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理解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理解，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经济管理与企业发展的和谐性分析

王一涵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106)

［摘要］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于我国企业的发展而言,经济管理日益凸显其价值,逐渐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管理方式。通过经济管理,企业达到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本文以经济管理与企业发展二者间的联系为切入点,针对我国经济管理和企业发展的和谐性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企业发展；经济管理；可持续发展；和谐性

［DOI］10?13939/j?cnki?zgsc?2015?09?057

依据经济学原理,企业的发展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在微观经济调控中所折现出的问题,同样也反射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全球经济的一个开放系统里,企业已然成为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力量。实际上,经济管理和企业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或缺的紧要联系,但一些企业对于经济管理的忽视,导致其和谐性的破坏。当前市场经济中,企业面临各种挑战,平衡好企业和经济管理之间的天秤,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1经济管理概述

经济管理就是对经济活动的管理。管理者对生产经营通过计划、组织、协调等行为以达到预设的目标。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管理。

1?1宏观经济管理

宏观经济管理是指国家对整个社会以及国民的经济活动和机制运行过程的管理。因为管理者是从经济运行的全局这个宏观整体为出发点考虑,通过相应的行政手段和措施弥补并纠正了由于市场经济的弊端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的管理行为实现了社会经济平稳发展,进而提高了国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和企业的经济生产效率。

1?2微观经济管理

微观经济管理主要涉及对企业、经营单位等经济活动的管理,也就是本文所讲的核心——企业经济管理。众所周知,微观经济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又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同理可知,微观经济管理奠定了宏观经济的管理,对于国家的经济运行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性。企业经济管理通过高效地运用企业的内部资源以达到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可持续化的发展。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由于在企业中存在譬如经济监督体制、经济核算体制、经济调节体制等多种经济管理表现形式,所以它是多元化的；第二,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一种经济活动形式,通过经济管理企业要获得最终的利益,与社会的消费需求有着直接的联系。对于企业利益链,管理者可以通过股票分红、工资奖励、度假旅游等方式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从而整体拉动企业的利益；第三,员工与企业文化的融合程度。企业在发展和管理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企业与员工的一对多关系,培养一个能与员工迅速融合的企业文化,调动员工积极性,从而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

1?3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在联系

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是当今社会经济中相互联系而又不可缺少的。宏观经济的调控必须建立在微观经济的有效管理之上,由于企业经济管理的不当往往导致了国家宏观经济失调的现状。例如,当国家允许企业扩大其自主选择的权利之后,政府便减少了对企业的约束行为,而这会导致企业管理者滥发奖金、扩大股东红利等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象,从而进一步影响国家宏观调控中消费经济的失调；更有企业管理者利用微观经济的“漏洞”私吞国有资源,造成国有资产在宏观经济调节中的损失；对于在中外合资的企业,由于管理者的疏忽造成国家资产被侵占等等。这些都说明,没有企业经济的有效管理,国家宏观的指导、经济杠杆的调节都无法顺利进行,从而宏观经济管理也难以实现。只有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企业经济的放开放活,宏观经济的管好管住的目的。

2经济管理目标

经济管理在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企业都离不开资源的高效整合和经济的有效管理,它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始终。民营或国有企业的成立初期,规模往往不大,企业管理者很难理解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但企业成长到较大规模时,就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缺乏合理经济管理,当利润增长、成本增加,企业出现经济混乱；经济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当设备转移,员工流动,企业出现内部控制失控的局面。如此等等,通过企业经济管理,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确保企业能够平稳、健康地持续发展。

3企业发展中的问题

3?1外在问题

企业发展在现阶段所遇到的外在问题主要是经济市场的问题。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首要面临市场的两类不利因素：其一,完成一个企业从无到有的过程,首先是创建自己的品牌效益和企业名誉。在企业的初始阶段,因为资金的紧缺但又要迫切吸引新客户,相对于资金雄厚且拥有老客户的企业,显然缺乏竞争力。所以说,新兴的企业走入市场必须要吸引消费者,否则将处于市场经济的低端；其二,由于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寡头占取,新成立的公司只能从零步入市场还承担着来自寡头的压力,只能依靠产品开发逐步占领市场而求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其控制力度不断加大,但是,企业交易是以经济为基础,这是市场经济决定的,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3?2内在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管理也逐渐走向现代化,对于企业内部仍存在许多共性的问题。

3?2?1管理意识

企业管理者的意识往往对企业制度制定有直接影响,大部分的企业管理者多考虑产品的研发、销售过程,而缺少对经济的管理,从而导致企业在生产研发、销售管理环节缺失规范有效的经济管理制度,给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隐患。同时,企业管理者对于经济管理意识的薄弱也会造成财管部门职权疏忽,对于企业的运营带来不利因素。

3?2?2管理体系

企业开展高效的经济管理需要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而目前,许多企业未能建立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系,依然使用保守落后的体系。正因为,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企业内部不明确的部分职能划分。财管部门职位划分的不明确会导致企业的发展偏离既定轨道,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进而影响发展。

3?2?3管理模式

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企业为改进自身管理模式,一味引进和模仿其他成功企业的管理模式,而没有因地制宜地改进符合本土企业文化的管理模式,导致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的混乱,严重影响企业高效地可持续性地发展。

3?2?4管理组织

企业发展的过程里,一个廉洁有效的管理组织往往会加快企业的发展进程,它不但决定了发展的方向,而且决定企业内部发展的路线和各部门日常运作的纲领。现阶段,大部分企业的管理组织采用单一直线型的管理模式,而且其管理组织目标不明确,组织内部监督松散,致使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

3?2?5管理对象

企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依赖企业参与人员的素质。企业内部员工素质的高低,会造成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差距。因此,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整体素质会更加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4经济管理与企业发展的联系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的经济管理,关系着企业的正常运营,合理周转。通过对经济的管理活动,不仅有效促进发展同时也是企业能否长期的、稳定的、高效的运行下去的关键因素。企业发展同时也会对经济管理产生影响,众所周知,企业的发展会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管理活动的复杂。由此可见,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会对经济管理产生需求,企业发展规模越大,对经济管理的需求越大,经济管理的复杂程度也越大。

5经济管理与企业的和谐发展

5?1企业外部与经济管理的和谐

由于现阶段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我国企业的发展并非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意识到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实力的复苏,我国市场经济已从起步阶段迈入全面发展的阶段,所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迅速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的发展,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外在竞争环境。

5?2企业内部与经济管理的和谐

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企业来讲,迅速建立自己的品牌效益和企业信誉尤为重要。通过高效的管理体系采用科研产品相结合的方法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加大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市场中占有份额。企业是我国微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对象,企业经济管理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战略部署和宏观调控，同样也影响着企业自身的发展。因而,密切关注经济管理与企业发展的和谐关系,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管理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和谐关系不容忽视。面对日益变化的市场经济,针对所存在的问题,企业要不断修正、调整和完善,运用科学、合理、高效的方式处理,确保企业经济管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顺利进行,只有经济管理与企业的和谐,才能让企业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张氦铟?经济管理与企业发展的和谐性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3(2)?

［2］李惠萍?试析经济管理和企业发展的内在联系［J］?经济论坛,2012(11)?

篇2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沙盘模拟；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2-0062-02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1.理论过于抽象。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要把现实中纷繁复杂的因素排除掉，创造一个完全真空状态中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固定的理论体系。但是这样的理论一般脱离现实，很难被学生理解。

2.模型过多。经济学界有一句话：一个经济学家首先必须是数学家。翻开经济学教科书，充斥着各种图形和模型以及数学推导公式。本来该学科是用来分析身边发生的事情，但是学生把它简单抽象为单纯的数学范畴，甚至有学生将其与高等数学归为一类，难以与现实相结合，也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3.系统性。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微观研究单个个体的经济行为，宏观研究整个社会的总体运行规律及其后果。每一章不仅仅内容多，而且关键是系统性强，也就是说章节之间环环相扣，关联性强。例如，微观经济学中需求的概念很简单，购买能力和欲望的统一。但只有深刻理解了，才能解释宏观中，当2008年次贷危机来临对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时，政府刺激内需的政策。

4.学派林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多年来由众多经济学家心血的结晶。其中又分为不同的学派。微观经济学分为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宏观经济学分为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等等。每一个学派既有继承性又有批判性，理论就是这样在相互争论中向前发展。

二、现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

西方经济学是我校商学院所有专业的必修课，同时也是商学院所有双学位专业的必修课。因经济学理论性强，且会有大量模型和公式，对于不同基础的同学来说，普遍觉得比较难。为了增加课程的趣味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我校所有经济学老师一直在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探讨更加适合的教学模式。

1.案例教学法。这种方法是最容易被学生接受，对老师也是最简单的。一般微观经济学会选取身边发生的小事作为案例。例如效用论用到商场打折会吸引消费者购买的例子；讲机会成本用到学生会在来上课和在宿舍睡觉之间如何选择；讲市场论会用到为什么在淡季机票折扣力度会特别大等等。这些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例子更易引起学生兴趣。

2.视频教学法。视频更加直观，而且更能吸引学生注意力，同时还可以扩展知识面。例如讲纳什均衡可以用到讲述纳什学习生活的视频，学生看了经济学家日常的生活轨迹，就更能理解他为什么能提出这样的理论；例如讲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可以用到三个和尚的视频，既轻松了课堂气氛，把学生注意力转到所学内容，同时又培养学生用经济学视角分析一些小故事的能力。

