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原因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劳动力；移民流；流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9.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8－0003－02

一、 从劳动力国际流动现象分析其原因

对于劳动力的国际迁移，大概可以追溯到1600年的强制合同时期，主要指这个时期的移民需要受到合同的约束。此后的1790年到1850年，被称做先驱自由定居者增长期，有大量的移民不受任何约束迁移。而大规模移民发生在1850―1913年。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是亚洲的移民的时代。而在1914―1945年间，劳动力的国际移民受到了战争、萧条和限制的约束。1946年至今，由于各国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移民现象被相对地限制，被称做限制性的移民时期。学者们了解了由古至今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各个时期后，从四个方面对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大量移民流的产生；移民流的波动；大规模（1850―1913年间）的长期移民趋势和近代国际移民趋势。

（一）大量的移民流产生原因分析

大量的移民是由于经济刺激，许多的相关探究都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表明，一战前的大规模移民时代，当时国际移民相对无束缚，经济刺激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解释那个时期的移民模式。同时，还有研究认为，年轻人和单身更容易去移民。他们可能更爱冒险和有企业家精神，并且继承更少的原始投资特征，所以移民成本较低，他们同时从流动中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年轻一代的移民，他们能够从工作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收获，同时最小化先前的工作搜寻、对目的地的调整适应等成本。作为单身移民，他们也能够减小自身流动的直接费用。并且，年轻人是没有技术或有很少技术和特别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移民，就会很少因此失去附加特殊技术性资源而带来的经济回报。

（二）移民流的波动原因分析

研究显示，20世纪20年代的原因探究主要是受到推拉理论的影响；而20世纪60年代，人们认为这依赖于人们对本国和迁入国的预期收入比较决策，而这由迁入迁出国的工资率差异和在迁入国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两个因素决定；20世纪90年代至今，人们认为，本国和迁入国工资率和就业率都可以决定波动，并且，失业率是短期移民的有力决定因素，而长期趋势主要由工资率决定。

（三）移民的长期趋势原因分析

研究表明，实际工资率必须和移出国适龄和农业劳动人口比重一起，才能决定移民率的变化。另有研究得出：有限的土地所有者带来的人口压力也会产生移出现象，且农村人口的国际流动率相较城市人口较低。此外，如前所述，相关学者又证明了工作搜寻等成本的减少也能带来移民流；同时，若控制好其他依赖变量，10%的流入国资源工资率的增长会带来0.13%的流出国移民。总结各种研究发现：人口量、相对收入、劳动力结构改变、贫困、农业的落后、移民信息的传播等，这些都会对移民趋势大小产生影响；同时，实际工资率和适龄移出人口比例共同决定了移出率的变化，并得出19世纪10%的流入国资源工资率的增长会带来0.13%的流出国移民；此外，大规模的移民趋势和移出率增长需要本国工资和收入增长作为先决条件。

（四） 近代国际移民趋势原因分析

有学者认为，影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移民的是同一个因素。这能解释瞬息万变的当代国际性移民问题――欧洲收入的戏剧性趋同，特别是在南欧，在所谓的黄金时期从1950―1973年，帮助解释欧洲移民到新大陆（美洲）的移民比重的大幅下降，说明本国收入的增长，减弱了欧洲国家的移出率。又有研究显示，政策也是一个影响移民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移民由于限额和规定，被大量地限制。所以，移民压力不能被清晰地观察，移民资源趋势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移民政策。还有一些针对不同国家情况所做的研究。如Germany （1964―1988）、 Karras and Chiswick（1999）证明了德国移民在短期内是由于周期性现象，像失业率影响，而长期因素则是德国和迁出国家的人均收入影响。

二、从劳动力流动理论分析其原因

（一）较早的劳动力流动理论

1.传统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及其发展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1885，1889）的“迁移定律”。认为人们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并对人口迁移的机制、结构、空间特征规律分别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人口经济学家E.S.Lee（1966）在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和博格（Burge）的基础上，在其《迁移理论》一文中系统总结了“推力－拉力”理论。他将影响迁移行为的因素概况为四个方面：与迁入地有关的因素；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各种中间障碍；个人因素。杨云彦（1994）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这四种因素的内涵，提出迁入地和迁出地因素都包含着推力、拉力以及中性因素，其中中性因素对迁移不起作用，而推力和拉力因素对不同的个体是不同的；中间障碍主要是指移民限制、迁移距离等因素；个人因素则是指个体的年龄、价值观、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等，都会影响到个体对外界信息的判断和迁移决定。劳动力是否迁移，取决与他对这些因素的综合权衡和选择。

