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构成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市场经济构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给经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失败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何才能有效实施？中国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失败中能得到何种启示？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受挫的原因，大多数人从经济制度、体制关系和宏观政策等偏重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此不同，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原因——过度集权、产品质量、激励机制、选择问题、会计核算与价格体系、竞争的缺乏、创新与适应性等具有微观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标准原因的序列中，没能提供有效的激励被排在显著的位置上。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激励……但是这种激励并没有直接作用于提高经济效率。”本文将之定义为“斯蒂格利茨命题”。

“斯蒂格利茨命题”的主要思想包括四个方面：（1）激励的实质是一个信息问题。如果一个组织或集权的机关具有某些信息来了解每个人此时正在做什么，或判断每个人应该做什么，而使产量最大化，那么就不存在激励问题了。（2）激励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率。直接作用于提高经济效率的激励结构被称为有效激励结构。（3）社会主义激励匮乏是指缺乏有效激励结构，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经济对平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约束阻碍了有效激励结构的建立；政党体系不仅提供了一种报酬机制，而且也提供了一种控制机制；政治体制充当经济激励机制的部分替代物，使激励的导向发生扭曲，即经济尺度衡量的晋升与业绩的相关程度要比政治标准差一些。（4）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其他原因都与激励相关。这些失败原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激励匮乏的基础，包括过度集权、会计核算与价格体系不完备、竞争的缺乏等；另一类是激励匮乏的结果，包括产品质量低劣、缺乏创新与适应性等。因此，激励匮乏被排在社会主义经济失败标准原因序列中的显著位置上。

根据“斯蒂格利茨命题”的观点，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主要路径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以改变激励匮乏的结果。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斯蒂格利茨认为，“激励问题与分配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建立有效激励结构的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激励结构方向，其中，“激励结构的一个基本方向在于报酬必须按照绩效（必须可以衡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只有这样，才会使劳动者勤奋地工作，使决策者作出提高产品质量的选择，使技术、管理等创新者和创新使用者对创新有内在的动力和需求。田国强也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检验一种经济机制或规则是否运行良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提供内在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并做出高质量的工作，激励决策者作出有利于他主管的经济组织的好决策，激励企业尽可能有效益地生产。

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面临着经济运行中的激励匮乏问题。为激活社会主义经济，两者都是从激励匮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即实行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是，两者转型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迥然不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差别？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式的道路，这一道路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成功道路，它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这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磨擦成本和社会动荡。中国在激励匮乏基础上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还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起过积极作用；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初始条件，加上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宪法制度通过改革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宪法制度和利益结构保持了相对均衡，作为改革领导者和发动者的党和政府能在稳定和发展中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无论是进行纵向比较，还是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应该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成功的。但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我国在成功的道路上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因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比这些国家更高的经济效率。正如列宁所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中国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这是因为，我国的激励制度很不健全，而且已有的激励制度也没有完全作用于效率的提高，即尚未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尽管我们一直强调按劳分配，但现实中平均主义分配的色彩还比较浓厚；在劳动力资源方面，一般劳动力大量过剩而高素质劳动力短缺；资本短缺与大量民间游资的存在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问题；人们都认识到技术创新对企业经济效率、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和国家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的作用，但我们却始终面临着技术创新不足或技术创新与技术使用者之间渠道不畅的难题；企业家是现代企业的驾驭者，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先行资本”之一，也是我国目前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而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企业家成长机制。

这表明，如何建立有效激励结构，仍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研究课题。本文认为，除了人们一直在研究的如何克服平均主义，坚持并实现按劳分配的这一传统课题外，目前重点要研究的是以下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科学认识按劳分配的效率区间和非效率区间，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解决这一制度在某些领域的非效率性问题；二是如何有效实现按要素分配，重点是建立按人力资本分配的机制；三是注重分配制度与个人行动的协调，使个人行动围绕组织目标的实现而运行。

二、按劳分配的效率区间分析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按劳分配的效率问题讨论颇多，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论强调市场因素，但忽视了非市场因素作用，遵循的是效率优先原则。按劳分配论，特别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论，强调非市场因素，但忽视了市场因素作用，遵循的是公平优先原则。”甚至有人还认为按劳分配“导致效率低下，利益受损”，似乎按劳分配只讲公平而不体现效率。本文分析认为，按劳分配既体现了公平原则，也体现了效率原则。但是，与经典按劳分配理论相比较，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面对按劳分配发挥作用的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其效率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或者说存在一个效率边界。我们既不能否定按劳分配在现实经济中的效率性，也不能将这一分配制度的效率无限夸大。

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理论的论述，是对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所作的带有预见性的一般描述，或者说指出了按劳分配的基本规定性。但是，经典按劳分配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前提基础上的，包括存在着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劳动是人们获得个人消费品的惟一手段；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因而不仅按劳分配采取直接的实现方式，而且不存在价值实现问题，只要付出劳动，都将得到相应的回报；劳动力由社会根据需要直接配置，而不需要通过市场等途径分配；劳动力充分就业，不存在失业状况及由此对按劳分配实现程度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经典按劳分配模型运行的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按劳分配的实现范围、实现过程、实现形式及其效率区间等将会发生一系列变化。