3.翻转课堂教学法。所谓翻转课堂教学即是学生和老师角色互换，学生在讲台讲，老师在下面听。翻转课堂可以使学生自己准备讲课，为此要查阅大量资料，自然印象要更深刻。要做到这一点，对老师来说，首先要精心挑选适合翻转课堂的章节；其次对学生的讲述必须要做出关键的点评，才能让学生在准备讲课过程中有所提升。当然，还要制定出明确的分数考评，即参与的同学可以得到多少平时成绩，以调动学生积极性。

三、现行西方经济学教学法的缺陷

1.案例教学难以激发学生积极性。案例教学虽然直观明了，但已经是比较成熟比较老的教学手段，且应用非常广泛，几乎遍布各门课程。时间一长，学生发现几乎每门课都会应用案例教学，难免会失去积极性。且案例讲解完毕后，虽然当时效果明显，但过后学生基本印象不深刻，因为参与度不高，整个案例教学就是简单的搜集和讲解过程。

2.视频教学传递有用信息太少。视频教学应该是学生最喜欢的方式。但是在应用过程中老师们发现如果所放视频专业性较强，则学生在观看过程中不感兴趣，很容易就转移注意力了。如果是比较轻松寓教于乐的视频，则学生又不能在观看过程中与所学专业知识相结合，所以视频教学现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如同鸡肋，老师们既不想放弃，又不知如何有效利用。

3.翻转课堂应用还不成熟。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学生在家完成知识的学习，而课堂变成了老师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包括答疑解惑和知识的运用等，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就目前我校来说，真正实行翻转课堂条件还不成熟。例如，学生在家完成知识的学习由谁来监督？学生在家学习中遇到问题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向老师请教？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课时如何分配。每一门课的课时，学生在家学习和在校与老师互动如何分配？老师的课时又如何计量等等。

四、将沙盘模拟引入西方经济学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存在着诸多弊端，而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专业的必修课，必须要引入新的教学模式。沙盘模拟通过筹码推演和角色扮演模拟微观和宏观经济经营过程，营造真实的经济环境，让学生体会到现实生活中的企业、政府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行为。集实战性、操作性和体验式于一体，通过情景模拟、角色实践的方法让学生体验微观经济的运行与宏观经济的调控，让每个学生都有针对性的收获。

1.国内高校西方经济学引入沙盘模拟情况。西方经济学课程在本校商学院涉及专业非常广泛，包括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信息管理、营销、工商管理和广告专业。目前各专业的授课基本为教师利用多媒体设备主讲，学生以案例讨论为辅。目前针对西方经济学课程开通沙盘模拟的学校有重庆文理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成都理工大学以及天津商业大学等。从这些院校实践情况来看，学生普遍反映对政府职能和企业微观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真实感受到了实战的残酷性。

2.沙盘模拟的特点。该沙盘假设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由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组成，这些市场的参与者包括消费者、厂商和政府。其中，产品市场又包括消费品市场、原材料市场。我们可以假设市场上有三家企业：家电企业、汽车企业和钢铁企业。其中家电企业和汽车企业代表消费品市场，钢铁企业代表原材料市场。政府和消费者团队控制要素市场的供给。然后将学生分组，分别代表不同的企业和政府。

3.该方法希望达到的目标。用沙盘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性。每一名学生都作为市场中的一员真正参与进来。如代表消费品市场的团队要尽力做到以低的价格从原材料市场购买原材料，然后以尽可能高的价格销售。实现微观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而代表政府的学生团队则要在年初制定全年的GDP目标以及其他经济指标，待市场行为完成后，要核算各类指标看是否完成，如果未能完成，则有可能会下台。通过学生的亲自参与，而不仅仅是从网上搜集案例，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并且学生在学习中还会互相讨论，互利合作。通过筹码推演和角色扮演模拟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营过程，营造真实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让学生体会现实生活中的企业、政府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行为。还可以通过校内或校际间的沙盘竞赛平台，锻炼学生的交际能力，激活学生的四维思考能力。

4.考核方法。运用沙盘模拟进行考核要分为团队考核和Ω鋈说目己肆讲糠帧M哦涌己税括课堂参与程度、经济学知识点分享和实习报告以及如果是政府团队，宏观经济目标是否实现，如果是企业团队，利润最大化是否实现等。对学生个人的考核包括出勤率以及团队内部成员给出的成绩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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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思想；新挑战；发展趋势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共同组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资源的利用，包括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货币理论等，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与走向;而微观经济学则是研究个体经济和活动，比如独立的生产个体户如何合理分配资源，才能使得单位资源所创造的利益最大化或者独立的消费者个体如何利用有限的收入条件购买到更多实惠的产品。研究显示，微观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受数量分析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1微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思想概述

微观经济学指的是以资源稀缺为前提，研究个体或企业的资源分配方式，并分析这种分配方式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经济部分、市场福利部分以及策略部分。经济部分主要包括消费者经济理论以及企业经济理论;市场福利部分主要包括市场局部均衡理论、市场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社会福利理论;策略部分包括信息经济学、拍卖设计论、博弈概念论等。所以，微观经济学从内容上更多地体现了数字化趋势，而非文字化趋势，尤其是对于高级的微观经济学，基本是用公式和方程来进行假设和结论。方程公式相比几何语言虽然不够直白，但是其逻辑严谨性和推理实用性都比较强，得到的结论也准确可靠、有理有据。所以微观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一直都是数量分析方法，数量分析思想早已经慢慢融入到微观经济学研究当中［1］。

2微观经济学在现代遇到的新挑战

微观经济学自创立发展到现在，理论已经非常丰富，其研究的内容也很复杂。如果抽丝剥茧，微观经济学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1)市场经济方面: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供求关系理论、市场势力分化和结构理论、市场核心理论、市场不确定性理论。这个系统中的市场均衡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等都是高级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2)个体经济行为:从个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消费者理论、企业经济理论、企业竞争理论。这个系统中的个体决策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等都是在高级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微观经济学发展至今，其理论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但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程度也不可轻视，所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2．1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

微观经济学里面有许多种定理和公式，还有许多种经济模型和经济原理等，这些定理公式都是通过对多种经济问题的研究总结出来的，是微观经济学的精华所在，具有非凡的学术价值。但是在研究这些经济学定理公式时，都是预先设立了一个或者多个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将定理公式运用于其中。如果条件不符却强行使用，则会使结论发生较大的偏差，变得不准确。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经济情况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备的条件太过复杂，无法完全满足定理公式的预设条件。有时候有部分条件满足，可以使用设置变量的方法，对经济模型进行改良，重新检测数据，但是这样还是会对研究的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有一些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非常抽象，一般人很难理解，如果将这些理论投入到实际情况当中，很少有人能娴熟地运用，所以难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2］。

2．2经济理论缺陷的完善

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十分复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微观经济学理论还没办法完美地解释某些实际的经济情况，这说明微观经济学理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理论的创新与完善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进行的。微观经济学中某些理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完善，但是还是存在缺陷未被发现，所以缺陷被完善的过程就是理论发展的过程，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3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

在实际的经济行为当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即人们无法确定某一经济行为是否会发生，也无法预知该经济行为发生以后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对于该经济行为的发生概率、事件影响一无所知。所以在对实际经济行为进行研究时，永远只能围绕当前的研究目标展开，而无法确定下一个研究目标，这就使得研究进展受到了限制。

3微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3．1微观经济学出现新的学科分支

在当前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方式已经无法很好地满足现代社会经济的需求。经济数据分析是一项很精确的数据分析工作，需要对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做出保证。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实际经济问题时，可能会由于假设条件的不满足，使得理论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所以，需要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细化，创立新的学科分支，使其精确度提高，适应更多类型的经济问题［3］。

3．2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更广泛

随着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微观经济学已经不仅仅研究经济学问题，还能对其他领域的问题加以分析，比如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研究，根据家庭每个成员的日常消费活动和生产活动来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做出合理的决策等。

3．3微观经济分析与计算机技术结合

计算机技术与微观经济分析的有效结合可以使得微观经济的结论更加准确，且具有科学性。计算机在对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时是按照特定的程序运行，期间会产生更少的错误，分析结果比较准确。

4结语

微观经济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但是现代经济体系也是十分复杂，所以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运用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对于这些新挑战，微观经济学家要加强学术研究，增强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为微观经济学的发展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喜峰．国内数量经济学研究前沿———兼述中国数量经济学会2015年(福州)年会［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02):156～161．

［2］舒燕．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可实验性和实验教学［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5，34(10):206～209．

篇4

摘 要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微观经济学的有关概念和基本前提假设，然后分析了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面临的主要挑战：1.信息改变企业的生产模式，提高其运作效率。2.信息改变公司管理方式，实现决策科学化。3.信息对传统营销构成了挑战。4.信息促使微观主体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关键词 信息 微观经济主体 生产经营

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各种信息，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产生极大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只有充分掌握最新、最全的信息才能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有效的配置企业的有限资源，以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一、微观经济主体概述

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就是要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的，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单个经济主体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加以规范化。

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其他的内容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有三个：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完全信息。

1．市场出清。市场出清就是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的升降的情况下，市场上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状态。具体来说，物品价格的调节使商品市场均衡，利率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均衡，工资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均衡。在这种均衡的状态下，资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不存在资源闲置或浪费问题。

2．完全理性。完全理性是指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完全理性。

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的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二、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所面临的挑战

21世纪是一个信息的世纪，各种信息，如市场供需信息、产品质量价格、品种信息、生产单位效益信息等的畅流与否，是否被充分有效利用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极大的影响。信息时代使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只有识时务，敢于迎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信息改变企业的生产模式，提高其运作效率

