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礼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传统文化中的礼，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仪态礼仪 传统文化

现代礼仪规范了人们在仪态现象方面的行为举止，它是从现代社会的需求来塑造每个人在社会交际中的仪态形象，开放带来了东西方礼仪规范的趋同，但传统的文化不会因为开放兼容而消失，反而会在某些方面更显其独特精神。纵观历史，我们不难从现代礼仪规范中找到传统文化的影子。

文化是什么？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简言之，文化是民族传承的精神，传统是民族精神具体化的制度、习俗等。中华传统文化是内敛的文化，它表现在个人修养方面最突出的特质是要做“谦谦君子”，所谓“君子慎独”“仁爱”都是建立在内敛基础上精神层面的塑造完美人格的行为标准，这种内敛的文化在礼制原则上又表现出高度的自谦。“温、良、恭、俭、让”是君子之人的行为准则。在与人交往时要放低姿态谦恭待人，尊重他人以赢得他人尊重。就如侠客交锋，出剑的侠客总是在对方出手后方才拔剑出鞘，以守为攻，不温不火方显侠义之气。

称呼之礼，首在尊人抑己。人与人交流，称呼对方是交流的第一步，称呼不当，会为进一步的交流造成阻碍。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就能做到与人玫瑰手有余香。“尊”“贵”显而易见是抬高对方，“敝”“在下”则是把自己放低到再下一个层次，明明自己的家人颜值很高，却偏要谦称“拙妻”“犬子”“小女”，中国人的自谦可谓是到家了，但这并不影响自身的形象，抬高了对方也彰显了自己，双赢的策略。

见面之礼，人们日常见面既要态度热情又要彬彬有礼。一般性打招呼，传统上行拱手礼。方式是双手合抱举至胸前，立而不俯，表示一般性客套。如果到人家做客，进门与落座时，主客互相客气行礼谦让，行的是揖礼，称之为“揖让”，揖让时要低头，上身略向前倾，我们的老祖宗同样倡导“揖要深”。身份再高的人也要回礼揖让。

入座之礼，不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座次都讲究井然有序，面门、居中、东向，尊卑自现、主次分明。诚然如此，所谓的西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席”，被推举为西席的人，在入座前要对在座的人拱手致意，感谢大家抬爱，方能入座，这叫“承让”入座。

行走之礼，尊者居中、前行，是通行的礼仪规范。西方人讲究挺胸抬头昂然阔步。我们的文化传统则内涵更加丰富。君子行路要四平八稳，取意在心性的平和，性格的健全。在长者、尊者面前，要表现出应有的礼节。首先要放低姿态，低眉垂手而立。古代有“趋礼”，即地位低的人在地位高的人面前走过时，一定要低头弯腰，以小步快走的方式表示对尊者的礼敬。“孔鲤过庭”这个历史典故大家都熟知，作为儿子，孔鲤每次经过父亲堂前，都是“趋庭而过”，在父亲大人面前，他必须表现出他的谦恭，；《战国策》名篇《触龙说赵太后》同样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有脚疾的触龙，面见太后之时“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这种传统，还体现在乡间民俗里，即便是寻常百姓之家，那小小的门槛，也不是随意能踩的，须是迈过方是正式的入门。这迈就意味着礼的存在。

篇2

关键词：体育文化 特质 儒、道、佛 传统文化

任何体育文化都是体现民族、本土的传统，民族心理的文化，都显示出本土、民族的特色，这种根植于本土的民族体育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较稳定、坚韧的形态，世代相承，从而成为一种文化模式，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儒、道、佛等传统理论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儒、道、佛三家思想已深深融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之中，中国的武术，养生及其娱乐性体育文化，如围棋、蹴鞠等与儒、道、佛等传统理论主要方面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精神

宏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极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古时代的易经八卦，汉唐前后，儒、道、佛、墨四大流派，经过碰撞和整合形成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精神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刚健有为”和“贵和尚中”等。从总体上来看，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无论是儒家的“三纲要”，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中国传统体育以“天人合一”、“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的体育形态。

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反映了身与心，机体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之整体效益的价值观，但缺乏积极探索自然的精神，缺乏对人体单项技能的开发。中国的传统体育由于受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在体育的价值取向上重视伦理教化而忽视其他，如为儒家先哲推崇的射礼，要求射者“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牢固，然后可言中”。唐代木射，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作为取胜的标记。西周的射礼，不仅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之分，而且对同属于统治阶层的不同等级身份的人，所使用弓箭靶、伴奏乐曲及司职人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目的在于“明君臣之礼，长幼之序”。这种竞赛的不平等性，运动的过于伦理教化性，不仅有损于公平竞争精神，也不利于人的智能和体能的开发。在儒家学说里，体育的健身功能和娱乐功能显得微不足道。崇礼风尚，等级制度，使中国围棋也蒙上了“温、良、恭、俭、让”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竞技围棋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宗法性使中国吸收异质文化的能力较弱。孔子曾提出“刚健有为”的思想，但，从汉代起“崇文尚柔”的风气开始流行，文武严重失衡，到宋元时“重文轻武”之风愈演愈烈。

二、佛家的“禅”道与道家思想在中国武术的内涵

儒、道、佛等传统理论对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影响非常深远，宗教以佛教影响最为广泛。“禅”是佛教的一派，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和儒家思想合流，成为支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门派。中国的少林武术，都是以“禅”为体，以“拳”为用，“禅拳一体”。假如习武者无“禅”之修养，则为偏离正道，必定从超然于胜负，生死之上的“禅机”，堕落到奸诈毒辣的“杀机”中去。正如姚广孝大师叹息的那样“禅机末了说戒机”。少林拳以“禅门心法”为指导思想和拳术灵魂。达摩祖师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 宋圆悟克勤大师曰：“损诸如见，拔弃妄缘，长教胸中洒洒落落，无一尘事。”这些大师所言，无非教人在坐禅或立禅时，放下一切思虑，湛然平静，不为善恶、生死等两种对立的矛盾景象所动而已。

中国武术思想的认识论，就直接来源于道家的本体论。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似万物之宗”，老子认为万物之本的“道”即是“无”。王宗岳《太极拳经》说：“虽变化万端，而理惟一贯”。这个“理”也就是老子所谓的“道”。中国武术的意境、神韵，武术之道的精微和真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是“道”的体现，武术的种种外在形态如功能、神韵绝技等，均为“气”的演化与体现。练功中的“元气”即易经的“太极”，亦即老庄的“道”，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道家本体论的一种表现。所谓“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代表，所谓“天人合一”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相通，强调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天人合一”在老子看来与“道”无本质差别。庄子更认为天人本是合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记》）。中国武术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武术运动的客体――人体自身和宇宙自然和客体是内在联系着的。有着深厚内功的养生兼技击的《峨眉十二庄》其《天地庄合诀》说：“象天法地，圆空法生，大小开合，唯妙于心。”古人象天法地，体会到“圆”与“空”是大自然天地的基本特征，因此是动功的最佳方式和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滞，圆而又空则能作到活泼自如，变化无穷。故不少拳种以圆空为基本架式与手法，太极拳、少林拳亦以圆、空为技击特色。

三、先秦尚武精神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包含着大量的禅宗和儒家思想，其道德内容来源于儒家经典，中国先秦武士时代对武士已有：“礼、义、忠、敬、勇、死”之说。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是一种道德品质，一种处世之道，“仁”成为儒家的修身之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后“止于善”。“义”即荣誉的意识，孟子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先秦武士，人人带剑以示“义”。如中国之士所言：“士可杀不可辱。”“知书达礼”是儒家思想所要求的，礼就是维护等级制度，注重尊卑有别，礼即是法，要知礼，得读书修身，做到“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左传、襄公二年》）为下犯上是头等罪恶，强调无条件服从，“敬”是一种“持诚”之道，“敬”的意义是自敬而敬人，“敬”与“忠”相配合。勇是一种“致诚”之力，勇是一种实现之力，所谓万恶怯为首。

朴素廉洁，追求享乐是人之常情，动物也有此本能，作为人中俊杰的武士必须压制自己的欲望，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武士们按照孔子的“君子居不求安”的精神来造就自己，把朴素廉洁看作一种追求，而不是一种负担。

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从汤商到春秋战国的先秦时代，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尚武文化经久不衰。到春秋末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旧贵族的统治越来越腐败无能，礼崩乐坏，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造成先秦贵族时代的土崩瓦解，文武分离的局面的开始呈现。鉴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状，孔子大力倡导礼仪教育，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教育的肇始。到了汉以后，重文轻武的思想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汉高祖提倡文治，汉武帝采用董仲舒之策，崇尚儒术，“重文轻武”之风根深蒂固。汉代儒家提出“去武行文，废力尚德”批评“角抵戏”是“玩不用之器，”蹴鞠是费力劳体，不合“君子勤礼，小人尽力”之训。两汉之后，“重文轻武”的思想的日甚一日，好文者常为父兄所爱，好武者常为父兄所恶。南北朝时，不少贵族子弟，“肤脆骨柔，不堪行步，”宋明以后，由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重文轻武之风达到极至。儒家的“崇文尚柔”、“中庸”、“贵和”、“寡欲不争”、“以柔克刚”的思想，极大影响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以致射礼演变成投壶，蹴鞠变成“不以勇敢，不以力争”的捶丸等。中和之道使得极具观赏和技击的体育运动变得面目全非。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和身体活动的社会整体功能，而对单纯的体能性竞技活动不感兴趣。在中国古代“以礼法至上”的社会，严重缺少竞技体育所需要的自由、民主、平等原则。唐朝时期，是消闲娱乐性体育文化最昌盛时期，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如蹴鞠，马球等。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体育异常兴盛。清朝是民族传统体育的衰落时期，有些传统体育项目逐渐消亡。由于其封建王朝的宗法性，保守性，封闭性，非理性的影响，体育竞技性几乎消失殆尽，直到近代随着西方入侵，，维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等，中国体育才有所起步。

