等的形成发展是和环境的变化影响密切相关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生今天的学习状况是在这二十来年的学习环境和成长环境中日积月累形成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坚持的基本原理，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学情进行全面分析，充分调动学生教育管理的相关因素，以增强学习动力为核心，密切配合，形成科学和谐的有机系统，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二 解决对策

1 以科学和谐的思想为指导，求真务实

构建科学和谐的学生教育管理体系。所谓“科学”是指要充分尊重教育基本规律和学生成长基本规律，正确处理好环境、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关系;所谓“和谐”是指要尊重学生的各方面需要，杜绝教育管理方式上的简单压制和粗暴扼杀，因势利导，努力达到学生需要与社会需要、教育目标的有机统一，这应当作为构建学生教育管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同时从具体方式上将激励教育、审美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以系统的方式加以运用、整合，以人为本，求真务实。

2 以审美教育为突破口，陶冶情操，升华境界

人的理性以对错为标准，人的情感则以美丑为导向。我国的教育长期以来一贯重视理性方面的真理性教育，审美教育则往往流于形式。现在的教师和家长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办法通常是摆事实、讲道理，反复灌输社会竞争的激烈和就业压力，以达到激励其学习的目的。但却往往收效不大，甚至使得学生陷入学习的怪圈“三+一步”：“第一步打算学习，第二步往往因为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不进去，第三步因为没有达到学习效果满心懊悔”+“第四步为了心理平衡，痛下决心‘明天要×××’”。于是不久又开始了新的循环。可能有的教师家长还会为此窃喜――“毕竟学生开始着急了嘛！”殊不知正是这种毫无意义的心理谴责的重复，反倒加重了学生的思想负担，使学习逐渐成为其不可承受的感情之重，到最后只能不顾一切地加以逃避或抛弃，甚至形成逆反心理和叛逆人格。心病还需心药医，调动学生的兴趣还是要以审美教育（情感教育）作为突破口，“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通过审美教育、校园文化、培育个体良好的审美素质等内容，增加学生主体对人生美好境界的体验、趋同和追求，进而推动其学习动机的提高和境界的升华。

3 班主任制、辅导员制、导师（导友）制有机配合，三管齐下

现在高职院校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过去大专、成人高校的转化，二是过去中专、职高的升格。两种来源使得目前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方式上辅导员制和班主任制并存。从我国高职教育的实际水平来看，一方面从教育目标上高职教育要达到的是高等教育的目标，另一方面学生的实际水平往往还是基础教育的水平。所以高职院校的现实特点决定了在学生的管理方式上也应当是两者结合的，同时还应当引入导师（导友）制。

由于学生缺乏较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人格依赖度较大，因此采取四五十人左右班型的班主任制比较恰当。一方面便于学生适应由中学到大学的转变，另一方面班主任能够科学有效地教育管理学生;辅导员是管理班级或专业日常事务的专门行政管理人员;导师（导友）则是专门针对某个方向、某个学科的同学若干（人数较少，比如十几个左右）的指导人员。

从职责分工和业务要求上，三者也不尽相同：班主任要求首先是专业教师，同时还必须受过班主任工作的良好训练，能够按照专业要求和学生特点，帮助学生协调各方面资源，尤其是要能够协调好学生、家长、学校三方面的关系，为学生的全面成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辅导员要求必须能够配合班主任工作，组织各种活动，管理各学生团体以及日常行政事务;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要求决定了还应当有导师（导友）。多年的基础教育使得学生对于班主任有特殊的畏惧和疏远心理，同时，人数过多也不便于班主任的个别指导，因此跟学生既是“师”又是“友”的导师（导友）的存在就十分必要。这一部分人员既可以是学校的具体教师、高年级的优秀干部或优秀学生，也可以是其他在专业领域取得一定成绩而又具有良好教育能力的人。

4 尊重成长规律，教育方式上将动之以情与晓之以理紧密结合

许多学生情感上实际是处于“前途渺茫、后无归宿”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对部分学生而言，“前途就是就业，就业就是压力”;另一方面，总觉得自己输不起，或者从来不敢考虑就业失败后的退路，这就造成了学生心理上的负担和精神上的疲惫。因此相关教育人员在具体教育管理活动开展过程中应当重视跟学生进行情感上的沟通与激励，尊重学生心理发展规律，消除学生心理和情感方面的问题，通过“动之以情”来达到“晓之以理”。

5 密切学校同学生家庭的联系，以学校教育带动亲情教育

高职教育对学生而言不是学习生涯的重点，而是自主把握人生的起点。这个主题的转换要求良好的环境基础，家庭就是学生进一步成长的重要土壤。现在部分家长对教育知之甚少，学校应当采取家长会、信件、家长学校等方式，对家长及相关各方面进行必要的联络和指导。一方面为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另一方面对提升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营造良好教育环境也是大有裨益的。

6 通过先进典型和学生团体的带动帮助，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在推动学生开展具体学习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先进典型的带动和团队的带头指导帮助比简单地硬性规定更加有效。例如上自习问题，对于大学生来说硬性规定总是不妥，而要求部分学生干部保证在自习室的学习时间，通过塑造自习室气氛来带动更多同学上自习的效果往往更好些;然后再通过社团或非正式群体（如课题研究小组、社会实践社团、外语角等）的指导、帮助，使得有各种需求的同学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氛围，将学校变成学生个性发展的舞台，从而通过环境来带动影响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7 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形成科学的奖惩观和完善的规章制度

通过上述几项工作，使得学生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和科学的、个性化的发展规划，同时学校、系部、专业、班级、社团根据学生的各种需要，在充分尊重学生意见的基础上，开展各项评比活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奖惩条例，从活动、制度方面对学生进行激励、塑造、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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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科研;本质关系;有机统一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0-0208-03

一、教学与科研的本质关系

教学与科研作为现代大学的两大职能，是由大学机构的教育性质所决定的，并且必然统一在同一教育主体之中。

（一）教学与科研相互区别，教学是大学教育之体，科研是大学教育之用。

现代大学作为社会教育机构，其核心职能与终极目标是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从而也就决定了教学是大学教育之体。但现代社会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大量的新知识如潮水般袭来，让人应接不暇。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大学科研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新知识，而且通过引导学生参与科研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知识创新能力，赋予学生拥有自主获取新知识和自我选择所需知识的能力。于是，现代大学教学在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通过对大学科研平台的综合利用，着重对学生进行获取和创新知识两种能力的综合培养，而这也成为了大学科研的主要功用。教学与科研的体用之别，决定了两者在同一教育主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教学作为大学教育之体，决定了教学是科研的基础：教学需要决定科研的产生。教师在知识传授时遇到了无法纯粹用语言向学生描述事物内在本质的难题时，通过科研实验，向学生演示特定事物的内在结构或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验证有关事物定律的真理性，再现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与科学思维的形成机理，帮助学生实现对知识由表象到本质的理解，这也成为了大学科研的发端。教学革新决定科研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成为了大学教学的主要任务，大学科研也随之成为学生获取新知识的渠道和培养新能力的平台，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化发展。教学内容决定科研的范围，任何科研在内容上总是与大学的专业、学科设置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性和明显的对应性。一所大学的重点发展专业也正是其科研重点发展的领域。而科研作为大学教育之用，则主要体现为科研是教学的延伸：大学开展科研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将教学活动延伸到专业知识产生的源头，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进行改进与创新，强化教学的时效性。同时，根据科研的发展趋势和成果的社会价值，对专业、学科教学的内容重点和发展方向做出预研与规划，增强教学的前瞻性。教师进行科研活动的核心价值在于获取专业学术发展的最新前沿信息，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内存，并在知识传授中加以运用，使学生通过对专业学术发展的动态了解，激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课堂教学效果，这是一种更生动的教学。而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参与科研活动见证所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增强对知识内容的感性体验，加深对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领悟，提高其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能力，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学习。