首先，信息时代，传统的迂回生产方式将被直接生产方式所取代。直接的信息交流减少了以前多级中间环节和远距离交易所造成的迂回物耗，信息社会生产方式本质特征是缩短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弱了生产对某生产资料的依赖性。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畅通，企业将会快速掌握大量的生产资料供给信息，取得某一生产资料的渠道增多，使原材料价格有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可直接快速获得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使生产更贴近消费需求，产品价值更容易实现，在实现生产的最终目标――消费的基础上使生产单位获得最佳效益。

其次，物资、能源、人力、自然资源等物质资源在信息流的作用下可被其它物质要素代替。即以廉价、充足的资源代替价格昂贵、稀缺的资源，这是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及信息流作用的必然结果。

最后，信息时代资讯业特别发达，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加之先进的技术设备（硬、软设备）使新产品的开发和各种设计（如用电脑进行建筑设计）、生产方式的改变都会在更大程度上节约时间，并能使实验、加工、仓储、运输等环节中的资源消耗减少，从而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信息对生产要素具有优化作用。它迫使生产力各要素优化，引导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促进生产力系统有序运行，提高了各要素的利用效率。生产力系统中，各因素的优化组合信息调节和控制，组合情况如何，均可通过产量、成本、成本利润率、劳动生产率等统计信息反映。而这些信息的反馈有助于重新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而实现最优组合。从另一角度分析，当生产者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状态下盲目生产而使生产能力受碍时，对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和运用可以消除不确定因素，为企业提供明确的生产方向和生产方式。明确的生产经营目标能够使生产力系统中各要素发挥最大功能，特别是能够激发生产力系统中的主要因素――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发挥，从而提高生产。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利用先进的科技信息，通过互联网和网络教育等信息媒介使生产力各要素――人和物的质量不断提高，各要素自身的功能不断增加，使生产力保持较高的水平并得以持续。

（二）信息改变公司管理方式，实现决策科学化

现代管理的艺术在于驾驭信息，公司管理要求对人、财、物、时间、技术等进行科学组织与协调，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些活动必然有信息的参与，信息是最有效的粘合剂。信息作用于管理者，可增加管理者与管理对象的可知性和透明度，使管理思想、管理组织、管理功能、管理方法发生重大变革。过去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管理组织机构层次多，且各层次因

人员素质不同，考虑问题角度不同，立足点不同而造成对同一信息的不同理解，这无疑不利于信息在各层次间的畅流。计算机网络快速、有效地传递信息，有利于转变原来的金字塔型管理为各层次管理者间、各部门、各地区管理者直接联系的平行矩阵型，中间层逐渐减少，各层次管理机构分别针对某一机构的散发式管理体制更有利于信息的迅速、准确传输，有利于管理者根据快速反馈的信息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目标，提高管理的效率，实现管理的目标。

科学的决策要求充分占有信息，信息的及时、准确反馈是生产经营单位修改决策和做出新决策的依据。可见，信息作用于决策群可使决策有依据，增加决策的透明度，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才能真正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佳组织。此外，信息有利于沟通各层次决策群，使之协调一致，减少各决策群间的摩擦。

（三）信息对传统营销的挑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各方面，企业产品质量好坏、品种是否适销对路，均会在市场中得以体现。因此，获取和有效利用准确的市场信息极为重要。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引起市场营销方式的巨变。当今社会，消费者购买行为日趋个性化，市场变化难以捕捉，生产者对市场的反映更加敏锐，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的行为增加；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在交易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生产者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特定购买欲望，才能在市场中有立足之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得一杯羹，这一切需要信息的媒介作用，由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虚拟市场――网上营销，从90年代以来，开始风靡全球。

建立在信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基础上的电子商务将实现整个贸易过程中各阶段贸易活动的电子化。通过电子化方式处理的传递数据，包括文本、声音和图像；实现电子资金划拨、电子证券交易、电子货运单证传送、商业拍卖、合作设计、产品交易等。总之，电子商务直接作用于流通领域，将促进销售方式的革命，推动流通技术的改革，使传统商务的业务模式和流转程序发生变化，以迂回经济到直接经济，从而提高流通领域生产力。此外，商业信息的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的兴起，意味着消费者有更多的渠道获得产品类型、数量和质量、价格等商务信息，并进行有比较地选择。在拓展了的商务活动领域中，真正实现消费者的决定性作用，生产者才能根据真正的消费者意愿进行生产，从而减少生产中的浪费，实现产品的有效生产。

在营销生活中，消费者从有购买欲望到进行购买有一个临界点，当某一品牌产品的价格和质量都对消费者有较大的吸引力并已到实施购买的边缘时，总是需要一定的契机及相关的刺激，以实现其真正的购买，传统的营销是通过降价、打折、送赠品等方式实现购买欲望到实现购买的转变，但这一方式已越来越不灵了。在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收入上了台阶，消费层次提高，消费者除关心商品的性能、价格和购买及维修的方便外，更重视通过各种媒体获取其他消费者对该商品的看法和消费该商品消费者的普及程度等信息，现在很大一批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消费追求新、异和消费的个性化，他们乐于消费新产品，突出自己的消费率先进入了高层次，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快捷的方式获得消费领域的最新信息。可见，信息既引导消费出现新潮流，又使生产者及时、准确地掌握需求领域的最新动态，及时开发新产品，使自己随时立足于市场的前沿。

（四）信息促使微观主体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任何国家的微观经济活动必须在客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运行，因此公司准确、及时地掌握政府的客观经济政策是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指导作用是通过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运用货币、财政、税收政策指导生产方向，淘汰长线的传统产业，鼓励朝阳业的发展。在世界各国积极倡导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个应用领域（电子政府、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娱乐）中电子政府被列为第一位，政府信息化、政府上网可促进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它能为互联网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在政府上网日益普及的情况下企业较容易通过互联网或其他先进的手段多渠道准确、快速地获取国家的财政、税收等政策，尽可能地以宏观导向从事生产，最大限度地享受财政和税收等优惠。同时，社会经济的重要指标，如GNP增发速度、物价指数、储蓄和投资增长速度等，政府实施的紧缩或适度放松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晴雨表，又能在畅通信息流的作用下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服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合理的产业结构下运行。因此，企业既要克服过去等、靠、要的思想，又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盲目生产，只有通过各种信息不偏离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背景，才能取得较佳的生产经营效果。

综上所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犹如人体的血管和血液充斥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面对如此庞杂的信息，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视对信息的筛选和比较分析，辩别信息的真伪，有取舍地加以运用，决不能被信息所淹没。我国在网络、电子商务、信息和接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不真实地夸大产品功能、传递虚假需求的虚假信息时有发生，从而误导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见，有选择地、及时地获取有效的信息，用以指导生产和消费活动将是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参考文献：

[1]瓦尔特•J•威塞尔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

[2]邹薇.高级微观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0.

篇5

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篇6

摘 要 本文比较了中日两国会计模式的形成原因，阐述了会计环境对一个国家特有的会计模式的影响，进而比较了中日两国会计体系在会计目标、会计原则以及信息披露要求等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 日本会计 中国会计 会计环境

一、中日会计环境比较

（一）政治环境因素

1947年5月10日日本颁布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实行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日本政府管理国家不仅在宏观上，在微观上也参与管理；不仅立法对微观经济的原则进行直接干预，甚至政府直接立法规定例如会计处理、财务报告格式等具体会计事项。日本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方式介于法国和德国之间。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个体私营经济受国有经济的影响也接受国家的引导和监督。企业对银行的负债绝大部分实质上是“国家对国家”式的，因此会计信息首要的和最主要的使用者是国家，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

（二）法律环境因素

日本近几十年来建立的一整套为之服务的会计法规体系。该体系可以称之为“三位一体”体系，即在会计上主要由商法、证券交易法和法人税法这三个法律组成。在这三个法律中又以商法为中心。另外，日本的会计法规体系还包括《企业会计准则》和《注册会计师法》。这些法律和法规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非常强调会计应当为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作出贡献。在日本，对会计和财务报告的法律约束相对较少，但是其对法律的执行又是十分严格的。

我国法律属于大陆法系，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法制建设，不论是立法方面还是执法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距离。此外，根据实际情况，我国既强调法律的严格性、稳定性，同时，也认同政府规章的灵活性。会计事务的处理以《会计法》为基础，并遵守国家财政部以行政法规的方式制定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以及各个地方业务主管部门制定的本地区、本部门的会计制度或者补充规定，会计规范兼具约束性和灵活性。

（三）文化教育环境因素

日本是一个有很强民族文化氛围和宗教根基的传统社会，日本个人和公司关系中的群体意识和相互依赖性很强。日本的文化氛围所造就的会计环境是一种趋于法制控制、同一模式、集体主义、经济信息披露谨慎性、保密性较强的模式。表现在会计处理方面是人们可以接受政府控制，接受统一管理的会计模式。日本会计在强调遵守法律规范同时，近年来越来越重视会计人员个性发挥，强调专业导向和灵活处理，会计专业水平较高，会计职业化趋势很强。会计准则只提供原则性指导，会计人员依照特殊情况运用个人专业判断选择最合适方法。

我国属群体导向文化，讲求集体主义。在道德上，崇尚合作，讲求人和，重感情不重法治。在社会风尚上，社会倾向权力等级差别，同时认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因而在会计目标与会计信息披露上，满足国家需求，对国家无需保密。在这一特有的文化背景下，我国的会计目标及会计信息披露表现为满足国家宏观调控和公众利益需要，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会计模式。我国《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规定，只有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后才能从事会计工作，但并没有关于专业实践能力的具体要求。

