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精选(十四篇)

篇1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基本特征 发展中国家 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了诸多发展趋势，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其表现及影响已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它使企业生产的内部分工不断扩展为全球性分工，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组合，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各国和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全球共同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信息、技术、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重组的过程，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和制约的趋势。它有以下基本特征。

1、企业全球化

跨国公司既是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产物，又会进一步促进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一直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全球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的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竞争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兼并现象比较突出，并呈现出两大突出特点：规模大；兼并数量多；涉及金额巨大。这种企业的兼并浪潮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2、生产全球化

生产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广度上讲，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和地区已遍及全球；从深度上讲，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已由过去单一的垂直型分工发展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多种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同时，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深层次上的通过投资设厂，在生产领域里、在生产过程中把各国经济联系起来的方式，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在各项国际经济指标中是最高的。另外，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迅速扩大，已成为贸易之外联系世界各国经济的又一重要纽带。

3、贸易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表现在：国际间的产业转移使各国交流产品的必要性大大增加；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的高效率大批量生产，也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扩大国际贸易规模；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贸易全球化；便捷灵活的贸易方式和国际协调对贸易限制的减少，促进了贸易全球化。二战后，国际贸易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而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增长又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4、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二战后相继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大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全球化还只是上世纪末的事情。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不同制度国家的共同体制，从而为市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性基础。经济全球化以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为基础，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就没有生产要素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

5、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电子技术和通信手段的飞速发展，尤其是随着各国对资本流动管制的解除和“电子货币”（信用卡）的流行，货币的国际交换和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使经济信息在全球迅速、准确地传递，这大大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金融的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加速发展，信息化已成为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信息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已取代传统产业而成为支柱产业。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也改变了传统制造业、商业、金融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经营方式。这一切使全球经济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

6、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和国际经济组织日益健全

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明显加快，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作为协调和监督世界经济运行的国际性组织，其权威性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

1、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机遇

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纷纷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1）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步伐加大。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个契机，既可以继续引进发达国家技术比较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加国内就业，扩大出口，完成工业化进程；又能够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会，加大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学习，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在某些关键环节上占据优势地位，加速国内现代化进程。

（2）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增长迅速。如：1983―1987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年均42亿美元，1996年则增加到510亿美元，而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则达到900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十分之一强。

（3）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资的条件和机会。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数额在增长；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在增加。吸引外资规模的扩大，无疑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缺问题。

（4）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有些跨国公司已从贸易活动深入到国际生产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并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向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出了挑战。

（5）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自由经济区的发展。主要分布于发展中国家的各类经济区，不仅成为吸引外资的“载体”，而且对解决这些国家的就业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6）经济全球化拉动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近10年来，国际贸易的增长大大超过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尽管发达国家是国际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受益于国际贸易。

总之，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可以为自身发展提供全球化的市场、资金、技术、人才及先进的管理经验，使国内资源得到最为充分的合理配置；可以在日益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尽快地提高本国民族企业的竞争力，加快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现代化的早日实现；还可以推进政治改革，加速民主化进程。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部分利益的同时，却承受着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甚至对本国经济的严重冲击。

（1）经济全球化导致和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更加落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造成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发展中国家更加贫穷落后。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中呼吁人们重新认识经济全球化问题，努力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2）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都要一定程度地让渡和共享经济，而这种让渡和共享实际上又是不对称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市场力量的加强以及发达国家大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张，有可能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国内产业，威胁其国内市场安全，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权力相对减弱。另外，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而成立的“超国家”的专门性国际经济组织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成约束，因此，经济全球化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问题是国家将受到冲击和削弱，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3）随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及其资本的不断扩张，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也不断增大，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4）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两难的尴尬局面：一方面他们要发展本国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被发达国家指责破坏环境。而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及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资源浪费现象因此而相当严重，平衡的生态系统因此而遭到破坏，良好的自然环境因此而受到污染，社会负担成本因此而日益加重，从而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最终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超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它们理应对已经形成的环境污染负责。

（5）经济全球化下的金融全球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目前，24小时电子化交易的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形成，在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大便利的同时，也为金融界的不少投机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国际互联网的畅通运行，使资金可以随时流向地球上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由于国际市场上巨额资金的短期套利，如果在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金融秩序方面稍有不慎，将会带来巨大风险，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都是最好的例证。

可见，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深远而复杂，各国都要从自身的战略高度，全面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综合平衡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既要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大好前景，又要充分考虑到可能产生的问题并审慎对待，不可盲从。

【参考文献】

[1] 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

[2]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

篇2

程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室主任、研究员。

研究方向：俄罗斯人口、经济、中俄经贸合作。

主要著作：《俄罗斯人口安全与社会发展》、《投资俄罗斯》、《中俄边境贸易考察报告》、《俄罗斯人口危机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摘要 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九大经济体，主要为国际市场提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原料。俄经济已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处于危机后的恢复阶段，调整结构和二次工业化是其首要任务。俄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在于国民经济能源化倾向日益严重，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经济全球化是俄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使其有可能在发挥能源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与欧盟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加快经济现代化步伐。

关键词 俄罗斯 经济 能源 发展模式

俄罗斯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在过去100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伴随着综合国力的起伏波动，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大起大落，非常具有戏剧性。其波动幅度之大、波动频率之高在世界各大国的现展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初，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俄罗斯（苏联）的经济受到严重削弱，国际经济地位也随之大幅下降。随后，得益于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经济获得了空前增长。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15%（西方认为只有5%～6%）。战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经济再次获得持续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接近10%（西方估计在6%上下）。尽管在统计数据上苏联与西方大相径庭，但是苏联经济的迅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经济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根据联合国统计署提供的数据，1970年苏联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34.12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3.20%。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250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1.22%。苏联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于美国的42.28%。从当时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苏美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苏联也因此有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底气和实力。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苏联奠定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苏联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两级世界的重要一级。不幸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活力日益下降，增长速度明显趋缓，与之相应，其国际经济地位开始历史性地下降。197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苏联屈尊第三。进入80年代，苏联的国际经济地位呈加速下降态势，1986年德国取代苏联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苏联降至第四。随后，在1987年和1988年，苏联又先后被法国和英国超越，降为世界第六。不到20年的时间，苏联从一流国家沦落为二流国家。

199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为5595.84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41%，经济总量位居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西班牙之后名列第九，中国位居第十。1992年，中国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九大经济体，而俄罗斯则降到第十位。此后数年，俄罗斯的位次一降再降：1995年降至第十四位，1999年再降至第二十位。进入新千年之后，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俄罗斯的国际经济地位开始回升。2000年上升到世界第十九位，2005年跃居第十四位，2008年进入前十名，位居第八位。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俄罗斯再次跌出世界前十名的行列，2010年位居世界第十一。①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没落实际上是苏联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历史性衰落的延续，直到进入新千年后这种衰落才得以扭转。近年来，俄罗斯领导人不断在公开场合宣称俄罗斯已经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以此来炫耀自己的执政业绩。这个结论是根据购买力平价体系计算出来的结果。由于各国家购买力平价的比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包括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组织的相关研究仍然属于试验、探索性质，因此，这一数据并不为国际社会（包括俄罗斯学术界）所广泛使用，国际上通常使用的还是依据汇率来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按照汇率计算，以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全球十大经济体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巴西、意大利、俄罗斯、印度。

实际上，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彼此之间经济总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具体来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5.685万亿美元，其他国家依次为：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8.227万亿美元、日本5.964万亿美元、德国3.367万亿美元、法国2.580万亿美元、英国2.434万亿美元、巴西2.425万亿美元、意大利1.980万亿美元、俄罗斯1.954万亿美元、印度1.947万亿美元。如果将每5万亿美元确定为一个等量级的话，那么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美国独处第一等量级，中国和日本处于第二等量级，其余7国处于第三等量级。俄罗斯在第三等级中处于靠后的位置，经济总量与印度相差无几，从俄印两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没有人会怀疑印度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越俄罗斯，因为那只是个时间问题。

俄罗斯是个传统的贸易大国，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始终是其优势出口产品。能源是俄罗斯当之无愧的经济支柱，这本身也决定了其在国际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全球首屈一指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大国、举足轻重的国际能源供应商、欧洲能源的最大来源国。20年前，在大量出口能源产品的同时，苏联还向国际市场提供了其他各类工业产品，包括宽体干线飞机这样的高技术产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工业在残酷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遭受重创，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大幅下降，如今已经很难再向国际市场提供像样的高新技术和普通深加工产品，出口商品结构越来越单一，燃料能源几乎成为唯一的大宗出口项目，在对外出口总额中最近若干年一直占据60%～70%的份额。②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国际经济地位非常不稳定，历史上如此，目前依然如此。从经济总量来看，俄罗斯目前处于世界第九的位置，经济总量占同期全球经济总量（71.277万亿美元）的2.74%，大体相当于美国的12.46%、中国的23.75%。③从国际分工来看，俄罗斯主要为国际市场提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原料，基本处于整个工业生产链的上游。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再用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这类概念来衡量定性俄罗斯了，因为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学界更多地使用新兴经济体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称呼它。

当前俄罗斯经济的基本特征

由计划经济向市经济转型基本完成。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俄罗斯学术界，对于俄罗斯经济转型是否已经结束一直存在争议。俄罗斯官方曾经声明表示，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已经结束，俄罗斯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012年4月，作为政府经济主管官员，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再次发表文章就此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像世界许多国家一样，俄罗斯经历了复杂和困难的4年，至今危机造成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不过，与1998年金融危机时相比，俄罗斯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它已经具备了抵御风险和自救的能力。10年来，俄罗斯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双重的。首先，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根本改变，俄罗斯已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俄罗斯当前和将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已经不能再用“过去的共产主义遗产”来解释。其次，俄罗斯的根本变化还来自于10年来的发展。过去的10年（1998年～2008年）俄罗斯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它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经济面貌，上一个发展阶段的任务，即1998年金融危机时摆在俄罗斯人面前的任务，在2008年新的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已经完成。这些任务包括稳定国家的宏观经济，建立可靠的金融体系（包括减少国家债务、建立大规模的货币储备），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克服转型衰退的后果等等。④上述言论实际上再次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转型已经结束，与昔日相比，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国家。

笔者认为，舒瓦洛夫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从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形态来看，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型确实已经基本结束。作出上述判断的最主要的依据就在于俄罗斯已经确立了全新的、行之有效的、完全不同于昔日的经济体制。首先，俄罗斯已经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构建了全新的法律框架，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的、包括规范各种经济活动的专业法规在内的相当完整的法律体系，这决定了俄罗斯国家的经济性质和经济活动原则。其次，通过多年的努力，俄罗斯已经建立起完整的金融体系，重新组建了以两级银行体制为基础的信贷体系，建立了由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行业组成的完整的金融产业链，建立了稳定的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完善了卢布汇率的形成机制。第三，建立了全新的财政税收体系，实行新的财政税收制度。第四，新的市场规则已经形成并在不断完善。第五，俄罗斯已经彻底摆脱了转型初期形成的经济危机，债台高筑、经济羸弱、生产下降的状态已经消失。

国民经济从危机中刚刚恢复。从纵向的经济发展轨迹来看，早在苏联后期的1990年俄罗斯经济便出现衰退，苏联解体后艰难的社会经济转型进一步加重并延长了这一衰退。从下表可以看出，从独立当年的1991年到上次金融危机爆发的1998年，俄罗斯经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下降幅度最大的1992年甚至达到了14.5%，只有1997年实现了极其微弱的增长（0.9%）。其间，工业生产逐年下降，产业工人队伍不断萎缩，固定资产投资年年负增长，零售贸易额持续减少，与此相反的是通货膨胀率连年高企，最高的年份（1992年）竟然达到了不可思议的2508.8%！最低的年份（1997年）也达到了11.0%。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国际能源市场旺盛需求的带动下石油价格一路上扬，源源不断涌入的“黑色黄金”使石油出口大国俄罗斯最终摆脱了危机，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增长。1999年～2008年，俄罗斯经济平均年增长幅度达到了6%左右。伴随着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俄罗斯的主要经济指标直到2007年才全面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由此可见，此前俄罗斯经济衰退得多么严重。早在2007年，在对上一年国内经济形势进行全面分析之后，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的专家们曾经作过如此评述：“俄罗斯经济在最近8年取得的成果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8%，工业生产增长了73%，投资增加了123%。但是，客观地说――这个结果充其量也就是重复了1990年的结果，也就是说16年前的结果。更何况其他国家在这16年中并不是原地不动的，甚至是增长速度相对较慢的发展中国家，也以不低于60%的速度展示着自己的发展。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差距，是当代俄罗斯经济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消除这个差距是摆在俄罗斯长期发展战略框架中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⑤

套用上述表述，2007年俄罗斯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充其量也就是重复了1989年的结果。换言之，俄罗斯用了整整18年的时间，经历了多轮的衰退与复苏，才重新回到了最初的起点。这一事实表明，近年来广受赞扬的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内（2000年～2008年）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长，而只是恢复性的增长。确切地说，直到2008年俄罗斯经济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增长。然而好景不长，这次增长只维持了大半年光景，从当年第四季度开始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再度滑坡，2009年更是大幅下降7.9%，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经过2010年至2011年两年的恢复性增长，到2012年才算大体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由此可见，20多年来，俄罗斯经济始终处于“下降――恢复――再下降――再恢复”这样一种不健康的发展状态，至今还没有真正走上持续稳定的增长轨道。

国民经济能源化倾向进一步加剧。如上所述，能源工业是俄罗斯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它为俄罗斯创造了60%的财政收入、70%的对外出口、1/4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形象地说，俄罗斯人每挣4个卢布，其中1个卢布就是靠出售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换来的。在消费疲软、投资乏力的情况下，出口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出口结构中能源原材料（特别是包括燃料能源在内的矿产品）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在全部九大类出口商品中，矿产品出口占比最高，而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例如，1995年矿产品出口占比为42.5%， 2000年达到53.8%，2005年上升到64.8%，2008年更是达到了69.8%，2010年略微下降，为67.4%，2011年又上升到68.8%。⑥最近10年，俄罗斯财政状况的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外汇储备的增加，稳定基金的建立，社会养老基金的补充，抗击国际金融危机时政府使用的救助资金等，无一不来源于石油出口的收入。

成也能源，败也能源。一方面能源工业养活了俄罗斯，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扬时能源工业为国家带来巨额利润，既增强了国力，又改善了民众生活；另一方面，对能源的高度依赖严重限制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创新，严重制约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使得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日益加重，进而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埋下隐患。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国家面临着重新工业化的重任。国内有部分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所谓后工业化应当是指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更加高级、更加发达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起码应当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有高度发达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二是要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而这两条都是俄罗斯经济所不具备的。