（二）教学与科研相互依存，教学是科研发展之本，科研是教学创新之源。

教学与科研的体用关系决定了两者的相互依存性，并由此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方面，教学是科研发展之本。教学既是推动科研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决定大学科研性质的核心要素。大学科研常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以专业教学内容为主的实践科研、以跟踪专业研究发展为主的前沿科研和以创新教学方式为主的教育科研。大学科研这种明确的目地性及丰富的多样性，是大学科研区别于一般社会科研的重要标志，也正是大学教学决定科研性质的体现。另一方面，科研是教学创新之源。现代大学教学与以往大学教学的区别在于其不再对学生进行单一的知识传授，而是在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注重知识创新能力的综合培养，而大学科研恰好为此提供了途径与保障。科研既丰富了教育供给的内容，也改善了教育供给的品质，在满足学生已有知识学习需求的同时，催生出新的教育需求，推动教育供给的增加，为大学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空间。

（三）教学与科研相互作用，教学引导科研发展方向，科研助推教学水平提升。

无论大学科研具有怎样的前沿性与高端性，都必然围绕大学教学的重点建设内容来展开。而教师教学能力与水平的提高、学生学习效果与质量的改进都有着科研的助推作用。二者同步发展，才能带动一所大学整体水平的提升。科研有助于促进教学方式的改进，为教学创新提供可能与途径。科研是一个包含认知情趣、认知心理、认知规律等活动内容的过程，如果教师能够对自己的科研活动过程进行全面的思考、概括与总结，并将其结果结合到教学内容中，不仅可以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与生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由此形成一种与教学内容相对应的新教学方式，从而实现教学方法的创新。科研有助于改善教师与学生的沟通效果，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教学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师生之间的沟通过程。实践证明，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学生会因参与其中而在心理上获得一种主体性自我认知，从而提高沟通积极性与主动性，使沟通的效果得到极大的改善，学习效率也会因此得到明显的提高。

二、“重科研、轻教学”问题产生的原因

在社会需求和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大学科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高校的权重地位和被重视度也不断提高。由此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重科研、轻教学”的不当认知，导致教师普遍热衷于争取项目做科研而忽视了重要的教育教学，使原本教学之类的本职工作被边缘化，甚至草草应付了事。

（一）大学科研目的性与方向性的丢失，是“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产生的内在根源。

“重科研、轻教学”之所以会成为现代大学的一种普遍现象，其根源在于物质和名利的诱惑，造成大学科研目的性与方向性的人为丢失，使得大学科研与社会的融合度越来越高，而科研与教学在内容上的对应性越来越虚化，造成两者的关系出现割裂与倒置。

（二）没有建立有效的大学评价体系，是“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

大学走上扩大办学规模，提高社会知名度的进程，但相应的大学评价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其中将最容易量化的科研作为大学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志，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于是，各大学从自身利益出发，将发展科研视为层次升级的最佳选择，将科研活动作为大学各项工作的核心，导致在认知和实践上对教学与科研功能定位的错位。

（三）大学教师对利益最大化的片面追求，是“重科研、轻教学”现象日益严重的重要推手。

大学教师作为教学任务的承担者，其行为自然受到所属大学机构各项制度、政策的制约，因而大学机构在职称评审、岗位聘任等方面所采取的向科研倾斜的政策导向，导致教师在面对教学与科研双重任务时，为了自身的现实利益与未来发展，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投放在科研上，使得原本是大学核心职能的教学却被日益边缘化。

（四）教学制度与措施存在的严重缺失，导致“重科研、轻教学”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对大学科研的片面性认识，不仅导致了科研凌驾于教学之上，更造成了大学管理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一方面，鼓励教师开展科研活动的各种制度、措施纷纷出台;另一方面，规范大学教学秩序的基本制度与保障措施得不到应有的落实和保证。一些性质模糊、关系错位与内容缺失的教学制度与措施，不仅无法规范教师的行为，保证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与健康发展，也无法发挥自身的纠偏作用，结果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存在问题更显突出。

以上原因使很多大学将教学与科研进行人为割裂与倒置，使科研凌驾于教学之上，这不仅不符合现代大学的教育本质，而且也严重损伤了现代大学的教育功能。因此，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学教学与科研的严重失衡问题已成为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实践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大学教育必须回归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统一

“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作为一种大学办学理念，最早由法国百科全书派提出，但真正将它贯彻到办学实践中的是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所创建和领导的柏林大学。20世纪初，我国著名教育家先生以德国大学的Seminar为蓝本，在北京大学首创文、理、法三个研究所，推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使该校的教育机制发生深刻变化，教学风气也为之一新。大学教学与科研结构关系的重构必须回归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统一之中，这样才能根除对两者关系的认知错位，改变本末倒置的错误做法，在坚持教学主体性的基础上，形成以教学需求指引科研发展、以科研成果助推教学创新的良性发展模式。同时，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重构还必须以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措施作保障，否则就必然陷入积重难返的窘境。

（一）确立教学主体性，将“教学为体、科研为用”作为大学建设、管理与发展的基本原则。

无论什么时代，也无论哪个国家，教学都是大学的核心职能与目标任务，这是教学主体性的本质体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教学已不再是一项简单的知识传授工作。现代大学教学如果只对学生进行单一的知识传授，而没有对学生同步进行知识运用和知识创新的培养，就无法满足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基本要求，从而也就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因此，现代大学必须在坚持教学主体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科研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作用，将“教学为体、科研为用”作为大学建设、管理与发展的基本原则。首先，“教学为体、科研为用”是现代大学教育本质的体现，也是现代大学教育核心价值的体现。为社会培养、输送创新型人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与核心价值，而且必须通过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来完成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的融合，最终实现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的一体化，这也正是“教学为体、科研为用”的一种深层次体现;其次，“教学为体、科研为用”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基础，也是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根本前提。推动大学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一是恢复大学教学的主体地位，使教学重新成为大学各项工作的重心，这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前提。二是借助科研推动教育品质的提升，这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资源基础。没有科研提供的新知识成果作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养料，改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同时，“教学为体、科研为用”是现代大学管理的基本方针，也是国际一流大学发展建设的主要原则。现代大学管理必须以“教学为体、科研为用”作为基本方针，理顺大学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以教学主体性为核心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提高大学管理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推动大学管理体系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建设。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重蹈“重科研、轻教学”的覆辙，保障大学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与协调发展。

（二）坚持教学目的性，以创新教学内容与方式作为大学科研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现代大学教学不仅需要随着科学的发展加快教学内容的更新，而且还必须围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目标来创新教学方式。应当鼓励教师将科研成果融入教材、讲义与教案，提高专业教学的时效性与创新性，提升教学供给的品质，刺激教学需求的增长，为大学教育赢得新的发展空间。同时，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与成才质量，推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解决，为大学教育赢得新的市场空间。要引导教师结合科研课题，指导学生进行科研实践，加速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现代大学要充分利用大学科研资源，开展研究型教学、体验式教学和开放式教学。通过学生参与科研实践，拓宽专业知识层面，构建新型知识结构，培养思维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核心机制与动力引擎，为社会需求提供人才质量保证。

