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考古学文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类型、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知名学者，对其著作进行研读，对我们的学习、研究具有极强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独到之处。故选择论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精读。三篇文章分别从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及考古学文化命名三个问题展开。这三个问题，无论是在考古学理论研究还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都是时常碰到的核心问题。本文分别从文章的主要内容、观点等方面做介绍。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曾发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系统的介绍了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文章第一部分，详细介绍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做出指导意见的具体论述及相关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举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独到见解，如：指出应在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中应强调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文章第三部分，介绍各家对考古学文化“三要素” 的观点，同时指出考古学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创新之处，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

二、区系类型问题的研究―《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

《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文章主要围绕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确立及关系问题展开论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1959年，类型划分问题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庙底沟、后者早于前者、两者同时并存这三种说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庙底沟早于半坡这一最初的简单论证，安志敏、马承源学者的观点。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绍了一个完全相反观点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个简要的地层关系报告，它对两类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个新论证，即同时并存（犬牙交错的两个类型）。

三、对考古学文化渊源的解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从文章题目可知该文重点探讨仰韶文化“渊源”，即仰韶文化的“源头”问题。该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叙述。第一部分，80年代确定仰韶文化源头的历程。安特生将河南、甘肃发现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的安诺文化彩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梁思永先生发现了安阳后岗“三叠层”，尹达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来说”、“六期说”。但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第二部分，从多源观到一源观。“分源”问题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突破。严文明、张忠培先生发表了相似的“分源”观点，严文明先生建议将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将后岗―大司空和半坡―庙底沟作为两个不同系统区分开来。第三部分，关于仰韶文化与仰韶体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来源，追本最为切要。目前学界构建的大仰韶文化体系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内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将陇东―关中―陕南―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岭下层划为前仰韶文化。周边分布区分别命名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来源问题。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来源。同时“北首岭类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一个中间类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渊源，但北首岭类型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缺环。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纪没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几点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确认”程序）中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的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这是他的创新之处。

2、通过这三篇文章的阅读，发现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出发点分别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渊源的探索问题。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终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在考古实践中常常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将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呢？

3、欲对一个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应当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幅度。这项研究中通常要用到类型学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层学的运用。

4、同样的地层，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王先生在《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中指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证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为何出现这样的局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怎样解决，现在似乎还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来。在考古学研究中，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基本理论，关于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内容上文已做详细阐述，但是如何正确熟练的运用这些理论却是一个较难的问题。

5、通过阅读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对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会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是这也是我们不断改进研究方法的动力，前人在探索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长时期的坚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2]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8期。

[3]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马承源：《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问题》，《考古》1961年7期。

[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1期。

[7]苏秉琦：《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4期。

[8]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篇2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王仁湘

王仁湘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开篇指出文章内容概要：由命名考古学文化这一考古学家的主观行为而引发的一些分歧需要确立对其命名的原则及程序以尽可能的使它规范化。为了避免分歧达成共识，我们需要确立考古学文化命名准则及操作程序。文章分四个部分，分别为“夏鼐‘命名四原则’”；“命名分歧”；“考古学文化‘三要素’”；“‘命名确认’程序”。

第一部分“夏鼐‘命名四原则’”先简要概括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所经历的变化过程并转述了夏鼐先生20世纪提出的一个成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三原则”。第一，一种文化必须具有一群的特征；第二，同一类型的一直最好发现不止一处；第三，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者在三原则之后综合学术界主流观点，考古学界普遍的命名方法以及夏鼐先生的观点，归纳出第四个命名条件：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命名。强调“确定考古学文化的名称，既要求是第一次发现的遗址，又要求是又典型代表性的遗址，面对几种选择时，定名要适当”①。关于作者自己总结的第四条原则，安志敏先生在《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中也有提到：“根据考古学研究的惯例，一般是用最初发现的典型地点或富有特征的遗迹、遗物来命名”②。这不乏为一普遍通用的命名方法，有它的可取性与实用性。但是安先生同时也说：“尽管在文化命名上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地点为原则， 由于某些特殊情况也出现不同方式”③，并以老官台文化举例说明。这就是第二部分要讲的“命名分歧”

第二部分“命名分歧”中，作者指出考古学界对于夏鼐先生所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并无明显异议，但在理解过程和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分歧，然后举例分别列举了几种分歧现象。首先作者提到的是严文明先生强调约定俗成但应在新发现和认识基础上重新进行概括这样一个观点。严文明先生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中谈到：“考古学文化史客观存在的，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认识却是逐步完成的”④。严先生认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典型遗址不一定保持它先前的典型性，可能到后来会发现其实它不处于此考古学文化的中心地带。其次谈及张忠培先生的看法，即强调“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中得“典型”。张先生严格规范了典型遗址的标准尤其强调其中第三点：考古工作必须有一定的质量及规模。

上述两种观点是在赞同以典型遗址命名的前提下一些细部的分歧。近年来，不乏有学者否定这种以典型遗址命名的方法。像张国硕先生认为，在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命名时，应坚持以首次发现的遗址命名，避免“典型遗址”。作者也表示典型遗址的选择很难把握，但首次发现的遗址又可能不具代表性，所以不必以此来苛刻要求。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对夏鼐先生命名“三原则”的一点看法。作者认为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不够具体，“例如他没有明确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没有强调一个器物群至少应包括几种器型”⑤，并指出这也是仰韶文化分布范围越划越大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作者以仰韶文化为例，对中国考古学中文化命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尤其重点讨论了对仰韶文化的类型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的分解仰韶的命名方案，例如丁清贤先生认为仰韶体系过于庞大，提出的一个解决仰韶文化命名的方案。丁先生认为仰韶文化包含三支：关中地区由李家村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发展而来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河南地区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龙山文化；以及河北豫西晋南关中东部由磁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后岗二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并依次对其命名为半坡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仰韶文化。

第三部分“考古学文化‘三要素’”先通过罗列夏鼐，安志敏，张忠培，严文明等学者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表明致力于研究史前考古的学者们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基本没有分歧，并通过柴尔德对考古学文化的描述引出三要素：时间，空间，特征。作者认为三要素中最核心的莫过于“特征”。作者表示：“文化的时空维度常常是通过文化特征的研究推导出来的”⑥，他用不小的篇幅论证了要研究透彻“三要素”之后才为某支考古学文化命名是不现实的。表明“特征的确认，才是考古学文化确立的关键”并且用这个观点解答了之前提到的命名方法究竟该以首次发现命名还是以典型遗址命名的问题。答案就是看此遗址是否体现所要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最后一部分“‘命名确认’程序”是作者个人对命名确认提出的一系列具体实施方案。前文第三部分中提到学者们对考古学文化内涵无明显分歧，在这里作者由此引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具体操作上依然存在一定问题，随后提出自己的设想：作者认为考古学界应该建立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委员会”，给予其审定命名的权利。只有通过审定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才可以公开出现。笔者认为此种设想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考古学文化的纯洁性。对“‘命名确认’程序，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方案：首先必须在原则上进行审查，并且依据进程适时调整；其次，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学者提出命名申请命名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如有异议可暂缓议决或采取投票表决对考古学新文化的命名审议通过后要“命名确认书”之类的公告。随后作者谈及考古学界关于命名确认的现状，夏鼐先生和尹达先生提过用群众路线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分歧，但未见实行。对于如何解决命名分歧问题，安志敏先生也曾提到：“对于新发现的考古遗存……如果产生争议， 也可以通过讨论或学术会议的裁定， 来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⑦这些年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一直处在一种较不规范的学术环境中。

最后，作者说道：“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事实上还能通过淘汰过程实现优化……但是这个自然淘汰过程显得过于漫长”⑧。笔者个人也很期待考古学界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权威机构，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像王仁湘先生设想的那样，使今后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在规范的学术环境下进行。

综上所述，王仁湘先生《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一文结构非常清晰，他搭建了一个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整体框架，环环紧扣，用整理归纳出来的学者观点将其充实，然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匠心独运，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看法，例如建立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委员会”，有助于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分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5][6][8]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2] [3][7]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年第1期

[4] 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第8期

注解

① 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② 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年第1期

③ 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年第1期

④ 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第8期

⑤ 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⑥ 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篇3

关键词：中国文明起源;辽西地区古文化;新石器时代

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一是本文所谈及的国家文明起源，时间上中国早期国家文明萌芽于2500BC左右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时代，空间上不仅限于中原一带，其他地区也存在文明起源中心，如北方辽河流域。二是本文所界定的辽西地区，是指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西起燕山西段，沿七老图山、努鲁虎尔山、巫医闾山向东至辽河平原;从大兴安岭南麓起涵盖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大小凌河、滦河，自北向南基本上包括了辽宁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和京津冀三省市北部地区。辽西地区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形成了有异于东北其他地区且相对稳定的文化格局，目前这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等，年代从距今8000多年前至距今4000年左右。故本文从影响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要素这一角度出发，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农业的发生

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由于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长期定居的村落，从而为步入文明社会的正轨奠定了所需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早期国家是根植于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1]。从地理位置上看，辽西地区地处中原农业和东北渔猎经济类型的中间地带，河湖与丘陵密布，气候温暖湿润，是典型的混合经济、人群杂居地带。形成于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经济类型以狩猎―采集―渔猎为主，早期不见农业，在中后期发现有已碳化的人工栽培谷物1500余粒，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粟类谷物颗粒实物遗存[2]。由此可见农业在该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并成为一种补充性经济活动，与狩猎―采集―渔猎经济类型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复合型经济形态;其次，该文化出土的有肩石锄和长方形或亚腰形石铲，也都具有翻整土地的农业用途;此外，在房址居住面上还普遍发现有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3]。

按现在的流行的观点认为，农业的发生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有能力供养更多的人口，实现聚群而居，促使国家文明的到来。由此可见，这种较早发生在辽西地区的北方旱地粟作农业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二、聚落形态和防御性设施

