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经营的原则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保险经营的原则，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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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业；诚信缺失；诚信建设

诚信是保险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保险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保险业发展的基石，诚信日益受到保险业内的重视，诚信体系建设也已初步展开。2003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强调：“越是加快发展，越要注重诚信，搞好服务，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2005年以来，中国保监会更是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强保险业诚信建设的文件及规定，为我国保险业的诚信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我国现行的诚信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为有些保险企业产生失信行为提供了空间。近年来，一些重大违规经营案件屡有发生，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也阻碍了保险企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保险业诚信缺失现状

国际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两年国内寿险保单退保金额巨大，甚至逾300亿元，其中有两成理由是因为消费者被骗。而据某网站的“你认为国内的保险公司可信度为多少?”的投票调查显示：63%的投票者认为国内的保险公司可信度为0%，35%认为可信度为50%，只有1%的人认为可信度为100%。

(一)保险供给者的诚信缺失

保险供给者即保险市场上提供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一直以来，保险行业缺少信息披露制度，加上保险业务专业性较强的特点，使得保险消费者实际上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态中，从而妨碍保险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产生次品驱逐良品的现象。许多投保人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都难以了解保险人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情况，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及人的介绍做出判断，客观上为保险人的失信行为创造了条件。此外，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中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及时履行甚至拒不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义务，使一些保险消费者丧失了对保险公司的信任。

(二)保险中介者的诚信缺失

保险中介的诚信缺失主要为保险人的诚信缺失。由于目前我国从事保险业务的人数量众多、规模庞大、业务素质及道德水准参差不齐，不少保险人在获得更多手续费的利益驱动下，片面夸大保险产品的增值功能，许诺虚假的高回报率，回避说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甚至误导投保人，给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经济损失，引起保险消费者的普遍不满。

(三)保险消费者的诚信缺失

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同样表现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方面，一些投保人在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使保险公司难以根据投保标的的风险状况确定是否承保、应该以什么样的条件承保，使道德风险防范产生困难。

二、保险业诚信缺失症结所在

国内保险业诚信缺失的问题日益突出，已大大制约了保险业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不对称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原理，卖方总是比买方更了解产品的质量，而受短期利益驱动，商家可能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误导客户获取利益。对保险这个特殊行业而言，信息的不对称还表现在买方或投保人总是比保险公司掌握更多关于保险标的信息，这也是为何在实际的保险交易中投保人骗保骗赔现象屡见不鲜的原因。假如交易双方都想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误导对方的话，最终博弈的结果就是陷入相互做假的恶性循环，即经济学中所谓的“囚徒困境”。

(二)管理制度不健全

保险供给者及保险中介者的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管力度不够，使保险公司员工及保险人的诚信行为具有不完全控制性。保险公司的业务运作是保险公司的内部员工及保险人行为集合的结果，员工及人的忠诚度、能力及协作精神是保险公司诚信状况的基础，当员工及人的诚信状况失控超过一定的范围和度，就会影响保险公司的整合状况，弱化保险公司的诚信能力。由于对保险人的管理制度不完善，上岗要求不够严格，保险人总体素质偏低，保险公司难以完全控制保险人的不诚信行为。

(三)《保险法》不完善，执法不切合本法

我国《保险法》仍不完善，国际惯例不能体现，许多具体案例无法可依。比如，我国《保险法》规定了重复保险的定义和分摊方式，但是，对于重复保险的规定是不完善、不严谨的，并且对于被保险人的索赔没有提供法律上的依据。此外，对于近因原则等国际惯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各种不诚信行为缺少相关的惩罚规定，这些法律漏洞形成了我国保险业的诚信问题的一个很大来源。我国对《保险法》的执法也常常不切合本法，有些执法者对《保险法》及保险的相关概念和原则不清楚，同时由于《保险法》的不完善，在具体操作时常用其他法律条款代替，造成误判。

(四)国家信用管理制度体系不完善

国家信用管理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导致诚信的保障机制、惩罚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缺乏。从诚信的保障机制来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健全的国家，会从制度上保证诚实守信的合法权益。而目前中国保险业的诚信监督没有完善的相关法律的强制约束，失信行为的屡禁屡犯也就在所难免。

三、加强保险业诚信建设的几点建议

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的出台，为我国保险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与此同时，当前的严峻形势对保险企业的诚信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完善诚信体系，规范诚信秩序，是当前我国保险体制改革和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加强保险业的诚信建设要从企业内部和外部各方面着手。

(一)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

由于保险机制的固有特性，无论是保险的买方还是卖方都不可能如愿获得足够的信息，这种对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状况，很容易被保险市场参与者所利用，并导致保险市场运行的低效率，因此，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使买卖双方能够站在同一平台上平等、公开地对话，建立买卖双方的相互信任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督惩罚机制，加大失信行为惩罚力度，增加失信成本，也是减少商业活动中诚信缺失行为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强化保险监管力度

加强和改善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市场的监管一直是促进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点话题，从两次《保险法》的修订都把强化保险监管手段和措施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可以看出其在保险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继第一次修订增加了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在金融机构存款的查询权，增加了对保险违法行为处罚的措施，加大了惩治力度等规定后，第二次修订草案拟增加的监管手段和措施主要包括：对监管对象进行现场检查，进入涉嫌违法行为场所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及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等；与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对出现重大风险等情况的保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采取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限制其出境、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处分财产等。只有更加有效的进行保险监管，才能使保险这一社会的“稳定器”更好的发挥其作用。

(三)提升员工诚信服务意识，构建保险业的诚信文化

保险市场上的各种行为主体应该转变观念，重新认识企业利益、个人利益与诚信的关系，树立维护诚信行为的责任观。在保险公司的员工培训及对保险人的培训中，应重视诚信教育，增加诚信内容，特别是要规范保险展业行为。保险机构要制定并遵守规范的业务程序管理，完善业务考核管理办法。要改进、优化保险服务，及时兑现理赔承诺。要落实营销员持证上岗制度，制定从营销员招聘到市场退出的管理办法。

(四)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大执法力度

要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充实保险诚信的具体条款，将保险人、保险中介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各有关方面的行为纳入相关法律法规之中。要加大依法查处各种失信行为的力度，重点是要严厉打击各种弄虚作假骗保骗赔的行为。2008年8月1日，国务院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对《保险法》的第二次修订《草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保险活动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保险行业的基本制度和自律规定作了进一步补充、完善，并强化了保险监管机构的职责和监管手段，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不可抗辩条款”的增加，能有效减少保险人的“逆选择”现象，有助于解决困扰保险行业已久的“投保容易，理赔难”的问题，更加体现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

(五)建立统一协调的保险信用管理体系

第一，要完善保险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建立了解和评价客户咨信和风险情况的机制，及时掌握和制止不诚信行为的发生。第二，要完善保险信用监管机制，推行违信惩罚制度，增大失信的成本。此外，还要建立和完善保险人信用管理制度，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把保险信用管理制度纳入社会诚信体系框架，做到明确目标，统一领导，有效考核考评，各有关方面及时互通信息。

参考文献：

[1]魏华林，林宝清.保险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魏华林.保险法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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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法人越权原则的演变

    企业法人作为一种组织体，必须在其目的范围或经营范围内从事活动，是19世纪以前民商立法的普遍限制。英国法中的“越权原则”就是典型的表现形式。根据 “越权原则”，若法人超越其组织章程范围，从事经营范围以外的活动，法律即认定这种行为构成越权，该行为在法律上无效。这种无效，是绝对无效，是不可逆转的无效，不能通过追认、强制执行、补正等救济手段使它转变为有效。

    实行严格的越权原则，对该法人是十分有利的。一方面，法人可以取得因越权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利润，因为无效的后果多为恢复原状；另一方面，当该行为的后果不利于该法人时，该法人可能基于法人越权行为而主张无效，从而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实行严格的越权原则，则对交易的对方即第三人是极其不利的。因为第三人在与法人从事交易时，必须查明法人是否越权，稍有不慎，就可能要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害。

    实行越权原则，第三人在从事交易时，势必要认真审查和核对对方的经营范围，甚至要到有关部门去核查其原始注册文件，必将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成本，延缓交易。更重要的是，实行越权原则，不利于交易的安全。所谓交易的安全是指对取得利益的行为尽量加以保护，不能轻易使其无效。实行越权原则，当事人不得不谨慎地审查对方是否拥有从事此行为的真实权利，如果稍有疏忽，就可能使该行为无效。这样人人自危，惮于交易，恐遭受不测之危险，不仅严重影响了交易安全，而且徒增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巨大浪费。

    正因为如此，近几十年来，各国吸收了现代法律保护交易安全的思想，越权行为在各国从绝对无效走向相对无效甚至有效。

    二、我国对法人经营范围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我国《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制定章程，公司的经营范围由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应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但都没有对法人超越经营的行为效力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越权原则的弊端日渐显现，并为许多学者所诟病。于是1999年的《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合同法》规定对于法人的越权行为在第三人善意时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人民法院并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该司法解释不论善意与恶意该行为皆有效，司法解释对从事越权经营的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更为彻底。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对法人越权原则的的变化过程，反映了我国对法人越权原则认识的深化，反映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中作为市场主体的内在需求，同时紧跟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趋势和潮流，与时俱进，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对我国保险经纪人越权行为的分析

