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结构性失　业研究文献　述评

在体制转变和产业兴衰转移的必然趋势下，我国经济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我国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现象，即结构性失业。为了更好地认识及解决我国面临的结构性失业，本文对国内外结构性失业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

一、马克思的结构性失业理论

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多次提到了结构性失业，集中体现在对结构性失业成因及表现形式的论述上。马克思提到：“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个生产部门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质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上述论述表明：伴随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分工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这客观上要求劳动力可以自由地流动。然而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继而“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这里的“局部职能过剩”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无法与新形势下的对劳动者技能的需要匹配，继而引发失业。在结构性失业的表现形式方面，马克思提出：“这些因分工而变得畸形的穷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找出路。”这种情形即为一些行业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与一些行业存在空缺职位并存。分工把人手束缚到一定的生产部门，并且成为该部门的熟练工，一旦他们失业，短时期内很难形成别的技能，无法胜任新的工作，从而成为结构性失业人员。

二、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关于结构性失业理论的述评

西方各流派对结构性失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学派的“摩擦性失业”研究，其后的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等经济学流派在研究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探讨和关注结构性失业问题，形成了各具特点、有所侧重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这些失业理论及就业对策的考察，将对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古典学派的摩擦性失业理论。摩擦性失业指在生产过程中由于难以避免的专业、季节性等原因而造成的短期、局部失业。在货币工资充分弹性的假设下，古典学派认为摩擦性失业的存在与充分就业并行不悖，资本主义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由此可见，古典学派认同结构性失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提出这一客观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技术变革。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到：“劳动阶级认为，机器的使用往往有损于他们的利益，这种看法并非基于偏见和错误，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正确原理”。这说明李嘉图已注意到：对于劳动者来说，机械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

2、新古典综合派的结构性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派学者詹姆斯・托宾和杜生贝从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层面分析结构性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是指将劳动力市场依据工人的技术状况细分为若干个局部子市场，每个局部子市场实际上只是很狭窄的专业性很强的劳动力供求市场，因此难以彼此替代。由于劳工市场供求结构方面的不相适应会形成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托宾则提出政府要采取措施，以有效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政府可以采取人力政策，比如对劳动力进行必要的职业训练，将无技能的劳动力训练成有一定技能的，将不熟练的劳动力训练为高熟练程度的劳动力，来缓解结构性失业。

3、货币流派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弗里德曼在就业方面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该假说中的失业是指自然失业，指那些因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以及受到就业结构方面的制约而不能就业的劳动力。由此可见，“自然失业”包括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而长时期的摩擦性失业就可以被归结为结构性失业。因为在任何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中都要求劳动力的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劳动力的变化过程进行得很快，即劳动者在失业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能上任的工作。那么该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相反，如果劳动力的变化过程缓慢滞后，劳动者失业后不具备新工作所要求的技能，而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培训过程才能上岗，该失业就被认为是结构性失业。由此可见，货币学派的贡献在于明确地指出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至于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只是简单谈到劳动力的技能水平的影响。在治理结构性失业问题上，货币学派主张让市场机制自发地发挥调节作用。

4、发展经济学派的二元结构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刘易斯集中探讨了在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的失业。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刘易斯等人主张：农业部门是传统部门，其劳动生产率低，人口众多。这里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失业。但现代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高，而且从业人数少，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这样对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形成吸引。这样通过加快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就可以增强其吸收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的能力，从而解决失业问题。但劳动力在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会受到自身素质及工作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转移消化过程并不理想，这样就造成结构性失业。

5、经济增长理论的结构性失业分析。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阐述了劳动力供求结构转变的必然趋势。经济学家钱纳里和库兹涅茨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提出自己的观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是经济结构的变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历程如下：在产业结构层面，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在三大产业间的顺序从“一、二、三”转向“三、二、一”。在部门结构层面，则从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动转移，之后又从工业转向服务行业；经济增长核算研究之“父”――丹尼森指出在结构转变、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动力供求结构变动是必然，二者变动的不匹配必然带来结构性失业。

以上阐释了西方各经济学派对结构性失业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不仅涉及到结构性失业的原因分析，也提出了结构性失业治理的对策建议；不仅研究了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失业状况，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失业现象，并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这些理论不仅对如何认识现阶段我国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而且也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多思考启示。但同时，这些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第一，以上各学派都研究了结构性失业，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张。但是理论是为实

践服务的，各学派的主张基本是针对各国当时特定的经济环境提出的。比如凯恩斯的结构性失业理论提出的背景是20世界30年代西方出现严重失业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危机下，因此提出了要求国家干预调节经济，采取“需求管理”的政策以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促进生产，从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的主张。第二，各学派都更多关注自己研究的领域，而没有多角度全方位地看待劳动力的供求调整和社会结构调整不匹配问题。事实上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失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是社会、人口等方面的综合问题。如果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论证失业问题，其研究成果不可避免会有偏颇疏漏之处，也就很难用以全面正确地服务于实践。

三、国内学者结构性失业研究成果述评

我国的结构性失业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突显，不少经济研究者开始着手从理论和现状两方面来研究结构性失业问题，涉及到结构性失业的界定和性质、成因以及解决对策等方面。在结构性失业的界定和性质方面，谌新民教授《当前的结构性失业与再就业》一文中就曾指出，针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速度持续回落的现象来说，劳动力供求总量失衡仅是形势严峻的背景，而结构性矛盾才是当前失业问题的主因。他认为影响中国就业问题的结构和制度因素有所有制、产业、地区结构、劳动力素质和制度安排。胡鞍钢认为，我国目前的失业属于以结构性为主的综合性失业。它既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失业，也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引起的失业；既包括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劳动力需求总量所引起的失业，也包括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所引起的失业。董志强和熊斌等一些专家与堪新民的观点相似，都论证了结构性失业是当前主要矛盾，总量失业次之。其后学者严燕飞对结构性失业的理论作了概括研究，在概念界定和类型区分等研究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并对我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对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及解决对策的研究，受到最多经济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李建德(1995)从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改革及人力资源的结构刚性三方面解释了结构性失业的原因，认为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再就业技能培训。凌培亮、吴少红(1996)则从结构性失业与激化的动因包括社会结构、人才构成、知识结构、技术结构、地域结构五种结构性失业着手，论述了结构性失业给教育改革或职业教育带来的思考。李刚(2000)发现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不适应产业调整以及劳动要素流动性低下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是当前我国城镇失业的主要形式。周天勇(2000)提出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最大战略。杨宜勇(2001)提出发展小企业是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关键。冯煜(2001)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经济结构调整对失业率的影响。毛炳寰在分析失业的原因时认为结构调整并不是导致失业的根本原因，“人力资本投资体制的失败”才是主因。康就升(2003)指出我国城镇结构性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要素流动滞性、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迅速转移和就业分布不均衡，主张采取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调整就业需求结构和调整农村劳动力流动结构等措施。严燕飞(2004)主要从劳动者总体素质低下，教育体制落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三方面解释了结构性失业的成因，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推行劳动预备制度，改革教育体制及完善劳动力市场。马子红(2005)主张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减轻我国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杨亮、白清平(2006)从教育、体制转型、劳动动力转移三方面论述了结构性失业的原因，指出解决之策在于狠抓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并且提出建立合理健全的任用机制和人才选拔制度，尽快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变等。张道航(2007)则提倡政府采取就业优先战略。吴王元(2008)从高等学校、用人单位、家长及大学生自身四方面分析了目前大学生群体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目前，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结构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供求结构之间不匹配，比如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区域分布、性别构成等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一致。在导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方面有两大观点，一大观点关注引起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转变的因素，另一观点关注导致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没有随其需求结构的调整发生相应变化的因素。

总之，结构性失业是我国转型关键期面临的一大重要难题，我们有必要对国内外关于结构性失业问题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一个基本的梳理，以便能够清晰深刻地认识结构性失业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顾建平：中国的失业与就业变动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厉以宁：中国城镇就业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4]谌新民：当前的结构性失业与再就业[J]，经济学家，1999(4)

[5]李刚：中国城镇人口失业结构与结构性失业[J]，南京社会科学，2001(3)

[6]袁乐平、周浩明：失业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篇2

关键词：期货市场；国民经济；价格发现；风险转移

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根据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我们发现期货市场能够降低经济体系的内生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分工水平的提高，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篇3

关键词：期货市场；国民经济；价格发现；风险转移

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根据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我们发现期货市场能够降低经济体系的内生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分工水平的提高，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篇4

1998年，中国实施住房制度改革，以商品房代替了福利分房制度，将房地产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迎来了中国房地产业第一个黄金十年的开始。十年间，北京的城市化面貌日新月异，尊贵稀缺资源的私有化也随之伴生――这就是豪宅的意义，它们或俯瞰城市最繁华的风景，或依山傍水占据了最优越的自然资源，它们动用了最好的人工和物力，如同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豪华住宅一样，构成了一座城市、一个社区最优雅宜人的风景，也实践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价值的组合。

抛开经济学意义上的豪宅，若站在人的角度审视豪宅，它又是“最为人性化”的住宅，洲联集团・五合国际总顾问刘力认为：“豪宅并不是为了满足基本居住需求，除常规居住空间之外，豪宅包括了健身房、书房、画室、钢琴房、酒窖、影音室等多种功能的空间。同时，豪宅以一系列高科技配套满足了人性化的舒适，实现恒温恒湿、四季如春的居住环境。”

一位典型的豪宅置业者拥有一定的财富实力，他们在不同城市拥有多处不动产，城市中心的顶级公寓，山水宜人之处的别墅……他们看重豪宅的稀缺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升值潜力，更看重豪宅代表的精致的、四海一体的生活方式。比利时人翠翠，一位首饰设计帅，在北京购置了一套市中心的豪宅，她的理由是：“在欧洲，人们为公寓进行高品位的精装设计，配齐所有家居生活用品，不仅方便租户轻松入住，而且为房子增值。我来北京十年了，我相信北京今天的国际化程度需要这样的生活方式。”正如翠翠所言，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那些拥有豪宅的人开始思索，如何装饰出一个具有艺术品位与文化价值的空间，如何利用家居艺术品为居所增添光彩，使之在市场上具有更大的升值空间。

在房地产黄金十年间，豪宅从“占有稀缺资源”、“追求大空间”不断扩展内涵，日益注重“人性化设计”，发展到如今开始思索“艺术品位和文化价值的精装趋势”。在2008年，身处中国房地产第二个黄金十年的开端，无论置业者或开发商都需要一座具有纪念意义、又能鼓舞人心的里程碑。因此，楼市传媒携手世邦魏理仕、第一太平戴维斯、高力国际等国际知名行，美国龙安建筑设计规划顾问公司、洲联集团・五台国际(5＋1WERKHART)、BDCL(博德西奥)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安泰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等著名建筑事务所的权威人士，以及业内专家学者，共同组成专家评审团，公益性地评选出“2008年度北京十大豪宅社区”，不仅着眼于豪宅占据的稀缺资源，彰显豪宅的人性化设计和精装品质，更以居住者入住率及对社区的美誉度作为评判标准，从而褒扬物业典范，树立豪宅榜样。

经过楼市专家评审团多轮评定，最终确定“2008年度北京十大豪宅社区”为：星河湾、缘溪堂、山水文园、当代万国城、万城华府、红螺湖别墅、龙湾别墅、东方普罗旺斯、裘马都、泛海国际居住区。

全球视野下的豪宅标准

“北京十大豪宅社区”楼市专家评审团的豪宅理念是什么?北京十大豪宅社区专家评审团成员之一，世邦魏理仕中国区执行董事安东说：“豪宅，说到底要依靠细节制胜，就北京市场而言，客观地讲，还缺乏真正完善细节的顶级产品，然而我们也欣喜地发现，仅仅经过10年经验的积累，开发商一直朝着细节和品质努力，而且取得了―定的成就。”