随着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日益融通，通过碰撞、同化、调节、吸收，有的走向成熟和现代竞技相联系，有的通过挖掘、整理、保护、转型使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有的逐渐走向消亡，这些演进推动了共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承载几千年传统文化内涵的中国武术，已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符合体育原理的、适合于改良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以科学整理，譬如：武术、中国象棋、围棋、龙舟竞渡等，将实行“奥运战略”，真正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但是，为了适应现代国际竞技运动而自我摒弃，它所蕴含的许多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也将面临较严重的挑战。

参考文献：

[1]黄文仁：《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曲线》，《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2.2。

[2]盖世才：《少林“禅”与太极“韵”》，《武林》，2002.9。

[3]肖 冲：《从社会文化诸因素看先秦尚武精神》，《体育文史选集》（1984-1991），成都体育史所。

[4]周西宽、胡小明：《体育文化泛论》，《体育文史选集》（1984-1991），成都体育史所。

[5]王铁新：《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悖谬》，《体育文化导刊》，2002.1。

[6]何云波：《儒家与围棋》，《体育文化导刊》，2002.1。

篇3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修己安人、天人合一、慎独思想4方面阐述了护理内涵,提出传统文化在护理人文中的具体应用,告诫我们应不断汲取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提高护理工作者的思想水平、人文素质,促进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护理;人文素质;文化氛围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典籍丰富,流派繁多,蔚为壮观。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在站稳脚跟的根基[1]。现代护理理念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2],更加强调人文精神的运用,这与我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当今医疗环境、护患关系紧张的情形下,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结合护理自身的特点发展优质护理文化对培育优秀的护理人才、提升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可将之贯穿于今后整个护理学乃至医学发展过程,甚至改变其行业演化进程。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护理内涵

1.1仁爱思想

所谓“仁者爱人”,“仁”即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了对人的关怀与尊重。儒家思想中的“仁”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说[3]。据东汉文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道,“仁”的组成包括“人”和“二”两个单字,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想,如相互之间表现的仁心、友爱、怜悯等爱人之心。护理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4],以病人为中心,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要求护理工作人员必须具有一颗仁爱救人之心,不分贫富贵贱长幼,均应一视同仁;设身处地考虑病人的病情痛楚,耐心倾听病人的诉说并给予积极的心理支持,鼓励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仁爱是优质护理服务的基础,是护理文化的精髓[5],应将“仁爱思想”一直贯彻到护理工作中的每一环节,既能提升自身的修养与奉献精神,又能满足和维持病人的需要,真正实现仁心、仁术。

1.2修己安人

孔子思想中已明确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的思想[6],该思想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与内在心性的光明。根据“词语释义”:“修己”即管理好自己,提升自己的心性修养;“安人”就是在“修己”的前提下去管理别人,使整个组织的人能够安得其所,各司其职。该思想理念上至护理行业领导者、管理者,下到护士长、一线护士身上均是同样的体现,坚持“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以礼待人[7]”等高尚的个人修养,并全面落实到实践活动中,从而使被管理者深受感染,做到上行下效,保持一致,齐心协力完成护理工作任务,保证任务高质量、高效率完成。

1.3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通过保持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强调和谐共处。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8]。“和”是我们为人处世、处理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之一。“礼之用,和为贵”[9],面对日益紧张的护患关系,不仅仅是护理人员,包括病人都应该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双方之间的矛盾,,以恢复健康为首要任务,从而建立一种友好和谐的关系,对促进病人康复和提高护理质量都有重要的意义。“天人合一”还强调整体观念、遵循客观规律,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处理事情应将整体与部分联系起来[10]。目前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在临床上应用较多,它要求护理人员应根据的心理、生理、精神、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需要,提供最佳护理[11]。因此在护理中,不仅要开展治疗上的护理,严密观察病情变化,还要注意观察病人的心理精神需求以及生理需求等,引导病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适宜自己的兴趣爱好,陶冶情志,进行合理运动锻炼。

1.4慎独理念

“慎独”从字面就可看出,它强调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谨小慎微,是护理人员的重要职业道德。护理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独自处理护理工作,即使是白班也经常是一个人来完成某项工作,因此护理人员的慎独修养直接关系到病人的护理质量[12]。护理人员在值班时,有没有经常巡视药液是否滴完,有没有严格执行无菌操作,病情变化是否及时记录等,这些都是“慎独”修养的具体表现。在儿科、ICU较常见的年幼婴儿、昏迷病人,还有其他无法自诉或有精神疾病的病人,不能或不善表达自身的病情感受,迫切需要护理人员及时进行巡视,从细节着手,谨慎观察,善于思考,否则易造成因不能及时发现病情变化,耽误抢救时机的严重后果[13]。“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还应做到不泄漏病人隐私等信息,发生了护理不良事件应及时上报和处理,而不是遮掩隐瞒,尽最大可能避免对病人的伤害。与生命打交道的护理职业,护理人员应一丝不苟完成每一项护理任务,杜绝一切侥幸的心理,无论任何时刻、任何场合,生命至上,这才是“慎独”修养的最高境界。

2传统文化在护理人文中的具体应用

2.1形象上注重文化元素

人性化护理理论,凭借对“人、健康、环境、护理”的独特见解,把人的健康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护理同美丽和爱融为一体[14]。从建筑形象上来说,医院可在各病区摆放鲜花和绿色植物;门诊大厅安装音响设备,播放一些优美舒适的轻音乐,从而缓解病人焦虑、紧张的情绪。从文化教育上来说,为能使病人在住院治疗中得到健康教育,每个病房撷取闭路电视,定时播放相关疾病及保健知识;在各病房书架上放置一些通俗易懂的文化学习资料以供病人自由阅览。从设施布局来说,病区走廊尽可能不加床以尊重病人的隐私,让人人都可以享受最佳住院环境,从而为病人营造舒适方便的休养医疗环境。我们尽力创造和谐自然的医院环境,保持适宜的温湿度,清新卫生的环境,赏心悦目的植物花草等利于病人康复的人性化措施,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仁”“和”“礼”的思想[15]。

2.2氛围上营造文化气息

医院可营造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传统文化氛围。强化医护人员着装的规范统一,重视护理人员文化礼仪的培训,微笑体现出热情服务[16]。以文化理念灌注到行为基础的土壤之中,成为“格物致和,修身养性”的营养源泉,润物无声的贯通在个人行为之中。正如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肖长江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掀起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等国学文化的热潮,每天查房前医护人员首先全体朗诵《弟子规》,每次诵读后会请一位同事分享读后感[17]。《弟子规》中说道“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把病人当作亲人一样对待,学会了换位思考,也避免了许多矛盾。该科室在提高临床、科研同时通过学习国学经典提高医护人员自身的人文素养,使得整个科室具有一个医院所特有的文化气息。授而学之,学之用之,科室病人亦能深受感染,保持一种平静雅和的心态,这对心血管疾病病人的治疗及维持科室良好的秩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3心神中用文化与病人共情

护理人员通过对传统文化中“仁”的体会和理解,能够深化他们的仁爱之心,也更懂得病人最需要的是关心和帮助。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告诫人们“生命至重,有贵千金”[18],护理人员必须有敬畏生命之意识,才会尽力救死扶伤。道家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倡“和”,表现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自然观,渗透于传统医学和养生文化之中,对医学、护理学和养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因此我们要知道“人”不仅存在自然中还存在与社会中,在养生调护同时从整体出发,达到心身全面和谐统一。只有文化融入血脉、注入骨髓,护理人员才能够与病人共情,在工作中富有同理心,才真正能够面对病人不论贵贱贫富、远近亲疏的一视同仁,才真正能不顾饥渴劳累、险恶困顿的一心救助。

2.4文化渗透护生,培养优秀人才

朱婷婷等[20]在护理学生实践技能成长过程中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渗透,结果显示通过教改项目的实施,与往届实习护生相比,在仪容仪表、服务意识、操作水平、尊师守纪、沟通协作方面,带教老师满意度显著提高,护理教学质量也有所提高。笔者身为护生之时,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老师经常强调:“做学生工作过程中要以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为导向,将儒家文化、仁爱思想贯穿于学生工作中,使学生内心深处感受仁爱思想的慈悲、怜爱之情,努力为学生搭建一个传统文化氛围的和谐高校。”而对于护生而言,可借用《周易》中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激励之辞,这是古人观察到天地运行稳健而怀抱广大的特点,告诉我们要有自强不息的刚勇奋进精神和厚德载物的怀柔包容胸怀[21]。努力创造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护理相结合的教育情境,使护生不断得到关怀体验,并自觉践行对他人的关爱和理解,对于培养优秀的护理人才、营造和谐护患关系、提高护理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小结

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并不只是将传统作为一种历史的展现,而是要使传统文化成为护理现代化研究和发展的要素[22]。诚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消极的东西,定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文化与护理相融合是医学领域内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新形式,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新背景下,护理领域不断汲取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提高护理工作者的思想水平、人文素质,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护理理论,促进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许青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1.

[2]刘伟.中医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11:1.

[3]刘华荣.儒家教化思想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4:1.

[4]孙玉英,孙爱英.整体护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护理[J].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学报,2006(2):4849.

