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及社会风险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及社会风险，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环境风险分配；垃圾处理；环境公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SH019）；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ZZ_0014）

作者简介：聂伟，男，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3）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45-08

一、背景与问题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不但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也成为威胁社会安定的隐患。近年来，因有害选址造成的大规模环境抗争事件不断增加[1]，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城市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一方面给城市社会带来了福祉，另一方面却对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健康造成潜在威胁，正是由于其潜在危害性，“莫在我家后院”是公众对待有害废弃物处理场所选址的共同心愿[2][3]，这从侧面反映了居民将垃圾处理场、环境风险、社会公平正义直接联系起来，渴望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环境公正是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在环境资源、机会的使用和环境风险的分配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务[4]。本研究关注目前我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否公正地承担着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着环境风险分配？

二、文献回顾

自1982年美国北卡罗纳州华伦县居民大规模地抗议建设有毒垃圾填埋场事件以来，相关学者首次将种族、贫困、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与垃圾填埋结合在一起，环境风险分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种族和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一直是美国环境社会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种族不平等观点认为，有毒废弃物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公正的，少数民族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更容易选址为垃圾处理场。相关实证研究显示，美国环保署在1983年通过对美国东南部四个垃圾填埋场周围的社区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三个垃圾场附近主要都是非洲裔美国人[5]，自此之后，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种族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正的核心因素[6]。种族歧视制度限制有色人种抗议污染设施选址的社会资本和政治力量的培育和动员，将有色人种“污名化”，利于将垃圾场合法化地建立在有色人种附近[7]。

收入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自变量，收入水映一个人的风险应对能力。低收入者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使得他们在政府中缺乏发言权，难以参与垃圾选址决策并转移环境污染，强势群体很容易将环境风险转嫁给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对工作的渴求，导致弱势群体对不利于他们的垃圾选址也不强烈反对[4]。实证研究显示，低收入群体与生活在垃圾处理设备周围密切相关[8]，低收入群体承受更严重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在实际工作中，遭遇更严重的化学有毒气体和物理风险[9]。然而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经济地位和废物排放并非线性关系——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区的环境风险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地区[10][11]。

教育反映一个人获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资源的能力。西方学者研究表明，政府和企业在选择新的设备地点时，不希望周边社区进行反抗进而阻止计划实行，因此在选址时尽量选择贫困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12][13]。布拉德（Bullard）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够组织大规模反抗的社区一般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较高收入、较少有色人种的社区[14]。其他学者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发现，受教育程度低、贫困水平高以及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社区，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15]。

国内学者洪大用从国际、地区、群体三个层次上对环境公平进行探讨，指出我国存在环境不公的现象[16]。卢淑华通过对本溪市的环境污染和居民的区位分配调查发现，组织或个人的权力资源与环境风险分配有关[17]。王书明通过三类案例研究表明，目前的环境不公正主要与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的变迁有关，强势的经济阶层对于正在上升的弱势阶层的社会排斥，强势的经济社群把环境污染的社会代价转嫁给处于底层的农村社区[18]。陆文聪和李元龙在环境公正的视角下，揭示环境不公情况下农民工健康损害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环境污染暴露等的互动关系[19]。

综上所述，环境风险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美国，他们将环境风险分配与种族、贫困、教育等联系在一起；而我国的社会结构、发展战略等与美国迥异，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我国的环境风险分配影响如何？是与美国社会一样，还是有所不同？特别地，其他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如居住地）是如何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可以在理论上与现有解释进行一定的对话。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笔者结合上述对环境风险研究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基本假设：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少。在基本的假设基础上，具体操作假设如下：

首先，基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社会期待女性成为家庭的照顾者，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容易留在家中照顾家庭，地理流动的机率更小，更容易滞留在风险产生点，承受更多因垃圾处理而带来的环境风险。基于此设立假设1：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遭受或经历更多的环境风险。

其次，基于环境风险分配种族歧视模型的假设。该模型认为制度化的种族偏见致使少数民族群体难以获得政治、社会资源，难以对垃圾处理场建设和运营进行反抗，少数民族群体聚居地容易成为垃圾处理选址地，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13]。然而中国并没有种族歧视，实行的是民族友好政策。基于此设立假设2：中国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群体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并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再次，基于环境风险分配理性选择模型、社会政治模型的假设。这两个模型强调个体的风险应对能力，理性选择居住地的能力越强，越可能选择在环境质量较高的地方；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越强，越能抵制垃圾处理选址或迫使污染主体清除污染的可能性越高[13]。收入、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可能拥有较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可能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越少。基于此设立假设3：居民的家庭收入越高，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可能越少。假设4：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

最后，基于环境风险分配合作主义视角的假设。合作主义视角主要从国家的政治体系决策结合和政策安排来解释环境风险分配[4]。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城乡二元体制，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距离政府的权力中心较近，越可能利用政策安排将垃圾处理场建设在农村或城市郊区，致使农村积聚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中，现代社会垃圾处理模式采取集中在某一地点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把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集中在距离垃圾场较近的居民身上，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取多数人的环境收益[20]。基于此设立假设5：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居民相对于居住在农村社区居民而言，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更多。假设6：住户离垃圾场的距离越远，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

本研究还试图通过数据分析年龄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以往文献表明，年龄与环境风险分配均呈现正相关[21]，基于此设立假设7：年龄越大，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多。

（二）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7月份在厦门市开展的“居民生活环境”问卷调查。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分为两类居民，一类为垃圾场附近的居民，另一类为非垃圾场附近的普通居民。针对垃圾场附近的居民，采用立意抽样，以厦门3个大型垃圾处理场（湖里区后坑垃圾综合处理基地、翔安区新圩垃圾场、海沧区东孚垃圾填埋场）所在地为圆心，分别以3公里为半径立意选取垃圾场周边的社区，在社区内部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400个样本综合考虑垃圾场运营状况和周边人口，后坑垃圾场：新圩垃圾场∶东孚垃圾场的样本分配比例为3∶3∶2，在后坑垃圾场、新圩垃圾场、东孚垃圾场周边社区约分别发放150份、150份、100份调查问卷，在调查实施过程中，适当增加了入户调查的户数，以保证最终问卷收回的份数与计划相符。针对非垃圾场附近的居民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在厦门市辖区中抽取思明区和湖里区作为调查范围根据厦门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发展水平，思明区和湖里区的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与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海沧区、翔安区形成鲜明对比，所以非垃圾场周边居民的问卷调查在思明区和湖里区展开。截止2009年，思明区的总人口为81.7万人，湖里区除去垃圾场所在金山街道外总人数为54.69万，两个区的人数比例约为3∶2，为此我们分别在思明区和湖里区分别发放大约180份、120份问卷。，在两个区14个非垃圾处理场所在街道中随机抽取10个街道，再从10个街道中随机抽取1～2个社区，每个社区按照随机原则抽取20个调查户，每户抽取1人作为最终调查对象，抽取300个样本。本次调查对象为18～70岁的居民，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60份，有效回收率达94.29%。