（四）经济环境因素

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混合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积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建立了以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即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国家制订了以出口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日本的企业组织形式虽然以股份制为基本形式，但公众持股比例较低，主要是法人持股。企业的融资渠道以银行为主，推行“主银行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行政指导”、“官厅的山头主义”等。

我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因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国家是首要的、最大的投资者，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个体私营经济受国有经济的影响也接受国家的引导和监督。国家是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企业会计信息主要用于其业绩考评。受其影响，我国在会计目标及会计信息使用方面，强调满足国家宏观调控和公众利益需要，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

二、中日主要会计差异比较

（一）会计目标比较

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发达，国家作为委托方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证券市场的不完善并不能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效的“信号”服务来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相当一部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个人素质尚不能保证理解复杂的会计信息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些都决定了我国会计目标定位不应完全脱离“受托责任观”而定位于“决策有用观”。

日本会计强调主要为企业管理服务，也不像我国特别强调为国家宏观调控服务。日本会计目标在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同时，也强调会计要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服务。

（二）会计原则比较

日本的会计准则完全是由官方的大藏省下属的企业会计审议会以《企业会计原则》的形式的。企业会计审议会是日本唯一制定会计核算、会计报告准则的机构，它属于日本大藏省证券交易局领导，成立于1948年。日本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是日本注册会计师（CPA）审计企业财务报告的基本依据。由于日本企业会计审议会性质上是行政机构，日本制定会计准则的机构是政府部门而非民间组织。

我国的基本准则在1993年7月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做出了具体规定，2006年的基本准则做了进一步补充，主要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重、强调权责发生制等。

（三）信息披露比较

在日本“双轨制”会计运行模式下，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与披露既要遵循商法、证券交易法和税法的有关规定，又要遵循企业会计原则的要求。由于法律条款只能对那些比较重大的会计实务处理原则和对会计报表在合法性、真实性等方面提出质量要求，它们既没有也不可能明确规定具体的会计方法与程序，因此，作为会计法制规范补充内容的企业会计原则，对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的未规定事项又提出了补充规定。在日本，合法的财务报告必须经大藏省有关部门、司法机关或JICPA的审定，并要符合税法的要求。

我国会计信息的披露，规范的重点集中在上市公司，主要特点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要求在大众媒体上公开，非上市公司则仅要求对股东和国家有关部门定向公开；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不分企业规模，比较强调披露上的一致性。相对而言，我国会计信息披露缺乏层次性，难于处理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与保密的关系。

三、日本会计模式对我国会计改革的启示

从日本会计法制建设最为成功的一条经验――坚持本土特色中我们不难得到启示。我国在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会计管理体制时，应从我国国情出发，顾及到我国与日本在所有制、调控经济的手段、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充分借鉴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时，积极参与并借鉴国外会计准则，但并没有生吞活剥，而是紧密结合我国现实国情，适合我国会计环境，保持了中国会计的特色。从日本会计规范体系的特征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中国会计规范体系的改革应增加法律规范的比重，逐步减少行政规范的比重，改革现行会计规范行政化制度，确立会计规范的法律主导地位。日本的经验表明，以环境保护管理机构为主，联合国家财务部门、注册会计师职业等机构和组织，共同研究制定环境会计准则、指南、制度、标准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我国应扩大环境管理机构的工作范围，同时加强财政部门与环保部门的合作，充分发挥相关专业协会的作用，尽快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环境会计制度、准则，加强环保部门、财政部门对企业环境会计工作的监督指导，促进企业环境会计的顺利实施。我国可从目前企业在环境会计报告中披露的信息范畴来确定审计机构的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1]王秀丽，钟雯.中德会计模式的比较研究.国际商务财会.2011（8）.

[2]张白玲.日本会计模式的经济背景研究及其启示.集美大学学报.2000（4）.

[3]董成.日本会计模式研究.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4）.

篇7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14.《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转型发展理论》，厉以宁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内容提要：

篇8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篇9

对“企业及其活动”的政治学分析必然涉及到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企业及其活动”的关注经常容易出现偏差从而必然导致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缺乏应有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结果往往难以尽如人意。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在认识和处理的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问题上是犯过比较严重的形而上学错误，具体表现为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人们经常会很容易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的一种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不仅没有正确地解决“企业及其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没有真正地促进企业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且在根本上妨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和压抑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企业不仅是一个从事生产和销售的经济实体，而且也是一个鼓励和推进劳动者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实体，尤其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越来越重要。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世纪里，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大力培育和发展政治市场的同时，必须重视“企业及其活动”相关问题的研究，让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围绕“企业及其活动”相关内容所展开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政治学视域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企业政治学》还没有最终形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及其活动”相关研究很难进一步地向前发展。如果不能从学科体系结构中来界定《企业政治学》的学科范畴、学科内容、学科特点和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那么必将导致《企业政治学》能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的产生，从而让“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研究停滞不前。为了更好地将“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就必须展开对《企业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内容界定、发展规律、研究方法等相关内容的基础性研究，从而最终构建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即《企业政治学》。

2《企业政治学》的建构及其内涵

一门学科能否构建和独立存在，不仅取决于是否有其研究之对象和解决之问题，还要取决于有其独立之理论，因为理论是经过整理的关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及答案的知识，是围绕学科结构体系将相互依存的概念和原则合理组合起来的知识体系。如此同时，一个新型学科的构建除了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系统、完整的分析之外，还会由于此学科的研究深度、广度和力度的需要必然涉及到毗邻学科的相关知识的支撑，甚至对于某些特殊的学科而言，其毗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还会在根本上对其构建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企业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要想构建一门新型的《企业政治学》学科的话，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需要描述“企业及其活动”的其它相关学科的支持。围绕“企业及其活动”业已形成企业会计学、企业经济学、企业组织学、企业行为学、企业管理学、企业伦理学等一些相对成熟的学科，这些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及其活动”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并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则天然地构成了《企业政治学》的理论支撑。因此，建构《企业政治学》除了对其研究对象和学科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地展开之外，也必须学习和借鉴其它关于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这些学科包括企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企业行为学、企业伦理学等。

企业经济学主要研究企业的经济运行规律，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是我国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其主要内容包括筹集资金、购买生产要素、组织生产、销售产品、分配收入、扩大再生产以及扭亏为盈等活动。除此之外，由于企业经济的运行离不开社会和整个国民经济，企业经济学还涉及与企业经济运行的外部条件相关联的一些内容，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宏观对微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和指导，企业对国家的遵从和调整等。企业管理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综合性的科学，其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合理利用人、财、物、信息等资源来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就是以提高生产力、协调生产关系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企业在进行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时都直接体现为两个方面：即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管理主体必须是人，而管理客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财、物、信息等。这种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形成的管理关系就是企业管理中“本源”的管理关系，它与社会关系、技术性关系、法律性关系、经济性关系不同。企业伦理学是当代西方企业管理学流派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一门研究企业伦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是因管理学与伦理学的双向互动和交叉而产生的，属于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所谓企业伦理就是企业活动中的伦理，即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构成的各种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企业伦理现象则包括企业的伦理行为、伦理选择、伦理评价、伦理悖论和伦理意识等；而企业伦理规律则是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所构成的伦理关系种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处理所有关系应遵循的道德法则。通过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领域的“企业及其活动”的比较可以发展，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没有充分地进行挖掘和研究，还缺少通过政治学来界定“企业及其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导致《企业政治学》的缺位。为了更好地找准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位置，更好地发挥企业的政治功能，就必须使企业真正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并进行政治学的学科定位来构建《企业政治学》。

《企业政治学》通过两种角度将企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探讨：其一是关系论的角度，即从企业与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入手的角度。社会行为是社会人互动中形成，但又相对独立于个体行为，在社会行为的过程，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组织）之间以及群体（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形成了一种关系结构网络，而每个关系网络的联结点都嵌入了社会的资源和规则。这种蕴含能量的关系网络结构既在企业组织中存在，同时企业组织本身也作为新的组织个体存在于更广的关系网络结构之中，这些关系网络结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等序的而是差序分层的，并构成企业行为制度场的核心内容。因此，企业行为的过程是复杂而多向性的，面面俱到地把握企业行为的影响因素既不现实也无助于深刻理解企业行为的意义，因而，在学理上对影响企业行为的制度因素进行简单的类型化，抽离出其中关键成分就尤为必要，企业政治则是理解企业行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其二是实体论的角度，即从企业和环境来进行研究。可以把企业政治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亦即外部政治和内部政治。前者是指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涉及的是企业行为与外部实体的权力关系，其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者代表企业整体利益的最高决策者，具体而言包括企业与政府机关和其他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其中面向政府的企业活动行为是企业政治的核心内容。企业政治微观层次是指企业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结构，由企业组织内部的企业成员互动形成，是企业内人际关系的总和，其主体包括了企业组织中所有的自然人，由此构成的关系网络结构在每一个节点上都凝结着资源并影响着关系网内人的行为选择。企业微观政治属于企业内部成员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的非正式渠道，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则和制度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除了影响企业成员的行为选择外，同时对于企业整体行为也具有影响力。内因是起决定作用，外因则是条件作用，但内因必须通过外因来发挥其重要作用。因此，企业的政治关系、政治风气、政治状态、政治秩序、政治机制等等文明与否、优良与否，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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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企业基本会计准则的构建，是会计工作、财政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本文在阐述企业基本会计准则构建原则和模式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分析企业会计准则构建与发展的优势和策略。