篇4

高职学生人学分数线较低,起点低、底子薄,知识积累明显不足,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知之甚少,文化底蕴的欠缺不仅影响到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和发扬,也影响着学生个人的修养和素质,更影响着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甚至将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为了通过各种考试,考取各种证书,学生和老师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学习实际应用知识和专业技能上,大部分家长、老师、学生都忽视了文化素质的养成与提高。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工作责任感,智商高、情商低。前段时间出现的南京中学生在埃及文物上刻字的事件在微博上引起热议,由此还牵出更多中国游客在敦煌、故宫、帕劳、泰国等国内外旅游胜地的不雅行为。这些问题警示着我们应该在加强对学生理论知识传授和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加强对学生文化素质的养成教育。

2礼仪教学的现状促使学校应在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虽然大多数学生能够做到尊老爱幼、文明守礼、团结同学、积极进取,但在校园里不乏一些缺乏礼仪规范的现象。例如,有些学生上课迟到、交头接耳、玩手机、睡觉、早退、遇见老师不问好等。其实造成高职学生缺乏礼仪修养的原因很多。比如,学生在中、小学成长时期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通常不重视对学生的礼仪教育。进人大学后,学校虽开设了礼仪课程,但由于受到专业设置、课时限制、学生就业方向的影响,高职院校的礼仪教学更加注重实用性,很少将礼仪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教师只考虑了学生的实际需求,开展的礼仪教学基本都停留在实用的表层,缺少了应有的传统文化根基。除此之外,目前市场上的礼仪教材也很少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都是国际商务礼仪的教材翻版,例如教人如何穿衣打扮、如何站坐行蹲、如何使用刀叉等,很少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内容。如此造成礼仪教育的形式化、教条化,忽视了学生的内在道德培养。礼仪教育应该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如果在礼仪教学中融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将学生言行举止的修养升华为人格和民族精神的教育。

3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促使学校应在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当前的高职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认知,却很容易接纳和认同夕卜来文化。很多学生追求个性,崇尚西方节曰却忘记了中国传统节日,对本民族的文化不了解,也不愿去探知,尤其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一些外来的文化意识形态迅速地影响了中国青少年,使他们对本民族文化越来越不感兴趣,取而代之的是向往和追求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道德观及价值观等。这种趋势若继续持续下去,我们将会丢掉中华民族的精神根本和民族特色。如果不坚守本民族千年以来传承的传统文化,又何谈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实现中国梦呢?又如何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呢?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这种情况也促使高职院校必须加强建设和宣传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

4如何在礼仪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

我国自古以来有着清晰的以礼仪教育为主的德育理念,还有着严密的礼仪教育实施体系待我们继承与弘扬。对于传统礼仪文化,礼仪教师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忽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礼仪,而应该恰当地与国际通用礼仪相结合。那么,如何在礼仪授课中融人传统礼仪文化之精华呢?礼仪教育其实就是一种素质教育。2013年8月18日凤凰卫视的《寰宇大战略》中的解说员解说道:“在100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打破了传统的政治社会体系,抛弃了主要由儒家塑造出来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努力学习西方,建立现代文明秩序,但时至今日,现代文明秩序还没有完全确立,而传统文明秩序已经荡然无存,使中国人失去可以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则,无所适从,种种社会乱象由此而生。从“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对中国人的精神素质做了深刻的剖析,致力改造和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可惜他们付出的心血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如今,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然而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却出现了基本礼仪缺失、行为失去规范甚至道德沦落、价值观混乱等种种严重的问题”。那么,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流强国,需要什么样的国民素质呢?《寰宇大战略》提醒了礼仪老师——中国亟须一场国民素质改造运动。如果再不抓紧进行素质教育,中国梦就是一句空话,而礼仪老师的责任就是当好素质教育老师。

在高职院校的教学中应该充分体现“信、利、敬、义”这4个字的重要性。“信”乃礼仪之本,体现在人的行为准则;“利”乃礼仪之道,体现为人的胸怀;“敬”乃礼仪之魂,体现为人的境界;“义”乃礼仪之德,体现为人的责任。比如,在学校课堂上经常会出现以下情况:开始上课后有的学生才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有的学生时不时地刷屏手机或者玩手机游戏;有的学生穿着拖鞋上课等,这些现象都是由于学生心中没有对自己、对他人、对学业的恭敬之心。《礼记.曲卒上》中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意思是说礼的实质在于对自己谦卑,对别人尊重,即使是挑着担子做买卖的小贩,也一定有令人尊敬的地方,不要因为贫富和地位等因素而歧视别人。学校虽然在行为上对学生作了硬性规定,规定学生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但很少能让学生发自内心地树立恭敬之心。如果让学生懂得礼的核心是“敬”,那么就可以让他凡事用这个“敬”字去衡量,教学效果就会好很多。只有“恭敬”的心在学生心中犹然升起时,礼仪操作规范、仪态仪礼等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再比如,我国古圣先贤将“明德"作为治国之根本,我们在课堂上也应该让学生明白高尚的思想品德是其立足于社会的根本,是做人的根本。礼与德互融为一体,两者相互印证。现在简说人伦大道,人道者——五伦八德。五伦指的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遵五伦,天降吉祥也。八德者,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人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礼仪老师不能只摆花架子而忽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之精髓,应该在授课过程中融人中国传统文化,将礼仪教育升华为素质教育。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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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一种道德文化，它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宏大的道德理念，但是近百年来，现代文化伦理因为缺乏与传统文化理念的和谐对接而引发了一系列道德冲突，对于当今国人来说，要想全面重建新时代的道德文化，培养能够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道德之人，那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德理念，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无疑是一条必由之路。

华夏文化起源于三皇五帝，在经历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大融合后，及至汉代，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文化逐渐成为其主流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就是儒、释、道文化三位一体的和谐共生体，而其道德理念则是这种共生状态的最高追求。

时至21世纪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人和社会转型的愈加剧烈，国人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其中既有社会制度层面的，也有个人生活层面的，但究其根源，实乃东方与西方文化传统、现代与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之冲突所致，并由此在国内各个领域掀起了一场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其中，众多学者用不同视角对中国浩瀚渊博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传统作了正本清源式的诊释，希望能够重新找回改良社会、抚慰民众的信心和力量。在此大背景下，本文选而择其一，仅从其道德理念层面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当代道德文化的衰落

清末以降，在经历了“西学东渐”“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一系列大争鸣、大讨论后，国人似乎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尊崇和拜服，转而向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寻找救世之道。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缘和各种中外思想的博弈，从西方舶来的各种主义、精神均在几十年的大融合、大碰撞中被一一冲击、压抑、解构乃至遗忘。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道德文化开始进人信仰、理念全面式微的阶段，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无法无天”，胜者为王、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众多国人的思维。于是乎，一些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道德的勇气和能力，在他们心中似乎只剩下利益多寡的博弈而无半点义与不义之别;于是乎，在我们身边似乎只能看到胜者、败者及其羡慕者、嫉恨者的此消彼长，却很难再发现知耻者和悔恨者;于是乎，要求他人言说和遵守道德成为一种展示权力的手段，而拒绝羞耻和言说道德则成为人们自我保护的不二法门;于是乎，几乎所有关于道德的话题都毫无保留地指向他人而非内心，原本发自内心的道德感成为日益稀缺的体验，传统道德理念正不断丧失其在国人心目中的神圣领地。

道德文化缘何会在这个曾经以重视道德著称的文明古国走向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社会体制变革、东西方文化冲突等多个角度考察，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即道德理念与信仰的缺失与国人对传统文化及其道德理念的盲目拒斥密切相关。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其道德之维

梁启超先生曾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外事”(《劝学篇》)，此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即西方文化更注重个体行为实践的合理、合法与有效性，惯于追求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理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更看重为自身的思想言行找到本源的精神根基和理念寄托，进而追求“天人合德”的精神境界。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人的内在觉悟和身心境界的提高，其本质就是一种道德文化。而宏大的道德理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仰望星空”的精气神，正是国人活在世上的一种姿态和尊严，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境界和气质写照。正如老庄所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孔孟追求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和佛家向往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这种厚德载物的视野和气魄成就了中华民族一个个道之、德之、道德之楷模。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

如前所言，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充满着宏大的道德理念，“道”像一只无形的手掌握着国家、民族、家庭乃至个人发展的方向，左右着国人的思维言行。老子的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国人对于“道”的追问和向往都限制在神玄、博大、形而上的境界之中，而身处世俗的人则只能从心灵深处景仰、参悟而无法言传。正因为此，在传统文化中总是强调“道”与“天”齐、“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特别向往“天人合德”的和

合境界，且为国人追求崇高的道德理念预设了思想规范:“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述而》)，“大道把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老子》第三十四章)这种语境中的“道德”之理念固然源于人的内省，但内省的原则又源于对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的信服:“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礼记·中庸》)面对广大、高明、悠久的天和天道，人必须“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诚于中，形于外”(《论语·子路》)，不断内省自己的言行，进而追寻更高的道德境界。

对于“道德”的敬畏是国人生成其世俗道德理念的基础。在国人心目中，“道德”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道德之人会受到天道之庇佑，不道德之人也会因天道之剑高悬而生出畏惧和悔恨之意。正是由于人人、事事、时时以“道德”为尺度，国人的反躬自省、克己复礼才有了依据，道德理念才能得以践行无阻。

四、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德理念的世俗回归

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之所以会造就众多道德之人，首先是因为它虽然身处人们的心灵深处，却又早已为人们设定了精神生活的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从而使国人能够随时对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件进行道德的评估与审判。假如没有这些目标和法则的引导与约束，人们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与不义，很容易沦落为误道之人或无德之人。其次还因为它也积极关照着人的世俗生活，最主要表现莫过于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家文化”，“家”实在是“中国式”道德的最佳世俗表达，一个“家”字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世俗道德规范，它既是国人日常生活的精神根基，也是国人践行道德理念的具体社会表现。当然回归世俗的道德理念也时刻不忘提醒人们“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礼记·中庸》)，并以此告诫人们只要时刻抱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人世态度，自觉地正心、修身、养性，就可以实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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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礼品包装 传统文化 运用