伴随农业的发生，人类的居住形态过渡到定居的村落;由于国家文明的出现，具有防御功能的城也随之兴起。学术界一般将辽西考古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聚落[4]分为三期：一期以兴隆洼一期聚落、北城子聚落遗存为代表;二期以兴隆洼二期聚落、查海聚落、南台子及兴隆沟聚落遗存为代表;三期以白音长汗聚落遗存为代表。聚落由居住区、烧窑区、墓葬区和祭祀区组成，各区分工明确，联系紧密，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和精神文化体。居住区为凝聚式格局，房屋多为成排分布的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址面积存在大、中、小之别;有环壕聚落和非环壕聚落两种，其前者数量居多;还可以分为单体聚落和多体聚落两种，每处聚落都有中心房址。带壕聚落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以兴隆洼一期聚落为代表，环壕平面近圆形，西北侧留有出口，宽2米 ，深1米左右;一种是北城子聚落遗存为代表三面环壕，一面向水;还有一种为双壕各环绕一个居住区，以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乙类聚落为代表，环壕平面近圆形，横剖呈倒梯形，现存的沟深和宽度均1米左右不到2米。由此可见，兴隆洼文化聚落的环壕可能兼具一定的防御性能和分区功能，尤其是北城子聚落遗存的设计更凸显了围壕的防御性能。

在兴隆洼文化接近尾声之际，西拉木伦河以南取而代之的是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两种文化基本上交错并存，但从出土的陶器面貌上看，赵宝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之间可能存在更密切的先后继承关系。已发掘的赵宝沟文化遗存规模较小共6处，且多为居住址，从已发表的白音长汗遗址、水泉遗址、小山遗址和赵宝沟遗址材料上看，房屋均为成排分布的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依据房屋的数量可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赵宝沟遗址面积9万平米以上，房屋数量100余座，且划分有居住区和祭祀区，是一处规模较大的中心性聚落;水泉遗址房屋有30多座，属中型聚落;小山遗址和白音长汗遗址房屋总和不足10座，为小型聚落[5]。赵宝沟文化的三种聚落形态均经统一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已存在具有一定凝聚力的社会组织。并对后来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使其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兴隆洼文化的前身――小河西文化被认为是辽西地区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6]，经发掘的聚落有白音长汗遗址一期、查海遗址一期和杨家洼遗址，其中有13处为单纯的小河西文化遗存，包括1座中型聚落、5处小型聚落和7个最小聚落;聚落为氏族聚居，一般有两个等级的社会组织――小型房址为家庭，成排分布的中型房址为大家庭，如白音长汗遗址一期的3座房址中，F42面积最大，依次为F64，面积最小的是F65，可能为一个由家庭和大家庭组成的二级社会组织;查海遗址一期聚落的两排房址则可能是一个由家庭、大家庭和氏族组成的三级社会组织[7]。

大量考古学材料表明辽西地区古文化遗存中从房屋因素的出现到聚落形态的形成，尤其是自兴隆洼文化起环壕聚落的出现对后来“城”的概念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宗教祭祀

尹弘兵先生曾提到，文明起源有四个层次，其中第四个层次便是宗教的力量[8]。他指出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视礼制为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认为礼制对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观点，其实是没有理清礼制与宗教关系。他认为礼制本身也是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西周以前并无明确划分，其后礼制才从宗教中独立出来。那么，在政教合一的史前社会和夏商时期，宗教祭祀活动的实质更倾向于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活动，而在这一过程中所用到的礼器，就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

辽西地区古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最早源于小河西文化，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发展成一种习俗，白音长汗F19出土的石雕人像是该文化时期崇祖观念形成的重要实证，F19的性质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兼具居住和祭祀功能。这种对于祖先的崇拜行为到了赵宝沟文化时期在内涵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以小山遗址出土的人首石越为代表，钺是祭祀活动中的重器，而钺首刻画的人首形象则应是“祖”的形象，不难推测这应是为祭祀专门刻画制作的。红山先民为承蒙祖先庇佑而进行的祭祀活动，在这一时期更加繁荣，西水泉遗址、东嘴山遗址和牛河梁女神庙等遗址出土的女性雕像[9]更具浓厚的崇祖思想。另外，对于动物和天地的崇拜也都不难在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中发现――对于龙的崇拜，早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处于孕育期，到赵宝沟文化时期开始形成为习俗，到了红山文化时期，龙崇拜迈入成熟阶段并对后世逐渐形成的龙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对天地的崇拜则是红山文化时期原始和祭祀体系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另一重要体现，修建在牛河梁遗址、东嘴山遗址和草帽山遗址的祭坛和积石冢体现了天圆地方观念的成熟，更有大家指出这种大型礼制建筑性质的坛、庙、冢表明早在3000BC前我国就已出现了根植于公社又凌驾其上的更高级别的社会组织形式[10]。

这样看来，古代的祭祀本质上就是人神之间的对话，而最初的等级差别也产生于人神之间，后来那些主持祭祀活动、沟通神灵的巫祝们的等级地位也随之逐渐高于众人，由此出现了高低贵贱的社会等级差别，不同等级之间的人进行交往时要遵循特定的仪式，既礼。“国家”就是这种等级差别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实际上，若溯其根源，这种成形于三代的古礼，应与辽西地区以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史前礼制有着某些渊源关系。

四、结语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途径，从居住形态上讲，是从自然村落发展到都城;从社会组织结构上讲，是由部落发展到国家;从意识形态的发展上讲，是由对神灵的单纯崇拜发展到独具规模和形制化的祭祀活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各文化遗存正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对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到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其他古文化区共同使中国史前文明发展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11]，成为中国文明起源多中心论的一例有理证据。

参考文献：

[1]田广林，刘特特.中国文明起源的辽西个案观察[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3）.

[2]王小青.中国粟作农业起源研究综述[J].黑龙江史志，2013（21）.

[3]席永杰，滕海键.兴隆洼文化研究综论[J].赤峰学院学报，2011（2）.

[4]席永杰，滕海键.兴隆洼文化研究综论[J].赤峰学院学报，2011（2）.

[5]赵宾福.关于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问题[J].华夏考古，2008（3）.

[6]索秀芬.小河西文化初论[J]考古文物，2005（1）.

[7]索秀芬，李少兵.小河西文化聚落形态[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1）.

[8]尹弘兵.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2007（4）.

[9]徐子峰.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辨析[J].松州学刊，2010（5）.

篇4

一、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形制分类

根据形制差异，我们将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分为三类：

第一类 正面像，头戴冠，梭形眼，蒜头鼻，一般耳下部饰环。这类玉雕像又可以分为三种造型：

A型 上下獠牙外露，头部有角，带有平冠，耳下部的环内穿孔（见图1）。

根据已的考古资料，这种造型仅见于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W6∶32，雕像布满白色土沁，整体为三棱形，正面前凸。嘴部上下伸出獠牙，头部饰有弯角为其最大特点，显然是人与兽的结合体。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中也出现有这种造型的玉雕像，与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W6∶32的造型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新发现的这件尖角造型复杂，向两边伸出，平冠的两边也变窄出角。

B型 无獠牙和角，带有平冠，近似于常人（见图2）。

大部分石家河文化的玉雕像都属于这一型，总计13件。包括石家河遗址出土的1件，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W6∶14和W6∶41的2件以及罗家柏岭遗址除T20③B∶16外的T20③B∶1、T20③B∶3、T20③B∶18、T27③B∶1和T7①∶5等10件为代表。

C型 无獠牙和角，所戴冠的帽檐下弯（见图3）。

荆州枣林岗遗址WM4∶1、钟祥六合遗址W18∶1和石家河遗址W9新出的1件玉雕像为代表。

第二类 浮雕于玉管表面，梭形眼，蒜头鼻，头部造像形似头发盘成圈状在脑后挽成发结或系于头部的装饰品（见图4）。

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W7∶4和石家河遗址瓮棺葬W8中新出的1件为代表。

第三类 为侧面人头像，梭形眼，蒜头鼻，头部有冠。

A型 有一首侧面人头像，以肖家屋脊W6∶17和罗家柏岭T20③B∶16为代表（见图5）。

B型 连体双首玉雕人像（见图6）。

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中W9出土的连体双首玉雕人像为代表。

此外还见一类仅有眼睛没有其他五官的造像，张绪球先生将其定名为“抽象人头像”，亦归入玉雕人像之列[17]，以肖家屋脊W6∶38（见图7）、W6∶9为代表。但由石家河文化诸多玉雕造型来看，其为人面像的可能性不大，推测应为动物或其他造型。因为出土人面像的眼睛都为梭形眼，这些抽象造型仅有两个左右对称的眼窝，俱为圆形。石家河文化和枣林岗遗址发现的虎头像多为圆形眼（见图8），和此类雕像有相似之处。尤其是W6∶9造型更像是眼下部雕刻一长喙，接近于鸟形。同时玉雕像一般为片状和弧凸状，肖家屋脊W6∶38、W6∶9横切面为多边形的造型。综合这几个方面的差异，故将肖家屋脊W6∶38、W6∶9类玉雕像排除在玉雕人像之外。

二、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与其他玉器文化玉雕像的联系

作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的代表，石家河文化早期遗存是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在已发现的屈家岭遗址中，并未发现有玉雕人像出土。由于石家河文化玉器多发现于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而石家河文化晚期与早期在文化面貌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溯源问题较为复杂，有待更多考古资料的出土。

石家河文化大抵与龙山文化同时，关于一类A型玉雕人像的来源，杜金鹏先生认为“受到大汶口文化影响的石家河文化，产生出山东龙山文化类似的神`形象，当不无可能”[20]，并提出一类A型玉雕人像也可能“原本就是龙山文化之物”[21]。但是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山东龙山文化的玉雕人像并不多见，杜金鹏等先生得出上述结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临朐县西朱封遗址M202出土的玉簪首，其两侧有堆成的六个弯角，与一类A型玉雕人像的弯角造型大体一致。张绪球先生也提出“石家河文化中带獠牙的人面像、鹰和透雕的抽象虎头像，在山东龙山文化中都有发现。……石家河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都擅长用减地阳文和透雕方法。……因此，石家河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在渊源关系上，应是前者接受后者的传播”[22]。 已有的考古资料中一类A型玉雕人像仅发现两件，除一类A型外石家河文化其他造型的玉雕人像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未有发现，所以石家河文化玉器与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应有一定的交流，但是石家河文化玉雕像是否在山东龙山文化或大汶口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还有待考证。

