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贸易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渔业贸易，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问：辽渔集团实施大贸易和渔业全球化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紧紧抓住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加强远洋捕捞能力的同时，不断加大国外资源引进力度，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品尝到世界级的天然海洋食品。您对此作何评价?

答：日本农业水产省水产厅与辽渔集团是非常友好的合作伙伴，我与贵公司交往多年，对贵公司的印象非常好，给我的感觉是，你们这个企业一直在努力寻求创新，一直在致力更大发展。对于辽渔集团大贸易发展战略，我非常钦佩和赞赏，对你们未来的大发展充满信心。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以蓝色海洋经济为主的辽渔集团，一定会大有作为。

问：这次日本来参加青岛渔业博览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在展会上展示和推介哪些产品?

答：今年“3・11”大地震发生后，日本的水产品销售陷入困境。感谢中国农业部渔业局和辽渔集团大力协助我们参加这次渔业博览会，让我们能够借这个平台，向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渔业厂家、商家介绍日本水产品的安全性，以及灾后水产业的复兴状况，目的是让大家继续信赖日本的水产品、消费日本的水产品。这次我们展出和推介的产品主要有：秋刀鱼、鲣鱼、鲑鱼、金枪鱼，这些鱼品质量上乘，经过了严格的安全检测，可以放心食用。尤其是鲑鱼，以前我们都是出口到欧洲，这次在青岛渔博会上推介，也想让中国消费者进一步了解日本水产品的安全性。

篇2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基于联合国HS（REV.04）标准，以海关进出口税则中03章项下的7类鱼类产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和韩国渔业产业内贸易现状，并对影响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两国经济规模差距增大、人均收入差距增大和贸易伙伴国较高的贸易开放程度是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的主要推动因素，韩国对华渔业直接投资对中国渔业加工业具有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韩渔业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展。

关键词 ：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李晨（1982-），女，经济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李华（198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836588042@qq.com。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4.12.020

韩国作为中国的邻国，有着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及比较发达的海洋渔业产业，随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的不断推进，中韩在海洋渔业方面的贸易往来不断深化。海洋渔业产业内贸易发展具有改善国际分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提高渔业贸易水平等重要作用。研究我国与韩国渔业产业内贸易现状以及影响因素有利于深入了解中韩两国渔业贸易方式，为中韩更好地开展渔业产业内贸易、调整我国国际分工中的角色、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提供重要参考。

1文献综述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领域，其中主要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选择。张宏、从静（2006）把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产品差异化、国际投资、区域经济和地理经济作为中韩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构建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发现中韩经济规模的差距和规模不经济是阻碍中韩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而韩国对华投资和中韩区域合作对中韩产业内贸易具有重要推动作用[1]。赵放，李季（2011）依据SITC 5-8类产品数据，对中日双边产业内贸易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不仅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中日人均GDP差异，市场规模差距也同样对中日产业内贸易有重要推动作用[2]，白霜（2013）则按照HS编码分类规则，对中韩贸易前10种商品进行产业内贸易分析， 发现中韩商品的出口和进口结构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因而在国际市场存在竞争关系，而中韩产业内贸易更多地依赖于比较优势，而不是规模经济和相似需求，因而属于弱产业内贸易[3]；二是针对渔业产品的计量分析。崔茂森（2006）根据TC 指数的变化，胡求光、霍学喜（2007）使用资源禀赋系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竞争优势指数进行分析均得出了我国渔业产品资源禀赋条件较好，但是竞争力在不同程度地下降。邵桂兰（2011）使用G-L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对中日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趋势及各种水产品竞争力进行分析，得出中日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较低，但产业内贸易指数较为稳定，竞争力方面我国水产品总体处于优势地位，在大多数水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4]。

国外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内贸易理论的拓展。Christel Elvestad（2009）比较了智利和挪威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战略以及鲑鱼的市场准入，发现智利相对挪威更为成功，并强调挪威通过FTAs提高市场准入以求更好地与智利竞争。Max Nielsen（2009）又基于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鱼类贸易自由化对国家福利的影响，认为在对可再生资源非最优管理的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可能导致过度开采，减少国家福利，并提出应制定合乎实际的管理计划加以监管；二是产业内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Kyoji Fukao， Hikari Ishido，KeikoIto(2003)通过采用日本电子机械产业对东亚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东亚产业内贸易的形式及其决定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亚垂直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5]。P.Guillotreau（2000）对鱼类海产品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回归分析后发现汇率、贸易壁垒和地理距离对鱼类海产品出口有较大的影响。

在以上学者的研究中，提出了影响产业内贸易的众多指标，发展了研究产业内贸易的主流方法，这些成果为深入了解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目前众多研究中还未有对中国与韩国渔业的产业内贸易状况做出探究。为此，笔者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韩两国的渔业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回归检验，分析影响渔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为中国与韩国之间开展渔业产业内贸易提供合理建议。

2研究模型与数据

2.1模型构建

在本文中，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衡量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水平[6]，其表达如下：

IITi＝ 1－（ Xi－Mi）／（ Xi ＋ Mi）

其中，Xi和Mi分别代表渔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IITi的取值范围为[0，1]，IITi值越大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IITi= 0时，表示没有产业内贸易；IITi=1时，表明该产业进口与出口平衡。通常认为当IITi＞0.5时，表示此时渔业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反之则表示产业间贸易占主导地位。i表示按照HS编码标准分类03章中0301到0307的7类渔业产品，其中0301-0305类主要是鱼以及以鱼为原料加工生产出的产品，0306-0307类主要是甲壳动物和软体动物为主的渔业产品。

借鉴SWT模型（Sawyer，Sprinkle and Tochkov，2010），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IITi=β0+β1DGDP+β2DPERC+β3NFDIGDP+β4TROPEN +ε（1）

2.2变量说明

现对上述模型中的各变量做如下说明：

（1）经济规模差距（DGDP）表示韩国与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差距。DGDP数值越大，意味着两个经济体规模差距越大，预期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所以DGDP变量的回归系数应为负值。一般来说，两国经济规模越接近，产业内贸易比例越高。预计韩国与中国经济规模差距越大，渔业产业内贸易会越少。此处两国经济规模差距测算，首先计算出权重指标：

ω=GDPK/(GDPK+GDPC)（2）

其中，GDPK代表韩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C代表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利用这个权重指标ε再计算出两国经济规模差距的指标DGDP[7]，公式如下：

（2）人均收入水平差距（DPERC），表示韩国与中国人均收入差距。通常消费者对特定产品的需求和其自身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函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特定产品的消费需求更高，从而提高产品需求差异化。人均收入差距被用来作为衡量对产业内不同品质产品需求的变量，如果收入水平相同或者相似，那么这两个国家的需求模式以及消费偏好就相似，则产业内贸易规模就较大，反之产业内贸易规模较小。在韩国与中国人均收入差距指标计算方法上采用与DGDP相同的方式。

（3）外国直接投资（NFDIGDP），表示韩国外国直接投资（FDI）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就是资本的流动，它绕过了关税壁垒，实现了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地域性转移。这是因为被投资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廉价的劳动力等，节约了生产成本。但从东道国的角度讲，提高了就业率，有效地进行了技术转移，大多数投资者并不愿意将本国的技术引入到所投资的国家，这也跟产品的性质、企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有关[8]。在渔业中，韩国在中国的渔业投资会替代中国基础性渔业产品的出口，但同时也会促进中国中间性渔业产品的出口。

（4）贸易开放程度（TROPEN），表示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TROPEN此处理解为贸易依赖度或对外开放度指标，衡量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开放度。开放程度较高，代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深，从预期上来讲应该与中国的渔业产业内贸易系数更高。

2.3数据来源

本文中韩渔业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按照产业分类的四分位数据来计算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指数，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数据、外国直接投资净流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余数据来源于ADB KEY INDICATORS数据库。结合以上数据，开展如下实证研究。

3实证分析

根据报告期HS编码，03章有7类渔业产品，分别见表1。

3.1G-L指数测算

根据联合国COMTRADE 数据库中2001年——2012年数据，首先核算0301---0307项目下，中国与韩国的渔业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见表2。

产业内贸易指数是用来测度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数，在0到1之间，指数值越大，代表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一般情况下，当中韩两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0.5时，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此时认为两国间产业内贸易为主导，当两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小于0.5时，则认为两国间产业间贸易为主导。观察以上表2的数据可得：中韩间0307项软体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其他项下很少有产业内贸易。

由于中韩间渔业产业内贸易集中在0307项下，于是以下实证分析采用中韩0307项数据为研究对象，做如下分析。

3.2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检验

产业内贸易一般可以细分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这两个指标可以进一步表明中国与韩国在渔业产业内贸易中的分工格局。其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是指贸易品质量相似，只是在产品特性或属性上有所不同，它是基于消费需求多样化和产品生产规模化、专业化而发生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的是贸易品之间通常存在明显质量差异，它是一种基于产业内国际垂直分工的贸易形式。以下运用区分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广泛使用的方GHM法[9]，其计算公式如下：

GHMi= UVx / UVm（4）

其中GHMi 表示第i种渔业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的产业内贸易结构指数，UVx和UVm分别表示第i 种渔业产品的单位出口价值和单位进口价值，通常分别用贸易产品的单位出口价格Px和单位进口价格Pm为依据来计算。通常认为，如果0.75≤GHMi≤1.25，则第i 种渔产品属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如果GHMi＜0.75 或GHMi＞1.25，则第i 种渔产品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根据以上方法，将2001—2011年中韩渔业产品贸易0307项目数据代入公式（4）可得到数据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2001年、2007年、2008年中国与韩国两国在渔业0307项存在产业内贸易，而GHM指数均大于1.25，表明中韩两国渔业产业内贸易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2004年、2011年中韩之间渔业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但此时GHM值也比较大，靠近1.25，表明此时中韩渔业间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渔业产业内贸易。这一结果说明中韩两国间渔业产业内贸易的产品存在比较明显质量差异，在整个中韩两国渔业产业中，中国处于产业垂直分工的底层，主要负责高能耗，高劳动力消耗的低端鱼类产品捕捞及简单加工，而韩国则主要负责了高层次鱼类产品的捕捞和深加工，其鱼类产品附加值较高。此外由于中韩两国间居民收入水平差异所引起的，韩国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自古就大大增强了居民对鱼类产品的依赖性，又因韩国消费者收入水平整体较高，于是会偏好高档渔业产品，而我国消费者收入水平较韩国偏低，偏好中低档渔业产品。

3.4回归结果及分析

此处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将所得数据依据方程（1）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中日数据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在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中，LDGDP所代表的经济规模差距和LDPERC所代表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在回归结果中系数为正，说明两国随着经济规模差距越大，渔业产业内贸易会越大，与预期不符，此处主要是由于中国与韩国的居民消费水平整体来说有较大的差异，我国居民所消费的产品多以低档或者初级产品为主，而韩国居民则对高端消费品的需求较大，随着两国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逐步增大，两国居民消费出现两极化，低档或者初级渔业产品消费集中在了我国，而高档产品消费主要集中在了韩国。LNFDIGDP外国直接投资系数为正，表示韩国对中国的FDI投资对中韩两国渔业产业内贸易有促进作用，这说明韩国对中国的渔业领域投资使得一定程度的渔业产品捕捞加工技术和产业从韩国转移到中国境内，尤其充分利用我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我国相对低端的渔业产品进行深加工，使得生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再次出口到韩国，增加了中韩两国间渔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值。LTROPEN系数为正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处与预期相符，一国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则贸易便利性提高，其参与渔业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

4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及影响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HS编码0307项下的软体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产品；中韩两国间渔业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辅以一定程度的产业间贸易；中韩两国经济规模差距、中韩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增大和贸易的开放程度的提高将都会促进两国之间开展渔业产业内贸易；韩国对华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产业内贸易促进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以促进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第一，加大对渔业产品加工业的支持力度。中国现在渔业产品的出口还是以基础性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因此我国政府应当从财政、税收、法律法规等相关政策上给予渔产品加工企业优惠与辅助，促进我国渔业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创新，生产高附加值的鱼类产品，在参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第二，进一步提高中韩的贸易开放程度，努力构建和完善中日韩自贸区，充分利用自贸区带来的贸易上的政策优惠，尽可能减小中韩渔业贸易上的阻碍，努力提高我国渔业产品质量水平的同时，向韩国争取合理的进口质量检验标准，以提高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的便利性。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鼓励韩国对华渔业类投资，带动国内渔业加工企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在提高中国高档渔业产品出口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渔业加工产业取得迅猛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宏，从静. 影响中韩产业内贸易发展因素的实证分析[J].东北亚论坛.2006(03)：44-46

