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根源精选(五篇)
发布时间：2023-11-15 10:08:29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危机的根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1-0182-01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经济危机根源，由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而现实状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程度上的承受这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2007年底，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的也卷入经济危机，比如说中国。而辩证地坚持和发展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适时地调整措施来发展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的理论又成为重中之重。
一、坚持
究其根本原因，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就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对剩余价值不断追求，迫使其盲目扩大生产。而在这个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又会造成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最终致使无产阶级贫困的发生。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不仅带来了股票大幅度跌落、房地产价格缩水等影响，同时也使得失业率急剧上升，CPI指数更是日渐攀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最终使得受害最深的还是普通劳动群众，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突出表现表现在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切实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没有办法解决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却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矛盾，也就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之中发生的作用。但从唯物史关的角度上来看，要想切实地解决经济危机，缓解经济危机带给社会的各项问题，就要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再次，研究经济危机最初是以19世纪成熟的欧洲资本主义为分析对象，那时候的商品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生产还未完全实现社会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还未形成统治地位，因此经济危机还缺乏统一的国际市场条件。但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市场发达，依赖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动也逐渐成熟，这就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创造了更伟重要的市场条件。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经济危机不再是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的某个环节，而是在连续不断地循环过程中不断存在并显现出来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解决经济危机，要从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着手把握，而不只是从某一个阶段来解决。
二、发展
在分析和解决经济危机根源问题上，我们在坚持的同时，更主要的是结合实际情况发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结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也从不同的发展阶段考虑了商品经济，进一步揭示经济危机发生和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易过程中，货币的产生尽管克服了物物交换的局限，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但其流通的职能也可能会使市场出现商品买卖脱节、交易的中断、生产的中断等现象，这就伟经济危机的出现造就了必要条件。渐渐地，货币的支付职能逐渐发生作用，但是在促进商品交易的过程中，也容易会由此形成交换者的多角债务关系，信用关系收到威胁，经济危机可能性就会进一步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会使得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使得经济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理论和事实证明，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不成熟，经济危机不会真正的发生，而只有成熟的市场经济才会真正地孕育经济危机。在现实生活中，在考虑经济危机的社会经济制度因素的同时，社会市场制度因素更是不容忽视。
社会市场制度主要是指市场配置资源的运行机制和制度，这其中主要包括企业组织制度、市场交易规则、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这种社会市场制度成为了造就经济危机的基本因素。而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现实情况也表明，经济危机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只要是这个社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占主导，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企业目标与社会生产的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信用制度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市场后，虚拟经济则日益脱离实体经济，“泡沫”的破裂逐渐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日渐稳定成熟。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手段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了我国目前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不断融入国际市场，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往来更是日渐增多，在受益的同时也存在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等各项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深深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种市场经济突破了国家和所有制的各种限制，将整个世界市场连为一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通过这些渠道传导到中国。
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危机的根源，事实上这与其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认识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企业组织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而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剩余价值。而社会主义则消除了商品经济的重要条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样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及不存在了。现在看来，马克思的商品经济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前社会对商品经济原因的认经突破了所有制限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已经完全适应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利益主体也客观的存在着，都需要交换商品来进一步实现经济利益。那么，我们对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也要有所发展。因此，一般说来，商品经济、市场制度的各种弊端，包括经济危机，也必然会发生在所有采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社会。
总而言之，在解决经济危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用辨证的角度去看待各种经济理论和问题，这样才会创造出符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经济发展才会逐渐日趋成熟稳定。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篇2
关键词:次贷危机;根源;资本扩张;经济悖论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关于次贷危机形成过程的描述却是大体一致的。一般认为，次贷危机的形成经过了三个环环相扣的阶段。
第一阶段: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抵押贷款标准放松。2000—2003年，美联储的持续降息拉动了总需求，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在市场繁荣时期，房地产金融机构争相放宽信用标准向购房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这种向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级低的人群发放的贷款就是次级房贷或称为次级债。
第二阶段:次级贷款证券化导致信用风险向整个金融市场传递。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转移风险，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将次级房贷通过证券化和层层打包推向金融市场，出售给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甚至于养老基金和个人投资者，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
第三阶段:房价下跌导致次级房贷违约率上升，最终引爆危机。随着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到来和房地产市场的降温，越来越多的次级贷款出现违约，违约的增多首先使发放次级贷款的公司倒闭，并使购买了次级贷款证券的机构遭受损失，进而冲击到整个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危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是宽松的房贷条件所具有的高风险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二是次级房贷的证券化引起的风险传递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三是房价下跌最终引爆了危机。如果这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不出现，都不足以引起大的危机。那么，现实生活中能不能避免这几种情况的出现呢?让我们尝试做以下假设:
一、如果贷款机构不放宽贷款条件
明明知道次级房贷的申请者大都是收入水平低、信用纪录不好的人，给他们发放贷款就意味者出现坏账的风险，为什么贷款机构还要给他们放贷?