对此，拥有国外生活经历的美国龙安集团行政总裁饶及人也有所认同：“国外的豪宅社区，不仅是一处价值可观的不动产，而且是一种细分化的生活方式，分为城市豪宅、海景豪宅、山居豪宅、高尔夫豪宅、乡村豪宅、酒店式豪宅……豪宅是人们的收藏品，他们同时拥有几处不同形式的居所，并根据自己的时间、季节来享受。中国的豪宅正在逐步跃升，试图再现一种与众不同、超越日常经验的生活方式，以此来打动二次置业者的心灵，成为他们置业收藏夹中的一员。”

将这些视野横贯中西的楼市专家评审团的观点一一汇总，《楼市・奢华居室》总结出豪宅社区的六大标准，并综合豪宅业主评价，以此反复衡量北京已入住的豪宅社区，终于收获一张“北京十大豪宅社区”榜单。评价这些诞生于中国第一个地产黄金十年间、具有代表性的豪宅项目的标准为：

1　显赫的外观

外观的显赫奢华是豪宅在普通住宅中脱颖而出的基本要求。京城豪宅要想吸引顶级客群挑剔的眼光，就必须配备与千万级身价相匹配的建筑品质。

2　完美的景观环境

“依山近水，相伴花鸟，曲水流觞，怡然自得”是中国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宜居生活的向往，而在近年来城市化的高速进程中，绿色、生态的人居环境在钢筋水泥的城市空间里则显得弥足珍贵。因此，豪宅在景观设计时，应保证建筑与园林景观设计之间的融合性，通过园林小品、绿植花草、步道曲径等景观设计，为顶级人群营造完美的生活氛围。

3　居住私密性和独立性

私密性也是豪宅的最重要标志，如香港价值上亿的豪宅往往拥有私家道路，从而与外界隔绝。在建筑垂直交通设施和形体设计上，追求独门独户的感觉。如私家电梯直接入户、户与户间错开布置等。另外，主次入口的分离、入户花园的设计可以满足隐私和不被打扰的生活。

4　空间个性化

豪宅的居室面积要足够大，但并不是将每个空间简单放大，而是需要突破“几房几厅”的常规概念，设计更多个性化空间，如放映室、更衣室、会议室、收藏室等多种功能空间。同时，室内设计还要兼顾豪华和个性、私有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相互融合。

5　绿色、环保、节能

在结构体系、构造体系和设备体系等方面，应体现绿色、环保、节能的建筑特色，这是体现豪宅科技含量的重要因素。

去除浮躁　窗外就是风景画

星河湾　星河湾，不仅令人们享受物质生活的丰富，更提升了精神的愉悦度――以高端社交平台、生态景观公园、国际物业管理吸引了大量二次置业者的目光，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寻找一处远避城市喧嚣、安宁心境的栖居地，另一些人则是飞遍全球的商务人士，星河湾被他们认定为代表豪宅文化的收藏品。

显然，星河湾魅力并不止于细节上经得起推敲的品质。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业主而言，另一个收获是豪宅的文化魅力。某种意义上，星河湾已经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上层建筑”，以人居文化主导一种有品质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星河湾被称为“让心情盛开的地方”的原因。

许多以前购置豪宅只考虑地段的置业者被星河湾打动了。星河湾论坛一位业主披露了自己的入住理由：“我在不

同城市只购置市中心的公寓，没想到会被星河湾打动。这里没有夸耀、浮躁的心态，窗外就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不用挤入市中心就可以邀请朋友在四季会享用精致美食……城市中心的豪宅更具投资价值，而星河湾则是一种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每次来北京，我都会住在这里。”

“在这里，可以结识很多同层次的生意伙伴，获得意想不到的人脉关系。”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商人说，他看中的是星河湾的五星级会所――四季会作为经济、金融、文化、体育、艺术的社交平台，正是星河湾吸引中国实力人群的另一个原因。星河湾正在以四季会为平台，通过跨界营销打造一系列高端社交活动，如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同俱乐部定期举办的世界顶级品牌的新品、品牌讲座、时尚酒会，不仅为业主带来了高品质的社交生活，也为事业发展拓宽了渠道，成为星河湾极具特色的高端资源的增值服务。

专家点评

世邦魏理仕中国区执行董事　安东

星河湾已经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社区文化，代表着高端的平台、品牌、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同时它的出现也拉升了朝青板块的地区价值。

入选理由

生态园林：星河湾的园林以精致和细节闻名，生长了100多种珍稀植物，除银杏、白玉兰、大叶山槐、稠李、日本樱花、紫椴、五角枫等乔木外，还有灌木、地被植物及水生植物，营造出层次丰富的四季景观。

金钥匙服务：星河湾为保障尊贵业主享受到更具品质的生活，引进五星级酒店独有的“金钥匙”服务体系，兑现着“无微不至，超乎想象”、“一切以客人为中心”的服务准则，将酒店业金钥匙服务理念和五星级酒店的服务标准融入到楼盘的物业管理之中，为业主带来了完善的个性化、高品质服务与生活。

隐逸半山闲度光阴

红螺湖别墅　红螺湖别墅，依傍红螺湖蜿蜓逶迤的水岸线而生，背靠一片苍翠的青山，让人不由联想起在国外那些隐逸于半山树林间的顶级度假别墅。

一化出入此地的典型业主应该是这样的：他出生在北京，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年少时留学海外，在国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事业有所成就，有了两个孩子，因为在国外生活的时间非常长，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回到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寻根。因此，他们居住的房子即应具有中式传统文化中“纵情山水”的意境，并融合西方居住功能，满足大家庭生活所需的空间和气派，红螺湖别墅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我觉得纯粹的自然环境很重要，在美国我就居住在离湖泊很近的社区中，回到了北京还是习惯性地寻找一栋能接近山水自然的房子。红螺湖别墅离大城市很近，可以享受现代生活的繁华和便利，同时又得山水之趣，让我远离纷扰，保有一颗平静、平和之心，和家人、朋友在此享受生活赋予我的东西。”一位业主坦言他爱上红螺湖别墅的生活方式，因为喜欢，会经常住在这里，对他来说红螺湖别墅已不算第二居所，而是一个真正的家。

怀有如此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这就是红螺湖别墅虽远离北京城市中心，平日却人来人往，保有―股热络活力的原因，由此可见人们对此地的眷恋之情。这也要归因于红螺湖别墅处处与自然呼应的规划，以及营造出的“亲近山水，让心情放松”的闲逸氛围――无论是室内空间还是室外庭院，都尽可能地与山景、湖景浑然天成：漫步红螺湖别墅园区内，蜿蜒的溪流、苍翠的绿地、成荫的大树、一栋栋厚重沉稳的红砖别墅给人以年代久远的印象，似乎早就在这里生长了多年，和这片山水浑然天成。

专家点评

洲联・五合国际(5＋1 WERKHART)总顾问　刘力

为了不辜负怀柔这一宝地的山水资源，红螺湖别墅结合自然美景与区域配套，给高端人群提供一个“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完美宜居氛围。红螺湖别墅较好地体现了山景、水景与建筑的融合，利用红螺湖的湖景和天然湿地，使建筑与原生态共存，形成自然开放空间，为北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品质别墅。

入选理由

山水天成好别墅：红螺湖别墅位于红螺湖东南岸，一座座别墅与林木一同自然生长，直临33万平方米湖水，从最佳的角度闲看山色葱茏，倾听红螺寺暮鼓晨钟，以最悠闲的姿态融于这天生的自然风景中。

水上私家会所：堪称红螺湖别墅区内的标志性建筑，由国际著名设计团队“MAD＋主题国际”设计的全景观水上现代会所，“水龙吟”是红螺湖别墅业主的私人专属会所。

让孩子更亲近自然

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缘溪堂还凭借“中国皇室居住文化典范”的声望成为GlC亚洲豪宅的代表作，并收获了“中国最美私宅”之名，同时被收入《世界不动产名录》，这些荣誉令缘溪堂业主们十分骄傲。

一位在北京拥有不少豪宅的业主说：“北京西部是皇家园林集中的地方，受土地和城市规划的限制，临近公园的房子是风毛麟角，无法与东边相比，而缘溪堂则紧邻玉渊潭公园。第一次参观样板间时，我在窗前一直俯瞰玉渊潭辽阔、波光粼粼的水面，风景是打动我的主要原因。”

在国际建筑大师卡尔多・波菲眼中，缘溪堂所在的土地承载了中国皇室居住文化，因此他将建筑的基调定为高贵的紫禁红，并配以玻璃幕墙及铜色金属装饰条组合而成的现代幕墙，挺拔高耸如同城市之门。在居住者眼中，缘溪堂则令他们产生了一种“清静、优雅的生活方式”的联想。有一位业主感言：“在公园中的散步和慢跑，与在社区中、在健身房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我想让孩子们可以更多地亲近自然，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成长，同时我的事业又扎根在城市，公园旁的住宅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缘溪堂户型为300～500平方米，完全无梁、柱分割空间，这样一来业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方式随意利用空间，摆放自己钟爱的艺术品和家居装饰品――如果喜欢下午待在屋子里，就可以在窗前摆上一把舒适的巴塞罗那椅，简约的造型会很适合这个大空间，外面阳光温暖，玉渊潭的湖面令人沉静心绪。同时，大空间更能激发主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如果来了客人，主人便可以介绍这个房间最得意的设计是什么，他最自豪的收藏品是什么。以主人的生活方式赋予居室空间鲜明的个人特质，从而反映出他对生活蕴含的丰富情感，这才是豪宅的真正意义。

专家点评

物业管理专家　舒可心

缘溪堂是京城西部较为少见的城市景观公寓，独特的大户型设计加上国际水准的物业服务增加了该物业项目的典藏性特点，得到了业主的普遍认可。

入选理由

国际大师主持建筑设计：缘溪堂建筑外观由西班牙顶尖建筑大师里卡尔多・波菲亲自设计，三栋呈阶梯状排列的板楼自西向东，造型如同城市之门。外立面采用中国传统帝王使用的最高贵的颜色――紫禁红，配合铜色金属条，结合大面积玻璃幕墙，彰显君临天下的王者之风，引领京城皇室

居住文化。

无梁、柱分割空间：缘溪堂主力户型面积为300～500平方米，户型方正，南北通透，完全无梁、柱分割空间，全而保证采光和通风。其为顶级人士量身定做的顶级产品Penthouse，首层层高达7.2米，落地玻璃幕墙最大观景面长达22米，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观景价值，同时设有会议室、休憩室等功能空间，成为层峰人士休闲、商务交往的最佳平台。

无须刻意的平凡

当代万国城又名POP MoMA，源自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之名，寓意当代万国城是豪宅中的“现代艺术派，并开启了豪宅艺术的分水岭”。如今，在东直门附近，当代万国城可谓最为惹眼的建筑，古铜色金属光泽的建筑体、简约的造型、如百叶窗扇的外遮阳系统都与传统豪宅截然不同，因此也吸引着一批思想新锐、理解并热爱现代艺术的人们。

一位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中国人最终在当代万国城购置了一套住房，他说：“当代万国城的规划令我想起了美国纽约SOHO区的那些建筑，建筑的一层到四层是商店、办公和服务场所，这栋建筑中的住户不出楼门就可以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享受各种便捷的服务，公寓内部设计讲究自然和个性，无须刻意地装饰反而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简约风格，这是都市中心的现代人所需的生活方式。”

