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原因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劳动力；移民流；流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9.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8－0003－02

一、 从劳动力国际流动现象分析其原因

对于劳动力的国际迁移，大概可以追溯到1600年的强制合同时期，主要指这个时期的移民需要受到合同的约束。此后的1790年到1850年，被称做先驱自由定居者增长期，有大量的移民不受任何约束迁移。而大规模移民发生在1850―1913年。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是亚洲的移民的时代。而在1914―1945年间，劳动力的国际移民受到了战争、萧条和限制的约束。1946年至今，由于各国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移民现象被相对地限制，被称做限制性的移民时期。学者们了解了由古至今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各个时期后，从四个方面对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大量移民流的产生；移民流的波动；大规模（1850―1913年间）的长期移民趋势和近代国际移民趋势。

（一）大量的移民流产生原因分析

大量的移民是由于经济刺激，许多的相关探究都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表明，一战前的大规模移民时代，当时国际移民相对无束缚，经济刺激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解释那个时期的移民模式。同时，还有研究认为，年轻人和单身更容易去移民。他们可能更爱冒险和有企业家精神，并且继承更少的原始投资特征，所以移民成本较低，他们同时从流动中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年轻一代的移民，他们能够从工作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收获，同时最小化先前的工作搜寻、对目的地的调整适应等成本。作为单身移民，他们也能够减小自身流动的直接费用。并且，年轻人是没有技术或有很少技术和特别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移民，就会很少因此失去附加特殊技术性资源而带来的经济回报。

（二）移民流的波动原因分析

研究显示，20世纪20年代的原因探究主要是受到推拉理论的影响；而20世纪60年代，人们认为这依赖于人们对本国和迁入国的预期收入比较决策，而这由迁入迁出国的工资率差异和在迁入国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两个因素决定；20世纪90年代至今，人们认为，本国和迁入国工资率和就业率都可以决定波动，并且，失业率是短期移民的有力决定因素，而长期趋势主要由工资率决定。

（三）移民的长期趋势原因分析

研究表明，实际工资率必须和移出国适龄和农业劳动人口比重一起，才能决定移民率的变化。另有研究得出：有限的土地所有者带来的人口压力也会产生移出现象，且农村人口的国际流动率相较城市人口较低。此外，如前所述，相关学者又证明了工作搜寻等成本的减少也能带来移民流；同时，若控制好其他依赖变量，10%的流入国资源工资率的增长会带来0.13%的流出国移民。总结各种研究发现：人口量、相对收入、劳动力结构改变、贫困、农业的落后、移民信息的传播等，这些都会对移民趋势大小产生影响；同时，实际工资率和适龄移出人口比例共同决定了移出率的变化，并得出19世纪10%的流入国资源工资率的增长会带来0.13%的流出国移民；此外，大规模的移民趋势和移出率增长需要本国工资和收入增长作为先决条件。

（四） 近代国际移民趋势原因分析

有学者认为，影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移民的是同一个因素。这能解释瞬息万变的当代国际性移民问题――欧洲收入的戏剧性趋同，特别是在南欧，在所谓的黄金时期从1950―1973年，帮助解释欧洲移民到新大陆（美洲）的移民比重的大幅下降，说明本国收入的增长，减弱了欧洲国家的移出率。又有研究显示，政策也是一个影响移民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移民由于限额和规定，被大量地限制。所以，移民压力不能被清晰地观察，移民资源趋势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移民政策。还有一些针对不同国家情况所做的研究。如Germany （1964―1988）、 Karras and Chiswick（1999）证明了德国移民在短期内是由于周期性现象，像失业率影响，而长期因素则是德国和迁出国家的人均收入影响。

二、从劳动力流动理论分析其原因

（一）较早的劳动力流动理论

1.传统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及其发展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1885，1889）的“迁移定律”。认为人们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并对人口迁移的机制、结构、空间特征规律分别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人口经济学家E.S.Lee（1966）在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和博格（Burge）的基础上，在其《迁移理论》一文中系统总结了“推力－拉力”理论。他将影响迁移行为的因素概况为四个方面：与迁入地有关的因素；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各种中间障碍；个人因素。杨云彦（1994）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这四种因素的内涵，提出迁入地和迁出地因素都包含着推力、拉力以及中性因素，其中中性因素对迁移不起作用，而推力和拉力因素对不同的个体是不同的；中间障碍主要是指移民限制、迁移距离等因素；个人因素则是指个体的年龄、价值观、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等，都会影响到个体对外界信息的判断和迁移决定。劳动力是否迁移，取决与他对这些因素的综合权衡和选择。

2.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al theory）及其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人口迁移的研究中，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区域差异引起了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的调整，人口迁移是这一调整过程的体现。同时，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个人来说，迁移被视为是一种在个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这种个人投资可以增强自身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自身的整体生活水平。多数研究表明，人口迁移主要是在市场调节下移民对经济机会的选择。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发展经济学理论视角的刘易斯（Arthur Lewis）和托达罗模型。它先后经历了刘易斯模型、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 and Fei）的修正模型、托达罗模型修正三个阶段。

3.新经济家庭迁移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迁移过程的最小单位，而在实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新家庭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做出的，迁移（特别是短期迁移）的因素归结为一种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风险的家庭策略，而周期性往返迁移则是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家庭）资源。人的迁移行为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更重要的还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该理论对家庭观点较重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二）新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发展

1.世界系统理论

主要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认识和解释人口迁移问题（Wallerstein）。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竞争的结果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自身的发展过程被中断，成为部分核心国（发达国家）的附属国。发达国家的资本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的各个角落，控制了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于是双向流动不可避免。在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原材料等也向发达国家流动。这种流动不是工资率差异的结果，而是市场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2.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迁移理论（模型）

现有的西方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或因其重要假设不能在中国得到统计验证（如两部门模型），或因其理论未能形成系统体系（如三部门学说），似乎均难以为中国国内现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朱镜德于1999年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理论模型。

三元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可以自由进入、劳动力价格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缺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和不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不可以自由进入、劳动力价格不完全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很高）。两阶段迁移理论是依据乡-城迁移的流向，将整个迁移划分为两阶段。其中，将主要发生在城乡两个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迁移视为迁移的第一阶段，而将此后发生的迁移看作第二阶段，从而解释由于市场开放程度和工资率等因素造成的中国特殊的劳动力迁移现象。

三、总结

通过以上综述不难得出，劳动力国际流动原因分析的研究主要分为政策结构、社会网络框架、新古典、新经济、劳动力结构、人力资本以及全球化等七个方面进行的实证和理论研究。但由于劳动力迁移问题的复杂性和可变性，新的时期，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原因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如迁出国政策而非迁入国政策、政客动机意图、迁移人口年龄等因素也影响劳动力流动，却并未在之前的研究中包括。因此，我们不但需要理清早期对于劳动力国际流动原因的分析情况，也需要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对迁移因素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和研究。如加强理论的综合和包容性研究、加强对相关政策及迁入国政客行为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的研究、加强有针对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研究等。

参考文献：

[1] Chiswick， Barry 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 Applic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 in Myron Weiner and Tadashi Hanami， ed. Temporary Workers or Future Citizens？ Japanese and U.S. Migration Polic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pp. 177-208.

[2] Chiswick， Barry R.， “Are Immigrants Favorably Sel-Selected？ An Economic Analysis” in Caroline D.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pp. 61-76.

[3] Winklemann， Rainer，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The Case of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IZA Discussion Paper， 2000， pp.169

[5] Williamson， Jeffrey G.， “Globalization， Labor Markets and Policy Backlash in the Pa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 （4） Fall， pp. 51-72.