关键词 ：会计准则；构建；发展

一、企业基本会计准则构建的原则和模式

（一）构建会计准则的原则

首先灵活性与权威性相结合的原则。我国政府职能包括管理经济职能，所以企业财务信息一定要符合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要具有权威性。此外会计工作者在遵守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可以灵活处理相关问题，又具有灵活性。其次国际化与国家化相结合的原则。要顾及我国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组织形式及我国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在借鉴国际通用准则时要缩小与国际准则的差异性。其三、特殊性与一般性相结合的原则。企业要确保处理相似、相同业务的统一性，提高信息可比性。而特殊企业处理经济业务时，要运用特殊的处理方式。其四重要性与完整性相结合的原则。不但要从整体上全面指导会计实务的开展，还要对重要事项发表针对性意见。

（二）构建会计准则的模式

各国运用的会计准则通常分为四种模式：宏观管理模式、微观管理模式（企业主导型）、财政纳税模式、私人投资模式。我国传统的会计准则模式是宏观主导型，随着更加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逐步形成的资本市场，原来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与企业的发展。现阶段，会计信息要适应更多应用者的要求，而政府部门和投资者是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在构建会计准则时，要以投资者和政府部门的需求为主，并兼顾各方面的要求。构建企业基本会计准则，既要以宏观经济为前提，同时要重视微观经济的实务与理论；既要彰显国家经济的宏观方针政策，同时要协调好与法律、金融、税收、财政等方面的关系。

二、企业基本会计准则构建与发展的优势

（一）为我国财务会计建立起基本的概念框架

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完善系统的会计概念框架。原来的会计理论不统一、会计目标不明确，造成会计基本概念不完善、不一致，各项会计准则间出现前后矛盾、互不协调等情况。而新实施的会计准则从会计计量原则、会计目标、报表要素、信息质量特征等方面予以严格规定，为企业建立起完整、系统的会计概念框架，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具体准则和指导实际工作。

（二）建立起完整系统的会计准则体系

传统的会计规范体系是由会计法为核心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构成的，会计准则分为具体准则和基本准则。原有的会计准则对会计要素、会计原则、核算前提、会计报告等做出说明和定义，大部分内容属于会计概念框架的范畴。因为原准则的内容较为抽象，缺少操作性，财政部制定并实施《企业会计制度》以及小企业、金融企业的会计制度。新会计准则将准则体系划分成应用指南、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三个方面，其更具有层次性。杜绝了指导规范与操作指南、具体规定间的冲突，确保各个层级准则内容的协调性与统一性。

（三）新会计准则与传统会计准则间出现的变化

第一、定位会计目标环节上出现变化。新会计准则中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使用会计报告者提供企业现金流量、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信息。不但体现出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还有利于企业制定经济决策。以此为目标的会计报告能够维护社会公众、企业债权人、投资者的利益，能运用制度保护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计量与确认会计要素方面的差异。新准则对原准则中不完善、不准确的会计要素进行重新定义。其重视资产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删减负债的重复定义、明确企业所有者权益来源、分析收入的内涵、扩大费用外延、引入利润损失和收入的概念。新会计准则能更好的适应国际做法，以促进企业财务的完善与发展。

第三、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具体要求出现变化。新准则重视会计信息的质量，在保留相关性、重要性、及时性、可比性、谨慎性、一贯性要求的前提下进行修改。具体包括：将权责发生制当作是假定前提；用可理解性代替明晰性，便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对准则的理解；运用可靠性代替真实性，以保证会计信息的中立性、可验证性与真实性；重视经济业务实质等。

第四、财务报告出现的差异。原准则会计报告的内容是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财务变动表）附表、财务说明书。新准则做出的修改包括：其一，用“其他财务报告”取代“附表”，在利润分配表的前提下加入股东权益变动表，并详细规定企业可按照自身要求增加报表，进而形成完善的动态体系。其二，不再使用财务情况说明书，由于此说明书涵盖企业经营生产等内容，不同企业的经营生产情况不相同，不应该运用会计准则进行统一和规范。

三、企业基本会计准则构建与发展的策略

（一）建设符合会计准则应用的外部与内部环境

第一、企业要提高外部监督管理的力度。企业不规范行为与不真实的市场交易，都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第二、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是落实会计法律、提高会计核算、增强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也是从根本上避免企业会计造假的有效方式。

（二）建立健全新会计准则需要的配套设施

目前我国急需完善和健全法律制度，整顿和治理市场秩序和市场环境，既要杜绝滥用会计政策的现象，也要保持会计准则的灵活性。准则配套必须要对准则有规范性、权威性的解释。2006 年制定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解释和应用指南，是对新会计准则条款的注解。另外目前我国还难以完全取消现有的企业会计制度，为了降低制度与准则间的冲突与矛盾，应该尽快制定《企业会计制度》，让其内容能更有效的匹配新会计准则。

（三）增强企业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

运用构建系统而完善的企业财务人员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教育机制，逐步增强会计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素质。我国会计界因为法律风险比较低，造成会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水平普遍较低。所以要提高他们的行业自律意识和道德观念，使其严格遵守与执行会计职业规范。另外，职业道德要与专业教育同时进行。

总之，新的会计准则不但为我国财务会计建立起基本的概念框架和系统的会计准则体系，同时在定位会计目标、计量与确认会计要素、会计信息质量以及财务会计报告等方面，新会计准则与传统会计准则间出现的变化。并提出应该运用建设会计准则应用的外部与内部环境、健全新会计准则需要的配套设施、增强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等策略，全面推动企业基本会计准则的构建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常青.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创新路径[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02).

[2]刘萍.对林业会计准则构建的几点思考[J].企业导报，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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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是按照列宁的“国际辛迪加”模式组织起来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统统集中于中央，就业由政府统一分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物资实行统一调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几乎没有自可言；政府的行政审批成了一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环节，几乎覆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覆盖全社会的行政审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护了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以新建企业为例，目前新建企业所需行政审批事项与程序，尽管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减少，但基本框架几乎未发生变化（李郁芳，2001）。事实上，行政审批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催生市场、扫除市场化改革障碍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有学者认为，“特许式改革”是广东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事实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特许式改革”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事情常常是这样进行的：先由企业或改革项目的实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特许后方可实施某项改革。这种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动改革的方式，客观上必然强化政府的审批制度，使大量本应由市场本身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企业上市、市场准入等，需要通过层层的政府审查、批准程序方可实现。这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指挥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目前通过审批标准来控制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融资、市场准入等关键性环节；然而，政府行政审批的实质仍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是政府企图控制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工具。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换句话说，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起源，应被理解为保持政府的微观资源配置职能，不需要寻找“市场失灵”或“帕累托最优”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行政审批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工具；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则是使市场机制服从政府意图的工具。

可见，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有关。具体说，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公共选择规则方面，有三个问题使当前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长期延续：

1.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构。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领域或“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改变角色（即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引者）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47。）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可以运用行政权力收取各种管理费用，并与本部门的收入和个人利益发生了联系。这就在客观上推动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谋求更多收费项目，获取更多审批权力。正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果与审批所带来的收益有关，行政审批由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演变为政府官员追求本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奖金或福利的行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弃行政审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广州市清理出的1050项审批项目中，各部门自报要求保留的有949项，占90.4％，自报取消审批的只有10项，仅占0.95％（注：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规模膨胀。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利、酬金经营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府机构，争取更多的职能和预算。这就在两方面要求行政审批的加强：第一，膨胀的政府规模需要更多的行政开支，在现有“吃饭财政”的状况下，财政难以满足政府机构膨胀的要求，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发不出工资，迫使国家不得不默认行政机构审批收费。第二，扩大政府规模必然要求为新增加的公职人员提供工作机会，扩充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是“因人设事”的简便办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规模持续膨胀，从1979年的505万人增长至2001年的1104万人，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对政府的行政审批造成较大刚性压力。

3.政府官员的“设租”和“寻租”。如果说审批收费还是政府官员以合法的理由获取个人利益，那么“设租”就是以非法方式获得个人利益了。寻租理论中的租金是指一种由政府官员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们“寻求租金”，就像利润的存在刺激人们“寻求利润”一样。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在许多领域制造了垄断租金（即“设租”），而那些企图进入这些产业获取垄断租金的人会通过游说、贿赂、雇佣官员的亲属等方式去讨好、接近官员，以便通过行政审批获取租金。在这里，行政审批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审批权力的政府岗位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肥缺和争夺对象。这同样使行政审批制度形成长期持续的刚性。

可见，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府官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审批的这种性质，产生了与西方国家行政审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产业准入问题上，我国的行政审批缺席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某产业制造了障碍；而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却是要取消或削弱进入障碍。当然，在西方管制理论中也有关于利用进入限制来防止新企业的“过度进入”而引起“过度竞争”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的目的同样也是要弄清“过度进入”是否会偏离帕累托最优，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企图控制市场机制的精神实质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逆向选择效应