（三）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环境风险分配。学术界对于环境风险的理解存在两种争论：实在论和建构论。实在论者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们倾向于把环境问题看作是技术问题，环境风险是由于自然或人为活动等事件引起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不确定状态及其相关损失，这种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可以通过概率函数加以计算的[22]。环境风险的建构论者一方面承认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引发的环境风险，另一方面也强调环境风险也有其主观的面向，认为环境风险是社会建构的[23]。因而自然科学与环境社会学关注的风险分配不同，自然科学强调使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精确测量风险的暴露程度；而环境社会学则强调使用主观风险评价法来测量不同群体的风险分配，强调风险的实际分配，即已经发生的风险分配情况，从认知过去的风险经历或当前的风险遭遇来测量。本研究在借鉴学者[24][25]对于风险分配的测量基础上赵延东、卜玉梅等对食品风险分配的测量方式如下：“过去两年中是否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并对遇到过的受访者追问其“若遇到，其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如何”。其中，对健康影响程度的测量选项从很小到很大，分别赋值1至5分，分数越高，代表影响程度越大，以此来代表受访者的风险分配。，自行设计了一个环境风险分配量表，我们在问卷中询问被调查者：“垃圾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您的生活质量？”并设计了11个指标（如表1所示）考察居民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每个指标答案分为“严重影响”、“有些影响”、“不清楚”、“没什么影响”、“完全没什么影响”五种。描述统计结果表明，在这些指标中，影响居民生活前五位的为垃圾处理滋生病菌、带来臭味、危害身体健康、污染水源，居民经历的健康与物理风险明显高于社会风险。

统计检验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Alpha系数为0.93，表明这些项目具有较强的内在相关性，根据主成分法对这11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后，抽取了两个公共因子（如表1所示）。用这两个公共因子来代表这几个变量的主要特征，方差贡献率达到69.20%，KMO值为0.933。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和社会风险因子，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包括“垃圾处理带来臭味”、“污染水源”、“发出噪声”、“污染土壤”、“滋生病菌”、“制造心理压力”以及“危害身体健康”。社会风险因子包括“垃圾场附近产业贬值”、“减少工作机会”、“降低收入”以及“人口减少”。

为了把个人所经历或者遭受的环境风险综合用一个变量来表示，笔者把两个因子的值分别乘以其方差后相加，即：个人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值×0.594+社会风险因子值×0.098，我们可以将上述综合变量的因子得分，作为反映个人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的指标。为了便于分析，通过公式[26]将其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转换公式：转换后因子值= （因子值+ B）&A。 A= 99/ （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 B= （1/A）·因子最小值。B 的公式亦为，B=[（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值最小值。

（四）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指基于个人的教育、收入、居住地等基础上，个人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所处的社会和经济位置，是一个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两方面的综合指标[27]，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还包含个体的人口学特征[28][29]。基于此，本研究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括个人的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地位测量，人口学特征主要从性别、年龄、民族进行测量，经济社会地位主要从受教育年限、收入、居住地（城乡社区类型、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三个方面进行测量。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及其特征如表2所示。

四、模型及分析

本研究以居民所经历或遭遇的环境风险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两个回归模型的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均落在否定多重共线性范围之内（0

第一，性别在环境风险经历或遭遇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假设1未得到验证。此发现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不一致性，王朝科研究表明不同性别之间承担的环境风险呈现较大差异[30]。西方学者表明，女性承担的环境风险明显多于男性[31]。调查发现，厦门市是福建省的经济发展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劳务输入地，垃圾场周边大部分的居民并未选择外出务工，而是选择在垃圾场周边附近的工业区或商业区务工，形成白天在工厂务工、晚上回家的模式，并未出现“大批男性外出务工，而女性滞留在农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不同性别承担的环境风险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年龄与风险经历呈现出负相关，这说明年龄越大者，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假设7未被证实。贝克认为风险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是相同的东西[32]，年龄越大者，其风险感知能力较弱，并未意识到自己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因而呈现年龄与环境风险分配的负相关效应。

第三，民族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此发现与西方研究存在不一致性，西方研究表明，种族是风险分配不公的决定性因素；1983年，休斯敦的25个固体废弃物处置场中有21个位于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周边[37]；2007年，废物设施的3公里范围之内56%的居民是有色人种[13]。

第四，收入与环境风险分配存在负相关关系，且统计检验显著，收入每增加一个对数单位，其经历的环境风险得分降低2.599分，假设3被证实。与以往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性，西方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承受更多的环境风险[15][33]。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可动员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可能动用社会资源去阻止垃圾场的建立，另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风险应对能力越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环境风险；当环境风险积累到难以承受之地步时，其可通过迁移来规避环境风险，而收入越低者缺乏经济支付能力，难以作出理性行动和选择最佳的居住场所，不具备转移风险的能力，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

第五，受教育年限对环境风险经历的影响不显著。在垃圾场周边居民模型中，受教育年限与环境风险具有负相关性，但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假设4被否定。这一点与国内外研究存在不一致性。潘斌指出，社会风险的分配依赖于风险知识、风险治理等风险应对能力，教育程度越高，风险防范知识和风险应对能力越强，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少[34]。西方学者研究表明，垃圾场选址一般都选择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区，受教育程度越低，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多[14]。我们的调查发现，后坑垃圾场位于厦门市区，垃圾场自1999年运营以来，管理一直较好，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扰民事件；2008年开始，随着岛内建设重心的东移，厦门市政府计划把周边社区作为城市重点开发区域，改造成厦门新的中心城区，并在后坑垃圾场附件建立了大量的人才保障性经济适用房和公务人员保障性住房，大批本科及以上的人才入住，他们同样经历着较高的环境风险，因而不同的受教育年限者在环境风险经历上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第六，农村社区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显著高于城市社区居民，假设5得到证实。回归系数显示，与农村社区居民相比，城市社区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低16.672分。同时，城市社区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399，其绝对值为所有通过检验变量中最大的；表明城乡社区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最终重要因素，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往乡村垃圾场转移，产生环境风险，致使农村居民经历的环境风险明显高于城市居民。