篇2

关键词: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120-02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向非农产业流动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总体上讲,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效率,而且有利于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但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如果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缺乏整体和长远规划,则有可能延缓城镇化的进程,导致农村更加边缘化。

一、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特征

1.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基本特征。从年龄结构上看,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羊安镇和天台山镇农村流动劳动力中青壮年占70%,其中,20～30岁年龄段的流动劳动力所占比重最大,达到48.3%。

从性别结构上看,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但是性别差异不是想象的那么大。羊安镇和天台山镇流动劳动力中男性比例为54.7%,女性为45.3%。

从文化程度上看,西部农村的流动劳动力尽管属于当地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但是,总体文化程度仍然较低。羊安镇和天台山镇流动劳动力中,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体,初中生占51.7%,高中(含职业高中、中专)生占26.7%,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还占到18.3%。

2.农村劳动力的产业流向特征。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向第一产业、特别是流向本地第一产业的极少,主要流向第二、三产业。被调查的两个镇中,农村劳动力流向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是:3.3%、50%和46.7%。在第二、三产业中,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粗放型体力劳动工作,比如建筑业、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流动劳动力。

3.农村劳动力的区域流向特征。总体上讲,西部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省内及邻省(市)的大中城市。但是,由于西部各省(市、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也存在一些差异。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总体情况是:省内流动占71.7%,其中,流向省内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占55%(流向成都市区的劳动力最多,占41.7%,其次是相邻或相近的雅安市、乐山市和攀枝花市),镇内流动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仅16.7%。调查发现,近年流向省外的劳动力开始回流,回乡就近就业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差异,两镇的劳动力流向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羊安镇是邛崃市的工业镇,现有70余家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6家,提供的就业岗位较多,有26.7%的羊安镇农村流动劳动力选择在本镇就业;而天台山镇以农业为主,非农产业主要是旅游业,能够吸纳的农村劳动力相对少一些,该镇只有6.7%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在本镇就业。

4.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时间特征。如果依据流动时间的长短,把农村流动劳动力分为永久性外出(户口外迁,不再回来定居)、长期性外出(常年在外,户口仍留本地)、季节性外出(农忙季节在家、农闲季节外出)和日常性外出(早出晚归、“钟摆式”流动)四种形式,则西部地区永久性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最小,长期性外出和季节性外出劳动力的比例较大,日常性外出劳动力的比例因地而异,差异较大。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情况是:两镇永久性外出的劳动力仅占流动劳动力总数的8.3%,长期性外出和季节性外出占流动劳动力总数的31.7%和35%;至于日常性外出,由于受各自镇区非农产业发展程度、距离镇区或市区(包括县城所在地的城关镇)远近、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完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有比较大的差异,羊安镇此类流动劳动力的比例大大高于天台山镇,分别为18.3%和6.7%。

二、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

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很多,本次调查设计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四个,根据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影响两镇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依次(按照影响程度)为:经济收入因素、技能因素、城镇发展程度因素、信息因素和其他因素。

1.经济收入因素。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引起人口迁移的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发展经济学家的人口流动模型(托达罗模型)也认为,预期收入的差距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流动的现实原因。这些理论在羊安镇和天台山镇基本得到了证实。83.3%的流动劳动力在作出流动决策和流向地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至于托达罗模型中影响预期收入实现的重要因素――就业概率,很多流动者考虑得并不多,因为他们坚信尽管城市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是,只要能够吃苦,就能够就业。事实证明,极大多数流动劳动力的收入有大幅度增加。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流动劳动力中,只有6.7%的人收入比流动前减少,93.3%的流动劳动力较流动前增加了收入,其中,收入增加2倍的流动劳动力占43.3%,增加3倍及以上的占26.7%。

2.技能因素。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技能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第二位的因素。一般来讲,在非农领域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频率更高,流动的距离更远,在非农产业的竞争力更强,相应地收入水平也更高。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流动劳动力之所以大多在城镇的第二、三产业的“非正规部门”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劳动工作,与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非农技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两镇流动劳动力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体,所以,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或职业教育的人不多。尽管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接受过由地方政府、或受雇单位组织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但大多是临时性或针对特定岗位所进行的应急培训,很难达到专业水平,再加上工作的稳定性较差,多数流动劳动力处于“门门技术懂一点,样样技术不精通”的状况。

3.城镇发展程度因素。城镇发展程度主要是指当地小城镇的发展水平。一般讲,城镇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镇区能够提供比较充裕的非农就业岗位,当地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就近流动,这不仅可以节约流动的直接成本,而且机会成本也比较小。但是,西部地区的多数小城镇发展水平都不够高,非农产业基础薄弱,缺乏主导产业支撑,又很难直接得到有经济增长点的大中城市的带动,能够吸纳的当地农村劳动力十分有限,所以,西部的农村劳动力更多地流向了大中城市或省外,流向本镇镇区的人数不多。在调查的两个镇中,由于城镇发展程度存在一些差异,劳动力的区域流向也所不同。相对而言,羊安镇的城镇化水平比天台山镇高,羊安镇镇区比天台山镇镇区吸纳了更多的当地农村流动劳动力。

4.信息因素。劳动力流动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劳动者总是流向信息对自己相对充分的地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是农村劳动力流向的指挥棒。可靠的信息会在一次成功的流动以后,引发若干次类似的流动,而不可靠的信息则会对持续的流动起预警作用。在西部地区,尽管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渠道也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还是亲戚朋友。本次调查显示,来源于亲戚朋友、地方政府组织、中介机构和各种媒体的流动信息分别为47%、22%、16%和11%,另外还有4%的流动信息来源于其他渠道。

三、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的对策

1.完善和落实农民增收政策,避免农村优秀人才过度外流。西部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流出了农村和农业,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存量丰富的农村优秀人才“非农化”的速度更快,部分地方已经出现了农村“空壳”现象――人去屋空、耕地闲置、农田荒芜。而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的比较利益较低,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尽管近年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农民也真正获得了实惠,但是,这些政策还不够完善、已有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至少,目前西部的农业和农村对优秀的农村人才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长此以往,西部的农业和农村有可能陷入“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优秀人才外流―农业劳动力[微软用户1]生产率低―农民收入水平低”的恶性循环。

2.加强农村基础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从全国的情况看,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西部的问题又更加突出。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之所以在非农领域的就业竞争力弱、就业层次低,至关重要的原因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无论是对流动劳动力,还是对留乡(务农)劳动力来讲,加强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都非常重要,于前者,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其在非农产业的就业竞争能力,于后者,可以真正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

3.建立公共信息平台,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信息资源。信息不充分是导致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的主要原因。目前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渠道是亲戚朋友,政府、中介机构和媒体的作用还很有限。政府应该加强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快速、准确地向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公众提供劳动用工信息和就业信息,科学规划和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强对职业中介和媒体信息的管理,规范其行为,尽量避免虚假信息误导农村劳动力流动。

4.科学规划、合理定位小城镇的功能,加快城镇化进程。一度时期,西部的城镇化效仿经济发达地区的模式,重点发展小城镇,试图依靠小城镇来“积蓄”农村劳动力,推进城镇化,然而,实践表明,西部地区多数小城镇由于缺乏非农产业的支撑,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有必要对西部的小城镇重新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定位,重点发展具有非农产业基础、有主导产业或经济增长点的小城镇,使之成为经济中心,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吸纳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更多的小城镇作为行政、文化和商业服务中心,发挥连接城乡纽带的作用。有规划地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也许是当前加快西部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路径。

参考文献:

[1]陈永正,陈家泽.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兼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都模式”[J].财经科学,2007,(3):

51-58.

篇3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宏观动因；微观主体；社会网络理论；二元经济；劳动力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渗透和制度更迭，劳动力流动现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共生性与矛盾性，因而长久以来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也表现出了多面性：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体现着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制度影响。正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也极不容易。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梳理，以期掌握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 早期关注：宏观动因

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劳动力呈现出宏观层面部门间的流动，对于把握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和机理给与了模型论证和经济学阐释，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由于刘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费景汉做出修正和扩展，故也简称为刘易斯模型），作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首次论证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意义，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又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二元经济理论肯定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经过扩展和完善的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有限剩余。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处于无限供给阶段，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不受限制，资本积累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进程，在这个阶段，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的需求方控制的买方市场，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发言权，因此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长期没有上涨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加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时，二元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资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断，而此时二元经济结构尚属于主要经济结构，工业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乔根森[2]从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宏观动因在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在乔根森模型中被内生化，它认为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却是无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拉动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模型为分析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3]研究认为个体劳动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是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这是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创新，但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现实极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劳动力流动模式研究中微观基础极为薄弱，对于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关注甚少，没有考察劳动者作为微观个体的流动决策过程，这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2 研究深入：微观主体

新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理论弥补以上缺陷，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微观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推拉理论从劳动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拉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是最早探讨劳动力流动原因的理论，得出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唐纳德·博格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拉理论，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动是否发生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随后经过李的扩展，将推拉理论进一步细化，分析劳动者个人特征对推力、拉力的反应，开始将宏观分析纳入微观因素。

在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的微观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斯加斯塔德[4]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衡量行为的唯一目标则是通过对流动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追求净收入最大化为劳动者的迁移目标。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成本划分为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货币收益和成本决定着流动行为的货币性净收入，非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成本则体现了流动行为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理清影响劳动者迁移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非货币性因素更多的表现为劳动者对流动行为的主观评判，其中个人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但研究主体由个人发展为家庭，其核心理论观点被称为斯塔克[5-6] “相对贫困假说”，即家庭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主体，虽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更加重视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效应：家庭追求的是预期收入的最大与未来风险的最小，希望获得与其他参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当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间越不均等、家庭间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贫困感会越强烈，为了分散风险，消除贫困感，做出迁移决策的可能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这种由于相对贫困而做出的迁移和流动更为常见。因此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观点出发，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劳动力流动唯一动力，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启示。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并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劳动力作为流动的生产要素不同于资本等普通的生产要素，因为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的流动而流动的，而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为与决策不能简单应用经济学假设和原理去分析。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均认为是对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子，通过借助于劳动者流动的微观行为来解释宏观层面的流动现象。