二十一世纪，礼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且中华民族向来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所以礼尚往来在生活中越来越普遍了。任何设计都是在一定文化下参与、制作、展开和完成的，是历史对文化的认可。因此礼品包装中蕴含了或多或少的文化因素，营造出一种和谐、舒适的文化氛围。其中传统文化的因素占有很大一部分。传统文化因素对其礼品包装设计可以从材料、色彩、图案纹理、印章及文字、古文及传统元素的运用五大方面体现出来。具有强烈的渲染效果，也可以使送礼者和收礼者之间起到无声交流的作用，以此表示对收礼者的尊重。

1.礼品包装的起源及发展

礼品包装起源于十八世纪末，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发展和改变。今天所说的礼品包装设计并非单指某一特定的领域，它应是多元化、全方位的包装设计类型［1］。好的礼品包装的评判标准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包装的形态和包装所用的材料。现在所用的礼品包装材料已从过去的天然材料、单一材料发展到现在的复合材料，包装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只有抓住消费者的购买心理和设计出针对销售的包装，才能使中国的商品在国际的市场上赢得赞誉。

2.传统文化因素在礼品包装的运用

在当今社会中，礼品包装上所运用的元素越来越多了。礼品包装上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运用，有一种人情味、乡土味、自然味，使礼品在包装上更有亲切感，提升了在包装设计形象上对消费者的感召力。我们要尊重各民族之间的风俗差异，要设计出好的礼品包装则要了解、认识不同风俗下灿烂的传统文化背景。

2.1礼品包装中材料的选择

现代礼品包装注重从自然材料的视觉、触觉的感受中亲近大自然［2］。这些自然材料对于现在的礼品包装设计是极具益处的，这样能使购买者感受到传统的气息。古代运用的包装材料非常有限。天然的材料还可以挖掘出独特的品质，如竹、麻绳和椰子壳、芦苇叶、贝壳、葫芦等，体现礼品包装在材料上单纯而又自然的风格，都对现代礼品包装有极大的益处，此外还能使消费者及收礼人感受到浓郁的传统气息，倍感亲切。

2.2礼品包装中色彩的选择

礼品包装设计中色彩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件商品给消费者最初的印象就是色彩。“远看色彩，近看花”，色彩在视觉艺术中常常具有先声夺人的力量，它是美感中最普及的形式，极易引起人的情感反应与变化［3］。民间色彩中有许多吉祥的色彩，如富贵红、丰收黄、吉祥紫等，表面上都能唤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使消费者得到深层次的满足和肯定。如喜庆礼品包装大多采用红色、代表吉祥的大红灯笼、黄色紫色等纯色使人产生兴奋之感，从而产生购买欲望，非洲人采用的颜色都较为饱和度较高［4］等。在民俗文化礼品包装设计上大多采用本国具有象征性的色彩，使消费者及收礼人看到这种象征性的色彩就能联想到一种或某种产品。由此可见色彩在传统的礼品包装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2.3礼品包装中传统图案纹理的运用

在传统图案上，前人也留给了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有些图案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寓意［5］。在礼品包装中无论是固定的图案还是起着装饰作用的图案，都表达了人们心中各种各样的美好祝福。对于传统图案的利用，首先要有深层次的寓意。如月饼盒上的月圆象征中秋人团圆，水果苹果象征平平安安，中国结象征吉祥如意，还有吉祥神包括福、禄、寿三星，财神、喜神、灶王、月下老人等，是传统观念中幸福的使者［6］。并且在造型上具有完整性和对称性，这是我国各民族相对保守的体现。还有一些纹样也极具民族风格的传统文化色彩，如青花纹、彩陶纹、青铜纹等。传统的吉祥纹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表达人们期盼吉祥幸福、追求和平富裕的共同心愿。

2.4印章及文字在礼品包装中的运用

在礼品包装的设计中，传统因素的素材非常多。这就要依据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名族和不同的风俗习惯等，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收集资料、研究和整理。现在许多礼品包装设计中经常会有印章和字体变形的传统风格艺术的体现。不仅在外包装上增加了商品包装的美感，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品的文化气息。

2.4.1印章在传统礼品包装中的运用

印章在礼品包装中是一门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利用印章装潢画面，解释说明特定的内容可以增加包装的美感，成为画面中一个重要部分，如运用到传统的土特产品中。将印章运用到一些传统的商品，用来增加民俗民风的美态，可以在礼品包装上获得更加理想的艺术效果，带给人们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将印章运用到传统商品的包装上，和其他的设计元素相结合，往往能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2.4.2文字在礼品包装中的运用

文字是信息传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字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它反映着国家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底蕴，是传统文化的精髓［7］。文字包含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字体给人们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在礼品包装中，文字和容器的造型共同营造了礼品的文化底蕴。当文字与图形、色彩一起出现在包装上时，作用则更多的是形式美。文字来源于图像，所以文字具有高度的装饰性，也具有浓烈的文化气韵，消费者极易接受，因此结合不同的礼品包装，把文字的变形运用到礼品包装设计中具有很好的渲染效果。文字有着直观表达信息的特点，很容易营造出一种传统的文化氛围。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优秀的礼品包装上，在文字方面所花的心思是不容忽视的。

2.5古文及传统包装的运用

在包装礼品设计中，古文和传统的符号运用也可以加深其商品的乡土味、自然味。在视觉构成元素上，古文和添加传统元素，给礼品包装新的生命力，同时使某些民族的消费者产生亲切感，从而增加销售额。

2.5.1古文在礼品包装中的运用

古文就是古代汉族的语言，而没有被翻译成白话文的文言文，一般很少用于礼品包装设计，只有在名贵产品、药材或极具有传统特色的产品才有涉及，一般只作装饰性的文字，并未起到解释说明产品的作用，但是其字体却很引人，从而起到引导消费的作用。

2.5.2传统包装的运用

有些产品的包装会别具一格，用来增加产品的文化底蕴。如我国民间应用极普通的“八角包”，是用于包装各种土产、药材、糕点，在饱满的具体量感的斗方造型上附以小方红纸，于是朴素的微黄粗糙的纸和红纸搭配，一种喜气便跃然而出［8］。在传统礼品包装中给消费者简单明了的视觉信息，是各个民族长期生存和发展所积累的社会文化产物。利用传统礼品包装的商品是极具有民俗特色的，而这些土特产就伴随着礼品包装一同传达给对方。

3.结语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尽管礼品自古就有，但是礼品包装上所运用的元素却是纷繁杂乱的，我们应该更多关注传统包装元素，不断探寻那耐人寻味的传统文化，寻求更多的未被发掘的传统文化底蕴，从而合理地运用到礼品包装设计中，增加其形式美感。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文化特征，正是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精髓所在。我们要将这些民族文化的精髓合理利用起来。现代礼品包装设计应汲取传统艺术文化的优秀基因，在礼品包装中很好地体现出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和艺术特色，也使传统文化借助礼品包装传播于世［9］。

参考文献：

［1］于琼，刘莉萍，郭国强，万彤.现代礼品包装中名族风格的讨论.包装工程，2007，（02）：170-171.

［2］王娟.礼装设计的文化特征.包装工程，2006，（10）：189-191.

［3］席彬.民俗文化与礼品包装设计.中国包装，2008，（05）：45-46.

［4］卢韵.礼品包装的形式和心理.设计院，P77-78.

［5］李锋，王智鸿.谈我国礼品包装的现状.艺术理论，2007，（10）：168-169.

［6］席彬.论礼品包装设计的情感传达.包装与设计，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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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尧治河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条幅：过去靠精神，现在靠发展，未来靠文化。固然，条幅中的有些提法还可以商榷，但其透露出的文化意识、弘扬的文化情怀、彰显的文化态度，是令人钦佩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世界性的发展潮流，那就是文化地位和作用在全球的凸显。这在某种程度上有效诠释了尧治河村之所以能够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原因――既保留了绿水青山，又赚得了金山银山，成为大山里幸福村的典范。在尧治河村的参观考察中，我们被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尧文化在尧治河村的保护、传承和复兴所深深折服，被传统文化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价值所打动。

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人们越发意识到“我是谁”的重要。在尧治河村参观“农耕博物馆”时，我们对其所展示的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对其所彰显的地方文化自豪感所感动，深刻体会到尧治河人对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重视和弘扬。事实上，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眷顾，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成为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大众的文化认同基础，越来越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现代中国人的底色。近年来，有着传统文化复兴的新农村，有着青山绿水的新农村，不仅留住了“乡愁”，使“美丽中国”染上中华文化特有的色彩，还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传承了中华文化的根脉。

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只有历经时代风云的激荡锤炼和文化洗礼的精神凝聚，才能托起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精神发展的高地。环顾全球，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则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还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扬，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事实上，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既坚守本根又与时俱进，从而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并通过一系列无愧于历史和世界的辉煌的文化经典展示出来，更经由百姓日常的点滴细节得以传承。如传统节日氛围的营造，家风的传承和家谱的续写，以及乡贤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发挥等。

当然，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文化传承要讲究方法。所谓“古为今用”，这需要眼光和视野及其高远的洞察力，更需要所倡导的基于现代立场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尧治河村的发展实践再次表明。传统文化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重要资源，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弘扬，在尧治河村的“中国梦”的实现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并未成为“过去”，它也不是静态的“博物馆”式存在，而是日渐成为我们健全机体的灵魂和血肉，从而支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地基，不断丰富着中国当代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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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较为复杂，这主要体现在文化整合与企业管理、文化发展与企业管理、文化背景与企业管理等环节。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1.文化整合与企业管理