（1）按劳分配是在公有制经济中发挥效率的分配制度，而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多元的所有制结构。不仅如此，而且公有制经济也要探索多种实现形式。所有制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因此，无论是从全社会还是从公有制经济内部甚至从公有制企业内部来看，按劳分配必将与按生产要素并存，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按劳分配起主导作用。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典按劳分配模型在实现形式上面临着一系列转型，即由“直接型”转变为“间接型”的实现方式，包括把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通过市场这一曲折的途径转化为社会劳动，分配的中心环节由社会或国家转向企业，实行两个层次的按劳分配，分配尺度在形式上变换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和企业平均劳动时间，分配的媒体采取货币这一劳动证书或劳动券的转化形式。这样，不仅按劳分配的实现过程会发生变化，而且由于劳动力性质也呈现二重性，所以，劳动不仅作为按劳分配的尺度参与对“V”的分配，而且，内在地派生出按劳动价值分配并参与“M”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经济中劳动力的二重性也内在地派生出按劳动价值分配并使劳动参与“M”的分配。这既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低工资”问题的需要，而且也符合国有经济工资改革的方向，即不仅企业的成果要经过市场评价，按劳分配的物质对象、劳动计量和实现过程还要与市场机制联系起来。更为主要的是，工资的形成、工资水平和工资管理也要逐步与市场接轨。

（3）从现实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经典按劳分配只是一种消费品的分配方式。而现实中的分配是收入分配。对于个人来说，收入中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所以，收入分配超出了消费品分配的范围，为动员居民储蓄并转化为投资，需要有按劳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

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效率包括劳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劳动效率体现为同量投入获得较大产出，或同量产出所需投入较小，或以最小投入获最大产出。资源配置效率体现为资源的有效利用，且同量资源由于合理配置而获得较大产出。一方面，生产活动是多种要素的结合，是一种联合生产，劳动只是其中的一种要素，而按劳分配是一种劳动者主导型的分配方式，它虽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单靠这一分配制度不可能动员劳动者以外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向生产过程投入资源。要解决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要素短缺的问题，有赖于按要素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按劳分配事实上是以资源充分供给为前提的，其基本要求是劳动者所得与劳动投入成比例。这能够促使劳动者注重劳动效率的提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忽视资源利用效率，导致在追求劳动成果量的扩张过程中的资源浪费。

（4）与经典按劳分配模型的假设前提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劳动者是通过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进入企业的，而且劳动力市场存在普通劳动力市场和高素质劳动力市场这一双元结构，在普通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简单）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从总体情况看，在国有企业中，无论是高素质劳动者还是普通劳动者，他们通过按劳分配所获得的收入都低于其对应的劳动力市场价格，面临市场的挑战，按劳分配的实现必须适应市场的要求进行调适。

为解决目前高素质劳动者的收入低于市场劳动力价格这一突出问题，按劳分配的实现必须充分考虑市场劳动力价格状况，把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有机结合起来。两者结合的现实要求就是：在同等条件下，通过按劳分配所得到的收入水平必须与高素质劳动力的市场价值相一致。为实现这一要求，可以选择多种途径。例如，把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以“劳动股份”形式分配给劳动者，或将企业部分资产以股份方式分配与劳动者出资入股相结合，使劳动者成为企业资产所有者之一；对于企业内部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技术入股、技术成果转让的分成等方式参与收益分配；对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家，除了承认其劳动报酬、经营风险收入外，通过期权激励等方式进行收入分配。

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首先要争取的是劳动的机会，然后才是公平的分配。也就是说，就业与分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方面，需要通过政府制定开放性即流动性的分工和就业政策，制定连接市场的分工和就业的政策，以及大力引导和鼓励寻找空档的分工和就业等手段解决普通劳动者“劳”的问题。同时，政府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法规，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5）经典按劳分配理论考虑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无论是从思想、道德、精神等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这一因素，但经典分配理论只是把这一因素当作按劳分配的存在具有必要性的理由，而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存在对按劳分配实现的影响。劳动者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倾向，也对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下，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并充分发挥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性，另一方面要正视按劳分配发挥作用的客观经济环境所发生的变化，科学界定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边界，并在按劳分配制度效率界区外探寻其他有效的分配制度，即通过按要素分配制度解决按劳分配制度的非效率性问题。

三、建立按人力资本分配的激励体系

篇2

关键词：职业院校；大学生；市场经济；素质构成

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培养的人才素质问题直接牵涉高职学生的就业与发展。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高职大学生的素质培养，诸如高职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模式、人才素质、实践教学等问题，更快实现大学生的顺利就业、成功就业与长期发展，是高职教育实施过程中无法回避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群体本身、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安定，既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职人才素质构建的源点探析

首先，要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出发，并将二者贯通衔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根据教育部高教［2002］2号文件精神，就是要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人才；学生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要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这一目标明确了高职办学方向，因此需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办学实际，认真开展调研，将社会要求、生产一线的实际需求与培养目标加以整合，将培养目标具体化，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确保培养目标通过人才个体素质的生成而得以实现，促使学生具备培养目标要求的必备素质。具体到每一个专业，应认真调研分析和充分论证哪些知识是“必要”的，哪些能力是需要重点培养的。围绕知识和能力，特别是岗位综合能力的人才素质培育，到底应该采用何种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一线教学改革的重点到底是什么？此类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是人才素质构建的前提。这样既能使高技能专门人才的实用性得到最大可能的体现，又能使高职人才素质的构建与培养一方面能符合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契合了社会的实际需求。