2.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al theory）及其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人口迁移的研究中，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区域差异引起了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的调整，人口迁移是这一调整过程的体现。同时，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个人来说，迁移被视为是一种在个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这种个人投资可以增强自身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自身的整体生活水平。多数研究表明，人口迁移主要是在市场调节下移民对经济机会的选择。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发展经济学理论视角的刘易斯（Arthur Lewis）和托达罗模型。它先后经历了刘易斯模型、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 and Fei）的修正模型、托达罗模型修正三个阶段。

3.新经济家庭迁移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迁移过程的最小单位，而在实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新家庭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做出的，迁移（特别是短期迁移）的因素归结为一种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风险的家庭策略，而周期性往返迁移则是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家庭）资源。人的迁移行为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更重要的还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该理论对家庭观点较重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二）新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发展

1.世界系统理论

主要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认识和解释人口迁移问题（Wallerstein）。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竞争的结果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自身的发展过程被中断，成为部分核心国（发达国家）的附属国。发达国家的资本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的各个角落，控制了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于是双向流动不可避免。在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原材料等也向发达国家流动。这种流动不是工资率差异的结果，而是市场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2.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迁移理论（模型）

现有的西方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或因其重要假设不能在中国得到统计验证（如两部门模型），或因其理论未能形成系统体系（如三部门学说），似乎均难以为中国国内现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朱镜德于1999年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理论模型。

三元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可以自由进入、劳动力价格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缺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和不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不可以自由进入、劳动力价格不完全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很高）。两阶段迁移理论是依据乡-城迁移的流向，将整个迁移划分为两阶段。其中，将主要发生在城乡两个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迁移视为迁移的第一阶段，而将此后发生的迁移看作第二阶段，从而解释由于市场开放程度和工资率等因素造成的中国特殊的劳动力迁移现象。

三、总结

通过以上综述不难得出，劳动力国际流动原因分析的研究主要分为政策结构、社会网络框架、新古典、新经济、劳动力结构、人力资本以及全球化等七个方面进行的实证和理论研究。但由于劳动力迁移问题的复杂性和可变性，新的时期，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原因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如迁出国政策而非迁入国政策、政客动机意图、迁移人口年龄等因素也影响劳动力流动，却并未在之前的研究中包括。因此，我们不但需要理清早期对于劳动力国际流动原因的分析情况，也需要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对迁移因素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和研究。如加强理论的综合和包容性研究、加强对相关政策及迁入国政客行为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的研究、加强有针对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研究等。

参考文献：

[1] Chiswick， Barry 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 Applic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 in Myron Weiner and Tadashi Hanami， ed. Temporary Workers or Future Citizens？ Japanese and U.S. Migration Polic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pp. 177-208.

[2] Chiswick， Barry R.， “Are Immigrants Favorably Sel-Selected？ An Economic Analysis” in Caroline D.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pp. 61-76.

[3] Winklemann， Rainer，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The Case of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IZA Discussion Paper， 2000， pp.169

[5] Williamson， Jeffrey G.， “Globalization， Labor Markets and Policy Backlash in the Pa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 （4） Fall， pp. 51-72.

篇2

关键词: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120-02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向非农产业流动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总体上讲,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效率,而且有利于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但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如果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缺乏整体和长远规划,则有可能延缓城镇化的进程,导致农村更加边缘化。

一、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特征

1.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基本特征。从年龄结构上看,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羊安镇和天台山镇农村流动劳动力中青壮年占70%,其中,20～30岁年龄段的流动劳动力所占比重最大,达到48.3%。

从性别结构上看,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但是性别差异不是想象的那么大。羊安镇和天台山镇流动劳动力中男性比例为54.7%,女性为45.3%。

从文化程度上看,西部农村的流动劳动力尽管属于当地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但是,总体文化程度仍然较低。羊安镇和天台山镇流动劳动力中,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体,初中生占51.7%,高中(含职业高中、中专)生占26.7%,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还占到18.3%。

2.农村劳动力的产业流向特征。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向第一产业、特别是流向本地第一产业的极少,主要流向第二、三产业。被调查的两个镇中,农村劳动力流向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是:3.3%、50%和46.7%。在第二、三产业中,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粗放型体力劳动工作,比如建筑业、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流动劳动力。