企业的管理会受到一个国家文化整合的影响。以我国为例来说明，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以博采众长的开阔胸襟不断提炼和整合东方各国优秀的管理文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周易》、道家、释家、法家、墨家、兵家和伊斯兰教有关管理思想和办法为主体的管理文化，而这一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与我国文化的长期整合与与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文化发展与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与文化的发展也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通常来说以中国管理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文化，已经开始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管理界众望所归的灿烂新星。这与我国文化的大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除此之外，文化发展与企业管理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随着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并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从而使其对于企业的文化发展有着非常明显的重视和联系。另外，文化发展与企业管理还体现在其实现一种适应中国文化背景的“人为为人”的价值观，以道德追求为核心的企业精神文化。

3.文化背景与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与文化背景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即任何一个企业的在某一国家的发展都需要适应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民族风俗，这首先体现在任何一种管理理论，或是一种管理思想，大多是来自服务于一定的经济活动，这导致了其无法避免地会带有特定的文化背景色彩。除此之外，在文化背景与企业管理的关系分析过程中，如果以我国文化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看，儒家思想是东方管理文化的主干，并且也是中国管理的渊源之一，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几经变化和更新，其影响却是深远的，这对于在中国生存的企业具有广泛和强烈的影响能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主要内容包括了影响企业管理者、影响企业文化建设、影响企业经营战略等内容。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1.影响企业管理者

影响企业管理者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影响的基础和前提。通常来说对于我国大多数的企业管理而言，借助于儒家的管理思想内涵大多是十分丰富的，并且其内容往往也涉及到了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等诸多方面。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企业管理者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对于划分“修己”和“安人”，即自我管理和社会管理两部分。其管理活动始于“修己”功夫，终于“安人”行为。即我国传统文化会使得诸多企业管理人员以实现自我管理为目标，然后在这一前提下推己及人来实施一个企业的管理工作。

2.影响企业文化建设。影响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影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通常来说，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企业文化的发展是其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且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良好的企业文化还能重视研究企业的氛围和发展的规律，从而能够使得企业文化和管理的发展符合客观实际。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还体现在企业激励制度的建设和企业领导风格的形成等非硬性文化指标上，即在这一指标的完善过程中中国优秀文化的渗透可以起到超乎想象的良好作用，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我国企业文化建设水平的有效提升。

3.影响企业经营战略。影响企业文化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影响的核心内容与重中之重。众所周知企业在每个阶段中所主张的经营战略都是不同的，这一部分是受到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企业不容忽视的是企业管理层也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以其中的经典思想作为一种依据来制定企业下一阶段的企业经营战略。举例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尽管没有产生出独立的管理理论，但深含于中国传统文化浑沌整体中的管理学问是丰富的，它影响着一代代企业家去探索企业成功经营发展之路。但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的精深武库，可唯有以当代更广阔的全球眼光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创新，同时须接受现代的西方组织与科学管理的“启蒙与洗礼”，才会对企业管理学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最终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我国企业经营战略可靠性和精确性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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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符号，是人类文明和审美思想的指向标，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风貌、人们思想和传统理念。服饰作为一个民族演进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既是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也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面镜子，承载着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礼制审美和生活习俗等等。中国素有“衣冠故国”的美誉，早有《易、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见中国服饰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并且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理念。

一、龙凤纹样的服饰图案、体现着皇权的威严

龙凤图案是中华民族服饰最富有特色的纹样之一，它不仅积淀了深厚的华夏文明，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古代，龙凤图案一直是皇权的专用纹样，成为权力的向征。

龙凤纹样在服饰中的运用超始于殷商时期，造形抽象怪诞；至春秋战国，龙凤纹样变得富有生气，并开始与皇族文化相融合；发展至唐代可谓繁荣期，龙凤纹样华丽精致，杜甫《秋兴八首?其五》“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描写的就是皇帝服饰中的龙纹图样，生动形象。此后历代君王都以龙纹作为帝王服饰的纹样，且形式多变、造形丰富。凤凰作为帝后服饰中的图案，也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征，与皇帝的龙纹相呼应，不仅体现在服饰的刺绣上，也体现在女性的头饰和发饰上。唐宋以后，男性官服上也出现凤凰图纹，成为权力高低的象征。

龙凤纹样在服装中能经久不衰的运用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蓄藏着浓厚的中国味，深受人们和外国友人的喜爱，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未来的憧憬，对吉祥的渴望和世代相传的祝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云龙凤虎”等等都寓意着美好的事物，这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于人们思想中的印记和传统理念。直到现代，龙凤图纹仍然是中国服饰中的重要纹样，在服饰文化的对外交流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服饰色彩的差别、彰显封建等级和时代审美趣味

服饰色彩差异最为明显的应属古代官服，官服的色彩象征着官员品级的大小高低。官服以颜色分级别始于唐代：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袍，五品以上官朋为绯袍，六、七品官服为绿袍，八、九品官服为青袍。白居易《瑟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表达的是仕途不济的悲伤心情，官位级别低下。

虽然历代的官服在形式和色彩上可能会所不同，但是其内涵寓意都是如出一辙，即体现着儒家的等级思想和忠君效力的的理念，这是传统文化理念在服装色彩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和运用。

服饰中的色差不仅是封建等级的坐标指向，也是社会审美趣味的反映。例如唐代文明开化、繁荣多元，其服饰色彩也是丰富多彩，形式多变新颖，有明显的外来文化和民族多元化的特性；而宋代崇尚文治，其服饰色彩与唐代相比，款式缺乏创新，色调趋于单一，有向质朴、洁净、自然方向倾斜的趋势。可见，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服饰色彩也有考究，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气息。

三、服饰布料考究细致、反映社会地位和宗法制度

以古代丧服制度为例，丧服是指在血缘关系网中一人死了，有关系的人应遵守规定用特定的服饰以志哀悼。[1] 服制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各等级服布料有所不同，如斩衰服以粗麻布制作，不缝下边，是最亲近人应穿着的丧服，如子女为父母服丧、妻为夫丧；大功以粗熟布制作，是关系稍远一些的人穿着的丧服，如妻为夫之祖父母服丧等。它体现的是古代宗法原则，“亲者其服重，疏者其服轻”的传统思想得到应证，是儒家的礼仪制度与宗法制度的结合。

同时，布料还是不同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古代平民百姓、奴仆穿的都是褐、布衣。褐是粗糙的麻、毛编织品，布则比褐细致一些，成为平民百姓的衣着布料。《诗经·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描述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生活，是贫贱者的常服。而达官贵人的服饰布料多是绫罗绸缎、丝帛锦绢。《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眼中的王熙凤，对其服饰有重点描写：“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关翡翠撒花洋绉裙。”把富贵显达的身分表现得恰如其分。

四、玉佩作为服装配饰、体现文人雅仕的高端品行

服装的配饰是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含有画龙点睛之笔的作用。与现代人们的装饰物不同，古代人常以佩玉为装饰，这与古人的理念思想和玉本身的品性密不可分。

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都秉持“正以修身、平治天下”的理念，在古代，玉一直与封建等级制度密切联系，是达官贵人的饰物，《礼记·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候佩山玄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其次，玉还镀着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古人把玉器作为辟邪之器，是讨吉祥之意，这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的认知肤浅有极大联系；再次，玉又是古代伦理道德的重要标志，玉的洁白纯净与仁、礼、乐、知、忠、信等品德联系在一起，因此也深受文人墨客们的追崇，喜爱随身佩戴。不管是自身修养，君子之交，都与玉本身蕴含的良好品德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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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性有三个特点?一是伦理与政治一体化——中国传统伦理的基石l二是伦理与宗教的互补——中国传统伦理的委身与选择?三是非理性——中国传统伦理的缺憾。由干传文化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具有一致性?在通向现代的今天?要真正从辩证法的意义上来扬弃。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厚重博大，到了近代却不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的机器文明，从此便开始了中华民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历程。而今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力的强大，人们又不时地回忆起那曾经令我们无比自豪和骄傲的、辉煌的文明史。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又将我们推人了深深的思考中，“西方:是唯一的，而不是普遍的”(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ol}}我们将如何应对?