    人们认识到了法人越权原则的弊端和缺陷，纷纷对越权原则加以修正。现在的趋势和思潮就是就是越权行为在各国从绝对无效走向相对无效甚至有效。甚至有人建议废除越权原则。

    在我国保险经纪人超越经营范围是否有效的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超越经营范围的活动，因法人没有行为能力，应当无效。另一种观点认为，超越经营范围的活动，相当于无完全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不应一律无效。

    第一种观点，曾为学界通说，在司法实践中也一度坚持。这种学说符合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

    在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许多学者主张第二种观点。这种学说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

    笔者基本赞成第二种观点。主要理由有：

    第一， 第一种观点不符合法人越权原则的发展趋势，不符合鼓励交易，保护交易安全的法律思潮。

    第二，第一种观点，没有区分善意和恶意，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如果善意第三人在一种具有合理、客观的信赖外观面前与保险经纪人从事活动，该行为应为有效。如果第三人明知该行为超越了保险经纪人的经营范围，仍然与之交易的，表明其对自己利益的漠不关心，法律也就没有再对其加以周全保护之必要。反之，如果法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均认定其有效，这无疑会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善意第三人利益，若对第三人不分善意与恶意，对保险经纪人未免过于苛刻，有矫枉过正之嫌。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 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只要保险经纪人不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因此即使超越了保险经纪人的经营范围，一般也是有效的。

    笔者认为，保险经纪人超出经营范围的经营行为，只要保险经纪人的经营范围，不违反国家的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不应一律确认无效。除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外，不应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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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进一步 打造 保险业 核心价值观

保险行业核心价值理念是“守信用、担风险、重服务、合规范”。作为保险行业把这一观念如何渗透到从事保险业工作的方方面面，是保险经营的核心所在。本文就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保险经营的本质属性，保险价值的实现途径及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条件谈谈进一步打造保险业核心价值观的一些见解。

一、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是守信用

在保险活动中，对保险当事人诚信的要求要比一般民事活动更为严格，要求当事人具有最大诚信原则。诚信就是讲诚实和守信用。讲诚实是指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得隐瞒、欺骗；守信用是指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必须善意的、全面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最大诚信是保险的基本原则，保险双方在签订和履行保险合同时，必须以最大的诚意，履行自己的义务，互不欺骗和隐瞒，否则，保险合同无效。坚持最大诚信原则是为了确保合同的顺利履行，维护保险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所以，从理论上讲，该原则使用于保险双方当事人。在实践中，更多的体现在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要求。而对保险人讲，由于保险标的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对保险标的的具体情况除了调查所得之外，了解甚少，主要听取投保人的陈述而决定是否承保。所以，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遵守最大诚信原则。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品质。在保险业做到诚实守信，就是要做到信守承诺，忠实于自己承担的义务，不得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得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否则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二、保险的本质属性是担风险

保险的含义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由于保险所处的经济条件不同，保险职能在人们的实践中表现得效果也不一样，所以，保险的作用也会不尽相同。从经济的角度讲，保险是一种经济行为，是一种金融行为，是分摊意外事故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从法律的角度讲，保险是一种合同行为，保险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合同中约定，保险合同中所载明的风险必须符合特定的要求。从社会角度看，保险是社会经济保障制度的重要部分，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器”。从风险管理角度看，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方法，它的基本职能是分散风险，补偿损失。它的派生职能，一是融通资金；二是防灾防损；三是参与社会管理；四是参与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无疑，风险无处不在，保险无处不有，这就是保险的本质。

三、保险价值的实现途径是重服务

保险属于金融服务业，服务是基本职能。保险服务体现在承保前、承保中和承保后的全过程。重服务就是客户至上。客户至上是指各保险机构的各项经营活动必须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向客户提供热情、周到和优质的专业服务。客户至上，有利于保险业的生存发展。唯有将客户至上这一理念贯彻至保险企业经营全过程，才能使保险业创造出无限的发展空间，坚持客户至上有利于保险业的生存和发展。客户至上还有利于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保险业服务的客体对象是人，提供服务的主体对象也是人。客户至上就是把人放在核心，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保险业中的以人为本具有双层内涵，一要细分市场，即客户；二要把人盘活，即选拔专业人才。只有把握好了以上两类人，公司的经营才有双重保障。同时，客户至上，从根本上，要落实到最优服务上，即一是让客户享受到风险管理服务，二是为客户提供售后服务。所谓风险管理服务，就是保险从业人员要深入了解和分析客户所面临的风险，并进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风险评估，并在其基础上，为客户提供风险管理建议，以便客户对建议的内容做出明智的决策。售后服务同样重要，保险从业人员要经常保持与客户的适度联系，及时解答客户提出的有关问题，协助客户办理变更保单信息、通知客户续保事宜。客户提出退保，保险从业人员应提醒或告知客户保单中有关退保条款、退保可能造成的损失及退保后所面临的保单保障范围内的风险供客户抉择。除此之外，保险从业人员还应协助客户做好防灾防损工作。

四、保险市场健康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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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业全面开放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拓宽自身的业务范围，加快向综合经营的转变，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一）发展投资银行业务

随着资本市场业务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传统的以大中型客户为贷款导向的信贷盈利模式受到直接冲击，以承分销为代表的投资银行业务和资金投资业务将面临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和投资收益，还能改善当前商业银行以贷款利息收入为主的单一收入结构，增强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商业银行应当改变观念，积极拓展资本市场业务，主动出击投行业务。当前可以开拓的业务领域包括：1、融资及财务顾问业务。依托银团贷款等结构化项目融资业务，发展融资及财务顾问业务。通过参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积极介入到政府财务顾问和大型国企财务顾问市场，利用银团贷款与证券承销操作程序的相近特性，积累商业银行在分业经营体制下的承销经验。2、业务。利用资金汇划和清算系统券商结算是商业银行依托健全网络的优势业务。同时，还可利用机构网络优势开展销售证券、基金和保险产品与服务。3、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历来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表现竞争与合作关系的主要业务领域，商业银行利用掌握着不良资产和优质住房按揭贷款资源的优势。通过不良资产和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实现处置不良资产、盘活长期资产、提高资产流动性等经营目标，同时积累投行业务经验。4、创业板市场业务。主要是针对具有核心技术优势和较好管理水平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创业期进行扶持、包装、推介等一系列融资顾问服务。

（二）积极推进产品创新

综合化经营的着力点，就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为客户提供不断创新的综合化金融产品，来提升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

商业银行不仅要在传统银行业务领域如票据业务、消费信贷等方面不断推出新的创新产品，而且要积极探索基金、企业年金、信托、资产证券化、企业短期融资券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等非银行金融产品，为综合化经营的开展创造必要条件。在这方面，商业银行应该加强跨市场性产品的研发和交叉销售。

（三）提高非利息收入业务的比例

近期商业银行进行全面的综合经营将面临较大的体制风险。但当前商业银行可以在不违反现有分业经营制度框架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客户的需要，选择重点发展中间业务品种，加强相互之间以及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加大业务创新的力度，提高非利息收入的比例，推进综合化经营。重点发展以下几个方面的业务：一是由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银行债券等所组成的政府债券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商业银行运用巨额资金的重要渠道；二是商业银行有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网点优势，是品种日益繁多的基金、政府债券、保险等金融产品的重要代销渠道；三是证券市场机构投资数量的增加、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和商业保险的发展将会使银行在证券投资基金、QFII投资、社保资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等金融资产的托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进，防范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利用利率、汇率波动进行投资的衍生业务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五是企业资金管理、投融资需求的高涨和购并活动的增加将推动商业银行为企业提供的现金管理、财务顾问、信息咨询等业务的发展。

（四）拓展个人银行业务

国外发达国家的银行个人银行业务是在80年代前后逐步兴起的，短短十几年间，个人银行业务得到迅猛发展。目前国际上许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利润已占利润总额的30%～70%，成为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之一，如汇丰控股的个人金融服务、消费金融和私人银行业务利润贡献占到60%以上。

拓展个人银行业务关键是要求商业银行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服务客户为出发点，使其渗透到银行工作的各个环节；树立起市场观念、客户观念和营销观念，增强“市场和客户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理念，加强产品创新，向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功能的金融服务，最大限度地提升客户的满意度，从而留住客户，扩大优质客户群体。

（五）构建金融机构之间的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是指企业之间为实现战略目的而达成的长期合作安排。战略联盟有合资企业式、功能协议式、股权参与式和宽框架协议等具体形式。通过战略联盟，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可以形成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从而获得综合经营功能。此外，通过合作，还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减低成本和分享客户基础，从而扩大各类金融机构本身的地理、产品服务及客户范围。目前，中国人寿、平安、新华、太平人寿在内的国内各大保险公司已和十几家商业银行普遍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与境内外保险、证券公司战略联盟的实质性启动，开创了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新模式。

（六）加快综合性金融控股集团的组建进程

所谓综合性金融控股集团，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其优点是：控股母公司能运用组合理论、协同理论和能力理论对子公司进行战略协调和管理；子公司作为经营实体独立从事经营活动，从而金融控股集团在整体上可视为综合性银行，又能适应分业管理的要求。