表面上看，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导致了房贷条件的宽松，次级房贷的高收益率使贷款机构甘冒高风险，更深层的原因却是这根源于资本的扩张本性。要使房地产市场繁荣，不得不放宽房贷的条件。
资本一经形成，便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使其本身具有了不可遏制的扩张本性。资本为什么具有扩张的本性呢?
1.资本的增值目的驱使它不断扩张
资本购买资源不是为了实现资本所有者自身的消费，而是为了价值增值，因此，新增值的价值便尽可能地不被消费掉，而是投入到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以实现再次增值，这个过程没有止境。马克思说:“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
2.资源的资本化生存需要驱使资本不断扩张
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市场上各种资源相互依赖，孤立的资源无法发挥作用。资源一经资本化之后，便必须在社会经济流通体系中才能收回成本和赚取利润，离开市场流通便等于死亡。在市场流通过程中，资本不断增值，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扩大再生产的新增资本，这些新增资本必须寻求新出路，不断把外部资源资本化，卷入社会经济循环体系中，这就必须在原来的流通网络之外开拓新的市场、新的资源流通渠道，导致经济体系不断扩张。如果社会经济体系不能扩张，那么，资本化的资源将无法流通，造成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大面积“淤血”。
3.竞争压力导致资本的内部扩张力最大化
各个资本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竞争压力，它使扩张速度快的企业不断淘汰扩张速度缓慢的企业，那些资本扩张不力的企业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其生存权利。于是，竞争迫使资本家将新增的剩余价值尽可能多的转化为资本，重新投入到再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各个企业争取自身利润最大化、扩张最大化的倾向，患上了永无休止增长的“扩张强迫症”。
正是由于资本的扩张本性，当代的资本所有者不会像欧也妮·葛朗台一样，紧紧地把金钱捏在手里，让金钱腐烂，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找让资本流通、让钱生钱的机会。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这样的机会是很少的，资本没有流通的渠道，不得不自己开辟这样的渠道。美联储连续降息，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率先放宽贷款条件，就是为了激活市场，开辟资本流通渠道。而一旦发现房地产市场开始复苏，资本便蜂拥而至，一方面给房地产开发公司放贷，另一方面给购房者放贷。在购房者中，收入多、信用好的人占少数，在看到房地产市场升温的情况下，为了不被其他竞争者抢去所有的利益，贷款机构不得不放宽贷款条件，把钱借给收入较少、信用较差的人。这绝不是贷款机构发善心，要让收入低的人也能住上楼房，而是为了实现资本的扩张。
二、如果不将次级房贷证券化
贷款公司为什么要将次级贷款转化为证券出售呢?一个动因是，这样做可以转移风险。通过证券化操作，房地产金融机构就可以把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由次级房贷证券的购买者来承担相应违约风险，当然，这同时也把一部分盈利的机会转移了出去。
次级贷款证券化的另一个动因是，虽然发放次级贷款能获取高收益，但将有限的资金借出以后，就使资本失去了流动性，无法灵活周转，失去了更多的钱生钱的机会。而出售次贷证券能够迅速回笼资金以发放更多的贷款，充分发挥了资本的杠杆作用。而这些新发放的贷款又可以转化为新的证券从资本市场上回笼资金，从而又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由此，发放次贷者、借钱购房者、投资次贷证券者越来越多，次贷证券犹如一根长长的链条，把整个经济串在了一起。
那么，投资者为什么争相购买次级房贷证券呢?这也绝不是受到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的蛊惑，而是资本在四处寻找投资机会的过程中，找到了这种高收益的投资方式。当众多的资本在投资次级房贷证券中获利时，其他资本所有者怎么能按捺得住?