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阻碍了企业的产业进入，这种阻碍是通过逆向选择实现的。政府行政审批制的逆向选择效应，与常规的逆向选择有区别。常规的逆向选择，主要特点是当事人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迫使信息劣势方对信息优势方采取一个武断的评价标准，低于此标准即停止交易；这使得高于此标准的信息优势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从而形成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而对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即使政府审批部门与申请进入市场的企业之间是信息对称的，同样会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员为寻求审批收费、租金等自身利益，无论政企之间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必须为企业制定一个武断的审批标准，以便从企业那里获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这就将产生阻碍企业进入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下面我们利用信息经济学根据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假定存在欲进入市场A的企业i，它预期进入市场后将获得利润R；但如果企业i选择进入其他市场，可获得平均利润S，即企业i进入市场A的机会成本是S。假定S是一个常数且R＞S，即企业i进入市场A后将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率。这一假定意味着，由于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市场A的进入管制，使市场A出现了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租金R—S，吸引新企业进入该市场。但企图进入该市场的企业未必就能够得到垄断租金R—S，因为企业i在进入市场时必须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这种行政审批将使企业i的成本增加W个单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审批机构的收费；因行政审批而耗费的时间；寻租过程中的成本。由于这些成本纯粹是在进入过程中遭遇行政审批而产生的，因此可视为进入成本。政府审批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将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收益的审批标准，这个标准将使企业i付出进入成本W。在这种情况下，企业i是否选择进入市场A，将取决于R—S是否大于W，即进入市场后获得的垄断租金是否足以抵偿进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不进入；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进入。

不过，除上述垄断租金、机会成本和进入成本因素外，企业i是否进入市场A，还需要考虑企业进入市场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过低，则企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垄断租金甚至亏损，它还是要选择不进入。而成功的概率则与企业的预期收益R有关，因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高收益的项目蕴含着高风险（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业i存在连续多个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

从（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越高，企业i的进入成本越高，则企业i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政府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企业要进入市场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审批收费和寻租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或垄断租金来加以补偿。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企业才会进入市场。只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随着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将因为不合算而逐渐被淘汰出局，放弃进入市场的尝试。但在市场经济中，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和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实际效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低风险企业选择不进入市场，而越来越多的高风险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从而企业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将因此而逐步下降。这就是的形成机制。可见，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在这里导致了“高风险的企业驱逐低风险的企业”，因此具有逆向选择效应。在这种体制下，优质企业有可能因为进入成本过高而不愿再与审批部门纠缠，放弃进入市场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拥有高风险项目的劣质企业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继续向行政审批部门“公关”。显然，政府行政审批制的这种效应，在提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的同时，也使进入市场的企业的质量发生了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是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要解决企业产业准入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审批制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行政审批制不仅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在制造市场失灵，亟需通过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转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蓝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审批制长期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不现实。目前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需要对政府本身进行改革。

1.重塑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利益结构。据施蒂格勒对美国管制收费的研究，1969年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等基本不收费，其他管制机构的收费也很低，仅占总开支的0.022％—0.229％不等。这些费用只能弥补一些变动成本和手续费，政府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政拨款。这种利益结构足以保证官员不把审批收费作为“创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就是官员的利益结构的改革。政府官员的收入只能来源于财政拨款，不能与审批收费挂钩。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大大消除审批项目的冲动。这就要求通过财政拨款适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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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都市报财经新闻报道的发展

我国的都市报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这些报纸凭借其区域性较强、以市民为主要阅读对象、在内容上突出服务性等特点深受本地居民喜爱。而财经新闻是包含有金融、产业、行业、消费等有关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新闻。以前的财经新闻报道通常是指狭义的财经新闻，即以金融和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等题材的相关新闻报道；现在的则扩大了外延，指的是广义上的财经新闻，包含政经类、财经类、产经类、社会经济类等。这些新闻报道与民众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更受人们关注，这样的财经新闻既是新闻概念中涵盖经济新闻和金融新闻的“大财经”。

从目前市场上刊载财经新闻的报纸来看，通常有两种类型：专业财经报纸和都市报。专业财经类报纸虽然分析深刻、内容全面，但因对目标受众的定位较高，以致于一般的读者很难读懂，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炒股、炒期货、黄金，做基金的人越来越多，这些读者需要得到财经信息，特别是需要深入浅出的“翻译”，这样的需求给都市报开辟财经新闻版块奠定了基础，也提出了本土化、通俗化的要求。

二. 都市报财经报道的本土化方向

1. 融入生活，剖析百姓关切话题。

受读者群广泛且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影响，都市报的财经新闻必须要贴近生活且通俗易懂，想要做到这一点，都市报财经版的编辑就要将全国政策“落地”，找出本地市民对重大财经新闻的关注点，通过“小切口”做“大文章”。

2010年1月份，国家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将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至40%；4月份，国务院发出关于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要求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9月底，多部委出台取消三套房贷、提高首付比例等楼市调控措施。房地产市场政策对居民生活影响巨大，针对频繁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包头晚报》财经版、国内新闻和本地新闻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报道，阐述这些政策对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房地产政策出台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并结合包头市的实际，对居民买房、还贷，该政策对中介、房产等行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一系列新闻报道可以使读者了解国家宏观政策对自己生活产生的影响，贴近百姓生活，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成功报道。

2010年，CPI（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五个月攀升，11月份达到5.1%，创下近28个月以来的新高。11月20日，国务院出台稳物价十六条措施。物价指数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国务院出台稳定物价的措施，深受市民关注。《包头晚报》财经版针对这条新闻在头版头条连续报道，并结合年初以来不断达到物价高点的绿豆、大蒜、糖等价格与新华社的分析、评论做成综合性报道，深入浅出地对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将新闻做足，受到读者好评。

2. 通过实用性达到通俗化

财经新闻要通俗化，加强服务性。想要达到实用性，通俗化是必要的手段，而财经新闻报道通俗化就要求编辑对国家的财经政策进行分析解读。

2010年4月16日，酝酿十年、筹备三年多的资本市场基础性工具――股指期货正式挂牌交易。虽然该机构运行当时还处于尝试阶段，但股指期货的推出正式宣告了A股告别“单边市”。《包头晚报》财经版在对该消息进行报道的同时，（下转32页）还配发本地资深股评人的评论，结合股市实际和本地股民的理解，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该机构的成立对股市、股民投资的影响。这样的新闻报道就是实用性与通俗化一体化的报道，体现了新闻的贴近性，是都市报财经新闻应有的报道方式。

3. 当好民生政策、经济数据的“翻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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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衍生金融工具　风险防范　次贷危机

导论

(1)选题背景和意义

衍生金融工具，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二十世纪全球金融业最显著的进步标志。衍生金融工具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结构复杂，发展迅速，而且目前正处于发展成熟时期。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对金融领域及实体经济领域对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它在微观经济主体风险配置、金融产品价格发现、金融交易效率改进方面有着重大的作用，然而它同样改变了传统金融的运营模式及收益分配方式，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极大地助长了金融领域的投机氛围，无限地放大了金融风险及其破坏性的作用。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双刃剑!

90年代以来，全球几乎每一场金融风暴都与衍生金融工具有关。发生于美国波及于全世界并持续至今的本轮世界经济危机同样如此!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由次贷危机引发，衍生金融工具无容置疑是元凶之一。次贷危机使美国大批穷人无家可归，而华尔街和美国政府却赚得盆满钵满；次贷危机使全球经济为美国买单：亚、非、拉诸国经济一蹶不振，欧元体经济面临沉重打击；次贷危机同样使我国经济遭到严重损失，我国对美国的诸多金融投资大幅缩水，投资价值严重贬值，国民财富大量流失!衍生金融工具在其中却扮演着财富转移工具的角色!

近年来，随着我国全面融入WrO进程的加快，我国金融逐渐与全球金融融为一体，衍生金融工具创生的步伐也在加快，为此，如何消除对人们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盲目崇拜，如何在参与国际交易中避免投资损失，如何制定宏观政策性、制度性、对策性框架规范其发展并对其进行有效利用便成为文本所要解决重要命题。本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2)相关文献综述

针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防范研究，目前学术界大都从微观参与主体的角度加以论证，缺乏对衍生金融工具微观特性到宏观风险的传导机制的研究，从宏观视角入手研究的少之又少。基于本文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本文只阐述从宏观对策论视角入手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防范研究的相关文献，对基于微观视角研究的文献一律省略不述。

迈克尔・郝德森(2008)分析了美国货币金融霸权的基础，认为美国政府利用其美元本位及双重债务标准优势强制性地向世界各国推销债务及相关衍生工具，以满足一己私利，号召世界各国不要投资于美国金融工具及其衍生金融工具，以免遭到经济损失；郎咸平(2009)指出国际金融巨头特别是华尔街金融巨头针对其他弱势投资者设计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经过各大评估机构评估包装后，销售给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买家，带给投资者的是损失而非营利；时寒冰(2008)详细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中衍生金融工具所起的负面角色及其对经济危机的放大作用，指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是个巨大的社会财富转移机制，号召我国政府及各类投资者要认清衍生金融工具伪善面孔掩盖下的工具设定者的本质图谋，避免遭受投资损失。

1　衍生金融工具的特征及风险成因

1.1衍生金融工具的特征

所谓衍生金融工具，是指从传统金融工具中衍生而来的新型金融工具。它是根据某种相关资产的预期价格变化而进行定价的金融工具，这种相关资产可以是货币、外汇、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也可以是金融资产的价格(如利率、汇率、股票价格指数等)。衍生金融工具主要具有套期保值、价格发现及投机的经济功能。

衍生金融工具与传统金融工具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相比较而言，衍生金融工具具有以下特性：衍生性：它依赖于传统的金融工具而存在，传统金融工具的相关变量发生变动会很快影响到衍生金融工具，从而会造成衍生金融工具价格或价值的大幅变动；杠杆性：衍生金融工具在运作时能以极少的资金(合约保证金)控制较多的投资资金(出货或平仓时合约持有者应付的资金)，来获取投资的收益。这样市场的参与者只需动用少量资金，即可控制资金量巨大的交易合约；虚拟性：即非履约性，衍生金融工具在合约到期时可以履行也可以不履行；灵活性，它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设计出不同类型的衍生金融工具，以适应使用者的需求；表外交易：它通常不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反映；计量特性：与实物产品的定价不同，衍生金融工具具有定价上的间接性和虚拟性，是以预测未来的现金流的形成为基础进行的定价。

