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精选(十四篇)

篇1

【关键词】世界经济；现状；发展趋势

一、研究背景

当今，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会影响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应理性的认识世界经济的现状，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有效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

世界经济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济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形势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现在进入了科技化、信息化的时代，总体上来说，世界经济的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速度加快，导致世界经济形势也在以较快的速度变化着。但是，这种变化并非无迹可寻的，而是会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世界经济现状、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来探索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从而帮助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制定出适宜的经济发展策略。

二、世界经济现状

世界经济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呈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特征。世界经济现状如下。

（一）经济增长分化

当前世界经济处在一个缓慢复苏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现象。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速分化加剧，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回暖兆头，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其次，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分化现象，发达国家整体呈现一种增长向好的趋势，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速却出现下滑的现象，甚至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

（二）各国应对不一

面对各种经济问题，各国进行了不同的结构调整，应对方案不一。虽然部分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原有经济结构得到不断稳固，比如美国、德国、英国等。但是部分国家的经济依然得到了有效的调整，在持续发展着，比如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对经济问题应对不力，比如俄罗斯等。

（三）就业状况较为稳定

全球就业状况较为稳定，甚至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虽然全球整体的就业状况较为稳定，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总体上来说，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相对良好，甚至有增长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状况基本保持平缓。

（四）劳动成本降低

大宗商品的价格会对成本产生直接影响，比如企业的生产成本、居民的生活成本等。近些年来，大宗商品的价格整体上呈现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原油价格。原油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下降，将会带动生产成本整体上下降，劳动成本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五）新兴产业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得到了有序的推进，新兴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孕育。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人们更加意识到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近些年来，各个国家一直在需求经济发展的道路，各种科学技术被应用到经济发展之中，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等，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促进了一个后大规模生产世界的来临，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

（六）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近些年来，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部分国家或地区回暖的趋势，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依旧不足，导致全球经济复苏并不明显。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并没有成规模出现，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而发展中国家传统优势逐渐衰减，经济增长面临转型问题。这些都会拖慢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进一步夯实。

三、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那么，在上述的世界经济发展现状下，未来的世界经济又会有那些哪些发展趋势呢？笔者结合各种因素，总结出以下几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增长持续分化

全球经济依然处在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还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支撑世界经济的复苏。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的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会增长缓慢或者以一种非均衡的分化态势发展。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以及转型中的中国三种情况来进行分析。

1.发达经济体

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长缺乏稳定性，人们谨慎又相对乐观，但是各个国家不同的应对政策会阻碍经济复苏的进程。美国经济复苏较为温和，但是缺乏稳定性。企业投资回升，房地产市场也逐步回暖，就业市场状况乐观，这些因素价格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美元的升值导致其出口竞争力降低，油价的持续走低也会导致相关生产商的投资积极性被削弱，这些又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欧元区经济发展不稳定性增加。欧元区面临诸多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风险，经济、政治以及爆恐袭击都会给欧元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趋势，甚至面临衰退的状况。日本目前的应对措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反而让日本的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2.新兴经济体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有向好的趋势。俄罗斯、巴西、中东欧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南非、印尼、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为稳定，但同时缺乏上涨的动力；印度、阿根廷、墨西哥等经济增长有向好的趋势。

3.转型中的中国

对转型中的中国而言，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但是长期来看，一系列改革会使中国经济发展向好。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出口会有所增长，但是依然有不小的压力，投资也很难有增长。另一方面，消费会出现平稳且小幅度增长，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新技术带给中国的利好因素也逐渐显现。

（二）风险持续累积

全球货币周期进一步分化，金融风险持续累积。主要原因有：美国开始了加息周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新兴经济体危机的爆发。全球汇率出现波动，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可能会出现贬值的现象。整体上看全球人们的预期悲观，导致资本的避险情绪大幅度增加。

（三）贸易波动

对于世界贸易而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会带来畸形的供需关系。一方面，全球贸易在一种低速的方式增长着，但依旧有可能超越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其中，美国的贸易以强劲的势头在复苏，但是欧元区、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增长的形势不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的供求关系畸形。大宗商品的价格下降，导致大部分大宗商品释放供给，但是需求却跟不上，供过于求，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良好发展。

（四）投资有望恢复

在全球投资方面，增长速度趋向缓和，尤其是中国的对外投资受到各方关注。全球对外投资的态势很难好转，但是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滑现象。而在未来几年，中国将逐渐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全球对外投资的恢复。另外，产业投资方面将会转移重点，新兴产业和业态将会成为投资热点。随着近些年社会的发展，全球产业性价值链高端引进，预计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多。

（五）经济全球化

当今，全球化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世界经济也同样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世界经济活动已经逐渐超越国界，各国的对外贸易、技术转移、资本流动等经济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了全球范围的有机整体。形成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主要原因有：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国际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企业经营国际化。

四、总结

世界经济是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形成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整体，因此，世界济的发展对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为促进经济的更好发展，有必要研究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是：经济增长分化；各国应对不一；就业状况较为稳定；劳动成本降低；新兴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市场预期悲观。总之，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结合各种影响因素，可以总结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增长持续分化；风险持续累积；贸易波动；投资有望恢复；经济全球化。

本文是以一个经济整体来研究世界经济的，通过对世界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的研究，各国可以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向好的部分，对于向坏的部分，则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尽力避免。相信本文的研究可以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1]任希丽.当前世界经济长波运行状态及趋势分析――兼论世界经济长波中的经济危机与赶超效应[D].南开大学，2013

[2]徐培华，吴辉，于保平.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新格局及其发展趋势[J].世界经济，2000，1

[3]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宏观分析组.分化复苏的世界经济：新引擎、新风险、新常态――2016年世界经济分析与展望[J].世界经济研究，2016，1

篇2

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5%，跟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来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应该余地还是比较大，实现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是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以后，每年逐年下滑。2015年6.9%的增长速度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一般说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经济增长就会回升。但是，我们从2010年到2015年已经连续下滑了六年，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2016年现在看来增长的速度也就是在6.7%，还是继续下滑。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经济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些内部的问题包括经济体制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还相当高，国有企业表现一般，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我们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既然市场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最近谈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连续第七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都确实存在，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但是必须在全球变革这样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经济。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方式，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但同样也更重要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深深影响中国。

中国经济下行更多是外部因素

在分析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怎么样。比如说在世界上跟我们同等发达国家的金砖国家相比，我国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与我们一样也是在下滑，但他们的下滑幅度更大。另外一个金砖国家印度在2010年的时是10.3%，与我们的10.6%在同一个水平，2015年的时候他的增长速度7.6%，比我们的6.9%的高一点，但同样是也是下降的趋势，从10.3%降到了7.6%，态势跟我们完全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印度2012年的时候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从2010年的10.3%降到2012年的5.1%，而我们是从10.6%降到7.7%，这有所谓触底反弹的因素存在。此外，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调整了国民统计的方法，这个调整让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印度在2015年的增长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们完全一样。

这些金砖国家不存在我国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的问题，他们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如印度、巴西，有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不存在我国国内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经济表现却与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糟。

因此，这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原因。以新加坡为例，2010年时，其经济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是2%，加速在下滑，并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以中国台湾为例，2010年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只有0.7%。再看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这些曾经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其经济表现的趋势与我们完全一样，然而，他们并没有我们现在国内讲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所以，综合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

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在世界经济比重还超过一半的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还没完全复苏。发达国家在过去每年平均的增长是在3%到3.5%之间，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危机已经过了七年。欧盟在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只有1.3%，比3%到3.5%低了两个多百分点。日本固然有安倍经济学想复苏日本经济，但是在2015 年时，其增长速度只有0.5%。在经济增长速度慢的状况下，失业率就维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长就缓慢，消费增长就恢复疲软。发达国家还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失业率也达到跟危机之前的水平大约相当的4.9%。