按照当前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俄罗斯已经不是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它在许多方面已经严重衰败和落后了。20世纪90年代，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俄罗斯整个工业体系遭到毁灭性打击，除了能源工业、食品加工业和军事工业等少数行业得到一定发展外，其余大多数行业都在萎缩，甚至已经死亡，少数仍在勉强支撑的行业经营惨淡，设备老化，工艺陈旧。长期从事企业研究的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索罗金指出，10年前俄罗斯企业设备服役期有37%超过20年，现在服役期在20年以上的设备超过50%，其中不少设备已经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用这些老旧设备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是不可能的。⑦虽说这种状况近两年有所改善，但远不是根本性的。如今，俄罗斯市场的轻纺服装、日用百货、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交通工具等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连以往被俄罗斯人视为骄傲的航天工业产品也需要部分从国外进口。重新工业化（或称再工业化、二次工业化）， 用现代化工业设备、生产工艺、经营理念、管理模式重新武装俄罗斯，是摆在俄罗斯面前的首要经济务之一。

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

早在2008年，由于连续10年的高速增长让人感到俄罗斯经济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俄罗斯政府和许多学者都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本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完全没有预料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居然如此之大，更没有料到长年来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欧盟因债务危机陷入萧条。当时，俄罗斯朝野普遍认为国民经济在未来10年还将高歌猛进，年均增长率起码不会低于6%。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俄罗斯政府制定了国民经济到2018年在2008年基础上翻一番的宏伟目标。然而事与愿违，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无情地击碎了俄罗斯人的梦想。以目前的国际市场环境和国内经济状况来看，俄罗斯经济在未来10年取得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已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学者所认识到，因此，俄罗斯政府和学术机构相继大幅下调了对未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预期。2012年初，俄罗斯联邦能源署还作出了一个异常悲观的预测，认为根据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状况，到2035年才有可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08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⑧这比联邦政府最初的设想整整推迟了17年。

最近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都不尽如人意。在2009年大幅下降7.9%之后，2010年～2011年，俄罗斯经济取得了4%的增长，2012年增长率降至3.4%，2013年的开局情况更不理想，1月～2月只取得了0.9%的增长。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别洛乌索夫曾经公开表示，俄罗斯经济必须实现5%的年度增长率，只有这样才能维持预算的基本平衡。这样看来，按照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俄罗斯连基本的预算平衡都无法实现。近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安德烈・克列帕奇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说，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就目前的情况看，如果外部形势不发生急剧好转趋势，2013年乃至未来几年都不可能实现5%的经济增长。他解释说，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进程已经基本结束，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还需要改变，而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⑨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梅德韦杰夫当政期间制定了经济现代化政策，力图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普京重新执掌克里姆林宫之后，将调整经济结构、鼓励和扶持重点工业发展、发展创新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和农业建设、扩大投资、实施稳健的财税政策作为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然而，不论是梅德韦杰夫的经济现代化政策，还是普京的综合治理政策，到目前为止，均成效甚微，短期内难有突破。外部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欧洲。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是俄罗斯能源最大、最稳定的买家，因此成为俄罗斯最主要的利润来源。然而，这一状况目前正在发生改变。首先，俄欧能源贸易的定价机制正在酝酿变革，其结果势必直接导致俄罗斯对欧天然气出口价格的下降。多年来欧洲天然气市场一直实行长期合同框架下天然气价格与石油价格挂钩的定价机制，鉴于近年来欧洲天然气市场显现出的供大于求、现货价格显著低于长期合同价格的现状，欧洲各国纷纷要求废除以往的油气挂钩的定价机制，实行独立的天然气价格，并且改期货价格为现货价格。尽管俄罗斯对此持坚决的反对立场，但却无法改变市场的选择，不得不在实践中作出让步，被迫先后与德国、法国、奥地利、土耳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国的多家能源公司签署了降价协议。其次，欧洲对俄天然气的需求已经出现历史性下降趋势。从2006年俄欧天然气贸易达到峰值之后，欧洲从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量逐年减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革新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欧洲的能源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连续数年的能源纠纷迫使欧洲各国主动推行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以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进而提高自身的能源安全；同时，也有欧债危机后欧洲多国陷入萧条、能源消费受到明显抑制的原因。第三，近年来，欧洲天然气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场面。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能源大国明显加大了对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中亚国家也在努力提高产能，扩大出口，积极拓展与欧洲国家的天然气合作。此外，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乌克兰的“气改煤”战略等也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现实压力。

不久前，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完成了题为《2030年全球战略预测》的报告。这份报告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对世界经济走势进行了评估，同时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在2030年前的发展形态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评述。报告指出，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经济发展既有风险也有机遇。其主要风险在于：国家将继续保持以出口原材料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自身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替代能源的广泛使用导致国际市场对俄罗斯能源需求的下降，同时带来价格下跌；不能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和亚太一体化进程，俄罗斯日趋边缘化，金融和经济利益因此受到损害。主要机遇则在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迅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二次工业化；利用能源的天然优势进一步扩大与欧盟和亚太的一体化合作；参与地区性（欧盟和亚太）和全球性的“金融救济基金”组织；在出口构成发生创新型改变以及建立有效的国家金融体系的基础上，俄罗斯卢布逐步成为地区性的贸易和金融结算货币。⑩

由此可见，在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经济风险与机遇并存，能否取得理想的业绩关键取决于俄罗斯当局如何把握机遇、化解风险。

注释

维基百科：《历年世界前十大经济体GDP及所占世界经济比重列表（联合国数据）》，http：///wiki/。

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历年《俄罗斯统计年鉴》。

维基百科：《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列表（国际汇率）》，http：///wiki/。

[俄]伊戈尔・舒瓦洛夫：“新的增长模式”，《经济政策》，2012年4月。Игорь ШУВАЛОВ，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рика， апрель.

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所：《2007―2030年俄罗斯经济发展长期预测》。

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历年编制的《俄罗斯统计年鉴》。

索罗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代表团与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者座谈会上的讲话，2011年9月26日，莫斯科。

俄罗斯能源署：《到2035年前世界和俄罗斯能源发展预测》。Россйско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Агенство： Прогноз развития энергетики Мира и России до 2035 года. Москва 2012.

俄罗斯新闻社，2013年3月29日电：《俄官员：俄罗斯经济未来几年未必能实现5%的增长》，俄新网，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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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运用归纳法总结历史阶段性特征呢？下面，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看法。在运用归纳法总结历史阶段性特征时，需要做好以下三步：

第一步，分类梳理史实。

这是归纳的基础。因为史实浩如烟海，只有依据学习目的将具体史实进行归类整理，才可能进行第一步的研究。在总结历史阶段性特征时，归类整理的方法是，把同一时期、相同性质的重要史实排列在一起，或者按史实的基本分类（如政治类、经济类、思想文化类等）将同类重要史实排列在一起。例如，在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时，把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王室衰微、分封制崩溃等史实与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国变法运动等史实归于政治类；把铁器牛耕的使用推广、井田制的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经济的发展等史实归于经济类；把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等史实归于思想文化类。

第二步，分析得出每一类史实的本质特点。

任何一类史实或一个史实都有若干特点，为了最终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就要找出其本质的内容，分析得出其本质特点。仍以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为例，在分类梳理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经济上铁器、牛耕的使用和推广，井田制的瓦解，私田的出现，各国通过变法将封建土地私有制合法化进而推动经济繁荣发展等史实，总结出这一时期的经济特征：封建土地所有制代替了井田制，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可以根据政治上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进行变法确立封建制度等史实，总结出这一时期的政治特征：奴隶制瓦解，封建统治确立，上层建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思想文化上从百家争鸣到法家思想备受统治者推崇的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变化和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步，概括不同类史实的共同本质，或者通过分析不同类史实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阶段性特征或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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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济区的同质性和集聚性特征，区域经济可分为同质性经济区和异质性经济区或极化性经济区(陈秀山、张可云，2003)。随后，同质性和极化(集聚)性两种基本方法被许多国家在对经济区进行划分时采用。两相比较而言，以同质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区发展更具有竞争性(孙红玲，2012)，而以集聚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区发展则更需要加强以区域互补和合作为重要内容的区域合作。(一)同质性划分思想同质性划分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内部的一致性和外部的差异性。同质经济区依据区域之间的某一种或某一类经济活动、经济要素、经济问题等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进行划分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国民经济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是采用同质区域方法进行划分的同质区域经济。同质经济区的“匀质”特征具有相对性。例如，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中国国民经济可以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区域);在具体区划实践中，也按照发达程度将经济区域划分为发达经济区域和欠发达经济区域。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区域经济板块划分中，纵向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被广泛接受，国家分别针对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制定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政策，并产生良好政策效应，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同质区域的划分方法，在认识经济区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特点时，忽视了经济区域内实际存在的异质性，不能完全反映出区域的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联系性和内聚性。而且划分时往往照顾到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及地理空间连续性(杨开忠，姜玲，2010)。如果舍弃区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去关注区域内的差异性，那么区域内的经济板块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从整体上讲这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区域，属于同质区域。但事实上，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条件也是有较大空间差异的，有发展水平较高、集聚程度较强的城市经济板块，也有发展水平较低且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经济板块。因而，对同质经济区的“匀质区域”特征的理解不能绝对化。(二)集聚性划分思想极化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内在经济功能联系的经济区，是由若干互补性强的异质区域构成、在功能上联系紧密的经济集聚区。极化经济区是以在某种区域的共同利益和集团意识基础上所形成的内聚力作用而形成的，由经济中心、经济网络和经济腹地等要素构成(刘本盛，2009)，对这种区域进行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组成极化区各部分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因此，它强调的是区域内事物的相互联系性和内聚力，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结构(郝寿义，安虎森，1999):极化经济区的区域内各组成部分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即不同行业按其内在的相关性共占同一区位而相邻、相互影响，以至共同发展，具有一种在共同利益或系统基础上形成的内聚力。极化经济区具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空间过程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从空间状态来看，则表现为生产要素流动所形成的经济集聚核心和经济扩散点(聂华林、王成勇，2006)。极化经济区形成的关键机制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主体的自组织行为过程中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综上所述，两种经济区划分思想都具有各自的适用性和合理性，应根据国民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需求来确定。经济区划不是目的，而仅是识别特定经济区域、制定相应的差异化区域政策的必要手段，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发展目标的战略需要而加以调整。

二、中国国民经济的空间结构特征

在生产要素区域流动基础上，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关联日益深化，区际经济联系模式也不断演化，形成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最终表现为经济空间结构的规律性特征。考察我国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特征，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联动模式加以识别，进而为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制定奠定基础。城市经济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空间(李郇，徐现祥，2011)，选择城市经济作为考察基本空间单位，分别从人均GDP、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及区域发展度等4个指标加以分析(如图1－4所示)，国民经济空间结构呈现人口、经济等的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与规律性，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呈现出空间组团化趋势。第一，三大极核区域已经形成。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与环渤海城市群已经成长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三个核心“牵引空间”，不仅是经济重心区域，也是要素集聚中心、经济集聚中心与创新中心，是牵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动力核”。第二，核心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已逐渐显现。区域联动发展过程中，距离衰减效应显现，临近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快于距离稍远区域。随着极核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产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过程形成的产业扩散日益加强，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引领各区域经济板块式演进。这一产业升级过程与区域比较优势变化相协同，从而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林毅夫，2012)。这一过程更多依赖的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关联关系基础之上的。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成为推动空间联系及相互作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经济自组织机制的宏观表现是区际发展的空间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尤其在一国内部，区域的相互作用强度日益增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在空间取向、强度变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规律性。由于区域主体消费者及企业，其空间流动的规模往往受到一定约束条件的限制，如空间距离、转移成本、适应成本、政策引力等等，在其空间取向、转移规模上往往具有一定的空间特征，形成毗邻效应，即空间位置靠近的区域之间更易于成为相互作用的方向，相互作用的强度往往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这就是很多学者由实证研究得出的“距离衰减率”。获取经济相互依赖和增长传递在一经济系统内运行的渠道，最好的方式是研究跨区组织的空间结构(Pred，1976)，如企业跨区域组织生产行为的空间结构等。第三，依托重要交通干线，形成经济扩散通道。通过城市群内部交通网络连通整个城市群，通过城市群间网络连通全国(程前昌，2013)，形成以城市群为发展核心，沿交通干线溢出格局，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有效融合。中国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又一典型特征是城市群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无论是沿海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还是中部的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等，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牵引空间”，在人口、经济集聚力日益提高的同时，其规模效应产生的增长极作用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战略核心作用。城市群经济区是城市经济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形式。城市群中的每一个城市通过生产、流通方面的协作和合作，形成城市经济板块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城市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城市群经济区的内在经济联系得到增强，尤其是城市群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制度创新不断取得突破，从而不断深化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例如，长三角经济区中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强化，推动着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就是城市群经济区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例证。通过重要的交通干线连接作用，构成城市间、城市群间空间经济联系的要素流通道基础，如横向的新亚欧大陆桥快速交通束(主要由铁路、高速公路构成)、长江快速交通束及纵向的京沪、京广、京九快速交通束等形成的网络化、现代化交通体系，在我国沿海－内陆城市群间形成有力的空间经济联系基础，为增长传递的实现提供了通道，也为空间协调发展的实现提供了支撑。综上所述，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已呈现出区域城市化、城市集群化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制定相应区域经济空间管治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