[2] 赵放，李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1(5)：47-56

[3] 白霜. 基于HS分类的中日韩产业内贸易发展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3

[4] 邵桂兰.中日水产品产业内贸易与竞争力分析[J].东岳论丛，2011(5)：151-156

[5] Kyoji Fukao，Hikari Ishido，and Keiko Ito.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1): 12-19

[6] 王三兴.基于Probit模型的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差异研究：以中国和东盟产业内贸易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12(2)：72-80

[7] Falvey，Rodney E. Commercial Policy and Intra-Industry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1(2): 23-30

[8] 张应武.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互补或替代[J].国际贸易问题，2007(6)：87-93

篇3

关键词：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战略

二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别是2O世纪8O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改变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也证明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动用全球资源、启用全球投资回报最高区位、获得国际经济竞争能力、控制能力的关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贸易性和非贸易性两种，其中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形式，也是企业大力推行R＆D、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驱动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第一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加快，但仍显不足。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遵循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规律，适度发展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而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是企业投资阶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资成功的关键，加强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特点

1.地区集中性。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亚洲等地区。截止1997年，累计在上述三洲的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22.08％、31.45％、18.05％，共计71.58％；而在拉美、非洲、欧洲分别仅为10％、11.07％和7.35％。从国别分布看，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国及少数石油、铁矿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累计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有19个，累计存量投资占到总投资的90％。

2.资源指向性。中国自然资源种类相对齐全，总量大；但人均量少，开发成本高，有些资源还比较短缺。因此，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导向性明显。1988年，中国17家最大的跨国经营企业中，有10家属资源开发型。1985年以来，中国一些企业在摩洛哥、尼日利亚、美国、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个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渔业开发，已经运回数十万吨渔货；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区开发林业资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运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在泰国南部的合艾橡胶园附近开办合作公司，累计已向母公司运回1万多吨天然橡胶，满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国治金进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亚总投资2.8亿澳元开发铁矿，在以后30年内将运回2亿吨高质量的矿砂。

3.发达国家占主导。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1979—1990年，其投资总额在发达国家占67.09％，在发展中国家占32.91％；其中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在发达国家为576.95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128.91万美元。当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趋于下降，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减小；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趋于上升，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增大；但从总体存量投资看，发达国家依然占优势。如1979—1997年，上述两项指标在发达国家分别为51.61％和428.49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8.39％和138.43万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资区。中国企业累计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形成三大核心区：（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979—1990年，在这三个核心区的企业数和投资额比重分别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计分别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别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计分别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别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计分别占28.61％和58.01％。

5.投资重心呈阶段性转移。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1979—1984年为自发探索阶段。此阶段兴办企业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资1.27亿美元，年均2100万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发展中国家。（2）1985—1991年为起步阶段。1985年，对外贸易合作部制订了海外开办非贸易企业审批办法，1987年国务院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跨国经营试点，促进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仅1987年就兴办海外企业124家，投资4.1亿美元，为前8年的1.7倍，出现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计兴办企业1008家，投资13.9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苏联等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199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扩大海外投资和经营权，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2—1998年，开办企业1288家，投资12.02亿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分别为25.56％、49.39％和74.44％、50.61％，呈现出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占比例上升，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资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发展态势。

6.投资行业和存量增长的空间分异日益明显，投资地区不断趋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以专业贸易公司为主，地区多选择在出口市场集中的东南亚和少数发达国家，且主要投资餐饮、服务业。这是由投资主体的实力有限所决定的。80年代后期，投资主体从专业贸易公司发展到大中型工业企业，由邻近发展中国家向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辐射，投资结构转向资源开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等。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投资进一步向东欧和韩国等国家拓展，地区、行业亦更加多样化。在发达国家主要投资机电、高新技术研发；在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开发和纺织、玩具、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等行业为主。从投资增量上看，亚洲持续走强，非洲、拉美等投资日益加速，欧洲、北美缓慢提升，澳大利亚及若干国家近年则呈现存量投资递减的趋势。1979—1990年，在亚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欧洲的投资分别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亚洲、非洲、拉美、欧洲的累积投资分别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计投资分别增加4.91、10.60、8.22和3.03个百分点；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别减少4.08和23.60个百分点。1998年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分别达0.68亿美元和0.9亿美元，占总投资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存量投资比上年净减221.4亿美元。从国别分布看，1979年开始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到1990年投资国家和地区达106个，美国、加拿大、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存量投资比重为82.42％。到1997年扩展到146个，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前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总投资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对投资影响很大。美、日、欧洲诸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选择地理上接近或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中国亦不例外。港澳及东南亚在地域上与祖国大陆或我国毗邻，华人、华侨集聚，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历史上同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十分频繁。因此，中国许多跨国经营企业对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环境较熟悉，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不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在此投资有利于回避风险、积累经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高投资绩效。所以中国对外投资初始阶段的首选区位在该区。同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关系融洽，投资的制约因素较少。因此，对外投资最初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并非资本剩余国，经济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不高，仅有少量的OIL优势，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投资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与调控等因素，呈现不平衡的集聚状态。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中国为实现赶超战略，开始注重向发达国家投资，来学习和借鉴国外技术，因此投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大量增加；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引发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强化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选择。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格局的形成。

3.目标国外资政策、市场及开发潜力。外资政策对外资的进人至关重要，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分布和与中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源比较丰富，且资金、技术短缺，多处于卖方市场，外资政策宽松，欢迎有利于增加就业的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投资，这正符合我国的投资特点。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稳定，技术先进，市场广阔，对外资开放领域有严格限定，资金需求主要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因此，随着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市场需求转变、外资政策调整及中国投资实力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进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资欧美的产业，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劳动、资源密集型投资转向发展中国家，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多，呈现地区多元化和布局趋向平衡的特点。这是适应全球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举措。

三、区域战略分析

1.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目标取向。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的成熟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开拓市场，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应选择收入和消费水平接近的东道国；到标准化阶段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应选择劳力成本较低的东道国。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对外投资应选择边际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和贸易带动优势的地区投资来促进出口和产业结构优化。折衷理论首次提出了区位优势是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企业应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源、技术、资金、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收益。上述理论从发挥和寻求比较优势的动因上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取向。因此，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布局亦应基于多重目标：（1）增加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投资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市场广阔的东道国，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益，培育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抗衡的能力。（2）带动出口。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今后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对外投资应选择能带动本国设备、半成品出口的国家，并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遵循“投旧引新”的原理，把轻纺、传统化工、机械等“边际产业”投向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时，立足长远，向发达国家投资，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突破各种限制获得资金和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4）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许多矿产资源已经或者即将制约经济发展，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应投资于国外资源丰富区，以获取资源，减轻国内环境污染，赢得新的发展空间，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总体战略。对外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和向发展中国家的下行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应以下行投资为主，兼顾上行投资。这由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生产和贸易的经济效果产生的影响所决定。发达国家有完备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环境优越，投资于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信息。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层次高，我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难以发挥，在市场上尚难同它们直接竞争。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结构相似，文化环境接近。它们工业化水平较低，从生产原料、工具到成套设备都需要进口。我国拥有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优惠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场。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还可以旁敲侧击，利用东道国的配额和优惠政策主攻欧美市场。如通过投向一些非洲国家，利用它们享受西欧的特惠关税，主攻西欧市场；对拉美直接投资，可利用北美对该区的优惠政策，广泛利用北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3.不同区域的投资战略。（1）稳定提高亚洲的投资。如前所述，中国在亚洲的对外投资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削弱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亚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无论是中国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优势还是特色技术优势，如陶瓷、刺绣、园林、中医中药等都适合于在本区投资。同时在本区投资也易于推行“投旧引新”的战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突破因产业结构趋同导致的贸易壁垒和摩擦。本区的港澳台和东南亚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该区各国和地区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较好。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不断推进，澜沧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得到了沿河各国和联合国开发署的高度重视；中亚地区的经济开发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这都有利于中国拓宽对亚洲的投资领域。因此，亚洲不仅是中国过去和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阵地，还将是今后加强投资的重要地区。

（2）有重点的发展对欧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欧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注重对欧美的投资，目的是追求美国高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中国跨国公司更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场容量大，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优越，与我国经济联系强，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顺差的来源国，在本区投资有利于冲破贸易壁垒，广泛利用外资，学习先进技术、管理方式，获得丰富的信息，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目前，我国在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要以开发资源、低水平加工业居多，无法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今后应改善投资结构，以长远利益为主。由于中国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对上述地区投资规模不大，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3）积极发展对拉美、非洲、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这些地区不仅有我国紧缺的若干自然资源，而且我国产品和服务在这些地区也比较适销对路，市场前景较好。我国的家电、服装、纺织、皮鞋、丝绸等轻工产品和餐饮业在中东欧很受欢迎，而该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我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铬、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市场潜力大，易于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非洲总体上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但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石油、铜、铬、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广阔。当然，该区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混乱，但大部分国家投资环境较好，整体的潜力较大。

（4）加强对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投资。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紧密性区域组织已经形成，它们的贸易活动以经济区域和经济实体内部循环为主，外部循环为辅，实行严格的有差别的内外政策：区域内实现了商品、资本、劳务自由流动，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统一工业和产品标准，而对区外进口则缺乏优惠条件。这些区域性组织的对华贸易保护日益加强，如199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欧盟对华反倾销达20多种，覆盖了从日用品到家电到工业品，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华反倾销也不断增多。因此，传统出口很难进入。但中国企业在欧、美仍有很大市场空间。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分享经济集团内部企业的优惠待遇，开发这一广阔的市场。另外，还要注意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对环太平洋国家投资，深化与本区的贸易、金融关系，继续以港澳为依托构建21世纪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圈外。

四、建议与对策

1.加强宏观调控。政府支持十分关键。首先，要制定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并加快人世为企业的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还要通过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产业引导法等，辅以有效的汇率、还贷能力管制，加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战略管理，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行为；其次，实施技术情报支持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对重点投资目标的政治前景、市场潜力、制度、劳动力市场进行及时分析，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第三，制订区域和产业相协调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强化支持重点投资区的重点企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战略。对中小企业和“边际产业”主要强化信息支持和投资方向引导，使其发挥最大的比较优势，获得投资收益。

2.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和专门人才。大跨国公司多施行全球战略，力求区域和产业投资最优化。加快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一批强大的投资主体，是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举措。同时，人才是企业实行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关键，世界上许多一流的跨国公司都确定了以人为本的制胜战略，如英特尔、西门子、松下等。我国应加强人才战略，培育出更适应于不同地区发展创业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应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瞬息变化的市场、金融、政局，科学决策，及时规避风险，推动投资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华商网络的“窗口”优势。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选择最优的东道国。力求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协调，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优势的转变，使投资重点向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综合投资环境好的地区转移。注重利用基于“亲、地、神、业、文”五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华商网络，发挥它熟知当地工商界状况、法律、经营习惯等“世界”优势，选择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小的行业和国家，促进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凯。区位决策[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143—165.