三、如果房价永不下跌
即使是贷款机构向低收入者发放了贷款，即使是投资者购买了大量的次级房贷证券，只要经济永不衰退，只要房价永不下跌，就永远不用担心借款人还不了贷款，因为有房产作抵押的债券在房价上涨时永远是优质资产，因此，风险为零。但事实上，经济衰退、房价下跌是不可避免的，这根源于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
资本在竞争压力下，源源不断地吸收各种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剩余价值，同时这些剩余价值又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资本，由此构成了资本扩张过程。而这个过程得以实现，必须以不断扩大的市场为前提条件。市场需求的容量提供资本扩张的空间，市场空间决定资本扩张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第一，在资本生产出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必须有充分的市场需求，能够销售这些产品，才能实现资本的回笼与增值，真正获得剩余价值。市场需求量决定资本剩余价值的实现能力。只有销售量超过一定的数值之后才能实现价值增值，否则必然造成资本的亏损。第二，在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的过程中，必须具有可以预见的不断扩张的市场。只有当投资者看到不断扩张的市场之后，才可能进行投资，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这两个条件构成资本扩张的社会需求条件:社会需求必须是不断扩张的系统，才能给资本扩张提供空间，资本的扩张能力才能够实现。于是，经济就像骑在老虎背上，要使资本持续扩张，社会需求必须不断增长，仅仅由于社会需求停止快速增长，衰退也可以到来。
那么，可不可以使社会需求不断增长呢?确实，人的需求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但如果需求的增长仅仅停留在人的心理层面而无法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的话，这种增长还不成为能够满足资本扩张需要的有效需求的增长。资本不会无条件地满足人们增长的需求，也不会做亏本生意。即使有再多的能力提供住房，资本所有者也不会为低收入者免费提供。因此，要维持社会需求的持续增长，关键在于提高人们的有效需求，而最根本的又在于使劳动者的现实购买力稳步增长。然而，资本逻辑注定了劳动者的现实购买力不可能稳步增长。
资本的最终来源是剩余价值，资本扩张必然要求剩余价值最大化，通过雇佣工人来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固有本性。而企业之间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驱使各个企业争相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在市场力上获得生存权利。这种压力又进一步迫使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于是，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由此导致了工人的贫困化和消费的最小化。经济越发展，资本越扩张，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因而就造成了以下情况:(1)资本的扩大产生了更大的生产能力和扩张能力，需要更多的社会需求来消化;(2)资本所有者拥有了更多的货币，但由于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低，因此，即使他们拥有巨大的购买力，也不会大幅增加社会有效需求;(3)劳动者变得相对贫困，虽然他们的货币收入也可能不断增加，但物价上涨的速度往往超过了他们收入增长的速度，因而无法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资本扩张需要有效需求的增长来支撑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在有效需求不足时，资本所有者便千方百计地通过刺激需求来缓解矛盾。(1)经济全球化。向国外输出产品和服务，通过国际上的需求来消化国内的剩余生产力;向国外进行资本输出，通过对国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来实现资本的扩张。这是资本在空间上的扩张。(2)扩大国内信贷。劳动者缺乏现实的购买力，资本所有者就以优惠的条件向劳动者提供贷款，让他们拥有购买能力，刺激有效需求。这是资本在时间上的扩张。然而，劳动者这种购买能力的获得是以将来偿还更多的本息为代价换来的，这实际上是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未来剩余价值的剥削。有许多劳动者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才能在临终前偿还房贷，成为地地道道的“房奴”。
为什么在2000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时，美联储连续降息?为什么在房地产尚未升温的时候，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就以优惠条件向低收入者提供贷款?因为美国政府要刺激社会需求，经济衰退使资本失去了扩张的空间，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这样做。在房地产开始升温时，各贷款机构纷纷推出次级房贷，一方面是他们想这么做，来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也是不得不这么做，非此不能刺激消费需求来实现资本进一步扩张。
但是，这些手段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延缓了危机的到来，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也就无法避免危机的爆发。因为被刺激起来的国内外需求引起了资本的加速扩张，造成了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同时，资本的扩张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劳动者的剥削，使得劳动者“相对贫困”进一步恶化。房地产及其他经济泡沫越来越大，提供给劳动者的贷款越来越多，而当通货膨胀到购房者不得不挪用本应用来偿还房贷的钱来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时，违约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金融危机随之爆发。表面看来，是2004—2006年利率的不断调高增加了还款压力，导致了危机的爆发。实际上，加息原本是为了缓解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延缓危机的爆发。如果不加息，危机依然无法避免，而且还会爆发得更加剧烈。
这就是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扩张的资本必然抑制社会需求，由此导致经济扩张失去其实现条件，产生资本过剩性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经济危机永远是细节不同，本质却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如此，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如此，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亦如此，这一次的次级房贷危机也不例外，它显示了一种常规模式，即资产价格上升——信贷扩张——投机——过剩——资产价格下降——违约——市场恐慌，而这种模式的背后是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在当前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经济开放的过程中，这个悖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48-168.