在美国，一个劳动者如果失业，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去找工作，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不在失业统计内。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还要有另外一个指标的参考，就是劳动参与率。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前低3个百分点，这些人是有劳动能力的，但为什么不找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同样是处在历史高位的8%到9%之间。在这种状况下，家庭的收入增长，从各种统计指标来看，跟危机之前比较起来的话基本没分别。

这次的危机在美国爆发，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负债过重。在危机发生以后，家庭为了修补平衡表，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还要省钱还债，因此这种情况下消费就非常疲软。

发达国家的消费疲软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危机之前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但在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放缓，但是现在世界的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还低。这必然影响到每个像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曾经有着高收入、高表现，但是出口比重较高的经济体的出口。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项。我国从1979年到2014年，出口增长每年达到16.4%，2015年，我们的出口不仅没增长，而且还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下滑了7.7%。这种状况当然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大家知道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但是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经过五年、六年、七年……国际经济还没复苏。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也必然下滑。“十一五”期间，2006年到2010年之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25.5%;“十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期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且在“十二五”期间是越往后下降的越多。2015年，我们的投资增长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的价格下滑这一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也就12%，与整个“十二五”期间平均18.8%的水平来说，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影响。

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增长，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长状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的就业状况好，家庭收入增长的状况也比较好。以去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长是7.5%，高了0.6个百分点。在这种状况下，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这也就让我们的经济增长去年还能够达到6.9%，其他国家他出口下滑、投资下滑的情形跟我们一样，但收入增长比我们差，消费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所以他们的经济表现就比我们差很多。

从这些因素来讲，六年的经济持续下滑，以及到今年经济还从6.9%降到6.7%，有相当大的因素是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特朗普上台，想学中国经验

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要看发达国家经济会不会复苏，也要看我们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怎么样。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到一个长期停滞状态。一个国家要是发生金融经济危机，那么一定是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到现在，有七年多的时间，每年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这里要明白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是什么，是要减少福利，要金融去杠杆，是要政府减少财政赤字。减少福利就是要减少消费，减少金融机构的杠杆就是减少金融企业支持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如果杠杆减少，投资和消费就会下降。政府的财政赤字，这是用来支持投资消费的，财政赤字减少，投资消费也会减少。如果发达国家要推行结构性改革，那他必然要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往下走。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如果把经济增长率再往下调，失业率必然增加，这种状况下就很难推行结构性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到现在已经25年的时间过去了，其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的原因。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想振兴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第一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日本的汇率，第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内的需求，第三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安倍上台已经三年了，前面两只箭都出去了，第三支箭还射不出去。由此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

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想学习中国经验，他提的是美国的伟大复兴，想用基础设施来启动国内的需求。那么即使他有这些政策，让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美国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就要加息，加息以后可能就导致其他国家金融经济上面出现很大的波动与压力。

中国产业升级空间巨大

总体来讲，未来几年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在这种状况下要谈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足够。从内部的增长来讲，在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的，要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国内跟国外比较起来的话，是在扩大总需求的时候，结合着国内的结构性改革，现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同时谈要全面深化改革。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我们完全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时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内容当中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而且只要从补短板结合在一起往前推进，那么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首先，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有两部分，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如果把投资需求跟补短板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还存在着许多难题。在产业上还不少过剩，过剩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行业，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

2015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1.2万亿美元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它的质量必然比我们国内高，我们才会进口，或者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才会进口。我们可以在这些产业上面去产业升级，要产业升级就要投资。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年确实做了不少，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好，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缺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资方向。比如大城市内部交通非常拥挤，代表交通当中的地下交通还是严重不足。几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被水淹，代表我们地下管网不足。

这些年经济发展快，但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严重，例如北京的雾霾，要推行绿色发展，也同样是要投资的。

此外，我们当前还处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6%，发达国家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0%，农民要进城就必须提供公共服务，这些也是要投资的。

以上这些投资，不管从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来讲都非常高。这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跟外国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去搞投资，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当有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投资机会，即使有3D打印、电动汽车，一两项投资也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但中国可以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外国的基础设施普遍都有了，无非就是老旧一点，老旧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不高。发达国家环境普遍好，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也完成了，所以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相反，我们还有很多好的投资地方。

投资需要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是相对具有优势。当前，我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40%是地方。发达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这代表我们财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间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投资。此外，我们的民间储蓄还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将近50%，这在全世界是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钱投资。我国有3万亿多一点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最多，把这些有利的资源用起来，可以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这一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

综合来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相信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合适的投资增长率，有了投资增长率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就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就业好，家庭收入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有了比较快的收入增长就会支撑消费增长。如果投资和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相信未来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

从补短板的投资作为切入点，也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为补短板的投资就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我们现在产能过剩主要就是那几个部分，投资增加了、需求增加了，过剩的产能就减少了，要去产能就容易了。

从去杠杆的角度来看，现在杠杆率最高的也就是在产能过剩严重的地方，如果需求增加了，价格就会上升，企业经营状况就会好，企业赚了钱就会还钱，杠杆率就会下降。所以去杠杆的任务也就比较容易完成。再者就是库存，库存主要是去房地产库存。房地产需求很大的程度决定了家庭对未来就业跟收入增长，如果就业跟收入增长好，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这种状况下库存就会减少。所以，可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会提高。

篇3

就金融危机来说，全球经济结构将在整合中向信息化发展。处在信息化产业核心部分的计算机、无形资产、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在经济中的功能将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由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转化，信息业蓬勃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逐步提高，物质资源的地位下降，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跳跃式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增大，它们将更加依靠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入和信息化推动，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将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由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可能性增大。

金融危机继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新问题，还有本国货币和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靠或中心主导和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和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靠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否根本上在于中心和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向，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新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向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靠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和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假如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熟悉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向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向。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新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功能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和易崩溃的特征。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新问题得到缓解，主要新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假如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和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

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向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新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靠，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非凡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非凡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新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和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新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功能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假如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功能。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摘要：（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功能，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向。这种趋向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和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探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定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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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上升

美国经济继续较快增长.目前，各方面对美国经济下壹步走势普遍较为悲观。这种悲观心情shi有壹定依据de。从需求方面看，消费继续充任着经济增长de主要动力，个人消费支出今年前两个月继续明显扩张；投资从去年贰季度起改变降落场面后，呈现出稳步增长de势头，成为经济增长加速de重要要素。从供应方面看，在效劳业坚持根本稳定de同时，工业消费止跌上升，2003年全年增长0.2%，改变了2001年和2002年连续两年下滑de状况，这shi经济复苏根底渐趋稳定de标志。从目前状况剖析，2004年工业继续表现良好，自然气、电力和矿业消费de继续稳步增长，持续了工业消费de增长势头。美国今年将举行总统选举，布什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维持经济增长de良好场面，以为其竞选获取有利de筹码。当前，经济运转中存在de主要问题仍shi财政和贸易de双赤字没有得到控制，同时，今年前3个月物价程度连续上升，增幅分别为0.5%、0.3%和0.5%，这引发了关于通货收缩de担忧。

欧洲经济有望好转。从壹些主要预期指标de状况看，欧元区工业消费和效劳业呈现上升或好转迹象。反映制造业自信心de采购经理人指数，今年初以来均高于50de基点，其中，关于订单和产出de评价均为2001年以来de最高程度。效劳业采购经理人自信心指标de大多数构成指标也分别为2000年底以来de最高程度。这标明微观经济主体对经济运转de自信心明显加强。近期，波兰等中东欧10个国度参加欧盟，原成员国将面临壹定de资本外流和工资降落压力，整体经济运转de稳定性可能会受影响，但由于新成员国经济增长相对较快，也会给欧盟经济带来新de生机。俄罗斯经济将继续较快增长。政权比拟稳定，经济变革不时推进，以及原油价钱继续处于相对高位，这些都shi俄罗斯经济开展de有利要素。