3.农村劳动力的区域流向特征。总体上讲,西部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省内及邻省(市)的大中城市。但是,由于西部各省(市、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也存在一些差异。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总体情况是:省内流动占71.7%,其中,流向省内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占55%(流向成都市区的劳动力最多,占41.7%,其次是相邻或相近的雅安市、乐山市和攀枝花市),镇内流动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仅16.7%。调查发现,近年流向省外的劳动力开始回流,回乡就近就业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差异,两镇的劳动力流向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羊安镇是邛崃市的工业镇,现有70余家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6家,提供的就业岗位较多,有26.7%的羊安镇农村流动劳动力选择在本镇就业;而天台山镇以农业为主,非农产业主要是旅游业,能够吸纳的农村劳动力相对少一些,该镇只有6.7%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在本镇就业。

4.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时间特征。如果依据流动时间的长短,把农村流动劳动力分为永久性外出(户口外迁,不再回来定居)、长期性外出(常年在外,户口仍留本地)、季节性外出(农忙季节在家、农闲季节外出)和日常性外出(早出晚归、“钟摆式”流动)四种形式,则西部地区永久性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最小,长期性外出和季节性外出劳动力的比例较大,日常性外出劳动力的比例因地而异,差异较大。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情况是:两镇永久性外出的劳动力仅占流动劳动力总数的8.3%,长期性外出和季节性外出占流动劳动力总数的31.7%和35%;至于日常性外出,由于受各自镇区非农产业发展程度、距离镇区或市区(包括县城所在地的城关镇)远近、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完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有比较大的差异,羊安镇此类流动劳动力的比例大大高于天台山镇,分别为18.3%和6.7%。

二、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

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很多,本次调查设计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四个,根据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影响两镇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依次(按照影响程度)为:经济收入因素、技能因素、城镇发展程度因素、信息因素和其他因素。

1.经济收入因素。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引起人口迁移的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发展经济学家的人口流动模型(托达罗模型)也认为,预期收入的差距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流动的现实原因。这些理论在羊安镇和天台山镇基本得到了证实。83.3%的流动劳动力在作出流动决策和流向地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至于托达罗模型中影响预期收入实现的重要因素――就业概率,很多流动者考虑得并不多,因为他们坚信尽管城市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是,只要能够吃苦,就能够就业。事实证明,极大多数流动劳动力的收入有大幅度增加。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流动劳动力中,只有6.7%的人收入比流动前减少,93.3%的流动劳动力较流动前增加了收入,其中,收入增加2倍的流动劳动力占43.3%,增加3倍及以上的占26.7%。

2.技能因素。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技能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第二位的因素。一般来讲,在非农领域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频率更高,流动的距离更远,在非农产业的竞争力更强,相应地收入水平也更高。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流动劳动力之所以大多在城镇的第二、三产业的“非正规部门”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劳动工作,与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非农技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两镇流动劳动力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体,所以,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或职业教育的人不多。尽管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接受过由地方政府、或受雇单位组织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但大多是临时性或针对特定岗位所进行的应急培训,很难达到专业水平,再加上工作的稳定性较差,多数流动劳动力处于“门门技术懂一点,样样技术不精通”的状况。

3.城镇发展程度因素。城镇发展程度主要是指当地小城镇的发展水平。一般讲,城镇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镇区能够提供比较充裕的非农就业岗位,当地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就近流动,这不仅可以节约流动的直接成本,而且机会成本也比较小。但是,西部地区的多数小城镇发展水平都不够高,非农产业基础薄弱,缺乏主导产业支撑,又很难直接得到有经济增长点的大中城市的带动,能够吸纳的当地农村劳动力十分有限,所以,西部的农村劳动力更多地流向了大中城市或省外,流向本镇镇区的人数不多。在调查的两个镇中,由于城镇发展程度存在一些差异,劳动力的区域流向也所不同。相对而言,羊安镇的城镇化水平比天台山镇高,羊安镇镇区比天台山镇镇区吸纳了更多的当地农村流动劳动力。

4.信息因素。劳动力流动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劳动者总是流向信息对自己相对充分的地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是农村劳动力流向的指挥棒。可靠的信息会在一次成功的流动以后,引发若干次类似的流动,而不可靠的信息则会对持续的流动起预警作用。在西部地区,尽管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渠道也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还是亲戚朋友。本次调查显示,来源于亲戚朋友、地方政府组织、中介机构和各种媒体的流动信息分别为47%、22%、16%和11%,另外还有4%的流动信息来源于其他渠道。