（三）突出教学指导性，以“教学引导科研、科研助推教学”作为大学科研发展的基本方针。

首先要明确大学科研为教学服务的功能特性，让科研更深入地融入教学之中，使科研的教学属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育目的，这也决定了大学科研的核心功能性质是为教学服务。其次要保持大学科研系统的内部平衡与协调发展。在科研管理上，必须针对不同类别与不同层次的科研制定出不同的管理制度，以保证科研真正能服务于教学。就目前大学科研的现实状况看，应用研究普遍比较薄弱，根本无法满足教学实践的需求，而基础研究则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为此，必须因势利导巩固基础科研建设，加强和推动科研产业化水平，以满足大学本科教学对科研实践的基本需求。大学科研的发展优势是科研助推教学的资源基础。大学在人才资源、知识储备、科研环境方面所拥有的独特优势，使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服务的科研项目中去。大学科研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无疑也为大学赢得了教学所需的丰厚资源，教师知识创新能力的提高，科研教学平台的建设、社会实践基地的扩增等对教学产生溢出效应，推动大学教学品质与水平的提高。

（四）重塑教学重要性，建立科学、公正、合理的教师考核制度与评价体系。

篇9

[关键词] 输血；感染；心脏手术；围术期

[中图分类号] R65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02（a）-0053-05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i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and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in patients of department of cardiac surgery

REN Yan-peng CAI Qian-qian QI Liang SONG Bi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i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amount and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in patients of department of cardiac surgery. Methods The method of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cases was used.637 patients treated by cardial surgery in department of cardiac surgery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August 2015 were selected.Single factor and multifactor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and the impact of confounding factors were corrected to jud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i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and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rate in patients with blood transfusion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having no blood transfusion （P

[Key words] Blood transfusion；Infection；Cardiac surgery；Perioperative period

目前，包括先天性心脏病、冠心病等在内的多种心脏疾病，主要在心脏外科通过手术的方法进行治疗，但术后会由于多种原因引起并发症，其中术后感染就是常见的一种，影响患者在术后的顺利恢复，严重者甚至可以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其中人工瓣膜心内膜炎的死亡率高达33.3%～66.7%[1]），同时感染也会引起患者多个器官衰竭[2]，延长住院时间，增加医疗费用，加重家庭负担，导致医疗纠纷。据报道，心脏外科术后感染的发病率达5%～21%。心脏外科患者术后感染除了具有一般外科术后感染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本身特定的特点。据文献报道，心脏外科术后感染类型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是呼吸道感染，占所有心脏外科术后感染的50%以上[3]。对同期术后感染患者和术后未感染患者的对比研究是找出引起心脏外科术后感染因素的主要手段。本文将回顾性研究同期入住我院并接受心脏外科手术治疗的患者，对比研究输血与否患者的术后感染率，探讨心脏外科术后输血与患者术后感染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5 年8月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心外科行心外科手术的患者共1238例，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共637例，所入选的病例术式均为正中开胸，并在全身麻醉、体外循环下进行，选择其中无各种慢性病史如高血压、糖尿病、肝肾功能不全及肺功能减退患者，术前即有感染存在的患者及术后因神经系统并发症等原因而未能在常规时间内苏醒的病例均不入选。入选患者采用清洁灌肠、口服抗生素、温和缓释导泻剂进行术前准备，并根据我院的常规，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1.2 术后感染的诊断标准

术后感染的诊断标准为：从术后一直到出院前，或者在术后30 d内发生的感染。肺部感染：胸部正位片显示双肺有渗出性改变，伴或不伴发热（体温>38.4℃）。切口感染：手术切口发红、肿胀，或者切口出现分泌物，细菌培养阳性。脓毒血症：有活跃的细菌感染的确实证据，但血培养不一定为阳性；有全身炎症的临床表现，即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合并其他器官功能障碍。由于全身麻醉术后均放置导尿管，也是院内尿路感染的主要原因，故尿路感染不纳入本研究。

1.3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所选病患的病历资料，并由两位实验者进行收集，一位实验者根据实验室检查、病历中记载及患者自诉等来评估是否有术后感染，另一位实验者记录患者是否输血、输血量以及其他指标。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分析，对术后感染可能的危险因素采用单因素分析，再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以P

2 结果

2.1 患者发生感染的情况

637例患者中，其中输血患者共245例，其中48例（19.6%）发生感染，其中有31例（12.7%）发生肺部感染，11例（4.5%）发生切口感染，6例（2.4%）发生脓毒血症；未输血392例患者，其中17例（4.3%）发生感染，其中有9例（2.3%）发生肺部感染，6例（1.5%）发生切口感染，2例（0.5%）发生脓毒血症，可见围术期输血患者的感染率明显高于未输血患者（P

2.2 术后感染可能的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对可能导致感染的其他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包括体重、年龄在内的8项因素与发生感染无显著关系（P>0.05）（表1）。

表1 术后感染可能的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x±s）

2.3 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表1结果表明术后感染既与输血有关又与术前心功能分级有关，因而术前心功能分级是影响判断输血与术后感染关系的混杂因素。采用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的后删除法逐步选择变量，校正了混杂因素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后，围术期输血患者在术后发生感染的OR值为1.129，95%CI为1.057～1.205（表2），表明围术期输血与术后感染存在一定关联，且因果联系不强，由此可见围术期输血不是心外科患者术后发生感染的主要因素，而是一种助因，所得的回归预测方程为P（I）= 1/[1+e-（-2.134+0.114U）]，P（I）代表术后患者出现感染的概率，而U表示输血量，表明输血量越多，越容易出现感染。

表2 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法（向后删减法）

3 讨论

心脏外科患者因为可能存在术前使用血小板抑制剂及抗血栓药物，组织损伤，缝合口增加，术中人工心肺循环机（CPB）中使用肝素、血小板和血清凝血因子都会导致严重的手术失血、术后出血及术后贫血，因此很多心外科患者在围术期都需输注血制品，但输血会导致与之相关的不良反应，如非溶血性发热反应、过敏性输注反应、输血相关性肺损害、传染性疾病的感染及细菌感染，其中细菌感染十分常见[4-6]。早在20世纪80年代，Tartter等[7]的研究指出，输入压积红细胞可能会增高患者的感染率。

3.1 输血导致感染的机制

输注血制品会使免疫力下降，即输血相关性免疫调节[8]，这种效应会显著降低人体免疫力，进而导致感染等不良反应的发生[9]。输血会使白细胞比例失调，并对自身的免疫细胞产生破坏作用[10]。血制品因为长期储存，其中的白细胞会释放如生物活性因子、HLA多肽等各种因子，这些因子可能会抑制白细胞的功能，从而使人体免疫力下降。血制品中白细胞、血小板活性物质等会促进创伤后败血症的发生[11]。若使用过滤技术，使血制品中白细胞含量减少，则会明显降低输血患者的感染率[12]。多项研究通过对感染率进行分析，发现增加输血量，会导致术后感染率升高[13]。

患者在术后接受血浆输入，会引起机体的免疫抑制，进而引起患者术后感染。有研究表明，术后输入血浆是引起患者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因素危险程度与患者输入血浆量有关，而与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无关[14]。此外，Grossi等[15]的研究表明，患者在术后一次输入血浆出现的免疫抑制作用是暂时的，而连续多次对患者输入血浆，会导致更加持久严重的免疫抑制反应，显示输入血浆的量与免疫抑制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患者术后输入血浆量是患者术后出现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16]。