日本经济进壹步复苏。从当前状况看，日本经济上升de动力仍主要来自出口和工业消费。日本出口在今年壹季度到达14.5兆日元(约合1320亿美圆)，创历史最高程度，增长了12%。由于日本企业效益得到改善，企业运营状况呈现好转，破产企业连续减少，这对设备投资de增长shi有利de。目前，消费尚未摆脱颓势，物价跌幅虽有所回落，但通货紧缩情况仍未完整消弭。但总de来看，全年日本经济有望继续坚持良好态势。与此同时，其他亚洲国度，如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经济也将在出口de带动下坚持较快de增长。

应该说，目前世界经济de继续上升具备壹定de条件。首先，伊拉克战争、非典疫情等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de风险已根本缓和，压制许久de投资者自信心和消费者自信心明显上升，投资和消费活动重新趋于活泼，经济复苏de动力不时加强。其次，世界主要经济体de政策条件大都处于多年来非常宽松de时期，都将继续为经济de增长提供支撑。当然，我们也不能无视壹些不肯定要素de存在，主要shi全球经济复苏仍然过度依赖美国经济增长，复苏de根底还不够稳定；日本和欧元区经济仍面临着许多构造；主要经济体在连续降息和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后，政策调控余地较小；国际石油价钱持续处于多年来de高位，进步了世界范围内de消费本钱。但总体上看，全年世界经济运转前景shi悲观de。依据世界银行最新估计，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3.7%，明显高于2003年de2.6%，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将分别增长4.6%、1.7%和3.1%。

2、国际贸易和资本活动迟缓恢复

1.世界贸易在迂回中复苏。当前世界贸易总量温和扩张，2003年增长了4.7%。但从构造上看，呈现了更趋不平衡de势头，主要表如今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展。2003年美国逆差接近5000亿美圆，创下新de纪录。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内贸易维护主义激烈抬头，相继出台了大量针对主要贸易同伴de限制措施。这在国际贸易范畴引发了普遍de不安和对立心情。最近，欧盟已开端了历史上初次针对美国de贸易制裁，相关惩罚措施主要shi对美国商品征收5%de额外关税。假如这种限制措施进壹步晋级为大范围de贸易战，将对2004年国际贸易de开展带来不可无视de影响。国际贸易范畴另壹件重要事情shi坎昆会议de不欢而散。在此次会议上，开展中国家与兴旺国度在以农产品贸易为中心de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对立，招致了旨在推进世贸组织新壹轮多边贸易会谈de商量决裂，给全球贸易开展蒙上了阴影。不过，从世界经济运转状况看，经济增长程度de进步对贸易de扩展shi有利de，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加快将带动整个国际市场需求de恢复。据结合国预测，2004年世界贸易量将增长7.5%，高于上年de4.5%de增幅。　2.国际投资状况将逐渐好转。2000年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慢、股市价钱缩水、公司利润降落等，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持续减少，到2002年跌至6510亿美圆，比历史最高程度简直减少了50%。进入2003年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减少de势头有所缓解，固然全年跨国直接投资程度仍处于低位，但资本活动在亚太等部分地域重新趋于活泼。从2003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向看，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美国大幅度增加，流出略有减少，欧元区和日本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均大幅减少。由于国际投资流向与经济增长程度相关度较高，估量2004年流入美国de资本仍将增加，日本、欧洲对外资de吸收力也将有所加强。

3.国际金融市场动乱频繁。(1)外汇市场。近两年，外汇市场发作了严重de构造调整。美圆强势货币位置大为削弱；欧元稳步升值，遭到汇市投资者de普遍关注；日元对美圆呈现稳步攀升趋向，在日本央行de再叁干预下仍顽强挺升，成为汇市次强货币。这种构造调整过程在2003年开展得如火如茶并持续到2004年初。但从2004年状况剖析，美圆继续下跌de空间有限。经过较长时间de下跌，美圆当前汇价已比拟充沛地释放了下跌de风险。而且，随着美国实体经济复苏de根底不时稳定，美圆汇价已初步止跌，下壹步回稳de可能性较大；而欧元和日元得益于经济根本面de支持，也不至于呈现明显de下跌，国际汇市整体上可能将处于壹种相对稳定de状态。(2)股票市场。全球股市在2003年完成了由弱到强de转变，全球股市de涨幅shi近年来较大de壹年。道·琼斯指数上涨约20%，纳斯达克指数上涨约40%，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上涨10%，法兰克福DAX指数上涨约30%，日经指数上涨近20%，香港恒生指数上涨约30%。这样大de涨幅同时也意味着，在经济正常增长de状况下，2004年很难再重现相同de涨幅。但从经济de根本面来看，2004年de国际股市还shi慎重悲观de。

3、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de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de开展以及我国参加世贸组织，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de联络愈加严密，国际经济形势de变化影响到国内经济de多个方面。当前国际经济变化趋向对我国经济de影响有利有弊，但总体上看利大于弊。

1.对我国外贸出口de影响。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需求增长，进出口贸易恢复，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de增长。今年壹季度，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香港、东盟等国度和地域出口均增长很快，增幅分别到达34.5%、41.7%、23.4%、29%和31.9%。由于强势美圆位置改动后，2004年美圆可能在壹个相对低价区域动摇，因而我国de贸易条件仍将相对有利。另外，国际贸易维护主义抬头给国际贸易de扩展带来较为严重de障碍，我国外贸出口也不可防止地遭到影响。今年壹季度，国外对我发起11例反倾销、保证措施等调查，涉案金额3.3亿美圆，特别shi壹些国度在特别保证条例下特地针对我国商品设立了壹些非关税壁垒，将增加我国出口快速增长de难度，这种趋向值得我们亲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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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世界的眼光审视对外报道题材

对外报道是面对世界的，不言而喻，对外报道的题材的选择，理所当然也要从世界的角度出发去思考，要从关注国际风云人手，跟踪国际热点、难点问题。从国际范围看，“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形势继续趋于缓和，进入新的世纪，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都在抓住世界局势缓和这一难得的机遇努力发展壮大自己，以经济为中心，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已在各大国之间激烈展开，都在抢占制高点，争取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

但是在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以军事上的新干涉主义，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为标志有了新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大国合作与竞争，矛盾与摩擦，特别是与国际的斗争将继续存在。面对如此的世界格局，我们观察、分析判断问题必须立足全国、放眼世界，决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要把我们所熟知的国内情况，放在国际普遍关注的大背景下去考虑，找到国内情况与国际形势的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对外报道更加有接近性，更具有世界意义。

从现今我们的对外报道看，有些报道之所以有效性差、影响力弱，排除其它因素之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对外报道题材的选择上缺乏世界意识，国际形势与国内情况之间缺乏粘合度，其结果往往内热外冷，吸引不了海外受众的注意力。

二、从各国共同利益和民族差异性上思考

世界各国在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以及风情民俗等诸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性。即便是在一国之内，也存在多个民族，各个民族在伦理道德、文化心理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差别。尽管如此，人类社会也有不受同度、地域、民族、宗教、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限制的一些共同利益和兴趣。

对外报道从这些共同利益和兴趣上做文章，就可以找到与海外受众交流的共同话题和最佳的沟通管道。在交流与沟通中，促进融合，达成共识。当今世界，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共同关注的话题是多方面的。

例如，“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期待的目光

注视着人类这一共同的良好前景实现，而且都在以自己的行动，推动这一世界性的潮流向前发展。对此，我们可选择我国致力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事实，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在推动和平发展中所作的努力。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状况如何，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息息相关，中国的繁荣稳定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又如，“环境保护”和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环境的恶化，已经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保护状况如何，是海外受众颇为关注的问题，近几年来，我们向海外听众报道了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所作的努力，如《中华鲟千里回家乡》、《神农架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家住长江故道边》等等。这些报道都是海外感兴趣的问题。虽然这些报道只是反映中国的一个地方的事情，但是，海外人士恰恰就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地方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

三、把握报道中国社会现实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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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第三次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10028903

1引言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俯瞰世界，纵观全局，站在时展的最前沿深刻剖析了我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并结合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回顾过去，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站在历史经验总结的高度重新解读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让这伟大的思想历久弥新、重新焕发光彩对于加快实现社会第三次转型，实现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指引作用。