（七）加快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人才是竞争的关键。国际上实行综合化经营较好的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拥有一批适应综合化经营的跨领域、复合型人才队伍。与之相比，国内商业银行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国内商业银行将因人才不足在综合化经营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危险。因此，商业银行应尽快着手，按照综合化经营的需要，超前制定人力资源规划。一方面，选拔一批优秀员工到国外综合型商业银行培训学习，培养一批既精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各项金融业务又拥有法律、管理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应通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薪酬和激励制度，在国际金融人才市场上，引进一些优秀的复合型金融骨干。

（八）建立综合化经营的信息技术平台

先进的信息技术平台，是实施综合化经营的技术保障。目前，商业银行现有的信息系统都是在分业经营框架下建立起来的，综合化经营后，原有的业务系统、风险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系统已经无法满足多元化业务需求和风险控制的要求。

因此，要实现综合化经营，必须尽快着手更新或升级现有的信息技术系统，建立起多元化的业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系统、复合型产品创新和销售的信息技术平台以及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这一点对今后实行控股模式的金融控股公司更为重要。

二、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综合经营的模式选择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综合化经营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德国、瑞士、英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制。该模式下，银行可以全面经营存贷款、证券买卖、保险销售等业务。二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该模式下，由金融机构组建金融控股公司，通过并购或投资控股独立的子公司分别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金融业的逐步开放，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近年来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开始突破分业经营的界限，通过战略联盟、金融控股公司等模式开展综合化经营的探索与实践。从国内实践看，在分业监管体制下，综合化经营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浅层次的业务合作，如商业银行与证券、基金、保险、信托共同开发综合性产品并销售；二是大型企业集团组建控股公司，集团本身不经营金融业务，而由其控股的银行、信托、证券、保险多个金融子公司分别经营多种金融业务，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保险集团模式；三是合资模式，如建行与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投资银行－－中金公司；四是境外机构并购，如工商银行通过控股工银亚洲（香港），并通过工银亚洲控制太平保险，渗入投行和保险业，开展综合化经营；五是设立专业性公司如基金公司，进入其他金融领域。这些做法对于推动综合化经营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已不能满足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需要。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监管环境，以及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金融控股公司是我国目前较为可取的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子公司事实上仍实施专业化经营，而在集团层面是“全能”的，这既没有打破分业经营的大原则，又可以达到综合化经营的实际效果，较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我国当前法律环境及监管体制的冲击。

关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构建途径问题，可以在坚持市场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多样化的探索。就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而言，以商业银行为主体进行金融控股公司的构建应当是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主要方向或现实选择。也就是说，建立综合性金融控股集团，以商业银行为母体或核心，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应以辅助角色进入金融控股集团。因为中国的金融企业，以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信誉、稳健性、品牌、风险管理机制等方面都较其他金融企业更为显著。这一点，从国外金融控股集团的案例也可以看出，国外金融集团大都是以银行为核心来组建的，如花旗集团、瑞穗金融集团、瑞士银行集团、汇丰集团、荷兰银行集团、德意志银行集团等国际有影响力的综合性金融集团，都是以商业银行为核心进行运转的。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的多元化经营企业，不仅具有一般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基础，而且由于金融业本身的一些特性，比如各种业务、资源之间强烈的相关性，从而使得金融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协同效应，获得比一般企业多元化经营更多的收益。而且金融业自古以来就有混业经营的内在冲动。金融控股公司在销售渠道、信息资源共享，分散并降低风险，节约管理成本，更充分地发挥品牌效应，增强总体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综合产品定价等多个方面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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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保险将采取何种发展模式？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最近透露，经过前期调研，保监会提出五种模式发展农业保险，力争在一到两年实践中，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这五种主要模式，一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二是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地区如上海、黑龙江等，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三是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四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五是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

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副主任郭左践据此提出，由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业风险差异性极大，要发展农业保险，必须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他表示，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定位在“主要承保农业自然风险中的可保风险，提供政府救助之外的补充保障”上，以提高农民灾后恢复生产和生活自救能力，而并不承保因农产品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变化、汇率变化等导致的农业经营风险。

根据国际惯例，我国农业保险业务也将区分为政策性业务和非政策性业务。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经营政策性业务（主要是种植和养殖业），将可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如保费补贴、申请再保险基金等；经营非政策性业务则按照商业化原则运行。

郭左践表示，下阶段，保监会将在已具备条件的地区和市场开展试点，摸索总结经验，最终逐步建立符合国家农业产业政策，适合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农村产业结构、农业风险特点、农民保险需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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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定义及内容

    寿险公司内部控制是指寿险公司的一种自律行为，为了实现经营目标，控制经营风险，确保投保人利益，保证经营活动的合法、合规，以全部业务活动为控制客体，对其实行制度化管理和控制的机制、措施和程序的综合。

    寿险公司内部控制主体是指对寿险公司内部控制承担直接和间接作用的单位和个人，包括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等公司领导层、内审部门、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和外部审计机构以及公司的所有员工。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的客体是寿险公司的全部经营管理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执行和实施；保证寿险公司谨慎、稳健的经营方针能够贯彻执行；识别、计量、控制寿险公司经营风险和资金运用风险，确保公司稳健运营；保证公司资产的安全，各项报表、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和及时性；偿付能力符合监管要求；提高工作效率，按质按量完成公司的各项工作任务等。寿险公司内部控制采取的手段不是通过一些单独的、狭义的管理制度来达到，而是一个涵盖寿险公司经营各环节的有特定目标的制度、组织、方法、程序的制度体系。因此，其采取的手段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构成了整个寿险公司经营管理的基础。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设计要遵循合法、全面、有效、系统、预防、制衡、权责明确以及激励约束的原则。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监控等五个要素构成。根据这五个要素，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应该包括组织机构、决策、执行、监督和支持保障等系统，每一个系统又包括许多子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二、国内外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发展情况

    （一）国外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发展情况

    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持续经营等目标的角度看，建立管控经营风险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是寿险运行经营的前提和基础。国外寿险业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以后，充分认识到偿付能力对保险公司持续经营的重要性，因此，寿险公司在坚持稳健经营的前提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成为寿险公司风险管控的第一道防线和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

    1.政府监管促进了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从国际上政府监管与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关系来看，保险监管者一个非常有效的监管方法就是督促保险公司完善其内部控制制度，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实施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监管制度的基础和前提。从偿付能力监管的第一个层次来看，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涵盖产品开发、销售、承保、理赔、投资等保险经营的全过程，其中重点包括人力资源、业务、财务、资产、负债、费用、法律以及信息技术管理等方面。

    国际保险监管官协会在其有关保险监管核心原则中，将内部控制作为单独的一项原则提出，该原则指出，保险监管机构应当可以监管经董事会核准和采用的内部控制制度，在必要时要求其加强内控；可以要求董事会进行适度的审慎监管，如确立承保风险的标准、为投资和流动性管理确立定性和定量的标准。监管者有权要求保险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进行适当地控制和谨慎地进行各项工作。在欧盟，这些工作主要是通过一个相当普通的要求来实现的，即要求董事和管理者进行“良好而谨慎的管理”，而“适当的控制”则包括保险公司设立识别和控制承担风险和再保险的各种衡量指标。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的动态偿付能力测试（dynamic solve ncy testing，DST）的发展，促进了寿险公司内控制度的建设。动态财务分析包括监测保险公司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负面不利变动情况的抵御能力，这些是通过分析在许多种假设组合下对现金流量的变化进行预测得到的。动态财务分析（dynamic financialanalysis）报告由保险公司指定精算师负责，此报告被视为指定精算师与董事会和管理人员进行交流的一种工具，这样可以使风险更明确，并且有利于制定适当的策略以减少和管理风险。而且这一专业报告的特点是由指定精算师个人签署，并以个人的专业责任对其负责。指定精算师有责任从专业角度保证报告合乎要求。由精算师协会制定精算实践标准，以提高这些报告的一致性，确保重要的事项包含于报告中。英国的监管部门现在要求保险公司内部的指定精算师（在专业指导中）对该公司进行动态财务分析，并且及时向公司的董事会及监管部门汇报动态财务分析结果。

    2.将内部控制纳入公司整个风险管理体系中

    国外许多公司在实际经营中将内部控制纳入公司整体风险管理体系，构建了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或者由专门的部门负责相应的公司内部和外部风险的管理。通过对比分析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公司和台湾地区国泰人寿的风险管理组织框架。可以看出，两公司采取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和模式。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公司设有首席风险官和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而国泰人寿则采取了专门业务部门负责特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模式。两种模式都对公司面临的内部和外部风险进行全面的风险管理。从国外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实践看，尽管不同公司采取的风险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其内部控制一般都是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和有效实施机制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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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业经营 金融监管 监管机制

一、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现状

1. 大金融集团相继涌现,集团内部多业并存

我国金融集团内部多业并存的现象正方兴未艾,其好处在于:一是增强整体防范风险的能力,分散风险;二是内部调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 银行业与证券业不断联姻,优势互补

银证合作可以为双方带来现实的商业利益。对于证券公司而言,可以获得低成本资金(如证券质押贷款):分享银行客户资源:在投资银行业务中得到银行支持;利用银行广泛的宏观和微观信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利用银行的网络,加快资金周转和扩大客户范围。对银行而言,则可以获得来源于资本市场的资金,如法人结算资金、新股申购资金和客户保证金等;获得巨额结算业务和托管业务;获得优质客户;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产保全和资产增值。