豪宅无不强调建筑的用材价值以及室内精装的价值，常常会营造一个金碧辉煌的样板间，而当代万国城则有所不同，其样板间简约低调的风格与建筑如出一辙，然而只有真正居住者方能体会到生活于此的舒适度。当代万国城POP MOMA由奥地利晚期现代主义大师艾柏利设计，他为北京带来了一座“低能耗、高舒适度”的高科技豪宅，运用了天棚柔和辐射采暖和制冷系统、全置换新风系统、地源热泵系统、建筑外遮阳系统等，使得每个房间的温度和湿度常年恒定，室内温度保持在20～26℃之间，室内相对湿度30％～70％，室内声环境35～45分贝。这意味着当你身居家中，不会被邻居家的热烈Party所打扰，甚至楼上走路、冲洗的声音都不会惊动你，当然你也不用再担心北京的沙尘天气以及市中心被污染的空气。

当代万国城的豪宅理念与传统豪宅有所不同，并非收藏的、用于欣赏的豪宅，而是致力于以一系列高科技系统营造空间舒适度，使这里成为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场所。正因如此，当代万国城吸引了不少热爱自由、追求个性的人们生活在这里。

专家点评

BDCL(博德西奥)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中国部总经理　张玮

万国城MOMA作为当代万国城二期产品，采用欧洲先进技术，使住宅恒湿恒温、宜居舒适。在国家大力提倡建筑节能的今天，万国城MOMA令业界称道。

入选理由

新锐的建筑外观：建筑由奥地利晚期现代主义大师艾柏利设计，古铜色金属光泽的建筑体、简约的造型与传统豪宅截然不同，吸引了一批思想新锐、理解并热爱现代艺术的人们。

高科技节能系统：天棚柔和辐射采暖和制冷系统、全置换新风系统、地源热泵系统等，高科技的应用使高舒适度、微能耗、恒湿恒温成为现实。

与都市生活零距离

从风光宜人的朝阳公园向东，穿过东四环路便到了泛海国际居住区。那些优雅的建筑格外醒目，简洁流畅的竖线条，丰润质朴的千挂石材，虽不华丽却内蕴丰富，与纽约的帝国大厦、曼哈顿区的顶级公寓一道印证了ARTDECO风格的优雅和内敛。

拥有优雅外观的泛海国际居住区还蕴涵了丰富多彩的大都市生活内容，将多元的商业、艺术与社交场所融合，创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生活区。居住在此，可感受到真正都市生活的便捷与舒适。从歌剧院、美术馆、博物馆中心、电影院等文化场所，到星级酒店、私人会所等社交场所，再到金融中心、写字楼等商务办公场所，都在步行15分钟的范围之内。一位业主感言：“对于沉醉于都市生活的人们来说，每日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赶场子。我一般从北京音乐厅、国家大剧院或者人艺小剧场看完演出，急急忙忙赶赴到三里屯、工体和朋友们欢聚，回到家中已然疲惫不堪。”而居住在泛海国际居住区，无疑改变了居住区远离商业、艺术、文化场所的状况，其居住吸引力也将大大提升，这恰好解释了社区入住率较高的原因。

泛海国际居住区并非一般居住区的小规模商业文化配套，而是以国际商务花园、国际商贸博览中心、国际商业文化中心三大产业组团的形式呈现，不仅改写了单调的、赶场子式的大都市生活，而且目光放眼于整个世界，致力于吸收国际资源来充实、丰富大都市的生活内容。

以人文、时尚在北京越来越具影响力的朝阳公园，不但为周边居住者提供了繁荣的餐饮消费区，还为家庭周末活动提供了近在咫尺的接近自然的去处。在晨光或夕阳下，沿着四环路边公园外墙听着耳机音乐慢跑的人们，让人不由想起了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从泛海国际居住区步行来此，也不过是十几分钟的事。

泛海国际居住区，一边是国际大都市的生活内容，集粹高档娱乐、商业和文化场所，一边是贴近自然的生活内容，吸引了那些对北京东区的多元文化、国际化都市氛围持有相当热情和向往之情的都市客。

专家点评

第一太平戴维斯项目策划部总经理　徐伟成

泛海国际位置极佳，拥有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的双重景观视野，社区内外绿地覆盖率都很高，住宅空间的私密性好，是北京难得的高品质低密度生态社区。此外，随着前几期全面入住，朝青的发展及CBD区域的东扩，其升值潜力值得关注。

入选理由

繁华都市中的生态居住区：泛海国际居住区临近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和未来GOLF森林公园。社区内百米的园林绿地形成了建筑空间的自然距离，保证了视野的通透性，虽身处都市中心，却无喧闹、景致单调之虞，堪称北京难得的低密度居住区。

文化、商业、艺术多元产业配套：泛海国际居住区的大规模配套以国际商务花园、国际商贸博览中心、国际商业文化中心三大产业组团的形式呈现，其目光放眼于整个世界，致力于吸收国际资源来充实、丰富大都市生活内容。

中国的味道

从原创精粹独栋到如今的和院，龙湾坚持原创探索，成功地将中国传统院落精神与现代豪宅结合，成为温榆河高尚别墅区内独树一帜的产品。

“开发商实力强”、“细节到位”是大多数龙湾置业者入住龙湾后得到的感受，高档的建筑选材和人性化设计，独创的三进庭院、百年树王及名贵成树的园林、极寓创意的景观街道，以及承接业主品位的艺术雕塑、户型牌匾等细节，都给这些业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龙湾别墅正是从生活各个层面，力图提供别墅居住的多重体验价值。它是中央别墅区唯一的精致独

栋产品，户型精致却不乏独特；社区内11万平方米的公园规划使之成为中央别墅区内唯一的公园别墅；而4万平方米的内湖，真正实现温泉入户，更是中央别墅区唯一的温泉独栋别墅。

“我一直寻找有中国味道的居住环境，但这种环境也能提供居住上的舒适感和现代的生活方式。”龙湾的业主、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张女士说道。龙湾别墅原创主义建筑理念，融会中西的建筑风格是吸引她置业的重要原因。她所看重的，也正是龙湾别墅在建筑规划上的独创精神，即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别墅舒适的生活空间相叠加，突出别墅的适用性、当代性和中国性。

细微之处的精心考量，对居住感受形成人性化的关照，让人们感受到一种超越传统建筑的体验。其精心雕琢的地上两层亲地高度，形成了拥抱绿化的无遮挡视线空间，而原创“十”字形布局，保证每户都能获得充分的阳光面积，预留的双景观车位，更让居者独拥一方天与地，彰显生活情趣。

专家点评

楼市传媒董事长　蔡鸿岩

经过5年多的精细耕植，从原创独栋至如今的和院，龙湾别墅已经推出四期产品，其开发团队的精细学院风格深植于项目，使龙湾别墅从园林设计到建筑设计都独具特点。先做园林和配套，让准业主没有后顾之忧。

入选理由

中央别墅区唯一的温泉独栋别墅：内部11万平方米公园，成为中央别墅区内唯一的公园别墅；实现温泉入户。

三进式庭院：和院依托入户庭院、内庭院和下沉式温泉庭院的三进式意趣空间，原创垂直绿化空间，带来“三叠”错落体验，最大程度实现了心静气的居住理想。

4万平方米社区湖泊：4万平方米内湖，使和院成为中央别墅区第一个有社区湖泊的别墅，加上社区内私属公园、临湖湿地和开放式采摘果林等绿化配套，营造出社区生态小气候。

薰衣草田织就的私属盛景

这里有都市人向往的田园牧歌的一切要素：千米天然岸线三水环绕、大面积薰衣草田弥漫芳香、古老的巴洛克城堡镶嵌其中，然而，它并非遥不可及。

坐享奥北、中央两大别墅区的交通配套环境的东方普罗旺斯社区，是温榆河高端别墅区的代表项目之一，更是该区域内名副其实的千万级豪宅。

社区内的业主多是国内知名企业的掌门人，他们经常回到城市中心处理商务，也时不时飞往世界各地，他们喜欢中央别墅区的交通便捷、国际化配套，却又觉得那里离机场太近，空气质量、噪音问题不尽如人意。因此，他们选择了靠近中央别墅区的温榆河上游，在完善的交通和完美的环境之间达到最优的平衡。正如其中别墅的一位业主所言：“东方普罗旺斯正位于原有的中央别墅区和原有的亚北别墅区的正中心，相当于一条纽带，把两个区域联合在了一起。”

看重这一价值的业主对品位具有很好的鉴赏力，懂得千万级豪宅的内涵是蕴涵更多生活情趣以及奢侈的生活方式。在社区内，五星级拉斐特城堡酒店，以1:1的比例复制再现了法国300年巴洛克经典名堡；法式园林、喷泉雕塑、罗马柱廊广场等建筑，散发出古老欧洲皇家贵族的神韵；气势恢弘的护城河，氤氲蔚然……居住在此，让人感到一种神秘而美丽的异域田园氛围。

社区环境所强调的是景观和建筑的整体性。由于“大景观”的规划设计方式，结合自然地形，因势利导，强化地形，让建筑产生高低错落的层次感。每一栋别墅的力向、尺度、形式等都根据基地特点逐个确定，因此它们之间十分协调统一。即便是同样的户型，也能按照不同的位置，对入口、朝向、开窗、造型等做细微的调整。正因如此，这里的任何一栋房子既是属于整个环境的，也是它自己独有的。

精心的建筑也反映在业主生活上，其中一位业主坦言，她最满意的是洒满阳光的“阳光房”。由于建筑采用了适合北方的屋顶形式，建筑本身较高，屋顶也拥有了高阔的空间。设计师因此在斜屋顶部分加上天窗，形成一个能够采撷自然光的阳光屋顶间，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建筑的使用面积，而坡屋顶上斜开的天窗，也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在此，静静地透过天窗看云彩飘过，看薰衣草田盛开，看蜿蜒的河水流淌，是每一位东方普罗旺斯业主在逃离城市了喧嚣后，对社区生活最直观细腻的感触。

专家点评

美国龙安集团行政总裁、美国龙安建筑设计规划顾问公司设计总指导、前纽约规划局局长　饶及人

低密度、大社区是该项目的最显著特点，整体规划时合理利用自然坡度，打造出依山傍水的独栋别墅。户型设计多样化、双楼梯及双主卧设计，考虑到不同年龄层的个性需求。

入选理由

拉斐特城堡酒店：以1:1的比例复制法国300年巴洛克经典名堡――拉斐特城堡，散发出古老欧洲皇家贵族的神韵；气势恢弘的护城河，3.5公里环绕城堡，氤氲蔚然，勾勒出一个神秘而美丽的疆界。“大景观”规划：美国EDSA采用“大景观”设计理念，令千亩别墅规划一气呵成，强调出“建筑与水系、建筑与城堡、建筑与自然、建筑与庭园”融为一体的整体效果。

礼仪与秩序平添尊贵感

裘马都的顶级豪宅建筑规格与地处三元桥国门的国际化形象是对置业者最富吸引力的两个方面。其甄选标志上层生活符号的ART DECO风格，以“中国首席洲际豪宅”为标杆打造的建筑，成为为全球置产购业人士量身定制的城市豪宅。

裘马都业主多半来自社会精英阶层，海外经历和财富修养使得他们的生活率先与国际接轨。在居住中，他们更注重精神感受和人文内涵，如社区总户数、平层户数、社区景观、采光、主佣动线规划、楼前门庭设计、户内功能空间、灯光照明等。为了给这些业主营造出极具质感的生活品位和优雅的生活感受，社区建筑规格无不尊崇“仪式感”、“秩序感”、“尊贵感”、“沙龙感”、“自由感”等标准进行规划设计。项目将平层户数控制在1～2户，单栋建筑户数控制在50户以下，全面确保物业对每栋楼业主的服务质量且保证每户享受三面观景采光；采取地上一层服务大堂与地下一层豪华酒店式采光大堂结合的双大堂入楼设计手法，使业主在出园入庭中享受到豪绰的尊崇；并通过三梯设计悄然分隔主仆行进动线。按照一位业主的说法就是：“这里人性化的建筑设计细节体现出品质感，丝毫不让人感觉平庸!”