三、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的对策

1.完善和落实农民增收政策,避免农村优秀人才过度外流。西部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流出了农村和农业,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存量丰富的农村优秀人才“非农化”的速度更快,部分地方已经出现了农村“空壳”现象――人去屋空、耕地闲置、农田荒芜。而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的比较利益较低,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尽管近年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农民也真正获得了实惠,但是,这些政策还不够完善、已有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至少,目前西部的农业和农村对优秀的农村人才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长此以往,西部的农业和农村有可能陷入“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优秀人才外流―农业劳动力[微软用户1]生产率低―农民收入水平低”的恶性循环。

2.加强农村基础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从全国的情况看,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西部的问题又更加突出。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之所以在非农领域的就业竞争力弱、就业层次低,至关重要的原因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无论是对流动劳动力,还是对留乡(务农)劳动力来讲,加强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都非常重要,于前者,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其在非农产业的就业竞争能力,于后者,可以真正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

3.建立公共信息平台,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信息资源。信息不充分是导致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的主要原因。目前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渠道是亲戚朋友,政府、中介机构和媒体的作用还很有限。政府应该加强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快速、准确地向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公众提供劳动用工信息和就业信息,科学规划和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强对职业中介和媒体信息的管理,规范其行为,尽量避免虚假信息误导农村劳动力流动。

4.科学规划、合理定位小城镇的功能,加快城镇化进程。一度时期,西部的城镇化效仿经济发达地区的模式,重点发展小城镇,试图依靠小城镇来“积蓄”农村劳动力,推进城镇化,然而,实践表明,西部地区多数小城镇由于缺乏非农产业的支撑,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有必要对西部的小城镇重新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定位,重点发展具有非农产业基础、有主导产业或经济增长点的小城镇,使之成为经济中心,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吸纳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更多的小城镇作为行政、文化和商业服务中心,发挥连接城乡纽带的作用。有规划地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也许是当前加快西部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路径。

参考文献:

[1]陈永正,陈家泽.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兼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都模式”[J].财经科学,2007,(3):

51-58.

篇3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宏观动因；微观主体；社会网络理论；二元经济；劳动力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渗透和制度更迭，劳动力流动现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共生性与矛盾性，因而长久以来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也表现出了多面性：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体现着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制度影响。正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也极不容易。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梳理，以期掌握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 早期关注：宏观动因

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劳动力呈现出宏观层面部门间的流动，对于把握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和机理给与了模型论证和经济学阐释，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由于刘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费景汉做出修正和扩展，故也简称为刘易斯模型），作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首次论证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意义，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又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二元经济理论肯定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经过扩展和完善的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有限剩余。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处于无限供给阶段，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不受限制，资本积累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进程，在这个阶段，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的需求方控制的买方市场，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发言权，因此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长期没有上涨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加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时，二元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资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断，而此时二元经济结构尚属于主要经济结构，工业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乔根森[2]从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宏观动因在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在乔根森模型中被内生化，它认为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却是无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拉动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模型为分析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3]研究认为个体劳动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是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这是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创新，但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现实极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劳动力流动模式研究中微观基础极为薄弱，对于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关注甚少，没有考察劳动者作为微观个体的流动决策过程，这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2 研究深入：微观主体

新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理论弥补以上缺陷，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微观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推拉理论从劳动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拉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是最早探讨劳动力流动原因的理论，得出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唐纳德·博格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拉理论，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动是否发生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随后经过李的扩展，将推拉理论进一步细化，分析劳动者个人特征对推力、拉力的反应，开始将宏观分析纳入微观因素。

在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的微观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斯加斯塔德[4]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衡量行为的唯一目标则是通过对流动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追求净收入最大化为劳动者的迁移目标。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成本划分为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货币收益和成本决定着流动行为的货币性净收入，非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成本则体现了流动行为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理清影响劳动者迁移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非货币性因素更多的表现为劳动者对流动行为的主观评判，其中个人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但研究主体由个人发展为家庭，其核心理论观点被称为斯塔克[5-6] “相对贫困假说”，即家庭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主体，虽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更加重视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效应：家庭追求的是预期收入的最大与未来风险的最小，希望获得与其他参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当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间越不均等、家庭间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贫困感会越强烈，为了分散风险，消除贫困感，做出迁移决策的可能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这种由于相对贫困而做出的迁移和流动更为常见。因此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观点出发，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劳动力流动唯一动力，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启示。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并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劳动力作为流动的生产要素不同于资本等普通的生产要素，因为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的流动而流动的，而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为与决策不能简单应用经济学假设和原理去分析。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均认为是对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子，通过借助于劳动者流动的微观行为来解释宏观层面的流动现象。