在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特征考察基础上，调整区域规划战略思想，破除行政区域经济发展思维的制约，以区域联动发展为纽带，遵循集聚性经济区划思想，重塑中国经济区划，将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为“三大泛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泛珠三角经济区与泛环渤海经济区，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泛经济区是经济区的特殊形式，是具有极核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的区域板块。中国国民经济已经或正在形成“泛珠三角”(泛珠江三角洲)、“泛环渤海”和“泛长三角”(泛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等，这些泛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中国区域规划与管治向着更广域化的方向发展(方创琳，2007)。泛经济区极核区与其经济腹地的内在联系日益增强，区域合作及其一体化发展的程度日益加深，区域治理、区域政府等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日益拓展。从这种意义上说，泛经济区是具有内在的经济区性质和“宽泛”外延特征的极化经济区。按照区域经济的横向集聚性或异质性划分要求，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是极核区，三大极核区各自的极化和辐射区是经济腹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与其各自的经济腹地构成泛珠三角区、泛长三角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因此，“三大泛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极化经济区。(一)“三大泛经济区”的空间范围界定(见图5)珠三角经济区率先提出建立极化经济区即构建“泛珠三角‘9+2’模式”的战略设想。泛珠三角经济区由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等14个城市经济板块为经济极核区，以厦、漳、泉等福建沿海岸城市经济板块为副中心，极化和辐射带动粤、闽、琼、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黔、滇等珠江流域经济带的省、市、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经济板块组成。泛长三角经济区由长三角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组成。以“22城市”、“一市两省”内涵的长三角为极核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牵引”着长三角经济腹地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化。以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主要为陇海－兰新经济带)为“动力轴”，极化和辐射的苏、浙、皖、豫、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渝、川、陕(部分城市)、甘、青、藏、新等省(市、区)域经济板块组成(朱舜，2009)，具有“一极两带”空间结构的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举足轻重的极化经济区之一。泛环渤海经济区，即以环渤海城市群为区域经济中心并连接黄河下游区域和华北、东北平原腹地的经济区，主要包括京、津、辽、鲁、冀、晋、陕(部分城市)、吉、黑、蒙、宁等省(市、县)域经济区，形成以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大连等构成的环渤海城市群为增长极的大扇形经济区板块。从整体上看，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现有人口、经济规模和政府财力都接近，因而无论是总量指标还是人均指标，“三大泛经济区”基本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孙红玲，2005)。概括地说，极化经济区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类型。发展程度不同的增长极总是极化和辐射着一定的经济腹地。因此，从空间经济意义上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不具有同质经济区的特征;从内在经济联系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板块是快速发展的极化经济区，因而“三大泛经济区”由具有极化经济区特征的极核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组成。(二)“三大泛经济区”划分意义1.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特征相协调。“三大泛经济区”的形成是区域经济空间关联与相互依赖的结果，以三大核心区域港口群及区际快速交通网络形成的要素流为物质基础，在核心区与腹地区间形成紧密的空间经济联系，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推动着核心区与腹地区间的极化与辐射作用的发挥，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显示出明显的极化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梯度特征，从整体层面来看，一方面存在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和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以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西安以西部分及与之相连接的青藏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基础交通束形成的经济带及其极化和辐射区域)。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还不具有长三角经济腹地的特征。随着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的快速发展，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与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必然增强。长三角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与日俱增，形成极化－腹地区，即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长三角经济腹地不是具有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而是受“一极两带”极化和辐射的经济腹地。另一方面，长三角经济腹地中有类似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例如，皖江、环鄱阳湖、长株潭、武汉、成渝、东陇海(淮海经济区)、中原、西安等城市群，是次一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核心区域。泛珠三角与泛渤海经济区亦具有类似层次特征，形成多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2.与劳动力等要素空间关联模式相协调。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空间流动取向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交通便捷度、社会资本等，中国目前已基本形成要素流动的板块化，表现为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不同发展阶段城乡间、城市群间形成较密集的劳动力流、资本流、商品流、资源流、技术扩散等，要素空间配置模式不断随经济发展演化，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自组织过程，且不断自我强化。以劳动力流动为例，皖、豫、鄂、湘、川等人口流出构成中，相当比例流向长三角经济区，而长三角经济区的资本、技术等要素也成为推动经济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不但反映了现实中要素空间关联模式，而且通过区划与合作网络的协同，为各区域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集成奠定了基础。3.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在保持市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基础上，充分考虑城市经济辐射形成的集聚区特征，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经济区划的基本单位，实现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并不追求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而是以城市经济发展空间关联模式作为识别基础。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与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及城市群竞争力之比较。城市经济活力的增强、经济实力的提升，推动行政区域经济下较固化的行政等级系统管理模式不断演化，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一过程正是经济区域经济不断形成发展的过程，将有力破除行政区划刚性约束作用产生的消极影响。4.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耦合。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具有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可以使中、西部拥有内在联系的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腹地也是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空间结构扩展的必然要求。区域经济板块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加强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推动经济腹地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和落户，使“三农”问题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得到解决。以城市群协同发展为战略取向的“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集聚与扩散机制作用下，形成空间关联基础上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关系，在城乡间、城市间、城市群之间，以及由城市群空间关联形成的区域间，不断深化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耦合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群之间横向合作联系的加强，更有利于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避免低水平竞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三)“三大泛经济区”与“三大经济地带”的比较中国国民经济纵向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和横向划分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泛环渤海三大泛经济区在空间结构、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1.经济区空间结构差异。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由各自起龙头作用的经济极核区和广阔的经济腹地构成，是有内在经济联系和协调发展机制的极化经济区。从整体上看，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同质经济区特征十分明显，与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差异十分显著。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从整体上看属于异质经济区，各经济区内部表现为异质性或集聚性;东、中、西部经济地带内部表现为同质性。这就说明，在纵向划分的三大经济地带的同一个大经济地带板块内，经济同质性就意味着更多的竞争，而异质经济要素和资源的互补性又不在同一个大经济地带;在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空间结构中，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的异质性和互补性是在同一个大经济区板块内，因而有利于协调经济极核区与经济腹地的分工与合作，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的基础上，推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指向优化方向演化。2.协同发展机制差异。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缺失增强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区域经济核心实力主要表现为产业规模优势、企业群体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而这些优势又取决于区域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程度和范围。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割裂了东部沿海区域资本、技术优势与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优势的互补关系，造成东部资本、技术要素和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要素空间异质特征难以协同，环境资源利益补偿机制缺失，核心城市群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不利于区域经济整合(张子云、于武、杨柏，2007)，难以保证经济要素高效使用和升级换代，使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并没有实现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预期。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本质是具有拓展横向经济分工与合作内在联系的经济区，具有人流、物流、资本流等内在联系机制，一体化运行从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提升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的“驱动力”，具备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三大泛经济区中的东部经济极核区拥有广阔经济腹地，不仅使经济腹地能更好地接受沿海经济极核区的辐射和带动，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要素的有序流动，沿海城市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和腹地空间，从而使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沿海大城市群得到更大发展。

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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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矿产资源；系统特征尺度；精益战略；临界战略；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144-0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基本上是建立在粗放式的规模增长基础之上，建立在对矿产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基础之上。这种增长方式的结果，必然导致矿产资源供应的瓶颈约束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重大的转型时期，一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由资源消耗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二是以结构性调整为基础的由初级产品生产向精深加工产品生产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变。而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对矿产资源的消费结构和数量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如何审时度势，确定科学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战略，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1 对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内涵的理解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得到的经验总结，是人类重新认识和审视自身发展与生态系统关系的结晶。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相继制定和开始实施符合本国或本地区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然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应基础之上的，而矿产资源又具有现实的可耗竭性和不可再生性，因而，如何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有关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各个方面、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开展了深入广泛的研究［1］。但就如何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侧重于矿产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探求矿产资源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和途径。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基于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为了满足后代人实现其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要求，这些研究成果或者追求矿产资源代际配置的社会福利最大化［3］，或者探求矿产资源耗减量与可更新资源补偿量的动态平衡等［4］［5］，实质上都是解决有限资源在人类社会发展时间维度上的合理配置问题。第二种是侧重于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应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基于矿产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功能，探究不可再生的、有限的矿产资源如何实现持续供应，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7］。解决的途径或者是扩大供应范围的开源模式(如全球资源战略)，或者是集约高效利用现有资源的节流模式(如资源开发利用的集约化战略)。笔者认为，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局限性，那就是将矿产资源和社会经济作为两个独立的对象来看待，立足于矿产资源的静态有限性，来解决经济发展的动态持续性问题。过多地关注于矿产资源的可耗竭性和不可再生性，忽视了矿产资源系统内涵和结构上的发展演变性。事实上，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身就包含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利用的可持续性。因而，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同阶段的矿产资源需求要求相适应，矿产资源系统的结构和内涵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的(即矿产资源的发展属性)，正是矿产资源系统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时间纬度上的发展演变属性，才使得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也使得矿产资源系统本身存在着可持续性的可能性。因此，探究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第一，必须紧密结合地区产业构成及其未来的发展态势，不能就资源来谈资源；第二，必须从动态发展的观念来理解和考察矿产资源的构成和内涵的发展与变化，即必须强调发展的思想；第三，必须从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思想来认识矿产资源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性。这样，探究一定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就是要在全面分析和研究地区矿产资源系统发展演变特征和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地区矿产资源系统的稳定高效运行和更替升级问题。

2 矿产资源的系统特征尺度及临界演进规律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事物或过程组成的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统一体，它反映了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本质特征，不同的事物表现出不同的系统属性。系统特征尺度是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特征时间尺度和特征空间尺度的统称。所谓特征时间尺度，是指能够体现系统本质变化的最短时间跨度；与特征时间尺度相对应的空间范围被称为特征空间尺度。系统特征尺度定义中的关键是“本质特征”，这一“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标志，系统特征尺度反映了系统在保持其特定本质特征状态下的时空范围。同时，系统又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当客观事物的发展演化发生了质变时，标志着事物性质的根本变化，表现为系统特征的根本变化，即系统的临界状态变化。“临界”的概念最早源于物理学，意思是说，对于一个物理系统，其性质随着物理参数的变化而变化，当物理参数达到或超过某一阀值时，物理性质将发生突变，超导现象就是典型的临界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Prigogine)在研究非线性热力学系统时发展出了一套从混沌到有序的科学理论，其核心思想之一就是系统在临界分叉点上的选择［8］。

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的矿产资源具有明显的系统特征。研究表明，一国家或一定区域随着工业化发展的不同进程，对矿产资源的消费和需求强度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即矿产资源的系统特征时间尺度。在某一特定的特征时间尺度范围内，矿产资源的消费呈现出一种倒“U”字型分布，其变化过程由初始、增长、成熟和衰落四个阶段组成。这种对矿产资源消费强度的阶段划分与地区工业化发展过程的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大体相适应(见图1)。矿产资源消费需求的这一发展变化特征，表现出矿产资源系统在保持其特定资源消费结构状态下，一个完整的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的发展演化过程［9］。

区域矿产资源系统不仅表现为特定系统性质特征时间尺度范围内的消费需求变化规律，从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考察，矿产资源系统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平衡特征。当控制参数达到某一阀值λ0时，系统将发生分叉，系统在分叉点上所面临的选择可能很多，但总体上可以划分为新资源结构(机会型或可持续性分支)、混合资源结构(波动性分支)和原资源结构(危机型或不可持续性分支)(见图2)。矿产资源系统在分叉点上具体选择哪一个分支取决于系统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偏好和对未来的预期。

上述矿产资源系统通过临界点选择实现的系统更替与演进规律，已被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矿产资源消费结构的现实演变过程所证实。根据世界上不同地区工业化发展对矿产资源投入大规模开发的先后，区域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的矿产资源消费结构大体上划分为三大基本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各自的主导矿种。具体类型划分及代表金属与能源矿种为：①传统类型-主导矿种有煤、铁、铜、铅、锡等矿种；②现代类型-主导矿种有石油及天然气、铝、铬、锰、镍、钒等矿种；③新型类型-主导矿种有铀、钴、锗、铂、稀土元素以及钛等矿种。由此形成了传统矿产资源系统、现代矿产资源系统和新型矿产资源系统在社会经济发展时间维度上的依次叠瓦状更替与演进规律(见图3)。

由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特征尺度及其临界演进规律可知，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存在着两种时间尺度上的含义。一种是某一特定矿产资源结构基础上，在其系统特征尺度时间范围内的可持续性；另一种是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建立在系统临界点上及时科学的系统选择与更替上的可持续性，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真正内涵是这两种可持续性的综合。因此，建立在上述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内涵基础上，研究区域未来一定时期矿产资源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由此来规划和确定本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和对策，必须首先准确判断地区所处的系统特征状态，是处于某一系统特征尺度内的缓慢演进状态，还是处于系统发展演化的临界状态，才能对未来本地区矿产资源消费需求态势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确定不同的战略规划和对策，即矿产资源系统特征尺度内的精益战略选择和矿产资源系统的临界战略选择。

3 基于系统特征尺度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精益战略选择

当矿产资源系统演化处于远离临界点的稳定状态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矿产资源需求处于某一特定资源需求结构基础上相对缓慢的量变过程。此时，如果从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特征时间尺度内某一时间点截面来观察系统运行特征，区域矿产资源系统是地区空间范围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加工、利用等环节和过程构成的复杂大系统。按照其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差异，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矿产资源勘查、矿产资源采选、矿产资源加工和矿产资源利用四个次一级的子系统，这四个子系统之间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用关系(见图4)。一方面，四个子系统相互依从，没有前一个环节的作用，后一个环节将无法进行。随着矿产资源勘查、采选、加工和利用的不断深入，前一个环节构成了后一个环节的前提和基础。区域矿产资源的现实可供量，是由其中最薄弱环节上的生产能力和水平决定的；另一方面，后一环节对前面的环节具有很强的反作用。如果后一环节的资源利用不合理，会造成资源浪费，加重以前环节的工作强度。正是区域矿产资源系统各环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构成了整个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本质特征。

由图中可以看出，在系统时间尺度范围内的任一时间点上，区域矿产资源系统均表现为相同的系统作用要素构成，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即系统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各个作用要素的作用强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在系统运行的初始期和增长期，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对本地区现有资源储量的大量消耗，其它作用因素影响程度较小；当系统逐步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加工深度的加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等环节的技术进步，表现为矿产资源系统开源要素(包括：发现新的矿产资源、开发替代资源、非资源的资源化、矿产品进口、国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和节流要素(包括：提高资源的加工深度、提高矿产资源的采选回收率、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矿产资源、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等)作用强度的增大，实现了对地区原有资源储量消耗强度的降低，从而构成了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的波状运行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则必须保证系统输入和输出的动态平衡。根本的选择在于以技术进步为标志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精益战略的选择与实施。通过矿产资源系统勘查、采选、加工和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增加资源的有效存量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10］［11］，从提高矿产资源开源与节流各个要素的精益程度来保证一定时期内，系统的输入应大于或至少等于系统的输出。鉴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由于充分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以及发达国家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的输入，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和步伐在明显加快，矿产资源系统特征时间尺度明显变短，使得矿产资源消费强度的曲线分布区间变窄，对矿产资源需求强度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表现为短期内对矿产资源消耗需求量的大幅度增长，使得一定时期内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系统自身的供应能力和区域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供应和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如我国目前出现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因此，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资源勘查、加工、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全面实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精益战略，切实提高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和技术贡献率，才能实现资源供应、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实现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 矿产资源系统演变状态的临界战略选择

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既包含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量变意义上的持续性，又包含不同资源消费结构系统演化质变意义上的持续性，是通过系统不断量变和质变的循环往复演化过程来实现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而这一过程的另一关键点就在于系统远离平衡态时临界战略的正确选择。