由此可见，以上多种多种特性的组合即为衍生金融工具的复杂性，从而导致大量衍生金融新产品难为一般投资者所理解，难以明确风险所在，更不容易完全正确地运用。

1.2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成因

从衍生金融工具自身的特点来看，衍生金融工具所特有的属性先天性地决定了自身的风险脆弱性。衍生金融工具衍生性的特性使其价值受控于标的资产，只要标的资产的价值稍有变化，衍生金融工具的价格便会大幅度变化，这为人为制造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杠杆属性使其可以以较少的资金控制较大的交易量甚至控制市场，从而加速了市场的动荡不安，在放大收益的同时更放大了风险；虚拟性使其实际可以不履约，从而助长了投机；计量上的特性及表外交易性使其可以粉饰财务报表，逃避监管，从而误导投资者。

从微观上看，风险的产生主要与企业管理层的风险偏好以及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尤其是与企业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否健全和是否得到有效执行有关。管理层的风险偏好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风险爱好型管理层对于投机业务则跃跃欲试，很容易形成赌博心态，从而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风险。

从宏观看，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产生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在于制度根源，即金融体系的固有缺陷和衍生金融市场不完全。在现实中则往往表现为由国内金融机构的投机失败和国际游资的肆意炒作引发。原因之二是实体经济金融虚拟化。即表现为金融体系中的储蓄并非全部转化为投资，而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储蓄滞留在金融体系中，成为虚拟资本，而现实中并没有相应的实物资本与之相对应，从而造成经济的虚拟化，最终促成泡沫经

济的产生。在泡沫经济经济的条件下，大量的虚拟投资以衍生金融工具的形式存在，此时实体经济及资本市场的风吹草动随时都可能引发全面金融危机。

2　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传导机制

2.1微观层次上的传导机制

从经济的微观层次看，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风险对微观经济的主要影响方式是通过对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收益以及持续经营能力上上的改变。针对不同的投资者，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传导有不同的表现。

对企业而言，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对企业的影响途径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资产负债表内项目的影响，如果衍生金融工具投资超过一定的比例，将直接改变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资产项下短期投资将大幅上升，此时企业所面临的还主要是潜在风险；二是在套利交易盛行时，企业面临衍生金融工具巨大的价格波动，无论以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还是在交易活动中出现实亏，都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收益水平以及企业的流动性；第三，以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的方式进行融资活动或者进行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的企业，将造成表外业务产生大量的或有负债，如果这些负债变为现实负债，将对资产负债结构和企业的长期经营能力产生极大影响。对个人投资者而言，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传到途径比较直接，即通过资产价格的的非正常波动，直接影响投资者财富的变化，将风险传导给投资者。

2.2宏观层次上的传导途径

从经济的宏观层次看，衍生金融工具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主要通过影响资本市场价格扰乱金融市场运行秩序进而在多方面影响到实体经济从而造成系统性经济危机。

一是在货币信用层面上的传导。通过风险扰乱衍生金融工具金融市场价格指示器的功能，导致金融变量诸如利率和汇率的重大变动，扭曲资本价格，扰乱资本市场运行秩序，从而从而影响金融结构的流动性，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特别是在资本国际流动加剧的条件下，强国通过对外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施加不利影响以及在国外金融机构的投机性攻击下，在极短时间改变一国外汇市场供需结构，引起汇率急剧动荡，从而影响一国货币政策实施，甚至诱发货币危机，造成全面经济危机，使一国经济陷入瘫痪状态。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即是最好的证明。二是通过社会财富效应的传导。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急剧动荡会引起社会财富的大量损失及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大量损失及不公平分配将直接影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而引起总需求水平下降，社会经济陷于下滑状态。

当然，微观传导途径和宏观传导途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当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出现大面积风险时，将同时通过微观传导途径和宏观传导途径对社会经济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在现实中，微观投资者往往出于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无知，为了追求利润而大量投资于衍生金融工具，而某些强势国家和金融巨头则利用一国或一地区的金融监管漏洞和宏观经济缺陷，通过经济手段或政治手段蓄意打击基础金融工具价格，扭曲资本价格，扰乱金融市场运行秩序，通过衍生金融工具投资高杠杆属性放大投资风险，通过打击社会信用链条而形成连锁性风险，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领域，诱发全面系统性经济危机。

3　衍生金融工具宏观风险防范策略

衍生金融工具宏观风险防范策略，是指金融衍生市场参与主体特别是国家及金融监管当局基于建立健全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监管有力的衍生金融工具市场运行规则，严防由衍生金融市场所导致的宏观性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的策略。

3.1宏观经济架构导向防范策略

经济架构导向的风险防范策略是指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和发展要与实体经济相契合、与投资者经济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严防由衍生金融工具的无节制发展所导致的泡沫经济的产生及金融经济的寄生性，在严防风险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发挥其经济功能。一是衍生金融工具发展要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原则。衍生金融工具从根本上是为了给投资者在实体经济的投资中提供便利，起到资源合理配置及提高金融交易效率的功能。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和发展必须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其规模必须与实体经济的需要相适应过于超前发展反而不利于其经济功能的发挥。当前，我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已呈现虚拟化之势，一定要从宏观层面合理设定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超前发展衍生金融工具会加剧经济泡沫化及经济寄生性，对实体经济不利，且一旦发生危机，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反噬作用。因此，国家及监管层在衍生金融工具风险防范方面应首先加强对其规模的控制，在发挥其经济功能的同时严防风险。二是要与经济主体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原则。衍生金融工具有很强的风险脆弱性，是在风险与收益上的重新分配，其发展必须与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承受层次相适应。当前我国绝大多经济参与主体风险承受能力都是很有限度的，若过多参与衍生金融交易，势必对其持续经营能力及生存能力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所以，国家及相关金融当局要加强对衍生金融工具创新的进度、速度及种类的控制，从而使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与我国绝大多数经济参与主体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3.2宏观制度构架导向防范策略

我国衍生金融工具风险防范在宏观制度层次上的防范策略应是：先设制度，再发展参与。换句话说，就是先挖沟渠，后放水灌溉。要在合理完备的制度构架体系下规范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严防由制度性缺陷产生宏观新风险。一是构建完备监管体系、严防制度性漏洞。在加强市场运作的规范性建设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市场制度的完备性及应变能力建设。二是构建公平公正交易制度、严防非对称性制度设计。当前，我国正在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建设，近年先后创生了不少具有衍生性质的金融工具，如认股权证、股票期权以及股指期货等，但中小投资者鲜有获得投资收益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制度设计上的非对称性缺陷，我们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制度设计只是强调形式而非实质上的公平性。非对称易制度的风险危害是巨大的，它使得强势交易主体在享受超额收益的同时而不必承担风险，甚至是无序转嫁风险，特别是在濒临风险的时刻，会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成为引发系统性危机的始作俑者。因此，构建公平公正交易制度，应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人手，确保交易公正、信息公开、不受操纵、非欺诈性，所有相关交易制度设计都必须接受这些原则检验，才能有效防范风险的无序转嫁和扩散。三是构建惩罚性措施、确保市场秩序有效运行。没有行之有效的惩罚性制度设施为市场弱势交易主体保驾护航，就不能有效遏制针对衍生工具市场的过度投机。从广义上讲，只有设置完善并行之有效的威慑体系的存在，才能有效制止衍生市场过度投机和风险的无序扩散，才能确保市场信心，从而有效防范宏观风险的发生，这是当

前我国金融市场建设的客观性要求。

3.3国际交易的对策性防范策略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经济及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对外金融投资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投资规模更是增长迅速，在参与国际交易的同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因此，在参与国际衍生金融交易时，必须从利益角度加强对衍生金融工具利益分析研究，构建对策性风险防范措施。一是强化利益机制研究，谨慎参与国际金融衍生市场。我国衍生金融市场的起步比较晚，投资者的投资经验上明显落后于国际投资者，再加上当前国际衍生金融投资品都是由西方金融寡头设计的，其中难免隐藏着设计性缺陷，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国际衍生金融产品的利益分析及投资可行性研究，谨慎参与投资国际金融衍生市场。二要适度开放金融衍生市场，严防华盛顿共识侵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我国当前在经济改革层面出现了一股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往往以自由市场及金融创新为幌子，一再鼓吹国家要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要大力接受及发展西方现代金融工具，而无视我们的现实条件，很有可能在我国金融转制的脆弱时期致我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我们一定要严防华盛顿共识的侵袭，适当控制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开放程度，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要以确保金融安全为先决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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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

关键词：经济发展；会计；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8-000-02

这是一个经济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会计做为一门应用型学科，作用在经济社会中愈发凸显。久而久之，两者成为了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共同进退的两大关联关系体。简单的说，一方面，会计的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有效的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算、预测、监督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开展，使国民经济有效有序的进行下去。第二，会计的存在对于经济发展的效果，以及促进经济核算与增产节约和对于社会积累的不断扩大化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会计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不仅如此，会计还可以有效的提供经济信息，有效的反映经济活动，更加可以随着经济的不断变化发展而变化。对经济起到如实的监督反映的作用。我们还要知道，因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社会的生产力是不断完善和丰富的，这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会计学科的发展。这样会计的不断丰富和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不断进步是同步的，和谐的，统一的。经济发展以及会计之间的关系的良性的，相互促进的。所以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和分析经济发展与会计的关系。