2解读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

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完全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和社会现实状况，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践支撑。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观点的合理发展。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指出：“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1]“因此，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劳动消耗换来的。”[2]马克思还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3]马克思在原著中多次提及并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观点，他从物的角度和人的角度两个方面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一方面，他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工具、手段直接或者间接地进入生产领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影响甚至控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他所说的“革命阶级本身”是指工人阶级，这时科学技术作为一般的社会知识被工人阶级所掌握，大大地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所以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生产力中也包含了很多的要素即矛盾内部的各个方面，有劳动者、科学技术、管理、劳动资料等，所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总有一种要素凸显出来成为生产力矛盾的主要的方面。在20世纪70、80年代，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中的主要方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状况的反思与总结。

国际社会状况：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世界格局从两极格局演变到一超多强的局面，这让世界各国充分意识到了科学技术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1]。

国内社会状况：一是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缓慢。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2]邓小平深知中国的生产力薄弱，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他提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靠科技和教育。”[3]面对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局面，他开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处方。二是我国科研力量薄弱，科学技术落后。1977年5月，邓小平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人，苏联有90万人，我们只有20万人，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4]邓小平充分认识并承认了我国当时的科技水平落后的现状。面对我国当时高科技军事武器缺乏、工业技术老套，新型农业工具严重匮乏等状况，他将解决重点落在了科学技术上，指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5]

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伟大论断的指引下，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总而言之，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邓小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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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经济风险因素增多

2011年伊始，世界经济总体上在上年的基础上保持着复苏增长态势，良好的开端使国际经济机构初期对世界经济前景作出了较为乐观的预测。①但事实上，2011年前半程未过，世界经济复苏性增长的稳定局面还未形成，先是北非和中东局势风云突变，许多国家发生社会动荡和政权变故，持续动荡的北非和中东地缘政治形势进一步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并引发全球性通胀压力增大；尔后便是5月后欧债危机的愈演愈烈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的明显放缓。特别是，在新一轮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凸现的影响下，为世界经济前景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就没有前期预测的那么乐观了，不仅世界经济基本面乐观因素在渐渐减少，而且风险因素日渐增多；急转之下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导致市场信心严重受挫，市场恐慌情绪带来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全球股票市场一度连连重创，期货市场石油和黄金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随之上窜下跳，多次走出了反复振荡行情。由此，受到欧债危机发酵和发达经济体经济与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影响，经济二次探底的议论接踵而来，发达经济体则首当其冲，其中欧元区国家更是危机四伏。从2011年中期以来世界形势经济的基本面看，主要风险因素包括以下几方面：

1．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下滑，金融与经济风险因素增多。从201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基本面看，前期缺乏就业改善的复苏似乎到了尾声，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乏力端倪，特别是前期过度依赖于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的复苏，又随着量化宽松政策执行的减弱而得不到新的支撑，同时随之而来的债务和经济下行风险使发达经济体处在一个经济低速增长、就业率低下和经济政策选择两难的境地。发达经济体未来潜在的风险因素既有经济复苏上的反复，也有前期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潜在通胀上升和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滞后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为避免经济的下行和缓解就业压力而更加依赖于宽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以欧元区为典型的部分发达经济体国家在债务和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以及通胀预期上升的情况下又不得不采取紧缩财政政策，使得部分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增长缺少刺激性政策上的支持而难以为续复苏态势，甚至有可能出现经济二次探底。由此，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特别是债务和财政负担沉重的欧元区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风险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

2．发达经济体债务和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新一轮金融危机风险因素增多。目前，在发达经济体内普遍存在着公共债务危机和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尤其是以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国为代表的部分欧元区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深化和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是导致其金融风险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其影响，2011年中期以来不仅发达经济体为应对债务危机应接不暇，而且人人自危，债务危机成为发达经济体国家一道难以迈过的“门槛”。进入2011年5月后，随着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债务违约风险的骤然升级，欧元区国家又一次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旋涡，一旦欧元区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和扩散，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整个欧元区国家将有可能被拖累，出现新一轮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甚至有人不无担忧地预言，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最终的结果有可能导致欧债危机全面爆发，甚至是欧元区的彻底崩溃。当前，债务危机已成为欧元区难以抹去的阴影，其影响面也在进一步扩大，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增添了另一层面的风险因素。此外，其他发达经济体国家债务违约风险也相继浮出水面，其中美国潜在的债务违约风险更加令人担忧，一旦美国出现债务违约和风险外溢，将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领域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影响。

3．全球性通胀压力升温，导致世界经济增速减缓。2011年上半年，国际市场上各种大宗国际商品价格水涨船高的“综合症”，虽然有受到前一段全球极端天气和近期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有市场上流动性泛滥和投机炒作的因素在从中推波助澜，从而在大宗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影响下全球范围的通胀已成事实，通胀压力的形成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基本面中又一潜在风险因素。尽管下半年受欧美债务危机深化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前景堪忧影响，国际市场上各种大宗国际商品价格在前期的高点上一度大幅下行，但各种大宗国际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和跳水并未减缓全球通胀预期压力，市场上流动性充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全球性通胀形势也没有改观。全球性通胀压力的有增无减，一方面反映了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环境下，通胀预期风险使许多国家经济政策转向扼制通胀上，导致其经济增速减慢，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也随之放缓。

4．新兴经济体强劲复苏受到限制，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动力减弱。2011年在大宗国际商品价格高位振荡和市场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复苏则遭遇到不断升温的通胀压力，同样面临经济增速回落风险。为了加大抵御通胀风险的货币政策力度，许多新兴经济体选择了加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经济的强劲复苏势头；同时，由于新兴经济体被视为当前牵引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支撑着世界经济复苏，而新兴经济体强劲复苏受到限制也就削弱了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基于上述风险因素和发展变化，到了下半年，国际金融机构一方面发出风险预警，提示世界各国警惕世界经济陷入新一轮危机，一方面纷纷下调对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从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面看，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始终被发达经济体债务危和经济疲弱及失业率上升的阴影所笼罩，欧元区能否从债务危机的旋涡中挣脱出来？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滑局面是否能够有所改观？世界经济的走向又将怎样？这些答案的悬念需要时间做出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风险依然主要体现在：由于目前世界经济并未全面走出危机，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经济下行的风险始终没有排除，一有风吹草动便会“风声水起”。特别是欧美以及日本不仅经济复苏缺乏动力，而且均被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所困扰，这种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和债台高筑以及高失业率下的经济复苏，一方面必然使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难以维续，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其风险向全球释放，增大世界经济增速下滑的风险。事实上，根据上述分析和判断，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也是如此。在临近2011年底，不仅发达经济体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办法来保证其经济在2011年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而且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恐怕只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无奈选择了继续维持刺激经济的宽松货币政策，尚且不论宽松货币政策对发达经济体经济的修复和经济的增长是否有效，恐怕还会在全球范围催生新的资产泡沫，也会带来通胀风险的进一步上升，使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甚至有可能引发全球范围的新一轮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当然，前期国际金融机构对2011年和2012年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测还不能说是最终判断，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和最终的增长数据有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修正，但无论增速是上调还是下调，不可否认的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风险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仅从国际金融机构对世界经济增长预计数字来判断世界经济的前景显然不够充分，需要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面进行全面分析和理性看待，警惕世界经济复苏出现反复。