当今，面对现代化的未来，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似乎不再被某些人着成是一种财富，而是一种负担，我们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间题?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全球一体化趋势对民族传统的特性造成巨大冲击，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在融人国际大循环的同时又保有民族性?因此，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在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和文明相互激荡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传统文化重新回顾、审视、反思和定位。

一、伦理与政治一体化:以“忠”“孝”为核心的宗法血缘制

—中国传统伦理的基石

在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业社会中，由“忠”“孝”所链结起来的宗法血缘伦理，始终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历史的变迁使中国社会由氏族制到奴隶制，再到封建制，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杜会结构的基本组织还是由血缘所链结起来的群体，而“忠”“孝”则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并最终形成了伦理与政治的一体化。

“孝”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是相对于家庭伦理而言的，它要求子对父奉养、尊敬和服从，表示的是封建社会里父子之间的人格隶属关系，也是父子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反映。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先改于父之道，谓之孝央0

“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父老也。}f31

“善事父母日孝。^IeJ

儿女孝顽父母，赌养父母是人伦之常情，同时也是维系家庭伦理的根本所在。《孝经·三才》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把孝抬高到“天经地义”的高度，因而“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儿子不孝是大逆不道，是最大的罪恶，《孝经·五刑》中也说:“五刑之数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对父母应做到“生，事之以}L ;死，葬之以札，祭之以礼。”闭《论语·学而》亦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因此，孝是一个人的根本，一个人如果是一个孝子，那他就能做好其他一切事悄。在《水浒传》中宋江之所以被称为“孝义黑三郎”，就是与他的孝有关。例如，当宋江杀了阎婆惜逃难时，接到其弟送来的其父亡故的假信时，“自把胸脯捶将起来”，自骂为“不孝逆子”，这就是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最深厚的人伦情感。从此，我们不难看出，“孝”这一伦理观念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伦理中.另一个重耍观念就是“忠”。其本愈是指对人对事的正当的心理状态或态度。许慎《说文解字》:“忠，敬也。”整个古代杜会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式国家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和氏族集团。在宗法性伦理的主导下的杜会结构中，家族、国家都是在家庭的基础上扩大而来，都带有一定的家族血缘关系。因此既然国是家的延长和放大，那么，作为家庭伦理核心的“孝”便可推衍为维系家族和国家关系的、根本的道德品质。一国之君即为全国大宗族的“宗主”或全国老百姓的“大家长”。君臣关系也是亲情关系延展。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孝”便扩展为“忠”。可见，宗法关系，既是血缘亲亲，又是等级尊严;既肃穆威严，又含情脉脉。[6]

w孝者，所以事君也。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梯，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当“孝”进化为“忠”时，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伦理，首先就由敬父爱母延伸到爱社被国家，同时也把“尊尊”“亲亲”的价值观念和诉求扩大到整个社会群体中。这当然是人类社会集体梢神的伟大张扬，反映在民族意识上，则积淀为维护民族利益和民族团结的祟高品德，表现为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这也是培养了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沃土。

再进一步分析，我们便可以看出，由“忠”“孝”演变而成了两种关系:一种是父子兄弟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即社会伦理;一种是君臣上下之间的政治关系，即政治伦理。前者的主干是“父权”，后者的主千是“君权”。即用父权来维持血缘关系、社会伦理，而用君权来调整政治关系、政泊伦理。由此，以“君权”为轴心所形成的国家组织系统和以“父权”为轴心的社会组织系统—伦理和政治的一体化，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

二、伦理与宗教的互补:伦理宗教化，教伦理化

—中国传统伦理的委身和选择

几千年来，以儒家伦理主体和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对于培养、形成和强化人们的伦理观念起了重要而深刻的作用，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宗教伦理化的过程。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主要包括夏商周以来的正统宗法性宗教，东汉产生的道教及外来的佛教。}"[10〕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必然要反映并维护它的社会基础，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即在儒学取得独尊地位的情况下)。

传统伦理的任务，是为了确定、调整并维系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并使之适应以“父权”和“君权”为中心的封建人伦关系。而宗教则是将这种人伦关系神圣化(不是神化。对于这种情况，王沪宁认为，神化是指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神圣化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font)

在殷商时代，其时人事无巨细几乎都要通过占卜，求“老天”唱示。大至国家之间发动战争的大事，小至日常起居生活琐事，皆凭占卜而后行。稍加分析便可以发现，不论“老天”昭示什么、巫人怎么解释，最后还是由股代统治者发号施令。“老天”只不过是个幌子，为统治者的行动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而已。

在周代，统治者不仅把一套宗法性的伦理宗教化、神圣化为天命所定的行为规则，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伦理原则，即“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他宜称，既然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是天命之所定，那么上天对人间之事如何处理，便以人的言行动作是否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为转移。“上夭”因此便具有了伦理的属性，夭命里渗透着伦理的内容。“幻这样，宗教便伦理化了。 在汉代，大儒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说，完成了伦理宗教化的工作，将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规范的集中表现:“三纲五常”，演绎为“道之大原出于夭”的神圣准则，使之具有了无比神圣的地位。同时，其他一切宗教如果要在中华大地上扎下根来，也必须把儒家神圣化了的这一套封建伦理规范作为该教的伦理观的基础，以此为准则去塑造该教中各个神灵的道德形象。[13)

东汉以来的道教所宜扬的关于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基本理论，成了封建社会中人们遵守和实践封建宗法伦理的巨大推动力，是伦理宗教化和宗教伦理化得以实现的重要契机。而外来的佛教在经过长期的进化和融合后，不仅完全接受了“三纲五常”的封建宗法伦理，而且佛教本身所具有的“灭欲净心，忍辱无争”等道德规范也来维护封建制度。再加上其所特有的那一套“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信仰，起到了传统儒家伦理学说所不能起到的社会作用。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役有宗教调动“各路神仙”来宜传儒家伦理，而仅仅靠孔子、孟子那样完全通过世俗教育的手段，儒家伦理观念是不可能那样深人人心、根深蒂固的。“在这方面，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故事，胜过许多卷‘子曰’‘诗云’的孺家经典教条”，“没有宗教化的伦理道德，枯澡无味，僵死无力，既不神秘也不神圣”，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运行的动力。宗教所神圣化的伦理是以儒为主的封建宗法伦理道德，这样，便把封建宗法伦理道德及其下面的种种人际关系和封建宗法制度，用神圣化了的伦理‘混凝土’预制起来，变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便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超稳定的结构体系中，被驯化为儒释道的信奉者。^[14]

三、非理性:伦理的绝对化和人的个性的泯灭

—中国传统伦理的缺憾

所谓非理性，不仅仅是指传统伦理作为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自身所包含的价值和思想上的缺陷、错误和功能上的悖谬，更主耍的是指由其价值和思想上的缺陷、错误和功能上的悖谬所带来的人的主体性的失落。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就其所涵益的某些价值和精神来说，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仍然有粉闪光及合理的成份，即使在我们迈向现代化的今夭，也仍需保持和发扬。中国传统上以家族和宗族为墓础、以杜会群体为本位的价值趋向和诉求，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凝琅和整合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所具有的巨大历史局限性，特别当这些伦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进化中被片面化和绝对化后，它的许多真价值、真精神被“阉俐了”，[ is〕变成了值死的教条，缺乏理性，导致了人个性的泯灭。

在孔孟时代，孺家文化的伦理观念还是充满理性精神的。但是到了汉代孺家手里，就变成了片面的关系和义务。例如，早期儒家虽讲“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但他们仍主张天地之间人为贵，充分肯定了人的欲望和人的价值。可到了汉孺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之说.则便成了绝对的东西。父为子纲，儿子就要听父亲的，儿子做错了事，父亲可以动用家法，打死也不犯法;夫为妻纲，妻子就要听丈夫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君为臣纲，做臣子的就要服从国王.“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由此，这种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伦理规范湮没和抹煞了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当它作为一个社会的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被绝对化和片面化时，自我存在和自我实现便无处可寻。

宋代程朱理学家们所提倡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泯灭个人欲望，维护封建伦理，不允许“我”惫识的存在和出现。只承认伦理道德和群体价值，不承认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这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主体的失落，人的失落和人的价值的失落”。[160〕说到这里有一件事不能不提，现在人们常常叨念诺贝尔奖，其实我国至少有一次机会可以评上，那就是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科研成果。可那时国人好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号称“要上一齐上，要下一起下”，提交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名单上的发明人竟有14人之多，而诺贝尔奖只奖励有突出贡献的1-2人，最多不超过3人，结果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这一事件在今天看来犹如一场闹剧，靠这样的方式来满足自豪感，张扬集体主义原则，无异于缘木求鱼，自我嘲讽!

因此，由于儒家伦理的绝对化，使它丧失了原来生气勃勃的精神，走向没落和僵化，陷人了非理性的泥淖。尤其是当这些伦理规范转化为一整套超稳定的、维护传统社会的文化制度和价值体系时，它就不仅限制了个体的天性和理性的发挥，更成了社会、国家、民族进步的绊脚石。因而，必须打碎这些非理性的伦理规范—束缚和禁锢人们头脑的沉重的、精神枷锁，必须从这种愚昧的非理性的伦理中走出来，走向科学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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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立德树人；传统文化，理想信念，价值观，中国精神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6-0143-05

一、立德树人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神滋养

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认同、安身立命、精神归根与心灵安放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的活水源头。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培育的是中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魂之底色、育之方式和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

在立“什么德”上，不能割裂传统。传统是指在一定时空中存续和发展的族群，为实现共同发展目标通过协商、合作构成命运统一体，在共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础上逐渐产生的共同文化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追求和思想行为方式的总和。传统既体现为能够代际相传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要求，也体现为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其作为族群个体隐性的、强有力的精神标识，根植于个体内心并规约其行为。“每一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都以行为的统一性为先决条件，从最基本的层次上来说，行为的统一性包含了所说的‘习惯’和‘习俗’。……它虽然不为其他人明确赞成或反对，但总是被某个人或许多人习惯地遵守。遵守习惯并不需要任何约束力来保障，而是行动者自觉的事情。”〔2〕立德树人只有融合传统并在其中获得滋养，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点无论从中国古代社会立德树人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嵌入，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承继传统并在制度要求下加以强化都可以得到侧面印证。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必然蕴含中国独特的多元文化、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等，这些元素已经融汇入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价值取向、理想信念中，成为“德”的重要思想底蕴，割裂与这些传统因素的内在关联，就意味着“德”失去了底色，会使“德”无处安放、无所附着。

在“育什么人”上，离不开文化的承载。文化“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3〕文化具有整体上育人的功能，其总是潜移默化地对人认识世界、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基本观点发生影响，致使个体精神世界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文化熏染中不断确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4〕文化是涵养人才成长的重要力量，文化育人是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传统文化中许多熠熠生辉的思想、价值与追求是人才培育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养分，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为人处世乃至审美情趣等，都是文化育人的重要承载。