完善的商务社交环境更成为高端置业者选择居住在此的重要理由，一位来自美国的商入选择在这里置业，看重的就是这个社区处于中央涉外区的门户，周边有四大使馆区环绕，更有CBD、燕莎、丽都、亚奥等四大涉外商圈围合。他所购买的楼栋北侧是大型主题公园、坝河和9洞高尔火球场，南侧是2.6公顷的城市绿地，不远处还有“馨叶”、“鸿华”、“东方天星”等众多城市GOLF球场云集。

裘马都为业主量身定制

高标准的星级物业服务。提及其组办的假日活动，业主大都十分满意，涵纳众多上流生活元素的生日派对、名车试驾、名品鉴赏等系列活动，让他们亲身体味到裘马世家唯美华贵的生活、典雅的环境、独树一帜的交流氛围、尊贵的五星级酒店式服务细节……所有这一切，让裘马都的主人们提前体会到世家大宅的尊崇与雍容。

专家点评

高力国际投资与项目部董事　黄卓伟

户户朝南的均好性户型设计，随着2008年7月地铁10号线的开通，太阳宫区域整体环境的日益成熟，其所在三元桥的国门商务区地位越来越显著，让该项目除了自住的宜居性，更增添了较高的投资价值。

入选理由

城市豪宅之细节规划：建筑规格上，将平层户数控制在1～2户，单栋建筑户数控制在50户以下，全面确保物业对每栋楼业主的服务质量且保证每户享受三面观景采光；业主入户的动线格局上，项目采取地上一层服务大堂与地下一层豪华酒店式采光大堂结合的双大堂入楼设计手法，使业主在出园人庭中享受到尊崇的感受；服务礼序上，项目入户设计通过三梯设计悄然分隔主仆行进动线，将主人梯、佣人梯完全分开，既无邻里、佣仆干扰，又保证了家的安全和宁静。

世界级酒店式贴身服务：宾至君悦，借鉴母公司――Pinnacle(宾至国际)多个世界级酒店、商业、公寓等领先的物业管理经验，以开创性的前期置入式理念，精心规划物业服务细节，保障业主得到世界级酒店式贴身个。

居住园林　享受文化

山水文园　山水文园以其临近东三环的显赫位置与尊贵品质为客户创造一种生活在公园里的意境，是北京市区为数不多的世界级生态宜居社区。正是在品质上的精益求精，使得山水文园项目深得众多老业主喜爱，他们在入住后甚至主动介绍亲朋好友前来购买。

“每次在社区内溜达，我都感觉像是在公园中一样，高大的法国梧桐让心情十分舒畅。”山水文园的一位业主告诉记者。山水文园的社区园景规划以加拿大温哥华环境为蓝本，在150万平方米市政绿化带工程腹地，规划出万米清溪景观园林，把社区的气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开发商斥资8000万元改造的弘燕路艺术风情景观大道两边，栽种了千余棵成年法国梧桐树和枫树，形成道路园林。山水文园四期的RVIERSIDE更是在近5万平方米的景观里，利用区内9米多的山林坡地高差，形成多达38处的叠水景观，配以两侧布置丰富的树木、植篱及花卉，使人在园中居高临下微风拂面，一种独特的欧式风光尽收眼底。

与此同时，山水文园的生态环境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如山水般富于自然的养分。社区内负氧离子含量约达到20％，湿度均衡大致保持在55％左右，均是最符合人体需要的比例。中水处理系统将净化过的生活废水及自然收集到的雨水导入小溪、湖泊，继而浇灌林木花草、湿润空气，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分户式中央空调换新风系统，实现了室内温度的自控，并能够及时将污浊的室内空气进行更换和净化。

业主们对社区所选用建筑材料的品质也十分满意。科技性与生态环保性是建筑选材时的突出重点――双层中空LOW－E低辐射玻璃达到最佳隔热隔音防紫外线效果；外墙外保温节能达65％；采用的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充分实现生态与环保。

“这里让我感觉到居住的适宜性和充满文化气息的生活环境，像别的社区很难做到的健康记录登记、就诊挂号服务，这里也一应俱全。”一位业主说。不仅从生活实际出发，山水文园力求为每位业主提供最周到的服务，如会所设有电影院、医疗中心、托老所，项目开发商还修建了百年文化名人艺术大道，推出专门用于举办高品质社区活动的力维斯之友俱乐部，让业主充分体会到“无微不至的关怀、无所不在的服务”。

专家点评

第一太平戴维斯项目策划部总经理　徐伟成

通过前面几期园林的精细化运作，得到了较好的市场口碑，第四期精装修产品一面市便获得了销售过半的好成绩。2008年在经历房地产降温的考验时，只有注重细节，追求品质的项目才可以度过寒冬，并占领了CBD以南的高端公寓市场。

入选理由

人居生态社区：山水文园在近5万平方米的景观里，山林坡地高差达9米，形成多达38处的叠水景观。社区内负氧离子含量将达到约20％，湿度均衡大致保持在55％左右，均是最符合人体需要的比例。

科技环保设计：山水文园注重科技与环保的应用。双层中空LOW－E低辐射玻璃，隔热隔音；外墙外保温，节能65％；新风加湿系统，拒绝恒湿恒温；采用了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充分实现生态与环保。

独特的三大私属会所：同区设有三大会所――中央山体会所、水下会所、山间SPA，其功能涵盖艺术中心、电影院、游泳馆、红酒坊、图书馆、健身房、壁球室、模拟高尔夫、会议室等。

把别墅生活交给城市

万城华府

城市别墅是一种更有品质、更有弹性的生活形态，是对空间最大可能性的塑造。万城华府位于高尚住区海淀万柳，西临昆玉河，北侧为万柳国际高尔夫球场，周边云集北大、清华等中国知名学府，其所处的位置是无可争议的京西王畿之地。正是其“中国地王・城市别墅”的吸引力，让众多高端人士选择在此置业，在居住中真正感受自然山水与城市繁华、人文环境的集大成意境。

作为稀缺的居住方式，城市别墅万城华府满足了处于上升阶段的富豪们的需求，他们对物业的要求比较挑剔，既希望享受城市带来的交通、教育等便利，也希望享受自然山水带来的乐趣，同时他们对周边的人文环境要求也比较苛刻，万柳地区正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位业主坦言：“原先在郊区购有别墅，但住宅郊区化的生活仍有着许多不便，太多的时间消耗在路上，几乎远离了城市中的社交生活，所以还是搬回到城里。”

作为万柳地区的收关之作，万城华府无论是产品形式还是客群定位，都坚持了“高档、高贵、高品质”的路线，在能合作的领域都选择该领域内最优秀的企业。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开发精神，让其在客户群中口碑卓著。在低密度的建筑中，创造了高端的城市别墅内部空间。赖特式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令每组建筑有风格上的差异，却也依旧强调可识别性以及建筑设计上的丰富性。

别墅社区的园林建设也别有风格。昆玉水岸、三山五园、高尔夫球场、百米河畔绿化带等“三重三线”景观，赋予了将社区与建筑融汇其中的优美环境。在规划上一方面考虑从城市公共空间，如河岸、绿化带、山景等获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南高北低的布局与建筑层次和类型的变化来考虑景观取向。在统一中突出变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对话，自然与建筑的融合。正是这种周边大景观与社区小景观的纵向交融，使得万城华府不仅是环境优美、品质上乘的高档社区，同时传承了周边皇家

园林及历史名校的文化积淀，成为文化和人文思想的理想家园。

专家点评

北京世纪安泰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王光新

京西低密度社区，拥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实现了独树一帜的规划。从城市公共空间，如河岸、绿化带、山景等获取景观效果，通过南高北低的布局与建筑层次和类型的变化来考虑景观取向。在统一中突出变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对话，自然与建筑的融合。

入选理由

回归“城市别墅”：万城华府位于西北三四环，产品定位于全新低密度的产品，且创造了高端的城市别墅生活及内部空间。万城华府的主力产品为三层Townhouse大地别墅和5～9层电梯叠加官邸，该类产品及定位在三四环内绝无仅有。

城市大景观与社区小景观的共融：园林建设也别有风格。昆玉水岸、三山五园、高尔夫球场、百米河畔绿化带等“三重三线”景观，赋予了将社区与建筑融会其中的优美环境。在规划上一方面考虑从城市公共空间，如河岸、绿化带、山景等获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南高北低的布局与建筑层次和类型的变化来考虑景观取向。在统一中突出变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对话，自然与建筑的融合。

2009年北京豪宅仍然具有升值空间

趋势预测

2008年，作为全球性“金融海啸”的始发地，美国房价是最受波及也是贬值幅度最大的一个，根据美国权威报告显示，2008年美国房价相比顶峰时下降了28％，在一片全国性资产贬值的声浪中，曼哈顿的豪宅却独善其身，在2008年第三季度，曼哈顿一套公寓平均售价为150万美元，相比2007年第三季度略有上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在2008年，北京高端楼盘项目依然呈现出良好的销售佳绩，以2008年度豪宅公寓销售亚军星河湾为例，成交均价为30628元，相比2007年价格有所上升，年度总销售金额近16亿元。

第一太平戴维斯项目策划部总经理徐伟成说：“无论房地产市场向何种方向发展，位于城市核心地段的优质地产项目都具有良好的保值升值潜力。以史为鉴，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是如今的国际金融海啸，位于香港中半山和山顶、美国比华利山以及英国伦敦海德公园等地的顶级项目，依然保持着稳定的价格走势，豪宅拥有稀缺的位置、稀缺的物业、稀缺的品质，加上新摩登贵族的不断涌现，豪宅显示出了稳健的保值、升值潜力。”

对于北京豪宅未来的价格走势，世邦魏理仕住宅部执行董事安东表示了强烈的信心，他说：“过去在很多外籍人士眼中，北京是一座污染严重的古老城市，但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人们对此地的印象彻底改观，北京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备受注目的国际化大都市。因此，在全国房价大势波动之际，北京城市中心的豪宅房价反而会表现出较强的抗跌性。”

篇5

谁都不能熟视无睹：电视，在20世纪人类文化舞台上的醒目到场和隆重出演。所以长期以来，舆论界和学术界对电视这一客观的文化存在及其文化身份给予了种种感性或理性的界定：“电视文化是通俗文化”，“电视文化是消遣文化”，“电视文化是娱乐文化”，“电视文化是快餐文化”，云云。于是，有些文化人开始忧心忡忡、煞有介事地指责、质问和呼吁：“弱智的中国电视”、“电视你还要糟蹋什么”？“文学千万别嫁给电视”等等。所有这些议论，必然会导致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及其本质特征、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

在文化学视域里，文化身份一般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构成现象，它标识着相关文化的存在位置及其话语的成立方式与作用力度。对文化身份的探究和判断，意味着在其所属领域文化本体论推导的结束和对其社会历史成因多元化的认可。文化身份研究所能给予文化观察者的实验条件，主要在于多维度的视角和对其所在系统生命性联系的提示。因此，诸多看似互相矛盾、各执一端的说法，并非区分理论是非的简单依据，表象的混乱状态往往更能见出电视文化身份研究必然存在的多维度的合理性及其关联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从俯视、后视、外视、侧视、内视、前视几个角度，对电视文化身份予以全息式观照和审视，进而尝试让观照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推导的方法，以期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在纷呈的现实表象中渐渐浮出。