3. 银行保险业务,逐步介入保险市场

国际上的银保合作方式:一是银行介入保险市场,银行得到了一定的手续费或佣金,金融产品更加广泛充实;保险公司则利用银行的营业网点和客户源推销保单,扩大了市场。二是银行和保险公司互为附属机构,业务广泛交叉。

目前我国银保之间的业务合作方式包括:1)银行和保险交互营销,共享营销网络和客户资源;2)在电子技术的支持下,保险公司借助银行强大的资金汇划系统和网络清算系统完成资金的快速划拨;3)通过同业拆借、债券回购、国债买卖等方式在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融通资金;4)保险公司为银行产品如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等提供保险服务,具体种类如抵押物财产保险、借款人人寿保险和贷款履约保险等;5)银行代收保险费、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在银行协议存款。

4. 银行与基金机构的业务合作

目前银行与基金的合作主要是基金托管、银行验资和资金清算,此外暂无其他业务。

总的来说,冲破传统业务的藩篱是我国金融业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实行金融业之间的全方位合作,并进一步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混业经营,将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增加收入来源,加入WTO后增强同国外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还有利于改善服务质量和拓展金融业务种类,为金融业创造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监管在监管制度供给小于需求的表现

1. 分业监管的体制确立不久,金融监管机构分工协调机制刚刚建立。

2. 监管的目标和原则针对的是金融子行业,没有针对混业经营制定统一监管目标和原则。

3. 监管内容注重进入门槛、业务种类等合规性监管,对交叉业务、信息披露、关联交易、财务会计真实等风险监管较为薄弱。

长期以来,金融监管部门一直较注重合规性监管,注重对进入门槛、业务种类的审批,但对于金融混业经营的试点,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机构审批部门。一般情况下,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试点混业经营主要由国务院审批,一般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则分别到相关监管部门报批,没有制定统一的市场准入门槛和程序。至于商业资本如何进入金融控股公司,没有明确的限制,以至出现了不少工商业资本大量进入金融混业经营领域的现象。同时,金融混业经营的业务审批也是各家监管部门分别进行。由于涉及到各种交叉产品或业务,因此往往出现监管空白或重复监管,对于各种理财产品的审批和控制风险,也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

对于金融混业经营的风险监管基本上也是空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合并财务报表、集团的信息披露和子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和准确、持续经营能力、关联交易情况、风险的传递等问题,既没有相关的监管依据,也没有相应的监管机制。

法律的供求均衡意味着:法律的价值都能够通过立法和实施过程顺利实现,法律的需求得到满足,法律的供给适应法律需求,既不存在法律过剩也不存在法律短缺。人们对既定法律的内容和结构安排十分满意,因而无需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而当法律的供过于求时,法律的供给不能完全的实现,或者是给被监管者带来更大的守法成本,使其交易成本增加。当法律的需求大于供给时,需求不能完全得到满足,就会存在监管的真空和由于没有得到正式法律确认而给被监管者带来行为的约束,形成法律制度的非均衡状况。就我国目前金融业混业经营和监管的现象来看,虽然已经放松了对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合作的限制,金融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提高了很多,但是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综合化经营以及市场准入、退出等一系列具体的监管制度的供给仍然不足。

三、对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监管的若干建议

首先,改变原有立法。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立法体系显然无法适应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应考虑建立新的立法体系来配合其它政策措施的改革,推进金融混业经营的顺利发展和维护金融行业的稳定及安全。

其次,可借鉴美国综合监管的模式,考虑将中央银行设立为负责金融控股公司集团整体监管的综合监管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现有的分业监管职责下根据功能监管原则增加对金融控股公司集团下子公司的监管职责。由中央银行负责三会之间的协调工作,建立三个监管主体之间的磋商和协调机制。对于专业性金融机构,仍根据其主营业务分别由三会分头监管。但其经营过程中涉及的交叉业务和交叉性金融衍生工具可由中央银行根据业务的服务功能性质来指定相应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

因此完善对金融混业经营监管,要加快监管立法的步伐,准确定位监管的目标、原则,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明确监管主体,监管内容向国际惯例靠拢,以适应金融业发展的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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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准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允许保险资金按一定比例直接进入资本市场。由于现实与法律条文存在着脱节情况，因此立法机关、市场机构以及专家学者对这一禁止性规定争议较大。最后，三部法律在修改时，都在原有的综合经营禁止性规定基础上，加上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既为既成事实提供法律依据，也为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和发展预留了空间。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公布的银行监管数据，在其所统计的142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110个国家和地区允许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业务，79个国家和地区允许商业银行从事保险业务。但是，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深了监管部门和市场对于金融风险的担忧，在综合经营的模型下，源于证券和衍生产品的风险很容易传导至同一家金融控股公司控制的商业银行部门，降低银行业务的稳健性。从短期影响来看，可能造成银行的监管资本无法有效吸收损失，金融机构的杠杆倍数较高，会进一步恶化市场风险。

同时，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银行挤兑，造成银行流动性不足，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也会失去作用。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也可能加剧银行的不稳定性。从长期影响来看，由于金融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外部性，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的脆弱性和关联性，微观风险容易演化成为系统性风险，风险的直接传导（“多米诺骨牌效应”）会使风险传导至整个金融链条，造成金融资产缩水，金融机构经营质量下滑；风险的间接传导（“羊群效应”）会放大顺周期性，造成市场信心丧失，市场剧烈波动。我国《商业银行法》修改时，把第四条“商业银行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修改为“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这一原则顺序的变化，表明了立法机关对审慎监管、审慎经营的高度关注。本文认为应该分别从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角度去分析中国是否应当采用综合经营模式、综合经营对金融业的影响以及我国建立综合经营体制的具体路径选择。针对上文提出的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7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世界范围内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具体影响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简要回顾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综合经营的内涵、影响和我国建立综合经营体制的路径安排；第三部分介绍样本情况及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进行实证检验并讨论结果；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2.理论分析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中，美国倒闭的银行超过9000家，股市崩盘，金融系统无法稳定运行，美国国会对危机的调查认为正是商业银行涉足证券行业导致了金融危机。随后，美国通过《1933年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Q条例》，建立起了金融分业的防火墙，从业务、地域、人员和利率等方面，防止某一金融领域的风险传导到其他领域，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但是，由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受到了严格的管制，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逐渐绕开监管，与商业银行在业务上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面对着高额利润的刺激，也开始寻求规避途径。商业银行纷纷成立银行控股公司，跨州设立分支机构；进行业务和产品创新，产生了大量的金融工具（包括衍生工具）。监管部门顺应金融发展潮流，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金融管制的措施，如取消存贷款利率上限、扩大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等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批准五家商业银行直接从事企业债的承销业务，并允许摩根大通公司承销股票，随后又扩展到其他银行。而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在一定条件下，银行控股公司可以转变成为金融控股公司，允许银行业、证券业与保险业交叉持股，业务经营相互渗透。

我国在金融改革试点的过程中，曾经尝试过综合经营的模式，中信公司、交通银行等都涉足银行、保险、证券和信托等业务，但由于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制度建设不完善，金融市场出现过较大的混乱，1993年中国政府确立了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的实施，为分业经营提供了法律上依据；从监管体制上看，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分业监管。但是，现实中已经存在了所谓“光大模式”和“中信模式”（王鹤立，2008）的金融控股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法律修改时在坚持分业经营体制的同时，加入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一定限度上认可了综合经营模式，也预留了改革空间。是否应当采纳综合经营模式，核心问题是综合经营对金融的影响程度。《证券法》在立法之初，正是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因而禁止综合经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建立综合经营体制的条件？从世界范围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综合经营的金融体制，而绝对的分业经营已经非常罕见。我国加入WTO以后，金融业发展迅速，截至2012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已达133.6万亿元人民币，与2004年底相比，增长了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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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业的具有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建国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国保险业是在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内市场中恢复和发展的。直到1992年，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营业机构在上海设立，揭开了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新篇章。到2002年，共有3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保险市场设立了54个营业机构。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由政府主导型转向政府调控型。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的数量、公司种类、国别和进入时间完全由政府监管部门掌控，这主要是因为国内保险业规模小、竞争力低，属“幼稚产业”，还需要保护。随着国内保险市场的逐步成熟和中资保险公司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监管部门主导市场开放的空间变小。遵守世贸组织原则和履行保险市场开放承诺成为当前保险市场开放的政策取向。

2.外资保险公司业务快速增长，市场份额稳步上升。，外资保险公司发展战略已由初期的宣传公司品牌、稳步经营转向依靠产品创新和优质服务，大力拓展业务和实现业务快速增长。2002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从1992年的29.5万元增长到46.2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1.51%.在国内最大的保险开放城市上海，外资公司占当地市场份额已上升到目前的13%.