第七，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对环境风险的分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6得到支持。模型2显示，与居住在离垃圾场1公里范围之内的住户相比，居住在离垃圾场1～3公里和3公里以上范围的住户的风险经历得分分别低6.968分和9.733分。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越远，经历的环境风险越低，表明垃圾场周边居民和非垃圾场周边居民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环境风险分配以垃圾处理场为圆心向不断递减。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我国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日益加重，学者对于环境风险关注日益增多，然而更多的关注只是停留在个案研究上，仍缺乏系统定量的研究探讨环境风险分配。本研究基于数据分析，基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环境风险并非公正地分配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重要因素。第二，年龄、收入、居住地（城乡社区类型、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显著因素。第三，性别、民族、受教育年限对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关于环境风险分配的研究与西方存在明显区别：首先，西方学者将环境风险分配与“民族”、“教育”、“性别”等社会因素[4][13]联系在一起，而本研究发现这些变量都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本研究认为，在美国，有色人种较多且处于弱势群体地位，政府在垃圾场建设时采取“最小抵抗原则”，有色人种地区易成为垃圾场选址地。而在我国，汉族人口比例达到92%以上，少数民族比例较少；与美国种族歧视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采取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因而没有出现少数民族承担更多环境风险的局面，民族对我国环境风险分配并不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保障房政策的实行，人才保障性经济适用房和公务人员保障性住房在各城市全面建设开来，保障房一般建在城市地价比较便宜的边缘或郊区，甚至可能选址在垃圾场周边，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者亦可能承受较高的环境风险。由于选择调查地点的原因，性别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点有待以后的研究进一步论证。其次，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环境风险分配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是，我国的环境风险分配不公突出表现在城乡的环境风险分配差异上，城市居民经历的环境风险明显低于农村居民，对此本研究认为这可能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存在关联。第一，我国采取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出现了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城市中心—农村边缘的模式，处于城市中心者，在政治及行政的治理活动中有着不可挑战的支配权，面对风险，城市中心者有权做出分配的选择，可以把原先产生于中心地带和应当由中心地带承担的风险分配出去[35]。第二，我国绝大部分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投资基本都在城市，而农村很难得到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的资金，缺乏相应的环保设施，致使农村居民经历更多的垃圾处理风险。第三，城市在将大量生活垃圾污染转嫁给农村居民的同时，却没有给环境利益遭受到损害且相对贫困的农村给予风险补偿，消减垃圾处理带来的风险，使得风险积聚在农村居民身上。第四，城乡居民较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决定了他们抗风险能力的不一致性，居住在城市社区者相对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金融资产总量和较高人均值，能够有效地抵制社会风险[36]，而农村居民其抗风险机制明显弱于城市，难以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致使风险积聚。

总结起来，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分配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垃圾场的建设与运营给周边社区带来一定的环境风险，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消减环境风险，但难以消除，形成了环境风险的初次分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风险应对能力差异影响着风险重新分配。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和话语权力等风险应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风险分配格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或网络规模势力越强[37][28]，其关系疏通能力越强，对环境危害做出各类抗争的可能性越高[37]。若环境抗争失败，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收入相对较高，具有理性选择居住环境的经济能力，有能力搬离环境风险区域，规避环境风险，承担较少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风险应对能力较弱，若选择沉默和抗争失败，则集聚一定的环境风险。深入访谈发现，当垃圾处理风险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时，他们会选择“堵马路、静坐”等原始抗争方式，向制造污染的垃圾处理抗议，然而只要垃圾处理单位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就选择停止抗议，这种接受“以钱补污”的短期维权策略行动并没有彻底消除环境风险，而是积累了环境风险。风险的不平等分配“实际上是一种强权逻辑，即谁有权势，谁就转嫁风险，谁没权势，谁就承担风险”[38]，风险分配呈现出一种阶级或阶层定律，遵循社会经济地位逻辑，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存在重合性。因而在以后政策制定中，不仅需要关注不公正的环境风险分配，同时也需要关注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的分配。应加强对垃圾场周边居民的补偿机制，降低环境和健康风险，保障垃圾场周边居民和低收入者的环境权益。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我们只是初步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应该是长期性和历时性，纵向跟踪数据显然比横截面数据更适合于厘清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复杂关系，而本研究受条件限制只获取了某一时点的截面数据。第二，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复杂，其中许多机制在本文中未能充分挖掘，如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之间可能还存在环境意识等中介变量，这些未能充分考虑到，本研究的观点和结论还有待通过进一步大规模、纵向调查的实证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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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环境与社会风险；财务绩效；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国际金融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9-0055-04

一、引言

1956年，国际金融公司（IFC）正式成立，其运营宗旨是通过 “鼓励成员国，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的私营企业成长”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私营部门发展。虽然隶属于世界银行集团，但是IFC更像是一个“银行”而非公共投资机构――IFC的投资并不会得到政府担保，完全由自身承担所有投资风险，并从中获取利润。因此，IFC较早地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与方法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将其融入企业文化、政策设计、组织构架、管理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等各个方面，特别是积累了丰富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经验。基于对全面风险管理的强烈需求，IFC比其他向私人部门融资的多边金融机构更注重投资的可持续性。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促成了由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绩效标准以及相关措施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为IFC开辟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为了打破多年来学界以及业界对可持续发展口号式认知的局限，本文将探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IFC商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即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如何影响IFC的财务绩效表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

二、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变革的历程

私人投资领域将环境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开始得较晚，并且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环境保护超出了商业领域范畴，仅仅是为了政治目的”。同样，在时间上，IFC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关注并不占优势。20世纪80年代末，IFC在筛选投资项目时依然以投资回报率等财务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在这一阶段，没有独立的环境、社会政策与流程来管理融资项目，也没有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的职能岗位。直到1989年IFC才聘请了第一位专业的环境评估师，正式开启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之后，随着全球范围对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外部监管环境的变化，IFC针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在理念转变、政策建立、内部职能设置、具体管理工具与措施等多方面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最终形成了在国际金融领域具备领先地位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变革历程的重要转折点出现在IFC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即从防御型风险管理理念逐渐向主动寻求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IFC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对投资项目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审查，实际上是以某种合规要求来规范项目，是一种被动的风险防御方式。2001年可持续发展倡议的提出，标志着IFC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2006年可持续发展框架的正式推出，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配套政策出台，并付诸实践；2012年IFC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框架。该框架由环境与社会可持续政策（描述IFC如何致力于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与社会绩效标准（规定客户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责任与角色）以及信息披露政策（规定IFC在透明度与可计量性方面的责任）组成。该框架的核心是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八项绩效标准，这一绩效标准已经成为私人投资部门的最佳实践标准，同时也被公共投资部门所采纳，例如欧洲发展金融协会。

在不断变革与实践过程中，IFC逐渐认识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经营宗旨的最好方式是“在商业规则下对私人部门借贷行为中，传播以及实施IFC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从而有能力在高风险区域获得盈利；增加IFC金融服务附加值，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激励员工，留住人才；消除贫困与帮助私营部门发展。”

三、实证分析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讨IFC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与企业成长（财务表现）之间的关系，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ARDL）进行分析。

[CFPt=α0+i=1mαiCFPt-i+j=1nβjESGt-j+ρtControlVariablest+εt]