篇4

综合上述两块研究成果来看，尚未将二者有机结合并进一步体现专业建设对地方产业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因此，如何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这个角度来更好地指导国际商务类专业尤其省级示范特色专业的内涵建设，同时将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个省级示范特色专业的建设和带动真正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研究和发展空间。

二、研究内容及主要观点

（一）（1）研究目标：本课题试图以湖南省发展新型加工贸易为契机，在职业教育和国际贸易理论的指导下，借鉴省级示范特色专业的建设成果，将湖南省与江苏或浙江等某个沿海发达省份在国际贸易专业建设和加工贸易转型省级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深入研究教育部十一五中长期规划和商务部等相关政策和法规，将国际商务类专业建设的提升和湖南省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发展进行有效对接，同时通过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测算，对新形势下加工贸易影响湖南经济发展的程度做一个经济预测，从而为湖南构建新型加工贸易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也为国际商务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的提高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2）研究内容：国际贸易省级示范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国际商务专业学生就业区域选择与湖南省产业转移关系分析；湖南省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对国际商务专业方向创新的效用分析；湖南省与浙江省国际商务人才培养模式和加工贸易发展对比分析；新型加工贸易促进湖南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考虑风险的加工贸易模型的假定及说明；模型的实证检验分析以及测算结果的导出；湖南省发展新型加工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行性分析及建议；国际贸易省级示范特色专业的社会辐射作用与湖南省发展新型加工贸易及产业转移的关系研究；湖南省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升级对拉动国际商务类毕业生就业的效用分析。（二）主要观点。（1）国家“十二.五”中长期规划明确规定了发展加工贸易，特别是中部省份应承接东部甚至国外产业转移，这为湖南省提升现有加工贸易内涵，构建新型加工贸易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基础。（2）国际贸易省级示范特色专业的成功申报与前期建设为湖南省提升现有加工贸易内涵，构建新型加工贸易格局提供了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基地。（3）将加快湖南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与国际贸易省级示范特色专业的后续建设进行对接研究,既是经济发展对更高级别人才培养的要求，也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中“产学研”结合的重要理念。

三、基于新型加工贸易转型下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一）全面修订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于加工贸易的环节众多，涉及的国际商务类专业及典型岗位也比较多，根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调研的分析结论，结合相关各岗位特点，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使其更适应外经贸产业转型升级的岗位需求，并体现产业岗位细化的前瞻性。

篇5

〔关键词〕绿色贸易壁垒,影响,对策

人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破坏｡在此客观情况下,人类开始关注环境;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为此,贸易与环境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当前世界贸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发达国家通过制定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作为市场准入的限制条件,来推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从而使传统的贸易壁垒逐步演变成绿色贸易壁垒｡

一､绿色贸易壁垒对外贸企业的影响

当前,我国在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双边､多边环保协议及国家环保法规的直接或间接限制,绿色贸易壁垒成为中国加入WTO后遭遇到的第一道槛,也是最难过的一道槛,它直接威胁到我国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盛行于世界市场的各种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至少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商品的出口市场相对缩小｡我国出口贸易以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初级产品为主,出口贸易的主要市场是日本､美国､欧盟､韩国､东南亚等发达或较发达的国家｡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使我国遭受了许多不合理的限制,出口市场相对萎缩｡这些国家的产品进口标准,如防污标准､噪声标准､电磁辐射标准､包装标准等,大都是我国产品在短期内难以达到的环境技术标准｡在农产品和食品方面,由于我国海洋环境不断恶化,欧盟已不再进口我国贝类产品｡1994年以来,中国的牛肉､猪肉几乎不能出口美国,欧盟也完全禁止中国的牛肉､冻鸡肉进入｡在服装和纺织品方面,西方国家通过立法禁止进口含有某些化学成份的纺织品,如1994年4月1日起德国禁止进口含偶氮染料的纺织品,这使我国使用104种偶氮染料的纺织品的出口中断｡

(二)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技术标准使我国出口产品成本大为增加,削弱了该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外贸企业为了获得国外绿色标志,一方面要支付大量的检验､测试､评估､购买仪器设备等间接费用,另外还要支付不菲的认证申请费和标志使用年费等直接费用｡在包装材料及包装废弃物的处理方面,美､欧､日等也从自身的资源禀赋､包装技术､消费者偏好､现有设施等因素着手,制定了许多歧视性规定,使我国出口货物包装成本大幅度上升,出口贸易困难重重｡在中国输美商品木质包装案后,欧盟效仿美国,于1919年6月1日公布了欧盟委员会的决议,要求成员国采取紧急措施,对1919年6月10日后从中国(不包括香港)离境的所有产品的木质包装实施新的检疫标准｡由于新检疫规定要求采用热处理､熏蒸处理或防腐剂处理的木质包装,我国出口产品包装费用将增加20%左右｡而如果被强行要求采用纸板､塑料等替代材料,包装成本则会成倍上升｡据估算,仅欧盟的包装决定就影响了中国七十多亿美元的对欧出口贸易｡另外,在成本内在化及反补贴措施的影响下,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对我国出口货物征收绿色关税,同样使这些产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由于成本提高而丧失价格优势,制约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三)与他国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20世190年代以来,工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存在国际环保公约､国际环保法规标准,但由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决定了其对环保技术开发､环保资金的投入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形成了各国环保标准的差异性,造成了国际贸易的摩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获得飞速发展,目前已经是世界第六大贸易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国,贸易流量空前增大,外汇收入和贸易顺差逐步增加｡在世界经济增长趋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我国出口产品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绿色壁垒制约,引发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增多,影响了我国外贸的发展｡

在农产品和食品领域,欧盟自1996年8月1日起禁止我国冻鸡肉进入欧盟市场｡日本于11919年初出台《家畜传染病预防实施细则》,规定进口包括中国在内19个国家的猪牛羊肉及其制品必须经过指定设备进行加热消毒处理｡从2000年下半年起,欧盟执行了新的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扩大了检测项目,大幅度提高了测量标准｡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也和欧洲一样,以食品安全为名提高了对中国茶叶的进口壁垒｡在纺织品出口方面,1994年4月1日起,德国正式禁止进口含偶氮染料的纺织品,凡违反此规定者视同犯罪,产品将被销毁｡从上述简要列举的事例中可以明显看到,由于绿色壁垒的限制,我国出口产品所受的冲击将越来越大,与外国的纷争将更加频繁,严重制约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我国加入WTO为企业加入世界经济贸易大循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但是如果不能及时把握住“绿色环保”,冲破国外垒起的“绿色壁垒”,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在国际竞争中就无法摆脱劣势｡为此,我们应该大力实施绿色战略,积极开展绿色产品认证,创建一批有口皆碑的名牌绿色产品,突破绿色壁垒,走向国际市场｡具体对策如下:

(一)提高绿色环境意识,树立绿色营销观念｡我国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于“绿色壁垒”尚处于毫无准备状态,对绿色产品的认识也仅仅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获得绿色证书的重要意义缺乏清醒､明智､紧迫的认识｡要想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就离不开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在对外经贸与环保方面的宣传上,特别要在国际环保公约､环境标准的法规上做文章,使得各级经贸工作者及企业领导者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在我国外经贸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为了彻底消除污染,必须树立全方位､全过程的环境管理新思想,从产品的研制､生产､包装､运输､销售､消费到废物的回收､再利用,每个阶段都要考虑环保问题｡另外,我们还应做好对对外贸易与环境保护负面情况的报道,增加危机感､紧迫感,以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形势｡例如,山东省冻鸡肉由于农药残留超标而失去国际市场,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这些教训应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环保已不仅是影响企业的发展,而且是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二)追求技术创新,调整产品出口结构,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绿色贸易壁垒实质是高技术壁垒,对企业来说,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是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根本途径｡首先,企业要认清市场发展趋势,增加科技投入,开发绿色产品｡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绿色需求日益扩大,绿色消费成为主导国际贸易的新潮流｡据美国克里兰夫市场预测公司的调查,国际绿色消费正以每年平均12%~15%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世界绿色市场规模将增至12000亿美元｡可见,要争夺国际市场､扩大出口,必须适应绿色消费潮流,依托高新技术,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有益于环境和消费者身体健康的绿色产品｡目前我国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明显不足,许多中小企业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许多大型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只占年销售额的5%左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因此,必须努力进行技术创新,开发环保成本低､质量优､符合国际环境标准的绿色产品,抢占国际市场｡其次,重视对传统产业改造｡通过改造产品设计､包装,提高产品质量,努力达到各种技术､安全､卫生､环保标准以及包装､标签要求,顺应绿色消费的潮流,让自己的绿色产品大规模走向世界市场｡我国冰箱年出口量1992年曾达40万台,1993年因受“蒙特利尔议定书”影响,出口量下降到20万台｡经过技术改造,无氟冰箱研制成功,我国冰箱出口迅速扩大,2000年出口达到180万台,成为世界冰箱生产第一大国｡我国冰箱行业的成功经验表明,注重对传统产业､产品的技术改造以符合绿色消费趋势,是大力发展出口､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三)加快环境管理系列标志认证工作｡在绿色标准已成为国际贸易新标准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应对绿色壁垒最有效的武器是通过环境管理系列标志ISO14000认证｡这一认证就是对企业或社团的环境行为进行两个方面的规范和评价,它们分别是组织环境管理体系和产品环境标志制度｡为适应这一国际潮流､服务于企业出口,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联合组成的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自1997年正式开展认证工作｡但是,很多企业在环境管理上还停留在末端治理阶段,对ISO14000标准的理解和应用还不深｡因此,我国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在认证问题上依然任重道远,要深入了解ISO14000认证的各项标准与要求,扎实做好企业各方面､各环节的工作,综合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和能力,争取早日通过国际认证,适应国际市场“绿色”潮流,走绿色企业发展之路,全力推进外贸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战略｡同时,申请认证还能够推动企业的内部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引导企业按照绿色要求改进产品种类､生态设计､生产工艺和生产过程,推动企业的管理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和国际化,促使企业经营由粗放经营向可持续经营的转变｡

(四)实施绿色营销,塑造绿色形象｡绿色营销指企业通过交换,为满足人们的绿色消费需求,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与义务,实现自身的盈利所进行的与产品有关的一系列经营活动｡企业搞好绿色营销,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搞好绿色品牌设计｡在给绿色产品设计品牌名称时应融入绿色概念,一个好的绿色品牌名称有以下特征:暗示产品类别,支持标示物和标示语,尽量将品牌名与自然风景区的名称､少污染或无污染的地名及其具有代表性的动植物联系起来｡其次,重视绿色产品的广告宣传｡在绿色产品的广告宣传过程中,应强调产品对环境的友好性,使广告不仅突出产品的绿色形象,刺激消费者的购买,而且获得现代公众的好感与共鸣｡在进行绿色产品的广告宣传中,可以实施差别策略,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有:一是注重产品包装｡许多产品的外包装如可口可乐纸杯等示意消费者用后投入垃圾箱内,这很容易使环保意识较强的消费者对企业产生好感｡从发展趋势看,可回收､易拆解,部件或整机､包装物可翻新和循环利用的产品将成为绿色消费的一种选择时尚,这无疑为广告产品差别化策略提供了新的诉求点｡二是在商品上附上“绿色标志”｡绿色标志也称环境标志,它是一张贴在商品上的特定图形,标志着该商品不但质量符合标准,而且在生产､使用和处置过程中也符合环境保护的规定要求｡目前绿色标志已逐步成为企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所必备的通行证,因此,企业应努力取得环境标志并在广告宣传活动中对其加以强调,以增加绿色品牌广告的说服力｡据有关资料表明,77%的美国人表示一个公司的环境信誉影响其购买决定,40%的欧洲人更喜欢购买绿色产品｡我国青岛电冰箱总厂销往德国市场的电冰箱数量之所以居亚洲之首,就在于该厂将氟利昂含量减少到5%,获得了德国的环境标志｡由此可见,在广告中宣传绿色产品的环保性能可以取得显著效果｡

(五)加强国际间的相互合作,抵制环境贸易壁垒｡当前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实质是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我国已是WTO正式成员,可充分利用WTO多边贸易体系的谈判机制､合理对抗机制､报复措施､非歧视原则及对发展中国家特殊照顾的规定,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同抵制发达国家故意设置的歧视性绿色贸易壁垒,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树立全球经济伙伴思想,力争建立环境与贸易相互协调的良性机制;要坚持权利与义务平等的原则,在享受国际贸易带来的利益的同时,承担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称的环境义务,反对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的旗帜下推行“以邻为壑,奖出限入”的新重商主义行为;要坚持发达国家多承担义务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对其工业化进程的环境欠账和现行的高度密集生产及奢侈性消费带来的环境后果负责,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技术,提供资金支持,反对发达国家动辄实施环境贸易制裁,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

总之,针对目前国际竞争的严峻形势,企业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现状,清楚自己的不足,进而研究具体可行的应对措施,顺应形势,把握市场脉搏,努力改变经营思路,迎接绿色挑战,树立绿色观念,开辟绿色产品,塑造绿色形象,满足绿色需求,将企业做大做强,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取得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丁家云.绿色贸易壁垒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J〕.经济问题探索,2002,(4):75-719.