二、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

受希腊债务危机在欧元区蔓延以及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风险的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言论一度被大肆渲染。但到了2010年下半年，随着各国经济转危为安，曾经议论纷纷的经济二次探底言论渐渐淡出了媒体和人们的视野。但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只是被暂时欧债危机的缓解和各国经济的利好数据所掩盖。2011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日趋恶化的财政赤字与不断深化的债务危机导致其经济与金融风险进一步显现，其中尤以欧元区国家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而英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样也成为这场债务危机的高危国，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和经济波动对于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十分巨大。在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同时，使其信用等级下降和货币大幅度波动，从而也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再加上发达经济体国家普遍失业率得不到改善等多方面负面因素也渐渐显现出来。由此，随着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达国家普遍债务问题的爆出，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的不景气和失业率的高企，发达经济体下行风险再次显现，世界经济徘徊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由于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且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大，发达经济体债务和经济风险进一步加大，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不断上升，因此无论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的下滑还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强劲增速的减弱，不仅引起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而且一度消声匿迹的二次探底议论成为全球各界关注的话题，并又一次在媒体中升温。其中有不少言论指出，尽管经历了衰退和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已走上了复苏轨道，但毕竟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仍然缓慢且又脆弱，再加上发达经济体许多国家政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和债务风险深化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极有可能出现反复和下滑。

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进一步显现。首先，虽然美国经济有望进入危机后新的增长周期，但增长受到内需疲软和高失业率等因素影响将会有所减慢，美国失业状况要想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还十分困难，消费低迷仍将是美国难以走出的困局，为此美国则需要继续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刺激经济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不能排除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可能。即便美国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或许因宽松货币政策所排除，但不等于美国经济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美国经济的刺激将更加依赖于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一旦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也失去作用，美国经济将难免再度陷入衰退，世界经济也将会受到美国经济衰退风险的严重冲击。其二，在债务危机仍得不到有效缓解和救助机制不能确切落实的情况下，欧盟的经济复苏最有可能出现反复或剧烈波动，财政和债务状况的恶化将在较长的时期干扰着欧洲各国经济的恢复，甚至不能排除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的可能。由此可见，债务危机仍将是欧元区切肤之痛，受其影响欧洲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最为突出，甚至有可能将整个发达经济体拖下水。其三，虽然日本经济在前一段时期逐渐摆脱了长达近20年之久的衰退困境，但2011年发生的严重地震和海啸及其后的核泄漏危机，又将日本经济带入了一个既要恢复经济又要进行地震后重建的艰难时期。另外，再加上受日元不断升值和其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政府频繁更迭等负面因素影响，未来日本经济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也存在，其中也不排除出现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其四，尽管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大大好于发达经济体，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依然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素，世界经济的重心已逐渐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但2011年以来不断升温的通胀压力和全球范围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正严重阻碍着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复苏；此外，如果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必然也会殃及新兴经济体。同时，一旦美国强化刺激经济措施的力度，通过美元的新一轮贬值将其风险向全球转嫁，从而导致全球性通胀进一步上升，新兴经济体承受的通胀压力必将增大。从上述情况看，2011年经济二次探底的话题再度被各界所议论显然是针对发达经济体而言。虽然新兴经济体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需要警惕发达经济体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外溢，同时还需要防范输入性和内在通胀的上升，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的下滑。①

也有观点认为，虽然世界经济已经站在了二次探底的十字路口，但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并非渲染的那么大，目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复苏性增长阶段，复苏态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下滑对全球经济影响还十分有限，需要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危机，树立信心克服当前困难，世界经济依然有希望能够保持稳定增长。在2011年9月在中国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力排众议指出：关于经济会不会进入二次探底，我个人认为不会，全球经济在降速，特别是整个发达国家的速度下降得很厉害，比如说美国的经济以前预期大概2011会增长3％左右，现在看可能在1．5％到1．8％左右，所以整个降幅很厉害。同时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在下调，比如说印度、中国，但是经济还在增长，只是增长得比较慢。同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也认为：尽管欧洲债务危机情况确实比较糟糕，世界经济正经历新一轮波动，但今天的世界经济和2008年不一样，更为多元化，因此整个世界经济出现大衰退的可能性不大。此外，朱民不无担忧地表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危机中非常关键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果断和有效措施的话，滑入衰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同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也认为：大的经济体目前特别是欧洲的债务危机非常敏感复杂，很可能继续恶化，并很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可能这一次不是到底，还会继续走向衰退。如果解决好这也是一个平底锅的锅底，一个长期的、持久的、缓慢的复苏。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会引起另一次新的经济危机。

尽管对于世界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的看法和争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毕竟各界对经济二次探底或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后困境可能性存在的现实没有否认，忧虑也没有消除，各界的担心和国际机构发出的警示不是没有根据，媒体对经济二次探底的渲染也不是没有道理，部分经济界人士的言论也不能说是耸人听闻，防范和警惕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依然是世界各国需要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当然避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也不是不可能的事，2010年在各国积极努力下，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并未成为现实，如果世界各国再次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二次探底，依然可以避免世界经济再度陷入衰退。

三、艰虞之际的挑战与机遇

在当前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领域风险重重之际，不仅灼烤着发达经济体各高危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是一个挑战和机遇的选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中，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有难得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显然发达经济体需要的是摆脱债务危机和努力修复经济，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则不仅需要应对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经济下滑带来的冲击，同时也处在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未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展望世界经济前景又将何去何从？不仅是新兴经济体需要考量的问题，对其它各经济体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世界经济艰虞之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目前全球范围贸易保护主义十分盛行，这不仅对国际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严重危害，也严重威胁和影响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其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最明显，深受其害。由于导致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严重失衡的主要方面和原因是，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处在一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之下，使得各国间经济和贸易关系错综复杂，各领域争端不断增多。尤其是由于美国长期存在着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逆差，在短期内又难以改变这一状况，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对此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正在不断升温，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矛盾和摩擦将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相互间随时有可能引发“贸易战”。近段时期以来，全球范围各种贸易争端和摩擦有增无减，这不仅反映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也反映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和新兴经济体内部之间。二是随着各国经济复苏不同步和经济增速差距的扩大，主要各经济体间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协调出现严重分化，导致未来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增大。其中，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发行泛滥和竞争性贬值，一方面使全球范围的“汇率战”此起彼伏，另一方面使全球性通胀有增无减，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所面临的是不断上升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使得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得不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应对通胀的上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中，既面临着挑战也有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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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类健康；风险；指标体系；评估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55-05

《全球21世纪议程》指出：“如果没有健康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发展。然而大多数发展活动会影响环境，从而通常会引起或加剧健康问题。与此同时，如果缺少发展，也会对许多人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1]。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人类健康与发展的彼此联结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联合国千年计划》提出在2015年之前急需解决的八条发展目标[2]，其中完全关于健康的有三条（减少儿童死亡率、改善孕妇卫生条件、战胜艾滋病、疟疾等其他疾病），与健康部分或间接相关的有两条（根除极度贫困和饥饿、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这说明人类健康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急需解决的头等问题，人类健康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1 人类健康风险的解析

《世界卫生报告2002》中指出了人类健康面临的十大危险[3]：体重过轻、不安全的、高血压、烟草制品消费、酒精消费、不安全饮用水、不良卫生设施与卫生状况、铁质不足、使用固体燃料排放的室内烟尘、胆固醇过高、身体肥胖。每年全球5 600万死亡人口中，超过1/3是被以上十种危险夺去宝贵生命的。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人类健康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1 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环境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多种疾病都是由环境变化引起的。室内环境是与人们生活最密切的空间。目前世界上有超过30亿人仍然使用固体能源（包括木头、动物粪便、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能源和煤炭），使用固体能源的传统炉灶会导致室内空气高度污染[2]。《世界卫生报告2002》指出，世界上2.7％的疾病，是由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3]。

室外环境污染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得气候变暖，引起的全球气候格局的变化，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传染病的传播过程。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称[4]：全球变暖是影响人体健康的主要因素，贫困国家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中，约有1/5是因气候变化和污染等环境因素导致的，有数百万人因此而失去生命。在由气候变化产生的健康效应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传染病传播的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传染病（尤其是虫媒传染病譬如疟疾、血吸虫病、病毒性脑炎和登革热等）的传播过程。全球趋暖还将使海平面和海表面温度上升，从而增加经水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再者，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造成地球化学状况的变化，空气被各种有害物质污染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空气污染已成为肺心病、冠心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的重要致病因素。另一方面工业废水、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引起饮用水的污染，同时污染的水源还通过污染食物，尤其是农产品，从而使人体致病。