其次，构建高职人才素质还要充分考虑高职人才与其他人才的不同，特别是与本科人才的区别。一般本科院校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素质突出的是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而高职院校突出的是职业技能，特别是职业岗位所需要的综合职业能力。从理论知识的传授看，本科强调知识的系统性，而高职专科教育则突出知识的实用性。这些差异反映了本科人才与专科人才的不同，也是在构建高职人才素质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的。尽量保证高职人才素质的区分度，有利于高职人才培养规格合乎标准与要求。

二、市场经济对高职院校大学生素质的需求

当前，中国对高职技工的需求缺口日益突显，高职高素质人才培养是解决中国技术人才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并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才和技术储备。

首先，高职人才的素质特色，要体现出高职之“高”。高职之“高”重在高技能，而高技能表现在科技含量高、操作水平高、熟练程度高；高职之“职”重在职业性、实用性。高职培养的人才，必须体现出专业面向“基层”，工作居于“中间”，工作性质重在“转化”，规格要求突出“应用”的人才特点。总之，高职人才的素质特色，只有紧紧把握“高职之高不宜越位，高职之职不宜缺位，高职教育不能错位”的原则，强化“高技能”，突出“应用型”，其特色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体现。

其次，高职教育所强调的“能力”，有很强的广义性、职业性和目的性。其“综合职业能力，一般由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三项基本要素所构成。专业能力是职业能力中最基本的能力，可划分为职业基础能力和岗位专门能力；方法能力是从事职业活动所需的工作方法、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其核心是科学的工作方式和合理的思维逻辑；社会能力是职业活动中协作交流、职业道德、环境安全等方面的行为能力，是从业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影响以上能力构成的基本要素和形成与发展的因素很多，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个体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因素，在上述各种能力中，应特别注意核心能力的培养。所谓核心能力，即在人的能力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能力。现代职业所要求的许多能力，已经不仅属于某种职业，而是许多职业的共同基础，这种基础能力是一种可迁移的能力。它使劳动者能够迅速适应岗位的变化，顺利进行职业活动，这种迁移的能力亦叫核心能力，它具有普遍性、可迁移性和工具性的特点。这些能力应是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劳动者都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更是构建高职人才素质需要认真重视和探讨的。

三、高职院校大学生适应市场经济的基本素质构成

1.职业技能素质

要体现出高职之“高”，首先必须注重高技能的培养，这是高职院校的特色所在和主旨所在。相对于中级基本技能，专门技能的培养更需要专业知识支撑。要用专门技能来解决现场技术问题，必须具备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专门技能培养要注意创造性智力技能的训练，中、高端技术问题的解决主要不是依靠操作技能，而是依靠智力技能的创造性活动。这正体现出知识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特点，也是高职院校与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的区别所在。

高职院校应积极推行“双证书”制度，在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技能的同时，让学生在校期间通过相应职业的职业资格考试，取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使学生毕业时能拿到“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这样更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职业技术人员用工的惯例，有利于规范国内劳动力市场，使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够适应国际竞争和劳务输出等多方面需要。

2.人文素质

人文素质教育一直是高职院校需要重点加强的内容之一。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能洞察人生，完善心智，净化灵魂，理解人生的目的与意义，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

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毕业的去向较为集中，即求职工作。在现有的人才供需形势下，高职学生面对的压力和挑战更大，需要用更多的时间调节自己、适应社会。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道德辨别能力以及责任意识，增加社会就业竞争力。人文教育中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需要特别强调的内容，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充分塑造高职生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以及增强克服困难、经受考验、承受挫折的能力，可以促使学生更好地走向社会、融入社会。

3.创业素质

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在中职或高中阶段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升入高职后，还需要进一步夯实和拓宽专业理论知识及提高操作技能。通过高职前期阶段的学习，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所处的年龄阶段看，他们已经进入了创业能力培养的黄金阶段。在目前大学就业形势严峻的状况下，自主创业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大学生就业的优良渠道。

创业素质是一种复合型素质，首先需要合理的知识结构，包括基础类知识和技艺性知识，这是形成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其次需要综合的能力结构，它主要包括三种能力，即一般性智能、创新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这是创业素质所应具备的核心要素。再次需要独特的个性结构，主要包括自身风格和创业意识以及其他有利于创新的非智力因素，如科学的精神、良好的情绪、丰富的情感和浓厚的兴趣、诚信的品格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团队精神等对创业的行为过程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职院校大学生的素质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结构，其素质内涵也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高职院校大学生人才培养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基地，将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任。

参考文献：

［1］ 于潇.市场经济与人的个体发展［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 杨汉洲，李银怀.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素质的构建［J］.沙洋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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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翟轰.高等职业教育概述［M］.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5］ 满保林.高校素质教育纵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6］ 傅维利，张桂春，姚秀颖.浅谈高职学生应具有的核心能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1，（9）.