3.2 减少出血和输血的措施

正是认识到了输血可能导致的上述不良反应，医疗管理部门、医学会及各级医院都已制订了相应的输血适应证指南，因此，应严格把握输血适应证，以减少输血传播感染的风险，减少输血相关免疫抑制反应及帮助维持血源供应。

3.2.1 减少出血和输血的术前措施 术前输血的主要原因是术前抗凝药物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阿司匹林等药物会导致输血需要的增加，但是通常不严重，而这类药物的使用能增加CABG患者的术后效果，因此CABG患者术前通常不停用阿司匹林，特别是ACS患者[17]，而氯吡格雷的使用能增加出血、输血、因出血导致的二次手术和其他并发症的风险，因此，如果可以，应该在术前4～6 d停用氯吡格雷[18-20]。

重组人促红素是刺激红细胞增加的药物，据报道，术前使用对准备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特别有效，特别是与自体红细胞术前储备联合应用[21-22]，但由于目前血液储存技术的安全性没有被很好地证实，因此使用此类药物增加红细胞的获益可能超过了一些未知风险[23-24]。

3.2.2 减少出血和输血术中措施 在心脏手术中，CPB替代了心脏和肺，提供了整个机体的灌注。这个体外循环由非内皮管道和人工肺组成，可激活血液系统，包括凝血、补体、纤维蛋白溶解作用、激肽释放酶、白细胞和血小板[25]。减少CPB副作用的措施：应用生物/血兼容的表面物质，主要是用肝素覆盖CPB循环系统表面物质[26]。对于体外循环，使用生物相容的表面物质能改善手术预后，包括减少出血和输血。部分心脏中心的研究建议减少肝素涂层管路的肝素用量，但是这种减弱抗凝的方案不能保证安全性[27-28]。实际上，在CBP中使用较多的肝素可能减少凝血因子和血小板的消耗，改善术后凝血，降低术后血制品的输注需求[29]。

减少CPB循环中预充液的容量能减少血液稀释的程度。除此之外，大多数的婴幼儿管道需要添加异体的血液到预充液中，防止使用CPB时出现严重的血液稀释和缺血。在成年人和年长的幼儿中，可能采用逆行自体血液预充。在插管后，把患者的血液倒回至基本循环中，从而移除基本晶体溶液，减少血液稀释的程度[30]。在成年人，通常500～750 ml的预充液容积会从患者自己的血液中移除。

术中自体输血，即急性血量正常的血液稀释，包括在使用CPB期间抽取患者的血液并储存，然后在使用鱼精蛋白后重新返回给患者。诱导麻醉并放置好监测通路后，通过中心静脉抽血（5～10 ml/kg），且加用抗凝剂冷藏。当患者脱离CPB和使用鱼精蛋白后，血液可重新回输。这种术中血液稀释的方法通常会减少输血，同时保留红细胞、血小板和凝血因子，但这种方法不能用于不稳定或贫血的患者。在使用CPB过程中，严重的血液稀释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增加脑卒中和肾衰竭的发生[30-32]。

在手术中，通常惯例是使用血液回收装置，能抽取患者心包和胸腔中流出的血液，然后重新输注洗涤后的红细胞。通过这个装置，凝血因子和血小板会被分离出去，但红细胞得到保留。另外，完成分离术和撤离患者动脉和静脉管道后，储留在管道和人工肺中的血液被细胞保留器处理后重新输注给患者。

3.2.3 减少出血和输血的药物应用 抑肽酶是天然血清蛋白酶抑制药物，过去在预防和减少心脏外科手术出血和输血中被广泛应用。1933年在美国用于CABG患者治疗中被证实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此药现在很少用于临床[33]。氨基己酸及氨甲环酸是赖氨酸类似物，能抑制赖氨酸与纤溶酶原的结合，因此能够阻止纤溶酶原从纤维蛋白转化为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即能够抑制纤维蛋白降解作用。在心脏外科手术中，使用CPB的患者均预防性地使用此类药物。氨基己酸及氨甲环酸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也反复证实了其疗效。不少研究表明[34-37]，这两种酸都能减少心脏外科手术使用CPB患者的出血和对输血的需要，其中氨甲环酸更有效，但并不能减少因术后出血而需再次手术的比率。对于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抗纤维蛋白溶解治疗在手术中的作用还不确定[38]，尽管抗纤维蛋白溶解治疗的有效性很明显。去氨加压素（DDAVP，精氨酸加压素同类药物）可能能增加血浆vov Willerbrand因子水平，且能减少术后血小板功能不全患者术后出血[39-40]，然而由于其可能存在的不良反应，不推荐常规使用。

综上所述，输血在心外科患者的围术期治疗中并非有益无害，选择输血治疗时需详细评估患者的临床情况，严格把握输血指征，并在术前、术中及术后护理中采用多种方式减少出血，尽量减少输血指标，以预防输血相关性不良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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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Abstract：Objective To care for patients， severe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with nursing risk analysis and efficient risk management. Methods 160 Patients with severe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hospitalized in CCU during Aug 2014～Aug 2015，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qually. One （research group） was under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other （study group） was not. Probability of risk incidences， patients satisfaction， factors and efficiency of risk management are analysed. Results Risk management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risk events and more satisfied patients. The two groups' difference has specific statistical meaning（P

Key words：Cardiovascular medicine；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Care risks； Management

心血管内科是高风险专科之一，患者病情变化快，预见性差，病死率高，护理风险较大[1-3]，尤其重症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存在的护理风险问题较多，若不能及时有效的管理可能会影响到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引发护理纠纷，因此，对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的护理风险问题进行分析，对存在的风险问题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十分重要[4]。本文对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的护理风险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性的对存在的风险问题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研究，现将所研究的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2014年8月～2015年8月在我院CCU接受治疗的80例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作为对照组，男性56例，女性24例，患者年龄为33～87岁，平均年龄为（50.6±1.2）岁；将2014年8月～2015年8月在我院CCU实施风险管理后接受治疗的80例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作为研究组，男性55例，女性25例，患者年龄为34～86岁，平均年龄为（49.7±1.3）岁。我院的心血管内科共有44个床位，有25名护理人员，护理人员的年龄为23～45岁，工龄为2～26年。

1.2方法 对心血管内科的患者护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问题进行分析，并对研究组患者实施风险管理，对两组患者进行风险事件和患者满意度统计；比较两组患者的差异。

1.2.1护理风险预防 预防是在风险识别和评价的基础上，对风险事件出现前的预防措施。

1.2.1.1完善护理管理制度，建立质量管理小组 根据心血管内科CCU病房的特点，建立病区安全管理制度、反向查对制度、住院患者安全评估报告制度、安全陪检制度、仪器使用规范、卧床患者安全管理制度、床旁交接班制度等，重新修订并制订介入检查及术前、术后护理常规、转入转出工作流程、临床护理抢救预案、健康宣教流程与规范等，成立以护士长为组长的病区护理质量管理小组，质量控制员由科室护理骨干组成。护士长根据月工作计划制订每天、每周的护理检查项目。组织质量控制组成员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反馈到个人，在科室讨论，与个人奖惩挂钩。