矿产资源系统的临界状态和分叉点类型与控制参数密切相关。在构建矿产资源系统模型时，环境对系统的影响就表现为参数。矿产资源系统的环境发生变化(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地区产业结构对矿产资源的消费构成发生了变化)就导致控制参数发生变化。环境对矿产资源系统的非平衡约束能够使隐藏在系统非线性特征之中的复杂动力学行为充分展现出来，使矿产资源系统远离平衡态，出现临界状态和分叉行为。此时，对于矿产资源系统发展的战略选择来说，客观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战略选择。第一类是新资源结构战略，即机会型或可持续性战略。这一战略选择随着地区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适时地实现了矿产资源构成结构的转变，由传统类型的资源结构转移到现代类型的资源结构，再到新型类型的资源结构等，从而保证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实现了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见图5)。如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不但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在能源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先后经历了柴薪为主阶段、煤炭为主阶段、石油和天然气为主阶段，以及未来的核电为主阶段、太阳能及风能为主阶段等。能源系统结构的演变与更替，向人们展示了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实远景。第二类是混合资源结构战略，即波动性分支战略。本战略选择基于地区的资源基础特征，采用了旧资源结构与部分新资源结构的结合，由于区域资源与经济结构的不适应，造成经济发展受到资源供应的制约，表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代价增大。第三类是原有资源结构战略，即危机型或不可持续性分支战略。本战略选择往往过分地强调本地区原有的资源优势，没有及时地实现资源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转换，基于特定类型资源自身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表现出地区矿产资源系统资源供应能力的不足。

5 结 论

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关键的问题在于“发展”，在于地区矿产资源系统的结构和内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需要不断地演变和更新。这一可持续发展过程依赖于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矿产资源供应和消费产业链运行中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精益战略选择和实施。可通过矿产资源系统勘查、采选、加工和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增加资源的有效存量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提高矿产资源开源与节流各个要素的精益程度来保证一定时期内，系统的输入应大于或至少等于系统的输出。这一可持续发展过程还取决于矿产资源系统演化更替过程中临界战略的及时选择与正确实现。矿产资源系统的临界状态和分叉点类型与控制参数密切相关，对于矿产资源系统发展的战略选择来说，客观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新资源结构战略，是机会型或可持续性战略；第二类是混合资源结构战略，是波动性分支战略；第三类是原有资源结构战略，是危机型或不可持续性分支战略。当前我国面临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根本的原因不是资源的供应能力不足，而是产业技术落后及资源低水平利用造成的需求压力和环境负荷。现实的解决途径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进步。因此，实现区域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在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条件下精益战略选择和临界战略选择的循环往复和有机结合。纵向上实现资源供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横向上满足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不突破生态环境的承载水平，并随着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要求，及时地完成资源结构的更替与变迁，从而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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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目前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呈现严重的错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一是某些经典理论观点明显地不适应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现实;二是许多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在许多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方面，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强势发展相比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国内经济学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西主马微”局面，同日益走向中心地带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声弱势微，并日益被边缘化。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发展缓慢，主要表现为目前仍然坚持某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经久不变的分析方法、教条僵化的传统观点以及始终不变的理论范式，因之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陈旧化特征:观点旧、方法旧和形式旧。这种陈旧化特征，一方面严重抑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严重落后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始终严格地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客观事实为根据，而社会生产方式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近一百多年来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以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为科学基础，而经济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与创新之中，近一百多年来这种发展与创新的速度和深度也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经济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明显加快，我国改革开放、体制转轨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与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人类社会新的历史时代和经济学新的历史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在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分析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借鉴现代经济学的新成果，不断扩展新视野，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构建新范式，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创新的必要性

(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17由于“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1]489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成熟。这个时代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发育成熟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既确立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科学的基本原理，也提出了适应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特征的具体结论。从其理论特征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是适应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暴力革命理论”。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摆脱其古典形态而步入现代形态阶段，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现出了许许多多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即生产技术信息化、生产组织网络化、经济“计划化”、资本社会化、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和社会“和谐化”等。所有这些，就使得原本以私有制、市场调节和两极分化、社会对抗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发生自我扬弃而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是表现出了许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大量新特征，即经济市场化、生产要素个人化、生产经营分散化、收入分配差别化和社会分层化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某些具体结论已经明显地不适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所提出的理论挑战。如果不顾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仍然固守并僵化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多年前关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论断，那就既不可能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与本质，更不能揭示与把握当代资本主展的规律，也不可能对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现象及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阐释与说明，更不能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起指导及推动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必须现代化，否则，它就会作为已经过时的“昨天的理论”

而被抛弃。我们应当摈弃以往那种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结论而脱离现代社会现实的教条主义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对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作出科学的解释，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时代特征来看，当今世界一方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竞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正确认识与处理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在向着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发展，资本国际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化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20世纪的发展给世界留下许多灾难性问题，如人口激增、失业与贫困、环境污染、毒品蔓延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它们向理论提出了挑战。不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必须面向世界、面对现实，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寻求科答案。21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和大趋势。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适应这个新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现代化。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的提，是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特征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的实践分不开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条件。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包括其科学形式上的现代化，更包括其内容、方法的拓展与理论、体系的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1)透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与新矛盾，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规定与运动规律，为促进发达国家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2)指导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俄罗斯、东欧等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变化的原因、现行制度形态、演变趋势、变革的道路模式提供科学的说明与指导。(3)指导中国市场化经济转轨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从而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

(二)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方法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现代化，不仅18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理论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通过对“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的分析，古典经济学奠定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构成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把制度、人的偏好、企业组织形式及技术水平等容易变化的因素统统看作外生变量，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四是广泛应用数学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哲学作为经验主义的现代形式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是关于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理论挑战:一是其“科学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高度数学化和十分精细刻画的科学形式，从分析方法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定性研究和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似乎成为一种“粗糙”的理论。二是其“现实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个人所面临的市场经济现象出发，具体地分析个人、厂商的经济活动，描述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很现实的理论。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主要研究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而远离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似乎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论。三是其“有用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具体分析支配人们经济行为的客规律和主观规则，提出具体的经济政策与对策建议，因而成为一种有用的经济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与发展规律，预示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方向，而这些似乎与人们日常经济生活毫无关系。这样，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似乎成为一种“不科学”、“不现实”和“毫无用处”的经济学理论。这不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势微力衰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必须迎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在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等方面有新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更大、更直接的作用。

(三)迎接现代经济学发展新潮流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

社会科学是应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仅解释说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的现象，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方针、对策。当资本经历了原始积累，在国家政府的扶持下成长起来以后，它需要自由主义的政策环境。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它着力阐述资本主义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源于近代功利主义“个人权利至上”的哲学原则，认为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由于社会利益是每个人的利益总和，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自然地得到增进。因此，在斯密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一种天然的融合。在此之后，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一直是评论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点和缺点，并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适合的体制和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增长繁荣的体制和结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发展。然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里，却学与政治学分道扬镳的时代，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着重于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分析。1890年，马歇尔综合各派的观点，在《经济学原理》中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和政治脱离，原本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变成了“经济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并且，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完全成为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计算的“生意经”，完全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19完全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唯利是图的计算技术。这样，就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从而成为一种既不涉及道德问题、也不对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做道德判断的“不道德的”的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融入研究和知识生活内涵的努力，抛开政治因素而单纯地研究经济问题。这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很不充分，对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的理解也不深刻，所以很难全面理

解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这些缺陷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尽管在理论建构和实践运用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必然导致其本身出现危机并走向衰落。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界悄然兴起了一股新政治经济学潮流。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时代的针对性，更以其综合性、创新性的特点，把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纳入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包容了政治、法律、文化、历史、习俗等超经济因素，揭示制度要确保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自由，以便改变资源的配置状况，甚至改变资源的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反映了人类对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创新的浪潮。[2]在上述背景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新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什、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西方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过程，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于经济的至关重要的影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主要有公共选择派、制度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这种新型经济学之所以命名为“新治经济学”，是因为它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新肯定，它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色是把经济结构的历史与制度分析和经济主体的理性分析结合在一起，从而超越了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

化的思维定式。新政治经济学有四大特色，涉及四个领域。一是它的研究类型或研究取向，二是它的研究对象，三是它的研究内容，四是它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的经济学和单纯的政治学无法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需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因为政治和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问题无法脱离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过程也无时无刻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政治过程的动因与目的也可归结为经济利益，是经济活动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其“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其“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从总体上来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要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要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于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从研究对象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以物质福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新政治经济学则以权利配置为研究对象、以自由权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如何得到。其中，“得到什么”的问题就是福利经济理论所阐述的自由权利的经济目标问题;“得到多少”的问题就是权利配置，每个个人都平等地获得其相对应的经济权利以及如何通过放弃一定的个人权利以获得相应的公共权利来配置总体的权利。“如何得到”的问题则是公共选择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即如何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来分配人们的权利、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则来规范人们之间的权利交换，从而形成一定合作组织和合作秩序，实现各自的以及共同的利益。这样，新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就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其实质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较高的层面来看，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确立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这一基本制度结构构成了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从较具体的层面来看，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形成具体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这样，就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

20在研究方法上，新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科学的各种

研究方法加以整合，其研究方法既有对传统政治经济

学的继承又有在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创新。其研究方、法主要有:(1)制度—历史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经济时把基本制度作为内生的因素，在讨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特别关注由一定的制度给发展和变迁所制造和带来的障碍、刚性和机会，并在宏观层次上研究一定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对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存在、解体和转换的因素做出历史分析。

(2)数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对大量政治经济现象进行数据化归纳研究，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有用信息，归纳出政治经济系统的一般情况、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3)跨学科研究。新政治经济学尤其注重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充分利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中的相关材料，以使分析具有良好的开放性。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十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这种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融入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潮流，认真地研究与科学地吸收与综合新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等多方面进行拓展、创新，从而构建适应于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要实现现代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迎接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挑战而实现理论创新的要求，也是克服其自身的历史局限而创新发展的需要;既面临解决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外部竞争的压力的要求，也是消除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缺陷的需要;既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科学批判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潮流进行科学融合的需要。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摈弃某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当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提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理论观点;二是利用与借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形成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三是科学综合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构造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现实可行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范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定过，也从未曾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驳倒过;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其宏大的理论体系结构和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及它对人们经济利益关系和社会生产方式运动的内在、本质规律性的揭示而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大魅力和远大前途之所在。

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有两个方面:思想性和终极价值判断观念。所谓思想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满足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只回答事实如何，而是要思考社会经济生活深层次的问题，从而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透过经济现象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物化和异化的问题，努力寻找人类摆脱物化和异化从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性特质，表现出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与完全是在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上兜圈子的、作为“现象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经济学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透过现象而揭示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努力把现象分析与本质分析结合起来。所谓终极性价值判断是指在物质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从经济学范式的价值判断来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现世性价值判断观念，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不满足于此它的特点在于采用终极性价值判断导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性特质，表现出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切人文关怀，因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综合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现代经济学应当努力探讨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也要引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现世性价值判断方法，来分析市场运行机制和要素分配等具体问题，但它应该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对于人类自由的约束以及对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追求。其次，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整体性、长时段性的分析框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现代马克思经济学它们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这就是“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整体性。21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不是坚持学科的狭隘性和严格的学科内部形式逻辑一致性，而是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学科的限制，广泛地采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数学等等，这种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源于经济学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第二，长时段性。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是马歇尔奠定的均衡分析法，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法到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从单一均衡分析法到引入时间因素的动态分析法，它不能离开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横截面式”的精确解剖，这是均衡分析的优点，也是其缺点。马克思主义经一种长时段分析法。所谓长时段分析法，是指它超越了结构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找出其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进而找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最后，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作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与分析框架，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更科学地解释现代经济社会问题，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具有指导性。所谓指导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出经验主义经济学的束缚，在更高的视野和更深刻的内涵上对基本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等问题作出规范和定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长处不在于细致入微地刻画具体的经济运行机制，而是要通过对生产方式及其生产系或人们利益关系的经济学研究，对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并进一步提出指导性观点和走向未来社会的正确路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寻找一条如何从现实的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未来更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正确路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它无论对于分析现代社会经济问题还是科学地批判各种经济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在充分吸收18-19世纪所有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今天，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对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做出正确评价，确定其在现代经济学中所处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并对它们进行科学批判与综合，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完善其科学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全面地吸收马克思以后的20世纪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紧跟时展，成为21世纪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3]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应当是:面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形成一种积极吸收、不断创新、全面开放和科学综合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4]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一)克服传统经济理论背离科学轨道的教条主义错误，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即“苏联范式”，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旗帜但实质上是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和教条式的理解。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缺陷有二:一是它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二是它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方面，不问时间、地点、条件，不管客观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一概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绝不允许有半点创新与突破，否则就扣上“反马克思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帽子。从其世界观方面来看，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苏联范式”脱离本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根据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而主观地规定社会生产关系，根据人们加快建设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而人为改变生产关系，主张穷过渡，宣扬“集体至上”和“国家本位”的集权主义价值观。从其方法论方面来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片面倚重抽象法，偏爱规范研究，忽视实证研究;注重逻辑推演，忽视历史归纳;排斥对社会经济运行作实证的分析、动态的分析和定量的分析;重视经济制度分析，忽视经济运行分析;注重政府行为的研究，忽视个体行为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苏联范式”表面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一方面偏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从根本上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条化，完全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就必须摈弃“苏联范式”，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我们应当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科学方法论。一是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它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社会结构，把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各个同阶段上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在国家的层次上描述社会经济结构的活动，同时从22社会经济结构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的重要内容，是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基本因素。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二是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294这就是说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所在。具体说来，科学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基本原则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首先消除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和压迫，使人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消除旧的社会分工对人的奴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在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建立社会性的自由人联合体。三是应当摈弃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分析方法。坚持从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面对现实、反映现实，充分占有材料，采取对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方法;坚持辩证分析而不是机械推论的辩证方法，无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都应当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坚持客观地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矛盾分析方法，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趋势;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方法，坚持从其产生、发展以及被更高级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发展过程来分析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

(二)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藩篱，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要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就必须坚决地废弃斯大林的“教条范式”，自觉地把我们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挣脱来自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的羁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突破，提出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特征与时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现代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既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也分析了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特征。首先，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特征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条件、完全自发竞争的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为主体以雇佣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以及以资本家对工人的专制和完全占有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是资本家的财富和工人的贫困的两极的积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外壳，剥夺剥夺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具体结论，对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适用的、有效的，而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在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下，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那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问题上，应当摈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非此即彼”、完全排斥的错误观点，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部分质变，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亦此亦彼”之密切联系的新观点。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来看，现代资本主义同古典资本主义既有内在联系，又具有许多重大区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蒸汽机和机械化生产为主的生产技术条件、以机器体系和工厂制度为主的产组织条件已经转变为以自动化和信息化为主的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以公司制度和网络组织为主的现代生产组织条件，以自由竞争和经济危机为主要特征的古典市场经济已经转变为以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业主企业和垄断寡头以及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已经转变为以社会资本、法人资本、人力资本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资本家业主个人企业的家长制管理为主的专制式企业管理制度，已经转变为以职工参与管理和企业家主导作用为主要特征的参与制、专业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资本独占剩余价值和工人阶级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的剥削制度，已经转变为以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剩余和社会福利化为要特征的现代分配制度。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自我调节与自我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3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走向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会立刻灭亡，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以“炸毁”和“剥夺”的方式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扬弃性。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容及其特征，我们应当而且必须突破马克思的已有结论:(1)应当突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不会超越其自身界限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包含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已经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2)应当突破马克思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只能是“你死我活”、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革命飞跃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确立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而且正在向社会主义自我扬弃与和平发展的新观点。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实际，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还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清除那些照搬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提出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我国实际国情，我们应当在四个面突破那些照搬马克思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某些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一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大工厂”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看到，在我国