3.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直接参股中资保险公司成为外资保险公司的重要选择。继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等4家中资保险公司引入外资股东后，2002年美国ACE集团属下的3家保险公司以1.5亿美元拥有华泰保险公司22.13%的股份，汇丰集团以6亿美元认购平安保险公司10%的股份，这是因为，直接参股可以绕开市场准入、经营区域和营业范围等方面的限制，节省公司筹建和前期运营的巨额支出，充分利用中资保险公司布局完善的机构网点和庞大的客户资源，直接进入国内保险市场。

4.保险市场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去年成为保险市场开放以来步伐最快的一年，今年将会有新的突破。在市场准入上，2002年共有6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进入，批准了16家外资保险公司营业机构正式开业，这是外资公司市场准入最多的年份。在开放地域上，外资保险公司相继在天津、苏州、北京和大连落户，开放地域开始由南向北、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部地区扩展。外资再保险公司第一次获准进入市场。首家合资寿险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营业，使外资保险公司由区域性公司向全国性公司的扩展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今年年内外资非寿险公司将可以向境内外客户提供各种非寿险服务，其设立形式的限制将予以取消；成都、武汉等十个城市将首次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市场准入数量限制的取消、经营地域的扩大和经营范围的放宽，预示着今年我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法规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为依法监管提供了依据。1992年9月，为适应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而制定的《上海外资保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存在着诸多不适应新形势的地方。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现有法规进行了清理。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颁布实施。该条例对外资保险公司申请资格、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及时限要求等作了较为规范和透明的规定，为外资保险公司依法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

外资保险的市场运作模式对国内保险市场的

外资保险公司作为国际性商业机构，经营目标是业务拓展和利润最大化。从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实践看，外资保险公司在实现其商业运作目标的同时，所具有的强调盈利和风险控制原则、经营规范、管理严谨的现代市场运作模式，对推动国内保险市场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培训保险专业技术人员，推广大众保险风险意识，对传播现代保险知识起了先导作用。

二是引入了新的经营制度，使国内传统的保险营销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对我国保险业建立现代市场运作模式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1992年，友邦保险率先在上海采用的寿险个人营销模式，引起了国内寿险业销售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寿险业的发展。国内个人营销占寿险保费收人的比重从1993年前的5%提高到目前的90%.外资保险公司不仅与中资公司同台竞争，它们对承保、理赔、和投资等保险业务实行专业化经营、外包和强调核心业务的现代市场运作方式，对中资保险公司改变长期以来“大而全、下而全”的经营方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促进了中国保险业调整和重组的步伐。

三是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激发了市场需求，引导保险业进入高层次的竞争，促进了开放地区保险业的发展。以上海为例，1992年率先开放后，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增加到2002年的15家，位居保险开放城市之首。同期，上海地区整个市场的保费收入，从1992年的18.2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239亿元。外资保险公司管理严谨、经营规范和重视产品服务创新的经营理念，对中资保险公司转变以费率价格和高投入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经营策略，起到了有益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四是加快了国内保险市场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对政府监管转向市场取向和采取国际通行原则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资保险公司的母公司大都在较为先进的监管方式下经营。它们要求改变与国际通行做法不相一致的监管方式，这无形中加快了我国保险监管改革的步伐。如监管部门在确立监管市场取向原则、注重依法监管、强调偿付能力监管和增强监管政策法规透明一致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实践证明，保险市场开放对提升我国保险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促进现代保险市场的初步建立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资保险公司并没有被挤垮，相反，保险市场出现了中外资保险公司共同发展的局面。

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对中资公司产生了

1.在经营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着眼于公司长远，坚持规范经营的战略。1997年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引发了中资保险公司销售高预定利率保单的狂潮，某外资公司在其业务受到冲击的严峻形势下依旧坚持不调高预定利率。中资公司虽多收了上百亿元保费，也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利差损包袱。再如，在航意险共保前，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一些中资公司支付的手续费远高于法定水平，但外资公司宁愿放弃业务也不去违反法规。

2.在产品创新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以产品创新构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经营策略。国内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使产品创新成了公司发展的生命线。外资保险公司通常把产品开发作为经营的核心环节，不惜投入巨资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它们不盲目跟风，稳扎稳打，不断有新产品问世，常常引领潮流。

3.在客户服务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提供全程和高附加值服务的经营理念。经营理念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从以业务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通过提供全程和个性化、高附加值的服务，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同时增加公司的利润。与中资公司的某些做法如单纯依靠人增员、拼保费规模的粗放式经营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4.在公司信誉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注重品牌经营和形象的管理原则。公司信誉构成了公司品牌的核心，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信誉的竞争。外资保险公司十分注重通过树立良好的形象，建立一个强势的品牌，以提高服务的品质和层次，更好地满足客户多元化的保险服务需求。政府监管要通过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扩大保险市场的开放

当前，在保险市场开放的政策取向上，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把保险市场的开放与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总体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抓紧和制定有利于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开放政策和具体措施。通盘考虑世贸组织对我国过渡期长达九年审议的应对措施。

二是抓紧制定各种规章，为外资保险公司依法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提供法律依据。注意保持中资公司监管法规与外资公司的一致性，尤其是对外资保险公司在单独立法时，要注意法规的可操作性，处理好“国民待遇”。

三是鼓励外国金融保险资本参股中资保险机构。对全资子公司、合伙制法律形式和股权转让、公司并购等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在相关法规上对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应对准备。

四是采用国际保险监管做法，加强和改善对外资保险公司业务经营的监管，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管只侧重于审批和经营的合规性，缺乏对外资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和监控等风险防范措施，国际通行的注册地监管机构与经营地监管机构进行协同监管的制度尚未建立。要对不同组织形式的外资保险公司，实行侧重点不同的监管。对外资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重点监控。建立与外资公司母国监管机构信息共享和分工协作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工作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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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具有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建国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国保险业是在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内市场中恢复和发展的。直到1992年，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营业机构在上海设立，揭开了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新篇章。到2002年，共有3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保险市场设立了54个营业机构。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由政府主导型转向政府调控型。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的数量、公司种类、国别和进入时间完全由政府监管部门掌控，这主要是因为国内保险业规模小、竞争力低，属“幼稚产业”，还需要保护。随着国内保险市场的逐步成熟和中资保险公司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监管部门主导市场开放的空间变小。遵守世贸组织原则和履行保险市场开放承诺成为当前保险市场开放的政策取向。

2.外资保险公司业务快速增长，市场份额稳步上升。目前，外资保险公司发展战略已由初期的宣传公司品牌、稳步经营转向依靠产品创新和优质服务，大力拓展业务和实现业务快速增长。2002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从1992年的29.5万元增长到46.2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51%.在国内最大的保险开放城市上海，外资公司占当地市场份额已上升到目前的13%.

3.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直接参股中资保险公司成为外资金融保险公司的重要选择。继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等4家中资保险公司引入外资股东后，2002年美国ACE集团属下的3家保险公司以1.5亿美元拥有华泰保险公司22.13%的股份，汇丰集团以6亿美元认购平安保险公司10%的股份，这是因为，直接参股可以绕开市场准入、经营区域和营业范围等方面的限制，节省公司筹建和前期运营的巨额支出，充分利用中资保险公司布局完善的机构网点和庞大的客户资源，直接进入国内保险市场。

4.保险市场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去年成为保险市场开放以来步伐最快的一年，今年将会有新的突破。在市场准入上，2002年共有6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进入，批准了16家外资保险公司营业机构正式开业，这是外资公司市场准入最多的年份。在开放地域上，外资保险公司相继在天津、苏州、北京和大连落户，开放地域开始由南向北、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部地区扩展。外资再保险公司第一次获准进入市场。首家合资寿险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营业，使外资保险公司由区域性公司向全国性公司的扩展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今年年内外资非寿险公司将可以向中国境内外客户提供各种非寿险服务，其设立形式的限制将予以取消；成都、武汉等十个城市将首次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市场准入数量限制的取消、经营地域的扩大和经营范围的放宽，预示着今年我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法规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为依法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1992年9月，为适应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而制定的《上海外资保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存在着诸多不适应新形势的地方。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现有法规进行了清理。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颁布实施。该条例对外资保险公司申请资格、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及时限要求等作了较为规范和透明的规定，为外资保险公司依法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

外资保险的现代市场运作模式对国内保险市场的影响

外资保险公司作为国际性商业机构，经营目标自然是业务拓展和利润最大化。从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实践看，外资保险公司在实现其商业运作目标的同时，所具有的强调盈利和风险控制原则、经营规范、管理严谨的现代市场运作模式，对推动国内保险市场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培训保险专业技术人员，推广大众保险风险意识，对传播现代保险知识起了先导作用。

二是引入了新的经营制度，使国内传统的保险营销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对我国保险业建立现代市场运作模式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1992年，友邦保险率先在上海采用的寿险个人营销模式，引起了国内寿险业销售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寿险业的发展。国内个人营销占寿险保费收人的比重从1993年前的5%提高到目前的90%.外资保险公司不仅与中资公司同台竞争，它们对承保、理赔、和投资等保险业务实行专业化经营、外包和强调核心业务的现代市场运作方式，对中资保险公司改变长期以来“大而全、下而全”的经营方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促进了中国保险业调整和重组的步伐。