俯视：在人类文化学的整一系统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是人类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从区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隐含着三种意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即“人化”与“化人”，其驱动力源自人类的创造精神。

从文化的本体概念出发，则不难认同，讨论“电视有没有文化”、“电视是高级文化还是低级文化”等问题只能降低我们理论研究的水准。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形态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贵贱。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对确定“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而非对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气用事地贬损抑或盲目膜拜。

电视，作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它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这个视域里，所容易发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将各类文化形态作为既有的方法以推论电视文化，从而通过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种成分与含量是否全面和饱满，来确定电视本体文化的性质，使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发生倒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其技术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边界较为清晰地归属某一文化区域，但它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三个区域的内容，都可能与之轻易结合，从而成为其文化构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艺术文化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机会在电视文化的身份证上签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思维、以“语言”方式积淀在人脑中的“原型思维”，就是电视文化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无法离析但又与视听思维同在的模糊思维构成。我们应该避免袭用“单一思维方式”支持下的电视思维界说，才能允许电视对各种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掘、互动和使用的事实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第三，电视文化不能像相异文化形态那样具备相对稳定的某一种属性。断定电视文化是大众文化，显然过于笼统。大众文化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是随一系列大众传媒的崛起而登场的。大众文化以“文化大众”为旨归，宣告了文化消费时代的垂临。“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注：戴锦华著《隐性书写》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意欲消解文化的阶级性、阶层性和垄断性，是一切现代文化形态均有的属性。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只有千方百计地搭乘大众文化快车，才有可能传播到位。大众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二元式对立存在，其胸襟具有吞吐一切文化形态的气象，所谓文化的终极必然趋向大众。因此，在大众文化的疆界内，电视文化一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大众文化精神，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豁达，熔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炉，从而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的姿态。

后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东方伟大民族史性存在的见证，又是我们现代文化的根底。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1-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本体特征，既标识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到达的文化高度和所拓展的文化广度，同时又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厚重积淀，以“神来之手”，不可遏止地参与到了我们对现代文化灵魂的塑捏中。

从这个视角把握电视文化身份，其理论眼光必然充盈着殷殷的怀古忧思，所展开的文化研究则更多地罗织着批评的维度：一方面，其固化自身文化本体地位的心理诉求，促使其素朴地以自身的特点来限定电视文化身份，如，从文化集权观念出发设定电视文化机构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为电视文化增设划一的评判标准，对电视作为大众文化意欲突破文化等级、展开文化自由竞争的冲动予以约束；另一方面，则以自身为比照基准，止于对电视文化中传统文化特质的缺失或变异的指指点点，从而推断出电视文化身份缺席的结论。这种批评，徘徊于对电视文化功能的客观解析与主观期望两相矛盾的游离地带，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内部研究上，就有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传统文化鸿沟置换为电视屏幕上“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的争执不休；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外部研究上，则出现了“电视文化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工具”的呼声，从而强调对电视文化身份的“介质”性理解与使用，而忽视了其文化本体的存在与特质。

在这个视角观照电视文化身份，难能可贵之处应在于对传统文化中既有的历史发展眼光的择取。传统文化并不特指某一既定的过去时段，其存在本身蕴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纵向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就传统文化而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主体形态，就像岩画——戏剧——诗——小说出现的秩序那样，明摆着石器——青铜器——甲骨、竹简、羊皮纸——造纸术——印刷术的文化生产链条；机械时代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信息时代必然酿造大众文化的甘醇。如果从这种发展的路线上延展开去，也许走不了很远，就会有人将电视文化视为传统文化来审度。“人类文化总是处于创造与消解之中，一切貌似永恒的本质总是受到挑战”（注：参见1999年3月11日《文艺报〈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建设〉》），因此，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电视文化身份必将是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上现在时段主体形态的显现者，它在完成“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注：CCTV-1频道形象广告词）的使命中凸现自我，更多的体现出对文化发展纵向度的聚合：一，它聚合了文化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文化时间的不同维度得以自由流淌，极大地体现出了文化时间来龙去脉的连贯与不可分割，亦即电视文化对文化时间的自由把握与自由使用；二，它聚合了传统文化已有的多种形态与特征，亦即电视文化的出现不是空中楼阁的出现，它必然在其技术构成的基座上，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予以现代性的重构与诠释，在电视文化的每一种构成上总是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泽，同时也衍射着未来文化的辉光。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身份表现出了聚合文化的形态。

外视：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社会生活，意指人类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是以“群”的内部关系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系统，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围的“群”中，人们会在调适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中结成形态相对稳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党派、社团）群落、经济（企业、财团）群落、“文化”群落（狭义的文化艺术性组织、机构）、宗教群落，个人自组织群落（个体的人对属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说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那么，任何一个“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

在这个视角，可以看到“电视”是各个“同文化群落”走向“公共空间”、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现代化武库，电视的文化身份无疑被塑造成了一个“千面人”，具有很强的可易性和复杂的多面性。亦即电视文化身份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性存在所能影响和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系统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使得电视文化身份由“实物决定论”走向“关系决定论”。存在于社会生活巨系统中的电视文化，各个“同文化群落”的力量会让它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动或转移，如：政治群落希望它是政令、解释政策、传播政见的“喉舌”；经济群落则希望它姓“商”、成为塑造企业形象、营销商品的“自由市场”；文化群落则希望它属于纯文化，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自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是千里眼、顺风耳，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因此，电视文化身份在社会系统中由整合力最强的要素（群落）来决定，但同时，会在其他要素（群落）的干预下，以合力运动的方式合规律性的变化与发展。亦即，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其身份具有很强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而从长远看，则与社会的进步力量同向度、共属性。

用系统解构的方法，可以将各“同文化群落”对电视媒介的作用力，大致分为三种：1)投入者；2)媒介自组织者；3)接受者。投入者，由权力投入（政府行为的支持、含政策与财政投入）、纯财力投入（企业、财团的经济行为）以及纯文化投入（文化界学术界的智性投入）组合而成。这部分作用力，对电视文化身份的影响最直接、最具干预性，它支配着另外两种作用力。媒介自组织者，包括媒介经营者（所有者）的利益及意志、从业者（制片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利益及价值观念，以及创作者（编、导、摄、主持人等）的价值观念。这部分作用力是以媒介主体形式存在的，是对投入者与接受者两种力量的贯通与遇合；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机构文化色彩，会以隐在的方式，借投入者与接受者的力量阐发机构意志。接受者，则层面多而人数众，其力量的体现是通过投入者与媒介自组织力量的实现与否来表达的。从表象看，它具有被动性并缺乏凝聚力，而实质上它是前两种力产生的原动力，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归结点。前两种力的发生以到达它为目的。因此，接受者的作用力以回馈的方式成为衡量前两种作用力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而成为三种力中无形的最大作用力。这三种作用力的施放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各种力的向度与强弱会发生相应的游移、遇合与分解。如在意识形态垄断社会一切文化形态的前提下，政治投入就会变得强而有力，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使电视文化成为政治制度的替身；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前提下，纯财资投入则会对电视文化发挥强势干预，会使其属性倾向于商业文化色彩，倾向于经济利益的取舍；同样，在讲求民主、崇尚人文精神的社会条件下，纯文化力量和媒介自组织力量中的精神品性则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会影响权力投入者、财资投入者以及媒介经营者的价值观念，接受者也不会被当作商品信息与精神产品的简单“货仓”，而会焕发出参与媒介活动的自觉力量，从而形成三种作用力同向度的合力运动，使电视文化的身份在各种关系的运动中突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与兼容，其身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形态。

侧视：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横向队列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三大媒体中，电视群体的文化素质最低。这其实很好理解。首先，报纸杂志有其漫长的历史承传、有规矩、有氛围、有熏陶；电视不然，它是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几年中一下子暴发起来的”（注：参见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学者与电视〉》）。长期以来，电视文化就是这样被相邻的姊妹文化侧目而视。这种视角下发生的理论成见不言自明。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成熟与发达抑或所表现的文化素质的高低，都不能简单地以其形成时间的长短来测定。在文化形态的生成速度上，时代愈演进，其生成与发展速度则越快。从前文字时代到文字时代，人类走过了千万年，而从报刊文化出现到影视文化的出现不过百年而已，报刊文化的真正成熟与发达几乎是与影视文化同步的；其次，“因为报刊有文化，从而电视无文化”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且类比失当，就像指责玫瑰为什么不具备洋葱的辛辣那样；再次；报刊文化传承的是文字文化的血脉，而电视文化是电子时代视听文化的创新。电视人掌握的是另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否定者只能明证其对电视文化的视觉盲点：报刊文化是文字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而电视文化在大众传播方式之外还创造出了新的语言体系，比方小说、诗歌，被报刊登载依旧是小说、依旧是诗歌本身；而进入电视则小说非小说、诗歌非诗歌，是具有诗性或小说性的电视艺术。

因此，这个视角的占踞者应该是拥有独特语言方式、堪与电视相并列的文化形态，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这几种文化形态的语言方式是艺术的语言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度电视作为艺术文化形态的特征。艺术，文化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大量的文物、遗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人类文化成果，那么艺术则以鲜活的生命方式滚动着人类文化的成果，使人类的文化之树果实常新。占踞这个视角的各类艺术，在审视电视时目光多少有些不安。这种不安，长期以来一方面被归结为电视作为艺术，其语言、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被归结为电视艺术对其他艺术的技术性掠夺。但这两种归结前者止于冷静的技术分析，后者则止于激情的笼统印象。任何一种艺术，都因拥有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传播方式才得以确立而且被认同。就像文字不对绘画的线条造成威胁，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诗歌的表现，音乐的时间联想并不会冲击戏剧的空间再现那样，电视声光色的语言成分及其语法规则，并不能动摇任何艺术形态固有的“树形结构”。而电视对各类艺术的技术性掠夺，毋宁说是各类艺术对电视技术的使用。电视弥合了其他艺术传播方式中时间传播与空间传播的堑濠，改变了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之间的两相分立，成为“间接传播中的直接传播”。这种来自技术的魅力，终成各类艺术突破既有风范的谷口。这似不应给各类艺术带来不安，而应该额手称庆。

不安，实则来自电视对既有艺术理念根本的摇动。首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类对世界的四种掌握方式：科学的、实践－精神的、宗教的、艺术的。这是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电视出乎意料地横空出世，使这几种把握方式面临重写或重新理解的格局，它一方面模糊了四种掌握方式的边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维度把握。其次，黑格尔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发展规律也有以下的结论：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压倒物质、内容不断冲破形式、理念愈益充分显露的过程，并把艺术归纳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其中物质的比重由大到小而精神的比重由小到大，如建筑——雕塑——诗歌。但电视却使这一被普遍认同的线路出现了波折。电视艺术中，物质的成分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内容不仅无法冲破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内容，理念不是愈益显露而是愈益隐蔽。再次，电视以外的各种艺术，其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作品的独一无二和审美意识对作品产生环境的先天依赖。亦即它追求艺术作品个体的“惟一”价值和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特殊语境。如宫廷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宫廷的“语境”；宗教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宗教的“语境”；所谓“红楼十二钗”也只有在大观园的语境下才得以生气灌注，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艺术的个体作品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的。但电视不然，它技术性地使艺术作品的复制具有了合法性，真品与膺品的差异走向了零度，并且使艺术美感赖以产生的语境获得了重构。它将其他艺术所依赖的纯粹审美空间推至纷扰迭起的世界：开放的意义即为家庭日常生活空间；封闭的意义则指电视机“机体”空间，即相互间并无多少关联的各类节目所连缀的假定性空间。对此，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发出了“阿乌拉”(AURA)（注：本雅明把传统艺术称为有韵味的艺术，认为有韵味的艺术具有鲜明的独一无二性。对它无法进行复制，即使勉强复制，复制品也不能与原作相媲美，因为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现时现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并且认为复制艺术的出现让有韵味的艺术崩溃了。）不复存在的叹息。