1.2 食物安全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目前世界上有超过8亿的人口由于食物不足而不能满足身体必需的能量需要。对于儿童来说，营养不良将直接影响他们的身体发育，甚至威胁到生命。发展中国家中5岁以下儿童中超过1/4患有营养不良症。营养不良与贫困是一对共生体，营养不良主要出现在经济落后的亚洲和非洲地区。[2]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02年发展中国家有饥饿人口8亿1 500万，比1990年少了9百万。但在情况最严重的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饥饿人口又增加了数千万。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低下是造成这一地区食物短缺的主要原因。[4]另外，水是生命之源，是否能够获得安全的饮用水，也是影响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世界上仍然有11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7％）不能获得安全饮用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情况更为严重，导致每年有180万人死于腹泻疾病[2]。水是生命之源。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发起致词中说：生活用水是有关人类发展和人类尊严的非常急迫的事情，世界的水资源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线，事关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1.3 疾病流行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各种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蔓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从25年前第一次被发现至今，艾滋病已经成为造成人类死亡的第四大杀手。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 000万人死于艾滋病。到2004年底，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的约有3 900万人。疟疾大约每年夺去100万人的生命，有研究表明，疟疾的发生已经造成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降低1.3个百分点。曾经一度被人类战胜的肺结核，由于抗药性和艾滋病造成的人体免疫力缺失，又开始死灰复燃。另一方面疾病的传播渠道难以控制，不良生活习惯、不安全、缺少清洁的卫生设施等造成疾病迅速蔓延，难以有效控制。一些主要疾病，比如腹泻、血吸虫病和沙眼等可以通过粪便污染进行传播。目前世界上大约有26亿人（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一半，世界人口的42％）没有清洁厕所和其他的卫生设施，从而更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2]

1.4 医疗保障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医疗保障是保障人类健康的最后一道屏障。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世界各国的医疗状况存在很大差距。世界平均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0％，绝大多数国家都低于这一水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比如，美国这一比例高达14.6％，利比里亚仅为2.1％。人均卫生费用世界平均水平为524美元，低收入国家仅为29.4美元，高收入国家却高达3 039.3美元。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卫生费用和卫生费用占GDP的比值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医疗卫生资源来看，世界平均每一千人拥有1.5个医生，而高收入国家为3.8个，低收入国家仅为0.4个。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大都有比较成熟的医疗保险体系，使得对人类健康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

2 人类健康风险指标体系的建立

为了对全球人类健康风险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在对人类健康风险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对全球的人类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测度指标的选择是评价人类健康风险的前提。在选择指标时，要遵循以下原则：

（1）全面性和综合性。人类健康风险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因此我们选择的指标要能够体现人类健康风险的主要方面，要遴选能够反映人类健康风险的关键指标、敏感指标；

（2）国际可比性。进行人类健康风险评价，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通过评价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因此应尽量选择国际通用的指标，保持比较统一的统计口径；

（3）独立性。可以反映人类健康风险的指标有很多，但部分指标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会出现重复现象，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独立性检验，通过剔除、合并等方法保证所选指标的独立性；

（4）量化原则。建立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通过计算获得一个量化的评价结果，因此在选择指标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可以从国际权威数据库以及国际重要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中获得数据的指标。

（5）简明实用。在建立指标体系过程中，所选择的指标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否则会使指标体系十分繁杂，不便操作，甚至操作失灵。因此，合理、正确地选择影响人类健康风险的核心要素，选择有代表性、可比性、独立性、信息量大的指标是构建高效、系统的指标体系的关键；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最终设计了包括最终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要素层四个层次的衡量全球人类健康风险的指标体系(见表1)。

为了保证综合评价的客观性，各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5》（WDI 2005）[5]，世界卫生组织的《World Health Report 2004》（WHR 2004）[6]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银行（WB）与世界资源研究所（WRI）联合的《World Resources 2005》（WR 2005）[7]。

3 人类健康风险综合评价方法

3.1 评估样本的选取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操作简便易行，同时保证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映全球人类健康风险状况，我们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评价。国家的人口总量是我们的主要选择依据。我们首先选取人口总量在世界上排名前60表1 人类健康风险指标体系

位的国家，然后综合考虑国土面积、人均GNI（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等因素，同时考虑样本国家在全球各大洲的分布情况，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再剔除数据缺失较多的国家，最终选定40个国家。从地理分布状况来看，全球各大洲都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入选，其中亚洲11个，欧洲11个，南美洲5个，非洲9个，大洋洲1个，北美洲3个。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这40个国家中，人均GDP(PPP美元)最高的是美国的37 750美元，最低的是坦桑尼亚的620美元。0～5 000美元之间有13个国家，5 000～10 000美元之间有12个国家，10 000～20 000美元之间有5个国家，20 000～40 000美元之间有1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总量占到世界的80.6％，国土面积占到世界的70.4％，各大洲的分布情况如下：亚洲：11，欧洲：11，南美洲：5，非洲：9，大洋洲：1，北美洲：3，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2 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指标值的计量单位各不相同，为了进行综合评价，需要对指标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考虑各种无量纲化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条件，我们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对数据的标准化方法[8]：设指标的原始数据为xi，处理后的标准值为yi，根据指标属性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转化公式：

3.3 指标合成

各种影响因素对人类健康风险的作用机理是非常复杂的。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影响人类健康风险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肯定是有差异的，但从全球来看，同一种因素在不同国家中的重要性也是有所差异的，因此我们很难客观地确定各个因素的重要性。权衡各种指标合成方法的优劣，我们认为采用等权处理能相对更好的反映全球的人类健康风险状况。所以在综合评价时各层指标的合成我们均采用等权处理，即取简单算术平均值，逐层合并，最终得到各国的人类健康风险指数。

4 人类健康风险评估的结果与分析

按照上述方法，我们对40个样本国家的人类健康风险定量评估结果如表2所示，指数越大表示风险越高，指数越小表示风险越低。

通过聚类分析我们将这40个国家按照人类健康风险指数分成四类(见表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体来看，发达国家人类健康风险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人类健康风险较高，人类健康风险与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密切关系。人类健康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国家室内空气污染严重，食物不足，缺乏必需的安全饮用水，多种传染病流行，而且由于经济落后，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更加剧了人类健康风险；在经济发达地区，人类健康风险相对较小，主要是由于工业化，造成室外污染比较严重，但这些国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加大了环境治理和产业改造的力度，在这一过程中，很多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欠发达国家，虽然对于改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却又加大了这些地区的人类健康风险，实现了人类健康风险的转嫁。各国的发展走入了一个怪圈，经济越发展，人类健康风险相对越小，而经济落后，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善人类健康状况，从而使人类健康状况更加恶化，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通过分析人类健康风险和人均GNI（国民总收入）的关系（见图1），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健康风险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人类健康风险的高低；同样，人类健康状况的好坏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是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基础，人类的健康可以促进经表

2 人类健康风险评估结果

Tab.3 Clustering result of human health risk

项目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国家数目1111711国 家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喀麦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坦桑尼亚、泰国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埃及、伊朗、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波兰、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乌克兰、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美国人类健康风险0.8230.5780.3270.187环境污染风险0.5850.6370.3510.368食物安全风险0.9480.3680.1010.009疾病流行风险0.7660.4890.2220.060医疗保障风险0.9950.8190.6350.309特 征环境污染风险次高，其余风险都是最高环境污染风险最高，其余风险次高环境污染风险最低，其余风险均次低环境污染风险次低，其余风险均最低

济的发展。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均GNI低于1 000美元的国家，人类健康风险都较高（0.5以上）；人均GNI大于3 000美元，人类健康风险都较低（0.35以下）；人均GNI 处于1 000～3 000美元时，人类健康风险波动较大，中国正处在这一区间，对比发现，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的人类健康风险相对较高。人均GNI低于1 000美元时，国家的财力还不允许大幅度改善人类健康状况，因此，人均GNI1 000～3 000美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样也是一个国家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国家很容易陷入单纯发展经济的“陷阱”，忽视人类健康问题。这一阶段，国家应努力改善人类健康状况，降低人类健康风险，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否则必然会影响国家下一阶段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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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经济走向 经济学类毕业生 就业