三是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激发了市场需求，引导保险业进入高层次的竞争，促进了开放地区保险业的发展。以上海为例，1992年率先开放后，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增加到2002年的15家，位居保险开放城市之首。同期，上海地区整个市场的保费收入，从1992年的18.2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239亿元。外资保险公司管理严谨、经营规范和重视产品服务创新的经营理念，对中资保险公司转变以费率价格和高投入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经营策略，起到了有益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四是加快了国内保险市场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对政府监管转向市场取向和采取国际通行原则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资保险公司的母公司大都在较为先进的监管方式下经营。它们要求改变与国际通行做法不相一致的监管方式，这无形中加快了我国保险监管改革的步伐。如监管部门在确立监管市场取向原则、注重依法监管、强调偿付能力监管和增强监管政策法规透明一致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实践证明，保险市场开放对提升我国保险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促进现代保险市场的初步建立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资保险公司并没有被挤垮，相反，保险市场出现了中外资保险公司共同发展的局面。

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对中资公司产生了影响

1.在经营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着眼于公司长远发展，坚持规范经营的战略。1997年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引发了中资保险公司销售高预定利率保单的狂潮，某外资公司在其业务受到冲击的严峻形势下依旧坚持不调高预定利率。中资公司虽多收了上百亿元保费，也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利差损包袱。再如，在航意险共保前，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一些中资公司支付的手续费远高于法定水平，但外资公司宁愿放弃业务也不去违反法规。

2.在产品创新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以产品创新构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经营策略。国内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使产品创新成了公司发展的生命线。外资保险公司通常把产品开发作为经营的核心环节，不惜投入巨资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它们不盲目跟风，稳扎稳打，不断有新产品问世，常常引领潮流。

3.在客户服务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提供全程和高附加值服务的经营理念。现代经营理念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从以业务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通过提供全程和个性化、高附加值的服务，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同时增加公司的利润。与中资公司的某些做法如单纯依靠人增员、拼保费规模的粗放式经营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4.在公司信誉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注重品牌经营和企业形象的管理原则。公司信誉构成了公司品牌的核心内容，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信誉的竞争。外资保险公司十分注重通过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建立一个强势的金融品牌，以提高服务的品质和层次，更好地满足客户多元化的保险服务需求。政府监管要通过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扩大保险市场的开放

当前，在保险市场开放的政策取向上，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把保险市场的开放与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总体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抓紧研究和制定有利于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开放政策和具体措施。通盘考虑世贸组织对我国过渡期长达九年审议的应对措施。

二是抓紧制定各种法律规章，为外资保险公司依法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提供法律依据。注意保持中资公司监管法规与外资公司的一致性，尤其是对外资保险公司在单独立法时，要注意法规的可操作性，处理好“国民待遇”问题。

三是鼓励外国金融保险资本参股中资保险机构。对全资子公司、合伙制法律形式和股权转让、公司并购等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在相关法规上对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应对准备。

四是采用国际保险监管做法，加强和改善对外资保险公司业务经营的监管，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目前，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管只侧重于审批和经营的合规性，缺乏对外资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和监控等风险防范措施，国际通行的注册地监管机构与经营地监管机构进行协同监管的制度尚未建立。要对不同组织形式的外资保险公司，实行侧重点不同的监管。对外资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重点监控。建立与外资公司母国监管机构信息共享和分工协作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工作的实效。

篇11

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具有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建国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国保险业是在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内市场中恢复和发展的。直到1992年，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营业机构在上海设立，揭开了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新篇章。到2002年，共有3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保险市场设立了54个营业机构。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由政府主导型转向政府调控型。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的数量、公司种类、国别和进入时间完全由政府监管部门掌控，这主要是因为国内保险业规模小、竞争力低，属“幼稚产业”，还需要保护。随着国内保险市场的逐步成熟和中资保险公司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监管部门主导市场开放的空间变小。遵守世贸组织原则和履行保险市场开放承诺成为当前保险市场开放的政策取向。

2.外资保险公司业务快速增长，市场份额稳步上升。目前，外资保险公司发展战略已由初期的宣传公司品牌、稳步经营转向依靠产品创新和优质服务，大力拓展业务和实现业务快速增长。2002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从1992年的29.5万元增长到46.2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51%.在国内最大的保险开放城市上海，外资公司占当地市场份额已上升到目前的13%.

3.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直接参股中资保险公司成为外资金融保险公司的重要选择。继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等4家中资保险公司引入外资股东后，2002年美国ACE集团属下的3家保险公司以1.5亿美元拥有华泰保险公司22.13%的股份，汇丰集团以6亿美元认购平安保险公司10%的股份，这是因为，直接参股可以绕开市场准入、经营区域和营业范围等方面的限制，节省公司筹建和前期运营的巨额支出，充分利用中资保险公司布局完善的机构网点和庞大的客户资源，直接进入国内保险市场。

4.保险市场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去年成为保险市场开放以来步伐最快的一年，今年将会有新的突破。在市场准入上，2002年共有6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进入，批准了16家外资保险公司营业机构正式开业，这是外资公司市场准入最多的年份。在开放地域上，外资保险公司相继在天津、苏州、北京和大连落户，开放地域开始由南向北、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部地区扩展。外资再保险公司第一次获准进入市场。首家合资寿险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营业，使外资保险公司由区域性公司向全国性公司的扩展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今年年内外资非寿险公司将可以向中国境内外客户提供各种非寿险服务，其设立形式的限制将予以取消；成都、武汉等十个城市将首次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市场准入数量限制的取消、经营地域的扩大和经营范围的放宽，预示着今年我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法规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为依法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1992年9月，为适应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而制定的《上海外资保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存在着诸多不适应新形势的地方。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现有法规进行了清理。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颁布实施。该条例对外资保险公司申请资格、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及时限要求等作了较为规范和透明的规定，为外资保险公司依法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

外资保险的现代市场运作模式对国内保险市场的影响

外资保险公司作为国际性商业机构，经营目标自然是业务拓展和利润最大化。从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实践看，外资保险公司在实现其商业运作目标的同时，所具有的强调盈利和风险控制原则、经营规范、管理严谨的现代市场运作模式，对推动国内保险市场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培训保险专业技术人员，推广大众保险风险意识，对传播现代保险知识起了先导作用。

二是引入了新的经营制度，使国内传统的保险营销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对我国保险业建立现代市场运作模式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1992年，友邦保险率先在上海采用的寿险个人营销模式，引起了国内寿险业销售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寿险业的发展。国内个人营销占寿险保费收人的比重从1993年前的5%提高到目前的90%.外资保险公司不仅与中资公司同台竞争，它们对承保、理赔、和投资等保险业务实行专业化经营、外包和强调核心业务的现代市场运作方式，对中资保险公司改变长期以来“大而全、下而全”的经营方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促进了中国保险业调整和重组的步伐。

三是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激发了市场需求，引导保险业进入高层次的竞争，促进了开放地区保险业的发展。以上海为例，1992年率先开放后，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增加到2002年的15家，位居保险开放城市之首。同期，上海地区整个市场的保费收入，从1992年的18.2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239亿元。外资保险公司管理严谨、经营规范和重视产品服务创新的经营理念，对中资保险公司转变以费率价格和高投入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经营策略，起到了有益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四是加快了国内保险市场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对政府监管转向市场取向和采取国际通行原则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资保险公司的母公司大都在较为先进的监管方式下经营。它们要求改变与国际通行做法不相一致的监管方式，这无形中加快了我国保险监管改革的步伐。如监管部门在确立监管市场取向原则、注重依法监管、强调偿付能力监管和增强监管政策法规透明一致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实践证明，保险市场开放对提升我国保险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促进现代保险市场的初步建立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资保险公司并没有被挤垮，相反，保险市场出现了中外资保险公司共同发展的局面。

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对中资公司产生了影响

1.在经营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着眼于公司长远发展，坚持规范经营的战略。1997年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引发了中资保险公司销售高预定利率保单的狂潮，某外资公司在其业务受到冲击的严峻形势下依旧坚持不调高预定利率。中资公司虽多收了上百亿元保费，也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利差损包袱。再如，在航意险共保前，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一些中资公司支付的手续费远高于法定水平，但外资公司宁愿放弃业务也不去违反法规。

2.在产品创新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以产品创新构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经营策略。国内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使产品创新成了公司发展的生命线。外资保险公司通常把产品开发作为经营的核心环节，不惜投入巨资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它们不盲目跟风，稳扎稳打，不断有新产品问世，常常引领潮流。

3.在客户服务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提供全程和高附加值服务的经营理念。现代经营理念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从以业务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通过提供全程和个性化、高附加值的服务，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同时增加公司的利润。与中资公司的某些做法如单纯依靠人增员、拼保费规模的粗放式经营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4.在公司信誉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注重品牌经营和企业形象的管理原则。公司信誉构成了公司品牌的核心内容，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信誉的竞争。外资保险公司十分注重通过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建立一个强势的金融品牌，以提高服务的品质和层次，更好地满足客户多元化的保险服务需求。政府监管要通过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扩大保险市场的开放

当前，在保险市场开放的政策取向上，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把保险市场的开放与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总体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抓紧研究和制定有利于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开放政策和具体措施。通盘考虑世贸组织对我国过渡期长达九年审议的应对措施。

二是抓紧制定各种法律规章，为外资保险公司依法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提供法律依据。注意保持中资公司监管法规与外资公司的一致性，尤其是对外资保险公司在单独立法时，要注意法规的可操作性，处理好“国民待遇”问题。