[εt?IN[0，σ2ε]] （1）

其中CFP表示财务绩效变量；ESG表示环境与社会风险衡量指标；Control Variables表示控制变量； m、n分别是CFP与ESG的最大滞后期。

ARDL模型由佩萨林和申（Pesaran和Shin）于1996年提出，在之后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得以推广。ARDL模型的出现为研究变量之间长期关系提供了有效工具。该模型的优势在于，相较于标准的协整模型，ARDL模型不需要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一定是同阶单整，即便样本量处于非平稳状态，都可以用ARDL模型来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并可以得出有效一致的估计结果。

（二）数据样本

1. 环境与社会风险衡量指标。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度量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这一难点被国际金融公司所建立的项目评价体系所化解。IFC独立评估小组（IEG）及时、无偏向地对该公司投资项目的发展成果进行评价。IEG在项目周期的各阶段对发展成果进行实时跟踪、独立测评，采用27个指标对项目的环境与社会绩效进行测评，所得结果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国际金融公司年报（2006―2014）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00―2005）。

图1：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与社会绩效评分

2. IFC财务绩效衡量指标。当前，用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可以分为两类：市场类收益指标和会计类指标。其中，市场类收益指标主要基于资本市场的交易数据，反映对股东的回报。如果采用市场收益指标来检验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必须考虑市场有效性问题。如果企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确实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绩效，那么关于企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信息一旦传递到一个有效的市场时，该企业股价应当迅速发生变动。因此，市场收益作为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适用于采用事件研究法来分析可持续发展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会计类主要基于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反映整个公司的经营成果，而不仅仅从股东角度出发。此外，本文旨在探究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行为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长期关系，因此，本文采用会计指标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在企业众多财务指标中，根据格里芬和马洪（Griffin和Mahon）对相关文献进行的梳理，本文选取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主要财务指标变量。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是指可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影响的不可或缺的变量。本文选取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总资产取对数（LNTA）表示IFC公司规模。在规模效应理论支持下，通常认为公司规模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资产负债率（DTA）是企业调节财务管理的一个杠杆，是反映企业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财务绩效指标与控制变量均可以从IFC年报中获得。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一）模型检验与估计

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根据单位根的ADF检验，ROA、LNTA、DTA3个时间序列均是非平稳的，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寻求这3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协整秩的检验结果表明，存在唯一一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也就是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

鉴于样本数据量有限，根据不同滞后期回归后调整的可决系数、AIC、SC准则等，得到滞后期数为3， ARDL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财务绩效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如下：

ROA=1.721+0.182LNTA+0.155ESG+0.357DTA （2）

（15.87） （6.85） （3.21）

[0.0527] [0.0247] [0.0084]

由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放在方程的右边，所以需要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LM检验和White异方差检验等，结果显示，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且接受无自相关的假设（结果见表2）。因此，上述回归结果具有可靠性。

（二）结果讨论

首先，根据长期协整关系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确定，IFC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表现具有正面作用（协整方程中ESG系数为正）；其次，DESG当期与DESG滞后一期对DROA均呈现出显著负向作用； DESG滞后二期对DROA呈现正向作用，但是统计结果并不显著；DESG滞后三期对DROA呈现出显著正向作用。也就是说长期来看，IFC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以及实施措施对其财务绩效的表现具有正面影响；然而当期以及滞后一、二期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绩效的正面作用不显著，甚至出现了负面作用，直到滞后第三期才呈现出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面作用。这一结果是容易理解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需要耗费公司资源，特别是对具体项目会增加一定的成本，在短期有损直接经济利益，即表现出对财务绩效的负面作用。长期而言，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实施，全面提升IFC的风险管理能力、人员专业化程度等，这些方面的改善都增强了IFC运营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增强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难以在短期的经济利益中显现，即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经济显现正面作用在时间上会有一定的滞后。

五、小结

本文通过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来探讨国际金融公司实施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与财务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以及前者将对后者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措施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为正，而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或许是增加成本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其对自身企业的管理、员工的培养，特别是重视对合作企业的帮助，都有利于其财务业绩的提高。特别是，国际金融公司的投资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面临投资环境复杂、项目技术难度大、需要克服困难多等一系列复杂情况，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的建立、实施对项目融资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此外，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工具的不断尝试和实践，已经使得国际金融公司在全球金融机构中脱颖而出，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国际项目融资中，国际金融公司的参与常常被作为一种项目可行性的标志，这是自身品牌价值的体现。

综上所述，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由内而外地提高了国际金融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对内，打造自身深厚的专业基础；对外，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及增加公司附加值。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相关措施翔实规范。加之国际金融公司的宗旨及其特殊角色，使得其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银行相比，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国内商业银行尚未从理念上真正认识到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往往只是将其作为口号或者仅仅是为应付监管层面要求而设立的，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具有可行性的措施。

本文的研究初衷是为商业银行提供一个内部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措施。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IFC财务绩效的长期正向相关关系，对商业银行是一个重要的激励。虽然短期看，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确实增加了成本，对企业财务业绩具有一定负面作用，但是这些成本并不是沉没成本。对商业银行增强竞争力、提升品牌价值从而获得长远利益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整个业务流程中，从而增强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全面提高经营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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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Khazali.2004. The generalized Fisher hypothesis in the Asian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13）.

篇3

*刚过，我们就召开全县软环境建设暨机关思想作风建设大会，总结去年机关思想作风建设工作情况，部署今年机关思想作风建设工作要求。刚才，林书记代表县委、县政府作了很好的报告，指出了机关思想作风建设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三个单位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发言。总体上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机关作风建设，机关各部门按照县委、政府的要求，与时俱进，不断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发展的软环境越来越好，应该充分肯定。特别是*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良好成绩，这是我们机关干部围绕大局、履行职责、认真工作的结果，可以讲，没有全体机关干部的潜心工作、努力工作、忘我工作，*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业绩。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对机关作风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今年宏观经济趋紧、发展任务更重的新形势，我们机关作风建设要与时俱进，提高水准，营造更好的投资软环境。我们每年都召开机关作风建设大会，重要性显而易见。作为县、镇两级机关来说，既是领导机关、首脑机关，也是服务机关。机关作风建设水平决定着这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体现了这个地方干部队伍的素质高低，反映了这个地方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看法。一个地区发展的差异有多种因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人，人的差异关键在思想作风建设上。如果一个地方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建设过硬，自身要求过硬，这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就高，发展速度就快；反之，如果这个地方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和作风建设不能与自身责任相匹配，这个地方发展要跟上时展的节拍，那是不可能的。在报告中，林书记对09年度机关作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希望各级各部门包括一区七镇认真学习，积极贯彻，把机关作风建设抓得更实，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翻两番目标奠定良好的思想和作风基础。*经济社会发展关键*的广大干部，只有提升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水平、能力，*的发展才有保证，反之，*要实现跨越发展是极其困难的。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机关作风建设要进一步提升标杆，争创一流的服务环境，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跨越发展提供坚实保证。今天，我讲的主题就是：“不断提升标杆，争创四个一流”。