〔2〕吴建华.绿色壁垒对我国贸易影响的对策〔J〕.生态经济,2001,(10):57-19.

篇6

关键词： 外贸企业 国际贸易 人才培养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发展是互动且相互匹配的，国际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与我国外贸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要求相适应。我国外贸企业国际化发展正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外贸企业的成长目标和方式都将发生新的变化，对于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素质的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高校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方式也要随之进行调整，培养符合外贸企业国际化成长所需的新型人才。

为了使高校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符合市场新的需求，首先要分析我国外贸企业国际化成长面临的危机和新目标的选择，然后确定其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最后采取新的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措施。

一、外贸企业当前国际化成长面临的危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年的国际化经营，我国外贸企业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低端环节（加工、组装和生产），我国外贸企业国际化遭遇潜在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来自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附属企业的激烈竞争，并陷入“囚徒困境”；二是来自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领导企业为我国外贸企业国际化成长刻意设置的障碍，从而将我国外贸企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一）我国外贸企业与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附属企业之间的博弈。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附属企业主要承担国际产品的制造工序，这一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嵌入壁垒相对较低，所以发展中国家企业大都集聚在这一加工制造环节，分享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的机会。我国外贸企业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然而随着进入这一环节企业数量的增加，同处这一低端环节的企业由于彼此信息难以沟通，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陷入到竞争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导致博弈双方的策略都不是最优的选择。

（二）我国外贸企业与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领导企业之间的博弈。我国外贸企业摆脱“囚徒困境”的唯一选择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营销向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一个是向设计和研发延伸，另外一个是向营销和服务延伸，以此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获取更多的利润。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为了将我国外贸企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增加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成本，并减少我国外贸企业的资金积累，它们为我国外贸企业国际化发展设置了许多障碍。

1.特殊需求形成的壁垒。经过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长期培养的挑剔的消费者的特殊需求成为我国外贸企业的进入壁垒。消费者对品牌的追求就形成了市场进入壁垒。

2.专利壁垒。发达国家法律保证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拥有出售其发明的垄断权，专利由此通过形成长期进入壁垒获得合法的垄断。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专利数量非常多，因此对我国外贸企业起到了进入壁垒的作用。

3.国际贸易新壁垒。全球价值链上的领导跨国公司通过国家政策推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设置更多的国际贸易新壁垒。其中非关税壁垒由于其非对等性和隐蔽性成为新贸易壁垒的主要工具。主要包括：（1）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提出非常苛刻的产品检测标准来阻碍我国外贸企业产品的出口；（2）环境壁垒，通过IS014000等环境管理体系标准来限制我国外贸企业产品的出口；（3）社会壁垒，利用SA8000社会责任标准等道德规范国际标准来影响我国外贸企业产品的出口。

二、外贸企业国际化成长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

面对来自两方面的竞争博弈，我国外贸企业只有选择突破领导企业设置的障碍，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虽然突破障碍具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如果能成功不仅可以生存，而且可以获得更大的国际化发展空间。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外贸企业具备与以往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不同的竞争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具有突破来自全球价值链攀升障碍的三个方面能力。

（一）突破特殊需求形成的壁垒需要自主品牌创建能力。品牌创建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产品特色、信誉、市场定位和营销传播四个方面。对于国际贸易专业人才而言，在自主品牌创建能力方面主要是要具备三种能力：一是国际市场调研分析能力，二是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三是国际市场传播能力。

（二）突破专利壁垒需要技术创新能力。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通过国外企业的技术外溢或购买国外技术都不能使外贸企业具有持续的竞争力，因此现在外贸企业往往选择自主创新，通过与科研院所和其它企业合作联合创新。技术创新主要包括个体技术创新和创新管理。对于国际贸易专业人才而言，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主要是要具备创新管理能力和技术交流能力，要善于与技术创新人员进行沟通，将市场需求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技术创新人员，并采取措施激励他们创造出国际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

（三）突破新国际贸易新壁垒需要海外维权能力。新国际贸易壁垒极具隐蔽性，防范和处理此类国际商务纠纷需要很强的信息、预测和协调能力。对于国际贸易专业人才而言，在海外维权能力主要是要具备三种能力：一是竞争性商业情报搜集分析能力，二是对贸易伙伴法律和国际规则的运用能力，三是企业之间针对维权问题的合作能力。

根据以上三方面能力分析，对于国际贸易专业人才而言，实际上可以分解成八种能力，而这八种能力的发挥都需要具有创新能力和运用外语，主要是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所以目前外贸企业对国际贸易人才素质提出了十种工作能力要求。

三、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新措施

（一）培养目标的重新界定。以外贸企业国际化成长需求为导向，以学生就业为导向，培养具有以上所列十种能力的高素质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帮助外贸企业走出危机，攀上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

（二）课程体系的重构。以十种能力培养要求为核心确定课程体系，打破传统“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学模式，强化能够提升学生这十种能力的课程建设，增强国际市场营销、国际商法、国际商务谈判、外贸英语听力和口语四门课程的教学力度，同时增开国际市场调查、国际市场传播、创新管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能力等六门主干课程和其它相关辅助课程。每一门课程的强化和增设都对应一种外贸工作能力的提高。

（三）教学方法的更新。为了提高学生在外贸实践工作中的创新能力，除了进行必要的专业课程学习外，还要在专业课程教学中使用有利于发挥学生创新能力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学生不仅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且是知识的积极探索者，教师通过外贸企业案例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精神。

（四）高度重视双语教学。在专业课堂教学中最大限度地使用英语，帮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熟悉外贸英文专业词汇和语法，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外贸英语交流的能力。双语教学还可以通过营造学习氛围促使学生提高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加强实践教学。建立校内模拟实验室和校外实训基地对提高学生以上十种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建立仿真模拟实验室可以分别建设外贸英语口语和听力实验室、外贸业务模拟实验室、电子商务实验中心、国际商务谈判模拟中心和国际模拟法庭等，使学生在相对真实的外贸工作环境中提升能力。另外，还可以通过产学结合和校企结合建立实训基地，通过派遣学生到外贸企业实习，使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提高十种外贸工作能力并寻找自身差距，促进其在校内的知识学习。

（六）国际化师资力量的建设。随着教学目标、课程和方式的转变，对专业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师资力量的建设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增加聘用增设课程的授课教师和指导教师；二是加强对专业教师英语的培训，提高专业教师“双语”教学的能力；三是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选派教师出国进修学习，鼓励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提高教师的专业理论水平；四是通过与外贸企业的合作项目让专业教师参与国际商务活动，以此提高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鲁春义.SPT理念下国际贸易专业订单式培养模式初探［J］.中州大学学报，2008，（4）.

［2］崔玮，赵亚平.基于“任务驱动型”教学法开发国际贸易综合课程［J］.教育与职业，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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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变了

实际上，这只是近年来不断升级的众多贸易保护主义行动中的一个案例。政客们希望以此改善糟糕的企业经营环境，并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他们相信贸易政策领域的古老传统：排挤国外产品会给本土企业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

这项政策的前提是：市场对所选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也就是说部分外商退出和价格上涨不会或很少会对市场总体需求产生影响。但在竞争激烈和多元化的市场中，大量替代品使需求变得富有弹性。对欧盟葡萄酒实施双反，人们可能转而消费产自美洲和澳洲等地的葡萄酒。

尤其酒水等快消品行业，排挤外商带来的价格上涨和市场空间都是极为有限的。但富有智慧的企业家并不应该就此止步，这时候恰恰是企业家调整产品和改善企业经营的绝佳机会。

例如：随着欧盟葡萄酒被双反调查，不少消费者有了提前“屯酒”的想法，就在“涨价”之声高涨时，酒美网却推出了自成立以来最大的优惠促销战，开始了新一轮行业洗牌。这就是对国际贸易战机会的把握，值得每位身处其中的企业家品味。

天赐良机

为了防止品牌老化及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通常会定期对老产品的性能、结构、功能加以改进。这意味着，一方面企业的成本会增加；另一方面供应链、渠道和终端的配合变得困难。对大多数企业来说，这都是颇具挑战的事情。

但贸易战争提供的条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帮助企业完成这项工作。贸易战争一旦爆发，某种产品的供给在短期内会紧张，价格也会出现波动。企业如果能抓住这种机会，迅速推出新产品，就有可能用上涨的价格弥补产品调整和改进的成本。另外，一家企业产品涨价可能并不容易被消费者、经销商和渠道接受，但是市场整体的涨价可以很好地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创新试验场

贸易战争导致国外企业和产品进入本土的成本增加，有些可能就此退市。这时候经营良好的企业应该顶上去，通过收购等扩张手段替代原来外商的市场，并通过管理创新迅速形成自己的新竞争优势，否则会被内部管理困局拖住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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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茂中营销策划机构董事长，资深营销策划人和品牌管理专家。曾服务过大红鹰、白沙、红金龙、柒牌男装、雅客、真功夫快餐等品牌。著有《广告人手记》、《转身做策划》、《叶茂中策划・做卷》。

前瞻观点：

从菲力普・科特勒发展到今天，市场营销的发展出现了技术发展期。科技发展突破性的变化是互联网带来了生活快节奏的变化。因此，2007年，企业要用速度和创造力思维进行创意。

以狂奔的速度前进

从菲力普・科特勒到今天，市场营销的发展出现了技术发展期。科技发展突破性的变化是互联网带来了生活快节奏的变化，所以2007年的关键词第一个就是“快”。首先是因为大家都很快，当速度成为企业成功的要素时，也对人的极限思考做出了要求。过去你是散步式的，坐着想，现在你必须是狂奔想，否则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产品的生命周期在缩短，消费者尝试新事物的时间速度在加快，大家希望感受到更多的产品和更丰富的用户体验，因此，这种变化的速度成为考量企业能力的标准，只有速度足够快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获胜。

如果没有好的创意，你就去死吧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创意。从去年开始，北京每年投入5个亿扶持创意产业。具体来讲，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创意产业，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满足个性化的需求。人的价值观都是多元化的，而且这是一个人人都想当主角的时代，因此每个人都会对个性化的产品、个性化的品牌进行选择，也就是要求你更有创意地去理解消费者，你才能读懂消费者的心思。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没有好的创意，你就去死吧。”如果你们连消费者的心思都不明白，连一个好的创意都不能提出的话，你的脚下就是一片红海。现在我自己的广告还在为大众人服务，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开始为小众人群服务的时候，你就开始不俗了，当然，这也是以你自己掌握话语权为前提的。未来小众产品越来越多，你会发现每一个细分的案例都是很成功的案例。

我们回头再看，营销知识中比较有用的是整合营销知识、数据库营销和长尾理论，长尾更加强调分散化和多元化。也就是说，对创意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创意是从满足多数人到满足少数人的过渡，也就是说你为十个富翁打造房屋的难度会高于你为多数人建造的难度。当前，产品性能和品类越来越趋同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与众不同呢？我们做的中华柒牌立领就是在一大堆的西装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就是一个差异化的创意使之成功了。你要想参与这场竞争你就要把自己放在没有竞争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你就要做第一。 这点对创意的要求特别高。韩国的产品为什么这么畅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十分重视创意和设计，把产品创意作为工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来设计，包括其动漫、电影和电视剧都做得很有特色。韩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拥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国怎么能落后于人呢？

做一个偏执者

第三个关键是你要特别固执地相信奇迹就会发生在你的身边。既然做，就要做中国第一品牌；当你相信自己是最好的，你才有可能做好。做一个偏执者，只有足够执着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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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进口贸易；固定效应模型；企业就业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4-0016-02