博加斯[7]的自我选择模型（selfselection model）就是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劳动者个人禀赋的不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最终发现劳动者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符合自己发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素质高的劳动者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个人素质较低者则会选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自我选择模型为我们研究劳动力个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为劳动力流动能力与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兹[8]在解释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就业过程时，关注到了劳动者年龄的影响，他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形式：年轻时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小企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雇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当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岁左右会选择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继续积累，40岁左右劳动者会重新选择回到非正规部门，以创业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这种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劳动流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 创新性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具有时代特点，它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结构框架之下，重点关注潜在迁移者与相关亲朋好友的关系与联系对迁移者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迁移行为、扩张了迁移的范围。

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有社会资本理论和风险多样化模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置于人际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劳动力通过利用社会资本最大化其流动所得收益。波斯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用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格，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拥有会使得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更为充分、渠道更加多样，风险和成本却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决策单元主体，利用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其收入来源，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卡林顿和戈登对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修整和扩展，其结论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卡林顿[11]通过建立成本内生化的动态劳动力流动模型，论证了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较早的迁移者会在信息传送、工作搜寻、环境适应、语言沟通等方面给与潜在迁移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迁移网络一旦形成，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较前期下降，迁移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戈登[12]的贡献在于加入了劳动力迁移决策中性别、家庭准则、预期、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迁移决定行为模型，研究发现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区分影响流动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因素，并能准确地确定何种因素在何种情境下会起主要作用，这是戈登研究给与我们的重要启示。

早期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工资差别，并且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下无成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内容和动力机制缺乏解释力。社会网络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陷，它将劳动力流动看作一种“链式流动”，并且在流动中嵌入网络结构，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机制以及无法用收入因素解释的诸多流动行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启发。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均是在劳动力流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有许多支持其发展的经验验证，也有关于其命题的激烈争论，无论何种声音，都对二元经济框架下劳动力流动理论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正如Gustav Ranis[13]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有效的、经验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一体化的现代经济还未实现，二元理论就不失其指导价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引起诸多争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理论的相符性，如何在继承经典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发展，是我们认清二元经济发展历程，解决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之举。

4 国内研究动态：二元经济及其拓展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与分析工作，有关文献不胜枚举。理论界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注，然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研究也扩大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以及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人均土地面积等多因素的实证研究等，研究人员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方式、影响及结果。

4.1 二元经济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众多研究人员[14-15]认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价值，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陈吉元[16]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鉴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三元经济理论，对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动因和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探索。杜鹰、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家庭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重要因素，有别于西方迁移决策研究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国劳动力流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并以经济收入的获得为直接目的。杨春瑰[18]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预期工资率的差异与迁移的增长率呈正比。黄泰岩[19]、张宏伟[20]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元并存的三元经济理论，突出了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肖六亿[21]则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二元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工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才是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的观点。朱农[22]通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力迁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四元经济”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迁移是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这个四元经济中进行的。蔡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集中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认为[23]，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从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 实证研究：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实证分析占据主要比重，由于所选用的模型不同、样本对象不一致、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实证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验证，弥补了理论分析的不足，同时对我们如何科学使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提供诸多借鉴。

白南生[17]通过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杜鹰[17]依托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经济背景做了实证研究，将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视，合理阐明了当时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和宏观背景。赵耀辉[24]在研究影响中国人口乡城转移的因素中发现，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税收的增加更加激发了劳动力向外流动，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和可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农村消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郑真真等[25]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妇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别因素在劳动力迁移流动中存在质的差异。袁志刚[26]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非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赵伟，李芬[27]开始关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行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研究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张永丽，黄祖辉[28]通过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9]对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5 理论述评与思路启发

5.1 理论述评

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视野迈向微观分析，从经济人假设深入到社会人研究，从个体决策延伸至家庭及网络影响。一方面证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该问题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切入，认清和把握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才会看清宏观经济现象的趋势与特点。

国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已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证，以至于我们在进行文献梳理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分类标准将各类研究归类，然而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探讨背后缺乏系统的、抽象的宏观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一般化理论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还需从微观分析中走出来，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宏观的流动规律和特点，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分析入手，避免具体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将研究视野放眼于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以劳动力主体作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看似微观的分析手段，实际上着眼于整个宏观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劳动力主体的分析和论证，考察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和流动模式，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构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论上的创新与完善。此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性别差异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这表明当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何将诸多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劳动力特征的提出和论证将有助于将整个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逻辑范畴，通过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论与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 思路启发：研究视角的时代选择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合劳动力流动现实。新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异质性劳动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流动实践为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突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又为我们分析后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特殊性也为异质性劳动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础。笔者认为如此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利于在异质性劳动力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我国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

将异质性劳动力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异质性基本上限定于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无论是教育与培训经历的区分，还是技能与非技能型的分类，均只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异质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反复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论证。笔者认为劳动力的异质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异质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劳动者个人决策差异的非经济因素都是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所在，他可能会包括劳动者对区域经济的整体预期、对出生地的眷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考虑、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等等很多方面。异质性的突显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社会福利和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流动会更多地通过非经济因素做出决策。笔者有意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内涵及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异质性因素纳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扩展和丰富，从而有效解释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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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Cha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

SUN Xiaofa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cromigration model，micromigration theory，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t concerns in different economic periods.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ual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the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on domestic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a logical link in the curren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failure to come to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migration are the main defects. Considering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tide of rushing home”，“difficult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beachhead battle”，the author proposes research priorities that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se phenomena and

establish

the generalized theory to explai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effectively. It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eference of subject of labor （individual）， which is called heterogeneity

篇4

1、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认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在于( )。

A、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

B、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

C、劳动力成为商品

D、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2、在远古时期，在( )著作中，热情讴歌了人类的劳动，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得到财富、荣誉、家庭和朋友。

A、赫西奥德的《劳动与时日》

B、色诺芬的《经济论》

C、色诺芬的《雅典的收入》

D、柏拉图的《理想国》

3、产业革命后，提出“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观点的经济学家是( )。

A、配第 B、斯密 C、李嘉图 D、萨伊

4、( )标志着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独立发展阶段。

A、索罗门·布拉姆的《劳动经济学》著作出版

B、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

C、20世纪40年代，芝加哥学派进行的“劳动经济学革命”

D、我国朱九通教授所著的《劳动经济学概论》出版

5、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 )。

A、劳动力市场理论 B、工资理论

C、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 D、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选择

6、在知识经济时代，就业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 )

A、健康的身体 B、忠实于雇主

C、身怀一技之长 D、具有知识和不断创新的能力

7、按照行为科学家的研究，人的行为链条为( )。

A、动机需要行为目标 B、需要行为动机目标

C、目标需要动机行为 D、需要动机行为目标

8、美国行为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由低到高的顺序分为( )。

A、安全、生理、尊重、社交、自我实现

B、生理、安全、尊重、自我实现、社交

C、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

D、生理、尊重、安全、社交、自我实现

9、在人力资源所包括的几个素质中，( )是基础。

A、科学文化素质 B、思想道德素质

C、身体素质 D、技能能力素质

10、狭义的人力资源开发是指( )。

A、人力资源的生理开发 B、人力资源的心理开发

C、人力资源的伦理开发 D、人力资源的智力和技能开发

11、在影响劳动力供给的诸多因素中，最为主要的因素是( )。

A、市场工资率 B、非劳动收入

C、家庭性因素 D、个人偏好

12、现代劳动经济学认为，在工时固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的劳动供给量，的办法是( )。

A、实行奖励工资 B、实行计时工资

C、实行固定工资 D、进行道德刺激

13、劳动力供给等于( )。

A、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

B、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效率

C、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劳动力的效率

D、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劳动力的效率

14、影响劳动力供给的非经济因素有( )。

A、市场工资率的高低 B、非劳动收入的多少

C、家庭因素的强弱 D、个人偏好

15、影响劳动力市场最根本、最主要的要素是( )。

A、市场性要素 B、组织性要素

C、社会性要素 D、工会、政府

16、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主要可分为( )两类。

A、种族歧视、性别歧视 B、种族歧视、身体障碍歧视

C、宗教歧视、身体障碍歧视 D、工资歧视、职业歧视

17、在支配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制中，最基本的机制是( )。

A、工资机制 B、供求机制 C、竞争机制 D、风险机制

18、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合理性是指( )。

A、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B、劳动力流动的收益大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C、劳动力流动的收益等于劳动力流动成本

D、劳动力流动收益小于劳动力流动成本

19、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是( )。

A、健康状况 B、社会文化因素

C、经济因素 D、人际关系

20、与年轻的劳动力比较而言，年老的劳动力流动率较低，主要原因是年老的劳动力流动的( )。

A、直接成本增加 B、机会成本增加

C、心理成本增加 D、风险成本增加

参考答案：

单项选择题

1、C 2、A 3、A 4、A 5、C 6、D

7、D 8、C 9、C 10、D 11、A 12、A

篇5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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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F0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4-0016-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劳动力流动也呈现空前的规模。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也日益严重，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理论上说，劳动力流动会缩小收入差距，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与理论相悖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许多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经历。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又有其特殊性。本文将围绕中国的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为什么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清这些问题的研究思路。