因此，这个视角审视下的电视文化，是又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多维度把握；同时，它在逃逸出传统美学范式的前提下，以复制的合法性，将传统美学加以现代美学意义上重建，其身份必然呈现出重构文化的姿态。

内视：从电视文化本体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从内部解析开来，电视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机构文化、成员文化、节目文化。机构文化，在经历了微波传输时代行政式逐级到达观众的阶段以后，目前正进入卫星时代，通过制、播分离，由“生产文化型”向“消费文化型”转轨的阶段。电视机构由政府和纳税人供养的生存机制也正在向机构产业化的自造血机制转换。这个转换，必然带动电视文化向“产经”文化和“商经”文化发展，电视文化身份本位也开始发生易位，从单一的宣教式存在走向多元的宣教经营式生存，成员文化，往往因为电视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过多的依赖其他文化艺术从业人员的名称：如：编辑、编剧、导演、剪辑、录音、作曲等，在身份称谓上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包括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如此；加之电视从业人员对自身以及电视文化身份的塑造缺乏行为上的自觉，要么把自己装扮为“政府发言人”；要么把自己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知先觉者；要么从高处弯下腰来俯视芸芸众生做出平民化的平视姿态（骨子里在说我是贵族）；要么就是为不知其内里的商品做了营销员；并且由于规约电视文化行为的法规法度不健全或不成立，致使违背电视文化建设的个体操作和群体操作大行其道：如推崇“大投入大制作”的背后隐藏的是机构或个人牟取暴利的私欲；“平民化通俗化”的背后潜藏着对文化大众作为市场的利用，从而引发了社会对电视成员各种不满与指责，导致了电视与文化无关的言论。在这个层面上，公众心目中的电视人和电视机构因为是一种技术的掌握者与垄断者，所以变得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跋扈，这也助长了电视人对扭曲电视文化身份的现象视而不见。但是，电视成员在这种驳杂的表象背后，还是在走一条有序而必由的发展之路：从编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到策划人中心制，大致勾画出了其由创作型向生产型、由作品型向商品型、由局部意志型向群体意志型演绎的总向度。

关于节目文化，理论的热情较多地止于电视文化的语言学分析，对其语言的构成元素、构成材料及其使用的语法规则和技巧以及解读方法作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尝试将之与其他文化语言区分开来，特别是电影文化语言。这方面的努力，对于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是重要的，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斐然。但是，这个层面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使电视节目文化倾向于技术性的构成，而忽略了对其文化特质的整体性把握。诚然，电视本体首先是一种技术的存在。在这个层面，技术大于人，是技术赋予人相对的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同时又限定了其思维与行为的绝对不自由：在电视文化中不存在离开技术的思维与行为。首先，技术让电视文化拥有了时空上的相对自由、电视文化突破了通约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与传播规则而得以自由地把握时空；但电视文化因技术的限定，又都是“拍出来”、“编出来”、“做出来”的，在技术的客观存在以外，其文化形态及内容都是假定性或虚拟性存在，如建筑文化使我们可以生活于其中而电视文化只给我们以氛围化生存，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其中，而只能生存于电视文化的氛围中。前不久，CCTV-1在晚间新闻中播报：世界第一位由网络制造推出的电视虚拟主持人已经诞生。这意味着“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上帝”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技术使电视文化有了生命，但缺失了有实感的肌体。其实，技术给予电视重构文化的可能，但同时限定了其文化属性的非独立品格。人，“是从事构造化活动的动物”（注：参见刘xīn＠①著《电视重构论》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于其不断地向理想的构造渐近。任何文化终究都是对人自身及社会生活的“同质异构”。电视的技术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无衰减无变异地通过电视而抵达受众，即电视不是一个无机通道，而是一个有机通道。在电视的“场”中，所有的文化形态获得重构成为电视文化的本体组织。

因此，从这个视角解析，电视文化体现出来的本质是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与边缘特征：一方面，电视因技术而获得的文化重构“场”，具有极大的宽容度和兼容性，它可以将文化艺术的时间流和空间场综合起来，也可以将各种文化艺术综合为一体，从而体现出时空的综合和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另一方面，综合意味着取舍而非杂凑，如果从文化艺术的时间特征来审视，电视则是以空间来表现时间，体现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边缘特征；如果从文化艺术的空间角度来审视，电视又不单纯是空间文化，而是通过时间的流动实现空间的扩展与建构，从而体现的是空间与时间交错的边缘特征。用艺术做譬：电视可以表达戏剧，但从戏剧的角度来审视，它只体现了戏剧的边缘特征而非本质特征；电视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使用与表达都是如此，它不可能体现各种艺术的本体特征而只能体现其边缘特征。到此为止，所有言说电视在糟蹋各种文化艺术的误会应该结束了，其怨言来自用其他艺术的本质特征取代电视文化本质特征而必然发生的失落感。试想，如果文学电视表现出的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让“文学”满足的话，那么电视的身份就彻底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这个视角的审度下，电视文化身份所体现的是综合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形态。

前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中，“网络”，以毋庸商量的霸气从未来世界幻影迷离的天幕上磅礴升起；而与此同时，“传统电视”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了文化的卷宗上。也许电视自己也未曾料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距离竟如此之近，近到只有70年。

理论的慌乱，从对“网络时代电视的身份将会如何”等等的预测中略见一斑。这也是文化理论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理论不再意味着“过去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正式进行时”和“将来时”。

1999年岁末，在地球的西方发生于一件关乎媒介文化的大事：美国在线以18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华纳兄弟影视集团。这似乎是一则预言：人类的“全媒体”时代即将莅临。

有理论将20世纪出现的媒介文化排了座次：印刷文化、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但网络是否可以被称作“第四媒体”目前还争执不下，难见端倪。争论的表面似乎是其作为文化是否已经成熟，实则是双方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简单排列。问题并不在于媒体的序号性存在，而在于媒体文化本体性状的存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较之其他文化形态都有空间上的组合关系，较之本文化脉系则都存在着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就像电视文化曾对（我们对电视开始使用过去时态）横向的其他文化进行组合，创造出杂志性电视栏目、报纸性电视新闻等等；在纵向度上，今天的电视已非20世纪30年代贝尔德实验室里的电视，但它却纵向聚合了电视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优秀环节：如更清晰、更直接、更便捷。目前显示的状况也是如此，并非各种媒介安分守己地排队出行、轮番坐庄，而是纷纷抢滩网络。网络也在施展自身的魅力以期吸引更多的文化成分，从而造就自己的文化品格。这犹似当年的电视。今年4月，在中国电视文化转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东方时空”栏目，在7周年庆典之际，举行了中国电视的首次网上直播。如果说美国在线与华纳兄弟公司正在以“机构”方式走向“全媒体”时代，那么中国电视则正在以“节目”方式轻轻地点击“全媒体”的门环。

在“全媒体”化的过程中，究竟谁能占上风，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胜者将是整合力最强的一方。站在“全媒体”时代的角度分析电视肌体整合力的强弱，则很可能推导出它在未来文化中的身份与地位。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出“文化和文化身份，也即在最宽泛层次上的文明身份，正在形成冷战世界的同一性、解体及冲突的范式”，他所指认的范式即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政治的冲突将被文化的冲突所取代。撇开其文化冲突所隐含的经济与政治冲突的“祸心”不论，就文化冲突本身而言，文化冲突的趋势终究会走向技术的整合与化解。这意味着文化空间与文化内涵的全球性共享。从网络的角度审视，网络所追求的是个人化的文化言说与个人化的文化分享，是对电视文化播迁向度的增设和对电视文化人格“趋同”、个性丧失的补救。但是，从人类既有的发展轨迹预见：文化趋同是必然的，文化个性只能在同一中求得一般允许下的特殊生存。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字，不论是机械还是电子，任何一种媒介的诞生都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沟通。沟通，则为了趋同；趋同，则为了合力运动的可行。《圣经》中有人类在语言同一的情况下建造“巴贝尔塔”（通天塔）以便直接到达上帝的传说。其实，人类自诞生以来，共同建造巴贝尔塔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也正是技术的一次次飞越，使得人类共同的巴贝尔塔渐渐增高。支撑着文化学理论的“单线进化论”、“普遍进化论”和“特殊进化论”虽然存在探讨文化进化过程的视角差异，但无不首肯技术是文化进化的动因。所有文化冲突的解决最后都取决于技术的调和，技术让不同的文化更易于沟通、易于互解，从而化干戈为玉帛、互塑共生地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文化所具备的群体参与方式、时空共享方式都是人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必需的方式与手段。就目前网络运行的特征看，网络显然难以承担电视所能承载的人类对于文化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并难以取代电视所能带给人们的活生生的生命的直感。如电视直播对场效应的全方位公开、对各种场元素间生命联系的集约式发送。也许，我们对电视拥有过多的“怀旧”情感，所以网络的出现并不让我们理解为电视技术的停滞不前。技术的多元并进，可能会导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彼电视”定然不是今天的“此电视”，但电视的文化身份不会退场，在这个视角下，它必定要显示其“全球文化”的形态。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审视了电视文化在特定语境下所呈现出来的身份特征。这似有研究上采用“多机拍摄”的效果。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所倚重的并非哪一个“机位”，而是各“机位”间存在的关系及其共同“摄制”完成的主旨。对不同视角的逐一观照。链接成了对电视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观照的一个有机过程，其中包含了我们对电视文化理论研究的动态眼光和理论推导的有机趋向：从我们审视电视文化身份的动态眼光则不难发现，以往诸多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的界说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是相对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层面而具有一定正确意义的静态界定。各种界说，之所以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难以相互谅解、纷争不休的场面，即因为各种界说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确的而在相异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种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论纷争，根本上反映出对电视文化身份长期缺乏理论认识的清醒与辩证，并缘此而走向创作实践与文化接受两个环节上的静态化片面化扭曲，诸如“是快餐”则必定粗制滥造；“是通俗”则必定媚俗无度；“是娱乐”则必定游戏人生；反之，“是引导”则必定充斥宣教；“是艺术”则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则必定远离大众等等，进而导致了对观众接受心理的迎合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之间不该有的分歧与冲突。另外，我们将论述的方式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必然使我们理论的推导最终走向“全视”，即不是用某一个视角来涵盖或取代对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认识，而是以发展的变化的有机的系统论观点，让我们的视角愈益开阔、愈益全面，进而趋近对电视文化身份全面把握的理想。虽然在整个观照过程中，我们的理论视角多次发生易位，但其中，一以贯之的解析态度与方法，已使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较全面的认识渐渐浮现：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电视是以全能文化形态、在实现对传统文化纵向聚合和对现代其他文化横向综合的过程中，多维度地体现出其所具有的边缘性文化本质和全球性文化趋向的一种文化类型。但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态度所要表达的并不止于此，我们所希望表述的是对其本质认识的渐渐逼近而远远不是终结。

篇6

谁都不能熟视无睹：电视，在20世纪人类文化舞台上的醒目到场和隆重出演。所以长期以来，舆论界和学术界对电视这一客观的文化存在及其文化身份给予了种种感性或理性的界定：“电视文化是通俗文化”，“电视文化是消遣文化”，“电视文化是娱乐文化”，“电视文化是快餐文化”，云云。于是，有些文化人开始忧心忡忡、煞有介事地指责、质问和呼吁：“弱智的中国电视”、“电视你还要糟蹋什么”？“文学千万别嫁给电视”等等。所有这些议论，必然会导致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及其本质特征、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