篇3

一、诚信原则法律描述和人性特点

1.诚信原则的法理

对民事诚信原则的完整把握须从规范上去界定，从学说上去认识。但诚信原则内涵在中外规范和学说上极不统一，比如在法律上，《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以善意行之；《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债务人须依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诚信原则。在学说上，对诚信原则的本质学说主要有道德理想说、道德伦理说和利益平衡说三种。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界定法国采意思主义，德国采客观主义，而我国法律规定有较高的抽象性和指导性，在界定上须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去把握，称为折中主义。学术上的三种观点，以道德理想说理解诚信原则，可将之推崇到“帝王条款”之位，但同时它也就失去了法律规范意义；道德伦理说虽含有较强的价值评价，但终未渗入法律而形成法律的强制评价机制，所以最终又回到了道德理想说；利益平衡说是用经济学方法评判诚信原则，与道德伦理说一样，终未渗入法律而形成法律的强制评价机制，最终形成市民社会不能自为的状态。总之，法律意义上的诚信原则必须具有法律上的主客观评价机制。所以，笔者将诚信原则定义为在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中，应进行民事行为信息的充分披露，以谋求各方利益较量均衡所应遵循的准则。根据该定义，我们可得出诚信须具备两个要件：（1）行为要件，指信息的披露充分，包括法律的主客观评价和道德的人性基础；（2）结果要件，指利益的较量均衡，体现出市民社会中的利益追求。行为要件要求交易人各方获取的信息须对称。结果要件就要求在行为要件的前提下，达到各方的选择目的，两个要件缺一不可。善意只是诚信内涵的似是而非的描述，所以，唯坚持依诚信的行为和结果两个要件判断，方可进行法律认定和实践操作，否则，将会造成法律的专制与实践的混乱。

2.从人性视角检讨诚信原则

诚信在科学领域着重求真，在人文领域则强调求善。对诚信的人性检讨从一定意义上就是科学和人文对诚信的双重评价，从而使诚信通过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的统一达到诚信原则在法律上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道德和法律等学科都探讨人性，然而，视角和目的均不同。但由于诚信是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市民社会法的“帝王条款”，更是道德法律化的产物，因此，笔者从人性视角检讨诚信就把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学科探讨人性作为背景，直接从人文的道德和科学的法律两个方面入手。道德和法律价值论均认为，人性是人作为人所具备的基本属性。该属性是相对于山、川、水、木等具有的物性和动植物具有的兽性而言并为人类所独有，其基本内涵是人类具有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理性与追问自身为何、干何及向何的精神。该理性精神赋予人类主观意志和客观行为在社会关系中永远趋利弊害。当然，这里的利、弊是从社会关系中作出价值评价的，个人的利、害意思表示并不一定与社会利、弊一致，有时甚至相反，而主流的道德和法律价值总是与社会价相一致的。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之理由

讲诚信原则可不可以法律化其实就是在讲道德能否法律化？本文认为在谈道德问题法律化时必须先将道德予以分类，故本文将道德问题分为两个层次：一类为最基本的道德，另一类为非基本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社会得以运行所必需的，而旨在使人更高尚，社会更和谐。无独有偶，本文的这种对道德层次的界定与美国学者富勒的观点不谋而合，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也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个层次，愿望的道德与本文所指的非基本的道德相似；而义务的道德则和本文的最基本的道德相同。

在明确了道德的两个层次以后，我们可以谨慎地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最基本的道德为社会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故应当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加以维护，这种以国家的强制力介入的特点便成为道德与法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当某种道德被社会认为是其得以运行的前提时，此种道德就会被法律化。正由此，我们才讲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

接下来的问题就应当是论证诚信原则是不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本文认为一个社会所认为的最基本的道德是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在一个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易日趋频繁的市场经济中，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诚信的后果。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其对诚信的要求也越大。在一定意义上说诚信原则乃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石。在当代中国，由于我们已经确立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诚信原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市场经济法制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尤其是在当前欺诈、违约屡见不鲜的情况下，诚信原则这种带有道德性特点的原则就更应该去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维护了，即有必要将具有道德性特点的诚信原则法律化。

正如英国学者路易古德对一位意大利人所言：“我们在英国发现很难采纳一种诚实信用的一般性的概念，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应当承认诚信原则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指由其源于道德而造成的内涵上的变动性，也指诚信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即究竟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适用诚信原则。法律应当明确。“法不可知，则为不可测”的理念应当予以批驳。然而是不是说法律应当明确就要求法律完全不用采纳任何原则性规定呢？本文认为像诚实信用这类带有不确定性的原则性规定不仅本身有其存在价值，而且也可成为弥补立法不足，使法律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的必要工具。

三、诚信教育之必要及模式的构建

1.进行诚信教育之必要性: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如果人人都不诚实，不守信，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无序、混乱之中。在全社会大力开展诚信教育，提倡诚信伦理，增强诚信意识，形成诚信风尚，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一项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此而言，诚信是企业的生命，是商品交换和经济交往的纽带，是竞争力量和优势产生的源泉。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经济活动的开放性和外向性特点日渐突出，如果做不到诚实守信，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环境，势必要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其次，诚实守信是职业道德的一项基本要求。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职业道德要求，诚实守信适用于各行各业。

再次，诚实守信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为人诚恳，待人诚实，重信然诺，追求信誉，以诚实见信于人，这是一个人为人处世应当遵循的基本道理，也是一个社会维持正常秩序和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

2.诚信模式的构建:确立诚信模式本身并不难，怎样让其在实践中正常、有序地运作，才是关键。下面就诚信的构建来加以探讨。

（1）建立诚信的内在运作机制：在市民社会，诚信是一切交易的前提，也是一切交易要追求的结果，而监督和竞争则是保证诚信实现的两支羽翼。

监督：如果没有充分、有效的监督，诚信就会流于口号，甚至成为假诚信者作恶的外衣，通向成功的捷径，最终，市民交易被扭曲。所以，建立诚信交易的监督机制意义重大，它是其实现的制度保证。同时，在诚信交易的监督过程中，必须遵循法律原则，排除道德的迁就，否则就会出现交易信息的不对称和利益较量的失衡，从而导致因善恶果。