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社会化的生产组织还不可能是囊括全社会的“社会大工厂”，而只能是在企业和农户自主经营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化、产业化的社会化生产组织。因此，实行国家经营的范围还不宜过大，国有资本退出一些部门和企业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在实践上，应当坚决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十六大精神，积极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缩小国有经济存在的范围，减少国有经济存在的领域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后，国有经济一般只应在四大领域中存在，即在自然垄断行业、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企业中应继续实行国有制，并实行国有国营或国家控股经营。为此，除了一些中小企业实行出售改变为非公有制经济外，相当大一部分国有企业应当以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等形式实行改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二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产品———计划经济”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明确认识到，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资源配置的自觉性与社会性还不可能通过直接的产品生产和全面的计划经济这一具体形式来实现，应当而且必然要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调节这一新的形式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当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全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努力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全面地进行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全面市场化的体制转轨和制度创新，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三是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社

会所有制”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重大理论创新。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必须克服以“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教条化观点，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特征的理论基础上，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精神，确立以劳动者股份制作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新观点，从而推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重大变革，确立市场型的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四是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应当看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完全是以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和全面的产品———计划经济为制度基础和体制条件的，它同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三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支撑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在我国现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特色社24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和分配制度的创新。具体说来，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平等性(按同一尺度进行分配)和效率性(按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进行分配)等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观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确立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分配制度的理论创新，明确提出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新观点，在实践中全面推进我国分配制度的深刻变革，逐步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一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按生产要素分配既符合我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本质特征，应当而且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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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总量结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内涵及其规律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分别作为两个子系统，通过两个子系统的有效运转，其内部要素的数量和结构均衡搭配，最终实现整个系统的最大化经济利益状态，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从本质上来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并非静态、局部的发展观察，而是要进行深度、动态考量的过程。两者之协调关系，并不单纯取决于总量关系，还要考察其内部结构的关联程度与耦合性。因为即使两者的总量比例相当，但内部要素发展不均衡，也会造成两个子系统的不协调发展。从理论性而言，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考察，要细致入微，从供求两个方面入手。供给方面，实体经济的产出并不具备充分弹性，更多的取决于定量的劳动力、资金与其他生产要素；需求角度，实体经济具有连续性与稳定性，存在边际效益的递减效果。整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借助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两个方面表现，即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物价水平的稳定性。一旦存在经济指标的大幅度波动或居民收入减少的情况，则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体现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协调。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

第一，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所依托的基础。从本质上而言，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为特征的价值体系。虚拟经济自身无法创造实际的利润价值，其存在的意义主要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分散其风险，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需求。追溯虚拟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虚拟资产诞生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例如股份公司与股票的出现、债券与金融衍生品等工具。在虚拟资产规模扩张的形势下，效规避了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客观而言，虚拟经济并不创造价值，但通过虚拟资产价格波动，将会影响到实体经济发展，在虚拟经济中的资本化财产重新分配，也将由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来决定。第二，适度的虚拟经济发展，会促进实体经济进步。基于适度基础上，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存在着资源配置调节作用。虚拟资产在资本化定价基础上，与实体资产的增长模式不同，其价格更多依托于市场预期，不存在边际收益的递减规律约束与投资成本限制。简而言之，市场需求旺盛则会无限积累虚拟资产，直至出现资产泡沫及其破裂。在此理论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适度规模比例，保持两者的协调性，并不因为某一方的剧烈波动，导致另一方发展功能失效。根据研究发现，基于适度发展原则下，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表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虚拟经济会向实体经济提供其发展所需的融通资金。以经济发达国家为例，其实体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大都离不开债券、股票及其他虚拟资产的融资支持，尤其在新兴科技、新能源与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融资需求越大，风险越高，单一化的实体经济主体难以承担市场风险与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而在虚拟资产的风险分散下，为新产业发展提供了规模性的融资支持。与此同时，在良好的虚拟经济体系表现下，可以有效准确地呈现市场信息，助力实体经济的产业优化与升级；另一方面是分散市场风险，简单来说，就是采用多样化的虚拟资产，为实体经济提供多样化的规避风险途径与工具。举例说明，在股票与债券发行的背景下，企业与公司的风险便得到了分散与转嫁，众多股东与单个投资者的风险不再集中且相对可控。诸如此类的金融衍生工具，让传统金融资产的风险也得到了更优质化的分配与重新组合，再次保障了其规避风险的作用和价值。第三，虚拟经济独立运行规律日益明显。互联网时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虚拟资产的膨胀性扩及全球范围，随着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与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在资本定价基础上，虚拟资产的自我增值和积累运行规律越加独特，其自我机制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加强。第四，虚拟经济的不同发展模式，会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不同影响。受金融体系、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影响，在不同国家的虚拟经济差异性特征表现下，则会形成不同虚拟经济发展模式，例如英美以虚拟经济为主导的“需求追随”特征模式；日德以“供给领先”为特征的虚拟经济发展模式；再比如发展中国家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等发展模式。不同的虚拟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其风险分散、信息产生于传导等特征不同，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用效果也会存在差异性的表现。

二、总量视角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与实体经济成本加成定价的方式不同，虚拟经济的价格决定机制主要由虚拟资产的未来资本化收入流决定，即虚拟经济的价格决定机制，是以心理预期等要素为支撑的价格体系。从本质上而言，虚拟资产与实体资产的根本差别就是资本化的表现。在市场交易机制中，虚拟资产的特征表现为价值符号特征与实体资产依托特征。基于国民账户核算体系，包括金融衍生品与股票、基金、其他有价证券等，均可划分为虚拟资产范畴。除了房地产与金融资产之外，虚拟资产构成还包括艺术品与知识产权等。对虚拟经济进行规模测度，需要从流量与存量两个角度入手，前者是某段时期虚拟经济部门交易规模的反映，后者是虚拟经济结存规模的表现。刘林川（2014）研究表明，随着宏观经济波动，虚拟资产总量指标也会呈现明显波动特征，且波动走向受国家宏观政策与制度影响尤为明显。在实体经济总量测度方面，刘林川采用了MPS与SNA转化的方法，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测算发现，基于总量视角下，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系统间各指标关联度较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重点、协调性发展与关联程度，均在不同经济阶段存在不同特征表现。基于总量视角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还可以从金融业、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来进行观察。一方面，当前实体经济的发展所拥有的资金存量，难以满足其产业或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量。所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实体经济产业或企业必须向多元化与高精尖技术化方向发展，并需要有大量资金作为支持。目前国内的实体经济虽然有相互拆借的融资方式，然而依旧难以解决资金不足的情况，不利于实体经济产业的整体持续发展。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产业通过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的方式，将有力推动实体经济快速与稳定的发展。根据原银监会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分别在2015年、2016年为实体经济产业或企业注入7.82万亿元、8.31万亿元资金，为实体经济在供给侧改革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进程中，银行的资金支持也难以在很短的时间为企业提供实时帮助。与此同时，银行借贷还会给企业造成较重的还本付息压力。在此背景下，一些实力较强的企业开始寻求新的资金支持，即通过上市融资的方式，在短时间内获取无需偿还本息的发展需求资金、资本。

三、结构视角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结构视角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部结构，决定了两者的协调发展情况。作为虚拟资产的重要部分，金融资产与金融市场的结构关系密切，在不同金融发展模式特点下，虚拟经济与金融资产结构关系有所不同。不同金融发展模式的资产构成不同，例如在银行主导型虚拟经济发展模式下，银行作为全能型金融服务机构，其经营范围涵盖广泛，且在部分国家大型银行、国有银行或财团，将直接决定市场经济的走势。基于不确定性资本市场环境下，由于交易效率、信息产生模式与风险传导机制的差异，不同虚拟经济发展模式会对实体经济的增长与稳定性影响产生差异。从实体经济增长角度来说，金融部门资源配置功能的表现，将直接决定实体经济发展的稳定性。Merton和Bodie、刘林川等人的研究中，分别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大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模式的差异性特征，及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效果。在企业微观治理结构方面，从当下国内企业的发展潮流来看，包括阿里巴巴和华为等知名企业，都在跟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最新发展趋势，采取多元化股权和员工持股的方式，来顺应市场的需求和发展的需要。多元化的股权体系构建，允许非金融企业参与，吸收新股东，不仅可以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且还有利于强化经营管理体系。员工持股的方式，不仅可以调动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将职工和企业融合在了一起，而且还有助于构建现代化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现代化的治理模式下，市场主导型公司治理结构将会借助金融市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在产业结构化中观层面而言，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将推动对外贸易市场结构的高层次转化，促进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二者相得益彰。学者Dollar和Balassa通过研究发现，出口贸易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Lee等通过研究表明，进口资本产品可提升国家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通过选取马来西亚的对外贸易发展相关数据，Milner团队在研究中得出结论，即相较于初级产品而言，制成品出口对GDP的影响更为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国际间产业转移现象越来越明显，且产生了国家性梯度转移。例如英美等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其新兴产业的兴起，均源自于实体产业与虚拟产业的协调发展。从资金配置宏观角度而言，长期稳定的融资关系更有利于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纵观目前我国中小实体企业发展的阻力，就是资金不足且投融资市场不健全造成的，近年来国家不断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旨在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虚拟经济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弱点。通过观察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经济发展情况，可以发现一旦虚拟经济的风险爆发，甚至会导致金融产业产生“塌方式”崩溃。因此，自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纷纷在增加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视度，并不断提高支持度。以我国为例，虽然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受到波及较小，但是依然开始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战略上通过虚拟经济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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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知识经济的几点基本认识

自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的概念以来，人们已从不同角度对知识经济的涵义、特征及未来趋势尽可能地做出解释与预测。笔者认为，对知识经济的认识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出发。

其一，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它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存在显著区别。为论述方便，我们不妨把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一并称为“发展经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上看，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应。

其二，知识经济具备以下两个最基本的特征：（1）技术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的投入，使得要素收益递增，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之一；（2）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改变着人们的交往范围，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三，在当前，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们更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一新趋势：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知识经济正在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从长远看，这一趋势将愈加强烈。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还未在全球正式形成。即使在美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中也仅有1/4～1/3来自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那种认为知识经济已独立于工业经济等发展经济而成为当前一种主要经济形态的观点是不客观和不符合实际的。

因此，当前我们既要保持现有的发展经济形态下的税制优化结构的稳定性、连续性，又要重视加强新的知识经济形态下关于税源、税基、税种、税收征管能力及税收国际协调等方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税制建设与改革既顺应我国具体国情，又迎头赶上动态发展的国际税制优化的、趋势。

二、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不断变化

80年代末以来，以斯蒂格里茨、米尔利斯为代表的优化税制理论逐步取代了现代新古典诸派税收理论的主流地位，对各国税制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优化税制理论究的是税收制度的不断优化、完善过程，强调的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在政府适度干预下获取税制优化状态的重要性与现实性，考虑的是在税制优化过程中税收效率目标。公平目标与收人目标的并重，并注意分析税制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问题。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优化税制理论研究文献中，对税制不断优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从“市场约束”是否存在，即市场是否完全、竞争是否充分、信息是否对称等角度，将税制优化描述为“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一个过程。其中“理想优化”既是税制优化的目标，也是参照系。它是市场无约束状态下的税制优化，其主要特征包括税收完全中性、无超额税负损失、税收公平等，这些都是优化税制的目标集合。“现实优化”则指在现实市场约束下的税制优化。而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迫近的过程，也就是市场约束逐步被突破的过程。现实优化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约束集合的参数组成情况（如信息是否对称、竞争是否充分等）。其二，从优化税制的经济理论基础——“新政府──市场观”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诠释。该理论致力于重新认识政府的经济职能，希望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寻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平衡与结合点。例如，斯蒂格里茨强调一方面应像认识市场机制重要性一样认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应像研究“市场失灵”一样研究“政府失灵”。以这些思想为核心的经济学观点在西方税收理论中的代表性体现就是优化税制理论。因此，优化税制理论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致力于寻找包括税收工具在内的财税政策与市场调节机制之间的稳定平衡。

三、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新特点

将知识经济特征与优化税制理论思路结合起来，本文的立足点是结合知识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实践的变化，探寻与知识经济发展特征相符合的税制优化一般模式，并将此模式具体运用于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并重的现实经济发展阶段、对我国税制优化进程提出具体建议与对策。具体分析框架可以概括为：“两块基础、一个问题、一种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其中“一个问题”即指本文所期望解决的核心问题──寻找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条件下我国税制优化的思路；“一种模式”则指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一般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则对应于这一模式中各参变量对我国税收实践提出对策与建议。而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必须建立在“两块基础”之上，即一是对知识经济的辩证理解及其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证，二是对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优化进程之间关系的揭不。

必须指出，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件新生事物，对其的研究与讨论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研究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这一探索本身就是不断完善、优化的过程，它既体现为对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一般过程理解的逐步加深，又表现为对知识经济下我国税制优化的不断实践。在深入探讨之前，应该承认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本身还取决于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本文将试图通过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回答两大部分，在给出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同时，力求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税制优化的发展趋势。

四、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指导思想

一般而言，税制优化研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提出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与指导思想，为税制改革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发展方向；二是具体考察税制结构的优化内容，即税制要素的构成、组合及安排如何更好地实现税收原则。

首先，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在内容上必然具有历史延续性与继承性，在理论基础上也存在其相通性。从税收经济学角度看，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是，税制的优化是否有利于税收原则的实现；是否有利于促进与引导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否有利于公平税负、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税收的效率、公平、收入诸原则是税收实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理论概括，具有各种经济形态社会税收活动的共性。以其来判断知识经济下税制的优化程度，在理论上是可靠的。