在文化学视域里，文化身份一般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构成现象，它标识着相关文化的存在位置及其话语的成立方式与作用力度。对文化身份的探究和判断，意味着在其所属领域文化本体论推导的结束和对其社会历史成因多元化的认可。文化身份研究所能给予文化观察者的实验条件，主要在于多维度的视角和对其所在系统生命性联系的提示。因此，诸多看似互相矛盾、各执一端的说法，并非区分理论是非的简单依据，表象的混乱状态往往更能见出电视文化身份研究必然存在的多维度的合理性及其关联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从俯视、后视、外视、侧视、内视、前视几个角度，对电视文化身份予以全息式观照和审视，进而尝试让观照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推导的方法，以期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在纷呈的现实表象中渐渐浮出。

俯视：在人类文化学的整一系统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是人类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从区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隐含着三种意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即“人化”与“化人”，其驱动力源自人类的创造精神。

从文化的本体概念出发，则不难认同，讨论“电视有没有文化”、“电视是高级文化还是低级文化”等问题只能降低我们理论研究的水准。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形态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贵贱。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对确定“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而非对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气用事地贬损抑或盲目膜拜。

电视，作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它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这个视域里，所容易发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将各类文化形态作为既有的方法以推论电视文化，从而通过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种成分与含量是否全面和饱满，来确定电视本体文化的性质，使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发生倒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其技术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边界较为清晰地归属某一文化区域，但它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三个区域的内容，都可能与之轻易结合，从而成为其文化构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艺术文化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机会在电视文化的身份证上签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思维、以“语言”方式积淀在人脑中的“原型思维”，就是电视文化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无法离析但又与视听思维同在的模糊思维构成。我们应该避免袭用“单一思维方式”支持下的电视思维界说，才能允许电视对各种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掘、互动和使用的事实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第三，电视文化不能像相异文化形态那样具备相对稳定的某一种属性。断定电视文化是大众文化，显然过于笼统。大众文化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是随一系列大众传媒的崛起而登场的。大众文化以“文化大众”为旨归，宣告了文化消费时代的垂临。“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注：戴锦华著《隐性书写》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意欲消解文化的阶级性、阶层性和垄断性，是一切现代文化形态均有的属性。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只有千方百计地搭乘大众文化快车，才有可能传播到位。大众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二元式对立存在，其胸襟具有吞吐一切文化形态的气象，所谓文化的终极必然趋向大众。因此，在大众文化的疆界内，电视文化一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大众文化精神，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豁达，熔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炉，从而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的姿态。

后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东方伟大民族史性存在的见证，又是我们现代文化的根底。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1-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本体特征，既标识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到达的文化高度和所拓展的文化广度，同时又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厚重积淀，以“神来之手”，不可遏止地参与到了我们对现代文化灵魂的塑捏中。

从这个视角把握电视文化身份，其理论眼光必然充盈着殷殷的怀古忧思，所展开的文化研究则更多地罗织着批评的维度：一方面，其固化自身文化本体地位的心理诉求，促使其素朴地以自身的特点来限定电视文化身份，如，从文化集权观念出发设定电视文化机构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为电视文化增设划一的评判标准，对电视作为大众文化意欲突破文化等级、展开文化自由竞争的冲动予以约束；另一方面，则以自身为比照基准，止于对电视文化中传统文化特质的缺失或变异的指指点点，从而推断出电视文化身份缺席的结论。这种批评，徘徊于对电视文化功能的客观解析与主观期望两相矛盾的游离地带，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内部研究上，就有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传统文化鸿沟置换为电视屏幕上“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的争执不休；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外部研究上，则出现了“电视文化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工具”的呼声，从而强调对电视文化身份的“介质”性理解与使用，而忽视了其文化本体的存在与特质。

在这个视角观照电视文化身份，难能可贵之处应在于对传统文化中既有的历史发展眼光的择取。传统文化并不特指某一既定的过去时段，其存在本身蕴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纵向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就传统文化而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主体形态，就像岩画——戏剧——诗——小说出现的秩序那样，明摆着石器——青铜器——甲骨、竹简、羊皮纸——造纸术——印刷术的文化生产链条；机械时代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信息时代必然酿造大众文化的甘醇。如果从这种发展的路线上延展开去，也许走不了很远，就会有人将电视文化视为传统文化来审度。“人类文化总是处于创造与消解之中，一切貌似永恒的本质总是受到挑战”（注：参见1999年3月11日《文艺报〈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建设〉》），因此，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电视文化身份必将是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上现在时段主体形态的显现者，它在完成“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注：CCTV-1频道形象广告词）的使命中凸现自我，更多的体现出对文化发展纵向度的聚合：一，它聚合了文化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文化时间的不同维度得以自由流淌，极大地体现出了文化时间来龙去脉的连贯与不可分割，亦即电视文化对文化时间的自由把握与自由使用；二，它聚合了传统文化已有的多种形态与特征，亦即电视文化的出现不是空中楼阁的出现，它必然在其技术构成的基座上，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予以现代性的重构与诠释，在电视文化的每一种构成上总是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泽，同时也衍射着未来文化的辉光。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身份表现出了聚合文化的形态。

外视：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社会生活，意指人类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是以“群”的内部关系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系统，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围的“群”中，人们会在调适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中结成形态相对稳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党派、社团）群落、经济（企业、财团）群落、“文化”群落（狭义的文化艺术性组织、机构）、宗教群落，个人自组织群落（个体的人对属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说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那么，任何一个“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

在这个视角，可以看到“电视”是各个“同文化群落”走向“公共空间”、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现代化武库，电视的文化身份无疑被塑造成了一个“千面人”，具有很强的可易性和复杂的多面性。亦即电视文化身份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性存在所能影响和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系统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使得电视文化身份由“实物决定论”走向“关系决定论”。存在于社会生活巨系统中的电视文化，各个“同文化群落”的力量会让它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动或转移，如：政治群落希望它是政令、解释政策、传播政见的“喉舌”；经济群落则希望它姓“商”、成为塑造企业形象、营销商品的“自由市场”；文化群落则希望它属于纯文化，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自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是千里眼、顺风耳，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因此，电视文化身份在社会系统中由整合力最强的要素（群落）来决定，但同时，会在其他要素（群落）的干预下，以合力运动的方式合规律性的变化与发展。亦即，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其身份具有很强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而从长远看，则与社会的进步力量同向度、共属性。

用系统解构的方法，可以将各“同文化群落”对电视媒介的作用力，大致分为三种：1)投入者；2)媒介自组织者；3)接受者。投入者，由权力投入（政府行为的支持、含政策与财政投入）、纯财力投入（企业、财团的经济行为）以及纯文化投入（文化界学术界的智性投入）组合而成。这部分作用力，对电视文化身份的影响最直接、最具干预性，它支配着另外两种作用力。媒介自组织者，包括媒介经营者（所有者）的利益及意志、从业者（制片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利益及价值观念，以及创作者（编、导、摄、主持人等）的价值观念。这部分作用力是以媒介主体形式存在的，是对投入者与接受者两种力量的贯通与遇合；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机构文化色彩，会以隐在的方式，借投入者与接受者的力量阐发机构意志。接受者，则层面多而人数众，其力量的体现是通过投入者与媒介自组织力量的实现与否来表达的。从表象看，它具有被动性并缺乏凝聚力，而实质上它是前两种力产生的原动力，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归结点。前两种力的发生以到达它为目的。因此，接受者的作用力以回馈的方式成为衡量前两种作用力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而成为三种力中无形的最大作用力。这三种作用力的施放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各种力的向度与强弱会发生相应的游移、遇合与分解。如在意识形态垄断社会一切文化形态的前提下，政治投入就会变得强而有力，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使电视文化成为政治制度的替身；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前提下，纯财资投入则会对电视文化发挥强势干预，会使其属性倾向于商业文化色彩，倾向于经济利益的取舍；同样，在讲求民主、崇尚人文精神的社会条件下，纯文化力量和媒介自组织力量中的精神品性则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会影响权力投入者、财资投入者以及媒介经营者的价值观念，接受者也不会被当作商品信息与精神产品的简单“货仓”，而会焕发出参与媒介活动的自觉力量，从而形成三种作用力同向度的合力运动，使电视文化的身份在各种关系的运动中突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与兼容，其身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形态。

侧视：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横向队列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三大媒体中，电视群体的文化素质最低。这其实很好理解。首先，报纸杂志有其漫长的历史承传、有规矩、有氛围、有熏陶；电视不然，它是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几年中一下子暴发起来的”（注：参见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学者与电视〉》）。长期以来，电视文化就是这样被相邻的姊妹文化侧目而视。这种视角下发生的理论成见不言自明。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成熟与发达抑或所表现的文化素质的高低，都不能简单地以其形成时间的长短来测定。在文化形态的生成速度上，时代愈演进，其生成与发展速度则越快。从前文字时代到文字时代，人类走过了千万年，而从报刊文化出现到影视文化的出现不过百年而已，报刊文化的真正成熟与发达几乎是与影视文化同步的；其次，“因为报刊有文化，从而电视无文化”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且类比失当，就像指责玫瑰为什么不具备洋葱的辛辣那样；再次；报刊文化传承的是文字文化的血脉，而电视文化是电子时代视听文化的创新。电视人掌握的是另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否定者只能明证其对电视文化的视觉盲点：报刊文化是文字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而电视文化在大众传播方式之外还创造出了新的语言体系，比方小说、诗歌，被报刊登载依旧是小说、依旧是诗歌本身；而进入电视则小说非小说、诗歌非诗歌，是具有诗性或小说性的电视艺术。

因此，这个视角的占踞者应该是拥有独特语言方式、堪与电视相并列的文化形态，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这几种文化形态的语言方式是艺术的语言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度电视作为艺术文化形态的特征。艺术，文化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大量的文物、遗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人类文化成果，那么艺术则以鲜活的生命方式滚动着人类文化的成果，使人类的文化之树果实常新。占踞这个视角的各类艺术，在审视电视时目光多少有些不安。这种不安，长期以来一方面被归结为电视作为艺术，其语言、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被归结为电视艺术对其他艺术的技术性掠夺。但这两种归结前者止于冷静的技术分析，后者则止于激情的笼统印象。任何一种艺术，都因拥有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传播方式才得以确立而且被认同。就像文字不对绘画的线条造成威胁，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诗歌的表现，音乐的时间联想并不会冲击戏剧的空间再现那样，电视声光色的语言成分及其语法规则，并不能动摇任何艺术形态固有的“树形结构”。而电视对各类艺术的技术性掠夺，毋宁说是各类艺术对电视技术的使用。电视弥合了其他艺术传播方式中时间传播与空间传播的堑濠，改变了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之间的两相分立，成为“间接传播中的直接传播”。这种来自技术的魅力，终成各类艺术突破既有风范的谷口。这似不应给各类艺术带来不安，而应该额手称庆。

不安，实则来自电视对既有艺术理念根本的摇动。首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类对世界的四种掌握方式：科学的、实践－精神的、宗教的、艺术的。这是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电视出乎意料地横空出世，使这几种把握方式面临重写或重新理解的格局，它一方面模糊了四种掌握方式的边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维度把握。其次，黑格尔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发展规律也有以下的结论：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压倒物质、内容不断冲破形式、理念愈益充分显露的过程，并把艺术归纳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其中物质的比重由大到小而精神的比重由小到大，如建筑——雕塑——诗歌。但电视却使这一被普遍认同的线路出现了波折。电视艺术中，物质的成分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内容不仅无法冲破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内容，理念不是愈益显露而是愈益隐蔽。再次，电视以外的各种艺术，其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作品的独一无二和审美意识对作品产生环境的先天依赖。亦即它追求艺术作品个体的“惟一”价值和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特殊语境。如宫廷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宫廷的“语境”；宗教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宗教的“语境”；所谓“红楼十二钗”也只有在大观园的语境下才得以生气灌注，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艺术的个体作品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的。但电视不然，它技术性地使艺术作品的复制具有了合法性，真品与膺品的差异走向了零度，并且使艺术美感赖以产生的语境获得了重构。它将其他艺术所依赖的纯粹审美空间推至纷扰迭起的世界：开放的意义即为家庭日常生活空间；封闭的意义则指电视机“机体”空间，即相互间并无多少关联的各类节目所连缀的假定性空间。对此，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发出了“阿乌拉”(AURA)（注：本雅明把传统艺术称为有韵味的艺术，认为有韵味的艺术具有鲜明的独一无二性。对它无法进行复制，即使勉强复制，复制品也不能与原作相媲美，因为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现时现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并且认为复制艺术的出现让有韵味的艺术崩溃了。）不复存在的叹息。