竞争：同样，只有合法有效的竞争机制的存在，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诚信价值之所在。

例如在市民社会，交易人的制胜法宝是什么呢？是利他之善的道德。首先，法律原则仅为各方进行交易提供正当性、安全性的保障，至于交易能否成功，法律并不保证；其次，在统一法律原则下，道德即为一种利益较量的砝码，一种交易的经济成本（更象一个经济概念），与交易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相一致，谁愿付出之，谁在交易中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

而诚信交易的竞争模式，首先，必须依法律原则为基础，即必须具有交易的正当性；其次，必须符合诚信构成要件。

（2）建立外部诚信体系。所谓外部诚信体系，在这里是指与上述诚信交易相对应的并构成诚信交易环境的所有关于人类诚信范畴，主要包括理念诚信、理性诚信和实践诚信等几个方面。

重构小人理念：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复杂的身份制社会尊君子，轻小人，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在现代社会，公民在人身权和财产权上是平等的，并保证了权责利的高度统一，君子与小人二元等级式的前提已不存在，剩下只有实行德制（君子式）和法制（小人式）两种可能。因此，重塑小人理念，并给予平等的法律地位，才能实现市民社会的诚信交易。

建构理性体系：一般来说，理性包括自然理性和社会理性。人们把人类理性渗透到诚信交易领域，使诚信交易得到提升，二者形成一种理性的互动。如果我们单纯强调诚信交易，而忽视整个理性体系的建构，就会扭曲我们的信仰，就会在无信仰的大环境下摧毁市民社会的诚信交易。

篇4

15年――凯歌高旋

东北地区的果品市场似乎由于长春果品集团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集团沸腾的15年，是长春果品市场蓬勃发展的“鼎盛期”。

长春果品中心批发市场始创于1991年10月。隶属于长春果品集团公司。所属经营机构18户，现有职工550人。市场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共有营业用房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其中一座5000吨级恒温冷库、8栋交易大厅和一座大型现代化精品果展览大厅，可一次性接卸储存5万吨干鲜果品。市场可容纳万人进场交易。年交易量60万吨、年交易额15亿元。上市品种达300多种，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国家级专业批发市场和全国定点鲜活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被国家有关部门确立为国家级“菜篮子工程”。连创全国果品行业“市场规模、市场吞吐量、市场辐射面、市场交易额、市场综合经济指标”5个第一。市场创立15年来，以每年新增5000平方米商业用房、600万人民币固定资产的速度滚动向前发展。

15年是一个历史基点，更是一个写实亮点。它是果品人不懈拼搏、勇于登攀的佐证，更是果品集团完全依靠自身力量，采用“滚雪球式”的方式，取得成就的风雨征程。时间是最有力量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也是令人欣慰的。

市场资产由1991年前的2100万元人民币增加到现在的1．5亿元人民币。年实现利税由50万元增加到1100万元，年交易量由原来的10万吨增加到60万吨，年交易额已达15亿元，累计经营收入4．5亿元，上缴各种税费8800多万元。集团已发展成东北地区最大的多层次、多元化、多功能果品集散中心，全国最大的果品专业批发市场，辐射面已扩大到全省9个地市和毗邻辽宁、黑龙江、内蒙古等100多个市县及俄罗斯远东地区。2004年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全国重点批发市场项目”，2006年被国家商务部列为“双百市场工程”。

当一个企业已经渐入佳境，甚至成绩斐然时，如何在保持优势的基础之上，更好地实现突破，就成为它急需思考的问题。要知道，简单的外延扩张，粗放的运作服务模式已被市场所淘汰，而求内涵、求高效、求质量已经成为果品集团竞争的重要筹码。在稳步推进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为重点，完善市场结构，健全市场功能，照亮企业未来发展之路的同时，果品人果断提出“责任”、“创新”、“品牌效应”等高频率概念以促企业发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照亮――责任

要照亮地方经济，需要有超越利润和个人私利之上的艰苦探索，这是责任。将这种精神和企业文化延伸至销售渠道，才能促进整个产业链的规范协调发展，真正做到对企业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社会负责。

“低靡”是长春果品事业产生的背景。而机遇和挑战永远是对眷侣，“挑战”是果品事业的基调。针对上世纪80年代末，果品市场放开后，长春市果品交易市场经营秩序混乱、果品质次价高，致使消费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国家税费严重流失，企业经营举步维艰的状况，长春果品市场把握机遇，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政府没有投资的情况下，不等、不靠，采取多种办法，累计投资1亿元，新建扩建各种设施5万平方米，以每年新增5000平方米营业用房，60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滚动向前发展，经过扩建后，到目前专用线可同时接卸32节车皮果品，一次储存3万吨干鲜果品，使果品卸车后直接进入库房，解决了水果二次倒运问题。果品市场经营设施不断完善，基本上满足了大市场的各种需要，为果品市场实行现代化管理奠定了基础。资金到位，硬件也随之得到了有效改善。现有果品恒温冷库、保鲜库、精品果交易大厅、香蕉储存库、干果储存库、鲜果交易大厅、果品配送中心。招待所、餐厅、快餐部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经济学原理和商业实践都告诉我们，结束无序竞争的方法是实现行业相对垄断。果品市场建成运营后，以其规模宏大、场地宽敞、设施先进、功能齐全、服务优良吸引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3000多家产销客户进场交易，呈现出了“货从东西南北进，客从四面八方来”的大流通格局。果品货源充足，品种齐全，价格低廉，质量上乘。上市品种已达类200多种，特别是名优新特品种增加，仅进口水果就有30多种。大市场引来了大流通，大繁荣。为了吸引广大客户进场经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果品市场实现了“国家增收、企业增利、经营者和消费者受益”的良性循环。雪球越滚越大，企业也获得了不断放大的正向现金流，为下一步运筹帷幄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照亮――创新