1.2.1.2加强护士防范风险意识及业务综合素质培训 加强责任心教育，强化主动服务意识，重视患者的安全问题，防范意外事故发生。根据科室护理工作特点及护士的工作能力，分层次对护士进行理论、操作及沟通能力培训及考核。注重心肺复苏术及除颤器、监护仪、心电图机、微量泵等专科仪器的操作培训。每月召开质量安全管理讨论会，利用晨交班、教学查房、病案讨论等形式，对科室存在或潜在的风险及时进行评估，提高护士对护理风险的评估及防范能力。组织学习相关案例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1.2.1.3提高护士风险识别能力 巡视病房时关注患者主诉，加强对其表情、呼吸、卧位的观察。入院患者从年龄、既往史、活动能力、意识状况、视力及听力、情绪与心理等方面进行评估，属高危人群者，增加巡视频率，落实安全健康教育工作及陪护措施。夜间患者出现不明原因入睡困难、出汗、胸闷等症状时应高度关注，报告值班医生及时评估血压、心率等，并行心电图检查，配合医生及时处理。

1.2.1.4规范药品的使用和管理 ①规范放置：根据药品管理规范进行分类，标识管理，护士每班交接，对包装相似、品名相近或一品多规的药品，贴上专用标识并分柜放置，高危药品贴上专用标识后单柜加锁保存，口服地高辛片应用独立包装，便于护士区分，确保药物正确使用。②用药护理：指导患者按时、按量、正规用药，能识别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了解常用药品的配伍禁忌；服用镇静安眠药的老人，嘱咐其要完全清醒才能下床；应用降压药、降糖药、利尿药时，嘱其缓慢改变，预防性低血压；使用洋地黄甙类药物前需监测心率，并观察用药效果；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时严格执行医嘱，用量准确；静脉输液时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加强巡视，使用微量泵控制输液速度。

1.2.1.5规范医疗仪器设备管理 科室仪器设备管理实行专人负责，制订工作制度及职责，设置医疗仪器使用维护登记本，护士长每周督查，每月大检查，确保科内急救仪器、设备处于完好备用状态，完好率100%。

1.2.1.6规范护理记录 我院通过院内统一培训及科内每月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护理人员法律法规知识及专科知识培训，规范护理记录内容，注重在院病历的环节质量监控，将病历指控的重点放在出院前，有效的规避医疗风险，提高护理质量。

1.2.1.7加强患者的安全管理 ①为避免坠床、跌倒等意外事件，我院制定了跌倒、坠床、压疮高危风险评估单，患者入院后立即进行跌倒、坠床、压疮等高危风险评估，评分高危者必须悬挂相应标识，采取对应措施，并向患者及家属告知防范措施。病区走廊、厕所等地铺设防滑垫，放置醒目的"小心跌倒""小心地滑"的标识，放置患者跌倒；用氧过程中加强安全宣教和巡视，确保用氧的安全、有效。②手腕带的使用：我院从2010年开始使用患者手腕带，要求所有住院患者佩戴，并成为患者住院期间的"有效身份证"，腕带上标明患者科别、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诊断、入院日期及科室联系电话，护士在进行各项操作治疗时，要求核对手腕带、床头卡上的标识，无误后方可进行。③科室每日进行安全巡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科内加强各类急救仪器设备出现故障时应急预案的培训及演练，提高护士风险处置能力。

1.2.2发生护理风险后的管理 做好预防工作是防止风险事件的有效方法，一旦风险发生，应采取积极措施，将风险损害降到最低限度。护士长应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调查风险发生的经过，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尽可能将投诉、纠纷及一般护理风险在科内解决，及时上报护理部、医务科，必要时依法封存病历或实物。科内组织全体护士对风险事件进行讨论、总结，制定相关防范措施。

1.3观察指标 主要对患者在接受护理后的自我恢复情况进行观察，其中包括患者有无护理中坠床情况发生、药物使用情况评估、护理人员医用仪器使用情况评估与护理中风险紧急预案评估等方面，综合判断患者护理后的基本状况。

1.4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所统计的数据均进行统计学上的分析，使用统计学软件SPSS17.0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患者护理后风险因素发生状况）使用（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P

2结果

对照组有8例护理风险事件（有5例为注射输液不当，有1例为护理人员的原因，有1例为设备原因，有1例为患者滑倒），研究组有2例护理风险事件（有1例为注射输液不当，有1例为患者滑倒），研究组的风险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且两组差异存在统计学上的意义（P

3讨论

篇11

郑州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郑州河南 45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动态监测血乳酸、乳酸清除率及APACHEⅡ评分与感染性休克患者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分析2011年7月—2013年10月该院收治的58例感染性休克患者动脉血乳酸水平的动态变化，将患者按预后分为死亡组与存活组，通过比较两组患者乳酸水平，乳酸清除率及APACHEⅡ评分，并通过比较不同乳酸水平及乳酸清除率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来评价患者的预后。 结果 存活组与死亡组相比较，在年龄（t=2.645，P<0.05）、初始乳酸（t=3.306，P<0.05）、24 h乳酸清除率（t=-6.755，P<0.05）、APACHEⅡ评分（t=5.538，P<0.05）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乳酸清除率组和低乳酸清除率组比较，两组在APACHEⅡ评分及初始乳酸值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死亡人数（χ2=4.852，P<0.05）及年龄（t=2.093，P<0.05）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动态监测血乳酸是判断感染性休克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指标，乳酸清除率及APACHEⅡ评分与患者的预后关系密切，对于高乳酸患者应尽早治疗，改善器官灌注及组织缺氧状态。

关键词 感染性休克；动态血乳酸；24 h乳酸清除率；预后

[中图分类号] R4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10（b）－0038-02

[作者简介] 王红宇（1984-），男，河南开封人，硕士研究生，住院医师，研究方向：危重症患者多脏器功能衰竭。

感染性休克是由于全身感染造成重要脏器功能损害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感染性休克的治疗的关键是早期改善器官灌注，纠正组织缺氧；因而对组织细胞灌注及缺氧状态的监测尤为重要。该研究通过对2011年7月—2013年10月期间该院收治的感染性休克患者动态监测动脉血乳酸水平和24 h动脉血乳酸清除率，并比较APACHEⅡ评分，探讨其在早期指导治疗感染性休克方面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该院收治的感染性休克患者共58例，其中男性34例，女性24例，年龄19~86岁，平均（58±17.6）岁。感染性休克的诊断[1]：①临床上有明确的感染灶；②有SIRS的存在；③收缩压低于90 mmHg或较原基础值下降超过30%；④有组织灌注不良的表现，如少尿超过1 h，急性意识障碍。其中腹部外科术后腹腔感染16例，胸外科术后胸腔感染10例，肺部感染21例，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3例，泌尿系感染2例，皮肤软组织感染1例，其它5例。排除入院24 h死亡者，所有病例发病前均无明显肝功能损伤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1.2方法

对于确诊为感染性休克患者，常规抽血查动脉血乳酸，进行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分（APACHEⅡ评分），进行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GDT），建立深静脉通路、早期液体复苏、血管活性药物、抗生素治疗，根据病情给予机械通气、血液净化及激素应用等治疗，完善相关检查如肝肾功能、电解质、B超、胸片等，动态复查动脉血气。治疗24 h后再次进行动脉血乳酸测定，计算24 h动脉血乳酸清除率，计算方法：24 h动脉血乳酸清除率＝（初始动脉血乳酸清除率－24 h动脉血乳酸清除率）/初始动脉血乳酸清除率×100%。根据患者一个月时的转归，将患者分为死亡组（21例）与存活组（37例），比较两组患者的初始血乳酸、乳酸清除率和APACHEⅡ评分。同时比较高乳酸清除率组与低乳酸清除率组的预后。