一、中国的收入差距：现象与原因

1. 城乡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先缩小后扩大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一个转折点，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呈不断扩大态势。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的比较来看，若考虑零售物价指数的变化，城乡收入比率（以农村收入为1）从1978年的2.6一度下降到1988年的1.5，随后提高并达到2003年的2.4。[1]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这里使用的城乡收入概念并不完全可比，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其他福利折合成收入，城乡收入差距还会大幅度扩大。[2]此外，从我国东、中、西部的城乡差距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一直高于同期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1980-1985年间，东部和中部地区城乡差距呈缩小趋势，而西部地区维持不变。其后，三大地区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但西部地区的变化趋势更为显著。1980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为2.01、1.63和2.11。然而，到2000年，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上升为2.49和3.62，而东部地区却只有2.30。[3]城乡差距在不同地域上的严重程度不同，这也是我国城乡差距的特征之一。

对于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解释。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始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形成了几乎延续至今、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框架。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被认为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4-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均倾向于城市集聚，加之城乡之间产业结构的根本差异，导致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自然扩大的趋势。同时，政府在基础教育等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倾向，以及对城市计划控制部门的工资和福利的制度保护，都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8]此外，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外贸易的发展、劳动者素质的差异、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分配不公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等，也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9-10]

2. 地区收入差距

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一致，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也呈上升趋势，[11-14]而且根据收入差距分解显示，地区间收入差距本身就与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关。[15-16]地区差距的扩大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明显，[17]1980年中、西部人均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的78%和70%，到2000年，它们占东部的比例分别降到了62%和54%。[18]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概括地说，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与政府政策、要素流动、市场化进程、资源禀赋、教育投资等因素有关。

王小鲁和樊纲（2004）通过考察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在各地区间的流动和配置状况、市场化进程在各地区间的差异、城市化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等方面，指出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流动所导致。[18]陈秀山和徐瑛（2004）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要素投入、市场化进程与要素的使用效率是影响地区差距的因素。[11]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指出，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各地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符合程度不一致。[12]蔡和都阳（2000）通过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俱乐部趋同以及条件趋同的现象，认为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一系列不利于向东部地区趋同的因素，如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市场扭曲和开放程度不足。[19]还有一些研究将中国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的原因归结于外商投资，[20-23]以及中央政府的地区倾斜政策或地理、文化等因素。[24-25]他们认为，国外资金的流入、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优先投资是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源，同时，中西部不利的地理条件也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二、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规模与特征

1. 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人口迁移、户籍政策的逐步松动，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越来越大。根据我国1990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和1987年、1995年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2-1987年间中国劳动力迁移规模是3053.3万，1985-1990年增至3412.8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迁移规模在1990-1995年间达3642.6万，而1995-2000年高达13122.4万。[26]

2. 劳动力流动的特征①

按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划分，可以分为近邻流动、中程流动和远程流动。②在全国流动人口中，属于近邻流动的人口为6563.4万人，占45.5%；中程流动人口为3633.8万人，占25.2%，两项合计占总流动人口的70.7%。远程流动人口为4241.9万人，占29.3%。此外，劳动力远程流动多发生在经济相对较发达、体制创新快、工业贸易发展较活跃的地区。从三大地带看，沿海地区是远程流动比重最高的地区，达39.9%，远高于中部地区（10.5%）和西部地区（21.1%）。[27]这说明迁移规模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经济差距成正比。

从劳动力流动的方向看，沿海地区成为劳动力净流入地区，净流入人口总计3195.8万人。内陆地区成为劳动力净流出地区，净流出人口为2358.4万人。从各省区来看，广东、上海、北京、浙江和福建的外来人口中来自于内陆地区的比例分别为76.74%、59.2%、53.99%、91.06%和91.7%；而内陆地区的四川、安徽、湖南、江西和河南则是主要的劳务输出省，其迁往沿海地区的比例分别为72.04%、91.88%、92.14%、95.71%和73.32%。[28]由此可看出，地区收入差距对于劳动力流动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按户籍是否变化分类，所有的迁移人口可分成两类，即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后者占全部迁移人口的65.1%，其中以务工经商为迁移目的的占45.9%，反映了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就业。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构成了全部非户籍迁移的80.3%。实际上，这些迁移者构成了城市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9]

三、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

由上述数据可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按照经典的迁移理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诱发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而劳动力流动又会缩小收入差距，但中国的事实并非如此。理论与事实的相悖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学者们就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由于数据获取等原因，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结果还较少。[30]从现有的研究看，由于研究的角度和采用的方法与数据不同，其得到的结论也存在差异。

1. 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一些学者应用实证分析方法就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Zhu（2002）使用probit模型的结构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证实了城乡收入差距在中国农村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正向作用。[31]蔡（1996）研究了本地农村人均收入与全国农村人均收入的比率对于迁移的影响，发现这一比例的增加可以减少迁移。[32]林毅夫等（Lin，et al.，2004）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迁移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反应显著提高。[33]Zhang和Song（2003）利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分析，指出收入差距是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的巨大推动力。他们认为，既然省际迁移主要是从内地的农村迁往沿海的城市，那么任何减少内地与沿海收入差距的方法不仅可减少这种迁移，而且可为广大内陆省份提供大量的发展机会。[34]Wu和Yao（2003）在人口无限供给的假设条件下，运用需求导向模型，对中国的省际迁移与省内迁移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是，城乡收入差距是迁移产生的原因，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决定劳动力流动的因素。[35]王春超（2005）也有相似的观点，他利用相关的调查数据分别从“收入差异和劳动力流动性”以及“劳动力就业集聚”两方面做出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城乡收入差异并不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农民在转移过程中将愈来愈关注其转移的成本以及决定其转移成本的政策或制度性限制因素。[36]

在家庭层面上，Hare（1999）发现人均生产性资本对迁移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人均生产性资本每增加100元，可以使转移持续时间增加2%。[37]都阳等（Du，et al.，2005）研究了中国的迁移与农村贫困的关系，结果显示，处于贫困线附近的家庭比那些更富或更穷的家庭更倾向于迁移。[38]杜鹰（2006）在对四川和安徽两省调查资料的分析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等偏低收入户往往是外出打工的最大受益者。对于最低收入户和贫困户而言，他们主动利用这个机会的能力是有限的。[39]因为，某些基本条件的缺陷制约了他们的迁移。[40]

Zhao（2005）指出，这些发现与Harris-Todaro两部门模型一致。然而，已有的研究没有回答V形的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劳动力流动趋势的影响，且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的影响的实证结果还太少。[30]

2. 劳动力流动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从现有的文献看，大部分学者认为迁移会缩小收入差距。如段平忠等（2005）认为，中国人口流动地区分布的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人口流动对增长差距的收敛作用明显。[41]跨地区劳动力流动会缩小地区差距，其作用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二是劳动力流动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对流出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起了直接支撑作用（王小鲁和樊纲，2004）。[18]然而，迁移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使得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以致迁移不能发挥其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1]姚枝仲等（2003）也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改变各地区的需求结构，削平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相等。他们的经验分析表明，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受到较大的限制，劳动力流动还没有对地区差距缩小发挥重要作用。[42]林毅夫等（Lin，et al.，2004）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33]

一些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李实（2003）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整个农村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微小的作用。劳动力流动在一些富裕地区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在一些贫穷地区却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富裕地区外出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一些低收入家庭，而在贫穷地区则主要来自于中等偏上收入家庭。[2]因此，现阶段仅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张庆等，2006）。[43]同时，迁移并不能通过自身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Du，et al.，2005）。[38]而完全相反的结论是，跨省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反而扩大了地区间发展差距（孙自铎，2004）。[44]

3. 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

多数学者认为，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因素是中国劳动力流动未能缩小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

Whalley和Zhang（2004）通过一项模拟表明，③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45]蔡则更深入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迁移能够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需满足一定的条件。根据理论分析和世界各国的经验，他归纳了四个条件：一是迁移应反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种结构性变化；二是流入劳动力有机会且比较稳定地实现就业转换；三是城乡总产出分配格局应从不均等趋于均等；四是劳动力流动应是不受制度约束的自由流动及长期行为。一旦社会的迁移活动不符合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劳动力流动的扩大就不能保证收入差距的缩小。就中国而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至今的制度，使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动替代了永久性的人口迁移，其结果是，虽然迁移规模扩大，却没有相应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1]