第一，要有一流的精神状态。

首先，面对严峻的金融危机，我们要有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精神状态。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同。宏观经济环境对*发展造成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冷静分析，在趋利避害中抢抓机遇，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以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奋发精神，咬住提前翻两番目标不动摇，在区域发展中力争领先。

其次，面对良好的发展态势，我们要有谦虚谨慎、乘势而上的精神状态。近几年，通过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我一直说，如果一个地方只为过去的成绩而自豪，不为明天的辉煌去努力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只讲辉煌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更重要的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各方面表扬多了，我们有些人就自以为上，甚至骄傲自满，这是不行的。作为我们来说，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要保持冷静，客观分析，理性对待，谦虚谨慎，乘势而上。*发展的成绩来之不易，我们要更加珍惜，不能把取得的成绩作为骄傲自满、小进自满的资本，而要把取成绩作为继续发展的信心和动力，全力以赴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第三，面对繁重的发展任务，我们要有自加压力、负重奋进的精神状态。09年是我们五年翻两番提前一年实现的决战之年，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发展的任务艰巨繁重，如果没有自加压力、负重奋进的精神状态，要完成各项目标任务是非常不容易。讲成绩是为了树立信心，鼓舞士气，振奋精神，激励斗志。我们取得的成绩只是自己与自己纵向相比的，这是微不足道的成绩，如果横向比就我们和别人的差距就大了。*年，我们一般预算收入超过10个亿，作为*来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也是历史性的跨越。但是如果我们放眼与发达地区相比，真是没有办法相比较的，昆山*年一般预算收入达115亿，而且增长速度还在20%-30%，一年一般预算收入净增达20-30亿。*人要冷静理智的看待取得的成绩，谦虚谨慎，自加压力，负重奋进，加快发展。

第二，要有一流的服务水准。

要创一流的服务水准，必须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卓越的服务才能、科学的服务机制、严格的服务要求。

首先，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领导就是服务、机关就是服务。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从政府来说，服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讲，环境是生产力，服务就是竞争力，宗旨是生命力。服务意识是服务水平的基础，如果各级干部没有强烈的服务意识，要提升各级干部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是不现实的。我们各级干部要增强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意识，主动服务，积极作为，造就良好的发展环境。

其次，要有卓越的服务才能。有了服务意识还要有服务能力。*要实现加快发展、跨越发展，要争先进位、跨越赶超，就而要比别人更高的服务本领，比别人更卓越服务才能。*人是有这个能力和水平的，但要在服务发展、服务企业上体现出来，我们每个机关工作人员都要把自己卓越的服务才能体现在服务发展、服务企业上。一是各级领导干部、所有机关干部要做到眼界宽、思路宽、心境宽。思维的水平就决定了的服务的层次，为什么有的地方发展引领时代，有的地方发展却一直落后，根本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干部有无远见卓识、宽广思维的能力，当然还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一个地方领导干部没有水平，那这个地方发展肯定滞后。我们每个干部都是服务者，我们的远见、眼光和水平就决定了*的发展。每个同志、每级组织、每个部门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提升自己能力和水平，真正做到眼界宽、思路宽、心境宽，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二是要有精湛的业务能力。少数干部要想一想，自己的业务能力能不能胜任职责要求。我们有些人欲己昏昏，却要想使人昭昭，自身工作不能高标准、严要求，官小架子大，明明该办的而不去办，这些现象在个别地方还存在。三是要有工作活力。一个地区活力有多大，发展能量就会有多大。机关各部门要加强管理，使每个机关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增强机关的创造活力。四是要有创新力。要做到在法律范围之内，别人办不到的事情，*人能办到，这是衡量各级干部卓越服务才能的重要标准。*干部队伍是高素质、高水平的干部队伍，还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真正体现卓越的服务才能。卓越的才能，在工作中体现在争先创优上，在发展中体现在与发达地区横向对比上。各级各部门、每个同志要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推动*更快的发展，使*人民得到更大的实惠，使*人民以生活在*而感到自豪。

第三，要有科学的服务机制。提升服务水平，除了思想意识、服务能力的提升，科学的服务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行政审批机制、管理机制、考核机制、监督机制等等，这些机制都要不断完善优化。今年，所有应该进入行政服务中心的部门，必须全部进入，否则造成两头办理，怎么提高办事效率，无论哪个部门都不能找理由不进入。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管理、监督机制建设，在选树先进典型的同时，对不负责任的干部，将采取措施，严肃处理。客观上讲，在对干部的监督、管理上，我们以造就宽松环境为主，更趋向于教育，啃硬动真还不够，这一点我是有责任的。我们少数干部把宽松当放松，把尊重当迁就，这是不行的。今年我们要在加强监督、管理机制建设上下决心，出实招，采取措施，树一些反面典型，以此为戒。

第四，要有严格的服务要求。对干部严是爱、松是害。要严字当头，把从严要求与热情爱护结合起来，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严肃纪律。现在我们对干部的爱护做的多，严肃处理做的还不够。宽与严是辩证的，我们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不等于不要严格要求，没有严格的要求和规范就不会有宽松的环境。处理干部的目的不是为了处理，而是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的更好，把我们的环境创的更优，使*发展得更好。我们要贯彻从严管理的要求，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肃纪律，做到一级对一级既要热情爱护又要严格要求。