就辽河流域而言，红山文化尚未发现与石家河文化相似的玉雕人像作品。红山文化牛梁河遗址女神庙曾出土有一件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23]，女神的造型较为具象，与今人无异，这与石家河文化玉雕的造型差距较大。不过女神头部也有形似平冠的造型，这可能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与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冠饰作用相似，体现出新石器时代人们观念上的共性。就长江流域而言，良渚文化的神面纹玉饰自成系统，神人与兽面的搭配较为独特，在玉器上多为阴刻，与一类A型石家河玉人雕像在造型上难以找到共同点。凌家滩玉器的整体形象与石家河文化差异也较大，以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比较有代表性的M29出土的玉雕人像来看，其有人物的整体形象，头部有冠、蒜头鼻，眼眉刻画层次不清，大嘴微闭，双手置于胸前，膝盖弯曲，似呈蹲踞状[24]。这与石家河文化仅做出玉雕人像的头部和多用片雕等的造型也完全不同。综上所述，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受到上述三者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上文中提到一类A型石家河玉人雕像应该是人与兽的结合体，是上下獠牙外露、头部有角的一类B型的变形，可能是一类B型和兽面形象相结合而成的，这种推测在石家河文化玉器内部就可以找到根据。湖北钟祥六合遗址W6∶1（见图9）、肖家屋脊遗址W6∶15与肖家屋脊遗址W6∶60（见图10）一般认为是虎头像，但我们看石家河玉虎头（见图8）的耳尖处上翘都不明显，而且眼睛圆鼓，是相对写实化的动物形象。而湖北钟祥六合遗址W6∶1、肖家屋脊遗址W6∶15与肖家屋脊遗址W6∶60的兽头耳部都明显上翘，眼睛为梭形。所以从整体造型来看，将这三件玉雕定为玉兽头更为准确。将一类B型玉雕人像与这些兽面形象结合就是一类A型的造型，所以一类B型玉雕人像在周边文化中找不到较多影响关系时，兽面形象则在许多新石器文化中都有发现，找到与石家河文化玉兽面相似的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兽面造型可能是探索石家河玉雕像相关问题的又一个思路。山西襄汾陶寺墓地M22出土的兽面形玉饰头上有三凸冠，同时有一对对称的弯角，双眼近似梭形[25]，这与湖北钟祥六合遗址W6∶1玉兽面的造型几近一致。而就陶寺兽面形玉饰的整体造型来看，比临朐西朱封遗址M202出土的玉簪首更接近于一类型石家河玉人雕像的造型。当然陶寺墓地M22出土的兽面形玉饰也可能是石家河文化向西北传播的产物，即便是这样，也表明陶寺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玉器存在有交流。

由上述的分析来看，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应该与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关系密切，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玉雕人像则与石家河文化的差异较大，对其影响较小。

三、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身份考证

新石器时代起，玉器就被先民赋予了通天礼神的灵性，并被认为能够保护人的肉体和灵魂，因此产生了以玉殓葬的习俗。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与其他玉器一样，应该也具有一定的原始的因素。具体来说，不同造型、不同发现地点和数量中应还包含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在其中。

关于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身份考证，杨建芳先生认为：“这种神像并非某一地区个别小人物的造型，而应是石家河文化居民及其后裔长期共同信奉的神o或祖先崇拜的偶像。其性质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相似。”[28] 邓淑萍先生认为所有人面都是“神祖”[29]，“神祖”的形象取自于现实中的人，加上一些表示神灵的符号如獠牙、鸟羽等。从一类A型玉雕人像上下獠牙外露、头部有角、带有平冠等特征来看，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人类，是一种神化的人的形象。所以杨、邓两位先生的观点就一类A型玉雕人像的身份解读来说是可信的。但一类B型与一类C型玉雕人像无獠牙和角，所戴冠为平冠或帽檐下弯，二类与三类的玉雕人物形象也相对平实，接近于常人形象，所以将这四类人像与一类A型的身份都作为神人形象似有不妥。要考证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身份还要提前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玉雕人像被人为地做成了几种不同的造型，而且每种造型的数量比例差距较大？其中一类B型13件，一类A型2件，一类C型3件，二类2件，三类A型2件，三类B型1件。由于相关石家河文化的遗址还在陆续发现中，即使考虑到考古资料的不均衡性，由表1中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一类B型是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主流，且在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遗址、罗家柏岭遗址三处主要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而其他的几种类型相对较少。结合以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这种数量的较大差异，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一类B型玉雕人像身份即使低于一类A型玉雕的神人地位，但在石家河文化中有着很高并相对特别地位，而一类C型、二类、三类A型和三类B型这几种的地位可能是低于一类的A型和B型的，处于附属地位。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一类B型玉雕人像是一种类似于常人的形象，出土数量最多。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人像仅发现于石家河文化遗址，是一种独有的造像。在一类A型玉雕人像是神人形象的基础上，一类B型玉雕人像的身份可能与之不同。推而广之，一类C型、二类、三类A型和三类B型被做成各种造型应该也不能简单地像邓淑萍先生认为所有人面都是“神祖”那么简单。不同的造像可能具有不同的人物身份，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一类A型玉雕人像是一种石家河先民想象的神的形象，是一种自然的神o，是可以保佑部族不受侵害的神灵。而一类B型玉雕人像则更可能是石家河文化部族祖先或者首领形象的造型，在其部族的内部拥有相对较大的权力。其他的各类形象则可能是石家河文化部族的其他A层的造型，相对于一类A型与一类B型玉雕人像，他们的地位较低。但不同造型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群体被分作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阶层。

具体来看，第三类的玉雕人像都为侧面、戴尖冠或高冠甚至双首的形象，背后应该也有一定的寓意。由于其身份地位低于一类A型与一类B型玉雕人像，一类A型为神灵的象征，一类B型掌握着类似于王权的统治权力，结合第三类较为奇特的外形和部分具有双首的形象，推测其最有可能是具有通神之能的巫师形象。第二类的形象中，头部没有冠的造型，学界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冠已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故推测第二类现发现的3件玉雕的地位在所有玉雕人像中最低。

综上所述，我们推测出的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等级排列大体是：第一类最高，是神人和掌握着统治权即王权的人；第三类为巫师的造型，是具有通神职能的人；第二类则相对较低，接近于平民。这种推测可以从玉雕人像的出土墓葬和随葬品中得到佐证。邰鑫成先生通过整理所属石家河文化的多座墓葬，分析其墓制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提出“石家河文化社会分为四个级别”[30]：一级为统治阶层，有指挥、统治民众的权力；二级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有限财富，为中间阶层；三级为有的少量社会财富，社会地位不高，是社会的中下阶层；四级为社会最为低下的赤贫阶层。石家河文化社会已形成了一个从高到低的金字塔状社会。邰鑫成先生的观点与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等级排列是大体一致的，印证了石家河文化的等级制度可能就是产生不同玉雕神像的根本原因，也就解释了各种玉雕人像的出现为当时社会阶层的反映，其数量与等级高低有一定的关系。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玉雕人像发现数量较少，文章并未对其进行历时性的分析，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将来或可对此另文探讨。

注释：

[1]a.湖北省文管会.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J].考古通讯，1956（3）.

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J].江汉考古，2016（1）.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94（2）.

[3]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4]荆州博物馆.枣林岗与堆金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5]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J].江汉考古，1987（2）.

[6]杜金鹏.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浅说[J].江汉考古，1993（3）.

[7]周光林.浅议石家河文化雕塑人像[J].江汉考古，1996（1）.

[8]叶舒宪.石家河新出土双人首玉i的神话学辨识《山海经》“珥蛇”说的考古新证[J].民族艺术，2016（5）.

[9]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玉器[J].江汉考古，1992（1）.

[10]刘德银.石家河文化的玉器[J].收藏家，2000（5）.

[11]郭立新.石家河文化晚期的Y棺葬研究[J].四川文物，2005（3）.

[12][16]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16.

[13]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7.

[14]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35.

[15]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9.

[17]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发现和研究概述[J].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9.

[18]湖北省荆州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18.

[19]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93.

[20]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94.

[21]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89.

[22]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发现和研究概述[J].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9.

[23]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J].文物，1986年8）.

[24]古方.中国古玉图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91.

[25]古方.中国古玉图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68.

[26]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J].江汉考古，1987（2）.

[27]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27.

[28]杨建芳.大溪文化玉器渊源探索――兼论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传播、影响的研究方法[J].南方民族考古，1987（1）.

[29]邓淑萍.再论神祖面纹玉器[J].东南玉器，1998（1）：56.

[30]邰鑫成.石家河文化墓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04.46.

作者单位；

刘亭亭 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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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考古 文化 遗产 保护 发现 发掘 研究 开发 利用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学科。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实物史料即各种遗迹和遗物，大多数埋藏在地下，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发现它们，进行研究，阐明古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进而探讨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复原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和少数民族古代历史，考古学有其特殊的作用。”[1]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保护作用，而这种保护作用又具体体现在许多层面，其中主要有以下三大层面，我们分别进行论述。

一、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作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首先体现在它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作用上。因为发现发掘是基础与前提，只有先发现发掘，然后才谈得上保护。如果没有发现发掘，保护又从何而来呢？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作用在发现发掘作用体现的实例，不胜枚举。例如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之一，因该遗址遗物中有彩陶，故又称“彩陶文化”遗址。又如1927年首次在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内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经古地磁法测定，其绝对年龄为距今约70—23万年，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中期。至今共发现40余个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个体。

由此可见，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是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作用的基础与前提。

二、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作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只是第一步，而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与关键，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首先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其中主要是对文化遗址与文化遗物的保护。例如仰韶文化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村，就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是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其中主要是文化遗物——文物的系统化、科学化研究。例如殷墟，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为商代后期都城遗址，商代自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共达273年，是我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第一个都城，也是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而在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甲骨等，有关专家都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甲骨刻辞，早在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此首次发现，后于1928年开始考古发掘，先后出土多达10万余片，上面的甲骨文为我国最早的文字，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共计4500字左右，已认识的有1700字。历代专家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细致的研究，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甲骨学，包括甲骨文历史、甲骨文流传、著录、卜辞内容研究、龟甲兽骨种属等。其中重要著述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考释》等。又如1972—1974年先后两次发掘的湖南长沙东效马王堆汉墓，对其文化遗物印章、印泥、套棺、木炭、白膏泥、男尸枯骨、帛书、帛画、彩绘、丝织品、乐器、漆器、完整女尸、竹筒等，也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证明这些文物，为研究西汉初期的历史与当时手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实物资料。