三是鼓励外国金融保险资本参股中资保险机构。对全资子公司、合伙制法律形式和股权转让、公司并购等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在相关法规上对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应对准备。

四是采用国际保险监管做法，加强和改善对外资保险公司业务经营的监管，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目前，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管只侧重于审批和经营的合规性，缺乏对外资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和监控等风险防范措施，国际通行的注册地监管机构与经营地监管机构进行协同监管的制度尚未建立。要对不同组织形式的外资保险公司，实行侧重点不同的监管。对外资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重点监控。建立与外资公司母国监管机构信息共享和分工协作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工作的实效。

篇12

关键词：保险 最大诚信原则如实告知 保证 说明 弃权与禁止反言 体现 保险监管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概念和保险法将其规定为基本原则的原因

最大诚信原则作为现代保险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最早起源于海上保险。在早期的海上保险中，投保人投保时作为保险标的的船舶或者货物经常已在海上或在其他港口，真实情况如何，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依赖于投保人的告知；保险人根据投保人的告知决定是否承保及估算保险风险、确定保险费率。因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告知的真实性对保险人来说有重大的影响，诚信原则对保险合同当事人的要求较一般的民事合同要求就更高、更具体，即要遵守最大诚信原则。该原则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中首先得到确定，该法第17条规定：“海上保险是建立在最大诚信原则基础上的契约，如果任何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原则，他方可以宣告契约无效。”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内涵

保险合同是建立在诚实信用基础上的一种射幸合同，诚实信用是评价保险合同效力的基础，对保险合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我国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第一，“语义说”。其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对民事活动的参加者不进行任何欺诈、恪守信用的要求；①

第二，“一般条款说”。其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外延不十分确定，但是具有强制性效力的一般条款；②

第三，“立法者意志说”。其主张，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及当事人利益、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的意志，就是立法者实现上述三方利益平衡的要求；③

第四，“双重功能说”。其主张，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为一体，兼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法院因而享有较大的裁量权，能够据以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④

第五，“层次构成说”。其主张诚实信用原则应从立法目的、规范内容和司法意义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⑤

第六，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有“信”的因素，即法律关系的一面，顾及他方利益，衡量对方对自己的一方有何期待，并使其正当期待不致落空；二是，含有“诚的因素”，“诚”即“成”，包括成己成人，成其事务；三是，遵从交易习惯之意，但不包括不利于当事人正当期待之保护的交易习惯。⑥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及履行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必须以最大的诚信全面而完整地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互不欺骗和隐瞒有关保险标的的重要情况，严格遵守保险合同的约定和承诺。

（二）诚信原则作为保险法基本原则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5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是由保险合同的特殊性决定的，保险活动之所以强调最大诚信原则，其原因有：

第一，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具有不确定性。所谓射幸合同，即当事人全体或其中的一人取决于不确定的事件，对财产取得利益或遭受损失的一种相互的协议。⑦对于射幸合同，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及如何确定保险费率，全依赖于对保险标的的客观判断，只有当合同约定的风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保险合同一方的保险人才需要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然而作为保险风险的大小发生与否与当事人密切相关，对保险人而言，如果风险不发生，则无需支付保险金。因此，保险合同与一般的经济合同中风险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保险的经营是依据“大数法则”为基础开展的，在“大数法则”下，保险人所缴纳的保险费构成用于承担保险风险的保险基金；这个保险基金是每个被保险人所共有的，每个被保险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个基金如同公共财产一样，虽然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随意去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也不允许任何人随意的破坏；同样，任何一个被保险人的恶意行为所导致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的损害，其实质不是损害保险人的利益，而是通过破坏保险基金的稳定，直接影响了每一个被保险人的利益。故保险合同双方都必须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严格履行保险合同。

第二，保险合同与一般合同相比具有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性。一方面，保险合同的标的是被保险人的标的或者人身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属于不确定的状态，保险人之所以能够承保处于不确定的危险，是基于其对危险发生程度的估计和计算。由于投保前后，保险标的均在被保险人控制之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最为清楚，而保险人作为危险的承担者却很难全面了解保险标的的具体状况；另一方面，由于保险合同条款是专业人士拟定的，其内容往往很复杂并包括诸多保险专业术语，一般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特别是涉及专业性和技术性问题的条款很难准确理解，因此，如果没有对投保人和保险人最大诚信的要求，保险人以及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受利益的驱动而可能发生的逆选择将大大增加，从而危及到保险行业的正常发展。

第三，从保险的行业特性来看，保险离不开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社会的稳定器。保险经营的特征表现为：其一，保险费收取的分散性，保险运作的原理就是各个投保人通过向保险人缴纳一定的保险费从而形成一定的保险基金，由保险人来承担被保险人可能出现的风险；投保人越多，收取的保险费越多，保险基金越大，保险经营越安全，保险分摊也就越合理，从而保险人盈利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要求保险人坚持最大诚信原则，以吸引更多的投保人投保；其二，保险经营的安全性。稳健经营是对保险行业的特别要求，我国对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也有明确的限制，这也符合投保人的利益；其三保险资金的负债性。保险资金属于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负债，保险人不得将保险资金作为盈利分配，也不得作为利润上缴，只能充分利用确保增值，因此保险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最大诚信原则。

综上所述，保险行业是以诚信为本的行业，诚信是保险业的基础；保险合同及行业特点决定了保险要遵循最大诚信原则。

二、最大诚信原则的内容

最大诚信原则的内容主要通过保险合同双方的诚信义务来体现，具体包括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如实告知的义务及保证义务，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及弃权和禁止反言义务。

（一）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义务

篇13

【关键词】 健康保险 补偿原则 定额给付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起步较晚，结合实际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健康保险实行补偿制和给付制相结合的原则，还是完全的定额给付制是这个问题的焦点，笔者认为，健康保险拟全部适用定额给付，将更有利于其又好又快地发展。

1. 健康保险现行条款在实践中引发的赔付争议

健康保险是以人的身体为保险对象，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的费用或损失获得补偿的一种保险。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费用支出急剧地攀升，人们对健康保险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然而，就在健康保险迅速发展的同时，其自身存在的一些不适应我国实际国情的因素逐渐地显露出来。一些健康保险诉讼案例，值得关注。

案例一：工伤保险和意外伤害险可以兼得 盛全公司为本单位229名职工在保险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人2万元、附加团体意外医疗保险每人1万元的险种。保险期间内，员工陈大志在工作中意外受伤，定为七级伤残。在宜兴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领取了工伤医疗费7932.9元及伤残补助金。随后，陈大志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被保险公司拒赔。之后，将其告上法庭，法院判决：保险公司给付陈大志保险金12900元。

案例二：第三者的补偿不能免除保险人的责任

骑自行车过公路的周某与陈某驾驶无号牌的二轮摩托车相撞，致周某受伤，此事故认定，陈某负主要责任。在保险规定的时间内，周父向保险公司提交了赔案材料。保险公司不予受理，随后，周某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法庭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周某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人民币50000元。

类似上述案例还有很多。归根结底是现行法规与保险合同之间的冲突引发了这些诉讼案件。这些冲突、争议严重地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形象。如果不能尽早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会影响健康保险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健康保险的赔偿原则，即补偿制与给付制的关系 。

2. 在发展健康保险中实行定额给付更适应我国国情

2.1损失补偿与定额给付的关系

“损失补偿原则” 适用于财产保险理赔。一方面，必须以“保险人代位追偿权制度”和“物上代位权制度（委付制度）”为基础；另一方面，必须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以及财产保险合同当事人的事先约定为前提，这在我国《保险法》相关条款中均有明确的规定。

“定额给付原则”适用于人身保险给付。一方面，人身保险金额的确定没有实际价值作为客观依据，只能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协商确定；另一方面，投保人通常依据其对人身保险的需要程度和其缴纳保费的经济能力约定保险金额。在保险范围内的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按照事先约定的保险金额支付保险金。

由此可见，二者是适用两个领域的互不相干的原则。但是，健康保险恰适用这两项原则，并成为相辅相成的关系。

2.2在我国健康保险将补偿与给付原则结合使用，不便操作，难取信于民

根据中国保监会于2006年颁布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商业健康保险可分为医疗保险、疾病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在实践中，按照保险金的给付性质，健康保险产品主要有定额给付型、费用补偿型两类。定额给付型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包括医疗保险。医疗保险从形式上看是人身保险，但其保险标的实质上是被保险人因治疗疾病而支出的费用支出即财产，因而属于财产保险性质。然而，医疗保险中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被保险人一经患有责任中约定的疾病，经过专科医生的诊断，不必治疗即可获得约定的保险赔付，因此，可以看到医疗保险既有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又有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但是，在理赔实践中，保险人认为为了避免道德风险和重复赔偿，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面对这种保险法律规范的不明确，导致对健康保险理赔的混乱和不统一。保险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想法不赔付或少赔付，因此，难以取得被保险人的信任。

3. 实行全部的给付原则能促进健康保险的快速发展

3.1健康保险适用全部的定额给付原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我国《保险法》修正案，第92条对保险公司的业务规定，允许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定，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2005年国内第一家专业化健康保险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开业。截止到2012年我国有5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保险市场巨大需求的吸引，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数目还在增加。