要照亮地方经济，需要有打破陈规的开拓思维，这是创新。

随着果品市场在东北市场的份额不断增加，开展的合作也随之升级。整合资源的过程就是大浪淘沙的过程，行业洗牌的到来无疑是打造品牌企业、扩大盈利空间的新市场机会。企业内在动力决定了市场规律，也决定其发展速度的快慢。在市场瞬息万变中，各品牌之间的行业势力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究竟谁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对于行业说是个未知数，而对于企业来说则要看其自身的发展潜力。这种潜力只有在不断创新中找到落脚点。创新在果品经营的各个层面，各个细节都起着导航性的作用，尤其在企业的发展战略上更使企业受益无穷。

果品市场运营以来，企业注重发挥市场中的龙头作用和蓄水池作用，公司按照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发展思路，规模经营，壮大实力。1994年12月，以果品市场为依托组建了长春果品集团公司，联合省内外30多家企业组建成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共同体。互惠互利，联合经营，共同发展。集团公司已在产区发展多家企业为成员单位，在销地吸收本地区外县(市)果品公司加入集团，充分发挥了中心城市的集散作用和辐射作用。

由于果品市场实现了规模经营，果品销售成本大幅下降，真正实现了货丰、质优、价廉。目前，市场上水果批发价比建市场前下降15％-30％，零售价下降16％～20％，仅此一项，长春的消费者每年就少支出上亿元。

照亮――品牌效应

要照亮地方经济，还需要有重大的成果和影响，才能体现出推动力和影响力。

长春既不是水果产地，又不是经济发达的果品消费地。果品集团培育发展市场，一靠品牌，二靠信誉。名品经营兴市场，诚信经营出效益。

建市场之初，他们通过引名品入市的经营方针，借牌造市，借船出海，从而“一举

成名天下知”。他们到全国各大著名水果产地进行招商。通过给予优惠政策，招来了国内外众多果品行业的大品牌。在近6年的时间里，不但一批国内著名水果产地的产品人驻市场，如海南的菠萝、福建的芦柑，而且泰国、台湾、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水果名品也先后以直销、设立东北或吉林省总经销、总等方式入市经营。在果品市场，仅名品水果就占七成以上，其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80％以上。同时随着众多名品在市场上的热销，一批因专卖名牌而出名的“富士大王”与“芦柑大王”，专营进口名牌赚大钱，生意十分火爆，每年的营业额都在数千万元。众多名品进入长春果品市场，托起了长春果品市场的金字招牌，长春果品市场因为有众多的名品而名声大震，成为东北乃至全国著名的水果集散地。如今，长春果品市场已经成为许多水果零售批发商的首选。

同时，打造绿色市场交易平台，创建百姓放心市场。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在省、市发改委的直接领导帮助下，市场微机管理系统和农药检测系统正开始运营。实行绿色食品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全新的一卡式收费新模式，首开长春市场交易电子商务先河。

为了名牌兴市，2006年1月8目由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主办，长春果品集团公司承办，首届“中华名果”博览会在长春举行。此会享有“果品行业的盛会、市民生活的节目”美誉。会上有上百种“中华名果”荟萃春城，台湾水果也在长春亮相。首届召开即创下成交量15万吨、交易额6亿元人民币、300多种名优果品参展的佳绩，实现了“展示中华精品、弘扬果品文化、丰富市民生活、促进产销和谐”的初衷。

三年内的希冀

未来的3年，果品集团的市场步伐依然“疾驰”。在总计投入1．2亿元人民币兴建的第一期、第二期建设工程基本完成之后，果品集团成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第三期工程正蓄势待发。征地14．8万平方米，投资6亿元建设10万平方米现代化设施，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从果品单一经营到农副产品综合经营，实现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果品批发市场规模将扩大到4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可达20万平方米，使市场年交易量达到200万吨，交易额达到80-100亿元，以全新的经营机制，先进的管理模式，规范的服务方式，把果品市场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计划中，集团还在筹备规划长春市东南部113公顷的果园作为基地，建立东北亚最大的现代化农产品物流中心，预计创造的经济效益约是现在的十倍以上。

同时，也是在这三年间，是长春果品集团经营机制和经营模式创新换代的关键时期。大胆启动“绿色果品放心工程”，实行农药残留检测“绿色果品”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建设，建设大型现代化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和大型绿色果品销售网络，实现农、工、贸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篇5

[关键词] 长三角 经济整合 空间经济结构 城市流强度 网络结构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管理、金融和服务业的国际化过程,世界级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功能分化日益明显,代表了一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然而,世界级城市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其周边城市的支撑作用,确切地说,是整个城市群代表国家发挥了世界经济节点的作用。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群,包括了世界级城市上海,以及杭州、南京等较发达城市,这些城市未来必须进行经济整合、经济重构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竞争优势。本文以构成长三角城市群的1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空间经济结构,分析该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特征,为未来该区域经济整合、经济重构提供政策依据。