因此，这个视角审视下的电视文化，是又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多维度把握；同时，它在逃逸出传统美学范式的前提下，以复制的合法性，将传统美学加以现代美学意义上重建，其身份必然呈现出重构文化的姿态。

内视：从电视文化本体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从内部解析开来，电视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机构文化、成员文化、节目文化。机构文化，在经历了微波传输时代行政式逐级到达观众的阶段以后，目前正进入卫星时代，通过制、播分离，由“生产文化型”向“消费文化型”转轨的阶段。电视机构由政府和纳税人供养的生存机制也正在向机构产业化的自造血机制转换。这个转换，必然带动电视文化向“产经”文化和“商经”文化发展，电视文化身份本位也开始发生易位，从单一的宣教式存在走向多元的宣教经营式生存，成员文化，往往因为电视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过多的依赖其他文化艺术从业人员的名称：如：编辑、编剧、导演、剪辑、录音、作曲等，在身份称谓上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包括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如此；加之电视从业人员对自身以及电视文化身份的塑造缺乏行为上的自觉，要么把自己装扮为“政府发言人”；要么把自己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知先觉者；要么从高处弯下腰来俯视芸芸众生做出平民化的平视姿态（骨子里在说我是贵族）；要么就是为不知其内里的商品做了营销员；并且由于规约电视文化行为的法规法度不健全或不成立，致使违背电视文化建设的个体操作和群体操作大行其道：如推崇“大投入大制作”的背后隐藏的是机构或个人牟取暴利的私欲；“平民化通俗化”的背后潜藏着对文化大众作为市场的利用，从而引发了社会对电视成员各种不满与指责，导致了电视与文化无关的言论。在这个层面上，公众心目中的电视人和电视机构因为是一种技术的掌握者与垄断者，所以变得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跋扈，这也助长了电视人对扭曲电视文化身份的现象视而不见。但是，电视成员在这种驳杂的表象背后，还是在走一条有序而必由的发展之路：从编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到策划人中心制，大致勾画出了其由创作型向生产型、由作品型向商品型、由局部意志型向群体意志型演绎的总向度。

关于节目文化，理论的热情较多地止于电视文化的语言学分析，对其语言的构成元素、构成材料及其使用的语法规则和技巧以及解读方法作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尝试将之与其他文化语言区分开来，特别是电影文化语言。这方面的努力，对于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是重要的，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斐然。但是，这个层面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使电视节目文化倾向于技术性的构成，而忽略了对其文化特质的整体性把握。诚然，电视本体首先是一种技术的存在。在这个层面，技术大于人，是技术赋予人相对的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同时又限定了其思维与行为的绝对不自由：在电视文化中不存在离开技术的思维与行为。首先，技术让电视文化拥有了时空上的相对自由、电视文化突破了通约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与传播规则而得以自由地把握时空；但电视文化因技术的限定，又都是“拍出来”、“编出来”、“做出来”的，在技术的客观存在以外，其文化形态及内容都是假定性或虚拟性存在，如建筑文化使我们可以生活于其中而电视文化只给我们以氛围化生存，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其中，而只能生存于电视文化的氛围中。前不久，CCTV-1在晚间新闻中播报：世界第一位由网络制造推出的电视虚拟主持人已经诞生。这意味着“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上帝”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技术使电视文化有了生命，但缺失了有实感的肌体。其实，技术给予电视重构文化的可能，但同时限定了其文化属性的非独立品格。人，“是从事构造化活动的动物”（注：参见刘xīn＠①著《电视重构论》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于其不断地向理想的构造渐近。任何文化终究都是对人自身及社会生活的“同质异构”。电视的技术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无衰减无变异地通过电视而抵达受众，即电视不是一个无机通道，而是一个有机通道。在电视的“场”中，所有的文化形态获得重构成为电视文化的本体组织。

因此，从这个视角解析，电视文化体现出来的本质是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与边缘特征：一方面，电视因技术而获得的文化重构“场”，具有极大的宽容度和兼容性，它可以将文化艺术的时间流和空间场综合起来，也可以将各种文化艺术综合为一体，从而体现出时空的综合和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另一方面，综合意味着取舍而非杂凑，如果从文化艺术的时间特征来审视，电视则是以空间来表现时间，体现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边缘特征；如果从文化艺术的空间角度来审视，电视又不单纯是空间文化，而是通过时间的流动实现空间的扩展与建构，从而体现的是空间与时间交错的边缘特征。用艺术做譬：电视可以表达戏剧，但从戏剧的角度来审视，它只体现了戏剧的边缘特征而非本质特征；电视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使用与表达都是如此，它不可能体现各种艺术的本体特征而只能体现其边缘特征。到此为止，所有言说电视在糟蹋各种文化艺术的误会应该结束了，其怨言来自用其他艺术的本质特征取代电视文化本质特征而必然发生的失落感。试想，如果文学电视表现出的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让“文学”满足的话，那么电视的身份就彻底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这个视角的审度下，电视文化身份所体现的是综合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形态。

前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中，“网络”，以毋庸商量的霸气从未来世界幻影迷离的天幕上磅礴升起；而与此同时，“传统电视”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了文化的卷宗上。也许电视自己也未曾料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距离竟如此之近，近到只有70年。

理论的慌乱，从对“网络时代电视的身份将会如何”等等的预测中略见一斑。这也是文化理论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理论不再意味着“过去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正式进行时”和“将来时”。

1999年岁末，在地球的西方发生于一件关乎媒介文化的大事：美国在线以18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华纳兄弟影视集团。这似乎是一则预言：人类的“全媒体”时代即将莅临。

有理论将20世纪出现的媒介文化排了座次：印刷文化、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但网络是否可以被称作“第四媒体”目前还争执不下，难见端倪。争论的表面似乎是其作为文化是否已经成熟，实则是双方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简单排列。问题并不在于媒体的序号性存在，而在于媒体文化本体性状的存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较之其他文化形态都有空间上的组合关系，较之本文化脉系则都存在着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就像电视文化曾对（我们对电视开始使用过去时态）横向的其他文化进行组合，创造出杂志性电视栏目、报纸性电视新闻等等；在纵向度上，今天的电视已非20世纪30年代贝尔德实验室里的电视，但它却纵向聚合了电视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优秀环节：如更清晰、更直接、更便捷。目前显示的状况也是如此，并非各种媒介安分守己地排队出行、轮番坐庄，而是纷纷抢滩网络。网络也在施展自身的魅力以期吸引更多的文化成分，从而造就自己的文化品格。这犹似当年的电视。今年4月，在中国电视文化转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东方时空”栏目，在7周年庆典之际，举行了中国电视的首次网上直播。如果说美国在线与华纳兄弟公司正在以“机构”方式走向“全媒体”时代，那么中国电视则正在以“节目”方式轻轻地点击“全媒体”的门环。

在“全媒体”化的过程中，究竟谁能占上风，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胜者将是整合力最强的一方。站在“全媒体”时代的角度分析电视肌体整合力的强弱，则很可能推导出它在未来文化中的身份与地位。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出“文化和文化身份，也即在最宽泛层次上的文明身份，正在形成冷战世界的同一性、解体及冲突的范式”，他所指认的范式即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政治的冲突将被文化的冲突所取代。撇开其文化冲突所隐含的经济与政治冲突的“祸心”不论，就文化冲突本身而言，文化冲突的趋势终究会走向技术的整合与化解。这意味着文化空间与文化内涵的全球性共享。从网络的角度审视，网络所追求的是个人化的文化言说与个人化的文化分享，是对电视文化播迁向度的增设和对电视文化人格“趋同”、个性丧失的补救。但是，从人类既有的发展轨迹预见：文化趋同是必然的，文化个性只能在同一中求得一般允许下的特殊生存。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字，不论是机械还是电子，任何一种媒介的诞生都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沟通。沟通，则为了趋同；趋同，则为了合力运动的可行。《圣经》中有人类在语言同一的情况下建造“巴贝尔塔”（通天塔）以便直接到达上帝的传说。其实，人类自诞生以来，共同建造巴贝尔塔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也正是技术的一次次飞越，使得人类共同的巴贝尔塔渐渐增高。支撑着文化学理论的“单线进化论”、“普遍进化论”和“特殊进化论”虽然存在探讨文化进化过程的视角差异，但无不首肯技术是文化进化的动因。所有文化冲突的解决最后都取决于技术的调和，技术让不同的文化更易于沟通、易于互解，从而化干戈为玉帛、互塑共生地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文化所具备的群体参与方式、时空共享方式都是人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必需的方式与手段。就目前网络运行的特征看，网络显然难以承担电视所能承载的人类对于文化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并难以取代电视所能带给人们的活生生的生命的直感。如电视直播对场效应的全方位公开、对各种场元素间生命联系的集约式发送。也许，我们对电视拥有过多的“怀旧”情感，所以网络的出现并不让我们理解为电视技术的停滞不前。技术的多元并进，可能会导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彼电视”定然不是今天的“此电视”，但电视的文化身份不会退场，在这个视角下，它必定要显示其“全球文化”的形态。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审视了电视文化在特定语境下所呈现出来的身份特征。这似有研究上采用“多机拍摄”的效果。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所倚重的并非哪一个“机位”，而是各“机位”间存在的关系及其共同“摄制”完成的主旨。对不同视角的逐一观照。链接成了对电视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观照的一个有机过程，其中包含了我们对电视文化理论研究的动态眼光和理论推导的有机趋向：从我们审视电视文化身份的动态眼光则不难发现，以往诸多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的界说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是相对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层面而具有一定正确意义的静态界定。各种界说，之所以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难以相互谅解、纷争不休的场面，即因为各种界说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确的而在相异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种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论纷争，根本上反映出对电视文化身份长期缺乏理论认识的清醒与辩证，并缘此而走向创作实践与文化接受两个环节上的静态化片面化扭曲，诸如“是快餐”则必定粗制滥造；“是通俗”则必定媚俗无度；“是娱乐”则必定游戏人生；反之，“是引导”则必定充斥宣教；“是艺术”则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则必定远离大众等等，进而导致了对观众接受心理的迎合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之间不该有的分歧与冲突。另外，我们将论述的方式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必然使我们理论的推导最终走向“全视”，即不是用某一个视角来涵盖或取代对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认识，而是以发展的变化的有机的系统论观点，让我们的视角愈益开阔、愈益全面，进而趋近对电视文化身份全面把握的理想。虽然在整个观照过程中，我们的理论视角多次发生易位，但其中，一以贯之的解析态度与方法，已使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较全面的认识渐渐浮现：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电视是以全能文化形态、在实现对传统文化纵向聚合和对现代其他文化横向综合的过程中，多维度地体现出其所具有的边缘性文化本质和全球性文化趋向的一种文化类型。但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态度所要表达的并不止于此，我们所希望表述的是对其本质认识的渐渐逼近而远远不是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