一、引言及文献述评

长期以来，就业问题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伴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劳动力市场突显“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探究劳动力需求和结构扭曲等问题的解决途径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在促进和改善就业问题的研究中，对外贸易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现有大量理论与经验研究均系统分析了出口贸易对于国内就业规模和结构改善的促进作用，分别从国家、行业、企业及个体等层面论证了出口、贸易自由化等对于就业增长的作用机制（周申等，2007；盛斌和马涛，2008；Brown，2012等）指出出口贸易增加了不同职业的劳动需求，有利于促进就业增长及技能和性别结构的改善，且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拉动经济增长有效促进服务业与农业部门的就业增长加快，在少数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研究企业就业变化的文献中，梁永强（2010）发现企业层面FDI流入对就业水平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戴觅等（2013）利用企业数据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会通过出口收益渠道和进口成本渠道影响就业水平；席艳乐等（2015a，2015b）分别利用关税数据与投入产出表数据，研究企业就业的二元边际及企业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变动，发现贸易自由化促使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损失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已有研究大多着眼于出口贸易层面，对于进口贸易的相关探讨略显不足。事实上，作为影响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口对就业的贡献和重要意义同样是功不可没。加入WTO以来中国进口贸易迅猛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进口贸易总额13年内从2千亿美元增长到1.95万亿美元，占据了贸易总量的45.6%。同时，随着进口贸易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垂直化分工的深化，中间投入品进口占比亦呈上升趋势。虽然现有文献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予本文以较多的启示和借鉴，但是有关于进口贸易与就业关系的探讨、基于企业异质性假说细化到企业层面的相关研究更为匮乏，并且缺少对进口贸易的种类、规模、强度以及企业就业数量的多层次、多维度划分，进而也缺乏针对进口贸易作用于企业就业的系统研究。

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背景，本文立足于2000-2006年的中国企业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FE）模型，系统研究企业是否进口及其进口规模、产品种类、进口来源国等异质性特征对于就业增长的影响，最终结合实证结论，为更进一步改善就业、促进贸易政策的调整与改善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总体而言，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在拓展研究视角及方法改进方面有了一定进步，首次将进口贸易与企业就业结合起来，基于贸易强度、贸易伙伴国特征等一系列进口差异化特征的拓展分析，对于更进一步分析进口影响企业就业的作用机理分析更为明朗，综合运用综合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也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为稳健可靠。

二、计量模型与方法

本文主要参考戴觅等（2013）的研究思路，构造本文的计量方程式：LnEmpit=α0+α1Impit+α2Expit+βXit+λYit+μit（1）

其中，因变量EMPit为企业i在时期t的就业增长率，反映企业就业规模的变动情况，根据企业在特定时期的雇员人数的对数差分得到；自变量Impit为企业是否进口的二值变量，取值为1则该年实施了进口，可揭示进口贸易行为对企业就业增长的作用方向，反之为0；为衡量部分企业在参与进口贸易的同时所采取的出口行为是否对其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引入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该企业既被观测到了进动，又有出口行为，反之为0。Xit中包括了企业在贸易强度、进口产品种类、进口来源国数量以及进口贸易伙伴国等方面的特征，产品种类根据细分的HS-6位产品编码进行划分得到，进口来源国数量基于细分产品层面上的贸易特征统计得到；Yit囊括了企业层面其他影响就业规模的指标，如企业年龄、平均工资、企业规模、人均工业增加值等，其中规模指标即为企业的人均产出，μit为随机干扰项。

具体地，本文在后续实证分析中使用混合面板OLS、面板固定效应以及面板随机效应三种模型对上式进行估计，最终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最优的估计方法。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源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匹配后的数据样本，企业特征方面的指标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企业贸易活动相关特征源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的划分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本文采用两个大型数据库相匹配之后得到的嵌套面板数据，具体匹配方法参照田巍和余淼杰（2013）的做法，使用企业“电话号码+邮编”、企业名称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匹配法，最终得到时间跨度为7年、囊括158478家企业、447932个样本的数据集。

表1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较大的企业就业规模充分表明了企业作为吸纳就业主体的重要作用。而企业平均年龄在十年左右，人均工资接近一千六百元，企业产出规模和人均增加值、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表明了企业整体的绩效状况，且企业平均进口2种产品，企业进口来源国最多达六十三个，但进口额占企业销售额的比重相对较低。与此同时，本文也可通过各种收入水平的国家的进口强度看出，中国的进口仍集中于中高收入国家，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进口较少，进口贸易仍依赖于特定的市场。

四、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估计方程式（1），观察可知OLS方法、FE和RE方法下的系数显著性与符号大致相似，同时Hausman检验显示采用固定效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更优，因此本文主要报告双向固定效应结果下的实证结论。

表2为通过逐渐增加回归变量进行分析的结果。具体地，第一列直观考察了进口对异质性企业就业的影响，企业参与进口贸易的行为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就业增长，相比不进口的企业能够有4%左右的就业增长，这与其是否参与出口的特征相类似。与此同时，企业特征方面可以看出，企业年龄越大、经营时间越长，便能够拥有越稳定的企业表现和绩效状况，从而促使就业规模缓慢扩大；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通常在贸易活动中变现越为突出，也有着显著为正的就业效应；而工资与就业、人均增加值与就业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就业规模的扩张将会导致产出递减、真实工资降低，反之亦然。

更进一步，仅考虑“贸易状态”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区别企业在贸易规模、贸易强度方面的特征，在第（2）列分析中纳入企业的进口强度等指标。结果表明，上述指标的显著性和数值均较少受到影响，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无偏有效性。进口来源国的数量与就业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或许因为企业执行“市场多元化”战略之后，更多的产品进口来源国能够显著降低对特定国家产品进口的依赖性，从而降低和分散企业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如汇率变动、贸易政策改变等风险而引致的就业波动，促进企业就业增长；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多能够促进就业增加，说明企业产品生产选择的多元化，体现了企业参与国际生产与分工的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中的重要性的提升；企业进口强度与企业就业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可能是伴随着当前产品内分工贸易的深化发展，进口强度尤其是进口中间投入品强度的提升将会一定程度上加深企业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而加大其对于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变动及应对市场变化的影响，最终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进口强度削弱了企业的就业增长。

表2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此外，收入水平是影响双边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鉴于进口贸易企业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因而对于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汇率变动风险等因素较为敏感，因而本文第（3）列引入贸易强度和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划分的一系列特征，结果显示：中国从中高等收入水平国家的进口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果，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进口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高收入水平国家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当前中国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环节，而贸易伙伴中基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进口将会对国内市场产生显著的替代效应，从而减少相对劳动需求、抑制就业增长。伴随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贸易伙伴分布范围的扩大、对特定市场依赖程度的降低，同时更多“南南合作”的展开，必将对企业国际市场开拓和经营水平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最后，列（4）为本文所进行的稳健性检验。观察可知，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和作用渠道之后，借鉴多数文献的做法，基于关键变量替换的视角，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发现所有指标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与初始结果保持了一致性，论证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稳健可靠。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在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下，深层分析了进口贸易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发现参与进口贸易对企业的就业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且伴随着企业进口产品种类与市场的多元化，这种促进效应仍显著存在。同时，相较于不参与贸易的企业，进口企业的一系列绩效状况也对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参与进口的同时兼有出口行为也能够推动企业就业的增长。而基于贸易伙伴国的拓展指出，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进口的替代效应对于企业就业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应，而从低收入国家的进口强度的大小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

综上所述，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经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宏观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指出了方向。一方面，“稳出口、促进口”政策的实施，显然为促进企业参与进口贸易、充分发挥进口对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打开了一扇门，从稳定就业的角度来看，把握进出口贸易的平衡点仍会是未来中长期政策调整的方向和重点所在。另一方面，本文有关于企业结构、企业年龄、企业参与进口贸易对就业的差异化影响，也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有助于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提升、管理机制的完善，同时也为企业实现稳定持续经营提供了思路。与此同时，对于企业在进口贸易活动中进口产品种类、贸易伙伴数以及如何选择贸易伙伴等问题，本文也从微观视角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企业更应重视贸易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参考文献：

[1] 盛 斌，马 涛.中间产品贸易对中国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基于工业部门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8（3）：12-20.

[2] 喻美辞.工业品贸易对中国工业行业人口就业的影响――基于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8（4）：22-29.

[3] 戴 觅，徐建炜，施炳展.人民币汇率冲击与制造业就业――来自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3（11）：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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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动“双语教学”是国际贸易专业适应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大环境的需要

2001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教高字[2001]4号)中就提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贸易、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力争3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2005年1月,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高[2005]1号)文件中再一次明确提出“要提高双语教学课程的质量,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的要求。

2.国际贸易专业课推行双语教学是适应WTO的要求的需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与世界文化的融合,要求通过提高高校国际贸易学的双语教学,培养既有丰富专业知识,熟悉中国国情,又有较好外语水平,精通WTO规则和世界经济的国际化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贸易专业课双语教学势在必行。在国际贸易学专业推行“双语教学”的目的不在于推进专业英文教学,其真正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未来的商务人士、创业者,应用外语在工作中交流,或应用外语在专业上学习,更新知识,自我提高能够具备同合作伙伴、国际竞争对手沟通和对抗的能力,真正成为“面向国际市场竞争、具备国际经营头脑”的国际商务参与者和管理者。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与国际先进教学模式的接轨,离不开对西方先进管理思想与方法的研究和借鉴,更离不开英语这一国际贸易通用语言的运用和英语思维能力的培养。

二、国际贸易实务开展双语教学的主要模式

国际贸易实务的教学内容具有国际性,其教学目标具有外向性的特点。国际贸易实务教学目标的涉外性和教学内容的国际性,决定了该课程进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同时,国际贸易实务双语教学不仅是贸易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培养国际性、复合型经济人才的需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开展国际贸易实务存在三种模式。

1.简单渗透型

在国际贸易教学中以中文授课为主,用英语讲授一些国际贸易术语,并穿插使用一些常规的课堂用语,学生的考试采用中文形式。这种模式对教师的英语水平要求不高,适合英语基础和接受能力相对薄弱的学生。从教学效果上看,学生容易形成系统的以中文为媒介的知识体系,而英文掌握的只是零散的一些专业词汇。双语教学的最高目标是在专业文献的使用上、专业实务具体操作上能够做到双语自由转换。这种双语教学模式由于中英两种语言的比重十分不平衡,教学过程中英文信息量不足,所培养的学生就其专业的英文知识而言十分有限,很难达到双语教学的真正目标要求。这显然是简单渗透型的双语教学模式的不足之处。

2.过渡型(混合型)

在双语教学中以英语为主,采用英语板书和原版教材,在英语授课的同时辅以中文解释和说明,学生的作业、考试用英语出题,但用中文回答。这是目前我国国际贸易双语教学中采用最多的一种模式,穿插过渡型双语教学模式的优点在于双语的比重趋向均衡,采用这种教学模式与上种模式相比,教学过程中的英语信息量有了明显增加,但是对教师和学生要求相对提高了,特别是学生必须具备较高的英文水平,否则很难感知英文教材,更难听懂英文讲授。

3.浸入型(全英语型)

在双语教学中基本上使用英语,采用原版专业教材,课堂板书用英文,学生的作业、考试用英文出题,学生答题一般用英语。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对教师和学生的外文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

以上三种方式各有所长。浸没式双语教学让学生有一个很好的语言环境,因此教学效果较好,但是对老师和学生的要求都比较高,尤其是语言环境的创造有诸多困难。过渡式双语教学将第二语言逐步引入教学全过程维持式双语教学则是将第二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同时,继续用母语来维持学生理解的一种的教学模式,这两种模式比较适合双语教学的起始阶段,但母语与非母语的比重难以把握。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主要采用以英语浸没式教学法为主,辅以参与法的教学模式。

三、国际贸易专业双语教学的目标体系

双语教学的目标体系是国际贸易专业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双语教学的课程体系、双语教学的能力体系两大部分。双语教学的课程体系包括国贸专业知识、国贸专业英语素养两部分。双语教学的能力体系包括英语应用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两部分。

1.国际贸易专业双语教学的总目标

通过双语教学,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英语技能,更要重视学生对专业知识与英语技能的应用。通过本专业的学习,学生将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加深对国际贸易业务的理解；学会运用外语技能,增强学生外贸业务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人际交往技能和团队意识；树立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潜能,增强其就业竞争能力。