根据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经济体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其空间经济结构特征,主要有轴线特征、圈层特征、网络特征等。然而这些划分大都依据空间距离和地理因素并参考了传统的行政区边界进行划分的,对经济因素考虑的不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城市群各城市群之间的边界并不是线状的,而是重叠型的,一些城市同时处于两个甚至三个城市群的影响之下。鉴于以上考虑,本文用城市流强度指标及万有引力模型,从经济因素角度界定了该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

一、城市流强度的测度与城市群中心城市的确定

城市流是指城市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空间流在城市群内所发生的频繁、双向或多向的流动现象,它是城市间相互作用的一种基本形式。本文采用城市流强度的定量分析方法,量化了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对外联系与辐射能力以及各城市在区域内的联系地位,确定了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核心,与中心城市。

(一)城市流强度测度原理

城市流强度主要依据城市功能衡量。城市流强度是在城市间的联系中,城市外向功能所产生的聚射能量以及与其他城市或城乡之间相互影响的数量关系 ,公式为:

(1)

式中,F为城市流强度,B为城市功能效益,即各城市间单位外向功能量所产生的实际影响,E为城市外向功能量,i指第i个城市。一般以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即从业人员人均GDP来衡量B(B=GDPi/Li);E的衡量主要取决于该城市某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LQij,公式为:

(2)

其中Lij为i城市j部门从业人员数,Li是i城市总从业人数,Lj表示整个区域中j部门从业人数,L为所在区域中总从业人数。LQijl,则i城市j部门存在着外向功能,因为i城市的总从业人员中分配给j部门的比例超过了所在区域的分配比例,即j部门在i城市中相对于整个区域有优势,可以为城市外界区域提供服务。因此,i城市j部门的外向功能为:

(3)

则i城市m个部门总的外向功能量Ei为:

(4)

这样,i城市的城市流强度Fi为:

(5)

其中Ki是单位从业人员所提供的外向功能量,反映了i城市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称之为城市流倾向度。城市流倾向度增强意味着该城市的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得到增强,说明它在带动本区域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市流倾向度下降则正好相反。

本文采用2007 年长三角城市群16个地级以上城市,14个主要外向服务部门的从业人员数据 来计算城市流强度。16个城市相关数据采用市辖区数据出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市辖县的功能不是城市功能的主体,城市的各项功能主要集中体现在市辖区,市辖区的情况,基本反映了城市各个主要方面;第二,便于比较分析。由于地级市所管辖县的数量不等,且不时会发生变动,可能有县级市从原地级市分离,成为地级市,而市辖区相对稳定,便于城市之间的对比。

(二)各城市外向部门区位商

利用公式2,计算出16个城市14个主要外向部门的区位商 ,结果显示:14个外向部门中,有半数部门的区位商所有城市均大于1,分别是信息服务软件、金融业、科学综合技术服务、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福利、文化体育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组织,表明城市群1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这几个部门具有外向功能,具备向周边乡镇扩散的能力;除上海的所有外向部门的区位商均大于1外,其余城市均有个别部门的区位商小于1,表明上海是该区域的核心城市,具有较强的对外辐射功能;对批发和零售业与居民服务其他服务业两个部门,除个别城市外,大部分城市区位商均小于1,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区域城市普遍为居民提供的各项服务不够完善,批发和零售业不够火热;城市规模大,就业人员区位商不一定高,如上海的运输仓储邮政业区位商为3.38,舟山则为3.61,上海金融业区位商为5.74,而湖州则为11.95,由此可见,外向部门的区位商与城市规模不是绝对相关的,它反映的是从业人员行业分配的一个相对数量关系。

(三)城市流强度的测度结果与中心城市的确定

根据相关数据,利用公式3、4和5可计算出i城市j部门的外向功能量Eij以及各城市的外向功能量Ei、城市流倾向度Ki、城市流强度Fi ,其中区位商小于1的,Eij均假定为0,Ei为每个城市各部门外向功能量的总和。结果显示:上海的外向功能量高达176.05,居该城市群的首位,并且是位居第二、第三城市(南京和杭州)的将近6倍,表明上海在整个城市群各城市联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南京与杭州的外向功能量虽然没有上海高,但却也远远高于其他地级城市,分别达到33.92和31.81;此外,宁波与无锡的外向功能也较高,其外向功能量分别达到13.01和10.02;上海在每个外向型部门都展现了比其他城市较强的外向功能量,尤其是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福利、公共管理社会组织具有更强的外向功能量,通过这些行业的传导与辐射推动了该城市群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南京、杭州、宁波的运输仓储邮政业、金融、科学综合技术服务、教育等行业也都具有较强的外向功能量。

根据计算的城市流强度值Fi,文章把长三角城市群16个地级以上城市分为四大类:一是具有超强城市流辐射功能的城市――上海(Fi为3698.72);二是具有较高城市流辐射强度的城市――南京、杭州(Fi达到800以上);三是具有中等城市流强度值的城市――无锡、常州、苏州、宁波(Fi在200以上);其余城市则具有较低城市流强度值(Fi不足200)。上海市超高的城市流强度值表明其是该城市群的最核心城市,具有引领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是该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南京与杭州作为该区域副省级城市,城市流强度值虽然不及上海,但也远远超过了临近周边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发展有带动作用,可以作为城市群内不同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无锡、常州、苏州作为距离上海较近又空间毗邻的城市,近年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三个城市的带状分布形成了苏锡常城市带,镇江作为距离此城市带最近的城市,城市流强度达到130.11,表明此城市带有延伸趋势,具有扩散功能;宁波作为浙江省仅次于杭州的第二大经济城市,城市流强度达到378.55,对其周边城市具有一定的辐射能力,并且其外向功能量达到13.01,超过了无锡、常州和苏州,因此可以作为一城市群的中心城市。