在这种多家经营的激烈竞争局势下，健康保险已经以独立的保险形式而存在。如果健康保险不调整赔付原则，那些享有公费医疗和社会保险的人就会质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谁不会算账呢？人们都知道意外伤害医疗和住院医疗的损失不仅仅是住院医疗费，还有事业损失、学业损失、拖累亲人的损失等费用。享有社会保险和公费医疗保险的人虽缴纳了与其他人同样的保险费，却只能报销剩余部分的医疗费，深感有失公平。保险公司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如果健康保险实行全部的定额给付原则，将有利于其业绩的增长。实行全部的定额给付原则是适应我国国情的有益选择。

3.2健康保险实行全部的定额给付原则的积极作用

3.2.1体现公平原则。商业健康保险体现“个人公平”原则。投保人按照自己的实际收入投保健康保险，缴纳保险费，多缴多保。体现着保险人与投保人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调动投保人的积极性。

3.2.2控制医疗费用。我国健康保险的经营模式是，“被保险人看病，医院治病收钱，保险公司买单”。这种“买单式健康保险”，刺激医疗机构多提供服务，造成保险公司的风险难以控制。如果保险公司在对医疗机构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后，可设计适应当地特色的平均定额给付方式。这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种付费方式，有效地控制了医疗费用，减少了保险人的赔付风险，控制经营成本和医疗费用。

3.2.3减少法律纠纷。保险法律对健康保险的赔付规范不明确，导致保险纠纷与争议时有发生，给法院判案带来很多麻烦。在笔者关注的案例中，法院均是适用定额给付原则对案件进行审理。这些案件在法院受审后，均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答复。本文列举案例适用法律恰当，这不仅对以后的判决意义十分重要而且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利益，维护了保险公司的形象，也为我们指明了经营的方略。

参考文献：

[1] 魏华林，林宝清.保险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中国保险报.商业医疗保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OL].2010-07-27.

篇14

    一、独家经营是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滞后是多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独家非商业化经营。

    首先，由于实行独家非商业化经营，在政府提供的财政专项保险基金数量已定，且赔款余额（赔款费用之和多于保险费收入的部分）不能突破该专项基金数量的情况下，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必然在经营中实际上更倾向于承保风险较小的业务，而对风险较大的业务缺少足够的兴趣。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在承保业务选择上的倾向，必然促使出口企业尽可能选择风险较小的结算方式。而结算方式所蕴含的收汇风险越小，出口企业对出口信用保险的需求就会越小，出口信用保险规模自然也就会越小。

    其次，由于独家非商业化经营，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和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从而也就不可能产生较高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在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较低的情况下，要对出口企业形成较强的吸引力，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是不可能的。

    再次，由于独家非商业化经营，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不必为经营后果承担实际责任，从而也就很难对费用支出和理赔实行非常严格的控制，赔付率居高不下也就在所难免，而赔付率过高必然对其承保业务的总规模形成极大的限制。

    最后，由于独家非商业化经营，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可以实行垄断价格，缺少促使价格水平降低的竞争机制，加之独家完全非商业化经营必然导致的费用和赔款支出相对规模过大，缩小了价格水平降低的空间，出口信用保险费率过高也就不可避免。而在保险费率过高，保险费负担过重的条件下，期望更多的出口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使出口信用保险达到理想的规模，是不现实的。

    可见，独家非商业化经营的制度模式是导致我国出口信用保险规模过小，发展严重滞后的最根本的原因。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严重滞后的状况，使其出现跳跃式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出口创汇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必须首先对我国现行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造。

    二、出口贸易支付方式的风险差异与出口信用保险性质的界定

    我国现行的独家完全非商业化经营的制度模式，是建立在出口信用保险是完全的政策性保险的理论判断基础之上的。对任何一种制度模式的选择是否合理，其正确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其实施的客观效果。上述对我国现行的独家完全非商业化经营的制度模式与出口信用保险发展严重滞后之间的关联分析表明，这种制度模式是值得怀疑的。

    政策性保险的存在需要具备两个必要的前提：其一是某一类保险业务风险过大，由民间保险企业进行商业化经营必然会出现亏损；其二是该类保险业务为国家实现某种政策目标所必需。因此，这类保险业务必须由政府设立机构直接开办，亏损由政府直接承担；或者由政府委托某一保险机构经营，由政府拨付固定数量的风险准备基金以弥补该保险机构可能发生的亏损。出口信用风险是来自进口商和进口商所在国政府的风险，即人为风险。与自然风险相比，人为风险直接受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风险的程度远远高于自然风险。无论是进口商的支付能力或信用出现问题，还是其所在国政府的政策出现问题，都会使出口商出口货物的价款不能顺利收回甚至是不能收回，而进口商的支付能力或信用和进口商所在国政府政策的变化是出口商无法左右的。这就决定了经营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机构比经营其他保险业务的机构面临更大的亏损风险。同时，出口信用保险又是与实现国家出口创汇的目标紧密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出口信用保险定性为政策性保险是合理的。但这种判断显然是由逻辑推理得出的十分笼统的结论，而不是建立在对不同结算方式所蕴含的收汇风险的差异的具体分析之上的，因而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出口信用保险是为出口企业的收汇风险提供保险保障的，而不同的结算方式蕴含的收汇风险是有显著差异的，因而对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经营结果的影响也是极不相同的。在几种常用的结算方式中，信用证结算是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也是收汇风险最小的。托收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其蕴含的收汇风险自然大于信用证结算方式。托收分为光票托收和跟单托收两种基本形式。在光票托收方式下，出口商只是委托银行收回出口货物的价款，可供进口商提货的单据由出口商直接邮寄，银行对进口商支付货款的行为没有任何约束力，因而所蕴含的收汇风险是很大的。跟单托收有付款交单与承兑交单之分。在承兑交单（D/A）托收方式下，进口商只要在代收银行出示的由出口商签发的汇票上签章承认付款责任，即可取得可供其提货的单据，因而所蕴含的收汇风险也比较大。在付款交单（D/P）托收方式下，进口商只有向代收银行支付了货物的价款，才能取得可供其提货的单据，因而所蕴含的收汇风险要小得多。汇付分为预付货款和货到付款两种形式，都是纯粹的商业信用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显然前者基本无收汇风险，而后者所蕴含的收汇风险则非常大。赊账销售（OA）是各种结算方式中收汇风险最大的。

    在多数出口商可以接受的非优惠费率条件下，风险较小的结算方式一般不会导致保险机构的长期性经营亏损，相反还会使其获得合理利润。只有在多数出口商难以接受的非优惠费率条件下，风险较大的结算方式才会导致保险机构的长期性经营亏损。正因为如此，不作任何区分地将所有结算方式下的出口信用保险都定性为政策性保险，是不合适的。合理的做法是将出口信用保险性质的界定与不同结算方式联系起来，凡是以风险较小的结算方式结算出口货物价款的，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按照自负盈亏的原则进行经营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完全可以将其定性为商业性保险；只有商业保险公司按照自负盈亏的原则无法经营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才有必要定性为政策性保险。

    三、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的重新安排

    既然根据不同结算方式风险的大小可以将出口信用保险在性质上分为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两个不同的部分，那么我国现行的独家完全非商业化经营的制度模式就应当为新的制度安排所替代。对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可由国家设立的政策性保险公司单独经营；对于商业性出口信用保险，应允许商业保险公司与政策性保险公司同时经营。

    由于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同时经营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种性质不同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应当设立两个经营账户：政策性业务账户和商业性业务账户。商业性业务账户上的业务要自负盈亏，盈利为该公司所有和支配；亏损也要由其自行承担，而不能动用国家财政拨付的风险准备基金来弥补。

    至于具体把哪些结算方式下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列入政策性保险业务的范围，哪些结算方式下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列入商业性保险业务的范围，可以由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先责成或委托非寿险精算机构会同其他相关的风险研究机构，在利用精算等手段对各种不同结算方式下的收汇风险进行量化的基础上进行排序组合，提出初步方案，然后再认真听取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和有经营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愿望的各商业性财产保险公司的意见，经认真修改后由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

    对于列入政策性保险范围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费率，应以官定费率的形式由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实施；对于列入商业性保险范围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费率，可在一定时期内先实行浮动费率，基准费率和浮动范围由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待条件成熟后再完全放开，由各承保公司自行确定。

    这种制度安排的意义在于：第一，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商业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可以调动众多的商业性保险公司的力量共同为出口企业的收汇风险提供保险保障，从而能够有效地克服现行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下政府财政拨付的出口信用保险专项基金严重不足的限制，有利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的总规模，同时又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

    第二，允许政府开办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设立商业保险账户，对该账户内的业务实行自负盈亏，可以把政策性保险公司自身的利益与其经营状况联系起来，有利于刺激其承保业务的积极性，提高其工作效率，扩大其承保业务的规模。同时，保留政策性保险账户有利于为收汇风险较大出口企业提供政策支持，有利于实现政府增加出口创汇的目标。

    第三，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与政策性保险公司同时经营商业性出口保险业务，可以在二者之间形成一种适度的竞争关系，有利于提高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管理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竞争降低出口信用保险的费率水平，减轻出口企业的保费负担，提高其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积极性，从而扩大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总体规模，推动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快速发展。（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