韦伟和傅勇（2004）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导致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一是中国由于存在许多制度障碍，流动成本非常大，使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超过农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动成本抵消。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工资收入被固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的收入较低，纯收入更低，导致其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成本很低；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需求还不足以吸收全部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及农民收入还未能因农村人口的转移而得到明显提高。这样，无论农民选择进城还是选择务农，其收入都不高。三是撇开流动成本抵消作用来看，农村劳动力无法进入具有高工资和福利的计划控制部门，这部分差距处于制度保护之内，不能通过人口流动或市场机制来解决，这是导致我国城乡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市场主导部门，农村劳动力因其具有较少的人力资本禀赋而在城市中只能获得较低的报酬，这也是人口流动没能缩小城乡差距的原因。[8]同时，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也使得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缩小。[33]

四、解决劳动力流动未能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在现有的研究中，大多学者还是主张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政府应发挥的作用而言，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

在转轨过程中，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是一种制度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户籍制度等对劳动力永久迁移的约束，从而不能满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所以，应改革户籍等制度，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蔡，都阳，2004）。[29]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角度看，最有效的方法是完善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利用政策导向引导流动人口向“后发地区”流动，逐渐消除地区差异。同时，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也可成为解决地区差距的最有效办法（段平忠，刘传江，2005）。[41]

Zhang和Song（2003）则认为，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步伐、规模受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工业与城市社会服务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以及经济增长导致的大量城乡迁移和城市化等因素带来了一系列失业与贫穷问题，因此，要抑制失业，政府有必要采取控制城乡迁移的措施。另外，政府还应着手解决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带来的城市迁移人口增长问题。可以采取两种政策：一是创造更多的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岗位；二是限制劳动力流动。[34]

韦伟和傅勇（2004）认为，应立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调整城乡关系的扭曲，在城乡压力逐步释放的同时，改革传统的城乡体制。另外，各级政府应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8]

五、研究的困难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从众多的文献看，真实且充分的数据对于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更深入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获得适用的数据。目前我国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真实统计数据不仅非常缺乏，[46]而且普查数据与现实不符的问题严重。{4}有关收入差距的数据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事实。现有研究所讨论的收入差距都是以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数据为基础，但是，按照国际规范的个人收入定义，中国官方统计资料中的城乡居民个人收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问题，其中城镇居民收入的低估幅度远远大于农村居民。[2]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对中国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在经验研究方面，还有很多有关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问题需要验证。农村流动劳动力进城就业无疑会对收入差距的变动产生多重效应，它会影响到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也会影响到城镇内部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从而影响到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较大影响。然而，这些效应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劳动力管理制度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对这些变化进行经验上追踪验证是完全必要的。[2]此外，对不同地区劳动力流动的跟踪调查，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较多，而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劳动力流动前后城乡与地区差距变化的实证研究较少。试想，如果没有大量的流动劳动力，我们的收入差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类似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事实上，这是中国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最有说服力的研究。

此外，在诸多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们多采用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的方法，因而使用规范的定义和利用合理的调查与分析方法是获得科学结论的关键。由于采用不同的样本，或者使用不同的收入和转移劳动力的定义，或者利用不同的测量方法等，往往都会得出不同的估计结果。正如前述的研究成果，虽然增进了人们对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但仍存在一些假说性的解释未得到经验的验证。而且，有些模型是建立在大量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47]因而对问题的解释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劳动力转移会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理论预期与现实不符，形成了一个悖论。[48]这要求研究者通过获得更真实的数据，借鉴更先进的方法，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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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此处的分析均为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② 近邻流动是指人口在县内或市内各乡、镇、区之间的流动；中程流动是指人口在省内跨县、跨市的流动；远程流动是指人口的省际流动。

③ 这里，他们的假设是户籍制度是劳动力流动的惟一障碍，或者说，存在户籍制度就意味着劳动力不能流动。参见蔡的《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困研究：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系列四十二，2005(b)，第1期）。

④ Johnson（2003）通过对中国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指出，中国省际迁移的数据没有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只是迁移但未登记的人口。此外，两次人口普查对城市居民定义标准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迁移的估计。就业的种类没有完全包括在城市就业之内，严重限制了对就业的估计。还有，拥有大量就业来源的中国农村，没有可获得的就业数据来源渠道，其就业数据严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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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转移

中图分类号：F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16-01

一、历史背景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激起的各种矛盾和派生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自然和人为造设隔离了城乡的壁垒，使得社会融合与和谐面临着多重困境。20世纪50、60年代，中央政府完全主导下的城乡分割通过中央计划和从中央到地方及单位的行政组织体系下生成，导致城乡间收入反差与市民/农民社会分层，而在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产生平均主义倾向——非阶层化(Parish,1984)。20世纪90年代区域分割开始逐渐形成，并出现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焦点。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动力与出路何在？

二、影响因素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微观主体角度首推舒尔茨的投资与收益理论认为,流动行为的决策取决于流入地的平均收入是否超过流出地的平均收入加上流动过程中的其它支出。劳动力流动后收益大于当地实际收入和流动成本之和就会选择流动，否则就不会流动。我国学者蔡昉、都阳、王美艳在《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中论述了劳动力流动不仅取决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绝对收入差距，还取决于劳动力在两地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从宏观角度考察首推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其代表作《政治算术》中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结识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比较利益的差异使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而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是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他们主要是对劳动力的行业流动原因做出了解释。库滋涅茨(1957年)指出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和区域再分布相互紧密联系。同时，人口流动还受性别、年龄、种族、家庭地位、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影响。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在一系列假定情况下强调现代部门的发展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对农业部门的发展避而不谈。拉尼斯和费景汉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形成了拉尼斯-费景汉模式，指出农业不仅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劳动力，而且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需的农业剩余，强调农业和工业协调发展。

乔根森发表的两篇著名论文《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来揭示经济增长模型与经济发展模型之间的差距》和《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更好地联系起来》诞生了著名的乔根森模型。他认为劳动力转移是以农业剩余为前提。劳动力转移的意义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结构的必然变化。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也发表过一系列论文阐述他的人口流动模式。特别强调农村和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其论文中还论述了劳动力盲目流向城市带来的影响。卢卡斯模型基本上遵循他们的模型框架，认为农村和城市存在工资差别，城市的高工资反映一种高技能水平。这个原因使得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最终城乡流动的平衡点在于人力资本的趋同,和托达罗的最后城乡期望收入一致不同。我国学者蔡昉提出了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四个发展效应：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保持比较优势效应,填补岗位空白效应和促进城市建设效应。并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李扬、殷剑蜂的模型则从理论上给予了解释。在封闭条件下以拉姆奇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分析起点，论证了即使没有技术进步，持续的劳动力转移也会导致经济内生增长，并论述了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高储蓄和高投资。这对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有一定的解释力。随后考虑加入金融因素，论述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转移的完成过程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本。

三、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现状

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世界各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一种不可跨越的必经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以下特点：以城市工业部门招工为主的计划转移；农村劳动力在本地企业就业的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自发流动到城市或其他地区的市场转移（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2007）。

在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棘手问题的特殊时期，研究此问题意义更为重大。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中，无限弹性的劳动供给条件和缺乏弹性的劳动供给条件处于时间层面连续和空间层面分离的状态难以解释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在目前中国如何应对 “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方面，蔡昉指出这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和政策挑战。学术界已进行大量研究，也有对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评价。然而，为实现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迁移目标，以及解决在此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难题，就必须构建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理论以更好寻求合理解释。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弄清研究动向和政策支持的相关结论，以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四、小结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一体化就业为目标，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实行政府引导、中介机构操作、农民自主择业，全力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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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 就业 历史演变格局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老一代流动人口就业历史演变（1949年～1996年）

农民工流动受严格限制的阶段（1949年～1977年）。在改革以前，我国农民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是在城市到农村招工时才会产生劳动力流动。城市中多次进行“清退”工作，将非计划流动的农民遣返回乡。这段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行政性转移的总体特征。经济与政策的大起大落违背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客观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发展。

农民工流动过渡时期（1978年～1983年）。以后，开始在农村普遍推行，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缓慢转移。在19世纪80年代前期，虽然这时自由流动的空间很小，但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开始了。最早开始流动的人主要是一些具有手艺的能工巧匠和敢于冒险的青年劳动力，他们流动方向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虽然已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但我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为了保证粮食供应，政策强制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总的来说，19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较小，流动的地域范围也比较小。

农民工大规模流动时期（1984年～1991年）。1984年，国家准许农民有条件地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一开放是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变动的标志，也是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就业的真正开始。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发展很快，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载体是乡镇企业，也就是所谓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离土不离乡”阶段。

从1989年起，伴随着政策的变化，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就业也出现了变化，由本地转移为主转为异地转移为主。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镇就业。1989年春节铁路客运的拥挤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民工潮”的提法开始出现。