[2]张明.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演进逻辑和风险涵义[J].银行家，2007，(9):98-101.
[3]马丁·沃尔夫.解读全球金融危机疑问[J].全球商业经典，2007，(10):23.
[4]曾芳琴.次级债危机的蔓延机制及影响[J].中国货币市场，2007，(8):25-29.
篇3
凯恩斯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中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波动其根源正在于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
第一，在经济中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消费相互影响，相互调节。
第二，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引起经济周期的具体过程是：假设由于技术进步使投资增长，投资增加又会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国民收入的更大增加，国民收入的更大增加又通过加速效应引起投资的更大增加，这样，经济就会出现繁荣，整个社会进入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然而，当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社会需求与资源的限制无法再增加，这时就会因为加速原理的作用是投资减少。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高储蓄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08)12－0026－03
2008年10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其发表的《亚洲的复仇》一文中提出，正是新兴经济体特别像中国这样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与石油输出国的“储蓄过剩”导致美国家庭过度消费，并最终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该文发表后引起较大的反响，一些人以此论点为依据，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应为这场危机负责。笔者对此分析后认为，马丁・沃尔夫对于这场危机背后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背景分析有一定道理，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提出的一些想法也有参考价值，但其关于新兴经济体高储蓄是美国高消费的根源，甚至是整个危机发生根源的观点却失之偏颇。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廓清。
一、美国过度消费决定于其经济增长模式。而非新兴经济体的储蓄过剩
长期以来，高消费都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1950年到2007年，消费、投资、出口对美国实际GDP同比贡献率的均值分别为2.27％、0.60％、－0.09％。从历史数据看，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也并非始于新兴经济体的储蓄过剩。实际上，美国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持续下降，从1981年的21.3％下降到2000年的16.9％。而同期中国储蓄率则经历了从缓慢上升到下降的过程，在33.5％和41.9％之间波动。与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的变动趋势并不一致。这说明，美国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主要还是源于其国内因素，如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消费文化转变等等。
2000年之后，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储蓄率上升与美国储蓄率加速下降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这同样不能说明美国高消费的根源就是中国的储蓄过剩。事实上，美国凭借其强大的产业创新能力、庞大的金融市场和雄厚的军事实力，引领了全球产业转移和分工，主导着国际资本流动与配置。在这一背景下，其高消费增长模式是在其所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背景下的自主选择，而非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储蓄过剩所导致。事实上，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高收入国家的高消费，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才导致了后者积累了大量贸易盈余。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出现了所谓“储蓄过剩”。可见，在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和发展中国家过度储蓄的因果关系上，正确的逻辑是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拉动了发展中国家的高储蓄，而不是相反。图1反映了美国经济和消费增长对中国对美出口的显著影响。二者从未脱钩。
二、新兴经济体储蓄过剩是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非新兴经济体刻意的战略选择
马丁・沃尔夫认为新兴经济体储蓄过剩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新兴经济体为吸取危机教训刻意追求高顺差并带来高储蓄的结果。这一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忽视了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分工深化这一重要影响因素。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蓬勃发展，全球迎来了新一轮的产业转移，逐渐形成了“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分工模式。发达国家制造产业大规模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移，使其逐步成为世界制造工厂。这些跨国产业资本利用新兴经济体的廉价生产要素，生产大量廉价商品，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供其消费，这一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西方高收入消费国的巨额逆差和新兴经济体的巨额顺差。