第三，要有一流的务实作风。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发展是靠干出来的。地区与地区之间，有水平上的差异，有思路上的差异，但最关键的因素是在执行的力度、实干的程度上。实干才是落脚点，一个人水平再高、能力再强，也要一件事一件事去落实。我们是领导者，领导者的概念就是率众达标，带领大家实现目标，是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的。我们讲务实，就是要说实话、谋实招、办实事、见实效。说实话。*各级干部总体情况非常不错，但是有个别部门不是积极主动做工作、争挑发展重担，而是遇到问题，就谈困难、讲条件；少数干部对待领导溜须拍马，欺上瞒下，对待群众趾高气昂，态度极差。希望*的干部要讲真话、讲实话，真实的反映方方面面的情况，不能对上一套、对下一套。*要赶超先进地区，*的干部就要有更实的作风，把服务发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自加压力，严格要求，承担重任，勇担责任，快速高效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谋实招。这对一个地方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干部要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多谋善干、敢抓敢干，仅仅埋头苦干是不够的，还要真抓实干，有些同志辛辛苦苦搞形式、热热闹闹走过场，这是不行的。谋实招，要体现在工作思路上。要有务实的工作思路，不能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工作思路是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关键要看工作思路能否适应地区发展实际和时展要求。各级各部门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制定的工作思路符合不符合*的实际情况，工作思路对*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要做到每个阶段的工作思路都要符合实际。谋实招，要体现在务实工作上。我们要求开会要开短会，讲精话，更要强调讲有用的话，做务实的事，尽量减少正确的废话。比如招商引资，开展梅花节和金秋洽谈会活动，是为了扩大影响，加强对外的宣传，吸引客商到*来考察，但是也是作为招商工作的一个节点，我们强调务实招商，抓好企业服务工作、加大项目落户才是重点工作。现在，抓紧时间、跨越争先非常重要，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有效的事情，而不能去做无效的工作。办实事。现在工作要求、目标任务都很明确，关键要抓落实，干实事。我们要做到四个“不”，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不搞虚假政绩、不搞劳民伤财的事情，要扎扎实实，认认真真，一件事一件事做好。*年机关千人评议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在07年就已经存在了，每年开机关作风建设大会，却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那是不行的。总体上*的干部非常不错，但是我觉得有些同志要增加敏锐性，主动查找问题，积极进行整改，确保问题的有效解决。我们不能停留能讲上，要提升做实际工作的能力，*要发展需要实干。见实效。发展的成效是检验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目前思路、目标很明确，关键要有务实的精神。*要保持现有的发展态势，各项指标不仅在南京市名列前矛，还要在全省52个市县中名列前矛，迫切需要务求实效的精神。全县各级干部要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求实效上，多干少说、先干后说、干成再说，埋头苦干，真抓实干，把工作一件件地抓下去，把事情一件件地做出来，追求实实在在的发展。

第四，要有一流的自身形象。

领导干部的执政形象就是一个地方的领导力、环境竞争力的象征，至关重要。提升自身形象的要求每年都讲，但今天不是简单的重复，我们要求各级干部要把好的形象转化为老百姓的口碑上。现在处于改革转型期，老百姓各级干部，不仅敬重，而且也有意见，各级干部树好自身形象很重要。我们要进一步提升四个形象，竭诚为民的形象、公平正义的形象、团结和谐的形象、清正廉洁的形象。

首先竭诚为民的形象。总书记曾说“现在我们有些干部不是在为老百姓工作，而是在为自己升官设计一套工作思路”。我们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落实到为*41万人民群众谋福祉上。每个机关部门要有这样的理念，不会考核而做事，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多做利长远、打基础的工作。

其次公平正义的形象。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一个老百姓心情愉悦的社会绝对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要靠法制保障，更要依靠领导干部造就好的社会风气。大到用人，小到具体矛盾的化解，能不能体现了公平，是不是弘扬了正义。一个领导干部做到“三正”即勤政、公正、廉政，就是一个合格的干部。有的领导心术不正，认人为亲，在培养亲信的同时疏远了更多的人，*也存在这样的干部。*一定要弘扬公平正义，领导干部在处理任何一件事情包括对部下、对群众，都要讲究公平正义，讲究公道，这对*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再次团结和谐的形象。总体上，*人非常朴实厚道，*也比较和谐。由于种种因素，外面对*有不好的评价，但是我觉得*人是非常好的，除了个别地方的班子以外总体上是非常不错的。我们要树立善良、朴实、简单、淳朴的良好形象。首先要从领导做起。领导要做好表率，要求别人做到自己首先做到。团结和谐对一个地方非常重要，一个班子如果做到团结和谐，大家在一起非常愉悦，对身体健康都有好处。去年我讲过，班子团结和谐，心态是基础，信任是关键，包容是条件，负责是根本。人无完人，班子成员要需要互相理解，要看的到别人的长处。希望*各级班子团结和谐，做到有话当面就讲，有意见当面提，真正做到相互尊重、相互补台，形成团结和谐的良好的氛围。

最后清正廉洁的形象。领导干部既有能力水平又清正廉洁，老百姓才会真正佩服。我们要从内心筑起拒腐防变防线，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廉洁从政，清正廉洁，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每个同志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任何时候都要经得起组织的检查，通得过群众的评判。

篇4

1．1定义

风险是指事情发展具有的不确定性，并且使得期望和得出结果有所差异。社会保险经办风险是指在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由于经办人员或者技术等原因，造成参保人的社会保险权益信息等数据的安全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受到影响，以至于社会保险结果和预期相左。按照风险发生的原因和要素可将社会保险风险分为:操作风险、技术风险、道德风险，法规政策风险和不可抗力风险等。

1．2不同业务流程存在的潜在风险

不同地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流程可能有所出入，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环节:首先在社会保险业务大厅的前台进行申请，称为初审阶段;通过了初审后，交由业务员进行处理，是录入阶段;接着由自己单位的经办人进行核对，即反馈阶段;通过反馈，交由社会保险机构进行再次审核，称为复核阶段;最终，进入资料的归档阶段。在初审阶段可能存在的风险有:申报资料不真实，不完整;表单填写不正确;受理人员由于各种原因，受理了不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的材料。在录入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有:单位类型、经济类型、行业内部标准、全体参加医疗标志、全体参加生育标志以及参保范围选择录入不正确。在反馈环节潜在风险是单位经办人的反馈无效，没有发现错误信息。复合环节存在的风险有信息录入不准确和经办人由于其他原因复核通过了不符合条件的单位参保登记业务。最后在归档时可能存在资料缺失、遗漏的问题。从数据的角度来分析，将社会保险数据分为:参数数据、基础数据、过程数据和结果数据四类。参数数据是指该行政区划内社会保险参保对象的总体数据值，比如，上年度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社会保险的替代率等，其存在的风险有未按规定调整参数数值，信息录入和归档的失误。基础数据是指参保单位和个人基本的社会保险信息数据，潜在风险有资料造假，录入和归档失误，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过程数据是指根据参数数据和基础数据由社会保险机构信息技术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结果数据是将过程数据经人工确认的数据，两者皆存在技术的程序错误，信息传递和转化过程的失误，归档不当等风险。