博加斯[7]的自我选择模型（selfselection model）就是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劳动者个人禀赋的不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最终发现劳动者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符合自己发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素质高的劳动者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个人素质较低者则会选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自我选择模型为我们研究劳动力个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为劳动力流动能力与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兹[8]在解释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就业过程时，关注到了劳动者年龄的影响，他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形式：年轻时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小企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雇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当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岁左右会选择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继续积累，40岁左右劳动者会重新选择回到非正规部门，以创业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这种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劳动流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 创新性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具有时代特点，它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结构框架之下，重点关注潜在迁移者与相关亲朋好友的关系与联系对迁移者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迁移行为、扩张了迁移的范围。

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有社会资本理论和风险多样化模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置于人际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劳动力通过利用社会资本最大化其流动所得收益。波斯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用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格，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拥有会使得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更为充分、渠道更加多样，风险和成本却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决策单元主体，利用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其收入来源，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卡林顿和戈登对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修整和扩展，其结论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卡林顿[11]通过建立成本内生化的动态劳动力流动模型，论证了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较早的迁移者会在信息传送、工作搜寻、环境适应、语言沟通等方面给与潜在迁移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迁移网络一旦形成，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较前期下降，迁移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戈登[12]的贡献在于加入了劳动力迁移决策中性别、家庭准则、预期、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迁移决定行为模型，研究发现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区分影响流动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因素，并能准确地确定何种因素在何种情境下会起主要作用，这是戈登研究给与我们的重要启示。

早期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工资差别，并且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下无成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内容和动力机制缺乏解释力。社会网络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陷，它将劳动力流动看作一种“链式流动”，并且在流动中嵌入网络结构，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机制以及无法用收入因素解释的诸多流动行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启发。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均是在劳动力流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有许多支持其发展的经验验证，也有关于其命题的激烈争论，无论何种声音，都对二元经济框架下劳动力流动理论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正如Gustav Ranis[13]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有效的、经验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一体化的现代经济还未实现，二元理论就不失其指导价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引起诸多争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理论的相符性，如何在继承经典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发展，是我们认清二元经济发展历程，解决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之举。

4 国内研究动态：二元经济及其拓展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与分析工作，有关文献不胜枚举。理论界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注，然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研究也扩大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以及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人均土地面积等多因素的实证研究等，研究人员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方式、影响及结果。

4.1 二元经济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众多研究人员[14-15]认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价值，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陈吉元[16]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鉴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三元经济理论，对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动因和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探索。杜鹰、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家庭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重要因素，有别于西方迁移决策研究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国劳动力流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并以经济收入的获得为直接目的。杨春瑰[18]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预期工资率的差异与迁移的增长率呈正比。黄泰岩[19]、张宏伟[20]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元并存的三元经济理论，突出了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肖六亿[21]则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二元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工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才是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的观点。朱农[22]通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力迁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四元经济”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迁移是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这个四元经济中进行的。蔡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集中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认为[23]，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从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 实证研究：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实证分析占据主要比重，由于所选用的模型不同、样本对象不一致、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实证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验证，弥补了理论分析的不足，同时对我们如何科学使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提供诸多借鉴。

白南生[17]通过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杜鹰[17]依托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经济背景做了实证研究，将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视，合理阐明了当时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和宏观背景。赵耀辉[24]在研究影响中国人口乡城转移的因素中发现，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税收的增加更加激发了劳动力向外流动，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和可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农村消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郑真真等[25]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妇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别因素在劳动力迁移流动中存在质的差异。袁志刚[26]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非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赵伟，李芬[27]开始关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行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研究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张永丽，黄祖辉[28]通过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9]对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5 理论述评与思路启发

5.1 理论述评

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视野迈向微观分析，从经济人假设深入到社会人研究，从个体决策延伸至家庭及网络影响。一方面证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该问题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切入，认清和把握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才会看清宏观经济现象的趋势与特点。

国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已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证，以至于我们在进行文献梳理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分类标准将各类研究归类，然而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探讨背后缺乏系统的、抽象的宏观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一般化理论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还需从微观分析中走出来，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宏观的流动规律和特点，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分析入手，避免具体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将研究视野放眼于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以劳动力主体作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看似微观的分析手段，实际上着眼于整个宏观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劳动力主体的分析和论证，考察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和流动模式，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构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论上的创新与完善。此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性别差异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这表明当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何将诸多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劳动力特征的提出和论证将有助于将整个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逻辑范畴，通过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论与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 思路启发：研究视角的时代选择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合劳动力流动现实。新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异质性劳动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流动实践为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突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又为我们分析后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特殊性也为异质性劳动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础。笔者认为如此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利于在异质性劳动力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我国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