以中国为例，通过对贸易顺差结构的多层面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产业分工对生产国巨额贸易顺差形成的影响。
首先，从贸易方式看，中国贸易顺差主体是与全球产业分工深化密切相联的加工贸易顺差。1999年至2006年这8年间，加工贸易顺差甚至均高于当年贸易顺差总额。加入WTO以后，加工贸易顺差从2002年的580亿美元大幅度跃升至2007年的2500亿美元。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贸易顺差总额1809亿美元，而加工贸易顺差则达到2141亿美元。
其次，从企业主体看，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配置直接关联的外商投资企业实现了中国绝大部分的贸易顺差。2002年以来，外资企业带来的顺差规模从不足1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350亿美元，占顺差总额的比例也从31％提高到51％。2008年前三季度，外资企业实现顺差占比进一步提高到61％。
第三，从贸易国家看，中国对不同国家贸易平衡状况的显著差异，也鲜明地反映出全球产业分工对贸易状况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在全球贸易链中实际发挥了组装平台作用，从东亚进口了大量零部件和中间产品，从沙特、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进口原油和铁矿石等初级产品，生产的消费品则主要出口欧美国家。因此，中国在对美欧出现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对东亚和沙特等国的贸易逆差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对美国和欧洲顺差规模分别为1270亿美元和1180亿美元，而同时对东亚经济体和沙特等国的贸易逆差规模也达到120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
三、美国滥用美元特权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家庭过度借贷消费，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美国高消费经济增长模式背后的主要支撑力量是高负债。美国家庭乃至整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承受较高的负债水平。其根源在于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支付手段的特殊地位以及长期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高负债消费在推动美国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导致资产泡沫的膨胀，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低利率催生高风险的金融运行模式，经济表面向好又使得当局放松了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市场缺陷与政策缺陷共同影响平衡机制的运作，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一)滥用美元特权透支使用全球资源
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位使得全球经济过度依赖美元，美国当局放任其消费者在全球负债消费，以保持美国经济的繁荣，最终形成巨额的贸易和财政赤字，使其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尽管美国可以凭借美元的特殊地位，以贬值的方式来消化部分债务负担，抵消美国长期贸易和财政赤字的不利影响。但是，没有哪个家庭，也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永久地入不敷出。美国不是用储蓄，而是用股市和住房市场的资产泡沫支撑空前的过度消费，加剧全球经济失衡状况。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会因为某种资产泡沫的破灭，引起资产负债表的剧烈调整而引发危机。
(二)美国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次贷危机埋下了祸根
泡沫破灭后，为避免美国经济滑向衰退，美联储
从2001年起开始大幅度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联邦基金利率从2001年1月的5.98％降低到2004年中期的1％。同时，30年期的固定利率房屋抵押贷款的合约利率也从2000年5月的8.52％下降到2004年3月的5.45％。长期过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过度膨胀，直接导致了二三种后果：
一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美国家庭的过度借贷消费。在超低利率的刺激下，从2002年起，美国家庭借贷消费出现快速增长，家庭资产负债率也由2002年初的25.5％快速上升到2005－2006年的31％左右。美国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之所以愿意承受较高的偿债负担，是因为在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美国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进而带来可观的资产增值收益。在财富效应的激励下，尽管美国家庭偿债负担日益沉重，但借贷消费仍然保持加速态势。由此可见，并不是新兴经济体的廉价商品导致美国家庭的高消费，而是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了美国家庭高消费。
二是催生了金融体系高风险的盈利模式。低利率环境致使金融机构固定收益投资的收益非常微薄，甚至难以覆盖费用支出。一些金融机构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选择高风险的投资策略，采用增加杠杆率、购买高风险资产或低流动性资产来提高其收益能力。例如，从雷曼、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的年报看，这三家机构2007财年年末的杠杆比例分别为31倍、26倍和33倍，流动负债占比分别高达82％、85％和79％。这种高杠杆、低流动性的盈利模式使得金融机构交易头寸对房价及利率异常敏感，整个金融体系非常脆弱。在经济持续景气、资产价格上升时，金融机构能获得较高回报。但是，一旦资产价格出现持续下跌，金融机构就被迫启动去杠杆化过程，即通过出售风险资产来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或者吸引新的股权投资来扩充资本金规模，这些行为要么会压低风险资产价格而引发市场动荡，要么会造成市场流动性紧张，酿成整个信贷市场系统性危机。更重要的是，这些投资机构活动的全球化使得这种高杠杆的投资活动成为全球性的行为，所以危机一爆发，就迅速蔓延到全球各地。
三是金融创新异常活跃，而金融监管相对缺位。低利率下经济景气持续高涨使金融当局放松了监管。那些在OTC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很多没有得到有效监管。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主要靠行业自律和民间机构进行协调，没有监管机构对这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实施有效监督，导致信用衍生品市场的规模无限膨胀，以至失去控制，最终出现崩塌。