在“怎么树”上，需要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 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5〕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数千年文化传承中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心理、情感和文化认同，更是时展最迫切的呼声，它承接过去又延续未来：民族精神不仅构筑民族国家共同的文化根基，构成民族国家共同理想的现实基础，更是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和民族国家发展实践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时代精神则是在新条件下把握时展的脉搏，总结时展的经验，反思时展的问题，归纳时代精神的现实要求的最新成果。两者的相互融合构成立德树人的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就是要从时代角度筛选、过滤和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精华，并使之发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与时展要求的良性对接。这就需要我们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服务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铸牢科学信仰，构筑道德情操；也需要传承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塑价值共识。

在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无法承载中国社会发展全部精神支撑的功能。

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用的方法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和分析，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只有把优秀传统文化界定为“立德树人”的精神滋养，才能更好地把握优秀传统文化与“立德树人”的关系，不至于偏离与失措，由此培育的“人”才是中国的、健康的、现代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的功能定位之所以是精神滋养，是因为在立德树人中理论是指导思想，其发挥思想统领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理想信念，其设计未来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基础，其统筹和汇聚社会价值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更好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思想的统领和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滋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基因的传承、对中国人民上下求索所确立共同理想的寄托、对每个中国人美好生活愿景的承载，是中华民族在理想信念层面的共同目标，蕴含着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期待，也需要文化传统对其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滋养，“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清晰表明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延m中华民族群体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使人们在价值观层面获得归属感、归宿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传承民族的精神共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支撑和丰富资源，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重要基础。

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6〕从当下时展要求看，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阐发，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理想信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基石，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焕发生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德树人”的智慧宝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中华民族精神、磨砺民族意志过程中，在时代的大浪淘沙、去芜存菁中，绽放着人性之美，思想之魅。其内在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基本精神和育人方式中蕴含着滋养立德树人的宝贵智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发挥其情感与道德感召力，保持其生命力与鲜活性，使人们的内心信仰、价值操守与精神原则与文化传统相契合，有助于科学信仰、价值共识与精神家园深入人心。

一是理想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成圣成贤作为理想人格与人生追求，激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完善人格操守，提高人生境界，完成“内圣”的实践功夫，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更通过社会实践，将内在人格力量外化于现实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大学》三纲领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宗旨在于彰显人的品德，向内成己，向外成物，使人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努力抗争、不畏牺牲，留下了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与壮美篇章。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家国意识和爱国情怀，“立德树人”要构筑高尚道德情操、关注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兴盛、民族富强、百姓幸福紧密相连。这充分展示中华文化自信的宏伟气度，也折射出华夏儿女内心深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是价值取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所特有的价值系统和显著标志，是其赖以维系的价值基础，其总体现为与文化传统的承继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仁”为核心，仁是对人之为人内在价值的肯定。从“仁”的核心价值出发，在生死取向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义利取向上，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在家庭范围内，以“孝道”为价值原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妻恩爱；在社会范围，以“爱人”为价值原则，由己达人，仁民爱物；在国家层面上，提倡“民本”，民重君轻，重社稷必爱百姓。由“亲亲”“仁民”进一步拓展为“爱物”，爱物体现对人之外的自然与外部环境的尊重与爱护。这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体要求、社会要求和国家要求实现了整体对接，“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要求。”〔7〕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老爱亲、扬善扶正、见义勇为、敬业乐群、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滋养。

三是精神追求。精神的重要价值在于识别民族身份，唤醒民族发展动力，激发民族创造性。张岱年先生曾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8〕中华民族长久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也需要呼应时展的迫切要求，鼎新革故的进取精神、重群克己的合作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精神，催生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这一方面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和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鼓舞人心、凝聚动力，铸就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为中华民族注入新力量的过程中提供丰厚滋养和精神财富。

四是育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育人方式与原则，比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言传身教、教学相长等，具有长久魅力，富有育人智慧。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方式更多地融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大量事实证明育人实践只有融入现实生活“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乡规民约”“家风家训”，成为习惯性的人伦日用，才能有效约束与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与实际行为。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以文化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学・学记》）通过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纲常伦理、蒙学孝德、修身成贤及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与内在情操得以精进，人人向善，自然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文化人”也体现于“礼教”“诗教”“乐教”中，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现“成人”。“以文化人”更体现在各种仪式和各种表达中，比如以婚丧嫁娶的仪式、祭祀、成人礼以及各种节日仪式“化人”，再如借用建筑、宗教、书法、绘画、碑刻、雕塑、戏剧、诗文典籍等各种形式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中华传统文化善于运用各种形式与不同载体，利用各种时机与场合，把文化育人融于日常生活中，构成立德树人实现方式的重要参照和借鉴。

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立德树人”的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历史，承载当下，昭示未来，“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0〕作为转化对象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被动地构成立德树人素材，而应通过重塑与创新，吸纳、融合时代精神，主动支撑与有效滋养“立德树人”。

从传统的“内圣外王”到“新四有”公民。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是基于对人生的感悟，对心性修养的反省，对政治民生的关切，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体认，“内圣外王”之道是一套独具特色的有关人生、教育、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理想信念。所谓“内圣”，就是通过修身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为正己的功夫。所谓“外王”，就是将成就的高尚道德推而广之，及于家庭和社会，建立理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为正人的功夫。“外王”以“内圣”为前提和基础，“内圣”以“外王”为归宿和目标。两者在现代社会的转化体现为通过修身正己以实现正人的政治和社会目标，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对理想信念、价值操守和基本精神的内在道德铸塑，以达到个体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同构；同时以育人为目标，尊重个体的价值，唤醒个体生命的理性自觉，追求内在道德指引下个体“自在自觉”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实现个体与民族国家协调、同步发展。新时期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民族精神、民族美德、民族文化牢牢扎根心中，友善、互助、明理、自强、谦让、包容、诚信、节俭的传统美德融入血液，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的“新四有”公民。新时期立德树人的“新四有”内涵，丰富“有道德”人才培育的其他核心内涵：一是“有信仰”，即有中国梦理想信念和信仰。明确把“有梦想”“有信念”“有信仰”作为新时期关于“育什么人”整体战略的首要目标，决定了立德树人的整体规格和本质追求。“有信仰”在人的精神领域和能力素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思想引领和行为主导作用。二是“有理性”，即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属性的价值操守。理性意味着成员个体能够对自己存在发展及其同社会整体关系有清醒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有判断是非善恶、荣辱功过的价值标准和价值操守。三是“有道德”，即有以中国精神为独特标识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有道德”是“有奋斗”“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情操”“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伦理基础和精神支撑，铸育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时代精神的人，新时期立德树人才能获得现实生活基础，才能把育人在现实的道德与精神生活领域中凝结升华为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四是“有本事”，即有符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专业分工及社会交往全面发展的能力担当。这是“有能力”“有担当”“有本领”“有素养”对专业能力的整体要求。立德树人针对的是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各职业人群，这些人群都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角色中实现自我与社会生活的充分融合，立德树人不能只强调“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等思想水平与道德素质，还要强调“德才兼备”，培养专业技能和综合才干。综上，围绕培育“有道德”的人整体目标，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应该围绕“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核心内涵与总体规格，培养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从传统价值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重点发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这六个方面表述了传统美德、政治理念、社会理想、民族精神的根本要素，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不仅要讲清楚“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也要梳理这些观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与转化。“仁爱”就是爱人爱物，有“仁爱”之心，才能成己成人成物，仁爱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源泉。“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包括“立君为民”“民为邦本”“仁民爱民”等重要古训，传统民本思想向民主价值观的转化，需要使其服务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诚信是进德修业之根，也是治国为政之本，继承、发展、创新诚信文化，需要使其服务于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企业和培养诚信个人。正义是人类文明的普遍法则与基本价值，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为先、舍生取义影响深远，可以为形成崇尚正义、富于奉献、自觉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社会氛围注入思想资源。和合是中华心、民族魂的基本标识，也是多元性、包容性的中华民族独特理论思维方式的重要体现，面对自然、社会、国家、人际、文明间的冲突，需要以和爱公正化解与融合矛盾。大同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理想，在近代到现代的思想探索与政治实践中，大同理想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大同理想出发接纳自由、民主、公平、平等现代价值，使之与当代社会的政治理想接轨，能助力于在“旧邦新命”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本质要求的观念支撑，更作为道德生成的逻辑中介，在立德树人中奠定“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基础，也使其在统筹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理想信念与现实基础、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11〕，使其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自觉的价值选择，既是个体层面以价值底线和价值标准凝聚共识的有效方式，也是在群体层面有层次、有重点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更是在全局层面实现为民族寻根、为社会立德、为国家圆梦的价值基石。

从传统修身教化到富含时代内涵的教育感染。传统文化注重修身教化，修身是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是为了培养优秀的道德品格与高尚的道德人格而进行的自我磨炼与力求完美的品格追求；教化是通过礼乐教育与道德教育而实现人心风俗的变化，是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与环境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运用的育人方略。在漫长的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价值取向使修身与教化备受推崇。在今天开放、民主、鲜活的社会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规范社会意识、传承美好道德需要对修身教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传统修身体教化的言传身教、俗约规化可以通过发挥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合力有效达成，创设优良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工作环境与群体环境，发挥环境间良好的感染作用是当代修身教化的重要方式。在家庭中以尊老为例，现在社会尊老不必像《弟子规》里所说：“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晚辈应该尊敬长者，长辈也应给予晚辈人格上的平等，这样的转化更富有进步意义与时代价值。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所铸育的是以为信仰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属性，以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认为共识基础，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独特标识，以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为成果借鉴的当代道德。

“立德树人”需要坚持指导、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文明风范，继承弘扬传统美德。现时代的“立德树人”需从不断绵延演化的v史进程中理解传统文化与时代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科学分析、鉴别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为信仰确立、价值重铸与精神成长提供有益的精神滋养。反复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2〕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从现实出发来诠释和理解它，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为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借鉴性示范。

〔参考文献〕

〔1〕〔7〕〔10〕〔11〕〔12〕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5，164，163，164，155.