其次，应将优化税制理论与知识经济发展的特征相结合作为优化税制的指导思想。以前述的优化税制理论的思路为分析框架，这一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可表述为：完全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仍应该是税制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过程，迫近的目标与参照系也仍然是理想税制，制约这一迫近进程的仍是现实的约束集，只是在知识经济下，税收优化的目标集除了原有的纯市场条件（完全竞争、信息完全对称等）之外，还应加入完全知识经济这一重要条件（如信息流动占据相当重要地位，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等）。这是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理论依据的新特点之一。新特点之二在于制约税制优化进程的约束集合中所包括的参数情况，在知识经济下，还应增加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即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长期共存这一现实情况对经济发展各方面产生的影响。这样，在上述税制优化理论依据与新特点基础上，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既要符合知识经济下税收中性的要求，又要兼顾现实两种经济形态并存条件下的税收其他目标的制约。

五、知识经济下税制结构优化问题

首先，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我们发现，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处于695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其平均税负分布于18．2%～36．6%之间，且总体显现上升态势。这说明，在目前条件下，决定一国税负水平的因素主要在于该国国民收人水平及政府支出规模，这也反映了一国税负水平的可能与需要的统一。从这一思路出发，研究知识经济下世界各国税负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在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中，目前影响国民收人水平与政府支出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这些因素有无新的表现形式？如果原有因素发生变化，那么有没有增加新的影响因素？新因素对国民收入与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具体表现包括：（1）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支柱产业的转换，信息产业的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2）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产业的发展对政府职能是否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知识经济下政府参与市场调节的度是否与发展经济存在区别？如果存在，这种区别是否体现为参与的范围更广泛，力度更深刻？（3）在这一过程中，支柱产业转换，生产方式改变对GDP增长的贡献与其对政府支出规模改变的要求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弹性关系？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问题的理解。结合现有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笔者认为，知识经济下随着主导产业转换与生产方式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将获得很大的提高，但同时，由于经济的知识化与全球化，技术、专利、专有技术等重要交换产品的流动性、公共性、外溢性将不断增强，这些都要求政府支出规模必须相应提高，而且在一定时期，这种提高幅度会更先于、高于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贡献程度。因此，在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有一个提高的趋势。当然是否还存在某些导致税负水平下降的因素，也值得研究。

其次，知识经济下税种结构优化。税种的构成、组合及主体税种的选择是税制结构的主要内容之一。税收种类按照税收主体（纳税人）与税收实际负担者是否相同等标准划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类。目前，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间接税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直接税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另一方面间接税由于其具有的税基大、税源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又在不少发达国家有受到重视的趋势。那么在知识经济下，税种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产业主体的改变与商品流动形式的转换——即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信息流动成为重要的商品流动形式。随着主导产业与商品流动形式的变化，间接税内部结构是否会产生变化？间接税是否会成为主体税种？直接税的主体作用是否会继续上升？等等。这些都需要加以研究。从理想的角度看，在完全知识经济下，出于征管损失最小化、税负公平与提高效率的目的，传统意义上的间接税的作用将下降，而直接税的主体作用将有所增强；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的现实约束下，由间接税为主向间接与直接税并重这样一种双主体结构过渡还是符合税制结构现实优化条件的。

第三，知识经济下税收征管优化。税收征管优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税收征管损失最小化。在现实中，税收征管损失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征管手段是否先进，税种结构设置是否合理，税负水平是否适当等。在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税收征管手段全面电子化，随着税种结构的更加优化，税收征管构成的优化必然要求税收征管损失趋向于零。然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下，税收征管手段电子化相对于交易电子化的发展具有不对称性，并且相对网络交易而言，税收征管收益的增长远落后于成本的增长。因此，就现实而言，应加强对知识经济下交易形式多样变化的研究，探寻一套与交易电子化相适应的征管手段。

第四，知识经济下的税收国际协调。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必将对税收国际协调内容与形式提出更高要求。从理想化角度出发，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伴随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税收完全一体化显然是最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这也是税收国际协调优化的一个终极目标。然而，在现实中，当知识经济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当国家与区域合作组织同时并存时，税收国际协调的优化不仅要考虑效率原则，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考虑国际税收的原则与公平原则。这样，在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的约束之下，税收国际协调现实优化主要指：在充分尊重与公平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逐步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从而逐渐减少由于税收政策在各国间的不协调而造成的效率损失。

六、知识经济发展与我国税制优化

知识经济发展对我国税制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三：（1）应逐步适当地提高我国的平均税负水平，特别是实际税负水平。目前，我国的税负水平是相对偏低的，如果再考虑知识经济发展趋势下税负水平提高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则应该逐步提高目前的税负水平，使其既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又能满足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的要求。（2）根据知识经济下税制理想优化与现实优化思想的要求，抓紧对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条件下税收领域出现的新间题的研究。目前要着重研究网络贸易、电子交易是否应征税及开征何种税、如何征税等问题，鉴于这一交易行为在我国总体规模偏小、征收技术要求高、征收成本大等现实条件约束，同时考虑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新兴产业的目的，暂时不对网上交易行为开征税收为宜，日后这一税种是否开征，如何征收都应视这些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定。（3）加强涉外税收协调与合作，制定独立的税收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调，以适应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区域税收一体化所提出的新要求。特别要重视从税收协调上减少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力流动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影响，探寻利用税收政策减轻这些不确定风险的对策与措施。

主要参考书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2）邓力平、郭庆旺《知识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涉外税务》1998年第9期）。

（3）J.A.米尔利斯《最优税收与信息》（《财政研究》1998年第二期）。

（4）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优化税制结构的理论思考》（《税务研究》1998年第5、6期）。

篇9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逻辑 历史 错位

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恩格斯在《考尔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说明：“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马克思正是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历史发展趋势。

多年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者们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的科学性以及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必要性，作了非常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但是，当我们自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相互的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时，这一方法却往往被遗忘了。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逻辑与历史的错位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一

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总体框架基本上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即：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资本主义部分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简单商品经济讲起，一直讲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止；社会主义部分则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起点，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终点。从表面上看，这一体系完全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要求：资本主义部分基础上保持了《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所增加的有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章节作为《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也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或历史趋势。然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产生于所谓社会主义部分的起点与资本主义部分的终点之间：当我们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转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即以“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社会主义，则是以不完全成熟或还很不成熟而不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为历史起点。

马克思通过对“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所预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当然也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见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在马、恩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②]），而不是指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或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更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特点。历史赋予他们使命，就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大致勾画出“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明确指出某一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所具有的具体特点，以指导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列宁所说：“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述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③]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理论体系上是马克思《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那么，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应当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是一致的，或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已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历史起点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也还没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已经达到或曾经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或其第一或低级阶段的历史起点。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称“由于工业化纲领的实现，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强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④]这就是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⑤]众所周知，工业化本来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而且事实上也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们虽说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因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总体结构上并不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是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前后并非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从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到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并非“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当然，我并非主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当脱离我国现阶段的实际而去研究“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或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运动规律，而是认为上述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导致逻辑与历史的错位，而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则是导致我们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的认识，以及这些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之间关系的认识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多年来正是由于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面临着两个非此即彼的错误选择：要么，把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要么，把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前者的实质是提高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表现为典型的教条主义；后者的实质是降低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表现为典型的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

改革开放前，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论述当作教条，即：将马、恩所设想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于是，以此为理论依据而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主张立即消灭私有制、商品经济以及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等。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也就表现为思想进程超越了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拔高现实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教条主义态度被否定了，但贬低马、恩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的经验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态度却往往被忽视、容忍或认可了，后者甚至被当作反对前者的重要思想武器。因而思想进程超越历史进程在形式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为此甚至不惜轻率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例如，为了说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不少经济学论文、专著和教科书都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⑦]并理直气壮地断言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这一预见不符合实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或其他现在是或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何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 （哪怕是强行实现的）呢？即使是在“”期间我们也没有能够将个体私有制完全荡涤干净，何况农民兄弟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全民所有的待遇！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又如，有人以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为依据，否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论点，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借助于一系列这样的所谓实践证明，我们实际上几乎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设想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见全否定了。在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是否会消亡，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类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实践既不是共产主义的实践，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即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商品经济是否仍然存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或当我国在向成熟的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目前并没有这种实践可供借鉴。所以，上述所谓实践证明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相错位的检验方法。这种错位的实践证明就是逻辑与历史错位的具体表现。

本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就是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进程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相统一的结果。但是，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领域，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仍然热衷于归纳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特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特征、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特点等提法比比皆是。每一次再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这一系列所谓特征或特点的内容或提法。且不论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中有不少内容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残余的体现。从逻辑上讲，所谓社会主义的特征，在空间上应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即所有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在时间上则应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即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之前。既然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们仅通过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怎么可能归纳出经得起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检验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呢？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本来就是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其拔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因为我们现在无法断定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否应当或能够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更不能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特征，难道当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在农村也还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难道我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吗？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没有必要再去热衷于归纳什么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而应将注意力放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上。

二

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不仅使我们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而且还使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过去，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论点当作教条，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也就走投无路了。于是，我们断言资本主义已进入“总危机”，并期待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将在下一次“大危机”中彻底崩溃。改革开放后，当国人再一次放眼看世界时，发现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没有濒临崩溃而且还比我们发达得多。到底如何解释《资本论》问世后一百多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变化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却又往往落后于当达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或进行了很多调整，如股份制的空前发展与普及，国家垄断及国家干预的出现和加强，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等，这些变化或调整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够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还是它不能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所要解决的或不可回避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在涉及到这一问题时总是一味强调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似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依然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水平上。就连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认为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国家干预等方式是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我们却不愿意或不敢承认这一点。如果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确实丝毫没有改变，那岂不是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而且已经完全适应当今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吗？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何说起？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结论又从何说起呢？恩格斯当年曾将股份公司称之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⑧]并预见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股份公司“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⑨]他在对资本主义将“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进行说明时还特别强调：“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⑩]可见，在他看来，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是由于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得不”采取的国有化，就可以说是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办法，因为这“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俾斯麦式的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国有化不在此列。因此，所谓“丝毫没有改变”之说的思想进程不仅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且还落后于马、恩在世时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当时股份公司已经出现）。

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超越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又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于是，如果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部分中某些观点或提法与社会主义部分中相关的观点或提法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一系列“既卖茅又卖盾”的说法。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私有制性质丝毫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公有制性质也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将私人企业购买为国有企业丝毫没有改变其私有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也丝毫没有改变其公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不可能改变其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却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其主人翁地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有人要对这类说法问一个为什么，我们就会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有人再问国家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我们又会毫不含糊地回答：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的公有制为什么要占主导地位？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中国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美国的股份公司为什么属于私有制性质？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美国的企业都属于私有制性质。我们的很多理论观点包括不少所谓新观点实际上就是依靠这种循环论证支撑着的。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之贫困的地步呢？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②]参加赵明义等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4-5页。

[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50页。

[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普及版），中文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374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8页。

篇10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逻辑   历史   错位

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恩格斯在《考尔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说明：“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马克思正是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历史发展趋势。

多年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者们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的科学性以及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必要性，作了非常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但是，当我们自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相互的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时，这一方法却往往被遗忘了。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逻辑与历史的错位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一

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总体框架基本上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即：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资本主义部分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简单商品经济讲起，一直讲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止；社会主义部分则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起点，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终点。从表面上看，这一体系完全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要求：资本主义部分基础上保持了《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所增加的有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章节作为《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也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或历史趋势。然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产生于所谓社会主义部分的起点与资本主义部分的终点之间：当我们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转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即以“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社会主义，则是以不完全成熟或还很不成熟而不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为历史起点。

马克思通过对“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所预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当然也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见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在马、恩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②]），而不是指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或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更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特点。历史赋予他们使命，就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大致勾画出“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明确指出某一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所具有的具体特点，以指导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列宁所说：“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述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③]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理论体系上是马克思《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那么，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应当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是一致的，或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已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历史起点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也还没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已经达到或曾经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或其第一或低级阶段的历史起点。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称“由于工业化纲领的实现，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强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④]这就是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⑤]众所周知，工业化本来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而且事实上也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们虽说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因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总体结构上并不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是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前后并非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从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到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并非“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当然，我并非主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当脱离我国现阶段的实际而去研究“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或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运动规律，而是认为上述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导致逻辑与历史的错位，而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则是导致我们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的认识，以及这些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之间关系的认识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多年来正是由于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面临着两个非此即彼的错误选择：要么，把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要么，把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前者的实质是提高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表现为典型的教条主义；后者的实质是降低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表现为典型的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

改革开放前，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论述当作教条，即：将马、恩所设想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于是，以此为理论依据而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主张立即消灭私有制、商品经济以及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等。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也就表现为思想进程超越了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拔高现实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教条主义态度被否定了，但贬低马、恩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的经验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态度却往往被忽视、容忍或认可了，后者甚至被当作反对前者的重要思想武器。因而思想进程超越历史进程在形式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为此甚至不惜轻率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例如，为了说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不少经济学论文、专著和教科书都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⑦]并理直气壮地断言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这一预见不符合实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或其他现在是或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何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 （哪怕是强行实现的）呢？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我们也没有能够将个体私有制完全荡涤干净，何况农民兄弟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全民所有的待遇！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又如，有人以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为依据，否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论点，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借助于一系列这样的所谓实践证明，我们实际上几乎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设想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见全否定了。在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是否会消亡，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类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实践既不是共产主义的实践，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即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商品经济是否仍然存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或当我国在向成熟的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目前并没有这种实践可供借鉴。所以，上述所谓实践证明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相错位的检验方法。这种错位的实践证明就是逻辑与历史错位的具体表现。

本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就是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进程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相统一的结果。但是，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领域，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仍然热衷于归纳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特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特征、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特点等提法比比皆是。每一次再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这一系列所谓特征或特点的内容或提法。且不论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中有不少内容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残余的体现。从逻辑上讲，所谓社会主义的特征，在空间上应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即所有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在时间上则应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即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之前。既然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们仅通过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怎么可能归纳出经得起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检验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呢？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本来就是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其拔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因为我们现在无法断定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否应当或能够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更不能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特征，难道当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在农村也还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难道我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吗？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没有必要再去热衷于归纳什么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而应将注意力放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上。

二

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不仅使我们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而且还使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过去，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论点当作教条，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也就走投无路了。于是，我们断言资本主义已进入“总危机”，并期待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将在下一次“大危机”中彻底崩溃。改革开放后，当国人再一次放眼看世界时，发现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没有濒临崩溃而且还比我们发达得多。到底如何解释《资本论》问世后一百多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变化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却又往往落后于当达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或进行了很多调整，如股份制的空前发展与普及，国家垄断及国家干预的出现和加强，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等，这些变化或调整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够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还是它不能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所要解决的或不可回避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在涉及到这一问题时总是一味强调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似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依然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水平上。就连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认为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国家干预等方式是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我们却不愿意或不敢承认这一点。如果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确实丝毫没有改变，那岂不是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而且已经完全适应当今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吗？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何说起？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结论又从何说起呢？恩格斯当年曾将股份公司称之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⑧]并预见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股份公司“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⑨]他在对资本主义将“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进行说明时还特别强调：“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⑩]可见，在他看来，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是由于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得不”采取的国有化，就可以说是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办法，因为这“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俾斯麦式的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国有化不在此列。因此，所谓“丝毫没有改变”之说的思想进程不仅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且还落后于马、恩在世时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当时股份公司已经出现）。