2.国际贸易专业双语教学课程目标

双语教学课程目标是双语教学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国贸专业知识、国贸专业英语素养两大部分,它涵盖了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必修的全部专业知识课程。在双语教学安排上从两大块来完成这两部分的教学任务,一部分国贸专业知识的中文讲授包含了五大主干课程,另一部分国贸专业英语素养的双语讲授包含了四大主干课程。

双语教学课程的目标分类方法有利于教师实施课程标准,使整个课程目标落到实处。双语教学的实施是在国贸专业知识掌握的基础上来开展的,学生在学习相关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国贸实务的双语学习,将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减少许多国贸专业词汇带来的学习障碍。

双语教学课程体系目标两大部分是互相联系的整体,每个部分各有侧重。国贸专业知识目标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贸易理论、专业国贸知识和贸易惯例,培养学生全球贸易观念,掌握基本的国际贸易技能和方法。

3.国际贸易专业双语教学能力目标

双语教学能力体系目标主要指学生通过双语的学习所获得的用英语处理国贸实务的技能,它包括英语应用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两大部分。实现双语教学能力体系目标,一方面可通过校内实验室模拟国贸实务操作环境的测评、模拟国贸场景交易的测评、单证制作及审核测试、函电写作测试等来反映学生双语学习所获得的能力水平；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校外的实训实习基地参与国贸实际业务各环节的实践来测评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四、国际贸易专业课堂双语教学的探讨

1.在教学组织中贯彻教育目标

涉外经济活动人才经常从事国际经济业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触英语国家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我门常常把培养国际性人才作为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高境界，这是因为我们深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形成的今天，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的重要性。因此，在双语课教学中，我们应该首先树立学生“民族性最鲜明的，也最富有国际性”的观念，把我们国家处理国际经济、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教学中，讲清楚社会、经济、文化进步中的开放与保持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自豪的关系，使我们的专业教育目标通过教学实现。

2.正确设立课堂教学目标，以专业知识为主线组织英文书面信息呈现，以母语为主，阐释复杂深奥观点

我们知道，课堂教学是实现课程教育教学目标的一个环节。专业课的双语教学不同于大学英语等公共英语课教学，语言只是工具。依据课程教学大纲，每一次课堂教学时间内，基本教学目标是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而不是形成英语的听说读写译等语言能力。为此，宜采用英文呈现有关专业知识的书面信息。

3.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破除学生害怕出错、不敢自由表达的畏惧心理，树立学生表达思想的信心

在第二语言不熟练，或者没有经常性使用时，每要表达一定意思，总会出现先出考虑语法对不对的现象，这样反而妨碍了思想的表达。为此，课堂上要鼓励学生大胆开口，不怕出错，凡不涉及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思想被曲解，就不纠正学生，尽量避免使用试错、负强化等教学手段，而是通过正强化，总结等方式来传达正确信息。

4.严格使用学习评估方法

兰伯特(Lambert)的态度/动机模式(attitude/motivationmodel)认为，在双语学习方面，性向和态度是两个重要的、相对独立的影响因素；双语学习不仅需要某种认知能力，而且需要一种积极的态度；态度关系到动机。因此，双语能力基于性向、态度、动机的程度以及态度与动机之间的关系。依据这种理论，双语教学应该采用英文试题进行考试，这样不仅能够使学生明确学习要求的严肃性，而且可以利用学生重视考试的心理，强化课堂学习的直接动机。

课堂教学组织技巧是教师使有组织的教育形式在明确的教学目标，有重点的内容组织，系统并赋予连贯性的师生互动下收到实际效果的主要途径，也是教师“教育艺术”的展示平台，各个教师可能有自己的独特做法和经验，但是，从整体上把握专业培养目标，把其作为处理教学中语言能力形成与系统专业知识讲述的大原则，有助于组织起知识传授与技能形成相融合的课堂教学环境。

参考文献：

[1]姜瑾:双语教学面面观[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1).

[2]王振宇邓弘:国际贸易主干课程双语教学的思考[J].江西教育科研,2004.(3).

[3]罗郑胜: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培养目标及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分析.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2).

[4]石碧涛:双语教学实验环节探索———以《国际贸易实务》为例[J].高教探索,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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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战略

二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别是2O世纪8O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改变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也证明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动用全球资源、启用全球投资回报最高区位、获得国际经济竞争能力、控制能力的关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贸易性和非贸易性两种，其中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形式，也是企业大力推行R＆D、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驱动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第一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加快，但仍显不足。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遵循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规律，适度发展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而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是企业投资阶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资成功的关键，加强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特点

1.地区集中性。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亚洲等地区。截止1997年，累计在上述三洲的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22.08％、31.45％、18.05％，共计71.58％；而在拉美、非洲、欧洲分别仅为10％、11.07％和7.35％。从国别分布看，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国及少数石油、铁矿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累计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有19个，累计存量投资占到总投资的90％。

2.资源指向性。中国自然资源种类相对齐全，总量大；但人均量少，开发成本高，有些资源还比较短缺。因此，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导向性明显。1988年，中国17家最大的跨国经营企业中，有10家属资源开发型。1985年以来，中国一些企业在摩洛哥、尼日利亚、美国、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个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渔业开发，已经运回数十万吨渔货；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区开发林业资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运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在泰国南部的合艾橡胶园附近开办合作公司，累计已向母公司运回1万多吨天然橡胶，满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国治金进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亚总投资2.8亿澳元开发铁矿，在以后30年内将运回2亿吨高质量的矿砂。

3.发达国家占主导。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1979—1990年，其投资总额在发达国家占67.09％，在发展中国家占32.91％；其中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在发达国家为576.95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128.91万美元。当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趋于下降，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减小；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趋于上升，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增大；但从总体存量投资看，发达国家依然占优势。如1979—1997年，上述两项指标在发达国家分别为51.61％和428.49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8.39％和138.43万美元

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资区。中国企业累计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形成三大核心区：（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979—1990年，在这三个核心区的企业数和投资额比重分别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计分别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别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计分别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别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计分别占28.61％和58.01％。

5.投资重心呈阶段性转移。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1979—1984年为自发探索阶段。此阶段兴办企业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资1.27亿美元，年均2100万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发展中国家。（2）1985—1991年为起步阶段。1985年，对外贸易合作部制订了海外开办非贸易企业审批办法，1987年国务院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跨国经营试点，促进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仅1987年就兴办海外企业124家，投资4.1亿美元，为前8年的1.7倍，出现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计兴办企业1008家，投资13.9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苏联等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199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扩大海外投资和经营权，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2—1998年，开办企业1288家，投资12.02亿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分别为25.56％、49.39％和74.44％、50.61％，呈现出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占比例上升，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资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发展态势。

6.投资行业和存量增长的空间分异日益明显，投资地区不断趋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以专业贸易公司为主，地区多选择在出口市场集中的东南亚和少数发达国家，且主要投资餐饮、服务业。这是由投资主体的实力有限所决定的。80年代后期，投资主体从专业贸易公司发展到大中型工业企业，由邻近发展中国家向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辐射，投资结构转向资源开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等。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投资进一步向东欧和韩国等国家拓展，地区、行业亦更加多样化。在发达国家主要投资机电、高新技术研发；在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开发和纺织、玩具、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等行业为主。从投资增量上看，亚洲持续走强，非洲、拉美等投资日益加速，欧洲、北美缓慢提升，澳大利亚及若干国家近年则呈现存量投资递减的趋势。1979—1990年，在亚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欧洲的投资分别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亚洲、非洲、拉美、欧洲的累积投资分别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计投资分别增加4.91、10.60、8.22和3.03个百分点；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别减少4.08和23.60个百分点。1998年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分别达0.68亿美元和0.9亿美元，占总投资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存量投资比上年净减221.4亿美元。从国别分布看，1979年开始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到1990年投资国家和地区达106个，美国、加拿大、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存量投资比重为82.42％。到1997年扩展到146个，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前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总投资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对投资影响很大。美、日、欧洲诸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选择地理上接近或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中国亦不例外。港澳及东南亚在地域上与祖国大陆或我国毗邻，华人、华侨集聚，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历史上同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十分频繁。因此，中国许多跨国经营企业对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环境较熟悉，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不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在此投资有利于回避风险、积累经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高投资绩效。所以中国对外投资初始阶段的首选区位在该区。同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关系融洽，投资的制约因素较少。因此，对外投资最初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并非资本剩余国，经济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不高，仅有少量的OIL优势，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投资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与调控等因素，呈现不平衡的集聚状态。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中国为实现赶超战略，开始注重向发达国家投资，来学习和借鉴国外技术，因此投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大量增加；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引发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强化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选择。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格局的形成。

3.目标国外资政策、市场及开发潜力。外资政策对外资的进人至关重要，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分布和与中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源比较丰富，且资金、技术短缺，多处于卖方市场，外资政策宽松，欢迎有利于增加就业的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投资，这正符合我国的投资特点。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稳定，技术先进，市场广阔，对外资开放领域有严格限定，资金需求主要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因此，随着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市场需求转变、外资政策调整及中国投资实力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进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资欧美的产业，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劳动、资源密集型投资转向发展中国家，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多，呈现地区多元化和布局趋向平衡的特点。这是适应全球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举措。

三、区域战略分析

1.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目标取向。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的成熟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开拓市场，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应选择收入和消费水平接近的东道国；到标准化阶段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应选择劳力成本较低的东道国。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对外投资应选择边际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和贸易带动优势的地区投资来促进出口和产业结构优化。折衷理论首次提出了区位优势是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企业应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源、技术、资金、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收益。上述理论从发挥和寻求比较优势的动因上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取向。因此，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布局亦应基于多重目标：（1）增加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投资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市场广阔的东道国，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益，培育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抗衡的能力。（2）带动出口。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今后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对外投资应选择能带动本国设备、半成品出口的国家，并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遵循“投旧引新”的原理，把轻纺、传统化工、机械等“边际产业”投向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时，立足长远，向发达国家投资，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突破各种限制获得资金和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4）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许多矿产资源已经或者即将制约经济发展，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应投资于国外资源丰富区，以获取资源，减轻国内环境污染，赢得新的发展空间，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总体战略。对外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和向发展中国家的下行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应以下行投资为主，兼顾上行投资。这由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生产和贸易的经济效果产生的影响所决定。发达国家有完备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环境优越，投资于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信息。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层次高，我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难以发挥，在市场上尚难同它们直接竞争。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结构相似，文化环境接近。它们工业化水平较低，从生产原料、工具到成套设备都需要进口。我国拥有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优惠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场。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还可以旁敲侧击，利用东道国的配额和优惠政策主攻欧美市场。如通过投向一些非洲国家，利用它们享受西欧的特惠关税，主攻西欧市场；对拉美直接投资，可利用北美对该区的优惠政策，广泛利用北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3.不同区域的投资战略。（1）稳定提高亚洲的投资。如前所述，中国在亚洲的对外投资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削弱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亚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无论是中国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优势还是特色技术优势，如陶瓷、刺绣、园林、中医中药等都适合于在本区投资。同时在本区投资也易于推行“投旧引新”的战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突破因产业结构趋同导致的贸易壁垒和摩擦。本区的港澳台和东南亚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该区各国和地区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较好。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不断推进，澜沧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得到了沿河各国和联合国开发署的高度重视；中亚地区的经济开发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这都有利于中国拓宽对亚洲的投资领域。因此，亚洲不仅是中国过去和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阵地，还将是今后加强投资的重要地区。

（2）有重点的发展对欧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欧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注重对欧美的投资，目的是追求美国高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中国跨国公司更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场容量大，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优越，与我国经济联系强，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顺差的来源国，在本区投资有利于冲破贸易壁垒，广泛利用外资，学习先进技术、管理方式，获得丰富的信息，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目前，我国在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要以开发资源、低水平加工业居多，无法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今后应改善投资结构，以长远利益为主。由于中国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对上述地区投资规模不大，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3）积极发展对拉美、非洲、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这些地区不仅有我国紧缺的若干自然资源，而且我国产品和服务在这些地区也比较适销对路，市场前景较好。我国的家电、服装、纺织、皮鞋、丝绸等轻工产品和餐饮业在中东欧很受欢迎，而该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我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铬、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市场潜力大，易于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非洲总体上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但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石油、铜、铬、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广阔。当然，该区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混乱，但大部分国家投资环境较好，整体的潜力较大。