当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除国家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以外，还与国力的强弱弱有关。例如北京猿人化石共40余个，但在1941年大部分落入美国人手中，至今不知去向。而建国后发现发掘的文化遗迹与遗物，则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完好的保护。

三、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是消极封闭、被动静止的，而是消极开放、主动动态的。其中的重要之点，就是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这方面成功的例证很多。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系著名的明清宫廷建筑与宫廷史迹，也是古代艺术博物馆，珍藏历代艺术品和明清历史文物多达100多万件。现在已对外开放，供游人观赏。又如1978年出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经考古专家与音乐专家合作，对全套曾侯乙墓编钟音乐进行了全面研究，并进行了复制。由湖北博物馆、湖北艺术学院组成编钟乐团，并和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交响乐团合作，于1984年建国35周年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曾侯乙编钟音乐会，演奏了《楚商》、《春江花月夜》、《秦王破陈禾》、《满江红》等曲目，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向当代观众展现了2400年前的编钟等古乐器的风采。”[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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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 边缘化 教学思考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地位的日益边缘化

（一）古代文学教学地位的边缘化现状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是自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伊始的专业主干课之一，其时间跨度跨越中华三千年历史，学科涉及哲学、史学、美学、文献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囊括作家作品浩如烟海，体系恢宏。其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言，地位不言而喻。然时移世易，该门课程目前的教学地位令人担忧，呈现日益边缘化趋势。究其边缘化表现，突出表现为教学课时不断缩减，甚至取消了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

该门课程的课程设置，最初由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部分组成，二者课时分开设置，课程安排贯穿三学年或两年四学期，课时充足。其具体课时数，仅古代文学史，最初部分院校达500多课时，或400学时。现在绝大部分院校将作品选课程取消，文学史课程课时压缩至200到300课时之间，而我校则直接压缩至192课时，且仅有的192学时还包含每学期6学时即四学期共24学时的实践教学学时，则理论教学课时实际只有168学时。

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史通用教材是袁行需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相对于有限的课时，显得内容庞大，任务繁重。即将出版的教育部“马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三卷本）教材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内容和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更是体系庞，内容多，任务重，难度大。一方面是古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内容的日趋充实与庞杂，另一方面是古代文学教学课时的日趋缩减，如何在不断缩减的课时里完成庞杂的教学任务，成了横亘在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故有学者坦言：“当代的古代文学教材编写者将中国古代所有优秀的文化都编进教材中，希望学生能够及时掌握，但是这么烦冗的教材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恰当地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取舍，而且大学教学课时有限，教师只能对一些知识点到为止，学生也是浅尝辄止，学到的正是皮毛，并没有真正学习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①古代文学教学日显力不从心，且受制于有限学时的教学，更易变成浮光掠影与浅尝辄止，从而加速边缘化进程。

（二）古代文学教学地位边缘化的原因分析

1.实用主义与急功近利的思想泛滥

近些年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某些人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的实用效果，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象牙塔中的高等教育未能幸免，高等教育日趋工具化、功利化，教师忙于能名利双收的科研课题，学生则在快餐文化中失去了阅读的耐心。有学者直言：“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工具化、功利化的大趋势下，古代文学正在被加速边缘化。在视功名利禄的最大获得为成功的商品社会价值判断的众声喧哗中，人们已失去了阅读的耐心并少能从中获得，更不用说从中找寻心灵的安放和精神家园的归依。”②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与即学即用的短视眼光中，人们以追逐钱财和实用技能告慰心灵，对专业的选择和课程的学习，看重是否带来经济效益，重视能立竿见影地求得生存的实用技能，古代文学学习既带不来钱财又带不来立竿见影的实用生存技能，故古代文学“理所当然”遭遇边缘化。

2.教材内容的与现实脱节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在大学课程中本占重要位置，但由于教材内容所载均为古代文学事件，其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时空的原因，难免给人以时隔久远之感。尤其是先秦和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内容，学生学习时觉得与自己的实际生活不沾边，或者认为这些古代文学知识于今后就业没有帮助，故兴趣不浓。再者，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文本系文言文，加大了学生的阅读难度，亦降低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古代文学的教材内容脱离现实，即教学内容与社会需要脱节，学生不能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或者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学习效果，故学生更愿意将时间花在其他专业技能学习上，学习有实际意义的对自己今后就业有帮助的课程，这的确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尴尬处境。

3.课程设置的重“史”轻“文”

目前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大多砍掉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仅以文学史为必修，学生忙着背文学史，文学作品只是阐述文学史进程的附带参考资料。学生只记住了文学史上的甲乙丙丁知识点，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以文学史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偏重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相对忽视了对文学作品的讲习；偏重于对文学史常识的教学，相对忽视了对作品的精微体悟；偏重于治学方法的传授，相对忽视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③这种重文学史梳理、轻文学作品讲习的重“史”轻“文”的做法，使古代文学教育事实上成了“史学教育”，本末倒置。

4.教学手段的陈旧单一

目前，随着现代高科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教学技术引入课堂，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兴趣。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也不例外，现代化多媒体手段亦引入古代文学教学，增强了讲授的直观性、形象性，引发了学生兴趣，提高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效率与质量。然总体而言，当下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仍多沿袭传统的以教师为主进行讲授、学生复习考试的传统模式，仍多以口述和粉笔占据课堂，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一。

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一）更新教学理念，培育人文素质。

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但更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活的是精神。物质的东西会随风而逝，唯有精神永存。古代文学的学习不能带给学生立竿见影的实用技能，但它的确是一剂精神食粮。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正视现实，更新教学理念，教学目的不能再局限于传授文学知识，传播中华文化，更应该在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提高学生人格修养。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是关键。学生通过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与历史对话，与文本对话，与诗文家对话，“面对一个诗人，实如经历一次人生；面对一部作品，实如亲历一场相逢”，如此方能正确解读文本，感悟世界，鞭策自身，思索人生，寄托心灵。

关于此点，其实学者们不约而同有此共识。如高晓玲先生曾言：“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教育坚持以德育为先，以培养高尚的人格为终极目标。”④孙小力先生亦说：目前片面强调文学史论的教学，阻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甚至令人无所适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⑤。

（二）重返文学本位，注重作品解读。

当前中国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虽然强调文学史的讲授应该与作家作品分析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为主线，以作品贯穿，将宏观的审视与微观的例子结合，但在日益缩减的课时里，梳理文学史发展脉络即占去大部分时间，作家作品只能附带提及。这种重文学史而轻作品选的倾向十分明显，并带有普遍性。这种重“史”轻“文”的做法本末倒置。故古代文学教学的当务之急是从“以文学史为经”回归到“以文学作品为本”，注重作品解读，把课堂重新让位于作品，教学回归文学本位。亦如戴建业先生所云：从当今大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应该倒转现行的课程设计，不再把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参考资料”，而应让“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在选择古代文学作品时，同时兼顾古人和今人的审美标准，尽可能选各个朝代、各种文体的代表作，选讲那些至今仍有旺盛艺术生命力的作品⑥。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可以通过实际课程设置做到这一点的，即先作品后文史。如广西师范大学国家文科基地班的古代文学教学即在文学史课程讲授之前先安排为期两个学期的古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在学生有一定作品积累之后再来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教学效果比较显著⑦。

（三）优化施教手段，确立学生导向

施教手段上，以往古代文学教学以口述和粉笔为载体，教师“一言堂”或者“满堂灌”，课堂呆板枯燥。孔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⑧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古代文学迎来了教学手段革新的春风。教师们与时俱进，把新的现代教学技术引入课堂，课堂讲授以PPT课件呈现，辅以图像、声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直观形象的感受，增加了课堂生机，激发了学习兴趣。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改革仍须普及和进一步提高，教师仍需不断探索出新的教学手段强化教学效果。如开辟第二课堂，将教学大纲、必读书目、思考与练习、答疑解难、教学视频等放到网上，供学生参阅；开辟QQ讨论组、微信群、微博、论坛、微课、慕课（“MOOC”的英译，是新近涌现出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大规模网络在线教学模式）等，供师生互动等。总之，构建网状教学体系，丰富教学手段，以达到强化教学效果之目的。

教学模式上，以往的古代文学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学生在课堂上被动地边听边记，思考与实践机会极少。目前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种以教师为话语霸权的传统教学模式有利于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系统传授知识，但完全由教师主宰的课堂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故必须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实行“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让教师由“讲授者”变为“引导者”，以学生为本的参与式教学，穿插学生试教环节等，把课堂让位于学生，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

（四）注重古今结合，教学接点地气。

古代文学由于固有的原因，教学内容只能是古生的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古代与现当代本身就存在遥远的时空距离。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还原那个时代的创作风貌，回归诗文创作的“原生态”，与历史对话，与诗文家对话，与文本对话，最终达到正确解读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目的。我们学习古代文学，吸取古之养料，但不能拘泥于古，教学中还必须将古代文学与现实结合，探究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探究诗文家遭际不同人生际遇和苦难的态度及其于自身的影响与当代价值，如此方接地气，融通古今，激发学生兴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有学者曾言：“在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实践中，不应该只是为了单纯地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而是要从宏观层面上审视经典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挖掘经典作品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现代意义。”⑨挖掘作品的现代意义，是古今结合，古为今用。故有老师在讲李白《与韩荆州书》时，不仅注重其文学性，而且关注其现实性。⑩笔者在讲授苏轼诗文词时，关注苏轼人生遭际，将具有相似际遇的秦观和苏轼相比较，见出苏轼的乐观旷达，学生体味出面临逆境时该葆有的态度、精神和格调。这样古今结合，古为今用，贴近当下，接点地气，学生学习不会只停留在古人的世界，更和自己的人生有了关联，兴趣大增。

（五）变革考核方式，重视过程督查。

古代文学的传统考核方式为闭卷笔试，题型往往是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论述、材料分析等。这种考核方式重视期终考试结果，轻视平时学习过程，学生考前临时大突击。显然，传统的考核方式一张试卷定成绩不科学，随着教学手段的变化、课堂教学的拓展延伸，考核方式急需进行改革。目前我校的考核方式是将学生的平时学习与期末考试并重，将过程与结果并重。考核方式的变革贯穿了学生学习全过程。

首先，我们重视学生的平时考核。学生平时迟到早退、课堂发言、诗文背诵、作品阅读、作业完成等情况一并考查在册，占学期总成绩的30%。第二，我们重视学生的能力考核。在能力考核中，学生除了完成贯穿整个学期的2-3篇的课程论文外，口试也是一个必试环节。口试话题既可以从教师准备的若干话题中随机抽取，又可以是学生参与的课堂讲演。该能力考核占学期总成绩的30%。第三，我们重视期末的知识考核。知识考核设试题库，实行机考，题型为选择、判断、填空等客观题。学生期末考试在计算机上完成，试卷随机生成。该知识考核占学期总成绩的40%。从学期总成绩的占分比例，由此可见平时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与督查。

综上，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边缘化的处境，边缘化既有社会经济的、思想的因素，更有教材内容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因素等。古代文学教学面对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必须转变培育理念，注重人文素养，重返文学本位，注重作品解读，优化施教手段，确立学生导向，注重古为今用，教学接点地气，变革考核方式，重视过程督查等多方面着手，方能使古代文学教学与学习焕发生机。

注释：

①唐珊.论古代文学教学创新与大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建设[J].语文建设，2014（12）：15.