1.3统计方法

使用spss l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存活组与死亡组乳酸相关指标比较

存活组与死亡组相比较，在年龄、初始乳酸、24 h乳酸清除率、APACHEⅡ评分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不同乳酸清除率组的预后比较

以治疗24 h乳酸清除率10%为标准，分为高乳酸清除率组（32例）和低乳酸清除率组（26例），通过比较，两组在APACHEⅡ评分及初始乳酸值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乳酸清除率组死亡9例，低乳酸清除率组死亡12例，两组病死率比较χ2=4.852，P=0.0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感染性休克是由于组织灌注不足、组织细胞对氧的摄取和利用能力下降，组织缺氧及代谢障碍进行性加重的临床过程，死亡率一直较高。乳酸是体内葡萄糖无氧酵解的产物，经肝脏和肾脏代谢分泌，正常血乳酸水平为（1.0±0.5）mmol/L。随着全身脏器低灌注和低氧血症的发生，细胞代谢以无氧酵解为主，乳酸水平进行性升高。恢复脏器和组织灌注、改善缺氧是感染性休克治疗的关键，乳酸作为机体重要的代谢指标，反映组织灌注和细胞水平代谢情况[2]，因而该文研究乳酸及乳酸清除率在预测和评估感染性休克方面的临床价值。

脓毒症时，组织缺氧使乳酸生成增加。在常规的血流动力学监测指标改变之前，组织低灌注和缺氧就已经存在，乳酸水平已经升高，李海玲[3]等的研究表明血乳酸持续升高和APACHE II评分密切相关，当脓毒性休克血乳酸＞4 mmol/L，病死率高达80%，因此乳酸可作为评价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指标之一。祝小梅[4]等的研究显示24 h血乳酸值、6 h及12 h乳酸清除率均为独立预后评估指标之一。安莹波[5]的研究显示严重脓毒症患者血乳酸水平与APACHEⅡ呈正相关。该研究的结果显示：存活组与死亡组初始乳酸值与APACHEⅡ评分相比较，死亡组明显高于存活组，与上述研究[4-5]结果一致，但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初始血乳酸值也作为评测预后的指标之一。

但是仅以血乳酸浓度尚不能充分反映组织的氧合情况，并且单纯监测某一时刻的乳酸值只能反应当时的组织氧供与氧耗的关系，不能反应疾病的连续进展及组织氧供与氧耗的动态变化。因此动态检测血乳酸浓度变化或计算乳酸清除率对于疾病预后的评价更有价值[6]。所以本研究还以治疗24 h乳酸清除率10%为标准，比较高乳酸清除率组与低乳酸清除率组的预后，评价乳酸清除率与疾病预后的关系。通过本研究显示，高乳酸清除率组与低乳酸清除率组相比，死亡人数明显增高，并且具有更高的APACHEⅡ评分，这与文献报道一致[7]。低乳酸清除率时感染性休克患者的组织氧供不能及时有效的恢复，血乳酸持续升高大于自身的清除能力，此时病情会迅速恶化，最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该研究对治疗的帮助在于提示我们感染性休克一旦诊断，应早期行液体复苏[8]，恢复组织和器官的灌注，从而改善氧和，进而机体的组织细胞乳酸水平下降，提高乳酸清除率，改善预后。

总之，初始乳酸值作为组织缺氧严重程度的指标反应病情的轻重；而乳酸清除率则可动态反应机体氧供及氧耗的平衡状态和临床治疗的有效性，可以作为感染性休克患者反应病情预后及转归的指标；而乳酸清除率与APACHEⅡ评分密切相关，两者进行综合评判可以作为感染性休克患者评价疗效和预后的指标。该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少，还需要多中心循证医学的进一步研究；同时，还应排除治疗过程中肝肾损伤对乳酸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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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关键词】 冠心病；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可行性； 临床疗效

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是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的简称，是由于脂质代谢不正常，血液中的脂质沉着在动脉内膜上形成一些类似粥样的白色斑块，称为动脉粥样硬化病变[1]。它在临床很常见，且严重危害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及血液流变性等指标异常均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2]。目前，冠心病的治疗以扩血管、降血压及降血脂等为主，取得了不错的临床效果，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令人完全满意的治疗效果。冠心病常由于血小板活化、聚集导致冠状动脉狭窄、闭塞而引起心肌供血不足，有较高的病死率，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3]。抗血小板类药物作为冠心病治疗的主要药物之一，临床应用非常广泛，但是抗血小板药物也存在出血风险，尤其是老年患者，因此选择安全有效的使用方法显得尤为重要[4]。阿司匹林与氯比格雷是治疗冠心病的常用抗血小板药物，两种药物的临床疗效均已获得了临床验证，但对两者联合用药能否延缓冠心病病情进展尚未达成共识。为了探讨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疗老年冠心病患者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笔者进行临床研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3年6月本院收治的冠心病老年患者l00例，纳入标准：（1）符合WHO制定的关于冠心病的诊断标准；（2）有心绞痛或陈旧性心肌梗塞史，并且均经冠脉造影，心电图及超声心动图证实，造影结果：冠脉造影狭窄率≥50%；（3）治疗前均未给予特殊药物治疗，例如利尿剂、降脂药、促血尿酸排泄药、抗凝药等；（4）无肝肾功能障碍及内分泌系统疾病。按随机数字表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50例。观察组：男21例，女29例；年龄46～75岁，平均（73.34±5.55）岁；病程1～7年，平均（4.55±1.42）年。对照组：男24例，女26例；年龄45～76岁，平均（74.27±5.25）岁；病程2～6年，平均（4.38±1.38）年。两组患者均无氯吡格雷、阿司匹林用药禁忌证。排除患有出血性疾者；肝肾功能不全者；风湿性疾病者；胃或十二指肠溃疡者；需支架植入或血管造影者。两组在性别、年龄、合并症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冠心病常规药物治疗，应用阿司匹林、钙离子拮抗剂、硝酸酯类药、β受体阻滞剂等药物治疗。对照组给予阿司匹林口服，75 mg/次，1次/d。观察组：给予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口服，阿司匹林75 mg/次，1次/d，氯吡格雷50 mg/次，1次/d。两组患者用药时间均不短于1年。

1.3 观察指标 治疗后的1个月、6个月、12个月时抽取空腹静脉血，检测血小板计数、血小板聚集率、出血率和凝血三项等各项指标。随访观察记录心血管事件、出血事件（消化道出血、血尿、颅内出血）评估安全性。

1.4 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小板计数比较 治疗后，两组血小板计数均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治疗前中后血小板聚集率比较 治疗前，两组血小板聚集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血小板聚集率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P

2.3 两组治疗前后出血率比较 两组的凝血三项治疗前后比较无明显变化，且两组间比较差异也无明显差异；治疗后两组出血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论

我国冠心病的发病率一直高居不下，糖尿病、冠心病家族史、肥胖、脂代谢紊乱、血流变异常等均是其危险因素[5]。临床上有不少的冠心病患者都可以出现血流变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也是一种影响疾病发生发展、转归预后的重要因素。现代研究认为，血流变对疾病的发病、诊断、治疗等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6]。另外，血流变异常还可以加重组织细胞的缺血缺氧状态，使组织细胞损伤加重，出现功能障碍。因此，血流变异常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病理意义，血小板的活化和聚集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作用重大，因此在防治冠心病的方案中抗血小板药物显得尤为重要[7]。