将异质性劳动力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异质性基本上限定于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无论是教育与培训经历的区分，还是技能与非技能型的分类，均只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异质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反复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论证。笔者认为劳动力的异质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异质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劳动者个人决策差异的非经济因素都是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所在，他可能会包括劳动者对区域经济的整体预期、对出生地的眷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考虑、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等等很多方面。异质性的突显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社会福利和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流动会更多地通过非经济因素做出决策。笔者有意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内涵及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异质性因素纳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扩展和丰富，从而有效解释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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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Cha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

SUN Xiaofa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cromigration model，micromigration theory，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t concerns in different economic periods.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ual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the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on domestic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a logical link in the curren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failure to come to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migration are the main defects. Considering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tide of rushing home”，“difficult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beachhead battle”，the author proposes research priorities that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se phenomena and

establish

the generalized theory to explai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effectively. It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eference of subject of labor （individual）， which is called heterogeneity

篇4

1、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认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在于( )。

A、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

B、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

C、劳动力成为商品

D、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2、在远古时期，在( )著作中，热情讴歌了人类的劳动，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得到财富、荣誉、家庭和朋友。

A、赫西奥德的《劳动与时日》

B、色诺芬的《经济论》

C、色诺芬的《雅典的收入》

D、柏拉图的《理想国》

3、产业革命后，提出“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观点的经济学家是( )。

A、配第 B、斯密 C、李嘉图 D、萨伊

4、( )标志着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独立发展阶段。

A、索罗门·布拉姆的《劳动经济学》著作出版

B、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

C、20世纪40年代，芝加哥学派进行的“劳动经济学革命”

D、我国朱九通教授所著的《劳动经济学概论》出版

5、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 )。

A、劳动力市场理论 B、工资理论

C、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 D、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选择

6、在知识经济时代，就业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 )

A、健康的身体 B、忠实于雇主

C、身怀一技之长 D、具有知识和不断创新的能力

7、按照行为科学家的研究，人的行为链条为( )。

A、动机需要行为目标 B、需要行为动机目标

C、目标需要动机行为 D、需要动机行为目标

8、美国行为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由低到高的顺序分为( )。

A、安全、生理、尊重、社交、自我实现

B、生理、安全、尊重、自我实现、社交

C、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

D、生理、尊重、安全、社交、自我实现

9、在人力资源所包括的几个素质中，( )是基础。

A、科学文化素质 B、思想道德素质

C、身体素质 D、技能能力素质

10、狭义的人力资源开发是指( )。

A、人力资源的生理开发 B、人力资源的心理开发

C、人力资源的伦理开发 D、人力资源的智力和技能开发

11、在影响劳动力供给的诸多因素中，最为主要的因素是( )。

A、市场工资率 B、非劳动收入

C、家庭性因素 D、个人偏好

12、现代劳动经济学认为，在工时固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的劳动供给量，的办法是( )。

A、实行奖励工资 B、实行计时工资

C、实行固定工资 D、进行道德刺激

13、劳动力供给等于( )。

A、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

B、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效率

C、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劳动力的效率

D、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劳动力的效率

14、影响劳动力供给的非经济因素有( )。

A、市场工资率的高低 B、非劳动收入的多少

C、家庭因素的强弱 D、个人偏好

15、影响劳动力市场最根本、最主要的要素是( )。

A、市场性要素 B、组织性要素

C、社会性要素 D、工会、政府

16、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主要可分为( )两类。

A、种族歧视、性别歧视 B、种族歧视、身体障碍歧视

C、宗教歧视、身体障碍歧视 D、工资歧视、职业歧视

17、在支配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制中，最基本的机制是( )。

A、工资机制 B、供求机制 C、竞争机制 D、风险机制

18、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合理性是指( )。

A、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B、劳动力流动的收益大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C、劳动力流动的收益等于劳动力流动成本

D、劳动力流动收益小于劳动力流动成本

19、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是( )。

A、健康状况 B、社会文化因素

C、经济因素 D、人际关系

20、与年轻的劳动力比较而言，年老的劳动力流动率较低，主要原因是年老的劳动力流动的( )。

A、直接成本增加 B、机会成本增加

C、心理成本增加 D、风险成本增加

参考答案：

单项选择题

1、C 2、A 3、A 4、A 5、C 6、D

7、D 8、C 9、C 10、D 11、A 12、A

篇5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