农民工全方位流动新阶段（1992年～1996年）。1992年，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也进入高峰。在这一期间，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证实，到1993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人数达到6200万人，1995年大约为7500万人。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可知，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和出口最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原理。在这一时期，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为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的巨大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实践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即是劳动力流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对GDP的贡献份额在16%～20%之间。但是，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也长期地抑制了工资的上升，老一代流动人口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放弃应有的权益，接受苛刻的工作待遇和极低的劳动收入，以这种低劳动力成本奠定了中国多年来经济腾飞的基础。①

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历史演变（1997年～至今）

新生代流动人口进入劳动大军初期（1997年～2002年）。1997年，新生代流动人口开始进入劳动大军。这一时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变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城镇企业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不利作用；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变缓，涌现大量下岗人员；农产品供给上升，价格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农民负担很重却不增收。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环境差，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所有这些新情况、新背景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流动人口就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之后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埋下了伏笔。

进入新世纪，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特点渐渐显现出来。2001年，王春光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随后他将这一概念更新为“新生代农民工”，引发了学界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相关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民工荒”与新生代流动人口（2003年～至今）。2003年以来，以十六大为起点，我国的劳动力政策发生了一系列有助于劳动力流动的变化。2003年1月5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了保障农村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等措施，进城的流动人口数量再一次迅猛增加。

但是，2004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潮”与“民工荒”并存的现象。该时期，我国虽然还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跨地区流动，但一些沿海地区却爆发了“民工荒”。与此同时，社会上经常出现劳动关系恶化的事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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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工荒；人口流动规模；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11.4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1-102-03

一、文献概述

研究人口流动因素问题的文献众多，每个学者都通过自己的研究方法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问题给出了解析。他们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政策因素。卢向虎等（2006）[1]研究了制度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制度因素是阻碍农村人口迁移规模增加的重要因素。蔡（2001）[2]、丁洪（2001）[3]等研究了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其中丁洪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沈坤荣等（2011）[4]研究了市场化改革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发现市场化改革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它有益于产生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溢出效应。

第二，宏观经济因素。王云娜，孙海娟（2007）[5]研究发现区域间生活水平，就业机会的差异是人口流动的成因。高洪（2003）[6]对人口流动的宏观分析发现，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城镇发展的需要和政策的松动引起了人口流动。卢向虎（2006）[7]通过利用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城镇失业规模，实际收入差距和制度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城镇收入差距的扩大阻碍了农村人口到城镇，城镇失业规模对迁移规模影响很小。陈吉元（1990）[8]，研究了国民经济，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等宏观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最终发现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率提高都将加快转移，其中农业起推力作用，工业起拉力作用。朱农（2005）[9]将影响因素划分为流入地和流出地分开进行考察，研究了相对收入，相对市场潜力，迁入地第三产业规模等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收入，相对市场潜力，迁入地第三产业规模对人口流动呈正向关系。

第三，微观因素。王桂新等（2002）[10]，陈欣欣等（2003）[11]都利用浙江省的数据对引起人口流动原因的年龄，文化水平因素进行分析。其中王桂新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还对婚姻状况，家庭规模，收入水平等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性别对迁移的影响不是很大，15-16岁的年轻劳动力更愿迁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迁移意愿递减。已婚，家庭规模较小的更不愿迁移，当地收入水平越高则更不愿迁移。陈吉元（1990）[12]也研究了劳动者的素质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转移的人群以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缺少专业技术训练的农民为主，劳动素质越高，转移的稳定性越强。朱农（2005）[13]研究了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距离越远，迁移的概率越低。

这些文献都从不同的方面给出了论述，但没有学者对影响人口流动规模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他们之间的数量关系。本文基于以上学者的贡献，给出某些影响因素的数量关系，并以此说明现实问题。

二、实证检验

㈠模型构建

通过对以上一些学者（蔡,2001；朱农,2005）的研究成果分析可以发现，影响我国人口流动的因素很多，如收入、国家政策、婚姻、性别、流入流出地的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等。根据唐纳德•伯格的推―拉理论，可以知道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分为两类：推力和拉力。前者是促使迁移者离开的负向因素，后者是促使迁移者离开的正向因素，迁移行为是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在研究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因素上，笔者选取了以下几个常见变量以及相关预测：

流入（出）地人口总数：地区的人口总数可以作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资源规模的代表。人口越多，劳动力市场越大，提供就业的机会就越多，从而形成拉力。但人口数又可能对资源造成压力，从而又会形成推力。所以对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来说，人口数对人口流动是一种拉力，但对经济不发达的城市来说是一种推力。

流入（出）地人均GDP：人均GDP反映当地的发展水平，人均GDP越高的城市创造就业的机会就越多，从而会对人口流动形成一种拉力，较低的人均GDP则会对人口流动形成推力。

流入（出）地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为当地城镇人口数占当地总人口数的比例来衡量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对人口流动的拉力作用就越强，反之则会起到推力作用。

流入（出）地第三产业的GDP：第三产业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第三产业的GDP是当地发展水平及吸纳劳动力能力的直接表现指标。第三产业GDP越高则会对人口流动形成拉力，反之则会形成推力。

流入（出）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是驱使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收入越高的地方，劳动力越聚集。收入越高拉力作用越明显，收入越低就会形成推力。

两地之间的距离：距离是劳动力转移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通常距离越远，人口流动规模越小。

对于以上变量，笔者发现，影响人口流动规模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三类：流入地的因素、流出地的因素和距离因素。故可构造模型如下：

Y=F（X1，X2，X3）

其中X1指流入地的因素X2，指流出地的因素，指X3距离的因素。

通过对以上的变量分析可得，流入地因素通常表现为人口流动的拉力，流出地因素通常表现为人口流动的推力。它们对于人口流动规模的作用机制通常是相反的。

㈡数据及初步分析

本文采用2005年的横截面数据，模型中包含12个变量，它们分别为人口流动规模（Y），流入地人口总数（X1），流入地人均GDP（X2），流入地城市化水平（X3），流入地人均可支配收入（X4），流入地第三产业GDP（X5）,流出地人口总数（X6），流出地人均GDP（X7），流出城市化水平（X8），流出地人均可支配收入（X9），流出地第三产业（X10），两地之间距离（X11）。

数据来自《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和《统计年鉴》。在数据收集中，笔者选出了10个省（直辖市），其中五个省为人口流入大省，另外五个为人口流出大省。这10个省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它们都是人口流入或流出的大省（直辖市）。10个省人口流动的详细数据见表1：

从表1可以发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为流入大省，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为人口流出大省。这10个省份人口流入量占全国总流入量的72.91%，流出量约占全国流出量的56.37%，总流量占全国总流量的64.64%。

数据就是由这10个省份之间形成的90个观测值，为了使参数易于估计并减少数据的波动性，对这些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㈢研究结果分析

本文将人口流动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余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建立的回归模型如下：

LNYi=1LNX1i+2LNX2i+3LNX3i+4LNX4i+5LNX5i+6LNX6i+7LNX7i+8LNX8i+9LNX9i+10LNX10i+11LNX11i+12LNX12i

通过对这些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一些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故通过逐步回归法对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见表2：

表2考察了4种情况下不同的影响因素组合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首先，从回归1和回归2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流入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与人口流动规模都正相关，流出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与人口流动规模呈负相关。距离在两个回归中都与人口流动规模呈负相关，这与前面根据推―拉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回归的不足是常数项不显著，且这两个回归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不是很理想。观察回归3可发现，城市化水平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流入地的城市化水平对人口流动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流出地的城市化水平对人口流动规模作用是反向的。距离对其影响也是反向的，都与推―拉模型分析结果相一致。对于回归4，在回归3的基础上引入了流入（出）地人口数，发现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而且各变量都非常显著。唯一不足的是流入地，流出地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都是呈正向关系，与以上分析相违背。但流入地人口数的影响较显著。这与朱农（2005）分析结果相一致。最后，通过比较4个回归结果发现，回归4的回归结果最理想，但其他结果也说明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

三、问题讨论

人口流动问题在各个时期都呈现不同的特点，从改革开放前的人口限制流动到改革开放后的人口自由流动。从90年代的“民工潮”到现在的“民工荒”，各个时期都有其特点。对于现在的人口流动问题，“民工荒”是热点。