临床上的抗血小板常用药物为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这两种药物的可行性和疗效均已被临床证实[8]。阿司匹林是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解热镇痛类药物，当然其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及抗血栓作用也被应用到临床上血管性相关疾病当中[9]。阿司匹林通过抑制血小板环氧化酶的生成以阻断TXA2生成从而达到抗血小板作用，且这种机制是不可逆的；氯吡格雷是一种噻吩并吡啶类药物，其抗血小板作用是通过选择性抑制ADP受体来实现的，另外其还具有保护血管内皮和稳定易损斑块的作用[10]。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具有协同作用，能阻止血栓的扩大，稳定斑块，从而缓解了病情，延缓或阻止其进展，效果肯定[11]。由于老年冠心病患者的抵抗力低下，为出血的高危人群，在长期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冠心病时，尤其要注意控制出血风险，有时出血造成的死亡风险甚至比冠心病本身的死亡风险都要高[12]。因此老年患者长期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冠心病时既要考虑到使用药物的安全可行性，又要考虑到药物的临床疗效。采用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双联用药治疗冠心病，有效的抑制血小板聚集，而且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率也较低[13-15]。

通过本临床研究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小板计数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血小板聚集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血小板聚集率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

综上所述，对于老年冠心病患者采用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双联治疗，安全可靠，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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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关键词]管理风格 管理者行为

中图分类号：F42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2-0118-01

1、引 言：

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反思多年来特别是炼油厂近五年来的工作实践，从中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无论是就整个炼油厂还是就一个车间乃至一个班组来说，其管理风格对我们的生产管理、安全环保、节能减排和科学发展，对我们能不能把事情干对、干成、干的又好又快产生着根本性的重大影响。所以古人云“谋事在人”、“事在人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这里所讲的管理风格，是指在管理者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长期引导下，通过工作理念、制度规范、舆论氛围、道德惯例等等所构成的管理硬件和环境软件。实质上，它反映了我们对工作职责、业务特点、运作变化动态等等炼油生产管理本质的认识和掌握水平，标志着我们作为管理者应当拥有的领导一个厂、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科学发展的内在素质和能力。

多年来，我们得益于逐步形成了一种符合全厂科学发展需要的管理风格，或者说是在广大员工支持参与下不断磨合修炼成熟的管理者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使我们的生产管理和各项工作不断有新进展。时间经验教训和科学发展观启示我们，要坚持和丰富下面这些构成炼油厂管理风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2、内容：

一、 坚持把盯着现场、摸清底数、掌握齐全准确的第一性

资料摆进管理者上岗的头一件大事要事。这是我们管理实践过程中已然铺开但尚需深化的工作模式。

炼油厂党政班子成员，多年来始终坚持天天下现场进装置、看运行状态、查操作行为。因为炼油的实践告诉我们，重视生产现场，发展基于现场，风险来自现场、以人为本体现在现场。管理者只有全面掌握现场情况，才可做决定、发指令。现场不清留给我们永生抹不掉的伤痛，1027、303等事故带来的教训使得我们把紧盯现场作为管理者的第一要务，以此来检验是否是一个合格管理者的起码条件我们要求基层车间必须 清楚现场所有的变化情况，早做准备、早期预防。

由于两级领导把精力都用在现场所以几年来炼油生产比较稳定，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各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全厂各级管理者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管理风格牢牢地盯住现场。

二、始终坚持遵从和凸显制度规范、机制政策的基础性作用，追求管理全程的运作稳健、客观长效、引向力强。这是我们逐步成型但需持续改进的层次布局和管理流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认识差异、利益差异、基础素质千差万别的情况下，有一种东西可以使人的行为趋向一致，其他手段只有在这个前提具备了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机制的力量。当然，匹配其他手段，是科学管理有别于传统管理的标识。

近几年，我们炼油厂逐步完善了管理机制。在班子建设上实行滚动式考核，适时调整干部。在人才培养选拔上，把班长岗位作为管理者的必由之路，用实绩来验证复合型人才，使优秀员工脱颖而出。满足了管理的需求。同时向广大员工昭示了一个用人之道。勤恳务实顾大局，有谋善断讲诚信成为大家追求上进的方向和目标。形成了科学的导向。由于新机制的逐步健全，各项制度的规范性性呈现出来，只有按章办事才可成就人的抱负，成为大家的共识，使得两级班子建设、班组长的选拔任用，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扎实稳妥。

三、始终坚持结合工作实际贯彻上级精神、借鉴先进经验，把观念、思路和措施创新实实在在地作用于具体管理的关键点和薄弱环节上，并正在打出“组合拳”，促使管理的劳动更加表现为创造性的劳动。

与时俱进、创新管理才能实现科学发展，但作为二级单位，基层工作的特点应当使其管理创新拥有自己的内容和特征。

炼油厂班子在工作实践中始终坚持不折不挠的贯彻落实公司精神。始终注重学习各兄弟单位先进经验。同时有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就是把握方向、转变思路、改变方法，一切以炼油厂的实际出发，一切具有炼油厂的特色。

针对设备老化这一现状，我们设立了员工特别敬业奖，鼓励那些及时发现并处理突发的 设备隐患的员工；同时提出发现漏点越小越有价值越应重奖的观念；在员工培训上，坚持越优秀越加强培养的信念；在评价车间班组工作业绩上，实行整体考核，团队评价的方法；在提升员工素质方面采取重点培养择优选拔的策略，组建班组长联合会用来培养、识别可塑人才等等。

同时及时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使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相得益彰。结果十分喜人。

四、坚持直面现实矛盾，管得严、真心爱，这是我们体现和谐、以人为本抓管理尤其是队伍建设上较有收获的工作套路。

利益驱动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基本定理。我们因为视他为俗物而回避。科学发展观强调，要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要关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最紧迫的利益问题。使管理风格更有人情味，更感人人性化。

维护好发展好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单位与单位、团队与个人之间的共同利益，是我们强化三基工作的基本依据。

长期以来，我们过多的强调是服从、听话。一切以企业利益出发等单方面的满足观，忽视了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事实上，和谐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因为共同利益的存在。没有共同利益而一厢情愿的事情是无法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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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瘦素；可溶性瘦素受体；瘦素抵抗；高血压；早期肾功能损伤

[中图分类号] R54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6（a）-0042-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leptin， soluble leptin receptor （SLR） and early renal damage in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EH）.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EH in Department of Cardiovasology and VIP Ward of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une 2015 to February 2016 were divided into EH with normal renal function group （group A） and EH with early renal damage group （group B） based on endogenous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Ccr）. Beyond that selected 40 healthy subjects as control group. Serum leptin， SLR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meanwhile related biochemical indicators were measured. Results Serum lepti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 A than in control group， higher in group B than in group A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Serum SLR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group A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lower in group B than that of group A and control group （P < 0.05）. Ccr leve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leptin level （r=-0.648， P < 0.0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SLR level （r=0.615， P < 0.01）. Line to Ccr level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eptin and SLR entered regression equation （P < 0.05）. Conclusion Serum leptin and SLR levels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blood pressure and Ccr， indicating that leptin resist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EH with early renal damage are in close correlation.