②刘砚群.培育人文品格：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再思考[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07）：82.

③戴建业.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04）：84.

④高晓玲.试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01）：67.

⑤孙小力.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J].中国大学教学，2007（06）：43.

⑥戴建业.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04）：90.

⑦王娟.关于课改背景下高师院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考[J].大学教育，2014（04）：119.

⑧李捷主编.程昌明译注，论语[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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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高中；美术考生；兼顾；专业与文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95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2-0080-02

艺考，从一个“热”字到一个“难”字，清晰地描画出艺术考生的求学现状，在艺考大军中所占比重较大的美术考生的境遇，也是相当难。美术考生的高考升学难主要表现为：考生不断增多、录取相对减少、专业难度不断增加、文化要求逐年提高。以江苏省美术高考为例，自2002年美术考生逐年翻倍，到2006年达到4万人之多，之后基本稳定在四五万人，2010、2011年美术考生数虽然出现了微小的回落，但2012年在全省考生小幅度萎缩的情况下美术考生硬是比往年增多了数千人，2013年又增至近5万。从近年来使用江苏省专业统考成绩的招生院校投档线来看，对美术专业考生文化成绩要求也是历年居高不下。另外，地区教育的差异使得农村高中尤其是苏北落后地区的农村高中美术考生在文化课的比拼上弱势更加明显。本文认为，应紧跟高考形势变化、分解学习目标、分段实施课业从而达到专业与文化协同提高的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更需要学校领导、班主任、文化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的密切配合。

一、农村高中美术专业教学管理现状分析

1.美术专业教学环境，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经验的特色型。起步较早、领导重视、有规范管理；第二种，开始起步、领导重视、但缺乏有效管理经验的潜力型；第三种开始起步、领导不够重视、无管理的散乱型；第四种，没有起步、领导无视、无管理的放任型。第一种、第二种情况一般美术生所占当年考生比重较多，容易实施有效的整体策略；第三种、第四种一般美术生所占当年考生比重较小，专业教师和美术生的自身努力显得尤为重要。

2.美术教学管理方式，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与校外专业培训机构合作办学，以行政班为单位组织文化课及专业课教学；第二种，本校美术教研组组织专业教学，以本校美术教师为主要师资，以画室为单位组织专业课教学，单独或未单独成立以美术生为主体的行政班；第三种，学校不组织美术专业教学，专业教学由本校美术教师自行组织或学生到社会培训机构学习，以画室为单位组织专业教学，在冲刺文化阶段学校或成立临时性美术生为主体的行政班组织文化课突击；第四种，学校不组织美术专业教学，本校无美术专业教学师资，不组织任何形式的美术生为主体的行政班进行文化课教学。

3.美术生阶段学习环境，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专业、文化学习由学校统筹安排，有轻松高效的学习环境；第二种，专业、文化由学校根据应考阶段划分，学习带有强烈的应对性，有浓厚的学习氛围，多见于后起的美术特色校；第三种，专业、文化由专业教师指导考生分解学习任务，学习环境相对稳定；第四种，专业、文化由考生自行安排，学校不能形成美术生合适的学习环境。

4.地域教育环境影响，大致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有浓厚的文化环境影响，社会对美术专业教学有着广泛深刻的认识；第二种，当地形成大规模美术专业教学气候，社会对美术专业教学较为理解和支持；第三种，当地开始形成规模化美术专业教学气候，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意引导，社会给予美术专业教学充分的关注；第四种，当地对美术教学理解较为模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或社会对美术专业教学的引导有盲从的倾向。

二、统筹、沟通、协同才能兼顾美术考生的专业与文化教学管理

1.学校应统筹美术生的专业与文化课教学。现在很多学校采取两条线交叉管理，即“校长室（决策层）—教务处（职能层）—教研组（执行层）”与“校长室（督导层）—年级组（实施层）—班级（落实层）”。第一条线着眼教学目标，第二条线着重管理目标，两条线都从校长室开始，实际到任课教师结束，两条线的效率需要校长室对教学和管理进行统筹，解决目标不同的矛盾。本文作者所在学校专门进行了四五年的管理变革实践，实践了以第一条线为主、第二条线为辅的方式，从中总结出设立不设立艺体班不是关键，关键是校长室的统筹安排，根据美术生专业和文化教学的需求统筹。

2.美术专业教师应承担多方沟通的职能。美术专业教师应为学校对美术生专业、文化教学管理建言献策，提出科学可行的建议，促成学校决策层、职能层、实施层与教学主体的需求沟通。在美术生专业、文化教学安排上，各方沟通不仅需要美术专业教师积极主动的态度，也需要必要的制度保障和各方认同，各层级、各环节的管理工作要尽可能地让美术专业教师参与、明确相应的权责，充分发挥美术专业教师的参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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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命名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秉琦先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于我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据“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将我国群星璀璨的考古学文化归纳为六大区,“区、系、类型”中的“区”不仅空间大于考古学文化区,而且“区、系、类型”中“区”的层次也高于考古学文化区。苏秉琦先生从全新的高度将“考古学文化区”的概念上升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不仅为考古学建立了更加广阔的时空框架,也为宏观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为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论,因此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已成为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基础③。考古学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实践,考古学理论应对学科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基于现有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探索虽具有前瞻性,然这一理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日渐显现出理论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而出现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区、系、类型”理论中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考古学文化的“系”和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苏秉琦先生对“区、系、类型”的定义如下:“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原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考古学专业名词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义不同。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定义,“区、系、类型”中的“区是块块”,属于空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区也同样属于空间范畴。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即海岱地区;尽管苏秉琦先生认为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属另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归属海岱地区的一个亚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包含了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划分,“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却包含着“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区、系、类型”的“区”似乎既可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又可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此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或以省命名,如“陕甘晋”“、山东”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长江下游”“、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学的基本标准④,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区”的命名,既无统一的标准,又无规律可寻。“区、系、类型”中的“系是条条”,显然属于时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同样属于时间范畴。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发展演进为龙山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的论述,“区、系、类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进而不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分期属于量变,而文化的发展演进则属于质变,质变是由量变的积累而发生的突变。因此,“区、系、类型”中的“系”与文化分期、文化演进的相互关系的区分,“系”的时间概念与文化分期和文化演进的时间概念的区分,显然存在着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围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又分为若干类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等,而龙山文化则有“城子崖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等。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区、系、类型”中的“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有着不同的概念。

“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与分支也同样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因此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⑤(图一)。而苏秉琦先生将我国东部沿海划分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显然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区,显然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区系划分的民族学属性。“‘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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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1867—1919年,自此进入现代考古学的开端),美国人庞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亚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应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动物骨骼,证明牛、羊、猪尚处于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状态,丰富了早期农业的珍贵考古学资料。[6]近乎同时期,在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19世纪40年代—1919年),戴尔(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脊椎动物遗存,结合狩猎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遗存,按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进行了科学的地层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年代序列,从而开创了美洲动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学的成熟阶段(1919年—20世纪4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前一阶段),文化生态学思想对考古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摆脱了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方法的束缚,与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合作,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来重建史前环境和分析史前人类的食谱,进而了解古代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8]20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马歇尔负责对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利用动物考古研究成果阐述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的经济类型。[9]20世纪30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安阳殷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了夏商时期的气候环境。[10]杨钟健对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骨骼进行了属种鉴定[11]。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 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篇10

在科技考古这个名称尚未出现以前,这方面的研究一般称之为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有时还称之为实验室考古。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科技考古这个词,20多年来科技考古这个词已经基本上被学术界所接受(1)。今天,大家都明确地意识到,科技考古包含了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全部内容。但是,这个研究必须以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为指导,必须带着考古学的问题开展研究,对研究结果的认识必须结合考古出土背景进行分析,即考古学研究的意识必须贯穿于整个科技考古研究的过程之中。在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科技考古正在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科技考古研究历程的角度回顾夏鼐先生当年凭借大科学家的学术敏锐和渊博的知识,努力推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历历往事,同样由衷地感受到这位学术泰斗的伟大之处。本文试图依据重读《夏鼐文集》里收录的有关涉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经典文章及其他资料,首先介绍夏鼐先生对中国科技考古研究的倡导作用及亲身实践,认识他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其次阐述自己对于如何沿着夏鼐先生规划的宏图,加倍努力,建设好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思考。

一、夏鼐先生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

的丰功伟绩

夏鼐先生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丰功伟绩大致可以分为作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从理论上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作为大学问家,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等几个方面。

(一)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

夏鼐先生多年来一直以中国考古学领军人物的地位及能力,倡导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推动多个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领域的建设。