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超越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又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于是，如果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部分中某些观点或提法与社会主义部分中相关的观点或提法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一系列“既卖茅又卖盾”的说法。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私有制性质丝毫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公有制性质也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将私人企业购买为国有企业丝毫没有改变其私有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也丝毫没有改变其公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不可能改变其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却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其主人翁地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有人要对这类说法问一个为什么，我们就会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有人再问国家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我们又会毫不含糊地回答：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的公有制为什么要占主导地位？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中国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美国的股份公司为什么属于私有制性质？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美国的企业都属于私有制性质。我们的很多理论观点包括不少所谓新观点实际上就是依靠这种循环论证支撑着的。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之贫困的地步呢？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②]参加赵明义等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4-5页。

[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50页。

[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普及版），中文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374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8页。

篇11

美国国家商务部在1999年度报告中将新经济定义为：“新经济指在过去的15年中，由于功能强大的个人电脑、高速的电子通讯以及INTERNET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改进的市场的不同名称加在一起的简称，包括‘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社会’以及‘风险社会’等。”新经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经济；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以智力为支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面向未来的经济。新经济对会计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受到以下两种挑战：

1.国际需求与国内需求的挑战。新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企业跨国化的发展造成资本和信用的跨国流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各国经济与企业的发展与他国紧密相连，会计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交流成为必然趋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一方面要满足本国会计目标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满足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需要，财务报告使用者广泛化和多样化，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受到挑战。

2.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的挑战。新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虽然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也导致不确定性，但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信息不对称表现为事前和事后不对称，相应地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由于信息事前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另一种是由于信息事后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些都使会计环境的风险加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如何应对环境变化显得十分迫切。

二、新经济时代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改进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因国而异，其中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ASC）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最具影响力。FASB认为：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包括相关性和可靠性等两项，其中，相关性包括反馈价值、预测价值和及时性，可靠性包括可验证性、中立性和反映真实性；可比性是会计信息的次要质量特征；可理解性是针对用户的质量特征。IASC则认为会计信息的主要质量特征包括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等四项，相关性包括重要性，可靠性包括真实反映、实质重于形式、中立性、审慎及完整性等次级质量特征。笔者认为，上述信息质量特征在新经济时代显得不够全面，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改进和完善。

1.公允性。这里提出的公允性不同于公允价值概念，公允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立场的公允性，要求会计信息对实际情况的反映应该公允，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性；二是会计计量的公允性，新经济时代经济环境的迅猛变化，使会计要素的内容得到很大扩展，不同的会计要素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特点，对计量属性有不同的要求，如果对不同的会计要素，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人力资源、金融资产及衍生金融工具等采用同一计量标准，必然导致会计信息失之客观准确。资产呈现多元化，会计计量的公允性要求会计计量方法从理论到实务也随之多元化，以求公允反映各类资产的真实价值。未来财务会计的计量属性应是历史成本、公允价值、成本与市价孰低等多种计量属性并存的模式。

2.前瞻性。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们关注的不是过去和现在，而是未来。美国未来会计学家汉弗莱。H.纳什在《未来会计》一书中也指出，经济社会最大的价值在未来。新经济时代，决策有用性越来越受到信息使用者关注，而决策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原则要求会计信息着眼于未来，要求充分披露未来预测信息、非财务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要求会计信息披露更及时更全面。新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完善使得会计信息及时报告成为可能，联机实时报告系统（OLKT）的应用，使得企业可以根据经济业务的发生情况进行实时计量。这也是会计信息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

3.透明度。新经济时代经济形势发展的特点是竞争激烈，风险加大。除了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外，市场创新、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1997年初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际性组织在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时，将东南亚国家不透明的会计信息归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透明度最早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1996年4月11日，SEC了关于IASC“核心准则”的声明，提出三项评价“核心准则”的要素，其中第二项是“高质量”，SEC对高质量的具体解释是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披露。1998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增强银行透明度”研究报告中，透明度定义为“公开披露可靠与及时的信息，有助于信息使用者准确评价一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和业绩、经营活动、风险分布及风险管理实务”，高透明度意味着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将有助于企业的真实价值被市场发现和认可，降低其在市场运行中的各种成本与风险。

4，相对性和动态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具有相对性，因为会计信息是客观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从哲学上说，意识对存在的反映受主观和客观两个因素的影响，会计信息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职业道德有关，又与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有关，会计处理程序的可选择性与会计的不确定性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呈现相对性：①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②在相关性与可靠性二者权衡中，会计学者提出相对可靠性；③成本效益原则也使会计信息各质量特征呈现相对性特点。

动态性特征主要是由于经济活动、会计环境的迅速变化引起的，会计信息反映的只是某个时期和某个时点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相适应的。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会计信息各质量特征均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条件不断变化，质量特征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故呈现出动态性。

三、关于我国构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几点设想

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通过《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等规范进行阐述，具体包括如实反映、有用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时性、明晰性、谨慎性、完整性、重要性和实质重于形式等十个方面。虽然形式上比较全面，但相互之间关系模糊，诸概念定义还不够明确，缺乏层次性和系统性，因此笔者建议：

1.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纳入框架体系中。“概念框架”一词是在1966年由美国会计学会（AAA）在《基本会计理论报告》中提出。此后，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也纷纷效仿建立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会计准则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提高了会计准则制订的效率。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已达到较高水平，使得现有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在理论上与具体准则不匹配、不协调。因此，修订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建立概念框架显得十分迫切。在修订时应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作为概念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明确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在会计基本理论中的地位，有利于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

2.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符合我国的会计目标的要求。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取决于会计目标，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的会计目标也不相同。FASB在其第1号概念公告中指出：“财务报告应当提供有助于信息使用者评估报告主体预期现金收入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的信息”，国际会计准则也将会计目标规定为“决策有用性”，受会计目标的影响，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偏向于相关性，德日的会计目标定位为“受托责任观”，其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则偏向于可靠性。

篇12

特征一：全面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目标的规定性。******在十六大报告中说：“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　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　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这“六个更加”从一般的规定性上清晰地规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和社会生活全面推进的目标特征。

有一般就有具体。接着，******在报告中又具体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　目标内容。这就是经济上的“三个力”——经济力(GDP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力明显增强；政治上的“三个权益”——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文化上的“三个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社会生　活上的“三个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四个“三”　具体而全面地勾勒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的目标特征。

战略依据——看战略目标确立的前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推进性特征是由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确立的前提——总体达小康决定的。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到　上世纪末，我国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到2000年，全国　国内生产总值完成89404亿元，折合10081亿美元，人均约850美元，超过了人均800美元　的目标，跨进了小康的门槛。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我们也必　须清醒地看到，现在达到的小康水平还是低水平、不平衡、不全面的小康。所谓低水平　，就是经济量人均水平还比较低。所谓不平衡，就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　距还不小。所谓不全面，就是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社会生活各项指标还没有完全达到。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比较均衡的　和更全面的小康社会。所谓更高水平，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亿美元，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所谓发展比较均衡，就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　趋势明显扭转，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所谓更全面，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总起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可见，“总体达小康”是　“全面建小康”的前提和基础，“全面建小康”是“总体达小康”的继起和发展。“全　面建小康”的全面推进性特征源于“总体达小康”的历史前提。

特征二：重点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重点的规定性。******在十六大报告中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　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提出来，不仅提出了“三农　”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且指出了“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战略重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全面建小康”的战略既讲全面推进，又讲重点突破，把“两点论　”和“重点论”结合起来，既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又把握　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全面推进的基础上凸现了重点推进的战略特征。

战略依据——看战略重点选择的“三农”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推进的特征是　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农”国情决定的。所谓战略重点，就是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主　攻方向或中心目标。在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之内，当某些部门处于落后地位，成为整个　社会经济的薄弱环节时，它们就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而，就会成为社　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确定之后，战　略重点选择得适当与否，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党的十六大提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的重要判断　，基本依据就是我国现阶段的“三农”国情。初级阶段是不发达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　。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差距主要在农村。具体看来，农民生　活水平较低，还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不少地方的农业生　产仍然主要依靠畜力和手工劳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还比较落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条件差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我们说，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任重而道远。　其实，重中之重在农业、在农村、在农民。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　有全国的小康”。******同志也指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　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　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见，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重点定位在　“三农”问题上，是在全面估量“三农”国情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作出的　实事求是的决策。可见，“全面建小康”的重点推进性特征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　农”的基本国情。

特征三：积极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任务的规定性。在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　，最关键的目标是要用大体20年时间，力争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超过　3000美元。过去20多年中，我国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但是，应当看到，到2020年再次实现GDP翻两番，同前一个“翻两番”意义　和要求截然不同。前一个“翻两番”是在GNP  2832亿美元，人均GNP  297美元的基础上　实现翻两番的；而后一个“翻两番”则是在GDP  10081亿美元，人均GDP  850美元的基础　上实现翻两番的。很显然，后一个“翻两番”难度加大了，这就要求后一个“翻两番”　必须是在全面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的经济增长，是综合兼顾经济指标、社会指标、　环境指标的可持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积极推进的战略思维，是我们党在加快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又一个雄心壮志。

同积极推进的战略目标相适应，由战略目标的积极推进性所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和党建等方面的主要任务均贯穿着昂扬向上、积极有为的奋进精神。　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雄心勃勃　，是积极推进的。本世纪头20年政治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　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　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组政治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跳起来摘　桃子”的，是积极推进的。本世纪头20年文化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牢牢把握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　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一组文化建设和　改革的主要任务，其要求也很高，是积极推进的。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从来就是密不可　分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　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这方面，十六大报告　提出了6方面的主要任务。即：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坚持和健全　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　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斗争。这6方面的主要任务也是经过努力才　可以实现的主要任务，也是积极推进的。总起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项项　都闪烁着积极推进的思想光辉和积极进取的奋进精神。

战略依据——看战略任务所背靠的战略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推进性特征是　由20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决定的。十六　大报告明确作出了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这是一个科学　的判断。在可以预见的20年内，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平与发展　的主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环境保证。　从国内条件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国内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供求关系发　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伴　随着国内条件的根本性变化，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到2002年底，GDP　达到10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6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0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　外汇储备26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有了强大的物质支持。总之，本世纪头20年“国际环境有利，国内条件具备”，是一个　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面对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党　的十六大提出了抓住机遇、积极推进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主要任务。“全　面建小康”的积极推进性特征来源于20年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

特征四：稳步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阶段的规定性。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根　据邓小平的提议，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到20世纪末　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　”的战略目标互相衔接，循序渐进，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小康，进而在21世纪　中叶达到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体现出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稳步推进的战略特征。

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前两步。10年走一步，10年又走一　步，20年走头两步，解决温饱问题和总体达小康，在整个“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可预见　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头两步，第三步则不同，50年走第三步，则是预期，是展望，是设　想。现在开始走第三步。面对第三步，必须把它具体化，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党的十五大完成了新“三步走”的战略设计，提出了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　立100年，即21世纪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和后30年的战略设想，这就是党的第三代　领导集体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新“三步走”中第一步的战略目标，1995年党的十　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　景目标的建设》已经进行了战略布署；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确定则　是新“三步走”中第二步的战略布署。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　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承上”，承接现代化发展　战略第一步、第二步战略步骤，“启下”，开启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三步战略步骤。正如　“三步走”发展战略体现分阶段循序渐进稳定推进的战略特征一样，比照“三步走”设　计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同样体现了分阶段推进、循序推进和稳步推进的战略特征　。

篇13

论文关键词　黑社会性质组织　集团组织　“涉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修正案中，立法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做了较为明确的诠释和定义。总体说来可以从表面和内在两个层面进行解释，从内在层面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和内部结构方面都较为固定，每一层阶都有特定的任务和信息传递方式，为完成共同的犯罪目的而又不同功能的分工；从外在层面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不法手段或者是披着合法外衣的不法勾当来扩大影响，加强对地区、行业的控制力。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内容具体分析，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理应具备组织性特征、行为性特征及经济性特征。

一、组织性特征

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组织性被描述为应具备“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组织性的核心是具有相应的组织形式特征。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提到了“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该款事实上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式特征进行了诠释。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形式应该分为几个方面理解，首先，内部的结构应具有层级性，从上到下呈金字塔结构展开，各个层级的分工合作较为清晰，并且层级数量不少于三个。其次，有严格的帮规或者是戒条。这种准则行的纪律会贯彻到整个组织的上下，并且在该条规的“指导下”进行一系列的犯罪活动。所以，一些省市有这样的规定，在组织形式特征中应体现以“有被组织和成员认可的帮规、戒律、家法等行为规则或约定俗成的规矩，但不要求必须具有明确的组织名称、纲领、章程、文字规约等作为必要条件”　其三，近年来，黑社会性质组织会披上合法的“外衣”，已成气候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逃避法律打击和惩治，利用之前积累的非法资金成立公司，借助公司的合法外衣，从事更大的非法活动。不仅如此，公司也成为其掩饰不法罪行的盾牌，混绕司法认定和处置。而且，这一形式已然成为一种高阶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形式。2009-2010年一年之内，在重庆展开的“除黑打恶”各项整治和斗争中，重庆各级法院共查处了二十四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有一般以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了注册企业，并且，30%的企业规模庞大，资产上亿。　基于此，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的第二条将上述打着公司合法旗号进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排除在单位犯罪之外　。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而保护社会公平，维护公共秩序和经济秩序，以及人民的各种权利。

二、行为性特征

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性被描述为“,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该条文明确的从三个方面界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行为特征方面的内涵。下文将从行为的暴烈程度、行为的持续程度、行为的影响后果范围三个角度展开论述。

第一，在对行为手段的界定上，《刑法修正案（八）》有这样的描述：“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对于行为手段特性的界定上来看，事实上分文了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暴力。所谓暴力，是指不符合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负面力量　。事该种暴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的。也就是呈现出一种强大的施暴力量，对他人施加这种不符合法律规范的方法或强力强力，获取不法利益或获取暴利。那么这种客观意义上的暴力手段不仅仅是一种推拉与挣脱的外力表现，更是一种达到足以使被害人按照施害人意识决定而为之的强力，也就是说，这种外力应该达到一种特别紧迫、急切和重大损害的程度。对人身进行强制或打击较为常见，笔者认为还应该将被害权益纳入其中，被害人权益是暴力指向的最终目标。身体强制或行为强制都只是手段或是方法，真正要达到的是一种利益的获取。也就是在这种利益趋势之下，行为的暴烈摧残程度才会具有如此大的伤害性。第二个维度，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除了直接性暴力而外，还有种是间接暴力。故意破坏办公器材和办公用品，导致机关事务性工作无法展开或者进行。此类财产性破坏，也应认定为暴力手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行为的方式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暴力行为特征，而法律对其追究的依据也必须依赖其行为的违法性，所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必须要具备行为性的特征，而暴力手段，则是行为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显像和支撑。