（4）加强对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投资。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紧密性区域组织已经形成，它们的贸易活动以经济区域和经济实体内部循环为主，外部循环为辅，实行严格的有差别的内外政策：区域内实现了商品、资本、劳务自由流动，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统一工业和产品标准，而对区外进口则缺乏优惠条件。这些区域性组织的对华贸易保护日益加强，如199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欧盟对华反倾销达20多种，覆盖了从日用品到家电到工业品，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华反倾销也不断增多。因此，传统出口很难进入。但中国企业在欧、美仍有很大市场空间。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分享经济集团内部企业的优惠待遇，开发这一广阔的市场。另外，还要注意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对环太平洋国家投资，深化与本区的贸易、金融关系，继续以港澳为依托构建21世纪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圈外。

四、建议与对策

1.加强宏观调控。政府支持十分关键。首先，要制定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并加快人世为企业的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还要通过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产业引导法等，辅以有效的汇率、还贷能力管制，加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战略管理，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行为；其次，实施技术情报支持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对重点投资目标的政治前景、市场潜力、制度、劳动力市场进行及时分析，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第三，制订区域和产业相协调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强化支持重点投资区的重点企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战略。对中小企业和“边际产业”主要强化信息支持和投资方向引导，使其发挥最大的比较优势，获得投资收益。

2.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和专门人才。大跨国公司多施行全球战略，力求区域和产业投资最优化。加快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一批强大的投资主体，是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举措。同时，人才是企业实行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关键，世界上许多一流的跨国公司都确定了以人为本的制胜战略，如英特尔、西门子、松下等。我国应加强人才战略，培育出更适应于不同地区发展创业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应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瞬息变化的市场、金融、政局，科学决策，及时规避风险，推动投资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华商网络的“窗口”优势。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选择最优的东道国。力求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协调，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优势的转变，使投资重点向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综合投资环境好的地区转移。注重利用基于“亲、地、神、业、文”五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华商网络，发挥它熟知当地工商界状况、法律、经营习惯等“世界”优势，选择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小的行业和国家，促进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凯。区位决策[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143—165.

篇12

关键词：中美贸易顺差；协整性分析；产业内贸易

一、中美贸易顺差现状分析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显示，自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以来，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究其原因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　中美贸易顺差来源于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不合理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加工贸易出口的扩大。中国目前对美国出口的约70％属于加工贸易产业。

随着美国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类似“微笑曲线”的V型生产组织结构，即日本、韩国从事研发、设计等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活动，生产并出口关键零部件；东盟、台湾等生产并出口零部件系统或模块；中国大陆从事劳动密集型组装并提供少量组件；香港从事面向美国等海外市场的营销服务，而美国成为产品的目标市场并最终实现产品的价值。从V型结构的两端到底部，生产环节的产品附加值越来越低，而中国大陆恰恰位于V型组织结构的最底部。境外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改变了贸易地理流向，最终产品的出口地就由日本、韩国、台湾、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大陆，由中国大陆进行加工，再向美国出口，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原先对美出口的部分产品原产地转移到了中国，由这部分产品造成的对美的贸易顺差也随之转移到了中国。

综合以上分析，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为：中美贸易顺差是大部分来自于加工贸易产业，其实质是一种基于产业层次上的结构性顺差(蒲华林、张捷，2007)，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东亚的产业转移，以及与此相伴的对华投资。

2　加工贸易产业多个环节过多依赖美国相关产业

美国对华贸易长期持续、巨额贸易逆差，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实际利益分配中受损，反而导致中国在两国的双边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张静中、孙炜(2006)从探讨中美贸易依存度的角度人手，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分析，用统计数据说明互补的中美贸易关系的不对称性。

这种不对称在双边贸易总量和结构上同时表现出来，从图中可以看出，中美双边贸易差额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中国远远大于美国，因此，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博弈中，美国处于相对主导地位，中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同时，中美双方贸易差额同国内货物服务贸易总体差额的比值，中国也远远大于美国，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差额占中国国内货物服务贸易差额的大部分，中国的贸易顺差大部分来自于货物与服务贸易行业。

美国将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但自身却保留具有高新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并通过各种手段严格限制这些技术流入中国，这种情况的长期延续，导致中国加工贸易产业的核心环节过度依赖于美国，特别是技术上对美国产生了依赖心理，削弱了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专利技术落后，产品缺少核心技术的竞争力。

3　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探讨中美贸易商品整体竞争力的消长，除了对进出口产品的构成及其比值变动进行分析以外，还可以在进出口商品之间进行直接的交换比价分析，即分析贸易条件的变化，该分析不仅可以反映一国国际贸易获利程度的高低，也可以反映一国出口竞争力的优劣。

中国加工贸易产业承接了美国相关产业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不断下降，而美国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含量高的最终产品，附加值高，导致美国向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不断呈现上升趋势，因此，作为美国的贸易伙伴国，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恶化趋势极其明显，中美双边贸易条件对中国极其不利。在双边进出口贸易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出口迅猛增长的态势下，中国长期贸易条件的恶化令人担忧。

4　低附加值加工贸易产业的影响

中国的出口多以贴牌定制等加工贸易方式进行，附加值较低，分享的贸易利益较少。从而导致我国的高贸易依存度，以及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将使得中国在双边贸易关系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同时，美国也将以其巨额逆差为理由，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设置各种障碍，阻碍中国产品的出口。我国大部分地区只是把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产品的附加值并没有明显增加，因此，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然较低，导致我国贸易福利水平不断降低。通过对中美贸易顺差同加工贸易产业内贸易比率之间的协整关系的分析，从而引起对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优化的思考。

二、加工贸易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比率同中美贸易差额之间关系协整性检验

(一)变量的确定和选取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东亚诸国及美国对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品内贸易与中美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的协整性进行检验分析，以证明上文所提出的中美贸易顺差来源于东亚诸国及美国对华贸易转移的论点。因此，在此实证分析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中美贸易顺差，解释变量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品中来自东亚诸国及美国的对华产品内贸易比重(胡小娟、陈晓红，2007)。本文拟采用贸易总量数据，1993年至2003年10年间，中美贸易顺差(CAehina)、中韩产业内贸易比率(VSkorea)、中日产业内贸易比率(VSjapan)、中美产业内贸易比率(VSusa)、中国与东亚诸国产业内贸易比率(VS－sum)、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比率(VSasean)。下面对这组数据进行协整建模分析。

(二)协整性检验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变量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可能存在非平稳性，直接进行检验可能遇到“伪回归”问题，这样得出的结论不可靠(绍军、徐康宁，2007)。要确定美中贸易逆差同中国与东亚诸国及美国产业内贸易比率的长期关系，首先必须确定各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在各变量单整阶数相等的时候，检验结果才具有可靠性。以上数据系列在样本期间内的ADF统计值均大于在99％、95％、90％置信度下的麦金龙临界值，表明在多个置信度下，样本序列均不平稳。进一步，对各个样本序列取自然对数，并且对上述各列对数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取对数后的样本数据在样本期间内仍然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其水平系列数据均显示不平稳。一阶差分结果报告如表3所示，在95％的置信区间内，美中贸易逆差和东亚诸国的产品内贸易比率均为一阶单整序列(也即取一阶差分之后，所有变量的ADF值在95％的置信区间内，都小于其麦金龙临界值，均显示平稳)，即I(1)，而且D－w值均显示不存在序列相关。因

此，为了进一步证明美中贸易逆差同中国与东亚诸国及美国产业内贸易比率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将对美中贸易逆差与东亚诸国及美国产品内贸易比率之间进行协整性分析检验，由于样本期间有限，因此，本文拟采用ENGLE－GRANGER两部检验法。

(三)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计量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东亚诸国及美国对中国的产业内贸易与美中贸易逆差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因此，伴随着美国的产业升级和对华产业转移，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环节将会随之转移到中国，而最终产品却返销到美国市场，从而，美中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扩大(杜厚文、彭志文，2007)。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其实质上就是一种基于产业品内分工的结构性贸易逆差，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应当从改善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促进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不断提升我国加工贸易产品的附加值入手。

三、对我国加工贸易转移升级的思考

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加工贸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极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金志刚、唐翠林，2005)，应当加快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1　提高国产中间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应当促进对我国生产中间品的企业的自身改造，提高国产中间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一方面，国家应发挥在标准方面信息优势，收集国外跨国公司生产过程中产品工序、规格等方面的标准，引导国内企业技术改造向着国际标准的角度转变，建立加工贸易需求料件信息库，给予本国料件生产企业以信贷支持。利用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促进中间产品生产者对现有生产方式进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鼓励外资进入上游产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提升我国中间品产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制定更为优惠和灵活的政策，引导外资进入上游产业，将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生产环节设在我国，由核心企业的进入带动我国配套企业的进入，通过学习模仿逐步提高我国中间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

2　延长产品生产加工链条。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加工贸易企业所承接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附加值低，耗能大，我国厂商在加工贸易产业中，只收取少量加工费，而失去了巨额销售利润。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品增值率的提高，依赖于生产加工链在我国境内的延伸。只有不断促进加工贸易产业链的延长，即由加工贸易制造为主逐步向采购、加工制造、分销服务、售后服务以及研发、信息咨询等方向转型升级，向国内不断延长加工贸易产品生产加工链条，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升我国加工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　实现加工贸易的地区间转移和协调发展。对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理解，应当充分认识我国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的发展存在差距的事实(罗建兵，2002)，应当在加工贸易政策上体现出对中西部、沿海地区的差别对待。应当利用加工贸易，加强地区经济间的协调发展。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现实情况下，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在中西部地区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曲建，2006)，因此，应加大政策的引导，实行政策倾斜，不失时机地实现产业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借鉴沿海地区的经验，进行优势互补，改善对外经济贸易的环境和条件，以后发优势积极吸引投资，拓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加工贸易的发展空间，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开发、缩短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

4　努力提高国内加工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从国际生产布局和技术周期来看，机电产品在发达国家已标准化，已经逐步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这很适合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抓好机遇，积极承接这些产品的生产，才能进入跨国公司的生产环节和销售渠道，这是中国利用世界资源发展经济的一条捷径。而现阶段，我国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所具备的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欲承接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目前加工贸易要实现升级，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技术问题。虽然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的形式，但是，东道国一般情况下还是有很大努力空间的。跨国公司一般根据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生产成本等经济因素，安排生产环节。只要东道主国能够对技术和生产的经济因素和与生产环节相关的配套设施做好调整，跨国公司就会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根据新的情况安排在东道主国的生产。

篇13

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岛国，依靠其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高科技的支撑，创造了日本经济发展的特殊模式——外向型产业贸易。日本主要以电子和汽车为支撑产业，并以此形成了临海型的工业分布格局。

日本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尤其是所谓“三湾一海”地区，即东京湾、伊势湾和大阪湾以及濑户内海沿岸地区。东起东京湾东侧的鹿岛，向西经千叶、东京、横滨—骏河湾沿岸—名古屋—大阪、神户—濑户内海沿岸，最后直达北九州，长达1，000公里，包括京滨、中京、阪神、濑户内、北九州等五大工业地带及其毗连地带，呈东西向的条带状地区，通常称之为“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该地带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4%，但却拥有日本全国人口和工厂数的 60%，工人总数的67%以上，工业产值的75%，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设备能力的95%，以及重化学工业产值的90%以上。特别是战后新建的大量消费原料的资源型工业，全部分布在这一带，成为临海型工业区的典型代表。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不仅是日本、也是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区之一。

可以说，日本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发达的电子科技，形成了一个完整、发达的工业体系，日本的电子产品和汽车，在世界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以汽车为例，2010年，日本国内汽车产量为962.6万辆，排名全球第二，约占全球汽车总产量的13.4%。同时，日系汽车在全球各大洲布有众多工厂，加上这部分海外产量约有1300多万辆，日系品牌全球汽车产量估计接近2300万辆，约占全球汽车总产量的30%左右，是美系品牌的一倍半，占据全球汽车产业最大份额。