2015的世界经济走向犹如乘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尤其在年末，原油价格低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股市的慢熊表现使世界各大经济体都不得不以悲观的态度来看待2016年的世界经济。而在世界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受世界经济走向的影响，为了更好的提高经济总体水平，我国正踽踽独行在去杠杆去泡沫的崎岖征途之上。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不少小微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在这场暗流中不幸触礁导致沉灭，也有部分大企业在改革的阵痛中艰难前进。而世界经济下行走势所带来的最明显的副作用莫过于对毕业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学类的毕业生。如果说世界经济走向把握着就业走向，那么对于经济学类而言，世界经济走向几乎掌控着他们就业的“生杀大权”。而在这其中，来自独立学院的经济学类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更是难上加难。为了了解世界经济走向究竟对经济学类毕业生造成什么的影响，笔者以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为例，展开了以福建省为主要范围以调查问卷、走访等一系列形式进行调查研究，试图找到答案。

一、世界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根据我国教育部的权威统计，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将高达749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这无疑给原本就难实现的就业现状更为沉重的一击。经济学类专业作为热门专业，一直以来都受到广大学子及其家长的青睐。不少高考学子将经济学类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专业，还有一些本科毕业生选择跨专业报考经济学类的研究生，更有甚者选择考取外国的经济学院进行深造，这使得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就业不景气的今天，人才市场上的经济学类毕业生供过于求，总体CIER指数小于1，就业市场竞争趋于激烈，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待业情况。而对于独立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更加凸显了他们的劣势，使得他们在就业大军中常处在下风。

独立学院由于知名度低，师资力量不够雄厚，入学门槛较低，社会认可度不足导致它们的学子在就业过程中常常碰壁。为了得到切实的证据，我们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势对福建省各独立学院的经济学类学生展开了真实可靠的问卷调查。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在这大规模的待业情况中，来自独立学院的经济学类毕业生所占比例要远远的高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在回收的487份有效问卷中有74.13%的学生认为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情况下想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有近八成（80.49%，79.06%）的学生认为经济类学生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于能力素质和学历层次影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79.6%的学生认为经济对于毕业生的影响主要在于集中于就业类型，同时有80.08%的学生认为经济类专业太过热门，竞争太过激烈也是影响就业问题的主要来源。而有79.88%的学生认为就目前状况来看独立学院的经济类毕业生就业前景比较一般相较于其他公立学校还存在较大差距。

我们以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为例，2014年学院开设三个经济学类专业包括金融学、金融学（国际金融方向）及国际经济与贸易。毕业生为527人，占全院毕业人数的23%，其中金融学总就业率为92.7%，国际经济与贸易总就业率为97.71%，就业总体水平较高。

2015年学院经济学类应届毕业生558人，较2014年增加31人，占全院毕业生总人数的24.2%，较上年增加1.2个百分比。其中金融学毕业生就业率为92.92%，较上年提升0.22个百分点。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毕业生就业率为97.71%，同上年持平，就业水平较高。

总体而言，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的经济学类毕业生就业水平较高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但笔者不得不提出质疑，在如此之高的就业水平之下，就业质量又能否得到保证呢？

二、世界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目前，世界经济仍处在低谷，许多经济学类毕业生不得不放低眼光，以就业质量来迁就就业水平。不少应届毕业生为了顺应经济及市场的大潮而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甚至打乱了他们的就业规划。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学子在家里的帮助下获得与专业不符的“稳妥”工作，前途迷茫无望。而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毕业生则选择加入北漂、沪漂、广漂的大军中，与千军万马共渡独木桥，睡地下室。这些待业青年为了拥有一定的薪酬收入而选择工作稳定性低，工作安全性差，工资水平低且工作强度大的工作，这使得他们最基本的身体健康都得不到保障，更别提所谓的工作质量了。这些年随着我国的改革深入，经济水平得到了增长，伴随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五大支付货币的位置，一些由就业质量引发的问题更是在悄然萌芽后开始爆发。近年来，企业员工因工作压力跳楼自杀、年轻工作者过劳死、频发的矿难等一系列意外使人们终于开始重视工作质量的重要性。然而对于就业大军中的困难户――经济学类毕业生来说，能够拥有一次就业机会要比所谓的就业质量要来的重要，这便使得绝大多数的经济学类毕业生尤其是来自独立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的就业质量要比其它专业的毕业生来的低。

三、世界经济对毕业生就业心理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逐渐趋向一体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世界经济的重心从生产行业向科技行业转移。在“互联网+”的跨界合作理念的不断推广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互联网产业作为新型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而加大了就业市场对高新科技人才的需求量，间接造成了经济学类毕业生的就业难，使不少经济学类毕业生由于对新型产业的不了解在一次次面试中碰壁，这打击了他们的就业信心以及创业热情。

对于当今经济学类毕业生来说，他们在校所学习的都是过去的经济和前人的经验，在没有与眼下现状结合起来时都可谓是纸上谈兵，哪怕课业再好在实战中也不能获得先机赢得胜利。这样的学习方式让绝大多数学生在初入社会时因现实与理想不符造成了他们暂时的就业迷茫与就业失利，致使他们丧失了就业的决心，消极的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规划。

四、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经济学类毕业生因世界经济影响所造成的各种阻碍，针对上述的分析结果，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社会层面。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大小是影响财政支出就业效应的关键变量。既要发挥财政政策的短期刺激作用，更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同时作为宏观调控的控制者，国家应当看到眼下的就业现状，明确就业改善的目标，同时应成立专门的大学生创业指导部门，为想创业的大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应加大对大学生创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同时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以降低创业风险。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应充分发挥网络的信息引导作用，建立专门的服务性网站，从而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帮助。各地的人社机构应当重视就业质量问题，对已经就业的大学生进行定期回访，了解他们的现状便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一些相关部门应该与所在地的高等院校加强交流合作，给校大学生普及目前的就业状况，提供就业新的就业思路，加大国家就业政策的宣传，使大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明确了解就业市场动向，做好应对就业难题的充分准备。由于人力资本与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政策绩效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针对具有不同“资本存量”的大学生群体从政策层面建立起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长效机制，对不同群体大学生就业进行合理引导和政策支持，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日益紧张的大学生就业压力[2]。

其二，作为毕业生的直接领导者――高校应该在引导毕业生就业层面下功夫。高校应该设立就业创业办公室，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前提下，结合教育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开办就业创业公选课，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做好职业规划，调整心态，了解各种有关就业的咨询，掌握求职择业的方法和技巧，从而顺利毕业走向成功。同时，应当根据各个专业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重视实践课的展开，从实际出发，提前积累就业创业的经验，为之后的职业基础打下扎实的基础，用可靠的硬件条件来面对就业挑战。

其三，大学生应该用正确的心态面对就业创业。2015年末，舆论的“失业潮”，“唱空论”打击了毕业生的就业的信心和创业热情。作为大学生，应该在社会与学校的帮助下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明确自身的职业定位，制定适当的职业生涯实施方案，及时根据现状对职业生涯规划进行评估与修正，更应该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直面就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充满信心。同时要建立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一个具有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择业者，会把为社会服务放在首位；一个好逸恶劳甚至心灵肮脏的求职者，往往把自己的择业观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之上，也不可能兢兢业业地勤劳致富。而作为经济学类的毕业生，尤其是独立学院的毕业生，在竞争条件处在劣势的情况下更应该主动降低自己的就业定位，在保证就业质量的前提下先就业再择业。同时应该主动了解就业的动向，明确国家政策以及国家权威机关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向的预测，譬如此次两会中无论是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人社部负责人的发言中，都透露着许多和就业形势有关的“干货”，为自己谋得先机，获得更好的就业创业机会。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的走向对于当代大学生尤其是经济学类毕业生的就业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人定胜天，只要自身能够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不打无准备之战，笔者相信在这场就业与世界经济的博弈里终会响起胜利的号角。由于此次调研时间较为紧张，作者的水平能力有限，许多内容没能进一步深挖，文中的疏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海涵以及批评指证，以便笔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指导老师：魏鸿玲）