各年的人口流动规模的数据由于没办法得到，不能给出各年人口流动规模的变化趋势。但可以利用可得到的数据，通过以上得到的模型对人口流动规模进行估计。

广东为各省份中流入人口规模最大的省份，笔者以广东为例，通过利用以上模型研究历年流入广东人口规模变化情况，来验证现在广东的“民工荒”问题。

在有人口流入广东的各省份中，选取江西、河南、湖南、四川4个省份，这4个省份流入广东的人口总数达53%，研究这几个省的数据足以说明广东的人口流动规模问题。

由以上回归结果得到模型：

LNY=1.17LNX1+5.22LNX3+0.65LNX6-2.08LNX8-0.88LNX11-31.67

将相关数据代入此模型，得到4个省流入广东人口规模的汇总情况，如表3。其中数据为取对数后的结果，由于时间间隔较短，具体数据难以取得，故将每年的人口数假设为定值。

通过以上结果可以发现，2005－2006年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是增加的，但2006年以后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开始减少。可以得出，2006年为人口流动的转折点，2006年以后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开始逐渐萎缩，到2011年，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还在减少，也许2007年、2008年人口规模的减少幅度对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没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时至今日，影响的结果开始显现，民工荒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广东地区的民工荒问题是存在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情况还会更加的严重。由模型可以发现，距离和人口总数不变条件下，流入地和流出地城市化水平决定人口流动规模，如果流出地的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超过流入地的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的2.5倍，进入流入地的人口规模就将减少。这也是流入广东的人口流动规模在2006年后逐年减少的原因。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经济人口流入大省之所以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原因是其发展的速度明显低于人口输出大省的发展速度。现在产业结构逐渐开始转移，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由经济发达的地区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转移，地方经济不断发展，外资不断注入，使得很多劳动力输出的大省不用进行迁移，在当地就可以就业。所以原本劳动力输出的省份发展势头迅猛，发展速度远远大于人口流入大省的速度，这使得“民工荒”问题出现，并越来越严重。所以为了解决这些大省的民工荒问题，就必须加快地区的产业转移，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断向劳动力多的省份迁移，并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只有这样才能抵御民工荒带来的经济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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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异质性劳动力 流动 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 经验验证

一、引言与综述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加剧，我国企业用工难、“民工荒”不仅在东南沿海出现，内陆的诸多省份也逐步出现、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新的经济发展问题层出不穷、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研究我国劳动力的异质性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差异发挥其比较优势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性。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在研究劳动力转移时学者们也逐步开始对异质性劳动力进行定义和进行相应的研究。

以克鲁格曼（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则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详细分析劳动力流动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制。廖泉文、宋培林（2002）提出异质型人力资本是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人力资本，此类人力资本具有综合协调能力、判断决策能力、学习创新能力和承担风险等“独特能力”。赵伟和李芬（2007）将劳动力分为高低技能，认为高技能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地区集聚力量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李中、周勤（2012）在FE模型中引入普通劳动力，得出普通劳动力流动的地理集中加剧了收入差距，劳动力异质性偏好对普通劳动力地理集中导致地区收入差距变化具有负向作用。陈建军、杨飞（2014）通过对前沿文献的梳理，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技术进步路径；决定了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人力资本类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状况决定着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

通过梳理，发现以往研究劳动力异质性，大多是将教育与培训经历区分，按技能与非技能进行分类，但是均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劳动力的社会资本也应是考虑的一个方面。

基于此本文在我国现实情况的基础上通过查阅数据期望能发现我国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生产的关系，进而为我国异质性劳动力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建议。

二、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经验验证

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是伴随着人口的迁移，长期来看可以将劳动力流动看成人口迁移，而异质性劳动力的流动又不能脱离劳动力的流动，整体影响着我国经济的空间格局。为了探究我国人口与空间生产的状况，本文借鉴范红忠（2010）使用相对值指标来比较不同区域人口与生产的不一致性的方法，定义不一致系数三个指标。

一是人口集中度=某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某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比；二是生产集中度=某地区占全国GDP的比/某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比；三是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生产集中度/人口集中度；数据来自于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作出2000～2014年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的图（图1―图3）来判断偏离1的程度。

图1中河北省的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比较接近于1，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的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偏离1比较严重，北京市和上海市的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是在逐步下降的，而天津市变化不大始终在2～2.5之间，其余省份都在1附近波动，变化不是很大，图2中黑龙江省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从2000～2014年偏离1越来越严重，吉林省从2011年开始接近于1比较合理。分析黑龙江省的生产集中度和人口集中度可以发展黑龙江省的人口集中度没什么变化几乎都是在0.5附近，中部地区虽然大部分都是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都小于1但是却是逐年上升并向1靠拢的。事实表明：河南省和安徽省是中部地区劳动力流出的大省，河南省和安徽省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逐年上升的原因是人口集中度的减少。从图3的西部地区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地区的不一致系数甚至更低很多省份都在0.8以下，在西部省份中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变化最大的是，从2000～2014年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

从这三个图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空间集中并没有安全依赖于生产集中，当前我国处于开放的攻坚期，改革的深水期、异质性作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考虑在内。整个人口的流动也存在着异质性的作用，所以变现出的人口和生产集中的不一致，影响他们流动决策的更多是制度、文化、风俗、以及家庭和个人的社会资源。这样异质性劳动力的流动显得更加困难，从而导致人口流动的速度滞后于生产集聚的速度并形成人口与生产空间的不一致。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5年我国人口集聚与生产集聚的不一致系数分析，可以看出很多地区人口与生产不一致系数都不同程度地偏离1，@说明很多地区人口集聚和生产集聚是不一致的。很多落后的地区并没有劳动力长期外流的现象，仅从经济的因素已不能够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的问题，应该考虑一些非经济的因素，因此异质性劳动力流动面临着多重障碍，如何引导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合理流动成为我国政府应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提升我国人力资本时国家应该加大投资一些人口大的省份（河南、安徽、四川等）和一些偏远的西北地区，通过义务教育、职业培训、鼓励这些地区兴办教育，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其次，政府应改革一些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如户籍、教育、医疗、住房等，逐步放开转移到城市里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限制；还应合理规划引导一些不适合经济集聚地区的劳动力合理有序地向适合经济集聚的地区转移，重视劳动力的异质性，不断满足异质性劳动力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从而实现人口与生产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Krugrman P.（1998），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4（2）：7-17.

[2]陈建军，杨飞.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区域产业升级：基于前沿文献的讨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5）： 151-159.

[3]廖泉文，宋培林.论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形成机理[J].中国人才论坛，2002，3.

[4]李中，周勤.劳动地理集中与地区收入差距―基于自由企业家模型的扩展分析[J].中国经济问题，2012，（9）： 37-44.

[5]赵伟，李芬.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1）：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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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流动　区域经济　发展

一、城市化与劳动力流动

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的统计值为44.94％，与发达国家甚至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比较显得落后。城市化往往遵循着一定的内在规律，诺瑟姆把这一规律概括为一条被拉平的S曲线并将30％和70％分别作为第一、二阶段和二、三阶段的分界点。城市化起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规模和功能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工商业的中心和经济发展的带动力量。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同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致的。

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早期的城市化，还是之后的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城市化进程都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政府主导下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有效地推进城市化建设是必然选择。因此，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劳动力流动幅度会比较大。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没有根本的改变，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看是畸形发展。社会分层的不合理影响资源配置和人才合理流动，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二、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一)劳动力流动正反方面的影响

按照经济学家托达罗的观点，劳动力流动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一个农业劳动者是否迁入城市是根据他对城乡预期的收入差异而不是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判断来决定的。任何时期的劳动力迁移行动就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城乡工资差距、城市的失业率以及潜在迁移者对迁移后果的反应程度。因此，目前社会分层下的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过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劳动力流动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有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让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等要素流向农村地区，发挥农村和农民的比较优势。让更多更有冲击的观念走进农村地区，这也许是国家政策都无法干涉到的领域。流动的是美好的，这是经济发展的“交换”思想的最好体现。但是，处在转型期和发展机遇期的中国，生产要素的跨部门、跨区域流动，是市场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劳动力的流动是人力资源在地区间的转移，也是人力资本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并且存在“智力流失”的问题。

(二)劳动力流动现状分析

国家统计局2007年根据全国1％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所做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目前我国跨省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以劳动年龄劳动力为主体、劳动力构成以中等文化层次为主等特点。报告称具有较强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是跨省流动劳动力的主流。而且经济因素正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可见，这种社会分层主导下的劳动力流动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二者互相制约，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另外，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流动劳动力多以简单劳动为主。

三、改革户籍制度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首先，应当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打破农民就业的身份、户籍和岗位限制，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在不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我国目前的现实是城市的待遇远高于农村。要消除城乡的差别，我们应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农民的福利待遇，把农民纳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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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流动 民工潮 农民工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对此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国家采取一切措施以期平安渡过，但现实中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流动的短暂时期内造成的交通运输及相关社会影响，而在于这些劳动力在流入城市之后造成的社会后果和远期效应。从这一点来看，目前的讨论大部分注重现象的描述和流动利弊的分析，并未用社会学系统的观点看问题。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情况类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问题。从舆论倾向看，理论界和民工流动地强调其利，而流入地（尤其是大城市）政府与居民多重视其弊。事实上，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操作上，现在该做的已不是利弊分析，而是必须着力研究政府和社会各个部门如何兴利除弊，系统协调城市与民工的关系，使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民工劳动力的配置趋于最优化，使与民工流动相关的社会利益分配失衡降低到最小。本文将深入细致地探讨“民工潮”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1、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必然性

（1）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人口众多是我国最突出的国情，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