2社会保险经办风险的应对措施

在面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时，会进而导致得不到预期结果或者造成损失，我们可以从回避风险，降低风险，转移风险和承受风险四个角度来解决风险。回避风险顾名思义是指回避产生社会保险风险的流程，比如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现阶段生育保险的统筹层次是县级，如果提升至市级，可以回避县区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社会保险基金核算的风险。转移风险也是很好的减少风险的手段，通过改变操作方式，增加责任主体，设置风险共担机制来转移和分担部分风险。如现在社区代收医疗保险费时，可以采取银行账户直接结算，取消现金收付的结算方式。承受风险是不进行任何干预风险的手段，接受任何可能的风险结果。在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保险进行改制时，改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转制成本，这部分成本需要政府化解以保证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在这个阶段政府最明智、最积极的做法就是主动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降低风险是在四种应对风险过程中最为复杂和重要的措施。降低风险是指采取措施降低风险的可能性或影响，或者同时降低两者。降低经办风险几乎涉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的全过程。例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降低某项社会保险经办业务的经办风险，对该项社会保险经办业务的办理采取三级审批、加大内审抽检办理结果比例等。通过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反馈总结可以有效的达到降低社会保险经办风险的目的。事前预防是指通过适当的制度建设、机构和权限的合理配置、社会保险经办流程完善优化及强化程序开发校验。具体包括:按照国家和本省市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及基金管理的保值增值的要求，从组织机构、业务运行、基金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控制四个方面建立相应的控制;科学设立社会保险内部机构，合理进行岗位设置及严格进行权限配置，使社会保险登记，审核，保管档案等各部门之间、各经办人员之间的权利相互制约和监督;实行新程序的开发模拟，为防止对原社会保险系统造成影响，系统维护或新程序开发时应在仿真系统上先进行模拟测试。事中控制主要是通过利用社会保险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在社会保险经办系统中嵌入内控系统，内控人员通过系统对整个业务经办过程进行监控。当发现有异常情况发生时，系统会及时向内控人员提示或预警，内控人员通过分析，若认为有必要应立即要求业务经办人员进行核实，若确属社会保险业务经办出错，应立即进行整改。事后反馈总结可以是社会保险业务经办部门对本部门经办业务实行自查自审，在某一时点对某一类业务进行专项检查，也可以是由某类突发性事件而采取的措施或对高风险级别业务实行重点监控。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中心有关社会保险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组织各地力量，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业务经办风险防范标准，对于各地对社会保险经办风险的防控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终加强社会保险培训及考核，提高经办人员素质。经办人员的素质高低可以说与社会保险经办风险防控效果成正相关关系。经办人员素质高，业务娴熟，易于把握业务经办过程中的风险点，出错少，风险防控效果好。因此，应加强培训及考核，强化员工的业务经办能力及内控意识。

作者:郭敬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李珍著．社会保障理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2］林义著．社会保险(第二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篇5

1.银行信用风险银行信用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通过银行而产生的借贷关系。与商业信用相比，银行信用的活动范围比较广，经营规模比较大，借贷期限也相对比较长（银行是可以长期信贷的）。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转账结算等业务，当然，银行只有拥有雄厚的资本，才能经营发放贷款的业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银行是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在各种借与贷之间获取差价从而盈利，即获得银行利润，它相当于平均利润。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直接说明“：银行的利润一般的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⑥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银行信用在经济交流和沟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而银行信用本身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使得银行信用成为全球现代信用的主要形式。银行信用使得银行业务规模得以扩大，业务种类得以拓展，银行利润得以增加，但与此同时，银行信用风险也如影随形。所谓银行信用风险，是指各银行在取得盈利的同时，承担着在日常资金借贷的运动过程中有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即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未能及时、足额偿还银行债务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银行经营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发生在贷款中，也可能发生在担保、承兑和证券投资等相关业务中，而其中主要的风险形式是贷款业务的风险又称贷款的收回风险，即银行贷出去的资金由于各种原因贷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的风险。相对于市场风险、购买力风险等，信用风险是银行最具威胁的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包括道德性信用风险（借款人有钱故意不还）和非道德性信用风险（借款人想还，但无力偿还）。但无论道德性信用风险，还是非道德性信用风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银行出现大量的死账呆账，增大银行不良资产数目，从而导致银行资产受损、信贷能力下降，对银行的出资人、所有者和广大金融消费者造成伤害，最为严重时可能导致银行破产倒闭。

2.货币信用风险货币信用是伴随着以金银为固定等价物进行交换而产生的一种信用关系。后来，由于金银具有不易携带、磨损成本高等缺陷，纸币代替了金银来执行货币职能。当然，纸币只是一种由国家发行的，并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但是这种货币符号却在商品交换和发展中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电子货币得以产生，电子货币进一步提高了人们支付的便利性。不过，在便利性提高之余，风险也同样在不断增大，这一不断增大的风险亦即货币信用风险。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到：“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⑦也就是说，自从货币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了货币信用风险的种子。所谓货币信用风险，主要是指在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货币流通和信用领域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的危机。马克思认为，货币信用风险“只有在一个又一个的支付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只有在人们对信用货币失去信心时，“才会发生”⑧。今天货币市场非常广阔和活跃，潜在的货币信用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质上，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不管是纸币，还是电子货币，它们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无疑是大众的信用和日常经济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因此，如果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货币信用平衡被打破，那么，所有债务或者款项都被要求以实物提前支付，那些以信用为载体的观念上的、虚拟的、电子的货币将不复存在。这种货币危机如果蔓延到商业领域和其他领域，那么，一场因货币信用危机而导致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就开始了。

二、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

“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⑨然而“，现在，发达文明中存在一种风险命运。”⑩犹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輯訛輥而随着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称为“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的“崭新的力量”不断发展变化，信用风险及其社会危害也在与日俱增。

1.美国次贷危机在美国，很少有人买房时全额付款，购房抵押贷款（简称房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对于那些收入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来说，买房时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就无法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标准抵押贷款。这些因信用记录不好或偿还能力较差而被银行拒绝贷款的人，往往会申请次级抵押贷款购买住房。所谓次级抵押贷款（简称次贷），是指一些贷款机构为追求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得多的贷款利率，而向偿还能力较差、信用程度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由此可见，次级抵押贷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产生的借贷关系，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新经济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国开始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连续多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而为房地产市场活跃与发展创造了一个利好的政策与经济环境，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有调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国有差不多500万个家庭牵涉次贷，而且规模金额巨大。然而，2007年初，随着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还款利率开始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房屋出售变得更为困难，进而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就难上加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者不能按期还贷。由于贷款人到期欠款无法偿还，银行和贷款机构也就无法收回贷款，因而只能收回作为抵押的贷款人的房子。然而，经济萧条，购卖力下降，房产不断贬值，收回房产的银行和贷款机构没办法完成手头房产的买卖，从而就导致资金周转紧张，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显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无限放大，却缺少保障信用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危机发生之初表现在次贷购房人无法还贷而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和投资基金被迫关闭，随后危机波及金融体系，进而影响了实体经济。危机不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引发的危机持续恶化，最终酿成了一场对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波的全球金融风暴，它使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国已推行了4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盟、日本、俄罗斯等也相继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的这股“货币海啸”，无疑又会进一步引发全球货币信用风险。正因如此，与其说次贷危机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倒不如把它归结为一场信用缺失危机。