参考文献

[1]郭新强，胡永刚.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J].经济研究，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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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顶送给中国的“高帽子”实在是够大的。不过，相信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拿它当真。这也许应该要感谢赵本山大叔，因为正是他让国人认识了“忽悠”，也让国人明白自己被一次次地“忽悠”过。所以，当“高帽子”送上时，人们很容易就把它与“忽悠”联系在一起。因为就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说中国经济“世界第一”，那实在是开国际玩笑。如果保持一份警惕性的话，这其实是一种阴谋，是在“捧杀中国”。

中国经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显然都论不上“世界第一”。《瑞典日报》的文章称中国经济“世界第一”，那其实是经过“技术处理”的。这个排名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尽管可以消除各种人为操纵汇率的情况，但这种测算方法和现实情况相距甚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影响价格的诸多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核算体系中所选取的指标也有差异，不同国家、地区有很大不同。由于中国人口比美国要多4倍，因此，无论是按购买力平价还是按现价计算的GDP，其结果都会显示出中国GDP超过美国。但这种中国经济“世界第一”与其说是计算来的，还不如说是“算计”来的。

实际上，即便计算方法没有问题，中国经济在整体规模上真的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由于中国是人口大国的缘故，所以人均GDP还是非常低下的。以2013年的数据为例，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6629美元。尽管这已经是差不多30倍于1980年的数字了，但跟美国的人均51200美元比，还差很远。即使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达美国这个数字最乐观的估计也应该到2049年之后了。所以，就目前的经济状况言中国经济“世界第一”，实在令人贻笑大方。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存在很大问题。美国是创新型经济的代表，自由市场经济引领着全球高科技的发展，中国则刚刚处于转型之中，传统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当前的中国经济几乎被房地产所绑架，这明显是远离健康发展轨道的。一方面是房价越走越高，国人越来越买不起房，甚至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房，而买了房之后，国人一辈子就没有了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还在积极助推房价，因为除了卖地，各地方政府就没有了财政收入来源。而这种推高房价的做法无异于是在给中国经济吃“白粉”，即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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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装；设计；风格；趋同

中图分类号：TS9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现代世界多种文化混和的现象更是几乎在每个国家都能看到。在中国，我们能看到西装、牛仔裤的普及，超短裙露背装的认可，还有这两年非常流行的波普风格的服饰；在美国，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的旗袍、印度的莎丽、非洲的短裙、蒂罗尔的帽子、中东的长袖袍等各式各样的服饰。

郭沫若说过：“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中国与西方国家从古至今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存在这很多的差异。这和各自的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20世纪以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势显著加强。这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更为紧密的交流，必定能引起双方的交融。交融可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各方面，也会很深入的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一、思想意识上的趋同

中西方文化的基本状况截然不同，这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差异。进入80年代后，在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人们在思想意识上也表现出趋同，这主要是中方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在服装上的表现主要是：第一是，表面的平等化趋向。社会阶层观念在表面上表现的平等。既使是高喊无阶层的今天，金领、白领、蓝领等所谓阶层依然存在，但在表面上依然是平等的；第二是，标识的“反象征”趋向。社会上层对下层的摹仿怀旧装、乞丐服、职业休闲装、休闲装等服装受到大众的普遍接受；第三种，审美观上的变化。当今世界提倡简约化、抽象化、人性化、价值化，人们的审美正不不断的变化；第四种，服装性意识的开放。

中西方文化意识的基本状况截然不同，这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差异，而最大的差异就是性意识的差异。中国讲求含蓄温柔的东方美，而西方追求性感美。21世纪的中国大众，性意识的开放成为很明显的一种进步。服装性意识的开放也很大的影响着服装设计风格的变化。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一切根源于经济，中西方服装设计风格的趋同亦是如此。 经济的发展带动着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多元化，科技的高速发展，将全球连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交流网络系统。特别是进口与出口业的发展，使中西服装的交融有了更为直接的方式。现代交流与融合区域的广泛性和便利性，使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兴起的某一服装形态、

服装款式很快的流传至世界各个区域，因而各国的时尚呈现出相当的共同性特征。历史、军事战争、政治、经济的发展等客观因素，使中西方服装发展的趋同方向成为必然！ 同时，中西服装设计风格还受到文化交流的影响 古今中外，关于“文化”概念的含义真的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无可厚非的，那就是文化指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侠义的讲文化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各国文化在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影响中求得共同的繁荣与发展。

在绘画方面，西洋画与中国画同时为世界的绘画者们去学习。由于大多数服装设计师都是绘画出身，绘画的艺术修养对以后服装设计的进行和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影响；音乐的流行方面，摇滚乐与中国民族音乐的精髓以及明星穿着都对大众的着装有着很大的影响；另外，影视是服装文化演变的一面镜子，单从奥斯卡的明星着装就足以见出世界最前线的流行趋势；再者，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展也将服装文化的发展做到世界范围的最快最广的交流。有人说当今世界是信息竞争的时代，传播业的发展，是人们不仅能最快的感受到世界范围内的时尚潮流，也使设计师们能以最快的方式传达他们的最新意识。

中西服装设计格格的趋同还受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现代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国旅游、出国旅游、移民成为一种时尚和流行，各国人民对异域、异民族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认可。中西方文化的基本状况截然不同，这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差异。进入80年代后，在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服装环境正向趋同方向发展，同时也大量表现出这种趋同心态的服装和着装方式的不断涌现！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的服装业比较发达，服装品牌也较内地成熟。由于其长期处于殖民地，受方国家的影响较大。文化意识、生活方式等都已经是西化的，在服装的在设计上也不例外。这对中国本土品牌的发展有很好的带动作用。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服装文化起步晚，但却有着很好的国际环境和发展前途。北京、上海、深圳、温州等地的服装品牌较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另外，国内较著名的品牌在设计上也是紧随世界潮流，对中西方的服饰文化的交融都有着很好的运用。但从总体来看，西方的服饰文化仍然在世界上起着主导地位。中国的服装的设计仍是追随和学习着中西方，趋同状态更加的明显！设计师在设计风格形成中起主导作用。

无论是流行创造了服装设计师们还是服装设计师创造了流行，服装设计师对服装文化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服装设计师的设计素材与灵感可以来自非本国、非本民族的广大国家和地区，他们擅长于从异域、异民族的传统中吸收设计成分，使自己的创作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共通的魅力、感召力。中西方国家的设计师们密切交流、相互学习，西方高度发展

三、综述

中西方现代服装，从设计的角度分析，虽然西方的服装仍然在世界上起着主导地位，中国的服装的设计仍是追随和学习着中西方，但双方都有互相学习和运用，趋同状态更加的明显！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西方的服装业无形的控制了中国的市场状况，使中国的服装市场紧随着西方的国际大品牌。但是，西方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也被中国市场所渗入，双方都是在相互影响其市场状态，在趋同中寻求更多的发展。

2002年波普（POP）风有西方各国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服装市场的泛滥，以及在其他国家的风行，足以证明服装的设计风格也在国际一体化。从消费者的角度，虽然中方在体性特征、审美观、消费观等方面与西方差异，在一定的时期内以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为主，但西方来华留学生、定居者的增多，都可见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重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人民总体素质的提高、中西交流的加强，中西方的差距也在逐步拉近！

综上所述，中西服装设计风格，自古代在文化上的交流就已经为现代的趋同奠定了基础，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交流，形成了一个：由西方学习中国!西风东渐!西方吸收东方―相互学习―融合―逐步趋同状态的发展过程，纵观当今服装世界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同状态必将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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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篇13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篇14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