比如,他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年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建立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早在1955年,夏鼐先生就在《考古通讯》上介绍20世纪50年代初,由美国科学家W. F. 利比(Libby)发明的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方法,指出它的重要性,并建议在国内建立实验室进行测定工作(2)。这篇文章距离利比发明这个方法的时间只有5年,距离介绍这种测定方法的著作的出版只有3年。除了及时撰文介绍国际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碳十四断代这个最新成果以外,20世纪50年代末,夏鼐先生经杨承宗先生介绍,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引进仇士华和蔡莲珍两位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积极组织实施在考古研究所筹建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到1965年5月,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开始测定出第一批标本的年代数据。到1972年《考古》复刊后的第1期,公布了第一批测定年代数据(3)。

除了建立碳十四测定年代实验室以外,夏鼐先生对于在考古研究所建设其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领域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不断吸引多个领域的专门人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夏鼐先生的直接领导下,考古研究所于1959年开始筹建常量化学分析实验室,1961年开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后来建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组。1963年开始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后来建立了动物考古研究组。1975年筹建热释光年代测定实验室。1978年成立实验化验室。1978年在实验化验室开始发射光谱分析工作。1980年在实验化验室开始金相分析工作。1984年在实验化验室筹建穆斯鲍尔谱分析工作等等。

在夏鼐先生的大力推动下,当时考古研究所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范围已经涉及到碳十四年代测定、热释光测定年代等年代学的研究,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研究,陶器、青铜器等器物的物质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等等,初步构建起一支具有多个领域的研究团队,在当时全国考古学界起到了很好的领军作用,发挥了重要的研究作用。

夏鼐先生除了在考古研究所内大力推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以外,还努力加强与所外多个科研和教学机构的专家们的合作,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石兴邦先生曾经提到夏鼐先生很重视考古发掘中古动物与古植物的研究,并鼓励大家尽量以最好的方法,采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各种标本,以便更确切地鉴定人类生存的年代及古地理、古气候状况,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对古人类文化的影响(4)。

何天相先生曾经提到夏鼐先生采集了甘肃敦煌西汉时期的简牍残片、棺木接榫、甘肃武威唐朝时期的马鞍,并把这些珍贵的木质材料送给他进行树种鉴定研究(5)。这属于植物考古研究的范围。

夏鼐先生与北京科技大学(原名为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院士交往甚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向柯俊院士领导的“中国冶金史编写组”提供过不少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标本和铁器标本,请他们进行金相和成分方面的鉴定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及时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柯俊院士合作,对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商代铜柄铁钺进行研究,证明这件铁器是用陨铁制成,这项研究成果在当时的国内外学术界都引起极大的反响(6)。

夏鼐先生还十分关注古陶瓷方面的研究,他专门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周仁所长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片和瓷片进行科学分析,提供科学性的技术鉴定。并在《考古学报》上发表周仁先生的研究文章(7)。当周仁先生等撰写的《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出版后,夏鼐先生专门为此写了书评,详细介绍此书涉及的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镇制瓷原料胎、釉的研究;景德镇瓷器质量的改进和中间工场生产试验;钴土矿的捡炼和青花色料的配制等等。强调此书对于考古人员研究古代陶瓷的启发作用(8)。

(二)从理论上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

夏鼐先生在与王仲殊先生合作撰写的“考古学”里,专门强调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都与考古学相关,比如在自然科学方面,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主要是协助研究遗址所在地区的地史和天然资源,从各个方面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主要是用以鉴定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动物和人类的骨骸,并判定它们的年代。物理学和化学则应用于对遗址的勘探,对遗物成分和性质的分析,并测定它们的年代。在工程技术科学方面,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应用于对遗址的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来的遗迹进行复原或在现场加以保存等。采矿冶金学、陶瓷学和染织学应用于对工场址、矿址、窑址等遗迹的考察,对铜器、铁器、陶瓷器、玻璃器、纺织品等遗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学则专门应用于对发掘出来的造船工场遗址和船舶的遗物进行考察和研究。他们还以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为例,用较大的篇幅详细讨论这些学科的原理、在考古学中应用的具体方面及其学术价值。他们还围绕方法进行介绍,如在测定考古资料的绝对年代时可以应用的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在判别各种器物原料的成分及其产地,并究明器物的制造方法和用途时,除普通化学分析之外,还有多种利用自然科学仪器设备进行测试的方法等(9)。

今天我们怀着敬仰之心重新阅读夏鼐先生当年的论述,仍然对其包含的科学性、前瞻性、现实性而肃然起敬,这些论述涉及到我们今天科技考古学科形成的基础。比如,对比科技考古研究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他们都使用同样的仪器设备,依据同样的分析原理,运用同样的技术手段,研究对象是同样的生物种属或由同样的物质结构和化学元素组成。他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科技考古研究的对象是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资料或属于古代的资料,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研究的对象除古代的以外,更多的是现代的资料。另外,前者的最终目的是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的行为,探讨当时的历史,而后者是认识物种的特征及物质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

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分别有自己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这就意味着学科之间的结合不是简单地合并到一起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需要把握好核心问题,需要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一起探讨和共同努力。

以如何认识碳十四年代测定为例,夏鼐先生在1977年就撰文提醒考古研究人员在涉及有关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时要注意三点。第一,有两个计算碳十四年代的半衰期值,利用不同半衰期值计算的年代数据不能够互相比较,如果要比较,必须先换算成使用同一个半衰期值计算的年代。由于不同年代的碳十四浓度是有变化的,对碳十四年代的数据需要作树轮校正。第二,碳十四断代实验室给出的碳十四年代后面的加减号和数字是统计学上的标准偏差,无论是一个标准偏差还是两个标准偏差,实际年代有可能在这个偏差范围之外。第三,除统计学偏差以外,由于污染、标本本身的特殊性质等多种原因都可能引起年代误差。所以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十四年代才是有价值的,而一两个孤零零的数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10)。

这三点认识涉及到如何科学地、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和应用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也涉及到在考古现场采样时就要防止标本的污染以及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由于多种原因可能引起的误差。到30多年后的今天,夏鼐先生当年提到的这些认识仍然是我们考古研究人员要时刻注意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除了详尽地论述在具体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外,夏鼐先生还就整个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的问题提出总体思路。他认为考古学中有些问题是考古工作者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的,只能提供资料请科技史专家或科技专家帮助我们进行鉴定和研究。但是考古工作者要明确提出想解决什么问题,以便别人能够配合我们进行研究。我们提供实物标本时首先要搞清楚出土的情况。如果科技专家科学分析的结果,产生难以解答的新问题,对提供的资料产生疑问,我们考古工作者便应重新核查自己采集标本时是否有疏忽,是否有些情况没有搞清楚,或者不够确切,最好我们能自己加以改正(11)。

夏鼐先生强调了考古研究人员在提供样品时要有考古学的思考,这样才能把握好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研究的方向,努力做到有的放矢。用考古学的思考来主导样品采集、测试的目的,这是当今科技考古的精髓。夏鼐先生还强调了考古出土状况如何决定了材料的科学价值如何,因此对于考古出土背景的把握必须慎之又慎。要充分重视考古材料出土状况的科学性,这是最终提出科学结论的基础。夏鼐先生曾经几次提到有些所谓重大发现,实际上来自被污染的样品或有特殊背景的样品,这样的教训永远应该引以为戒。夏鼐先生的这些认识可谓是从宏观上把握住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的核心问题。

(三)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

夏鼐先生经常强调一点,要做好考古学研究,一定要对许多关系密切的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例如科技史、狭义的历史学(包括文献学和考据学)、民族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生物学、化学等等(12)。从现在的思考而言,这里面就涉及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内容。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夏鼐先生不仅是这个方面的提倡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者,他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方面涉及到多个领域,有些方面的论述至今尚无人望其项背。

比如在碳十四测定年代研究领域,夏鼐先生在第四批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发表以后,发表了著名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他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的作用,认为从前对于有文字记载以前各种文化的绝对年代是没有办法作正确的断定,史前的年代学几乎是完全建立在主观臆测和推论上,由于利用碳十四测定年代法,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学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还在文章中借用其他学者的话,把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称之为20世纪史前考古学中的大革命(13)。后来,他自己也进一步提出,由于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有了时间关系的框架,使中国的新石器考古学有了确切的年代序列而进入一个新时代(14)。夏鼐先生利用已经测定的、经过审核的、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94个数据,全面整理了几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及中原地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测年数据,另外还整理了华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文化的遗址,基本上把当时所知的中国史前各个文化的年代序列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清理。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观点,否定了原来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的旧说(15)。

在天文学领域,夏鼐先生依据自己的渊博知识,对河南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12幅星象图及河北宣化辽墓的星图进行解读,详细阐述了中国二十八宿的由来及特征,指出尽管依据文献记载,二十八宿体系在中国创立的年代最早是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但可以根据天文现象推算到公元前8至6世纪。同时,也介绍了起源于巴比伦、完成于希腊的黄道十二宫的特征,并探讨了其传入中国的年代可能早至隋代。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是和天文学中其他成果一样,最初起源于生产实践。中国和西方的劳动人民累积生产实践的长期经验,分别创立这两种体系来划分天球,以便于观测日、月、星辰等运行的位置,从而规定季节岁时,以便利于季节性的生产活动(16)。

在冶金考古领域,夏鼐先生围绕湖北黄石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研究,确定古矿井大多集中在大理岩和火成岩(花岗闪长斑岩)的接触带上,依据各种遗迹现象认识古代人为挖取矿石而开拓巷道时,专门制作了木质的不同形制的矿井支架,构建相当完整的排水系统,依靠井口高低不同产生的气压差所形成的自然风流确保矿坑下的氧气供给,使用辘轳提升矿石等等。依据热释光测年,将几座古炉的年代定为春秋时期。当时冶铜的原料是孔雀石和自然铜等含铜品位很高的矿石。通过炼铜模拟实验,对实验结果进行化验,与出土遗物的化验结果进行比较,对当时正常的冶铜生产需要具备的条件、古炼炉的性能、春秋时代的冶铜业达到的水平等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大致复原了当时的整个冶炼过程(17)。通过请相关研究人员对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进行重新鉴定,应用密度测定、光谱分析、X射线物相分析和电子探针等技术开展研究,确定它们都是银制品,而不是以前所说的铝,纠正了 “晋代已经存在金属铝”的错误说法。另外,还依据此墓曾经被盗掘的事实,认为以前检测发现的碎铝片,很可能是后世混入的(18)。