2.欧洲债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恢复了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迅速崛起的欧洲各国为了进一步增强竞争力，而结成联盟。实践表明，欧洲联盟符合欧洲各国和整个欧洲利益，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经济政治的发展，提升了欧洲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1999年1月1日，具有独立性和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货币的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正式发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欧元区国家内正式流通。毫无疑问，欧元的发行与流通不仅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推进了欧洲社会文化的融合。然而，由于欧元区一些国家，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国政府为了提升本国竞争力，缩小同其他欧盟国之间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隐瞒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临着巨额的债务（这些债务来自政府为应付财政支出而大量发行的、无法按期兑现的债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各国在发债时根据预测是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机的冲击，各国经济疲软，失业率激增，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政府无力偿还债务，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实际上，在加入欧盟前希腊等各国就已经开始隐瞒其财务状况，比如希腊就借助高盛公司掩盖了其真实债务状况。加入欧盟之后，变本加厉透支政府信用，大量举借外债购买金融衍生产品，这与希腊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偿还能力是不相符的，从而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边是日益扩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一边是不断透支政府信用来刺激消费，最终酿成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债务危机。不难看出，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欧盟对某些成员国一味的经济纵容和货币保护，使得政府对国家信用无限度透支，让原本就已存在的问题愈发严重，直到无法掩盖和隐藏，最终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场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发的债务危机，简单说来，就是一场货币借贷到期无法偿还的信用危机。从危机源头上来看，欧债危机是由希腊债务危机而引起的、波及整个欧盟的债务危机。希腊一国的大量无法偿还的外债使得欧盟其他成员国因为无法回收债务而陷入债务危机的链条。而欧盟早期没有陷入危机的一些成员国，如法国、德国等，为了维护整个欧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欧元的稳定，就必须不断向危机爆发国注资。这一拯救欧债危机的举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国国内的流动性货币减少，自身经济发展也受到牵连，最终导致了整个欧洲经济的衰退。

3.中国温州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国沿海沿江地区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温州就因其繁荣的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温州所产的眼镜、打火机、皮鞋等小商品也远销海外，享誉盛名。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一个江浙沿海的小渔村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化大都市。由此，温州一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营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温州的民间借贷也逐渐兴盛。这种古老的借贷方式在宽松的经济环境和高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开始慢慢地变质，这就为温州危机埋下了隐患。温州在经济发展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债务跑路、甚至跳楼事件开始，温州就被推至风口浪尖处，温州爆发的这场严重的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了社会和政府高度关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对温州的现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让原本以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的温州面临如此困境？很明显，温州经济发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业主偏离原本经营良好的实体经济，将资本转移到房地产等巨额利润的投机行业，以致实体经济日益空心化。同时，温州人热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贷（即我们常说的民间高利贷），它是一种靠信用关系维持的私人放贷，而且放贷的资金并不全是个人自有资金，还包括各种来自亲友的资金、信用卡和银行贷款而来的资金等。輰訛輥因此，一旦这种没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关系借贷”没办法按期归还，一旦资金链在某处断裂，所产生的后果就变得非常严重。一方面，企业家们不仅要填补实业的资金短缺，还面临高额利息率的巨大债务，企业因为严重的资金短缺，没办法正常生产运作；另一方面，这复杂而广泛的借贷关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无法避免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表面上看，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加上中央收紧信贷，导致了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实际上，温州现象主导因素是货币的借贷泛滥超出了这个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畴，高利息率的借贷打破了货币流通的平衡。中国房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让大部分温州人尝到了借钱生钱的甜头，纷纷将投资目标放到房市等金融领域，使发家的实业经济开始衰退并日益空虚。当国家加大对楼市的打击力度，限制楼盘的炒价，这给借钱炒楼的温州人以沉重一击，最终诱发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偿还危机。在这个被高额利润诱使的、以信用为基础的私人借贷链条中，银行也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所以，当个人信用透支，资金链在某一处断裂，银行借贷中的货币没办法按时收回，一场因个人信用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就在温州爆发，并向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蔓延。

三、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有效规避

通过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马克思论及的商业信用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和货币信用风险相比，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社会信用风险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从失信主体来看，信用风险由微观个体向政府主体蔓延。与早期的个人和企业违约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从欧洲债务危机到美国债务违约风险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风险在不断加剧。二是从金融工具来看，信用借贷由传统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产品转化。作为在传统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债券、股票等）基础上衍化和派生出来的新型金融产品，衍生金融产品（包括期货合约、期权合约、远期合同、互换合同等）由于能够转嫁风险而得到“青睐”，但这种新型金融产品高度的财务杠杆作用加剧了信用风险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发领域来看，信用危机由生产制造业向房产地产业转移。1929~1933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直接原因在于制造业生产与销售之间供求矛盾的尖锐化，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则是房地产的泡沫化。基于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以有效规避现代经济社会的信用风险。

1.强化国家债务管理，规避政府违约风险2013年初，尽管美国两党达成了“财政悬崖”阶段性协议，但其政府未能摆脱“关门危机”。实际上，自1960年以来，美国债务上限已经上调了79次（平均计算每8个月就上调一次），如果以现有利息增速判断，十年后美国债务仅仅利息的支出就将增加到1.1万亿（占其GDP总量的4.7%），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十年必须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国家债务的利息。輱訛輥2009~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欧洲五国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分别高达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国际清算银行（BIS）有关报告显示，2007年中旬全球债务规模为70万亿美元，到2013年已经增至100万亿美元，而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债务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见，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是防范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首要任务。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的最好办法是避免政府的过度负债。这就要求政府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将国家债务尽可能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对现有国家债务应该强化管理，构建反映债务危机和债务风险的管理系统，建立政府债务预警、化解和救助机制。比如，调整国家债务期限结构安排，避免债务过度集中偿付；加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等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多渠道监管各国政府债务风险；联合设立跨国债务危机救助的专门机构等。

2.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监管，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20世纪70年代，以期货、期权等证券为核心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满足了人们日益复杂的投资融资、资金保值和避险需要。作为一种高级的资源配置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掉期等在内的衍生金融产品经过衍生再衍生，推进了金融市场高度的发展。据世界交易所联盟（WFE）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期货交易量达到37.8亿手合约，与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24%；全球期权交易量达到2.24亿手合约，与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17%。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杠杆效应，有利于筹资、保值和避险，但同时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场的风险及危害。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爆发，正是被誉为“金融大鳄”的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牟利的结果。基于此，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监管，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成为规避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必然要求。为保证衍生金融体系稳定运行，防止市场系统性风险发生必须加强衍生金融法制建设，提高衍生金融市场交易中信息透明度，健全衍生金融市场的内控机制，构建和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的预警系统和风险控制体系，注重开发各种管理衍生金融风险的新技术和新工具。輲訛輥此外，为了适应衍生金融市场国际化，各国政府还应该加强衍生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如，建立相关信息共享机制，注重监管信息的充分交流，以防止跨国证券欺诈和市场操纵；统一监管标准和监管规则，促成各国监管行为的协调性，降低衍生金融市场风险的外部负效用；对衍生金融行业自律进行统一规范，提升衍生金融市场自我监管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