但是，受90年代“泡沫经济”的影响，日本经济总体属于低迷时期。近20年来，虽然出现过低水平的恢复，总体来说，并没有出现长时间较大的增幅。特别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日本由于受全球经济增幅放缓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不佳。2010年的欧债危机，严重遏制了日本在2009年第二季度后经济出现较大的增长的势头。欧洲债务危机扩展，日元升值加速，使得日本整体的经济停滞不前。在这样的国内经济发展条件下，日本的主要产业链的正常运作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日本的电子、汽车等支柱产业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市场份额也十分重要。

二、震后工业产业链的变化对日本出口的影响

与美国的空心型工业分布格局（生产的产业链分布在世界各地，仅将高科技的研发放在本国）不同，日本的大部分工业生产都在本国进行。日本地震后，首先受到影响的交通设施和电力供应。东北地区铁路、公路等社会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物流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恢复，这将给救灾和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同时，也使日本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的影响。日本原本就是一个国内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交通不便给日本的资源供给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资源的严重不足，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来料加工，出口成品的经济外向型国家来说，无疑是从源头上遏制了经济的发展。停电产生了连锁反应，福岛第一核电站被摧毁，周边共13 个核反应堆或损毁或停机，再加上东北及关东地区其它能源设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即使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日本也将有6%左右的电力供给处于瘫痪状态，这无疑给日本工业的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挑战。

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日本工业生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次地震的重灾区东北部地区并不是日本最主要的工业区，但该地区也集中了汽车、核电、石化、半导体等众多重要产业工厂，该地区主要受灾地区经济规模占到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左右。

仅从经济规模来看，受灾最严重的岩手、宫城和福岛3县的经济规模仅占全国的4%，而阪神大地震的重灾区兵库县一个县的经济规模就占全国的4%。茨城、枥木、千叶等县受害较小。

而汽车业遭受损失最为严重，由于零部件供应震后受阻，日野、三菱、丰田、本田、尼桑、大发等8家日本汽车制造商14日起将暂时关闭在日工厂。其中，日本三大汽车厂商丰田、本田、日产一共有22家工厂已经关闭。停产的三家日本车企，包括雷克萨斯、英菲尼迪及讴歌品牌。其中，丰田进口量排名在第三位，仅次于奔驰及宝马。受此次地震影响，日本三大汽车公司丰田、日产、本田相继宣布下周一关闭日本国内所有工厂，其他部分整车厂和零部件工厂也受到一定影响。

在此基础上，由于核泄漏，日本的能源短缺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日本核电占总电量的近29%，而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的核电装机容量占全国核电的35%。遭受如此巨大的核冲击，日本今后的核电发展可能会受阻。在解决能源带来的问题时，日本最可能采取的措施可能是使用火电来弥补电力的供应不足，这无疑是增加了工业生产的负担，加剧了工业产品特别是电子、汽车的出口成本。核能源的泄漏，使日本的农产品、水产品也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与此相关的农副产品的工业生产业面临挑战，同时，农产品、水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无疑会给整个产业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而灾后重建的财政支出，以及保险业的灾后赔偿支出，也成为制约日本工业发展的重大因素。由于日本的市场经济是以政府主导型为主，政府对日本产业的扶持，成为日本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财政对震后重建的大量支出，可能会使政府投入工业的支出下降，由此带来的资金短缺，也可能成为日本工业产业发展的瓶颈。同时，政府可能采取的财政赤字政策——大发国债，也可能会加剧市场的不稳定性，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保险业的大量资金支出，可能会使该产业的资金周转出现困难，进而使未来保险业发展陷入困境。保险业，作为工业产业的辅助保障行业，该行业的发展困难，加剧整个工业生产的不稳定性。由于诸多因素的作用，日本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断，使其对外出口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据有关数据表明，统计数据表示，4月出口总额为5.1557万亿日元，同比急剧下降12.5%，为连续两个月同比减少。其中，汽车出口额同比锐减67.0%，为2553亿日元，创1979年1月以来最少纪录。汽车出口台数则为21.4437万辆，这也是自1979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半导体等电子产品出口额同比减少19.0%。与此同时，食品出口额亦同比减少22.8%。

同时，4月进口总额为5.6194万亿日元，同比增加8.9%，为连续16个月同比增长。由于原油价格上涨，石油制品进口总额同比猛增62.2%。此外，受核电站事故的影响，火力发电使用的液化天然气需求上升，而其进口总额亦同比增加17.6%。

三、震后中日的贸易关系及其影响

以中国为例，日本工业产业链的变化对于中日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影响。中国与日本是重要的贸易伙伴，近年来，中日之间贸易额不断地提高（表1）。

表1 2002-2010年中日贸易收支的变化（单位：亿美元）

年份贸易 总额 对日出口额 对日进口额 贸易差额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合计 1019.1

1335.7

1678.9

1844.4

2073.6

2360.2

2667.9

2288.5

2977.76

484. 4

594. 2

735. 1

839. 9

916. 4

1020.7

1161.3

979. 1

1210.61

534. 7

741. 5

943. 7

1004.5

1157.2

1339.5

1506.5

1309.4

1767.07

-50.3

-147.3

-208.6

-164.6

- 240. 8

- 318. 8

- 345. 2

- 330. 3

- 556. 46

- 2 362. 36

由表1可知，从2002年到2010年，中日之间的贸易额从1019.1上升到2977亿美元每年呈上升趋势。同时，双边的贸易差额越来越大。近年来，中日之间的贸易呈互补性，其中，贸易领域主要集中在机电设备、电子产品、车辆、光学设备和纺织品等行业。日本制造企业控制着关键技术和品牌，在价值链中居支配地位，而中国企业从事加工组装，在价值链中处于从属地位。中日之间的基本贸易格局为：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将部分技术含量较低的产能转移至中国，而在本土保留核心元器件的生产，并将关键零配件出口至中国工厂进行组装，产成品一部分返销日本，大部分出口欧美市场，同时，中国向日本提供纺织品、煤炭、石油、矿产品和农产品等。

从这样的贸易格局不难看出，中国对于日本的一些核心电子元件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同时，对于进口的日本汽车以及日化用品也有相当的偏好。这就说明，如果日本在震后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那么，对于中国的一些企业，乃至消费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噩耗。日本进口产品价格的上升，将导致国内相关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同时，也加剧了国内消费者的负担。可以说，从进口品的角度说，国内消费者的海外消费成本将大幅提高。

但是，从我国出口的角度看，由于日本震后的重建工程需要很多的资源，如钢材、水泥、木材。而日本又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身为日本的邻国，且双方的贸易关系紧密，中日可能会加大双方的贸易额，进一步深化贸易关系，无疑是给中国的对外投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由此可见，在对外贸易中，贸易条件的恶化，对于整个产业的整体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时，对于中国而言，找到一个平衡点。

篇14

近些年来，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势头强劲，包括进口与出口始终保持着双向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这一态势不仅证明了中国农业开放化已经取得了实际成效，而且也证明了近年来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绩可喜。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农业领域进、出口增加的不平衡性和中国农业领域贸易中逆差的产业，也意味着中国农产品贸易还具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二、农业产业化能够促进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一）规模化经济优势具有的促进作用

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最理想的规模，反映在农业领域之中，就表现为只要农业生产的规模是合适的，就能用最少的投入来得到最大的产出，同时该农业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又是最低廉的。就经济学视角而言，这一生产点始终处在“U”型成本曲线当中的最低端。如此一来，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成正比关系。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经这样指出：规模经济也能促成国际贸易：假设两个国家的生产、消费等条件完全一致，一旦一些行业存在着明显的规模经济，两家国家就会依据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实施全面的专业化产业分工，从而让两国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产生各种差异，由此而导致农产品贸易的诞生。按照此观点，笔者觉得农业产业尽管属于弱势地位，其平均收益往往要低于别的产业，但立足于开展产业化运营，就能壮大农业产业之规模。与此同样，也能很好地控制相应农产品所具备的生产成本，实现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大多应用机械化进行操作，以求实现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经营。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情况与之不同，因为我国农业生产具有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规模普遍比较小，而产出效益同样也比较低。通过农业领域的产业化经营，从而提升一些地区以及行业的生产经营规模，但以上状况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条块化分割与小块化经营的状况还是在现实当中存在，这也是造成近些年来虽然农产品市场已经开放，但是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仍然呈现出不平衡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资源优势具有的促进作用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资源具有的差异以及配置效率将决定某一国家是否具有竞争的优势。通过开展农业领域的产业化经营，能够更好地整合某一国家所具有的资源性优势，切实改进与优化农业资源配置的形式，提升农业资源的配置成效，让该国的农业产业产生更大的比较性优势。因为各种要素资源全部是在趋利情况下进行的一种最为理想的配置方式。所以，一旦某一个产业的效益有所提升，其他产业的资源报酬就会相应的下降，从而让要素资源向该行业予以转移。应当说，农业规模经济肯定能够提升与之相关的各个行业所具有的收益状况，以便于加快资金、技术和高素质人才资源往这一行业进行转移。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就能提升农产品自身所具有的竞争性优势。主要表现在能够加快农业产业的传统生产方式往现代生产模式所进行的转变。传统生产方式所注重的是用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以获得取得经济收益上的数量增长，而现代生产模式则十分注重于用技术的革新以及人员的素质以提升效益，这一转变结果必然会提升农业产业所具备的竞争性优势；从而有利于农产品产业的发展。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能极大地提升农业产业链具备的深度、广度优势，让目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农产品产业逐步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这样一来就能提升农产品竞争上的优势。

（三）技术优势所具有的促进作用

一般来说，产出往往取决于技术的进步能力、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前者能够用控制投入成本的方式来提高生产的效率，从而增加产出量。鉴于农业产业较为薄弱，平均收益不仅大大低于那些高收益产业，而且还低于社会上的平均收益。有鉴于此，一旦不考虑技术的变化，资本和劳动要素在边际产出上肯定会低于其他行业，最终就会导致农业生产要素出现持续性外流，进而造成农业产业的效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实施技术变革之后，肯定会对农业产业造成相当大的推动力，技术上的革新或者技术进步将成为处于生产要素投入外的一种新的变量，由此而实现农业产业之产出。当然，技术之发展也可以运用提升生产效率来有效节约别的生产要素之投入，这样一来就能通过间接地加大农业类生产要素的投入以改变我国农业的产出状况。同时，更加重要的一点是，运用技术革新能够提升农产品的质量，从而扩大与丰富农产品供给之多样性，全面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尤其是随着世界各国农产品市场开放化程度的大力提高，各类不和谐因素也在同时增加，从而导致贸易摩擦以及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发展为关系到该领域对外贸易的主导力量。在引入技术革新之后，正好能解决这类问题以实现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继续发展。

三、运用农业产业化优势提升农产品贸易水平的对策

（一）提升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尽管我国目前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正在持续提升，但是相对于总体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农业整体规模来说，产业化经营能力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国家还是需要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特别是要积极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实现新的发展。有鉴于此，各地应当想方设法增加农业产业化资金扶持之力度，并且多开展一些面向广大基层农户开展的农业种植培训、农业技术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农业新技术的介绍与指导等。

（二）积极发展农业龙头企业

为了增强我国农产品产业加工的精度与深度，要围绕着农产品产业建设这一中心，努力建立健全一大批产业相关度较大、综合加工能力较强、规模化与集约化水平也比较高的现代农业龙头企业示范基地，并且发展一大批具备强大带动能力的现代农业示范性企业，并且依赖于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来构建新型农产品加工体系，并且提升农产品所具有的附加值、综合性效益。对于那些具备比较优势的大型农产品生产企业，还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要素来加快优势产品往优势企业进行聚集。对于农业龙头企业来说，还应继续深化和广大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系，将切实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农产品企业发展的主要方向，这样一来就能更好地投身于现代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之中。

（三）增强农业产业创新能力

如今，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尚处于努力实现新的发展，并且实现创新性提高的全新阶段。新的发展所指的要实现数量与规模的同步发展、同步提升。创新性提高则是运用技术创新以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积极鼓励农产品企业组建符合自身实际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发展需求的现代农业科技研究与发展中心，选择本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农业高新技术项目进行专题研究与攻关，从而力争取得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创新成果。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