由此可见，过度的金融创新、高杠杆的金融运作、宽松的监管环境只是次贷危机的表面原因，而低利率刺激下的过度借贷消费才是资产泡沫形成并最终破灭的深层次原因。
篇5
[摘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微创远端胃癌D2根治术治疗老年胃癌的效果及其对免疫功能、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和结肠癌转移相关基因1（MACC1）表达的影响。 方法 选取2009年2月～2013年8月于四川省崇州市人民医院诊治的78例老年胃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腹腔镜微创远端胃癌D2根治术组（微创组）和开腹远端胃癌D2根治术组（传统组），每组各39例，比较两组患者的近远期疗效、并发症情况、治疗前后免疫功能、HIF-1α和MACC1表达水平。 结果 微创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少于传统组，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短于传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传统组（P < 0.05）；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和淋巴结清扫数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平均生存时间、1年生存率、2年生存率和局部复发与转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IgM、IgG、CD4+和CD4+/CD8+水平较治疗前升高，CD8+、HIF-1α和MACC1水平较治疗前降低，且微创组上述指标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传统组（P < 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IgA和CD3+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腹腔镜微创远端胃癌D2根治术可显著提高老年胃癌患者的近期临床疗效，改善患者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相关基因HIF-1α和MACC1的表达。
[关键词] 腹腔镜；胃癌；免疫功能；低氧诱导因子-1α；结肠癌转移相关基因1
[中图分类号] R73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3（b）-0021-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efficacy of laparoscopic minimally invasive distal D2 gastrec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gastric cancer and its influnce on the expression of immune function，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 and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 1 （MACC1）. Methods 78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from February 2009 to August 2013 in People′s Hospital of Chongzhou City， Sichu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laparoscopic minimally invasive distal D2 radical resection group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and D2 radical resection group （traditional group） by using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each group had 39 cases. The short- term and long-term clinical efficacy， complications， the immune function and the levels of HIF-1α and MACC1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 of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group，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recovery time of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group，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 in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raditional group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operation time and the number of lymph node disse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The average survival time， 1 year survival rate， 2 year survival rate and local recurrence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IgM， IgG， CD4+ and CD4+/CD8+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CD8+， HIF-1α and MACC1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these indicators of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raditional group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levels of IgA and CD3+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 > 0.05）. Conclusion Laparoscopic minimally invasive distal D2 gastrectom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hort-term clinical efficacy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improve the immune function and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tumor related genes HIF-1α and MAC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