〔2〕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96.

〔3〕葛兰西.论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1.

〔5〕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9-10.

〔6〕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N〕.人民日报，201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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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　现代企业管理　运用

1.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博大精深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人文精神带有很深的儒家文化烙印，即崇尚礼教、修身，强调人自身的修养和人格的完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孕育的“和合精神”。“和合”一词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同心，也指事情的协调和顺利。《论语·学而》讲“礼之用，和为贵。”后来，孟子将这一思想作了更深层次的发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而，“人和”超越了“天时”、“地利”，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处世法则。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孕育的“自然精神”。在传统文化思想中，道家以崇尚自然闻名，老子注重天道，把自然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道是世间万物的母亲，而自然则是道的终极。中古传统文化中所孕育的“通变精神”。求新求变是人类社会始终不渝的追求，中华文明一步一步走向辉煌，就充分体现了“通变精神”所包含的智慧。中国人的“通变精神”在《周易》中得到系统的表达，《周易》的核心理论就叫“穷则思变”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孕育的“担当精神”。所谓“担当精神”，就是勇于承受，敢于负责的意思。“担当精神”建立在儒家积极入世的哲学基础之上，强调“公利优先”的原则，它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2.传统文化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生活依然存在密切的联系。它在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一致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优秀的民族文化，进而进行不懈的自我更新。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体现着凝聚力。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从未中断过，究其原因，它与中华民族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源泉和载体，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核心机制和基础。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在于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能够进行不断的创新。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和体现，民族文化的创新也蕴含着民族精神生命的创新，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民族文化长期故步自封，停滞不前，没有及时的创新，是导致民族精神衰老、陈旧以至丧失生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3.传统文化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实现途径

3.1用“和合精神”培养员工的和谐心态。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合”、追求和睦的民族，实践证明，中国之所以没有蹈其他文明古国的覆辙，与中华民族“和合”的精神密不可分，有了这种“和合”精神，才能大度宽容、和谐相处，遇到苦难和挫折，便能同心同德。当今企业职业道德追求管理者与其下属之间、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相敬如宾、友爱互助、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与“和合”精神一脉相承。运用和合精神，培养员工和谐心态，就要把企业成员过分注重功利的道德心态引导到崇德尚义、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轨道上来，把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引导到以企业集体利益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上来，引导员工正确对待自己、企业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正确对待个性与共性、变革与创新。将仁爱思想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结合，营造一个以爱换被爱、以奉献博取感恩的和谐人际环境，从而使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知恩报德、热心服务、真诚奉献精神；员工之间精诚合作、相互爱护、乐行善事；管理者坚持仁爱、仁义、善待下属；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个人潜能、组织活力被最大限度地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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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他们认为天与人之间应该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唯有这样，才能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理想的境界。儒家文化中的“天”就是自然，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自然规律。儒家的“天人合一”就是把人与自然放在一个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儒家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天与人和谐共鸣才会产生“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天人合一”一方面强调人的道德，一方面强调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更重要的是强调人与天与地与大自然的万类万物的和谐。故而儒家认为人类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听天由命，做自然的奴仆，消极被动的听任大自然的摆布；也不能蔑视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主宰者与征服者，肆意蹂躏自然；而是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共容共存，并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适应自然、改善自然，以达到更高一层的和谐。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易经》中，《易经》认为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才能趋吉避凶。书中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影响，对后世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

孔子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才具备的美德，“唯天唯大，唯尧则之”。他认为，四时运行和万物生长都有自身的规律，人不能违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规律。而应该适应它，改造它，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孟子也认为，对待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天地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这些资源，就会危害人类自身。因此，孟子主张“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把“仁民”与“爱物”联系在一起。认为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当儒学发展到战国荀子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已构成较完整的理论系统。荀子提出了“制天命”思想。他认为对自然界不能盲目崇拜而无所作为，如果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就可以创造财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当时，极大的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理念

儒家文化一直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想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和谐的美好社会。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民心的向背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也制约着社会的全局，因此儒家的民本文化也应运而生。关于以民为本，古代一些重要典籍早有记载，例如《晏子春秋・内问下》中讲到“以人为本”，在《管子・霸业》中讲到“以人为本”，在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论述。这些概念、范畴一直被儒家沿用下来，并且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民本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讲国家的治理应以民为本，为政者应勤政为民。

国家治理以人为本，主要是指应关注为民用权、为民谋利、理顺民心三个问题。为民用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出发点，国家治理的首要问题就是为民而行使权力，使权力的运作成为民意的体现；为民谋利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根本宗旨，国家治理的根本宗旨就是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理顺民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理想目标，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是顺乎民心，赢得民心，民心的向背关系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要把理顺民心作为治理国家的不懈的追求。

为政者要勤政为民，主要是指当权者要仁爱民众、顺应民心，赢得民心。儒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基本认识。他们反对统治者专横暴虐，力戒为政者穷奢极欲，反复强调为政者必须尊民、重民、敬民、亲民、爱民。在中国封建社会，讲勤政为民，指的就是君、臣对民的态度，民为国之根基，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封建统治权力的稳固，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出发，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主张勤政为民，爱民若子，并把协调和处理对民的关系、实现民心的稳定作为社会稳定的核心。

三、大同社会理念

大同社会是儒家和谐社会的终极愿望，它可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和“社会公正”来概括。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具体措施、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和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主要是指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最高统治者的。因而不能世袭，不能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保证天下为公的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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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企业管理；启示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更多看重的是对西方社会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学习，而一直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却有所不足。本文主要讨论了如何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指导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笔者认为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以柔克刚”的和谐观念等对指导现代企业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值得科学合理的继承和不断的完善发展。

一、古代“民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管是管理朝代还是管理企业，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管理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源管理，本质是“治人”即对人的管理。从管理的意义看，“治人”通过专注于人的积极修为、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这种管理思想和方式与现代的“人本管理，人为为人”的人性化管理理念相一直，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认为在一切事物中人居于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都是并列的。从管理学的角度考查，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管理主体的重视，特别强调管理者要“修己、正身”，要遵循“为君之道”“为将之道”“爱民之道”，提出了仁、勇、信等各种德才标准；其次是对管理客体的重视，处理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相对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把“民本”“民心”“民意”看做管理行为成败得失的根本，例如古代君主的“奉天承命”就是要尊重民意。当然，或许有人说这是迷信，应用于现代企业的管理中肯定会出乱子，这点笔者不否认，但是要强调的是对于古代的丰富遗产，我们应该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来面对。同样，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理念与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一方面把人即人力资源视为企业一切资源中最重要和最有潜力的战略资源，着力提高人的素质；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价值观培育，努力做到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力，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因此现代企业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民本观念，以企业的人力资源为中心，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首位，充分调动企业中所有人的工作热情和智慧，企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作用，把尊重员工、关心员工放在首位，通过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规划企业员工的有效配置，不断为企业员工提供学习、培训和进修的机会，提高企业员工自身能力素质，增强企业员工责任感、使命感。此外，在企业管理中重视员工的自身发展，也是符合传统文化的义利观的。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是指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见利思义”和“以义制利”的儒家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的民主精神，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激励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在企业管理中，如果做到“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完全以企业利润为出发点，可以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企业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当中。总之，不管是古代儒家思想，还是现代国家政策，我们都应该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灵活运用人本思想，让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馨和对自身的关怀，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才能够让员工有归属感，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

二、古代和谐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提倡“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强调为人处世要随和谦让，这其实是一种心胸豁达的思想境界。对于企业管理而言，个人与个人之间如此，团队与团队之间也应该如此。儒家认为，柔是自然之道、养身之道和治世之道，天地万物按照均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因此人必须关注自己并注重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说人与自然要协调统一，主体与客体之间要相融相通，这就是所谓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道理。《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从天开始，过渡到人，即管理者要以企业文化来熏陶员工，用文化的潜移默化功能促使员工的目标、行为与企业的发展方向保持和谐，培育员工和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实现个人与企业协调发展。古代和谐思想也与今天我国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观点不谋而合。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古代和谐思想可以帮助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因此企业管理者的实践活动应建立在企业的可持续能力和企业员工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保障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促使员工的个人得到充分发展。作为中国通讯的巨头——中兴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尝试”管理方式体现企业中和谐思想的活用，这种东方的价值观向中兴企业的组织结构、研发领域、市场末端、文化氛围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渗透，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企业之首——松下作为也非常推崇中国的和谐思想，认为提倡和谐就是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但又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强调高瞻远瞩、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所以说，古代的和谐思想运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可以有效推动企业的发展，甚至为企业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外诸多著名企业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职业经理人在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还应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从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笔者认为有两个思想精髓必须被我们掌握，一个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个是“无为而治”的管理哲学。前者是对我们职业经理人个人素质的综合要求和提高方法，而后者更侧重于职业经理人的战略思维。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奋发图强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体现。自强不息最核心的内容在于不停留不满足于当前的自我，不断地向“更新”的自我迈进。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语，则反映的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全民化、普遍化和社会化。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就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就找不到前进的动力源泉。这就要求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和毅力，以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行动追求个人素质日臻完善。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与历代先民不懈努力浓缩而成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以及与中华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共同精神家园和宝贵财富。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到“古为今用”，对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琦．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影响[J]．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2]赵东升．东西方传统文化对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