[Key words] Leptin； Soluble leptin receptor； Leptin resistence； Hypertension； Early renal damage

高血压是一种以动脉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进行性心血管损害疾病，也是心、脑、肾等靶器官损伤的最主要危险因素[1]。高血压与肾脏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相互影响。一方面，肾脏可通过调节水钠代谢及分泌升压、降压物质影响血压；另一方面，长期高血压状态下动脉狭窄、痉挛，使肾组织缺血、缺氧，并激活球旁细胞分泌肾素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 an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em，RAAS），使血压进一步升高，肾功能进行性损害，导致终末期肾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发生率上升[2]。然而，原发性高血压（essential hypertension，EH）及高血压早期肾功能损伤的发病机制复杂，至今仍未阐明。研究表明：脂肪组织分泌的瘦素（leptin，LEP）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3]。本研究选取EH患者及健康体检者为实验对象，以内生肌酐清除率（endogenous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Ccr）评估肾功能损伤的程度，探讨血清LEP、可溶性瘦素受体（soluble leptin receptor，SLR）与Ccr的关系，为高血压早期肾损伤的病情评估及防治提供有益线索。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6月～2016年2月于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心血管内科及特需病区住院的EH患者80例，入选患者均符合2010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1]中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其中，高血压病1级20例，其中男9例，女11例，平均年龄（57.3±5.6）岁；高血压病2级26例，其中男10例，女16例，平均年龄（58.0±5.4）岁；高血压病3级34例，其中男15例，女19例，平均年龄（57.7±6.1）岁。依据Ccr的水平[4]将80例患者分为肾功能正常EH组（A组）和有早期肾功能损伤EH组（B组）。A组40例，其中，男16例，女24例，平均年龄（57.5±5.7）岁，Ccr水平≥75 mL/min；B组40例，其中，男18例，女22例，平均年龄（57.9±5.7）岁，Ccr水平为50～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血压测量 待测者坐位安静休息至少5 min后开始测量，选择经校准的水银柱血压计连续测量右上臂肱动脉血压2次，每次至少间隔1～2 min，取平均值，分别以KorotKof第1音和第5音确定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和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水平。若2次测量的SBP或DBP读数差别较大，则相隔5 min后再测量，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并记录，作为被测者的血压值。

1.2.2 LEP、SLR及相关指标检测 所有研究对象均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BMI=体重（kg）/身高2（m2）。禁食12 h后于次日清晨空腹肘静脉取血2 mL，3000 r/min离心10 min，离心半径13 cm，分离血清后置-70℃冰箱中保存。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测定血清LEP及SLR水平，试剂盒由上海一基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测吸光度，由标准曲线计算血清LEP、SLR浓度。应用760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相关生化指标。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检验；影响Ccr的相关因素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各观察指标比较

三组受试者BMI、FPG、TG、HDL-C、UA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三组受试者SBP、DBP、血清LEP、SLR、TC、LDL-C、BUN、Scr、Ccr、Hcy、hs-CRP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A组SBP、DBP及血清LEP、Hcy水平高于对照组，血清SLR水平低于对照组（P < 0.05），B组SBP、DBP及血清LEP、Hcy水平高于A组及对照组，血清SLR低于A组及对照组（P < 0.05）；A组血清TC、LDL-C、BUN、Scr、Ccr、hs-CRP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B组血清TC、LDL-C、BUN、Scr、Ccr、hs-CRP水平高于对照组及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血压级别与血清LEP、SLR水平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显示，血清LEP水平与血压级别呈显著正相关（r=0.727，P < 0.01），血清SLR水平与血压级别呈显著负相关（r=-0.721，P < 0.01）。

2.3 各观察指标与Ccr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对可能影响Ccr的因素行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结果显示：Ccr与SBP、DBP、LEP、LDL-C、Scr、Hcy呈显著负相关（r=-0.549、-0.489、-0.648、-0.335、-0.498、-0.411，P < 0.01），与SLR呈显著正相关（r=0.615，P < 0.01），与TC、BUN、hs-CRP呈负相关（r =-0.311、-0.225、-0.193，P < 0.05），而Ccr与BMI、FPG、TG、HDL-C、UA无相关性（P > 0.05）。见表2。

2.4 Ccr相关因素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以Ccr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SBP、DBP、LEP、SLR、TC、LDL-C、BUN、Scr、Hcy、hs-CRP为自变量，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LEP、SLR进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P < 0.05）。

3 讨论

LEP是一种主要由肥胖基因编码、白色脂肪细胞合成和分泌、167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类激素。LEP在分泌入血过程中通过与下丘脑部位不同亚型的LEP受体结合，激活JAK/STAT、PI3K、MAPK等信号转导通路，从而发挥其生物学效应，参与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3，5]。

在高血压发病的复杂机制中，体液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王先梅等[6]研究表明，高血压状态下，LEP及LEP受体异常表达，LEP水平异常升高导致高瘦素血症，下调SLR的表达或产生，可抑制LEP的生物学活性，出现LEP抵抗现象。Mark[7]研究表明，LEP抵抗存在选择性，即LEP在抑制食欲及减轻体重等方面的作用减弱，但未对其提高交感神经兴奋性的作用产生抵抗，引起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SNS）激活、外周血管收缩及促进肾小管对水、钠的重吸收增加，导致水钠潴留，使血压升高。同时，Hilzendeger等[8]研究发现，LEP缺乏型小鼠补充LEP后体内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血管紧张素Ⅰ（angiotensin Ⅰ，AngⅠ）及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 Ⅱ，AngⅡ）含量增加，ACE及肾素活性升高，促进高血压的发生，即高瘦素血症可通过肾交感神经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 an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em，RAAS）上调RAAS产物表达，使血压升高。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LEP水平与血压级别呈显著正相关，血清SLR水平与血压级别呈显著负相关，这与相关研究[6]结果一致，说明LEP抵抗与EH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目前关于LEP参与高血压发病的机制仍未阐述清楚，其可能通过高瘦素血症与肾脏的相互作用，引起血压升高[9]。LEP与肾脏关系密切，主要在肾内降解，经肾小球滤过，在肾小管中重吸收。当肾功能不全时，肾小球滤过功能及肾小管重吸收功能受损均可影响LEP从体内清除，导致其在体内蓄积，加剧肾功能损伤[10-11]。Nasrallah等[12]研究证明，长期高瘦素血症可导致肾小球硬化，参与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的发生、发展。傅静奕等[13]研究发现，LEP可能直接刺激肾小球局部组织RAAS的主要组分AngⅡ表达及NO合成，参与肾小球血流动力学紊乱，直接对肾脏造成损害。同时，LEP还可间接对肾脏造成损害，机体在高瘦素血症状态下，LEP可与下丘脑孤束核受体结合，增强肾交感神经兴奋性，使血压升高，而血压升高可间接引起肾脏损伤[14-21]。本研究结果显示，A组血清LEP水平高于对照组，血清SLR水平低于对照组，B组血清LEP水平高于A组及对照组，血清SLR低于A组及对照组；LEP与Ccr呈显著负相关，SLR与Ccr呈显著正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LEP、SLR均进入回归方程。提示LEP抵抗与Ccr密切相关，参与高血压早期肾功能损伤的进程。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示LEP抵抗与高血压早期肾功能损伤存在一定联系，但高瘦素血症对肾脏损伤机制尚不明确。今后可注重研究LEP、SLR在高血压早期肾功能损伤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为评估EH患者肾功能损伤程度及防治提供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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