一方面，耕地逐年减少，农村就业弹性十分小；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下降。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寻求其它就业渠道，从而出现了各种方式的流动。

（2）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再加上农民收入增长不前，各种收费增多，负担沉重，这是“民工潮”的直接动因。人口问题和农业问题的交织已将许多农民推向城市，由此构成不发达省区“民工潮”的推力。

（3）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生产技术极为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开始的，建国后所走

的重型工业化道路使国家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偏差越来越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加突出了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及一系列偏向城市的政策导致两个明显不同的阶层的出现：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时期。转变二元结构格局，推进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从而实现现代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的根本原因

我国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政策，导致城乡间经济差距较大。农民在意识到了这一点后，产生了强烈的离土流动的倾向。就全国来看，农村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国的中西部人口7.2亿，集中了全国63%的人口。其中农村人口5.77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64.4%，中西部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76.2%，我国的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而且基本上是以从事农业为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批农民从中西部流往东部地区，从内地奔向沿海，从农村涌向城市，形成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3、农民观念的更新和宽松的政策促进了农民的流动

随着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市场意识不断增强，观念不断更新，眼界不断开阔，冲出家园致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加上不少地区把劳务输出作为本地区经济的一条途径，注意加强引导、服务和组织，消除了农民外出打工的一些限制，所以，农民一般凭一张身份证就可走南闯北。

总之，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二元结构向现代化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上述各种原因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十几年来，进城民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在城市“苦、脏、累、险”行业中已成为主力军；他们把劳动所得寄回家乡，为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大量资金；他们在城市学到了知识和技能，回乡后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增加了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但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也给社会治安管理造成很多困难。由于他们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固定职业，较难以管理。在民工高度聚集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镇中，各种刑事犯罪多数是民工所为，有的地方甚至比重高达90%左右。

三、加强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

1、提高认识水平，破除陈旧观念

（1）必须充分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尊重市场经济下人口流动的规律性，从根本上转变对流动人口自由择业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不得侵犯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不能一提流动人口，就把他们同“盲流”和流窜犯罪分子联系起来，随意清理和遣返。对于已取得就业岗位的流动人口，不能肆意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克扣工资，甚至进行人身侮辱等。

（2）要克服城市自我保护意识，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应有的地位。

（3）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打破户口身份上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实现人口迁移的自由。

2、加快和培育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为了减少人口流动的盲目性，必须加快建立和培育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第一，应在交通便利的城市区建立区域性劳动力供求交易中心，为流动人口和用人单位提供公平竞争和双向选择的场所。第二，加强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如信息机构、职业介绍机构、职工培训机构的建设，开展咨询、职业介绍、培训等系列化就业服务，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动所带来的风险。

3、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加强管理法规建设

（1）为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一些地方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许多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在指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不少问题，必须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完善，使之走上规范化、条理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其中，凡是对流动人口管得太死、短期行为严重、存在歧视的政策条文应一律废止；互相制约或不完善、不严密的政策条文应予调整和完善；彻底改变重收费轻管理的不良倾向。管理是政府行为，政府有相应的资金渠道，不能一提加强管理就同设卡收费和罚款联系起来。当前农民负担仍然沉重，即使他们外出打工挣几个钱，也是血汗钱，来之不易，不能任意收取，对该收的费用、该办的证卡，应力求合理、简便、适合于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

（2）加强市场规则建设。为了保证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竞争、公平交易和自由择业的权利，必须加快市场规则的建设。对那些搞市场垄断、歧视、侵犯自由权和契约权的不正当行为严加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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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择业程度。以前，我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不仅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能流动，而且在农村内部

也不能随意流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如今，农村劳动力不仅可以在农村务农或从事非农产业，也可以在城镇务工经商。非农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既能反映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程度，也能反映农村劳动力择业的自主程度。统计显示，*年到*年这一比重由6.37%提高到20.65%，到2005年已超过四成。可见，农村劳动力自主择业已达到较高程度，而且还在提高。

工资自主决定程度。工资反映的是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的决定机制是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具有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作用，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工资的自主决定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工的谈判能力与工会的作用。虽然农民工的谈判能力还不是很强，但在不断进步，尤其是近几年进步更快。*年开始在全国范围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同时，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农民工的谈判能力明显提高。以前，农民工与工会无缘，而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入工会，他们正在从遇到困难找老乡变成遇到困难找工会。从定量的角度看，可以用农民纯收入中非农收入所占的比重来间接反映农民工工资的自主决定程度。统计显示，这一比重由1983年的31.35%提高到*年的54.85%。

流动自由度。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反映劳动力在流动中是否遇到阻碍及阻碍的程度，可以衡量统一劳动力市场建立和完善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务工经商，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城市受到不少歧视，包括一些制度性歧视。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显著改变。各地清理了对农民工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法规，并着力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在定量方面，可以用外出农民工占农村劳动力比重的变化来反映。统计显示，*年这一比重是15.53%，年达到24.75%。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在不断提高。

企业用工自由度。农民工一般在非公有制企业或新型部门就业，这些单位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及企业利益最大化原则来聘用员工的。即使在公有制单位就业，农民工也不是正式工，这些单位也是按市场原则招聘或解雇农民工的。可见，企业对农民工的使用完全市场化，或者说企业对农民工的用工是完全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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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变迁；农村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3）-06-0027-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文化变迁研究——以广西百色市为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04LX422。

文化具有静态和动态的特征，文化的动态变化过程就是“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社会发展永恒的定律。中国的特殊国情给文化变迁注入了新元素，农村劳动力流动为文化变迁提供了新动力。

1 研究回顾

劳动力流动原因错综复杂，文化变迁是个综合的系统的课题，应采取整体的观点，多维的模式来认识和解释。

1.1 国内研究

早期的文化变迁散落于文化研究的主题当中，民族学从文化历史方面研究着手。爆发后，大批民族学者深入西北、西南民族地区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一时期的民族地区文化研究空前活跃。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高涨的研究热潮因“”而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在“补课论”的推动下，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研究重新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且出现了城市化进程、制度的变革、劳动力流动等新元素。

1.1.1 农村劳动力流动回顾 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论认为，城市的拉力强于农村的推力时，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却更为复杂。一是和经济政策息息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转制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又可细分为四个阶段：恢复性转移的起始阶段（1978～1984年），农村主题是土地承包、发展农业，农村劳动力流动尚属个别零散状态；流动缓慢的发展阶段（1985～1992年），沿海等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地区差异逐步拉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稳步上升；转移规模的迅猛扩张阶段（1993～1996年），各种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逐渐开放，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猛扩张；稳定发展阶段（1997年至今），城乡就业态势趋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持续进行。[1]二是与人口制度紧密相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突出了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严格的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偏重城市发展的政策导致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出现。在《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84）、《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1985）、《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1997）、《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2001）等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户籍制度解冻，人口开始自由流动。随着各界对人口流动的态度转变，从害怕到观望到引导，人口流动相应地从原来的“盲流”到无秩序流动到有规律可循。

1.1.2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文化变迁 从动态方面看，劳动力流动过程是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话”过程，文化变迁是“对话”的结果。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流入地和流出地两方面，对流入地的影响具体有三：①劳动力结构多样化；②城市文化元素多元化；③用工制度文化环境优化。对于流出地，学者较为关注以下研究：首先，就流动结果而言，文化变迁增加了新内容。另一方面，农业部课题组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农村的推力更多的是农村经济的衰败把众多的农业人口排挤到城市中去。其次，就流动主体而言，文化传播有了新力量。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年轻、未婚、男性（特别是35岁以下），受过更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更易于和偏好流动，换言之，流动群体一般为农村劳动力中的精英群体，他们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起着信息交换的作用，扮演着文化传播的角色。再次，就流动的方式而言，文化变迁有了新形式。蔡昉[2]指出，随着流动的频繁，农村劳动力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有所提高。

1.2 国外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说明了工业化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各部门发展的关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彰显了文化的力量——“宗教”和“信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教徒们通过努力赚钱，克俭节约，奉献各自职业来赎还“原罪”。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理论进一步论证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是人类行动建构的结果，同时是再行动的条件和中介。原始的资本积累为新教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而新教的“信仰”和“信念”从思维深处和精神世界底层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模式，成为再行动的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转型，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机会，而文化观念的变化作为动力，通过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起作用，推动了该行动的现实性转变。

2 研究评价及展望

总体看来，既有研究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研究视野宏大，对农村文化的变迁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地方：①鲜见针对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且缺乏系统理论成果。应在吸取中西方、传统和现代以及各个学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不断创新，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变迁理论。②国内的研究学科视角和方法相对单一，具体文化形态变迁实证研究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③对民族文化变迁的动态性研究关注很少。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民族文化断层、乡村文化没落，其保护与发展问题不得不提上日程。因此，完全有必要将这一课题继续深化。

参考文献

[1] 崔传义.中国农民流动观察[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