第二，在对行为持续程度的界定上，《刑法修正案八》的描述是：“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换句话说，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活动必须具有长期性，而不是偶发的、碰巧聚在一起的共同犯罪。首先，《刑法修正案八》之所以会对黑社会组织行为的“持续性”进行描述，笔者认为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区分与普通的共同犯罪。因为在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也会有共同的犯罪意图表达，以及共同共通的犯罪行为。但是，共同犯罪一般不具备长期持续性。这是对犯罪形式上的一种区分。其次，持续性程度也是对犯罪行为危害程度的一种折射。长期、多次、持续性的进行某种犯罪行为，这种犯罪行为对势必会给社会治安造成一种长期威胁，另外，从群众的角度来看，如果某一社区或地区长期流窜犯罪分子，为非作歹，长期进行非法活动，势必会给群众造成一种心理阴影，这种黑社会性质行为的非法控制给群众造成的心理强制也会影响到社会安定。基于之上分析，沿海省份会有这样的规定：“‘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一般掌握为：（1）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授意、指使实施的。（2）组织成员为组织的利益有预谋地实施或按照该组织一贯行为实施的。”

三、经济性特征

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性特征被界定为应当具备“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经济性特征主要有两个指向标，其一，指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目的，其二指向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的物质基础。两者相辅相成。

首先，经济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目的性指标　。黑社会组织存在或壮大的本质原因在于谋取更高额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利益会很大程度上大于本分的劳动，由此，社会的不安分子开始蠢蠢欲动，试图纠集成伙，获取暴力。表现形式在社会中有多种多样，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某一地区开设各种不法场所谋取暴利，有的以合法外衣为掩护，开展各种非法经济活动。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更快获得更为丰盛的经济利益和各种社会权益。这种社会权益包括了政治身份。笔者认为具有经济性目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判定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这一特征极好的解释了团伙行为的目的性。

篇14

自从开展对经济法的研究以来，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特征的提法达30余种。（注：参见王晨雁：《试探经济法的弹性特征》，《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大致说来，可分为以下几类：（1）着眼于处理经济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用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的教材认为，经济法的特征就是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不同点。据此，从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出发，比较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主体、调整对象、范围、方法等因素，将其相异之处作为经济法的特征。（2）着眼于揭示经济法的独特功能，将经济法的某些功能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人认为经济法的特征是规制性等。（3）着眼于划定经济法的范围，以经济法体系的构造特色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人认为边缘性、综合性、弹性是经济法的特征。（4）泛化的描述。有些学者借用某些对一般法律特征的表述，认为经济法的特征是威严的约束性、严格的强制性和明确的规定性；有些教材认为，经济法不仅具有一般法律所共有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而且还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面向经济领域；而有的人把经济性作为经济法的特征。

虽然，关于经济法特征的每一种提法都反映了提出者在明晰经济法的角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而且有的提法也的确体现了经济法的特色，对人们正确理解经济法的科学含义有较大帮助。然而，当前关于经济法特征的研究尚存在一些偏差。

第一，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封闭性倾向。任何事物的特征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过程中显露出来的，经济法也必然如此。要把握经济法的特征，就必须将经济法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比较，从而归纳出经济法独具特质的一面。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不同，经济法将显现出不同的特质。而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等必定是多元的、开放的，故经济法的特征也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当前的某些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试图以一种或几种提法替代经济法的特征的整体，这种封闭性倾向不利于对经济法的特征的全方位研究。

第二，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空洞化倾向。某些论者论及经济法特征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而是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的痕迹，想当然地罗列所谓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并不是以具体的比较作基础的，内容十分空洞。这种倾向使人们对经济法产生一种玄妙的印象，自然也不会对正确认识经济法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三，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主次不分倾向。当前，有关经济法特征的某些表述，其名虽然被冠之以“主要特征”、“本质特征”，但不是基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比较，有的甚至是民商法等法律部门所共有的。这种倾向造成了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混杂。以辩证的观点看待经济法的诸特征，必定有一些是主要的、关键的、本质的，而其他的则是次要的。哪些特征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这应当联系研究经济法特征的目的来确定。从开始对经济法的研究至今，最关键、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科学界定经济法同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关系，这一直是经济法研究的核心。研究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为这个核心服务。因而，将经济法与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相比较显露出来的特质才应当是经济法的主要特征。

总之，笔者认为，对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以开放的态度进行个别性、具体性研究，分清主次，在比较归纳的基础上总结出经济法的特征。

二、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表现

从普遍意义上说，法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一方面，法律的内容、性质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一定的法的变更与发展也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变更与发展；另一方面，法又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法对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经济基础起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法对于与其相矛盾的、旧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和摧毁。（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3页。）

经济法和民商法等都具有这种反映性。但是，脱胎于传统法律土壤的经济法的这种反映性绝不是仅仅局限于这种普遍意义的反映性的水平，即它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水平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首先，经济法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反映速度更为敏捷。不论是经济法体系已经相对稳定的西方各国，还是正在建构经济法体系的经济体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大到国家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小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变动都能从经济法的变化中得到反映。这时，经济法或者从立法上发生变化，或者通过司法途径体现出某种变化。其变化的速度十分敏捷，往往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同步，有时甚至超前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以日本的禁止垄断法为例。日本于1947年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以下简称《禁止垄断法》）。该法明确规定对垄断行为和垄断结构予以严格规制，这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民主化”改造的产物。这种严厉的结构规制一度给日本的经济振兴造成极大困难，于是“经济民主化”的要求让位于经济振兴的需要，法律上的反映即是1949年修改《禁止垄断法》，缓和对大公司持股的限制，放宽对公司合并的控制。随后，日本还制定了两个《禁止垄断法》的适用除外的法规，即《关于稳定特定中小企业临时措施法》和《出易法》，以后关于适用除外规定的范围逐步扩大并与产业政策法相配套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产业垄断化倾向极其强烈，物价上涨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1977年日本修订了《禁止垄断法》，恢复对垄断结构的规制。以上经济法的变动都是及时地反映了日本经济政策的变动。在美国，其反垄断立法虽然比较稳定，但司法、执法的标准和尺度却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动也发生了灵活的变动，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司法部等部门先后的几个《横向合并指南》的内容变化中。至于中国的经济立法变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关系则更是表明经济法对现实经济关系变动的反映的迅速和敏感。比较而言，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的反应则迟钝得多。比如，南斯拉夫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一直没有制定新的民法典，旧的民法典除少数与现行法律制度抵触的规范以外仍然得以适用。

其次，经济法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的范围更广、敏感度更高。不仅经济关系的大的变动会引起经济法的相应变化，而且其他的如政府及其经济目标的变动，社会主流舆论的移转，经济状况的波动，无不会引起经济法某种程度的变化。政府的变化往往意味着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引起某些经济立法的改变。有关经济的社会舆论尤其是一些权威的新闻机构的倾向对经济法变化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大。而经济法随着经济状况的波动而变动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各国经济危机时期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经济法的内容往往大相径庭。就连通货膨胀状况、进出口状况等这些细微的经济因素有时也能对一国的经济法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现象若发生在民商法等部门法领域简直不可思议。

再次，经济法与政治联系的紧密程度也远远超过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政府的更替，政治人物的个人特性，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各种政治性目标都会或大或小地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而各国的经济政策日益趋于用经济法来体现，因而经济法的有关内容及经济执法与司法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在中国，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政治因素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作用一直没有消退过。政治体制的状况影响到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运转，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法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法的实施。这是造成我国现行经济法文件数量繁多、抵触多、协调性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工具性色彩在经济法尤其是一些具体的经济立法上体现得十分突出。比较而言，民商法对政治的独立性要强得多。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至今已经历近200年的风云却少有变动即是明证。

最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作用更为明显。适当的经济法能促进经济发展，不适当的经济法只能阻碍经济发展，效果往往立竿见影。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各国日益重视通过经济立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工具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经济，使其朝着经济法所设定的方向前进。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制定了大量的以基本法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法，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行规范和调整。例如，1961年的《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1962年的《石油业法》，1963年的《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及《沿海渔业振兴法》，1964年的《林业基本法》，1966年修正颁布的《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以及1967年的《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体法》等。实践表明这些法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日本经济进入20年高速增长期奠定了基础。而民商法等其他部门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用是非导向性、间接性和事后性的。

总之，经济法的反映性在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部门法。在此意义上，“反映性”已不能十分恰当地体现经济法的上述特色，因而，笔者主张使用“回应性”一词来表述经济法的这种特征。“回应性”一词源出于当代西方一些法学家的论述。即提倡法律应当具有较强的回应性，使法律能够对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积极回应。美国的诺内特等人还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以区别于“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他们认为“回应型法”的法律目的是权能，其合法性来源于实体正义，其规则从属于原则和政策，执法者具有扩大了的，但仍对目的负责的自由裁量权，其法律愿望与政治愿望达到了一体化。（注：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和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可见，经济法的反映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回应性”的要求，用“回应性”来概括经济法在对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反应时的特征似乎更为贴切。

三、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原因

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单单稳定性与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英美契约法巨擘科宾教授终其一生都认为法律不会确定不变，必须符合社会之需要及要求而改变方可。（注：参见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还会具有超越民商法等部门法之变动性的回应性特征呢？

首先，这是由经济法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经济法的任务是规范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活动，“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为完成此种任务，经济法与民商法严格受制于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较有不同，其着眼点不是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而是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也即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于是，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表现，体现出较强的变动性也就十分自然了。

其次，这也是由经济法的性质决定的。在公法与私法的分野中，经济法的归属目前学界虽然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法既有公法性质，又兼具私法性质。从公法、私法概念的提出者乌尔比安的定义来看，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注：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不仅经济法的宗旨体现出公法性质，而且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然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却又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之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法有很多任意性法律规范，在契约自由原则的统领下，民商法主体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只要不违背民法的基本原则，它们就能以相互间的合意排除民商法的积极介入，因而，民间社会的许多局部的变动都没有引起民商法的变动。而经济法则与此不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力和义务的运用及承担是不容许任意变通的，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这样回应性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经济法的特征。

最后，在国与国之间，民商立法差别不大，而经济法的差别却十分显著。这是因为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在各国有较显著的共性特征，而各国社会经济的构成及其要素却有较大的差别。前者决定了各国民商立法的基本原则及制度的变动性不会很大；而后者使得各国干预本国经济的目标、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法都有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民商法是共性多于个性，经济法却是个性大于共性，经济法对于地域范围的回应性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四、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意义

（一）实践意义

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在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经济法的非法典化。由于经济法需要及时回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所以它就不可能在整体上达到高度的、相当稳定的系统化程度，因而在立法方面，经济法很难表现为法典形式。经济法产生以来，唯一一部名为“法典”的经济法是196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但这部《法典》的基本部分是关于各种社会主义组织的法律地位和经济活动以及关于经济债的规范，而有关计划工作、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则几乎没有什么规定，许多经济法问题，仍需专门制定单行的经济法规来加以解决，“无怪乎有些法学家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经济合同法”。（注：陈汉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法律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3期。）在苏联，以b·b·拉普捷夫为首的某些经济法学者也曾主张制定经济法典，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注：参见［苏联］b·b·拉普捷夫：《经济机制改革的法律问题》，陈汉章译，《法学译丛》1988年第1期。）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法学界部分同志也呼吁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动机虽好，但是“缺乏操作性”，（注：刘惊海：《有关经济法学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因而应者寥寥。事实上，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法的法典化是难以达到的。若为提高经济立法的统一化和整体化水平，可以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纲要》之类的文件，而各种具体的经济法规则必须以专项、灵活的形式出现，使之符合“短、平、快”的要求，以便对社会经济的变动作出及时的回应。

2.经济法移植必须慎行。经济法由于具有回应性特征，就必须紧密联系各国的实际情况，从各国社会经济的具体实际出发建构各国的经济法体系。对于民商法领域，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法律移植也许是一种简便可行的立法模式。但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移植却存在较大的障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败投降的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主导下，直接仿照美国的反垄断法制定了严格的结构主义的反垄断法。事实证明，这样的法律并不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以至于在日本的反垄断法实践中没有出现一个结构规制的案例，日本不得不在旧金山条约生效后自己修改了《禁止垄断法》，淡化了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才比较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这种主张对民商法等法律部门也许并无危害，但对经济法而言，则不得不需慎重行事，其理由已不言自明。

3.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必然。“‘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罗斯科·庞德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无可辩驳的真理。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制度，只能是一组仅为了对付一时事变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尽管经济法具有较强的回应性和相对较弱的稳定性，但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是经济法发生效力的基础。回应性与稳定性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协调。实践证明它们可以通过立法、执法、司法过程的精心安排以实现协调。从立法来说，某些基本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内容应当保持较强的原则性，不宜规定得过细；只有较低层级的法律文件的内容才可以具体化、细致化。这样，原则性较强的基本法律文件与较为具体、细致的经济法律文件配套组成一个体系，可以很好地解决回应性和稳定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同时，创设一种较为灵活的执法、司法机制，赋予执法者、司法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解决不同情形下的具体法律问题，这也有助于解决经济法的回应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矛盾。例如，英国1976年制定的《限制法》，较为原则地规定了限制性协议的定义、种类、处理程序及处罚方式等，对于某种具体的限制性协议是否需要进行登记，是否提交限制法院判决，限制法院是否将之判为违公共利益等问题的处理，授予公平贸易总局长、国务大臣、限制法院等较大的决断权，这使得以法律文件形式表现的经济法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而经济法对于社会经济的回应能力并没有因此减弱。

（二）理论意义

把握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以更务实的态度从事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我们应当重视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必须立足本土资源，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决定了经济法理论研究也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尤其是立足本国特定阶段的国情。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同于以前的计划经济，而且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在这些不同点当中，对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具有特别意义的是：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经济，是压缩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是民主和法制条件尚不完备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市场经济。（注：参见王全兴：《立足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第92～94页。）这些本土特性决定了我国国家干预经济的深度、广度、手段、途径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怎样发挥好经济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和促进功能，从其他国家的经济法实践和理论中找不到现存的答案，只能依靠我国经济法学者们立足现实，研究解决经济法实践中的问题，积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