二、城市联系度与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特征

(一)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联系紧密度

本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来测度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的联系度,并根据城市联系度及中心城市来确定该区域网络结构的节点、通道。引力模型最早是指1867年牛顿提出的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模型,公式为F=GMm/r2,其中G为引力常数,M、m为两物体的质量,r为两物体间的距离。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对其在经济学领域做了延伸,提出引力模型,认为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与它们各自的国民经济总量(GDP)成一定的正比例关系,与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距离成一定的反比例关系,并在实证方面得到很多学者的印证。随着引力模型的广泛应用,区域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并对其从不同方面进行了修正(田志立,1995;陈鹏,2006;王晔倩,2006等)。学者们常常使用的引力计算模型为(6):

(6)

式(6)中,Fij是城市i和j间吸引力,K为引力常数,r为距离的摩擦系数(一般K=1,r=2),Si、Sj分别是城市i和j的规模,有的学者用城市GDP来衡量,有学者用城市人口衡量。陈鹏(2006)对此模型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模型为:

(7)

式(7)中,µ为城市职能参数,P为城市人口,G是城市GDP,а是城市空间距离交通工具修正参数,Dij为城市间的空间距离。陈鹏对各参数值也进行了界定:

(8)

(9)

式(8)中,DSiK是城市第i种主导部门的强度,Ai是该区域第i种部门的人均生产总值占全部部门人均生产总值的比值,λi为城市的第i种主导部门的职能参数,λg为城市的行政职能参数,Lf为市区常住人口,Lw为市区外来人口。

本文认为主导部门越强,越能吸引新的投资进入,城市间吸引力也应该越大,但该修正系数µ在城市主导部门强度强度城市间的吸引力应该主导部门DSiK越大时则越小,并且主导部门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城市的内向职能,作者认为外向功能量更能反映城市的外向职能,因此本文用前文提到的城市流倾向度K衡量城市的职能参数µ,模型变为:

(10)

关于经济距离修正参数а,考虑到江浙沪16个城市(除舟山外)都可以通过汽车这种通勤方式到达,有些城市间还可用火车通勤,某些城市还可用航运通勤方式,个别城市间汽车、火车、航运三种方式都可以(由于16个城市间相隔较近,不论是人流还是货物流都很少用航空通勤,因此本文未考虑)。本文综合考虑运量、费用和使用率等因素,参考罗明义(1999)办法,重新定义距离修正参数а:只有汽车时为1,火车+汽车为0.7,航运+汽车为0.6,火车+航运+汽车为0.5(因为舟山是岛城,只有航运通勤方式а,修正参数定义为1.2)。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出具有中等城市流强度值以上的城市与所有城市的联系紧密度,如表所示:

(二)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

从表1可以确定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长三角城市群基本上仍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圈层结构。由表知,具有中等城市流强度以上的城市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紧密度中,上海与其他城市的紧密度除个别城市外都比较大,其中上海-苏州、上海-无锡、上海-杭州、上海-南京、上海-南通、上海-嘉兴、上海-宁波、上海-绍兴、上海-泰州的经济紧密联系度均比其他城市与这些城市的经济联系紧密度大,表明这些城市发展是以上海为中心的。纵向比较这些城市与上海经济紧密联系度,发现以上海为中心向外形成4个圈层:第一圈层是苏州,与上海经济紧密联系度高达85.24;第二圈层是无锡与杭州,与上海经济紧密联系度在20左右;第三圈层南京与南通,经济紧密联系度也达到了15左右;第四圈层是嘉兴、宁波、绍兴和泰州,这些城市与上海的经济紧密联系度低于10。

第二,长三角城市群具备网络发展的趋势。数据表明,上海-常州、上海-扬州、上海-镇江、上海-湖州、上海-舟山、上海-台州的经济紧密联系度在所有城市与这些城市的联系中并未达到最大,表明这些城市的发展并不完全以上海为中心,如常州与无锡的经济联系更紧密些,经济联系紧密度达到13.62,扬州、镇江与南京的经济紧密联系度要比与上海大,其中镇江与南京的经济联系紧密度达到10.72,远远高于与上海联系度4.84,湖州、舟山、台山与杭州的经济联系紧密度也分别比上海大。这些表明,随着该区域经济的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圈层结构有逐渐向网络结构演变的趋势。

第三,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了具有发展潜力的苏锡常都市带。苏州与无锡、无锡与常州的经济联系紧密度比较大,分别为7.44和13.62,表明苏州、无锡和常州正形成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的苏锡常都市带,该都市带的发展将会带动周边城市及县级市的发展。

三、简要结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经济发展现状。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得城市的作用超出国界,处于开放经济的环境。本文利用城市流强度和引力模型,对该区域空间经济结构特征进行了界定。

首先通过城市流强度的测度,对中心城市进行了界定,指出除上海外,南京、杭州、无锡、常州、苏州、宁波均可培养成为该区域经济整合的中心城市,通过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城镇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其次,建立引力模型测算了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联系紧密度,界定了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特征,即目前该区域仍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但具备了网络发展的趋势,除此之外,该区域形成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苏锡常都市带,成为该区域未来发展的一个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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