一、会计的嫩还剖析

可以这样说，会计是一门据有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在社会经济的完好运转下不断的开展与丰富。可以说会计即有着自然科学的性质还有这社会可续的性质。也就是说，社会环境的发展，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会计的何去何从都是密不可分的。

另外，在我国进入了WTO之际，金融工具在我国的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凸显，经济领域中出现了更多的机会与可能，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风险。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种科学的计算和记录体系的诞生就显得尤为重要，人们对于会计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会计的发展是不可估计的，并对经济的提升产生了深渊的影响。

二、简要论述会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经济发展是会计形成、发展的基础

我们知道，会计的产生是跟至于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的。因为有了经济这片土壤，会计才会得以出现。另外，因为会计的出现，可以为人们的生产以及管理经济带来了便捷和高效。这都是在全球化，大众化的社会生产要求下所产生的，对于人们历史发展规律有着很大的影响。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因为经济的不断壮大，我们对于会计的要求也就越来越苛刻，所以说会计的产生和经济发展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再进一步来说，因为我们的经济不断的发展，因为经济社会的不断前进，会计也就要随之发展。再看，经济的变革和巨变也会给会计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因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会计的产生，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少对于经济的社会中会计的存在形式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久而久之，会计和经济发展就有着不可以隔断的联系。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一些企业会通过会计的形式，使得自己完好的度过金融危机。有的人会利用会计进行虚假帐的制作，这样就可以获取大额度的利润，可以成功度过金融危机。可以说，这种违规的做法是十分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不利于会计发展的进步，是一种消极的竞争状态，这样的结果会导致不良竞争的发展，会阻碍时代的不断前进。这就说明之前的陈旧的会计运行方式和方法已经是不适用现代经济的发展，所以在经济以及会计关系的研究中，我们更加的应该注重现代化信息的融入以及科技化的发展。

（二）会计服务于经济发展

1.会计的出现是很治在经济发展之中的，但是又可以对经济的全面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在经济中分为宏观和微观经济，我国的宏观经济要求经济发展的全面性以及可靠性的出现。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和发展的时间比较短，相比较来说西方国家有着200年的发展史，我国的经济建设非常短暂，所以还是很不成熟，有着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宏观调控一旦失去了控制，经济危机的出现，这个时候国家的宏观调控就起到了积极性质的作用，因为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这双大手，我们可以保证市场失灵时有着各种各样的政策性支持，有着可靠保证。经济发展的健康状况和和谐发展的秩序需要我们进行宏观的政策支撑。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会计是有着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为宏观经济的参考，会计资料，也是证券监督部门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与审查的重要依据。也是宏观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对于企业来说，会计起到对企业内部以及外部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会计信息提供和支撑的作用。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的经济运行需要会计信息的全面发展，需要会计行业给予很好的支撑。但是，我们知道在当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有着很成熟的体系，因为作为企业的投资者，现在企业的管理者是不直接参与企业的平时工作之中的。职业经理人的出现为企业管理者解决了企业正常经营和管理的难题。但是，事物的发展也是有着不好的方面，因为企业的管理者就不会直接触碰到企业的经济效益的细枝末节，也不会很详细的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以及管理人员的能力，所以就现代企业经营来看，只有会计信息也是参考的重要依据。这样的话，企业的外部投资可以对企业的发展的经济走向以及投资收益有个全面的了解。同时，对于企业的债权人也要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有着重要的全面的了解。再者，因为企业的发展是有着众多资金的支持的，只有通过会计信息的发展，我们的债券人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全局性的掌握。因为只有会计信息的不断完善和更新，我们才能全面的掌握企业的情况，达到预期的要求向公司提供贷款和帮助。

3.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我国会计的监督作用逐渐的突出，监管工作能作为会计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完善，所及监督作用是会计智能中的重要命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很大的效用。那么什么是会计监督呢？一般来说，会计监督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一种监视和督查，这就更加使得会计的存在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帮助企业顺利的掌握经济状况，并进行有效的监督。另外，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中，公司要根据自己的准则，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会计准则、制度开展会计工作。因为作为一种规范，会计准则是一种标杆。会计的工作人员也会按照这个标杆进行相应的会计活动。所以，在会计工作的进行中不断的进行监督，这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有着预先计划的，有着重要保障的。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只有会计的监督作用，才能对企业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的掌握和检查，才可以保证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这样我们的经济活动在开展的过程中才会更加的有保障。同时，因为有着会计监督检查的存在，会计活动在进行的过程中还要做到很好的事后收尾工作，这样可以做到及时的检查问题，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了解情况，促进经济的良好发展。

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的有效发展已经经济秩序的维护是由于会计工作的有效进行而开展的。所以说，经济秩序的有效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建立、发展、完善的整个过程中，正常、稳定的市场秩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可是我们国家经历了经济的特殊发展时期，市场经济发展体系并不成熟，市场的秩序是及其混乱的。只有通过会计的计算和精确以及会计工作的充分进行，市场经济的混乱程序才能避免。所以说，在根本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在会计活动中保证会计活动的准确性，要注重会计信息化以及会计票据管理的配合，站在最大的程度上保证会计的真实性，使之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进行有效的服务。

三、经济离不开会计，会计反作用于经济环境

一般来说，会计的最基础作用是为了处理信息，并保障管理活动的。那么会计作为一个能够正确反映经济活动的信息系统，他的最主要的目标是通过信息的收纳，采集以及整理为需求者提供最详细的会计信息，这样可以更加好的服务经济的有效发展。

第一个层析，企业是经济运行的不二经济主体，只有经济信息的融入，企业才得以运转，而经济信息的融入正是要企业的会计部门源源不断的提供经济力量。并且，在企业的各个部门以及企业的各个部门之间，要做到经济信息的交换，这样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才可以在最有效的范围内达到利润的最大获取。从而达到利润的最大化。这样看来，会计信息是企业的运转的信息通道，只有通过这个通道，企业在内部以及外部的运行中只有通过这个准确的会计渠道才能不断的接受新的事物，才可以更好的调整自己的生产以及经营方式，这样才能不断的适应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在可以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另外，我们知道，在企业内部，只有会计部门的平稳运转，我们的企业才能正常的经营，并进行有效的管理。另外，我们所身处的是现代经济时代，商品结构复杂，替代商品多，价格波动大，同时科技进步快，使生产设备更精密，更复杂。仅凭管理经验或直觉很难制订出有效的经济决策。这就要求我们的管理者必须要有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通过对会计信息的整合以及整理，我们的企业领导者才有参考的依据。另外，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要源源不断的提供给市场优质的产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降低成本，这样的话，我们的生产环节就会从简单化走向复杂化，尤其是大机器生产的诞生，从原材料采购到销售的过程中有着越来越多的计算环节。因此必须依靠会计信息系统，将生产各个环节所发生的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分解，以此来控制企业，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这样的话，会计工作是可以通过企业提供财务信息进行事物的处理和分析，这样才可以有效的帮助企业正确的经济决策和财务决策。反作用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看，在会计工作中，会计信息是可以左右企业的经济决策的，是可以引导企业向着好的社会效益的发展过程中发展的。一般来说，会计的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会根据真实有效的会计信息作出判断。在现实生活中，会计信息使用者不仅包括各类经济主体，还包括千千万万的个人投资者和潜在的个人投资者。

因为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企业如果已经对经济发展进行了很好的理解和政策的解读，这样全社会的经济发展也会出现合理发展，有着最重要的合理性因素。从而使得社会资源做到了合理性的组合以及调整。所以说，在客观的条件下，我们从良好渠道取得的会计信息如果是真实、可靠、及时的，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这样就是从便捷的会计渠道获取了企业的经营状况。有利于外界对于企业有着深入的了解，有助于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要是，会计信息不真实的情况下，在筹资的时候，就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可见，会计信息对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会计的良好发展与否会影响经济工作的有效进行。

再看，第二个层面，因为会计活动作为经营管理的重要依据，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会计的控制效用。因为会计中的管理职能可以有效的引导会计人员对经营活动的管理加以注意。所以，我们知道，会计不仅仅可以有着对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巨大调节作用，还有这对去微观环境下企业长远发展中的作用。还能够在促进企业的管理运行，以及各项事务的制定、执行和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督等。

可是，我们知道，在企业的经济管理过程中，经济管理以及经济的有效运行是和会计有着很大关联的。所以要想有效的进行经济管理的制定就要有效的使用会计信息为经济管理服务。这样才可以达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才可以使得国民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另外，我们还要知道，我国企业的现代管理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用正确的科学决策来做好各种信息的管理和手机，这样的话就要很好的对会计信息进行合理的加工和掌握。这样我们才能有很好，更加直接的决策服务信息。我们可以针对反映的不同信息，确定不同的决策目标，针对不同决策目标，分别提出有效的备选方案。从各种不同的方案上来找到各种各样的预测结果。

再看，作为微观经济的主题，会计人员的收入和企业的经济是有着很深刻的联系的。这样就促进了我们的会计工作人员更好的去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管辖的工作当中去。我们要进一步的加强基础工作的建设，以及企业管理的科学规划，更加要将会计工作更加完善的融入到企业的活动中去。但我们在看到会计信息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别忘了会计信息失真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发展的妨碍作用。

四、结语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发现，因为会计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多的联系，经济的发展以及会计的发展有着多千丝万缕的联系。会计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这样看来如何将会计良好的发展是我们企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立足点，这样我们企业才能够良好的发展，国民经济才有显著的提高。所以我们在会计工作的开展中要十分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达到两者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刘贵生.试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对象和职能[J].财会通讯，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