在古代的纺织技术研究领域,夏鼐先生通过对新疆尼雅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绮、锦和刺绣开展研究,从经纬线各自的数量、经线起花、锁绣法等织造技术的分析入手,探讨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发展史以及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19)。他依据对考古资料的判断、对养蚕技术及蚕丝的物质结构的认识、对古文字资料的理解、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对纺织技术的把握等等,再现了汉代和汉代以前中国丝绸生产技术的一般状况,为认识中国丝绸在世界的影响及古代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

夏鼐先生通过对宋代的杰出科学家沈括的研究,用《沈括与考古学》为名撰文介绍,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他一直强调的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开展考古学研究的用心。如他在文章中指出,沈括用冶金学原理解释古剑,用光学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用民族学材料来比较汉画像石上的古衣冠和祭器,用度量衡学来研究汉代及秦汉以前的长度和容量等。甚至谈到沈括注意到古代地形和气候的变化,其研究方向已接近于现代的所谓“环境考古学”(21)。

夏鼐先生还依据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相当全面地阐述了古代人民创造的天文和历法、数学和度量衡、地学、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纺织、陶瓷和冶金、医学和药物学、农业科学等等,强调了中国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以及对于世界科技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22)。

(四) 小 结

由于自己孤陋寡闻,才疏学浅,在介绍夏鼐先生当年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丰功伟绩时,肯定还有遗漏之处,尚祈前辈学者及同行们多多补充,我在此先感激不尽。我个人深深体会到,夏鼐先生在世的年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构建全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填补多个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当时的考古研究人员全力以赴,在许多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通过认识发掘出土的各个遗址中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态特征,归纳出由一群遗址组成的一个文化或类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态特征,依据这些遗迹、遗物的形态特征总结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从中寻找各种物质文化成分在历史进程中变化的线索。夏鼐先生当时为领导这方面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但是即便在那样的学术背景下,夏鼐先生已经高瞻远瞩,看到了日后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在考古研究所设置多个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领域,推动全国有条件的研究或教学机构开展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从理论上阐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重要性,帮助考古研究人员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并且身体力行,用考古学家的思路,凝练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成果。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为后来中国科技考古的大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人才准备、资料准备和实验室准备等等。大科学家的大思考、大决策、大举措、大手笔在此可见一斑。

二、 沿着夏鼐先生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

考古学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其研究内容已经由原来通过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的形态特征确定一个遗址、一个类型或一个文化的年代早晚、文化特征,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遗址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是为了全面或部分地展现处在特定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内的自然环境状况,人类社会的生存活动、生活方式、制作工艺、社会组织、礼仪制度、丧葬习俗、祭祀特征、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如果说当年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态特征进行研究可以形象地再现其当时的原貌,从时空框架上把握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那么现在通过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物质元素和结构分析等研究则可以科学地再现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与演变及人类与之相适应的互动关系,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征和风俗习惯,古代人类采集、狩猎、种植、饲养等一系列获取食物资源方式的演变过程,各个时期的人的食物种类和数量比例,不同时期和不同等级的人是否存在食物差异,不同时期的人进行随葬和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各种动植物种类和特征,古代人类制作各种器物的原料、技术与方法及发展过程,文化与文化之间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等,同时,还能提高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科学性。夏鼐先生当年开始筹划构建的科技考古学科已经在两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方面是对遗迹和遗物进行鉴定、测试和分析,开拓了传统考古学所不能涉及的多个研究领域。另一个方面是确认遗址、遗迹的位置、面积、布局,对各类考古资料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极大地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效率与精确度。在考古学中强调科技考古是时代向考古学提出的要求,也是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决定把原来的实验化验室、体质人类学研究组、动物考古研究组、绘图室、修复室、照相室等部门合并到一起,成立科技考古中心(原名为考古科学技术实验研究中心,曾改名为考古科技中心),科技考古中心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与技术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15年来,科技考古中心先后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扶持学科、重点学科和6个重点研究室之一。现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具备多个实验室,拥有一批活跃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主持完成过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出版了多本具有开创或完善学科建设价值的专著,用中文、英文、日文在国内外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数百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多个实验室建成了系统规范的标本库、资料库和数据库,获得了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科技考古中心以其整体实力在亚洲地区的科技考古研究中名列前茅。

从更大的范围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一个建设、完善科技考古研究机构的,拉开了中国科技考古大发展的序幕。这具体表现在多家国家级的科研和教学单位中专门成立了包括多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机构,不少省级文物考古单位里都有专人从事科技考古不同领域的研究。一些科研和教学单位中都开始培养专门从事科技考古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科技考古研究已经大致可以分为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研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物质元素和结构分析、计算机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等多个领域。基本上每隔2年举办一次的全国性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已经连续召开了十次会议。一批科技考古的专著得以出版。科技考古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支持科技考古、依靠科技考古、发展科技考古与强化科技考古已经成为整个考古学界的共识。

今天,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做好科技考古工作,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我个人认为,对照夏鼐先生当年的谆谆教导及身体力行,要做好今后的科技考古研究,尚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科技考古要努力加强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

夏鼐先生曾经说过,考古学是利用古代留传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古代人类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和它们的演化过程。考古学研究的遗迹、遗物等实物资料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考古学上的有些问题是需要请科技史专家或科技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的(23)。我们要做好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就要强调科技考古全面、系统地参与到每项考古调查、发掘中去。即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共同参与设计和规划,在考古研究人员的主导下,结合不同的考古实际状况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同时要一起开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结合探铲钻探,大致搞清楚遗址内的布局,为合理地布方、有计划地开展发掘提供思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要有计划地采集碳十四系列样品,保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科学性。要对古代遗址形成及废弃过程中的自然环境状况进行研究,认识当时人的各种行为的自然环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动植物遗存,开展形态学、DNA分析和食性分析,科学地把握当时人的体形特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现象在内的各种信息;认识当时人的食物资源的种类、比例及获取方式,了解当时人利用动植物进行祭祀、随葬及战争的行为。要对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内的残留物及特定环境里的土壤进行各种物理和化学分析,认识有关古代人类生产工艺、原材料来源及当时人的一些行为特征等内容。上述的各项认识都应该输入地理信息系统,再结合考古学发掘、研究的内容,进行各种分类或综合分析。最后,以考古学研究为主线,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多学科研究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古代社会。

(二)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成为复合型人才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要做好考古学研究,一定要对许多关系密切的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24)。夏鼐先生对考古研究人员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要了解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知识。其实,从本质而言,这个要求也适用于那些对考古研究感兴趣的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他们也需要对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内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考古研究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这些不同的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因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进,考古研究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互相都有一个学习对方的过程。考古研究人员要认真了解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探讨物质世界的各种方法和原理,开拓研究思路,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则要注重认识考古研究人员是如何去解释古代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充分利用多种仪器设备的性能,开发各种考古资料的价值。研究人员只有通过这样一个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才能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运用在勘探、考察、鉴定、测试、分析各种与考古相关的资料中,而这样的研究结果才能与考古学的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出科技考古研究的学术价值。现在一些科研和教学机构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今后,有条件的大学还要加强对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开设科技考古的课程,系统地培养复合型人才,引导他们以新的思维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开展工作,为在全国范围的考古实践中广泛开展科技考古研究打好基础。

(三)以考古学文化的观点为指导开展研究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研究考古学文化必须要注意三点,第一点是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第二点是共同伴出的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第三点是我们必须对于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25)。这些研究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对于指导我们做好科技考古研究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可以帮助我们把对特定遗址的某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具体看法,放到这个遗址所属的由多个遗址组成的考古学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如果属于同一个文化的其他多个遗址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要把新认识和从其他多个遗址里已经得出的认识进行比较,把握他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认识。如果其他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遗址数量不多,我们则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属于同一文化的其他遗址开展工作。从考古学文化层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结果,必须建立在对一定数量的遗址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另外,在系统总结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某个科技考古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与文化间的同一领域的比较研究,从中归纳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关联性、变异性、差异性等,以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认识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如果其他考古学文化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则要努力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全国的范围内、在大跨度的时间框架里提出科技考古某个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要建立在对多个文化内的同类遗存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

(四)推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夏鼐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要借用多种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开展考古学研究(26),这已经涉及到考古学方法创新的问题。通过总结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年代学等方法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据考古学实践的需要,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这些方法,使之逐步适应考古学的研究,成为考古学自己的方法。重温这些方法的形成过程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通过借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和数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食性分析、DNA分析、成分和结构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再一次证明科技考古的应用价值,科技考古对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极大地促进,科技考古的实践过程正在带动考古学方法的进一步多样化,我们要以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年代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为鉴,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识地补充和完善科技考古的各种研究方法,逐步做到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里分别包括的野外调查、采样、鉴定、测量、实验、化验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积极推进考古学方法多样化的创新过程。

三、 结 语

今天,中国科技考古学科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这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夏鼐先生的英明决策和身体力行,得益于前辈学者们的大力开创,得益于广大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刻苦钻研,得益于学习科技考古的青年学子们的勤奋努力,也得益于全国广大考古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相信只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我们获取的信息资料就会越来越丰富,我们涉及的研究领域就会越来越广阔,我们得到的研究成果就会越来越精彩,考古学的明天就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注释:

(1) a.王昌燧:《前言》,王昌燧主编:《科技考古论丛(第二辑)》,第-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年。b. 赵丛苍主编:《科技科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c. 杨晶、吴家安:《科技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d. 陈铁梅:《科技考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e. 袁靖:《科技考古》,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25~466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夏鼐:《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上的应用》,《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考古》1972年第1期。

(4) 石兴邦:《论古文化与古环境》,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第5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

(5) 何天相:《中国之古木(二)》,《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第五册,第217~293页。

(6)、(7)、(11)、(12)、(24) 夏鼐:《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99~30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8) 夏鼐:《评周仁等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504~50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9)、(26) 夏鼐:《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13)、(15)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75~40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4)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402~4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6) a. 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77~3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b.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91~4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7) 夏鼐:《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34~4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8) 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48~45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9)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盒刺绣》,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05~3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0) 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38~36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1) 夏鼐:《沈括与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65~48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2) 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83~28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篇11

三星堆文化简介：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考古学界把三星堆遗址第二期起连续几期文化遗存称为三星堆文化，其年代下限存在争议。

基于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以及在1980年以后的多次发掘中，三星堆遗址考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涵。

根据三星堆遗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又具有一群区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特殊器型，发掘者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研究涉及面极广，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不少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新成果不断问世，同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也存在不少分歧。

形成发展：

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从长江中游经三峡西迁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时西迁的还有鄂西川东峡区的土著民族。

三星堆文化可以说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东峡区土著文化的联盟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

通过鄂西地区、三峡地区这样的传播路线进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在当地相当发达的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以后的二里岗期商文化也是通过这样的传播路线与三星堆文化发生联系。

篇12

在当今生活快速变化的时代,在世俗化和市俗化日益浸入社会的时代,各种事物的流行与传播正以加速度的节奏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中国的乐坛上,高雅音乐与流行音乐平分秋色,甚至流行音乐更为火爆,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存在与状况,我们必须正视她、分析她,让她不断良性地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传播学角度,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回顾,并对几个热门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一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文化有雅俗之分,音乐也有同样的区分标准。但是,如果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流行音乐”的称谓显然是“舶来品”。

所谓流行音乐,英文为Pop Music,是指那些音乐曲式结构短小、内容通俗易懂,主要以爱情、友情、亲情为主题,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也有的会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流行音乐本质为商品音乐,即以赢利为主要目的而创作的音乐。它的市场性是主要的,艺术性是次要的,“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比任何一个概念都科学、合理、准确地表现出流行音乐的特性。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通俗”指易解易懂,“流行”指广为流传,那么,像《东方红》、《南泥湾》、《歌唱祖国》等歌曲,内容通俗易懂,流传范围广泛,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为通俗歌曲或流行歌曲。但是,这些歌曲绝不能称为商品歌曲,因为它们绝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创作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是如何科学、合理、准确地界定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异质的。

流行音乐文化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由最初的大众音乐演变而来,并成为大众音乐重要的分支之一。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由多民族文化汇集而成的爵士音乐,这是现今流行音乐最早的起源。这种新兴音乐,以它独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博得大多数人的好感,迅速风靡全美国,又很快传遍西欧各国直到世界各地。爵士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源于美国南部新奥尔良的一种流行音乐,是美国黑人从非洲带来的传统音乐与欧洲音乐长期融合的产物。二战后的流行音乐中有摇滚乐、蓝调和新的爵士乐“比博普”。7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风格更加多样,表现在具有即兴性、强调借助和运用电子手段、注重话筒的操纵技术、商业化倾向日趋明显。流行音乐的发展日益走向繁荣,形成了以爵士乐,廷潘胡同歌曲,乡村音乐,摇滚乐,Hip-Hop,R&B,RAP为代表的流行音乐风格。这种世界性的流行音乐风潮,给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以重要影响。

今天,流行音乐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在器乐作品中,它包括丰富多彩的轻音乐、爵士乐、摇摆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圆舞曲,以及其他不同风格的舞曲和各类小型歌剧的配乐等。流行音乐器乐作品的特点是:节奏鲜明,轻松活泼或抒情优美;演奏方法多种多样,即兴性很强,并且音响色彩多变、丰富;乐队规模不大,织体层次简明。而现代,为了寻求更多的印象效果,作曲者又加入了电声乐器及更多的电子音色。

流行音乐声乐作品的特点是:生活气息浓郁,手法通俗,曲调顺口,易于传唱;歌词多用生活语言,容易被听者接受和传唱;演唱者多是具有一定风格的被大众熟知的歌星,发声方法各有千秋,演唱时感情重于声音技巧及对音色的处理,自然亲切,加之小型乐队的伴奏与歌者的歌声融为一体,比较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流行音乐文化作为一种以消遣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现象,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脉络息息相关,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具备的三种特性也与其他大众媒介区分开来:一是流行音乐文化的主题内涵不断重复,具有穿透阅听人之意识的能力。二是流行音乐多属非叙述性形式,强调对接收者的身体、生理与感官能力的刺激。三是流行音乐文化是一种经验上的形式,音乐是属于艺术而非科学的领域,是对某一经验的体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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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考古；研究；模式；对策

引言

中国考古研究时代比较久远，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考古实践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与考古环境和考古的要求相比，中国的考古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考古研究的模式分类

不同的分类角度，考古研究模式并不一样，本部分，笔者从考古环境的角度对当前中国比较流行的几种考古模式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地理环境考古模式

地理环境考古模式是由周昆叔最先提出来的，他根据自身的工作实践，结合中国考古环境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地理环境考古模式。地理环境考古模式强调的是：在考古过程中，首先进行勘探定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探测验证，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开发挖掘，并从人类的行为、地质结构的构成、地形地貌以及工艺过程中收集有关的考古环境信息。该种考古研究模式主张的是在环境考古工作过程中，考古研究者首先应该去探索环境的演变规律，并根据环境演变的规律所导致的地质结构的变化来分析由此导致人类生活环境场所所发生的变化，来分析人类进步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环境——人类活动——文化”三者之间考古关系的表达。这一模式同时还具备了自然科学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特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二）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模式

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揭示的是环境考古学考古遗存与其赖以“生存”并发展起来的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发展的关系，来通过考古研究揭示人类的行为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演变之间的规律变化。该种模式的环境考古模式具备一定的现实事实基础：（1）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考古模式基本上都属于物质文化，而这些物质文化基本上都取自于“自然”；（2）传统意义上的考古文化中，尤其是关于生产工具方面的考古都直接取自于自然环境，因此，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三）资源环境考古模式

资源环境考古模式是由汤卓炜在其《环境考古学》一书中首先比较完整地、系统地提出来的。资源考古研究指得是环境考古根据反映人类各个时期生活环境的信息、资料以及开发出的遗存物，并利用环境学考古的理论方法、理论技术等，来研究古代人类的环境特征以及历史演变之间的规律性，进而根据这些规律来分析环境、人类以及与其赖以存在的文化特征、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该种模式在前两种模式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系统化了环境考古的理论过程和模式，完整的环境考古模式应该包括踏勘、探测、挖掘，然后再根据挖掘出的文物来分析地质地貌、古代生物学的特征等有关方面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来分析各个时期的人类的行为、地理环境、物质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形成完整的考古报告。该种模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以资源的利用为切入点，环境考古的空间也被相应地划分为考古区域、遗址区域以及遗址等三个层次，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资源环境考古模式实现了与西方考古环境之间的接轨，标志着以遗址作为核心、以资源利用为关键点、以环境理论为特征的资源性考古模式的正式形成，这也是当前中国环境考古模式中比较常用的一种环境考古模式。

二、考古研究模式存在的问题

三种比较典型的环境考古模式在中国环境考古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其所强调的重点来看，每一种考古模式都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环境考古模式存在的问题

该种模式在早起环境考古模式中应用的较为广泛，而且在研究环境与人文、生活形态方面也起到了积极地意义，但是，该种模式也存在诸多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搜集不够准确，而且将信息的搜集与考古研究混为了一谈；古代环境与人类生存行为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我们所猜想的之间的关系；古环境与各个时期生产工艺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该种模式所倡导的环境考古模式将人类的行为、地质地貌以及生产工艺作为环境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与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出现了偏差。

（二）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模式存在的问题

文化历史环境将工具、手段以及人类活动作为考古的重要载体，并单独将手段作为了一个文化的概念进行运用，这就为环境考古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比较具有实际意义的“媒介”。但是，该种环境考古模式仍然没有摆脱考古学文化背景下的考古学研究的“桎梏”，仍然将考古研究认为是特定的、对考古学文化的考古遗存以及作为整个考古学文化生存背景之下的自然环境、遗存两个主要的部分。仅仅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与前文提到的地理环境的考古模式的确定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二者之间的界线也并不是特别的明晰。

（三）资源环境考古模式存在的问题

资源环境考古模式在考古实践中，由于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和把握是建立在“考古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很容易将考古文化作为整个环境考古的核心，对环境背景的考古就出现了偏差，这种先入为主的特征使得环境考古的价值也出现了“折扣”，容易先入环境可能论的误区，而且还将历史环境、人类行为以及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简化，环境考古的目标也出现了偏差。但是，与前两种考古模式相比，该种考古模式仍然相对比较完善，研究的价值也较高，因此，其成为当前环境考古模式的主体就成为必然。

结论

中国现代的环境考古研究为我们深入地了解历史环境的变迁提供了可靠的渠道，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的考古学一直是建立在文化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这就导致无论哪一种环境考古模式都将考古的核心定位于考古学文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环境考古的发展，因此，中国的环境考古学者们，应该从文化考古中走出来，应该更加尊重当时的历史特定的环境，以实现促进中国环境考古的快速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许永杰.中国考古层位学的里程碑之作——《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导读[J]. 南方文物，201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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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贡献

东灰山遗址炭化小麦再议

难忘在邹衡先生身边学习的日子

先生睿智之光指引我的学术路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聚落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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匼河6054地点1963、1978年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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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日本海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东南亚古文化研究的几个课题

中国东南史前文化及其交流

试论关中仰韶文化早期的折腹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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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新石器时代华北袋足器的演变及其背景

东北地区近几年旧石器考古的新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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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采集者的相互关系:来自西亚的认识

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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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商洛东龙山遗址所发现的龙山时代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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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邹衡先生在新疆考察的往事与回忆

岁月留痕——严文明先生学习、工作照片

粤东闽南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谱系

河姆渡与中国东南史前的低水平食物生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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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空的智慧难忘的友谊——忆与邹衡先生往事七则

求实创新探索前进——学习邹衡先生的治学精神

点点滴滴润心田——纪念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

嵩山东南麓MIS3阶段古人类的栖居形态及相关问题

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论古代系绳石刀的功能——兼谈民族考古学方法

河南巩义市北侯村现存的陶器磨光工艺技术调查

试论史前中国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的历史进程

李家沟、大岗与柿子滩9地点的地层及相关问题

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区域特征与发展阶段

中国南方早期陶器的年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标志的问题

粤西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编年及相关问题的考察

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格局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怀念邹衡先生

移民、贸易、仿制与创新——宗日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分析

孜孜矻矻是本色求真唯实夏商周——怀念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